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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对教育、对文学提出的要求,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的翻译介绍以及人们日渐增多的对国外大学教学理念与方式的了解,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文艺教学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二十多年来,文艺学专业已经涌现出了许多的教学成果,出版了许多有特色的文艺学教材,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客观形势的需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进行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不仅要分析其与19世纪文学理论思潮的内在承继关系以及其与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关系,以获得一个比较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工作平台;而且要进行20世纪时代精神的基本分类,即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现代性”西方文学理论精神,进而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西学精神的转型,分析其“后现代性”产生播撒的内在原因、基本形态、价值转向等问题。同时,还需审理世纪末在“冷战”结束后的西方文学中的“后殖民性”———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并对这一多元文学批评的正负面效应加以阐释。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转型特征,表征出现代性艺术精神向后现代性审美文化价值偏移的重要趋势。这一研究涉及的流派众多,人物思想芜杂,问题面广,更具有多语种特征,使研究具有相当的难度。同样,面对19世纪末的“近代”文论批评,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文论批评、中后期的“后现代”文论批评、世纪末的“后殖民”文论批评,问题出现的周期短,转型快,牵涉面大,特别是在人文科学流派和科学分析流派形成的对峙中,当代文论研究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诸如:如何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加以整合,对当代语言学、社会学、美学成果加以吸收;如何从对西方的译介和模仿中走出来,以国内文论研究专家的眼光重新看待和分析20世纪西方文论批评中最重要的理论批评,并以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加以验证,分析其优劣,发现其内在的文论精神,为创立中国当代或新世纪文论流派打下基础;如何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语境来审理所面对的现代西方文论,同时,通过对现代西方文论的发生发展的研究来更新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批评建设和话语言说的方式,进行价值重建,等等,这些问题均值得我们去认真审理。
20世纪是文化解构与重建的时代。面对神性的坍塌,人类必得重新认识自己,而且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均不能逃避这一自我身份重塑的历史节点。20世纪的文艺不断更新变幻、愈演愈烈;20世纪的文论不断推演创新、流派迭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种不断创新求变的背后有何深刻意义?它标明了人类怎样一种处境?它指涉出诗学的反思担当了何种使命?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不断花样翻新、不断发生话语转型这一事实,值得我们往深处思考。事实上,从中国立场审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话语转型和重建意义:
其一,研究当代西方文论是在文化互动中的中西前沿思想对话。这意味着,不应仅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着手,因为这一研究不是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论评头论足;相反,从生态美学上看,这种西方文论思想的考察,是中西文论和文化的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话,正是在这种对话中,中西文论的真实意义在当前时间中呈现出来。对当代西方诗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从现代文化的高度看待西方文化美学困境和诗学精神的张扬;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看到自己文论和美学还因袭着传统的重负,还未能达到真正的反思。这种文艺理论研究的反思和自省,不是要通过比较来贬扬某一文论。这种诗学对话的目的,在于去更深一层探问人类审美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因而,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只能以相互启示、相互生发为共同基础。只有去除了自身的遮蔽状态,只有将探索人类审美文化的真实意义作为共同的尺度,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达到对西方诗学的深刻洞悉。
其二,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不能采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而应采用具体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研究。我们不应照搬和移植西方文艺理论,而应在与西方文论参照对比中,整理、分析、总结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进而建设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当我们真正把握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真实意义,真正领悟了当代文论下潜藏的存在本体论的意义之时,我们的知识型将有全新的结构。在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深层,涉及一个更为深邃而且相当重要的问题,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问题。因为,诗学研究不仅涉及诗意的思维方式(诸如改变
思维模式,引进新方法论等),更重要的是人生意义和价值存在的重新确立,是人生审美化(即生命的审美生成)问题。因此,建立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必须首先清楚西方文化和诗学的主要趋势与价值取向。只有真正弄清了西方诗学的“文化灵魂”,同时也认清了我国文艺理论亟待革故鼎新的方面,才能取长补短、扬优弃劣。
其三,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色彩和“政治正确”意向中,中国文论界在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中,注意到后殖民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关系时,往往强调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拿来”,而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新世纪中国“文化对话”的重要性。这事实上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和文论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问题。在我看来,“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同质化、单一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地尊重差异性的过程———科技一体化、制度并轨化、思想对话化、信仰差异化。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近年来正走红的西方思想家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提出: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文明背景下。在西方,这种观点备受重视。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同一种文明内部是什么原因使它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而且,在全球化中为什么要将尊重差异性看成非此不可的?事实上,全球化时代是尊重差异性的时代,这一多元化的过程相当漫长。
尽管差异性面临的处境很艰难,但是必须尊重它。我不认为到全球化时代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消失了,只剩下英语;全世界的所有文化都慢慢被整合了,只剩下西方文化;全世界一切的意识、一切的文明都慢慢的被同质化了,多元的历史终结了。相反,全球化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多元化过程,是东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在后殖民语境中,中国学者的批评精神不可或缺,本土学者应从自己的喉咙发声,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第一世界的话语中心,使得话语成为可以“分享”的、理论成为可“旅行”的、价值标准成为可以“互补”的。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文化理论介入和对中心主义的警惕,对于抵制第一世界思想家的文化帝国主义霸权话语,使其得以考虑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所制约的观念处理全球问题,审理以西方现代性作为全球发展惟一标准或道路的知识谵妄,有着不可或缺的纠偏功能。
全球化时代为中国从“西学东渐”走向“东学西渐”提供了基础。一种东西方知识分子平等对话在多元宽松的文化语境中将成为可能。因此,全球化时代对知识分子不仅意味着要不断创造新的思想,而且要找到新的传播自己新思想的途径。新思想、新观念的含量和传播的广度决定学者在“学术文化链”上的位置。那些原创性的思想家生产了一个时代,而其他人却仅仅在消费他们的思想,甚至浅化消泯他们的思想成果。当新时代需要新的阐释时,全球学术话语“文化链”一端的波动,会使得处于另一端的我们措手不及。我们的思想命脉与西方“他者”紧密相关,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也是一个亟须改变和超越的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现实。
其四,文化转型中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价值判断问题。这方面文论界认识的差异很大:有从时间矢量角度分为线性发展的过程,也有从超越层面认为新的就是好的,还有站在前现代立场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也有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进行同步批判的,等等。可以说,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断片和经验杂糅。于是,一方面有着全球化意识中的后现代文化视野与跨文化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氛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领域,并在解构与建构、时尚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敞开。这些问题值得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梳。
一是“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主要强调西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在文化冲突中的具体理论反应,一种多元并存的纳受、抵抗、整合、消融的过程;二是“中国后现代后殖民”属于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后学新思维,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神经,并成为一种看世界的新角度、新方法,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平台或流派。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不可分离的联系,又可以看成一个问题的两面,彼此相依,互为因果。后学问题上的“西学东渐”,表明当代中国在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上同世界保持了灵动的联系,并使西方的学院派问题进入中国后,不再是纯理论问题,而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问题。对中国而言,不是全面地植入后现代的问题,而是在现代性全面展开中择优而行。因此,对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信息传播层面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当从更高价值理论层面加以分析:应该用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来看待如今同时态呈现在面前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在神性和兽性之间找到人性的基本价值平台。说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作出怎样的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判断,与我们的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其五,文学发展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紧密相关。后殖民主义的引入,使得后现代主义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价值平面问题、反权威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并使中国文论界共时性地遭遇到如下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中的语言学转向及其汉语思想的当代言说方式,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后现代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女权主义,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问题与当代宗教神学思想,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东方后现代问题,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日常生活与后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的关系及其共识性与公共性的丧失,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语境中的知识分子与精神家园,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对抗性态度,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话语叙事碎片与时尚怀旧,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妖魔化中国与知识的买办化批评,等等。
在一系列彼此缠绕、互相牵连的话语中,中国文论界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成果。面对这种后学大面积的思想消解性活动,在传统价值遭遇到合法性的困境时,只有通过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懈探索,通过后殖民时期知识分子的边缘性思考,在获得自身的个体独立性中,将对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对学术思想的创新作为自身存在的理由与中国思想延伸的契机。赛义德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是要以自己的作品介入想宣传的事物,而又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为了某系统或方法服务的机制。”[1](P90)我坚持认为,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因而,从事真正的思想批判和问题揭示,就是重新创造自我身份,并以自己平实的工作为时代做一个真实注脚,进而成为这个变革的社会肌体中的一种反思性微量元素,或许是对新世纪中国思想知识增长的有意义的工作。
在我看来,在当代文论转型与文化重建中,只能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艺术审美共识,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成分,才有可能组成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形态和新文艺理论体系。
[1]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London: Vintag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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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是十八世纪在欧洲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是封建主义解体之后的16~17世纪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古代中西方重商政策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古代中西方重商政策比较研究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许多人都认为重农抑商政策是西汉的主导政策,而古希腊、罗马则是商业社会,实行的是重商主义。本文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实际上,西汉也实行了重商政策,而古希腊、罗马也实施了抑商政策,之所以这样做,这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能维护其统治。通过从两者不同的原因、措施及其所产生的不同的效果等方面,对两者的重商政策作对比研究,剖析两者的重商政策。
【关 键 词】重商政策/对比/西汉/古希腊/罗马
古代中西方的统治者面对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从维护其统治出发不得不改变长期以来实施的重农抑商政策,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但两者的重商政策又各有其特色,具体讲来如下:
(一)地理环境对当时中西方的统治者决定实施重商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众
所周知,希腊境内石山居多,水源不足,不但森林覆盖面小,矿藏资源缺乏,而且土地不甚肥沃,可耕地不足土地总面积的1/5,在帖撒尼亚,拉哥尼亚,美塞尼亚虽有些小红土平原,但大多是些贫瘠的土地,粮食产量不高。但同时它却有着优良的港口和金融环境。为了生存的需要,它必须从海外进口粮食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进口金属制品和木材以充日常生活之用。因此,希腊人几乎一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就对海外贸易具有很强的依赖。如希腊本地产谷物不多,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所产谷物也不能补充不足,希腊人每年要从埃及和黑海北部的西徐亚平原等地运来大量谷物在雅典外港拜里厄斯卸下,希腊产的羊毛也不够用,必须从吕底亚,夫利基亚和黑海沿岸诸国输入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城是羊毛的主要市场。
总之,希腊工业原料不能自给,工业原料输入希腊,工业品则从希腊输出,这种情况迫使希腊的上层统治阶级采取重商措施。希腊人为了生存的需要还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殖民地的类型有二:一是农业性,二是海运和商业性的。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重要性,为了确保他们能够自由航行,便在欧亚两岸设立了塞斯托斯,兰浦沙考斯,拜占庭,白林托斯和加尔西顿等殖民据点,以作为停靠港守护站和贸易站。农业性的殖民据点,最初,希腊移民也要从事农牧业,但不久他们就与邻近的国家和部落发生了贸易关系,工商业日趋繁荣,逐渐由农牧业为主的殖民据点演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殖民据点,特别是那些位于道旁和出海口的殖民据点,这种变化更快。
西汉的地理环境是与古希腊、罗马截然不同的类型。中国的地貌是广袤的中原,这种地理环境,同样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观念形态。为了满足自己统治、享乐的需要,他们需要从各地搜刮,所以也采取了重商政策。
(二)在封建社会中,商业的发展受农业生产力的限制,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作为生产力中较为活跃的商品生产必然突破政策的控制。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作为专制主义政府只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必然执行者。西汉经济经高祖、惠帝、吕后时期的经营,逐渐进入恢复阶段,特别是文帝、景帝时期,采纳贾谊、晁错的建议,实行轻谣薄赋、减轻田租,汉武帝征收的商税仅为商贾获利的6%。与此同时,人民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些人抛弃了传统的“礼教”而被本趋末,即“多去文学而趋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求富热潮。他们认为:“富者,人之惰性,所不学俱欲者也。故壮士从军,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灾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理,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1]一些穷人皆“学事富家”,一些读书人则“去文学而趋利”,社会上对商贾的羡慕和追求其最本质的即是“财”和“利”,极大地冲击了封闭形的封建自然经济思想,在这种情形下,西汉政府也只能顺应这种历史潮流,引导人们,从而对商贾采取了“惠商”、“宽商”政策。
为了强国富民和扩大财源,古代西方社会对商业的发展也采取了宽松政策,如希腊人对出口货和进口货只征收从价税2%。为了保证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还建立了强大的海军。
(三)商业资本的发展给国家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中国的封建政权尽管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但封建统治者却不能不依赖于商业资本提供的财政收入。在古希腊、罗马这样的商业国家,财政收入的决大部分更是依赖于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在国家财政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统治者绝没有理由对其等而下之。
(四)西汉政府实行宽商、惠商政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西汉商贾的强大势力强烈地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拟于“一国之君”,连郡国、政府都要向其借贷,人们对其蹑足侧目,由于其经济地位的提高,西汉政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妥协,如废弛商贾之律,开关梁,弛山泽之禁,除罪,甚至入粟拜官。
面对蓬勃发展的经济,古代中西方采取了各种重商措施,其共同之处表现为:鼓励支持贸易的发展。古希腊罗马的贸易活动得到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积极的军事活动的支持:奥古斯都派出一支远征军深入阿拉伯半岛南部,为罗马商人占取了一些最重要的港口;在科普托斯和贝雷尼切之间的沙漠上修通了一条大道,沿途掘井引泉,开设屯或驿站,每队沙漠商队均有罗马官方的武装部队保镖,对于西南绿洲与法尤姆之间的商旅以及法尤姆与埃及之间的商旅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予以保障。
对于尼罗河和各运河上的船只航行,有一支组织健全的河道考察队予以监护,帝国皇帝们还积极为改善航运和港口建设创造条件,克劳狄在奥斯梯亚开筑了一个人工港,尼禄将其加以扩建,图拉真也重修过它,使之成为输入罗马城所需的粮食和其它货物的一个最大的进口港,克劳狄对罗马的海路贸易和造船事业也深感兴趣,尼禄和图拉真曾改过安提阿姆,奇维塔维其亚、安科的诸港。安东.庇护曾修过特拉西港口,建造基泰的灯塔,并对普提奥利港口加以改进,商人的和船主的帮会首先得到了帝国政府的承认、保护和特权。克劳狄曾把某些特权赐给船主和粮商团体中的一部分。“雅典有特别法庭(dicai empoikai)专门处理商务海事案件”[2]。比雷埃乌斯港口和雅典城市的市场各有5位抽签年选的市场监督,以保证货真价实、保障公平交易;粮食市场的零售,要由专门的官员(sitophylakes)负责监督,确保价格平稳,避免有人囤积居奇。
西汉王朝也主张对外贸易,尤其是在汉武帝时,这一政策措施得到了最为有力的支持。汉武帝积极开通西域,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他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结果为西汉政府对外贸易开辟了一条新的,极为重要的陆上通道,即著名的丝绸之路,西汉王朝派使者携带丝绸织物西出远的到达当时属于罗马的埃及亚历山大城,曾廷伟的《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据《三辅黄图》记载,当时长安城藁街设有“蛮夷邸”,属大鸿胪掌管,就是供这些外来的人使用和商人居住的地方。同时,西汉政府为了维护商旅的往来,汉宣帝时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
两者在重商措施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更多的则是相异性:
(一)古代西方主要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减少国家干预。早期罗马帝国时期,除了赋税而外,我们简直找不出政府推行的任何其它经济性措施。奥古斯都在击败安东尼之后,在埃及推行了一些经济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减少国家干预,这一政策被他推广到整个帝国,并为其后继者们所沿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时代是一个贸易几乎完全自由的时期,是一个对私人创业发家机会最好的时期,不管是在共和时期或是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领导下,罗马都不曾承袭过某些希腊化国家,特别是埃及所推行的工商业国有化政策。在意大利的工业受到外省工业的冲击并逐渐落后于外省工业的情况下,帝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意大利的工业。因此,在帝国成立以后,商业情况有日益依循经济供求规律而自行调整的趋势。银行业亦是如此。正是由于罗马政府给予银行以自由,在埃及各城市中才会兴办那么多私人银行。
西汉初期,政府实行了相当自由的商业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可以自由“周游天下”,从事商业贩运活动,到汉武帝以后,西汉政府在总体上对商品经济加强了宏观调控,推行工商业国有化政策、重官商。如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把有关国计民生的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由中央在各地设盐铁官,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国家资本控制盐铁生产的生产流通,此时,中央和地方官多由富商担任。“除故盐铁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3]其实质是国家调节工商业结构,利用国家资料对经济宏观调控是发展商品生产的有效措施,而且还改变了汉初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吏的规定,商人正是由于盐铁官营的政策实施而步入仕途,获取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对于不法豪商,汉武帝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使国家商业资本上升,并不断分割富商大贾的商业利润,加强国家财政收入,维护中小商人和小农的利益,较好地调节了农商比例关系,把商品经济发展引向正常轨道。
(二)古希腊、罗马为了发展商业,采取了推进城市化运动的措施。奥古斯都在东方各省沿袭共和国时期的政策,继续推进城市化运动,在许多村落和寺院土地上建立起新的城市,使罗马帝国成为一个自治城市的联合组织,在西方各省,他不以建立罗马公民新屯市为满足,而是竭力向高卢和西班牙的克勒特人灌输城市生活方式,在阿非利加原先的迦太基国境内恢复城市生活。一世纪时所有的皇帝们都或多或少地推进城市化的发展。克劳狄就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他建置了许多新屯市,使城市化运动在他统治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弗拉维王朝和安东尼王朝,这种发展并未停止,韦帕芬也和其前人一样对城市化运动持积极态度,他对于那些多少已罗马化的行省,特别是那些主要的征兵地区,那些驻扎有罗马重兵的地区西班牙、日耳曼尼亚和多瑙河流域诸行省加速其城市化运动,或是建立新的城市,或是把城市的权利赐给土著的市镇。
而西汉政府则是主张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通过农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汉武帝时采取了均输、平均的财经政策。均输是指由国家统一管理、以便远上之贡,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具体办法是由中央在地方设置均输官,地方应缴纳的贡赋“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即便,而官有利。”[4]要求地方均输官借鉴商贾转贩的经验,将地方所缴纳的贡赋按照当地市价折合为商人所贩运出境的丰饶而价廉的土特产品,再由均输官将这些物品运往价格较高的地区出售,换取中央政府所需求的物资。平均则是指国家利用经济手段管理市场,从市场机制出发,调制市场,其实质是稳定物价,防止富豪巨贾投机囤积,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引起市场混乱,而使市场成为按商品价值规律正常运转的有效市场。
(三)对于商品经济发达的标志之一的货币,古希腊、罗马采取的仍然是自由、放任的政策,虽然有些银行是由市政当局办的,但是银行这种企业同所有其它行业一样,大多数由个人经营。而且,他们的银行已有了现代银行的许多职能,如放款,活期存款和发放信用证明等。
与此遥相对应的西汉王朝,初期由于社会经济尚未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币制紊乱。到了汉武帝时期,封建政权对币制进行了调整,改革币制,把铸币权重新收归中央,禁止私人铸币。在元鼎二年,汉武帝下令成立专门铸币机构,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把先前全国各地所铸铜钱运到京师销毁,统一铸造“五铢钱”,作为法定货币。国家统一铸造的五铢钱,由于质量上乘,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信赖,使货币的职能得以充分发挥,打击不法豪商,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个巨大的推动。
在不同的重商措施下,其效果也明显不同:
1.古代西方在这种自由放任的商业政策下,许多上层官吏也加入到了商品生产者的队伍,周一良、吴于谨主编的《世界通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宗贸易都操纵在大商人的手里,出生于元老的奴隶主,以授产和委托经营的方式,也投资到商业中来。”
2.使得农业商业化。一方面,它使得土地商品化。在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的土地就已归个人所有,柏拉图明确指出:法律允许每个市民随意处置他的财产。另一方面,政府奖励商品农业。例如:梭伦劝告和奖励公民建立葡萄园和果木园。同时,农业商业化还表现为市镇走向工业化。M.罗斯托夫采夫在其著作《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讲:“蓬佩伊这个市镇走向工业化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出现了一种新型住宅,它的四周都环绕着商店,这些商店一部分由住宅主人亲自经营,而另一部分租赁给工匠和零售商贩,似乎从很早开始,各种料子和羊毛衣服就是蓬佩伊的特产之一,这些毛织物有一部分就在本城染色。”
3.重商政策促进了商业的蓬勃发展。当时罗马的许多大商人深入波罗的海、斯堪的那维亚、爱尔兰、北非、东非和西非沿岸,向东与帕提亚、巴克特利亚、中国辗转相通,又从海路同印度到达孟加拉湾,马来半岛,并由此进入中国。M.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意大利那些讲究饮食的人毫不费力地就可以弄到每个季节里所有的primeurs〈新上市的蔬果〉和从遥远地方来的特产。Delicatessen〈美味〉。这也可以看出交易情况是多么发达。他们还用不着专门费力去定购这些东西,有着转为此而开设的大商店,其中储积了大堆这类货物。在奥古斯都时期,意大利在帝国商业生活中占据突出的地位,甚至比公元前一世纪时还要突出。他们的这种重商政策在政治、文化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它推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三等公民也可以当选为执政官,打碎了贵族对这一最高行政官职的垄断。同时,它还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希腊城邦中,凡是维护重商主义的城邦,文化教育事业都很发达。雅典的卫城是冠于希腊城邦的一个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博物馆”。雅典城邦的富裕和宽松自由的民主环境,还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如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但由于重商政策的实施,使得贫富分化、奢侈之风盛行,社会矛盾十分严重,最终导致了罗马共和国的覆灭。
对西汉政府而言,重商政策的实施引起诸多社会变化。
1.导致了西汉社会人们思想的转变,普通百姓也逐渐改变观念,掀起了整个社会的“求富”热潮,形成了喜好商贾的民俗同一性。波及封建王公贵族,如吴王刘濞等亦参加其中,同时还使得官商勾结,大贪官王根不但接受商人巨额贿赂,他还在第宅中设立西市,自营商业。故有人指出:“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5]官吏经商和商人做官,使非法商业活动借助于封建政治特权而通行无阻。
2.促进了西汉王朝的商业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商人阶级,他们有的“周流天下”,有的“废居居邑”;商品范围之广泛,“用事童仆”数量之大,市场之繁荣,是当时世界上其它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就连在军屯驻屯的地区还设有“军市”,如《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冯唐的话说:“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赏士卒。”
3.西汉的海外贸易更发达。汉代的对外贸易分官营和私营两种,而准许私人参与海外贸易是古代“重商”的重要特征之一。汉代政府经常派使团到各国进行贸易。如汉武帝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除丝绸之路外,还有和南方领海诸国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海外交通的都会是番禺,船由合蒲郡徐文县出发,大约可到达马来半岛,斯里兰卡和印度。同时,外国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国,他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来广州贸易,一种以“贡献”为名向皇帝贡土特产,换取远大于所贡的赏赐。
4.商业大都市的出现。秦朝为削弱地方势力,曾采取隳名城的措施,加上秦末战争的破坏,城市比较萧条,汉初,对名城进行修复,而后,由于商业的发展,大大小小的商业都市遍及全国,并且形成了号称“五都”的全国性商业大都会,即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然而商业的发展,也造成了社会贫富不均,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1]史记.货殖列传[M].中华书局,1959.
[2]P Garnsey.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Response to Risk and Grisis[M] Cambridge,1988:139.
[3]汉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62.
[4]汉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62.
[5]晋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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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近些年我国人民所追求和向往的,也是一种文化和习俗的自然形成。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一般认为,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的、分析的,而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是体验的、综合的。传统的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也是基于这个认识的,但对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应当从中西方哲学智慧,内容以及他们的相同之处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1-3个): 中西方哲学 智慧
哲学可谓博大精深,虽然这个学期已经学习了一个学期的西方哲学,但仍只是略懂皮毛,也可以说是只知道了一些大家都懂得的那些简单的哲学思想,对于那些复杂一点的哲学思想仍然是不理解。现在就我的那一点理解来谈谈对中西方哲学的看法。
中华民族的哲学。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西方哲学是拥有相同历史传统和统一概念体系的统一的哲学体系。公元前5~3世纪,人类文化史上出现了一大奇观,中西方文明几乎同时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中方哲学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为标志,而西方哲学则以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昌盛为特征。中西方这一时期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对于后来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下面将从以下几方面谈谈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
一、中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
泰勒斯是西方自然哲学的开创者,也是第一个用理性的目光审视自然的先哲。他认为自然界的万物总是由某种最基本的东西构成的,它就是世界的基始或本原。泰勒斯对自然的解释是“水是生命的源泉,万物的基始是水”。这个观点为人类认识自然开创了一条可贵的理性认识之路。它引导人们从自然本身去解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避免了用主观意志或凭个体好恶解释自然带来的任意性和神秘性。虽然古代西方人对构成自然界万物的本原的认识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但他们都是通过理性方法来解读自然。其意义在于人类对自然开始有了理性思考,推动了哲学思维和科学理性思维的发展,这对西方后来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基础意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
中国的自然哲学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显然,在老子的道家学说中,“道”是构成万物的本原。老子的“道学”将人们从多元宇宙观发展为一元宇宙观,力图从自然自身解释自然的多变现象,这与泰勒斯是一致的。在老子那里是“道”带来了一个整体的一,即宇宙这个统一的大系统。中国人认识自然的视角,从老子开始就与西方的泰勒斯不同,米利都学派追求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而东方的“道”却是形成整体一的基础,它是抽象的。老子说过:“道,可道,非常道”,“道”的抽象特性,它将引导东方人论“虚”,并乐于思辨玄想,因而缺少微观实证分析的本性。中国的中医理论体系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由于泰勒斯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因此,它引导的是西方学者对具体事物的结构和形成规律的寻求。东方的中国人接受的是道家学说,它的抽象性和神秘性以及它的整体视角和运动本性,它引导的是东方学者用思辨和玄想及经验观察去对整体性质和物质的运动做出把握。
二、中西方哲学智慧的差异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中国智慧发展的坚实基础。东方信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孔孟之道”一统天下,长达五千年之久,这种“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世代相传,沿袭至今,至使东方的科学技术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然而,这却成就了东方的文化发展。西方的智慧是理性的,有两千年的哲学、自然科学发展史,创造了完整的哲学、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有逻辑严谨的数学。西方人把他们的智慧用于对哲学、科学体系的探索与研究,利用他们已有的科技成果发展军事,进行殖民扩张。西方的科学体系推动了全世界的进步,让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西方庞大的、具有系统性和体系化的欧氏理论与中国的认识论和多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方智慧以直觉思维为主体,西方智慧以逻辑思维为主体;东方与西方智慧的巨大差异,构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与发展结果。
三、中西方哲学的相通之处 中西方哲学的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发展自始至终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就世界构成“本体”而言,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就认识论而言,是反映论与先验论之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辩证法。唯心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官方哲学和宗教哲学。
几千年来,唯物主义作为非官方的民间哲学,长期受到压抑,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就方法而言,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争。中西方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哲学倾向的贯彻,是为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中华传统思维早就了我们发现知识经验,西方思维造就了他们发现就形成了知识。中西方的哲学如果互相借鉴的话,那么西方也就不会有异教徒惨死这样的惨案发生,都尝试着去包容别人就不会觉得别人的信仰是错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自由,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权力。如果我们能够借鉴西方的公理化的思维方式,把我们的发现形成知识,再经过一代代人的完善,那么我们今天就不用去学习别人的知识,说不定现在世界上的大部分的高科技知识都是我们国家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是近三百年才开始落后的,在这之前,我们的水平都处在世界的前列,只是这短短的三百年就造成这样巨大的差别,不得不让我们反省一下。以上的这些有些是个人的想法,也有来自对他人的借鉴,尽管这门课的上课时间很短,但我已经在上这门课的时候感受到西方哲学的魅力并且让我对西方哲学增加了兴趣,希望以后可以更多地接触到西方哲学。
参考文献:
《浅析东西方哲学的分殊点及其影响》 沈佳强
《中西方哲学智慧的比较分析》 张志伟
摘 要: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史都是从其主要内容角度进行梳理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等。然而,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的发展,也可以被我们用来看做西方哲学史的概观。从理性与非理性的角度,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几千年西方哲学在神与人的纠葛中所做的努力,并且可以概括为两条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理性;非理性;神;人
西方哲学史倾注了众多哲学家生生不息的努力,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它很显然是一部发展史,无论是世界观的还是方法论的。但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理解。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从其中的核心:神与人的纠葛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是两条路径不断发展完善、成就辉煌的过程。
一、从神的世界开始
可以简单地说是自上而下,人一直理性地在非理性物中寻找自己。
人类在最初的探索中,都习惯性地从自身之上去寻找世界及众生的答案,妄图通过神或上帝来解释自身的终极所在。然而,在这一系列努力中,神的形象光辉耀眼,却始终找不到人应有的位置。无论是从民间信仰到口头传送的神谣,还是从《神谱》[1]到《荷马史诗》[2](以下版本皆同),人始终都没有感受到自身的存在,一直在神的世界中徘徊,希望有那么一个万能的神能够给人类带来光明与幸福。
但是,在神的世界中我们看到很浓烈的人的影子,无论是《神谱》还是《荷马史诗》,强烈的神的意志统治下的人与神的纠葛,却无处不将神描写得与人相似,具有人的情感,拥有人的行为方式。可以这么说,在神的光环感召下,那时的人分不清楚到底是神似人,还是人来源于神。
以泰勒斯开始的自然哲学家,开始了摆脱神话世界的步伐,开始从人的自身之外去寻找答案,水、火等任何一种元素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本原与始基。但思想还是打上了宗教神话的烙印,把人和自然看成是浑然一体的,从自然的角度简单地思考人。而他们对自然的重视更是给了自然一个神一般的世界。
普罗泰戈拉似乎开始了对人的真正关注。但他是在自然哲学家的基础之上的(自然哲学家开始的对人生存的地球与宇宙的思考,试图在视野上摆脱神的世界回到人间;但这个人间并不是人的共同体、社会或者生活环境,而是人的整个的生存环境,是与神或上帝共同生活的大环境)。他在神的世界发现了人,发现人对世界的价值所在——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 [3]。但他的“人”却不是人类的人,是相对的人,是神衍生的人,是具有一定局限的人。我们依旧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之中的位置。
苏格拉底知道了。他认识到人是人类之中的人,对于人类的主要论述的是人与人构成的社会规范的个体体认之上。相对人性而言,神性,只是个别的超越与升华,是个别在某些极妙的场合与神性的交合实现了跨越意义上的体认,他不属于我们,虽然他在我们之中。柏拉图发现了在人之中的神性世界“理念”,而在柏拉图的具体实践中,发现自己的理念无法与现实的人的世界达到完全契合,只留下“苏格拉底说:或许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能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下来……”[4]的感叹。
可以这么说,苏格拉底之下的哲学家,就沿着这一条路不停地探索,努力地在人类的自身及人类社会共同体中找到解释整个宇宙的力量。而这个力量是理想化的,具有一定神性,这一切的事实不过是人类理性的力量诉诸非理性的武器去实现人的价值与意义的发现。然而,无论是道德规范的力量,还是政治体制的约束等,人类在于理性世界付出的努力,始终抵不过非理性的特例的极微侵蚀,因为这都是人类的体认,在非理性的机体上发微的。于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人们依然想到神,在人的世界仍然有神的影子。
难怪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里,理性的力量再强大,科学的手段再高明,始终的人还是神的俘虏。并且其希望仍是个别人的个体超越从而感召群体,从而唤醒所有人的神性光辉,共筑人的神性世界。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中,人类最终的恶果就是中世纪的对人的全面否定,只有完完全全地臣服于耶稣基督这个人格神的脚下,才能得到救赎。
最终的在基督的世界中完全地实现了这一条道路的完善,在从上到下的过程中发现人。在自然神与自然的神一般的世界畅游无果之后,才找到了这样一个人格神,在人类之间树立一个神的形象,从而使人得以神的子弟的身份出现。而这一切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文艺复兴这一强调人的非理性的运动所取代。
在神的世界下降到人的世界,一个伟大的理性光辉照耀大地,看似伟大的飞跃,实则是理性的畅想,却没有理性的基础,继而使神性失去了它的力量,这样的发展就走到了尽头。继之又起的另一条路径,则是在人的非理性的层面之上的崛起。当人们发现在非理性之中的神并不能给我们什么之后,开始了在非理性的基础之上进行理性的升华。于是,第二条路便从感觉与经验开始,进行理性的体验之旅。
二、在人的世界着眼
也可以说是自下而上,在人的感觉与经验中寻找神一般的理性力量。
人的复兴是基于对罗马帝国物欲横流的体验开始的。罗马的穷奢极欲将人的感受性发挥到了极致,但苦于当时仍受神的思想的奴役,没有出现思想。苦于这么说,第二条路径最早的意识应该是在柏拉图的“感觉”中。当中世纪的宗教救赎在于自我的选择;当库萨说,人与上帝一样具有创造力;当布鲁诺深入事物内部探索开始,人类的感觉萌芽了。人类在天地万物中发现了自身的感觉与经验才是人类的基础。
于是,以罗吉尔·培根为始的英国经验论出现,则是开启了人的经验之旅,开始了将研究的角度确实地放在人的角度,人的非理性意识开始了理论之战。而在培根对经验的发现中,重点的是现代科技繁华的伏笔,对人的研究需要的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手段——科技;而对于人在神的世界中,在于理性的框架之下,思维才是阵地与武器。
接着,霍布斯呐喊了“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开始了系统的旅程。而与之同时的大陆唯理论始终抓住神不放手,妄图有朝一日人类群体的“神性”全部体认了,他们就仍然有复兴之日。
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战斗中,康德似乎在重解,似乎在重构。在他的哲学中,他努力的去寻找人类之中的上帝属性,却真实的发现了人。因为只有在人的世界中,上帝才有他的意义可言。于是,上帝死了,其实人也死了。
这时,黑格尔出现了,他开始的对理性与非理性的界定,最终实现了人的完全发现——在人的世界中去塑造人的完全意义上的神(可以说是经验论发现了人,但却是黑格尔在几千年以来哲学对于人性与神性的纠葛中,发现了人的不确定与确定的秉性所在——即非理性与理性,这样的人类才有了升华与超越的可能,从而最终实现了人的完全发现)。在其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中,马克思实现了其人类共同体意义上的发展,实现了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意义的解释,建构了人类共同体的高峰体验。然而,费尔巴哈发微的在人的个体意义上的对理性与非理性的解释中,却是始终继续着。由此升起的个体意义上的努力,包括叔本华、尼采等开始的现代哲学的发展,却是不管在人的非理性研究途径及研究方法上都实现了空前的繁荣。
至此,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之战依旧继续着,然而作为西方哲学的第二条路径已经形成;人类继续着在人的世界通过上升的方法找到人的完全意义上的神。
三、两条路径的联想
但这两条路径的发展中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平行的,不光两者交融,而且还有第三种努力,可以说是两者交合的产物,即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开始的哲学无人称化努力,妄图在人的努力之下去实现对无人称哲学的发现。然而,最终存在主义哲学的形成,这样的努力依旧呈现的是模糊的无人称化,纠葛在人于非人称之间。
人类的努力是积极的,愿望是美好的,然而现实告诉我们,这条路似乎没有了尽头,也没有了方向。从雅斯贝尔斯到海德格尔再到萨特,这一系列的努力并没有给出一条明确的道路,只是在哲学又多了一个角度、一种眼光给我们看世界而已。
于是,当我们静静地思考的时候,在这两条路径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两条路。而这两条路其实一直是伴随着神与人共同发展的。
1.同一。既然人类习惯于在人与神的世界中纠葛,那么就实现其真正意义上的同一,不是下降的,也不是上升的,是规律的单一,其宗旨是既非理性又非非理性的同一。然而,实现这样的统一的研究方法与途径又是什么呢?也许这根本就不是哲学该做的努力。但是,摆脱了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哲学还是哲学吗?
