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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人的创造性和智慧为核心要素的创意产业蓬勃兴起,已成为世界产业和城市发展的新趋势。为加快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发挥文化创意产业在低碳经济和绿色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各省市根据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国发(2009]30号),制定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
中国城市之间已进入软实力竞争时代,单靠粗放式的资源消耗、廉价劳动力换取硬实力发展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软实力正成为国家形象和城市力量建设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善谋发展、主动出击、争取资源、上下联动壮大文化创意产业的规模与实力,繁荣文化事业,实现文化建设与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经济建设和谐协调发展的目标,是提升区域软实力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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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竞争力而且对其他产业波及效果大的产业才能成为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增长点。从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歇。文章立足于日本产业竞争力的现状,从政府战略创新角度分析日本政府在培育新的增长点、提高产业竞争力方面的作用,为中国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繁荣,20世纪80年代后文化产业在日本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1996年日本政府公布了《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目的是继续扩大国际文化交流,在文化上做出国际贡献。2003年日本政府成立了“知识财富战略本部”,把“新文化产业”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文化产业放宽限制,增加预算,完善相关法律。2007年日本通过了《日本文化产业战略》,认为文化产业对外可提升日本软实力,打造日本形象及本国产业品牌,对内可培育经济增长点,带动经济长期发展。但是,必须把日本丰富的文化资源与产业相联系,与最新的科技发展和社会发展相联系,才有可能维持日本文化产业的活力。《日本文化产业战略》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看待文化产业发展,使日本的经济发展战略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立国”转入“文化立国”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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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央加快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电动汽车、信息产业、新一代移动通讯和三网融合产业化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进一步明晰,滨海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迎来了新的契机,同时也是滨海新区适应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加速经济科技变革、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增强综合实力、提升生产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实现新区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发展的必然选择。正确分析滨海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与优势,确定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与目标,处理好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上的摆布和发展时序上的安排,将是滨海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败的关键。
在原有行政体制下,功能区产业定位不清晰,经济的空间聚集不是以其内在机制和产业的关联为基础,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机制尚未形成。造成的结果是,功能区各自孤立发展,致使新区企业之间产品关联度不高,产业之间难以形成互动,直接影响集聚效应的发挥。此外,由于功能区与城区在管理体制上相互独立,切块分头的发展模式,致使滨海新区整体空间结构不清,布局松散,土地低效使用。开发建设呈现“遍地开花”的特征,以大规模的土地投入、资金投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延续了以往的粗放型开发模式从而降低滨海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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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方兴未艾,进入新世纪更是驶入了加速发展的快车道,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动力源和新引擎。在未来激烈的竞争中,要进一步提升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找准着力点,推动和促进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追求的是健康、协调、全面、可持续的辩证发展。在文化产业问题上,要实现科学跨越和可持续发展,必须辩证处理和全面统筹以下几个主要关系:一是统筹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推动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基本策略。但文化作为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的。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没有“软实力”的匹配,硬实力就会缺乏韧性而破碎;没有文化的跟进,经济发展也会缺乏后劲而挫败。没有“软实力”的发展和支撑,任何国家的富强和崛起都是不可能持久的。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与文化从来都是在相互交织和相互作用中实现其发展的,文化是经济的派生物,经济需要文化的支撑。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与文化愈趋融合和一体化,文化的经济性、经济的文化性,经济与文化的整合协调、互渗互动,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经济发展需要文化力的推动,就经济发展经济,就文化发展文化,难以实现单个方面的真正发展。唯有二者结合起来,协调发展才能相互支撑,相得益彰。
文化产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文化产业不仅本身可以作为文化商品和服务获利,而且对于国民经济产生连锁效应,可以带动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带动上游产业的发展,推动后续产业的增长,还会波及网络、金融、通信、交通、商业、饮食等互补性产业。特别是文化产业与高新技术的发展相辅相成,没有高新技术的支撑,文化产业难以快速崛起。现代高新技术已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提高文化创新能力和传播能力的新引擎。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文化产业具有优结构、扩消费、增就业、促跨越、可持续的独特优势和特点,从而缓解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文化产业的发展还能够增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其在世界的影响。日本、韩国就因文化产业的发展而名声远播。而且,文化的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长远的作用和意义。文化的短腿,在当代是谈不上有真正强大的竞争力的。因此,在国民经济产业群中我们应确立优先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思想。
二是统筹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发展文化产业一个最为关键和普遍的问题是要处理好事业与产业的关系。文化产业与事业首先是相互区别的。
二者要剥离开来,区别对待,不能产业不像产业,事业不像事业。文化产业是从事文化产品的研发、生产、营销及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事业是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公益性文化部门。二者生产的目的不同,事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产业则生产进入市场以实现其价值的商品;二者主体的性质不同,事业的主体是事业性文化单位,而产业是文化企业法人代表;二者资金来源不同,事业主要由国家投资,产业则由国有、民营、外资等多渠道筹资;二者运营的机制不同,事业主要由政府财政支持确保其运营,而产业则完全推向市场,自负盈亏;二者的调控方式不同,事业由政府行政直接调控,而产业主要依靠政策法规,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实行间接调控。另一方面,文化产业与事业又相互包含、相互渗透和转化。在文化事业中也有部分产业的内容,如高雅艺术、文物博览、文体竞技在某种条件下也是可以办产业的,要克服那种文化事业单位完全不能进行产业运作的观念。文化事业单位对文化的某些内容、形式、载体、项目,完全可以剥离开来,采用市场经营方式进行运作。同样,公益性文化的某些内容的运作完全可以借助产业的载体和形式来达到。公益性文化事业虽然主要由政府来办,但也要鼓励社会参与、允许社会资本的进入。文化产业与事业二者还相互转化。产业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事业,构成事业的一部分。事实上,由于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强大,产业中一些带有公益性质的内容已经从产业中剥离出来,由政府埋单,变为群众的福利,如露天电影、送戏下乡等。同样,事业经过改制、发展、剥离也可以转化为产业。如有些高雅文化、民间艺术,由于普及和受众的扩大,可以从公益性事业变为经营性的产业,不走需要补贴的道路。
可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界线是存在的,但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在动态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动的。我们既要反对那种将二者混在一起政企不分、管62办不分的保守倾向;也要反对那种将二者截然对立,产业事业“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孤立发展的二元对立思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发展事业是文化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是工作的中心。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宣传的“喉舌”职能并没有改变,也不能改变,文化工作者必须坚持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但另一方面,产业发展是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事业发展要以产业发展作为后盾。文化如果只简单机械地履行“工具”的职能,而不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壮大产业,不仅会失去强有力的物质支持,而且也会失去它在市场竞争中的创造活力,难以达到有效的宣传效果。要坚持两手抓、两加强,以事业带动产业,以产业支撑事业。
三是统筹均衡发展和非均衡发展的关系。任何事业或产业,很少是按照理想模式均衡地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是事物发展的常态和规律。国内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在所有文化产业领域都能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发展中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善于从全局着眼,通盘考虑、合理制定文化及其产业全面发展的规划和措施,在统筹中实现协调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劣势在一定条件和发展过程中可以相互转化,一时的优势可能会变成将来的劣势,暂时的劣势也可能变成明天的优势。如何因势利导,是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设计中的重要实践课题。
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现代化进程呈现一种从东到西、从城市到农村逐步展开的分梯度非均衡发展态势,文化产业发展同样如此。因此,在文化产业发展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应着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与全球化前沿的领域“接轨”;作为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应该在政府主导下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文化市场建设,整理文化资源,开发特色文化产业,尽快使文化形成产业,做成产业。我们应区分比较各地的优势、特色在什么地方,作出理性的判断。只有发现自己的特点、差异、优势所在,才能把功夫和精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共性的、一般的、平常的文化项目缓行发展,个性的、特殊的、优长的文化项目加快发展。云南文化产业的发展,就是以旅游和文艺演出的结合为特色和重点而产生奇效的。
然而,作为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是全面协调发展,这是我们应努力追求和实现的目标。这就是说,在重点发展传媒业、出版发行业、演艺娱乐业、动漫游戏业、网络业、影视业等文化产业的同时,要关注和发展下游产业、周边产业、关联产业、衍生产业,推动文化产业链的延伸,加速发展文化新业态,防止“单打一”。
在战略设计上,在政策导向上,一定要考虑平衡发展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要主观地、人为地、一厢情愿地去追求平衡发展。文化产业发展受市场规律的制约,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不可预测性,常常会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突出重点,打造特色,发挥优势,这就必然产生不平衡。在“十二五”期间,各地主要不应过早地追求均衡发展,而应抓住重点领域,“咬定青山不放松”,持之以恒地把有特色的产业做下去。
四是统筹加快发展和持续发展的关系。我们需要加快发展,但发展必须有后劲,有强力,能够保持永续的发展。在文化产业发展的初期,着眼于加快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发展初期如果没有速度,就不能形成规模,争得主动。而初期的发展难免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粗放性,存在数量较大,质量不高;速度快,效益低;品种多,品牌少;市场兴,较无序的现象。
因此,发展中要特别关注发展的质量、效益、后劲的问题,坚持可持续发展。
现代文化产业注重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其主要特征是重视产业发展的高端,重视将文化创意与传统产业相结合,以增加传统产业的文化附加值。我们应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将文化创意产业列为文化产业的升级目标,充实产品的创意内涵,把握新的制高点。要坚持有序有利有节制地开发、发展,不能搞“文化大跃进”。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必将最终损害文化及其产业,成为空洞和虚假的伪文化。对我国中西部来说,应该着力于加快发展,发挥文化资源优势,促进文化产业跨越发展;而对东部沿海城市来说,则要更多着眼于建立长效机制,增强发展后劲,实现优质发展。加快发展如果以破坏资源、不顾社会效益、粗制滥造为代价,这种发展就是与可持续发展相对立的;加快发展如果是以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为前提,产业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则这种发展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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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滨海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环境、基础与优势分析,提出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策略、时序和路径选择,对于区域中长期规划和地区发展战略选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滨海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础;时空耦合
随着中央加快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电动汽车、信息产业、新一代移动通讯和三网融合产业化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进一步明晰,滨海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迎来了新的契机,同时也是滨海新区适应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加速经济科技变革、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增强综合实力、提升生产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实现新区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发展的必然选择。正确分析滨海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与优势,确定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与目标,处理好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上的摆布和发展时序上的安排,将是滨海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败的关键。
国有企业为主的所有制结构,造成产业本地化能力不足,产业链延伸受限。大多数外资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其产品关键性零部件和原材料或者通过国际供应链供应,或者于东道国的相关企业采购,使得外资企业形成“两头在外”的局面,生产和研发的本地化程度比较低,技术扩散效应有限,本地企业很难纳入到全球分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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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还处于低水平垄断竞争格局,区域性特征明显,以区域性中小房地产企业的数量十分巨大,资金来源单一,楼盘的销售量不稳定,大多物业类型为居住型,如全国有注册房地产企业47000多家,万科作为国内最大的房地产商之一,也只占有略高于1%的市场份额。然而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大型公司对区域项目的关注,房地产市场集中度将逐步提高,区域性中小企业面临并购危机。因此,中小房地产企业要想有更大的发展,必须进行战略联盟,进行资源整合,才能与大型企业合理竞争。
