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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纪正处在大发展和大调整的变革时期,英语已成为国际交往和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课程经历了曲折的改革历程,最终确定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英语教育体系。这为我国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至21世纪英语教学目的的变化。自元代起我国就出现了英语教学的影子,但是英语教学的系统化、体系化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实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颁布了12个教学大纲和2个课程标准,历次的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对英语教学目的都有不同的要求。在50年代的教学大纲中,外语教学目的是单纯的培养阅读能力;60年代大纲的一大进步是提出了对学生听说读写译能力的培养;70年代的大纲在强调听说读写译的能力的基础上增加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80年代的大纲删除了翻译能力的训练,注重培养学生的口头、书面运用能力以及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90年代首次提出了注重学生的情感教育,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90年代末随着对所学语言国家的了解,大纲上都明确提出了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2000年的两个大纲提到了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把外语教学和学生的终生发展联系起来,体现了素质教育的精神。2011年修订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中提到:义务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总目标是,通过英语学习使学生形成初步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促进心智发展,提高综合人文素养。这样的英语课程总目标,既体现了英语学习的工具性,也体现了其人文性。
课程教学灵活性与自由性的问题是指结合具体情况对语言教学进行适当的取舍和调整的问题,包括教学方法、教材的选取与安排和教学媒介等。课程教学的灵活性和自由性实则是鼓励学校和老师根据不同的地方情况、不同学校类型和不同的学生对象适当的调整教学方法,选取教材的内容和教学方式,做到因材施教。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课程,是注重全体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差异相统一的课程。课程在改革历程中对教师与学生的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要求教师因材施教,将学生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因此,也出现了由研究教学方法转向研究学习方法的一种趋势,从而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强调学习的过程与方法,培养学生对英语的情感以及跨文化意识,引导学生学会学习,掌握终身教育的基本技能。多样性的评价方式也以学生作为主体,将学生的学习结果以及认知和情感态度等学习过程纳入评价,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与自信心。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设计不仅注意全面性和全体性,而且注重发展差异性、持续性,为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这里说的课程个性化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设计出符合中国特色的英语课程。20世纪我国英语基础教育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其根源是没有立足于我国现状以及英语在我国是外语这一基本国情;二是课程个性化的问题实际上是因材施教的问题。教师与学生角色的转变要求教师注意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即个性,针对不同程度、特点的学生采取各种措施,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开发潜能。
从“吃透教材”到“开发教材”的转变。以往,教师把教材作为唯一的资源,视其高于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吃透教材,教好教材”成了对教师的最高要求。结果是:教师被扼杀了自主的精神和创新的能力,限制了自身的发展,教学不能从实际出发,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英语课程改革过程中,新课标要求教师参与课程设置,积极开发和合理利用课程资源、搞好校本课程。由“教好教材”到“开发和利用教学资源教好学生”不仅会促进教学改革,还会有利地促进教师的发展。
综上可以发现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21世纪我国基础教育英语在教学目的、课程目标与内容以及教材观三方面所做的改革,是顺应课程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也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其总的趋势是朝着灵活性与开放性、科学性与完善性的方向发展的。这充分体现了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性质。希望在综合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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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存在某种程度的失效现象,主要原因是目前存在着税收管理能力约束现象。落后的税收管理体系,造成税收制度失效(effect lost),税收制度本身的优化与演进也被严重拖滞。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以信息化为基础的中国税收管理发展战略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随着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中国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方式存在的弊端日益显现。建立信息化为基础的中国税收管理制度、理念、手段,是改革传统税收管理的重要方式。提出通过积极改革过时税务管理制度,创新税收管理理念;通过业务重构筑,形成高效的电子税务格局;合理建设税收管理部门,积极建构现代化管理组织机构;通畅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多方信息共享与税收信息增值等几个方面的改革,建立以信息化为基础的中国税收管理发展战略。
以信息化为基础的税收管理是应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对税收的征管、服务以及审核、稽查等方面进行有效的改革,以防止偷税、漏水、征收不对称等情况的发生,实现信息数据资料的共享、公开化、透明化[1]。中国的传统税收制度、方式,无法将日益增多的纳税群体进行有效的管理,美国的纳税方式已经从开始的数据录入发展到信息应用上,给中国的税收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在2009年全国税收征管与科技工作会议上,国家税务局提出了要改革传统的中国税收管理制度,实现以信息化为基础的税收管理,符合中国税收发展的方向[2]。
1.改革过时税务管理制度,建立信息化税务管理制度
改革过时税收管理制度的立足点就是要改革中国的税收征管法,主要体现在征管手段、工作、措施、执法四个方面。在征管手段上,重点抓纳税评估。纳税评估是税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防止偷税、漏水以及征纳不对称现象的出现。中国对纳税管理的日常工作、税务稽查和纳税评估没有科学的界定,导致税务管理工作繁杂、效率低以及出错率高。笔者认为纳税评估的科学化、可实施性可以有效避免上述问题的产生,因此可以将日常工作合并到纳税评估中去,减少纳税审批的复杂性,从而方便了纳税人,也对纳税管理工作减轻了负担。对于纳税评估的改革,可以从建立信息共享、互通、公开等角度,对其开展信息化的应用,如对纳税人相同层次的群体进行比较,分析历史数据以综合各种信息对其进行评估。
2.建立信息化税收管理理念
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采用的是“人海战术”,主要体现在税务管理人员对纳税人进行一个盯一个的方式,这种“牧羊式”战略,不仅对中国目前税务管理工作的人员数量提出了挑战,同时面对日益增加的纳税群体,也对税务管理效率提出了挑战。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一个新的税收管理理念――税务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随着科技、网络的进步,该理念逐步成熟。税务风险管理是应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为提高税务征收率,通过对税收风险进行预测、评估、识别以及排序,通过对不同税收风险采取相应的措施,在提高税务征收率的目标基础上,也提高税收服务质量,避免、减少以及防范税收风险的发生[3]。中国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纳税群体具有数量多、复杂多样的特点,因此根据税收风险评估理念,应用信息化技术对不同的公司、法人以及个体进行风险的评估、管理工作,以识别出风险所谓群体或者个人,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大大提高了纳税率。
1.利用业务开展,实现信息化税收管理建筑体系
中国税收信息化实现的瓶颈是信息化应用方面的障碍,这种障碍限制了信息化税收管理体系的构建。因此解决此类问题,就要通过业务开展,实现信息化。中国目前的税收管理,存在着模式、业务经营单一的特点。打破这种格局,就要开展多种多样的业务,让业务的构建成为信息化开展的重要保障。例如浙江省的国税局根据市场中经营某些商品的企业每年、每季度、每月的营业收入、出货量、材料成本等的分析,制定出相应的税收管理体系,形成了186个行业或者商品的税源监控评估模式。这种利用信息化技术所构建的税源监控评估模式,可以有效地避免行业间不公平的纳税、漏税等现象的发生[4]。这种信息化应用方向的发展,正是解决信息化只是停留在数据应用方面的不利条件,将信息化产品应用到税收管理工作当中去,正是税收信息化的重要目标。