2.分立。完全意义上的分立,即我们人类与我们生存的时空,有意识的也好,无意识的也罢,是完完全全的分立的。之所以出现的纠葛,是第三者的存在才能发生的。于是就会套用我们习惯性的表达方式:三元论。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是”是因为它们之间发生了关系,“不是”是因为它们也可以特立独行;并不存在一元论与二元论的矛盾纠葛。但是最大的疑问则是,基于人类现在理性与非理性共存的现实,怎样去实现其分离、分立,这样的分离、分立有探索及发展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吗?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总结,本真的哲学路径是由其研究对象或者内涵决定的。我们如果想在哲学上去实现突破,那么首先需要从对象或者内涵着手。但是,基于现实的人类的特性的处之上,最终的哲学突破事实上在人类自身。
参考文献:
[1] 赫西俄德.工作时日 神谱[M].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 荷马.荷马史诗[M].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3] 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67.
[4]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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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作为近代哲学的最高问题,经历了由康德的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过到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辩的对立统一。黑格尔在驳斥康德不可知论的基础上,继承并发发展了谢林的哲学思想,从而创立了其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的学说。在他看来,思维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有符合思维才具有实在性;思维不断在存在中实现自己,使存在同自 己相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期取得新的进展。
关键词: 黑格尔 绝对理念 思维与存在 同一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在西方哲学上经历了漫长的思索、争论,逐渐从模糊到明确,从抽象从具体,到了近代则采取了自觉的形式突显出来,发展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最高问题。它经历了由康德的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过到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辩的对立统一。
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是黑格尔整个思辨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他的全部哲学基本的和首要的命题。从社会政治根源上说,他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并形成其内容丰富的理论,一方面,在于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揭示了思想可以构筑起存在,思维能够实现自身的道理,是黑格尔站在德国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法国革命所作的新的哲学概括;另一方面,在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日益成熟和变革现实的信心不断增强,相对于康德时代有着将近质的飞跃。从理论上说,则是从康德的“理念”学说出发,是自康德古典哲学革命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主要从理论上来论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
一、黑格尔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在近代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在一开始就被明显的亮出,两者在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趋向于同一。
康德原则上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思维把握客观存在本来面目的可能性。他一方面肯定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刺激我们感官的客体,即“自在之物”;另一方面,他又断言客观存在的事物——“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是超验的、彼岸的东西,认识所能达到的只是“自在之物”刺激我们感官而产生的感觉表象,即所谓“现象”。这样一来,在康德面前就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可以认识的此岸的“现象”世界,另一个是不可认识的彼岸的“自在之物”世界。可见,康德本质上是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思维能够把握客观存在的本来面目,否认世界的可知性。但在这里,他第一个把主体能动性思想等一系列辩证法因素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中来,为以后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在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上提供了启发。
由于康德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二元对立的形式典型地表现出来,使他之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一下子就可以抓住中心问题。继康德之后的费希特,认识到康德哲学导致思维与存在分裂的关键在于肯定一个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存在,于是他取消了康德的“自在之物”,竭力发挥了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中的“主观感觉”,构造出一个“自我”,作为本体,认为康德的“自在之物”是“自我”的产物,他称之为“非我”,并构造了以下三个命题:1、自我设定自身(正题);2、自我设定非我(反题);3、自我设定自身和非我(合题)。“自我”就是作为这样一种能动的活动,按照正、反、合的规律,实现了他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就这样,他把认识和实践同一为个别思维主体,即“自我”的能动的设定行动,思维与存在在自我意识内部达到了同一,比起康德哲学则进了一层。
谢林反对费希特把“自我”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认为要使“自我”和“非我”的同一,就必须有一个凌驾于二者之上,既非主体又非客体的东西,他称之为“绝对”。“绝对”是产生一切有限事物(物质和精神)的本原,并且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必然同一的根据。“自我”和“非我”都产生于“绝对”。“绝对”是思维与存在的“无差别的同一”,是一种不自觉的精神力量。他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只要肯定有一个在思维之外独立存在着的客观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对它有所认识,而要认识客观存在,就必须把思维与存在看成是“无差别的同一”,即单纯的等同,思维与存在溶合为一,没有差别。谢林就这样试图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来构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二、黑格尔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黑格尔驳斥了康德的不可知论,继承了谢林在“绝对”的基础上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是不同意谢林所谓的“无差别的同一”。他在吸收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辩证法用于思维与存在同一论,论证了“绝对”是对立的统一,是矛盾发展的过程,从而在客观唯心主义的范围内系统地论证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黑格尔强调:哲学不应只作为“应当”哲学,它更重要的是要作为一种“应为”哲学。所以他极力反对康德在认识之外确立一个“自在之物”。他认为,康德哲学里的知识只是对于“现象”的知识,而关于“物自体”的知识是不可知的,这就割裂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其实质是一种不可知论。而对于谢林的“无差别同一”,则认为忽略了思维的主体的能动性,没有了解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次就可达到的无差别的同一。于是,他在“绝对理念”的基础上,肯定地回答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黑格尔哲学里,“绝对理念”是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实体”,同时又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能动的创造性的认识主体。他从其唯心论的人本主义出发,坚信人类理性的力量,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要强调的是,黑格尔所说的“思维”, 不仅指的是人们头脑中的思想,而且主要指的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客观思想”,亦即“绝对理念”,人脑中的思想不过是“绝对理念”发展的高级阶段而已。 至于黑格尔所说的“存在”,也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存在”,而是“客观思想”。黑格尔是根本不承认物质的存在的。按黑格尔的的看法,一切事物(存在)都不过是“绝对理念”(思维)的异化物,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而“绝对理念”则是万物的内在根据和核心。
总的说来,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学说,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①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②思维是存在的本质、灵魂;存在是思维的外化、躯壳,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并把实践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中来。③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辩证的过程。
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的学说。
⑴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这是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之所以能达到同一的一个基本前提。
黑格尔吸收了谢林关于思维与存在等同的思想,把它作为自己哲学的一个成分,认为存在即思维,客体即主体,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黑格尔说:“照我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他明确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从根本上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他说:“唯物论认为物质的本身是真实的客观的东西。但物质本身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物质之为物质是无法知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1]在黑格尔看来,关于事物是否可知的问题,只能有两种看法:要么主张事物在思维之外独立存在,而这就是不可知论;要么主张事物的可知性,而这就意味着存在即思维。此外的看法是不可想象的。正据于此,黑格尔就取消了康德哲学里“自在之物”的独立存在,认为一切事物(存在)都不过是“绝对理念”(思维)的异化物,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而“绝对理念”则是万物的内在根据和核心。这样,存在就是思维了。
⑵思维是存在的本质、灵魂;存在是思维的外化、躯壳,二者可以相互转化。而要把握一个对象,就是意识着这个对象的概念。并把实践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中来。
黑格尔在肯定了一切事物都是思维的根本前提下,又将事物区分为思维与存在两个方面。他一方面主张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明确反对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看成是无差别的同一、单纯的等同。黑格尔认为,谢林所认为的“绝对”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承认思维与存在的绝对同一,那就不免于片面。其实在“绝对”里,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不仅是同一的,而且又是有区别的。
黑格尔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思维与存在两个方面的统一:思维是存在的本质,存在是思维的内容。黑格尔说:“一切真实的事物,就它们之为真理而言,即是理念。”而理念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而这两方面又不是平等并列的:思维是存在的创造主,存在是思维的外在化。黑格尔说: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里,“思维统摄了存在,主观性统摄了客观性。”[2]由于思维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所以思维与存在二者不是僵硬地对立着的:思维一方面可以通过“外在化”的作用产生自己的对象——存在;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克服自己和对象间的对立,使之成为己有,即“同化”,也就是使存在或对象为自己所占有。就这样,由“外在化”和“同化”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构成了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发展过程。
在这里,黑格尔把实践引入到认识论中来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老是停留在“应当”上,未免太软弱了,理念必然不会停留在主观性里,而是要扬弃它的主观性并表现自身为客观的东西。而理念要使客观世界同自己相符合、相一致,需要一个中介,那就是“实践”。[3]他指出:“活动和劳动,这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中介”,“每一个行为都要扬弃一个观念(主观的东西)而把它转变为客观的东西”。只有实践、行动是沟通主体和客体的桥梁,是使思维转化为存在,使存在符合思维,实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的一个必要环节。
⑶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辩证的过程。
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不是谢林无差别的“绝对同一”,也不是一次就可以达到的同一。在他看来,任何一个具体事物的存在总是暂时的、相对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相互转化的过程,是思维在存在中不断实现自己,使存在不断符合自己的过程,是由“自在”到“自为”,由有限到无限,由相对到绝对,由直观的多样性到多样性的统一,由表面的现象到深刻的实质的过程。总之,是思维把握存在、占有存在的过程,是“绝对理念”在思维与存在的这种矛盾进展中,在事物新陈代谢的发展中不断实现自己,使事物逐步同它的概念相符合,达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过程。黑格尔与其他近代哲学家相比较,在对解决思维与存在问题颇具特色之处就是把其系统的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应用于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当中。
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过程,大体上是一个由存在到思维、由客观到主观的纯概念转化、发展的过程。思维与存在并不是两个根本不同、截然分开的东西,而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发展阶段:由存在到思维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自在”阶段到“自为”阶段的发展。[4]黑格尔写道:“它(指世界)的是如此与它的应如此是相符合的。[5]但这种存在与应当的符合,却并不是死板的、没有发展过程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既然思维是存在的本质,那么一个事物只有符合蕴藏在其中的思维才具有真实性。然而,由“绝对理念”派生出来的各个具体事物,都是受一定的条件限制的“有限事物”,它们只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具体事物来说,它们都不可能完全同它的概念相符合,就是说其中必定存在着既符合但又不完全符合的矛盾。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由于其内在的思维和存在的矛盾而运动、变化和发展,并最终归于灭亡,为另一个更符合于概念、理念发展要求的具体事物所代替。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总是暂时的、相对的,而“绝对理念”则在思维和存在的这种矛盾进展中,在事物的新陈代谢的发展中不断实现自己,使事物逐步同它的概念相符合,使思维与存在同一。
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里,最基本的一个内容是他引以为荣的一个命题:“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由于在黑格尔看来,世界上的各种具体事物都不过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所以他认为:一切曾经是现实的东西的东西,都必定要转化为不现实的东西;而一切符合“绝对理念”发展要求的东西,不管它同现存的一切怎样抵触,也必将变成为现实的。唯有“绝对理念”是永恒的生命,一切有限事物皆不免于毁灭。可见,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里,思维与存在就似空间里两条渐近线,彼此不断无限接近,但又永不相交。
总之,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概括起来就是:思维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有符合思维才具有实在性;思维不断在存在中实现自己,使存在同自己相符合;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当中。
三、评价
黑格尔在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基本观点的过程中,构造了一个“绝对理念”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实现自己、不断走向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哲学体系。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认识的发展完全被归结为“绝对理念”神秘地自行实现、自己认识的过程。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既有其积极合理的一面,又有它非科学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取得新的进展。
⑴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一方面走出了在他以前的西方哲学家的思存对立和割断现象与本质、各走极端或绝对同一,走向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有利于我们科学地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及其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黑格尔反对唯物主义,抵制外在的世界受限制认识的自由,规定思维能够认识的内容,一开始就是思想内容,思维得到了自由。[5]思维不但不受制于实在,而且还能创造实在。黑格尔在事物是否可知的问题上的第二种看法,即主张“存在即思维”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马克思对此尖锐地指出:“黑格尔陷入了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并且,黑格尔的“思维”、“存在”并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里的“思维”、“存在”。 这样,黑格尔的本体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它没有承认现实的感性事物对思维的制约作用,只听任思维凌驾一切;它认识论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从根本上看,只呈现一种现象,只是在精神中消解思维与存在自身的对立,映射出了思维(意识)与存在的一体,并没有真正达到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他的“思存同一论”是置于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虽进一步发展了可知论,驳斥了不可知论, 但终决定了他的同一论并非科学的同一论。
⑵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强调理性活动的积极性、能动性,批判了旧形而上学认识论、反映论的被动、消极、直观性,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过程性、发展性、辩证性,并企图去揭露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对人类认识发展史作出了重在的贡献;但他把人类作为有限的认识主体,这个主体是由“绝对理念”分化出来的主体理念,是“绝对理念”借以实现自我认识的一个工具,人类的思维也不过是“绝对理念”的高级发展形式,只有“绝对理念”作为唯一的实体是一直存在着的,并在人类历史活动进程中,以人类自觉思维为起点,一步步认识并达到这一精神实体,且使其更为成熟。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只是透过了存在(实体),看到了存在的存在(绝对理念),于是一味赞美存在的存在而忘却了存在。于是,当黑格尔在强调理性作用的同时,就错误地贬损了人类在认识中的主体地位,以理念主体湮灭了人类主体, 理性吞噬了人性,使人类的能动性在理性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是极端的的错误,乃至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在批判黑格尔这种理性压抑人性的错误时,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非理性、反理性主义的哲学道路。
此外,黑格尔在论证思维与存在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时,做了一件哲学上划时代的大事:把“实践”作为思维与存在转化的必要中介引入到认识论中来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思想无疑是深刻的,启发了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论证了思维与存在同一于实践。
综上所述, 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虽然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也存在很多思想的闪光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期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取得新的进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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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育学在这个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里遭遇了新的挑战,因此,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比较教育学的概念建构对于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比较教育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义务教育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同时,我国东西部义务教育地域差异问题也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义务教育 东部教育 西部教育 差异
