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中西方音乐教育心理学发展异同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高校毕业生是社会最富有生机、活力和创造性的群体,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掌握了比较系统的现代科学知识,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毕业生发展心理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以新疆某高等院校373名维吾尔族大学生为调查对象,男生79名,女生294名。生源地来自城市的学生176名,来自农村的197名。
1.2方法
采用精神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Checklist90,SCL-90)为测量工具,该量表共90个项目,采用不同专业评分,量表内容涉及感觉、情绪、思维、意识、行为、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饮食睡眠等方面,并使用躯体化、强迫、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精神病性9个因子来评价被试者的心理健康水平。该量表是目前国内最为常用的心理健康测查工具,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测查对象的心理健康状况[1-2]。调查中统一指导语,采用集体施测方式,由被试者根据自己最近1w以来的感觉无记名自填量表,当场收卷。
1.3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和处理,所得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不同性别维吾尔族大学生SCL-90测评结果
维吾尔族女大学生在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和精神病性9个因子的得分均高于维吾尔族男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维吾尔族大学生SCL-90因子测评结果与国内常模比较
维吾尔族大学生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得分均高于全国常模,差异有统计学定义(P<0.05)。
2.3不同生源地维吾尔族大学生SCL-90测评结果
来自农村的维吾尔族大学生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得分高于来自城市的维吾尔族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来自农村的维吾尔族大学生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得分高于来自城市的维吾尔族大学生。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上大学前,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在人际交往、待人接物方面存在不少差异,城市学生呈现开放式,农村学生呈封闭式。农村大学生到大学后脱离父母,原来以父母为主要成员的小家庭转变为以同学为主要成员的大家庭,角色发生了大的转变;城市大学生中学时住校生比例较大,适应能力比农村同学快[3];另一方面经济因素影响心理健康,维吾尔族农村大学生多来自新疆的北疆、南疆地区,其生活比较艰苦,家庭经济收入较低。许多农村大学生进入大学后才发现城市和乡村之间不仅经济方面存在差异,而且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由于个人的言谈举止及穿着打扮与城市生活不太和谐,与其他很多家庭条件好的学生相比,不能大大方方花钱,从而产生自卑心理,人际关系敏感。研究发现,和睦的家庭气氛、良好的父母关系、生活有一定的规律性对缓解焦虑和抑郁有特殊作用[4-5]。另外,可能与民族偏见有关,有些学生由于缺乏对少数民族历史与现状的了解,甚至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偏见,有意无意夸大了民族文化中某些因素并与贫困落后画等号,所以伤害了维吾尔族农村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这些因素可能对维吾尔族农村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造成一定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由于女性受性格特征所影响,女性比男性胆小,承受打击的能力比男性弱;女性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比男性多,且由于女性的生理特征很容易烦躁不安,因此长期下来就容易患抑郁恐惧等心理疾病[6]。本研究显示维吾尔族大学生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状的因子得分均高于全国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维吾尔族农村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水平。分析原因:首先,可能是由于大多数维吾尔族大学生在上大学之前生活在新疆的南疆和北疆地区,接受维语语言教学,而大学教育一直是以双语与汉语形式进行,所以维吾尔族大学生不容易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7-8]。其次,维吾尔族大学生具有独特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其可能导致维吾尔族大学生在认知、态度、行为及应对方式上与其他民族大学生不同,可能是造成两者心理健康水平差异的影响因素。本次调查结果提示对一些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在采用SCL-90筛查的基础上对筛查阳性者应作进一步地心理评估与辅导。对大学生进行心身健康指导时应注意加强个体性格修养与塑造,使他们增强对心理、行为的自我调节能力,同时引导他们以积极的态度与方式看待与处理问题。
其次,要加强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要给予他们心理上的关心与帮助:第一,在他们入学时建立心理档案,通过个别咨询、团体辅导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咨询活动;第二,高校应建立心理咨询专门机构,并配备一定的专业人员和专家,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辅导活动,开设心理健康教育系列课程及心理卫生知识讲座;第三,建立校园心理辅导网络,了解和掌握维吾尔族农村大学生的异常心理行为,对有心理障碍的维吾尔族大学生进行及时的疏导和教育。综上所述,维吾尔族农村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忽视,应根据维吾尔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特点,开展相应的心理健康促进活动。
一深化宗旨心理教育,提升政治素质
1.1丰富方式方法
通过“认识自我,自信竞争”阶段的训练,使学生深刻感知“若要改变世界,首先要改变自己”的西方励志哲理,深刻领会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东方深邃思想。为扭转多数学生抵触政治思想情绪,训练中我们还采取了座谈、演讲、野外拓展训练等多样的交心方式,积极探索政治理论贴近学生心理的新途径,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内涵,更加鲜明地体现出理论学习的时代性、科学性、创造性和大学生就业特性,从而用丰富多彩的理论教育熏陶学生,用共同的就业价值观念凝聚团结学生,陶冶学生的思想情操,心贴心的交流,不断增强学生的政治敏锐性。
1.2突出典型引领
把树立先进典型作为大学生政治理论教育的可持续动力,突显出心理素质高,综合素质强的优秀学生,不断强化先进典型的发现、树立和宣传工作,积极搭建先进典型成长的平台,大力营造有利于先进学生干部脱颖而出的环境和人人学习先进、人人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正面积极地梳理大学生健康心理的导向,不断引领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规范。通过“规划生涯,策略人生”,教会学生实现目标的策略和方法。
1.3注重形象塑造
形象塑造包括内在心理和外在形象两个方面。内在心理是指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学习水平、道德品质等;外在形象是指完成任务时显示的能力素质、教师评价。我们着力磨练大学生盲目自大的心理,结合党的教育精神,加强规范化管理,以严谨治学为切入点,以规范训练的内容和要求为标准,通过对大学生的心理、行为进行规范,激发学习热情,从而有效提高大学生整体素质,进一步增强广大学生为民服务意识。
二、注重培养身心健康,养成良好习惯
2.1树立正确人生观
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就业价值观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部分学生身上出现了搞攀比、讲条件的现象,把未来的工作、工资待遇横向与其他院系相比,纵向与已经就业的大学生相比,面对巨大的反差,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对今后奉献服务精神减退,不满情绪滋生。因此,帮助学生深刻认识未来建设祖国的历史责任,从内心深处产生对国家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在思想上解决“为什么就业,为谁就业,怎样就业”的问题,找准通过就业规划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切入点,真正热爱全身心投入。
2.2增强科学应对意识
大学生就业面临的世界形势严峻,社会复杂多变,未来要处理的事情和面对的困难不断增多。因此,我们要切实增强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增强科学应对毕业就职的意识和胆魄,使学生在未来工作中时能够从容不迫,在面对困难时能够敢于决断,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的目的。
2.3培育创新工作精神
学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从事学习、在学习的常规事务性活动,极易产生厌倦、疲劳的状态。要改变这种状态就要用创新的精神掌握教育工作的主动权,通过对各项工作时间的合理安排、内容的熟悉掌握,不断总结归纳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经验,达到减少学习量、减轻各种压力的目的,实现有效提升大学生的坚强品质、道德修养、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团队协作、沟通配合、创新思维、培训策划、组织管理、适应调整等素质与能力,形成以优秀学生团队带动更多学生提升职业素养和就业能力的继续教育与就业创业工作新品牌。
三、加强实践心理教育,增强就业能力
3.1突出基础,抓好大学生信息应用能力培训
信息化对于整合就业资源、改造就业流程、创新就业模式、提升工作效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提高大学生综合就业素质能力的重要途径。强化网上学习、网上管理、网上求职等训练,积极接受新形式、新变化,强化调整心态与抗挫能力,把信息化应用与理论学习有机结合起来,提高社会综合信息研判和应用归纳水平,用科学、便捷、迅速的方式指引大学生就业规划。
3.2突出全面,抓好学生多才多能素质培训
大学生成功就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奠基石,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稳步发展的第一道防线,是密切服务社会的窗口和纽带,也对学生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知行合一,勇于实践”阶段的训练,努力把学生培养训练成复合型、实用型的人才。
3.3突出实用,抓好学生业务知识应用培训
坚持严谨、求实、求索,是教育治学的生命线。要养成严谨、求实、求索的学习态度,必须做到日常养成与规范,切实提高大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要注重教育学生转变理念,把理性、积极、热爱的理念根植于每名学生头脑中。要采取主题宣讲、以案说法、分析研讨等多种方式,认真总结研判大学生学习生活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针对性训练和引导,切实提高学生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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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价值是新闻事实本身所包含的满足社会需求的素质的总和。新闻价值要素包括真实性、时新性等不变要素和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等可变要素。新闻事实所包含的价值要素越丰富,级数越高,新闻价值就越大。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西方新闻价值的异同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闻价值观是人们在新闻传播实践中产生的对新闻价值的基本认识,同时也体现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新闻价值观不等同于新闻价值,但两者关系极大,不能相离散。
中西方的新闻价值观都是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演变后才逐渐确立的。早在20世纪初,美国的休曼便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将“报道令人惊奇、事实的兴趣、适时的事件”作为构成新闻价值的三要素;1922年,李普曼将构成新闻的要素写入《舆论学》,归纳为“突发事件、地缘接近性、个人影响及冲突等”,使新闻价值理论得到了丰富;此后又有众多学者对新闻价值理论进行了完善。综合来说,西方国家公认的选择新闻的标准和新闻价值构成要素基本包括时间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冲突性、趣味性、人情味等多个方面。[1]
在中国,最先引进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的人包括学者徐宝璜,他认为能引起注意的人数和注意程度越多越深、时效性越强、且“随时随地而有别”的新闻价值更高。这三点被他作为新闻价值的三要素收入《新闻学》一书中,这本出版于1919年的书是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
实行改革开放后,西方国家的新闻价值理论再次被介绍到中国,中国学者结合国情总结出了关于新闻价值的一些基本观点,将真实性、新鲜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等概括为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
2013年,在8?19讲话中提出,做好舆论工作,一定要把握好“时、度、效”。所谓“时”,就是指要抢占时机制高点;“度”,就是要拿捏好政治、政策、热点的进退尺度;“效”,就是注重效果,增强舆论宣传的针对性、艺术性和实效性。“时度效理论”也是基于当下中国国情而做出的对新闻价值的解读。
在对比中不难发现,中国的新闻理论都不是对西方的照搬照抄,而是在基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
新闻价值的判断往往会受到人们政治倾向、道德观念、文化水平、审美情趣等的制约,因此中西方新闻价值产生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但经过长期的碰撞磨合,中西方新闻界在新闻价值观念的某些方面看法一致,如注重趣味性、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等。这种相通性的存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社会人共同的心理需求、思维习惯和外部环境,使人类形成在某些地方存在相似性的价值观念;二是客观新闻事实对主观的新闻价值观形成有决定作用。[2]
中西方某些新闻价值理念相通,但在新闻报道中却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以时新性为例,西方媒体视时间如生命,认为报道时间距时间发生时间越短,新闻就越有价值。因此一些西方媒体为抢占报道先机,不惜一切代价挖取新闻,使新闻缺乏准确性和纵深感。而我国新闻则强调“有抢有压”,对一些涉及敏感话题的报道会延后甚至取消发布。
西方的资产阶级新闻学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在新闻价值方面的观点有同有异,但异远大于同,其原因大致可分为文化背景、媒介性质和方针政策三方面。
2.1 文化背景
首先,中西新闻价值产生的差异源于中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不同。中国以“儒学”作为国学,传统文化以儒家的价值原则为主导,提倡“和”、“仁”等观念,实际上是在推崇集体主义观念。而西方社会强调独立人格,追求个性解放,认为个人权利“神圣而不可侵犯”,是典型的个体主义。
西方文化注重个体价值的实现,这一特质也体现在了西方媒体的自我定位中:它们将自己定位成党派、政府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是社会、政府的“监督者”。美国报业巨头普利策认为一切丑恶事物最怕报纸,任何法律规章都无法和报纸的监督性能相比,故而倡导用报纸进行揭丑。[3]19世纪后半期美国著名的”扒粪运动”也被这种价值观所影响。而集体主义观念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更注重整个社会和谐的形象,新闻媒体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着力反映和谐的一面。
2.2 媒介性质
中西方媒介的不同性质也导致了中西新闻价值的不同。西方的媒介处于商品经济极度发达的环境中,作为一种“文化商品”而存在,因此西方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十分注重受众的需求,采取“受众本位”理论。事实上,西方新闻价值表现出的许多特性都是源于其商品属性,如为了满足某些受众的趣味,媒体上出现大量血腥、色情内容等。
而中国的新闻媒介是作为文人论政的阵地而产生的,诞生时就伴随着文人墨客们的政治责任感。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媒介在国家建设发展的背景下除了需要宣扬党的思想外,还肩负着舆论导向的重任,所以在中国的新闻价值观中社会效益的重要程度远超经济效益。也正因如此,中国新闻报道往往带有指导色彩,相对西方更保守,也更缺乏趣味性。
2.3 思想方针
相比西方国家,中国的新闻传媒更注重自身的政治导向作用,这与我国新闻工作的思想方针是紧密相连的。
1948年,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提出,报纸是加强党群联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工具,将报纸办得引人入胜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1989年中宣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会上,江泽民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新闻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服务,要准确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决策。2013年,发表了著名的8?19讲话,强调“必须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据此要求,新闻宣传工作应纳入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在上述理论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的媒体行业当然会更加注重强化自己的政治导向作用。
总的来说,中西方新闻价值有异有同,这和中西方文化价值的差异有着必然联系。我国新闻事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中西方的新闻价值观正逐渐趋同。
李良荣教授曾指出,当今的“喉舌论”只在小范围内适用。即对于党报党刊,仍应实行政策保护,充分发挥其“党的耳目喉舌”作用;至于其他各类媒体,则应平等竞争,接受市场洗礼。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媒体行业必须要向西方学习科学合理的新闻价值观念,并将它们融合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价值体系中去,完成文化价值观的融合和超越。惟其如此,才能实现新闻报道实践的真正创新,跟上传媒行业剧变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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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马克思学说涉及领域之广,使得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分别都在自己的领域内对其进行阐释,因此还可以根据学科分工考察其内容。“马克思主义”一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的总称在马克思在世时已经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曾广泛使用,但内容受到歪曲,马克思对此提出尖锐批评。恩格斯在80年代初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并在1886年专门作了说明。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略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空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完善的需要。文章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现状,分析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种种现实可能性,进而展望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广阔前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西方;前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共运史发生了巨大的变故――苏东剧变。顷刻之间,整个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阵营顿时欢欣鼓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力量受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在新的历史时期21世纪,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走入困境,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逐步崛起,再次鼓舞了世界人民,再次唤起了世界人民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追求。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推进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保持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中国作为当今大国屹立于世界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必须做出的重大举措。
