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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封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战争,达到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为支付对列强的巨额赔款,同时也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清政府加重了赋税的征收科派。各级官吏在征收钱粮时往往浮收勒扣,横征暴敛,农民的负担更为加重。正如天地会的《万大洪告示》所说:“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
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1842年至1850年,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在百次以上。清政府调兵镇压,但群众斗争此起彼伏,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反抗。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并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它确立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即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将土地按亩产高低划分为9等,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天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希望通过施行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理想社会。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其平均分配的理想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性质,因此最后也未能付诸实行。
谈起太平天国运动,首先映入我的脑海中的是一个个首先站出来反抗清王朝奴隶般统治的一位民族运动的英雄们: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李秀全,陈玉成„„早些时候,我读了曾国藩的传记,在我看来,曾国藩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在那个昏庸是非颠倒的社会中,依靠了自身和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志士们一起建立了湘军,成功的镇压了当时清廷无力镇压的太平运动的起义军们,并且引领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建立了我国第一家军工厂“安庆军械厂”,并提拔了一批有能力,有正气的将领们,其中当然包括后来建立淮军并成为清末第一重臣的李鸿章,为清朝的延续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说起太平天国,虽然说他加速了清朝国力的衰退,使清廷在后来完全无法抵挡外国的侵略,而且他们也是一支由农民组织而成的造反起义军,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也是多有褒贬不一。然而在我看来,太平天国运动可歌可泣,我们对其的评价应该更加给予同情与理解,而不是批判和反驳。
从洪秀全建立拜上帝会,在金田起义,一路抗争,历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以至江苏六省,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以及《资政新篇》,之后西伐,天京肃清战区取得巨大胜利,和功亏一篑的北伐失利太平天国书写了一个一个奇迹。在此,我想分析一下太平天国的失败的原因。首先,政权的建立的主要成员主要是由农民,他们缺少统一的建设思想,多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之中,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建立的政权的短时性,这一点仅可以从洪秀全的后期表现就可以窥见一斑。(后期的洪秀全迷醉于奢华的享受之中,身躯肥大臃肿不复当年豪情,怠于朝政,将政权交与自己的亲信人等,同时逼杀东王杨秀清和北王韦昌辉,逼走天国第一战将翼王石达开,分化了天国的实力,这些举措完全在一大程度上导致了天国政权的覆灭)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太平天国迅速封建化,并导致腐败丛生。起义初衷,洪秀全是想建立一个新的、平等的、人人温饱的国家,但在永安封王时却连个合适的官名也找不到,只好“姑从凡间歪例”,把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都封王,称为王爷。王一级的名称“姑从凡间歪例”,其他各级官员也只好按“歪例”定名。于是便相应地制订出《太平礼制》来规定各级官员的卑尊和特权。洪秀全在《天父诗》中则公开宣扬“生杀由天子”,即和封建皇帝一样,拥有生杀大权。并继承了封建道德的三纲五常,说什么“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臣错无主错”。表现在生活起居上,也都按照帝王将相的规格来铺排。进入南京不久,便大兴土木,广建王府。新建的天王府周围更达十余里,墙高数丈。城称金龙城,殿称金龙殿。“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如大兰若状”。至于东王府则“穷极工巧,骋心悦目,以耀同俦”。生活上的腐败,失去农民起义军应有的进取心。并由此引起的争权夺利,把好端端的太平天国引向失败。第二是人心不齐,天朝的一大部分将领是东王杨秀清的属从,而杨秀清后来与洪秀全闹翻,洪秀全设计同时杀掉杨秀清和韦昌辉,大失人心,直接导致部分将领对天朝的信仰产生怀疑,对当初同甘共苦的思想产生质疑。况且拜上帝会毕竟是迷信,无法长久的支持人们的信仰。其中最出名的要数是石达开的出走,这位曾经数次击败曾国藩的湘军的传奇将领带走了当时天朝的精锐部队在在四川独自作战,中寡不敌众而亡。一位位极具声望的领袖相继忘去,大失人心,从而将天朝赖以生存的人心本钱消耗殆尽。第三是由于神权左右政权。历史造成的失误,使洪秀全不能自拔。
1848年,正当拜上帝会蓬勃发展之际,首领人物冯云山被捕入狱,拜上帝会濒临解体。杨秀清为了挽救革命危机,“替天父下凡”,巩固了革命群众的信念。对此,洪秀全加以认可。但是,时过不久又出现萧朝贵“替天兄下凡”,这不管是出自洪秀全还是萧朝贵的主意,都应是争夺权利的表现。大约洪秀全想由天兄来制约天父,才纵容萧朝贵“替天兄下凡”的。可是,这个天兄比天父更厉害,一发不可收。据王庆成编注的《天父天兄圣旨》记载,仅1849年,“天兄下凡”就达37次,包括起义的人事安排和日常事务全由天兄安排。洪秀全不得不回过头来借重杨秀清。在金田起义时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永安封王时,杨秀清被封东王,节制诸王。洪秀全的信任,杨秀清本人的才干,使他的地位猛然上升。冯云山、萧朝贵早逝,王权失去互相制约。东王杨秀清成为太平天国的最重要决策者,其借用力量仍是“替天父下凡”这个武器。洪秀全作为天王,没有掌握实权,这就造成杨秀清权力过大、洪秀全权力不能集中的轻重倒置局面。如果在金田起义之后,永安封王之时,立即取消拜上帝会,一切以新建立的政权组织行使职能,杨、萧代言人资格自然取消,洪秀全权力就能集中。可惜洪秀全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潜心研究教义,宁可当教主,不去认真当天王。而教权又必须由天父来施行,这就是洪秀全难于从教权政权的矛盾中解脱出来的原因。由于政权、神权并行,神权既高于政权,又为杨秀清所掌握,这就在许多问题上,杨秀清凌驾于天王之上,必然造成矛盾,而洪、杨的矛盾又必然延伸到其他大臣之中,一些心怀叵测又不愿受神权控制的大臣,如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等人,就会利用政权、神权的矛盾,起而翦除神权势力,并借机扩大事态,打击洪、杨力量。就这一点而论,洪秀全还不如朱元璋清醒,朱元璋借白莲教起家,夺取政权后立即宣布白莲教为非法,禁止其活动,而洪秀全却从始至终都信奉天父皇上帝。这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第四则是曾国藩湘军的不懈追击作战,历时多年,曾国藩顶住了朝廷等多方面的压力,独自一人协同寮建立湘军,最终将天京攻破,结束了轰轰烈烈天国起义运动。不得不说湘军在天朝覆灭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太平天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爆发在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初期的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初步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毛泽东多次谈到“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直到抗日战争,都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太平天国革命自金田揭竿,就把矛头指向清王朝,把清朝皇帝称为“阎罗妖”。杨秀清在《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就号召“其有能擒狗鞑子咸丰来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把推翻清封建王朝作为直接目标。在意识形态方面,则把矛头直指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在学校中拆除孔子牌位。