【正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至今的20年中,我国积极探索了穷国办大教育的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由于我国当前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义务教育的地区间发展问题日趋显著。在基本普及义务教育的情况下,实现东西部义务教育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东西部义务教育地域差异问题理应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加剧的东西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上,而且,由于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教育制度等也在转型之中,且许多方面存在着改革的不对称现象,导致东西差距还十分突出地反映在社会发展失衡诸方面;东西差距又与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交织在一起,尤其西部地区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发展中面临的诸多困难,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发展失衡现象。较发达的东部(尤其江浙)近几年改善情况较好,但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仍然还有许多困难难以解决。本文以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实施情况为案例进行讨论。
一、政府资源配置的政策、努力与困难
1.政府出台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
义务教育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公共产品,都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核心内容,这是毋庸置疑的。根据我国九年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孩子都必须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当然也就是财政教育经费支持下)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但在实际生活中,中国却存在一个很大的矛盾:西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村地区,还没有真正实现与城市一样的义务教育。更由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大量农民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进入城市,而且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带着全家和孩子进入城市,这个矛盾便由农村走进城市。现在,这个矛盾随着三农问题、社会失衡问题的突出,被提到政府工作甚至立法的议事日程,而且,西部地区如农村税费改革引发的新问题一样,出现了许多新的困难。
2.教育行政部门协调教育资源配置的努力与困难。
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教育行政部门对这一政策的可持续性,忧心忡忡。从调研反映出来的情况看,关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的落实虽然比发达的东部已经晚了好几年,但仍然困难重重。主要是:
(1)学校总体容量基本饱和,局部热点地区学位紧张。
(2)教师编制严重不足。
(3)学校办学经费缺口很大。西部地区办学经费本来已经十分紧张,在落实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政策后,面临的经费困难将更加严峻。
(4)学校安全存在隐患。
3.教育行政部门的措施与希望。
如何化解这些矛盾,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了许多建议,主要是:增拨教育经费,增加教师编制,在学校资源严重不足尤其民工集中聚居的城郊地区布局新学,清理整顿城郊出租房、暂住证、假用工合同等。
二、民工子弟学校生存状况民工子弟学校在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教育中的作用,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
同,在实际生活中,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仍然十分艰辛。如何更好的贯彻落实扶持民工子弟学校发展并纳入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政策,这可说是仅次于教育经费筹集的另一个重大问
题。
1.打工子弟学校的作用与贡献。
一般来说,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对孩子未来的要求比较低,一般是要让孩子识字,
接受比乡村学校更好的教育,提高谋生能力和就业能力。
2.困难与挑战:五大难题。
(1)是学校迟迟拿不到“准生证”。有些校长诉苦说,学校总是被告知需要继续整改,
拿批准文件好象遥遥无望,这一点可以说是所有民工子弟学校遭遇的通病。学校在战战兢兢
中往前走,合法化进程十分艰辛。
(2)是学校校舍不稳定,不敢搞扩大和基建。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有些学校这些普遍
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民工学校随时面临拆迁,不敢搞基建,更不敢扩大。校舍不稳定,是几乎都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民工子弟学校普遍遭遇的第二个问题。
(3)是无序竞争甚至恶性竞争愈演愈烈。
(4)是民工学校多采取租地办法办学,抗干扰能力脆弱。民工学校普遍没办理征地、更
无拨地,基本采用租地办法办学,而租地老板擅自中止合同、抬高地价的事时有发生。
(5)是学生拿不到教委承认的文凭。不过肖校长告诉说,小学毕业证对民工子女的影响
不大,因为继续升学对小学文凭的要求不严格。
三、解决东西部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思考
方兴未艾的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样好的政策面
前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民工学校迅速发展?因为需求更大,供不应求。解决东西部教育资源配
置失衡,最根本的在两个方面:一是经费问题,其关键又是由哪一级政府来负担的问题;二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政策定位,如何真正扶持他们发展,并使他们规范发展、健康发展。
1.西部大开发应实施教育优先,义务教育平等的政策;义务教育经费应由中央财政全额、
足额拨款。
教育是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品,无论是何种社会制度的国家,每个公民都应享有,义务教
育更应平等享有。在我国,西部居民特别是农民享有的水平很低;享有的水平低,人的文化、思想、科技等素质就低,获取知识的能力,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就低,西
部经济社会就难有良好的发展,而且代代循环,难以走出贫穷甚至愚昧落后的困境。由于地方政府财力的巨大差距从而补贴能力的差距,由于个人收入的巨大差距,实际教育水平的差
距更加突出。
即使在西部较发达的中心城市,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困境及其与东部的差距,也十分惊
人。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切切实实的事实,西部人从这些切身感受中深
切体会到东西部间在科技、教育、社会保障方面的巨大差距。
在中国的现行教育体制下,家庭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巨大差
距。家庭收入高的,可以为小孩请家庭教师,可以培养更多的业余爱好,可以用较高的钱去选校。普通中学办学举步维艰,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当然更加困难。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之本,是获得其他公平的根本保证,西部大开发战略首先应切实关
注教育,真正实现义务教育平等。教育学者杨东平说:“义务教育是为全体儿童提供一种养成国民素质的基础性教育,是由国家立法予以保证,主要由政府举办,强迫性、免费的教育。义务教育中的‘义务’,就是指国家保障儿童受教育权利的义务,以及对社会所承担的义务,而不是相反。”
2.调动全社会力量,多渠道发展教育事业;积极扶持打工子弟学校发展,尽快解决“准
生证”、合法化、规范化,积极推广“教育券”等好办法。
第一,限时解决民工子弟学校的“准生证”和学生的毕业证,加快民工学校的“合法化”
进程。要正确评价民工子弟学校的贡献和作用,对他们应真正做到中央有关文件倡导和强调
的扶持、规范而不是限制,对民工子弟学校的批准可以适当降低条件,并对他们的发展给予切切实实的指导和帮助。
第二,推广浙江率先实行的“教育券”制度,让各方面的教育事业得到更公平的竞争和
资源,从而更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尤其要切实解决民工子弟学校遇到的问题。
第三,民工学校使用土地给予特殊政策,政府主动出面对涉及各方进行协调,并制定相
关政策。
显然,西部地区不能与财力雄厚的东部相比,教育资源的压力在城市也不可盲目乐观,
民办教育资源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发挥重要作用。积极帮助民工子弟学校成长,是西部地区解决教育资源不足的重要途径。
3.关注“留守儿童”,让西部农村走出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在关注城市民工子弟学校的同时,更要关注农村教育条件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
民生存状况和贫困的代际传递。他们面对的教育条件更差,所在地财力也更加困难,在西部许多地方,基础教育条件倒退,农村孩子较小年龄辍学甚至轮为童工,已不鲜见,这一点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中央更应加大对西部农村地区的教育拨款和教育援助。
我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成果,也理应由全体人民,包括西部人民、
农村群众共同分享。它最应该体现的领域便是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更是16大提出的“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公共服务制度改革、公共产品提供、政府改革的一项核心内容和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要求、基础和重要职能。教育公平是最重要的公平,更是打破城乡差距、东西差距、贫困代际传递的利器。
具体说来就是要努力加强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资责任,改变中央政府和省级
政府在整个义务教育资金筹集与分配中一般仅占有较低份额的状况。所以,必须要建立规范的基础教育财政逐级转移支付制度,明确各级政府的基础教育财政责任。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掌握了较大的财力,应是转移支付的主体。,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已经逐渐明确,关键就在于发挥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核心作用,大力扶持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发展,为整个教育事业和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全面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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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两国间经济交流更显频繁,全球经济文化日益密切的交流与合作,教育显得非常重要。家庭教育尤其重要,中美两国家庭教育相关方面的比较,分析形成两国家庭教育差异的原因,对走出我国家庭教育的误区将有很好的启发和警惕作用。家庭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显然家庭教育 正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学界的重视,但美国和中国家庭教育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本文介绍了 家庭教育的定义,指出了美国和中国家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家庭教育 中国 美国 比较
家庭教育指的是在家庭互动过程中父母对子女的成长发展所产生的教育影响,也是全社会各个教育环节中最重要的一环。中美两国由于在文化传统、观
念意识、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习俗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之处,导致了两国在家庭教育目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上也存在着很多差异。家庭教育对于人的教育具有不可置换的意义,因为家庭是人降生以后第一个归属的集团,在那里形成这基本的人格。正确认识和了解两国之间的这种差异,对于促进我国当代家庭教育的良性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文化因素对教育的影响
1、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求“天人合一”,“天德合一”。儒家文化历来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家庭教育中,家长总是意味着权威,作为统治者在家庭中处于核心地位。至今中国人在评价孩子时,听话、稳重仍是大优点。主导美国的文化是欧洲文化,深受文艺复兴的影响,民主、自由、人权理念的人本主义思潮渗透于美国各个角落。因此,在美国家庭,他们把孩子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平等对待,让其在社会允许的条件下自己做决定。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是参谋和朋友。
2、思维风格不同。我国的家庭教育以人伦为基础,以情感情理为法则,来处理家庭人际关系。我国父母把孩子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从个人养老或个人荣誉
面子角度考虑子女教育,在无微不至的父母爱怜中隐含着较为浓厚的“投桃报李” 的私情。美国人强调理性主义,其家庭教育推崇以理性的基本原则对待家庭成员和家庭事务。美国父母多是把抚养教育孩子的义务,与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一样看待,这是超越个人的立场,而不是完全从家庭本身或父母自身的利益来看待家庭教育。
二、教育方式的不同
两国在教育孩子的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
1、中国家长在生活上的包办代替。中国家长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家长,在生活上对孩子的衣食住行包办代替,不让孩子沾家务活的边。这种包办横向涉及孩子的方方面面,纵向延伸到孩子长大成人。于是出现了小学生还要家长接送,中学生还要家长洗衣服,大学新生入学还要家长护送。而美国孩子具有很强的自立能力。绝大多数18岁以上的孩子,都靠自己挣钱来读书。而美国孩子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头脑。
2、中国家庭经济上的放任。不少家长对孩子的要求百依百顺,有求必应。这无形中助长了孩子奢华浪费的习惯。而在美国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头脑。美国不少家庭的孩子,从小就参与当家理财,通过亲身体验使他们深知金钱来之不易,从而养成精打细算、勤俭度日的好习惯。
3、美国孩子具有适应社会环境的本领。由于从小的艰苦磨炼,美国孩子具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毅力;遇事镇定沉着,能与周围人们和谐相处。与此相反,中国的儿童、青少年乃至大学生,虽然学业成绩上不亚于西方,但普遍表现出独立生活能力差,缺乏自主意识,依赖性强,做事被动胆怯,缺乏对环境的适应和应变能力;不懂得人际交往的技巧,人际关系差;怕苦怕累,只要求别人照顾,却缺乏同心和帮助别人的能力;在家不懂得尊敬自己的长辈,在外缺乏社会责任感。
三、中美家庭教育内容的不同
1、美国家庭教育内容丰富,注意让孩子在体力、认知、语言、社会性、情感上获得和谐发展,可称之为“素质教育”。在促进体力的增强上,重视开展幼儿户外活动、体育锻炼,如在庭院里荡秋千,野外远足等;在认知的发展上,重视训练孩子的各种感官,注意开拓孩子的文化、审美视野,孩子的学习兴趣,如父母到图书馆借阅图书或学习时,喜欢带上孩子,让其受周围环境的熏陶,萌发学习的愿望;在社会性的培养上,教育孩子自我服务,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并要 求孩子学会具有与同伴合作、分享、互助的行为;在情感的陶冶上,指导孩子欣 赏音乐、美术、舞蹈、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如带孩子到美术馆、博物馆观看各种 展品,鼓励孩子参加艺术创作活动,让孩子亲身接触、体验大自然的奥秘,如带 孩子到森林公园旅游,海浪中游泳、攀登岩壁等。
2﹑中国的家庭教育内容虽然也可以分为德、智、体、美几方面。但往往是当孩子进入了学龄期(有的甚至在学龄前期)就开始将智育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 使得教育内容出现不平衡的倾向。在体育上,中国的家庭保证孩子生长发育所需 营养,保护孩子的安全,注意疾病的预防与治疗,与美国对比起来,这种教育是 一种防御性的、静态的、消极的保护,温室培育起不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在智育 上,向孩子传授知识、技能,如为孩子购置各种知识性、趣味性的读物,训练孩 子朗读、书写、计算等技能,当孩子开始接受学校教育后,家庭教育出现学校化 倾向,父母监督学习、检查作业、购买习题集、实行题海战,应付永无休止的考 试;在美育上,越来越多的父母,认识到“一技之长”的重要性,因而盲目培养 孩子特殊艺术才能,如把孩子送入绘画班、歌舞班学习,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一方面无视孩子的兴趣,另一方面由于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费用,往往对孩子的要求过高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四、中美家庭教育方法不同
1、在美国家庭里,父母主要用一种平等的方式来教育他们的孩子。他们尊重孩子的个性和权力。在家庭里,孩子被看作独立的个体。父母和孩子是平等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家庭教育缺乏平等性。
2、中国的父母并不把孩子当成和自己同一水平来对待。相反,父母往往代表长辈,而孩子代表晚辈。
五、中美家庭教育的方向不同
家庭教育的目标决定其方向。因此,家庭教育的目标是核心,也是中美家庭教育不同的根本原因。家庭教育的目的通过家庭教育培养孩子的一些特。一旦目标确定,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就应该相应的选定。
1、美国家庭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孩子成为一个社会人,孩子能够处理各种事情拥有自己独立的能力。实际上,这种教育能够有很好的效果。根据这个目标,他们能够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让我们看看不同时期的美国孩子。当他们还是婴儿的时候,他们就单独睡觉;当他们会自己走路的时候,他们很少要求父母的帮助;当他们长大点后,他们有自己的房间并且自己打扫。从儿童时期到可以挣钱,他们都会做他们能做的去挣钱。比如,他们会打扫房屋,当保姆,派发报纸;当他们上高中或者大学后,他们做兼职挣钱来贴补自己的生活费。
2、中国家庭教育目标是把孩子培养成为人才,有着光明的前途。而一个光明的前途意味着有一份好的工作,一生过着简单的生活。首先,这样的目标很高而且具有功利性,很难达到,因为有个光明的前程不是个普通的目标。由于这样的目标,中国的父母特别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他们的孩子可以集中精力在学习上。同时,父母忽视了孩子的独特能力,破坏其想象力。最后,父母有可能在孩子成为合的人之前扼杀了天才。尽管中国的孩子学习非常努力,学习也很好。但是他们缺乏适应社会的能力。
事实上与中国比较,美国家庭教育中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方面既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教育的精髓,也要反思我国传统教育观念的弊端,学习借鉴他国先进教育思想和观念,以他人长补己之短。另一方面,既要提高家长的整体素质,学会真正尊重自己的孩子,注意孩子的全面发展。弄清中美两国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冷静地分析、思考两国家庭教育中的长处和短处,吸收中美家庭教育的精华并融会贯通,努力寻找其中的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推动我国的家庭教育的长远发展,使我国教育事业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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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选择是比较教育学发展的重要议题,也是比较教育学理论自我完成的重要途径。比较教育学的跨学科性特征为比较教育学理论选择提供了可能性。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比较学前教育的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十分重视教育的国家,纵观推动日本经济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原因,人们几近一致地认为促使日本经济腾飞的催化剂,是日本体系完整、制度完备、投入充足的国民教育。正是由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举国上下对于教育的重视,才使得自然资源贫乏的岛国,以较高水平的国民 整体素质这一社会资源优势,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作为启蒙教育关键阶段的幼儿园教育,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在日本也将其作为整个国民教育的基础,由于日本不断地借鉴西方幼儿教育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使其在幼儿教育方面取得较为突出的成绩。
由于没有出国的条件和经历,且在网上查到的相关的资料有限又不具体。于是决定通过日剧来简单剖析日本的幼儿教育。在最近完结的《全开女孩》这部电视剧中,新人女律师若叶,受到了来自于所长的委托,要求帮忙照顾她5岁女儿日向,若叶在幼儿园遇到了家庭妇男的山田草太,草太一直悉心照顾着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哭太郎,各自为了照顾孩子而感到苦恼的两个人,在不断地经历着各自矛盾的过程当中,最终走到了一起。尽管主题不是“幼儿教育”,但却从中渗示出日本的幼儿教育的现状。下面我们就从以下几点来简析日本的幼儿教育:
一、教育观念
日本的幼儿教育从“全人教育”的角度出发,重视幼儿的全面发展,将幼儿作为社会的一员,并重视他们的人格与尊严,提倡师生关系的平等、融洽和亲近,并将这一观念作为幼儿园教育的基础和前提。教师是幼儿学习的伙伴、指导者和帮助者。幼儿园不论开展什么活动,教师总是一切从幼儿出发,充分考虑幼儿的兴趣、爱好、年龄特点及发展水平。从日剧《全开女孩》中,我们可以看出,幼儿园的教学目的和教学观念,不只是教授知识,而是培养孩子的认知世界,了解世界的能力。例如,在电视剧中,家长和老师,对于孩子的意见,和想法都会给予足够的理解和重视。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从不轻易否定孩子的意见,也从不会有乏味的说教和严厉的批评。
二、教育环境
日本幼儿园的环境优美、整洁,环境布置充满童趣。特别是促进幼儿大肌肉发展的各种攀登架、转椅、单双杆、秋千等琳琅满目,幼儿的钻、爬、跳、跑、平衡等动作可以得到充分的发展。且幼儿园户外基本是沙地,消除了幼儿在户外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日本幼儿园最大的特点是简朴。日本幼儿园找不到现代化的设备和琳琅满目的高档玩具,这与日本先进发达的科技社会似乎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也体现以人为本、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人要发挥自己的潜能,不能变为“成品”的奴隶,科技的进步,使人们形成更大的生存压力,营造“适者生存”的氛围,合理的充分利用周围的资源,通过环境进行教育,从而培养孩子的创新精神,让孩子受益终生。在《全开女孩》中,夏季经常会有“玩泥大会”,老师会带领大家换好衣服,并和大家一起玩泥巴,但绝不是简单的捏,而是互相扔,这个活动非常具有日本的特点。
三、教育形式
日本幼儿教育十分注意吸收别国幼儿教育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体系。因此,幼儿每天在园的活动既有一小时左右集体活动,又有三小时左右自由活动,并且真正将游戏作为幼儿学习的主要方式,培养幼儿自由、自决以及同环境和谐一致的生活能力。在《全开女孩》中,“砸西瓜”大会中,每个孩子都有一次机会,蒙上眼睛,拿着一根棍子,被老师转了几圈后,根据大家的提示,走向西瓜并砸中它,没有砸中的小朋友还会被惩罚说出自己的秘密。哭太郎还超可爱的向日向表白了呢!最后,在大家的要求下,草太和若叶也加入其中,没砸中西瓜却打中了草太。类似的游戏,在日本的幼儿园中很普遍,这也是与同龄人和谐相处的一个有效途径。
四、教育方法
