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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人们之所以把"九"看成是自己心目中的"天数"和最富有神奇色 彩的数字, 是因为"九" 这个数字的象征意义;数字"九"涉及面在我国所有数字中最广。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东西方数字九的文化对比分析与翻译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东西方数字九的文化对比分析与翻译全文如下:
"数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为适应社会生产活动的需要,在符号的帮 助下产生的。"(苏金智,19 91)"数字是语言学中的一个特殊的领域。在科 学的数字世界里,它的功能是计算,秩序严谨,职司分明,是 实数;而在人类 心灵的数字世界中,它的功能是表义,许多数字经过“神化”后成为“玄数”、 “虚数”、“ 天数"。它们有着极其丰富的外延和内涵。"(王秉钦,1998) 由于受东西方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语言崇拜、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数 字的神化存在着东西方的差异 ,但也存在着共性,有着共同的规律。在"数的 灵物崇拜"上各民族都有普通性。东方人有自己心目中的"天 数",而西方人 也有自己心目中的"神数"。神秘数字的演化规律一般经过"神化—泛化—虚 化"的过程。( 王秉钦,1998)
东西方已有不少有关数字科学的专著和论文, 如毕达哥拉斯(phythagoras) 学派的T·丹齐克的《数 科学语言》(商务印书馆,1998),英国人伦拉德·法 拉的《七的探源》;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就数字写过著作 和论文,并开展过学术探 讨。如,王秉钦教授在其《语言与翻译新论》的中篇第六章就以"数的语义范围 比较 与翻译"为专题;苏金智曾写过《数的灵物崇拜》(载〈语言、社会、文化》 440页, 语文出版社,1991,1) 等。在1998 年南昌大学主办的"中国英汉语 比较研究会第二届年会暨第三次学术研讨会"上,英汉文化对比专 业委员会会 员曾就中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吴玲英老师的《中西文学中"以三为法”的文化模 式》展开了激烈的 讨论。本人认为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自己心目中的天数 是"九"而不是"三",也并非完全是因为"九" 是"三"的倍数。
在我国,人们之所以把"九"看成是自己心目中的"天数"和最富有神奇色 彩的数字, 是因为"九" 这个数字的象征意义(symbolicmeaning),在我国可 以说历时最久,涉及面也最广。 "九"作为数不同于一 般数字,在中国古代被 认为是一种神秘的数字,它起初是龙形(或蛇形)图腾化之文字,继而演化出"神 圣" 之意,于是中国古代历代帝王为了表示自己神圣的权力为天赐神赋,便竭 力把自己同“九”联系在一起。如天 分九层,极言其高,天证/诞日为正月初 九,天子祭天一年九次。更有趣的是连皇宫建筑都与"九"有关。例 如,北京 城有九门,天安门城楼面阔九问,门上饰有九路钉(即每扇门的门钉纵横各九排)。 汉语词汇中也常 用"九"来形容帝王将相的称谓,如"九五之尊"(imperial throne);称官位仅次于皇帝的王爷为"九千岁 "等。
根据阴阳五行与数的关系,万物之根均为数,宇宙也是数。数始于1而终于 10,五行也是数,按传统的五行 理论来划分,则1、2为木:1为阳木,2为阴 木。以3、4为火:3为阳火,4为阴火。以5、6为土:5为阳土,6为 阴土。 以7、8为金:7为阳金,8为阴金。以9、10为水:9 为阳水,10为阴水。这 就是将"象"、"数"与五行 结合起来推演变化,用以显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 在联系。由此看来,"九"是最大的阳数,象征着天。传说古 代中国人把天分 为九层,九层天是天的最高处,汉语中有关词汇有"九重霄"(指极高的天空, "九霄云外" ,"九天揽月","九天九地"等。另外,天坛,这个明清两代 祭天的场所,其建筑无处不体现着“九”的象 征意义。 民间传说中还有"九头 鸟"(nine-headed bird: a fabulous bird whose appearance was f ormerlyregarded as a bad omcn)的故事。
中国人以"九"为大数,刘师培在《古书疑义举例补》一书中写道:"凡数 指其极者,皆得称之为'九' ;"《素问》中说:"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 九。"因此,汉语中有"九九归一"或"九九归原"之说。因 从"九"为数之 极而引出人生之限,故"明九"或"暗九"均为人生之"坎",避讳有“九”之 岁。例如:“ 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岁,是个暗九。"(《红楼梦》)。日本人一般 认为"九"是"苦命和痛苦"的象征,因 为"九"与"苦"同音,因此忌讳 "九"。然而,《外语与外语教学》曾报道过国内一位学者曾为考证这一点 ,采 用"全选法"将日本某地电话号码其中的几千个姓和名分别进行统计,结果发现 将"九"作为姓的只占极 少数(约占0.35%),而将"九"作为名的却不少(约 占35%)。看来,日本人忌讳"九"也并非绝对。
此外,《词源》中说:"九:虚指多数。""九"作虚数解时,是数的一种 语义模糊现象。《现代汉语词 典》中,"九"的意思有三个:(1)数目,八加一 后所得;(2)从冬至起每九天是一个"九",从一"九" 数起,二"九"、三 "九",一直数到九"九"为止。冬练三九,夏练三伏;(3)表示多数或多次: 九泉,三 弯九转等。因此, 汉语中有不少和"九"有关的成语。如:"九牛一 毛"、"九死一生"、"九牛二虎之力" 、"九流宾客"等等。
在我国,数字"九"涉及面在所有数字中最广。含有数字"九"的词汇也十 分丰富。如,"九州"是指传 说中的我国上古行政区划,后用作"中国"的代 称。因此,有的全国性的电视节目就取名为“九州方圆”;“ 九族"(the nine degrees of kindred: either thenine generations from one's great-great-gr andfather down toone's great-great-grandson;or four generations of one'spatemal relations, three generations of one's matemalrelations, and two generations of noe's wife's relatio ns),古代有一种残酷的刑法叫"诛灭九族";古代传说 "龙生九子,各有所好"。因此,《红楼梦》第九回 中用"一龙生九种,种种各 别"来比喻贾氏家族族大人多,龙蛇混杂,好坏不一,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还有 " 九龙杯"等。此外,在文娱、体育等词汇中,数字"九"也比比皆是。如, 许多歌名都以"九"开头:"九妹 "、"九九艳阳天"、"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等;乐器中也有"九音锣";在体育活动中,"九柱戏"(nine pins),兵器中 有"九节鞭"[但这与西方文化中的"九尾鞭”(cat-o '-nine- tails: an instrurnent of punishment so calledfrom the nine pieces of leather or cord which compose it)意义不大一样]。 地名中也有一些以"九"开头的,如"九 寨沟"、"九华山"、"九江"和"九龙"等。此外,中国人常把" 九"看成 为吉祥数字之一。在申请电话号码时,人们宁愿多出
钱去买一个尾数为"8"或 "9"的吉祥号码。比 如,湖南有线电视台的"欢乐热线"号码为"16899919"。 在西方,数字"九"也是人们心目中的"神数"之一。对西方人来说, "九"的象征意义是"神性"、 "神圣之至"。 英语权威字典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and Webster's ThirdIntema tional Dictionary 中 对"九"所解释的意义比《现代汉语词典》所解释的意义还多,分别有:
1)one more than eight, three threes, the square of three;2) nine units of objects (a tota l of nine) ; 3) a: thenumerable quantity symbolized by the arabic numeral 9; b: thefigure 9 ; 4) nine o'clock——compared Bell table, timeillustration; 5) the ninth size in a set series: as a; aplaying team of nine members,esp.a baseball team; b:the firstor last 9 hol es of an 18-hole golf course…。
其中收入与"九"有关词语和成语多达近二十条。常用的有:
a nine-day's wonder (an object or event that creates ashort-lived sensation)
____Those political expositions…that make a nine day'snine wonder till something fresh c omes alone——Mary Deasy. nine times out of ten(very often)
be dressed up to the nines(elaborately dressed, as for aformal occasion)
____She dressed herself up to the nines and went to theparty.
in the nineholes:in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nine-men's morris: morris played with nine counters A cat has nine lives: A cat can move so fast and jump sowell that he seems to escape being killed many times.
从以上的解释还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数字"九"及其倍数在西方也被广泛运 用于文娱和体育活动中。如, 保龄球(bowling )中的瓶状木柱数(ninepins) 为"九";高尔夫球球场有一十八个洞:跳子棋的棋板上各 方均为九个孔; 古 时英国还有一种九个男人一起跳的舞蹈(morrisdance)等。由此看来,数字"九" 也倍 受西方人的青睐。
总之,在东西方文化中,数字"九"含有以下主要共性:
1)东西方大多数人把数字"九"看成神秘的数字, 其象征意义均有"神 圣"之意。
2)在东西方文化中,数字"九"均可虚指多数。
3)数字"九"被广泛运用于文体项目中。
数字“九”在东西方文化中的个性恐怕主要在于:对中国人来说,其神奇色 彩要比西方人更浓;其象征意 义的历史在东方文化中比西方文化中更悠久;其 涉及面在东方文化中比西方文化中更广泛。
罗马西塞罗说过:"翻译不是字当句对,而是保留语言的总风格和力 量。""按分量而不是按数量译词" 。此处所说的数字是指经过神化、泛化、 虚化了的"虚数","实数"的翻译不在此例。根据这一理论,结合 东西方文 化的共性与个性,可采用如下的翻译方法,并遵循以下的翻译原则。
可采取的翻译方法主要有:
(一)保留原数字
e.g. We thought our cat would be killed when he fell fromthe roof of the house. He was not, he used up one of his ninelives.
我们以为我们的猫从屋顶掉下来会死了,它并没死,只失掉九条命中的一条。 这样翻译过来,人们很容易接受,因为人们已熟悉"猫有九命"这个成语, 并能够促进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
(二)转换成各民族喜爱的数字
e.g.nine out of ten——十之八九 nine days' wonder———可翻译为"昙花一现", 这样翻译可以加深对奈 达的"对等"和纽马克的"转 换"翻译理论的理解。
(三)增舍数字
比如,"九死一生"可翻译成"a narrow escape from death;survival after many hazards";又如 ,"九九归一,还是他说的话对。"可翻译成"All things considered,what he says is right."其译文均 舍弃了数字,转译其 形象意义。
应遵循的原则主要有:
(一)民族性原则
比如,汉语中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汉英词典》(外研社,1996)的译 文有三个:"strain onese lf to the limit; use everyounce of one's strength; make herculean efforts"。笔者认为第二种译文 "use every ounce of one's strength "更符合"民族性原则”,成功地将东方文化中该成语的比喻意义转 化成了西方文化语言中的形象意义。
(二)习语性原则
比如:"匡超人此时恍若亲见瑶宫仙子,月下嫦娥,那魂灵都飘到九霄云外 去了。"(《儒林外史》), 其译文为"Kuang felt that he was gazing at a goddess and his spirit had flown to heaven."这种译 文因遵循了"习语性原则", 充分地体现了人类交际行为的一个最根本原则——语言——符号的经济原则。
(三)形象性原则
数字用于模糊意义时,一般都失去了其数量意义而具有形象意义。翻译时, 必须越出其理性意义而捕捉其 与其它的词结合后所产生的形象意义。
比如:"飞流直下三千尽,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此句诗中的"九天" 的形象意义为"极高的天空 ",因此,可翻译成"Down itcascades a sheer three thousand feet—As if the Silver River [i.e. the Milky. Way]were falling from he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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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商务英语翻译在全球经济领域的重要地位逐渐上升。商务英语主要应用于国际贸易往来当中,属于特殊用语,所以商务英语翻译与其他翻译形式存在较大的差别。商务英语在经济环境中的应用已成为现阶段发展的趋势,由于商务英语在应用当中多以贸易信函的形式出现,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其实用性,切合实际,从整体出发,从而确保其在翻译进行过程中遵循一定的原则与策略。
商务英语翻译的功能性在于根据不同的商务文本采取不同的形式,是依据贸易发送者的不同的贸易往来的目的、采取不同的贸易策略的形式。最常见的形式比如在经济交际过程中的信函、商务合同、贸易双方的会议纪要以及产品的广告信息等等。商务翻译属于应用翻译的范畴,与传统的文学翻译形式具有较大的区别,其翻译的目的在于最终译文在其文化环境中达到的一种或多种形式的交际功能。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应在原文的基础上确保翻译的标准化,通过原文在商务交往中存在的交往目的,以此来作为翻译的基础、核心标准。在翻译时找到合适的方法对其进行翻译,使其终于原文、不脱离原文,从而实现交往的最终目的。商务英语翻译的功能性打破了传统的翻译模式,并推翻了“对等翻译理论”的制约,将翻译工作呈现在新的文化语境当中,从而进行有效的传播。
针对于商务英语翻译具有的功能性特征,从国内外商务英语翻译现状进行分析,以此将商务英语翻译的重要性呈现出来。商务英语翻译的研究工作以迅猛的发展速度呈现在学术领域当中,其研究角度多、研究领域广而且分布不均匀的特征使得各大专家、学者争相对其进行研究,以力求在商务英语翻译研究中的学术地位。国外的一些国家对于商务英语翻译重视程度较高,其研究者认为商务英语翻译的有效性可以确保其在实践中的有效运用,比如说美国最大的手机销售商苹果公司,其在全球的授权门店非常多,在从事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多以商务信函的形式出现,有效的商务英语翻译可以为其提供更多的合作机会,从而提升经济效益。而在我国商务英语翻译研究上,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参与研究工作,就研究论文的数量而言是以往的几倍,在研究质量上更加趋于国际化水平。
1.商务英语词汇专业化。商务英语文本的特点最主要的特点是词汇的专业化形式,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往往会使用较多的专业术语、具有商务含义的普通词汇以及复合词汇、缩略语等等。专业术语,是商务英语中独特的词汇,数量庞大,而且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这种特殊词汇在词义表达上比较专一、没有过多的引申意思。如repeat order,这个词在商务英语翻译中只能是重复订购,而confirmed irrevocable 这个词汇在商务英语中的翻译为保兑不可撤信用证;具有商务含义的普通词汇以及复合词汇主要指在商务英语中出现的一般性的词汇,以及由一般词汇组合而成的词汇形式,在其运用过程中,比较容易翻译,而且不存在引申意义,可以有效的确保商务英语翻译的可行性;而缩略词汇就是讲具体的词汇以简洁的首字母代替形式,如B/L在商务英语翻译中译为提货单。这种形式在贸易往来中比较常见,因此,在实施商务英语翻译的过程中,运用率较多。
2.商务英语句法模式化。商务英语句法模式化也是其特点之一,在实施翻译过程中依据固定句式或套用句式的形式。不仅如此,在商务合同文本中常常使用长句,因此,长句的频繁性显得尤为重要,长句一般以陈述为主,这样的表现形式可以有效的表达合同本身具有的完整性,更具逻辑性。而商务信函中表达的句子往往呈现出短小精悍的形式,在使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语言更加简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翻译的错误率。其句法简洁,体现在口语与书面语的有效运用上,采取一定的手段尽可能的避免拖沓、繁琐的句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商务活动本身讲究时间和效率,而商务文本是其最好的表达形式,简单的表达形式与表达内容进行有效把握显得尤为重要。在句法上面,多呈现长句形式,是因为其具备长句多的特点,在商务文本中优势会出现整个大段的长句,在长句中多存在定语从句与状语从句的形式。
3.商务英语语篇简短精悍。在商务英语语篇上呈现的特点是简短精悍,并且在文本中存在一定的固定格式,文本展现出简明、紧凑的形式,从整体把握而言其本文正式性是商务英语最鲜明的特征。在商务英语语篇当中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商务信函、会议纪要、广告形式、报告说明书、招投标意向书、商务合同以及其他相关的商务单据等等。特定的语篇在体裁上呈现出不同的要求、在结构上存在特定的形式。如,在商务合同当中,具有篇章结构格式化的特征,其表达条目化、用词规范、内容完整、具有针对性,从而使得篇章更具严密性。而合同协议在贸易往来当中具有法律法规的约束力,具有一定的制约性,因此,在对其进行翻译过程中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以及行文歧义,在文本形成过程中呈现严谨、准确的特征。从而体现出商务英语语篇的简短精悍。
1.商务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结合遵循的原则。对于商务英语翻译理论来说,西方国家中的尤金·耐达的等值翻译理论是最具权威性的,对指导商务英语翻译具有指导性原则。其认为商务英语翻译的重点不要仅仅体现在语言的表现形式上,应当突出行文特征,突出读者对译文的反应。言外之意,要求语言功能上与原文对等,这种理论研究对于商务英语翻译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依据商务英语中正式的特征,为达到商务英语翻译的准确性、功能性,要遵循以下原则:
(1)要遵循文本完整原则。也就是说,在进行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要保持忠于原文的原则,不仅要体现出原文所呈现的思想内容,还应考虑到呈现原文在叙述过程中的语言风格。之所以遵循这样的原则,是因为在商务文本当中多用于商务信函、商务合同、保险、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在这些应用上面表现出内容的具备一定的严肃性,杜绝翻译者在翻译时随意表现。一旦原文信息出现错漏或造成遗漏的现象,对于经济贸易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
(2)遵循规范统一原则。遵循规范性原则是指译文的在行文过程中的语言要求以及行文方式必须依照商务文书的规范,言外之意,翻译者所呈现的文章就像经济贸易领域内的专业人员所写的一样。在文章中的应用术语以及句式的表达,都要符合商务文书的规范要求。在翻译过程中一旦遇到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要第一时间进行查阅、理解等。
2.商务英语翻译的策略技巧。商务英语翻译遵循一定原则以外,还应具有一定的策略技巧。首先,准确地翻译专业术语是最重要的策略之一。准确而规范的翻译商务文本中的专业术语是在翻译过程中需额外注意的问题。商务文本当中多用于商务信函、商务合同、保险、金融等方面的应用,所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包括经济、贸易、法律等,而这些领域中所存在专业术语不同,翻译时需更加注意。比如说,confirm这个词在译文中就存在不同的意思,有确认和保兑信用证两种含义。
商务英语翻译的策略技巧不仅是体现在准确的专业术语方面,还包括翻译过程中依据原文的语言风格。在翻译商务文本过程中要把握住商务文本的原文语气风格,通过整体把握,将原文语气风格呈现的过程,从而再现原文的特色特征。如,商务信函,其文本属于正式语体,在本文的应用当中更应该注重严谨的措辞,把握委婉的语气风格,加强礼节的重视程度。因此,在进行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要格外注意体现原文的礼节性语气。如,在我国国内的商务信函信函中,多用贵公司、承蒙、烦请等敬辞。而在商务英语信函中,礼节性用语比较频繁,在信函往来中多注重彼此的有效联系,从而促进贸易往来,因此,恰当、有效的还原原文礼节性用语极为重要。
通过本研究的具体内容可以了解,商务英语翻译呈现的必要性,并通过国内外商务英语翻译的现状分析其具体应用。在这个过程中,将商务英语文本的特点一一呈现,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研究,并保证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遵循一定的原则。从而不难发现功能理论是商务英语翻译的理论基础,具有指导意义,可以有效的指导商务英语在翻译时的实践应用,呈现出从功能角度研究商务英语翻译的原则和策略,从而有效的提升商务英语翻译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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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一定程度上,文学翻译工作者不可能完美地处理好两种文学的对应,两种差异下的语句转换尤其显得难以处理。从几方面简单分析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的过程中,所要考虑的一些“合作原则”,以及在英汉互译下,如何运用“补偿的艺术’’来取得原语与译语的最大对等。
论文关键词:文学翻译;合作原则;对等
一、译者如何遵循翻译中的“合作原则”
提到“合作原则”,很多人会想到Grice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Principle/COnversationalmaxims),他在“合作原则”里提出了四项“准则”以供语言使用者参考,其中包括:(1)相关原则(MaximofRelevance);(2)适量原则(MaximofQuantity);(3)质真原则(MaximofQuality);(4)方式原则(MaximofManner)。需要指出的是,译者在这里所要遵守的“合作原则”与语用学里的“合作原则”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应认为两者可以相互替换,互通有无。第一是翻译中的“相关原则”大致上是指原文中没有提到的译文尽可能不提;原文的“文风时尚”尽量与译文保持一致。泰特勒在他的《论翻译的原则>)(EssayonthePrinciplesofTranslation)里提出,译文的风格与笔调应与原文相同(thestyleandmannerofwrittingshouldbeofthesamecharactersasthatoftheorigina1),换句话说,也就是译文要与原文达到最大程度的“关联性”。第二是翻译中的“适量原则”大致上是指,译文不过分诠释原文所要传达的信息,要适可而止,不要随意发挥。这里面存在着过量和不足两方面问题。比如辜鸿铭在翻译《论语》时,遇到了这么一句话,相信大家都熟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第1》,他又是如何翻译的呢?辜氏译文如下:“Itisindeedapleasuretoacquireknowl—edgeand,asyougoonacquiring,toputintopracticewhatyouhaveacquired.Agreaterpleasurestillitiswhenfriendsofcongenialmindscomefromafartoseekyoubecauseofyourattainments.”他的译文本后人指为过度意译,随意添加字词,比如“asyougoonacquiring”还有“greater”、“congenialminds”、“becauseofyourattainments”等等。很显然,译文中加入了很多已经在译文文本中暗含的语言形象,如已出现了动词“acquire”,就没必要在下文出现“attainments”之类的重复语义的词汇了。或许有人会说,辜氏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想使译文更符合欧美人的阅读习惯。可是如此的译文最终只能被当作偏译对待。有时,翻译的“适量原则”也会遭遇信息量不足的情况。比如在《圣经》中《路加福音》(TheGospelac—cordingtoLuke)这一章出现了“Samaritan”这个词,它的本意是“撒玛利亚人”的意思,把它放在一个句子中,并尝试翻译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thispoormanbegged,“yougoodSamaritan,havepityonme!”如果直译过来,就成了,“你这好撒玛利亚人,就可怜可怜我吧!”看到这里,或许那些对圣经不是很了解到人该提出疑问了,为什是撒玛利亚人呢?根据基督教的解释,撒玛利亚人乐善好施,总是救人于危难之中。例外一种流传的说法是撒玛利亚的妇人为基督打水喝,从而受到了基督的指教,信奉了基督。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不可能把这个词背后隐含的如此复杂的情节都展示出来,所以不如译为“你这乐善好施的人儿,就发发慈悲吧!”这样就避免了歧义,补偿了语义。相关与适量两个原则实际上是检验译者翻译鉴赏能力的初级评判标准,那么翻译的高级评判标准又在哪里呢?
