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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山》讲述的是党从井冈山派柯湘到湘赣边界的杜鹃山领导一支农民自卫军。途中柯湘被捕,恰巧被自卫军营救。自此,柯湘担任了自卫军的党代表。她宣传党的阶级政策,团结群众,不断扩大武装。地主武装头子毒蛇胆勾结自卫军中的叛徒温其久,抓住雷刚的义母,诱雷刚下山,妄图一举消灭自卫军。柯湘识破敌人毒计,主张用敌进我退的办法,会合主力,粉碎敌人的进犯。雷刚不听劝阻,莽撞下山救母,结果中计被捕。柯湘率尖刀班救出雷刚母子,清除了叛徒。改造了这支自发的农民自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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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京剧《杜鹃山》音乐作曲技法
《杜鹃山》是现代京剧的经典之作,深受广大观众喜爱。该作品以传统京剧器乐为基础,运用西洋管弦乐队,在增强作品的层次感和立体感的同时,也提高了作品的舞台艺术表现力,有着自身特有的作曲技法,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下面将以唱段“家住安源”为例,分析《杜鹃山》的音乐作曲技法。
(1)唱腔结构。第一小节、第一拍两个音拆分。第二、三、四拍为强拍,与传统反二黄相比而言,“家住安源”在结构和节奏上出现变化,拉宽传统骨干音乐1―2倍。第三小节和传统秦香莲唱腔第二小节完全相同,第三小节节奏后移一拍,加入一拍主音,引起了节奏变化,使之形成新的旋律唱腔结构,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有利于增强演奏效果。
(2)旋律分析与乐句划分。第一句是反二黄中三眼,并分为两个小句逗,每个句逗分为不同的小节,其功能和音阶略有差异。第二句共五小节,每个小节都没有句逗,中间不存在停顿,演奏连续进行。第三句结构简单,一共四小节,演奏也是连续完成,旋律线上扬。第四句为联体句形式,分为四个小句逗,强调的是主功能。
(1)反二黄原板。节奏从快开始,然后逐渐变慢,旋律最先为高音区,然后迅速下降,停顿在主音上,高音区由弦乐全奏式密集和声振音、小提、中提、大提低音提琴组成。正是这些多种音的混合及组成,从而形成鲜明特色,音色较浓,形成紧张、急促的特征。并且在演唱时有琵琶和键笙的加入,使音色变硬,旋律更加清晰,形成独特的演奏风格。前奏展示主题,大乐队伴奏为主,运用散板式过门。主和弦长音引入反二黄中三眼唱腔,增强音乐演奏的清晰度。第二小节改为长和声,具有轻快感和层次感。第六小节开始音色软化,旋律清晰,第九小节由三大件独立伴奏。14小节第二句是落音,与之前过门形成对比,为第三句唱腔做好准备。16、17小节音色尖锐、紧张,26小节为最后一节,为三拍弦乐长音和声,演奏简单,并且容易控制旋律节奏。
(2)二黄摇板。摇板一共26节,演奏过程中,由于在三大件、唱腔的支持下,起到辅助和烘托作用,也确保了演奏顺利进行。二黄摇板2/4节拍,中速稍快,第一句61―77小节,第二句79―86小节,并各分为四个句逗。四个不同句逗旋律不一样,与前面句逗形成对比,因而运用反二黄原板旋律动机,从而有利于演唱顺利进行,确保演奏完整性和统一性。
(1)反二黄原板。27―29小节后板式转为二黄原板,2/4节拍,中速。在剧情变化影响下,速度出现变化,伴奏织体转为密繁,采用全奏式,有利于促进演奏顺利进行。内声部节奏根据旋律进行,旋律较宽松,变化时快时慢,具有节奏感,从而有利于提高演奏效果。
(2)二黄摇板。61小节过门音和唱词强拍形成交替,62小节变化紧缩,有四拍拖腔,与过门呼应。63小节弦乐组加琵琶、和声节奏。64小节节奏前八后十六,强拍音不断变化,增强流动性。71小节木管组闯入,76小节铜管组进入,78小节乐队全奏,81小节主题音乐出现,86小节过门后过渡到原板。
(1)调性结构与落音。流水转到A大调,板式存在西皮风格。104小节转为流水,1/4节拍,快速。从117小节开始,节奏、速度出现变慢趋势,并过渡到散板。到119节为散板。
(2)旋律分析。在摇板两大句中,与前面的结构存在不同,具有自身显著特征,板式结构出现变化,与前面反二黄明显不同,存在较大差异。为确保唱段完整和统一,二黄摇板开始段采用反二黄原板旋律动机。乐队三大件与弦乐伴奏,119小节转为散板,120―121转为流水半终止,至125全句结束。
(3)乐器使用。119小节用木管、三大件、琵琶、键笙等;120用小节管铜;旋律用三大件、琵琶等;和声用键笙等。该组合方式考虑演奏需要,对乐器使用先后有合理安排,确保演奏效果。122小节独唱,123小节长音和声。结束句主要为键笙,音量高,音色尖锐,紧张。
(1)前奏。第一个音无限延长,弦乐声部和弦双音振弓十琵琶,十键笙,旋律声部与和声声部略有差异,形成不同的演奏效果。乐队运用弦乐和两件民族乐器,演奏时没有使用其它乐器,音量较小。该段采用键笙与和声,增强弦乐音色,同时琵琶具有刚硬的音色,使得乐队音色具有颗粒性。第三小节演奏和弦长音,最高音在小字组E上。
(2)中段。唱腔从中部55小节开始,乐队全奏式。旋律声部主要为三大件和琵琶,使用较多乐器演奏,音量较大,音色坚硬透明。和声声部以低声部弦乐为主。两小节后进入念白过门,接着再次主题反复,62小节进入摇板,间奏、唱腔、过门融为一体。
(3)尾声。125―130全曲结束,主题音乐完整再现,该部分采用大齐奏方式,与前两次主题音乐不同,相互形成鲜明对比。由于尾声采用完全式大齐奏,音域很宽,高音区到极限,音色尖噪,音响刚劲、丰满、厚实。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同时也有利于增强结尾部分的感染力。
综上所述,唱段“家住安源”既有传统京剧艺术风格,也运用现代西方作曲技术。通过采用这种创作方式,不仅保持传统京剧艺术特征,还融入了现代西方音乐特色,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也形成了《杜鹃山》特有的风格和艺术特征,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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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它起源于政治诉求,从以往的艺术底本中汲取养料,运用政治性话语,通过塑造“高大全”的典型英雄人物,表达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赞颂。其作为“”文学的主导形态,日渐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传统京剧的式微反观“样板戏”在艺术上的成功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进入21世纪以来,被称为“国剧”的传统京剧日益失去观众,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不外是节奏缓慢、念白难懂、表演过于专业、内容落伍于时代等原因。而上个世纪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推向高峰,风靡一时的“样板戏”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本文抛开政治背景,从纯粹艺术的角度,对“样板戏”在加快节奏、弱化专业表演、改革故事内容等方面进行分析,试图为传统京剧走向现代京剧、赢得青年观众找到一条途径,再现京剧的辉煌。
我们所说的传统京剧是指起源于乾隆55年由四大徽班进京而形成的中国戏曲曲种。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京剧已经完全成熟,不仅流派纷呈,名家辈出,而且剧目繁多,自成体系,有着极强的表现力;与地方戏相比,京剧呈现出一种无法抗衡的恢弘、大气的气质。在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京剧有过多次辉煌,最终被称为国粹、国剧,不仅深得中国观众的热爱,就是在世界顶级剧坛上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但是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进入21世纪以来,京剧一直在走下坡路,虽然几经振兴,也有过像《曹操与杨修》《廉吏于成龙》《华子良》等比较有名的现代戏,但是总体上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
从艺术种类的角度说,让戏剧这种艺术形式与快节奏的电影、电视剧甚至网络剧相抗衡,那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所说的“京剧的式微”是把京剧放在“戏剧”这个角度上来看的,也就说是,即便是从戏剧这样一个舞台表演的艺术形式上说,传统京剧存在的落伍于时代的弱点也是不可忽视的,甚至是不可回避、必须改变的。那么,京剧
脱离时代、落伍于时代的原因在哪里呢?