日本十分重视幼儿学习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教学中鼓励幼儿提出问题,重视幼儿操作与实践,不强求幼儿一定要怎么做。教师很少给幼儿出示样板及范例,而是鼓励幼儿根据自己的体验,按自己的意愿去做,鼓励幼儿的独创精神,重视幼儿的创造性。在《全开女孩》中经常会举行一些“表演会”什么的,基本上是全员参加,家长不仅要帮孩子做演出服,还要主席“表演会”,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会对孩子们的表演和努力,给予足够的重视,有些家庭甚至会全员参加,为孩子加油,照相纪念。后来孩子们想养小鸡,虽然若叶相当反对,但是园长和老师却同意了,并借此机会教会孩子们养小鸡的方法,从而引出父母养育孩子的艰辛,从养小鸡转到了感恩教育上。
六、重视幼儿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结合
日本十分重视家庭与幼儿园教育的一致性。家长的参与在幼儿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家长的参与包括:家长座谈会、家长通讯、家长亲职工作坊、亲子旅行、亲子运动会、亲子图书角、录影带借阅计划及亲子教材等等。在《全开女孩》中,其所在的幼儿园,每个月都会有一次“便当日”,为了使孩子们不对每天吃的幼儿园提供的统一配餐,家长必须亲手为孩子做一份便当,通常便当的图案都是一些活泼可爱的卡通人物。这不仅加深了家长对幼儿园教育的认同和了解,更促进了家长与孩子的沟通与交流。并且每位家长都需要为孩子做一个类似于成长记录册,来记录孩子的习性和特点等,幼儿园会定期举行“生活发表会”来让家长汇报结果,相互交流。
从《全开女孩》中,我不难发现,日本的幼儿教育远比中国发展的更成熟、更先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日本教育具有成功的经验,那就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幼儿教育的就是让孩子变为社会人,学会认知,做事,合作和生存。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将更为优秀的品德和性格传递给孩子。记得有人曾说过:未来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再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竞争而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竞争,核心就是教育和科技的竞争。所以说,教育就是最廉价的国防,从小抓好教育,就等于抓住了强国之本。审视当代中国的幼儿教育,我们还有许多不足与缺陷,这就需要我们虚心学习,争取尽快为肩负重任的孩子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
关键词:英国高等教育 保障体系 启示
第一部分
保障体系是建立方针和目标并实现这些目标方针的体系,它由一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有关的基本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构成的整体。根据实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主体不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可分为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和外部质量保障体系。
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是指学校内部负责教育的质量保障活动,建立管理体系从而实现连续有效的质量控制和提高质量。内部体系通过成立各种机构委员会,结合工作考核机制、年度财务审计、年度总结与奖惩机制,监督和保障教育质量,通常包括校务管理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专业教育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督导(顾问)委员会等。
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是指学校外部为了对学校教育质量实施连续有效的质量监控所建立的监控体系,通常是由政府设立的专门机构组成。对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而言,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着重强调检査和监督高的质量,以及保证高等学校对自身质量的管理。
1、英国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在英国,大学素有学术自由的传统,各高校负责自身的教育质量。高校形成了一套自身的质量保障体系,包括接受来自校外的评估和监督。高校负责审批新课程,检查指导现行课程的实施,并定期回顾整个教学规划。一般情况下校委会负责管理学校教学质量和制定学习标准,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术管理。英国高校主要釆用三种质量控制的方法,一是构建全面的质量管理制度;二是设置机构和管理人员,三是开展学校和学科自评。此外,校外监考员制度的引入和为配合校外评估而进行的学校和学科的自评,也是高校为维持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束要措施。
2、英国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
目前英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系统包括政府、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英国政府不直接参与高等教育管理活动,它主要通过立法拨款等方法间接管理。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按照国家有关法等。
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是指学校外部为了对学校教育质量实施连续有效的质量监控所建立的监控体系,通常是由政府设立的专门机构组成。对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而言,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着重强调检査和监督高的质量,以及保证高等学校对自身质量的管理。
1、英国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在英国,大学素有学术自由的传统,各高校负责自身的教育质量。高校形成了一套自身的质量保障体系,包括接受来自校外的评估和监督。高校负责审批新课程,检查指导现行课程的实施,并定期回顾整个教学规划。一般情况下校委会负责管理学校教学质量和制定学习标准,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术管理。英国高校主要釆用三种质量控制的方法,一是构建全面的质量管理制度;二是设置机构和管理人员,三是开展学校和学科自评。此外,校外监考员制度的引入和为配合校外评估而进行的学校和学科的自评,也是高校为维持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束要措施。
2、英国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
目前英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系统包括政府、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英国政府不直接参与高等教育管理活动,它主要通过立法拨款等方法间接管理。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按照国家有关法
律和政府的政策对高校的教育质量进行评估和审计,从而保障和提高教育质量。
第二部分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三个构成部分在整个体系中各自发挥职能,相互补充,相互监督,为保障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它已经成为具有自身特色的一套全面的、多样的、专业的质量保障体系。
1、参与主体多元化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参与主体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不仅包括政府和高校、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还有许多评估机构和行业协会,以及其他专业执业资格认证机构以及新闻媒体等。英国政府在高等教 育管理上一直把权利下放给地方政府。英国政府一般并不直接干预高校的管理与发展,总是通过一些非政府性的中介组织去贯彻和执行其政策精神,实现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宏观调控功能。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法案、原则问题带有强制性,非原则问题则起指导作用。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通过高校教 育质量评估为高校划拨公共拨款,间接引导高校改善和提高教育质量。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为学生、社会相关人士提供高等教育的质量信息,向他们保证高等教育的服务质量,并帮
助高校提高教育质量,监督和激励高校的发展。高校内部自 身保障体系也很完善,通过成立各种委员会负责评估教育质量,邀请教师、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评估,形成一个幵放全面的体系。政府通过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这个中介组织,实现了对高等教育的间接干预和控制。各保障主体在保障和 提高教育质量过程中,根据多元化的质量标准,评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的教育质量,以客观公平的态度评估各院校,保障各院校的特色发展。高等教育质量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质量保障和提高不是仅由一个或两个组织就能够提供和解决的,而是需要来自各方主体的共同参与和行动。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的多元主体,各尽其职,相互合作,相互监督,确保英国高等教育质量的稳定和提高。多元性的质量保障主体是保障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体系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2、评估的专业性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评估的专业性不仅表现在专业的评估人员,还有专业的评估机构和全面的评估标准。幵展评估活动中,由相关专业人士担任评估人员,根据一套可行的评估标准进行客观公平的评价。各评估机构经过不断的发展与调整,在评估机构、评估标准、评估人员等各方面已经堪称为专业化。不论是评估机构自身功能机构的完善上,还是质量标准与学术标准的权威性上,还是评估程序的严谨性上,这些机构都得到了英国社会各界与高等教育领域的认同,甚至得到了
国际教育界的认可在整个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各主体纷纷建立一套专业全面的评估制度。在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中,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若设有董事会负责质量保障制度的战略目标及实施。董事会成员中有来自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基金委员会成员及社会各界人士,另外还有学生群体和国际人士参与其中。董事会对教育质量和标准负最终责任。在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中,高校董事会也是最高管理机构,大学学术委员会是负责教育质量保障的主要机构,高校院(系)也设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如院务委员会、教学委员会、教师和学生代表小组和教育发展小组等委员会,负责检查学科和学位工作中的质量和标准问题,这些机构都是由专业人员担任评估专家,提供院(系)质量评估报告。整个高校内部质量保障过程在行政管理的协助下进行。
3、法律与政策
英国政府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3年的《罗宾斯报告》对英国高等教育未来20年的发展进行预测和规划,1964年英国成立了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对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进行质量监控和评估。1983年成立的“学术标准小组”公布雷诺兹报告,拟定了新的学术标准。1985年英国政府发表高等教育绿皮书,提出改善和保障教育质量的重要性。1987年的高等教育白皮书则正式提出大学应建立一套统一的学术标准审核体系。《1988年英国教育改革法》提
出成立大学基金委员会,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基金委员会负责非大学体系的拨款和质量评估。1991年的《高等教育一一个新框架》废除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建立大学和非大学体系,统一标准,成立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1992年英国政府公布《继续和高等教育法》,1997年3月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成立,1999年高等教育教育署颁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框架一6》,2000年又出版了《学术审核及运行手册》。由此可见,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的每一个重要环节都有法律政策的支持,而且相关法律政策随着高等教育发展情况的不同而随时做出调整和改进,以满足实际情况的需求,有效地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稳定和提高。
第三部分
1、质量保障主体功能不完善
从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现状来看,政府、高校及社会组织和新闻媒
体都已成为实施主体。但是,在这一体系中仍是以政府力量为主导因素,控制教
育质量保障活动。虽然政府也鼓励社会机构参加教育质量评估,提出要建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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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CSSCI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为基础,以河南省30所公办本科院校为考察对象,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定量地比较了河南省高校近年来社科优秀论文的产出量和学术影响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河南省高校图书馆学术论文发表的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利用CNKI的“学术文献总库”和“引文数据库”,对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以图书馆名义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分别研究了发表量、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专业学术论文占图书馆单位学术论文的比例、图书馆学术论文占本学校总论文发表的比例、基金数和学术论文引用率,进而剖析河南省高校图书馆单位的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平,为河南省高校图书馆领导提供专业人员队伍建设方面的建议。
关键词:图书馆;图书馆情报;比较研究
近年来,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其学术论文发表越来越受重视,为了解河南省高校图书馆学术论文发表情况和对图书馆的学术论文评价,我们通过CNKI的“学术文献总库”和“引文数据库”,对郑州大学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和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1981年至2013年学术论文的发文量、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占图书馆学术论文的比例、图书馆学术论文占单位总论文的比例、基金数和学术论文引用率进行了统计。通过对图书馆学术论文的比较研究,提升图书馆在学校中的地位。
本文选取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为研究对象,因为三者是河南省高校排名中位列前三名,其科研实力也比较强,能够代表河南省高校的顶尖实力水平。这三所大学的图书馆也是河南省高校图书馆中规模最大、历史悠久和科研实力比较强的三个图书馆。
本文以CNKI为数据来源,通过CNKI 的“学术文献总库”和“引文数据库”,以各高校的图书馆为关键字,对河南省高校图书馆的学术论文发文量、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占图书馆学术论文的比例、图书馆学术论文占单位总论文的比例、基金数和图书馆学术引用率进行了查找统计。
为准确统计这三所图书馆学术论文的发表量和客观评价这三所图书馆的学术论文,需要设定统一的时间段。文章以1981年1月1 日--2013年10月1 日之间发表的论文和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占图书馆学术论文的比例、图书馆学术论文占单位总论文的比例、基金数和该时段被引次数来进行学术论文的比较研究。
统计图书馆学术论文的基金数和图书馆学术引用率既可以反映出该馆科研人员学术研究积极性,也能反映出高校对图书馆的重视程度;通过统计图书馆学术论文中的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占图书馆学术论文的比例、图书馆学术论文占单位总论文的比例则能反映出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学术水平、图书馆学术气氛浓厚程度和全馆整体的学术成就。
据此我们通过知网搜索相关关键,得到的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的统计结果可看出:
(1)在1981年至2013年年间,河南大学图书馆的科研人员发表的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占图书馆学术论文的比例是最高的,另两所大学比例差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河南大学图书馆科研实力,这是因为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的发表要发在一些专业的刊物上,他们对作者的身份和论文的质量要求较高,这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河南大学作为省内老牌大学对图书馆建设的关注和支持。
(2)从非图情论文的发表来看,河南省三所高校图书馆都有非图情论文的发表,通过非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学术论文在非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 为了完成学校的科研任务,获取奖励,发表了一些非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
(3)我们可以通过图书馆单位论文占单位总论文的比例中可以看出,河南大学图书馆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占单位发表的总论文的比率最高,达到15.21%,而郑州大学图书馆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占单位发表总论文的比率高于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科研人员发表的比例。由此也可以看出,河南大学图书馆的科研实力在河南大学各单位科研实力中是比较强的,而郑州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的图书馆科研实力在其单位科研实力中是比较薄弱的,因为郑州大学和河南老公大学图书馆科研人员的论文发表数占学校论文发表数中比例不高。这一方面反映河南大学人文社科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要求郑州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加强其图书馆科研人员的引进,以及加强对图书馆科研的投入,从而提高其图书馆的科研实力。
(4)从表1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郑州大学图书馆的基金数最多,河南大学的基金数最低,但是河南大学图书馆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数最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今后的科研学术活动中,河南大学图书馆在保持科研成果数量的同时,应该要加强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应该多引进一些有关图书馆科研的专业人才,从而提高其获得基金项目资助的项目,这样才能提升本单位图书馆管理与研究的科研水平。而郑州大学图书馆的科研成果数量虽然不是最高,但其科研学术研究的质量却是三所学校中最高的,获得最多的资金资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郑州大学在河南省内的“211院校地位”,只是在今后的科研道路中,应该加大这方面的科研奖励,提高本单位科研论文的数量,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本校图书馆的科研实力和地位。
最后,我们可以发现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是最少的,但其基金数也比河南大学图书馆的基金数多,这说明其科研学术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但一方面可能也存在着和郑州大学类似的问题,即科研奖励不够,难以调动科研人员创作的动力;另一方面,更有可能是受到本校历史和特色的原因,因为本身属于理工院校,可能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比较薄弱,虽然有一些专家学者对其图书馆研究做出了较大贡献,但从整理上来看,发展远远滞后于另外两所较为综合性的大学。
从表1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郑州大学图书馆学术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最多,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学术论文的被引用的次数最少。河南大学图书馆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量是最多的,但是其被引用的次数不是最多的,但郑州大学和河南大学图书馆发表的学术论文所涉及的学科数是相同的,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发表的学术论文所涉及的学科数最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郑州大学图书馆单位的科研质量,同时还反映了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类院校的一些学科差异,而这些是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善的。因为,学术论文在其研究领域被引用数量能够反映其对本学科的影响力,可以从一定方面了解其科研水平和学术影响力。所以,我们认为郑州大学图书馆学术气氛浓厚程度和全馆整体的学术成就是三所高校图书馆中最好的,但在科研奖励和重视程度上,可能不如河南大学,这是今后要向河南大学学习的一个地方。而河南大学应努力提高自己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的质量,争取获得更多的基金数和学术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最后,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可能由于本校的理工特色和学科设置,导致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量是最少的,其学术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也是最少的,其图书馆的科研质量和数量都亟需进一步提升。
高校图书馆在高校科研教学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地位,其任务就是为学校教学和科研服务。图书馆人员只有认真研究学生和教师需要什么,才能真正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提升老师的教学科研水平,进而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而该研究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一个高校图书馆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上。
本文,通过CNKI,对河南省典型高校的图书馆学术论文发表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河南省高校的图书馆单位在学术研究中发展并不平衡,这既与学校领导对图书馆研究与建设重视程度有关,也与学校特色有关。因此,高校图书馆应该结合本校和本馆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学术计划及管理办法,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抓住重点,认真执行各项科研管理制度,确保科研工作的有序进行,这样才能提升高校图书馆论文发表的数量,更进一步提升学术论文的质量,进而更好地为本校师生的学习、科研服务,最终促使高校整体科研、教学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1] 章冶.地方一般本科院校图书馆学术论文影响力分析———以江苏省3 所学院图书馆为例[J].大学图书馆情报学刊,2012(3).
[2] 郭鸿昌.河南省高校图书馆科研实力分析[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7(6).