太平天国的官书《太平天日》中尖锐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太平军“所陷之处,凡学官正殿两庑木主亦具焚弃殆尽”。太平天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给清王朝以严重打击。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代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哀叹“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太平天国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也高高地举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号。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一开始就不怀好意。1853年,太平天国刚定都南京,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就提出,趁清朝皇帝还能够和外国签订条约时,进行干涉,以便向清朝皇帝取得“干涉的报酬”,即“无限制地进入内地和沿海一切口岸,并使鸦片合法化”。为判断这种干涉“是否必要,是否值得”,英使文翰特地从上海来到天京,向太平天国递交《南京条约》。杨秀清说: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焉有主从之分”,没有理睬不平等条约。随后让韦昌辉、石达开给文翰正式答复:“尔等如帮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敏锐地把外国侵略者和清王朝联系在一起。
在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后期,太平军和外国侵略者正面作战,曾经给外国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洋枪队首领华尔、法国提督卜罗德等都死在太平军的刀口之下。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立场十分鲜明,1862年前后,有个外国侵略者来到天京向洪秀全建议,协力击败清军之后,平分中国。言下之意,只要洪秀全接受他们的条件,可以让洪秀全当儿皇帝。洪秀全当即予以驳斥:“我争中国,欲想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英国人呤唎问李秀成为什么要去进攻有外国领事馆的上海,李秀成说:“因为外国人对我们破坏了信约!”“他们公然派本国军队,前来侵犯我国疆土。”
外国侵略者和清军勾结起来,联合绞杀了太平天国革命。这一点,太平天国的英雄们是十分清楚的。太平天国名将陈坤书在常州和敌人进行浴血奋战之后,城破被俘,他痛斥李鸿章:“要不是戈登及其军队协助你作战,我定叫你毫无办法从我手中夺取这座城池。”洪仁玕在总结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时说:“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李秀成被俘之后,写了几万字的自白书,虽晚节不终,但良苦用心之一,是劝曾国藩“防鬼反为先”,并提出学习西方的“利炮”计划,认识到我国虽有“广炮之好,实无他炮之强”。说明李秀成已经认识到外国侵略者的侵略本质,而且在寻找“制夷”的办法。太平天国英雄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觉醒,是以后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斗争极为可贵的财富。
太平天国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并且提出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如准备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开学校,办报纸,兴士民公会,创行人民推举乡官,罢免行政人员的民主政治,打倒封建社会的偶像孔子,颁行天历,提倡“文以纪实”、“一目了然”的文体等,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与欧美国家“并雄”的新国家。同时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根据具体形势,顺应农民的愿望,采取“著佃交粮”政策,和向农民颁发田凭的措施,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使江南地区自耕农普遍增加,使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若干变动。自耕农的增加,是活跃商品经济的有利因素。而地主阶级经过革命的打击,不少人“视田业为畏途”,把部分资金投入工商业,成为民族资本的一个来源。太平天国革命沉重地冲击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出现。太平天国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太平天国扫荡了清朝的八旗和绿营,清朝依靠汉族地主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的支持,维持住它的濒临绝境的统治。到太平天国失败后,全国兵权、财权都分握于曾国藩一系的湘军和李鸿章一系的淮军人物的手裏,造成晚清中央政府无权、各省总督巡抚专政的局面。由于太平天国打破了清朝的统治机器,爱新觉罗氏的皇权陷于衰落,不可能再建立起坚强的中央政府,从而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权力。所以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太平天国不仅是直接影响了辛亥革命,而且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
摘要: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斗争锋芒直指国内封建统治者,同时打击了资本主义侵略者,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最终失败。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如同历史上各次农民起义一般,产生了保守、迷信、享乐、皇权等封建思想意识。历史告诉我们,农民战争无法诞生先进制度,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不能独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自发的农民思想不能拯救中国。 关键词:太平天国,阶级,失败,时代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多日以野草充饥后病逝。7月19日天京失守,随后清军屠城。1872年4月,石达开余部李文彩部在贵州大塘覆灭,这是最后一支可以查证的使用太平天国旗号的反清武装,理论上是最后一支太平军。不少学者认为,当以李文彩部的覆灭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结束标志。
太平天国前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神权与政权形成了复杂的关系。 杨秀清与萧朝贵分别取得了代天父上帝与天兄耶稣传言的宗教特权,从此,如同希伯来人须通过摩西之口来聆听上帝的指示那样,太平天国包括君主洪秀全在内的全体君民须通过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口来聆听上帝和耶稣的指示。萧朝贵战死后,仍有东王杨秀清能“代天父传言”。(利用迷信“邪教”聚集力量,中国历史中并不少见,如东汉时期黄巾起义中太平道;宋朝方腊叛变,约是一个佛教分支; 元朝红巾起义的明教以及清朝的白莲教。)天王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君主,是政权的代表。天王是上帝教的教主,但却没有天父或天兄附身下凡、代天父或天兄传言的宗教特权。当东王作为天父下凡的时候,杨秀清就是天父皇上帝,就是最高神权,天王须跪在东王之前,俯首听命。从上帝教理论和教义说,只要东王愿意这样做,他就可以随心所欲。从形式上看,太平天国前期确实表现出神权政治的特点,其主要特征和表现就是东王握有神权,而天王为一国之君,东王所掌握的神权却凌驾于天王代表的政权之上。东王府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设尚书,每部尚书12人,共达72人之多,分掌国务;六部设承宣,共24人,主发号施令。东王实际执掌最高政权在当时就引起了各方面关注和各种猜测。如向荣于1853年六月在《复奏洪秀全杨秀清形貌片》中称:“洪秀全实无其人。”所谓太平天国前期表现出非神权政治的特点,也称作“虚君制”。
【金田起义】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曾多次到广州参加科举,可惜都落第。1844年(道光二十三年),他与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从梁发《劝世良言》中吸取某些____教义,后来自行洗礼。是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广西贵县一带传教,洪不久便返回广东,冯留在广西发展,在当地的信徒日增。1847年,洪秀全和洪仁玕到广州跟随美国美南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圣经》,因受罗孝全的中国助手欺骗,令罗孝全推迟了为其洗礼的计划,离开广州,前往广西桂平与冯云山会合。
1848年初,冯云山被紫荆山蒙冲乡石人村地方士绅王作新以“聚众谋反”罪名逮捕,送往广西桂平知县衙门囚禁。洪秀全前往广州欲以“传教自由”为由,找上层关系营救。后冯云山被信徒集资贿赂桂平知县王烈,而得到释放。1850年夏,洪秀全发布团营令,要求会众到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团营编伍,同年年底,太平军先后在思旺和蔡村江与清军展开战斗,由此开始了与清廷的武装对立,初以“太平”为号,后建国号“太平天国”,并实行公有财产制。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会众万人在金田村“恭祝万寿”,后世人将这一天定为金田起义纪念日。3月23日,洪秀全在广西武宣登基称太平王,后改称天王。