毫无疑问,首先是缓慢的节奏。
戏剧与其他文学艺术形式不同,它由演员扮演角色来当众表演故事,在声光电等现代设备没有发明之前,无论是念白还是演唱,要想把声音传到观众的耳朵里,必须适当地放慢节奏,所以,无论是西方的话剧还是中国的京剧,与现实生活相比,“说”和“唱”的节奏都要慢很多。而京剧,因为起源于中国农业文明的乡村,成熟于皇宫内院的封建都城,这种戏剧上的缓慢就更加明显。一个角色在小锣的伴奏下从后台走到台口,亮靴,理髯,抖袖,念定唱诗,一系列规定的动作做完,至少十分钟以上。在生活节奏缓慢的过去,这样的开场有静场、聚拢观众、示意正式故事即将开始等作用。但是,在声光电设备俱全、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的今天,这样缓慢而安静的开场不仅起不到聚拢观众的作用,反而会使观众分心。而京剧因为在形成过程中深受皇宫的影响,特别要突出端庄、大气的风格,所以,在整体的故事推进速度上也是相对舒缓的,这种舒缓、悠扬的节奏与现代人的生活速度实在无法对应,年轻观众看不下去,也就可以理解了。
其次是念白。
京剧的念白以韵白为主,辅以京白,但是无论是韵白还是京白,都不是某一个地区的方言,即便是京白,也不是北京的方言,而是经过改造过的、一种京剧式的、接近北京方言的念白方式。而韵白更是不可思议,它是明代中原地区形成的一种通行语音,又叫做“中州音韵”,后来随中原向湖北、四川的移民被带到了西南地区,融合了当地土话,形成了后来的西南官话。也就是说,京剧中的韵白不仅不是某一个地区的方言,而且在现今早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用韵白念白是传统京剧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在音高、音质、音步、起音、拖音等方面,都有着极为复杂的规范,仅一个“笑”字,就能细分好多种。而且,一些字的发音与现代汉语的发音在声韵上完全不一样,比如“脸面”的“脸”,韵白发音是“jiǎn”;“呐喊”的“喊”,韵白的发音是“xián”;至于“鞋”“街”“越”“北”“书”“说”等等,都与现代汉语发音相异。戏剧是由对话和唱腔来完成故事推进和人物塑造的,如果无论对话还是唱腔,观(听)众听都听不懂,为此还得做“语音扫盲”的前期准备,那么观众流失就是必然的了。
第三是专业性质较强的演出方式。
京剧的演出方式专业性很强,比如水袖,怎样是表示悲苦,怎样是表示失望,怎样是表示愤怒,怎样是表示惊恐,都极为固定且专业;再比如角色表示睡后醒来,具体动作是,双手手心相对,摩挲旋转,再在眼睛前方缓缓打开,再将左右手的拇指与中指相对、弹出。又比如舞台上旗子的运用,《西京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转石
成雷……”这样的舞台效果在现代舞台上并不难制作,但是在不具备声光电技法的过去,所采用的手法是以云形的旗子来展现,演员举着云形的旗子,背负着圆形的石球,在台上来回穿梭奔跑,以表示“云起雪飞”和“转石成雷”。这些固定而专业的动作,是在京剧漫长的形成过程中逐渐完成的,因此,观众从不懂到接受再到完全理解,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虽然专业性很强,因为过程是渐进的,所以不至于无法理解。但是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这个渐进的过程没有了,一下子接受起来,完全处于懵懂状态,除了觉得滑稽好笑之外,感受不到其中的真正含义。
第四是京剧的内容,或者说它所要表达的主题。
和上面三个问题相比,这个问题是最难解决的,京剧形成于农业文明的乡村,后成熟于皇宫内院,其故事人物多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其主题更多的是历史更替,皇权至上,劝贞劝善,忠孝节义,伦常宿命,等等。对于现今的年轻观众来说,这些人物和内容是遥远的、陌生的,更主要的是有违公民社会的基本精神的,是荒.唐的、可厌的。比如《三娘教子》,一个男子有三个老婆,上京赶考途中渡水溺死的消息传来,大老婆和二老婆抛弃亲生儿子立马改嫁,唯有最年轻的小老婆发誓守节,抚养不是自己的孩子,这分明是在宣扬“节烈”思想。再比如《赵氏孤儿》,剧中的韩厥将军、公孙杵臼、程婴之子、程婴等,之所以为赵孤或献出性命,或忍辱负重,原因是赵盾一家是忠臣,迫害赵家的屠岸贾是奸臣,而造成奸臣杀害忠臣的昏君,则不予考虑,分明是在宣扬“国君可以是昏君,大臣绝不可以是奸佞”这样的“愚忠”思想。这些主题与当今社会的主流思想是格格不入的。而且,这些故事还很难改动。天津京剧团曾经将《三娘教子》中的一个男人三个老婆,改为兄弟三人各有一妻,“三娘”实际是“三嫂”,不仅从逻辑上站不住脚,而且老观众不买账,新观众不认可;而陈凯歌改编的电影《赵氏孤儿》最终失败,原因也不外乎如此。 总之,缓慢的节奏、难懂的念白、过于专业的表演形式、远离时代精神的内容和主题,是导致传统京剧得不到青年观众认可的主要原因。那么,传统京剧是否就这样“死”下去?有没有方法使它进入现代的表演模式,以赢得当今更多的青年观众的喜爱?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的所谓“样板戏”似乎给了我们些许启迪。
“样板戏”是一个很不规范的称谓,准确的概念应该是现代京剧。现代京剧是指相对于传统京剧和新编历史剧而言的现代戏,它以京剧的形式来表现现代人的生活,服装、道具、念白、脸谱都较为现代。“样板戏”的称呼发端于1965年4月27日江青接见《智取威虎山》主创人员时的谈话,第一次提出了“三块样板”的说法,即《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之后的1966年11月28日“中央“””小组组长康生又增加了《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和交响乐《沙家浜》,“八个样板戏”一名正式确定下来。
“样板戏”诞生于上世纪的特殊年代,有着极为浓厚的政治色彩,曾经风靡一时。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涉及它的政治背景,不去考虑江青等人出于政治目的的干涉,仅从“传统京剧如何走向现代京剧”这个角度上说,那么,“样板戏”在艺术上无疑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首先是节奏。
比起传统京剧,“样板戏”的节奏要快得多,无论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还是《沙家浜》《海港》等,其故事情节要远远复杂于传统京剧,但是这些剧目无一不在两小时左右完成。而加快节奏的主要方式是两个,一是对白,二是音乐。
“样板戏”的对白既没有采用京白更没有采用韵白,而是吸收了话剧的对白方式,在普通话的基础上加以京剧式的修饰,在保持节奏感和音乐感的同时,去掉了变音和尖团音,不仅大大加快了故事推进,而且让观众完全听得懂。比如《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与敌匪座山雕的对话。