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广阔发展前景,可以使社会各界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在苏联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后,尤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解散,使人们失去了对社会发展前景的信心,几乎全世界掀起了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浪,不少人已经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过去式,在当代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们对于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声浪无动于衷,那么很可能马克思主义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真的会消亡了。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死死地教条,不是一成不变没有发展前景的理论,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实践的科学向导,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广阔发展前景,可以极大地增强社会各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世纪末出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否定;20世纪中期出现了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甚至否定列宁;20世纪晚期苏联的发展面临困境,又出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放弃马克思主义,放弃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系列的变故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受到重创,使得社会各界不得不重新考虑马克思主义。面对变化多端的世界,社会各界都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促进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新发展,有利于回归马克思主义,有利于增强社会各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广阔发展前景,可以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进一步奠定基础。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造就了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版了大量著作,为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资本主义世界逐步发生了新的变化,后继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新变化影响下开始分裂,形成当前西方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虽然马克思主义分化成不同流派,但西方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我们能科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预测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未来,逐步采取一些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措施,那么就会进一步奠定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基础。
当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最新动态表现之一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分派和再分派、政治上层建筑、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发生了新变化,在社会思潮方面也有新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背景下有进一步的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书籍不断涌现;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和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结合,并且形成新的流派,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等等。
当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最新动态表现之二是,从欧洲到亚洲再到美洲的一系列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会议的召开。在这里列举一二,1995年9月末在法国巴黎首次召开了“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有来自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信仰者上千人参加会议,随后,法国的《人道报》刊登出《马克思引起了轰动》一文,让世界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他的生命力是强大的。2007年十月初,以“替代全球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与世界政治的选择”为议题的第五届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以不同的分议题举行了四次全体会议,另外还专门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讨论。此外,马克思主义会议不定期的在欧洲、美洲其他国家召开。这些无不体现马克思主义在当前西方国家的最新动态。
马克思主义产生至今,不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还是在广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是世人皆知的。但是,研究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研究中面临较大困难,存在重大问题。
首先,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并存,这两种社会形态的国家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不同的意识形态存在相当程度的对抗、不同文化价值观存在相当程度的冲突。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坚决抵制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马克思主义。
其次,在西方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对这种变化做出不同反应的后继马克思主义者分化成不同流派,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首先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异议,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修正”。此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影响下,逐步动摇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各种流派不断出现,但是,他们的研究是片面的,没有采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很是片面。以至于当前西方国家学者不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研究带来了困难。
第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研究马克思主义注重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重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大大缩小,缺乏世界眼光、世界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领域研究甚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够,更没有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这种理论视域的忽略没能对马克思主义向西方国家发展起到作用。
以前的西方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多年努力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转而却发展资本主义。然而,当今人们不得不再次思考,为什么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了强大的阵营,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巩固的情况下,却发生了国际工运史的巨大挫折;不得不再次思考,为什么日益崛起的中国,不仅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而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速发展。因此,在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越来越多,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广,研究工作也越来越深入,他们希望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找到他们想要的答案。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基本有两大流派,一是美国“垄断资本学派”,二是“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垄断资本理论”是以垄断为中心的新的理论体系,在他们的《垄断资本》这本著作中阐述了“经济剩余”这一核心理论,得出结论是,在垄断资本主义运动趋势中,起主导作用的不再是利润率趋势下降的规律,而是“剩余增长的规律”,同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提供吸收增长的剩余所必需的、从而也使对这一制度平稳运行所必需的消费和投资的出路,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最终导致垄断资本主义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的死亡。后来奥康纳提出“国家的财政危机”理论,此理论指出国家通过资本费用社会化的方式增加了社会剩余(包括利润),但是产生的社会剩余并没有实现社会化,反而被私人占有,这种社会化的利润和私人占有的矛盾必然造成国家支出和国家收入的不平衡,即“国家的财政危机”,最后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不能解决这种矛盾,要想解决这种矛盾的最后出路就是社会主义。
曼德尔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新变化反应了资本的基本运动规律和内在矛盾,也促使了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加强。国家经济职能的加强,既顺应了资本积累和增值的需要,也加剧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不可避免的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危机的加剧,这种危机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衰落。因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废除是当前国际性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目标。
在西方,不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还有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从不同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社会批判理论”,并把这种批判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后来受到科学的诱惑而发生了从批判性向科学性的转变,现在他们提出“社会批判理论”就是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理论的本质。这样的批判理论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极权主义批判的基础之上,以抽象的异化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他们否定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力量,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改变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瓦解了无产阶级,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已经被资产阶级“一体化”,认为当前的革命主体应该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被压迫者和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新左派。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其学派代表人萨特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远未衰竭,它还非常年亲,几乎还在童年,它的发展几乎刚刚开始。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不可能被超越,因为产生它的历史条件还不曾被超越。”他批评“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教条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割裂了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他还把辩证法看作“是一种方法和一种在对象中的运动”,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把西方哲学的方法引入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试图通过现代数学、数理逻辑和模式结构等方法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还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
马克思主义到底在西方能否存在,到底能否在西方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看看马克思在当代西方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当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全球范围内举行过一次“千年思想家”的网上评选活动。结果,卡尔?马克思位列榜首。时隔几年,进入新世纪,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再一次进行了“谁是当今英国人心目中最伟大哲学家”的调查活动,其结果是,马克思又以最高的得票率居于首位。
同是在2005年,德国《明镜》周刊也想英国一样,进行过一次在民间的民意调查,这次调查惊人的发现德国有一半以上的人民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今天仍有意义”,他们也很向往社会主义。在有人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终结论”的今天,这个评选结果不能不发人深思,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前在西方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信仰马克思主义。正像上世纪我们的伟大领袖邓小平所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领袖的断言是科学的、超前的,当今马克思在西方的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发展的选择,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选择。
资本主义从产生之初起就伴随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其内部的矛盾一直不能解决,并且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发展。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激化,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结果先后诞生了15个社会主义国家;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几乎全面崩溃;20世纪90年代股市迅猛发展,而企业实际亏损,到2000年股市奔溃,资本主义经济衰退;2008年美国再度爆发经融危机,并影响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欧洲相继出现“次贷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而当代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哲学思想在一系列经济危机面前日益暴露出其理论上的局限性,他们不能解释、更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他们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以期求助于马克思主义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
要说求助于马克思主义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首要表现应该是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爆发空前经济危机,美国罗斯福统统上台后,为了应对危机,要求国会授予广泛的行政权,进行国家调节和干预经济,相继推行了一系列措施,最终缓解了美国经济危机,使经济、社会恢复正常。再到2008年美国再度爆发影响恶劣的经济危机,美国同样用的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充分利用国家宏观调控挽救经济危机。相继与美国之后欧洲爆发的“次贷危机”,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本国内的经济理论对于这场经济危机显得无济于事,他们向美国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在国家干预经济后逐步使危机中的经济恢复正常。
综上所述,就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在世所说,马克思主义是无限发展的理论体系,他不是封闭的,需要后继马克思主义者继续发展,需要不断丰富。虽然当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面临困难、存在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在西方有越来越多的群众信仰马克思主义,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对于崛起中的中国来说,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前景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要想提高国际地位,增强国际影响力,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这种意识形态能否在西方发展,研究如何能使西方国家和人民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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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官是古代表示官员等级的称号,与职事官表示所任职务的称号相对而言。隋始定散官名称,加给文武重臣,皆无实际职务,而统称官员之有实际职务者为职事官,散官是有官名而无职事的官称。明、清官员级别和待遇依实际所授职官品级,散官仅存名号。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提要】文散阶的进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迅速推进。其原因在于,北朝曾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从而使之进化为位阶,南朝的"文清武浊"观念却阻碍了类似现象的普遍化。魏晋南北朝有两种"品位分等",一种是以门第、中正品和"清浊"构成的"门品秩序",它是士族政治的产物;另一种则是由军阶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绩制色彩。北朝文散阶的进化得益于军阶的"拉动",这就为唐代文武散阶制向官僚政治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南北朝 官阶
一、南朝散官"阶官化"的迟缓
官阶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级规划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汉代禄秩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官员若无职位则无等级可言,这属于重效率的“职位分等”类型。[1] 魏晋南北朝时官阶制却开始向另一种“品位分等”类型过渡了,最终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之制。散阶又称"本品", 减小了因职位变动而造成的地位变动,从而赋予了官员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权益的稳定性。
魏晋以降士族政治、门阀特权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设职”更多地基于“优惠考虑”而非“效率考虑”,职事官之外委积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号、散职,一人拥有多种头衔屡见不鲜。由此而导致的职、官、名号的分离,应该说是官阶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仅以士族政治来解释中古散阶制的发达,那仍然是不惬人意的,因为在此就要面对这一事实:南朝政权本来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职;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广度和速度。
与此期阶官化进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诸大夫和东省散官。"阶官"已是脱离职位的位阶了,它们并无员限、可以随机加授和迁黜;“散官”则是冗散无事之官,仍有员限,未能摆脱“职位”性质。文散官阶官化的骤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这时候四方云扰、战火连绵,朝廷为笼络之计而向将士们广授散职,毫无吝惜之意。尔朱氏掌权之时,"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2] 。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滥授,而且还是与将军号成双成对儿地"双授"的,即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由此,这些散官迅速虚衔化了,成了普遍拥有、且不断升迁的"阶"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3] 他一为东省散官,六为大夫,这些官号都非实职,仅仅标志着他的阶级变动。又如赵刚:"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4] 金紫以及银青光禄大夫,在时人眼中已明明是"阶",而不仅仅是"职"了。进至北周,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诸大夫以及由东西省散官变化而来的34种散官,演化为一个首尾完备的位阶序列。这个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阶制的重要环节。[5]