【永安建制】1851年秋,太平军占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12月在永安城分封诸王,封原中军主将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称九千岁,原前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西王,称八千岁,原后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南王,称七千岁,原右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北王,称六千岁,原左军主将石达开为翼王,并诏令诸王皆受东王节制。太平天国在南王冯云山的构想基础上建立了初期的官制、礼制、军制,推行自创的历法——“太平天历”。1852年(咸丰二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上围攻省城桂林,不克,继续北上,在全州蓑衣渡遭遇清军江忠源部拦截,冯云山被清军炮火击中,后伤重死亡。5月19日离开广西进入湖南省,克道州、郴州。8月,西王萧朝贵闻长沙兵力空虚,率偏师进攻长沙,9月12日在攻城时战死。洪秀全、杨秀清闻讯后急率主力来到长沙城下,但此时清方已重兵云集,太平军攻长沙近三个月仍未能成功,撤围北上攻克岳州。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举家自尽。太平军人数增至五十万(裹挟难民),1853年3月19日攻克江宁(今南京),两江总督陆建瀛阵亡。
【定都天京】1853年3月29日,洪秀全在杨秀清和文武百官、黎民百姓的跪迎欢呼声中,进入金陵城,暂住藩习衙署,不久修缮两江总督衙门,改作天王府,并宣布定都金陵,改名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1853年4月27日,英国战舰HMS Hermes到达江宁,英国公使兼香港总督文咸爵士与北王韦昌辉及翼王石达开会面,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为翻译。英国对太平天国表达了对太平天国及清朝中立的态度。年底,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访问天京。
【北伐】1853年5月8日,林凤祥、李开芳等奉命率师两万余人北伐。北伐军虽然一度进至天津附近,因孤军深入,被清军围困。1855年3月,林凤祥在直隶东光县连镇受伤被俘,不久被押到北京处死。李开芳在山东茌平县冯官屯被俘,6月在北京被处死。
【西征】1853年6月3日,胡以晃、赖汉英、曾天养、林启荣等奉命督战船千余,溯江西征。先后攻下安庆、九江、武昌等地。为反击太平天国,1853年3月底清钦差大臣向荣在金陵城外孝陵卫建“江南大营”。4月16日,清钦差大臣琦善在扬州城外建“江北大营”。
【天京解围】1854年,西征军在湖南遭遇新建立的湘军抵抗,湘军反攻至九江附近。1855年初,翼王石达开大破湘军,复陷武昌。1856年4月5日,太平军再克扬州,攻破“江北大营”。1856年(咸丰六年)6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清军统帅向荣在8月9日自杀。
【天京事变】1856年太平军攻破清军向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后,东王杨秀清见当时太平天国形势大好,便另有图谋。杨假装“天父下凡”迫天王将自己由“九千岁”封为“万岁”。北王韦昌辉在这时请求天王诛杀东王,天王不肯。后来,陈承瑢向天王告密,谓东王有弑君篡位之企图,天王密诏北王、翼王及燕王秦日纲铲除东王。2日凌晨偷袭东王府,杨秀清及其家人被杀,东王幕府部属、他们的家人及其他军民共2万多人亦被杀,史称“天京事变”。翼王石达开抵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二人不欢而散。石达开当夜逃出金陵城外。其后在天王洪秀全的密令下,韦昌辉尽杀翼王府中家属。石达开在安徽举兵靖难,上书天王,请杀北王以平民愤。天王见全体军民都支持石达开,遂下诏诛韦。11月,石达开奉诏回京,被军民尊为“义王”,合朝同举“提理政务”,洪秀全碍于众议,被迫诏准。他不计私怨,追究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不咎部属,北王亲族也得到保护和重用,人心迅速安定下来。尽管武昌在石达开回京后不久即因粮尽援绝而陷落,但在石达开的部署下,太平军稳守要隘,伺机反攻,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石镇吉等后起之秀开始走上一线,独当一面,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
1857年春天,李秀成与陈玉成击败清军秦定三部,北上六安、霍丘,与捻军会合,兵锋直指湖北。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合朝推荐石达开主持朝政,但洪秀全却忌惮石达开的声望才能,不肯授予他“军师”的地位,只封他为“圣神电通军主将义王”,局势稍见好转后,又对他产生谋害之意。为免再次爆发内讧,石达开被迫率数千人逃出天京,前往安庆。天京事变使三王被杀,翼王远走,是太平天国的转折点。
【翼王西征】1857年9月,洪秀全迫于形势的恶化,遣使请石达开回京,石达开上奏表示不会回京,但会调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太平天国作战。洪秀全诏准了这一方案,天京官方遂承认石达开此后的作战是太平天国的远征活动。此后,石达开先后转战于天京外围的闽、浙、赣等省,牵制大量清军,缓解了天京、安徽两地的军事压力。
1858年,清军乘太平天国内讧之后,重建江北、江南大营。4月,洪仁玕捻转到达天京,被封为干王。1859年年春,石达开入湖南,发动“宝庆会战”,欲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并伺机分兵入川。彼时湘军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将因势利导,全力援湘。面对湘军的重兵驰援,石达开孤军作战,未能攻克宝庆,被迫退入广西休整。1861年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为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转战蜀、黔、滇三省,先后四进四川,并于1863年4月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但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陷入重围,多次突围不成。时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遣使入太平军中谈判。经协议,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剩余两千武士保留武器随行,在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两千太平军被屠戮。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四川成都被凌迟,余部坚持战斗。1858年(清咸丰八年)9月,陈玉成、李秀成率军攻占浦口和扬州,大破清军江北大营。清军乘太平军东下,攻安徽、据太湖、扑安庆,李续宾率湘军连陷潜山、桐城、舒城,攻三河镇,进逼庐州(合肥)。陈玉成率兵救援,李秀成援军继进。11月14日,陈玉成部攻克三河清营,次日两军决战。太平军歼清军六千人,击毙李续宾(一说自缢)、曾国华。清军从安庆外围撤走。
【东征与清军反击】
1860年2-5月,李秀成在第二次击破清军江南大营后,乘胜攻下江苏南部多个地方。
1861年,太平天国部署第二次西征,计划以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分别从长江南北进攻武昌,以援救安庆。陈玉成进军迅速,一举攻克黄州,直逼武昌,此时英国外交官巴夏礼面见陈玉成;要求太平军撤军,由于李秀成部进军迟缓,太平军并无把握在短期内攻下武昌,及湘军加紧对安庆的围攻,陈玉成决定命部下赖文光率部队军队留在武昌附近,继续等候李秀成部,本人率主力返回安庆。
李秀成进至湖北东南部,在附近地方招兵30万人,得知东线太平军作战不利,又听说陈玉成已经返回安庆,遂放弃进攻武汉三镇,改向东进军,与李世贤部共同攻下浙江大片土地。
陈玉成回救安庆,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黄文金等也来配合作战,失败;6月集贤关、赤岗岭失守,8月陈玉成与杨辅清等夺回集贤关,再救安庆,为清副都统多隆阿部所拒。
1861年9月,曾国荃攻克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来、吴定彩及全军1.6万余人全部战死。
1862年1月,李秀成率军攻上海,清军和洋人联合抵抗,由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组成洋枪队(后改为常胜军)阻击太平军,太平军久攻仍未能占领上海。此战引起控制上海的西方列强不满,加上有教徒指称太平天国根本为异端,其说词诡异,不但不符合罗马公教或新教教义,反而是对____的侮辱和亵渎,再加上太平天国影响欧美各国在华利益,西方各国对太平天国运动转向反对。5月,陈玉成在寿州被叛徒苗沛霖逮捕,押送清军胜保。同年6月陈玉成被清军处死。
1862年(同治元年)6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太平军集结二十万人兵力,10月起大战湘军四十多天,未能取胜。12月,李秀成奉命北渡长江。同年李鸿章攻江苏南部,左宗棠攻浙江。
1863年12月4日,苏州守将谭绍光被部下杀死,苏州失守。
1864年5月11日,常州失陷,太平军守将陈坤书被俘牺牲。自此淮军与金陵湘军联络畅通无阻也。