座山雕:天王盖地虎。
杨子荣:宝塔镇河妖。
座山雕:莫哈,莫哈?
杨子荣:正晌午说话谁也没有家。
座山雕:脸红什么?
杨子荣:精神焕发。
座山雕:怎么又黄啦?
杨子荣:防冷涂的蜡。
整个对话用时才三十秒,这在传统京剧中是不可能的;再比如《红灯记》中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中道白的部分,虽然有意识地放慢了速度,但比起传统戏来还是快了很多,用时四分钟。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此外,对白语言的通俗化也是其中一大特色,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沙家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敬酒不吃吃罚酒”(《红灯记》);“堤内损失堤外补,不挑担子不知重”(《龙江颂》)等,生动形象,贴近生活。如果改为传统京剧的对白,像“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喽?”这样的句子按照韵白应该念成“如此说来,你是许旅长之人,不成么?”不仅速度慢,而且脱离现实生活。
除了对白之外,另一个加快故事推进的方式是对音乐的改造,“样板戏”在音乐上的创新可以说是里程
碑式的。比如《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虽然是传统的西皮流水,但大大突破了旧有的模式,流利活泼,句式上不拘泥于传统京剧3+3+4的固定样式,而是时疏时密,唱速时快时顿,其中“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一句的“虽说是”重复两次,生动地再现了小铁梅边说边想的情态。再比如《智取威虎山》中小常宝的唱段“八年前”,当唱到“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时,京胡的利音让位给小提琴的伴奏,不仅温婉地体现出常宝思念母亲的痛苦,而且为迅速转入快板“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做了铺垫。总之,节奏加快之后的“样板戏”,不仅缩短了演出时间,扩充了故事内容,而且贴近生活,通俗流畅,为赢得广大观众做了艺术上的准备。
其次是弱化难以理解的专业化过强的表演方式。
京剧姓“京”,无论在对白和音乐上怎么改动,也不能变成话剧或纯歌剧,京剧化的专业表演方式还是应该有的,但是怎么样处理这些过于难懂、陈旧的专业表演方式?“样板戏”的方法是,把专业的表演纳入到故事和人物中。比如对“流派”的处理,有人认为“样板戏”中没有流派,其实不然,“样板戏”中不仅存有大量的流派唱腔,而且相当的正规,只不过它不以展示流派为标准。比如《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尚(小云)派、鸠山的郝(寿臣)派;《海港》中方海珍的程(砚秋)派、马洪亮的麒(麟童)派;《沙家浜》中刁德一的马(连良)派;《杜鹃山》中雷刚的裘(盛荣)派,等等;而《红灯记》中李玉和的“狱警传”一段,无论眼神、表情、动作,无不可以找出当年李少春《野猪林》中“白虎堂”一段的影子。即使是最挑剔的传统戏戏迷,也得承认这些唱腔和流派是正宗的。但是我们的注意点却不在流派而是在故事情节和人物上,我们关注一下子失去父亲和奶奶的小铁梅的痛苦,欣赏阿庆嫂的伶牙俐齿,着眼于鸠山的色厉内荏,着迷于严伟才的英俊潇洒,甚至迷恋他那特殊的鼻音唱腔。再比如曲牌,《红灯记》中鸠山诱供李玉和失败后有一段念白:“共产党人,为什么比钢铁还要坚硬?我软硬兼施全落空,但愿重刑之下他能招供……”观众只顾欣赏鸠山的气急败坏、无可奈何,而全然忽略这一段用的是极古老的、在明代就有的曲牌《扑灯蛾》。
一句话,以故事和人物为主,而不以专业表演为主,用故事和人物“包裹”专业表演,是“样板戏”贴近观众的另一重要方式。
第三是内容。
如果单单从内容和主题来说,“样板戏”是失败的,因为它被政治利用、被政治包装的痕迹实在太重了。
“样板戏”的内容没有温和的人性,有的只有“斗争”二字,而且绝对是“敌我斗争”,即便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海港》《龙江颂》,也得把思想跟不上时代精神的落后群众改为“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样板戏”的主人公没有伦常上的人情,有的只有铁石一般的“阶级性”,无论是男女,都没有配偶,《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的妻子一出场便被打死,《沙家浜》中的阿庆嫂只有一个常年在外“跑单帮”不回家的“丈夫”,《红灯记》虽是一家,但互相没有血缘关系,有奶奶不见爷爷,李玉和“为革命东奔西忙”而终身未娶,铁梅“年龄17不算小”,却不懂考虑婚事;而女主角在形象上的“雄化”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所以说,单从内容上说,“样板戏”是反人性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样板戏”没有再去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皇权更替、劝贞劝善,而是将不超过四十年之内的故事搬上了舞台,故事背景最早的是《红色娘子军》和《红灯记》,发生时间分别是1931年和1939年,最晚的是《奇袭白虎团》和《海港》,发生时间分别是1953年和1963年,真正实现了“说现在话,演眼前事”,从这个角度说,“样板戏”是一个指向性的进步。
三、关于“样板戏”的反思
“样板戏”产生于上个世纪特殊的年代,在政治上确实为十年浩劫的““””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中相当一部分的文化专制是借助“样板戏”的话语霸权才得以实现的,也因此,一些在““””中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提起“样板戏”就心有余悸。著名作家巴金在他的《随想录》中写道:“……春节期间意外地听见有人清唱‘样板戏’,不止一段两段,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我连续做了几天的噩梦。这种梦在某一个时期我非常熟悉,它同‘样板戏’几乎有密切的关系,对于我来说,两者是连在一起的。我怕噩梦,因此我也怕‘样板戏’。”著名学者王元化对“样板戏”的批判态度更是犀利无比,他在《清园谈戏录》中写道:“只要还留着那段噩梦般生活记忆的人,都清楚,‘样板戏’正如评法批儒、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一样,都是“”‘大破’之后‘大立’的文化样板,它们作为文化统治的构成部分和成为我们整个民族灾难的“”紧紧联在一起……如果经历了那场浩劫而对‘样板戏’竟引不起一点感情上的波澜,那才是怪事。”