2.业务打造高效电子税务格局
通过对上述信息化应用到业务当中去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信息化业务可以打造高效的电子税务格局,解决税收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业务打造高效电子税务格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构建信息化业务平台:信息化业务平台是通过应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对收税工作中的相应业务进行结合,形成高效的业务处理、审批体系。例如在纳税人进行登记、税务稽查以及纳税人的审核等业务上,可以采用信息化处理平台,实现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二是构建信息化服务平台:信息化服务平台是对信息进行快速的录入、审核以及批准的过程,同时解决纳税人所存在的困难。税务服务的中心是纳税人的税务管理工作,因此要以客户为中心,形成良好的服务态度与高效的服务体系。
中国目前税收部门大大小小有很多,并且诸多小的税收管理部门建立在乡镇,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税收管理人员专业素质低:税收管理人员是税收工作的真正实施者,对税收工作科学、规范的开展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然而目前乡镇小的地方税务部门,招收的税务人员文化水平、专业素质较低,大多数都是中专、大专毕业的。二是税收管理工作出现不规范化、违规的操作:对于乡镇的小的税务部门,往往出现将税收管理工作下放到当地的“地皮”手中,这些人员承包税收工作后,开始对集市进行纳税,纳税的标准由他们自己定,并且经常出现打架流血事件[5]。
针对上述两个突出问题,必须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首先要引进专业性、高水平的工作人员,提高业务办理的整体素质,对于人员聘用实现公开透明化招聘,防止内部人们自用的局面出现。其次规范工作,防止违规操作。税收管理工作尤其是乡镇部门的管理工作要做到由专门的人员进行管理,并且通过信息化技术将税收具体的工作全部录入到计算机中,实现信息的共享,防止他人在其中谋取私利。
四、通畅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多方信息共享与税收信息增值
中国税收目前存在的诸多弊端,其中最关键的解决措施就是实现信息的公开化。可以通过以下三方面通畅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多方信息共享与税收信息增值。
一是建立税收联网体系。税收联网体系的建立基础是对信息化技术的有效应用,该体系的建立可以避免信息的不公开、租税、漏税以及征收纳税两者的不一致等现象的发生,实现信息的共享。这种联网不仅局限于大的税务管理部门,还要拓展到小的乡镇税务管理部门,真正实现全国税务管理的一网通。
二是公开税收信息服务体系。中国目前出现的很多税务部门的租税、贪污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税务部门信息的不公开,导致缺少对其的监督、管理,因此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与广度,让广大群众对税收工作进行监督。三是实现税收信息增值。税收信息增值主要体现在将税收信息进行应用,减少偷税、漏税现象的发生,还可以利用税收风险评估,对纳税团体或个人进行风险评估与预防,实现税收信息的增值。通过上述三种方法,对于实现通畅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多方信息共享与税收信息增值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目前中国的纳税服务体系并不健全,存在着服务态度差、审批手续繁杂、征纳税不一致等现象。对于此种现象,应该采取以下几种措施:一是支持中介机构的建立。中介机构即第三方,独立于纳税人,也不属于税收管理部门。中介机构在其中起到调节的作用,寻找征税、纳税之间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而中介机构的成立是以信息化为基础的,享有多方面的信息资源,并且能够根据信息作出及时反馈、调节[6]。二是以客户管理为中心。客户是纳税的主要承担者,中国由于税务管理部门隶属与国家,因此在纳税服务上疏于管理。很多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差,不能对客户出现的问题及时、有效地解决,因此,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树立为客户服务的理念,客户既是纳税人同时也是服务对象,因此要树立对客户负责的态度。其次要改革传统的考核制度。对员工的工作采取量化的方式,根据员工服务态度、客户反馈、员工业绩等方面进行评估。最后是优化资源配置。对不同的税收机构,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工作人员,提高办事效率。
中国税收体制存在诸多弊端,解决这些弊端的重要方法就是建立信息化的税收管理体系。通过积极改革过时税务管理制度,创新税收管理理念,应用税收风险评估理念。通过业务重构筑,形成高效的电子税务格局,让业务成为信息化的媒介。合理建设税收管理部门,积极建构现代化管理组织机构,实现资源的优质配置。通畅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多方信息共享与税收信息增值,增加信息的透明化、公开化。以信息化为基础,支持中介机构并建立以客户管理为中心的纳税服务体系,使信息在公开中得到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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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滨海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环境、基础与优势分析,提出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策略、时序和路径选择,对于区域中长期规划和地区发展战略选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滨海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础;时空耦合
随着中央加快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电动汽车、信息产业、新一代移动通讯和三网融合产业化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进一步明晰,滨海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迎来了新的契机,同时也是滨海新区适应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加速经济科技变革、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增强综合实力、提升生产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实现新区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发展的必然选择。正确分析滨海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与优势,确定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与目标,处理好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上的摆布和发展时序上的安排,将是滨海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败的关键。
国有企业为主的所有制结构,造成产业本地化能力不足,产业链延伸受限。大多数外资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其产品关键性零部件和原材料或者通过国际供应链供应,或者于东道国的相关企业采购,使得外资企业形成“两头在外”的局面,生产和研发的本地化程度比较低,技术扩散效应有限,本地企业很难纳入到全球分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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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剂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后,不断推陈出新。如复方丹参滴丸的研制成功、藿香正气软胶囊的推广使用等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从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看中药剂型发展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关键词】中药剂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发展趋势
从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看中药剂型发展
《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系统性医学典籍,其中记载了除药酒以外的汤(饮)、丸、散、丹、涂剂等剂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官方制药规范,也是我国中药制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该书收载了13种剂型775个方剂。《本草纲目》收载了近40种剂型,其中除现代剂型中的片剂、注射剂等新剂型外,几乎都有记载,展现了我国医药学中丰富的药物剂型。
1949年以来,我国中药剂型有了飞速发展,除对传统剂型进行工艺改进外,也产生了第2代剂型,如片剂、冲剂、注射剂、气雾剂等。其发展变化可简单从历年出版的《药典》记载窥见一斑(见表1、表2)。
3.1 剂型的种类不断增加
从表1看到,1963年“制剂通则”中收载的9种剂型到2005年版收载的26种剂型,增加了17种。从传统的丸、散、膏、丹到片剂、冲剂、注射剂等第2代剂型的出现,以及栓剂、气雾剂、滴眼剂的运用,中药剂型的种类正顺应着时代的变化。
3.2 各个剂型的品种不断增加
从表2中可以发现,各剂型的品种都在不断地增加,其中有传统剂型,如丸剂、散剂;也有现代剂型品种,如片剂、糖浆剂、颗粒剂、胶囊剂等。这表明我国中药剂型的发展在保持着中药传统特色的同时,也在积极开发新剂型。
3.3 传统剂型中的科技含量在不断增加
丸剂是中药传统剂型,具有缓效和长效的功效。中药滴丸是在传统丸剂基础上,采用固体分散技术制备而成的新剂型,如果载体材料为水溶性的,则可大大改善药物的溶出和吸收,从而提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如果采用难溶性载体材料制成固体分散体,则具有缓释作用。
