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亚投行坚持国际性相关的共7个结果:
论文键词:宪法社会经济制度公有制
论文摘要:本文围毙“堆护宪法尊严坚持公有剞主体地位”的中心议赶,明确了什么是公有制为主体,分析了为什么要坚持公有稍为主体,回答了如何坚持公有翻主体地住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的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立国的经济纲领。什么是公有制为主体?所谓公有制为主体,就是说在国家的全部经济成分中,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多数;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数量上,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要占多数。一是企业的个数要占多数,二是容纳的员工人数要占多数,三是产生的GDP要占大头。在质量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产品物美价廉,更能符合人民的消费需要。
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首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宪法的根本要求。改革2O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几经修改,但公有制迄今仍被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2004年3月发布的最新版本宪法第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体现了人民的最高意志与利益。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改革措施,都必须与宪法保持一致,具体到所有制问题上,就是必须维护公有制。宪法第一条还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公有制就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而推行私有化就是破坏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破坏公有制都属于违宪行为,都在宪法禁止之列。
其次,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项根本原则。1979年初,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江泽民也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公有制为主体,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强调,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它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分配和交换的形式,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及其他一切私有制社会相比,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没有公有制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不会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意识形态和共同理想。
再次,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规律。所有制的状态是由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我国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对中国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客观规律的遵循。建立在机器生产基础上的近代生产力和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生产力,都提出了社会化生产的要求;尽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能被动地适应这种要求,但是公有制则是社会化生产方式本身的必然要求,我国的所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就体现了这种要求。我国选择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是由国际经济环境和国情等历史条件决定的。近现代经济史表明,外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形成了经济霸权主义的限制因而,当代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想走欧美武的资本主义道路,已经失去了外部的优越条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真正独立自主谋发展,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无法摆脱外国垄断资本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控制的,私有制经济不可能形成坚强的整体性的民族经济合力。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真正独立自主地发展起来。因为,唯有建立并巩固公有制这个经济基础,才能使整个中华民族形成抵挡外国垄断资本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欺负和压制的根本条件,这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基本道理。也正如邓小平所说,“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的生活富裕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新中国建立以来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正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制度保证了新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
最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邓小平多次指出要维护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他还说:“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是清晰的,那就是公有制加上共同富裕。他代表党和政府向人民做出的承诺也是明确的,那就是经济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而不是实现这样的政治经济体制转轨——转上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发展道路。因此,坚持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党和政府与全国人民的政治约定。正是由于全国上下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共识,改革开放一开始才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改革政策和措施才得以比较顺利地实施。相反,如果走上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道路,那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将遭到颠覆,两极分化将不可避免,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原则就一个也不可能存在。因此,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最重大的原则问题,不但关系到我国宪法的尊严和权威性,也关系到党和政府的诚信和合法性,更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
如何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首先,要澄清思想。
一是要澄清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追求社会公平,而不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社会公平比所有制更重要。这种认识的错误在于,它把社会主义仅仅当作了一种价值观念和道德追求,否定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而存在的意义,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蜕化为了空想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实际上,任何社会的公平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而是具体的,相对的和历史的。所谓的社会公平就其实质来说是对现存经济社会关系内在要求的合理化和正当化。没有以公有制以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没有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和收入分配上的平等,真正的社会公平是难以实现的。
二是要澄清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认识。有人认为,只有发展生产力才是目的,因而,生产资料公有制可有可无。这种认识把公有制与发展生产力对立了起来。实际上,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主张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正是因为公有制能够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了两极分化、阶级对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只有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对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进行有计划的合理的调控,推动生产力更快地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断地发展生产力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看,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是目的,生产力的发展是手段。只有把目的与手段辩证统一起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则是实现这种目的和手段相统一的根本保障。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有利于国家从社会全局和长远的利益出发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利于克服单纯市场调节的局限,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和稳定发展,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以及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和重大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有利于保持国家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有利于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是要澄清对建立市场经济的认识。有人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能兼容的,只能存在于非竞争部门或公共产品部门,这种观点也站不住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经济包括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等多种形式,这些不同形式的公有制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自主的市场交换关系,即使在国有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也存在着财产权、人力资本和经营权益上的明显差别,因而也还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发生联系,受市场机制的调节。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这种有机结合,一方面有效地利用了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映比较灵敏的优点,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又有效地发挥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用,有利干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等弱点,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把社会主义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长处更好地结合起来。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一条根本经验。