但是,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这里,按理说,文学艺术如果沦为政治的工具,那么,它的工具性势必会掩盖,甚至消解艺术性,最后作品彻底堙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样的例子在古代文学中有过,在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中有过,在““”文学”中更是有过。比如,与“样板戏”同时期的小说《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电影《春苗》《红雨》《欢腾的小凉河》,大量的““”诗歌”““”歌曲”等,这些受命于政治创作、阶级创作、革命创作的作品,几乎都没有逃出这一法则,但在““””结束后很快销声匿迹、无人提及了。
但是,同样产生于““””时期的“样板戏”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特例呢?2001年5月26日北京人民剧场上演原班人马的《红灯记》,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2001年、2008年和2014年,《红灯记》先后三次赴台湾演出,在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台湾,吸引了超过万名的观众前来观看;2000年3月份在上海举办的大型京剧演唱会上,李丽芳等人演唱的“样板戏”唱段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进入新世纪之后,各种晚会上都会有“样板戏”的精彩唱段出现;2014年底香港导演徐克执导的《智取威虎山》上映,创造了8.84亿的票房价值……
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样板戏”在艺术上的成功最终替代了它在政治上的价值,用著名学者戴嘉枋的话说,“真正的艺术精品是不会随着时光流逝和时代变迁而消亡的”。“样板戏”为荒.唐政治服务不假,但是它毕竟不是荒.唐政治,它集中了当时顶尖级别的文学家、艺术家,比如编写剧本、润色唱词的作家汪曾祺、诗人闻捷,架构音乐的于会泳、李德伦、殷承宗,挑大梁演出的钱浩亮、刘长瑜、袁世海、童祥玲、沈金波、谭元寿、马长礼等等;同时,在对白话剧化、唱腔歌剧化、京剧伴奏交响乐化、武打动作舞剧化等方面做出了大胆、成功的探索。这说明,任何文学艺术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都与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但是,只有优秀的、充满艺术魅力和艺术价值的作品才可以穿越历史而留存下来,才能获得热爱艺术本身的观众的认可――“样板戏”就是例证。
““””结束后,被彻底否定的传统京剧又回到了舞台上,这无疑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热爱传统京剧的观众逐渐走向暮年
甚至告别人世,传统京剧的受众越来越少,衰落的现状有目共睹。如果我们彻底抛开政治的因素,从艺术角度全方位地研究“样板戏”,并由此而得出的改革传统京剧的方法,很可能就是我们挽救传统京剧继续衰落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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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曾称平剧,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 ,腔调以西皮、二黄为主,用胡琴和锣鼓等伴奏,被视为中国国粹,中国戏曲三鼎甲“榜首”。它走遍世界各地,成为介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中国。2010年11月16日京剧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学术论文相关范文:从《四郎探母》论京剧独特的唱腔艺术。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从《四郎探母》论京剧独特的唱腔艺术全文如下:
摘要:《四郎探母》是京剧的经久不衰的作品。本文先从花雅之争的角度着手,分别以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分析京剧《四郎探母》的声腔风格;在此基础上,再从现代美学中审美心理的角度出发,运用美学规律分析京剧《四郎探母》的板式节奏变化特征,从而进一步得出了京剧的独特唱腔艺术是以“皮黄”为主,并附之昆腔、拨子、南锣等多种声腔和以板式变化体主导的音乐体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花雅之争的实践中有纵向和横向两方面分析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运用了现代美学理论分析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 《四郎探母》;花雅之争; 纵向;横向;现代美学 ;西皮腔;二簧腔;板式
京剧的魅力首先在于声腔之美,我们习惯说听戏而不是看戏,可见听戏比看戏重要。传统的经典京剧《四郎探母》,自从它推演至今、影响之大、演出的场次之繁,几乎已经难以统计了。而这部京剧作品的出名,就其唱腔上就占有很大优势,整部戏从头到尾都是采用的西皮腔演唱,但在一种声腔上来创造丰富多彩的唱段,因而以《四郎探母》这个京剧作品来论证京剧独特的唱腔艺术。
综合历年对《四郎探母》和京剧唱腔的研究,主要是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安志强和陈国卿在《京剧<四郎探母>的艺术魅力》中有说到“《四郎探母》在唱腔上具有丰富性,即在一种唱腔上创造丰富的唱段”。李婷婷在《京剧<四郎探母>坐宫分析》里有“坐宫”这一折运用了多种西皮板式的论断。程海云在《论京剧唱腔的演唱艺术》中说到“京剧的唱腔是广收博采、兼容并蓄”。路正在《中国京剧二十讲》中也有对于《四郎探母》这部作品进行赏析,认为“因为扬延辉情绪低落,所以用慢板唱,又因他是英雄战将,所以用的是西皮而不是二黄或者南梆子的声腔”。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认为前人的优点是对于《四郎探母》作品本身的研究已经很清晰,不足之处是没有结合历史背景进行进一步分析。本文的研究内容则是结合花雅之争的史实进行动静态来分析《四郎探母》的声腔特色。本文还用现代美学理论的知识,分析了这部作品的板式节奏变化,从而得出京剧的独特唱腔艺术是皮簧戏和板腔体。这也是本文的研究价值,对后期的京剧研究会有启发。