二、翻译“合作原则”的高级评判标准
(-)质真与方式
如上所述,翻译是“一种跨越时空的语言活动”,是一次耗费脑力与才智的“精神分裂”,因为译者在跨越两种语言的时候,难免不会受到任何一种语言习惯的影响,哪种语言势力比较强,就容易倾向于哪一种语言。拿英汉翻译为例,汉语有着比较发达的语言表达功能,特别在文字形式上,兼具“音美,形美,意美”的优点,这突出表现在中国的诗歌与散文上。而英文则是“排序性”的语言,语言的逻辑要靠那些词与词、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连接词或是繁复的动词变形行使话语权。所以在处理英汉翻译时,仅仅考虑到翻译的相关与适量还不够,还要更深一层挖掘英汉翻译的核心原则:质真与方式。首先,翻译中的质真原则从字面意思上解释并不是宣扬译者要对译本进行质朴真实的处理,因为译者对译本所应持有的这种质朴真实地态度早已包括在了翻译的相关和适量原则中,而这里“质真”二字所倡导的却是一种先进的翻译理念,即要求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前提下,为符合目标语读者的审美情趣,对译文进行艺术在加工,在“有质”的基础上,在译文情景下对原文来一次“真实模拟”。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不以损害原文意思的前提下发生的。董明在《翻译:创造性叛逆》一书中指出,翻译即创造,翻译即叛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客观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解释了“翻译生态环境的各要素之间的互联互动性”,翻译的“质真”原则也显得有其自身的价值了。下面举例说明,许渊仲译的《唐璜》第一章第七十三段的三句原诗:Butpassionmostdissembles,yetbetrays/Evenbyitsdarknessastheblackestsky/Fortellsthheaviesttempest.许渊仲译:有情装作无情/总会露出原形/正如乌云蔽天/预示风暴来临。对比原文发现,许渊仲译完美诠释了翻译的相关和适量原则,原诗的有情有景有故事,译文也分别用适当的字句表达了出来。可是反观译文行文特点,不禁会发现译者未按原文的音韵节奏翻译,而是主动将其改为朗朗上口的压韵体诗。译文充分发挥汉语组句优势,把原文中的“darkness”,“blackest”等较之抽象的词转化为汉语时,没有按原文行文方式逐一将其意象排列,而是灵活地补偿了原句字句暗含的一些深层意义,“darkness”没有译成无边的黑暗”或“阴霾”这些好像在汉语里更具“阴暗”意义的词语,而是只简处理成了“乌云”,把英文原句中的“by”翻译成了“蔽”补偿了“乌云”在汉语译文中的动作形象,而同样的动词在原文中却没有出现,这就说明了所谓的“质真”原则和之前提到的“相关”与“适量”原则存在一些评判标准上的差异,也就是译文在表达原文意思时,首先,也遵守了译文与原文的相关性,即不添加无中生有的成分,如这首诗就是在讲暴风雨来临前的景象,虽然两种文字上做了一些更改,但没有损害从A到B的意义转换。再之,采用“质真”的翻译策略后,发现译文的与原文的对等效应更强了一些,原文中那副描述风暴将临的躁动,那种藏也藏不住的冲破力,经过译者一番点化之后,顺利地在中文的语言环境下扎下了根,与原文遥相辉映。经过了前面三步的铺垫,一篇合格的译文或是一部优秀的译作应该也看到了重生的希望,可是在译文形成产品之前还有重要的一步要完成。那就是译者要遵守的“合作原则”中的最后一项:方式原则。林语堂首次在国内提出“翻译是一种艺术”,我们可以把“方式”原则比作通往尽善尽美的译文的“艺术”。在“硬件”方面,译者要对词句的选择慎之又慎,填补某些理解和表达上的空洞,学会使用各种翻译工具和通讯设施等等。在“软件”方面,林语堂先生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其实翻译的问题,仍不外乎译者的心理及所译的文字的两样关系,所以翻译的问题,就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心理问题,倘使我们要于此问题得比较客观的解决,自当以语言文字心理的剖析为立论的根基。必先明语言文字及行文心理的事实,然后可以做译者标准应如何态度,应如何的结论。”这段话精辟地论证了译者开译伊始,应当先做好应对原文思维、文字、心理和本国读者习惯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在抓住了原作者的心理后,剩下的一切随即变得简单了好多,因为翻译中唯“精神要领最难把握。
(二)文学翻译中“合作原则”集大成之译例
文学翻译中包括各种文体样式,其中经常拿来翻译的有诗歌,有散文,有小说,还有戏剧等等。关于诗歌的翻译,许渊仲在《翻译的艺术》一书中这样写道:“由于西方文字多少形合文字,百分之九十以上可以对等,所以西方翻译理论家提出了对等论……,但中文是意合文字,据电子计算机统计,只有大约百分之四十的中文可以和西方文字对等……。因此翻译时找不到对等词,译文不是优于原文,就是劣于原文,劣不如优所以应该发挥译语的优势,也就是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这可以简称作“优化法。”书中,许渊仲老前辈更是说中国的翻译理论要领先西方翻译理论二十年,他以自己绝美的译笔证明了中国的古诗词照样可以完美的翻译出来。但是还应该看到的是许老作为译者,提出了这么一套赶超欧美翻译理论的方法论,并非空171无凭,妄加推断,而是建立在自己几十年来的翻译实践的基础之上的。“优化论”的提出,得益于前人总结的翻译经验,首先继承和发展了严复的“信”,“达”,“雅”论,进一步发展了鲁迅的“三美论”,即“意美,音美,形美”。下面列举书中一首中文诗歌的翻译以来说明如何做到译者与原作者合作,如何做到译文与原文“竞赛”:千上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诗我们都不会陌生,这是唐代诗人柳宗元的一首著名的写景抒情诗,诗中有情有景,有动有静。那么译者该如何把这么一首极具音韵美和意境美的唐诗翻译成英文呢,而且还要保证原文的种种意境和寓意在译文中不会流失。且看许渊仲版的《江雪》英译文:FromhilltOhillnobirdsinflight/Frompathtopathnomaninsight/Alonelyfisherman,behold/Isfishingsnowonrivercold.英文诗采用了AABB抑扬格,保留了原诗的音韵美。译者是在完全吃透原文基础上,对译文进行了艺术性的改写,没有背离原文,相反更加贴近原作者所要传达的意图,体现了“相关原则”。同样译文也没有随意增删原文,没有把某些具体意象放大化,比如没有把“千山”翻译成“thousandsandthousandsofmountains”,没有把“万径”翻译成“everyroadtrodbyhumanbeing”,这样就遵守了“适量原则”。再看后两句诗的翻译。“Alonelyfisherman,behold!”,该句与原文出入最大,因为译文中,译者刻意省掉了“舟”这一重要意象不译,而把“蓑笠翁”这一形象借助于一个动词“behold”呈现了出来。但是仔细对比原诗,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笔下的“蓑笠翁”看似静止不动,实则静中蕴动,但因英文的句式和文法不能完全补偿中文句式的语境,所以需要在翻译成英文的同时,稍作一些改写,把原文暗含的动作,在转换成英文诗的时候相应地添加进去。改写过后的译文与原文相比,毫不逊色于原文,这可称作“质真原则”“Isfishingsnowonrivercold”一句中fishingsnow带来了整首诗的高潮,译者完全意会到诗人当时的心境:钓而不渔。假若把“fishingsnow”换成“fishingidly”或者“fishingnothingbutmood”,则意境全无,不能为读者营造一种“即观,即感”的感觉。这可称作“方式原则”。
三、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是一场双语间的博弈,译者和原作者是合作互补的关系。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的同时,一方面需要尽可能接近原作作者,另一方面要发挥本族语优势和运用丰富的联想,最大限度地同原作“竞赛”。只有这样.译文质量才能得到有效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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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必须“忠实”,这是共识。但是,“忠实”什么?“忠实”的应该是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译文无疑就会“异彩纷呈”,因“隔阂”而不“合格”。译文的语言表达如果连“贯通”都做不到,读者还怎么去“融会”?结果又怎么可能“与观原文无异”?语言文字类型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就大不相同。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翻译的原则相关外语翻译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 要: 抽象的标准如“善译”和“化境”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关键词: 信守内容意旨;遵从译语习惯;切合语体语域
Abstract: Transmigration, an abstract whole at large, is too good to be practical and such concrete subwholes under “good translation” as fidelity to the source-language text in content and intention, grammatical normality, and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are more workable as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fidelity; grammatical normality;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论文正文:
论翻译的原则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 — “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②
虽然严复持论有故,但认真审视不难发现,“信、达、雅”实质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标准,也不是具有切实指导性的具体标准,“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原文不达,也可以故意使之‘达’;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这样和‘信’字,岂不自相矛盾?”③
《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意谓朴实的内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的内容又未免虚浮。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反对浮华的辞藻,所以说“辞达而已矣” — 言辞足以达意就可以了。《尔雅》序题下疏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区别于各地方言的“诸夏的话” — 标准语,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但是,严复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 — 大众的语言,而是“汉以前字法句法”。为了掩盖“达”的矛盾,严复在“畅达”(如“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和“表达”(如“题曰达旨,不云笔译”)之间周旋,取便发挥,借“辞达而已”求“信” — “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借“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求“雅” — “信达之外,求其尔雅”。不难看出,严复的逻辑是:要“信”则必须“达”,要“达”则必须“雅”,换言之,“雅”是“达”的条件,“达”是“信”的条件,“为达”最终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与“并世译才”的林纾相比,严复所译的书总共不过八九种,而在其所译的这八九种书中,只有《群学肄言》、《原富》、《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四种“略近直译,少可讥议”,④此前“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⑤此后“中间义忄旨 ,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⑥严复虽然提出“信、达、雅”,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
严复是在译介西学的时候提出“信、达、雅”的,因此“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完备与否,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审视,不能简而单之地就事论事,从而忽视严复“辛苦辶多译之本心”。
严复“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⑦于是,从“达”来看,洋务派和传教士翻译的书“不合师授次第”,“不合政学纲要”,有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脉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学”的命脉之所在则是“维新”,即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来反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用自然科学、机械唯物论来论证无神论,从而“开民智,强国基”。正是“于自强保种之事”,严复才“反复三致意焉”。从根本上说,严复的“辛苦辶多译之本心”是“取便发挥”,其所谓“达旨”是“旨”在“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民权平等之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和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从“雅“来看,严复以“雅言”来“达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为当时的白话远未成熟,饱读先秦诗书,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积习,摇头晃脑地读起古书来连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触“利俗文字”,对“利俗文字”的运用不像对古文的运用得心应手,但又要翻译,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之中择取后者了,不仅翻译的时候,甚至在日常写作中,大概也会觉得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
更重要的是,作为复古的维新改良派,严复的翻译所针对的读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使他们能够看自己所译的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用“雅言”来吸引他们,借“雅”以破启锢闭,从而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乐于接受西方学理,正如严复在其《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中所言:“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一语道破天机!严复的“雅”诚可谓用心良苦:从表达形式入手,使士大夫们认为“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而最终“倾倒”。当然,严复毕竟是带有复古思想的维新改良主义者,后来又沦为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历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众”是历史的推动者。
单纯从翻译标准的角度审视,“若是全盘而真实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连它的文字的风格、神韵都传达了出来,则不但‘顺’没有问题,就是所谓‘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话)也没有问题。‘信’、‘达’(顺)、‘雅’三字,实在作到一个‘信’就都有了。”⑧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信、达、雅”在逻辑上确实“先天不足”。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善译”的标准: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不仅指出了“善译”的条件 — 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译”的过程 — “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 — “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建忠的“善译”,一言以蔽之,即是“信” — 从内容意旨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较诸严复的“信、达、雅”则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译”、“意译”和“信、达、雅”在“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与观原文无异”中得到了统一。如果说“直译”是为了“信”而“意译”是为了“达”的话,那么,既然译者已经“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并达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会成为问题;
既然译者已经“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又“审其音声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则“达”自然也不会成为问题。同时,以译者能够“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为前提,原文“雅”,“译成之文”则定然不会“俗”,反之,原文“俗”,“译成之文”也定然不会“雅”。
马建忠的“善译”无疑就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奈达的“等效”,还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钱钟书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译”的圈子。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如果采用“善译” — 或者“等效”、“神似”、“化境” — 作为标准去衡量译文,可以断言,没有任何译文能够“达标”,因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⑨。
虽然高标准是为了严要求,但是既然“法乎其上”最终也只是“仅得其中”,那么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
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
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
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创造”,视翻译为艺术;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观规律”,视翻译为科学。但是,不管视为艺术,还是视为科学,翻译的根本任务即在于“传真”,译者不能充当“说谎的媒婆”,⑩否则就会怨偶无数。翻译无非是用新瓶子装旧酒,虽然瓶子 — 语言文字类型 — 换了,但是酒 — 内容风格效果 — 却不能变。
翻译必须“忠实”,这是共识。但是,“忠实”什么?“忠实”的应该是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译文无疑就会“异彩纷呈”,因“隔阂”而不“合格”。译文的语言表达如果连“贯通”都做不到,读者还怎么去“融会”?结果又怎么可能“与观原文无异”?语言文字类型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就大不相同。
吴岩出其《从所谓“翻译体”说起》中针对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翻译体”的实质:一些译者“一条腿走路”,“未能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译文“是外国化了的中文”,未能“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称自己“不通一种外国语,常常看些翻译东西”,在《谈谈翻译》一文中坦言“正因为不通外国语,我才要读译本呢”,揭示出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别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请教你译;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劳驾了。”正是凭着“不通一种外国语”的“外行”眼光,叶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叶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死翻”。“死翻”,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
“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既然是两种语言,语法方面,修辞方面,选词造句方面,不同之处当然很多”,“同样一个意思,运用甲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运用乙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来影响”,也“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据叶圣陶想,“翻译家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也就是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反观之,“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才算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精通两种语言的人”才能成为“翻译家”。叶圣陶的意思是:“死翻”者自然成不了“翻译家”,之所以成不了“翻译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而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最终结果就只能是“死翻” — “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
吴岩以“内行”的眼光审视“外国化了的中文”,站在“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的思想认识高度来批语“翻译体”,指出:“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以“外行”的眼光旁观“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立足于“精神两种语言”的基本条件来批评“死翻”,指出:“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咱们接受外来影响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