【天京陷落与败亡】1863年12月21日,天京外围要塞尽失,并苦缺粮食,忠王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洪秀全不准。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多日以野草充饥后病逝,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7月19日天京失守,随后清军屠城,许多平民百姓被杀,其惨况无可描述。湘军攻破天京后太平军放火烧城,湘军在大肆抢劫后也到处纵火。
李秀成、洪仁玕护送幼天王突围。李秀成让好马给幼主,混乱中与幼主失散,于同月22日在南京城外方山被俘,亲书供状数万字后(《李秀成自述》),于8月7日被曾国藩处死。
1864年7月29日,突围至广德的幼天王洪天贵福被湖州太平军守将黄文金迎入,临时驻跸。8月28日黄文金、洪仁玕主动弃城突围。9月5日护送幼天王走宁国,遭敌截击,转走浙江昌化途中黄文金因伤而死。10月江西石城一役,全军覆没。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西石城荒山山洞被搜俘,11月18日在南昌被凌迟处死。
太平天国历史功绩不可抹灭。其一,太平天国运动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是农民阶级的伟大创造,给予了农民阶级一定的物质利益,反映了农民阶级渴望自由、平等的强烈愿望。《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纲领性文件,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者第一个有关分配土地的具体方案,体现了平等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资政新篇》批判重本抑末,尊重科学技术,提倡兴办企业,主张工商谋利,鼓励私人资本,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其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局。
其二,定都天京后,积极地实施对外贸易政策,并开展正常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方针是积极开发,平等互利,独立自主,与清政府闭关自守,投降媚外,丧权辱国等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对鸦片输入态度很强硬。1854年,杨秀清在致英使的信中谈到通商时写道:“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立埠之事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给侵略者当头一棒。1863年,上海港出口茶叶为1200万磅,比1858年翻了一番。1862年,在上海报关的轮船180艘,上海港进口关税收入为3370114两,两码头收入51960两,极其繁荣。
其三,初步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从金田起义揭竿而起,就把斗争矛头指向清王朝。在意识形态方面,把矛头指向了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倡平等思想。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斗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至于反帝斗争,旗帜也非常鲜明。洋枪队头子华尔、法国提督卜罗德死在太平天国战士的刀下。1862年,有一个外国侵略者来南京向洪秀全建议,协力击败清军之后,平分中国。洪秀全当即严词驳斥:“我争中国,意欲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这充分体现了其爱国主义立场。
其四,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与崩溃。清朝的统治更加风雨飘摇。
其五,19世纪中期,亚洲出现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太平天国运动同波斯,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共同打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
引用几位伟人言作,孙中山“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年而皇祀忽衰:洪朝不十余年,及身而亡。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元璋)非洪(秀全),是盖依成败论豪杰也。” “本会以异族潜乱,天地惨黩,民不聊生,负澄清天下之任,使朱明之绪不绝,太平之师不熸,则犹汉家天下,政由已出,张弛自易。”
“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
“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蒋中正“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而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纪念焉。”[91] “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
白崇禧:“吾国自晋而后,异族代兴赤县,神州迭遭蹂躏,满清崛起东北,入主中华二百余载,其间热血之士,慨华胄之胥溺、抱恢复之壮图,随时随地以发难者不绝记载,而促其亡,以启后人之思,莫若太平天国。按洪、杨诸子起自田间,揭竿举义,纵横十余省,历时十余年,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开科举,建国规模,亦巳粗备。虽胜败靡常,兴亡飙忽,然民族思想之磅礴,奇材异能之荟萃、革命建设之伟大,新制善政之措施,炳炳麟麟,至今犹有生意。”
卡尔马克思:“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参考资料:关于“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赵彦昌、陈婧曙 ,《太平天国档案工作研究综述》
台湾三军大学 编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8册):太平天国》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 编著 .《中国近代现代史 上册》
洪仁玕、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朱芳哲、黎斐,《金田团营考释》
钟文典,《太平天国开国史》
摘要:本文从宗教、军事、社会等方面探讨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形成原因,以及在其实施上的某些矛盾现象。
关键词: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矛盾现象
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可以说是男子的附属。太平天国兴起于封建专制政体时代,男性中心无可厚非,当时的妇女当然还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太平天国起义以后,在占领区实行过一系列关于妇女方面的政策,但他们在很多方面受到农民阶级意识局限性的影响,并未把妇女从封建压迫中完全解放出来,其政策在很多方面都有一定的矛盾性和落后性。
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最主要的措施可归纳为:置女馆,收妇女;设女官,立女军;办女试;废奴婢,禁娼妓;禁缠足等。
一、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实施原因
1.宗教上。太平天国的男女平等思想出自____教义的影响(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在这里并没有否定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中包含的男女平等的思想),他们尽量地宣传人们之间应该平等友爱。《天条书》上曰:“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简又文先生也认为:“天朝对于提高妇女,解放妇女,保护妇女,确有崇高的理想,兼有实际的措施,推究其源则莫非出自于宗教信仰。”我对简老先生的这种看法也是同意的。
另外,太平天国以宗教创军建国,道德观念视为上帝戒条,至为严格,其对于淫乱行为深恶痛绝,绝不能容忍或饶恕,就拿他们实行的女馆制度来说,隔别男女之作用虽然有消极的一面,但它实际上可以杜防淫乱,起到治本清源的作用。
2.社会背景。太平天国起义于两广,会众多是童谣民族、西南一带的边区民族,当时仍是以母系为中心的社会,举凡一切精细操作皆为妇女服劳;加上社会道德观念的不同,如“不落家”的习俗。影响太平天国严别男女政策与奸淫之禁的原因,可能是社会风俗严禁的一面和随便的一面,两者的成分都包含在内,因为观念不同,若不加约束易造成动乱。
3.军事上。厉行男女分营,无异使入伍的教徒以眷属为人质,使之不敢妄萌异心。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人有的是全家参加革命,有的是独身入伍,他们中的个个男子都必须奋勇作战,大业成败都在于此。如果仍有室家之好与内顾之忧,则纵欲、徇私、眷恋,在所难免。这样就会消减全军的战斗力。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领导者实行“女营女馆”制度并不无道理,这一制度的实行成为无劳动能力妇女的衣食来源。此外,在军事战略上,在攻占一城池后,并不打算久留,也不安顿后方,只是一味向前,只有将妇女纳入军事化组织以便行动。
二、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实施上的矛盾现象
1.一夫一妻制的矛盾性。一般来说,男女地位平等,最主要表现在一夫一妻制上,但天朝只准一般的低级干部及平民娶一妻,而中级以上干部按等级规定妻子的人数,洪秀全的妻妾则不计其数。