花雅之争,实际上就是地方戏和昆曲的较量。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是声腔上的差异,地方戏的声腔多为高腔,而昆曲的唱腔则是低腔。在清人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记述:“两淮盐务,列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腔、统谓之乱弹。”因此,要从花雅之争的角度分析《四郎探母》的声腔特色,并得出京剧的唱腔艺术,可以又以下三个点进行分析。
1、京剧声腔辨析
京剧的声腔是在花雅的过程中,花部逐渐战胜雅部,最终在徽调和汉调的融合之中,形成了以西皮腔和二簧腔为主导的,兼有昆腔、昆腔、拨子、南锣等多种声腔体系,这种声腔所组成的戏曲声腔构成了京剧的基本特征。以下就是对西皮腔和二黄腔的简单概述。
西皮源于西北,是来自陕西或甘肃的一种曲调。其板式有导板、慢板、原版、快板、散板等,旋律变化较大,唱腔非常流畅,易于表达激昂慷慨,欢快悠扬的场面。二黄则起于湖北、安徽、江西交界处,有正反二黄等多种板式,它的旋律比较平稳,节奏舒缓,适合表现苍凉沉郁之情。戏班里的皮黄兼用,形成了新鲜的艺术效果,使其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成为流行最广的声腔。 道光年间有一首竹枝词,转道它的好处:曲中反调最凄凉,即是西皮反二黄。导板高提平板下,音须圆亮气须长。可见京剧声腔获得很好的评价。
2、纵向分析《四郎探母》的声腔风格
纵向分析其实就是在花雅之争的历史进程中,比较不同戏曲剧中下的同一个题材内容的声腔风格,这里主要对比的是昆曲《昭代萧韶》和京剧《四郎探母》从而比较分析出京剧声腔在花雅之争下何以占有优势,这显然也是一个动态的分析方法。
昆曲《昭代萧韶》和京剧《四郎探母》都最早见于明代小说《杨家府演义》,虽然有学者在两部戏曲的具体细节中有争论,但是不影响本文在声腔上的对比分析。昆曲是在京剧之前,所用的声腔是为昆山腔,其主要特点是低腔,精巧和雕琢。相对于高腔而言,又显得刻板,没有京剧的声腔那样可以在节奏、板眼、旋律上富于变化,能将心中的感情很好的表现出来,因而观众更喜欢这种新兴的花部。
在京剧《四郎探母》中,全部都是用的西皮腔,而西皮腔属于花部,显然可以看出花部比雅部更得观众喜爱,花雅之争中花部战胜了雅部。何以有这样的论断?其实在西皮腔进京之前,花雅之争已经进行了三个阶段,分别是清初的京腔和昆腔之争、乾隆四十四年的秦腔和昆腔之争、乾隆五十五年的二簧腔和昆腔之争,而西皮腔和昆腔之争则是在第三个阶段的末期,以汉调令人进京搭徽班演出而有的,因而就在西皮腔进京之时,花部已经将京腔、秦腔、二簧腔融合在一起。再将西皮腔与之前的花部相互学习,进而就形成了以西皮、二黄为主的京剧声腔体制。在《四郎探母》这部京剧的声腔中,西皮腔显露出花部的优势,能在不同的唱段中不断变化。
例如在“坐宫”中,里面的杨四郎首先出场,里面有一大段“西皮慢板转二六”的唱段,将自己身世和极度思念母亲到“肝肠寸断”的程度表现出来。而在后面杨四郎与公主说明真实情况后,进行一大段的快速对唱,用的是西皮快板,流畅紧凑,很好地表现唱腔特色。而这显然比刻板的昆腔更有吸引力。
3、横向分析《四郎探母》的声腔风格
所谓横向分析,就是在同时代的花部内部不同声腔中,这里主要比较分析西皮腔和二簧腔各自的特点和选择灵活性,实际上属于静态分析。何以在京剧《四郎探母》中不安排二簧腔,而仅仅是西皮腔为主导呢?而这里就是横向分析的重点所在了。
《四郎探母 》全剧的主要情节为坐宫、盗令、过关、见娘、哭堂、别家、回令等几个部分。首先在“坐宫”中的第一句唱词是“扬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可见四郎情绪低沉,所以用西皮慢板,而另一个方面他又是英雄战将,悲伤中仍有刚强激昂的气质。而在前面已经说过西皮是适合表达激昂慷慨的场面,二黄适合表达苍凉沉郁的情感,相比之下,显然在这部戏中用西皮而不是二黄或南梆子的声腔。这里可以得出京剧的声腔选择灵活性,这也是花部相对于单一的雅部的优越性。
其次,在整部戏中,西皮腔有具有其丰富的创造性。表现在不同的角色行当的唱腔都有合理的分布。例如在“坐宫”中,四郎的愁眉难展和而生出了铁镜公主为其分忧解除,里面的生角唱腔(本嗓)音色的苍凉和旦角的唱腔(小嗓)音色的柔美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又相互衬托。再如“过关”中二国舅(丑)角的出场,所唱曲调源于生行的老腔(也有用一句梆子腔的),以调侃的语气唱出,具有冷面幽默的效果。又如“巡营”中杨宗宝的出场,以小生的娃娃调,发龙虎音,行腔高昂挺拔,清新刚健,使观众为之一振。
因此,纵向和横向分析得出在花雅之争中,京剧的声腔风格是在花胜雅中,以皮黄腔为主,兼有京腔、秦腔、梆子腔等多种声腔的综合声腔体系,且在西皮和二黄的主导声腔中,可以根据各自特点灵活选择,西皮腔具有丰富的创造性。
审美心理是在现代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其内涵为在人的神经系统中,事物的形式信号所在的视觉或听觉区与快感区之间的联系通道。运用美学原理中的审美心理分析京剧《四郎探母》的板式变化规律,就是运用审美心理节奏感规律在京剧这种艺术中的作用方式,从而得出京剧的唱腔艺术。
板式变化体又称板腔体,是相对于雅部昆山腔以南北曲为骨干的曲牌联缀体而言的。在之前说过,西皮腔和二簧腔都有有不同的板式。在《四郎探母》的板式呈现出一个怎样的变化,则是以美学角度分析的重点。
审美心理节奏感规律指的是符合人体需要的节奏可以给人带来愉悦的感觉,反之则会带来不快感。对应在《四郎探母》中,板式变化有由西皮慢板转二六板、之后由西皮摇板再转到西皮快板,可见板式是在便不断呈现出节奏化的变化。在开始的的西皮慢板中,是在“坐宫”中杨四郎自思自叹,他的情绪是失落的,是对母亲的思念和身世悲叹结合在一起的愁绪,所以用慢板;接着转入二六板,表达出四郎探母心切;再转入摇板,则是四郎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到了公主与四郎对唱时,转入快板,则是一种紧张的气氛。在这之间的板式变化,由愁绪到徘徊再到紧张的对唱,都是根据戏中人物的心理来表现的,而表现出来的板式变化则有快有慢,是符合审美心理节奏感规律的。当在节奏比较慢的慢板中,我们能体会到主人公的忧伤心情,在节奏比较快的快板中,我们也能体会出戏中的紧张气氛。这在审美心理节奏感规律中,可以解释为一种潜意识的领域,与人的生理结构有关,即外部的节奏,可以影响人的内部运动频率,从而产生不同的感受。在《四郎探母》中,板式不断变化,给人带来的感受带来不同,就是审美心理节奏感规律在京剧艺术中的作用方式而造成的。