吴岩与叶圣陶二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却完全一致:“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并“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吴岩和叶圣陶所针对的是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主张译文要“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要“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若就“所译者”和“所以译者”而言,吴岩和叶圣陶的主张无非是: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
每门语言都各有其不同的语体,而不同的语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每门语言的大部分词语适用于各种语体,但是不少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口语。同时,交际身份、交际场合、交际内容以及交际心理不同,遣词造句均会有所不同。就翻译而言,了解并掌握“所译者”和“所以译者”两门语言中口语与书面语、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之间的差异,进而在遣词造句上不仅“合意”而且“合宜”,当裨益匪浅。
一般来说,原文用的是书面语体,译文则不能用口语语体;原文用的是口语语体,译文也不能用书面语体;原文非常正式,译文则不能不正式;原文不正式,译文也不能非常正式。虽然一门语言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是操该语言的大多数人都懂得并使用的,属于“共同核心部分”(common core),然而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行话”,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术语”。译文应该是个统一的整体,译文既不能口语与书面语糅杂,更不能“方言”与“雅言”纷呈。总之,翻译的时候,译者必须关注原文及译文遣词造句的“语域”(register),使译文不仅在语义上“合意”,而且在语用上“合宜”(appropriate)。
据张中楹《关于翻译中的风格问题》一文载,有个美国人翻译《论语·雍也》时最终将孔子发誓说的“天厌之”译成了“God damn it”!用“God damn it”来译“天厌之”虽然在语义上“合意”,但在语用上却不“合宜” — 即便“心里着慌,口里发誓”,“文质彬彬”的孔夫子也决不可能来一句美利坚“国骂”。由此可见,译文除了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之外,还必须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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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文化全球化,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书籍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在文化交流和传播知识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外国的大量优秀书籍被翻译成中文介绍到我国,同时相当数量的中文图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被翻译成其他语言文字,把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在图书翻译中,内容的翻译固然重要,但其书名是整本书的灵魂,起着解释作品意蕴和吸引读者眼球的作用,很可能直接决定了读者是否要购买这本书,因此书名的翻译十分重要,好的书名翻译能有效地促进作品的传播。因此,书名的翻译要考虑两种语言的不同习惯和不同文化、社会背景,做到妥善处理,使译出的书名能准确地达意,而避免误解与不确切(丰华瞻,1980)。也就是说,书名的翻译具有特定的目的性。根据目的论(Skopos theory)的基本观点——翻译过程中的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即翻译方法由翻译目的与译文的预期接受者决定。
功能学派的翻译理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于德国,以凯瑟琳娜·赖斯,汉斯·弗米尔,贾斯塔·曼塔利,克里斯蒂安·诺德为主要代表。1971 年,凯瑟琳娜在《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中首先提出要把“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特殊目的”作为翻译批评的新模式。她的学生汉斯则摆脱以原语为中心的等值论的束缚,在《翻译理论基础概述》一书中,正式提出目的论这一概念,它也是功能学派的基础理论与核心理论。他认为: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由翻译的目的决定的,所有翻译活动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就是目的原则,即“目的决定翻译策略”。[Jeremy Munday,2012]二十世纪九十年代,20世纪90年代,诺德对翻译进行了新的诠释,这也是对弗米尔理论的进一步完善。诺德在其著作中强调: “翻译就是要创作使其发挥某种功能的译语文本,它与源语文本保持的联系将根据译文预期或所要求的功能得以具体化。翻译能使因客观存在的语言文化障碍而无法进行的交际行为得以顺利进行。”从而,我们可以认为,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交际行为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的过程,并且进一步决定译者在这个过程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译者应当以让译文达到译入语文化中的交际功能为目的,这也是指导翻译活动如何开展的主要原则。[胡冬宁,2010]
“书名是一本书的灵魂,使之不朽;是一本书的广告,使人对之趋之若鹜。”好的书读后令人回味无穷,再难忘记。好的书名译名能使名篇佳作为全世界人民所喜爱,使外国文学经典像本国的文学经典一样广泛流传。外国名著译本的受众即预期读者是喜爱读书、对外国文化兴趣浓厚、希望了解外国文化的中国读者,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而且这些期待和交际需求会不断变化。在国文化不断走出国门的同时,他们更希望读到“原汁原味的”的著作,并在阅读过程中,加深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因此,外国名著书名翻译的目的就是:1)向读者推销外国名著,给译者自己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2)向读者介绍外国文化。
在翻译书名时,除了要以目的原则为最高准则外,还应遵循另外两个原则。一个是连贯性原则,指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即译文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能够使接受者理解并在译入语文化及使用译文的交际语境中有意义。忠实性原则指原文与译文之间应该存在语际连贯一致。这两大原则的使用取决于目的性原则。
在目的论者看来,评判翻译好坏的标准是充分性而非等值性,翻译方法是否恰当就看译文能否在译语语境中充分实现翻译的目的及满足读者的需求。而翻译目的和读者需求都会随时代的发展改变,为了使译名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译者就要相应采取更为灵活的翻译方法。翻译方法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4.1音译法。音译是用发音近似的汉字将外来语翻译过来的这种用于译音的汉字不再有其自身的原意,只保留其语音和书写形式。[李玲、李艳,2012] 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以人名或其他专有名词做书名的。如法国作家伏尔泰的Candide(英文为Candid),傅雷先生将其译为《老实人》,但我认为孟祥森的译名《憨第德》更佳,首先音译让读者一望即知此乃外国文学,其次“憨”字发音近似“Can”,可令读者看到一个简单、真实的青年,引起读者阅读兴趣。这时,译者的目的得到了较好的实现。
4.2直译法。直译能把源语的修辞格、俗语、文化典故等尽量保留下来,让译文读者更直接地感受异域文化。而有些在源语中能引起读者好奇心、给人以形象冲击的书名直译成另一种语言也会有相似的效果。[湖冬宁,2010] 因此,当直译书名既能体现书本内容与主题,也不会造成误解时,直译无疑是极好的。例如Mark Twain的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 《王子和贫儿》,Michael Blake的 Dances with Wolves《与狼共舞》。Ernest Hemingway的A Farewell to Arms 被广泛译为《永别了,武器》,该书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厌战从书名就可知晓,而旧译名《战地春梦》不够凸显主题。
4.3意译法。当直译难以实现译者的目的时,就需要意译了。意译就是根据原文的大意来翻译,不保留原文形式,但要求正确表达原文的内容。如Daniel Defoe的Robinson Crusoe《鲁宾逊漂流记》,William Faulkner的The Sound and the Fury《喧嚣与疯狂》,Thomas Henry Huxley的Evolution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天演论》。再如:Emily Bronte的Wuthering HEights 译为《呼啸山庄》。旧的译名如《魂归离恨天》、《咆哮山庄》,前一种不能表达出男女主人公之间第一种译法带有浓厚的宗教宿命论色彩, 不能表达两个青年男女主人公之间浓烈又悲怆的爱情,而“咆哮”二字与全文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不符,因而, 《呼啸山庄》这一译名更为恰当。
4.4改译法。当直译和意译都不能够实现译者的目的时,译者就需要进行改译。这要求译者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改造翻译,使其译名更加吸引读者。[李玲,李艳,2012] 如Margaret Mitchell的Gone with the Wind 被译为《飘》。再如Slack是一本关于如何管理公司的书,可是如果按slack 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懈怠的、慵懒的”来翻译似乎难以吸引读者,于是译者把它译成《别让员工瞎忙》,译名似乎完全背离的原文的意思,但这个书却能够引起读者的好奇心,这本书在我国也很畅销。[湖冬宁,2010]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书名的翻译带有很强的目的性。翻译目的论的核心是“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手段”,不管翻译采用哪种方法,只要能在翻译中充分实现翻译目的并满足读者的需求的都是好方法。所以译者在翻译时,一定要恰当地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以更充分地实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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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影片名的翻译对于国外电影在中国的传播来说意义重大,不仅要言简意赅地揭示剧情内涵,也要给人以美感,激发观众的丰富联想,希望能一睹为快。好的译名既要有艺术性,又要有实用性;既要符合语言规范,又要富有艺术魅力。除了要体现原片名的语言特色,达到与影片内容的完美统一,也不能忽视其广告促销功能。翻译片名是一项重要的且富有创造性的工作,讲究一定的方法与技巧。
关键词:英文电影;名字;翻译技巧
一、文化差异
文化是语言活动的背景,而语言又是翻译的手段。当我们与他人交流时,仅仅关注的是语言本身就很难有效地交流,因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我们对文化差异不了解或对于背景知识所知甚微就会导致很多问题。
1.不同的风俗习惯。在社会生活和文化交流中,不同国家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其特有的风俗习惯。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应尽量解释出与本国文化存在差异的风俗习惯,尽量忠于原文表达出的文章的实际含义。
2.不同的宗教信仰。宗教文化是由人们宗教信仰的不同在宗教活动中随之产生的一系列文化,有很多谚语习语是与宗教有关的。在中国,儒家、道家和佛教是对文化影响最深远的三大宗教。与之不同的是,__在西方的宗教文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就需要翻译者补充与宗教相关的知识,在这两种文化中架起一座桥梁。
3.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是语言的组成部分,而语言又是思维的表现形式。不同国家的思维方式表现为不同的语言体系。当表达时间空间概念的时候这种差异极为明显。
二、翻译的原则
电影片名往往以突显影片内容,传达主题信息,确立全片感情基调,提供审美愉悦,吸引观众,增加票房为其终极目标。片名佳译、妙趣横生而又发人深省,因其深邃的文化内涵和生动可人的语言而倍受中国影迷和英语爱好者的关注和青睐。在电影片名翻译跨文化、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往往体现了它的信息价值原则、文化价值原则、审美价值原则和商业价值原则。
三、翻译的方法和技巧
1.音译法。音译就是根据发音将片名译成另一种语言。如获得第16届奥斯卡奖最佳影片奖并被誉为“影史最伟大的爱情电影”的Casablanca译作《卡萨布兰卡》,就是采用了音译的方法。片名采用音译的例子还有很多,如罗曼·波兰斯基执导的1979年版的电影Tess译为《苔丝》以及HarryPotter《哈利波特》,采用的都是音译,这些片名都通过音译保留了一些“洋味”。
2.直译法。直译,倒并非一定是“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因为中西文字组织的不同,这样“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的翻译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恰当的直译不仅能带来很高的原语文化信息传递的信息度,而且能产生较高的文化信息传递的有效度。片名的直译是比较简单且保险的方法,由于是按照原片名直接译出对应的汉语片名,它的好处在于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原片名的味道。如:日本偷袭珍珠港是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以这个世人皆知的地方命名的影片The Pearl Harbor直译为《珍珠港》。根据文学名著改编而成的影片也往往采用该名著中译本的直译书名,如:Jane Eye《简爱》,Pride and Prejudice《傲慢与偏见》。
3.意译法。英语和汉语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方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法。意译,也就是纽马克所称的交际翻译。这种方法旨在保留译语的“达”“雅”,丧失了原语的形式,但与此同时并未改变原语主要的文化信息,从而使译语优美明了。另外由于东西方民族的价值取向、审美心理、文化背景等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把片名直译过来,也可能会失去原片名的本来意义,甚至可能产生一些错误的联想,影响影片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意译法,以凸显影片的特征,激发观众的欣赏欲望。意译无法传递原语的全部文化信息(尤其是无法传递原语的形式特征),但却能产生很高的文化信息传递的有效度。片名意译前需要先对影片内容、背景有深刻透彻的了解,这样才有助于理解原名,使译出来的片名与影片内容相吻合,并尽量再现原名的信息。意译不但给了译者创造的天地,也给了观众想象的空间。需要注意的是,译者应使片名意译得通顺上口,让中国观众明白。
总之,英文片名虽然很短,翻译起来却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不同的影片名侧重点不同:有的是以人名或地名命名,有的是以时间或地点命名,还有的是通过影片名来描述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因此,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公式将其套用在影片名的翻译当中,也很难找到一种权威的翻译理论专门用于指导影片名的翻译,只有将不同的翻译理论结合起来,在不同场合,用某种理论的某一点配合相应的方法进行翻译,才能贴切地翻译出合适的译文。因此可以说,影片名的翻译是一个艰难的再创造过程,每一种译法都有其不同的遵循原则以及与此方法相适应的片名。总而言之,灵活运用这几种方法,可以为各种各样的影片名找到合适的翻译方法,翻译出合适的影片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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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当今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广告作为一种应用语言,是当今社会广泛使用的交流媒介。本文试图从功能派的翻译理论——目的论出发,对英汉广告语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进行分析,证明目的论能灵活运用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来很好地解决不同文化背景间广告翻译过程中的理解障碍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而起到了良好的翻译理论指导作用。
关键词:广告翻译;目的论;目的性原则;文化差异
随着当今时代的发展,广告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信息来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对于广告语的翻译,我们更应该加以重视,努力消除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以便成功地实现其功能。本文将以广告翻译为切入点,说明如何利用目的性原则来实现广告的功能以及如何消除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差异。
一、广告与广告翻译
广告创作是一门复杂的艺术,它集社会学、美学、心理学、文学、语言学等为一体,广告翻译具有明显的目的性。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时以目的性原则作指导,采用恰当的方法和技巧,使译文具有与原文相同或相似的效果。
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在他的《翻译教程》(A Testbook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根据文本不同的内容、文体和功能,把文本分为三种文本类型:信息文本,表达文本以及呼唤性文本。其中,广告被列入呼唤性文本,其文本特点主要表现为它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超语言效果,因此,在进行广告翻译时为达到同样的效果,译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以完成跨文化交际,使译文尽量做到达意、传神和表形,收到意似、神似和形似三统一的效果。
二、目的论与目的性原则
20世纪70年代,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家威密尔(Hans Vermeer)提出了“目的论”。根据目的论,翻译的实质是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的过程应以实现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预期功能为首要原则,也即翻译的目的性原则。目的论的提出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为译者提供了灵活翻译的理论基础。
广告的目的是促销产品,广告语的译文是否成功就看它是否起到了促销产品的作用。因而,为了达到广告的目的和效果,广告翻译不仅应力求表达准确,而且还应该分析应该如何遵循目的性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从而修正了传统的“信、达、雅”原则,确立了新的广告翻译原则,给广告翻译注入新的活力。
三、广告语翻译应注重消除文化差异
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不同文化间起到交流和沟通的目的,而对于广告这类实用文体更是如此。在广告语的翻译过程中,要实现广告翻译的语用等效,不仅要注意原作的语境含义,也要求必须要从社会文化交际的角度考察语言的使用。译者必须十分熟悉两种不同语言的语用原则,具备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知识,能设法沟通语用意义差异,方可实现等效翻译。综合以上观点,在进行广告翻译时,译者应遵循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
目的原则作为首要原则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用语言进行交际,由文化差异造成的语用差异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同样,语言文化差异也是影响广告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好的译文对销售起着积极推动作用,根据目的论中的目的原则,译者应注重译文功能,在进行广告翻译时要“入乡随俗”。如“大鹏”牌卷笔刀的英译名ROC Sharpeners。大鹏是汉民族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最大的鸟,汉语中有“鹏程万里”之说,具有志存高远、前途无量的褒义。但ROC三个大写字母同时也是常用新闻词语“中华民国”的英语缩写,势必会产生误解或不必要的联想,既不利于创立出口商品的良好形象,也不利于维护国家的尊严。如将ROC改为Giant Bird就要好一些。
英汉民族对同一事物的思维推理方式也不尽一致,忽视这一文化差异,交际双方就会发生交流障碍。例如:在以减肥为时尚的美国,减肥保健药品十分走俏。我国有一种出口试销美国的“轻身减肥片”却无人问津,市场调查发现该商品的英译名Obesity-reducing Tables有违购买者的消费心理,因为在美国人看来此药是专门为obese people(特大胖子)服用的。在改译为Slimming Pills后打开了销路。
因此,广告翻译不是表象文字上的吻合,而是信息和语言内涵上的紧密契合。只有当广告原文语言在读者心中引起的反映与译文语言在译文读者心目中产生的反映在效果上极相似时,翻译才算达到等效,才算发挥了真正的作用。以上各例广告在经过错译和改译之后的不同效果都说明了为了达到文化交际的目的,必须要对可能引起误解或理解障碍的表达进行适当地改译,而不是一味地遵循形式上的对等。
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作为附属原则
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为此目的,译文必须首先符合译入语自身的粘合标准,其次译文还必须照顾与原语间的关联,对原文保持某种“忠实”的关系。在连贯原则的指导下,译文应具有与广告原文同等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这样的译文才算成功的译文,例如:
喝一杯即饮柠檬令你怡神醒脑!
原译文:A Glass of Instant Lemon Tea Makes You Refreshing.
原文是一个感叹句,译文成为一个陈述句,逊色不少。而且,译文还有语言错误:make you refreshing(使你令人怡神)。如果用略式疑问句和略式感叹句,译文则会添彩不少:
For Refreshment?