四是要澄清对市场竞争的认识有的人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会造成垄断,不利于市场竞争。这种认识把不同所有制的划分与垄断和竞争的关系混同了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企业和非公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平等地位,都要服从市场竞争规则。某些行业中的某些企业由于在技术的创造、资源的占有或权力的分配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优势,从而在生产、交换和价格的形成上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力,就会形成垄断地位。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公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中都会存在。一般来说,垄断的出现会妨碍市场竞争,不利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政府对于市场中的垄断行为需要加以适当限制,以促进公平竞争。但在许多情况下,比如,在石油、铁路、电力、军工等具有高度稀缺性的资源部门或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部门中,一定程度的垄断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些垄断性部门,主要由公有制企业加以经营要比私有制企业能更好地体现社会的利益和国家的战略。也就是说,由国家垄断要比私人垄断好。当然,这些垄断性部门也要深化改革,根据需要适当地引入竞争机制和民营经济的成分,以利于提高经营的效率,同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
公有制适应社会化生产方式,不仅是由于它有助于国家从共同利益出发进行及时有效的宏观和微观调节,更好地发挥市场的长处,同时可以克服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滞后性的缺陷;而且也因为在公有制基础上可以产生人们的共同经济理想和劳动凝聚力,从而调动起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遵守集体理性的自觉性,最终实现比私有制更高的宏观和微观效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公有制的平均经济效率明显高于资本主义经济。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从1949年到1978年,包括“大跃进”和““””阶段在内,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也达到l3.7%。邓小平曾感慨地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获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在20世纪9O年代,国有企业出现过6O%以上亏损的情况,这里既有社会历史原因,也有人为因素,根本不能说明公有制的效率一定就低于私有制,须知私有制低效和破产才是市场经济司空见惯的现象。有人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统计,在我国,成活十年以上的私营企业只占24.8%,6一l0年的占42.3%,5年以下的占32.9%。还要看到,国有企业一旦理顺关系、调整到位,就能逐渐发挥其提高生产率的优越性。2002—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销售收入从8.53万亿元增长到18万亿元,年均增长16.1%;实现利润从3786亿元增长到16200亿元,年均增长33.7%;上缴税金从6794亿元增长到l5700亿元,年均增长18.2%。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长到14.79万亿元,年均增长15.71%:销售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9.84万亿元,年均增长23.97%:实现利润从2405.5亿元增加到9968.5亿元,年均增长32.89%I上缴税金从2914.8亿元增加到8303.2亿元,年均增长23.29%。目前有I6户中央企业进入世界500强,~k2002年增加10户。
其次,要认清实行私有化的危害。在经济领域,私有化不但难以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平稳发展,相反将阻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减缓我国赶超经济发达国家的步伐,甚至可能使我国的强国努力功亏一篑。
私有化摧毁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最坚实的基础,给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造成致命的隐患。由于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具有繁荣和危机交替出现的周期性特征,经济周期波动和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打击尤其沉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社会保障脆弱,一旦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大量人群将迅速变成贫困人口,经济发展将大幅度倒退,甚至长期不能恢复元气。现在,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更加丰富和多样,但它们并不能合成根本克服周期性危机的有效药方。改革以来,中国政府对国民经济实行了比较有效的宏观调控,除了依靠政府较强的行政能力之外,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此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和保证。如果私有制占据主体地位,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必将大幅度下降,经济运行将越来越受经济周期规律的制约,那就谈不上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私有化还会使我国彻底失去解决就业问题的基础。公有制经济尽管在劳动的效率或劳动合理利用上存在一些问题,但实践证明它能够保证人人就业,保证人人享有工作的权利,从而保证人人享有劳动报酬、福利待遇及社会地位。相反,任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不能够解决失业问题。原因不在于经济是否发达,而在于以失业形式存在的产业后备军恰恰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失业对劳动者是痛苦的,但对私有制经济则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因为资本增殖需要一大批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私有制经济在繁荣时期尚且不能消灭失业,经济衰退时更是首先解雇工人,失业问题将急剧恶化。
私有化必然导致公有制丧失主体地位。一旦私有经济比重在国民经济中超过必要的限度,在私有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下必然引起财富和收入的贫富分化、失业率增长等一连串不良经济现象。2O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都没有通过私有化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这已为世人敲晌了警钟。
在社会领域,私有化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使我国重新变成一个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阶级对立的社会。
私有化的本意就是把生产资料转为私人占有,由此而占有生产资料的永远只能是少数人。这样一来,社会将再次分为少数拥有生产资料的有产者和大多数不拥有生产资料的无产者,后者将变成雇佣劳动力。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的确人人都获得了自由,只不过,对劳动者而言,他们获得的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丧失的却是不受剥削的自由。相应的,有产者则获得了奴役和剥削劳工的自由和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不可避免。
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只能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作为前提和基础。私有化从根本上破坏了这个前提和基础,使按劳分配成为无源之水,有产者则能够依靠手中掌握的生产资料,名正言顺地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私有化将使宪法规定成为一纸空文,完全无法保证宪法赋予劳动者的权利。
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占有后,社会财富的分配必然向生产资料所有者倾斜.在权钱交易导致贫富分化的基础上出现更严重的收入两极分化,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将无从谈起。随着贫富差距拉大,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必然泛滥,再多的法律也不能保证社会公平。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依靠法律消除了两极分化和社会丑恶现象,即使经济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非常有限的国家,在当前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由于地球资源越来越有限,资本之间的争夺更加激烈,弱肉强食的程度空前惨烈。在国内阶级对立、国外资本加紧掠夺的情况下,不但难以建立和谐社会,要维持社会稳定也将越来越困难。
在政治领域,私有化将使工人阶级丧失领导地位,进而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从根本上削弱政府的治理能力。
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指明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但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并不是宪法能够规定出来的,而是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所赋予的。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本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使工人阶级从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从被压迫、被剥削的“弱势群体上升为国家的领导阶级,而代表工人阶级执政的共产党也才能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执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职能。私有化使工人阶级再次沦为无产者,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必然随之衰落,直接威胁到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政党不是“生产力”的直接组织者,政党是阶级的政治组织,它们通过所代表阶级的经济地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一定联系而间接地对生产力的发展与否发生反作用。政党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是在一系列中间环节之间曲折地穿入又渗出的折射关系。所以,对相互作用结果的判断,要由较长历史过程的实践来检验,不能以政党的意愿为依据。执政党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志,在任何社会形态下,统治阶级都是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如果公有制经济失去主体地位,生产资料被少数人把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就会彻底丧失,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必然动摇,中国就会走上资本家集团管理社会的寡头政治和金钱民主的道路。
公有制经济不但保证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而且为共产党执政能力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历史证明,共产党对人民的社会动员能力和为人民谋利益的办事效率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也是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所不能比拟的。事实上,不但在中国如此,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如此。相反,实行私有化不但破坏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同时极大地降低了共产党的可信度,必然导致政府治理能力逐步下降,强政府将逐渐变为弱政府,表现为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地方政府各行其是,政令不通,令行不止,经济措施不能贯彻,社会治理趋于恶化,各阶层和各族人民自由平等的权利越来越得不到保障。