我国区域性中小房地产企业战略联盟的组建首先应该充分考虑企业自身的优势和掌握的资源,结合面临的市场机遇、联盟活动的环境基础条件等因素,并遵循如下原则:
分析联盟动因是区域性中小房地产企业首先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可以从技术、竞争、市场、风险,资金、经济和社会等角度予以分析,避免因为联盟失去自身特点和优势,从而实现联盟的正效应,使企业对自身现有和未来所需的能力有一个清楚的、战略上的理解和认识。
区域性中小房地产企业实行战略联盟最为重要的目标抵抗激烈竞争,弥补企业的战略缺口和增强企业的核心能力,故应选择与企业有差异的企业作为盟友,从而进行业务上的优势互补,弥补自身的劣势。同时,企业应注意采取差异化战略作为基本指导策略,才能在市场中取得一片天地。
建立战略联盟时,应根据企业自身的技术力量、资金实力等情况,选择合适的企业构建如咨询、设计、施工、营销、金融等方面的战略联盟。根据房地产开发的基本规律,企业可以从四个阶段考虑联盟的内容和对象(如下表)。同时,考虑到区域性中小房地产企业的特殊情况,将具体联盟形式简述如下:
这种联盟形式比较适合区域性中小房地产企业,由于国家对房地产企业采取了银根紧缩和严控土地出让规模等调控措施,房地产企业获取信贷资金和土地的难度较大。但一些区域性房地产企业由于对本地地产行情较了解,因而在土地获取方面较擅长,它可以与拥有资金、缺乏土地的大型房地产企业组建成土地与资金形式的联盟。这种联盟形式很好地弥补了合作各方土地与资金资源短缺的矛盾。
由于区域性中小房地产企业整体实力较弱,在同一片区域内,不同楼盘的企业可以构建全方位开发联盟,采取战略协定的方式,通过联盟采购、配套共享、联合营销等方式,减少成本,降低风险,同时也可以给未来的业主们创造一个便利、美观、和谐的社区环境。
房地产开发活动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不同区域市场具有不同的市场特点和消费者习性,因此,区域性房地产企业可以组建成知识共享型的战略联盟,抵御大型房地产企业的竞争压力。知识共享型不仅可学习借鉴别的房地产企业在生产经营经验,也有利于降低自己的学习成本,提高企业项目运作能力。
房地产企业可以从价值链的角度,联合具有一定优势的规划设计机构、施工企业、物业管理企业、材料供应商、媒体咨询、销售代理企业甚至装饰装修企业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联盟。这样联盟有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增加消费者的附加值,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这方面的联盟是区域性中小房地产企业最需要的,但也是较为困难的。当前中小型地产企业大多融资渠道单一,抵抗风险能力差,因此,若能与当地金融机构组建战略联盟,根据自己的资金实力选择合适的金融服务,则能够吸引金融机构为自己注入资金,从而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
在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中,区域性中小房地产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战略联盟的合作机制,将金融、组织、设计单位以及承包商等结合成一个战略联盟,资源上实现互补,技术和知识方面实现共享,从而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形成规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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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理论认为,人口统计学特征是重要的解释变量,它对一系列中介变量和组织过程都产生作用,从而深刻地影响着组织结果。因此,在对高管团队的研究中,学者们基于高管团队的“一致性假设”,并受到“指导高管团队的实践需要易于观察的背景数据”观点的影响,用容易观测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代替认知特征和价值观等主观因素来预测高管团队技术创新活动及创新绩效,认为人口统计学特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高管人员的认知基础和价值观。然而,研究中也发现,纯粹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有时比主观过程变量或心理测量指标更具“噪音”。例如教育背景可能同时影响个体的认知基础和价值观、风险偏好以及其他心理特征等。为了更好地分析高管团队特征与战略变革及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尝试从文献综述的视角,系统地回顾和梳理了国内外有关高管团队特征、战略变革及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对其中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和评析,以期能够挖掘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缺憾和不足,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寻找新的视野。
年轻与年长的高层管理者在成长环境、教育背景、职业经历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不同的观念和行为。年长的管理者由于精力、体力、学习能力以及推理和记忆等认知能力下降,决策时更多地依靠过去的经验,因此其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以及信息整合的能力较弱,在做出新的决策时信心不足,也不愿意采取冒险行为。而且年长的高层管理者处在把职业稳定和收入安全看作重要考虑因素的事业阶段,因此更愿意维持现状、避免风险性的决定,所执行的企业战略也较少发生重大改变。高管团队平均年龄越大,其战略决策行为就越趋于保守,企业的多元化程度越低(Wiersema等,1992)。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越大,就越不愿意采取进攻型战略,平均年龄与企业战略变革负相关。而高管团队平均年龄越小,就越容易适应环境的变化,其战略决策行为就越倾向于承担风险。年轻的管理者更愿意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改变自己的战略和决策,喜欢尝试创新性的冒险行为以及学习新的作业方法。因此,在外部环境变化大、竞争激烈的市场条件下,年轻的高管团队更能抢占战略布局优势,抓住战略机会(Bantel等,1989。Tihanyi等,2000)。李玉君(2005)在对我国高科技企业的研究中发现,高科技企业中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比其他行业中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小得多,这一现象也与上述研究成果吻合,即平均年龄越小的高管团队能够更有效地适应高科技企业知识更新快、成长迅速、竞争激烈、创新性强等行业特性。
年轻的管理者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这些都促进了企业的成长。但他们也存在管理经验不足、稳定性差的缺陷,因而导致了企业销售额和收入的波动。年长的管理者在对企业风险的认识上更为明确、清晰,在承担风险的考虑上也更为成熟,因此平均年龄偏大的高管团队开发新产品的能力反而更强。
首先,教育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体的认知能力。教育程度高者通常具有更强的学习力和洞察力,在变化激烈的市场条件下仍能保持清晰的思路,从而能够做出正确而创新的决策。高管团队成员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易于接受创新,因而也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教育程度也正向影响着高管团队的社会认知水平。社会认知水平是高管团队理解企业多元化经营战略以及影响其实施效果的关键,较高的社会认知水平使得高管团队能够在复杂、多元的经营环境中快速、准确地定位企业战略,并找到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运行模式。因此,教育程度高的高管团队具有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更容易察觉企业发生的战略变革,以及更愿意接受改变和承担风险,在企业战略制订和决策的过程中更倾向于变革和创新。一项对美国制造业、银行业的高管团队的调查显示,高学历的高管团队倾向于采取重要的战略决策来获得企业长期发展,因此在执行变革中也更容易达成一致并取得成功。
同时,教育程度高者对信息的获取和处理能力更强,更有可能担当跨职能的角色,容忍模糊和不确定性以及应对复杂的决策情境。高管团队的平均教育程度被认为是影响企业战略选择的最强解释变量。平均教育程度高的高管团队,其战略行动的可见性也越高、范围越广、速度越快,在遭到竞争对手进攻时的反应更迅速(Cho等,1994)。但也有学者发现,平均教育程度低的高管团队开发新产品的速度比竞争对手要快,原因是教育程度高导致了高管团队内部出现了更多的无效分析,且在外部环境不好时,教育程度高的高层管理者更倾向于回避风险(Flood等,1997)。
环境、个性、偏好影响着个体对自身所受教育类型的选择,进而使个体呈现出独特的专业背景。而这种专业背景又决定了他们的认知基础,以及反映着他们的专业技能。因此,高管团队成员先前的教育课程将形成他们各自不同的认知结构及价值观,进而决定着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个体也因此具有不同的专业技能。然而,不同的专业技能在企业中的作用也有所不同。同时,专业背景也是高层管理者制订和实施战略决策的基础,专业背景影响了他们对于并购对象的评价及企业战略决策的制订。技术背景较强的高管团队更愿意采取密集型的研发战略(Hitt等,1991)。同时,高管团队成员的专业背景,特别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主要管理者的专业背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企业战略引至其擅长的专业领域(Datta等,1994)。然而,Wiersema等却认为,由于科学和工程领域更关注流程、创新和持续改进,因此具有科学或工程专业背景的高层管理者更愿意接受战略变革,以及更倾向于采取多元化战略。
此外,企业的规模越大、经营模式越是多元化,就越需要专业背景丰富的高层管理人员。高管团队成员丰富的专业背景更容易形成企业多元化的决策风格,从而纠正CEO的决策方向,提高战略柔性(Korsgaard等,1995)。特别是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高管团队成员多元化的专业背景能够帮助企业适应不同目标客户群的不同需求。然而,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高层管理者的专业背景或技能对于企业战略执行效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相关多元化或单一经营的企业中,高管团队成员的专业背景主要与企业的经营业务相关,因为高管团队成员的专业技能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运作效率;而在非相关的多元化企业中,高管团队的主要领导者则是具有金融、法律专业背景的人员,这时专业背景与企业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的高管团队成员对企业的贡献不大(Michel等,1992)。
高层管理者是否具有丰富的职能背景,决定了他们对企业战略重点及风险的不同认知和偏好,并影响着高层管理者乃至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和所采取的战略类型。职能背景单一的高管团队,其在具体行业中积累的丰富的专业经验将有助于团队很好地完成例行性任务,但却容易拘泥于有限的见解和信息,喜欢依据过去运用过的标准流程和规则进行决策,无法以更宽的视野审视企业战略。如果高管团队成员中的大部分都是从企业内部提拔的,那么当企业面临以前从未碰到过的诸如反常规行动、激烈竞争、技术突变等问题时,高管团队将会由于知识、经验的缺陷而导致出现决策失误。
然而,不同行业或企业背景的高层管理者,在制定企业的战略决策时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原先工作背景和经验的影响。例如,具有生产型职能背景的管理者可能对企业自动化、生产设备的更新、工艺改进和后向一体化等战略更感兴趣,而具有输出型职能背景的高层管理者则更关注新产品开发、多元化和前向一体化等战略。高管团队中具有财务背景的成员越多,越倾向于提高企业的多元化程度以及采取并购战略(Jensen等,2004)。一个从有序竞争行业转入到“割喉式”竞争行业的经理人可能由于不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而使企业落后于竞争对手,而一个来自实施多元化战略失败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在其它企业任职时会反对选择多元化战略。同时,具有丰富的国际化经验的高管团队更倾向于选择国际化的经营战略(Tihanyi等,2000;Athanassiou等,1999)。国际化经验使得高层管理者获得了海外市场的一手信息,以及熟知在新的、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下如何成功经营和运作企业。一项对加拿大小型公司的调查发现,具有国际经历的高管团队更愿意进入国际化的合作关系中,他们所在的公司要比缺乏此类经验的公司更快地获得国外销售收入(Reuber,1997)。
首先,高管团队任期深刻地影响着团队成员的认知基础以及对外部机会和威胁的识别能力,进而改变着企业的战略选择和国际多元化决策。任期短的团队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通畅的沟通渠道,因而很难就一些具体问题相互理解及达成一致意见,也难以建立起明晰的结构和详细的计划来完成一些必要的信息及认知提示。同时,任期短的高管团队也缺乏战略分析所必需的信息交流能力,这将使得他们由于对外部环境中存在的机会和威胁不敏感或认识不充分,而导致战略决策的失误。而任期长的高管团队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内部交流与沟通,同时建立起分享知识、信息的机制和共同的语言,这将加深团队成员对于企业政策和运作模式的理解,从而提高团队识别外部机会和威胁的能力(Sutcliffe,1994)。 在企业推进国际多元化经营战略时,团队对于机会与威胁的认知和识别能力不仅有利于企业对自身资源和能力的准确评估,同时也有利于企业控制更为复杂、不确定性更高的国际市场经营风险。因此,高管团队的平均任期越长,企业的国际多元化程度就越高。同时,任期较长的高管团队对企业战略的理解更深刻、全面,团队内部信息交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团队成员间的合作水平和效率将更高,团队寻找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也更强。然而特定行业中,高管团队的长任期会使团队成员产生某种情感上的依赖和政策偏好,或形成某种“行业智慧”,这将有助于企业的快速决策。但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高层管理者将更多地依赖于某种固定的参考模式,在解决问题时不容易改变立场,从而导致了他们对于行业标准的保守态度,以及限制了他们在战略制定时的多元化选择(Gupta,1984)。高管团队的长任期将拖延新产品的流动安排和流动时间,企业将越可能成为模仿者而非领导者(Srivastava等,2005)。
其次,多项研究表明,高管团队任期对企业战略调整与变革具有显著影响。长任期虽然提高了高管团队的凝聚力,却也减少了团队成员改变企业现状的可能性,使得企业在业务单位多元化方面更具依赖性。高管团队中管理者的任期越长,就越认同组织的现状、文化和规范,同时也越不愿意去改变企业已有的运行模式,企业创新和战略变革也越难以实现(Michel等,1992)。高层管理者的任期越长,对组织程序的依赖性将更强,同时也更倾向于抵制变革和厌恶风险。他们在战略和政策上更趋保守,通常采取一种介于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中间路线战略,并表现出与行业平均水平相近的绩效,而任期短的高管团队则有较多的战略调整。Wally等(2001)以在欧洲的美国跨国公司为调查对象,对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战略变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高管团队任期与企业国际多元化战略改变正相关。他们给出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对于那些地区多样化、产品多样化程度都已经很高的跨国公司来说,国际多元化程度的变化并不能很好地代表企业战略的改变。
此外,高管团队任期和企业绩效之间也存在相关关系。任期将影响到高管团队信息的来源和解释的多样性,以及团队对于风险和责任的态度,进而影响着企业绩效(FinkelstEin等,1990)。Katz(1982)认为,团队发展通常需经历三个阶段,即融合期、革新期和稳定期,高管团队平均任期与企业绩效之间大致呈“∩”型关系。然而,也有学者认为,高管团队任期和企业绩效之间是负相关关系。
研究中,学者们也开始意识到,高管团队任期与企业绩效之间可能并非简单的直线关系,也许受到某些中介过程(冲突、沟通及凝聚力等)的影响。Hambrick等(1992)在比较破产企业与成功企业的高管团队特征时发现,破产企业高管的平均任期明显要短于成功企业。他们认为,破产企业出现经常性决策失误的主要内因在于,高管团队的短任期使得团队成员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内部沟通与信息交流。而任期较长的高管团队,团队内部凝聚力更强,团队成员之间也越容易形成趋同的认知结构,并具有更好的沟通和交流,团队更稳定,冲突也越少(Finkelstein等,2000)。长任期将提高团队整合程度和知识共享水平,增加团队价值判断的机会,使团队具有更高的社交内聚力和决策一致性(Michel等,1992;Ensley等,2002)。然而,Bantel等(1989)的研究却显示,高管团队的任期越长,对企业价值观、规则和战略内涵的信任程度就越高,越容易在企业的整体信念系统中被充分社会化。使得团队内部产生圈内思维,因此更容易产生排斥外部观点和意见的危险。
早期性别构成研究探索了高管团队性别比例与企业战略决策及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投入大量资源去改善高管团队中的性别构成,以提升性别结构对企业战略及绩效潜在的积极影响。事实上,许多研究也证明,女性高管在团队领导者的职位上比男性高管更多地展现出高效的领导才能(Carter等,2003)。Catalyst(2004)运用公开样本数据,考察了1996—2000年美国上市企业财务绩效与女性高管比例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在控制了行业与治理变量的差异后,高管团队的性别构成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仍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女性高管比例最高的88家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和股票收益显著高于女性高管比例最低的89家企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研究成果并未能证实高管团队性别构成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企业的绩效表现受到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在没有有效地控制其他差异变量的情况下,不同企业高管团队性别构成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应可能会不一致,有时甚至会由于出现相互抵消的现象而导致无法观测到实际的作用结果。
然而,也有学者对高管性别比例与企业绩效之间正相关性的研究结果表示异议。Shrader等(1997)以财富500强中的200家企业为样本展开了相关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女性高管比例与通过财务指标测度的企业绩效负相关。而Smith等(2006)利用1993—2001年2500家丹麦企业的样本数据,检验女性高管比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显示,女性高管比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呈现从无到有,最后才显示为正相关性的特征,关系背景对两者关系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具有员工选举背景的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显著,而具有家族裙带关系背景的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则有消极影响。Rose(2007)则实证分析了1998—2001年丹麦上市企业的截面数据,但没有得出女性高管比例与企业绩效有相关性的研究结果。
由此可见,已有研究并不总是能够发现高管团队性别比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显著相关性,可能的解释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现有研究大部分使用的是美国大公司样本,这些研究或许得到了某些重要的结论,但事实上美国公司高管几乎比其它国家高管更具异质性,因此,样本选择的局限性导致了研究结论的冲突。其二,女性担任企业高管职位有时候只表明了某种象征意义,即改变低层女性职员对晋升机会的感知,女性高管的优势并未得到充分发挥。第三,一些重要的无关因子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因而导致性别构成比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晰。此外,估计方法的差异也是实证结果缺乏一致性的另一个原因。