A Glass of Instant Lemon Tea! (刘法公 1999:43)
另外,按照连贯原则,一些商品的商标英译取得了成功。如:将“舒肤佳”香皂音译为“Safeguard”,在符合了形式对等的同时,也满足了功能对等,突出了此香皂的杀菌效果不同一般,理所当然,商品在国外有市场。
广告译文在保持自然流畅、连贯的同时,也应做到准确,毕竟“译文准确”是广告翻译的生命。若广告原文的信息在译文中变了样,会误导消费者。
目的原则要求广告的译文以译入语读者的立场为导向,尊重译入语文化习俗,符合译入语广告的风格。连贯原则要求译文通俗易懂、自然流畅、便于记忆。忠实原则要求译文准确,原文广告的信息在译文中有所体现。目的论灵活运用三原则为广告翻译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解决了文化障碍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而更好地发挥了广告对产品的促销作用。
结论
作为一种竞争性的商业行为,商业广告的目的是争取消费者,促成其购买行为,这是它的最终目的,也是商业广告翻译的主要目的。商业广告的特殊功能和目的,决定了其翻译的特殊性,决定了“目的论”在这一翻译实践领域的指导意义和交际翻译法的适用性。
宏观把握文本的功能和目的对其意义理解和表达具有重要的作用,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切不可忽视文本的类型及其整体功能和翻译的交际目的。根据原语和目的语的不同文化背景,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所作的必要的顺应(如删减、增补、改写等),不应被视为“离经叛道”,而应作为翻译特殊情况下要消除不同文化间交流障碍的必要手段。一则成功的广告译文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遵照“目的法则”,充分发挥译入语优势,考虑目的语消费者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以及译入语广告规范,采用适当的翻译法,巧妙地处理语篇的形式和语篇所传达的信息,适当的作文化转换,使译文达到预期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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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翻译是一门十分专业的英语学问,随着我国向国际化迈进的步伐越来越快,对于英语翻译专业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英语翻译专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英语中宗教(religi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religae,其本意是使紧紧联结。这种词源上的解释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由某种教义或道德准则而使信徒们联结起来,使人们对神圣信仰、义务和崇拜。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宗教文化在人类文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西方,宗教几乎渗透在社会传统、文学、艺术甚至日常生活等等各个领域中。而基督教,作为西方宗教的主要力量,几乎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可以说一个人从生到死,都离不开它。比如说,人在出生后首先会受洗;结婚时会在教堂举行婚礼;离世后,会接受牧师的祷告。在西方各种节日中,最盛大的要数圣诞节了,而这个节日就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的诞辰。在文学领域里,宗教影响更不计其数。例如米尔顿的《失乐园》、但丁的《神曲》等等。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巨著应该是《圣经》了。它里面不仅涵盖了宗教观点,而且它为西方政治、法律、教育、文学及文化提供了基本框架。在现代英语语言中,仍然充斥着许多与宗教有关的习惯搭配及用法。这也是英语学习者及译者需要掌握西方宗教文化的原因。这里,笔者将从四个方面分析英汉翻译中的宗教文化因素。
1.人物
在英语国家,许多人都以宗教典著当中的人物起名,特别是《圣经》当中有许多人物,像犹大,诺亚,夏娃等等,他们每个人物背后都有与之相关的故事,每个性格千差万别,这些人名伴随着他们的故事被人们传诵,久而久之也被赋予了一些除了标识姓名之外的比喻和象征的意义。其数量直达和使用频率之高,使得人们常常意识不到自己随意的一句话竟源于圣经。译者在遇到这些翻译时,必须对上下文进行仔细推敲,以决定是使用直译还是意译。例如:ThatjokeyoutoldusisasoldasAdam,butIstillthinkitsfunny.你给我们讲的那个笑话简直老掉了牙,不过我认为还是很有趣的。这句子中有一个著名的圣经人物亚当(Adam),据圣经记载,他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类,而夏娃是第一个女人,他们曾一起在上帝创造的花园—伊甸园中生活,由于夏娃偷食了禁果,他们两个均得到上帝不同方式的惩罚。亚当和夏娃可以说是人类的始祖了,因此“亚当”这个专有名词便蕴涵了新的意义:指古老或陈旧的事物或人。因此,如果对此了解不深,直译其人名,便会曲解原文意思,使意义模糊不清。
2.数字
基督教中有许多富有特殊含义的数字。作为英语学习者或翻译者,对其所隐藏的深刻文化内涵绝不能忽略。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数字“13”了,可以说它是基督教世界里的一大禁忌。这背后又隐藏着一个关于背叛的故事。据说耶稣与其13个门徒的最后一顿晚餐上,犹大,也就是其第十三个门徒背叛了耶稣,把他送上了绞刑架。因此那些虔诚的基督徒们相信十三是一个会带来厄运的数字。日常生活中,英美人就像回避“4”一样地回避“13”这个数字。所以楼层号没有13,请客绝不能有13人,飞机、火车、剧院等没有第13排13座,每月的第13日都不宜进行庆典的喜庆活动。另外一个在基督教世界比较有影响力的数字是“7”。基督教认为上帝在七天内创造了人类,有七种美德,人的一生被分为七个生长时期,主祷文也分为七个部分,这是一个神圣的数字,甚至连七的倍数也被认为是神圣的。因此,它便经常用来表示规范或调解人类行为以及宗教仪式。比如七宗罪、神的七大礼物、神的七大圣礼,每个教条背后都蕴涵着其价值观及传统习俗。请看下面一则错译的例子:Heistheseventhsonofaseventhsoninthefamily.他是家里第七子的第七子。很显然,这样的翻译意义不明,让人看了一头雾水。由于数字“7”在基督教中的神圣地位,句中表示此人是“theseventhsonofaseventhson”,当然不会只是表面意义上的第七个儿子了。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理解成此人在家里地位的重要性,因此把这个短语译成“非常显要的后代”比较恰当。
3.动物
我们常见到的关于动物的英语习语很多,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引申意义来源于英语世界的宗教文化。而对于那些不了解宗教文化便想当然的翻译与之相关的句子,便会闹出笑话。请看下面的句子:Thewomaninchargeoftheaccountsdepartmentisanabsolutedragon!在中国文化中,龙被视为一种神奇的动物,代表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我们常以龙的精神来代表中华民族,在中国,关于龙的表达方式,几乎都是正面意义的,比如说龙腾虎跃、龙马精神、龙飞凤舞等等。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龙在《圣经》中确是一个十足的恶魔或者凶猛的生物,它是一个违背上帝而被教民视作是彻头彻尾的反面形象。因此,龙这个生物,在西方世界绝不是像在中国一样受欢迎。倘若拥有了此类宗教文化的知识背景,这个句子应该被合理地译为“会计科那个女科长是个十足的母夜叉!”又如:Iwasmadethescapegoat,butitwastheotherswhostartedthefire.是别人放的火,让我背了黑锅。这个句子中的“scapegoat”就是来源于基督教。“替罪羊”的故事说的是:上帝耶和华想考验亚伯拉罕对他是否忠诚,要他把爱子以撒献为火祭的供品,亚伯拉罕就在高山上用石头砌起了祭坛,把吓得魂不附体的以撒绑了起来,放在准备点火的木柴上,然后举起尖刀朝着以撒刺去———正在此刻,耶和华派天使急速拉住了他的手腕———亚伯拉罕就把附近一只迷了路,角被荆棘挂住的山羊捉来,代替以撒做了火祭。于是人们就用“替罪羊”来比喻代人受罪的人。
4.典故及习语
英语中许多的典故与习语均来自《圣经》,这些表达方式不仅盛行于文学作品中,也在政治、哲学、科技等领域中有所表现,可以说是渗透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请看下面例句:HisdreamofgoingabroadbecamethetowerofBabel,forhedidn'tpassTOEFL,andmoneyisalsoaproblem.他的出国梦是很难实现了,因为他没有考过托福,而且还没有钱。句中“巴别塔(Babel)”来自旧约•创世纪,据说在大洪水过后,诺亚方舟上幸存的人们想要修建一座能够通天从而见到上帝的塔,上帝因他们的狂妄自大盛怒,于是混淆了他们的语言,使得他们无法交流从而阻碍了他们修建巴别塔的计划。所以“巴别塔”这个词语可以理解成“痴心妄想”或是“某种引起障碍或混淆的事物”。试想,如果不知道这样的宗教故事,我们很难正确理解句子的意思,更别提忠实流畅的翻译了。这种由于不知道宗教背景知识而造成的意义理解错误真的是值得译者注意的问题。还有很多习语,比如“奋勇追敌,不畏强暴”(beardthelion),“对牛弹琴”(castpearlsbeforeswine)。仔细学习这些习语,你会发现它们都是来自宗教故事的引申。试想,一个译者如果对这些宗教因素不加以认真学习和充分了解,大量误译错译定会出现。这也就是我们所强调的,译者不仅语言知识有充分把握,更要对其文化背景知识有深刻了解认识,这样才能保证译作的忠实与流畅。
以上所分析的宗教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只是九牛一毛,但足以看出翻译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英语这种包含了历史悠久的宗教文化的语言,势必会给英语学习者与译者造成一定障碍。某种程度上,译者不仅是两种语言的桥梁,更是两种不同文化传递的纽带。因此,在翻译工作中,不能只注重语言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将语言和文化有效地联系起来,在学好语言知识的同时,谙熟其负载的文化内涵,提高文化差异的意识,才能更有效地体现并传达语言,实现跨文化交际。
在建构主义看来,教师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与灌输者,而是意义建构的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伙伴或合作者。学生的角色则变为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知识的积极建构者。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知识构建的过程,是在一定情况下,针对无法满足需求的知识进行质疑、探求、构建和协商的过程(蒋学清,丁研2012)。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包括了支架教学(ScaffoldingInstruction),抛锚式教学(AnchoredInstruction)及随机进入教学(RandomAccessInstruction)。本文主要探讨支架理论。
支架式教学是从建筑行业借用了一个术语所作的隐喻,支架(Scaffolding)或脚手架一词原先来源于建筑行业,指高处作业的辅助支撑架,是施工现场为工人作业并解决垂直和水平运输而搭设的各种支架。这里用来比喻在教育活动中,学生可以凭借由父母、教师、同学以及他人提供的辅助物完成原本自己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一旦学生能独立完成某种任务,这种辅助物就像建筑竣工后的支架,会被逐步撤离。这些由社会、学校和家庭提供给学生,用来促进学生心理发展的各种辅助物,就被称为支架。支架式教学法的定义也很多。一个比较有影响、流行的定义源自于欧共体“远距离教育与训练项目”(DGXⅢ)的有关文件。支架式教学被定义为“支架式教学应当为学习者建构对知识的理解提供一种概念框架(conceptualframework)。这种框架中的概念是为发展学习者对问题的进一步理解所需要的,为此,事先要把复杂的学习任务加以分解,以便于把学习者的理解逐步引向深入。”这种教学法这种教学法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目的的教学方法。
“支架”这个比喻非常形象的表述了学习者在意义建构的过程中教师所提供的帮助,相当于为学生所搭建的概念框以构建知识。这些概念框架能够帮助学习者不断更新已有知识,并达到更高的知识水平。概念框(见图1)是教师根据学习者现有能力水平和未来能力培养目标之间存在的差距,通过情境教学,组织引导学生进行一系列课堂学习活动,从而通过使学习者在该情境中主动学习来覆盖整个框架区域,最终实现预期的培养目标的抽象工具。建构主义的这种支架式教学模式很适合大学英语教学,尤其是学生科技英语翻译能力的培养。
支架式教学法整合下的理工类大学生入职前科技英语翻译能力培养模式
理工类大学毕业的学生,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不可避免地要关涉一些科技方面的内容翻译。比如,目前国内很多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以及数控机床设备等产品都从国外进口,因而需要毕业生具备对产品手册英文介绍或说明的文本翻译能力,但现实情况是很多毕业生缺乏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翻译时往往曲解或误解了文献资料的原意,这不仅影响了理解,给单位造成了业务损失,而目也有损于单位形象。在全球化背景下,理工类大学基于培养目标,务必重新认识和评估科技英语翻译能力对即将迈入职场的毕业生的重要作用,切实提高翻译教学的地位。在抓好听、说、读、写等方面的同时,将教学工作的重点放在学生输出型技能———即科技翻译能力的培养上。笔者这里使用的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中第一册第单元,精读主讲课文题为TheBattleAgainstAIDS(与绝症的斗争)。这个主题与现实贴合度高,是当下热点内容。本课的教学目标结合翻译能力的培养则被确立为:1)了解掌握有关疾病的相关词汇和句型;2)了解相关绝症的预防、控制和治疗;3)读懂sectionB相关文章;4)能用英文进行此类绝症防治方面的报告;5)能制作英文海报宣传疾病防控。教师需要围绕学习主题和教学目标,按照支架式教学的基本环节对授课过程进行了如下设计:
1.Pre-translating:引导探索,搭建脚手架根据入职前学生的语言水平和之前学习已有的知识框架,教师首先要设计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利用以前所学知识,帮助他们内化新信息,不断建构新知识,从而逐步向下一阶段的学习目标迈进,以期满足学生对入职前科技英语相关翻译知识的需求。根据教学目标,笔者在这个环节设计了三个活动。要求教学对象独立或组队完成,以达成引导对象自行探索的目的。第一:将全班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组4-5人,要求学生分工合作,课前上网或在图书馆寻找疾病相关资料,总结常用词汇,并加以掌握。词汇是翻译的基础,必须为学生建立一个相关的词汇库,才可以确保学生在翻译时有词可用。第二:让学生撰写一份绝症研究报告,留待课上翻译用;第三:请学生结合课程在线网站收听材料,通过音频资料,让学生了解探讨疾病诊治常用句型以及地道的英文表达法,并加以记录。通过上述三个活动,令教学对象在课前对陌生的学习内容有所了解,降低学习畏难情绪,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引导他们作为学习主体自行探索,发现问题。这里主要是学生对此种疾病不太熟悉,再有就是医学上一些专业性强的词汇可能不知道中文对应翻译法。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下一个环节去解决。
2.While-translating:进入情境,活动探索情境化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情境化的。即学习总是与一定的情境相关联的。语言学习尤其如此。情境化学习理论坚持两条最基本的原则:一是对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应当置于一个真实度很高的情境中;二是学习需要社会交互与合作。教师应该把学生引导到与学习目标现关联的模拟真实情境之中。这就要求教师将传统的教学设计改变为设计情境化的学习环境,按照预设学习目标,将学习内容安排在情境化的真实的学习活动中,让学生通过参与真实的问题求解等实践活动而获得更有效的学习,更能体验入职后的真实情景。关于情境的构建,教师首先可以利用多媒体手段。由于多媒体教学手段具有集文字、声音、图像为一体的特点,故而可以利用多媒体为相关词汇和句型的学习和教学提供语言使用和交际的具体的情景语境。使枯燥、静态的语言知识点变成有趣、立体和动态的生活场景。在教学中,一些学生较难掌握的翻译难点,例如英语长句的拆分和汉语短句的合并,都可以利用多媒体手段,制作简单的动画或播放与教学内容有关的情景短片,再现实际的交际场景,再配以巧妙的课堂设计,让学生在模拟的情景语境中去反复体会地道语言表达法,并总结翻译规律。教师还要充分利用合作学习构建情境,引导学生自主探索,解决问题。在本课教学中,笔者组织学生组成2人伙伴小组,针对教师给出的开放式问题用英文进行讨论,这样的模拟情境可以促使学生一起从事学习活动,共同完成教师分配的学习任务。学生在活动中将预先掌握的词汇和句型加以应用,并强化记忆。在进入情境这一环节中,教师必须让入职前的学生明确学习任务和目标。学生为完成任务,必须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探索学习:1)借助工具书等手段读懂课文的关键信息;2)精读本课课文,结合教师的问题理解文章并从中获得指导和启发;3)对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为教师提出的问题寻找答案。当然,在学生活动探索的过程中,教师不能置身事外,而应适当加以引导和提示,对学生每一步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归纳、总结,避免学习内容偏离主题,帮助学生沿概念框架逐步攀升。
3.Post-translating:适当指导,善加评价,拆卸脚手架支架式教学法就是围绕学习目标主题,为学习者提供概念框架,然后引导学习者进入选定的问题情境中,让其独立探索和发现,独立解决,然后通过小组合作学习,使学生自己在概念框架中就象脚手架一样不断攀升,并最终通过支架把学习的任务逐渐由教师转移给入职前的学生,最后撤去支架。科技翻译能力培养的前两个环节主要是由学习主体—学生所完成的,要求学生主体采取合作学习的模式去探索并完成老师设计的学习任务。第三个环节涉及到效果评价则是需要教师发挥指导者的角色,对学生的学习活动善加评价。一般说来支架式教学法的效果评价包括三个内容:1)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评价;2)对协作学习所作贡献的评价;3)是否完成了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本课的效果评价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学生上交的翻译作业;二是课后的网上交流平台上请学生自我评价并留言。对于学生的翻译,教师要采取学生互评与教师评分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自己找问题,找亮点。哪里语言不到位,哪里翻译得准确地道;再结合教师评改,这对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会起到很大作用。而课后的网上交流更是使用最新的信息交流手段,令教师了解到学生的感想,对新的教学法的体会,对未来职场所需知识的构建,以及对未来教学的调整方向。
结论
因此,理工类大学的大学英语教学要适应学校的培养目标,要适应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要,同时还要针对即将毕业入职学生个人发展的需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必须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将培养学生的科技翻译能力融于日常英语教学当中,对发展信息交流,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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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高校作为培养大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英语翻译方向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本文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以就业为导向,从课程定位、教材改革和教学模式等方面着手,探索高职《商务英语翻译》课程的改革方向,以期优化该课程教学设计,有效提高教学质量,为学生的就业岗位需求服务。
[关键词]高职;商务英语翻译;课程改革
1引言
根据《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试行)》,《商务英语翻译》课程是“高等职业学校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职业技能课”,在整个专业课程设置框架及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地位不可忽视。然而,目前该课程普遍存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本科化、缺乏职业针对性、师资学科型”的问题。(江晗,2010)针对这些问题,本文结合东莞职业技术学院(下称“我院”)的实际情况,就课程定位、教材改革和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提出高职《商务英语翻译》课程的改革方向。
2课程定位
高职英语专业翻译课容易走入定位不清的误区。有的学者提出“现有高职、高专已经成立的翻译系或翻译方向最好主要以证书培训为主要目标”(穆雷,2008);有的院校干脆将课程目标单纯定位为通过全国商务英语翻译考试、获取证书。但是,通过走访我院用人企业得知,外语等级证书和翻译证书都不是企业所看重的指标或用人条件,真正的实践应用能力和职业素养才为用人单位所器重。因此,不适合将考取翻译证书作为该课程的定位和目标,但可作为辅助手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笔者认为,高职《商务英语翻译》课程的定位,取决于学生自身的能力水平及毕业后的就业岗位所需。一方面,高职学生的外语水平基础较差,特别是双语转换能力较弱,即使经过一学期或一学年的翻译课程学习,也难以胜任高端的会议交替传译,更不用说同声传译,只适合进行初级的口、笔译工作;另一方面,就我院以往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看,没有专门从事翻译行业的专职译员,所以不能照搬培养专职译员的外语专业本科或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来对高职学生进行教学,而应该按实际情况来做出切实的课程定位,以指导该课程的开展,培养毕业生工作所需的相应翻译能力。通过对我院应用外语系2015届毕业生就业统计及个别访谈得知,我系毕业生就业单位主要是小微涉外跨境企业,而这些企业基本上没有设置专职翻译岗位。毕业生从事的岗位群主要集中在外贸业务员、外贸跟单员、跨境电商岗位操作员、跨境电商岗位推广及运营专员,从事销售、采购、跟单、商务策划、接待、客服等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的翻译活动主要包括涉外商务谈判、商务营销、接待应酬、国际会展、公司及产品介绍、日常文书和邮件处理等。这些工作任务的性质,突出了高职翻译的交际功能,决定了高职学生需要的翻译是一种初级实用型商务翻译;毕业生身兼数职,既要做好本职工作又要在涉外场合兼顾翻译的角色,也决定了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所培养的学生是“复合型译员”。(姚嘉五,2012)根据这两点,我院高职商务英语专业的翻译课程应定位为中英双向初级商务文本笔译和一般商务情景的涉外陪同口译,课程培养目标是能胜任小微涉外企业与翻译有关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3教材改革
高校的传统翻译教材编排,一般沿用两条主线,一为“专题型”,关注的重点是不同专题的内容及表达;二为“技能型”,关注的重点是技巧训练。“专题型”教材包含的某些专题,如政治外交演讲、政府会议、时事、科技、体育方面的材料,或难度偏高或与高职毕业生的实际就业岗位关联较小,不适合用于高职的翻译教学;“技能型”教材对学生的技能训练要求过高,往往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容易让学生产生挫败感和畏难情绪。以上两种教材,都不太符合高职教育“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回顾笔者所使用过的翻译教材,存在纰漏、拼写或语法错误等,部分内容要么过于陈旧,要么缺乏与区域经济相符合的素材,而且缺少音频或视频,也没有配套的教师用书,口译对话练习并不是英汉穿插而是全英或全中文,并不适合用来做翻译练习。基于以上现状,教材改革势在必行。首先,在难度上,要贴近高职学生的能力水平,“重信息传递、淡化翻译技巧”(曾昭涛,2009)。传统的翻译教材对翻译史、翻译理论和技巧有较为详尽的阐述,但这往往对注重实用和实践操作的高职生缺乏吸引力,因此应该淡化,转而关注高职翻译的核心交际功能,即“信息传递”,不苛求翻译技巧的处理。其次,在内容上,应该对接职场,摒弃政府报告、外交辞令、大型会议翻译的题材,选取与学生就业岗位需要相吻合的口、笔译素材,体现当地区域经济特点,融入当地特色行业元素。以东莞为例,作为广东三大展览基地之一,该城市每年举办各种展会30多个,因此将会展口译纳入高职翻译教材很有必要。东莞还有明显的特色经济,已形成电子信息、电气机械、纺织服装、家具、玩具、造纸及纸制品、食品饮料、化工等八大支柱产业,所以翻译内容也要考虑选取与这些行业相关的文本,以体现翻译教材的行业性。再次,在章节编排上,不宜把主题安排得过于广泛,应遵循典型翻译工作任务流程,把翻译课程项目化、模块化,这样既符合高职“工学结合”的教育内涵,又体现高职教材的特色。教材改革的重担落在高职院校一线任课教师身上,教师可以在原教材的基础上,有所取舍,再扩展补充与区域经济、特色行业相关的内容,也可重新编写出符合学生学情又满足就业需求的教材。教材的改革需要教师积极到企业单位进行调研和实践,了解实际翻译情境需要,收集具体岗位工作可能接触到的语言素材,编写真正实用的课本,更好地服务于教学。
4教学模式改革
由于高职翻译课的老师多为科班出身,上课容易落入本科翻译教学的俗套,即采取老师讲授、学生练习、老师点评的方式,课程模式比较僵化,学生没有真正参与到知识构建中来,同时脱离了真实的商务翻译情景,学生学习兴趣低,容易产生倦怠情绪,自然难以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根据高职学生的学情和人才培养目标,商务翻译课程应以典型翻译工作流程来设计教学环节,真正将职业能力的培养和岗位需求结合起来。例如,以会展陪同翻译这一模块为例,可安排以下仿真商务活动流程:国际名家具(东莞)展览会与外宾初次接触——参观家具厂、了解产品——商务合作洽谈——合同签订——庆功宴会——机场送行。实践教学中可穿插项目化教学法、模拟情景教学、角色扮演和合作学习法等,各种方法各有侧重、相互渗透、灵活多变,从“以教师为中心”转为“以学生为中心”,从注重“理论教学”转为“实践教学”,从“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真正凸显高职教育特色。此外,还应加强语音室和口译实训室的建设,设立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做到教学、实践、服务一体化,为学生提供真实的职业氛围,让翻译教学更贴近实际、贴近市场、贴近岗位。
5结语
社会和市场对翻译人才的需要是多层次、多元化的,既需要能担当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更需要能胜任企业基层工作、懂商务又懂英语翻译的人才。高职英语专业的商务翻译课应该走出自己的特点,积极探索具有高职特色的翻译教学改革,采用切实的定位、合适的教材和有效的教学方法,才能优化翻译教学,培养出优秀的高职高专实用性、复合型翻译人才,服务于社会各行各业。
参考文献
[1]江晗.高职翻译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改革研究[J].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4):53.