在意识形态领域,私有化必然导致剥削阶级意识形态重新复活并逐步成为主流,彻底瓦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我国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国家提倡的公德和“主义”构成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它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形成直接对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足公有制。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化,不能不动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使宪法规定的内容变成一句空话。
私有制的核心价值表现为一个“私”字。推行私有化然宣扬剥削有功,而维护私有制必然宣扬造反无理,这与构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私有观念支持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同时衍生出上尊下卑的等级思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利己主义,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卑劣行为方式,以及见凤使舵、背信弃义的投机心理。无论喜欢与否,建立在维护私有制基础上的意志关系,只能滋生这样的理论、文化和思想,而推行私有化也只能越来越把唯心主义、宿命论等拿来作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
私有制条件下的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绝不可能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私有制社会的统治阶级是掌握生产资料、与无产阶级对立的剥削阶级,因此,私有化不能不是一个逐步摧毁直至彻底颠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
总之,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劳动者的地位,同时决定了利益的分配。生产资料抓在谁手里,谁的利益就得到保障。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的。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生产关系必将发生根本变化,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必然随之变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丧失了公有制经济基础,就注定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失败的命运。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中国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和最快的速度实现国家富强
中国必须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而绝不能搞私有化。江泽民同志曾说:“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这一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趑次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引进市场机制,是搞活经济的一种尝试,这可能由此开辟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快国家的现代化。但如果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实行私有化,那就非但不是创新,反而是重新走上了资本主义老路,这只能说是一种历史倒退。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被改变,国家越来越具有资本主义特征。在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不在是理论之争,而变为中国命运之争。在现存世界体系中,私有制从来没有让所有国家变成富国,绝大多数国家一直处于世界体系结构金字塔的底层,要么徘徊没有增长,要么增长而不发展。如果重走这条老路,中国将逃不脱这这种命运。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一
党内民主制度的科学性集中体现为制度的可操作性与有效性。事实上,任何一种制度如果失去了这两个特性就等于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制度是一种存在,既可生成政党行为,也可弱化政党行为。制度是一种框架,既可以为政党行为提供范围、平台。又可以为政党行为提供制约与规范。制度也是一种标准,既可以评判又可以导向。制度对政党行为的影响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成为推进党内民主健康发展的根本。然而,这个根本能否充分体现。归根到底在于制度的科学与否,在于制度本身的可操作程度与实际效果。这不仅决定着党内民主的命运与前途,同时也决定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命运与前途。
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及其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使得我们党党内民主制度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政党自身建设范畴,成为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党内民主的使命首先是全面提升党的生机与活力,但同时还要推动人民民主,并与人民民主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发展格局。尤其是对于中国民主进程而言,党内民主又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正是基于此,党内民主制度构建的科学性就显得格外重要,不仅关乎执政党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也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我们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要持续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始终反映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基本途径是发扬民主。反映在党内,则需要有一套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机制。所以,党内民主制度的构建就必须以此作为科学依据,论证其本质、构建其内涵、探索其路径,以此激发党的活力,统一全党意志,调节党内各种关系,确立正确的领袖、政党、群众关系,保持健康正常的党内关系。特别是要通过民主制度的科学建设,在党内形成一种运转有效的制度机制。这一机制包含选举、公开、党内监督等相互连接、相互作用的要素,并连接为一个整体。
二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重视探索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关于发扬党内民主精神和建设党内民主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在党的历史文献中有大量记载。从党内民主制度构建的现有状况来看,也有着不凡的成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高度关注制度建设,把制度建设提到关乎党的生命的高度来认识。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总结党内生活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2卷,333页)改革开放30年来,党大力推进制度建设,走出了一条制度建设的新路子。党内生活的整体面貌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党内生活的各方面逐步做到有章可循,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
就党内民主制度而言,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方面,1985年《关于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若干具体问题的暂行规定》的出台,标志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制度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以后开展了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代表提议的处理和回复机制等也逐步得到落实。特别是党的十七大又作出实行党代表任期制的重大决定,使广大党员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行使民主权利有了重要平台,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在党内选举制度方面,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差额选举的范围应扩大到各级党代会代表,基层党组织委员、书记,地方各级党委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上个世纪90年代党颁布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党的十七大又提出,把组织推荐与党员和群众推荐结合起来,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这使党员民主权利的实现有了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方面,党的十三大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通过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工作规则(试行)。1996年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同时还创造性提出了“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和“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等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办法,并将此写入党章,这标志着党委集体领导和民主决策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实行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会向全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和接受监督的制度,使党内集体领导制度有了新的突破,进一步加大了制度的可操作性。在党内民主生活的监督制度方面,制定了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制度,民主评议党的干部、党员制,度,党委民主生活会制度等,特别是1995年1月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后,党员的各项民主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党务公开范围逐步扩大,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党内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逐步完善,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逐步增强,广大党员对党内事务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参与。这些制度的实施,彰显了党员的主体地位,强化了党对权力的监督。
在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探索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之路,形成了一些重要经验:一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党内民主建设理论与党内民主实践相结合,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增强党内民主制度的科学性提供科学依据与思想方法。二是坚持制度的原则性稳定性和制度创新相结合,始终把握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正确方向。在坚持党内生活基本原则的同时,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不断深化对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规律的认识,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推进制度创新。三是坚持组织制度的刚性与个人自觉规范相结合,始终把握维护党内团结统一的制度建设目标原则,在坚持党的制度的权威性的同时强化党员的自觉意识。四是坚持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我们党长期形成的民主生活传统的制度规范,曾为党内生活健康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但有些具体的制度规范,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不适应现实的需要,我们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根本的组织原则、制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在实践中要坚持和健全。这些经验是坚持党内民主制度科学性不可偏离的。