然而当把目光转向南朝的时候,却没能看到类似的发展。冗官散职的委积滥觞于魏晋,东晋以下的制度发展,南北两系分道扬镳。同是承袭魏晋而来的那些文散官,在直承魏晋的南朝,其散阶化进程却迟滞不前、步履蹒跚。
南朝的诸大夫几乎始终都仅仅是崇礼、优老或安置闲冗之职,比魏晋没有太大变化。《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仍把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列于光禄勋属官之下──较之汉魏旧制,依然故我;且谓:"诸大夫官,皆处旧齿老年"。《南齐书》卷三《武帝纪》永明七年(489年)正月诏:"诸大夫年秩隆重,禄力殊薄,岂所谓下车惟旧,趋桥敬老。可增俸,详给见役。"可见诸大夫依然用以“敬老”、安置“年秩隆重者”而已。又《隋书》卷二六《百官上》记梁制:"又有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并无员,以养老疾。"用作闲散之位的散官,与用以标志等级的"本阶",自然还有相当距离。
诸大夫中之以“光禄”为名者位望较高,常用于优宠德高望重者,或用于死后赠官。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之衔则可置官属[6] 。南朝史传中的官僚衔位,常有“光禄大夫某某”的记法,以此为其代表性官衔。所以其时有“求金紫(金紫光禄大夫)”、“乞一片金”之事。至如中散大夫、太中大夫阶级较低,就往往用以安置闲冗、甚至政坛失意者了。请看《南史》:
萧惠训:梁武起兵时以郡相抗,归降后梁武宥之,以为太中大夫。(《南史》卷十八《萧琛传》)
王籍,以公事免,“及为中散大夫,弥忽忽不乐”。(《南史》卷二一《王籍传》)
王楷,人才凡劣,宋时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三《王蕴传》)
王弘之,宋明帝初同逆,战败被宥,终于中散大夫。(《南史》卷二四《王弘之传》)
垣护之,宋明帝时因聚敛贿货下狱免官,后起为太中大夫,未拜,以愤卒。(《南史》卷二五《垣护之传》)
殷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七《殷景仁传》)
何求,性行诡僻,逃官隐居,后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三十《何求传》)
徐广,忠于前朝不附新主,宋初除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三《徐广传》)
顾琛,宋明帝时同逆,兵败归降,为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五《顾琛传》)
这样,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对士大夫的吸引力,想来就不会太大。
江左的诸大夫也具有维系资位的作用,不过它们在普授范围上,以及虚衔化、序列化程度上,终归是远逊于西魏北周的进化水平。同样,南朝作为加官或起家官的东西省散官如给事中、奉朝请等,也没有像北朝那样,在诸大夫的带动下而被纳入散阶。至于在职事官外加授侍中、散骑常侍的情况,南朝与北朝一样屡见不鲜。不过这种加官具有临时性。例如《南史》卷十五《徐湛之传》:"再迁散骑常侍,寻加侍中,……后迁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南史》卷三十《何戢传》:"迁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寻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转戢领选,问尚书令褚彦回,以戢资重,欲加散骑常侍。"这显然不同于阶官的应具性质。
北朝文散官"阶官化",得益于它们向将士们的普授和滥授;而在南朝,由武将而获文授则颇不容易。不少战功卓著的将领是到年老而须优崇之时,方才得到大夫之号的:
张兴世:宋废帝元徽五年(477年),以疾病徙光禄大夫,常侍如故。顺帝升明二年(478年)卒,时年五十九。(《宋书》卷五十《张兴世传》)
朱修之:后坠车折脚,辞尚书,领崇宪太仆,仍加特进、金紫光禄大夫,以脚疾不堪独行,特给扶侍。卒。(《宋书》卷七六《朱修之传》)
宗悫: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从猎堕马,脚折不堪朝直,以为光禄大夫,加金紫。(《宋书》卷七六《宗悫传》)
周盘龙:齐武帝永明中,以疾为光禄大夫。寻出……盘龙表年老才弱,不可镇边,求解职,见许,还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世祖戏之曰:"卿著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十一年(493年),病卒,年七十九。(《南齐书》卷二九《周盘龙传》)
武将周盘龙年老解职时方得常侍、大夫,其时齐武帝还以“貂蝉”、“兜鍪”为戏,其时对文号、武号之别君臣颇为敏感,很当一回事儿的。《南齐书》卷二九《吕安国传》:
(永明四年,486年)有疾,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
“以将领见任”的吕安国以终得“文授”为殊宠,可见获得大夫、常侍,对武将往往是 “意外的惊喜”。他殷殷告诫其子勿作“袴褶驱使”[7],要努力以文职进身,明不以武职为荣。 在北朝魏、周之际,军号与散官的"双授"一度成为"时尚"。而同期的南朝虽然也有些零散例子,例如萧子良为光禄大夫、左将军,到仲举为贞毅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褚彦回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等等,但这不过是随机现象而已,远不能同北朝的规模数量相比,而且不像北朝,军号、散官的作为位阶而不断同时迁升。
散官普授毕竟是一种名号猥滥,散官与将军号的"双授"更混淆了文武职类,从制度上说都不正规,都非"常态"。北齐统治者基于这种考虑,曾对"双授"现象力加整饬。[8] 南朝政权比北齐更富"文治"色彩,其与汉晋制度一脉相承的连续性,我想就造成了维系"正规"与"常态"的更大惯性。江左更为厚重的文官政治传统,应该认为是抵制散官滥授及"双授"、阻碍散官阶官化的因素之一。
但以上解释,仍未穷尽南朝散阶化缓慢的全部因素。南朝的诸大夫不轻易授予武人,并不仅仅出自维系文官政治的"正规"和"常态"的考虑,还在于此期浓厚的"清浊"观念,在"文武"之间划开了一道深深鸿沟。下面便就这一线索,进一步分析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为何进展缓慢的问题。
学界对中古选官的浓厚"清浊"观念已论述颇多,人们耳熟能详。由于士族门阀政治的繁荣,王朝选官开始发生变态。一些士族所习惯迁转的官职,逐渐被视为“清官”而为其独占。诸如"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9] 、“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10] 、“秘书丞天下清官”[11] 之类,已经形成了相当凝固的格局。哪些官职是“清官”来自积习,不但不是行政当局的刻意规划,而且君主的"革选"往往也无能为力。散骑常侍的沉浮即是一例[12] 。
哪些官儿能成为“清官”,当然是有规律可寻的。首先是要"清贵",所以相当于君主近侍的黄门郎、散骑郎等很早即成“清选”,以表明门阀身份崇高、位踞切要。其次是要"清闲",如此才能适应纨绔贵游们尸位素餐、安享荣乐的需要。东宫的太子庶子、太子洗马、太子舍人等等,便曾以"职闲廪重"而为其分外瞩目。其三,许多“清官”都是文翰性的官职,例如秘书郎、著作郎之类。因为中古门阀从本质上是文化士族,雄厚的经史诗文知识是他们"平流进取"的凭藉。士族"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13] ,文法吏职是不合名流口味的,因此尚书郎初称清显,但"自过江,尚书郎正用第二人"[14] ;侍御史虽负监察重任,然而“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15] 。重文轻武,尤其是五朝冠冕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军士武人起家者,被蔑称为“将种”、“兵家”。因此除了少数禁卫军校之职,一般说来武职官不在“清官”之列。
当然寒人军士也可能因战功卓著而获文职、甚至跻身“清官”。但是南朝特重"起家官",自幼"平流进取"、初仕便入清途,那才是门望高华的标志;出身卑微者即令苦苦奋斗、因缘时会而猎得清位,但那与贵游们起家即是"清选",仍不得相提并论。有些“清官”寒人就很难染指,例如秘书郎、著作郎;另一些“清官”如被寒人染指,则其"清华"光晕往往随即减色。士族名流还曾发出"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的呼吁[16] ,力图堵住武人混入清途的缺口。周一良先生指出:"大抵南朝甲族著姓起家文职,而 兵户 将家 寒门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进之后,又不论出身,文武官位可更互为之。"不过这时依然"文"高于"武",并体现在官僚结衔时以文官居前之上。[17]
不难看到,江左的"清浊"选例更多地体现了士族的偏好:重清闲而轻吏职,重文翰而轻文法,重文官而轻武号。这"清浊"并不符合行政规律,实际也不是君主的法律规定。它甚至超越了王朝的法定官品。《隋书》卷二六《百官上》:"陈依梁制,……多更改迁官,未必即进班秩。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在士族眼中,"清浊"的区分比班品高下更富于含金量。
相形之下,北朝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十六国北朝的政治体制"胡汉杂糅",这反倒淡化了"正规"、"常态"观念,为制度的各种变异提供了众多契机。进一步说,江左政权是文化士族盘踞朝廷,北方政权则由军功贵族构成了统治中坚,后一形态更接近于专制官僚政治。[18] 由此就造成了南北政治文化的重大差异。军功贵族因其异族征服者身份和尚武传统,他们对"文武""清浊"之辨很不敏感。北魏的名位自初就比南朝猥滥,同样的官位随随便便就授给了地位低微者,或同样身份的人在北魏得到了更显赫的名号,甚至武人、恩倖、蕃胡、宦官之流都能占有"黄散"、大夫之号,并不算什么希罕事儿。例如皮豹子以有武略而为散骑常侍、王洛儿以善骑射为散骑常侍,乞伏居以高车部人为散骑常侍,娥清以"累著战功,稍迁给事黄门侍郎",斛律那瓌以朔州敕勒部人而得为光禄大夫,等等[19] 。稍稍翻检《魏书》卷九三《恩倖传》、卷九四《阉官传》,则恩倖、宦官之任常侍、大夫者便历历可见、俯拾即得。这在江左华胄看来要大惊小怪、愤愤不平的现象,北魏朝廷却安之若素,当事人亦居之不疑。又如秘书省官,在南朝最为甲族起家之选;而在北朝就不是那么清贵了,并非文化士族的独占禁脔。例如秘书监伊香犮:“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马,善射,力曳牛却行。……(太武)帝贤之,遂拜秘书监。”[20] 又如贺若统,“其先居漠北,世为部落大人”,“勇健不好文学,以祖荫为秘书郎”[21] ,而这已在汉化颇深的孝明帝之朝了。可见北魏的"清浊"区分、文武界限,经常淡薄如纸。 当然,北朝并不是没有清官、清显、清华之类观念。但如加细绎,则北朝“清官”层次其实有三:第一层次是所谓“九流”。自从孝文帝创造了流内、流外之制,中正品的第二品以下别为"流外七等",流内九品便都是“二品清宦”了。第二层次所谓是“三清”,同在九品之内,诸官仍有"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之异,也有些官职在"九流"之列而不属“三清”。[22] 第三层次,便是某些官职因其特殊的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由此形成的观念性、习惯性的“清官”了。
通过这三个层次,便能发现北朝有异江左的地方。例如北魏为九卿分出了"三清",这并不是江左五朝旧例,江左并不在九卿这些行政性官职上纠缠"清浊"。进一步说,尽管北朝的"三清九流"之制仍被说成是“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在职官制度中的深刻表现”[23] ,但北朝“清官”出自法令一点,学者依然指为北魏独有:"魏晋以来,人分士庶,官有清浊,但是均为习惯使然,未曾见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哪些官是清官"[24] ,"以皇权的威力和法令的形式硬性规定(清官)",“这是魏晋南朝皆不曾见而北魏独有的现象”[25] 。不过从后代看,北魏“清官”之制就并非“独有”了,它看上去更近于唐帝国的“清资官”、“清望官”、“清官”、“清流”制度[26] 。而唐朝“清官”,想已不会被错认为“门阀制度”的一部分,它是朝廷立法者对官职资望的正式认定。相对于南朝的"官以人而清",不妨说这已是"人以官而清":士人因居其职才获得了荣耀,而不是他个人门第为这个职位增添了“清华”。进而可以推论,北魏的"三清九流"出自皇权、出自法令一点,已与江左那种最典型的士族门阀制度,拉开了相当距离;在“清官”变迁史上,北魏之制已显示为江左到唐制的过渡形态。
至于那些因其特殊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的那类“清官”,北朝仍与南朝不同。考察魏、齐、周各朝"清显"、"清华"等语用法,便可知它们每每是指台省要职。 《北齐书》卷四二《崔劼传》:“何为不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而并出外藩,有损家代?”是省府要职即是"清华"。袁聿修"以名家子历任清华"。检其仕历,他九岁为州主簿,释褐太保西閤祭酒,本州中正、尚书度支郎、五兵左民郎中、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博陵太守、太府少卿、大司农少卿、吏部郎中、司徒左长史、本州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都官尚书、吏部尚书、太常少卿等。[27]
又许惇"久处朝行,历官清显"。检其仕历,则为司徒主簿、殿中尚书、司农卿、大理卿、度支尚书、太子少保、少师、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特进等。[28] 二人所居不乏省府要职,可以窥知魏齐所谓"清华"虽有同于南朝者,但比较而言,却更看重其是否权尊责重、职事切要。
众所周知,南朝贵游不乐台郎,把担任侍御史视作"南奔",甚至御史中丞这样的要职都不得青目,所谓"江左中丞虽亦一时髦彦,然膏粱名士犹不乐"[29] 。可是尚书台郎和侍御史,在北朝都在"清华"、"高选"之列。《魏书》卷十四《元子思传》:“谨案尚书郎中臣裴献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参清宦。”又《魏书》卷六九《袁翻传》:“加以尚书清要,位遇通显。”《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出州入省,历忝清资。"按宋游道原为司州从事,文襄帝高澄使为尚书左丞。《北史》卷三六《薛慎传》:西魏“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并居清显,时人荣之。”[30] 膳部、工部,前后代均属尚书省职。可见北朝的尚书台官不乏清望。
北魏的御史号称"高选",不仅取人精慎,而且采取考试录用之法。孝明帝时,御史中尉元匡曾"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31] 又"御史中尉元匡高选御史",高道穆以"欲厕影髦徒,班名俊伍"为言,希求"身隶绣衣,名充直指"。在高道穆官至御史中尉时他仍其旧贯,"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四十人",还曾为此踌躇满志:"自今以后,当得精选御史矣!"[33] 东魏"中尉崔暹精选御史,皆是世胄,广独以才学兼御史,修国史。"[32] 所以史称:"后魏御史甚重,必以对策高第者补之。"[35] 学者因而指出,北朝没有像南朝那样出现御史台位望下降,御史官遭门阀歧视的情况。[34] 北魏孝文帝定起家“清官”:"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36] 可见御史正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范畴之内。与御史相类,廷尉也号称“清官”。元雍曾打算任用三公曹令史朱晖担任廷尉评,元顺云:"朱晖小子,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37] 推知廷尉正监平及廷尉均为“清官”,并未因其是"法职"而失其"清"。以上与南朝判然有别的情况,都显示了北朝对政务、法制的重视,进而显示了对"清浊"的不同理解。 《魏书》卷八八《良吏明亮传》:
延昌中,世宗临朝堂,亲自黜陟,授亮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卿何得乃复以清浊为辞!"亮曰:"圣明在上,清浊故分。臣既属圣明,是以敢启。"世宗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所请未可,但依前授。"……亮曰:"请改授平远将军。"世宗曰:"运筹用武,然后远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远也!"亮乃陈谢而退。
学人往往引证上文,以证明北魏选官"文清武浊"。不过明亮不乐武号,实在与北魏的传统和现实格格不入。宣武帝驳斥他"独欲乖众,妄相清浊",一点儿也没有委屈他。我颇疑明亮的真意是嫌"勇武将军"太低,便搬出"清浊"作"请更改授"借口。宣武帝明确宣布"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否定"文清武浊"之论,这不过是以现实相告而已。北朝勋贵传记,每有"武艺绝伦,有将帅之略"、"性雄豪,工骑射"、"膂力过人,便习弓马"语,这与魏晋史传叙人多"风神夷简"、"雅有远韵",南朝史传叙人多"词采遒艳"、"善为文章",大相径庭。在北朝还常能看到这样的说法:"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业乎!"甚至北朝的汉族士族也难免世风熏染,而把"以武达"和"以文通"同等地视为振兴家门之途。
北魏孝文帝时,工商皂隶"或染清流"一类事情已时时发生。宣武帝时,"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按舞笔于上台。"[38] "蕃落庸鄙"也得以"操铨核之权"[39] ,宦官、恩倖居然滥厕中正之位,承担起了"清定门胄,品藻高卑"的庄严职责[40] 。北周制度,便已“选无清浊”。[41] "士庶"界限日益含糊不清,"清浊"、"文武"更不足以阻止官位、名号向武人普授。北魏 "以军功为给事中"、"以军功除员外散骑常侍"、"以功授员外散骑侍郎"、"讨盖吴诸贼皆有功,拜散骑常侍"、"以军功累至书侍御史、通直散骑常侍","累以战功进至左光禄大夫"、"征伐有功,稍迁中散大夫"、"以军功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以军功至太中大夫"[42] 等现象,史不绝书;进而到魏末五等大夫、东西省散官向"督将兵吏"们普授、滥授和"双授",不过是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而已。
三、“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
以上辨析显示,南朝的“清浊”观念阻碍了文散官向武人的普授、滥授,进而阻碍了文散官的阶官化;下面我们再从“双授”入手,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魏末、北周之时,以将军号与五等大夫的"双授"成了普遍做法。我认为这个事实,对于文散官的阶官化曾构成重大推动,并把这种作用名之为“拉动”。魏晋以来,将军号的“散阶化”要早得多,其序列化程度也高得多,而文散官的"散阶化"则相对迟缓。不过由于魏末的“双授”泛滥,诸文散官便与军号建立了密切的对应关系,令军阶得以把其序列化形式和位阶性质传递给了与之“双授”的文散官,将之"拉"入了散阶序列的境界。这在北周军号、散官两个序列的一一对应关系之中,明白无误地体现出来了。正是魏末泛滥于时的“双授”,使军号得以发挥强劲的“拉动”之功,北周才得以完成了一次文散阶制度的飞跃。[43]
进一步说,军号序列先于文散官实现了"散阶化",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深论。秦汉的将军本是将领之职,但在汉末它们已有虚衔化的趋势。世入魏晋,将军号迅速增殖,不久就演化成了独立于军职的军衔阶梯。攻战杀伐离不开将士们效死用命,论功行赏方能令士气和战力常盛不衰;瞬息万变的战争时分,也经常需要迁黜其品秩而不致变动事任,或变动事任而仍其品秩。这时候更便于灵活处理功过、权责矛盾的"品位分等",就更显示了更大可行性:不必赋予更大权责,迁其军号即足以褒功;而在须加责罚、同时又要借重其才略之时,贬其军号是为良法。现代军队依然实行军衔制一点,也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明。军号不仅演化为军阶,而且应用范围在迅速扩展,还成了地方牧守、领兵都督的位阶,中央官僚加军号者的情况也日益普遍。
由此便可看到,军号之发展为位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功绩制的原则,它并不是一种保障士族权益的品位制度。陈苏镇先生对梁武帝军号改革的有关考察揭示,南朝的军号面向宗室诸王,更多情况则是武人依赖军号而发身迁转;梁武帝大通年间的军号改制,在官品第三至四品之间加置了十六班共160号军号,其目的就是拉长寒人武将的仕进之途。[44] 日人高桥彻后来也表达了类似看法。[45]
士族的高贵地位和特权标志,主要体现于对文职高官和"清华"诸官的独占,即令他们占有了军职和军号,那也只是占有“清官”的"延伸"。
魏晋南北朝是官职日趋分离、“品位分等”分外发达的时代。不过由上所论,对此期的官僚等级制,还可进而辨析出两种不同性质的"品位":一种由中正品、清途、清官、清浊观念和士族门第等等构成,另一种则是由将军号构成的军阶序列。尽管它们都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特色,但不妨借助引喻以示区分:前者是以人的"门品"为中心的,后者则是以人的"官品"为中心。这里的"官品"一词不是指九品官品,而是特指因供职服勤而被君主授予的禄位。如前所述,军阶具有更多功绩制色彩,要更多地服从于军政考虑,它正是一种由君主操纵而依功加授的禄位,由此就蕴含着使之整齐划一、形成序列的更大动力,以便利于中央权威的高效管理和依功加授。所以军阶的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外在形式,与唐代的文武散阶已非常接近了。
至如"门品",当然是指士族门阀的传统门第了,它来自士族积久不衰的政治文化权势。门第、中正品、文武、清浊与官品、官职间错综交织的等级对应,乃是一种基于传习的秩序。由于它并非出自刻意规划,所以只是"散乱"于不同等级、不同机构、不同职类之中,而非一个外在的、整齐的位阶序列。从"分官设职"的行政规律观之,门品与官职的关系是杂乱无章、不成系统的;可在士族眼中就不同了:这个局面秩序井然,在其中他们如鱼得水、冷暖自知,闭着眼睛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何等门第(如高门、吏门、役门之类)应获何等中正品级,对文官与武官、实官与散官、朝官与外官、命官与府官等等何"清"何"浊",该由何起家迁转才算"人门兼美"、"才地俱允",士族了如指掌而轻车熟路。质言之,在士族政治之下,士族不但在居官之时,而且甚至在居官之先,事实上就已拥有一种与官职分离的"品位"了,这便是"门品秩序"的本质所在。不过对士族门阀来说,他们并无意图把这种"门品"化为一种"外在"的整齐序列,因为这种更革只能求助于专制权威才能完成,而且将造成既定权益格局的重大变动。
在对"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加以区分之后,对篇首所揭疑问──为什么在更富"文治"色彩的江左政权下,文散官的"散阶化"反而比北朝缓慢──就可以有深刻的理解。如前所述,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直接得益于军号的强劲"拉动"。正是在这个时候,军阶序列的功绩制意味和官僚政治色彩,便通过“拉动”关系传递给了文散官了。确实,魏末以降的文散官普授、滥授以至"双授",都出于对浴血沙场的将士的褒奖之需。因此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出于与军号阶官化相近的原因,也具有相近的功绩制性质。
与之相对,南朝"文清武浊"的鸿沟,既限制着文散官向将士普授与滥授,也限制着文武名号的"双授"。南朝官僚结衔,文官例在武职之前;而魏末及北周之"双授"的结衔形式,均以"将军"居"大夫"之前,暗示着武号优于文号的情况,从而构成对比。南朝的文散官,事实上已被组织为"门品秩序"的内在部分,与各种清浊、品位的复杂关系搅成了一团儿,军号想"拉动"这个盘根错节的局面来,确是力不从心、太过沉重了。假设江左居然发展一种类似北周、隋唐那种散阶序列的话,它反倒可能是个与士族政治分道扬镳的东西。北周、隋唐的文武散阶,较之汉代的禄秩等级,已浸染了浓重的“品位”色彩;但较之江左"门品秩序",它却呈现为一个依序晋升的开放性阶梯。这些散阶每每被用于"泛阶",但"泛阶"毕竟排除了门第尺度,对文武士庶一视同仁。尤其在依劳、依功而授阶的时候,这个序列就已超越了士族政治的束缚,明白无误地显现出了官僚政治性质。