天朝领袖和将领们普遍广选女色或保持一妻数妾是无可置疑的,但有的人还说,太平天国领导人中“许多因受到《新约》的影响而变得开朗起来,已经抛弃了多妻制,已对多妻制感到嫌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教。中国向来注重上行下效,这样的领导不可能在天朝内部彻底地推行妇女解放政策和措施,更不可能说他们对待妇女的道德品质有太大的进步性了。
2.女营女馆可以说是大集中营。本来妇女可以过基本的家庭生活,如今连那一点自由都被剥夺,这特别是对年轻妇女的一种摧残。
女馆妇女受到严格的监督与控制,妇女活动没有自由。为了禁止奸淫,防止男女授受相亲,太平天国对女馆妇女“防守极严,即夫妇母子不许相见讲话”。夫妇同居,亦为犯天条当斩,这一政策在战争时期尽管有其合理性因素,但它违背了人性和生理规律,对于太平天国男女来说无疑是一种摧残。人性大欲遭到了严重的控制和压抑。尽管太平天国天律中规定夫妻只准在每月晖日同宿,“余日犯者为违教,每人只生一子,多着亦为违教”,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父母孩子骨肉亲人不准相见,违者即犯天条。自古以来此种情况从未有过。一方面他们的天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性情受到扭曲。另一方面他们却看到太平天国的领袖广选美色,嫔妃成群,淫奢无度,这种现象使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反差。这种反差造成的后果是,尽管在这方面的禁令急严,但违者仍习以为常,以至于斩首游街,鸣锣示众,仍有不畏法者。有一次,杨秀清关闭天京城门进行大规模搜查,结果查出“男扮女,女扮男及孕妇各数十人,悉杀之”。鉴于这种情况,太平天国领袖们不得不经常派人到男馆查看,不许藏匿妇女。又担心夜晚出来难以防范,于是派人沿路“梭巡”。
3.女军所担任的任务与男军相比多有限制。集中在女馆之姐妹,也为军事服务,但她们所担任的职务,与男军相比多有限制。“天朝政制像乡土官由军、师、旅师以下至大司马、伍长,皆由人民推选,……次种乡官皆由男子任职,未闻妇女入选”。女军所担当的任务大多为生产、劳作性工作,如挖沟,背负米盐,收割稻麦、砍柴拾柴,抬埋死尸,等等。“妇女入馆后日以劈竹兼挑砖负米为事不堪其苦”,只要是个人生活所需的劳动和杂活,以及前线太平军作战所需要的后勤杂役,太平天国均让女军承担,其目的一是为整个太平天国服务。二是想让她们通过生产劳动在社会中求得生存,恢复人性本来面目,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成员。
三、总结
关于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实施,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性,但由以上所说的种种矛盾可以看出洪秀全对妇女的重视只是利用妇女的力量与怀柔作用,所谓男女地位之平等,并非出自人道关爱。同时,由于受社会和阶级因素的影响和束缚,农民阶层不可能达到真正地去解放妇女、提高妇女的地位。他们推行的妇女解放政策只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太平天国的妇女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参考文献:
1.何军新,《太平天国妇女政策述评》[J],《益阳师专学报》,2001.7
2.罗雄飞,《从客家传统看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矛盾性》[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3
3.张文敬,《浅议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J],《大同高等师专学报》,1999.9
4.马望英,《略论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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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喷出岩出露较广,主要以古元古代―早古生代海底火山喷发为主。古元古代的海底火山喷发,形成秦岭群(Pt1qn)的主体,其海底火山喷发产物,变质后一般形成斜长角闪片岩和绿泥石片岩。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西峡县太平镇仓房铁矿成矿地质特征及找矿前景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西峡县太平镇仓房铁矿成矿地质特征及找矿前景
工作区位于东秦岭造山带东段二郎坪地体,瓦穴子断裂南侧,区域上岩浆活动极其强烈,断裂构造发育。
1.1 区域地层
区域上出露地层主要是古元古界秦岭群(Pt1qn)、中元古界宽坪群(Pt2k)、下古生界二郎坪群(Pz2er)第四系(Q)。
1.2 区域构造
区域自北而南发育一系列规模巨大的NWW向韧性剪切带,它们以瓦穴子―乔端韧性剪切带、朱阳关―夏馆韧性剪切带为代表。这些区域性韧性剪切带控制了区域金、银及有色金属矿产的空间分布。
1.3 区域岩浆岩区域岩浆岩活动频繁,岩石种类齐全
(1)侵入岩。加里东期侵入岩主要分布在区域北部,出露的岩石主要有石门石英闪长岩、两河口斜长花岗岩、南河店闪长岩等岩体,岩石年龄在400~500 Ma之间。海西期侵入岩主要分布在矿区东部,以五朵山花岗岩体规模最大,出露面积约2500 km2,岩石年龄值在340~350 Ma之间,岩体主要由等粒黑云母花岗岩和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组成。燕山期侵入岩以酸性侵入岩为主,岩体规模大小不等。
(2)喷出岩。区域喷出岩出露较广,主要以古元古代―早古生代海底火山喷发为主。古元古代的海底火山喷发,形成秦岭群(Pt1qn)的主体,其海底火山喷发产物,变质后一般形成斜长角闪片岩和绿泥石片岩。
早古生代海底火山喷发以二郎坪群(Pz1er)为代表,它是弧后盆地环境的海相火山喷发的产物。火山岩岩石类型齐全,火山集块岩、火山角砾岩、基性熔岩(细碧岩)、中性熔岩(角斑岩)、酸性熔岩(石英角斑岩)以及相应的凝灰岩和含凝灰质的沉积岩(含凝灰质的变质砂岩及含凝灰质大理岩)。其中,火山岩被称为二郎坪蛇绿岩套,以中基性-酸性火山岩建造为主,以含枕状构造的细碧角斑岩为特征。
2.1 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为下古生界二郎坪岩群火神庙组及新生界第四系。
(1)火神庙组(Pz1h):矿区内火神庙组岩性主要有:斜长角闪片岩、二云石英片岩、斜长角闪岩、角闪岩和长英质岩类等。岩层呈单斜产出,走向300°~320°,南倾,倾角55°~75°,变化较大,局部达到80°近似直立。
(2)第四系(Q):零星分布于沟谷洼地,在图上仅东棚附近能表示,为残坡积、冲积物,厚度<5 m,主要由砂卵石、碎石及粘土层组成。
2.2 构造
矿区内地层总体表现为单斜构造,其走向南东140°~160°,倾向南西,倾角50°~75°。断裂构造发育,主要为北西向,次为北东向。
受区域韧性剪变质带的影响,北西向断裂构造在矿区较发育。在区内有一定规模。该组断裂构造走向为290°~300°,倾向南西,倾角50°~70°。断裂构造长度不等,最长的断裂构造,大于2300 m,宽5~8 m。最短断裂构造,长度约750 m,宽2~4 m。该组断裂构造为矿区的主要岩浆岩提供了通道,具有多期多次活动的特点,构造岩主要有碎裂岩、角砾岩及糜棱岩等,构造中充填有石英脉。结构面力学性质以压性为主,局部兼压扭或张性特征。沿走向及倾向常见膨胀收缩、分枝复合等现象,石英脉及其上下盘围岩遭受后期挤压发生破碎,其中充填有黄铁矿、镜铁矿,菱铁矿及多金属硫化物的含矿期微晶石英脉,呈条带状构造,局部地段石英呈角砾状。
2.3 侵入岩
矿区侵入岩发育,主要为燕山晚期花岗岩浆侵入,呈岩体或岩脉产出。
燕山晚期(γ53-1)花岗岩:在矿区内广泛发育,为黑烟镇花岗岩体的一部分,呈近东西向脉状、透镜状产出。岩石灰白色,中细粒状,半自形粒状结构、花岗结构、交代蠕英结构、净边结构,块状构造。普遍发育有高岭石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绿帘石化等。本区矿体均赋存于该岩体外接触带。
2.4 围岩蚀变
矿区围岩蚀变主要为热液交代作用的结果,蚀变类型较多。主要有硅化、绿帘石化、绿泥石化、磁铁矿化,磁黄铁矿化、绢云母化、方解石化。蚀变具多期次特点,其生成顺序大致为:硅化、绿帘石化、磁铁矿化、磁黄铁矿化→粗晶黄铁矿化→细粒黄铁矿化、菱铁矿化,蠕绿泥石化→叶绿泥石化→细晶黄铁矿化。该区铁矿(化)主要分布在二郎坪群火神庙组与烟镇花岗岩体外接触带上,与磁铁矿化,绢云母磁铁矿化,碳酸盐化关系较密切。
矿体的规模、形态、产状。矿区内共发现1号、3号矿化带二条,圈定出工业矿体6个。其矿体地质特征简述如下:
1号矿化带在矿区的北边,由北西方向的高碑岭―南东方向的仓房延伸到矿权外,走向285°~300°,倾向南西,倾角60°~75°;长度大于2300 m,宽度最大120 m,最小26 m。中深部有钻探工程控制。矿体赋存标高1130~1530 m,埋深0~240 m。出露海拔标高最高1530 m,最低1130 m。矿体形态地表在走向上呈带状,舒缓波状。在深部呈厚层状、脉状、透镜体状,最大延深240 m。厚度变化系数为31%,属稳定型。
3号矿脉:该铁矿脉北西起于安家岭向西到矿权边界,向南东方向到南沟延伸到矿权边界外;矿体长度2600 m,走向310°,倾向南西,倾角65°~70°矿体形态地表在走向上呈带状,舒缓波状。深部有钻探工程的控制。深部呈厚层状,脉状,透镜体状。矿体赋存标高1098~1326 m,埋深0~228 m。出露海拔标高最高1326 m,最低1098 m。
4.1 矿床类型
(1)工业类型:铁矿石的平均品位:TFe26.79%、mFe19.04%、矿体厚度大于2.0米,大于露天开采矿体最低工业品位TFe20%、mFe15%、最小可采厚度1米的指标要求。其铜、铅、锌等有用组份的含量远小于《铁、锰、铬矿地质勘查规范》(DZ/T0200-2002)要求的伴生工业指标。故该矿床的工业类型应为单铁型。
(2)成因类型:该矿床由沉积加接触变质热液作用而形成,因此其成因类型为沉积变质热液型铁矿床。
4.2 找矿标志
(1)本区铁矿床颜色为黑灰色、褐色间杂,具有较强的磁性,因而其是明显的找矿标志。
(2)物探磁异常特征明显,它是寻找该类矿床的有效手段。
5 找矿前景