[2]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试行)[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2:123.
[3]穆雷.建设完整的翻译教学体系[J].中国翻译,2008(1):43.
[4]姚嘉五.工具-公文-公式:高职应用翻译专业的定位[J].中国科技翻译,2012(3):55.
[5]曾昭涛.论高职应用翻译理论[J].上海翻译,2009(1):50.
一、中西方文化在英语翻译方面的差异性
宗教文化也是众多文化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也会因信仰的不同而产生一定的差异。中国的宗教门派众多,但是主要的可以分为道家、佛家和儒家这三个主要的流派。不同的教派具有不同的教义,如中国道家主张人和神仙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佛教则主张佛祖则是至高无上的神,其法力无边,这也可以从我国古代语言中明显看出。汉语中有“天命不可违”、“借花献佛”和“不看僧面看佛面”等的语言表达。而西方则主要以__为主,他们只承认上帝是万事万物的主宰,其无所不能,这在西方语言中也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如“Manproposes,God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GodiswhereHewas”(上帝无所不在)和“Heavenisaboveall”(上帝高于一切)等。因此,为了达到翻译忠实原意的目的,我们必须要充分了解中西宗教文化的差异性。
二、提高高校英语翻译质量的策略
(一)导入异国文化
中西翻译的差异性。因此,为了提高学生对于英语翻译的认识度和理解度,教师需要在英语翻译教学的过程中为学生们导入到量的异国文化。通过将英语翻译与文化学习二者进行有机地结合来提高学生们英语翻译的水平。但是特别需要注意一点就是,教师在导入异国文化的过程中要始终本着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原则。此外,教师除了要为学生们普及一些西方文化知识外,还需要为学生们普及一些西方文化习俗的来源。例如,英语中有“raincatsanddogs”的习语,这句话用汉语可以表述为“倾盆大雨”,但是如果按照直白的翻译就会理解为“下猫跟狗”,这样就明显偏离了翻译的本意。这句习语主要来源于北欧的神话传说,传说猫跟狗对于风和雨等天气具有很强的预测能力。又如“asstrongasahorse”(壮如牛),但是如果单纯的按照意思来理解则成了“壮如马”了等。如果学生对于这个文化背景不了解,则会出现上述可笑的误译现象。
(二)介绍英汉语言结构上的差异性
英语结构区别于汉语结构,其重视主题句和主体结构的构成以及句子结构连接过渡词的作用,并且侧重用介词和连词来表示句子和词组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现象在汉语中则很少用或几乎不用。另外,英语表述中特别忌讳重复,如果出现重复的问题,通常用省略、替换或代词的形式来加以表示,但是我们汉语中常用重复来表示强调。
(三)讲解一些常用的翻译技巧
在学生掌握了上述英语翻译的基本知识之后,教师需要为学生讲解一些常用的翻译技巧,从而让学生们学会如何通过删减或增加词语来使语句变得更加通顺。常用的翻译技巧主要包括词类转换、增删词语以及拆分语句等手段。首先,词类转换作为一种有效的翻译手段,其主要是将那些由动词转化来的名词或具有动作意义类型的名词后接of的形式按照汉语中动宾短语来进行翻译即可。其次,英语和汉语之间的结构表述有所不同,只有通过增加或删减词汇才能够使意思更加忠实原文的含义。总之,中西文化差异性对于英语翻译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了提高学生英语翻译能力,教师必须要在教学实践中让学生充分地了解西方的文化传统,从而使学生做到“知己知彼”,然后并要在基础上教授给学生英语翻译的一些技巧,从而达到提高高校翻译教学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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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翻译过程包括理解和表达两个重要的阶段。只有在正确理解原文词义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表达原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英汉翻译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引言:英汉翻译研究生态学视域的成立
生态学是研究物质与周围环境关系的一门科学,其发轫之初很长时间里被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随着生态学的发展和交叉、跨学科研究日趋成熟,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发现了生态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容性,认为人文社会领域和自然一样,事物与事物、事物与环境间都发生着联系,没有独立于环境之外的事物和现象,故而认为生态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生态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遂真正结合起来。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对文本的认识由仅仅关注认识文本内部自足性问题发展到研究文本内外部关联问题,研究的视野也随之由微观文字向宏观文化转向,人们对文本的认识,已无法将文本语言与该语言所蕴含或显现的某国或某民族的文化相割断。对于成功的翻译者来说,他不仅要作为两种语言的专家,还要是两种语言各自代表的文化的熟知者。对于英汉翻译的研究者来说,他们需要不断探寻着解释原文本与译文本之间形成文化差异的依据———这些依据就是社会各层面因素影响文本文字的关系。生态学强调事物与其环境协调、互动、互相促进。在英汉翻译领域,一个成功或优秀的译作应当是不仅内部自足和谐发展,而且内部与外部互惠互利、共生共栖的文本。其动态性体现在这种交互作用是永无止息、不断旋螺式发展的,而非一成不变或者无意义的重复。用生态学视角看待英汉翻译,为的是建立一种整体性思维。有学者为“整体性”的意义进行了阐释:“整体性是生命的基本属性,整体性不是部分的简单累加,也不是由外力推动而形成的原子集合体,它有着超越部分之和的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属性。”对翻译及其研究工作来说,把握“整体性”是关键。翻译活动涵盖原文本和译文本,涉及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3方,包括语言和文化2个层面,同时受到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主流意识形态等的影响。梳理和廓清这些形成翻译活动的要素的动态平衡发展,有助于建构英汉翻译研究的生态学视域。
二、原文本与译文本的交互解读
原文本一经生成,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各种读者解读下成为“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的消费品。如果没有读者的阅读,则文本只是完成了生产过程,惟有读者的阅读才能使文本的意义得以生成,使文本价值得以实现。译文本的产生就是原文本蕴涵得到复活的一个过程,译文本的产生同时是对原文本的“消费”,促成原文本价值的重新生成和意义再现。译文本对原文本的意义即在于此:扩大或者新生成原文本意义。译者与原文作者的生活背景、个人知识、经验、思维方式等都有很大差异,译者对原文本的意义进行解读的过程中有译者的前结构参与,这种前结构大大影响了原文本意义的重现:原文作者将生活的客观信息内化于文本,译者在翻译之前先作为原文本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以自己的前结构对原文本进行内化,但这次内化的主体是译者而非原文作者,由此不同主体所作的“内化”经由不同文本载体产生出不同的文本接受。原文本意义和译者根据前结构而解读出来的意义不同,所以可以说,译者通过内化能扩大原文本的意义,使原文本意义更加多样。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两种理论都强调读者阅读对文本的意义,认为读者也是促成文本意义产生的主体之一。译者作为原文本的一种特殊的读者,他的阅读并不是被动地阅读,他是原文本意义产生的主体之一。生态学视域下的译者已经不是“戴着镣铐跳舞”的对原文本亦步亦趋的“传声筒”,而是担任协调者、统筹者的角色。多样化的意义被译者融注于笔端,形成了译文本,多样化的意义由此再传递给译文读者。由上文所述可见,译文本不是对原文本文字表达简单地“复述”,而是积极地参与了原文本的意义生成。但原文本对译文本的决定意义又不言而喻,因为译者对原文本无论如何创新解读,都须坚持一个原则———不能颠覆原文本的根本主旨。“生态观认为,生物圈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各种要素之间进行着有序的能量、信息和物质交换。”在翻译这项工作中,原文本和译文本成为两个和谐共生、交互解读的文本圈。尤其经典的作品是如此,原文本、译文本共同服务于这部作品的题旨、指向,使经典作品传世;原文本、译文本形成作品的两个共生共存的表现载体,相互间发挥最佳协调效果,共同服务于作品价值的生成和阅读消费。
三、译者与译文本环境的互动
生态学认为,自然界具有适者生存的原理。只有符合该法则而存活下来的事物才称得上有较强的生命力,在遇到各种生存困境时才能够延续生命,这个原理在人类的进化和发展史上已成无可辩驳的规律。英汉翻译受到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科技因素、人文因素等,适应这些因素的翻译活动才能较好适应译文本文化环境,成为广为接受的文本,进而吸引更多的大众读者,亦即拥有广大的受众。受众对译文本的消费是译文本价值的体现。如果一个译文本无法赢得受众青睐,则译文本的价值就是有限的。如今,进行英汉翻译前,译者选择要译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必须符合本国政治环境的要求,否则译文本无法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查,也就无法顺利出版。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译者选择的作品可以更加多样化。比如,我国改革开放前,译者翻译的多数是苏联的作品,而且多数是关于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作品,这符合当时“将一切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也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需;到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社会来临以及价值观多元化,翻译所选择的作品样式、作品主题呈多样化,翻译不再仅限于从社会主义国家引进作品,而是面向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优秀作品。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改革的深入,出版行业也由政府部门主管、财政支持发展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以文化市场上读者的需求是译文本得以产生和畅销的一个因素———如果不是因为读者喜爱,作品很难找到出版商。除此之外,经济社会的发展促成了各学科门类及生活实用的大量文本的翻译,翻译人才的数量大大超过过去以文学作品翻译为主的翻译人才数量。“现代生态学已不仅仅是一门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而是已成为指导人类行为准则的综合性学科,是研究生物存在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可见,政治、经济、文化、主流价值观等因素共同组成译文本“生态环境”,这环境中的各种因子共同作用,促成翻译的顺利进行和历史发展。只有适应这些因子,译文本才能最终实现价值。
四、名家译作对原文本和译文本环境适应举隅
译者在翻译之前,对原文本进行解读,进而通过译文本再现原文本风采,体现了对原文本的适应及对译文本所在的由政治、经济、主流价值观等组成的生态环境的适应。然而,这两种适应很多时候是互相矛盾的。生态学视域下的翻译能够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在生态学视角运用于翻译之前,人们普遍对翻译的归化和异化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无法达成公论。生态学视域下翻译观可以很大程度地扩展翻译的视野,使得翻译不再拘泥于归化异化之争,而是以适应性为基础,赋予译者以协调者、操纵者的角色,译者在原文本和译文本两个文本圈间取得平衡,认为只要能达成平衡,则归化异化皆可行。这种主张是合理的,因为根据心理学上的格式塔理论,读者阅读的时候虽然会欣赏作品的字词句,但又不是拘泥于字词句,而是以整体感觉来欣赏作品,即不是从文字形式的叠加得出印象,而是在各个部分间协调、纵横、兼顾、整体认知。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而是要优于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翻译过程中必须持有整体观念,而不能局限在字词句方面对原文本死译、硬译。死译、硬译后的作品,虽然字词句之间适应原文本,然整体效果要么无法适应译文本语言环境,要么无法适应译文本文化环境。如,对英语长句硬译,其结果是汉语译文不堪卒读。这是翻译没有适应译文本语言环境的不协调翻译行为。如,英语文学对《圣经》典故的使用相当普遍,而且经常不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原文本的读者对西方宗教文化相当熟悉,毋需作者赘述,而在对《圣经》文化普遍陌生的中国读者看来,这些典故犹如天外来客,中国读者不明就里。这就是翻译没有适应译文本文化环境的不协调的翻译行为。从格式塔心理效应来看,译文本的读者需要的是对译文本整体价值观、信息等宏观了解,译者只要在这些宏观方面能够保持与原文本一致,则不必拘泥于该如何忠实于原文本的遣词造句。即是说,译者更大的责任在于将不熟悉原文本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的译文本读者所需要的所指信息显化,使之前景化,而不是仍将其作为隐含信息而让译文本读者解读困难。所以,刘士聪先生说:“将译文作为一个独立文本加以审视,审视其整体的审美效果,看其内容是否与原文相符,看其叙事语气与行文风格是否与原文一致,这一点很重要。”译者必须权衡利弊,了解两种文化的特点和两个民族文化心理特点,了解原文本哪些语言、文化信息是译文本读者可以无障碍地接受并且不会误读的,保留这些信息的风貌,而原文本当中对译文本读者产生障碍的信息,则需要进行明晰化处理,恰当采用释义、套用、注释等手法,这样从整体去达到忠实原文本的效果。只有这样的整体协调,才是对两种语言的“生态系统”的最佳适应,与原文本取得真正的平衡。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采用了变译的策略,许多人并不认同。然而,如果借生态学的视角来加以解释,则可发现,严复的翻译策略选择是相当理性的,其译文本体现出生态学意义的平衡观和协调观。严复的翻译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开启民智,号召人民群众反抗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于是遵循原文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基本思路,在原文本基础上添加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主要是关于中国国情及号召人民起来斗争的信息,使得译文本语篇更加恢弘、气势磅礴。严复的翻译,将原文本的信息型文本转化为译文本的呼吁型文本,将原文本内涵的对自然的生态选择转化为译文本内涵的对社会的生态选择。可见,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没有违背原文本的基本思想与内涵,甚至提升了原文本的内涵与意义,而且又适应译文本所在的政治环境,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因为,当时在译文本所在的环境———中国土地上,人民群众迫切希望国家独立、政局稳定,在时局动荡、民族存亡之际,普及原文本的科学知识实在意义不大,而经过严复的翻译及译文本传播,原文本的价值得到超越性实现。严复的译文本不仅适应了原文本,而且适应了译语的环境的各种因子,译文本即是在英汉两种语言及其承载的文化之间取得最佳协调关系的成果。有学者因此评论,“虽然严译《天演论》在有的方面没有很好地忠实于原作,对内容和语气都作了修改,但我们不应该脱离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孤立地对其做出评价,这样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严译《天演论》很好地适应了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对其不应过于苛求,应有更公正的评价。”傅东华在翻译玛格丽特的小说GoneWiththeWind(傅译的书名《飘》)时,将语言大量作了中国本土化,包括在对原文本人名的翻译上,也去掉英语人名汉译经常采用的音译法,而是用典型的汉语人名二字格式或者三字格式给人物重新命名。这使得译文本读来给人恍如在读汉语原著之感,似乎不带英语著作的痕迹。当然,该译文本在翻译界引起的争议丝毫不亚于严复翻译《天演论》所引起的争议。但是不可否认,傅东华译作一直是最广为接受、广为流传的GoneWiththeWind汉译本。探究起来,不难发现,傅东华译作广受欢迎的原因正在于其适应了译语读者的阅读需求,适应了译语的生态环境,而对原文本的风采却毫无影响———因为翻译上局部的归化异化无损于原文本的思想,同时又能为译语环境所接受。王佐良翻译培根的《论读书》,影响极大。译文本无论在文采还是在思想上,都不逊色于原文本。而在具体的细节上,又可以看出译者并非惟原文本马首是瞻。例如,培根《论读书》原文本中,“Studiesservefordelight,forornament,andforability.Theirchiefusefordelight,isinprivatenessandretiring;forornament,isindiscourse;andforability,isinthejudgmentanddispositionofbusiness.”王佐良将其译为:“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原文用简单的词汇和句型,以及大量省略句,而译文则文采斐然,句式整饬,超乎原文。如果仅遵从原文省略句式和平实的措辞特点,则译文会如白开水,很难在一向推崇文采的汉语文化环境下产生大的影响。王佐良在尊重保留原文本思想的基础上,适应汉语文化环境里论说散文重文采和汉语句式喜好排比和四字格的特点,使译文形式整饬,朗朗上口,广为传诵,成为经典。可以说,培根的这篇论说文《论读书》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一定程度要归功于王佐良的翻译。这样对译语环境和原文本风姿的双重适应和选择,即是适合了生态学的平衡、和谐理念和整体、关联思维。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充满的中国各种传统文化信息,是汉译英上的难点。《红楼梦》英译本以杨宪益译作和霍克斯译作两个译文本最广为流传。前者以直译为主,将各种文化信息直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过去。这种直译法会令熟悉汉语文化的人们读来如同读原文本,较为轻松,而对于英语国家中更多的普通读者来说,则会障碍重重,因为他们的文化背景中缺少汉语文化,故而无法理解文本当中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信息。后者以意译为主,将对英语民族来说很生疏或者会造成误解的信息以英语文化中可与之构成联想、意义相似的形象代替,使得鸿篇巨著的《红楼梦》不会因为太多陌生的异域文化信息的出现而阻碍英语读者对名著的理解。从生态学角度看,霍克斯很好地适应了译语主要的阅读环境,使得译语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较为和谐的互动,其译作属上佳;而杨宪益的译文会使得汉语文化空缺的外国读者云里雾里,译文和译语读者之间难以形成和谐流畅的传播接受关系,也就难以产生平衡、和谐的生态学的关系。
五、结束语
赵小兵提出,“各种关系集于译者一身,各种平衡的工作需由译者来完成,译者选择的和谐意识,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创造性意识。译者正确地把握文学翻译中的各种主体间的关系,把握语篇内外之间的关系,充分地考虑跨语境问题,是保证文学译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意义关联和和谐一致的重要途径。译者须具有和谐的整体意识,使文学译本达到和谐的境界。”生态学的整体和谐观已经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英汉翻译工作来说,意义在于构建了生态翻译学,译者及研究者可以以更加开阔的眼光,上升到另外一个层面高屋建瓴,宏观把握翻译。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只需要以生态学的眼光看待,在原文本风采保留的基础上,以适应译语生态环境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主流价值观等各种因子为准则,灵活运用和搭配各种译法,则译无定译。只要能协调、平衡、拓展原文本价值又吸引译语受众,甚至促进译语环境的社会变革,引导译语环境社会正面价值观念的提升,则译文本即属佳作。
一、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西方文化以及英汉翻译
(一)《圣经》故事方面
英美国家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受到宗教的影响,特别是基督教思想影响非常深远、广泛。通常西方人会把《圣经》作为他们的生活道德准则,《圣经》的内容深深地融入到西方文化中。在西方人的文学艺术以及日常语言中也会广泛应用到《圣经》故事。比如,“Godforbid”“Oh,heavens”“forGod?ssake”等已经成为西方人的口头常用语。实际上,《圣经》不单单是基督教的一部正式经典,而且也是一部内容、思想的经典文学作品。英美文学家常常为了丰富写作题材,进而巧妙地引用《圣经》中的词句、人物或者典故。比如,“Absalom?shair”,本意是指押沙龙的头发,潜台词是“美丽反而是一种致命伤”;“Manna”在《圣经》中赐给以色列以及摩西人的食物,潜台词是代表意外收获。圣经的典故以及故事也被常常应用于英美文学作品中,其中英国诗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他的《力士参孙》《复乐园》及《失乐园》中都采用了《圣经》里的典故。
(二)词汇代表的不同文化内涵
文化和词汇密切相关,每个民族的语言词汇中都可以看出这个民族的风俗民情、政治制度、经济、历史、地理及文化艺术等,但是如果文化背景不同的话,相同的词汇代表的涵义也会有所差异。就日常生活称呼语而言就有很大的文化差异,比如,我们中国一直以来都有“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在汉语中主要用“老”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和尊敬,常常也会使用“老王”“李老”或者“老先生”。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年长通常代表着智慧、经验、身份,但是西方文化中,将“Old”这个词汇表示过时、落后于潮流等意思。并且在西方,年龄是个人的重要隐私信息,尤其是西方的女性非常忌讳他人询问其年龄。因此,西方人一般不会叫对方“oldpeople”“grandma”等,通常会直呼其名。其次,中西文化的差异同样体现在颜色词汇方面,从而影响颜色词汇含义大大不同。如,汉语常常会用“眼红”体现嫉妒的情感,用“走红”表示非常受欢迎,但是英语会用“begreenwithenvy”表达嫉妒,“red”这个单词仅代表“负债”“赤字”的含义,而不带有感情色彩,采用“blacktea”表示红茶。