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战略及绩效的关系研究,是企业战略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国内外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很丰富,并主要集中在研究高管团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企业战略变革及绩效的影响,如年龄、教育程度、专业背景、职能背景、任期以及性别等。然而,既有研究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高管团队特征动态研究的缺乏和外部情境效应的变量研究不足的现状。因此,细致研究中国独特背景下高管团队特征的具体差异,努力打开“高管团队特征—战略变革—企业绩效”这一传统研究范式中的“黑箱”,加强对高管团队动态过程变量及情境变量的研究就显得十分有意义。未来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加以改进:(1)尝试探索高管团队的心理特征(如个性、认知风格和价值观等)、社会特征(如社会声望、社会资本等)以及能力特征(如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对企业战略变革及绩效的影响。(2)在现有的理论研究中引入对企业战略变革实施过程的分析,细致考虑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实施速度、实施成本等过程因素的影响。(3)在现有的高管团队研究成果中加入对公司治理机制的考量。(4)深化高管团队理论的情境研究,包括文化、制度环境等,进一步分析高管团队在不同情境下所呈现出来的特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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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理论界对关于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称谓不尽统一,含义也各有侧重,本文根据国内外产业联盟实践,将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定义为: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组织机构自发联合在一起,基于确保合作各方的市场,寻求新的规模、标准、机能或定位,应对共同的竞争者或将业务推向新领域等目的,为解决特定的产业共性问题而形成的一种联合研发、利益共享、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新型技术创新与产业推动组织。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本质[1],是以企业为主体、各类市场主体广泛参与,通过资源共享和创新要素的优化组合并围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进行的协同创新,具有跨区域性、产权独立以及正式的法律形式和特定产业目标等特征。在市场竞争环境日益复杂的情况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出现既是企业寻求自身快速发展的需要,也是各类市场主体联合创新发展的产物。为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研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以其特有的稳定效应和持续创新效应,特别适合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组织形态。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可以作为我国现阶段产业经济组织形态的重要补充形式,与其他产业经济组织共同推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2]。联盟构建的重要环节是选择伙伴,在联盟中把朋友或者陌生人作为合作伙伴与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有关[3]。影响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联盟伙伴选择的重要因素有知识资源的互补性、文化相容性、相互信任持久性以及组织的柔性化[4]。与其他类型联盟的构建不同的是,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构建要体现和反映四个方面:体现特定的战略目标,反映企业发展内在需要,联盟组织开放发展,联盟协议受法律约束和保护[5]。影响技术创新联盟绩效的因素,主要体现在成员之间有效的知识转移对于联盟绩效提高有重要影响,联盟主体因素、联盟情境因素和知识自身因素等,都会影响知识转移绩效[6]。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分为产业链合作联盟、技术攻关合作联盟和技术标准合作联盟三种类型[7],而从产业共性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联盟的合作模型,可分为政府推动、行业协会主导、科研院所主导和龙头企业主导四种模式[5]。
我国新材料企业能否通过建立技术创新联盟组织,冲破自身资源局限的瓶颈,取得较好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虽然已有很多文献对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作了探索和研究,然而研究重点停留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内涵特征、联盟构建、联盟绩效及联盟分类等方面,缺乏对于把新材料产业和技术创新联盟相结合的相关研究。因此,本文通过对我国新材料产业的发展状况和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组成成员进行研究,构建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模式。
新材料产业作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性产业,起步相对来说较晚,但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展迅速。近年来,我国新材料产业在产业规模、体系建设和技术进步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值规模不断扩大(如图1),技术水平稳步提升。我国新材料产业市场规模从2005年开始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6年新材料产业市场规模为3176亿元。近年来,新材料产业进一步发展。2011年产业规模达到8140亿元,2012年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的大关,达到10278亿元,2013年产业规模达到13600亿元,作为基础性产业的新材料能对其相关产业的市场规模产生几何级数的发展,特别是在光伏材料、稀土功能材料、玻璃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产业领域,国内的新材料企业依靠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使产业规模逐渐壮大,产品结构不断完善。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5年第2期2015年第2期(总第194期)贺正楚,潘红玉等: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模式研究
2.依据区域条件形成了产业格局,部分地区出现了产业聚集。采取淘汰落后产能以及把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相关企业进行兼并与重组等措施,使新材料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新材料产业集中度得到提高。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依托技术与人才、产业基础及市场优势,建立了一批高技术新材料骨干企业和产业化基地,新材料产业在一些地区呈现集群化发展趋势。而我国中、西部地区依靠原有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也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新材料产业。新材料产业在我国初步形成了“东部沿海集聚,中西部特色发展”的区域格局。
3.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对外合作明显加强。受到我国市场需求巨大和市场综合开发优势明显这两个因素的吸引,国际新材料企业重点向我国转移新材料产业。国外的一些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独资或者合资公司,不少跨国公司还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以占领我国新材料产业市场。国内一些新材料实力较强的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技术竞争水平和经济实力,也充分依靠国际力量,不断与新材料的跨国公司开展技术研发交流及市场开发合作。
4.关键材料保障能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在某些领域所需的130种关键材料,其中的21种材料在国内几乎没有生产能力,要完全依靠进口;其中的70种材料虽然在国内可以生产,但在产量、性能和质量等方面无法满足国内需求;只有其中的39种材料,由于其技术含量偏低才实现了国内自给[9]。
综合我国新材料产业的上述发展状况,发现我国新材料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甚至部分新材料产业领域出现有规模而无技术的局面。在产业格局、产业规模、产业体系建设基本完成的条件下,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应在于技术创新方面,而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能够成为带动我国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的突破口。
1.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促进新材料产业的研发与合作。新材料产业是高新技术型产业,产业技术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单个的新材料企业,一般无力独自进行技术开发。若依托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联盟企业可以共同分摊研发投入,缩短研发周期,实现研发资源的互补和共享,共同解决产业共性技术问题。
2.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促进新材料产业市场间的合作。新材料产业的突出特点是,上中下游产业结合紧密,产业链较长,链上的企业或者产业联动性强、互动作用明显。在新材料的新产品推向市场初期,联盟企业联合开拓市场,可以降低高额的市场启动费用,较快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3.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促进新材料产业集群的发展。技术创新联盟往往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能力和联动力,并由此形成产业集群。例如,2003年,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了中关村新材料产业联盟,联盟聚集了产业内最具代表性的企业、高校等各类成员,实现了资源的开放和高度共享,并制定了一系列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该联盟经过10年的高速发展,已成为北京市新材料产业集群的代名词[10]。中关村新材料产业技术联盟的成功,说明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作为一种新型组织形式,已经成为新材料产业创新集群发展的重要载体。
4.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能提升新材料企业的专利竞争力。新材料企业之间核心资源一体化促进产业联盟的形成。企业通过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优化组织资源并提升专利技术竞争力,提高新材料专利技术创新主体的素质,提升新材料产业专利技术的层次,推进新材料产业专利技术向核心技术的发展,巩固新材料企业在专利申请中的优势地位,缓解国外发明专利申请长期高于国内的局面。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对提升企业的专利竞争力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5.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促进新材料产业链的形成。新材料产业链的构成[10],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新材料产业位于制造业产业链的上游,并且上游产业大多是冶金、化工和建材等基础性原材料产业。而下游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几乎全是新材料产业的应用性产业。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形成以后,形成上游原材料企业生产当中的技术创新,新材料企业加工当中的技术创新,下游企业主要应用领域的技术创新。依托完整的产业链在上中下游企业当中构造技术创新联盟,处于技术创新联盟产业链中的新材料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活动加强生产企业与上游原材料企业、以及下游应用环节用户之间的紧密合作,成员企业技术创新资源得到共享,成员企业各自技术优势得到发挥。
同其他所有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一样,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组成成员是由政府、大学、科研机构、企业、金融机构和用户组成[11](见图3)。其中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企业,是政策链、知识链和产业链的代表。这三条链相互作用,促进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高,从而推动整个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发展,如果其中某一个成员出现问题,将会制约整个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发展。
在整个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参与主体,肩负着营造有利于联盟发展的政策环境、法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重任。政府制图3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组成成员
注:1代表提供资源、技术服务、研发推广;2代表引导、推动联盟;3代表提供人才培养,参与研发;4代表反馈产品信息;5代表提供科研创新能力,参与研发;6代表提供资金服务;7代表风险共担;8代表风险共担;9代表利益共享;10代表风险共担;11代表利益共享。
定政策法规、搭建公共平台、引导技术创新活动,从而促进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壮大和发展。健康的政策环境是技术创新活动良性发展的保障,应该通过法律和制度来管理联盟之间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与行为。大学与科研机构是人才、技术等资源的摇篮,发挥着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作用。大学和科研机构充分利用自身知识密集的优势,做好基础学科研究,成为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主力军之一,从另一方面来看,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是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相关知识产权转移与研发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
新材料企业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占据主体地位。为了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增加企业利润,企业尽可能将自己具有优势的生产与技术投入到联盟中,并利用市场的预测功能为新材料产业的技术创新指明方向。对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项目,企业更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并充分利用企业在基础设备、工程技术和人力资本等方面的优势,以最快的速度研发出具有竞争力的新技术或新产品。金融机构是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必不可少的成员,金融机构向联盟提供金融借贷服务,引导企业和大学把闲散的资金向产学研合作体系集聚,更重要的是,金融机构为创新主体提供高效便捷的联系通道,使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资本运作效率得到优化,实现风险共担与收益共享。在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用户能够直接反馈市场的需求,并且能对企业实施技术创新所产生的利润和收益进行预先的判定。如果利润和收益比较理想,用户企业就会积极谋求与大学、科研机构的合作,并为其技术创新提供资金、人员和设备等。四、我国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发展模式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是以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为目的的一种技术创新型合作组织,是政产学研企合作的结果。新材料产业按照技术创新的难易程度,根据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主导力量的不同,制定出相应的联盟模式。本文将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模式推演为政府推动型、学研驱动型和市场导向型三种类型模式。
该模式(见图4)适用于某些新材料产业中,一些市场前景不明朗、创新风险大的重大技术创新领域,新材料企业一般不会主动参与这类重大技术创新活动,政府要直接或间接介入并引导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形成。政府通过引导新材料企业,加大对重大技术创新过程的投入,促进企业在重大技术创新过程中占主体地位。在顺应重大科技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政府针对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重大技术创新的需要,一方面建设科技信息服务平台,推广政产学研企对接,另一方面建设高校-企业-研发中心“三位一体”的合作平台,实现新材料产业重大技术创新资源的优化,提高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综合能力。在这种模式中,政府是联盟中各成员之间的纽带,它将联盟中的新材料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紧密联系起来,使其利用各自的优势齐心协力完成技术创新联盟的目标,这种合作不仅能给联盟中的各成员带来经济效益,还能带来社会效益。
该模式(见图5)适用于新材料产业中某些科技含量较高的重点技术创新领域。新材料企业对一些重点技术存在科研需求,但企业自身无法独立完成该类技术创新,而大学和科研机构(即学研)又有供给该类技术的能力,大学和科研机构若主动寻找合作研发伙伴,通过与企业合作,能够完成该类重点技术创新活动。该模式中,大学和科研机构主要寻求的合作研发伙伴包括新材料企业、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等。大学和科研机构利用自身的人才优势和良好的实验条件,结合其他合作研发伙伴的资源,与新材料企业重点技术创新需求紧密联系,帮助企业实现其无法独立完成的重点技术创新。从这一模式看,大学和科研机构不但是重点技术创新的驱动力量,也是科技转化为产品的推动者和科技产业化的实现者。尤其重要的是,该模式当中,大学和科研机构可以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为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提供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这些人力资本会给联盟带来新的知识和技术,把创新、开放的思想理念带入到联盟中。