矿区位于北秦岭褶皱带东段,朱夏断裂带北侧,金、银多金属矿床主要沿黑烟镇-南阳断裂及朱-夏断裂成群成带分布,是铁、铜、金、银、铅、锌多金属成矿的有利地区,铁成矿具有很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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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领土辽阔,资源丰富,但是资源分布却非常不均:4/5的工业集中在东部地区,原材料和粮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加拿大发展本国的经济。尽管当时西部“还处在城市化的前夜,没有一个据点可称为城市中心或达到通常所认为的1000人的城镇资格或地区”,但是在加拿大“联邦之父”的眼里,西部是“千百万人民未来的家园,新国家资源的巨大宝库,东部工商业的市场,是通向太平洋和东方的西北通路”,因而开发西部是“联邦之父”们的愿望。为了发展国内经济,抵制美国的扩张,加拿大联邦政府开始积极筹划开发西部。然而,加拿大西部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这使得西部开发困难重重。严酷的现实、“铁路热”的推动、美国内战后扩张主义的威胁促使麦克唐纳政府下定决心,修筑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以开发西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麦克唐纳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建设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为巩固统一和发展经济,麦克唐纳提出修建太平洋铁路。面对自由党的反对和巨大的财政压力,以麦克唐纳为首的保守党政府克服各种困难,使得太平洋铁路提前五年竣工。一定意义上说,太平洋铁路的建成,是消除美国侵略野心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的重要工具,也承载着以麦克唐纳为首的保守党的治国理想和政治梦想。
【关键词】麦克唐纳 加拿大 太平洋铁路
【中图分类号】K711.44 【文献标识码】A
加拿大自治领建立后的几十年间,国家疆域逐渐拓宽,但麦克唐纳知道扩大后的加拿大仅仅是一个地域上联合在一起的国家,要想真正强大起来有能力抵御侵略,就必须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实力的提升。为实现这一目的,麦克唐纳开始构思“国家政策”的蓝图。在他看来,通向太平洋海岸的铁路相当于人体血液循环的血管,把国内各省连接起来,形成东部工业品与西部农产品的自由流通,同时,铁路还可以把东部密集的人口分流到西部,这对于开发西部所需的劳动力市场不无裨益。而保护关税政策既可以保护加拿大新生的民族工业,对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壮大十分有利,又能够扩大联邦政府的税收来源以保证国家独立自主地修建横跨大陆的铁路。由此可见,“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就是太平洋铁路建设。
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本国经济和政治都十分重要。而作为国家政策的中心,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保持国家的独立性来说,太平洋铁路不仅可以在经济上有效地抵御美国市场对加拿大西部市场越来越强的占领和垄断,还可以密切本国东西部之间的联系。东部的制造业金融业中心―安大略和魁北克省的产品可以通过太平洋铁路输送到西部地区;西部草原的农产品亦可以运往东部的圣劳伦斯各省甚至欧洲,从而使分散的各地区逐渐联结为一个整体,通畅、便捷、统一的国内市场即将形成。同时,太平洋铁路也是传播发达文明的工具,它还可以对西部草原地区进行开发,带动其工业发展,促进其技术进步,加快其城市化进程。
十九世纪,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重要内容的铁路建设正在世界各国逐步进行。对于亟需向西部移民的加拿大来说,开发荒野首先离不开交通运输,铁路可以使国内运输成本降低,把新地区和新产品推向商业市场,更重要的是,铁路建设将带动煤炭、制铁和工程建设等产业的发展,铁路代表着先进技术,是便利与效率的载体,人们相信只要有了铁路,就能为当地带来财富。这一切都似乎预示着加拿大的政策走向。
187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加入联邦,然而它的加入带有附加条件,要求联邦政府给予一笔财政拨款,此外还要修建一条通往该省的铁路。麦克唐纳同意了它所有的附加条件。有反对者认为这是一笔交易。果真如此的话,不列颠哥伦比亚为何不趁机索取数额更大的财政拨款或提出其他要求,而是提出要联邦政府修建铁路?我想或许正是因为它看到了时代发展的趋势,看到了铁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麦克唐纳早在十年前就看到了加拿大的问题所在:如果国内的铁路建设更完备的话,温哥华岛的军事防卫的隐患将不复存在,来自俄国的威胁得以消除。而且,即使发生意外,铁路还能保证北太平洋的骑兵队所需的煤炭等资源迅速到位。总之,基于发展本国政治、经济的诉求,加拿大的铁路建设已经迫在眉睫。因此,麦克唐纳力排众议,答应了不列颠哥伦比亚提出的所有条件。
自由党的反对。在当时的加拿大,修筑这样一条铁路并非易事。自治领成立之初,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有限,不可能有充裕的资金投入到铁路修建中。并且,铁路能否确保带动大量从事农业开发的移民,能否确保充足的货物运输量并带来预期的利润,这都是一个未知数。因此,麦克唐纳政府遇到了重重困难,第一个阻碍是以布朗为首的加拿大另一大政党自由党的反对。
第一,自由党认为铁路建设不是一蹴而就之事,也不是加拿大未来三十年内最亟需解决的问题。第二,它对联邦政府的综合能力持怀疑态度,认为不管是在资金还是技术方面,新生的自治领都无力修建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如果不量力而行势必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此外,自由党认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加入联邦的要求过高。基于上述三点原因,自由党认为麦克唐纳全部接受不列颠哥伦比亚的要求是对加拿大不负责任的表现,很有可能给国家带来巨额财政赤字,加重人民的负担。基于铁路在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麦克唐纳坚持己见,认为如果没有这条铁路,加拿大联邦或许支撑不了三十年。针对自由党的担心,他许诺联邦政府绝对不会因财政问题而提高税收,政府将会以补助的形式把大量的西部土地授予有实力的铁路公司,铁路公司在经济困难之时可以通过出售土地来筹措资金。1869年,联邦政府以30英镑的价格从哈德逊湾公司手中购买了西北地区的土地,因此政府有权处置这些土地。采用铁路授地则是沿用了美国的做法,此举不仅可以吸引更具实力的铁路公司,也可避免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
此外,保守党和自由党在未来铁路的线路选择上也没达成共识。自由党以美国六七十年代修建在人口覆盖率高的中西部的铁路线为例,认为太平洋铁路也应该尽量避开荒蛮之地,如果经由美国境内的话不仅能节约大量资金,而且也更能保证铁路沿线的客流量和货流量。如果不顾实际条件,铁路线全部在加拿大境内的话,就会有约900英里的铁路线必须穿越荒无人烟的地盾区之后才能到达草原地区,这显然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以麦克唐纳为首的保守党则认为,修建这样一条铁路就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自主开发西部地区,铁路穿行于美国领土必然会使加拿大受制于人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太平洋铁路的建设将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未来的铁路线必须全部位于本国领土范围内,必须是一条真正的加拿大铁路,也只有此,加拿大才有可能遏止住美国北侵的野心,这也是加强国防的必需。由此可见,保守党和自由党并不存在根本分歧,他们只是在修筑时间和线路上观点不一致。保守党雄心勃勃,从长远着想,把国家安全与统一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自由党则谨慎务实。最终,麦克唐纳利用保守党的执政地位,不顾自由党的反对开始实施自己的宏伟计划。
对铁路公司的选择。在铁路由谁来修建和经营的问题上,两党一致认为私人公司是最好的选择。这样做一是可以利用私人资本,二是为了避免政府承接重大工程而出现腐败浪费现象。19世纪70年代,在当时的加拿大,可以说自由党的看法代表了一部分民众的看法,他们普遍认为太平洋铁路经由美国是绝对避免不了的,理应从芝加哥向西铺设。所以,如果想把不列颠哥伦比亚和东部连接起来的话,太平洋铁路的铺设必然会穿越落基山脉,这对于当时的加拿大来说简直是难以实现的事情。大干线铁路公司就是这一舆论的代表。这与麦克唐纳政府的政策显然不合拍,而且大干线的业绩已落后于同行业的后起之秀。也正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尽管此前该公司一直与保守党关系密切,是保守党的坚定支持者,它在两次竞标中也未能成功。这样,有能力的竞争者就是大卫・麦克弗森的两洋铁路公司和休・艾伦的太平洋铁路公司。
休・艾伦是加拿大最有影响力的商人之一,他组织的铁路公司表面上是由加拿大人掌握,实际上却是美国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出资并全权控制。大卫・麦克弗森是保守党成员,主要从事航运和铁路承保业务,他是安大略省多伦多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表,其决策出发点是本省利益。由于休・艾伦公司的铁路线必须经过安大略省的东北地区,这样该省本地铁路的客源必然会被新的铁路分流,此外,艾伦也没有就此向该省的商人承诺足够的西部利益,所以安大略省反对艾伦的公司,成为主要障碍。为了平衡双方利益,麦克唐纳决定合并两家铁路公司。与此同时,麦克弗森的政治影响力也引起了艾伦的重视,艾伦极力拉拢他参与到自己的太平洋铁路公司中来,这样,艾伦公司就会有11名董事,其中6名为加拿大人,5名美国人(都是北太平洋铁路的股东)。这一点让麦克弗森难以接受,他坚决反对任何美国人参与其中,因为一旦进行表决,美方只要把艾伦拉过去就能达到任何目的,这个公司将会被美国人掌控。