至此我们已可做一总结、收束全文了。比较南北朝双方文散官的阶官化,我们看到南朝一方文散官的阶官化相对迟缓。究其原因,首先是南朝政权直承汉晋,因而保持着较大的制度惯性与惰性,以及维系行政“常态”和正规化的更大要求。但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原因则与士族政治相关。对于魏晋南朝“品位分等”的发达,士族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士族政治导致了官僚政治的扭曲变态,并无或较少实际职掌、却更多地用于维系官僚位望权益的名号、禄位,在职事官之外与日俱增,这就构成了“品位分等”得以发达的温床和沃土。但另一方面,士族政治直接造成的"品位分等"体现于"门品秩序",它"散漫"地存在于门第、中正品、"清浊"观念与各种官职、班品的复杂关系之中,却并未服从行政需要,“外化”为清晰整齐的散阶序列;其所造成的“文武”间的深深鸿沟,使北朝向将士普授、滥授以及与军号"双授"的情况,在南朝不易泛滥开来。
魏晋以降由将军号演化而来的军阶,则构成了另一种有异于"门品秩序"的"官品秩序",它具有更多功绩制性质。魏周之际,是在军号的"拉动"之下文散官才得以进入阶官境界的,由此途径而形成的文散阶也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尽管被纳入散阶序列的一些文散官昔日也曾是“职闲廪重"的“清官”,但值此时,名位的机柄已掌于专制君主,其予取予夺不再受制于“冢中枯骨”;为有效管理和依功加授之需,它们不久就获得了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形式。唐代的文武散阶,正是继承北朝这个发展而来的。此时散阶虽然“一切以门荫结品”,但却依劳考进叙,显已超越了中古士族政治,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作为一个平行对比,唐王朝“清官”概念也上承北朝,从而与江左“清官”大相径庭。[46]
五朝社会中文化士族占尽要津,十六国北朝则由军功贵族构成政权的主干。由于部落的尚武传统,北朝少数族政权中军人具有更高地位,军政得到了更大重视。军队的组织原则与专制官僚制度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在对集权制、等级制、法制和功绩制的寻求上,二者息息相通。先秦的秦国正是通过军国主义道路,而成功实现了专制化和官僚制化的。就是在现代世界,由军人把持的政权一般也都是独裁专制政权。东晋皇权低落、门阀与皇权“共天下”的局面,由武装性的次等士族为其终结者[47] ;但南朝文化士族盘根错节,次等士族重振专制皇权和官僚政治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集团之大。理解了如上事实,文散官的阶官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因军号"拉动"而突飞猛进,发展为官僚政治性质的散阶制度,就不足为怪了。
[1] 参看拙作:《论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北京大学学报》1998第6期。
[2] 《魏书》卷七五《尔朱世隆传》。
[3] 《魏书》卷六九《裴良传》。
[4] 《周书》卷三三《赵刚传》。
[5] 参看拙作:《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6] 《隋书》卷二六《百官上》:"开府仪同三司位次三公,诸将军、左右光禄大夫优者则加之,同三公置官属。"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便置官属。《南史》卷十五《傅亮传》2/443有"左光禄大夫府",《南史》卷十九《谢几卿传》有"左光禄长史",皆是。
[7] "袴褶"即军装,参见《晋书·舆服志》、王国维《观堂集林》二二《胡服考》,及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南齐书札记·单衣"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6页。
[8] 参看拙作:《周齐军号散阶制度异同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9] 《梁书》卷四九《庾於陵传》。
[10] 《陈书》卷三四《文学蔡凝传》。
[11] 《南史》卷三一《张裕传附曾孙张率传》。
[12] 《宋书》卷八四《孔觊传》:"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选,诏曰: 散骑职为近侍,事居规纳,置任之本,实惟亲要,而顷选常侍,陵迟未允,宜简授时良,永置清辙。 ……既而常侍之选复卑。"又《梁书》卷二一《江蒨传》:"初,天监诏以侍中、常侍并侍帷幄,分门下二局入集书,其官品视侍中,而非华胄所悦。"
[13 ] 《梁书》卷三七《谢举·何敬荣传论》。
[14] 《太平御览》卷二一五引何法盛《中兴书·太原王录》。
[15] 《南齐书》卷三二《王僧虔传》。
[16] 《梁书》卷四九《锺嵘传》,梁天监初年锺嵘语。
[17] 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8] 在此可以参考黄惠贤先生的一个观点:北魏初期建立了鲜卑拓跋军事贵族专政,孝文帝结合胡汉门阀联合专政,但任何胡汉大族都不能与皇权分庭抗礼,因此这不是什么真正的"贵族政治",而只不过是君主政体下变相的"官僚政治"。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4卷(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本文所谓"军功贵族政治",是就"贵族政治现象"而言的,并不认为北朝政体是"贵族政体"。
[19] 分见《北史》卷三七《皮豹子传》,《魏书》卷三四《王洛儿传》,《北史》卷八四《孝行乞伏保传》,《北史》卷二五《娥清传》,《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
[20] 《北史》卷二五《伊香犮传》。
[21] 《北史》卷六八《贺若敦传》。
[22] 《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元澄传》:元雍拷杀奉朝请韩元昭、前门下录事姚敬贤,元澄申言"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按奉朝请从七品下,门下录事从八品上,二官品位并不算高,但因其列在九品之内,便被视为"清流"。同时"九流"之内又有"三清"和非"三清"之别。《魏书》卷七七《辛雄传》,魏孝明帝时辛雄"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是北魏"三清"此前不涉郡守县令。但《魏书》卷四一《源贺传》却说:“其诸州守宰,职任清流。”刺史、郡守及县令均在“九流”之内,所以都可以视为“清流”。
[23] 张旭华:《从孝文帝清定流品看北魏官职之清浊》,《北朝研究》1992年第1期。
[24] 黄惠贤、聂早英:《〈魏书·官氏志〉载太和三令初探》,武汉大学历史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
[25] 张旭华:《从孝文帝清定流品看北魏官职之清浊》。
[26] 参看《唐六典》卷二:“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谓从流外及视品出身者”;“清望官:谓内外三品已上官,及中书黄门侍郎、尚书左右丞、诸司侍郎,并太常少卿、秘书少监、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左右率及国子司业”;“四品已下八品以上清官:四品谓太子左右谕德……。”又《旧唐书》卷四二《职官一》:“职事官资,则清浊区分,以次授补。又以三品已上官,及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尚书左右丞、主司侍郎、太常少卿、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秘书少监、国子司业为清望官。太子左右谕德……为清官。”
[27] 《北齐书》卷四二《袁聿修传》。
[28] 《北齐书》卷四三《许惇传》。
[29] 《通典》卷二四《职官六》。
[30] 北周小膳部下大夫,相当唐代尚书礼部之膳部郎中。《通典》卷二三《职官五·膳部郎中》:“后周曰膳部大夫一人,亦掌饮食,属大冢宰。”又北周冬官工部有中大夫、上士、中士及旅下士,相当隋唐工部诸职。《通典》卷二三《职官五·工部》谓北周工部“掌百工之籍而理其禁令”,“隋乃有工部尚书,统工部、屯田二曹,盖因后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职。”
[31] 《魏书》卷八五《文苑温子升传》。
[32] 参看《魏书》卷七七《高道穆传》。
[33] 《北齐书》卷四五《文苑李广传》。
[34] 《通典》卷二四《职官六·侍御史》。
[35] 陈琳国:《北魏北齐监察制度的变迁》,《北朝研究》1990年总第3期;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199页。
[36] 《通典》卷十六《选举四》孝明帝时清河王元怿有言:“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按《魏书》卷二二《清河王元怿传》中华书局本校勘记认为,《通典》此文应出《魏书》原文,而今本《魏书》脱失。 又“长兼”所指不明。按“长兼”为北魏常用任用方式,各种官职都有“长兼”,上至太尉、下至行参军。《魏书》卷六七《崔鸿传》:“二汉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须此人,人称此职,或超腾升陟,数岁而至公卿,或长兼、试守称允而迁进者,披卷则人人而是,举目则朝贵皆然。”《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传》:“长兼之职,位亚正员。”《魏书》卷五十《尉元传附尉羽传》:“高祖亲考百司,以羽怠惰,降常侍为长兼。”由正员降长兼属降位一等。
[37 ] 《魏书》卷十九中《元顺传》。
[38] 《魏书》卷七八《孙绍传》。
[39] 《通典》卷十四《选举二》。
[40] 参看《魏书》卷九三《恩倖传》、卷九四《阉官传》。
[41] 《北史》卷三十《卢恺传》:“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锢之谮,遂及于此。”《隋书》卷七二《孝义陆彦师传》:“隋承周制,官无清浊。”
[42] 分见《魏书》卷七二《路雄传》,《魏书》卷三八《刁雍传附刁整传》,《北史》卷二七《寇儁传》,《北史》卷二八《源贺传》,《北史》卷三六《薛辩传附薛英集传》,《北史》卷三五《郑道邕传》,《北史》卷四九《斛斯椿传》,《北史》卷四九《贾显度传》,《北史》卷五三《金祚传》。
[43] 参看拙作:《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
[44] 陈苏镇:《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45] 高桥彻:《南北朝の将军号と唐代武散官》,《山形大史学论集》第15号,1995年2月。
[46] 毛汉光先生认为,唐代的清官概念体现了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具有客观性、一贯性及合理性。参看其《科举前后(公元600年±300)清要官形态之比较研究》,收入台湾《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1年版,历史考古组分册,上册。
[47] 参看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版,《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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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可以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类型,又可以分为古典音乐、流行音乐、民族音乐、乡村音乐、原生态音乐等。在艺术类型中,音乐是比较抽象的艺术,音乐从历史发展上可分为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东方以中国为首的中国古代理论基础是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西方是以七声音阶为主。音乐让人赏心悦目,并为大家带来听觉的享受。一般一首音乐时长在3分29秒左右,让人更加享受每首音乐的时间,可以陶冶情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刍议中西方音乐教育的差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西方音乐体系对我国的音乐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通过中西方音乐差异化的分析、学习和借鉴,达到西为中用的目的。亲切温和、清新明快地营造一个和谐宽松、高雅文明的艺术氛围;深入浅出、旁征博引,避免枯燥单调、就事论事,照本宣科。我国的音乐教育应该结合本国音乐教育的实际特点,把民族音乐的发展和发扬,作为音乐学习者的重要价值体现。
关键词:中西方音乐 差异化 艺术 教育
音乐如同语言一样,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民族、地域的差异,会让音乐艺术存在差异。就像不同语言之间语法、词汇的诸多差异,中西方音乐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这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分不开的。音乐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化地域性差异形成的时候,音乐的差异性也就随之产生。究其原因,中西音乐文化的差异根本在于中西方人们的宇宙观、世界观的差异。这些差异在音乐文化的产生与塑造成型过程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具体来说,则是中西方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就是哲学体系上的差异,中国的哲学体系经过以儒、释、道为主要代表的诸多哲学派系长期作用,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思维一般是“砌砖式”,即越加越高,越加越长;然而西方传统音乐的创作思维却是“细胞分裂式”,即越变越多,越变越长。
我国在近现代基本采用的是国外的一些音乐教育方法和内容,并在1952年教育部颁行的教学计划中规定音乐为中小学必修课。为了加强对艺术教育工作的领导,1989年国家教委设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后改设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这是我国第一个主管艺术教育的职能机构。1989年,国家教委制定并颁布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部有关学校艺术教育的重要文献,为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学校艺术教育目标、任务、管理、教学、师资、设备和科研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是学校艺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蓝图。
音乐,从广义上来说,是文化的外延,是文化孕育出来的精华的一种结晶形式。从这种意义说,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活动中积累的丰富的审美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到今天,尤其是改革开放的30年里,音乐教育得到了相当的重视和长足的进步,也缩短了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差距,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和普及全民素质教育的过程中,音乐教育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可以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以及音乐社会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功能也在转变。
中国的音乐教育注重的是技能学习,而国外的音乐教育注重的是悟性开发,即给被教育者更多的空间和机会自己教育自己。中国人强调的死记硬背,而西方人重视的是引导解决的方法,给他寻找钥匙的方向和思路,而不是直接打开门就让他进去。在我国音乐教育中,比如在声乐教学中长期存在老师贯穿给学生的东西学生不能消化,而学生又不能另辟蹊径,如果和老师的方法技巧等稍有差别,便被认为不尊师,从而使不能按照自己的条件方法训练,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不得不承认,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古国的音乐艺术,在国际乐坛中的影响力及生命力,已经远远不及西乐了。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诸如挽救“民族艺术瑰宝――京剧”这样内容的文字见诸报端;我们也时常听到流行音乐的fans们随口就是一句不听大陆流行乐的理由,日韩学欧美,港台学日韩,大陆学港台!在我们大多数青年爱乐人的心目里,瞎子阿炳和肖邦、海顿绝对不是一个等级的人物,大谈“波洛乃兹”、“惊愕”也远远比小议“金蛇狂舞”、“二泉映月”更有品位与层次。但音乐欣赏是多么自由、多么个人的体验啊,我们就是为了这种天马行空般的体验而喜爱音乐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萦绕在我们周围的许多音乐已经越来越没有想象力,越来越不人民,越来越不让人快乐了。
这样讲话是不是很刻薄?身为一个中国人,其实一直都很相信,我们有自己拿得出去的作品与艺术形式,而且这样的作品与艺术形式是随处可见的,比如:一个能吼出几句信天游西北壮汉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就绝不低于一身顽疾的卡列拉斯。比较才能让我们产生优越感或发奋图强,但无论怎样的比较也不会让我们丧失信心,因为我们知道,发现不了自身的潜能比发现自己问题一箩筐更可怕。所以,人们常说,国内培养“钢琴师”,国外培养“音乐家”。这里不是说中国的教学模式错误,西方如何如何的好,但确实有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地方,怎么把我国音乐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更好的提高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应该是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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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是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而产生,并将长期存在的一个特殊社会弱势群体。自产生以来,留守儿童数量急剧上升,2005年底我国有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占全国农村儿童的28.29%,预计该数据在今后20年仍将不断攀升。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因群体数量庞大且成长环境特殊在受教育机会、营养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安全、行为与学业发展等方面均处于弱势,而生活在我国贫困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因其居住地可利用的生活、医疗和教育资源更为匮乏,而成为留守儿童中更加需要重点关注的群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议音乐教育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作用及途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议音乐教育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作用及途径全文如下:
【摘 要】本人结合音乐教育实践,试从留守儿童心理状况、音乐教育对留守儿童成长的重要作用和音乐教育促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成长途径等方面,谈音乐教育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成长的影响。
【关键词】音乐教育;留守儿童;心理成长;作用;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务工成为农民致富的一个主要途径。受条件的制约,儿童不能随父母外出,农村产生了大量的留守儿童。据统计,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占80%以上,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学校是留守儿童成长的主要阵地,教师在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担当重要的责任。音乐教师应利用音乐教育解决与改善留守儿童心理问题,使其能够健康发展。
农村留守儿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农村经济条件落后、基础教育薄弱以及父母教养的缺失等原因,农村留守儿童在教育、品行、身心健康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其健康成长状况令人堪忧。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儿童长期缺乏亲情的抚慰和关怀,内心极度渴望被关心重视,使他们存在诸多心理问题:
(一)亲情缺乏,没有幸福感。留守儿童本身缺失家庭关怀和完整的爱,存在心理不平衡的现象,由于父母不在身边感到生活单调,出现抑郁、焦虑、逆反、敌对的心理,缺乏幸福感。
(二)学习能力差,学习压力大。在学习过程中,得不到父母的帮助,有厌学情绪,学习中出现强迫症状,害怕考试,造成学习成绩差。
(三)难以适应环境,人际交往能力弱。留守儿童不善与人交流、不能与人友好相处,极易出现情感冷漠、缺乏爱心等心理问题,在与人交往中往往会感到紧张、忧郁、多疑、焦虑,存在情绪与交往问题。
(四)性格孤僻,情绪不稳定。由于缺少父母对其情绪上的疏导,留守儿童遇到问题得不到及时排解,导致情绪不稳定、脾气暴躁、性格抑郁、自我封闭、缺乏自信和自暴自弃的心理,形成悲观、偏执、内向、胆小、自卑、消极、孤僻、不合群的性格。
(五)人格不健全,人生无目标。留守儿童自幼离开父母,在其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由于缺少父母的引导和管束,有的孩子出现意志薄弱、道德品质差、妒嫉他人、憎恨富人、仇视社会等心理,并有撒谎欺骗、小偷小摸、打架斗殴等不良行为。
因此,留守儿童问题不可忽视,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势在必行。
音乐教育对于促进留守儿童塑造完美人格、保持健康心理、实现全面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于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大多数,是今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他们的素质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素质,他们的成长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作为弱势群体存在的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更需要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作为一名支教的音乐教师,我认为成功的音乐教育能提高留守儿童的素质和审美情趣,通过音乐的熏陶促进他们心理健康发展,让他们具备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
(一)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有利于净化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提升道德素质,塑造健全人格。
(二)音乐教育的智育功能,有利于开发留守儿童的智能,培养他们的语言、数学、逻辑、运动、空间、人际关系、内省和观察等能力,提高留守儿童获取知识、积累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
(三)音乐教育的美育功能,有利于培养留守儿童审美能力,让学生在感受旋律美、节奏美中培养高尚的情操、塑造美的灵魂。
(四)音乐教育的体育功能,有利于培养留守儿童健康的身心素质。音乐净化人的心灵、调节人的情绪、促进人的心理健康,体育锻炼人的身心、强壮人的体魄、促进人的身体健康,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音乐的娱乐解压作用,能及时疏导、释放留守儿童心理压力,平衡心理,愉悦身体,有利于他们身心的全面发展。
(五)音乐教育的凝聚和激励功能,有利于促进同学之间的交流,增强留守儿童的集体荣誉感,培养协同合作能力。