该模式(见图6)适用范围是,当新材料企业存在一般性技术创新需求或者技术创新难度一般的技术需求条件下,为了降低自身的技术开发成本和研发时间,希望与其它伙伴合作完成技术创新,这时候的新材料企业若主动寻找技术研发合作者,同时联合政府部门,通过与合作伙伴、政府部门以及其它相关合作成员,合作完成一般性的技术创新。该模式当中要寻求的合作伙伴包括大学、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和同一产业内的相关企业。在这种模式中,符合市场需求的一般性技术创新要求,通过该模式,能够以较短的时间开发技术,联盟内部的企业可以互相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支持。该联盟的技术创新因为直接面向市场,使得技术创新具有方向性,让市场的反馈作用得到积极发挥。有一般性技术创新需求的新材料企业,要从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出发,按照市场经济交易规则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合作伙伴,使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得到充分发挥。
由于我国新材料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且在政产学研企结合方面较松散,组建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举措,是发展我国新材料产业的重要途径。我国新材料产业领域要引导更多新材料企业与科研机构、上中下游企业或者产业进行紧密合作,通过建立一批以技术创新型企业为主体、上下游企业或者产业紧密合作、技术创新分工明确、技术创新利益共享、成员技术创新优势得到发挥的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在构建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时,明确企业、政府、大学、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和用户各个成员在联盟中的地位,使联盟中的成员能够联合研发、优势互补、成果共享和风险共担,促使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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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化产业是发达经济体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国民经济发展所依托的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竞争优势都被高度浓缩在文化产业的差异化定义之中。以下我们通过定义的比较来展示发达经济体文化产业的差异。
英国——创意产业。其定义如下:创意源于个人的智慧运用,以知识产权形式出现并以此实现收益,不断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新的增长动力。范围界定相对宽泛,具有创意性的服务业也包含在其中。总体看,音乐、建筑设计、视觉表演、娱乐软件开发和数字出版物等近年来发展迅速。
日本——内容产业。文化产业在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双重推动下发展,发展范围比英国更为宽泛,除去演出、影视、展览、新闻、娱乐内容、还包括体育与旅游,另外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等形式都包含在产业范畴之中。
美国文化产业最大的特点是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其创造的价值超过了许多传统工业,因而被称为版权产业。美国文化产业主要有三个大类:一类是娱乐与电子传媒业;二类是印刷与出版业;三类是旅游相关的产业。
韩国文化产业范围参考自《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包括传统的美术品、服装服饰、特色食品、历代文物;新兴的主要包括电视剧、电视、广播、游戏软件、网络娱乐内容、创意性设计等。
综合上述四国的特点,中国国家统计局分别于2004年和2012年颁布了中国文化产业的统计范围,产业范围的两次调整表明我国文化产业正在进行局部微调以期逐步完善产业框架,创新产业驱动机制,以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文化产业。
1. 文化产业驱动机制分类与文化差异性分析。国内学者雷光华、傅才武、宋丹娜以及霍步刚(2009)等分别从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以及政策路径等提出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本文在参考上述内容的基础上加入文化差异等因素重新对各国文化产业的产业驱动机制进行分类:市场驱动型与政策驱动型。前者的代表是英国和美国,它们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阿罗、罗默以及卢卡斯的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在知识经济时代发展趋势下,突出个人的创意与才华,通过工业化生产模式产出大量可复制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使其迅速形成了现代文化产业;政策驱动型的代表是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充分借鉴了别国发展的经验基础,结合本国经济发展中特有的产业支持政策,最大限度实现了后发优势。
对于不同创新驱动机制背后的文化差异根源需要我们借助通过文化维度进行分析。
整体看英美两国因同属于安格鲁﹒撒克逊文化渊源,在文化维度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中国、日本与韩国虽然同处于东亚地区,但在五个维度上都却存在相当的差异,最小为2,最大则达到62。
第一,权力距离。美国、英国不是很看中权力,它们更注重个人能力的发挥,对权力的追求比其他国家要逊色不少;中、日、韩三国由于国家体制的关系,较之英美等西方国家更为注重权力的约束力。这种差距对于文化产业中个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会产生重要影响。英美的文化产业中市场行为多于中日韩,而政府的行为则是中日韩多于英美。
第二,不确定性规避。不确定性与人们的行为倾向有着密切关联,即风险偏好与不确定性呈现反向趋势。因而以个人为主体的经济单位富有活力,能够形成有效的市场。中国与英美两国在这一维度上相接近,对于中国文化资源广泛分布的地理特征和市场体系不完善的制度特征而言,有助于激发保护文化资源与文化创意发展的民间积极性;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的日本与韩国,个人强烈的工作进取心和团队合作意识推动了中小型文化企业的发展,减少了个体地位可能遭遇的市场风险。
第三,个人与集体主义。美英两国均强调个人的作用,成就属于个人,又以自由发挥为基础。其开放性使得来自不同群体的个人有机会展示自身的才能,来自市场的奖励是对智力资源流入的有效奖励,也是人本开放主义成功实施的关键。中日韩的社会都是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企业与员工相互依赖,很多文化企业的核心资产价值就等价于是核心员工的人力资本价值。两者的分离就意味着价值的同步消失,所以文化产业链条中的每个环节力求对参与人给予最大的关注,使他们以集体形式存在于产业发展过程中。
第四,男性与女性社会。前者强调事业成功,而后者则同时关注事业成功与生活质量。鉴于文化产业消费的特殊性,文化产品和服务应满足消费者偏好为前提实现效用最大化。日本是显著的男性化文化,中美英非常接近,韩国则是具有最富女性化气质的文化,韩国电视剧的题材是休闲时间中最优选择便是有力的证明。
第五,长短期导向。在长期导向的国家中人们更加注重长远目标,愿意为目标而不断奉献,东亚三国都注重长期,特别是中国对于民族文化的关注一直强调传承性;在短期导向的国家,人们更加注重当前的生活和享受,不愿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英美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形态具有典型的时尚性。
结合整体与局部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东西方文化差异客观存在,但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存在很多交织点。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在客观上要打破传统观念束缚,充分借鉴不同经济体的经验,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完善自身的产业创新驱动机制。
(1)英国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英镑危机、欧盟成立等多重压力下,1997年5月英国政府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并提出把创意产业作为振兴英国经济的重要手段。到2011年,伦敦被公认为是全球三大广告都城之一,欧洲第一电影制作中心,创意机构密布,并拥有全球客户总数的四分之三。
从伦敦的情况看,英国文化产业发展走的是一条集群发展之路。这类知识密集型产业集群,其创新的主要来源是知识创造与交流,而知识的创造与交流是通过教育机构、科研中心等媒介,这类交流媒介可以保证交流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集群内的有制度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摩擦性失业和侵权行为。
(2)日本的文化立国政策。日本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通过产业政策推动文化立国的国家战略的实施。鉴于其国内资源禀赋不足且长期以来受制于生产原料外部进口,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日本将历史资源最大限度投入到现代生产模式中。此举不仅实现了资源的即时收益,而且也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并弘扬了新兴文化。同时,考虑到本国市场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规模有限的不足,日本确立了以全球市场为其文化产业发展的终极空间,发挥自身制造业方面的国家竞争力,通过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带动文化产业发展,最终形成经贸——文化产品——文化软实力——经贸的循环发展模式。
(3)韩国的文化政策支持机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带给韩国经济二战后最为严重的衰退。为扭转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韩国将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支柱产业,借文化产业的发展来带动经济的复苏。为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韩国政府自1998年开始先后设立了文化产业局、文化产业振兴委员会等国家级的专门管理机构。随后为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将文化产业振兴院以及主管电影产业发展和游戏开发等五个不同机构合并,成立“文化产业支援机构协议会”。与管理机构相配套出现的是专项基金,包括政府专项基金,地方专项基金以及康采恩式的集团基金等形式。它们分别用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以及对外出口,直接资助个人创业者以便其发挥文化才能。
韩国对本国的人才是其发展文化产业的另一大特色,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是创意,而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工作又是提高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为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韩国政府大力培养文化的专门型人才,例如专门从事电视剧拍摄的专业化团队,负责演员市场的职业经纪人,娱乐领域的软件设计与开发人才等。除了专业人才外,韩国还注重培养复合型管理人才和国际营销人才,负责文化产业管理及海外的推广工作。
(4)美国文化产业的“三位一体”发展。美国作为新大陆于17世纪登上世界舞台,其国民除印第安土著外大都是移民的后代,其开放性和创新性的人文特点,使得一个没有历史文化遗产,缺少传统文化资源的国家能够不断融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形成了一种高度杂交的文化。好莱坞作为一座梦想制造场,吸引了全球范围内大量人才和资金,拍摄大量不同文化题材、不同时期典型人物形象的大片,借助规模经济作用,创造了无数票房神话。
但不可否认的是,再好的创意也必须有付诸实施的手段。以美国电影业为例,大量的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用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这一具有风险的产业中,希望借助眼球效应实现高回报率。美国华尔街自身具有强大的金融创新能力,文化产业也从其不同形式的金融创新活动中受益良多,在分散风险的同时也通过版权制度的建设保障了文化产品未来收益的排他性占有。美国电影业运用投资组合理论将数量一定、题材不同的电影组合在一起,此举为投资人有效分散了非系统性风险,从而使得稳健型投资者(人寿保险资金和退休资金)大量参与其中。具体融资的方式包括股权融资、债券融资、贷款支持和资产证券化等不同形式。在美国,知识资产证券化已运用于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这一形式将更多人的利益通过文化产业关联在一起,实现了文化产业发展动力泛社会化的现实。
第一,从权力距离出发,协调产业园区聚集模式的主导模式。根据英国创意产业发展的经验,结合我国渐进式改革中优先试点再推广的成功范式,我国应该通过产业园区的模式实现产业聚集。创业园区的经济实质是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和信息流通的成本,政府通过财政、税收、金融、行政监管等方面的措施为创始期的企业提供发展所需的资源,以减少企业经营失败的风险。这类园区通常有两种模式:市场导向模式与政府主导的模式。到目前为止,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多采用地方政府主导模式。由于市场体制不够完善,各方面的基础条件薄弱,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存在缺陷,所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在客观上是必要的。但政府应该尽量尊重市场的资源配置结果,不进行刻意园区建设,而应该对已经自发聚集了创意产业企业的地方提供可行的制度保障。另外鼓励依托大学模式而建立的产业园区,这类园区适应在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通过产学研的价值链整合实现美国硅谷式的发展。
第二,综合不确定型规避与个人和集体的角度,中国在文化专业人才与相关人才的培养上需要采取多元化的战略。韩国文化产业对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非常高。人才作为智力资本的载体是新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现代文化产业承接工业发展的基础成果,其服务业的属性使得不需要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入,更多依靠个体创造力的输出与转化。韩国政府培养人才的模式还充分考虑到产业链各环节的发展需求,既重视了创造环节,也关注了实现环节。我国文化人才的培养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东部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既有丰富的市场需求,也有社会文化资源储备,能够在不确定型回避较低的人文环境下满足不同专业特长的文化人才实现自身的市场价值;但其他地区的文化产业的发展环境相比则较为落后,产业内分工与协作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个人的创新工作缺少保障,致使相当数量的人才和产品无法与市场融合,因而需要建立企业组织来降低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与产权保护成本。我国在学习韩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同时,也要从个人与集体的角度出发协调区域均衡发展机制,深挖当地特有的文化资源,实现人才培养的属地化与引入机制并行。
第三,从男性化与女性化的角度看,促进文化与资本、科技三者融合,经济效益与价值引导并重。男性化社会强调事业的成功,而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以企业为经营主体,贡献产值和获取利润。以美国八大电影公司为例,它们是好莱坞在全球展示的标志。这些美国的文化企业无一不是通过内部资本的集聚实现内生性发展,再通过资本市场进行产业资源整合,最终形成了时代华纳、迪斯尼等大型文化产业集团公司。我国文化体制市场改革方兴未艾,很多企业尚未改制,需要以市场化改革来培育一批企业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领路人,这一过程需要行政垄断性企业通过机制改革与社会资本相结合,以便挖掘相关行业中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此外,技术创新使得文化产品的质量大大提升、传播范围延伸至全球可以到达的各个角落,产品中的文化内涵代代相传成为启蒙社会青年群体的最佳途径。
女性化社会则同时关注事业成功和生活质量。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完全是由市场组成,其中还有相当部分属于社会公共产品,即文化事业。政府应该以社会大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为出发点,通过公共财政体系构建覆盖城市与乡村两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力争实现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为中国核心文化价值观的有效传播以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奠定基础。
第四,从长短期导向着眼,塑造国家形象与软实力建设,为中国对外经济各领域长远发展奠定基础。我国对外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进出口贸易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不可否认的是对中国的负面报道给中国对外发展平添了许多交易成本,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我国通过国家形象宣传片等文化产品表达我国未来和平与共赢的发展战略。同时,我国也在大力加强文化领域的贸易发展和对外投资的输出,在获取贸易利益的同时,展开国际文化交往合作以建设国家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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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对新兴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新兴产业发展对于优化我国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新兴产业由于其有较强的创新性,且处于生命周期的成长期,容易产生比较旺盛的产品需求,对经济增长有不竭的推动力。因此对扩大就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数量提高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切合我国现阶段发展实际,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长久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全球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大潮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其自身的重要使命,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其对核心技术的掌握与前沿科技的运用上,更重要的是它要运用产业自身的优势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积极扩大内需,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转型和升级,2009年 12月,江西省率先在全国发布了第一个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江西省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出,对江西省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经过三年多的时间,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平稳高位运行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着不少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作为江西省未来发展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较好,对江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加。2012 年江西省全年实现地区产值 11583.8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占比重仅为 13.54%,还不到 15%。在《江西省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2015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要力争达到 1.5 万亿元,经济总量占江西省的比重要提高到 60%。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大力发展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扩大产业发展规模。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生产能力迅速扩张。2012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增加值从 1 月到 12 月,累计同比增长幅度在 21.6%到 23.4%之间稳定波动,其中有五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增速高于江西省平均水平,这五个产业分别是: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航空制造,光伏,文化及创意,绿色食品。2012 年实现利润增长的产业是:风能核能,非金属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半导体照明,绿色食品制造,生物及新医药,金属新材料产业。利润出现下降的产业是:光伏产业、航空制造产业和文化及创意制造产业。金属新材料产业的利润是 163.99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8.4%。虽然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但产业之间发展不平衡,应采取措施防止产业之间的差距继续拉大。