合并两公司的计划失败且双方势均力敌,保守党政府也没有充足的理由选择一方而放弃另一方。麦克唐纳政府决定自己成立一个铁路公司,董事会成员由政府指定,同时把原来两家公司的董事吸纳到到新公司中,也就平衡了双方的力量。至于新公司的总经理一职,麦克唐纳属意艾伦,因为艾伦的经济实力更强。然而,就在新的铁路公司诞生之际,1872年的大选开始了,原本取得大选胜利的保守党被自由党揭发其接受了艾伦将近20万加元的政治献金,1873年11月7日,麦克唐纳被迫辞职,他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因而下台,新铁路公司的组建搁浅。
新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两次财政危机。1873年美国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破产引发了连锁反应,整个北美大陆经济十分萧条。自由党政府主张同美国进行自由贸易,认为这样可以带来商业繁荣,恢复1873年经济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但美国并无此意,反而一再提高关税,这种做法使麦肯齐的希望破灭。工业发达的东部地区要求保护关税的呼声日渐高涨,保守党借此机会重提“国家政策”,得到了多数选民的支持。1878年9月,保守党再次成为执政党,作为国家政策的倡导者,保守党政府最紧要的任务就是组织修建太平洋铁路。
1880年,麦克唐纳在几个参与竞争的公司中选择了唯一的、也是收益最高的加拿大公司:斯蒂芬控股经营的公司。1881年2月,新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成立,总经理是詹姆斯・希尔,董事会的成员大多是蒙特利尔商人,铁路公司控制在加拿大人手中。太平洋铁路建设的首要困难是资金问题,尽管联邦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还是给予了太平洋铁路公司高达2500万元的现金资助,还将2500万英亩的土地授予它以便资金困难时出售土地予以补偿。除此之外,政府还给予其他政策优惠如太平洋铁路的车站、工厂和建筑物等用地由政府免费提供并永久免税等。1881年,太平洋铁路开工。
然而,在铁路建设过程中,斯蒂芬和麦克唐纳都低估了工程的困难,地盾区和山脉区的铁路建设的耗资远远超乎想象,1881年底,太平洋铁路公司仅铺就了130英里铁轨,开支却占了全部建设预算的四分之一。铁路公司遭遇了两次财政危机。第一次是在1883年下半年至1884年1月,笼罩整个欧美大陆的经济危机使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股票处于暴跌或滞销的境地,铁路公司第一次面临破产的威胁,斯蒂芬向联邦政府提出2250万加元贷款的请求,而在当时的加拿大,铁路铺设成本过高的舆论正盛行。为使铁路顺利铺设,麦克唐纳和当时的铁路部长查尔斯・塔伯顶着巨大压力,促使国会接受了这项贷款的决议,魁北克议员趁机提出更多的联邦补助作为交换条件。
最后,联邦政府统一补贴魁北克省蒙特利尔―渥太华路段每英里铁路1万2千加元(总长120英里)。联邦政府和太平洋铁路公司分别给与蒙特利尔―魁北克城铁路每英里6千加元的补助(总长159英里)。麦克唐纳以这样的条件在国会中获得了该省议员的支持,太平洋铁路公司将所有铁路财产(铁路债券除外)作为抵押,联邦政府向其提供了2250万加元贷款。太平洋铁路度过了第一次财政危机,至此,修建太平洋铁路使用的公共资金占据联邦政府全部资金投入的百分之四十三。
1884年,太平洋铁路公司再次陷入财政危机。公司已无可抵押的资产,无法向金融机构贷款,只能出售未公开上市的股票。然而经营的困境使公司的股价低迷,铁路公司根本无法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得资金。公司董事会部分成员不得不把自己所拥有的企业财产连同个人财产作为抵押,筹集了65万元现金和一张5个月的期票。这种做法在北美铁路史上史无前例,但对于整个铁路建设来说也只能解燃眉之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万般无奈之下,公司不得不再次向政府提出援助请求。然而,对于这次申请,联邦政府的反应非常迟缓。原因之一是政府本身财力有限,仅上一次的财政支持,就使联邦政府的国债在1883年一年中增高了35%。若继续提供现金资助,保守党政府担心这样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的财政危机,本党也将因此下台。而且本党和自由党都因政府给予铁路公司的补助过多而极力反对,强大的反太平洋铁路力量集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麦克唐纳及其同僚不敢明显表现出对太平洋铁路的袒护,只能尽量回避斯蒂芬。然而,一个突发事件却无意中给了太平洋铁路公司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
1885年3月,西北地区的路易・里埃尔发起了武装请愿运动,太平洋铁路在镇压西部起义上显现出它的价值。政府把部队运送到遥远的草原地区仅仅花费了几天时间,在两个月内平息了起义,避免了起义扩散整个西部地区。与此同时,麦克唐纳也终于认识到,如果太平洋铁路破产,将引发剧烈的连锁反应,不但会有个人破产、企业破产,更重要的是国家梦想的破灭势必影响国家的士气,保守党多年的努力也将付之东流。不管是否资助铁路公司,似乎都会引发政治风暴,他只能选择后果不那么严重的方案:向太平洋铁路公司提供援助。麦克唐纳甚至以辞职相威胁最终使保守党支持他的决定,镇压西部起义的迅速也使自由党议员对太平洋铁路的态度大为改观。1885年,议会终于同意了麦克唐纳政府的提议,太平洋铁路公司在政府的担保下发行了3500万加元的抵押债券。后来,政府以公司拿出价值800万加元的股票作抵押为条件,又向公司提供了一笔500万加元的贷款。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太平洋铁路主线工程于1885年11月7日顺利完工,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五年时间。
有加拿大学者认为,太平洋铁路建设是在一定可行性基础上进行的一次理想主义色彩的赌博,赢的可能性存在,但如果输了会对国民经济和整个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太平洋铁路在修建过程中困难重重,一度甚至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但是,它最终还是得以完成。从总体上来看,太平洋铁路建设是一项成功的工程,对加拿大西部地区乃至整个国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太平洋铁路使加拿大的东西部真正成为一体,不列颠哥伦比亚至此才有了“我是加拿大国家的一部分”的归属感,人民具有了加拿大人的身份认同感。太平洋铁路的得失与整个国家政策的成败息息相关,是消除美国侵略野心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的重要工具,也承载着保守党的治国理想和政治梦想。太平洋铁路公司遭遇的两次大的财政危机的顺利解决让我们看到了以稳健保守风格著称的保守党激进的一面;保守、自由两党在铁路建设问题上的争论更体现出麦克唐纳的政治智慧。如果没有麦克唐纳的坚持不懈,就没有太平洋铁路的诞生,从这一点来看,麦克唐纳与太平洋铁路的命运息息相关,成为太平洋铁路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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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1893--1988)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17-192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0-1937年从事乡村建设活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事奔走,谋求国内团结。其主要著作包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在现代史上,梁漱溟以特立独行而著称,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有人说梁漱溟是儒家,有人说他是佛家,有人说他是哲学家,也有人说他是思想家……无论是哪一种评价,如今,我们都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艾恺说:这种可以融合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而梁漱溟对自己的评价很低:“我不是一个学者”。他的一生始终关注两个问题: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当人生问题要解决的时候,他便深入佛理,需求解脱。当社会问题突显的时候,他便走出房间,放弃佛学研究,奔走社会,寻求救国治世之道。
梁漱溟作为一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纷乱、民生涂炭,东方化对于西方化步步的退让,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节节斩伐,表现出的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更是他转变的直接动力。五四运动“全盘西化”彻底否定、摧残中国文化,当他看到当时影响最大的《新青年》杂志连番发表激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时,他回忆说,仿佛中国的传统文化被彻底否定了,而否定了自己的文化的那些人“不感觉到痛苦;仿佛认为各人讲各人的话,彼此实不相干;仿佛自己被敌人打伤一枪,犹似若无事也。而我则十二分的感觉到压迫之严重”。 1920年夏,北大校长蔡元培赴欧洲考察教育,北大举行饯行会。会上多人讲话提出,蔡元培可将中国文化优越的地方介绍给西方,同时也将西方文化优越者带回中国。梁漱溟当即质问:“诸先生今日的说话颇似耐听;但不知东方文化中有什么可以介绍给西方去?”