(六)音乐教育的传承功能,有利于培养留守儿童成为音乐历史文化的传承者和现代先进文化的接班人。音乐教育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发挥其积极作用能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将他们培养成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四有”接班人和建设者。
学校是留守儿童教育的主体,老师是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引路人,二者应主动担当起培养教育留守儿童的重任,采取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以音乐教育促进留守儿童德、智、体、美全面健康发展。
(一)培养留守儿童学习音乐的兴趣。在音乐教育中,培养留守儿童的学习兴趣尤为重要。首先,音乐老师要以自己扎实的基本功,在学生面前展现专业的音乐素养,用自己丰富的乐理知识和美妙的歌声,解答学生的疑惑,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其次,运用多种形式和手段,培养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老师在课堂上要营造宽松、自由、愉悦的氛围,让学生心情舒畅地学习;运用电教和多媒体动画手段,将音乐转化成具体的形象,让学生在轻松的情境中学有所获;丰富教学内容,开发音乐课程资源,让学生开阔视野。再次,组织各种音乐实践活动,发展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传授学生音乐基础知识、进行技能培训,让学生了解音乐相关知识,掌握呼吸、发声、共鸣等声乐技巧;成立课外音乐兴趣小组,组织观看演出、开展音乐比赛,举办音乐节,搭建展示学生音乐才华的舞台,吸引更多的留守儿童热爱音乐。
(二)用音乐加强与留守儿童心灵的沟通。作为大学生志愿者和一名音乐老师,我们采取互动式的音乐教育,注重用心和音乐去与留守儿童沟通,疏导其心理,成为他们信任的朋友。首先,通过家访和谈话聊天,了解掌握留守儿童家庭情况和其对音乐的认识情况,并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将他们带入音乐的殿堂;其次,注重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个人音乐的潜能,挖掘孩子心灵深处的东西和音乐天赋,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实践,让留守儿童享受成功的快乐;再次,注重他们的音乐审美观,激发孩子主动对天籁之音的追求,让他们参与到互动的音乐教育中来,让孩子感受审美的意境和对音乐的创造力,让音乐真正走进留守儿童的心灵。
(三)音乐教学中倾注对留守儿童的人文关怀。留守儿童处于特殊的成长环境,他们特别渴望和需要老师的关怀。音乐教师要将教学的过程当成重塑留守儿童形象和信心的过程。首先,在教学的目的上倾注人文关怀。我们在音乐教学中要注重对留守儿童进行思想的熏陶、意志品质的培养,让留守儿童在学习音乐中,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激发其爱国主义热情,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全的人格品质;其次,在教学内容中倾注人文关怀。扩大留守儿童的音乐视野,用音乐优美的旋律和生动的歌词,培养其对音乐的感受能力、理解能力、鉴赏能力,陶冶高尚的艺术情操,形成正确的艺术观;再次,在教学方法上倾注人文关怀。教师要为留守儿童成长营造良好的音乐环境和氛围,打破“满堂灌”的陈旧教学方法,通过参与合唱、音乐游戏、歌舞伴奏、观看录像欣赏、相互观摩和交流演出等,多形式多渠道开展音乐教学,激励留守儿童主动学习音乐,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独立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
(四)以丰富多彩活动为载体,展示留守儿童的音乐成果。利用节假日组织开展针对留守儿童的活动,如组织留守儿童进行歌曲排练、音乐技巧培训和安全文明知识讲座,举办歌曲歌词知识抢答赛、歌曲接龙趣味赛、“三独(独唱、独奏、独舞)”比赛、爱国经典歌曲歌咏赛、以感恩为主题的文艺汇演,组织留守儿童到外地参观访问、举行城乡儿童文艺联欢等活动,展示留守儿童学习成果,开阔他们的视野,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让留守儿童保持积极向上的健康心理。
(五)用音乐治疗留守儿童心理疾病。针对那些已经患有心理问题的留守儿童,我们要建立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状况记录卡(包括心理问题产生时间、主要表现、原因分析、治疗方式、治疗效果等)。在对他们定期进行心理健康辅导的同时,尝试用音乐治疗他们心理疾病。音乐治疗分为聆听式、再创造式和即兴演奏式三种方法。在聆听式治疗中,我们让留守儿童聆听、欣赏、理解音乐乐曲的内容,达到放松肌肉、启发联想、安抚心灵、宣泄感情、缓解稳定情绪、释放减轻压力目的,引导他们将消极生活状态转变到积极的生活状态中来。如用柔和优美的音乐治疗抑郁症、以轻快活泼的音乐消除自我封闭症状。通过在校园播放音乐,改善学习紧张的气氛,缓解焦虑情绪,提高学习效率;在再创造式治疗中,让留守儿童直接参与到音乐表演和音乐创作,通过歌曲欣赏和音乐想象,使自身心理在音乐活动中被同化和感染,身心和谐,达到改善治疗其心理生理的目的;即兴演奏式音乐治疗是以鼓、铃鼓、木琴、三角铁等为工具,根据他们自身的喜好即兴演奏各种节奏,在团体的演奏中重塑自我,增强集体意识,学会与别人和睦相处,建立协调人际关系,从而达到身心愉悦、健康的目的。
总之,留守儿童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留守儿童同样担当重任。我们音乐教师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以音乐教育把每一位儿童培养成为适应未来社会需要和挑战的一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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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2000到2500年前,东西方文化思想同时出现了一次大繁荣,并深刻的影响了各自随后的发展历程。今天,就逻辑学历史而言,古希腊被视为其发源地和圣地,而古中国是否曾有过逻辑学尚在争论中。本文将以古希腊逻辑思想的背景、起源、发展为主线,在总结其逻辑学成就的基础上,与中国古代的逻辑研究进行对比,力求找出东西方思想、文明的差异,并获得启发。
逻辑学作为一门关注语形和语义的思维科学,其直接的来源是论辩。语言表达思维,思维规律包含逻辑。故此对语言的丰富运用首先产生了逻辑研究的需要,这一点,古希腊与古中国是一致的。古希腊时期,出于民主城邦制的需要,雄辩之风在各个城邦盛行,对民主的关注,世界观的见解,天文地理的研究,都可能成为论辩的焦点,相应的,人们自然注重论辩中的一些规律,即一些思维方式正确与否的判定法则(今天我们称其为有效性)。公元前390年,苏格拉底在雅典开设了第一所修辞学校,并明确提出了人的语言和思维相关联的观点。这个伟大的观点虽不甚具体,却正确揭示了逻辑学的产生离不开对语言的应用这一真理。其后传弟子柏拉图丰富了他的思想,而到亚里士多德时,逻辑学正式诞生。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同样处于各个思想激烈交锋的时期,不同流派在百家争鸣中为取得一席之地,需要一番唇枪舌剑,而辩论的繁荣同样为中国逻辑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由孔子最先提出儒家的“正名”思想,诸子百家围绕名与实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论战,道家的“无名”,墨家的“取实予名”,名家的“反正名”等,诸多论题将研究思路一步步带到抽象化的程度,从而形成了中国早期的逻辑学——名辩学。
另外,逻辑学产生和发展中,往往以哲学为天然的载体。因为同样是思维科学,哲学命题的研究需要逻辑工具来提供必要的证明和方法。古希腊有众多的哲学流派,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等,从各自的角度对世界的本源和存在方式等进行解释。其中的命题的内涵,相互关联,甚至于描述方式本身,都需要准确无误,而自然的,这就要求关注语形和语义,也就自然促使逻辑学与这些哲学研究结合起来。而在古中国,儒家、道家、墨家等,提出各自的哲学观点时,无不需要大篇的论述,尤其是道家,其相对出世的思想,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对逻辑的需求更直接,如《道德经》中,大量运用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同时又有排中律和二律背反的内容。总之,东西方的逻辑学,和其哲学相伴发展的。
由此,我们应该看到,古中国和古希腊产生逻辑学的基础大体是一致的。但是,与我们的名辩学松散的存在不同,西方逻辑学的发展走上了一条系统化专业化的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下面我们将总结这些成就并稍作分析。
严格的逻辑学,公认的产生于亚里士多德。不过此前的一些逻辑学萌芽也在此稍作介绍。亚氏之前,古希腊曾有过著名的“智者运动”,即一些有诡辩倾向的专职辩者进行论战,教授,或帮人打官司。不难看出,古希腊的智者同古中国的名家很相似,他们都在一些离经叛道的观点上提出了自己的学说主张。然而无论是智者的“芝诺悖论”还是名家的“邓析两可”,都不能算作是直接的逻辑学成果,但它们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和认识这个世界,从而为更深刻的探索思维规律创造了前提(正如大多数悖论一样),而这,正是其逻辑学意义所在。之后的苏格拉底,提出了人的语言和思维相关的伟大观点,这实际上揭示了逻辑学研究关注语形语义的必然性,而其后传弟子亚里士多德,最终总结并发展了前人的思想,正式创立了逻辑学。
古希腊的逻辑学成就,集中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斯多葛学派的命题逻辑学说。《工具论》中包含《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辩谬篇》六篇内容。在这些著作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他的逻辑学体系:首先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事物分成十类范畴,包括实体、数量、活动等;进而关于命题,根据主词和谓词进行划分,并给出了不同命题间的逻辑关系(不包括今天的差等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逻辑方阵;同时对谓词分类,提出包含定义,固有属性,属,偶性的四谓词理论;创立三段论,分析其中的三种格,并将其作为推理有效性的重要判别式;最后对具体的命题研究给出科学证明方法,即有效前提和三段论结合。
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工作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将语言内容抽象成形式(即形式化),并做逻辑学上基本的规定,二是建立以三段论为主要内容的有效性的判别体系,并作出应用性研究。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被称为逻辑学之父,很大程度上因为其得以令一个抽象性的研究系统的形成,而古中国的诸子百家中,这方面的成就,只有墨家的《墨经》——包含诸多定义和方法论的著作可以相比。
古希腊另一个重要的逻辑学成就是斯多葛学派在命题方面的贡献。斯多葛学派从“意谓”概念入手,将逻辑研究对象上升到抽象层面,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命题的性质和结构:首先依据是否能进行分解,将命题分为原子命题和分子命题,原子命题又包含“确定的”“不定的”“中间的”三类,分子命题分为条件命题,合取命题,析取命题,否定命题等。虽然与今天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但依照命题间关系和联结词进行划分的思路和现代逻辑学是一致的;斯多葛学派又分别谈论了命题、命题形式、表象、论证做主词的情况,指出命题形式做主词时才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对于蕴含命题、析取命题和合取命题的研究,斯多葛学派与今天的描述几乎一致,这也是该学派最显著的成就之一;而在论证的分类与方法方面,斯多葛学派也有相应的涉足。
可以说,斯多葛学派在某些领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今天依然未被超越。而如此系统且完备的建立一种学科体系,是同时期中国的古人所没有做到的。实际上,斯多葛学派和亚里士多德的成就并不仅是个人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是古希腊逻辑学体系的一种结晶。相较之下,百家争鸣中的儒家、道家、名家等,做的更多的是芝诺、苏格拉底等前逻辑时代的工作,只有墨家真正走上了逻辑研究的道路。而在这差异背后,是思想文化、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方面的不同,针对这点下面我将就此进行说明。
古希腊的逻辑学和古中国的名辩学各自的特点,归结起来如下:古希腊的逻辑学在形式化方面做的更好,无论是亚氏的三段论和逻辑方阵,还是斯多葛学派建立在“意谓”上的命题逻辑,都体现了这点,相较而言,古中国只有《墨经》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但定义过于冗杂,仍然没有实现脱离语言内容的抽象化;还在系统化方面,古希腊的成就亦更为明显,《工具论》就给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包含范畴、定义、三段论、应用准则的逻辑体系,从而能实现对一个命题的完整判定方法,斯多葛学派则是继承苏格拉底、麦加拉学派等的基础上,形成包含形式化、命题分类、有效性的完整理论,而同时期中国的百家争鸣,则是各自为营,围绕名实关系,儒家的“正名”、道家的“无名”、墨家的“取实予名”等,借助具体的论题进行论战,却较少涉及关于“名”和“实”本体体系的建立,导致看起来有些像自说自话,未成一统,虽然墨家亦曾做出过系统化工作,但仍然处于辩论层面,而不是深入知识体系本身。这些特点,是由包括区位、历史、地理、生产方式、语言、思维传统等多种因素造就,下面我们将依次做出分析。
从区位来看,古希腊处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交际处,直接受这两大地域文明的影响。自由便利的文明交流使得古希腊能够积累相当的文化成果,便于系统化的建立知识体系。而古中国的位置则颇为偏僻,大多数思想由本土产生,百家争鸣时各派的观点、思路、方法大都处于萌芽阶段,尚未来得及系统化便草草以独尊儒术来结束。所以,我们的名辩学看起来松散,并且形式化的程度较低。
同时,历史、地理和生产方式上的因素影响了古希腊和古中国对理论研究上的热情。希腊人是移民,具有更多的探索动力,同时地处海滨,眼界开阔,海洋文明本身为其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这一切,让古希腊人有更深入的求知欲,其研究成果往往亦足以形成较完备的体系。而古代中原文明则是本土产生,且居于内陆,这形成了一种较为保守的性格,由于农耕文明的缘故,更加注重眼前的利益,而缺少深入探索的热情。所以我们的名辩学,更多的是呈现不同的名实观点,而较少有名实体系的建立。只有墨家在这方面有开创性的工作,但不足以让整个名辩学的研究发生质变。相对于古希腊,我们的文化缺少了完备而思辨的理论,使得其价值难以被承认。
语言方面,古希腊人的语言习惯较为直接,容易按照主词、谓词等进行划分,从而进行逻辑学上的研究,而且所使用的字母文字,因字母本身的符号功能,更容易实现抽象化。反观古汉语,大量使用缩略、一语多义等表达方式,本身较难展开,同时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很难单纯脱离具体意义而纯粹作为符号。由此观之,语言上的差异使得古代中国在形式化方面较难实现。
思维传统也是古希腊的逻辑学与古中国名辩学差异的重要原因。古希腊有严格系统化的传统,比如希腊神话,即便故事各不相同,但总是建立在同一个确定的世界观之上,即由奥林匹斯山上的十二主神为首的世界中。而古中国的思维相对发散性更强,神话中的神灵大多出处不一,各说典故。研究方法上,古希腊人更喜欢借助数学和论辩来获得精确的结果,古中国则讲求“悟”,而显然前者更自然的符合逻辑学发展的要求。
总之,比较不同的逻辑学文明,可以让我们更深入的认识不同的思维,从而了解这门科学本身,而更好的发展逻辑学,恰恰应该对其有更深入的理解。这也是这篇论文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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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实证主义出现,实证主义具有客观性和可证实性的特点,实证主义的出现,不仅对西方现代科学有深远意义,另外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对实证主义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正因如此,所以我们在探究实证主义同西方心理学联系的时候就能明白,为什么西方的心理学有科学主义的趋向,为什么会有人文主义的趋势。笔者将从以下的四条进行探究:第一,实证主义怎么来,第二,实证主义同西方心理学联系的缘由,第三,在实证主义出现后的西方心理学的不同,第四,在西方心理学研究的趋向。
西方心理学在独立之前长期孕育于哲学母体中。文艺复兴运动之后,随着自然科学发展的高歌猛进和日益成功,对心理学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在19世纪中期,天文学、解剖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等多门自然科学已获得巨大进步,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信奉实验的方法,这就使得一些学者意识到,若要摆脱哲学的束缚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必须把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引入心理学,将它建设成为一门实验科学。然而,科学心理学只出现在1879年,科学心理学正式成立的里程碑事件是冯特实验室的正式设立。在德国的社会历史下,同时在科学和哲学的影响下,西方科学心理学得到创立。实证主义出现的时代,西方拥有各种哲学派别,而恰恰是实证主义深刻影响了西方的心理学,而且形态各异的实证主义促进了心理学的传播发展,下面探究其原因。
首先,二者具有共同的产生背景,这种背景就是相同的哲学思维背景。在同时期的洛克和休谟的思维影响下而产生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洛克拥护“白板说”,人生来没有任何的感觉经验,人的任何知识以及感觉全凭其后天的学习的经验与能力,这与笛卡尔的“天赋观念”相对。但是这一点却与孔德的观念有契合点。在西方,马赫主义以及其他流派明显的会有贝克莱和休谟的思想的影子,而贝克莱和休谟的思想主要还是以唯心主义为主。在西方,哲学的起源来源于古希腊的思想,同时,受到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共同的哲学思想是实证主义与西方心理学能够有利的契合。
其次,是实证主义才使得西方拥有独立的心理学,实证主义才有自己的哲学方法论。西方的心理学,积极地在其中使用客观事实的研究方法,才使得西方心理学能够独立于其他学科,而使自己单独的成为一门科学。实证主义为后期的西方心理学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对其具有深远的影响,另外,实证主义促进了西方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它也成为了西方科学研究方面主要的研究方法。
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孔德(1798-1857),继承了古代和近代西方哲学中经验主义的传统创立了实证主义哲学。认为实证就是指能为事实所证明的、确实的、实在的、有用的东西,而所谓科学就是指对人们所经验、经历的事实与现象的描写与记录。世界上只有人们亲身经验的事实和是确实可靠的。科学的任务只是研究和记录“是什么”,而没有必要去探讨“为什么”。在孔德看来,真正的实证精神用对现象的不变规律的研究来代替所谓原因。他坚持把知识等同于经验观察,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建立在经验证实的基础上,要把科学应用于哲学和社会。他从不可知论和现象论出发,建立其实证主义体系,以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孔德把知识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神学阶段——以知识的虚构为基本特征,以信仰和神来解释万事万物;(2)形而上学阶段——是神学阶段的变态,追求本质、终极知识,绝对性和因果关系;(3)实证阶段——以科学为基本特征,尊重经验事实,通过观察和理性的力量,研究可观察现象之的关系。
虽然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并没有对实证主义有明显的影响,但是,19世纪出现的实证主义却对冯特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意义主要体现在,韦伯等人将物理与心理学结合,以准确数据来研究心理学,以实验为方法,这样的方法恰恰符合实证主义。冯特主要以经验为主,强调经验的重要性,对于这一点,马赫与其是一致的观点。冯特在对心理学的研究中,对心理学元素的研究影响了马赫的思维,对其接受“世界要素说”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冯特的基础上,铁钦纳接受了马赫的思维,可以在他的研究过程中看出这种影响,例如在研究对象和目的方法上,都可以体现出马赫的思维。在铁钦纳的研究中,他的观点是以经验为基础,而他这种以经验为主的思维主要是受阿芬那留斯以及从属经验代替了冯特经验的影响。在马赫的“世界要素”说的起点上,铁钦纳对意识拥有更详细的分析和解释,结合元素论,由此产生了心里要素说。为了体现更加严格的实证主义,然后再结合可观察性,通过对实验更为严格的控制,同时,也有相当高的要求,通过这种严格的控制,使心理学内容更加明确,以此表示出明确的结果,这样的方法将心理学更加具有科学化,更加具有说服力。
行为主义出现的里程碑式事件是1913年华生发表的《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这也表示实证心理学的运用在西方达到最为广泛的阶段。华生的观点是:意识是没有价值的,行为才具有参考价值,不要以主观的意识为研究对象,将物理学中的实验法应用在心理学中,真正的把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以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心理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斯金纳的思维受到了华生激进行为主义的影响,另外他的思维还有实证主义与操作主义的影子,他的观点是,心理可以反映行为,由行为探求心理,行为的可观察性使得心理能够得到直观的控制与反应,这样,就可以将环境与心理的关系直观化为行为与环境的关系。斯金纳不认为有机体有内部的心理过程,认为其只具有行为,这是一种具有极端性的行为主义。
后实证主义哲学是在新物理学、科学历史主义、科学证伪主义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科学思潮。进入20世纪中期之后,西方科学哲学界出现了一股重新认识的方法论价值意义的新运动,涌现出了像科学历史主义范式论、多元方法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等流派。理论先于经验观察,一切观察都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之下进行,观察与实验也只有在一定的理论关系中才有实际的意义。传统科学观的危机发生以后,理论的前提假设也需要有相应的变化。这些新科学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心理学界对学科领域内重大理论问题的重新认识和思考,进而也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础,即如何重新从学科水平上讨论实证心理学的评价标准问题。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类的精神、心理等非实证性的“意义”问题,进而确立及重建一种更适合于心理和行为研究的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目前后实证主义哲学普遍将科学实在论、科学解释学和社会建构论作为自己的元理论基础和评价标准。