江西省注重发挥资源优势,夯实产业基础,引导企业集聚,不断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布局,产业集聚格局初步形成。金属新材料产业大力打造“世界铜都”-鹰潭,加快建设南昌铜精品产业,同时把上饶、抚州、赣州发展为铜加工聚集区。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围绕南昌、景德镇、上饶、宜春、赣州来重点布局。半导体照明产2012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区域收入鹰潭、新余、南昌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1774.08亿元、1385.04 亿元、1232.25 亿元,合计为 4391.37 亿元,占全部主营业务收入的 51.43%;而其它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合计为:4146.83 亿元,占全部主营业务收入的 48.57%。鹰潭、新余、南昌三地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收益较多,而其它地区从中收益相对少,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
(一)合理引导规划,发展本地区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省内现有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高新技术产业中选拔具有较强优势的产业进行优先布局,从全省的高度对这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产业进行总体规划,制定长期有效的发展规划,为属于同一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横向的竞争与合作平台,发挥产业内部互促力量,为实现并加强全省范围内的产业综合实力奠定基础。建立全省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各市区初具规模战略性新兴产业联动发展,形成以大带小,大型产业重拳出击、深入拓展自身优势,小型产业稳步前进、逐步占领市场的省内战略发展格局。
(二)拓宽融资渠道,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战略与指导意义,但是由于其带有新兴产业的色彩,并且大多数依靠先进科技作为企业发展的支撑,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具有投资额大,实现经济效益回报时间长的特点。又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发展还不成熟,因此对该类产业的投资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性,但是风险与机遇并存,要想实现产业的发展、经济的跨越,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是必要的,大量资金支持是产生重大科技成果的必要条件。
(三)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建设,加大科技研发力度。战略性新兴产业既具有高新技术产业所要求的科技含量,又包含新兴产业所代表的前沿性,因此科技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最重视的因素江西省依据本省具体情况,对本省未来的技术发展战略准确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此基础上,完善创新体制机制,从财政、金融、法律等方面对积极创新的企业给予优惠,对先进技术成果给予产权保护,充分调动省内各方积极性,同时为省内各种知识、技术交流创造机会,多管齐下,齐抓共管,大力推进江西省技术创新、技术研发不断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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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趋势来看,任何产业发展的归宿都是集群战略,同一区域聚集的相同和相似企业会与其上下游等相关及支持性产业间,通过合作竞争的方式增强整个区域的实力,从而提高相关行业的创新力,打造强而有名气的区域品牌。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国内外电影产业集群战略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国内外电影产业集群战略研究
经济发展彰显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日益显著的地位,电影做为一种能够吸引大量观众的柔性力量,一旦融入日常生活,就会显示出军事、政治、教育、经济等其他因素都无法替代的强力作用。
中国电影曾经繁荣过,虽然中间遭遇低谷,但现在又重新显露出恢复繁荣的迹象。现在中国电影虽然屡创票房佳绩,但整个电影行业在国际影坛的整体地位却不高。当今世界电影市场上被电影强国占据,这些强国有美国、印度和法国等。想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有立足之地,就必须从长远角度深入思考电影业发展的新思路,促进中国电影形成良好的市场运作机制及保障机制,协调电影产业链发展,真正促进电影产业的大发展,为国民经济提升做出贡献。
从经济趋势来看,任何产业发展的归宿都是集群战略,同一区域聚集的相同和相似企业会与其上下游等相关及支持性产业间,通过合作竞争的方式增强整个区域的实力,从而提高相关行业的创新力,打造强而有名气的区域品牌。
近些年,中国电影业也呈现趋于集群化的模式,横店、怀柔、无锡等影视基地及长城影视基地等显现出集群化趋势,可以说中国电影业集群化发展的基础和优势已初具雏形。
关于地理位置和产业发展之间的联系,国外有很多学者作出了研究。如斯科特(Scott)指出文化产业常常会在地理上进行聚集,并且很有先见地指出电影产业的发展要依靠全球发行网络,电影业应该突破地域限制,寻求跨区域、跨国家式合作发展。
HaraldBathelt系统总结了美国电影业的发展过程,不仅为好莱坞也为全球化的电影业集群提供了详实的背景介绍。
而一些学者关注电影产业集群带来的影响,如ThomasBrenner和SiegfriedGreif对电影业集群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深刻地说明了集群化将在未来对电影业雇佣方面带来不同的发展方向。
当今,国际上经典电影产业主要集中在几个城市,比如Los Angeles、London、孟买、等地区。随着电影业的发展,韩国的忠武路以及新西兰等也以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构造电影产业集群。
3.1好莱坞
3.1.1形成原因
(1)自然环境。在好莱坞发展之初,秀丽的自然风光、明朗的光线和舒适的气候是拍摄电影的得天独厚场所,电影拍摄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优美的自然环境。但如今,为了增加利润,各大片厂节约成本,相继将拍摄地迁移到其他地区,其中热门地区有澳大利亚以及东欧等地。并且影片的后期制作也更多不在本地完成,亚洲地区很有可能成为电影后期制作的国际中心
(2)经济因素。美国居于世界经济领导地位,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影视人才,一体化的生产和销售系统,造就了好莱坞特有的活力与优势。美国政府深知电影产业的战略作用,现在国际上的意识形态侵略已经取代军事打击成为对外侵略的主要方式,宣传美国思维、美国理念的电影就是美国对外文化侵略的典型代表,美国利用电影输出对国外进行价值观的灌输。鉴于观看美国电影的观众以年轻人为主,这种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的灌输会对一个国家的年轻一代造成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传统军事打击所无法比拟的。这种文化的入侵更会对美国带来超出想象的经济利益,所以大力支持好莱坞是美国的全球战略之一。
3.1.2带来优势
(1)分享劳动力储备。好莱坞持续地发展壮大,吸引无数电影明星前去发展,这就为当地的电影公司提供了足够的人才供给。而好莱坞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些企业遭遇从繁荣走向衰落,那在这个阶段之中,这些公司旗下签约的明星也会为了自己的发展寻求好莱坞的其他电影公司。所以,好莱坞明星众多,企业就会被激励向一个地区集聚,去分享产业集聚所带来的劳动力储备效应。
(2)劳动力的匹配。好莱坞集聚众多电影明星,较多的明星就提高了技能匹配性,导演拍摄各种类型的电影都能够得到满足,大量的明星集聚好莱坞,在对电影公司产生较大的吸引力的同时,也使得电影公司为争夺明星而展开竞争,这样就能产生更高的技术匹配性和更高的明星酬劳。较高的酬劳又会为明星提供一个激励,使他们更愿意在好莱坞发展。电影公司与明星们相互吸引,都能够获得满意的利润。
(3)知识溢出。丰富的人才是好莱坞的核心竞争力,作为一个成熟的电影业集群,好莱坞吸引了许多杰出的导演,比如卡梅隆、斯皮尔伯格等,都是大名鼎鼎的电影大师。而且多年来好莱坞造就了不计其数的电影明星,这些明星不仅为好莱坞创造了客观的收入,更像天空中闪耀的星河一般吸引着更多的演艺人员前往好莱坞发展。好莱坞已经拥有了如此巨大的人才储备,更可贵的是这些人才并不是简单的相加,他们互相合作、学习、竞争,使得各自的能力充分发展,并且吸收别人的宝贵经验,提高了整体的竞争力。好莱坞的现金经验同管理模式也为别的电影产业提供了指导作用,对周边乃至全球的电影业起到了带动作用。
(4)先进技术。好莱坞电影精良的制作和先进的电影技术,是好莱坞地区之内各大电影公司共享的一个主要内容。
3.2 印度“宝莱坞”
宝莱坞(Bollywood)位于印度孟买。不甘落后印度人在孟买建造了一个新的电影业集群,并且将“好莱坞”(Hollywood)前面的字母“H”换成了孟买(Bombay)的开头“B”,把“好莱坞”变成了“宝莱坞”(Bollywood),这就是宝莱坞名字的由来。
高度的信任度是宝莱坞的一大特点,制片人在选择角色的时候可以不通过经纪人,直接进行电话沟通,往往也省去签订合同,所以宝莱坞的效率非常高。印度雄厚的科技实力为宝莱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持,宝莱坞可以说在电影数字化制作过程中人才济济。
宝莱坞不仅在电影业本身下足了功夫,更是不断尝试差异化,整合上下游供应链,不断拓展产业链,从电脑游戏到手机铃声,从背景音乐到适合各种人群的影视相关玩具,宝莱坞可以说包罗万象。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决定企业生存与否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它决定了企业能否满足市场需求,也体现了企业对市场变化适应力的强弱。在产业集群中,这种核心竞争力反映在地理邻近的经济互动中产生了多少具有异质性特点的共享性资源。(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经济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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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联盟财务监控的对象与一般单个企业相似,是资金及其流转。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先机,越来越多的企业趋向于采用战略联盟的营运模式。在把企业战略联盟分为垂直联盟和水平联盟的基础上,分析了对企业战略联盟实施财务监控的必要性,从财务监控的原则、主体、客体、对象、目标、方式、内容等几个方面具体阐述了企业战略联盟的财务监控问题,初步构建了企业战略联盟财务监控机制,最后从努力培育广泛的合作基础,塑造共同的价值观,积极沟通,保持良好的战略协同关系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对企业战略联盟实施财务监控的配套措施。
【关键词】企业战略联盟;财务监控;财务机制
【论文正文】
浅议企业战略联盟的财务监控机制
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或职能部门)为了特定的战略目的,通过一定的方式组成的松散型网络式的联合体[1].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日益完善,市场也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变,其竞争程度也日趋激烈。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先机,以及克服市场不确定性的需要,增强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就显得尤为必要。
但是,由于任何企业只能在价值链上的某些环节拥有优势,构建扩展到所有结盟企业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能够极大的增强结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战略联盟作为企业实现快速成长的三种战略之一,越来越多的企业趋向于采用战略联盟的营运机制。它可以使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结盟企业共同分担风险、共享资源、获取知识、进入新市场[2].相关文献对企业战略联盟组织与运作的研究涉及颇多,而对于企业战略联盟财务监控方面的文献极少。对企业战略联盟实施有效的财务监控,对于企业战略联盟良性协调的发展极其重要。
为了准确限定我们的研究范围,我们将伴有资本流动的企业收购、兼并等形式不列入企业战略联盟研究的范围。而且把企业战略联盟分成两大类:即在某一生产经营活动的价值链中承担不同环节任务的企业之间的垂直联盟,如产销战略联盟;在价值链中承担相同任务的企业之间的水平联盟,如研究开发联盟,市场拓展联盟.
从企业战略联盟实践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战略联盟财务监控问题在实践中是客观存在的,但其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发展。企业战略联盟作为各个结盟企业松散的联合体,如何对其实施财务监控,的确存在一定的难度。他们之间既不具备行政隶属关系,各自的利益目标也并不一致,不可能像单个企业的内部财务监控那样,监控的主客体明晰,目标明确,监控手段多样。
各个结盟企业也是基于生存战略的考虑,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夺得先机,因而结成的企业战略联盟。无论是联盟内部经济利益的分配,还是企业战略联盟正常有效的运营,以至于最终战略目标的达成,都离不开有效的财务监控。在企业战略联盟的运营中,如果财务监控机制设计不当,极易导致结盟企业的个体利益偏离企业战略联盟整体利益的方向。因此,对企业战略联盟实施有效的财务监控就显得尤为必要。
企业战略联盟作为一种松散的企业联合体,其组织结构的特点决定了其财务监控的机制也较一般的单个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异。企业战略联盟的财务监控建立在协商的机制之上,其管理的强制性不高,管理力度较弱。企业战略联盟财务监控机制包括原则、主体、客体、对象、目标、方式、内容等具体体内容:
1、构建企业战略联盟财务监控机制应遵循的原则。
其主要原则是协调一致原则、实时性原则及前瞻性原则。企业战略联盟的财务监控与其说是一种监督活动,不如说是一种协调活动,结盟各方协调的行为有助于企业战略联盟的协同效应的产生。企业战略联盟的财务监控又是一种适时的财务监控,借助于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实现了动态的财务监控。企业战略联盟的财务监控也是一种跨越单个企业主体的财务监控,客观上需要在战略层面上考虑问题,具备前瞻的眼光极其重要。
2、企业战略联盟财务监控的主体。
由于在企业战略联盟当中,存在垂直战略联盟和水平战略联盟。这两种形式的战略联盟,财务监控的主体是有着差异的。就垂直战略联盟来说,各个结盟企业处在产品价值链的不同环节,一般存在某一核心企业,出面组建这一战略联盟。核心企业可以是生产企业,也可以是零售企业。由于核心企业在垂直战略联盟中处于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交汇中心,核心企业能够有效的协调各个加盟企业的财务行为,以达成企业战略联盟的财务目标。因此,核心企业作为垂直战略联盟财务监控的主体是合适的。就水平战略联盟来说,各个结盟企业都处于平等地位,只是就为增强结盟企业自身价值链的某一环节而组成联合体,这种建争———合作关系上的水平战略联盟,不是法律意义上独立的实体,水平战略联盟中的财务监控是一种结盟企业之间的财务协调,水平战略联盟财务监控的主体就是各个结盟企业。
3、企业战略联盟财务监控的客体。
在垂直战略联盟和水平战略联盟中也存在少许差异。就垂直战略联盟来说,财务监控的客体是企业战略联盟中的其他加盟企业,相对于核心企业而言,处于实现战略联盟目标的从属地位,是被协调的对象。就水平战略联盟来说,财务监控的客体是其他结盟企业,作为平等的伙伴,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动态的博弈关系,互相的监督,有助于水平战略联盟维系良好的运转状态。
4、企业战略联盟财务监控的对象。
企业战略联盟财务监控的对象与一般单个企业相似,是资金及其流转。但在垂直战略联盟和水平战略联盟中的具体表现有较大不同。就垂直战略联盟来说,资金流会伴随物流、信息流在整个结盟企业之间循环流动,有效的监督与协调各个结盟企业之间的资金流动,对于整个联盟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就水平战略联盟来说,存在联合投资行为,资金流等财务资源从各个结盟企业流入联盟当中,并结合其他的相关资源,经过一定转化过程,会最终加强各个结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会以更大的现金回流为表现形式,呈现企业战略联盟到各个结盟企业两者之间的往复运动。
5、企业战略联盟财务监控的目标。企业战略联盟财务监控的目标是在实现共赢基础上顾及各个加盟企业利益的整个企业战略联盟价值最大化。单个结盟企业的价值最大化有赖于整个企业战略联盟价值的最大化。
6、企业战略联盟财务监控的方法。企业战略联盟财务监控的方式上,与一般的单个企业相比,企业战略联盟的财务监控缺乏权威性,不能简单的依靠行政命令或者凭借外来投资者的身份对结盟企业施加外部控制,企业战略联盟财务监控的方式是在联盟协议详细规定的基础上,主要采取协调的方式来进行。
7、财务监控的内容。
(1)在选择联盟伙伴组建企业战略联盟时,要分析相关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财务状况,评估价值链外在连接点,预测组建企业战略联盟后的财务指标,以决定是否加入或组建企业战略联盟。
(2)企业战略联盟的谈判签约阶段,在联盟的协议中,需要包括财务监控方面的具体条款,同时,为了保证财务监控有效实施,还应在协议中明确规定财务信息流的传递方向。
(3)在战略联盟运行期间,首先,应确保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的畅通。信息流的畅通,可以确保各个财务监控主体做出有效的调控行为。资金流和物流的畅通,有助于战略联盟协调的运转。
其次,还应注意监控资金流等财务资源的使用效果,同时也要对各个财务监控客体的投融资,利益分配的行为进行监控,以确保结盟企业的行为不违背企业战略联盟的整体目标。最后,结合企业战略联盟的运行状况,对各个结盟企业进行绩效评价,依照各个结盟企业所承担的风险和所付出的代价,协调利益的分配。
要对企业战略联盟实施有效的财务监控,良好的配套措施必不可少,以下从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1、努力培育广泛的合作基础。
企业战略联盟的财务监控机制要得以有效运行,需要结盟各方的积极配合,有许多协调工作要做。而协调工作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盟各方的友善和信任态度。没有信任,企业战略联盟的伙伴关系无从立足,有效的财务监控更无从谈起。
2、塑造共同的价值观.