#p#副标题#e#
三
坚持党内民主制度的科学性,离不开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除。就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现状而言,尽管有许多成功的经验、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一是一些制度的权威性还不够,存在着重制度安排而轻制度执行的情况。其典型特征是制度的不断“生产”,但事实上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一方面缺乏监督,执行不执行一个样,执行得好坏一个样;另一方面则是制度的执行往往因人而异,造成制度面前的不平等,使制度失去了权威性。假如这种重制度安排轻制度执行的情况不能得到改善,久而久之,制度安排和制度执行之间就会发生分离,制度就会变成形式,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摆设”,就会导致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无视制度的存在,客观上造成制度的“空转”或低效率。
二是制度的系统性不够。现有的一些党内制度互相之间的联系不十分紧密,有的甚至互相抵触,尚未形成有机连接的网络,制度系统内部不协调。这一方面表现为制度冲突。同一种行为有的制度安排认可。有的制度安排则禁止或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党内生活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制度联系不够。党内民主制度之间的衔接不够,从而造成一些制度与制度间的空白,形成制度系统中的“漏洞”。正是这种制度“漏洞”的存在,使党内生活中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大大降低了制度系统的有序程度、削弱了制度的有效性。
三是有的制度可操作性不够强,导致正规制度弱化而“潜规则”显效。目前,党内现实生活中不仅有党章这样的根本大法、各项党内生活的规章制度、纪律规范,同时也存在一些“潜规则”。这些“潜规则”阻碍了党内民主生活的健康发展。在某些党组织内部和一些党员干部心目中,党章规定和党的各项制度。仅仅是写在文件中、停留在会议上、领导者的报告里。而真正用来指导行为的则是各种“潜规则”,这就造成党内现有制度的弱化甚至失效。“潜规则”之所以存在,究其原因在于党内民主制度的科学性不够,表现在一方面虽有制度但制度过于原则笼统,另一方面虽有制度但缺乏操作措施。例如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跑官卖官问题,对一把手权力的制约等问题。尽管都有一些制度措施,但这些措施的约束力不够,最终造成制度的弱化、软化,“潜规则”得以发生作用。
在我看来,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中存在这些问题,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执行者对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执行制度的自觉性;其二,制度建设理念上存在偏差,如过于强调人的作用,从而造成制度的原则要求多,具体措施少,最终导致制度设计的不够科学。前一种情况是制度执行者的主现行为造成的,后一种情况则是制度安排造成的,也就是制度设计本身出了问题,制度的科学性出了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讲:“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333页)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坚持党内民主制度的科学性是关系党健康发展的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四
对于我们党来说,民主绝不能仅仅止步于理论的探讨,更应该是一种实际行动。坚持党内民主制度的科学性,需要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坚持党内民主制度的科学性理念。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全面总结制度建设经验,系统探索与研究党内民主制度构建科学性的规律,揭示制度科学性所需的内外部环境、结构特征、生成条件、提出增强党内民主制度科学性的对策性建议,为实现制度的科学性提供理论支撑。
准确把握党内民主制度科学性的内涵与结构特征。党内民主制度科学性的内涵,主要包括对权力进行科学制约,为消解党内生活中事实上存在的“潜规则”寻求科学路径。党内民主制度科学性的结构特征是指坚持制度系统的稳定性,反对随意性;坚持制度主体的权威性,反对因人而异;坚持制度的有效性,反对形式主义;坚持制度的可操作性,反对“花架子”。
加强党内民主制度科学性的环境建设。制度环境作为一种客观现实,对党员干部思想言行有着直接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实际成效。党内民主建设与党的各方面建设是相互推动相互促进,并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紧密相连,同时又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的制约。如果不积极推动党内民主制度科学化建设,是错误的、有害的、危险的;但是如果只有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要求却不知道怎样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把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想得过于简单,过于理想,也是错误的、有害的、危险的。所以,要高度重视党内民主制度科学性的外部环境建设,正确判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变化对执政党内民主制度构建的影响,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规范社会生活,为制度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氛围。在党的内部环境上,要着重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意识,形成科学的民主理念;要深刻把握党内民主本质特征、基本要求,坚持统一的目标要求、严格的纪律、规范的程序,避免各自为战,坚决反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为制度建设提供必备的条件。
探索坚持党内民主制度科学性的实现路径。一是强化党员主体地位意识,坚持以党员为本,解决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出发点和归宿的科学性。二是坚持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各级委员会制度为重点,解决党内民主制度运行过程的科学性。要加强对党内权力的有效监控,用科学的制度保障执政党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三是以完善干部选拔任用的民主程序为关键,发挥党内民主制度在选人用人上的重要作用。构建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严格干部选拔任用的民主程序,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四是以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务公开制度为重点,增强党内民主监督机制的科学性。尤其要通过建立健全和完善党内巡视制度,严格任期制度和质询制度,强化党的制度的权威性,以保证党内民主能够健康有序发展。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表现出的才能、气质、性格及道德品质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与下级干部、一般群众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谈。他对革命同志的爱与尊重是平等的、轻松的,更是富有情趣的。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能够体现毛泽东人格魅力的性格特征是多方面的,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延安时期挽救运动中冤枉了一些同志,他主动出来承担了责任,还脱帽赔礼道歉。有一次雷击死了人,有人说怪话,“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追查,他制止了,并通过这件事了解到是公粮征得多了,农民不满意,于是决定减轻农民负担。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他指出:“在党内外要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同时还说“对于这些,其中有许多是闲话,是没有恶意的;有许多是错误的,但也不一定是恶意的;至于恶意的也要听,因为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由于毛泽东对待别人的批评抱有如此豁达的态度,因此,在领导革命的狂涛巨浪中始终能够正确分析形势,正确制定方针政策,满怀豪情的预见中国革命将必然胜利。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文化是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它的发展对提高国民素质,推动国家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有着举足轻重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文化创作也有了较大进步。但文化创作与经济建设相比,却显得较为落后。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千年代以来,我们文化创作跟不上经济发展步伐,我们的音像影视书刊市场充斥着港澳台或国外作品。一些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也因此出现了偏颇,有些人爱国主义意识和正义感淡薄,工作学习生活缺乏理想信念,影响了身心健康。这些现象应该引起我们文化工作者认真重视。
中华文化的历史悠久而博大精深,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作出了伟大贡献。中华民族在创造人类伟大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虽然历尽艰辛,但却一直走在世界的前沿,中国的科技到了公元17世纪,才被西方赶上。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百年问,中国遭受了世界列强凶残侵略和疯狂掠夺,中华文化遭到极大破坏,文明的发展受到严重摧残;但中华文化却没有像古埃及、巴比伦和古印度文化那样消亡,她那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在险恶的逆境中顽强地生长着。最终,伴随着中国人民重新站立起来。建国六十年来,由于制度缺陷和封建思想残余作祟,前三十年中国文化建设走了很大弯路,国家和人民也遭到严重伤害。改革开放 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中国文化创作的进步也是较大的。但由于一百多年来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经济和文化长期深深的伤害,我们的文化创作还没有进入强势阶段,我们的文化作品在国内外市场占有率不高,特别是国外市场。这种状况跟我们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很不般配。文化创作弱势不但影响国民素质提高,还阻碍国家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推进文化创作,用更多优秀作品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占领更多文化市场。要推进文化创作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文化创作。为此,我们应作如下努力:
我们的文化创作任重道远。为此,要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摘要:亚投行以超乎想象的魅力令全球瞩目。本文简要介绍了亚投行的预热过程、功能定位及治理结构,分析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亚投行在全球形成巨大吸引力的成因,阐述了亚投行合作共赢的重要意义,最后简要分析了亚投行未来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亚投行 合作共赢 国际金融格局 投资效率
四海宾朋如约而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展现出宽阔的胸襟与十足的魅力;金融资本结伴而行,亚投行彰显出整合的能量与协同的功力;大国风范应时而现,亚投行释放出中国的声音与牵引的实力。作为一支新锐劲旅,亚投行投入到国际金融体系中,服务的是亚洲,最终惠及的是全球。