现今,科学心理学不断发展,已然成为研究的主流,但是这种主流却是单一化的,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不仅仅只有一种,心理学诞生的时候,研究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各种不同的主张,例如不,布伦塔罗的意动心理学,它代表了早期的人文主义心理学,他认为人的知觉受意识控制,所以知觉可以反映人的内部意识,这是与科学心理学持相对的观点。另外,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心理学都是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分支,这些都是与科学心理学相对的理论观点。另外,格式塔主张元素主义,梦境来源于心理,梦是心理的反映,通过对梦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人的内在心理。这与人本主义契合,人的梦境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要重视人的心理、本性、意义、价值。以现象学和释义学为基础的人文主义心理学,认识到了意识在心理学中的作用,认为人的价值应得到重视,对人的心理进行研究要以特定的背景为基础,才能准确分析,运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强调以问题为出发点,不能以方法为中心。从这方面来看,实证主义对西方心理学具有重要意义,它能验证心理学观点的科学性,同时,对人文主义心理学也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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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对产品的使用不再局限于满足生理需求,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设计理念也从“以机器为本”转换为“以人为本”。在设计活动中,设计师将“以人为本”作为设计宗旨,因此,设计心理学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一门不可或缺的学科。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国内外的学者对设计心理学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其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也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在国外,设计师已经从设计的各个角度出发,为设计心理学编写了一些基本的定义。
心理现象的学者之一——赫伯特·A·西蒙在《关于人为事物的科学》中提出,设计可以作为一门人机科学的心理学,从而使设计领域将设计作为一种复杂的思维过程加以关注。在国内,江南大学教授李彬彬是我国最早进行设计心理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在她2001年出版的《设计心理学》中指出,“设计心理学研究的是如何在工业设计活动中更好地把握消费者的心理活动,遵循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行为规律,设计出市场所需要的产品,以此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有很多学者认为,设计心理学是设计学所有专业中的一门必修课,在心理学的基础上,指导设计师如何把握人们的心理状态,特别是他们的消费心理。同时,研究设计师在设计活动过程中的心态,以及设计产品对社会的影响,并使这些分析结果为设计服务,使设计能更好地反映和满足人们的真实需求。
对于设计心理学的定义,还处于百家争鸣的阶段,尚无定论,但可归纳出设计心理学的4个基本特征:①设计心理学是心理学的分支之一,是设计艺术学与心理学交叉的边缘学科;②设计心理学研究设计学领域中的每一个心理现象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形成这些心理现象的相关因素和规律;③设计心理学的研究目的是指导设计师更好地遵循人们心理活动的规律,开展创造性的设计活动,从而提高产品的真实需求度;④设计心理学通过对思维和创造过程客观规律的研究,可提升设计师的设计和管理能力。
对设计心理学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理论研究阶段,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设计实践中更好地运用心理学的理论研究,通过描述、预测和理解等设计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更好地洞察人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使设计更好地服务于人。
设计是逐渐进化、逐步发展的。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设计对市场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企业大力推广和广泛应用设计学科的知识,以获取巨额利润。设计师从工程学、文学等学科的内容中提炼、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设计理论,而且这些设计理论还有更广阔的空间需要探究。随着人类社会逐渐成熟,设计师开始意识到不能随心所欲地设计,在设计过程中必须以人的本质需求为根本,并以此为目的分析消费者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特征,设计适销对路的产品。
20世纪90年代,设计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直到二战结束后,设计心理学才逐渐成型,主要有以下2方面的原因:①二战后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设计心理学密切相关的心理学、美学、工业心理学和人机工程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开始进入设计师的视野,并逐步成熟。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很好地促进了设计心理学的发展。②目前,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商品生产开始从“人适应机器”转变到“机器适应人”,市场已从卖方市场为中心转变为买方市场主导的时代。设计作为决定商品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迫切需要设计心理学作为支撑;反之,设计的发展也为设计心理学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唐纳德·A·诺曼对设计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提出设计师应如何研究产品,即关注产品的可用性,但不能抛弃产品的艺术美,设计集创造性、实用性、美感于一身的产品。
国内的设计心理学起步较晚,设计学与心理学的结合程度较低,理论体系与实践环节脱节,设计师的真实想法往往与最终的产品相差甚远。生产商以制造指导设计,因此,现代市场中存在很多廉价、同质化程度很高的产品。在国内,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工业设计的重要性,设计心理学的地位也较低。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心理需求。因此,对于设计师而言,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必将成为设计师的首要目的。未来,人们会看到更多的为人的设计,为人类的真实需求而展开的设计。随着时代的发展,设计心理学也在不断发展,但很多人对设计心理学的认识仅仅还停留在以往的阶段。在大数据时代,人们的某些思想观念转变很快,设计心理学的研究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不是停留在某一阶段。设计心理学应具有相应的时代性,只有把握好设计心理学的发展和变化,才能更好地利用设计心理学指导设计实践。
设计师难以了解所有用户的想法,也无法主导所有用户的意志,但认真为每一位用户考虑,抓住设计“以人为本”的本质,这样即使世界变幻莫测、时代脚步永不停息,设计也将会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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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直以来都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对象,它无处不在却又缥缈虚无,看不见,摸不着,因此时间常常被人们比喻成沙漏、落花流水、环形监狱、迷宫等,这些比喻形象地描绘了时间的特性。时间同时也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每当哲学界、科学界等不同领域对时间作出新诠释时,文学界便会吸纳新定义使其融入文学创造中,文学作品往往利用不同的时间观和时间意象来传达作家的真实创作意图,20世纪西方文学中出现了与“时间”密切相关的新的文学叙事手法。
在早期乃至中世纪的西方文学作品中,反映时间主题时突出的是神与人的对立关系,通过时间的传统意象传播了“神”的强大意志, 时间的妖魔化加强了人们对生命与自然的赞美以及对青春的消逝与无常死亡的恐惧和悲伤。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文学则体现了时间可以延长及轮回的唯心主义时间概念,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反映了时间“线性”发展的特性,同时又反映了时间“循环往复”的特征。进入20世纪,受爱因斯坦“时间膨胀”论等观点影响,人们最终认识到时间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抽象的自然存在物。时间这个无所不能的“神”一旦被否定,更多的作家认识到时间能够魔幻般的创造合成,文学的线性时间流可以被随意切断,时间主体与周围世界有无限可能的关系。[1](P158)
20世纪中后期, 西方文学作品里出现了大量常规逻辑不可能出现的时间构架和意象。其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灵活改变客观时间长度和顺序,通过时间发展直线与圆的统一,时间感受主体与客观的统一,死亡与永恒的统一,把时间的悖论性特质呈现出来。
文学创作中时常出现将时间表征为流水的意象,暗指时间流逝一去不返的直线式发展。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种考虑社会变迁问题的思维方式让历史直线论者认为每件发生的事情均由一条必然的因果链所决定。时间的直线式发展意味着时间是一种永不停息的线性的单向运动,时间往往被认为有始有终,不断流逝,一旦消逝便无法挽回。就如同人的一生,从婴孩呱呱落地,青春和美丽转瞬即逝,很快就要面对死亡的必然。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就汲取了这种生老病死万物枯荣始末分明的时间表达方式。
时间的表征又可以体现为圆弧式循环运动。古埃及人用衔尾蛇的图像来表达宇宙中不可捉摸的时间之谜,他们将时间画成一条羽蛇,蛇嘴衔着蛇尾,周而复始永不停滞地流转着[2](P13)。无独有偶,在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中,时间也是循环往复的,比如古时候人们用天干、地支相配组成历法以显示阴阳五行大地五气的变化,每60年为一个循环周期。轮回式的时间观念将时间看作是迂回的和可重复的,时间始终沿着自身运动的永恒周期做圆弧式运动。时间的变化协调于自然状态,如昼夜交替,四季变化,农时更替,都是时间的圆周式发展。倘若我们回顾历史,就不难发现,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是一个又一个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圈。正如柏拉图的“人世轮回”思想,人类一次又一次被洪水和其他灾害所毁灭,只有一小部分人存活下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一次又一次从灭亡中恢复,人种数量不断的增加,文明得以不断的延续和发展。历史周而复始,不断循环,这就是典型的历史循环论。[3](P72)古希腊诗人荷马在《伊里亚特》第六卷描写了人类与绿叶等植物一代出生一代凋谢的相似性, 人生如同树叶的萌芽和枯亡,新的一代崛起,老的一代死去。
循环轮回式时间观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更为久远。早在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诗人、历史学家赫西俄德就曾阐述过历史循环往复于五个阶段:社会平等、安逸、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黄金时代”到人性堕落、战争不息的“铁器时代”等。其后,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也将人类世界描绘成了一个世间万物在某一天回归伊始重头来过这样的轮回。19世纪爱尔兰文学家威廉·巴特勒·叶芝在他的多部诗作中描绘了特洛伊古城一再燃烧的轮回场景。20世纪,英国诗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的《小老头》等通过一个老头子的独白描绘一种空幻的感受,体现了齐始终、等生死的时间轮回的定义。[4]
进入20世纪后,西方文学开始呈现出时间观上纷纭复杂的直线与圆的纠缠态势。20世纪西方最杰出的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就在其理论著作《批评的剖析》中提出“文学循环发展论”。他从自然界的循环往复中派生出四种文学叙事类型:喜剧、浪漫故事、悲剧和讽刺,并将每一种叙事类型与春夏秋冬相对应。正如冬去春来一般,讽刺文学发展到极端之后又将出现喜剧文学。文学意象的循环和文学叙述结构的循环是弗莱“文学循环发展理论”的基础,但是弗莱也曾强调他所说的循环不是简单的周而复始,而是螺旋式上升,是后者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阿根廷当代杰出小说家博尔赫斯大胆尝试循环叙事手法,创造了一种新的写作流派宇宙主义,也被称之为卡夫卡式幻想主义。在博尔赫斯关于时间命题最直白的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里,空间上小径分叉交错的花园隐喻着时间这个无形的迷宫,道路错综复杂,出路扑朔迷离,但是多种可能性并存。小说《交叉路径的花园》才是一座真正的迷宫,其谜底就是时间。[5] 博尔赫斯强调时间的非线性,而好比一张结构复杂的关联之网,其中每一个结点既是一条路径的结束又是另一条路径的起点,过去、现在与未来交织重叠、循环往复、永无止境。
体现这一时间观流变发展趋势的文学作品还包括美国作家阿兰·莱特曼于1992年发表的小说《爱因斯坦的梦》。在该部小说中作者借助爱因斯坦的名字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时间问题的玄思,他利用物理学上的一些说法,搭起三十个时间世界——比如在某个世界里,因果错乱,将来和过去纠缠不清;而在另一个世界里,时间则完全倒流,人们度过老年之后再回到童年;再或者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相连,人停留在生活的某个时刻动弹不得……整部小说以时间为主人公,以时间的流淌为主要情节,展示了时间的无限可能性。在这个关于时间的多维世界里,莱特曼以一位哲人的眼光,对时间反复地品尝回味。[6]
直线式和轮回式的不同时间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看法。其实,就人的一生来说, 没有纯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现在和将来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托、相互转化。过去发生的事情不会完全消逝, 而会延绵伸展到现在甚至是将来。人作为个体短暂的一生虽然表现为直线发展,有出生就会有死亡,但另一方面, 人类生命之潮犹如浪涛般,潮起潮落,后浪推前浪。生命代代相沿,生生不息,这又揭示了时间呈圆周式循环往复的特质。现实生活与文学作品中个体生命的变化与整个人类生命的繁衍都体现了时间发展直线与圆的统一。#p#副标题#e#
人们所说的客观时间其实就是地球时间或自然时间,也称为物理学时间。该时间观的典型代表牛顿认为时间是绝对的,时间可以用来测量和计算地球上普遍的物质运动,包括人的生产、生活和人的生命。古希腊人是时间测量概念的创造者,他们以天体的空间位移作为时间的存在形式。毕达哥拉斯学派说“时间就是天球”,柏拉图说“时间是天球的运动”,人类依据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和自转的周期来计量客观时间,显示时间的自然推移和变化。客观时间具有纯粹的自然性,无存贮性和无替代性。客观时间的顺序和延续过程不受人的影响,完全是按固定的节奏机械地、必然地进行,永不停息。
主观时间则不然,它关注时间内的具体经过,强调人们在过程中所体验到的情感和直接经验。因此,主观时间由于人的认知和体验不同,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时空观把人类的先天感官形式作为时空感觉的生理基础。他认为时间是人类先天内感官的形式,内感官是内心借以直观自身或者他者内部状态的。[7](P6-10) 法国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也在此理论基础之上,提出直觉主义和心理时间学说。他认为客观时间忽视了时间的流动性,用钟表和日历上的标准单位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牢牢锁定。事实上,时间川流不息,过去、现在和将来相互交错,互相渗透,彼此没有绝对的界限。柏格森提出时间的本质特性是“绵延”,在我们的意识深处,“绵延”才是真正的时间。[8](P65-71)
对“心理时间”的探讨正好迎合了西方文学发展的“内转”倾向,为当代意识流小说创作提供了极好的理论依据。随着工业文明的持续冲击,异化程度加剧,资产阶级理性主义逐渐为非理性主义思潮所取代。当代人试图通过突破传统现实主义描写方式和客观物理时间的规约,来表达人类的复杂心理状态和内心世界。深受柏格森直觉主义心理时间影响,20世纪意识流创作大师弗吉尼亚·伍尔芙和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还有法国的普鲁斯特等创作意识流文学作品的作家,他们着力描写人的内心世界,从此意识流小说走向世界,形成了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一个分水岭。伍尔芙以此成功创作了《墙上的斑点》、《达洛威夫人》、《到灯塔去》等意识流代表作品。普鲁斯特创作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没有激动人心的情节设置,没有时间叙事连贯性,在故事中经常插入各种议论、感想和人物内心世界剖析。詹姆斯·乔伊斯创作的《尤利西斯》也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作品。小说描述了一位苦闷彷徨的都柏林小市民,广告推销员利奥波德·布卢姆于一昼夜之内在都柏林的经历,乔伊斯采用意识流手法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凌乱交错的时空。其他重要的意识流作家如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也深受柏格森的“心理时间”学说影响,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表现的就是人被囚在时间里面的那种不幸。[9]
之后当代西方作家们纷纷将意识流写作手法作为小说创作的基本手法,把笔触转向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采用幻觉、梦境、自由联想等手段来体现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在意识流小说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断流动,互相渗透,不可分割。过去渗透在现在之中,现在又蕴涵了将来,每一个片段都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米歇尔·布陶在其小说《变化》里描写了主人公从巴黎乘火车去罗马时在车厢中所度过的20多个小时所发生的事,故事并没有按照客观事件的线性推移进行讲述,而是通过短短20多个小时内主人公内心意识活动,展现了他过去20余年的私人、家庭生活过往以及他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设想。
后现代主义作家继承了这种反传统的文学实验,其创作更趋于人本主义描写。他们更是将文本描写的任意性和不连贯性发挥到了极致,以期展现人类理性沦为科技理性,人们的生活状态更加混乱、矛盾加剧、社会极端化、片面化和畸形化等社会现实生活困境。因此,后现代主义西方文学创作强调其写作和阅读行为的随意性,如约翰逊写的活页小说,就可以让读者去任意安排拼凑阅读的次序,无论读者从哪一页读起都可以,小说以简短的片段和章节组成,而各个片段之间相互独立,互不衔接。
然而,意识流创作和后现代主义写作手法的大量运用,并不是说明“主观心理时间”可以完全取代客观物理时间。20世纪现象学学派创始人胡塞尔在他的“描述现象学”中阐明非本真的客观时间是如何受到本真主观时间决定的,或如何因此而得以可能的;因而得以首次在现象学领域完成了对主客观时间关系的确立[10](P20)。他提出的一些分析方法,对20世纪初以来的西方哲学与人文科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即便如此,胡塞尔因其在现象学中的先验唯心主义与彻底主观主义的立场、观点而不断受到批评与质疑。意识流小说旨在告诫世人单调、线性推进的钟表和时间观念,使人与直接的生活经验相剥离,因人而铸就的矢量时间的格局使人与自然走向岔路,最终导致主体与客体相分离,主体不断地异化。意识流作家超越了客观时间和主观时间的简单二分,实现了理性的外部客观时间与感性的内部主观时间和谐统一,呼吁处在客观时间异化状态下的人类需要意识到自身的不完整性,在时间坐标网中紧紧攫住意识的碎片,并令其折射出智性的灵光。[11]#p#副标题#e#
美国作家阿兰·莱特曼曾在其小说《爱因斯坦的梦》中设想了一个人类长生不死的世界。岁月悠悠,什么都能完成,什么都可以等待。但是这样的生命无穷无尽,每个人也会有无数的亲戚,一个人无论要干件什么事,先得征询父母、祖父母、列祖列宗的意见。长生不老是如此代价,谁都不能独立自主,谁也不自在。到后来,人们想通了,要想活,唯有死。就这样,有限战胜了无限。[6](P25)
这种对于时间生命的思索体现了西方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在死亡中认识生、在身处绝境之时体悟绝对自由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者特别重视时间之于人的存在的意义,保罗·蒂利希认为时间是人类存在无法摆脱的焦虑:“焦虑就是有限,它被体验为人自己的有限。这是人之为人的自然焦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所有有生命的存在物的自然焦虑。”[12](P36)克洛诺斯·萨图恩就曾经使用食子的神话来表示时间,意喻时间会吞噬自己生出来的东西。而古希腊人将希腊神话中的克罗诺斯当作时间老人,因为这个巨神用一把镰刀阉割了自己的父亲。罗马人的时间之神,他手握一把用以收割的长柄大镰刀,象征着死亡[13]。所以,镰刀作为时间的意象,经常出现在各种诗歌和小说之中。时间慷慨地给予人类最美好的东西,同时又显示了巨大的破坏力,世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会被时间吞噬, 被时间无情地破坏和摧毁,它能让一张青春的脸渐渐布满皱纹, 让健硕的躯体逐渐萎缩而丧失活力, 最终悄无声息地消灭人的生命。对生存状态的焦虑来自于人类感受到自身存在的有限性。时间无时无刻地向人们昭示着死亡的在场,生命的有限性给个人生成赋予了绝对的意义。
纵观西方文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死亡叙事的特质。探寻死亡与存在间的紧密联系是文学无可回避的主题,亦是文学审美的要津。人生是五彩缤纷的,死亡因其方式的不同,也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诸如献身性死亡、灾难性死亡、预感性死亡、偶然性死亡、新生性死亡、保护性死亡、抗拒性死亡到生存性死亡。哥伦比亚当代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其代表作《百年孤独》中就采用了大量的死亡叙事,霍·阿·布恩蒂亚在杀死嘲笑自己的人后,为了免遭被害人的鬼魂困扰,不得不远走他乡,最后被绑在栗树上孤独地死去。阿玛兰塔整天为自己织着尸衣,孤独地等待着死神的召唤。在一场香蕉工人罢工运动中,政府下令机枪向罢工人群扫射,霍·阿卡蒂奥倒在了血泊中。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堆尸体上。透过些许微弱的光线,他看见了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尸体塞满了一节节火车车厢,之后像废弃了的香蕉被扔进了大海。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仅用这些纷繁复杂的死亡方式呈现了死亡叙事的多样性,还对死亡叙事进行了“陌生化”处理,如霍·阿卡蒂奥被枪杀后,他的鲜血从门下溢出,淌过客厅,流到街上,最后竟然奔流起来。吉普赛人梅尔加德斯病死后,尸体被抛入了大海。不久因无法忍受死亡的孤独,他回到人间,却又再一次淹死在河里。[14]
正因为有了对死亡的恐惧,才使得人们更强烈地追问生命的意义。因此,只有在死亡中,当每一个时刻奔向死亡,才意味着此在通过自我,这才能绝对地说“我在”。所以,文学作品借由死亡叙事警示我们:没有死亡的生命本质上不是生命, 死亡才是个体生命和生活的最终确认,只有死亡才能证明活的价值和意义。没有死亡,我们便不会为生命的短暂而忧虑,不会意识到生命的可贵和脆弱,不会为自己的努力付出而得到的收获而喜悦。文学对时间、生命和死亡的犀利反思,强烈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15]