因此,通过在美学角度的分析,可以得出京剧的唱腔中有不同的板式变化,呈现出节奏化的特征。
总而言之,通过从花雅之争的角度,在纵向和横向上对《四郎探母》的声腔风格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兼有美学角度对《四郎探母》的板式特征分析,可以进一步得出京剧的独特唱腔艺术是以“皮黄”为主,并附之昆腔、昆腔、拨子、南锣等多种声腔和以板式变化体主导的音乐体制,同时京剧的声腔风格是呈现为综合性,板式变化特征呈现出节奏化。
其实对于结论的得出,基本上都有共识,而重点是研究的过程和方法上的区别。本文则是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在花雅之争的实践中有纵向和横向两方面分析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运用了现代美学理论分析的研究方法,将实践和理论结合,分析《四郎探母》的声腔和板式特征,从而进一步得出京剧独特的唱腔艺术。这样的研究方法可以给之后的京剧研究会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让京剧的研究更进一步。当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本文还是存在不足的。本文对于京剧《四郎探母》的不同演员的唱腔上,还没有进一步的探讨,因为这是一部被很多演员演过的京剧剧目,而不同的演员在演唱这部戏时的对于京剧唱腔的贡献应该得到我们进一步关注。此外,对于京剧唱腔中的除西皮和二黄外的声腔,进一步的分析对比还存在着不足。这也将激励我在今后的各项研究中,将学术研究做得更好,为学术研究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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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音乐主要是音乐创作和制作过程中对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它不是一种独立的音乐体裁或风格。然而,正是由于计算机的应用,它不仅改变了音乐创作的技术手段,同时也因技术手段的改变而改变了创作方式,并因而产生了与以往传统的音乐创作方式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创作观念和音乐手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计算机音乐创作的作曲方式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计算机音乐创作是一种新型的创作方式,改变了传统的作曲方式。在计算机音乐创作中,有两种不同的创作方式,第一种是计算机作为工具,模仿或者是创作传统的印象特性和音乐形式,影视配乐和流行音乐基本上都是采用的这种方式。还有一种是使用计算机突破原来的歌曲创作方式,寻找全新的音乐表现形式、音响效果、音色设计。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在音乐创作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计算机音乐创作已经成为了一种音乐风格。计算机不仅改变了音乐技术手段,也改变了创作方式,丰富了计算机音乐创作的形式,提高了创作的范围。计算机音乐创作对于突破现有的音乐风格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是计算机创作研究的重点。
在传统的音乐创作中,主要是作曲家使用乐谱编码音乐信息,演唱家和演奏家按照作曲家的编码进行解码,这就是还原演奏真实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乐谱的过程非常重要,因为乐谱并不能完整地记录整个过程,所以作曲家的编码有可能会出现差距,演唱家和演奏家在进行解码的过程中就会加入很多创新因素或者是理解上的因素,造成了实际的歌曲和作曲家展示出来的并不相同。
使用计算机创作音乐则没有这些差异,首先计算机能够让作曲家的编码过程更加简便,能够真实详细地记录作曲家的信息。同时,计算机还降低了演唱家和演奏家的解码难度,这个过程的转换都由计算机来完成。作曲家只需要在琴键上完成常规的演奏,这些演奏信息就能够在计算机上进行自动编码,这也是数字编码的真正内涵。计算机能够实现自动解码,这个过程中就是数字信号转向了模拟信号。在进行计算机作曲的时候,作曲家要将构思、创作和演奏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能够对音响效果进行及时处理,能够有质量地安排最好的成品。
计算机接收到了作曲家的信号之后,能够及时地将信息转化成为声音信号,作曲家就可以通过耳机或者是音箱进行歌曲的感知。计算机会将这些声音信号呈现在音序器软件界面中,显示和音响一致的多种图形,有MIDI事件表、多轨图形、乐谱、声音频语、时间码以及其他的指标,这些会让作曲变成一种动态的过程,多个界面能够单独或者是同时显示各个参数,实现了视觉和听觉上的结合。作曲家可以直接看见无形的音乐,同时对曲子进行编制,通过合并、复制、剪切、删除、复制等工作,实现了和文字处理一样的功能,不需要像传统作曲一样凭借着记忆预想声音,而是在视觉和听觉的体验中完成作曲。
(一)拼格组合音乐图形
作曲家在传统的作曲过程中大多是枯燥的,为了创作一首音乐歌曲需要写出成千上万的音符,不满意的音符还要不断调整修改。很多作曲家在枯燥和繁重的工作中失去了创作的灵感,也失去了创作的兴趣。相对而言,计算机创作歌曲则是转变了了声音繁重枯燥的工作,作曲家只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将自己的灵感及时记录在计算机中,就能够得到一定的音乐效果。作曲家可以根据音箱或者是耳机展示出来的效果进行修改,在调整中提高作曲的效果。在演奏结束之后,作曲家还能够随意地编制音乐,进行重组和删除,改变原来的播放模式,实现音乐的移位、调转、变形、倒影、缩短、拉长等,给一首音乐选择很多的音色,让乐器演奏出来不同的曲调,让单调的音乐变得更加有意义。这个在计算机上的编辑过程就像是拼图游戏一般生动有趣,作曲家的灵感层出不穷,作品的质量不断提高。
(二)立体化安排线性思维
观众在听音乐的过程中,一般都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欣赏音乐,在脑海中呈现了线性的思维模式。计算机作曲就打乱了这种欣赏模式,可以使用拼图的方法进行音乐片段的拼接,打乱现有的顺序,使用立体化的顺序展示。计算机实现了立体化的线性思维,可以在图形拼接中完成作曲,打破了时间的装置。作曲家在计算机软件上对看不见的音乐片段进行切换重组,将顺序性的顺序打乱之后立体安排,提高音乐的立体感。