近年来,国内外药学工作者以控制栓剂中药物释放为目的,开发出了多种类型的新型栓剂,如双层栓剂、泡腾栓剂、微囊栓剂、中空栓剂、海绵栓剂等。有文献报道,柴葛解肌中空栓剂优于普通栓,不仅起效速度快而且血药浓度高[1]。表1 历年《药典》(一部)“制剂通则”收载中药剂型比较(略) 表2 1985-2005年版《药典》(一部)收载不同剂型的品种数量比较(略)
目前,应用新技术、新辅料、新工艺,将传统剂型(片剂、注射剂、胶囊剂等)发展成缓释控释制剂(缓释胶囊、缓释骨架片、渗透泵片、缓控释微丸、控释散剂、透皮控释剂)和靶向制剂(脂质体、微球制剂、纳米粒制剂、单抗或受体靶向药物)等,是新药研发尤其是国内新药的主要途径和来源。
中药缓控释制剂的共同点在于能够通过辅料阻滞或减缓药物的释放速率,达到缓控释的目的。我国目前主要的中药缓控释剂型有胃内滞留型漂浮缓控释制剂、缓控释微球、凝胶剂型、骨架型缓控释制剂等。中药靶向制剂目前还处于研究阶段,主要有中药微球制剂、复合性乳剂以及脂质体等。已研制出的中药微球制剂有华蟾酥精微球、莪术油明胶微球、斑蝥素微球等[2-4]。复合性乳剂有紫杉醇乳剂等。对脂质体的研究主要是脂质体双层膜组成、制备工艺、提高脂质体包封率、稳定性及其靶向分布、对靶向细胞作用等方面。
中药剂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后,不断推陈出新。如复方丹参滴丸的研制成功、藿香正气软胶囊的推广使用等,说明了中药新剂型的发展正逐步与世界接轨。但在中药现代化呼声越来越高的同时,中药剂型也不断接受考验。如中药注射剂型的发展,从第一个中药注射剂——柴胡注射液问世以来,至今已有60年的历史。据统计,曾用于临床的中药注射液多达1400种,但大多停留于医院制剂阶段。1977年版《药典》曾收载23种中药注射剂,但1985年版删除了中药注射剂,1995年版只收载1个品种,至2005年版增至4个。究其实质,质量标准的不完善、疗效不稳定是中药注射剂兴衰的主要原因之一。基于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角度考虑中药剂型发展和改革。
5.1 遵循传统中医中药理论
中药复方作用具有整体性,不是单味药的简单罗列,而是有它独特的组方原则和配伍法度;并且复方中的成分复杂,也不能简单地以提取物的加合来替代。
5.2 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手段
中药制剂的现状是传统与现代技术的剂型并存。近年来,随着新技术、新材料的出现,许多化学和生物药物的现代制剂技术被引入中药制剂领域,如脂质体、微囊及微球技术、固体分散技术、包合技术、水溶性骨架型透皮技术等,使中药制剂有了长足的发展,中药制剂品种日益被人们所接受。
5.3 加强剂型的质量控制
目前,我国中药制剂在稳定性、生物利用度、药代动力学等研究方面较为匮乏。随着剂型现代化程度的增加,对原料药的纯度要求也越来越高,临床的不可控现象和不良反应逐渐显现出来。所以,中药剂型改革不能一味追求新剂型,应充分利用先进技术,加强质量控制,注重内在质量提升,才能使中药剂型得以长足发展。
1] 刘晓华.中药中空液体栓剂研究[J].中国药科大学学报,1997,28(6):331.
[2] 范 健,黄懋魁,伍福乐,等.华蟾酥精微球肝动脉栓塞的实验研究[J].癌症,1995,14(6):434-437.
[3] 邓 荣,陈济民,姚崇舜,等.莪术油明胶微球用于肝动脉栓塞[J].药学学报,2000,35(7):539-544.
[4] 梅清华,励石寒,冯飞跃,等.斑蝥素白蛋白微球制备工艺的优化[J].广东药学,2001,11(5):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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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政治的建设都是朝着这个目标方向不断努力的。人口管理信息化作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我国各项工作不断改革、进步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国掀起了一股人口管理信息化建设的热潮,无论是在资金、技术还是人力方面的投入,都实现了突破。尤其是对于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讲,做好人口管理显得至关重要,那么实现人口管理的信息化,将会给计划生育部门带来很大的便利,但是同时也对有很大的挑战。因此,作为信息管理部门应当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体制和策略等方面深化人口管理的改革与发展,以实现我国人口管理信息化的持续、健康发展。
人口管理信息化的技术过程就是信息技术在人口管理信息化中的作用发挥,信息技术在人口管理信息中主要通过以下四个层面是实现:
第一,基础设施的建设。人口管理信息化的建设,需要一定的信息设备、信息资源和计生信息网络作为基础。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人口管理信息化建设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因此,要实现人口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必须要在基础条件上下大功夫,保证这方面工作的完善性。
第二,人才和制度的保证。人口管理信息化的技术实现,对现代技术信息要求的水平比较高,因此,要有一定的技术人才为信息化管理提供技术保证。在人口管理中要注重人才队伍的建设,可以通过培训、院校学生的培养和引进外来人才等来建设一支具有高技术、素质的人才队伍。
第三,信息技术的应用过程。人口管理信息化的建设就是信息技术在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对信息技术的运用,将人口信息技术的工作与日常的工作进行整合,在各个环节中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信息技术功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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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自由”指学术界自由地进行学术活动的自由。它源于德语的akademische freiheit ,英语译为 academic freedom ,akademische源于柏拉图的学园(akademy),兼有大学的、学院的、学术的等多种含义。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情形下,包含不同的意义。对于学术自由本身,虽然到现代已经有根本的共识,但在一些个别课题上也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学术自由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学术自由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全文如下:
我们先来读一下新三层楼的寓言:
从前有个大官,非常聪明。到了美国,看到极其美丽壮观的三层楼。第一层是学术自由,第二层是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第三层是世界一流大学,那真是说不尽的庄严壮美,雍容华贵,里面点缀着辉煌的诺贝尔奖,令人生出多少羡慕和赞叹。心里便想:我们也有许多的学者,钱也有一些,我为什么不造这三层楼?
于是通过决议,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召来学者,开始建造。大官在边上看学者的行动,心生疑惑,终于开口询问:“你是在造那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吗?”学者说:“是啊,我们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正在做第一层:学术自由和相关建设。”
大官说:“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学者答到:“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础:学术自由没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
大官坚持说:“我不要(我反对)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雍容华贵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你们立刻给我拆了学术自由的基础,一定能够造出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的。”
现在,清华大学正在拆学术自由的基础,而且信誓旦旦地要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的空中楼阁: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秦晖,由于进行了“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自由”的教学,已经被限定不得带研究生了,而且教授津贴也被扣了60%。这是对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对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破坏,也是对中国科学事业的破坏。
毫无疑问,科学家、学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也必须服从社会的整体意志也就是政府的领导。但政府的领导也不能够让政治干预、破坏学术自由,也就是干预、破坏学者的自由研究。破坏了学术自由,必定破坏正常的科学研究标准,和带来中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不学无术的外行领导内行、支配内行等等问题。本文主要是讨论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所谓科学研究标准就是一个确定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不是科学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是不能够被接受为科学研究的,什么科学研究是高水平的或是低水平的标准而已。
在有起码的学术自由的情况下,某一学科的具体的科学研究标准是非常专业化的,是由研究相同专业的学者们自己决定的。但如果严肃认真的学者的研究,因为不合权力的意,就要不许带研究生,扣教授津贴,学者都要生活的,这样下去,就会使得曾经在中国一再出现的情况重演,学者不得不使得自己的研究符合权力的要求,权力支配科学研究标准。这样的研究,就是唯上、唯书而不唯真,就不是科学研究。这样,也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标准。
中国本来就只有很可怜的一点点学术自由,再把这可怜的一丁点学术自由的基础破坏,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涌现世界一流科技成果(包括诺贝尔奖)?