二、有效处理文化因素对于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影响
在西方文学中,西方文化被良好地体现出来,而翻译则可以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更方便、准确了解西方文化的途径和方法,正确合理地翻译西方文学作品,使中国的读者可以快捷地掌握和学习西方文化知识,掌握西方文化精髓。但是文化差异是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一个重大阻碍。如果从译法的层面分析,可以将翻译分成意译、直译两种方式,翻译家的风格也可以概括为“异化”“归化”两种。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并不是对立的,在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过程中,无论应用“异化”策略还是“归化”策略都会有一定的覆盖、交叉情况,因此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应该采用异化、归化相互融合的方式。如果因为语言文化的不同差异导致词句语义空缺,可以采用“并行法”进行翻译。比如,在影视片名翻译中,WaterlooBridge是一部非常著名的电影,翻译者并没有仅仅采用“异化”翻译方法直接翻译成“滑铁卢桥”,而是翻译成《魂断蓝桥》。这样可以更好地表达影片中的一些悲伤情节,也可避免受众误以为是拿破仑失败的滑铁卢战场。其实,片名“WaterlooBridge”也就是英国伦敦的滑铁卢桥,为了以防观众误解,因此借用了我国《太平广记》中描述的“蓝桥相会”传说,把“滑铁卢桥”翻译成“蓝桥”,这样不仅点明了爱情主题,也将原名中的“桥”保留了下来,同时也通过“断桥”暗示了影片的悲剧色彩。由此可见,有机结合“异化”和“归化”的翻译方法不仅可以将原名的基本形式保留下来,也可以将影片的主要内容真实地传达出来,更加合理。反而如果单独采用异化或者归化的翻译方法,都不能完全地传达出原文的信息,不利于双方的文化交流。
三、结语
综上所述,英美文学作品的英汉翻译者不仅应该拥有扎实、深厚的双语语言知识,掌握基本的翻译技巧,同时更应该全面地掌握西方文化。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各个方面都渗透着西方文化,翻译者平时应该多注意学习、积累西方文化知识,选择一种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翻译形式,使广大中国读者能够真正地品味英美文学作品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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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意识是西方文学的核心思想和艺术精髓,也是西方文学中属于世界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西方文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对话的目的,不是简单地褒贬某一文论,而是对文艺理论研究进行反思与自省。诗学如此对话的目的,就是去探寻深层次的共同的有关人类审美文化的价值倾向。动态研究。研究当代西方文艺理论,采用静止的或孤立的观点,是行不通的。要采用发展的、具体的的观点,去分析问题与研究问题。在研究西方文艺理论过程中,我们不照搬照抄,而是通过参照对比,整理着、分析出、总结好我们的当代文艺理论,从而,更好地建设我们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当研究透彻后,当我们洞悉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内涵与真实意义,并从真正意义上知晓当代文论下隐藏的存在本体论的重要意义时,到时候,我们将有全新的知识型结构。深层次地研究文艺理论与美学,就会触及到一个比较深远并十分重要的问题,有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问题。所以,研究诗学,不但关涉着诗意般的思维方式)问题。所以,对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进行构建,务必要弄清楚西方文化与诗学的价值取向和主要趋向。
多元化研究。由于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所以,我们应该进行多元化研究。我国文论界,仔细地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文化进行研究,发现,对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关系,进行批判的后殖民主义,着重于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拿来主义”,并没有意识“文化对话”,在新世纪,对中国的重要性。当然,由此也提出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如何摆正中国的文化以及文论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问题。笔者认为“,全球化”并不意味全球单一化,而是逐步呈现出差异性的动态过程。
别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应用派别研究方法。我们都知晓,后殖民主义与批判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密切相关。引入后殖民主义,使后现代主义的反权威问题、价值平面问题、中心与边缘问题,变得更加繁杂,也使得我国文论界,面临着以下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妖魔化等等。当传统价值面临着困境时,也只有不懈地探索其理论和丰富其实践层面,通过那些处于后殖民时期的知识分子,前瞻性和边缘性思考,以自身获得个体独立性的前提下,不断地更新知识体系,创新学术思想,并把它当做自己存活的理由之一,能够以此作为中国思想延伸的契机。
目前,我国在研究西方文学时,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从多方面,深层次,对西方文学,表述自己的看法。研究西方文学的热点或焦点,一般体现在作家流派,族裔文学与迥异的作家、作品以及热点文类,通过文学在国内学界所出现的频率,归纳表明,我国文学研究的热点流派是当代少数族裔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热点族裔文学是:华裔文学、黑人文学与现代欧裔白人文学,研究的热点作家是:汤亭亭、沃克、菲茨杰拉德、霍桑、海明威、福克纳和莫里森等,研究的热点作品是:《女勇士》《老人与海》《麦田里的守望者》《紫色》《了不起的盖茨比》《宠儿》和《红字》等,研究的热点文类是:华裔小说、黑人小说和现代欧裔白人小说。通过这些研究热点表明,在新世纪,我国在研究西方文学时,存有三种明显的情结:即小说情结、诺贝尔奖获奖作家情结和经典情结,以及两个需要学术界十分重视的问题:即在研究角度上,出现较多的重复现象,在研究对象方面,边缘与主流,区分太明显。
第一,研究方法的趋向。一般可以运用如下方法来研究西方文学:考察某事物所采用的手段,应以特定的方式来考察其对象;观察角度广,应以多角度的观察视角,以及多方面研究文本内容;程序上的分析理解。具体操作是:a注意研究文学现象的视点、角度;对文学现象的程序,进行分析理解。批评西方文化的方法则有:多角度,理解和判断特定的文学现象;对特定文学现象的程序,进行解析。
第二,研究内容的走向。研究西方文学,在内容上趋向于:文学现象,主要包括文学接受、文学作品以及文学创作;文学作品的意义,主要包括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含义。主体的美学涵义,主要包括伦理学、哲学、社会学等;社会价值与意义等。研究文学作品的价值方面,则是从这些角度入手:创作的文学作品,在被接受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与思想导向作用,此外,也包括着社会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审美价值等。
第三,研究领域的走向。西方文学研究领域通常有:结构主义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潮流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列维———斯特劳斯(法国),主要是以此来探讨文化现象中的共在结构与引入语言,并利用好文本中的语言意义与价值,探析这一文化现象。叙事学,一种关于语言学、文学的学科,受现代符号学影响,通用的方法是,运用语言学方法,对文学文本中的叙事模式问题,进行研究,法国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是典型的代表。形式主义属于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潮流之一,其主要特点是:对文学的形式比较重视,并认为形式是文学的意义与价值的来源。俄国的形式主义、英美的新批评等,是典型代表。期待视野属于接受美学概念范畴,指文学接受中,阅读文本内涵,所展现的读者的预期,而预期,常常是在阅读过程之中,以一种特定的视野来体现。精神分析学,创始人是弗洛伊德;其主要观点是:把人的心理分为自我、超我、本我三个层面,注重人的无意识,特别是注重人的性意识的发展。
总之,不断地深入研究西方文学,使得我国的西方文学研究领域,展现着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此外,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理解文本也更加的准确与多样。笔者认为,在当代文化重建和文论转型中,应在审视中国文化精粹的基础上,遵守人类的共同价值与认识,并遵循着相应的国际艺术审美共识,我国的新文化形态与新文艺理论体系,才能有效构建。
究其本质,“生态整体主义”仍旧只是“人类中心主义”外沿扩张后的结果。因此,生态整体主义要为文学批评提供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的理论,其自身面临着诸多问题。它否认了人类在整个宇宙发展过程中的应有的积极位置,而将自然赋予某种意志,使之来约束和规范人类活动。将这种价值观或理念引入到文学创作过程中去,无疑是本末倒置。因为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文学和生态对于人类来说,都只是人类过程中的一个部分,因此,生态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并不能出现在一切文学作品中去。将这种思想牵强附会地引入到文学评判中来,不仅拒斥了人的中心地位,而又想强行介入“人学”的一切文本的理论,必然导致文学批评陷入一种进退维艰的尴尬境地。生态批评与其他的文学批评类型(如社会批评、心理批评、道德批评)相比,社会批评、心理批评、道德批评等只标明了范围和方法,生态批评则更清晰地提出一种主张。在文学被视为“微观政治学”的后现代语境中,“主题先行”在一定程度上为生态批评的合法性带来了一定的困惑:生态文学批评试图将一切文本都纳入生态文学批评中来,从而使得所有文本都披上生态化的外衣。基于此,为了让生态文学批评不再是单纯生态意识的传声筒,生态文学批评不仅要具备生态文学外观,而且还要在文学创作理论上涉及生态文学文本的形式和内涵,即观念的传达方式,并形成自己的审美批评原则,这样就面临如何抽取、形成生态思想的审美内涵的问题。因此,构建新型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必须是文学文本与生态批评的契合,从而使得所构建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获得范式意义,这就要求其理论思想内涵必须区别于现有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的模式、方法和知识系统特征。同时,新型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必须认同传统的审美原则和标准,否则,其理论必将陷入由观念主导的伪感性文学批评漩涡中去。
生态审美原则作为生态批评用以进行审美判断和评价的尺度,应当是当代生态哲学思想对“人与自然关系”再认识。生态审美的生态哲学基础的主要层面包括:生态智慧的构建张力,拓展了生态审美观的哲学视野及思维品质;生态世界观作为践行原则,促成生态审美的现实的美学实践和艺术实践;生态伦理作为运行轨迹,通过生态审美化的生命体验,促发人们深度感受生命的机能及生命活动的意义;生态价值的意义指向,推进并致力于实现生态审美那种充蕴、活化生命价值的能力。生态美学是对人类生态审美观念反思的理论。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真正的生态文学批评中的审美原则不能单纯的停留在文学文本所描述出来的环境污染、植被破坏等显而易见的层面上,而应该将生态的审美本质深嵌于自然美的存在状态或者人与自然关系的状态中去,与此同时,生态文学批评过程中的生态审美研究还应该廊括人类社会生存的生态问题,让人们告别“祛魅”的世界,重新回到人类栖居的“诗意”的大地上。并且,我们还应该从传统的审美观念中找到与生态审美原则的契合点,以此来避免为迎合新型生态文学批评理性认知而强行制造一种审美意识,从而为人们所诟病。如果这样,则新型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就是构成对审美活动的根本背弃,注定不会为人们所接受而遭到唾弃。因此,生态批评理论将生态整体主义作为指导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原则是有诸多不妥的,它所提供的理论资源远远不能生存一种生态批评,它不能肩负起给生态观念以及生态批评提供一个思维方式上的革命的重担。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生态批评理论,注定成为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构想;生态批评必须吸纳并整合其他理论资源进行自我建构。
生态思想与文学文本的兼容困境
“生态批评”的生成和兴盛有着其特定的历史性渊源和发展性过程,同时它也有着其多样性以及本质性的含义界定和研究模式②。重新框架文本是美英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策略。生态批评将文本对象设置于“环境语境”中,在关照文本的文化语境时,也强调人类发展史与环境史的互动。从生态批评研究的多种“环境文本”可以看出,生态批评试图召唤一种阅读语境的根本性转换———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语境转换到一个“地球大生态圈”视阈中的环境语境。科学知识的单向度增长并不代表文化进步本身,而只不过是人类的“天真”从“幼稚”走向“深刻”而已,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加剧“人—自然”与“人—社会”关系的紧张;消解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否定性维度。克服科学知识异化的最好办法便是以“敬畏生命”的伦理精神作为科学知识的航船之舵,从而使科技非理性主义理性化,科学知识人性化、科学进步伦理化和科学知识的潜在威胁虚无化。只有树立敬畏生命的伦理信念,人类才能从消极自我否定转变为积极的自我肯定,科学知识和人的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伦理学史上的“不对称”与“后果论”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扬弃。生态批评所研究的文学文本视域一度相当狭窄③。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生态文学批评的倡导者仍然坚持认为: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要彻底抵制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以“生态为中心”批评代替“人类为中心”批评,生态文学批评要完成这一转变,其前提条件就是重写文学史、重建经典。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生态危机引发的生态反思与文学文本批评的兼容性问题,必然涉及生态思想如何介入文学批评的问题。从过去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来看,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充,甚至于在某个时候将所有文本都纳入其研究范畴。从最经典的文学文本向民间文学扩展,直至覆盖所有文学文本,以此来考察经典的文学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影响与共生关系,从而建构起生态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然而,由于生态文学批评理论自身的生态思想与文学文本的兼容困境使得这一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值得肯定的是,就其研究范式而言,是从规律文学文本到特殊文学文本,从追求具有普适性的认识扩展到发现活态的多样性特征;就研究方法而言,从书斋到田野,以参与、同情、体验和对话为方式的研究文化差异。在此层面上,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也为其完善理论体系提供了可以着力的附着点。生态批评所运用的生态理论,是指向文本之外的生态事实的理论,而不是一种以文本为目的的批评,生态批评认为文本的生成是“个体”与“群体”创作意识形态阐释文学作品的生态意蕴的体现④。文本中的“自然”与生态批评中的“自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或者说概念发生了游移,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生态批评自身理论的窘迫:它是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下的各种理论的拼接,试图从生态的角度对文学文本中的“自然”进行批评,从而唤起人类对环境危机的重视。然而,如果这种理论成立,那么它又是一种“他治”的理论,生态批评仅是目的论的艺术观的复活。因此,生态思想与文学文本的兼容困境所带来的问题造成了生态文学批评在学理层面全面倒退的批评模式———文学批评找了比反思、批评文学更重要的目标。因此,生态批评理论本身的缺陷与文学文本批评理论的相互不兼容,仍然是困扰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障碍。
生态批评的对象困境
生态批评是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蔓延的情况下对人类活动进行的全面思考,生态文学批评是在生态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的指导下,探讨文学文本中关于自然与文学文本关系的文学批评。它所要揭示的是文学文本中关于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同时在生态主义的指导下,研究文学文本的审美特性及艺术表现形式。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不仅仅局限于生态文学,也不限于直接描写生态自然景观的作品,而是利用其生态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以及生态审美标准重新审视所有文学文本,特别是对人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经典作品。其目的是为丰富现有文学文本的生态意义,分析现有文学文本的生态局限性,从而让人们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从而推动人们建立起生态的文学观念和生态美学,促使人们形成并强化生态意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美学与传统美学的本质区别,在于它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和工具理性而以生态整体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进而它的审美标准也由以人为尺度转向以生态整体为尺度;生态美学的研究范围与批评对象也因此而扩大到由自然、人类社会和意识形态组成的统一体———整个世界,其介入性和实用性的强化为美学发展提供了契机⑤。生态批评的批评对象并不仅限于当代意义上以“生态”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生态文学。生态批评可以发挥其阐释功能,重新分析和评价古今中外历史上描绘、反映大自然之美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文学作品。对经典文学的生态阐释应该把握好两个关键:一是要坚持“生态优先”,深入挖掘经典文学的“自然”内蕴;二是要正确把握阐释的“度”,避免过度阐释。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兴的文艺研究方法,其理论研究还处于建设与尝试的状态,尚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研究盲区和不足,亟需实现新的突破。整体生态场是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核心范畴,它的逻辑结构与历史结构的统一展开,构成生态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它走向审美生态场,洞开了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新境。从当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前面的论述可知,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由最开始的经典文学文本逐步扩展到任何文学文本,这一趋势所带来的理论体系本身的不稳定性使得生态文学批评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环境取向”是导致这一趋势发生的内在逻辑。“环境取向”使得生态文学批评下的文学文本具有了环境伦理倾向,它要求研究者和文学文本创作者承认环境的自身利益和人类对于环境的责任。环境作为文学文本的背景,不仅引导文学创作者进行文学创作的方向,而且还塑造人的情感和行为。“环境取向”文学文本视环境为进程,重视神态环境的演变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环境取向”这一内在逻辑给生态文学批评带来了重大影响:“环境取向”促进了生态伦理观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建构;“环境取向”影响下的价值观通过对情节和人物的影响,使得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的危机不断深入人心,从而使当下的环境生态危机成为影响文学创作者的重要因素,从而使文学文本内部获得文学性;“环境取向”将单纯的环境描述与人类社会发展危机相结合,展现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及人类活动的相关性。“环境取向”这一内在逻辑的存在,使得研究者不断地将所有文学文本都纳入到生态文学批评中来,生态文学批评研究对象的扩充表明生态批评不断吸纳新的理论资源以扩充自身阐释能力的企图。但是,生态批评批评的对象一旦越过文学文本的界限,生态批评即不再是一种文学批评,而成为政治、意识形态或伦理观念的宣言书,这将把生态批评带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鉴于此,从理论构建角度来看,生态批评的理论根基还相当薄弱,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过程中提出的观点比较片面。生态文学批评试图超越当下其他的文学批评对文学文本的关注,转而向“人与自然”进发,将生态审美意识的建构为手段来改变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但是,生态文学批评由于其学理困境、兼容困境、对象困境的存在,使得研究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理论体系。同时,由于文学批评不会为了迎合生态批评而撬动自己根深蒂固的文本中心,传统审美原则也不会因为生态观的介入而发生颠覆,因此,从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来看,生态批评的困境陷入绝境。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建构