(三)扩展了素材的可能性
传统作曲一般都是将表现力、音域、音色作为主要是的创作方式,这是书面创作和口头创作的方式。计算机进行歌曲的创作则是打破了这种创作模式,可以模仿常规的乐器音色,使用非乐器的声音素材作为创作的灵感,创作和发明创作的音色。作曲者可以在大自然中进行声音的采集工作,可以是动物的鸣叫和吼叫声,也可以是风声、流水声、海涛声音甚至是工业上的嘈杂声等,这些都是内容丰富的素材。使用计算机合成器能够将各种各样的声音素材收集起来,然后将各种仿真音色制作成为失真音色,打破了时间和范围的限制。只要是作曲家能够想到的音乐,都可以使用合成器创作出来。作曲者还可以使用广播电视、VCD、CD等的音乐拼接起来,形成自己的音乐素材。作曲者通过实际的模拟之后,能够找到最想要的声音效果,打破了传统的歌曲创作模式,提高了音乐的无限性。
在歌曲创作中,计算机音乐创作是重要的组成,并且占据着更加重要的地位。计算机打破了原有的创作模式,提高了音乐的可塑性和无限性,让音乐的创作更加灵活,是重要的创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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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曾称平剧,中国五大戏曲剧种[1]之一,腔调以西皮、二黄为主,用胡琴和锣鼓等伴奏,被视为中国国粹,中国戏曲三鼎甲“榜首”。京剧走遍世界各地,成为介绍、传播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重要媒介。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中国。在2010年11月16日,京剧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述毛泽东看京剧说京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述毛泽东看京剧说京剧全文如下: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有次看折子戏专场,剧目有张云溪、张春华的《三岔口》、周信芳的《打严嵩》和梅兰芳的《金山寺》。他议论说:“灯光明亮,能表现出一团漆黑,外国戏做得到吗?还是中国人聪明啊!”“严嵩该打,打得很巧,难得正剧写出喜剧效果来。”“台上没有‘水’,靠演员演出‘水’来的,这和齐白石画虾不画水,反而水意流动是一个道理。”
因此毛泽东说:“京剧的写意性、虚拟性、综合性、艺术技巧,是自己的特长,外国戏是比不了的。我们要借鉴和吸收外国的好东西,但首先要爱护自己的好东西。中国戏曲总会有一天闯入世界艺术之林,成为毫无愧色的世界性戏剧文化。”
毛泽东还提出,京剧要走进世界圈。他说:“以后出国演出,不要只带武戏,低估外国人的鉴赏水平是不对的。要全面介绍京剧,《白蛇传》、《将相和》之类的文戏也可以带出去嘛!”
毛泽东是深知京剧艺术的,他看京剧、说京剧,丰富了中华京剧史,也是我们民族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40年代延安时期,他经常以普通观众身份观看延安平剧团演出,有时也陪同来延安的朋友们观看。毛泽东熟谙京剧,在朋友问及时,只是表示“很喜欢看看”,却自谦“对于平剧没有研究”。
1945年10月,毛泽东从重庆谈判返回延安,当晚就去看京剧,他对演出团团长阿甲说:“蒋介石三次请我看戏,我看了两次,一次是看《法门寺》;一次是看《十三妹》。他们在技术上比你们好些,风格没有你们高,你们演得深些。”他还嘱咐阿甲:“对同志们政治上要松些,在艺术上要紧些。”
这个“要紧些的艺术”,也包括学习中国历史知识。
遵循毛泽东的指示,延安平剧院创作了两出新京剧,那就是《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
1943年,据《水浒传》和明传奇《宝剑记》有关林冲上梁山事而编排的《逼上梁山》上演了。毛泽东在半月里连看了两遍,他把这个剧视为“是旧剧革命的新时代的开端”。
毛泽东还说:“《水浒》中有很多段落都是很好的戏剧题材,如三打祝家庄就是一个。你们把《逼上梁山》‘逼’完了,可以接着编个《三打祝家庄》。”
毛泽东看了这出戏,很高兴地说:“《三打祝家庄》的演出,证明了平剧可以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政治服务,即为人民服务,特别是第三幕,对我们抗日战争中收复敌占区的斗争,是有作用的。”不久,他又写信祝贺公演成功,内称:“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改革的道路。”
毛泽东对《三打祝家庄》大有兴趣,多次观看演出,百看不厌。他对由重庆撤回的八路军办事处人员说,“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是看不到这样的好戏的。”由此还带他们一同观看,他认为《三打祝家庄》是好戏,还在于它有教育意义,有辨证法。
解放以后的演员,应当高歌黄钟大吕,不要阴沉沉的
建国初期,毛泽东给梅兰芳为院长的中国戏曲研究院题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建国前后,毛泽东几次观看了梅兰芳、程砚秋等表演的京剧名角戏。
1949年4月,毛泽东观看了梅兰芳和刘连荣所演《霸王别姬》。他称赞说:“这真是一次高水平的艺术表演!”还向警卫员介绍:“梅兰芳是中国第一代名旦,在四大名旦中,他排在第一。”又对他们说戏:“不要学西楚霸王。我不要学,你也不要学,大家都不要学。”当时,他还号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看看《霸王别姬》。
毛泽东对梅兰芳演戏善于推陈出新倍加赞赏。有一个小小的故事:1951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观看了梅兰芳演出的《金山寺》、《断桥》。他看得很仔细,说:“梅先生很会扮演,你看通身是白,唯上额头一个红缨,银装素裹一点红,美极了!”第二天,就将此话对梅兰芳说了。梅很感动,回家对妻子说:“毛主席看戏可真仔细!这么多年,从未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的确,我是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毛泽东赞赏梅兰芳,还多次向警卫员介绍他的为人。当时很多来自农村的警卫员知道梅兰芳大名,也听过梅的唱腔戏段,但多认为他是女的,只有个别人说是男的,却又说不出所以然,就开始争执不休,毛泽东很有兴趣地介绍:“梅兰芳是男的,唱的是旦角戏,男的演女的,比女的唱得还好,才出名的呀!这样有名望的艺人,在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竟然留须隐居,再也不出面演戏了。这在中国人民当中,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