中国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曾经是一个热点话题,但中国本世纪出现过够格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五年,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成功。而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有一些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为何中国再未能出现如此的杰出成就?中国是否得到诺贝尔奖并不重要,但中国是否作出了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创造则非常重要。
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在欧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统的实验,才能在以往的认识和系统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自经验的科学理论,有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才能依照理论作出严谨、全面、彻底的推理以得到严格的结论和预见,加上了数学方法则得到精确的推论和预见;由此以及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又进行进一步的系统实验、解决问题、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发展科学知识。
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对科学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随着科学知识的增进与发展,在旧的科学理论不符合实验结果等情况出现后,就会有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更正确也更准确的科学理论来代替它。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更全面深入(也常常是更正确),更准确,现代科学就这样在欧美飞速发展起来了并且继续这样发展。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科学,是指系统的实验和结果,理论立足于系统的实验基础或可重复的切实可靠的经验基础,并具有严密推理的体系等科学知识的总成。
所以,普遍地而不是具体到每个学科地说科学研究标准,唯真而不是唯上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实验必须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理论必须建立于经验基础之上,经验基础必须真实,必须有严密的逻辑,例如与公认的概念意义不同的重要概念必须明确界定其意义,提出的论点必须进行论证。没有创新的但却是必须的科学研究是低水平的研究,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等等。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古代令世人震惊的创造性成就只能归因于古人非凡的创造性。与我们伟大的祖先相比,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只能够说是缺乏创造力而且愚蠢。但是,难道上苍仅仅赐给我们祖先非凡的创造才能,却剥夺我们的创造能力?我们就这样知道自己愚蠢、无能、缺乏创造而继续愚蠢下去?
长期的贫穷落后绝非一日可以改变,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国在两弹一星这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项目上投入了太多的一流科学家、技术专家,等等。
中国的自然科学,科学研究标准存在着难以明确指证,却可以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刻板”和“教条”的缺陷,理论上过分注重“确证”和理论的“可靠”,却常常忽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在实验上易于忽视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学还可以说是有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纯粹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注经式学术传统死灰复燃,其中大部分人缺乏起码的对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学术规范的遵守,抄风太盛、炒风太盛,基本上连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都不存在。当然,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们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都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传统,只存在科学的萌芽以及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是由留学欧美的丁文江、胡适、竺可桢、翁文灏等人在中国艰辛草创的。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受到巨大外来影响的、历时仅有三十几年的中国科学传统,太容易因为政治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导致中国科学传统的扭曲,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不再与世界科学相吻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自然科学与技术事业的重视和努力使得中国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使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变本加厉,并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向少有人提,但这一场所谓的春风化雨式的运动,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科学悲剧的开始。从学理上说,凡是希望科学昌盛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都根本不应当进行、参与这样的运动。科学的坚实根基在于与实验者无关的有精密度(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的精密度)、可重复的实验结果,科学的发展需要新理论和它的推论以及相应的实验。
只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障这一切,即保证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否则,以任何理由(“站在人民、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改造(抹杀)严肃认真学者的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就能够以同样的理由改造、抹杀不合于主流理论、思想的实验结果和新理论、推论、实验,这样就使科学的坚实根基与发展都被破坏。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虽然基本上是在个人的政治思想领域,但随后很快就以同样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越过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科学领域如经济学、遗传学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坏了学术自由,阉割了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学术自由。一旦学术自由受到限制或丧失,科学就能够以“立场”、“态度”、“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理由,变成“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资产阶级遗传学”等一系列冠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科学理论、推论和实验,就不再是科学。不为求真的目的、仅仅满足权力要求,无视科学研究基本要求的“科学研究”也就是注经,甚至是恶劣的学术打手,而不再是科学研究。
从历史结果上看,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用政治权力要求(强迫)知识分子表明与政治权力相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是非此即彼的立场与态度,伴随着组织清理(即强迫不服从的知识分子失业),就用政治权力在思想理论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以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是权力的要求,隐含着权力决定了学术,而后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措施只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的来自政治权力的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这场运动,也是中国知识界“官本位”的开始。
当我在史料上看到,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始作俑”的倡议者,竟然是老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先生时,我略为吃惊,为那一代科学家和中国科学的命运感到悲哀。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上,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了科学的底线,还是令人尊敬的;但他所遭受的大批判的待遇,却与他当年为了改造中国的理想所倡议发起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马寅初先生后来能够为科学而不惜一切代价,当初却提议进行破坏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并砍断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注:我之所以对马寅初先生的行为仅仅是略为吃惊,起因于我对胡适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考,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约简到了不准确的地步,我认为这样不够科学的约简是不允许的。科学方法因不同的研究类型而不同,主要的应当是在已确立的经验基础上作出大胆的假设,通过严密的推理或计算得到结论,用全面的实验来验证。如此的文人式表述如此著名,使得我怀疑那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科学素养。当然,这主要是因我本人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得到的结论。并且我看不到胡适先生的文集,不知道胡适先生的全面表述。可能我的判断有误。我认为较准确的简约表述应为“经验为基础,大胆作假设,推理并求证。”)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本是一大优点,能够吸取创造者、杰出者的经验教训,学习别人的长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文明的进步和历史上人类的光辉闪耀之处在于创造者、杰出者的奋斗与成功,而不是别的。历史就是创造史,否则不过是人类愚蠢和灾难的记载。但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困难、痛苦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太多,并且几百年来,西方才是创造者,各方面的创造都是西方所作出的,中国人只有很少的创造。
因此,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创新、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近代、现代中国的历史,发生在西方。令中国人痛心、加剧困难的是:让中国人明白这一切的情况,少数是靠善意的交流、学习,大多数则是西方人包括日本人用枪炮和无数民众的死难、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掠夺,才迫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落后。
与此有关,中国始终未能成功地主动适应并参与创造世界大趋势:以人为本,自由民主化。因此,中国人普遍不懂得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包括自己的历史的意义。因此,中国人总以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缺乏包容世界的胸襟,不知道、不认同中国学术历史甚至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西方各国的创造史。因此,中国人始终很难真正认同世界科学传统——西方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历史传统。
这样,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反而常常成了一个缺陷。因此,中国的历史学,面对我们古代的孔丘、司马迁等伟大的创造者,历史学的“道”早已经失传。