自古以来,死亡与永生一直是世人思索的命题,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时间是宇宙的重要构建,也是衡量生命长短的尺度。人生是如此的短暂和脆弱,这种生命危机感又进一步转化为对死亡的焦虑和感伤。人类生命的有限和无限实质上就是对限制与超越问题的探讨,死亡与永恒的矛盾二重性,让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死亡中悟出永恒。死亡与永恒的悖论辩证地统一存在,死亡是一座必须跨越的桥梁,只有通过它,才能达到永生的彼岸。
“时间”本身就包含了无数的“悖论” 特征:比如“循环—直线”、“主观—客观”、“有限—无限”、“死亡—永恒”等,当它们同时以某种形式呈现于文本中时,揭示的正是时间最深刻的本质。每一次矛盾着的双方冲突较量、迸发出的火星都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永恒命题。时间观念的相悖,使文学具有了对立统一的审美张力,借此不同的方式分割和组合时间成为了当代西方文学中普遍实践的艺术。有限与无限、死亡与永恒之间的冲突,造成“陌生化”效果,引领读者不断的思索时间和生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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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是培育良好的性格品质、开发智力潜能、增强心理适应能力、激发内在动力、维护心理健康、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即育性、启智、强能、激力、健心、导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心理学论文5000字范文:职业院校新入职教师心理发展历程研究。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学生规模的扩大给职业院校的学生管理等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目前,职业院校学生有两个来源:一是高中生源,一般是高考招生中录取了一本、二本、三本、普通专科学校之后,再录取为职业院校的;二是中职生源,其基础知识和行为习惯有待改进。面对这样一群职业院校学生,对职业院校的教师要求较高,特别是对职业院校新引进教师的挫折承受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此背景下,对职业院校新引进教师的心理进行研究很有必要。
(一)对象
贵州某职业技术学院近年新入职182名教师(包括已经离开职业院校教师岗位的19人)。
(二)方法
访谈法、问卷法、档案研究法和文献查阅法。
1.访谈法
从入职时间、学历、工作部门、工作表现四个方面,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从182名教师中选取16名教师作为访谈对象,如表1所示。
2.问卷法
2014年12月份,在梳理16位教师访谈资料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分发问卷182份,回收有效问卷179份。调查情况如表2所示。
调查结果分析:对179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统计表明,选择“很大程度上有这种情况及所占比例”在五个选项中都是最高的,选择“完全符合及所占比例”排在第二的位置,比例较高,验证了对16名新引进教师心理发展历程访谈的结果。
3.档案研究法
(1)心理档案法。在新入职的182名教师中,有4人向心理咨询中心寻求过帮助。在征得本人同意,隐去其真实身份,遵循保密原则的情况下,查阅了他们的心理档案和相关案例记录。目的是找到他们入职职业院校后心理发展的完整历程,特别是他们经历心理挫败背后的深层原因,以找到有针对性的社会支持系统。
(2)业务档案法。为了了解贵州某一职业技术学院近些年新引进教师的整体情况,在学院组织人事和教务部门查阅了近些年教师引进、辞职、管理情况。详情如表3所示。
(3)文献查阅法。查阅了大量有关职业心理、教师心理健康、职业院校教师心理健康、职业院校新入职教师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文献。结果表明:国内有关心理发展历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和企业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和职业心理指导等方面,缺少对职业院校教师的研究,特别是职业心理指导体系。但在现有不多的文献资料中,对职业院校新教师心理发展历程的描述基本与本研究所得的结果吻合。
通过上述调查研究,可归纳出职业院校新引进教师心理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高期望心理、高热情心理、不愿相信现实心理、抑郁心理、直面现实心理的心理发展历程。
(一)高期望心理
20世纪末,我国开始实施高等教育院校扩招政策,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由“升学难”骤然转变为“就业难”,包括职业院校在内的高校教师的吸引力有所提升。2009年9月11日,南方日报一项调查显示,七成的“白领”愿意当教师。2009年智联招聘在为期一周、4 000职场人参与的特别调查中,大学教师是首选职业,比例为22.6%。在他们看来,教师工作有尊严、有社会地位、有寒暑假、待遇不断提高、风险少、稳定、有保障。特别是对一名大学本科生来说,高职院校教师学历、学位的竞争压力较低。在回收的179份有效问卷中,对“在你被确定录用为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后,期望值高吗?”的回答,选择“很大程度上有这种情况”和“完全符合”的人数共为147人,占82.12%(见表2)。这种高期望心理从确定被职业院校录用一直持续到正式上班。
(二)高热情心理
新入职教师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对工作充满激情,对发展充满期望,对成就充满憧憬。在高期盼心理支配下,热情高涨、充满激情,对工作勤恳、主动、用心、执着、细心、耐心。做行政工作,会主动干活;做辅导员工作,会忘我投入、全身心地与学生打成一片;做教学工作,课前会认真地备课,课堂中认真细致教学,课后总结反思。在回收的179份有效问卷中,对“你正式来职业技术学院上班,对工作有热情吗?”的回答,选择“很大程度上有这种情况”和“完全符合”的人数共为136人,占75.98%(见表2)。访谈收集到的资料显示,这个时期持续不会太长,大多数教师在一个月左右。
(三)不愿相信现实心理
职业院校新入职教师在高热情心理阶段付出热情、劳动、汗水,但是他们得到的结果往往是不尽如人意的。在行政方面,他们越主动,可能越有干不完的工作,得到的指责可能越多;在辅导员方面,对学生忘我奉献,得来的可能是少部分学生对新任辅导员的不尊重,导致班级的正常秩序无法维持;在教学方面,兢兢业业的教学,得到的可能是部分学生上课睡觉、吵闹、用手机上网看电影。职业院校新入职教师在高期望、高热情心理支撑下,一时难以接受现实,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使他们采用了潜抑或压抑的心理防御机制。潜抑或压抑是指自我把不能被意识所接受的或具有威胁性的思想、欲望、情感或冲动压抑到潜意识领域中,以保持心境的安宁。因为他们如果相信以上的事实,对自己的高期望、高热情心理是一个极大否定,会产生挫败感。在回收的179份有效问卷中,对“就你目前的岗位,产生过“不相信现实”心理吗?”的回答,选择“很大程度上有这种情况”和“完全符合”的人数共为89人,占49.72%(见表2)。访谈收集到的资料显示,这个阶段持续两个月左右。 (四)抑郁心理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职业院校新入职教师在不断受挫的打击下,梦想终会破裂。当他们面对现实时,也是他们高期望心理、高热情心理破灭的时期,获得的是挫败感。挫败感积累到一定程度,职业院校新入职教师就出现了抑郁心理。教师本人表现为情绪低落、情感淡漠、思维迟钝、意志活动减退,如满面愁容、眼下垂、沉默寡言;食欲差、消瘦;悲观、无用感;自卑、缺乏自信,自我评价低下;绝望、消极、社会退缩。部分适应不良的教师由于外部的挫败感,心理上采取了一种收缩、转向内心的做法,沉浸在自我痛苦的、不能自拔的精神世界中。抑郁心理,在职业院校新入职教师中普遍存在,只是轻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因人而异。在回收的179份有效问卷,对“初次走上职业院校教师岗位,有过情绪低落或抑郁吗?”的回答,选择“很大程度上有这种情况”和“完全符合”的人数共为109人,占60.89%(见表2)。访谈收集到的资料显示,时间一般持续四个月左右。
(五)直面现实心理
当人们遇到挫败时会出现紧张、沮丧、烦恼或愤怒,其原因是自身对事情的认识出现偏差,理想与现实距离太大,不能正视客观世界里的一切。这时,是人们直面现实的开始。职业院校新入职教师在经过抑郁心理之后,基本上都能实现自我恢复。他们这时能够客观地看问题,比较全面地分析作为一名职业院校教师的利与弊,做决策时也能够更符合实际。在回收的179份有效问卷,对“在体验到职业院校职场的真实感受后,能够调整心理状态、直面现实吗?”的回答,选择“很大程度上有这种情况”和“完全符合”的人数共为131人,占73.18%(见表2)。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们可能会采取以下某一种行为:
1.离职
在经受了短时的职业院校教师的酸甜苦辣之后,有知识、有技能、有才华、有闯劲、好冲动、不愿受约束的新引进教师,可能会选择辞职,另谋职业。他们采取了逃避的心理防御机制。职业院校教师的体验将会是他们再就业、创业时的宝贵财富。贵州某一职业技术学院近些年新入职182名教师,离职19人,占10.4%(见表3)。
2.消极面对,拖延应付
对于少部分职业院校新引进教师,他们无闯劲、无门路、态度消极,采取的应对策略是:消极面对,拖延应付。他们会继续留在教师岗位上,但敷衍了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工作的态度是能拖则拖,能应付则应付,能躲则躲。还埋怨说,职业院校学生素质太差了,管理太混乱了,采用了合理化的心理防御机制。合理化是指个人遭受挫折或无法达到所追求的目标,以及行为表现不符合社会规范时,给自己找一些有利的理由来解释,最典型的是酸葡萄和甜柠檬心理。根据调查结果,贵州某一职业技术学院消极面对、拖延应付的职业院校新入职教师约有25人,占182人的13.7%(见表3)。
3.积极面对,不断总结
对于大部分职业院校新引进教师而言,在经历极大心理反差之后,他们都能回到现实,调整心理,采取积极的、建设性的行为去面对来之不易的职业院校教师职业。在行政方面,他们学会了服从命令,学会了委婉拒绝,学会了人际相处的技巧;在辅导员方面,懂得保持热情、拉近与学生距离的同时,还保持自身的威信,寻求管理学生的最佳方法;在教学方面,采取了务实的、学生可以接纳的、保持合理期待的心理策略,能够更有效地上好每一堂课。他们采用了升华的防御机制。升华是指个体将原有被压抑的不符合社会要求的原始冲动和欲望,以符合社会标准的行为去表现,从而获得社会认可。在贵州某一职业技术学院,这种积极面对、不断总结的职业院校新入职教师大概有138人,占182人的75.8%(见表3)。
(一)加大建设“专门培养职业院校教师机构”的力度
目前,中国专门培养、培训职业院校教师的“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不多,只有以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为首的寥寥几所。在综合性大学下设二级“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的也较少。然而,高职院校与普通高等教育各占半壁江山是我国教育追求的合理布局。如此庞大的高等职业教育,对师资的需求同样是庞大的。我国应该在综合大学,特别是师范大学建立“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这样的二级学院,同时,争取在每个省至少建设一所“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为职业技术学院培养专门的师资。这些“专门培养职业院校教师的机构”与普通的师范大学至少应该有以下两点不同:一是培养的人才应该是更加注重技能,将来很容易向“双师型”教师发展的人才,这是由职业教育的技能性决定的;二是培养的人才能很好地掌握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的理论知识,用理论指导实践,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二)有针对性地对职业院校新引进教师进行岗前培训
职业院校属于高等教育范畴,所以在对职业院校新入职教师进行岗前培训时,一般他们与普通高等院校的新入职教师一起进行。岗前培训的学习科目有高等教育学、教育法律法规、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管理学等。这些教材都是针对普通高等教育编写的,不适合职业院校的实际。为了尽快改变职业院校新引进教师心理发展历程的现状,在短时间内见效的做法是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岗前培训,了解职业教育的规律和现状,特别是了解职业院校学生的心理、行为、语言特征和职业院校教师的辛苦程度。这样可以降低他们的期待,降低他们在面对现实时的抑郁和挫败感。
(三)实行严格的“老带新”制度
目前,由于缺乏专门、正式培养职业院校教师的“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职业院校新入职教师的来源也渠道广泛,有的甚至不是普通师范大学的毕业生。面对这些教育心理学理论不足、更没有职业院校教育教学实践经历的新入职教师,使他们能够较快适应工作的最佳、最可取的办法是指定一名本单位有经验、有成绩、有精力、有责任心的老教师对新入职教师进行“一对一”的帮带活动,手把手地培养、手把手地指导、心连心地帮助、心连心地滋养,这样能使职业院校新入职教师尽快地适应职业院校的行政、辅导员和教学的工作需要。 (四)重视职业院校新入职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
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职业院校教师由于其职业的特殊性,其心理健康不仅直接影响职业院校教学改革的深入和发展,而且对正处于个性形成与发展时期的职业院校学生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职业院校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已经成为高等院校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对职业院校的教师来说,自我效能感的提高,在心理健康教育中有重要的地位。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是教师自信的表现,影响到教师的行为取向、坚持性和努力的程度。如果职业院校新入职教师的自我效能感高,他们就乐意从事职业教育这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任务,积极调整自我的情绪。所以,通过无条件积极关注、分享新入职教师的成功经验、进行恰当的教学归因,是提高教师效能感的有效途径。
(五)以适当待遇留住优秀的职业院校新入职教师
前面提到贵州某一职业技术学院近些年新入职的教师有10.4%离开了职业院校工作岗位,有13.7%的教师以消极的态度应付教师工作,有心理原因,但待遇问题不容忽视。职业院校普遍经费不足,教师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教师经济待遇普遍偏低。由于地方政府对职业院校的教育经费投入较少,职业院校的生均经费没有像本科院校那样落实到位,加之各职业院校自身造血功能低下,很多地方职业院校或民办院校所需的经费完全依赖招生这个单一渠道,因而职业院校普遍经费紧张。调查发现,有些职业院校新入职教师在进职院当教师之前在一些单位工作过,与职业院校教师在经济收入、辛苦程度、付出和压力方面做对比后,这些教师就会选择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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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对产品的使用不再局限于满足生理需求,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设计理念也从“以机器为本”转换为“以人为本”。在设计活动中,设计师将“以人为本”作为设计宗旨,因此,设计心理学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一门不可或缺的学科。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国内外的学者对设计心理学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其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也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在国外,设计师已经从设计的各个角度出发,为设计心理学编写了一些基本的定义。
心理现象的学者之一——赫伯特·A·西蒙在《关于人为事物的科学》中提出,设计可以作为一门人机科学的心理学,从而使设计领域将设计作为一种复杂的思维过程加以关注。在国内,江南大学教授李彬彬是我国最早进行设计心理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在她2001年出版的《设计心理学》中指出,“设计心理学研究的是如何在工业设计活动中更好地把握消费者的心理活动,遵循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行为规律,设计出市场所需要的产品,以此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有很多学者认为,设计心理学是设计学所有专业中的一门必修课,在心理学的基础上,指导设计师如何把握人们的心理状态,特别是他们的消费心理。同时,研究设计师在设计活动过程中的心态,以及设计产品对社会的影响,并使这些分析结果为设计服务,使设计能更好地反映和满足人们的真实需求。
对于设计心理学的定义,还处于百家争鸣的阶段,尚无定论,但可归纳出设计心理学的4个基本特征:①设计心理学是心理学的分支之一,是设计艺术学与心理学交叉的边缘学科;②设计心理学研究设计学领域中的每一个心理现象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形成这些心理现象的相关因素和规律;③设计心理学的研究目的是指导设计师更好地遵循人们心理活动的规律,开展创造性的设计活动,从而提高产品的真实需求度;④设计心理学通过对思维和创造过程客观规律的研究,可提升设计师的设计和管理能力。
对设计心理学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理论研究阶段,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设计实践中更好地运用心理学的理论研究,通过描述、预测和理解等设计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更好地洞察人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使设计更好地服务于人。
设计是逐渐进化、逐步发展的。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设计对市场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企业大力推广和广泛应用设计学科的知识,以获取巨额利润。设计师从工程学、文学等学科的内容中提炼、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设计理论,而且这些设计理论还有更广阔的空间需要探究。随着人类社会逐渐成熟,设计师开始意识到不能随心所欲地设计,在设计过程中必须以人的本质需求为根本,并以此为目的分析消费者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特征,设计适销对路的产品。
20世纪90年代,设计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直到二战结束后,设计心理学才逐渐成型,主要有以下2方面的原因:①二战后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设计心理学密切相关的心理学、美学、工业心理学和人机工程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开始进入设计师的视野,并逐步成熟。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很好地促进了设计心理学的发展。②目前,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商品生产开始从“人适应机器”转变到“机器适应人”,市场已从卖方市场为中心转变为买方市场主导的时代。设计作为决定商品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迫切需要设计心理学作为支撑;反之,设计的发展也为设计心理学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唐纳德·A·诺曼对设计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提出设计师应如何研究产品,即关注产品的可用性,但不能抛弃产品的艺术美,设计集创造性、实用性、美感于一身的产品。
国内的设计心理学起步较晚,设计学与心理学的结合程度较低,理论体系与实践环节脱节,设计师的真实想法往往与最终的产品相差甚远。生产商以制造指导设计,因此,现代市场中存在很多廉价、同质化程度很高的产品。在国内,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工业设计的重要性,设计心理学的地位也较低。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心理需求。因此,对于设计师而言,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必将成为设计师的首要目的。未来,人们会看到更多的为人的设计,为人类的真实需求而展开的设计。随着时代的发展,设计心理学也在不断发展,但很多人对设计心理学的认识仅仅还停留在以往的阶段。在大数据时代,人们的某些思想观念转变很快,设计心理学的研究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不是停留在某一阶段。设计心理学应具有相应的时代性,只有把握好设计心理学的发展和变化,才能更好地利用设计心理学指导设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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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音乐教育指凡是通过音乐影响人的思想情感、思维品质、增进知识技能的一切教育主要指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进行的学校音乐教育。音乐教育被许多细小的分支结构所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洋管弦乐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发展与实践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21世纪素质教育的到来,教育的方式方法已经摈弃了原来的“死读书、读死书”的传统教学模式,越来越重视人才培养的多方面发展。随着“新课标”理念的逐渐深入人心,教学大纲也随着时代的潮流而不断的修改完善,使学生在学习固有文化知识的同时,也能具备基本知识技能、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从当今各国的中小学音乐教育中,我们所得知,各学校之间的音乐教学并不局限于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而是更加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全球经济、科技、文化发展迅速,各国之间的比拼不在局限于“硬实力”,更加注重的“软实力”则迅速蔓延。文学、美术、音乐等非物质文化得到了大力倡导,在各地兴建美术馆、音乐厅、书画院等建筑,为的就是使人们业余之时陶冶情操,接受文化艺术的熏陶,让艺术走进人们的生活,感受高雅艺术带来的精神享受。今天,我们所接触到的文化艺术作品,不仅是继承了前人留下的丰富精神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上,创作出新的作品,为后代的子子孙孙留下一笔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世纪末期,我国音乐教育日益显著发展,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进入了中小学的课堂,虽然在学堂乐歌时期音乐课已经进入了课堂中,但是只是发展初期,教学内容浅薄、单一、没有系统化的教学方法,经过多年的教育变革,逐步形成了正规体系,借鉴大量国外教学经验,结合我国自身教学的实际情况,发展出了一套适用于我国中小学自身的教学方法,在我国的教育事业中承担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西洋管弦乐可分为两大类――吹管乐器和弦鸣乐器。吹管乐器又可分为铜管乐器和木管乐器,铜管乐器主要是以金属铜作为原材料制作而成,具有金属音色特点的乐器,其前身大多是军号和狩猎的号角,其演奏方式是通过缩短管内的空气柱,将气流吹进吹嘴后,靠嘴唇的震动,依靠乐器上本身的按键(通常为3到4个)或拉管来改变音高,其音色雄壮威武、宏大宽广。如:小号、圆号、长号、大号等。木管乐器起初主要是以木、竹制品为原材料,但现在基本上由金属和塑料制成,能够演奏较柔美的旋律,其演奏方式与铜管乐器大致相同,演奏方式分为唇鸣类和簧鸣类,吹奏笛头,使气流在管子里的震动发音,依靠乐器上的一排按键(开孔或闭空)来改变音高,常用来表现大自然和乡村生活情景,演奏技巧更加复杂。如:单簧管、双簧管、长笛、萨克斯管等。