结盟企业只有在设定共同的价值观的前提下,才能顺利地推动合作进程。造成联盟财务行为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常常是价值观的碰撞,导致结盟各方合作效率低下。结盟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应努力塑造共同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并逐步统一双方不同的财务行为机制。
3、积极沟通,保持良好的战略协同关系。
结盟企业之间必须通过积极有效的沟通,本着共赢的合作理念,确保协议中规定的财务监控有关条款得以落实,以此保持结盟企业的发展目标与企业战略联盟整体目标的高度一致,并最终提高企业战略联盟的绩效。
总之,企业战略联盟作为一种整合结盟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方式,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要使企业战略联盟有效运作,严格的财务监控必不可少,对企业战略联盟而言极其重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加快,我国企业将面临越来越多不可控的国际环境因素,企业战略联盟将成为我国企业规避市场风险的主要营运机制。企业战略联盟的财务监控必将成为战略联盟管理理论与方法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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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战略就是研究产业发展中带全局性的规律性的东西,或者说,产业发展战略是指从产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分析构成产业发展全局的各个局部、因意之间的关系,找出影响并决定经济全局发展的局部或因素,而相应做出的筹划和决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台湾科技产业发展战略与政策措施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台湾科技产业发展战略与政策措施全文如下:
当前,世界已进入了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科技产业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原动力,而且是国家乃至世界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向的决定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科学技术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以发展高科技为杠杆,谋求本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面对全球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挑战,台湾的经济也步入了依靠科技进步来推动发展的历史新时期。为使科技能更充分、迅猛地发挥聚集效应,台湾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科技的政策法规及鼓励性措施。
1.1中小企业是台湾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主力改善中小企业的产业结构是台湾当局一向关注的重点,表现在重视中小企业研究开发、促进产业升级上。台湾经济部为协助中小企业技术升级,并促使所属机构的研发方向及成果能与产业界紧密结合,特制定“经济部所属事业协助中小企业推动研究发展计划”,为迎接即将来临的创造性时代铺平道路。另外,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积极促进中小企业在技术开发、创业投资、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合作,协助他们进行新产品开发活动,使中小企业进行联合行销、联合投资、联合研发,实现资源共享。台湾本岛依据“二大、二高、二低”六大原则,即市场潜力大、产业关联性大、附加价值高、技术层次高、污染程度低、能源依存性低等,确定了通讯、信息、消费性电子、半导体、精密机械与自动化、航天、高级材料、特用化学品与制药、医疗保健、污染防治等为十大新兴产业,作为中小企业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1.2确定重点发展的高科技产业为紧跟世界科技发展的新形势,参照国际重要产业技术领域,选定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重点发展的四大高尖端技术,以此领导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一是信息技术,主要制定和实施资讯通讯基础建设计划,这个庞大的计划将耗资上百亿元新台币,预计用6年时间来完成;二是电子技术,这一领域将来的两大发展趋势是加速电子技术的产业化过程及加速发展半导体技术,力争在技术和产业化方面形成新的实力;三是生物技术,将其定为21世纪重点发展的技术,特制定了生物发展计划,重点实施;四是航天技术,台湾在21世纪将把航天工业作为维系其经济增长和科技升级的重点技术。
在台湾,高技术产业已经有了一个坚固的基础,私人部门在发展和获得关键技术方面已经发挥带头作用。然而,在那些市场潜力较弱、私人部门投资意愿较低的领域,政府将在开发关键产品和技术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而且设法刺激私人部门的参与。
1.3促进传统产业技术向科技产业转型制造业一直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领导部门,也是台湾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但近年来由于台湾本土工业用地价格偏高且取得困难,劳动成本高涨,传统产业技术提升面临瓶颈,使得传统产业的产值及出口量均减少,传统产业日渐衰退,逐渐失去发展优势,迫使其政府推动传统产业技术的升级并保证其向科技产业转型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为此,台湾制定了传统产业的转型目标——走向高科技化。在1995年规划制造业21世纪的发展方向时,台湾工业局针对传统产业进行了筛选,选出了34项有发展潜力的传统产业,决定用3年时间,每年完成11项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在策略上加强对其资金和技术的投入力度,并由科研单位协作和辅导,帮助其克服技术升级的瓶颈。
台湾政府为提升其竞争力,于1995年提出把台湾发展成为“亚太营运中心”的构想,内容涵盖生产制造、货物与旅客转运、专业服务等三大类经济活动。其中,生产制造部分是以高附加价值、高科技产业为核心的。作为“亚太制造中心”重点发展方向的高科技产业,除了资讯、半导体和通讯科技产业等新兴支柱产业外,台湾经济部又锁定了24项高科技产业作为当前重点发展的产业。
近年来,由于信息化时代的来临,科技与知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台湾当局根据经建会的评估,将在21世纪积极发展个人服务业、金融及保险等工商服务业、通信服务业、航天、制药、计算机与通讯等高科技工业,以及汽车、化学等中高科技工业为主的产业。
1.4兴办科技园和智能工业园区开辟特定区域,集中发展高尖端科技,营造高新技术健康成长的环境,是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必由之路,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科学园区和智能工业园区是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摇篮。
1995年,台湾经济部计划在未来10年内在全岛各地兴建20-30个智能工业园区,每年开发2~3个。园区规划为9种类型:科学园区3个、科技工业园区2个、软件科学园区3个、航天工业园区2个、机械工业园区1个、生物技术园区1个、中山科学园区3个、创业者园区1个、研究园区1个。
台湾高科技的发展是以发展科学园区为先导的。台湾当局在已筹建若干个科学园区基础上,现已规划了台湾的“新科技园区蓝图”,主要建立三大类型的工业区:a.科学工业园区。在北部扩建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在南部台南建立第二个科学园区,使其成为发展生物技术、精密仪器及航天即自动化零件等的专业区。b.软件工业区。北、中、南各一个,北部在台北市南港,已进入建设阶段;中部在台中;南部在高雄,现已进入规划阶段。c.科技工业区。着重在生产上应用实用科技知识。
1.5实施南北两地产业均衡发展新竹工业园区成立20多年,发展十分迅速,截至1998年年底,新竹园区内已有272家公司设立,整体营业额4550亿元,增长率13.8%,成为高科技产业最密集的地方。鉴于台湾新竹科学园区成立十几年来成效显着,台湾行政院国科会于1995年通过了新的“新竹科学园区发展计划”。该计划的宗旨是要在21世纪将新竹科学园区建成国际科技重镇,进而使台湾成为“亚太科技营运中心”,以此奠定台湾的经济实力。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大力加强相关科技建设,改善科技产业投资条件,以扩大新竹地区科技产业规模,增强其研究功能,强化科技城的科技实力和竞争力,加速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大型化和国际步伐,进而向“亚太高科技营运中心”迈进。
鉴于目前台湾南北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不平衡及北强南弱的情况,台湾当局于1997年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在台南建设第二个科学园区,并将其作为迈向21世纪的重要工程。其目标是将其建成继新竹科学园区之后的台湾第二大科技重镇及带动南部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科技基地。该园区内主要发展微电子精密机械、半导体和生物科技产业,并分别开辟了“微电子精密机械”、“半导体”以及“农业生物技术”等三大产业的专业区。
科学园区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台湾高尖端科技研究的发展。继1997年初台湾当局提出“科技岛”的方针,1998年做出到2010年台湾科技与科技产业发展方向的具体规划,在其措施中将发展各类科技园区作为建设科技岛的主要骨架:一是继续推动科学工业园区的建设,发展各类卫星园区,研究未来新科学工业园区的措施;二是开发各类智能型园区,同时鼓励民间开发各类园区。
台湾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加速发展科技产业、加快发展高科技产业,这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为此,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推动科技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2.1加大科技投入,研发经费稳步增长研究与发展经费是反映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又是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从世界范围来看,台湾的研发经费绝对值、相对值偏低。1995年台湾研发总经费约为45.8亿美元,与世界各国相比,是荷兰1994年71.9亿美元与瑞典1995年74.6亿美元的六成左右;不到韩国1994年98.2亿美元的一半。以R&D/GDP的比值来看,1995年台湾为1.78%,1999年为1.97%;发达国家经济规模较大者如美国、日本在80年代中期R&D投资占GDP比值就已达2.5%以上(见表1)。
表1R&D经费占GDP的比重国际比较
年代 1995 199619971998
中国大陆 0.60.6 0.640.69
中国台湾 1.78 1.8 1.881.97
美国 2.61 2.672.712.79
德国 2.31 2.3 2.312.33
加拿大 1.58 1.6 1.6 1.6
意大利 1.01 1.021.081.11
丹麦 1.91 2.012.032.06
芬兰 2.35 2.592.782.92
韩国 2.68 2.792.89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Indicators Database,March 1999,CHI Research Inc.USA
鉴于此,台湾在跨世纪发展科技的战略中,加大了科技的投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鼓励民间产业增加对研究发展的投入。根据台湾1989~1998年资料来看,其研发经费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在十年间增长三倍,而且占岛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也由1.39%提高为1.98(见表2)。其中,政府的研发经费比率自1992年起逐年下降,民间则逐年上升,可见台湾企业重视研发。这主要是由于台湾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a.继续推动研发投资抵减优惠,鼓励民间企业从事研发工作及成立独立的研发部门;b.开放政府科技项目计划,由民间执行或由民间企业以适当比例出资方式参与;c.政府在财团法人研究机构建立开放实验室制度、实验工厂或孵化中心,或者扶助工业区成立研究发展专业区,协助企业研发。
表2历年台湾研究发展经费单位:百万元新台币%
研究发展经费政府投入 民间投入 研究发展经
年代费占国民所
合计 增长率 经费 比率经费 比率 得之比值
198954789 25.0 2612747.69 2866252.31 1.39
199071548 30.6 3277245.80 3877654.20 1.66
199181765 14.3 4257452.07 3919147.93 1.70
199294828 16.0 4950952.21 4531947.79 1.78
1993 1036179.3 5129249.50 5232550.50 1.75
1994 114682 10.7 5528648.21 5939651.79 1.77
1995 1250319.0 5582844.65 6920355.35 1.78
1996 137955 10.3 5887442.68 7908157.32 1.80
1997 156321 13.3 6375540.78 9256659.22 1.88
1998 177054 13.3 6938339.1910767160.81 1.98
——资料来源:“行政院国科会”,《中华民国科学技术统计要览》,1999年
二是大幅提高政府科技预算。1997年6月颁布的《台湾科技白皮书》规定重大公共工程建设、空气污染防治等费用要编列一定比例的科技研发经费;保留国营事业民营化或成立衍生公司所获得的一部分收益及其它缴付款财源,捐助“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以支持相关高科技研发。自1997年度起,台湾经济部决定大幅扩充科技专案规模,将未来五年内的预算增长率定为18.6%。台湾行政院核定的1997年度的科技专案计划通过了76项科技专案,其全部预算总经费为132亿元新台币,比1995年度增加了10.5%。
2.2积极引进科技人才,形成高科技发展的智力群体近年来,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台湾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唯一的出路便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升级。这就需要大量的高科技人才。而台湾长期以来,由于实行倾斜的科技政策——重工业企业、轻大专院校,造成了科技人才严重匮乏的局面,尤其是高科技人才更是奇缺。加上自1962年台湾当局修订了《国外留学规程》后,留学人员大增,但从1950年到1983年的33年间,回来者仅占留学人员总数的13.7%。可见,台湾的人才外流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为此,台湾当局越来越认识到吸引海外人才回台的重要性,采取了多种措施促进海外人才回归,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主要做法如下:
一是制定《加强培育及延揽高级科技人才方案》。为解决台湾高级科技人才不足的问题,台湾在1983年3月就颁布了《加强培育及延揽高级科技人才方案》。以两年为期推行若干措施,争取在短期内获得一些成效,并制定中长期计划,从制度及法令的改进出发,以求奠定良好基础。《人才方案》以培育岛内人才与引进海外人才并重,主要集中加强岛内人才的培育。在引进海外人才方面,《人才方案》同台湾后来采取的一些措施相比,只是一个初步的、原则性的方案。但其重要作用在于,《人才方案》反映了台湾当局对引进高科技人才的共识,并且第一次以科技政策的方式颁布,可以说是台湾80年代人才回流的起点。
二是制定《加强运用高级科技人才方案》。台湾“行政院”科技顾问组1995年完成了《加强运用高级科技人才方案》,该方案以三年为期,每年增加引进海外资深专业人士350名,每年增聘具有适当经验的博士级研究员250名,共计600名,以加强台湾的产业研究开发工作。《方案》最为核心和根本的是强化研究开发,改善研究开发环境。a.强化民间企业的研究开发工作。包括继续推动振兴经济方案中的“延揽海外产业技术人才”至民间企业,允许民间研究开发单位承接当局科技项目和获得相关产业技术研究开发基金补助等等。b.设立产业研究开发基金,增设研究开发机构。如设立财团法人产业研究开发基金,加强整体研究资源投入及高级科技人才的延聘,利用财税及补助措施,鼓励企业增设研究开发单位加强研究开发投资,增强聘用高级科技人才的意愿。c.建立人才库,鼓励聘用高级人才。同时继续推动产学合作计划,建立工业合作研究开发体系,鼓励大学等研究机构加强与产业界合作,鼓励高级人才到企业服务或创业。
三是积极引进海外产业专家。鉴于资深产业专家对台湾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台当局核定的《振兴经济方案》将“加强人力的规划运用”列项,责成有关单位配合,办理扩大引进海外产业技术人才返台服务工作;制定了《协助台湾民营企业引进海外产业专家返台服务暂行作业要点》,已于1995年7月1日开始实施,以期达到台湾产业升级与人才培育的最终目的,决定以提供资金补助的方式,不惜重金引进海外产业专家。
四是成立“杰出人才基金会”和“贝尔人俱乐部”。“杰出人才基金会”是由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教授发起的,于1994年11月下旬正式成立。该基金会的目的在于以民间资源招聘国际水准的学术人才回台长期参加研究工作。“贝尔人俱乐部”是以曾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返台科学家为主组织成立的。俱乐部的主要任务是资助台湾厂商、学校、研究单位招聘美国高科技人才。计划在几年内,以韩国为榜样,引进1000名“贝尔人”到台湾。
经过几年的努力,台湾研究发展人力资源指标都得到了持续的增长。1999年三者的总数为136323人,比1990年增加81.23%,这使得台湾每万名劳动人口中研究人力达到91.7,比1990年的54.7人增加37人。1999年每万名劳动人口中研究人数为40.3人,比1990年的22.6人增加17.7人。1999年台湾研究人员人数为88708人,占研究发展人力的65.07%;技术人员人数为31674人,占23.23%,支持人员占11.7%。
2.3整合研发资源,发挥大学力量整合研究资源以达成协同效应,而且调动大学的R&D资源。“国科会”将在预算分配和资源整合中扮演关键性角色,此外有成立机构的特别委员会以在政府部门之间及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整合资源。大学和学术界的研究资源被充分调动以适应政府和工业界的需要。具体做法如下:
一是政策的形成及协调。a.加强“国科会委员会”功能。凡科技政策的拟定、科技资源整合及分配原则、重点科技发展策略及重大科技计划的审议等均由国科会委员会作出决议后报行政院审批,并作为年度科技预算审核依据。b.成立科技预算控管小组,一方面确保政府科技预算稳定增长,另一方面监督重大科技预算的有效运用。c.建立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的协调机制,每年度在科技预算提出前,就整体年度科技预算需求与科技政策重点向立法院作出一份综合分析与陈述,增进沟通管道,寻求立法部门对科技发展的支持。
二是整合大学与产业间资源。充分发挥大学、国家实验室及中央研究院资源,鼓励大学成立“产业与大学合作研究中心”,吸引企业主以会员赞助方式加入,提供产业与大学直接合作的机制。
三是改进科技计划审议及绩效评估机制。a.建立科技中程计划预算制度,加强计划审议、评估。b.改进研发成果的评估标准,加强学术研究成果品质的评价,明确应用与技术研究发展的预期产出,定期公布重大计划的评价结果,并将评估结果作为以后计划审查的重要考虑因素。c.慎选课题,整合上、中、下游的科技研发资源,规划推动国家型科技计划。
2.4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研发环境发展科技必须有良好的科研设施和研发环境。为适应科技研究的新形势和新需要,建造高性能、高效率的大型科研设施来推动和促进台湾的科技发展,这也是台湾发展科技的重要战略之一。
一是积极推动电信自由化,加速网络建设,与亚太各国及世界各洲直接联机;以优势的技术、高品质的服务及开放性的市场环境来吸引国际网络业者(ISP)及大型网络用户。
二是推动“电信国家型科技计划”,结合产、官、学、研共同研究,发展网络及无线通讯等先进技术。
三是实施“资讯通讯基础计划”。该计划是台湾近年来实施的一项庞大的资讯通讯工程。其发展目标是:实现提供多媒体交换、影像会议和远距离管理等多项及时资讯服务,并建立一个资讯、媒体、企业产品和服务相结合的电子市场,加强资讯发展,并为创造商机服务。
四是通过“科技项目计划”、“新产品开发奖励措施”、“产学合作计划”及“电信国家型科技计划”等多重管道,研究发展计算机、通讯及民用电子及多媒体等关键性技术,奠定网际网络多媒体相关产业发展的基石。
1台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台湾科学技术白皮书.1996
2台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台湾科学技术统计要览.1999