1917年夏天,梁漱溟经江浙去湖南,正遇北洋军阀旧部王汝贤等残军对湖南长沙、衡阳一带劫掠,百姓被烧杀淫掠之状十分悲惨。回京后,又经历了张勋复辟、护法战争和各派军阀的混战。有感于内乱战祸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尚处于寂灭梵天中的梁漱溟发出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感慨。
梁漱溟在一生中曾多次谈及自己的思想变迁,从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说法颇一贯:“我常常说我一生思想转变大致可分三期,其第一期便是近代西洋思想这一路。从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后来折反到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二期。从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便是第三期。”
20世纪20年代风雨激荡的时代潮流,激起了梁漱溟的危机感和使命感,把总是在痛苦地思虑“救世救国”的梁漱溟再一次推到了政治和文化的漩涡之中,决心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从梁漱溟思想的两次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过程是由入世转变到出世再回归到入世,其佛儒共融的思想轨迹让人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中国新儒家的开山祖师,甚至被称为“儒家”的最后圣人;但由于他长年茹素且不蓄发,又被人称为“不穿袈裟的和尚”,还有人称他为“佛光烛照下的一代儒宗”。梁漱溟的一生特立独行,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个处变不惊、迎难而上、坚忍不拔的身影。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一生关注的两大问题: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是因为他作为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是欲以天下为己任也。
“回到我思索、探求的中国与人生两大问题上,促成我的实际行动的,如中国问题占了上风,我则参加辛亥革命,当新闻记者,进北大教书等等,如人生问题占了上风,我便不结婚,吃素,想出家。这两大问题在我身上始终矛盾着,运行着。后来中国问题占主导地位,人生问题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我就这样走过了漫长的八十年。”
汉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在二千余年的发展中,虽历经挑战,时有盛衰,但一直是中国人犹其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每个传统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的人生理想。而到了近代,在西方文化带着难以抵御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冲击下,中国人茫然失据,此时的梁漱溟同样挺身而出,担当起时代赋予的重托。
1942年,梁漱溟自日本统治下的香港脱险后,曾给他的两个儿子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这几近狂易的精神情态在常人看来是可笑的,而且即使是与之相知颇深的熊十力,也致书以“发疯”、“狂妄”相讥评。然而,它终是梁漱溟独异生命格范的真切表露。他回答他的朋友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其实,“狂妄”是其表面,其内核则是“坚定”。梁漱溟以这番故意略显“狂妄”的话来显示自己坚定的信念—一定会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
此后,梁漱溟仍我行我素,高度自信自负,始终没有放弃他的主张。不管身处怎样的逆境,梁漱溟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自己的救国治世的理想,程思远先生对梁漱溟评价:潜心行学,一代宗师,探索人生,无所畏惧。
艾恺博士所作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这本书曾一版再版,在1986年版他所加的《跋》的结尾,艾恺博士写道:“总的说来,梁漱溟是幸福的、惬意的老人,世间万事都不足以动其心。有的人也许认为他在这场大游戏中是失败的一方。然而他对我说:我‘并不失望’,‘也没有遗憾’。‘我做完了我一生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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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人称梁漱溟先生是 中国 “最后一位儒家”,然其本人却愿以“佛家”自居。事实上“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正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使命。他的这种儒佛共融的思想是在直面人生实践的时候寻求“方便”的态度转化,体现了他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心和济世救民的情怀。
关键词:梁漱溟;思想转变;济世救民
梁漱溟,(1893--1988)中国 现代 思想家、 教育 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17-192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 哲学 系,1930-1937年从事乡村建设活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事奔走,谋求国内团结。其主要着作包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在现代史上,梁漱溟以特立独行而着称,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有人说梁漱溟是儒家,有人说他是佛家,有人说他是哲学家,也有人说他是思想家……无论是哪一种评价,如今,我们都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艾恺说:这种可以融合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而梁漱溟对自己的评价很低:“我不是一个学者”。他的一生始终关注两个问题: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当人生问题要解决的时候,他便深入佛理,需求解脱。当社会问题突显的时候,他便走出房间,放弃佛学研究,奔走社会,寻求救国治世之道。
梁漱溟在一生中曾多次谈及自己的思想变迁,从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说法颇一贯:“我常常说我一生思想转变大致可分三期,其第一期便是近代西洋思想这一路。从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后来折反到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二期。从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便是第三期。”
梁漱溟作为一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纷乱、民生涂炭,东方化对于西方化步步的退让,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节节斩伐,表现出的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更是他转变的直接动力。五四运动“全盘西化”彻底否定、摧残中国文化,当他看到当时影响最大的《新青年》杂志连番发表激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时,他回忆说,仿佛中国的传统文化被彻底否定了,而否定了自己的文化的那些人“不感觉到痛苦;仿佛认为各人讲各人的话,彼此实不相干;仿佛自己被敌人打伤一枪,犹似若无事也。而我则十二分的感觉到压迫之严重”。 1920年夏,北大校长蔡元培赴欧洲考察教育,北大举行饯行会。会上多人讲话提出,蔡元培可将中国文化优越的地方介绍给西方,同时也将西方文化优越者带回中国。梁漱溟当即质问:“诸先生今日的说话颇似耐听;但不知东方文化中有什么可以介绍给西方去?”
1917年夏天,梁漱溟经江浙去湖南,正遇北洋军阀旧部王汝贤等残军对湖南长沙、衡阳一带劫掠,百姓被烧杀淫掠之状十分悲惨。回京后,又经历了张勋复辟、护法战争和各派军阀的混战。有感于内乱战祸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尚处于寂灭梵天中的梁漱溟发出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感慨。
20世纪20年代风雨激荡的时代潮流,激起了梁漱溟的危机感和使命感,把总是在痛苦地思虑“救世救国”的梁漱溟再一次推到了 政治 和文化的漩涡之中,决心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从梁漱溟思想的两次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过程是由入世转变到出世再回归到入世,其佛儒共融的思想轨迹让人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中国新儒家的开山祖师,甚至被称为“儒家”的最后圣人;但由于他长年茹素且不蓄发,又被人称为“不穿袈裟的和尚”,还有人称他为“佛光烛照下的一代儒宗”。梁漱溟的一生特立独行,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个处变不惊、迎难而上、坚忍不拔的身影。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一生关注的两大问题: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是因为他作为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是欲以天下为己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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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梁漱溟仍我行我素,高度自信自负,始终没有放弃他的主张。不管身处怎样的逆境,梁漱溟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自己的救国治世的理想,程思远先生对梁漱溟评价:潜心行学,一代宗师,探索人生,无所畏惧。
艾恺博士所作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 现代 化的两难》这本书曾一版再版,在1986年版他所加的《跋》的结尾,艾恺博士写道:“总的说来,梁漱溟是幸福的、惬意的老人,世间万事都不足以动其心。有的人也许认为他在这场大游戏中是失败的一方。然而他对我说:我‘并不失望’,‘也没有遗憾’。‘我做完了我一生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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