弦鸣乐器是乐器家族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其发源地主要是西亚和埃及。从古典到浪漫,再到现代,无论是抒情的旋律还是欢快的旋律,都能演绎得淋漓尽致,其柔美、动听是弦乐家族的重要特征。其音色统一,多层次的表现力,合奏时激昂澎湃,独奏时温柔、婉约,其演奏方式是依靠右手琴弓上的弓毛(一般由马尾制成),通过对提琴上四根紧张的琴弦的摩擦而发音,为了增加摩擦力,还需要在弓毛上涂抹松香,然后还需左手按弦不同的位置来改变音高。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
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改革开放的热潮直接影响到了文化教育方面的发展,各个中小学开始建立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学生乐团,甚至大学也开始招收一定数量的艺术特长生,这意味着家长对孩子的音乐学习产生了一些意识,不仅可以在业余时间陶冶情操,丰富课余生活,也可以在高考中占有一定的优势,有更多的余地来选择理想的高校。所以,在这将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西洋管弦乐教育产生了显著的发展,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出的人才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我国的西洋管弦乐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随着21世纪的到来,自2000年以后,我国开始实行素质教育,全面开始推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学模式,不为学习而学习、不为考试而考试,实行优、良、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不直接公布学生分数,不按分数排名等一系列措施。全国各个地方的学校也纷纷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各类“第二课堂”活动,包括美术、音乐、体育、手工等。
其中,音乐类的器乐教学占主导地位,很多家长会给自己的孩子选择一种甚至一种以上的器乐,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学习和演奏,通常在孩子4岁的时候会选择较为好上手的乐器,如小提琴、钢琴等,随着年龄的增长,家长会给孩子学习吹管乐或较为难上手的乐器,如小号、长笛、大提琴、低音提琴等。社会上各类艺术培训中心、乐器行的出现,各专业性音乐学院的在读和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来这里任教,也让家长可以让孩子在这里得到专业上的巩固和提高。
随着这样的音乐氛围逐渐浓厚,一些有条件的学校也开始组建大大小小的乐团形式,从小型的管弦室内乐,到小型管乐队,再到大型的管弦乐团,曲目的选择也由乐团的水平来决定,通常会选择一些大家所熟悉的作品,如吕其明的《红旗颂》、皮亚佐拉的《自由探戈》、莫扎特的《弄臣》等。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新课标”的要求得到了大力发展和实践,同时学校的声誉也得到了提高,学生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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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今教育体制下,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受到广泛关注。小学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健康兴趣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当今的小学音乐教育模式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修改和完善;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空间也很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小学音乐教育创新与发展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为更好的发展艺术教育,开展小学音乐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提高对小学音乐教育的重视,为学生打下良好的艺术基础是教师应该承担的重要责任之一。本文对小学音乐教育的创新与发展做了深入的探究与分析。
关键词:音乐教育 小学 创新与发展
现代社会愈加重视人才的全面发展,为了适应社会需求,培养新型人才,在教育方面不仅要重视文化课,还要重视艺术方面的发展。由此,音乐教育成为了现代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小学是教育的起步阶段,重视小学的音乐教育与培养,为今后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学生缺乏自主性
小学生正处在一个活泼好动、思维活跃的年纪,但是传统的教育方式多注重对书本知识的教授和灌输,忽略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好习惯。从而导致小学生活跃的思维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对课堂的积极性也大大减退。长此以往,学生的自主性变差,习惯去依赖教师来学习课堂内容,解决学习问题。
(二)注重应试教育
我国的主要教育制度就是应试教育,对于任何一门学生学习的科目,学校都会采取期末测试的方式来对比学生学习水平的高低。然而音乐是一项灵活多样的科目,它的内容不仅仅停留在纸张文字之上,也不只是一两首乐曲可以检测出来的。所以,应试教育通常忽略了学生本身具有的天赋,只看到了学生书面上的成绩。不仅如此,应试教育会让音乐成为学生的一项任务,学生会对此产生排斥和抗拒。由此导致上课无法积极的思考和参与,最终影响了音乐的基础学习。
(三)教学内容单一
音乐在各项学科之中所占的比重较小,学习的内容也不够丰富。多数学校的音乐教育仅仅停留在书本教学,没有实际的操作。例如,某校教师在教习音乐的课堂上,只是单纯的带领学生认识五线谱和音符。挑选个别同学来进行演唱的示范。学校也没有为学生提供音乐课堂上可以使用到的道具或者是乐器,学生只能听老师单调的解说,或是老师在讲台上用钢琴为同学将乐曲演奏一遍。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会让课堂出现枯燥乏味的状况,降低小学生对音乐的兴趣。
(一)重视兴趣培养
更加注重学生的兴趣培养,了解学生的喜好,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在课堂上鼓励学生多动手操作,教学生学习一些容易上手的小乐器。例如,某位教师为同学准备了笛子,上课的时候,教师在讲台上讲解演示,学生就可以紧跟着动手操作。在操作的过程中,学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好奇心,专注于老师讲解的内容,有不懂的问题也会积极的向老师提问。最后,老师组织学生进行小团体的演奏,虽然不够熟练,但是学生对简单的乐器操作有了基本的认知,课上不再是单一的听讲,也能让学生活跃起来,积极的参与到课堂的内容中。教师应秉持寓教于乐的原则,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有这样,学生才会由被动变为主动,才能更好的提高课堂效率和教学质量。
(二)提倡实践操作
重视学生的兴趣培养,就不能让教学内容仅仅停留在单一的书本教学,这只会让正处在贪玩好动年纪的小学生感到枯燥乏味,这种情况下教师就应该带领学生多进行动手操作。例如,某小学曾经的音乐教学模式,仅仅是在课堂上简单的演示教科书上的内容,学生不能跟着老师参与进去。经过教学改革之后,学校为学生提供了多媒体设备和一些小乐器,课上教师不仅单独为学生演示内容,还会邀请学生一同演奏。像是在讲解《雪绒花》的课堂上,教师用多媒体为学生播放了乐曲短片,然后又带领学生进行了简单的乐器演奏。学生对这种生动有趣的课堂形式充满了好奇,在课堂上积极跟随老师的思路,加快了完成课堂任务的脚步。
(三)丰富课堂内容
为了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在课堂上,教师除了基本知识的讲解和简单的乐器演示之外,还应该更加丰富课堂的内容。在内容的丰富上,教师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演唱和乐器学习等方面,还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样的带有趣味的课堂小活动。例如,某校园内的教师,在课堂上不仅带领学生进行演奏,还会在学生学习和了解了乐曲的内容之后,根据乐曲阐述的内容和表达的意义来编排一个小型的音乐剧。安排部分学生进行音乐剧的表演,部分学生进行乐曲的演奏。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都积极地展现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了小学生活泼好动的特性,也很好的利用了他们贪玩的特点。在“玩”和“教”相结合的情况下,学生的表现更加的积极,对乐曲的理解也更加深入。
(四)改善教学环境
由于传统教学的特有的教学模式,音乐课堂的环境相对较为简单。为了提高小学音乐教育的教学质量,改善教学环境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为此,学校应该加大对音乐教育的投资力度,首先要保证师资力量的雄厚,调整教师的薪资水平,重视教师专业素质的培养。其次,应该增加基础设施的建设,为音乐教室提供更多的器材和用具。让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可以增加动手操作的机会。也要为音乐教室配备多媒体设备,让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和全面的感受音乐的魅力。
国家对小学教育越来越重视,小学的音乐教育也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重视音乐教育的发展,为学生打下良好的艺术基础,对培养专业性人才和提高学生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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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西方在思维上有着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就会形成文化上的冲突、误解、隔阂,以至于在跨文化交际上出现问题,让我们不能很好的和西方人进行沟通。所以我们要对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异同进行一个研究。那么造成中西方思维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具体的差异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本文通过对中西方电影的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对比,具体来展示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
?关键词:中西方思维;差异;电影
?众所周知,中西思维方式存在着很多的差异,导致中西方的人们在生活习惯,风俗,信仰,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差异和不同,中西方的人们用不同的方法和视野观察着这个世界,对这个客观的世界作出分析和评价,所以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文化,这是由于我们长期观察这个世界所形成的现实认识和凝聚的经验不同,所以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上有了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通过文化的一种,即语言,表现了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自由的探讨中西方思维的差异,形成了跨文化交际,以便消除中西方之间的隔阂,误会和冲突。首先,先了解一下中西方思维差异产生的原因。
?我们知道,文学和哲学是密不可分的。民族文化和哲学给思维形式以其深刻的影响。哲学就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具体反映。比如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就是人类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唯物主义认为在意识与物质之间,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也就是说“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而唯心主义则认为,物质依赖意识而存在,物质是意识的产物,是哲学中与思想、心灵、语言及事物等彼此之间关系的讨论及看法。有的人信奉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起源,而有的人信奉唯心主义,认为意识才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这就体现了人类之间思维方式的不一样。在中国,我们的先人主张“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崇尚的是和谐,万事皆以整体为大局;而在西方国家,注重的是“人物分立”,注重逻辑推理,个体思维,认为整体只有在个体对立中才能存在。
?中西方民族的经济制度和地理环境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也有很大的影响。西方国家临海较多,所以视野和思维相对开阔,他们的工商业和航海业十分发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进行生产,由此向外进行扩张和侵略,也把先进的技术带到了世界的各个地方;而同时期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大国,君主专政,人民则是靠天吃饭,气候条件好适应农作物生长,人民丰收则生活就过得好,而气候条件不好,农作物不生长,则是灾荒之年,加之与外界少有接触,所以就造成了国家封闭,人民思想落后的局面。
?那么,中西方思维具体有哪些差异呢?这种差异在表达上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从电影中体现出来的民族性格来看。我们都知道,中外电影所表达的内容,艺术手法,思想结构,都有极大的不同。比如,在电影《高考1976》中,讲述刚刚恢复高考的那一年,一群年轻人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参加第一届高考,这中间他们相互帮助,相互扶持,体现出他们这个小团体共同奋斗的精神。而西方在同类型的电影中,则比较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有时候甚至强调个人拯救整个集体,或者个人拯救整个世界的英雄主义。美国电影《蝙蝠侠》,蝙蝠侠是美国家喻户晓的漫画英雄,是一个绝不杀生的的正义之士。在美国的超级英雄之中,蝙蝠侠是一个很贴近群众的英雄,他目睹父母被害而产生了亲手铲除罪恶的强烈愿望,晚上身着紧身衣、头戴面具、携精心打造的先进设备四处行侠仗义,并且有一个忠心耿耿的随从相助,这些都是美国式英雄主义的体现。
?其次,从人物形象变形的方向逻辑来看,在中国的电影电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当中,尤其是在神话作品当中,总会出现一些关于变形的故事情节,闻名遐迩的《西游记》,里面出现众多的妖精,类似于白骨精,玉兔精,蜘蛛精之类,她们的造型从特点上来说就是全幻化成人形,或者人身+ x头,或许还来个尾巴,总之就在中国的神话世界里,变形的方向是从非人变成人。最经典的代表除去《西游记》还有《白蛇传》里的白蛇与青蛇、蜈蚣精、金轮法王、兔精,《聊斋志异》里的狐妖、树妖等等,可以说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在人物形象变形的方向上都大同小异。而从西方国家的电影来看,在人物形象变形方面则和中国的电影有着一些差别。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卡夫卡的《变形记》其中第一部分讲述了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巨大的甲虫”,父亲发现后大怒,把他赶回自己的卧室。第二部分,格里高尔变了,养成了甲虫的生活习性,却保留了人的意识。第三部分,为了生存,家人只得打工挣钱,忍受不了格里高尔这个负担。妹妹终于提出把哥哥弄走。格里高尔又饿又病,陷入绝望, “然后他的头就不由自主地垂倒在地板上,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气息”,死了。父亲、母亲和妹妹开始过着自己养活自己的新生活。从这个简单的内容可以看出这里的变形是从以人为中心向非人的方向变化。再比如说电影作品《猫女》和《蜘蛛侠》,这些电影从名字就可以很容易的判断出电影所表现出来的变形内容和方向。造成这些变形差异的原因是因为西方人更加热衷于探索未知的世界,而中国人则更喜欢把未知的事物纳入到已知的范围中,就像小孩子一样十分“怕生”不像西方人那般放得开,所以西方人是冒进的,而中国人是退守的;所以西方人不断地发明创造,而中国人却不断地反复利用;当西方国家大多数都已完成了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变,而中国大部分地区仍退守于农耕文明的位置。这些外在环境和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同,不仅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同时也使中西方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导致两种文化发展得极大不同,我们从上述电影中可以得出中西方思维的如下差异:
?1. 东方人重整体思维,而西方人重细节分析
?东方人注重各事物组成的整体、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以及事物周围的各种具体环境与条件;西方人则注重个体事物的独立存在,注重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东方文化结构则以整体综合见长。如:在姓氏排列中,中国姓氏先是宗姓,辈份,其次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西方国家则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名,然后才是族姓,突出的是自己。又如:在时间,地址的书写表达顺序上,中国人习惯以年,月,日从大到小依次为序,地址则是按省,市,县到门牌号码排序,突出的是从整体到个别的析出关系,西方人则与中国人的顺序表达恰好相反,突出的是个别到整体的合成关系。东方人从一开始就用整体性的思维分析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古代对潮汐原理的研究,如公元1世纪东汉时代的王充在《论衡•书虚篇》中明确指出潮汐运动对月球的依赖关系:“涛之起也,随月盛衰”。而西方人的分析性思维可以说始自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例如,用物体的属性来解释物体的运动。直至伽利略时代,他们才开始注意到物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是在神学背景上产生的,原罪观念在西方根深蒂固。因此,西方人的道德指向是个人向自己负责,通过个人奋斗向上帝赎罪,由此引申出一条__义,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当上帝被否定了时西方又产生了社会原子观念:个人就是原子,不依靠任何人而存在,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略,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本位的思想影响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亲人间界线划分明确,老少聚餐,各自付款,对孩子也非常尊重,进孩子房间首先要问:“我能进来吗?”强调以子女脱离父母独立生活奋斗为荣,乐于谈论个人一得之见。而中国以家族为本位。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生活的宇宙,是一个生活的港湾,具有至高无上的凝结力。脱离家便是“游子”,强调“父母在,不远游”。家庭中有长幼关系,夫妻关系,要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
2. 中国人重形象思维,西方人重抽象思维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形象的东西,早在十九世纪中国“尚象”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偏重形象的思维方式,这种形象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汉字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汉字经历了古字到小篆,小篆到隶楷,再从繁体字到简化字的过程,可以说从古至今的演变都体现了汉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绝大多数的汉子都是音、形、意结合的三维表意文字,其特点是由其形可以知其义,比如“碑,林,冰”,我们都可以从它们的形旁了解到它的意,或者从声旁了解到它的读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字的构造来解释或者猜测词的意思或者读音。而英语是一维表音文字,读音与意义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抽象性极强,而且一词多义现象较多,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根据拼音规则读出它的读音,但是完全揣测不出这些词语的意思。英语的抽象表达方法主要见于大量使用抽象名词,这类名词涵义概括,指称笼统,覆盖面广,往往有一种“虚”、“泛”、“暗”、“曲”、“隐”的魅力。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来讲,最能反映他们文化内涵,深度,思维方式的外在体现物就是承载和传承这个民族文化的语言和文字。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在汉字这一块体现得无与伦比,而西方人的抽象思维也从他们的拼音文字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3. 中国人重曲线思维,西方人重直线思维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中国人说话不那么直截了当,喜欢绕一些圈子,或者给听话的人留有一些余地,让大家在面子上都过得去;而西方国家的人喜欢直入主题,不喜欢兜圈子,今天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直接切入,他们习惯将语义的重心放在第一句话说出,然后再把其他要说的内容成分一一补进,叙事多为先将重点的东西讲出来,重心在前。这就是所谓的曲线思维和直线思维,在有的时候有的方面,直线思维的人会节约不少时间,从而提高他们的办事效率,而曲线思维的人办事由于事前的铺叙太多,往往在人们看来做了很多无意义的事情,办事讲话的效率有待提高。总的来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圆形向内,顾左右而言他,而西方人的思维则是一条直线,注重和实际事物相关的程序,规则等一些东西。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大致的了解到中西方思维的一些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因素以及民族性格等原因造成的,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学习和了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在与他们进行交际的时候,才能有效的消除文化隔阂和文化冲突,才能实现我们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更好的与人沟通,联通世界。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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