[3] 王荣凤.河南高校图书馆科研论文统计分析[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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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教育方针和高校体育工作的基本要求,体育教师是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指导者。根据教学对象的实际,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体育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促进大学生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职称结构的横向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及网上查阅的方法,对国内部分普通高校体育教师和其他学科教师的职称情况调查统计发现:体育教师的高职称比例相对较低、年龄偏大,晋升时间相对较长。研究结果表明:制定科学、合理的职称评审指标体系,进一步提高体育教师的学历水平和科研能力,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对策。
关键词:职称;体育教师;现状;对策;高校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我国高等院校的公共体育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素质教育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及“健康第一”教育指导思想的确立,高校体育教学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体育教师的地位也有了较大幅度地提高。研究普通高校体育教师的职称结构,目的在于找到高校体育教师在职称评定方面的差距和不足,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应对策,为我国高校体育教育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研究对象
以国内13所普通高校体育教学部的317名体育教师和其它学科的284名教师为研究对象。
2.研究方法
通过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访问学校的体育教学部及其它院系的教师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获得相关资料,并对获得的相关资料进行分类统计。
1.高校体育教师在职称结构方面明显落后于其他学科教师
(1)高职称比例相对较低。在被调查的317名高校体育教师中,仅有教授13人,占4.1%;副教授109人,占34.4%;讲师142人,占44.8%;助教53人,占16.7%。体育教师的高职称比例为38.5%,与其它学科52.1%的高职称比例相比明显偏低,其中教授的比例差距最为显著,相差8.6个百分点。而在讲师、助教低职称方面,体育教师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其它学科教师,见表1。
(2)高职称教师的年龄偏大。在所调查的体育教师中,教授职称的平均年龄为54.2岁(最大61岁,最小40岁),副教授职称的平均年龄为45.7岁(最大60岁,最小34岁),与其它学科(教授平均年龄46.6岁,副教授36.5岁)相比,体育教师中高职称教师的年龄偏大,特别是在教授职称的年龄结构中,其它学科多集中在45岁左右(48.3%),而体育教师中的教授在50岁以上的比例竟高达64.3%,见表2。
(3)晋级时间相对较长。在对部分体育教师晋级年限的抽样调查中发现:晋升讲师的平均年限为7.8年;晋升副教授的平均年限为10.2年;晋升教授的平均年限为13.4年。而其它学科相对应的年限分别为6.3年~6.5年~8.4年。特别是在高级职称晋升方面体育教师一般要晚5~6年。
2.高校体育教师在职称评定方面的差距
(1)学历方面的差距。教育部日前下发的《关于新时期加强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到2005年,国内教学科研型高校具有研究生学历教师的比例将达到80%以上;教学为主的本科高等学校达到60%1;21-;而目前高校体育教师的学历水平多集中在本科层次,占调查对象的87.4%,而研究生及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仅有35人,比例为11.1%,不仅与教育部提出的要求相去甚远,就是与其它学科(59.8%)相比也相差了48.7个百分点。学历作为目前职称评定中最主要的评价指标之一,较低学历在职称评定中所面临的命运可想而知,见表3。
(2)科研水平相对较低。我国高校体育教研室或体育部的教师绝大部分来自体育院校或师范院校体育专业,第一线的长期实践教学使他们缺乏进行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本领。与其它学科相比,我国学校体育科研存在论文选题重复、实验性研究较少、研究方法没有突破、理论基础不扎实等不足。据调查,高校体育教师写论文的不少,但多数为应付评职称,真正从事学校体育科研的教师,在37万体育教师中(不包括体育院校)只是极个别。体育作为小学科,与其它学科相比科研起步较晚,无论是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经费投入,还是科研意识上都有较大差距。北京体育大学原副校长邢文华认为,学校体育科研多数是个体行为,缺少集体合作、“大兵团”作战攻克科研难关的研究。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的一位专家认为,学校体育科研多为教研的总结,谈理论多,缺少针对性、实质性的科研内容,其科研水平由此可窥一斑。
(3)个别高校相关部门对体育学科仍存在偏见。近年来高校体育教师的待遇有一定提高,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得到了相应的改善。但仍有一些学校领导对体育工作持“谈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态度。特别是一些还没有成立体育教学部而隶属于公共课部的体育教师,在职称评定方面与其它学科教师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地位。
一是改革评价指标。根据高校公共课体育教师的工作性质和特点,改变以往在职称评定中以“科研”、“学历”为最主要评价指标的以偏概全的现象,强调评聘对象在体育某方面的影响力,对在教学、训练、科研等某一方面工作业绩特别突出者予以优先考虑。
二是调整评价内容。高校公共课体育教师职称评审指标体系应包括业务能力(学历学位、裁判等级、教练员等级等)、教学工作(教学工作量、教案情况)、训练能力、科研能力、荣誉奖励等方面。最后通过对评聘对象各个方面的计分得出综合评价分。
三是加强青年教师培养。青年教师是高校体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加强和抓紧对青年体育教师的培养”是全国高校面向21世纪师资建设中的主要任务。相关高等体育院校应根据在职人员继续教育的特点和要求,设计灵活多样的培养方案,逐步提升高校体育教师学历层次,更新知识和教育观念,提高体育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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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发展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资源条件,对未来较长时期内农业经济发展的全局所进行的根本性谋划和决策,是农业经济发展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方针、政策、重点、步骤和措施的概括。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析毛泽东邓小平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文摘要: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从农村革命和改革中获得巨大成就的领导人,毕生都关注着中国农民问题,关注着农村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形成了各自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本文主要采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阐述了两人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之后,重点比较了他们在战略上、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内在逻辑关系。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 邓小平 农村发展战略 思想 逻辑关系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关键因素。农村经济发展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就会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战略与政策,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能否实现,能否迅速赶上发达国家的重大的全局性问题之一。不同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村改革乃至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
(一)农业的根本出路
毛泽东在1959年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基本模式应该是“集体化加机械化”。其中,机械化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关于机械化问题,党内曾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当时刘少奇认为农业合作化离不开工业化,农村只有配备机器、农药、化肥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等,提高生产的效率,才能引导农民由小生产者向社会主化大生产过渡。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了这个问题:(1)中国农业生产力低下,单个的农民不具有购买机械的能力;(2)机械化并不是集体化的前提条件,可以先进行农业合作化。他举例说,西方工业化国家在发明机器生产之前,是通过工场化手工作坊促使小生产走向社会化大生产,以此否定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主张。时至今日我们再来看这场争论,究竟是先机械化还是农业合作化,也不是绝对的,虽然毛泽东否定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主张,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把农业机械化当作农业的根本出路。
(二)农业生产的首要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首先要解决好吃穿住的问题,才能从事其他更高层次的活动。毛泽东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与此同时,提出了粮食是农业这一基础的基础,并且把粮食作为农业生产的首要问题。解放之前,因为战争、灾荒,到处饿殍遍野;建国之初,因为粮食短缺,与投机商进行“米棉之战”。对此毛泽东深有感触,为了保证百姓有饭吃,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就这样产生了。随着粮食的年年丰收,一些人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毛泽东提醒说,“粮食是多了,从1949年到1956年增加了1400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1400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而正式提出“以粮为纲”的指导方针是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后,尽管是在“大跃进”时期提出来的,但是它仍然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政策,可是“全面发展”、“按比例发展”执行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最终将“以粮为纲”发挥到了极至,甚至起到了反面的作用。
(三)农村未来的平均主义情结
在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中其实对农村未来也有自己的憧憬,那就是共同富裕,但要绝对的平均。面对农民的忍饥挨饿,毛泽东会眼含泪花,自己半年不吃肉,拿野菜当粮食吃;面对农村中的贫富差距,毛泽东忧心忡忡,寝食难安。这反映出毛泽东既希望农村走上快速富裕的道路又不希望农村出现贫富差距的矛盾心理。在他的理解看来,搞平均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必须平均,这其实极大的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延缓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建立在平均主义基础上的人民公社,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了。
(一)“不管黄猫黑猫,那种方法有利于农业,就用那一种方法”
邓小平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农村体制存在的内在矛盾,这时候就已经在思考农村体制改革问题。他说,“所有的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的好。不管黄猫黑猫,哪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就用哪一种方法。”邓小平认为,任何理论都必须应用于实践,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要以农民看得见的利益为出发点,至于运用何种方式进行农业生产,首先看的是实际效果,其次看农民意愿,采取试的原则,试验可以多种多样,而不应强求一样。此时的“猫论”并没有传播开来。这就是著名的“猫论”思想,也是“猫论”第一次公之于众。后来到80年代被传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猫论”成为党和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标志。
(二)农业发展的宏观指导方针:“两个飞跃”
1990年3月,邓小平针对农村发展的现状提出了“两个飞跃”的重要思想。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根据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考察,此后他一直思考并探索新的农村发展的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对农业第一个飞跃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高度概括,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邓小平在推动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分散经营的不足,家庭承包后还存在一些不易解决的深层次矛盾。他在深入总结和充分肯定了中国农业第一个飞跃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又在恰当的时机提出了关于农业第二个飞跃的思想,第二次飞跃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推进。
(三)“致富不是罪过”,先富带动后富
国家分配制度的改革历来是一项棘手的问题,在农村中显得更加的敏感和复杂。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就明确表示要讲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重视物质利益,他指出“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随后又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
但我国贫富差距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并有日益拉大的趋势,有关数据表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0.4,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和谐。对此,邓小平早在上世纪就注意到了,对此,他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让发达地区和先富者多缴利税、技术转让、鼓励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包扶等方法也取得了初步成果,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两极分化问题,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仍然是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命题。
邓小平说过,“恢复毛泽东的那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没有做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这就决定了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毛泽东和邓小平贡献都是相当大的。虽然他们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正如前面两章所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分别从属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体系,但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当我们对毛邓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进行比较时,我们既要看到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看不见这种继承关系,就会否定或忽视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艰辛探索的巨大作用和历史意义。看不到邓小平对毛泽东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超越,就会低估甚至抹杀邓小平独特的贡献和创造。我们只有从具体的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关系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农村发展战略产生的时代背景差异
新中国是建立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的国家,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农村发展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出现曲折。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是有一定难度的;毛泽东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农村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进行了很多尝试,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决策。然而,一方面,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迅速到来,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他也没有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农村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这样就有可能使得当时的农村发展战略存在着一些局限和弱点。而邓小平是有一定经验可循的,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在毛泽东制定农村战略政策过程中他都有参与,可以说基本上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所有成功与失败。因此,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他在制定新的农村发展战略政策时就可以吸取失败的教训,吸收成功的经验。虽然新的农村发展战略取得了一些成果,也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农村发展的道路也依然存在着坎坷。
(二)个人理解角度的不同导致了农村发展战略问题上的差异
1、对社会主义及其发展阶段的不同理解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并没有很清楚的认识。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并提出短时期内超越发达资本主义的不切实际的目标,对我国当时所处的阶段没有很好的把握。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科学地提出了我国处于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并明确指出“三步走”战略理论,与毛泽东时期提出的“两步走”有一定的区别,去掉了其中不现实的成分,保留了可以利用的部分,增加了新的内容。
2、对农民阶级性的理解差异
农民的阶级性问题历来是毛泽东关心的重要问题,毛泽东认为,我国广大农民虽然仍然是小生产者,但他们都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集体化是农民发展的必然趋势。关于农民的对于集体化道路的热情问题,毛泽东把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视为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农村直接可以从互助组发展到合作社,农民过早的走上了集体化道路,作为小生产者的积极性被抹杀掉了。而邓小平认为,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有单干的积极性,在这种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之前,是不应该过早从互助组发展到合作社的。这种对农民阶级性或积极性的不同理解上使他们在农村发展道路上产生了不一致,后来农村中发展至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充分证明农民还有单干的积极性。
3、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的定位不同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发展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毛泽东也想发展生产力,这是他发动“大跃进”一个重要的因素。问题在于他夸大了生产关系的作用,逐渐演变成为“唯生产关系论”。这种认识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关系中,关注角度的不同,影响了各自的农村发展战略,也对农村发展产生了不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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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如何确保高等教育质量已经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高等教育评估作为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已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那么,建立怎样的高等教育评估体系来满足我国多样化高教发展的需求则成为关键问题。从理论上来讲,建立以评估中介机构为主体的高等教育评估体系完全能够满足这种要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美高等教育评估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和美国高等教育评估,从两国在评价的内容和评价方法体系差异较大,绩效评估机制、运行,政府发挥了作用在评估过程中都是不同的,作者通过比较中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分析不同的意义、目的、历史、组织类型和不同的评价体系和各自的优缺点,然后对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科学提出了合理化建议,总结了发展完善,科学和公平和我国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情况。
随着全民中国市场经济飞速发展、高等教育体制也发生了大的变化,高等学校自主招生范围也在进一步扩大中,为了迎合市场需求,教育领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必须采取高质量教学才能持续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教学质量是高等学校的重要指标,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故而高等教育评估工作渐渐受到相关部门和本行业内专业人士的重视
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成功案例比比皆是,教育评估成就也是成绩斐然,借鉴美国高等教育评估的制度与成功方案,制定出适合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的相关方法体系,故而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体系也在日渐成熟中。由于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工作较为落后,高等教育评估制度还在不断分析与研究中,反观美国,高等教育评估工作处于领先地位,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经验极其丰富,健全的评估方案体系,完善的评估制度。因此,建立属于我国国情高等教育评估体系有其必要性。
(一)定义
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的基本内容就是:结合特定的教育目标和标准条件,有系统性的收集高等教育学校的教育信息,实时掌握高等学校实际教育情况,从而评估学校,评估过程中,针对学校的办学水平以及教育质量进行科学分析并做出评估。对高等教育学校的评估不仅可以督促学校改进工作、鞭策学校创建高质量教学,还为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政府部门的完善制度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依据。
美国有位教育学家曾这样定义高等教育评估:“评估是检测高等教育水平,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收集、修改以及科学分析,进而改善学生学习环境以及促进学生学习发展,教育部门部门必须有针对性的收集教育信息才能起到评估作用,并在收集信息之后对数据进行整理一斤分析,得出评估结果,故而改善高等教育工作水平。”
(二)目的
1.中国。在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工作侧重于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使学校在社会的监督下自觉举办高质量教育,坚持我国社会主义方针,不断完善高等学校的教学水平与质量,达到以下几点目标:第一,借高等教育评估工作促进学校建设高质量办学环境;第二,借高等教育评估工作督促学校改良教学方法;第三,高等教育评估工作与建设高质量办学,侧重于建设,达到以上三点目标才能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在办学过程中,应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三个代表”的指导意见,以培养人才为办学宗旨,将高质量教学视作学校的生命轴,确保教学工作水平在办学各种工作中的首要地位,严格贯彻落实我国教育部门的工作方针,最大程度上培养人才,是人才能够全面发展。
就高等学校侧重办学任务而言,评估起到确保教学质量以及提升教学水平,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而发挥评估对高等学校教学的作用,起到鉴定与诊断的作用;就高等学校事业发展而言,评估不仅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更是促进了教育体制的改革,保障了高等教育学校的持续发展,评估起到一个鞭策与方向标的作用;就高等学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而言,评估使学校的教学质量与社会办学目标都实现了“共赢”局面,一方面,为社会做出了卓越贡献,另一方面促进高等教育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换言之,评估起到一个反馈沟通与决策监督的作用。
2.美国。对于美国而言,评估作为政府部门是否投资的一个方向标,评估结果高不仅可以提升学校社会地位,还可以引来各界赞助与投资,扩大学校建设。
“论从史出”,建设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就是为了提高高等教育的办学水平,给学生提供最优质的学习环境。
(一)中国
我国高等教育评估活动起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教育体制变革,在当时“强化高等教育指导思想”的背景下,高等教育评估活动拉开了序幕。最开始,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工作仅限于高等本科的教学质量评估。经过后来教育部门一系列的变革,高等教育逐渐延伸到全国各个高等教育学校,在20实际9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高等教育评估得到了飞速的发展,21世纪初期,我国教育部门将以往的三类整合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将这一指标在十几所高等教育学校中试行,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
(二)美国
美国是最早试行高等教育评估工作的,在19世纪末期开始实行高等教育评估,由于当时美国特有的环境,全国不断涌现各类高等学校,数量与日俱增,使社会开始重视高等教育评估,同时,专业的鉴定机构便陆陆续续成立,由于教学条件的不成熟、水平有限和资金短缺,都无法达到当时预期的评估效果。随着后来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美国高等学校规模逐渐扩大,评估机构也日益成熟,渐渐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这一转变标志着专业的评估机构对高等教育评估标准化的开始。
(一)中国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部颁发《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通过这一规定可以了解到,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主要可以分为鉴定评估,即评估高等学校教学质量是否合格、办学水平评估,即考察学校教学水平处于什么层次、选优评估,即在评估结果较高的学校中,将学校进行排名。 1.鉴定评估
鉴定评估作为国家认可度极高的一项制度,它考察了高等学校的基本办学条件和基本教育质量是否合格,评估人员来自国家教委会,在高等教育建设完成后,第一届毕业生诞生时进行评估,鉴定结果一般分为合格、暂缓通过和不合格三种。高等学校在鉴定合格后会由教委会颁发鉴定合格证书并公布名单。如果评估结果为暂缓通过,那么高等学校就要在教委会规定期限内采取相关措施责令改正,努力提高办学质量,改良后重新进行鉴定。如若鉴定不合格,有国家教委会公布名单,责令整改,整改期间停止招生或停办。
2.办学水平评估
办学水平评估经常用于鉴定结果为合格的高等学校,是现阶段我国开展平评估工怍中最基础、最主要的形式。主要评估有两个内容:学校整体办学水平的综合评估以及学校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课程及其它与教学相关的评估内容。达到整顿教育工作散漫、教育工作不积极的现象,促进教学工作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教学经验的交流。使学校能够全方位提高教学水平。
3.选优评估
选优评估旨在高等学校进行评比,以办学水平最高为指标选出最优秀的学校,促进学校之间良性竞争,提高各自学校的教学水平。
(二)美国