从2013年10月国家主席出访东南亚时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到相关具体工作程序的正式启动,亚投行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加速推进。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21个亚投行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
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左右,其中中国出资50%,总部选址在北京。根据目前的股份设计,亚洲成员国将按GDP水平共享亚投行75%~80%的股权,其他20%~25%的股权将根据经济实力分配给亚洲以外的国家。但随着更多国家的参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投行成员国持股比例都将相应地下降。
亚投行成员国分为创始成员国和普通成员国两类。作为亚投行的核心成员,创始成员国有权制定章程,而普通成员国只能遵守已有规则。在股份占比上,创始成员国持股比例会高一些,只要有能力基本无限制,而普通成员国的持股比例有限制。另外,董事席位只在创始成员国中产生,普通成员国没有董事席位。不仅如此,创始成员国有设立“保留条款”的权力,而普通成员国则没有。也就是说,国家在签署某个国际条约时,如果对某个条款有意见或者不同意,可以提出保留,那么这个条款就可以不适用在这个国家,而其他没提出保留的国家就得适用这一条款。
在内部治理结构上,亚投行由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三个层级构成,并将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决策的高效、公开和透明。在三个层级中,理事会为最高权力和决策机构,由所有成员国的代表组成,根据亚投行章程授权董事会和管理层一定的权力;董事会由理事会选举出的总裁主持,主要负责对日常事务的管理决策。银行管理层包括行长、副行长以及其他工作人员,通过“公开、包容、透明和择优”的原则进行选聘。
目前亚投行1000亿美元的法定资本量,如果通过金融杠杆放大5~10倍,则可以撬动5000亿~10000亿美元的资金规模。从动态来看,亚投行未来融资将采取三种模式:银行同业拆借、集中创始成员国主权信用发债,同时设立专项基金来吸取闲散资金。此外,预计亚投行未来将择机通过增股扩资吸纳新成员,扩大业务范围及提升业务能力。
本着平等、开放、包容的原则,亚投行将在吸收更多成员国的基础上,于2015年年中完成亚投行章程谈判及签署,2015年底前完成章程生效程序,正式成立亚投行。如同主席在“金砖银行”成立时发出“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的美好畅想那样,亚投行的未来愿景将更加值得期待。
亚投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多边开发机构。按照既定的时间表,2015年3月31日是亚投行接收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截止日期。3月12日,英国成为继首批意向成员国之后第一个递交申请的西方国家,之后,德国、法国、意大利、卢森堡、瑞士等欧洲国家也紧随其后,纷纷对外宣布加入亚投行的决定。
英国能够最先申请加入,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争取中国国内市场巨大的回报机会。2014年中英之间的年贸易额为800亿美元,还不到中德贸易额的一半,英国政府希望通过亚投行强化对华关系,来获取在中国更多的投资贸易业务。更重要的是,作为传统的金融中心,从建立和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到承揽由西方国家发行的首只人民币主权债券,英国一直在人民国际化领域与中国政府进行着频繁与密切的合作,而亚投行的出现将使人民币的国际化前景更为广阔,英国也试图借此进一步密切与中国的关系。二是谋求整个亚洲的投资机会。相比于美洲和欧洲,亚洲经济无疑有着更强的活力、更好的弹性和更大的潜力。亚洲是煤、气、油等全球不可再生资源的主要储藏区,容纳了全球60%以上的人口,GDP占全球40%以上。作为“世界工厂”的亚洲国家也正在谋求转型升级,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亚洲中产阶层正在日益崛起,并将形成巨大的购买力需求,亚洲成为全球经济未来最重要的增长重心已不容置疑。由于亚投行的核心职能是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而英国在基建、高级工程项目、金融服务和绿色科技等领域都具有全球领先地位,从而势必能够通过亚投行这条固定的渠道打开其在亚洲国家投资赢利的巨大空间。
紧追英国的脚步,作为欧洲大陆制造业强国的德国,更是希望通过站上亚投行这一巨大的平台,拓展与亚洲进行投资与贸易合作的机会。根据笔者调查发现,过去德国对美国的出口要大于对全球其他地区和国家,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德国调整了对外贸易与经济的重心,大力东移。目前德国对亚洲特别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已远超其对美国的出口,如果加入亚投行,就可使德国与亚洲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巩固。而瑞士、卢森堡等其他欧洲国家也如英国、德国一样,有着试图通过亚投行分享亚洲市场巨大红利的诉求。
此外,为提振经济,欧洲央行在2014年推出了规模为300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但作为成熟经济体,欧洲目前并没有明显的新经济增长点,而且在经济增长率低迷之下,投资回报率并不高。由此,欧洲地区过剩的流动性需要在全球寻找高回报的投资出口。而亚投行将采取国际融资方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势必作为项目融资的一个主要趋势,从而为欧洲资本,尤其是其民间资本提供一个进入与获得投资回报的闪亮路径。
追赶着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步伐,中东地区的沙特、卡塔尔、科威特等国和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以及北美的加拿大等国家都鱼贯登上了亚投行这列“快车”。根据2015年4月15日财政部公布的名单,共有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美国、日本暂未加入)。后续其他国家仍可加入,但只能作为普通成员国。
亚投行一夜之间从亚洲国家的多边机构,变身为令全球瞩目的国际性多边机构。重要的是,不论是作为亚投行资金主要来源国的中国,还是借贷项目建设的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市场化程度都还不高,市场机制均不成熟。伴随着发达国家的进入,带来的将不仅是亚投行资本规模的扩张,由于这些国家具有国际金融多边机构的管理经验,以及熟练的市场化运营方式,亚投行也将缩短市场摸索期。而随着高标准运行规则的制定,亚投行将在实质上走向国际化。
作为中国第一次主导建立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及其“朋友圈”的扩大彰显的无疑是中国在全球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以及其他国家对中国日渐高涨的信任度。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充足,截至2014年12月,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已高达3.8万亿美元,具备了资本输出和驰援亚洲国家的雄厚实力。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具有比较强的技术实力与实战经验,在实现自身技术输出和产能输出的同时,也能帮助亚洲国家建构和夯实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平台,从而形成合作共赢关系。
除了能够实现资本、技术和产能输出,从而分享亚洲市场的红利收益外,如果与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基金、海洋合作基金以及丝路基金相策应,向亚洲基建领域“供血”的亚投行还将显著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目前,包括印度、印尼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基础设施都非常滞后,而且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拖累。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未来十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为8.22万亿美元,即每年需要新增基础设施投资约8200亿美元,投资需求占全球GDP的11%。对此,亚洲国家大体只能解决4000亿美元,而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额度最多只有200亿美元,即使将世界银行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扶贫贷款计算在内,资金缺口也依然巨大。在这种情况下,亚投行的出现将为这些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将为基础设施的改善与经济的起飞装上强大引擎。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都是亚洲国家基础设施改善的重要“输血”管道。但IMF的功能定位是维护全球金融秩序稳定,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职能是投资扶贫开发,三者在功能定位、业务重点以及投向方向上都不尽相同。因此,具有定向投资、灵活运作优势的亚投行无疑是国际金融机构的有力补充,彼此之间不是竞争和零和博弈关系,而是合作与互补关系。
尽管亚投行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由于亚投行是一个国际多边机构,在规则制定、管理标准、提高投资效率等方面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根据目前的股份设计,在亚投行设计的15~20个董事会席位中,可能仅有3席预留给亚洲国家之外的成员国。这样,围绕着董事会席位,不仅在亚洲意向创始成员国之间,而且在非亚洲成员国之间也会有竞争。从目前来看,亚投行董事席位的分配既会根据GDP水平,同时也需要兼顾区域平衡,并通过对成员国划分选区的方式定额推选产生。不过,如何划分选区以及让最终的推选结果令成员国皆大欢喜,就需要中国切实履行和发挥好斡旋与协调的作用。为了尽可能平衡多方利益,亚投行可像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那样设置不需选举的特别董事席位,以便让更多指标转移到选区范围中。同时,亚投行将采取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三层治理结构方式,对于那些未能取得董事席位但的确又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成员国,在集体决策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在理事会和管理层层面给予其有限的职权分配。
亚投行的功能主要是服务于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开发,这就意味着亚投行要追求一定的投资回报。然而,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周期都很长,而且融资额度大,盈利困难。特别是在当前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经济风险突出的情况下,项目的投资回报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甚至也可能“血本无归”。据此,亚投行必须做好相对严格、标准的投资论证,如果降低标准或者将政治因素考量进来,势必会损害项目选择和投资的公正性与严谨性,最终给出资人带来很大风险。如果这样,亚投行就会逐渐失去商业魅力,并可能在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然而,倘若只将收益回报作为主要考虑因素,亚投行开展投资就会束手束脚、瞻前顾后,导致一些不发达、但的确需要资金的国家难以获得投资,其结果可能就会与中国发起亚投行的初衷相悖。因此,在恪守投资高标准与支持投资紧迫性、提高股东回报率与增强信贷及时性、强化投资灵活性与控制投资风险之间,亚投行需要练就和展现足够的平衡技巧与智慧。
[1]王婧:《亚投行扩容:显多边金融架构渐变》,载《经济参考报》,2015-03-20。
[2]孙琦子:《亚投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载《经济观察报》,2015-03-22。
[3]屠心凯:《亚投行为什么这么火》,载《长江商报》,2015-03-30。
[4]蔡婷怡:《欧美为何博弈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载《财经》,2015(8)。
[5] 张锐:《亚投行:中国正在学习当老大》,载《中国青年报》,2014-04-13。
[6]李宇嘉:《亚投行或为执牛耳:主导世界金融秩序》,载《上海证券报》,2015-03-19。
[7]周艾琳:《亚投行引领中国金融外交新常态,载《第一财经日报》,2015-03-23 。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非常重要的手段和形式。现如今,意识形态安全对于整个国家安全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将意识形态建设提高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这是由意识形态在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决定的。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全文如下:
当前西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出现了新情况和新特点,只有正确认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对于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切实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
(一)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要继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坚持不懈地对党员和群众进行理想和信念教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要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作为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提高党员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手段从政治上要求加强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从政治上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容易使马克思主义口号化、庸俗化,难以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要牢固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使人们在思想上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是至今为止是人类文化科学的集大成者, 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的三大规律,其真理的力量和逻辑的感染力是任何其它社会思潮无法比拟的,我们对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就应当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的基础上,逐步转向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上,让人们感悟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终身受益。
(二)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还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经历一个半世纪后仍能长盛不衰、永葆青春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发展中之所以 显示出巨大的 生命力和战斗力 ,有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有以列宁为代表的、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和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几座里程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一脉相承的,又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表现形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体系,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内在需要在新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建设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新的实际,研究解决前进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勇于进行理论概括,善于进行理论概括,不断为实践提供新的理论指导,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西方“西化”、“分化”战略和意识形态的渗透,直接威胁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侵蚀民众的政治认同,影响甚至动摇政治稳定的基础,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切实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
(一)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把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提高到国家安全战略地位。
将意识形态建设提高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这是由意识形态在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决定的。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非常重要的手段和形式。意识形态属于国家“软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冷战后,随着国家安全领域、安全内容和安全手段等方面的变化,出现了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即综合安全观。在综合安全观中,除了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之外,还有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
意识形态安全对于整个国家安全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就要坚持党的意识形态的原则,加强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增强执政党对意识形态的驾驭能力;坚持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当前最根本的就是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文化领域建设,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增强运用思想文化资源在人民中制造共识的能力,主导社会心理和文化氛围,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将全国人民凝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
(二)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有效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举措。通过构建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与整合作用,允分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凝聚力量,激发活力,进一步夯实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保证。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推动历史进步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必须进行灌输、教育、启发和引导,在人民群众中传播、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高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在这一过程中,提高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中高级领导十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显得尤为重要。日同时,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对新形势下主流意识形态的统领力讲行研究,椎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对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特点进行研究,准确把握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的实质,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
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性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具体回答人们所普遍关心的问题;对如何提高和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竹理工作进行研究,使党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能够贯彻到位、落到实处;对提高和加强互联网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积极影响力进行研究,探讨解决关系意识形态工作全局的具体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安全的渗透。
(三)加强网络和出版物管理,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主阵地。
加强网络和出版物管理,要坚持正确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掌握话 语权、赢得主动权。要完再公共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应急工作机制,坚持导向正确、公开透明、有序开放、有效管理,努力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要最大限度地挤压负面信息的传播空间,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和加强改进舆论监督统一起来,切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推动党委、政府、有关部门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要加强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舆论引导,从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入手,有效化解人民群众的思想疑虑。要利用现代传播技巧,采用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不断增强新闻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要提高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着力建设语种多、受众广、信息量大、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国际一流传播体系,使我们的图像、声音、文字、信息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要有效地开展对外宣传,努力消除国际社会的误解,及时批驳和澄清敌对势力的造谣攻击,不断提高影响国际舆论的能力和成效。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历史观是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根本见解。历史唯物主义为德国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他们称它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唯物主义历史观”。俄国哲学家列宁评价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的社会学”,“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和“社会科学的唯一科学方法即唯物主义的方法”。E·伯恩斯坦等则把它修正为经济唯物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建国以后,唯物史观在我国占据了主导地位,广大史学工作者以之为指导,在各个史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一度左倾思潮泛滥,问题也随之而来,不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是马克思、恩格斯以至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一些个别论述被割裂开来,被断章取义,被当作教条、公式,变成束缚生动的历史研究的绳索。改革开放的春风解开了人们思想的禁锢,人们在总结过去历史的研究的成败得失之余,难免会思考,唯物史观在新时期是否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而可以继续作为我们研究的理论基础?应当怎样理解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怎样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一点个人的不成熟看法。
不少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这已被写进了宪法,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难道还用得着怀疑吗?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这种说法尚不够完善,或者说,尚不足以说明唯物史观所包含的真理性成份。坚持唯物史观实有着更重要的理由,就是这种史观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体系。就几十年历史研究的实践来说,只有这种理论提供给了我们分析历史问题,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为锐利的思想武器。