生态批评面临诸多困境,其本质并非源于文学的自身要求,而是源于全球环境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的紧迫性,生态批评为了迎合文学文本所属的生态性,未经严格论证仓促“上马”的批评形态。随着生态问题以生态危机形式凸显,人们的生态危机意识日益增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逐渐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内容之一。在生态批评领域引入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的关系应该是积极、和谐的建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是一种良性关系,而不是被动、消极的索取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不论是在人类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还是在生态环境反作用于人类,人的主体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人类永远是一种具有主体性的存在。通过人类的主体能动性可以有效的改善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万物的关系应该是整体和谐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不是破坏性和控制性的,而且是一种通往理想的渠道,是一种认知、体验、面对、促进与演进。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生态批评既是文学批评,也是文化批评⑥。它的产生既根植于当前生态危机日趋严重这一现实基础,也充分吸收了生态学、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学科及文艺批评流派的一些理论话语和批评模式。生态批评家期望通过研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以发掘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寻找一种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相对立的有机论自然观。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立足于全人类与民族文化的差异,去探索和总结人类生态行为的差异,及其生态后果的差异,揭示生态灾变的成因及形成机制,以便从中找到既能高效利用生态资源,又能确保人类社会生态安全的对策。如果能够在生态批评中引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可使文学批评借用社会批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理论形态重新审视人与生态的关系,将文学文本中的生态审美作为研究对象,这可能是化解生态文学批评学理困境、兼容困境、对象困境的可能途径之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文学生态批评强调在“文学与生态”问题域中呈现出一种体现人本主义立场和社会批判视角的文学批评方法,即: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自然观和社会观来观察和思考文学文本的生态批评,同时,以社会—历史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文本形式批评和文化批评方法,展开对文学活动中有关生态问题的研究。在当前全球遭遇生态危机之时,生态价值观的确立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确立当代生态价值观时,理性智慧比诗性智慧更加重要;中心论的话语模式是一种语言陷阱。“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理论中包含了当代生态哲学观念,“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中重视人的主体活动性,并承认人类的主体性活动对生态危机有能动作用。基于此,“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针对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困境,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为指导的解决之道,即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框架下,坚持以人为本的生态文学批评,构建以人为本的生态自然观。这个观点与“生态整体主义”框架下的批评有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让生态文学批评更加注重人学立场的回归,更加重视人类利益。“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针对生态思想与文学批评的兼容性困境的问题,文学批评者应该借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社会—历史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和文化批评方法,对传统文学文本中有关生态环境的描述进行研究,同时,从新匡正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到文学文本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切不能把文学文本中相关的生态问题看做是创作者的偶然为之,而应将生态问题置入整个文学文本的背景中来考量,从而发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社会分析和社会批判优势,寻找生态问题的现实根据和社会制度及文化根源。再次,“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针对生态批评的对象困境,研究者应汲取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制度、生产和消费方式来认识生态问题的理论资源,扩大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范围。“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以及“意识形态与话语分析”方法的引入,可能是化解生态文学批评学理困境、兼容困境、对象困境的可能途径之一。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成为一个全新的文学批评模式,从而使文学作品在人学品格上阐释文本的生态意义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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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翻译教学在高校英语教学中起着重要作用,它直接影响了学生的英语使用能力。尤其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当今社会,加强英语翻译教学不仅关系着大学生的就业前景,更与我国经济发展密切相连。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英语翻译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中西方文化在英语翻译方面的差异性
(一)地理环境因素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和环境必然造就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农业大国,这就使我国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农耕文化。中国人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故在许多成语中都与土地有关,如“土豪劣绅”“、土生土长”和“土崩瓦解”等。而英国则是一个典型的岛国,其四面被海水环绕,故其航海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也促使其所形成的文化中都与水或航海有一定的联系,如在比喻一个人挥霍金钱的时候,会用“Spendmoneylikewa-ter”(挥金如土)来加以描述;在形容一个人的形体单薄、虚弱的时候则用“asweakaswater”(弱不禁风)来加以描述;而在告别友人的时候则会用“haveagoodsailing”(一路顺风)来加以描述等。因此,只有掌握了中西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才能够正确对语句进行理解和翻译。
(二)宗教信仰因素
宗教文化也是众多文化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也会因信仰的不同而产生一定的差异。中国的宗教门派众多,但是主要的可以分为道家、佛家和儒家这三个主要的流派。不同的教派具有不同的教义,如中国道家主张人和神仙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佛教则主张佛祖则是至高无上的神,其法力无边,这也可以从我国古代语言中明显看出。汉语中有“天命不可违”、“借花献佛”和“不看僧面看佛面”等的语言表达。而西方则主要以基督教为主,他们只承认上帝是万事万物的主宰,其无所不能,这在西方语言中也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如“Manproposes,God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GodiswhereHewas”(上帝无所不在)和“Heavenisaboveall”(上帝高于一切)等。因此,为了达到翻译忠实原意的目的,我们必须要充分了解中西宗教文化的差异性。
二、提高高校英语翻译质量的策略
(一)导入异国文化
中西翻译的差异性。因此,为了提高学生对于英语翻译的认识度和理解度,教师需要在英语翻译教学的过程中为学生们导入到量的异国文化。通过将英语翻译与文化学习二者进行有机地结合来提高学生们英语翻译的水平。但是特别需要注意一点就是,教师在导入异国文化的过程中要始终本着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原则。此外,教师除了要为学生们普及一些西方文化知识外,还需要为学生们普及一些西方文化习俗的来源。例如,英语中有“raincatsanddogs”的习语,这句话用汉语可以表述为“倾盆大雨”,但是如果按照直白的翻译就会理解为“下猫跟狗”,这样就明显偏离了翻译的本意。这句习语主要来源于北欧的神话传说,传说猫跟狗对于风和雨等天气具有很强的预测能力。又如“asstrongasahorse”(壮如牛),但是如果单纯的按照意思来理解则成了“壮如马”了等。如果学生对于这个文化背景不了解,则会出现上述可笑的误译现象。
(二)介绍英汉语言结构上的差异性
英语结构区别于汉语结构,其重视主题句和主体结构的构成以及句子结构连接过渡词的作用,并且侧重用介词和连词来表示句子和词组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现象在汉语中则很少用或几乎不用。另外,英语表述中特别忌讳重复,如果出现重复的问题,通常用省略、替换或代词的形式来加以表示,但是我们汉语中常用重复来表示强调。
(三)讲解一些常用的翻译技巧
在学生掌握了上述英语翻译的基本知识之后,教师需要为学生讲解一些常用的翻译技巧,从而让学生们学会如何通过删减或增加词语来使语句变得更加通顺。常用的翻译技巧主要包括词类转换、增删词语以及拆分语句等手段。首先,词类转换作为一种有效的翻译手段,其主要是将那些由动词转化来的名词或具有动作意义类型的名词后接of的形式按照汉语中动宾短语来进行翻译即可。其次,英语和汉语之间的结构表述有所不同,只有通过增加或删减词汇才能够使意思更加忠实原文的含义。
三、结语
总之,中西文化差异性对于英语翻译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了提高学生英语翻译能力,教师必须要在教学实践中让学生充分地了解西方的文化传统,从而使学生做到“知己知彼”,然后并要在基础上教授给学生英语翻译的一些技巧,从而达到提高高校翻译教学质量的目的。
1得体性原则及在翻译中的适用性
“得体”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如下:“(言语、行动等)得当;恰当;恰如其分。”其他词典的解释与此大体相类。这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解释。难以确切理解其内涵,不大好把握,运用起来常常带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随意性。从修辞学理论的高度来衡量,离规范性、科学性相距甚远。王希杰先生在《修辞学通论》中则指出:语言的“得体性指的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脱离了特定的语言环境,就没有得体不得体的问题。”他说:“修辞的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得体性原则。一切其他的原则都从属于这个原则,都是这个最高原则的派生物。这个最高原则制约着和控制着一切其他的原则。”[1]王先生的定义简洁、明确,认为得体是语用的最高原则。聂炎[2]在《得体性原则两题》一文中对语言表达如何适应语体进行了总结:“每一种语体一般来说都有表现自己本身特点的不同的语料和表达手段,即常常有自己的专用词语、专用句法结构和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等,这是该语体区别于彼语体的重要之点。言语思维主体在选词造句时只有同语体和谐一致,即得语体之“体”,才可能有良好的表达效果。”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翻译过程可以定义为理解原文并创造性地运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原文的过程,即语言使用的过程。[3]而得体又是语用的最高原则。因此,得体性语用原则在翻译中的适用性不言而喻。翻译的语用问题,归根到底,强调的是语言信息所采取的形式,必须由使用该语言的环境来决定,其根本是语言表达切合语境的得体性。[4]
2生物医学英语的特征及得体性翻译原则的具体内涵
从广义上来说,得体性语用原则适用于一切译作,但是,根据原作的文体不同,在具体要求上就各有侧重。生物医学英语属于科技文体的范畴。典型的科技英语是“专家与专家”交流的涉及学科的研究和发展的书面性英语。[5]其功能主要是述说事理、描写现象、推导公式、论证规律,其特点是结构严谨、逻辑严密、行文规范、用词准确,技术术语正确,修辞手段较少。[6]针对这些特点,科技英语翻译中的得体表现为忠实和通顺。所谓忠实,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同时还需保持原文风格。这是对科技翻译的首要的、也是最起码的要求。原作的内容和风格是客观存在的。译者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客观存在原封不动地传达给非原文读者。翻译虽然是语言的一种再创作,但毕竟和纯粹的创作有着本质的区别。译者必须忠实于原作,决不可自作主张,对原作进行随意的篡改、增删。所谓通顺,对科技翻译来说,虽然不像翻译文学小说那样要求雅致优美、姿态横生,也不像翻译诗歌那样要求抑扬顿挫、押韵合辙,但至少应保证译文语言符合汉语的语言规范和修辞习惯,文从字顺、明白流畅,而不能生造一些不伦不类的词句,或对原作拘泥太过,以致译文出现文理不通、结构混乱和拖泥带水的现象。在翻译实践中,若“忠实”和“通顺”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首先要考虑前者,即忠实、准确、规范地传达原作的意思,因为科学的灵魂是“真”,科技翻译的灵魂是“准确”。在医学文献翻译中,一字之差就可能断送病人性命;在工程技术翻译中,一个数据之误可能导致重大的技术事故。因此,“忠实”是科技翻译的根本和前提,而“通顺”是实施科技翻译达到完美的一种手段和途径。[7]
3得体性翻译原则在生物医学英语翻译中的具体运用
要实现生物医学英语翻译的篇章译文得体,就必须在词、词组、句子、段落等各语言平面上对译入语可能有的几个同义而结构不尽相同的语言形式精心选择,选择除了涉及语言结构因素(如词性、词语搭配、上下文)之外,还与文体有关。选择的目的是使译文得体,得语言和文体之体。以下通过辨析不同译文以具体说明如何实现生物医学英语各语言平面翻译的得体。
3.1词的得体
3.1.1表达规范
《现代汉语》指出:科技语体讲究论证的逻辑性,要求语言规范。[8]例1Electroporationisusedtomakesmall,temporaryholesinthemembranesoDNAcanpassin.译1:电穿孔用来在细胞膜上形成小的獉獉、暂时的孔洞獉獉獉獉獉从而使DNA通过。译2:电穿孔用来在细胞膜上形成瞬时微獉獉獉孔獉从而使DNA通过。例2Thesefindingssuggestthatoralim-munemodulationmayrepresentanattractivether-apeuticapproachtoatherosclerosis.译1:这些结果表明口服免疫调节剂代表了一种诱人的獉獉獉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新方法。译2:这些结果表明口服免疫调节剂代表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獉獉獉獉獉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新方法。以上两例中的“小的、暂时的孔洞”以及“诱人的”用语不正式,且读来疲软。而译2中的“瞬时微孔”及“引人注目的”用语平稳、凝重、冷穆,符合科技英语的特征。
3.1.2用词准确
例3PolymeraseChainReaction(PCR)isamolecularbiologicalmethodforamplifyingDNAwithoutusingalivingorganism,suchasE.colioryeast.译1:聚合酶链式反应是一种无需在活体(如大肠杆菌或酵母)内扩大獉獉DNA的分子生物学方法。译2:聚合酶链式反应是一种无需在活体(如大肠杆菌或酵母)内扩增獉獉DNA的分子生物学方法。译文1把amplify译成“扩大”,但根据生物学知识判断,这里的amplify是“creatingmultiplecopies(产生多个克隆)”的意思,所以译成“扩增”更准确。
3.2词组得体
3.2.1精炼、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例4Theabilityofmonoclonalantibody(mAb)tospecificallylocalizeintumortissuesinvivooffersanattractivetherapeuticapproachforcancertherapy.However,treatmentwithmAba-lonehasonlyachievedverylimitedsuccessintheclinic.译1:体外实验中单克隆抗体(mAb)特异定位于肿瘤组织的能力为癌症治疗提供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治疗方法。然而单独使用mAb治疗在临床上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功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译2:体外实验中单克隆抗体(mAb)特异定位于肿瘤组织的能力为癌症治疗提供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治疗方法。然而单独使用mAb治疗在临床上收效甚微獉獉獉獉。例5Asimmunologybecomesbettercharac-terized,immunomodulatorhasprovenasoneofthemostprevalentareasinthedevelopmentofnewpharmaceuticals.译1:随着免疫学变得更富特征獉獉獉獉獉獉,免疫调节剂已成为药学研究中的一个最流行的领域獉獉獉獉獉獉。译2:随着免疫学的进一步发展獉獉獉獉獉,免疫调节剂已成为药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獉獉。以上两例中译2优于译1之处在于:译2表达正式规范有力,且更符合汉语习惯。由于英汉词组的构成和功能差异较大,所以总的要求是在“信”的前提下,既要充分表达原意,又要符合译入语语言形式上和修辞的和谐。科技英语中存在大量惯用和非惯用的四字词组,如asshowninfigure(如图所示),withoutlossoftime(不失时机),convertwastesintousefulmaterials(废物利用)等。合理使用这些四字词组,能起到精确紧凑,简洁明晰的效果,为译文增色不少。
3.2.2专业规范
例6Thespleenmayaddbloodtothegen-eralcirculationtomakeupforwhathasbeenlostinthebody.译1:脾脏能给总循环獉獉獉增加血液,以补偿獉獉獉身体的损失獉獉獉獉獉。译2:脾脏能给周身循环獉獉獉獉增加血液,以补獉獉偿身体所失去的血獉獉獉獉獉獉獉獉。在医学中,“总循环”不如“周身循环”专业规范,而且“补偿身体的损失”过于笼统,所指不明。所以译2更得体。
3.3句子得体
句子是语言平面中上下运转的轴心,也是翻译过程的主要着力点。句子同义手段的选择应该做到对应题旨要求,适应行文递接,切合语体特点以及依从声韵协调。[9]具体到生物医学英语的句子翻译,应该做到:
3.3.1体现信息中心
每一句话、每一句群和每一语段都有一个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或意旨需要得到强调突出,以利于接受主体准确地把握其语意焦点,了解其着意传输的信息,此语意焦点成为信息中心。[9]应尽量把原语的信息中心译成汉语的信息中心,使两者相对应。例7Nucleicacid,originallyisolatedbyJohannMiescherin1871,wasidentifiedasaprimeconstituentofchromosomesthroughtheuseofthered-stainingmethoddevelopedbyFeulgenintheearly1900s.译1:核酸最初是由JohannMiescher在1871年分离成功,并被证实为是染色体组最基本的组成,这是由Feulgen在20世纪初通过使用红染色方法证实的。译2:核酸最初是由JohannMiescher在1871年分离成功,并在20世纪初由Feulgen通过使用红染色方法证实为染色体组最基本的组成。译1采取直译的方法,虽然把原文的意思表述清楚了,但是把信息中心置于句中,未予突出。而原文中的isolated和identified为本句的信息中心,译成“分离”和“证实”。译2通过语序颠倒使信息中心突出,自然流畅,符合汉语表达习惯。英汉表达方式不同,许多汉语句子往往把信息中心置于句尾,来突出重点;而多数英语句子则经常将信息中心置于句首,以突出主题。这就形成了“信息中心首位”(beginningfocus),其他信息后置的句式结构。汉译英时要注意把英语句法结构的这个规律运用到翻译中去。而出于汉语表达的需要,译者要反复推敲,甚至可以跳出原文的框框,合理使用翻译技巧,对原文句子成分、结构形式进行必要的调整,按照汉语的习惯组织译文。
3.3.2体现逻辑关系