美国高等教育评估指的是高等学校外的评估机构对高等教育学校进行专业性评估,学校外的机构对学校起到一个监督作用,按照机构评估标准,从而实现教学质量有所提高,鞭策学校在办学水平上有所进步,鉴定合格的学校,校外机构对学校会颁发相关证书,授权学校继续办学,奖励一部分资金用作教学工作中,是学生得到更好的学习环境。鉴定内容与我国相似,有学校资格鉴定、水平评估以及大学排行榜等多个方面。
(一)中国
根据我国监狱部门颁发的相关文件,普通高校的教学水平评估有两种指标,分别是一级指标8项以及二级指标19项,其中11项作为核心指标,其中一级指标主要内容有办学师资力量、教学指导思想、教学条件与环境利用、教学相关建设、教学资质、教学管理水平、学生学风环境以及教学质量。
(二)美国
根据美国相关指标进行大学排名时,评估主要侧重于:第一,学校学术质量、实际教学水平,美国十分看重高质量教学,因此美国评估指标该项占的比重较大,达到一级指标中的四分之一;第二,保持率,保持率讲的是学生坚持四年完成学习任务占全校中学生人数的百分比,这作为考察学生质量;第三,教育资金,这一指标作为考察学校投入教学费用与非教学费用比例是否平衡。美国还有特殊指标,例如,校友捐赠率、成名学子等。
综上所述,中美高等教育评估制度背景产生、评估对象、评估机制、评估机构等方面均有不同,通过比较,借鉴美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优势,用以弥补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中的不足与存在的问题,但是,创建具有完善性、科学合理性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该项建设不仅要依托美国高等教育的优势,还要推进中国高等教育整体评估管理体制的变革进程,更要高等教育学校经过不断的实践与创新。
中美高等教育评估比较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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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融合是指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在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演进过程中,三大网络通过技术改造,其技术功能趋于一致,业务范围趋于相同,网络互联互通、资源共享,能为用户提供语音、数据和广播电视等多种服务。三合并不意味着三大网络的物理合一,而主要是指高层业务应用的融合。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三网融合下的电信与广电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三网融合下的电信与广电比较研究全文如下:
随着数字技术、光通信技术、软件技术等的发展和统一的TGP/IP协议的广泛应用.业界呈现出技术融合、市场融合、业务融合的大趋势。各种原先专门为某一特定业务而设计建设的网络之间的隔阂已经越来越不明显,以业务来分割市场的技术基础正在逐渐消失,网络正朝着融合的方向发展。“三网融合”正是潮流所趋。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形势的发展,“三网融合”的目的不能简单认为是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三个网络的融合,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各种业务需求,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我国信息产业的整体水平,为国民经济信息化创造条件。
所谓电信产业价值链,是以电信运营商为核心,由网络设备供应商、网络运营商、内容服务提供商、系统集成商、终端设备生产商、专业应用开发商、软件开发商、最终用户等上中下游多个部分共同组成的一根链条,这根链条上的每一个元素紧密联系,互相作用,创造出比单一企业更大的协同效应。
下面按照由内到外的顺序分层次分析电信产业价值链的构成特点:
一、用户为中心,竞争为主的核心链
全业务经营、三网融合实现以后,能为用户提供一揽子服务的有电信运营商、由有线电视网经营者转变的内容提供商、由强大的应用开发商与局域网共同组成的新型运营商。后两者经营更侧重于体现其优势的内容与应用,所以仍叫做内容提供商、应用开发商。电信运营商与这两类“新型运营商”之间是“竞争为主”的关系。
二、以电信运营商为主导,开放合作的新业务链
首先,此层面产业链的规模将增大,内容提供商、应用开发商将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数量的增加必然带来质量的参差不齐,这无疑增大了电信运营商控制产业链的难度。其次,电信企业实现全业务经营,追求的目标将是整体效益最大化,在思考新业务合作模式时,要考虑到新业务模式与原有业务模式的相关性。
三、以电信运营商为控制点,逐步走向竞争的语音业务链
语音业务链是电信产业最早的产业链,时间最长,发展最为缓慢,为电信运营商贡献最大。语音业务的稳定发展是由语音业务的技术特点及其运营模式决定的。在电信技术进步、产业开放的大趋势推动下,语音开放也是必然;以新的技术体制打破原有的以电路交换为主的技术体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综上所述,电信产业的产业链是个复杂的系统,由各子产业链有机构成,各个子产业链有其发展的规律;子产业链良性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扩大对整个电信产业链的影响,这符合在快速变革的环境下采取边缘竞争的战略。
广电产业链的主要环节包括最终用户、广电网络提供商、内容服务提供商和内容提供商、应用软件提供商、运营硬件提供商等。
与电信产业价值链相比较,广电产业价值链有如下的特点:
一、产业链结构仍不够清晰
由于广电业务起步时间晚,还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只是初步形成了一个雏形,具备了一些基本环节,直接导致了整个产业链的具体结构不够清晰,各类企业机构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也不够明确。
二、还没有找到令各方满意的盈利模式
从整个广电产业链来看,包含了内容提供商、内容服务提供商、网络提供商和用户四个主要环节。因此,只有让前三个环节获利,用户受益,整个产业链才能发展起来。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内容提供商害怕盗版泛滥影响收益,内容服务提供商害怕广告收视率降低影响收入,网络提供商认为自己是龙头老大应该拿大头,最终用户也觉得收视费用偏高。用户不接受这种服务,整个价值链的价值就无法实现。
三、主要环节力量仍然薄弱
在现有的广电价值链环节中,主要环节还仍然表现出力不从心。
首先是内容提供商。
内容是广电业务利润的源泉,然而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内容的匮乏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如何为广电产业链提供精彩的内容,吸引更多的用户加入到广电消费者的行列中来,是内容提供商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其次是内容服务提供商。
对于原有广电内容服务提供商来讲,不仅要求内容服务提供商具有较强的互联网内容运营能力,还要求其具有较强的传统电视内容运营能力。如何在相互竞争的情况下相互帮助,相互提高,为用户提供安全、合法、差异化、个性化的内容,是其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再次是网络提供商。
相对于电信网络提供商来讲,广电网络提供商面临的问题更为严峻。一方面,目前的有线电视网络还都是单向的HFC网络,需要进行双向改造,这需要大量的投入。另一方面,广电网地方割据、互不连通的局面几乎无法打破,根本无法形成全程全网。
四、已有环节间合作不畅
在广电产业链中,内容服务提供商需要从整个产业链的源头——内容提供商那里获得内容才能通过网络提供商的网络为用户提供服务。但是到目前为止,内容服务提供商与其上游环节——内容提供商之间的合作并不愉快。这是由于对于制片公司来讲,DVD销售和出租业务为制片公司带来的收入远远高于票房收入,并且视频点播业务可能会严重影响到DVD销售和出租业务收入,因此大多数制片公司仅仅同意有限的视频内容进入视频点播渠道。这也是三十年前HBO公司就提出了视频点播的概念,而直到现在它还不得不完全自己制作内容节目的原因。然而,对于内容服务提供商来讲,也同样担心其自身的盈利问题,也就是他们的广告收入。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规定:“本条例所称电信,是指利用有线、无线的电磁系统或者光电系统,传送、发射或者接收语音、文字、数据、图像以及其他任何形式信息的活动”。
根据这一规定,广电网络的所有传输形式都应当属于电信业范畴。事实上,广电和电信运营商所从事的业务活动,从技术角度看的确是相同或相近的,两者是竞争对手。
比较广电和电信部门的情况可以发现,随着技术的进步,电信与广电已相互渗透到不可明确分割的程度。除基础业务由于政策的原因划分比较明确外,增值业务已基本重叠,特别是互联网业务和租线业务,只是技术方式可能不同,提供的服务是完全相同的。
国家、省级广电干线网为光缆环型网,全部为2.5Gbps的SDH数字传输;市一县干线网为光缆环、链结合网,大部分用SDH数字传输,少部分为1550模拟光传输;市、县分配网大多数为光缆电缆混合网(HFc),基本上为450-750MHz模拟传输入户。由于分配网是有源网络结构,共享带宽,因此安全性较低;以单向传输为主,是天然的单向宽带网络。
电信的干线网和本地网全部为光缆环型网,全部为2.5Gbps及以上的SDH数字传输;接入网分有线、无线两
种形式,有线采用双绞线入户,无线大多采用蜂窝式结构;由于有线接入网是无源网络结构,用户独享带宽,因此安全性很高;是天然的双向窄带网络。
根据上述分析,广电网络和通信网络从干线、支干线来讲,没什么区别,SDH是通信行业典型的数字传输标准设备,主要区别在分配网(通信行业叫接入网)。HFC分配网是有线电视专有的一种传输方式。
下面将以电信力推的IPTV与广电产业全力倡导的数字电视这两个形式相同,实质相异的业务为例,借以分析两个产业链的异同。
一、技术体系
IPTV系统又叫交互电视,它的系统结构主要包括流媒体服务、节目采编、存储及认证计费等子系统,主要存储及传送的内容是以MP-4为编码核心的流媒体文件,基于IP网络传输,用户终端可以是IP机顶盒+电视机,也可以是PC。
有线数字电视的广播网采取的是HFC网络体系,与传统的模拟有线电视网络体系架构相同。有线数字电视VOD系统主要包括VOD服务、节目采编、存储及认证计费系统,主要存储及传送的内容是MP-2 TS流,采用IPOVER DWDM技术。用户终端是数字机顶盒+电视机。
二、业务内容
IPTV有很灵活的交互特性,因为具有IP网的对称交互先天优势,可以非常灵活地实现电子菜单、节目预约、实时快进、快退、终端账号及计费管理、节目编排等多种功能。
有线数字电视采用广播方式,如果要实现视频点播必须将原来的HFC广播网络进行双向改造。一般情况下,只开通有关生活资讯的交互频道。
三、主要优势
IPTV的主要卖点是交互及Inter网内业务的扩充。数字电视的卖点主要为高清的图像质量。
四、用户群
两者的市场用户群都是家庭用户,只是一个依托宽带,一个依托有线,给用户带来的利益类似。
五、发展前景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出现两者并存的状况。发展数字电视是国家早就计划的政策,IPTV是在众多的电视节目中增加一个节目频道,并不代替有线数字电视。从信息产业发展角度看,IPTV还是三网合一的最大切入点。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趋势,电信网、因特网、有线电视网的三网融合已成必然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下,电信与广电产业价值链的融合也必然随之而实现。电信与广电之间应该摒弃成见,相互吸收先进成果,方能真正推动我国的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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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方略:指治理国家的战略性的指导原则和全盘的方针、策略。我国的治国方略: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比较研究全文如下:
所谓治国方略,就是治国的方法、计谋和策略。它包括理论,但主要是指实践,是指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计谋策略,也可以说是领导方法、领导艺术中最高层次、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治理国家的主要代表。他们的治国方略,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将他们的治国方略加以比较研究,总结出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策与实践水平,治理好我们的国家,是很有益处的。现试对其主要方面作一比较。
毛泽东、邓小平的治国方略有很多是相同的,或基本相同的。
第一,指导思想是相同的,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毛泽东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邓小平也一再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即使在苏联东欧巨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以后,他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指出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的治国方略,大部分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定的。
第二,治国道路是相同的,都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毛泽东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以他为主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他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坚定地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的结果。邓小平也一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并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他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地走自己的道路的结果。以他为主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们都具有创新精神,从不墨守成规、照搬照抄,因而都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第三,治国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光明的中国”(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6页。)。1954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他提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页。)的目标,要求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到60年代,他进一步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页。)。邓小平不仅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提出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四,在政治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是相同的,国体都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都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次,都重视民族工作,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三,都重视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扩大为更加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其四,都重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毛泽东提出各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邓小平进一步把这个方针作为制度确定了下来;其五,都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强调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毛泽东首创了这一理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邓小平不仅重视从政治、思想上分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且重视从经济上分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弥补了毛泽东着重从政治、思想上分析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不足。
第五,在经济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
首先,都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作为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尽快改变国家的贫穷落后状况。当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1页。),“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页。)。
后来他又提出要实行三个转变:
一是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二是由革命到建设;三是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邓小平对经济建设更加重视,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就提出要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并反复强调这是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其次,都强调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经济的道路。1957年,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并提出要走出这样一条道路,主要是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各种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曾作《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提出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等十个方面的关系。邓小平同样重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的发展;
其三,都重视经济体制的改革。毛泽东提出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即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允许企业成为“独立王国”、“半独立王国”;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允许私人开设工厂和雇工;要重视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生产;改革工厂企业管理制度和农业生产管理制度。50年代末,他就肯定了鞍钢创造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现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邓小平更加强调经济体制的改革,把改革看做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我国的强国之路。他所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其四,在经济发展战略上都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毛泽东认为,自力更生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立足点,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邓小平虽然认为应该大胆地对外开放,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地吸引外资,但他也认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页。),“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页。)。在发展速度上,他们都主张要有比较高的发展速度。毛泽东提出了“赶超”战略;邓小平也主张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认为不抓住机会加快发展,就会落在后面。
第六,在军事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
首先,都重视武装斗争。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认为武装斗争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也非常重视武装斗争,领导了左右江武装起义,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其次,都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毛泽东曾提出,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建国后又提出要建设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人民军队;邓小平同样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也一再强调必须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其三,都主张实行人民战争。毛泽东领导了广泛的人民战争,邓小平也在他领导的地区领导开展了人民战争。其四,都主张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早在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宣布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后来又强调发展现代化的国防科学技术;邓小平也强调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在军事战略和指挥艺术上,可以说毛泽东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令人叹为观止;邓小平也表现出了高明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艺术。
第七,在思想文化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
首先,都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认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邓小平也一再强调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四有”新人。其次,都重视科学。在延安时,毛泽东就领导设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建国以后对科学家也是尊重的;邓小平更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它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提出要科教兴国。其三,都重视文化建设。毛泽东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目标和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发展文化的方针;邓小平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其四,都重视教育。
毛泽东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在德育、知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邓小平则提出了“三个面向”的方针。其五,都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号召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并把知识分子作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到社会主义时期,他又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邓小平对于知识分子更是高度重视,推倒了长期以来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种种偏见,把知识分子明确地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他的领导下,知识分子的作用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
第八,在外交方略上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建国前夕,毛泽东就阐明了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提出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4年6月,中印两国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毛泽东对此作出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与此同时,他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先后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这方面,他们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心,以及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处、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
第九,都重视党的建设,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治党。
在治党的方法上,都重视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的建设,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现象,反对和平演变。毛泽东把党的建设看作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三个主要的武器之一,并创造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在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中,把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建设成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对于执政党的建设和反腐败问题,他很早就给予重视。早在1944年3月,他就指定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作为整风学习的材料,号召全党吸取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腐化、失败的教训,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建国前夕,他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告诫全党不要做李自成。建国以后,他一再强调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坚决反对贪污腐化及其他腐败现象。为此,他领导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等运动。后来,他针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策略,提出要反对和平演变,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于党的建设,邓小平也是非常重视的,把坚持党的领导看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键,并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使党经受住了新的历史条件的考验。
第十,都主张采用和平的方式统一祖国。
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就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明确提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1957年4月,毛泽东在欢迎来访的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明确提出“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注: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设想。1979年元旦,在全国人大会《告台湾同胞书》中正式宣布我国政府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后,邓小平于访问美国期间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公开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注:1979年2月1日《人民日报》。)1984年2月22日,他在同美国客人的谈话中,完整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实践已经证明,用这个构想和平统一祖国是完全正确的。
在其他方面,他们也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两人治国方略的正确方面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反对教条主义的结果;在治国的具体谋略与方法上,都重视调查研究,集中群众的智慧,坚持群众路线;主张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都表现出了高明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等等。
可以说,毛泽东、邓小平在治国方略的基本方面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的治国方略有很多是对毛泽东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在1980年就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因此,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更不能以一方否定另外一方。
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之不同点
毛泽东、邓小平在治国方略的基本方面虽然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但确实存在很多不同之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正确方略的继承并加以发展,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方略的纠正而呈现出的特点,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在怎样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对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认识不同。