我这里说的首先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表述的用于指导他整个研究工作的出发点: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以上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论述,可以说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面深刻而准确的概括,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以我们迄今接触到的古今中外所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确实还难以找到比这更全面深刻的理论概括。近一个世纪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正是以之为武器,在研究的各个领域对历史做整体的或具体的探讨,认识历史进程,探讨历史规律,结出大批硕果,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以我本人从事的先秦史研究为例,我认为,无论是过去传统的古史系统,还是在进化论思想指导下的所谓“新史学”,乃至最近传入的各种西方史学理论,都难以同唯物史观指导下对这段历史所做出的阐释相比拟。这段包含有我们祖先的童年、我国文明的开端、早期国家,以及世袭社会向传统社会转变历程等发展阶段的我国远古历史,只有用唯物史观来阐释才更合理,更接近历史真实,更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如论及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我们知道,这是我国历史上除近代社会的转型外最大的一次变革。过去先哲们亦或朦胧地意识到历史上的这次重大变革,如王夫之就曾说过战国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注:王夫之:《读通鉴论》。)顾炎武《日知录》言及春秋与战国礼仪风俗之差异,认为这所有变化皆出于春秋战国之际百数十年间,而得出“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的结论。(注:顾炎武:《日知录》第13卷,《周末风俗》条。)然而他们有谁能像唯物史观的运用者那样,把握住这场变革的根本性质,说清楚这场变革的起始原因,及其逐层变化的事理逻辑?根据唯物史观,这场变革实起于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力性质的变化。
春秋时期铁器与牛耕的使用是促使所有这些变化的最根本的动力。由于有了铁器与牛耕,才有了土地的大量垦辟,有了战国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有了精细农业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手工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包括金属铸币的广泛使用、城市的兴起,富商大贾及高利贷的活跃……以上标志着战国生产力水平提高之荦荦大端者,皆见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是谁也无法否认的。随着社会经济的这种变化,人们的相互关系包括财产关系也跟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旧的宗法组织,即以血缘为纽带的各种氏族(宗族)或大家族结构纷纷崩毁,代之以个体家庭为主的社会结构,个体劳动、“分地”代替了集体劳动和“公作”;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也由过去的“助法”即力役剥削改变为税亩制即租税剥削,这使我国从此进入传统的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所有这些有关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都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并且它们都可以归结为社会生产力提高所导致的结果,其间变化之迹也是十分清楚的。在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如上变化之后,便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了。
在这方面,人们同样看得十分清楚的是,由于宗法制及氏族社会结构的瓦解,我国夏商周三代沿袭下来的早期国家(即建立在氏族组织的联合基础之上的国家)最终演变为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成熟国家。郡县制代替了过去的分封制,由郡县及于乡、里、会、伍这样一套管理编户齐民的地区编制由是成为以后两千多年专制王朝政权的组织基础,一套新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代替了旧的世卿世禄制,世袭贵族的统治从此成为历史。在思想文化方面,一个新的知识者阶层——士的出现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它的出现同样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由于士阶层的出现及国家任用贤能而不是任用世袭贵族这一变化,又促使了士阶层的活跃,促使了诸子百家的争鸣和战国学术的繁荣,以及各种文化事业的发展。总之,一个世袭社会向传统社会的转变过程,不仅可以,而且只有用唯物史观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迄今为止,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理论可以比这更好地解释春秋战国之际的这场变化吗?
目前,对于春秋战国之际历史进程的这样一种阐释,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说明唯物史观已深入到广大史学工作者心中,成了多数人们自觉运用的思想武器。非但春秋战国之际的变革,其他如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商周社会形态等重大问题,学者也都在用唯物史观做武器,对之进行探讨。到现在,前辈史学工作者已为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高举唯物主义的思想旗帜,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肩负起新时期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必须同史学领域右的或“左”的思想倾向做斗争。所谓右的思想倾向,就是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唯物主义已经“过时”,或者干脆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亦即主张用非唯物主义思想指导我们历史研究。所谓“左”的思想倾向,就是前面提到的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割裂开来,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他们的个别论述取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使之成为束缚历史研究的僵死的教条。就一段时间历史研究的状况和目前史学界的实际情况看来,我认为,这前一种思想倾向固然存在,并应当引起我们警惕,但后一种思想倾向却是更主要的,更应值得我们大力克服的。这种倾向造成了我们的历史研究脱离实际,脱离广大群众,并且是使许多青年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发生误解与产生隔膜的主要原因。在当前,亟需要针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开展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那些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似是而非的教条,正本清源,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搞好我们的历史研究。这也与当前思想战线总的形势相吻合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其基本理论来说,其实并不深奥,并不繁复,也并不那么神秘。即如上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阐述的那些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应是既简明而又深刻,既朴素而又切中肯綮的。这些基本点,也反复见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一些著作,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论述是始终如一的。简单说来,这个基本原理就是对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决定人们的经济关系、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由此推动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这样一种历史规律的归纳。现在一些人赋予唯物史观过多的含义,把本来不属于这个范畴的一些内容也当成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去宣传,要求人们去遵守,并拿它当普遍规律去阐释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这实际是既不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背离了历史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及具体历史问题的论述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他们观察人类社会历史根本出发点,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总结,后者则是他们运用这一基本观点对各个具体历史阶段所经历的各种经济形态的分析,或者是对某一民族或国家具体历史的描述。虽然这些论述和分析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应当受到尊重,但毕竟是他们有关历史理论的第二层次或第三层次的论述,与唯物史观本身并不能划上等号。这些论述的适应范围一则受到具体时间和空间限制,二则(特别是有关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也受到当时具体环境,包括资料来源等条件的限制。一些这样的论述是否那么完善,一定要句句当真理,是需要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拿现在人们关心的社会形态理论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四种生产方式或曰四种社会形态之说,加上他们描述的在这四种生产方式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其归纳为“五种生产方式”或“五种社会形态”。
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
有人认为,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这实际是经不起检验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已明确将上述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限于西欧各国,对于西欧以外广大地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他们是将其归入“亚细亚生产方式”范畴之内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可以随时看到他们将亚细亚社会形态(或曰“东方的”社会形态)与奴隶制、封建制并提,当作东、西方同时并存的几种社会形态,如:
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
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之下,劳动者本身表现为服务于某一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条件之一(这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仅仅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6页。)
在奴隶关系、农奴关系、贡赋关系(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下,只有奴隶主、封建主、接受贡赋的国家,才是产品的所有者,因而才是产品的出售者。(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4页。)
以上,“接受贡赋的国家”即指“东方专制君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0页。),其对臣民普遍实行的人身占有和剥削称为“普遍奴隶制”。对于这种剥削关系,是不能用“欧洲的观点”即西方的奴隶制、农奴制关系来加以解释的。这种“东方的”即亚细亚社会的特征,一直与“古代社会”、“封建社会”的存在相始终。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够将“五种社会形态”当作世界各民族普遍必经的社会,或者当作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呢?