例8Lamivudine(Epivir-HBV)isapotentantiviralagentwithminimalimmunemodulatorca-pacity.译1:拉米夫定是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有獉着最低獉獉獉的免疫调节能力。译2:拉米夫定是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却獉很少有獉獉獉免疫调节能力。译1中没有反映前后两句内含的转折关系,读来有句子堆砌之感,而译2通过“却”一词使语段内含的转折关系得以彰显。
3.4语段得体
语段是比句子高一级的语法单位,通常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构成的语义整体。衔接是语段的重要特征,衔接的优劣,关系到话语题旨或信息是否被接受者理解和接受[10],译文若不能正确反映原文中的衔接关系,就反映不出生物医学英语的逻辑性和条理性。例9ThebiosynthesisofRNA,calledtran-scription,proceedsinmuchthesamefashionasthereplicationofDNAandalsofollowsthebasepairingprinciple.(5)Again,asectionofDNAdoublehelixisuncoiledandonlyoneoftheDNAstrandsservesasatemplateforRNApolymeraseenzymetoguidethesynthesisofRNA.(6)Afterthesynthesisiscomplete,theRNAseparatesfromtheDNAandtheDNArecoilsintoitshelix.译1:RNA的生物合成,也称为转录,以獉和獉DNA复制的相同的模式进行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同样也遵循碱基配对原理。DNA双螺旋的一段解螺旋,只有一条链作为RNA聚合酶引导RNA合成的模板。在合成完成后,RNA从DNA上分离,DNA再次形成双螺旋结构。译2:RNA的生物合成,也称为转录,和獉DNA复制的模式大致相同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同样也遵循碱基配对原理。同上所述獉獉獉獉,首先獉獉,DNA双螺旋的一段解螺旋,其中一条链作为RNA聚合酶引导RNA合成的模板。在合成完成后,RNA从DNA上分离,同时獉獉,DNA重新形成双螺旋结构。译2通过许多连接词(如同上所述、首先、同时)清晰流畅地讲述了DNA转录的过程,较之译1更富有条理性和整体感。
4结束语
生物医学英语翻译与文学翻译在语言的运用上,在修辞手段的选择上,是有区别的。文学作品个人风格明显,感情色彩较强,翻译时多注重形象思维,讲究语言上的形象和表达上的生动;而生物医学英语个人风格较少,感情色彩罕见,翻译上注重逻辑思维,讲究语言上的规范和表达上的准确,在选择译文语言时,译者的游刃余地是不大的。得体是语用的最高原则,但在不同文体中侧重不同,生物医学英语翻译的得体性表现为忠实于源语的内容和风格,同时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同时生物医学英语翻译也同其它文体的翻译一样,是一种既具艺术性,又具创造性的艰苦的脑力劳动。它要求创造性地运用中外文两种语言知识和专业知识。而要达到这一点,只能靠大量的实践和不断的探索,别无捷径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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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商务英语翻译既是该学科中的关键一环,又是教学考的难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英语翻译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本文基于创新教育的背景下,阐述目前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的现状与问题,以课程项目化为导向,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模式等方面来探讨如何构建有效的商务英语翻译教学模式。
[关键字]商务英语翻译;项目化;课程改革
《商务英语翻译》课程是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的一门必修课,是一门集英语语言、文化知识、商务知识、翻译知识和翻译技能于一体的工学结合课程,旨在让学生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中能胜任一些基本的口笔译任务及向专业翻译方向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在创新创业教育的背景下,如何做好商务英语翻译教学改革成为高职院校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本文中,笔者从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的现状和相关建议展开探析,重点探讨改革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的创新策略。
一、课程改革背景
目前,高职院校商务英语翻译教学存在教学内容枯燥、教学方法刻板单一、教学手段落后和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等问题,培养的学生难以满足社会就业的需求,商务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在走上外贸、涉外事务等工作岗位后可能要解决与商务翻译有关的工作任务,但由于缺乏良好的英语应用能力,难以胜任此项工作。大多数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离“岗位需求”相距甚远,缺乏有针对性的翻译教学实践活动。即使有些高职院校是按照理论教学和实训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来安排教学,但实际上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存在严重脱节现象。另外,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方式仍然主要沿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这严重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被置于被动接受的地位,难以实现翻译教学的预期目标,商务英语翻译作为实践性特别强的一门学科,如若继续采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将会严重阻碍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以及学习效率的提高,致使高职商务英语翻译人才的专业水平普遍不高,市场竞争力不足。因此,对商务英语翻译教学进行改革和创新势在必行,必须以学生就业岗位上的典型工作任务为基点,本着课程跟着岗位走的理念,以培养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为目标,基于真实或者仿真的翻译项目来构建商务英语翻译课程理论知识新体系,口笔译翻译标准、技能、方法以及有关商务知识融为一体。依据调研结果,笔者认为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应以岗位需求为主线,分为口译和笔译两个部分,并分别从商务英语的词法、句法、语法特点出发,以商务英语中常见的商务文本翻译,如商务广告、商务信函、产品说明书、商务合同等为载体进行翻译教学。商务英语翻译课程教学改革将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改变单一的传统教学模式,从而使得目前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以翻译技巧训练为主,教学与实际需求脱节的局面有所改观。
二、实施课程项目化教学
商务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应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灵活使用各种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学生的就业需要为出发点,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交际教学,深化商务英语翻译课程改革,创建具有高职特色、符合就业岗位需求的教学模式。根据商务英语翻译的特点,依据商务英语翻译教材每个章节的主要内容可以划分为独立的项目,商务英语翻译教学可以尝试将其细化成各项任务,以翻译工作过程为导向,实施项目化教学,通过任务驱动,以工学结合、项目导向、任务驱动为理念设计教学方案,达到三个互动,即: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师生与企业互动,让学生在译中学,学中译,译学一体,老师在做中教,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老师的引导作用,克服传统教学中以教师为主体,满堂灌等诸多弊端。下面以“广告翻译”为例,讲解项目化教学实施的主要步骤。
(1)项目准备:在学期初,教师先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小组,由一名学生担任小组组长,并成立翻译工作室,在前一个项目完成验收后,教师向学生导出下一个要完成的工作项目——商务广告的翻译,以翻译工作室为单位,课下做好准备工作,可以充分利用图书馆和网络等资源收集有关广告的翻译材料,并放到学校的课程网络平台或者班级公共邮箱中,供大家共享。除此以外,还要让学生在课下对中英文广告进行对比分析,初步了解中英文广告的语言特点及其翻译策略。在课前十分钟让每个工作室选出一名代表陈述该组的学习体会,总结经验。教师点评后,结合实例总结归纳商务广告的语言、文体等特点及翻译中英文广告时所使用的原则和方法,从翻译理论上进行提高。
(2)分配项目任务:教师布置项目任务,利用多媒12体课件展示中英文广告资料,要求每个工作室进行中英文广告互译。
(3)项目实施过程:假定每个翻译工作室都是一个小型广告宣传公司,要求学生为自己的公司取名,为公司的某件商品撰写中英文广告词,并就其构思进行讲解和说明,教师给予及时的评价。
(4)项目评价考核:考核人员不仅包括任课教师,还要邀请每个翻译工作室派出学生代表参加项目评价活动,每个项目完成后都应该由学生和老师评选出最佳翻译工作室、最佳个人、最佳展示等,这也作为整个课程评价内容之一。
(5)项目拓展训练:为某一企业或者其他组织机构设计一个中英文广告。在上面这种以企业常见的项目小组形式进行的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讲授示范和学生分组操作训练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演示、互评与教师指导的有机结合,让学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准确翻译各类商务文本。课程项目化下的商务英语翻译教学摒弃了传统教学的诸多弊端,具体表现在紧密结合社会岗位实际,联系地方企业,通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精心设计项目内容,以学生为中心,教师指导协助完成翻译任务。
三、商务英语翻译实践教学的革新策略
改革商务英语翻译实践教学,要充分考虑社会发展需求、行业内发展态势及企业的职业技能需求,培养符合企业和行业要求的实用性商务英语翻译人才。笔者认为改革商务英语翻译实践教学应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合理优化商务英语翻译课程设置。原有的翻译课程注重翻译技巧的讲解,商务英语翻译课程改革主要从原有课本内容和社会需求出发将课程项目化,在各个子项目中,通过教师的引导和学生的积极参与,共同总结归纳商务英语中常见文本的翻译要点和技巧,这样既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又使得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其自身的实际翻译能力。
第二,改变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在教学时,以项目为引导,采用任务驱动法,综合商务英语翻译课程教学目标、行业需求及职位需求来设定教学任务,并提供相应的项目实施环境,如建立翻译工作室、校内翻译工作坊,同时充分利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等,使整个教学过程转换为项目的准备、分配、实施和完成的过程,将课堂教学与具体岗位实践活动相结合,达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目的。在改革本课程教学内容、方法和教学模式的基础上,使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有所创新,改善和提高教学效果,建立一套完整规范并适合于商务英语翻译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提高课程教学质量,使学生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将所学到的翻译理论和技巧灵活地运用到实践中去,充分调动起学习主体的积极性,同时也发挥教师组织者、指导者和协调者的作用,体现了建构主义理论下的知识习得过程,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对于理论知识与实践训练的割裂现象。最后,积极利用多种网络平台开展翻译教学实践活动。教师应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通过网络收集一些英文商务新闻,并要求学生进行翻译,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此项内容也列为整个课程考核的手段之一,学生可以课下相互切磋,以个体或小组的形式进行翻译训练。此外,在进行翻译实践训练时,通过建立翻译工作坊,充分利用学校的网络平台,亦可以借助一些翻译专业实习软件,模拟仿真的商务工作环境,使学生在整个实训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翻译技能和感知实际的翻译工作。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和探究,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商务英语翻译教学存在着教学内容枯燥、教学方法滞后,理论与实践割裂,缺乏对商务英语翻译自身特点的了解等问题。培养具备较好的商务英语翻译水平的应用型人才是当前高职教育所追求的目标。高职商务英语翻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注重语言能力和实用商务文本翻译技巧的培养,辅以商务翻译仿真训练,以改变传统教学方式的不足,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教师应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注重教学内容的实用性,以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构建有效的具有高职特色的商务英语翻译教学模式,进而培养出符合职业岗位要求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兼具扎实商务知识和较高翻译水平的技能型商务英语人才,服务于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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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尤璐,汤静芳.对高职院校任务型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的思考[J].科技视界,2012(16).
[5]曾昭涛.论高职应用翻译理论[J].上海翻译,2009(1).
1、计算机英语的词汇特征
计算机英语本质上属于科技英语的范畴,其词汇特征具备科技英语的特点。科技英语是随着科技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发展。虽然从语言本质上,计算机英语和普通英语一样,但由于其学科的科技特性,其语言便具备了其特殊性:清晰、准确、精练、严密。具体到英语语言本身,便具备以下特征:
1.1术语多。所谓“术语”,是指某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即那些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或某一行业中所专用的词汇。计算机英语中有大量的术语,具体分为普通术语和隐喻术语。普通术语如“inputde-vice(s输入设备)”,“outputdevice(s输出设备)”,“mainmemory(主存储器)”,graphicsaccelerator(图形加速器)“CentralProcess-ingUnit(中央处理器)”等。隐喻术语如“RemoteLogin(远程登录)”,“InternetRelayCha(t互联网接力聊天)”,“Navigationkeys(定位键)”,“Gateway(网关)”,“Mouse(鼠标)”等。
1.2专业词多。计算机是一门跨学科的专业,涉及到电子学、自动化科学、数学、物理和经济学,因此其词汇也具有跨学科性。如纯计算机词汇有“interface()接口”,“mainframe(主机)”,“spooling(伪脱机)”等。如涉及到数学、物理及电子学的词汇有“matrix(矩阵)”,“binary(二进制)”,“integratedcircuit(集成电路)”,“videocard(视频卡,显卡)”等。
1.3缩略语多。缩略语多是计算机英语词汇的最大特点。产生缩略语的原因是现代社会的高效率和专业词汇意义的单一性。缩略词的特点是语言简练、使用方便、信息量大。缩略词的表现形式很多,主要有四种:一是首字母缩写词(initialing),二是截短词(clippedword),三是拼缀词(blend),四是首字母拼音词(acronym)。如ROM(ReadOnlyMemory,只读存储器),DOS(DiskOperatingSys-tem,磁盘操作系统),ISP(InternetServiceProvider,因特网服务提供商),CASE(computer-aidedsoftwareengineering,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lab(laboratory,实验室),ad(advertisement,广告)。
1.4新词多。计算机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无论是操作系统还是应用软件,几乎是日新月异,因此,新词也层出不穷。如“cyberattack(网络攻击)”,“e-mai(l电子邮件)”,“cybermarketing(网络营销)”,“Blog(博客)”,“Microblog(微博)”等。
2、翻译方法
翻译的任务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即将“源语”(sourcelan-guage)转换为“目的语”(targetlanguage),但在两种语言转换过程中,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翻译标准。一般来说,文化翻译要求“归化异化”的翻译标准,文学翻译要求“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科技翻译要求“功能对等”的翻译标准。由于计算机英语属于科技英语的范畴,所以其翻译标准应采用“准确第一,通顺第二”的“功能对等”的翻译标准。所谓“准确”,就是译文要忠实于原文;所谓“通顺”,就是译文要符合目的语的特点。但翻译要完全达到“对等”,是难以实现的理想。翻译家奈达(Nada)曾经说过:“信息流失是任何交流过程中必然会有的,翻译中的对等是永远不可能的”。而乔治亨利刘易斯(GeorgeHenryLewes)在《歌德传》(LifeofGeothe)中也指出:“在最成功的努力之下,翻译也不过是一种近似的东西(approxima-tion),而努力并不常常是成功的。一篇翻译作为翻译也许可是算是好的,但它不可能是原作的完整再现。”在此情况下,计算机英语词汇的翻译方法就不宜采用单一的方法,而应该根据翻译标准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具体为直译法,意译法,音译法,音译与意译结合法,零翻译。
2.1直译法。所谓直译,就是在译文语言条件许可时,在译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譬如,单词“flowchart”可以直译为“流程图”,“multi-programming”可以直译为“多道程序设计”,“hypermedia”可以直译为“超媒体”,“computerfirewall”可以直译为“计算机防火墙”。句子“Themajordisadvantagesofthismethodarethattheinformationisnotpresentedintermsofthesourcelan-guageprogram,muchirrelevantdetailissupplied,andtheformatofthedatamaybeunhelpfulrequiringtheprogrammertodocon-versionsintootherrepresentations.”可以直译为:“这种方法的主要缺点是:信息不是用语言程序来表示的,提供了大量无关的细节,以及数据格式可能没有什么用处,却要求程序员将它们转换成其他表示法。”
2.2意译法。意译主要是指翻译时抓住内容和愈义这一重要方面,牺牲形象,结合上下文比较灵活地传达原意。譬如,单词“tree”不能直译为“树”,而应意译为“子目录”;“path”不能直译为“路”,而应意译为“路径”;“run”不能直译为“跑”,而应意译为“运行”;“mou-se”不能直译为“老鼠”,而应意译为“鼠标”。句子“Whenamatchisfound,theruleisfiredanditsTHENpartbecomesanewfacttobeusedtosearchoutthenextappropriaterule.Thisprocessiscon-tinueduntilthefinalruleisfiredtomatchtheoriginallygivenhypoth-esis.”可以意译为:“在完语言”,“DOS”翻译为“Dos操作系统”,“Internet”翻译为“因特网”,“Cyberspace”翻译为“塞博空间”。
2.3零翻译。所谓零翻译,就是将原语词汇直接用于目的语词汇,不做任何改变。零翻译的原因是原语的词在目的语中找不到相应的能够表达意义的词,而且翻译后还容易引起误会,不翻译反而更容易接受。譬如,Windows原翻译为“视窗”,DOS原翻译为“磁盘操作系统”,但两个译文均没有反映出原文的准确含义,现在人们普通接受“零翻译”。如:DOSisaveryspecialprogramthatisinchargeofyourcomputer.翻译为:Dos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程序,因为它管理你的计算机。其他例子有Office2000,Excel,PPT,DVD,VCD等。在其他领域,也有类似的翻译,如GDP(国内生产总值),CP(I消费者价格指数)等。
3、结束语
在信息化时代,计算机是人们不可替代的学习和工作工具。由于计算机是外国人发明,并且其核心技术到目前为止仍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所以我们必须熟悉计算机英语,以便学习、借鉴和交流。作为科技英语的一种,计算机英语除了具有科技英语的普遍特点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只有熟悉这些特点,并按照“功能对等”的翻译标准,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才能够准确地翻译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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