思想改造运动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刚夺取政权,迫切需要巩固政权时进行这种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运动,而是在朝鲜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的时候进行,说明朝鲜战争的胜利这个政治影响是决定性的。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中国近百年来的灾难深重而痛苦万分;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革命救国”并参加革命活动,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主张“科学救国”,在书斋、实验室中潜心研究学问。但就在朝鲜战争前几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有美国、苏联的支持,全民抗日,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败于日寇,有一半的国土被日本鬼子占领。几年后,贫穷落后、刚结束内战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这是对比何等鲜明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当时来看,事实证明了“革命救国”的正确和成功,导致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
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因此自以为能够“教日月换新天”,不计代价,改造中国,改造知识分子自然不在话下。当时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去了台湾,剩下的除了如陈寅恪这样坚如磐石的极少数例外,大都为了那无比美好,事后全部无比悲惨酷烈地破灭的希望,丧失了定力,真诚地自我责备、自我批判,忏悔,自觉而真诚地或者被迫地参加了这场破坏科学与教育----中华万年大计的运动。
其实朝鲜战争的真正成果,只不过是确定了中国东亚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但这只是几十年以后才十分明确地看清楚。并且,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如果不能够继续进步,这一成果必定会丧失。
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苛责前辈科学家、学者,但现在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些经历过这些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大彻大悟后,奇怪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其自身在内,为什么如此缺乏定力?为什么如此“愚忠”?我觉得,除了朝鲜战争的胜利、缺乏科学传统和良好科学造诣、 对历史感悟不够真实确切等原因以外,还与中华文明丧失儒学轴心,却未能够建立、自主地产生自由、民主、科学新轴心密切相关。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创了轴心时代[1],在汉代确定了儒学为中华文明的轴心,儒家学说既是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约两千年来几乎都如此。在清代,中华文明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再失败,儒家学说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全面清算,在知识分子那里,过于陈旧的儒学已经被推翻,不再是中华文明的轴心,但中华民族却也丧失了文明的轴心: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学为新轴心,身体力行,却未能够产生出自己的创造性的进展与理性的新设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主义还有把人不当人、当政治工具的法家学说,不惜牺牲(包括自己的牺牲)地闹革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成了西方和中国儒学传统的怪异混合体;但中国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过着与千百年来没什么区别的生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的理念都是与大多数人无关的漂浮的理论和观念。
中华有约两千年的轴心文明史,有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文字、统一的价值,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自觉认同统一的文明轴心。中国是在与西方战争中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抛弃了儒学这个原先的轴心,面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西方的前所未有的胜利,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应当重新改造中华,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自觉认同改造,并且,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反复的运动这个办法,以及对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复地强迫要求几乎每个知识分子站对立场,表明态度,真正地在中国全面铲除了以前的儒学传统,也在知识分子中暂时铲除了自由、民主、科学的轴心,确定了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法家,它的最大功绩是使中国不再受西方包括日本鬼子侵略,还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至于它的最惨痛无比的代价,三大浩劫:陷害右派运动、三年人为惨祸、大革文化命,我们都清楚。
没有了运动反复的强迫,就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有了起码的自由,中华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法家,立刻就不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中华文明又一次丧失了轴心,成了相互冲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把人当人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科学怪异的混合体。从苏联、东欧巨变来看,未来中华文明的轴心必定是自由、民主、科学,但自由、民主、科学要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成为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中国社会存在太多的困扰,肯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思想改造运动后,历次运动对知识分子反复念“紧箍咒”、逼迫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监狱、甚至诛杀知识分子,使得政治权力曾经长期地成了学术问题的最终的裁判,政治权力对重大的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扭曲了科学研究标准,科学精神,学术问题常常成为政治问题,政治权力决定了是非标准,少有人敢踏入与雷区无异的学术“禁区”。这一切在“陷害右派运动”和“大革文化命”中达到了悲惨的顶点。求真、说真话变成了犯罪,真诚的意见变成了恶毒的攻击,罪恶的攻击,述说自己的一点见解、或者真知灼见甚至会被残暴地杀害,如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和一些“右派”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右派”。
马克思说:“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的入口,……”,这话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但长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这是中国曾经真正出现过的实际情况。
建国后的三十年中,还由于马列主义变成了桎梏人们思想的教条,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本上不能够说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传统、科学研究,当然,社会科学所丧失的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沉重负担和问题。例子之一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有组织的全国性的大批判使中国的人口压力无比沉重,带来了许多可怕的后果,如计划生育变成中国第一难,农业出现近于破产的危机,失业率不断提高等等。虽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复了科学研究标准,但由于还缺乏起码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_事件”等的干扰,中国人文学科的科研标准远未达到与世界科学相符合的地步,还不能够说是科学的标准。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非常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权力之脚粗暴踏入科学领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学都被破坏。
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主要就是其实行者----统治者与学者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过很精到的评论:先知可以拿起剑,建立国家,成为国王;但国王不能够自己去做先知,为民众确定道德,这肯定不会成功。统治者拿着刀剑,能够逼迫学者说假话;用高官厚禄利诱,如做好八股文就能够做官,可以让知识分子去研究假知识,假学问;这办法对付国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不起来反对政府很有用,但这样的国家与追求真知的西方国家相竞争,就会一再失败。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运动反复的强迫方法,暂时地确定了中华文明的新轴心,但他绝对没有做到“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一点谁都做不到。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当说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并产生自己的科学研究标准,关于这一点,举几个例子也就够了。
前些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提倡者竭力提倡学术规范,反对者则刻薄地贬之为“占坑规范”,觉得所谓的学术规范不过是首先占据学术地位者用来限制别人的规矩。本人赞成朱学勤的观点,朱学勤“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大致五条[2]:
“1. 选题之前尽可能全面地检索中外文献;
2.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
3.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
4.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5.论著附有文献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文索引齐备;”
朱学勤列举完后,“内心随之出现的是三条悲哀”:
“1. 这些要求是初入学门的基本纪律,与其把它们说成是‘学术规范的框架’,不如把它们称为‘学术纪律的底线’。因为它们是做学问形式上的起码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应为:技术性的起码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这样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没有完全落实,以致今天还要为这样的要求大声疾呼;
3.一些学界朋友将这样的最低要求作为最高纲领或者是较高纲领来奋斗,用心良苦,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90年代的学术成就高估不得。”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界还在纠缠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人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是在把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当作从事学术工作的较高标准或最高标准。至于更高的实质性的科学研究标准,还没有进入学术界中心议题。
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是中国科学的重镇,从秦晖的事情来看,看来经历了反右和“”这两次空前的浩劫,还是有些人不知道:陷害他人,或听从权力的号令迫害、批斗别人,最终必定自食其果,或许有些人是明知故犯吧。看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学术自由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破坏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学术自由,只能说是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的行为。
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的清华大学,就在前不久,都出现如此破坏学术自由,如此破坏中国科学的事情,真是悲哀;
现在中国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抄袭、剽窃等学术腐败现象极其泛滥,如北大的王铭铭事件等等。这进一步说明科学研究标准真的不存在。可以肯定,符合学术规范的编写教材、撰写综述论文,介绍和(或)评价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应该是低水平的学术研究。但连最新成果都没有介绍的、不过是抄来抄去的教材编写和论文,就连学术研究都不是。因王铭铭事件,我在新语丝网站上[3]看到,有人披露:北大还有权力“教授”,也就是指定把教授晋升指标给北大的官员如系主任、学院的院长等,下面不报,教授晋升指标就作废,这样,官员不做任何学术研究就能够晋升教授。这样的情况,有一丝一毫的科学研究标准的影子吗?