3朱付元、丁厚德一.台湾科技资源配置的特点与机制及其借鉴意义.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0;(5)
4李正风.台湾科技政策的发展及其新趋向,清华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
5赵海波.台湾科技产业政策调整及其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云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4)
6王有康.产业研究发展政策之检讨与评估.台湾经济金融月刊,1998;(5)
7孙克难.产业发展、政府介入与产业升级条例之归宿.财税研究,1998;(11)
8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Indicators Database,March 1999,CHI Research Inc.USA
9孙敬水.科技进步的中外比较及政策取向.中国科技论坛,1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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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联盟是介于独立的企业与市场交易关系之间的一种组织形态,是企业间由于自身某些方面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长期的契约关系。物流联盟是以物流为合作基础的企业战略联盟,它是指两个或多个企业之间,为了实现自己物流战略目标,通过各种协议、契约而结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松散型网络组织。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百货连锁企业如何构建物流战略联盟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构建物流战略联盟,是提升企业竞争优势,实现规模经济的一种有效的组织方式。本文作者就物流战略联盟作为我国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获得规模经济的途径,从其带来的范围规模经济和运作规模经济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对我国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构建物流战略联盟的模式选择、联盟发展过程中可能导致的负效应及其动态的运行机制的确立着重进行了研究,以便作为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构建物流战略联盟时的参考。
关键词: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 物流战略联盟 规模经济 模式选择 负效应 运行机制
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一方面要追求成本的最低化和利润的最大化,另一方面,根据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所提倡的“定做”服务理论,又要求将安全库存量保持在最低水平。这就使得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的物流运作范围不仅要迅速拓展,而且必然要求企业物流要具备快速的反应能力,以便及时满足商品供应的需要。另外,随着国外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的大量涌入,我国百货连锁企业的市场竞争会进一步加剧。这种竞争不仅体现在日常的业务经营上,而且还会体现在企业自身的物流管理和运作上。因此,在我国目前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自身物流发展尚不够成熟、物流体系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我国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的物流管理和运作水平,以便实现企业规模经济,并同外来大中型百货连锁业相抗衡已迫在眉睫。然而,要想使处于“大数量、小规模、分散的操作和低下的竞争力”状态下的我国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的物流快速而有效地改善其运作的状态,以便顺利地向现代化物流方向发展,顺应国际竞争的要求,笔者认为,在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之间推行物流战略联盟是导入迅速、实施容易、风险性小的一种有效组织方式。
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不同于普通的生产企业,它一般不生产有形的物质实体,而更多的是向消费者提供一系列的销售服务。因此,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相互之间推行物流战略联盟除了有助于产生物流范围规模经济外,还有助于形成企业物流的运作规模经济。
企业物流的范围规模经济包括企业物流行业范围的扩大和物流市场范围的拓展。在实践中,有些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的物流活动必须涉及或期望进入的业务,由于单个企业势单力薄的制约,凭借自身的实力根本无法进入。或者说,虽然可以进入但由于进入费用之巨大而导致进入后并不能体现其价值,即产生了众多的“沉没成本”。然而,如果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相互之间能够构建起物流战略联盟,即企业自身无法完成的某些物流活动,或者是虽然可以完成但属于不经济的某些物流活动完全可以借助于同盟的力量去完成,从而大大降低单个企业自身从事物流活动的各种各样成本,进而推动企业物流范围的扩大,顺利实现由于物流范围的扩大而产生的规模经济。
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通过建立物流战略联盟,能够产生诸多方面的物流运作规模效应。具体表现在:促使运输效率的优化。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将其物流活动的运输环节交托给有运输优势的同盟,可以实现运输方式选择的合理化、运输路线确定的最经济化和运输货物的大批量化,从而实现最低的平均成本和最高的服务效率;仓库储存的合理化。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通过组建物流战略联盟可以统筹现有的仓库,规划将来仓库的建设,统一安排货物的存储,避免单个企业因业务的淡旺季而造成的仓库闲置或紧缺,从而达到仓储设施的节约和最大化利用;实现包装的标准化和通用化。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通过建立物流战略联盟,就可以根据货物运输和搬运需要统一包装的规则,实行包装的标准化和通用化,便于企业物流操作,减少运输货物毁损,提高物流运作效率;信息共享。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通过建立物流战略联盟可以达到经营信息互通,实现业务流程的整合,从而提高营运效率。总之,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通过构建物流战略联盟所产生的上述运作规模效应体现在成本的绩效上就是企业的交易成本、投资成本和库存成本的降低。
交易成本分析 为消费者(或客户)提供全程和终身服务,是现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然而,就目前国内的每一个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来说,几乎不具备单独完成全程服务的综合能力。这就意味着目前国内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之间同样存在着交易行为,因此,在其交易中自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交易成本,最终导致了用户成本的提高。
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建立物流战略联盟后,可以将用户成本控制在最低限度。一方面,从交易的全过程来看,由于合作伙伴之间存在着沟通与合作,有利于避免交易过程中的盲目性,减少搜寻交易对象信息的成本;联盟企业通过建立一定的程序和惯例,能够更顺利地达成交易,从而降低了交易中讨价还价的成本;联盟组织的建立有利于提高双方对不确定性环境的应变能力,降低由此带来的交易风险。另一方面,从交易主体的行为来看,联盟间长期的合作即以一次性的联盟协议完成频繁的交易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交易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避免了监督合同执行成本的支出。
投资成本分析 投资成本包括基础设施(如运输工具、仓库、搬运工具等)和人力资源。目前我国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一般都各自拥有自己的运输、仓储等物流设施。然而,这种设施专用性越高就越意味着投资所带来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包含了相当部分的“不可收回的成本”或“沉没成本”。而通过建立物流战略联盟,实现专用性资产“共同占有”对于解决这一矛盾、降低投资成本是十分有效的。
库存成本分析 根据当前大中型百货连锁业实行的“定做”服务理论和一次性销售需求,单个百货连锁企业由于规模和实力的缺乏而不具备快速的配送能力。为了及时对客户订货做出反应,防止缺货,企业往往会采取高库存的策略,即在各分散订货点维持大量的存货。这不仅使企业占用了大量的资金,并且存货越多,企业的变现能力就越弱,往往会因库存投入过多而导致企业资金周转不灵。如果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之间能够构建起物流战略联盟,按照优势互补原则,共享各自价值链上的某些优势环节,以集中联盟经营资源的优势,克服彼此的薄弱环节,实现高效的配送能力,使得企业减少仓库和安全库存量成为可能。同时,联盟还可以根据各个百货连锁企业的需求,统筹规划,在各分散订货点较为集中的位置设立大仓库,将分散型仓储转变为集中型仓储,真可谓是一举多得。根据库存的平方根定律可知:如果能减少仓库的数量,那么安全库存在总体上就会大幅度的降低,其计算公式为:
企业建立物流战略联盟,其模式可以有多种多样,常见的有:合资,特许经营、相互持股、研究与开发协议等等。根据国外的经验,结合我国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自身发展的特点,笔者认为,采取合资式物流战略联盟和契约式物流战略联盟的模式较为妥当。
合资式物流战略联盟是合作双方或多方共同出资,建立起来的一个合资企业。实行这种物流战略联盟的目的有二:通过合资企业的功能弥补自身某些方面的不足,以完善自身的物流服务功能,实现企业物流综合能力的提升:将不同的资产组合来共担风险,避免单独投资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但这种物流战略联盟初始投入较大,转置成本较高,难以撤离,灵活性较差,政府也有比较严格的限制。因此,这种物流战略联盟比较适用于国内核心业务互补性较强的那些百货连锁企业,尤其是一方为外国百货连锁企业,另一方为我国百货连锁企业时更为适宜。
契约式物流战略联盟则无需联盟企业相互出资持股或创建合资企业,而是以选择功能性协议的方式,由两个或多个百货连锁企业在一个或多个具体领域进行局部合作。这种方式一般为联盟内的百货连锁企业成员间其核心业务比较雷同时采用,效果将会更加理想。因为这种联盟方式投入小,灵活性强,受政府政策干预也较小,因此,是一种普遍适用于资金实力和管理能力相对较弱的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的联盟方式。但也应当看到,这种物流战略联盟方式也存在着组织松散,企业对联盟的控制力差的缺陷。
总之,对于物流战略联盟模式的取向,国内少数实力较强的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情况选择合资式物流战略联盟;而对于国内大多数百货连锁企业而言,由于企业资金投入实力和经营管理能力的相对薄弱,采取契约式物流战略联盟作为其迅速而有效地获得规模经济的途径更为合适。
虽然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推行物流战略联盟,有利于减少各种成本支出,更好地形成规模经济,但也应当看到,战略联盟内部的竞争仍然存在。物流战略联盟关系的确立固化了企业的战略选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战略柔性,从而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因此,在其物流战略联盟的推行过程中,认真做好物流战略联盟的风险预防,以便防止或减轻由于各种风险的产生而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是十分重要的。
合作者选择的风险。寻找合适的伙伴是物流战略联盟构建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如果各自不匹配乃至不相容,就容易产生消极的后果。因此,为了防止由于合作者选择不当而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客观上要求我们在建立物流战略联盟前对期望合作者的有关情况进行透彻的分析,包括期望合作者的有形资产数据(如设备状况和生产力)、无形资产数据(如品牌力、与顾客的关系质量和专业技术水平)以及组织能力(如管理能力、雇员忠诚度及共享价值观)等等。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些资料往往不易取得,因此,就会导致合作者的风险。一旦联盟关系形成,联盟企业之间就会出现一种固化的关系与思维的路径依赖性。企业的决策制定者们为了维持自身的地位、降低不确定性风险,他们往往倾向于维持目前战略而不愿选择更有吸引力的联盟战略。
控制权丧失的风险。无论采用何种模式构建物流战略联盟,与另一企业的合作通常意味着在获得某些能力的同时必须放弃部分的控制权。尤其是随着联盟系统的扩大,其联盟的网络也势必更加紧密,结果导致了企业的决策将服从于联盟系统的需要。就契约式物流战略联盟而言,当企业将自己薄弱的外包环节交给具有相对优势的同盟后,能获得高效率的能力,但同时也会丧失对外包环节的控制权,造成对外部的依赖。一旦联盟关系发生变化,企业物流全过程必然会因为中间环节的脱节而无法顺畅完成。
不合作行为的风险。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构建物流战略联盟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各方的成本开支,获取规模经济。然而,这种具有竞争性的联合,完全有可能导致在合作过程中,一方合作者在学习另一方技术与业务优势的同时,也能保护自身的技术与业务优势,最终还可能抛弃合作者,独自享受合作所带来的利益,或者是在保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有效地约束另一方,造成对方对自己的单方面依赖,进而随意地削弱、控制合作方。为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一些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通常会极力保护其核心能力,使核心的知识不致被伙伴所窃取,因而在物流联盟的执行过程中,一方面要求对方利用核心能力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又为保护自己的核心能力而设置壁垒,这势必会引发合作伙伴的不信任,引起联盟伙伴间的不合作,致使其产生不应有的风险。
物流战略联盟范围界定的风险。由于物流战略联盟成员之间,一方面保持着经营上的独立性,而另一方面在合作的基础上又存在着竞争,因而其物流战略联盟的范围必然存在着不确定性。以合资方式构建的物流战略联盟为例,在获得新公司能力的同时,很可能会培养出新的竞争者,从而会给各方顺利实现合作目标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和困难。一般协议规定参与物流联盟的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不得与联盟涉及的领域发生直接的竞争,但由于联盟各成员企业的战略地位在将来可能会发生变化,很可能会导致联盟内部的冲突而破坏联盟的关系。
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要有效地防止建立物流战略联盟后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关键要有科学动态的运行机制。
成功的物流战略联盟需要动态统筹。不管在联盟时的决策如何完美,都有可能在联盟运作一段时间后失去其有效性。由于物流战略联盟负效应的出现,联盟成员之间会因为逐渐出现的不协同性而无法实现预期的规模经济。要实现上述负效应最大限度的规避,就必须确立科学的物流战略联盟的运行机制。对此,笔者认为,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不能盲目组建物流战略联盟。
在选择合作伙伴上必须经过慎重考虑和分析研究。战略伙伴的选择不仅要考虑企业文化和企业实力,也要考虑其商业诚信度,这是规避物流战略联盟中产生风险的重要途径。在确定了战略伙伴并建立了物流运作联盟后,还必须建立一整套联盟内部评价审核体系和完善的纠正措施,以克服联盟内部各种因素的不确定性。要增加物流战略联盟的柔性,强调物流联盟内的创新变革,降低联盟执行的路径依赖性,避免将自己在联盟中固化。企业物流战略联盟的合作关系必须适应外部市场和合作成员的目标和能力的变化。同时,应当根据物流战略联盟管理的要求,不断甚至重新对联盟的模式、合作伙伴的选择等作出科学的评估,进而作出是否继续联盟的决策。
综上所述,作为组织关系中的一种制度创新,大中型百货企业在连锁经营过程中通过构建物流战略联盟突破了企业一味追求挖掘内部竞争力的局限,转而寻求企业外部资源的有效利用。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我国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将面临着来自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大中型百货连锁企业物流运作的竞争压力。为了能在竞争中站稳,采用物流战略联盟可以使企业迅速有效地获得规模经济,提升竞争优势,满足连锁业一次性销售的物流服务要求;协同化发展的方式避免了恶性竞争,维护了市场竞争秩序,有利于实现物流联盟企业的双赢或多赢。盲目的模仿和追随并不能取得竞争优势,只有根据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组建物流战略联盟,并注重合作与发展,采取相应的对策避免其可能产生的风险,才能成功地利用物流战略联盟实现企业物流向着现代科学的物流运作方向发展,从而为企业获取规模效应提供强有力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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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是指随着新的科研成果和新兴技术的发明,应用而出现的新的部门和行业。世界上讲的新兴产业主要是指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空间等新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析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而对国内外经济新形势,转变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成为了我国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2010年9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七大产业规划为现阶段我国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明确了当前我国产业经济的发展主要方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理念和金融资本的充分结合。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在引导经济资源有效配置、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更是起着核心的支持作用。融资问题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本文拟从融资特性、适宜的融资渠道、现实的融资困境和破解融资困境的相关建议等几个方面,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问题进行探析。
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壮大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其高科技属性和战略地位的特殊性,其资金需求具有与其他产业不同的特点,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的融资特性:
(一)融资的数量和风险较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强调对核心技术的研发和推广,而并非沿袭简单的积累原始资本—收获经营利益—扩大再生产的粗放式简单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目前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均属于前沿科技,这些领域生产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新型材料等都是处于研发状态或者半开发状态,研究进展难以判断,即使研发成功,这一技术能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也是仍然未知。因此,当前阶段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并且资金的投入具有较高的风险。