毛泽东还观看了程砚秋演的《荒山泪》。它是程砚秋代表作。他目不转睛,全神贯注,观后说:“程砚秋演出很成功,内容和唱腔都很好。”第二天,他仍在萦念,当警卫员不以为然说和延安平戏(京剧)差不多时,就解释说:“你是不懂人家的艺术,还是程先生演得好、唱得好多了。”毛泽东赞扬程砚秋,当然还在于他和梅兰芳一样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与警卫员们介绍程砚秋:“他也是在抗日战争中隐居农村,不给敌人演出,不管敌人用什么手段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登台演出。像这样有名望的艺人,我们不仅是看他的艺术表演,更重要的是尊敬他的民族气节和正义感,号召人民向他学习。”
毛泽东对梅派和程派的京剧艺术是很欣赏的,他对其他的流派也很是喜欢。尤其是高庆奎的流派。
1949年,毛泽东在观看高派李和曾演唱的《坐楼杀惜》、《失空斩》后,大加赞赏,对周恩来说:“他这是高派。高派唱腔的最大特点就是高亢激昂、热情奔放。看了这出戏,给人一种刚强奋力的感觉。”还对警卫员介绍:“这就叫高派。戏剧界有流派。他这种唱腔是属于高庆奎这一派。我是很喜欢听高派戏的,越听越爱听。”几年后,毛泽东在观看了中国戏剧学校学员演唱的《逍遥津》后,当得知不是李和曾所教时,说:“《逍遥津》是高派的戏,要让李和曾教这出戏。”还说,“解放以后的演员应当高歌黄钟大吕,不要阴沉沉的。高派的唱法是好的。所有的流派,包括高派,都是好的。都要继承,又要发展。”
毛泽东自己也爱唱高派须生,常唱的多是三国折子戏,如《草船借箭》、《空城计》。1961年,毛泽东在上海过国际劳动节。他请上海市委机关工作人员同桌吃饭,欢度节日。饭后,毛泽东很高兴地说:“看来你们的饭量都不小,为了帮助消化,我来唱一段京剧助助兴。”随即他唱了一段高庆奎的《逍遥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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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京剧行当;英译;文化传播
摘要:当代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为改变中国在翻译上的“逆差”状况,迫切需要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本文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当前京剧译名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相关的方法,以期给相关读者以启迪。
京剧各种行当角色代表着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传递着不同的文化涵义,现有的对角色的译法良芳不齐。归结起来,存在着如下翻译问题:
3.1译名肤浅,忽视文化导向。如有的翻译版本直接根据诱音将各种行当译为QingYi (Ch `ing I ) Hua dan ( Hua tan ) ,Xiao sheng ( Shao sheng ) " " "…这种翻译方法直接将中文读音移植于译语文化,完全干扰了译人语群体的认知与理解,达不到传播中华文化的目的,相反会使外国朋友对各种称谓产生距离感,使得翻译名称显得生涩难懂,不算是一种好的翻译方法。还有的翻译方法采用直译法(literal translation ),忽视角色文化内涵的传达,如将红生译为red face person,这样外国朋友虽然能从字面意思推断红生的面部舞台妆扮,但不明白如何演员要涂成红脸,以及红色所代表的人物形象。还有的翻译虽然采用意译法,但却仅局限于角色的表面形象,忽视其文化构建,显得浅显。如净行演员由于在舞台上需用各种色彩和图案勾勒出形态各异的脸谱,于是就有译者将其译为“paintedface",这种译法虽然译出了其人物形象的舞台面部特征,却显得很单薄,各种脸谱匠心独运的勾勒手法和图案纹饰在翻译中流失了。好的翻译应该能引导外国友人对这一方面产生长久的文化印象。
3.2有的翻译方法选词不当,影响理解。如武生这一行当在京剧中扮演的是能征惯战、擅长武打的男性将帅和英雄人物。于是有的翻译版本将其译为acrobatic man,而在英语里acrobat为会耍杂技的人或杂技演员,但杂技只是演员用来表现其武打能力的一种舞台表现方式,并不意味着武生这一角色就是中国文化中的杂技表演者。这种译法使译人语接受者只能从舞台的层面来看待武生所表现的角色,而不能从中国文化的背景来理解武生所传承的人物形象,达不到翻译效果。又如有的翻译将“丑”译为‘`clown",这也是不妥的,因为丑行在京剧中多是性格乐观,诙谐,能给他人带来快乐的角色,而"clown”在英语中用有滑稽的方式故意逗乐他人的意思,而京剧中的丑行的幽默是人物内在性格的一种反映,而非取乐他人的手段,故将“丑”译为‘`clown”是不合适的。
3.3译者理解偏差导致翻译误区。如“花旦”这一行当在京剧里通常都是扮演较活泼开朗、动作敏捷、伶俐,多是小户人家的年轻妇女或是大户人家的丫环。于是有的翻译就将其译为flirtatious girl,或coquette female character。而根据《朗文当代英语辞典》"flirtatious”的解释为“the way that deliberately tries to attract sexual attention" , coquette的解释为“a woman who frequently tries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men without having sincere feelings for them",这两个译名都会使外国朋友误认为花旦是西方文化里那种性感、擅于调情的角色。这显然是有悖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里,女子是要遵守三从四德,甚至是足不出户的,稍微轻浮的举止都会被指责为有伤风化。故这两种翻译都是不合理的,同时旧中国年轻妇女或丫环一般都20左右,用”male character”没有准备译出其年龄范围,显得很模糊,造成这种误译的情况多是译者没有对角色的文化意义进行准备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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