中国科学的重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竟然如此,说明至少中国社会科学的 ABC----权力与学术自由与科学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连科学研究标准都基本上不存在,还奢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
中国的大学等科研部门中,众所周知的是晋升职称、奖励等问题上,是看数量,看发表论文、专著的数量,看等级,即发表论文的刊物的等级,次要的是专家评议。而美国主要是看论文质量,看专家的评价。在一个有良好科学研究标准的国家,评价科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应该看质量,看成果的创造性,重要的专家的评议。中国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却是要数量、要等级,这又是中国缺乏科学研究标准的表现。
中国的自然科学方面,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受历次运动的毒害比较少,但1961年,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反右和大跃进给中国自然科学带来了什么:
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反党”, “反党”谁受得了!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一年之内完成十几项象样的研究就不错了。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都不是,而是废品。[4]
由这一类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反右,对自然科学界的恶劣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右进行了一次恶劣的大清洗,用大批判以及流放等办法,在自然科学界短暂地全面确定了权力、政治高于科学,决定科学研究标准,还使许多研究者毫无科学精神,在“科学研究”中浮夸无比却不受到任何惩罚。
在自然科学中,“教条”对科学研究的危害是较难感受到的。目前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属于常态科学[5]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效仿,在常态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基本上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6],教条地进行科学研究仍然能够产生科研成果。但是想要产生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条地对待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指望的。
我以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最可能率先出现一批世界第一流科技成果的领域是理论物理和生物科学。但在理论物理方面,中国的教育、科学大环境,对产生并接受中国的爱因斯坦完全是贫瘠的土壤。中国的大学教材大多较为陈旧,追踪科学新进展的情况远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此,论者大多(有一定道理地)以为中国注重知识而美国注重创新,实际上,这标志着中国科学界相当的一部分人对科学新进展的“公认”、“确证”的要求过于教条,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忘记了科学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忘记了为创新做准备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忘记了作为科学界的一员应当用自己的科学鉴别力去对科学新进展作出鉴别取舍,并显示了对自己的科学鉴别力缺乏自信。
此外还让人觉得整个中国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些麻木不仁。虽然每个人都会认为产生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出现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人物,如果不重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我怀疑仅凭两条理由便足以拒绝接受并默默地扼杀中国未来的爱因斯坦:
1、新理论虽然来源于可靠的实验结果,有实验证据的支持,并且公认的理论无法解释实验结果。但与公认的理论相矛盾,又无实验证据确证。(在历史上,如果不发表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美国的密立根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做否定光电效应理论的实验,并变成验证实验。)
2、此人是一个业余的科学研究者,又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没人会承认他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方法和科学素养的培育,几乎把科学当成死的知识来传授。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从查阅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导致常常看到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徒然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与精力。中国的各种教育研究杂志,在中国连科学教育ABC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就奢谈、大谈创造教育,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科学教育根本没有把学生的科学基础打好,还起劲地讨论如何进行创造、如何教学生创造,这些杂志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谈论如何建好空中楼阁而已,中国这样的情况,又怎么可能产生爱因斯坦那样高水平的业余研究者?
中国大陆在现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学术自由,面对历史悠久的“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如果真的万分不幸地产生了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他也会因为对自由的热爱而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沿街叫卖的小贩。我在大学一年级还傻乎乎地相信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到了三四年级,以我的无法与爱因斯坦相比的科学素养,以我从科学哲学、科学史中悟得的一些哲学想法,我已经开始用科学驱逐在中学、大学学习的马列主义哲学垃圾。
我在大学里面学习的所谓马列主义哲学,其实不过是些陈腐的垃圾、废话。例如:怎样才能够获得真实的感性认识?大跃进的亩产几十万被饿肚子的人们普遍相信、“”恐怖的灾难却给大多数人形势大好的感觉等已经告诉我们,科学的历史证明了:前提条件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清醒地要求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是靠直觉。理性认识如何被检验?靠直觉把握规律、概念与具有可重复性现象之间的对应。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不过是最多适合于定性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废话,根本不适合于定量的自然科学,一旦用于自然科学必定出许多笑话,记忆里面“”中确实也出了很多笑话。
学生在中学、大学应当学习的是与科学历史结合的科学哲学,而不是马列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
(我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用马列主义哲学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业余爱好者,看完他的论文和某个大学教授的类似论文,我忍不住要笑,但因为他的真诚而笑不出来。我告诉他,科学以是实验为基础的,你的实验基础在哪里?不能够靠哲学做基础的。你有一个牛顿的公式,但要用这个公式统一物理学,解释全部的现象,必须仔细推理、计算,然后得到结论,全部适用,不能够你说全部能够套用、全部适用这一句话就行的。你不能够说我做了这些,要物理学家做什么?爱因斯坦这样做了,可没让物理学家没饭吃。你要否定爱因斯坦,就要比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本领还要高,你从你的公式里面产生了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多的可以被未来的实验验证的推论吗?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还是好好地去做你的经理,别想什么统一物理学了。)
(我觉得:说“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以自重的哲学家,比这真诚的业余爱好者还不如,正因为有这些无知的话语反复灌输,中国才有太多令人同情的“业余科学家”。)
中国的科学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孱弱。一方面,由于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和运动的影响,对理论创新的“确证”、“可靠”要求过高,不切合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中国本来就不存在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传统,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后,由于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耗资巨大,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难于象欧美各国那样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导致中国人特别缺乏全面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意识而不自知,在需要自发地独立进行严格、全面、系统的实验的地方,却特别容易疏忽这一点。