然而我们过去正是长期将之当作铁定的历史发展规律去看待。我们旷日持久的古史分期讨论便是在预设了“中国不能没有奴隶社会”的前提下进行的。从实际出发,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没有过一个奴隶社会。商代不是奴隶社会,因为其时作为社会生产主要承担者的“众”或“众人”并不是什么奴隶,而是各个氏族组织的族众;西周、春秋也不是奴隶社会,那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庶人与商代“众人”是同样性质的农民;战国、秦、汉广大的编户齐民更不是什么奴隶。可是过去在“中国不能没奴隶社会”的指导原则下,大家非要把这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朝代说成是奴隶社会,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来讨论所谓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也就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下限到底应断在什么时候的问题。所以这个讨论旷日持久而得不出什么结论。要说反思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这无疑是一个最大的教训。它告诉我们,正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阻滞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包括现在一些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误解、生疏与隔膜,“左”倾教条主义都是难辞其咎的。
其他一些建国以来发生的重大历史问题的争论,例如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式问题等,在涉及理论指导时,也有过类似情况出现。如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不少论者仅是主要凭着斯大林关于“民族”概念的一段论述:“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注:《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00页。),就将我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拉到了明清以后,甚至近代,同时武断地指责范文澜先生所提出的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论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相违背的。这里,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原理二者之间划上了等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硬被说成是仅仅形成于近代的幼稚民族。如此之类,今天看来实难以被人接受,而在过去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却是堂而皇之。像这样生硬搬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语录,打“语录仗”,成为那个时候的一大景观。这样,历史研究实难正常地进行,唯物史观的真谛亦难得到很好地张扬。
以上这些,并非要把建国后我们的史学研究说得一无是处,没有成绩可言。我曾经写过《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已对建国以来的先秦史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做出过较为全面的总结,(注:沈长云:《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不拟重复。这里只是强调,为了克服缺点,我们必须着重纠正过去那些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尽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口号倡导了这么多年,史学界尚待清理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仍然不少,许多是非仍不是那么明确。我想,只有清理了这些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的灰尘,我们才真正发扬唯物主义。
当前,面对各种史学思潮,包括被不断引进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冲击,我们不但要坚持唯物史观,而且要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这方面,我的想法还不够完善,只能提出两点粗略的看法。
一是要加强中国史的研究,尤其是加强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以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曾将西欧以外广大地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划归“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范围,并同时勾勒了一些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现在看来,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古代东方社会结构及发展路径不同于西方的基本估计是正确的,但限于他们所处时代对东方了解的程度,他们有关亚细亚社会形态特征的具体描述尚存在着某些不够精准的地方。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也把中国归入了亚细亚社会的类型,这无疑对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具有指导意义,然而毋庸讳言的是,我们有关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具体描述同样存在着不够精确的问题。这或许是他们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资料来源受到某些局限所致。
鉴于这种情况,认真研究中国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出一套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对于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文明是植根于自己本土的文明,并且在以后数千年的发展中未曾中断,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文明体系,因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比较起其他文明来说,更具有典型性,以之为标本解剖其发生、发展的历程,将更有助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二是要善于吸收西方史学及中国史学遗产的优秀成份。中国史学遗产,远的不说,就近一个世纪的情况来说,像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陈寅恪等诸位史学大师的主张,都不乏真知灼见,也可以说含有与唯物史观某些相通之处,如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应当就是一种对于古史研究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至于今天广大史学工作者仍以之作为古史研究的基本通则。又如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当年郭沫若即认为它“的确是个卓识”。(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4页。)这个观点至今未能被动摇,因为它发现了中国旧的古史系统含有后人层层附加的成份,而这些附加的东西乃是源于人们所处时代的各种思想意识,这无疑是具有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倾向的。
至于近年不断涌入的西方史学理论,我们更不必对之大惊小怪。对于其中一些带有明显政治企图,披着学术外衣而意在诬蔑、攻击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东西,我们自然要驳斥之、坚拒之。但我相信,多数介绍到国内来的西方史学理论不是这种性质。其中有唯心主义的东西,或与我国史学工作者思维方式不相协调的东西,时间长了,自然没有了市场;另有相当部分西方史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的理论,确实蕴含着对于人类社会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某些局部性的规律的总结,或者含有对于历史研究方法的有益的探讨,一些内容也是与唯物主义精神相通的。
如法国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其将物质因素视作历史运动的基础,亦即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因的观点,无疑就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他的理论当然应受到我们的重视。近年,在有关文明起源的研究中,西方人类学者提出的诸如“新石器革命”、“农业革命”、“城市革命”等命题也正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这些理论赋予生产力的进步以决定性的意义,把它当作人类进步的基本动力,其基本观点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的,我们同样没有理由拒绝从这些理论中去获取有价值的成份。马克思主义应当是开放的,我们应当善于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使我们的唯物史观永葆活力与青春。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