(二)融资的期限较长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依据国家战略原则来划分和选择的,更多的是追求战略上的价值,当前产业资金短缺,技术有限,成本不容易控制等特点决定了产业的发展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即使在高新技术以及市场的作用下,开发出的产品能够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扩大再生产所需的资金往往是上一个阶段的数倍,并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发展、商业模式、供给需求、市场环境也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发展具有相当的风险,这就决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
(三)融资的政策依赖性较强
通常来说,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市场能够自发地实现资本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其滞后性和逐利性等自身特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造成的负而影响。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战略意义重大、科技含量较高、发展方兴未艾,需要大量的资本资源支持其生产运营;而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尚处于培育阶段,未来战略意义往往高于当前经济意义,因此短期内的投资回报率可能偏低,这就使得投资者和银行机构没有充分的动机对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这种资金供需的矛盾决定了当前阶段一定程度的政策扶持是必要的。
尽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而,但其自身发展阶段尚浅,加之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相对发达国家而言还不尽完备,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现实发展中依然面临着诸多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融资渠道不畅通
一个完善有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体系在确保信贷融资、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发行债券和上市融资等传统融资渠道畅通有效的同时,还应大力发展适应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特征的创业风险投资以及其他方式的市场融资。然而除银行机构的信贷融资以外,中国服务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各类投融资方式基本上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发展起来的,迄今为比发展历程不超过30年。虽然经过了快速发展,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较,市场规模还非常有限。较小的投融资市场规模、狭窄的融资渠道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本扩张能力,限制了产业升级的速度。
(二)扶持力度不够强
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力量是不能袖手旁观的。政府的经济扶持对国家新兴产业的发展、升级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这种带动作用在发展中国家里又表现的尤为明显。即便是在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里,政府对国家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扶持也是颇具规模的,这一点从国家投入的产业研发经费上可以看出,而中国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比较明显。
(三)制度建设不完善
要实现产业的高效融资,尤其是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这种战略价值很高、在金融市场上尚处弱势的产业而言,完善的制度建设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目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面临的制度问题十分突出,限制了融资的效率。监管力度较弱。我国投融资的监管目前还存在诸多盲点,这使得市场秩序混乱,阻碍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融资渠道的畅通。以股票市场为典型代表,尽管证监会进行了多次整顿治理,但是内幕交易、庄家操纵、老鼠仓等时有发生,这种风险进一步叠加到自身风险本来就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上,导致它们的融资风险更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困境是由其产业属性和所处特定发展阶段所决定的,融资困境的破解是促进产业发展、实现战略价值的关键环节。结合前文的分析,本文认为破解融资困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降低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门槛
在上市门槛上,应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适度放低要求,继续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倾斜力度,逐步取消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上市须三年盈利的规定,从而更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性和发展优势,为更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上市进行直接融资创造有利条件。
(二)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境外融资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深化,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也逐步提高,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不应再仅将目光锁定在在国内金融市场,而应该积极走出国门,充分吸收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支持,寻求更广泛的资金来源。
(三)积极发展企业债券市场
要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效率,就需要积极发展中国的债券市场,特别是要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的企业债券建设,为产业内公司创造更多的融资方式、提供更广的融资来源。同时,在债券融资的工具选择上,要积极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各公司联合起来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通过信用的联合达到降低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的目的。
【探析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问题】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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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深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创新成为决定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而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使用促进了技术创新的发展,关于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课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尤其对于以创新为动力的高技术企业而言,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与否、实施好坏更为重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与技术创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企业要持续发展,技术创新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创新基础上的知识产权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企业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是要获得市场竞争的优势,这也是企业制定知识产权战略的最终目的。企业要取得市场的竞争优势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一步是从较低阶段的市场竞争优势逐渐向较高阶段的市场竞争优势进步,通过劳动力成本低廉、价格优势等获得得市场竞争的份额是较低阶段获得市场竞争优势额的基本依靠,因而在市场竞争中赢得的优势是很有限的,也就不能掌握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发展空间有限,我国大部分的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基本属于这一类。
在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产品、技术迭代加速的今天,企业要持续发展,技术创新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创新基础上的知识产权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知识产权是知识创新所取得的结果,是知识进行物化以后进入市场形成的专有权利。
企业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是要获得市场竞争的优势,这也是企业制定知识产权战略的最终目的。企业要取得市场的竞争优势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一步是从较低阶段的市场竞争优势逐渐向较高阶段的市场竞争优势进步,通过劳动力成本低廉、价格优势等获得得市场竞争的份额是较低阶段获得市场竞争优势额的基本依靠,因而在市场竞争中赢得的优势是很有限的,也就不能掌握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发展空间有限,我国大部分的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基本属于这一类。通过客户关系的长期稳定积累、品牌效应和技术创新,通过高附加值无形资产的价值来实现的现代企业竞争模式,是较高阶段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法宝。
现代企业竞争模式中,企业制定知识产权战略的作用尤为突出。企业制定知识产权战略可以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优势,把现代企业的市场营销与管理和知识产权制度所具有的法律属性紧密结合起来,在市场竞争中让企业赢得的优势和主动权。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进一步培育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例如企业的核心市场竞争能力、企业的核心组织管理能力和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从而促进掌握市场的竞争优势,拥有市场竞争的主动权。正因如此,知识产权战略已成为现代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对于企业获取市场竞争优势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指导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形成一般要经过专利战略的制订、评价、实施、调整等四个阶段,首先摸清企业专利等知识产权现状,拟定专利战略目标;对企业主要产品、重点领域、核心技术,企业目前拥有专利的类型、数量及布局情况,核心专利的稳定性,主要技术研发人员等研究分析;积极挖掘专利文献及相关科技文献中的有用信息,分析竞争对手专利等知识产权状况和动向;研究分析行业技术发展路线与趋势,研发热点与空白点,竞争对手关键技术的掌握与保护状况,市场发展动向,国内外专利布局,提出专利申请、运用、保护的思路,制定相应的策略,结合企业发展战略、自身特点和具体情况,制定专利战略。
专利战略的制定可借助专利信息分析方法和手段展开,与专利数据库有机结合;充分利用专利专题数据库,进行全面的专利信息分析,汇总本企业全面的信息,形成科学、有效的战略报告。建立企业的预警信息发布信息化平台,随时跟踪、动态发布,并建立完善的预警评价分级标准。
企业通过培育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对于企业提高自身自主创新能力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企业的自主创新正是智力活动创造的过程,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就是这种创造的过程和成果。工业产权中的专利制度予以保护创造出来的新技术、新方法,开发出来的新产品等;著作权法予以保护技术创新中设计的设计图纸和软件文档等;创新出来的成果在进入市场的时候涉及到企业商标的保护,需要加以商标战略。因而,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的各个方面都涉及到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
技术创新中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作用主要体现在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能够提供制定技术发展战略和规划的依据;其次能够创好产业的环境造有利于新技术的成功地应用;第三有效提供吸引引进技术和外资制度化的结构;第四促进新技术得到广泛传播;第五鼓励研究开发新的技术。
现代企业领导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把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高到企业发展的战略高度,着力培育和打造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把企业发展规划与知识产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知识产权保护和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面临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国际化带来的市场竞争,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和持续动力,包括品牌(商标)、专利和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是企业的第一生产力,是促进企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只有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把知识产权保护做好、用好,才能求得生存与持续发展。为此,现代企业通过不断努力,逐步建立了切实可行的知识产权运行机制。
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提出并实施了“三步走”的专利战略:第一步,扩大专利申请量,增加企业的无形资产,提高企业知名度;第二步,以专利产品树立企业品牌,占领竞争激烈的技术市场和商品市场;第三步将专利战略纳入企业整体发展战略中去,成为企业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企业的指导思想是以创造和保护自主知识产权为方向,以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创新发展能力为目标,建立和完善专利工作体系和相关制度,提高运用专利制度的能力及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实施和保护能力,把专利工作融入到科技创新的全过程。结合自身技术优势,根据市场的需求不断开拓创新,提高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不断开发专利技术产品,促进专利技术的产业化。通过技术创新、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全面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知识产权本身是一种法定的垄断权,是一种对市场控制的无形财产权,成为企业重要的无形财富和无形财产。[1]知识产权是知识进行物化以后进入市场的专属权利,以利于保护知识创新的成果。现代企业将知识产权作为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法宝,知识产权成为企业必要的生产要素和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今天,知识产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行业的竞争构成,以企业无形资产的方式转化成为企业进行市场竞争的战略性资源。
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资源就是战略性资源,所谓的战略性资源具备不可替代、稀缺的特点、并难以模仿。知识产权完全具备战略性资源的条件和特点。企业知识产权的价值逐渐超越了有形资产的价值,成为了企业最有价值、不可替代、最重要的财产。有资料统计,美国500家上市公司的包括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在内的无形资产的价值占其全部资产的比例,在1982年、1992年和2002年分别是38%、62%和87%,[2]因而作为企业核心的无形资产价值的知识产权在企业资产中的地位已越来越不可替代、举足轻重的。
OPPO作为中国智能手机产业中的代表品牌,高瞻远瞩,为了企业的长远目标和持续发展,制定了知识产权管理战略规划,在知识产权的获取、维护、运用、保护、合同管理保密等方面,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覆盖到顶目或产品的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中,用知识产权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截至到2013年,OPPO所申请的专利数量超过两千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为78%,实用新型申请为22%,在智能机行业中名列前茅,在国内所有企业中名列第八位。OPPO通过专利申请把自己的核心技术已形成了小规模的专利池,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下一步的具体目标是将新开发的技术近一步优化,通过专利申请对企业的核心技术形成以点带面,纵横交错形成有效的专利保护网,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创新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最终目标是赢得市场竞争的胜利,通过建构知识产权优势进而形成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达到最终目标的必要手段。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是企业将知识产权战略纳入企业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技术创新能力培育、企业自主创新与识产权战略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可见现代企业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对我国当今实现国际竞争战略布局的重大意义。知识产权已成长为生产的必备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通过依靠获得知识产权和培育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知识产权战略对于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将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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