大约二十年前,全国的“特异功能”研究热集中地展现了中国科学实验传统虚弱的悲哀。在当时,“特异功能”并非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热及全国,经久不退,则显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7]一时疏忽了实验发现并非是有了“眼见为实”的实验现象就够了,科学实验要求的是全面、系统的实验去确立实验发现(可重复性只是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最重要要求)。至于某些“特异功能”的研究者和支持者,反对科学实验必须具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这就是反对科学的坚实根基,连最起码的科学素养都没有,没有资格说是科学研究。
而反对者们[8]也大多不知道以严谨的科学研究标准去反对,只是以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去压人,导致了研究者和支持者的不满和反弹。如果没有后来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标准来反对并成功,这场大争论就会成为中国科学的莫大悲剧。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中央电视台采访朱丽兰时的报道,时间已经忘记了。)中国的科学家率先发现了一个实验现象,但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并最后得诺贝尔奖的却是外国科学家。一个实验发现,和经过全面、系统的实验得到的重大发现,在科学上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中国在教学、科学观念、体制及经济基础等方面上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情况还会重现。
现在,中国科学的腐败在全面蔓延。张颂之在《学术腐败的社会根源》[9]中说:“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已是有目共赌(赌即睹)的现象,……数十年不断的社会运动及意识统一与控制,可以说把知识分子的灵气与良知都改造了。这方面的影响多年来已有人注意,如对于学术的扼杀及扭曲等,但是对于思想统一于意识,所塑造的学人道德的沦丧,却注意不够。……在党性原则失范的今天,几乎是道德真空地带的学术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强性束缚,也没有内在的学术规范以自律。
假冒伪劣就成为学术界在经济时代的大爆发。……其次是现行的学术体制自身的弊端。我们的学术体制无疑是教化的产物与机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领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宝。各单位似乎都制定了种种量化标准,诸种行为数量化。……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学术规范的话,那最基本的规范就是不要违背经旨。经学要求不贵创新,资助了抄袭之风。”
这样低下的科学研究标准,必定导致科学水准的下降。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1999年度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从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2000年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再次下滑,由25位降至第28位。
依靠科学家的个人努力和夹缝中的机会能够偶然获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但绝不可能出现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成果。还是老老实实把科学的基础打好吧。
中国何时才能产生一大批杰出的创造性人物和创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对此能够有所裨益。
真正的学术自由,彻底否定、认真反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而不是破坏科学的基础和发展,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棍子;
中国科学需要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民主,历次运动遗留下来的政治权力高于科学研究的遗毒必须肃清,不能够由政治权力决定科学研究标准,必须由学者自己决定、重建科学研究标准,重视创新,科学才能够得到发展。大学要以教授为主,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进行理论创造立足于经验基础,注重严密推理并得到日后可以被实验验证的预见,而不是堆砌新名词、使用不严密甚至虚假的学术词语哗众取宠;
进行实验研究时重视理论推理和注重全面、系统的实验,而不仅仅是注重可重复性以及得到一个实验发现甚至仅仅重复外国的实验就满足;
有了这些,或许中华的科技就能够在更高的科学研究标准上发展。
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1、「轴心突破」的观念是1949年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中首先提出的。
2、朱学勤:《被遗忘与被批评的----答杨念群先生》,来自论文集《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P160~161
或《被遗忘与被批评的----答杨念群先生》,发表于广州《现代与传统》1995年12月号
3、新语丝网站[www.xys2.org]向来对重要的学术腐败都要查核,因此本人凭记忆引用,但看后不久,由于新语丝网站因为本人不知道的原因就是上不了,本人2月10日起多次查寻核实均无法成功,无法给出具体网址。
4、叶永烈:《反右派始末》,P379,380 (版权页遗失,因而不全)
5,托马斯·库恩的用语
6,托马斯·库恩的用语
7,支持者之首:钱学森。钱学森一直被认为是中华第一流科学家,但这一切只是因为国人从技术的角度看待科学的结果,实际上,钱学森只是世界第一流的技术专家,从科学的角度,审视此事件和钱学森一些公开发表的论文,他只是一个不太懂科学的科学家。
8,反对者之首:于光远。
9,张颂之:《学术腐败的社会根源》,“读到之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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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央加快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电动汽车、信息产业、新一代移动通讯和三网融合产业化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进一步明晰,滨海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迎来了新的契机,同时也是滨海新区适应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加速经济科技变革、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增强综合实力、提升生产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实现新区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发展的必然选择。正确分析滨海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与优势,确定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与目标,处理好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上的摆布和发展时序上的安排,将是滨海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败的关键。
在原有行政体制下,功能区产业定位不清晰,经济的空间聚集不是以其内在机制和产业的关联为基础,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机制尚未形成。造成的结果是,功能区各自孤立发展,致使新区企业之间产品关联度不高,产业之间难以形成互动,直接影响集聚效应的发挥。此外,由于功能区与城区在管理体制上相互独立,切块分头的发展模式,致使滨海新区整体空间结构不清,布局松散,土地低效使用。开发建设呈现“遍地开花”的特征,以大规模的土地投入、资金投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延续了以往的粗放型开发模式从而降低滨海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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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发展空间的多维性,以保持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为前提;二是时间的延续性,以满足现在和未来社会需求为目的;三是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制定政策应把握全局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涉及宏观政策、经济发展、生态环保、技术应用等多个层面,文中仅对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应用性对策展开探讨。可再生的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技术性对策涉及八方面内容,不可再生的中药资源应从四方面加大研究。
【关键词】中药资源 可持续发展 对策
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与中药农业直接相关,是中药现代化的基础,涉及中药资源的管理、开发、利用、保护等多个环节,因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家科技部等十六个部门联合制定的2006~2020年《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中药产业链尚有待完善,中药农业刚刚起步,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合理利用及相关生态环境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1]。理解和掌握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对于探讨其技术应用性对策至关重要。
2.1 普查现有资源,保护濒危物种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3次全国中草药资源普查以来,我国已有二十多年未进行过新的资源普查,目前所引用的中药资源方面各种数据大多为1983~1985年的数据。近三十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生产经营从原来的计划生产转变为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基层药材公司大多已经改制,中药生产收购统计工作长期处于中断状态。近三十年也是野生中药资源变化最大的时期,由于社会对天然药物的需求量剧增,中药工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例如,自1985年后,新研发的中成药达八千多种。与其形成剧烈反差的是野生中药资源急骤减少,有些品种资源面临枯竭,例如野生甘草上世纪50年代蕴藏量达二百多万吨,而目前还不到三十五万吨;麝香资源比20世纪50年代减少70%;千金藤、松贝、霍山石斛、冬虫夏草、蛤蚧、人参、铁皮石斛、厚朴、杜仲、黄柏、黄芪、麻黄等野生资源的破坏也十分严重,有些种类的野生个体已很难发现[3]。因此,急需开展新的全国范围内的中药资源普查,拯救野生濒危药用动植物。
中药资源普查的任务:考察中药资源的分布区域、分布种类、数量、质量;考察中药资源与自然环境的相关性及环境因素对中药质量的影响规律;确定普查的重点品种:即临床常用药材,道地药材,资源急剧减少的紧缺药材,具有显著功效的民族药和民间药,有较大开发价值的原料药,需要重点保护的品种如名贵药材、濒危药材,与维护生态平衡密切相关的药材,种质外流的药材等;采集中草药标本,进行鉴别分类和存档;通过普查鉴定,纠正同名异物和同物异名现象,从源头上澄清混乱;对普查发现的珍稀濒危物种,建立野生资源濒危预警机制,提出保护对策。
2.2 保存种质资源,培育优良品种种质资源(Gennplasn Resource)也称遗传资源(Genetic Resource),具体对某一物种而言,种质资源包括栽培品种(类型)、野生种、近缘野生种在内的所有可利用的遗传材料,它与当今国际上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的概念中的种内遗传多样性(Genetic Diversity)是相对应的[4]。广义的种质资源是指一切可利用的生物遗传资源,或全部物种资源的总和。种质资源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对各品种、类型进行考察、收集、鉴定、评价、保存和应用以及遗传学基础、物种的起源和演化研究。当同一种药材来源于不同的物种、不同的产地、不同的个体时,可能含有不同的遗传特性,必须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尽量寻找有效成分含量较高的中药材种质并加以利用,例如研究发现8种淫羊藿药材来源,淫羊藿苷类成分含量和比例均不相同,以天平山淫羊藿(宽序淫羊藿)和朝鲜淫羊藿含量最高,属优良种质,应当把这两个品种作为野生淫羊藿引种和种植推广的首选[3]。
建立大型的药用植物种子库,有利于培育和选择高产、抗逆性强的新品种。临床最常用中药约四百种,主要依赖栽培的种类有二百多种,约占常用中药的50%~60%。由于栽培品种的栽培历史长短不一,普遍存在种质混杂和种质退化问题。大量收集和保存现有的多样性的种质资源,结合种质特性进行科学评价,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优良种质,选择和培育新品种是种子库建设中长远的战略性任务。
2.3 控制采收总量,促进自然更新中药野生资源的自然更新过程是缓慢的、渐进性的,再生能力也是有限的,若采收过量,直接影响其自然更新过程和再生数量。应通过生长恢复能力、繁殖特性等资源恢复的实验来测算“年最大允收量”。
“年最大允收量”应根据药用部位不同而加以控制。一般根和根茎类药材为10%,茎叶类药材为30%~40%,花和果实类药材为50%。确定“年最大允收量”应建立在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注意植物种类不同,其生活习性、繁殖方式、繁殖效率和药用部位的形成过程等各种因素。资源恢复的能力和周期存在较大的差异,确定“年最大允收量”和采收控制方式也应有所不同。
加强野生抚育是指在生物原生态环境中,特别是生态环境明显退化、野生资源急剧减少的地区,实行围栏保护封育和控制采收,保护生物生长繁殖条件,促进其生长发育,促进动植物的自然更新或加强人工辅助更新,是促进野生资源自然更新,增加生物个体数量和生物总量的重要措施之一。例如由于甘草需求量逐年猛增,野生资源遭到严重破坏。2001年,魏胜利等对我国中西部地区野生甘草资源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密度盖度大且连续分布面积较大的甘草群落主要分布于内蒙古的杭锦旗、鄂前旗以及宁夏盐池和灵武,原因是这些地区采取了围栏保护等封禁措施(封禁3~5年),使野生抚育得到加强的结果。相反,宁夏同心(曾是甘草密集的商品主产区)、甘肃黄土高原等地甘草密度却异常小,原因是常年连续采挖所致。另外,人们对森林资源采取“封山育林”,对江河湖泊实行“禁鱼期”管理,就是加强野生抚育的重要措施。
2.4 扩大家种家养,加强人工培养野生资源总是有限的,保持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除了保护好现有的野生中药资源外,还应加强中药材的野生变家种、家养技术研究,大力发展绿色环保药材,培养高产、优质、生长年限短、抗病能力强、易于栽培或便于人工饲养的新品种。实现中药材生产的规范化管理、产业化发展,首先应按照《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试行)》(简称GAP)指导中药材生产的全过程[5],使中药材生产实现工程化和可控制化[4]。
任何药用植物和药用动物当被人们利用时,野生资源就会受到威胁,直至枯竭。例如市场应用良好的中成药原料如果完全依赖野生资源时,往往3~5年就很难维持。因此,国家鼓励对资源紧缺的大宗动物类药材进行引种驯养和对植物药进行野生变家种研究以及技术推广。药用植物栽培是保护、扩大利用药用植物资源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例如银杏叶制剂的开发,随着需求量增加,野生资源远不能满足。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采用取叶栽培。五年之后,我国的生产能力就达到一万吨以上,远远超过了市场需求。还有杜仲、黄柏、黄连、厚朴、栀子、桔梗、川贝母、山茱萸、金银花等种类,都是在20世纪50~60年代野生资源严重减少的情况下,开始人工栽培的,现已成为市场供应的主要货源。全国已经进行人工种植(养殖)的药材约二百种,大部分为野生资源匮乏品种。栽培生产的天麻、西洋参和人参,完全可以满足市场需求。黄芩、细辛、五味子、半夏、桅子、绞股蓝、金银花、丹参、防风、知母、柴胡、甘草、款冬花、麻黄、中国林蛙、海马等通过家种家养,许多已经成为主流商品。
红豆杉是珍贵的抗癌植物。据测算,每生产l公斤紫杉醇,需16.67吨树皮,需采剥1 500~2 000棵大树,即使将全世界的现有红豆杉全部砍伐,所提供的紫杉醇也只能挽救部分患者的生命,可谓杯水车薪。发展种植是实现红豆杉可持续利用的根本对策,而扦插育苗、发展人工原料林基地是最直接、最简单、周期最短、成本最低的方法。
人工培育中药材的质量控制,应将优选种质资源,防止变异,减少有害物质,提高质量作为重点。应按照《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的要求,“加强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和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研究,建立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的质量标准及有害物质限量标准,全面提高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的质量”。
我国在中药材变野生为家种、家养方面,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如牡丹、麦冬、地黄、桃、梅、姜、桑等栽培历史都超过了数百年,栽培技术成熟。近几十年来,野生转家种家养的药材约两百种,能够提供大量商品的有百余种。例如人工种植天麻,已从无性繁殖达到成功地有性繁殖;野麝经人工驯化后,已达到人工家养繁殖并活体取香的水平;人工牛黄的研制成功,较好的解决了天然牛黄资源稀缺的问题;在引进国外药用物种方面成功引种了颠茄、西洋参、洋地黄、金鸡纳、番红花等品种,解决了一些进口药材资源紧缺的问题。
2.5 保护濒危物种,保持生物多样性每一种生物都是构成生态资源的一部分,不能脱离整个生态资源和自然资源而独立存在。各种生物种群之间相互依存,是构成生物圈趋于稳定的重要基础;某一物种的灭绝或者种群个体数量的下降,都会影响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要保护一个物种免于灭绝,必须保护该物种赖以生存的整个生态系统。因此说物种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生物资源的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保护濒危物种最紧急、最关键的措施是努力恢复其种群数量,使之达到维持种群生存安全线以上。增加物种数量的主要途径是建立自然保护区,改善动、植物栖息环境,建立野生动物饲养场和人工抚育。
2.6 加快替代研究,缓解资源稀缺替代品研究是缓解珍稀濒危物种资源紧缺的有效方法。开展替代品研究必须遵循功效相似、材料(资源)丰富、方便再生和经济环保的原则。按照近缘动植物往往具有相似化学成分和相似生理活性的思路,探索生物类群与化学成分、生理活性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濒危动物保护容易得到全球性的关注,应重点加强来源于濒危药用动物的中药材代用品、功效类似品的研究开发[6],例如犀牛、虎等动物在国际贸易中已被完全禁止,寻找替代品几乎成为一项带有政治性的任务。目前,用水牛角代替犀角、用狗骨代替虎骨,获得突破性进展,人工麝香和人工牛黄也研制成功。
在植物药替代品研究方面同样取得可喜成果,例如成功地进行了虫草菌丝发酵物的研究和生产,从冬虫夏草的深层发酵培养液中分离出三十多种化合物,其中虫草素的含量为2.17%,远远高于天然冬虫夏草的虫草素含量,且培养周期仅为72 h,远低于人工栽培冬虫夏草的周期。虫草菌丝发酵物作为冬虫夏草的替代产品在市场上已经占有一定的份额。另有报道发现某种紫杉醇共生菌可以产生紫杉醇类化合物,如果该研究获得成功,有可能替代红豆杉资源。
2.7 扩大药用部位,注重综合利用扩大药用部位,倡导对资源进行综合利用,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最直接、最重要的途径。例如人参、西洋参,过去只用其根,现代研究表明其茎叶、种皮都含有大量的人参皂苷,可作为提取人参皂苷的原料。红豆杉最初采用树皮提取紫杉醇,进一步研究发现,其叶不但含有与皮相同的紫杉醇,而且含有含量远高于皮的紫杉醇前体化合物,可作为提取或合成紫杉醇的原料;叶还具有再生能力明显大于树皮的优势。枸杞传统用法主要取其果实,其叶虽然也作为药用,但用量很少。目前我国栽培了大量的枸杞,每年在整枝时都要修剪下很多茎叶,枸杞茎叶具有较好的降血糖作用,对其进行深入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有望开发出安全、有效的降血糖药物。另外,在药渣的综合利用方面,尚属刚刚起步,有待进一步加强。
2.8 应用生物技术,扩大药用资源现代生物技术在中药资源中的开发应用,促进中医药工业飞速发展。一是利用基因工程、细胞工程技术对中草药资源进行改造改良;二是利用发酵工程、酶工程技术将药用植物或农副产品原材料加工成商品,如用发酵法生产虫草菌丝体,灵芝菌丝体;三是对生物技术产品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新的产品,如生产功能性的低聚糖、保健食品添加剂等;四是利用酶工艺、发酵技术、生物反应器等对传统中草药加工工艺进行改造,降低能耗,提高产率,改善中草药品质[7]。例如在植物通过转基因技术生产有效成分方面,将莨菪胺生物合成的关键酶——莨菪胺6β羟化酶基因导入颠茄中,使转基因植物中的底物天仙子胺被大部分转化为莨菪胺。又如采用东北红豆杉进行细胞培养直接产生的紫杉醇含量达0.09%,是天然品的4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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