不同时期治国的指导思想都有其不同的着重点。对于这个着重点确定得是否正确,会涉及整个的治国方略。在毛泽东时代,面临着两个工作重点的转移。第一个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从农村转向城市,对于这个转移,毛泽东是清醒的,所以这次转移是及时的、成功的。但是,对于第二次转移,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必须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他的认识则是不清醒的。前面已经说过,总的来讲,毛泽东对经济建设也是重视的,也想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尽快地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
但是,他对于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认识在此后不久有了改变,随着国外波匈事件的发生和国内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于是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就开始否定八大的正确论断。到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他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并以此为指导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随后,又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期间,更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致使党和国家在长达20年的时间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严重地干扰了经济建设的进行,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面临的只是一次工作重点的转移,即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就将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纲”来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总结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历史教训,倡议全党果断地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全党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在这之后,他一再强调要铁下心来,一心一意搞建设,不受任何干扰。为了保证这个工作中心不改变,他采取了几条重要措施:一是指导十三大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强调这条基本路线要一百年不动摇;二是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三是重申生产力标准,并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当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都发生,一些人一再主张应当重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动摇。可以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治国方略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特点,也是对毛泽东正确治国方略的重大发展。
第二,在治国方式上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不同。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坚持的城市中心论,创造性地开辟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他对于苏联模式也是不满意的,曾试图汲取苏联的教训,对经济体制加以改进,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也一贯主张加强对外交往,学习外国的一切长处。但是,他始终没有完全打破苏联模式,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虽然主张加强对外交往,但当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发生偏颇的时候,在相当一段时间自己封闭了自己。正如邓小平所说:“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第2卷,第232页。)这种自己孤立自己的做法,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妨碍了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吸取这个教训,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就主张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他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他所说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他不仅要发展商品经济,而且要实行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他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第二次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关于对外开放,他也不仅仅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是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实行了空前规模的改革开放,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因此,改革开放成为邓小平最根本的治国方略之一。
第三,在治国途径上对民主和法治的重视程度不同。
在理论上,毛泽东对于民主也是非常重视的。他一方面反对分散主义,主张高度的集中;另一方面又强调实行高度的民主,把建立民主政治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1944年,他在同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提出民主是保证党和国家政权不变质,解决“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根本途径。1957年7月,他明确地提出了“造成一个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注: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的目标。
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还提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注: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要求保证人民的权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又重点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但是,他对民主的看法有两大缺陷:一是更多地将民主看做一种手段和作风,而不是把它看做目的和一种制度,这就难免出现坚持不够一贯甚至个人专断的现象;二是他崇尚“大民主”,并发动了““””,但结果反而破坏了民主。
可以说,毛泽东虽然重视民主,但没有找到一条实现民主的正确途径。对于法制建设,毛泽东也是比较重视的。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陆续制定了一些法律。但是,在总的工作中,在操作机制上,他更重视政策的领导,这就很难避免随意性和经常的变动性。建国以后,大大小小的运动几乎没有间断过。这种方法既是沿袭战争年代的工作方法所致,也是没有真正重视民主和法治的必然结果。因为没有正常的渠道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到需要时就只有靠搞运动。这种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在短期内能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但不能保持长久,而且往往带来很大的副作用,甚至带来很大的破坏性。像“大跃进”、““””运动,对国民经济以至整个国家造成的破坏,都是无法估量的。
总结这个教训,邓小平特别重视民主和法治建设。首先,他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2~373页。)。其次,在强调民主的同时特别强调法制,强调制度建设。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他就批评过去那种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的现象,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他再一次强调了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规划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其三,带头废止领导职务终身制,努力避免那种把党和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个人的威望上的不正常现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担任党中央主席本来是众望所归,但他坚决不担任此职,只担任副主席,后来只担任军委主席,到十三届五中全会他从军委主席的职务上退下来,从而打破了主要领导人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惯例,为我国领导制度的改革作出了榜样。在他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各项法律、法规迅速制定出来,全国人民的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大大加强。到十五大,“依法治国”的口号明确地提了出来,成为我国当前基本的治国方略。
第四,在治国目标上理想和现实的成分不同。
治国方略必须从现实出发。毫无疑问,毛泽东是讲究实际的,是注意从实际出发的。他向来重视调查研究,1930年就响亮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名言,认为一切决策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首先要认清中国的国情。后来,他又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把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根本的思想路线和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具有浪漫气质,在晚年,在一些方面理论和实践上脱离中国实际。比如,在社会主义的模式上,他就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目标。所谓“大”,就是基层组织如人民公社的规模越大越好;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所谓“纯”,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越纯越好。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他的一个试验。
1966年他写的《五七指示》,更是这种理想模式的集中体现。为了实现他的这种理想,他不惜发动““””,打乱他一手创建的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甚至把一大批与他共同长期浴血奋斗的战友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予以打倒。但是,由于他的这个理想模式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结果不但其理想追求没有实现,反而给国家造成极大的破坏。后来他也逐步地认识到这一点,说他的一生能够三七开就满足了。
邓小平既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也是一个伟大的实干家,处处体现出一种冷静的、理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三年困难时期,当一些地区的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他就借用刘伯承经常讲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话,大胆地给予支持,明确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这就是所谓的“猫论”。这个“猫论”,充分体现了他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这种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发扬。为了尽快地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他果断地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决定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打破了原来那种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为特点的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建立起了一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模式。为了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明确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判断事物的性质和是非,“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个判断标准,抛弃了那些空洞的争论,实实在在,也完全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精神。正因为邓小平处处从实际出发,这2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才迅速取得明显的成效。
除以上几点外,毛泽东、邓小平的治国方略还有一些不同点,这里就不一一论及了。
毛泽东、邓小平的治国方略之所以有上述不同,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如下:
第一,所处的时代不同。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还是“革命加战争”的时代。“冷战”时代,美国接连在中国的邻国朝鲜、越南发动侵略战争,战争的威胁就发生在身边,因此毛泽东不能不考虑战争的问题,并由此影响到他对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判断。邓小平所处的时代,已经变成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世界的局部战争虽然不断,但都离中国较远,因此可以安下心来进行经济建设。
第二,回答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
毛泽东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国和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因而考虑阶级斗争自然就多一些。邓小平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地纠正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赶上世界上先进的发达国家,因而考虑经济建设自然就多一些。
第三,对国情的认识不同。
要提出正确的治国方略,首先要正确地认识国情。毛泽东虽然也认为中国的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3页。)。但他认为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注:转引自《红旗》1958年第1期。)。他这种雄心壮志是应该赞赏的,但他对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估计显然是不足的。因而,他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认识也不能一以贯之。在社会主要矛盾上,他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在社会发展阶段上,他原来认为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是在1955年9月发表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又改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仍然认为中国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此后,他又认为中国可以很快向共产主义过渡,超越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因而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直到经过“大跃进”的挫折,他才认识到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是不行的。但到““””期间,又主张建立一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
对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是毛泽东长期犯“左”的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认真总结了过去犯“左”的错误的教训,以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对于国情,他认为中国有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由此决定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这个矛盾。由于对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有了正确的认识,所提出的治国方略自然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第四,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同。
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正确认识国情以外,还应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前面已经讲过,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基本上是根据马、恩、列、斯的论述和苏联的模式。他虽然对苏联的模式不满,批评过斯大林的一些观点,但他从根本上没有跳出原有的框框。他不仅认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就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而且主张“一大二公三纯”,建立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货币、在分配上大体平均,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和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社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不正确认识,也是他在长期内犯“左”的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针对过去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尖锐地指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过去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他认为,过去所讲的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这三大特征,都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申,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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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2000到2500年前,东西方文化思想同时出现了一次大繁荣,并深刻的影响了各自随后的发展历程。今天,就逻辑学历史而言,古希腊被视为其发源地和圣地,而古中国是否曾有过逻辑学尚在争论中。本文将以古希腊逻辑思想的背景、起源、发展为主线,在总结其逻辑学成就的基础上,与中国古代的逻辑研究进行对比,力求找出东西方思想、文明的差异,并获得启发。
逻辑学作为一门关注语形和语义的思维科学,其直接的来源是论辩。语言表达思维,思维规律包含逻辑。故此对语言的丰富运用首先产生了逻辑研究的需要,这一点,古希腊与古中国是一致的。古希腊时期,出于民主城邦制的需要,雄辩之风在各个城邦盛行,对民主的关注,世界观的见解,天文地理的研究,都可能成为论辩的焦点,相应的,人们自然注重论辩中的一些规律,即一些思维方式正确与否的判定法则(今天我们称其为有效性)。公元前390年,苏格拉底在雅典开设了第一所修辞学校,并明确提出了人的语言和思维相关联的观点。这个伟大的观点虽不甚具体,却正确揭示了逻辑学的产生离不开对语言的应用这一真理。其后传弟子柏拉图丰富了他的思想,而到亚里士多德时,逻辑学正式诞生。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同样处于各个思想激烈交锋的时期,不同流派在百家争鸣中为取得一席之地,需要一番唇枪舌剑,而辩论的繁荣同样为中国逻辑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由孔子最先提出儒家的“正名”思想,诸子百家围绕名与实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论战,道家的“无名”,墨家的“取实予名”,名家的“反正名”等,诸多论题将研究思路一步步带到抽象化的程度,从而形成了中国早期的逻辑学——名辩学。
另外,逻辑学产生和发展中,往往以哲学为天然的载体。因为同样是思维科学,哲学命题的研究需要逻辑工具来提供必要的证明和方法。古希腊有众多的哲学流派,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等,从各自的角度对世界的本源和存在方式等进行解释。其中的命题的内涵,相互关联,甚至于描述方式本身,都需要准确无误,而自然的,这就要求关注语形和语义,也就自然促使逻辑学与这些哲学研究结合起来。而在古中国,儒家、道家、墨家等,提出各自的哲学观点时,无不需要大篇的论述,尤其是道家,其相对出世的思想,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对逻辑的需求更直接,如《道德经》中,大量运用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同时又有排中律和二律背反的内容。总之,东西方的逻辑学,和其哲学相伴发展的。
由此,我们应该看到,古中国和古希腊产生逻辑学的基础大体是一致的。但是,与我们的名辩学松散的存在不同,西方逻辑学的发展走上了一条系统化专业化的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下面我们将总结这些成就并稍作分析。
严格的逻辑学,公认的产生于亚里士多德。不过此前的一些逻辑学萌芽也在此稍作介绍。亚氏之前,古希腊曾有过著名的“智者运动”,即一些有诡辩倾向的专职辩者进行论战,教授,或帮人打官司。不难看出,古希腊的智者同古中国的名家很相似,他们都在一些离经叛道的观点上提出了自己的学说主张。然而无论是智者的“芝诺悖论”还是名家的“邓析两可”,都不能算作是直接的逻辑学成果,但它们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和认识这个世界,从而为更深刻的探索思维规律创造了前提(正如大多数悖论一样),而这,正是其逻辑学意义所在。之后的苏格拉底,提出了人的语言和思维相关的伟大观点,这实际上揭示了逻辑学研究关注语形语义的必然性,而其后传弟子亚里士多德,最终总结并发展了前人的思想,正式创立了逻辑学。
古希腊的逻辑学成就,集中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斯多葛学派的命题逻辑学说。《工具论》中包含《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辩谬篇》六篇内容。在这些著作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他的逻辑学体系:首先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事物分成十类范畴,包括实体、数量、活动等;进而关于命题,根据主词和谓词进行划分,并给出了不同命题间的逻辑关系(不包括今天的差等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逻辑方阵;同时对谓词分类,提出包含定义,固有属性,属,偶性的四谓词理论;创立三段论,分析其中的三种格,并将其作为推理有效性的重要判别式;最后对具体的命题研究给出科学证明方法,即有效前提和三段论结合。
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工作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将语言内容抽象成形式(即形式化),并做逻辑学上基本的规定,二是建立以三段论为主要内容的有效性的判别体系,并作出应用性研究。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被称为逻辑学之父,很大程度上因为其得以令一个抽象性的研究系统的形成,而古中国的诸子百家中,这方面的成就,只有墨家的《墨经》——包含诸多定义和方法论的著作可以相比。
古希腊另一个重要的逻辑学成就是斯多葛学派在命题方面的贡献。斯多葛学派从“意谓”概念入手,将逻辑研究对象上升到抽象层面,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命题的性质和结构:首先依据是否能进行分解,将命题分为原子命题和分子命题,原子命题又包含“确定的”“不定的”“中间的”三类,分子命题分为条件命题,合取命题,析取命题,否定命题等。虽然与今天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但依照命题间关系和联结词进行划分的思路和现代逻辑学是一致的;斯多葛学派又分别谈论了命题、命题形式、表象、论证做主词的情况,指出命题形式做主词时才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对于蕴含命题、析取命题和合取命题的研究,斯多葛学派与今天的描述几乎一致,这也是该学派最显著的成就之一;而在论证的分类与方法方面,斯多葛学派也有相应的涉足。
可以说,斯多葛学派在某些领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今天依然未被超越。而如此系统且完备的建立一种学科体系,是同时期中国的古人所没有做到的。实际上,斯多葛学派和亚里士多德的成就并不仅是个人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是古希腊逻辑学体系的一种结晶。相较之下,百家争鸣中的儒家、道家、名家等,做的更多的是芝诺、苏格拉底等前逻辑时代的工作,只有墨家真正走上了逻辑研究的道路。而在这差异背后,是思想文化、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方面的不同,针对这点下面我将就此进行说明。
古希腊的逻辑学和古中国的名辩学各自的特点,归结起来如下:古希腊的逻辑学在形式化方面做的更好,无论是亚氏的三段论和逻辑方阵,还是斯多葛学派建立在“意谓”上的命题逻辑,都体现了这点,相较而言,古中国只有《墨经》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但定义过于冗杂,仍然没有实现脱离语言内容的抽象化;还在系统化方面,古希腊的成就亦更为明显,《工具论》就给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包含范畴、定义、三段论、应用准则的逻辑体系,从而能实现对一个命题的完整判定方法,斯多葛学派则是继承苏格拉底、麦加拉学派等的基础上,形成包含形式化、命题分类、有效性的完整理论,而同时期中国的百家争鸣,则是各自为营,围绕名实关系,儒家的“正名”、道家的“无名”、墨家的“取实予名”等,借助具体的论题进行论战,却较少涉及关于“名”和“实”本体体系的建立,导致看起来有些像自说自话,未成一统,虽然墨家亦曾做出过系统化工作,但仍然处于辩论层面,而不是深入知识体系本身。这些特点,是由包括区位、历史、地理、生产方式、语言、思维传统等多种因素造就,下面我们将依次做出分析。
从区位来看,古希腊处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交际处,直接受这两大地域文明的影响。自由便利的文明交流使得古希腊能够积累相当的文化成果,便于系统化的建立知识体系。而古中国的位置则颇为偏僻,大多数思想由本土产生,百家争鸣时各派的观点、思路、方法大都处于萌芽阶段,尚未来得及系统化便草草以独尊儒术来结束。所以,我们的名辩学看起来松散,并且形式化的程度较低。
同时,历史、地理和生产方式上的因素影响了古希腊和古中国对理论研究上的热情。希腊人是移民,具有更多的探索动力,同时地处海滨,眼界开阔,海洋文明本身为其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这一切,让古希腊人有更深入的求知欲,其研究成果往往亦足以形成较完备的体系。而古代中原文明则是本土产生,且居于内陆,这形成了一种较为保守的性格,由于农耕文明的缘故,更加注重眼前的利益,而缺少深入探索的热情。所以我们的名辩学,更多的是呈现不同的名实观点,而较少有名实体系的建立。只有墨家在这方面有开创性的工作,但不足以让整个名辩学的研究发生质变。相对于古希腊,我们的文化缺少了完备而思辨的理论,使得其价值难以被承认。
语言方面,古希腊人的语言习惯较为直接,容易按照主词、谓词等进行划分,从而进行逻辑学上的研究,而且所使用的字母文字,因字母本身的符号功能,更容易实现抽象化。反观古汉语,大量使用缩略、一语多义等表达方式,本身较难展开,同时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很难单纯脱离具体意义而纯粹作为符号。由此观之,语言上的差异使得古代中国在形式化方面较难实现。
思维传统也是古希腊的逻辑学与古中国名辩学差异的重要原因。古希腊有严格系统化的传统,比如希腊神话,即便故事各不相同,但总是建立在同一个确定的世界观之上,即由奥林匹斯山上的十二主神为首的世界中。而古中国的思维相对发散性更强,神话中的神灵大多出处不一,各说典故。研究方法上,古希腊人更喜欢借助数学和论辩来获得精确的结果,古中国则讲求“悟”,而显然前者更自然的符合逻辑学发展的要求。
总之,比较不同的逻辑学文明,可以让我们更深入的认识不同的思维,从而了解这门科学本身,而更好的发展逻辑学,恰恰应该对其有更深入的理解。这也是这篇论文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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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某些传统理论的突破,也是对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探索。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长期的改革实践,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创立了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列宁与邓小平农业改革思想的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社会主义史上有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农业改革,一次是列宁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革,一次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革。这两次改革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有着不同的地方。认真研究这两次农业改革,正确总结经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列宁 邓小平 农业改革
(一)列宁关于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
第一,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尽管苏维埃政权建立起来了,但是重重困难却仅仅包围着这个新生的国家。一方面,农业和工业水平的落后;另一方面,国内和国外的反动力量联合起来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绞杀,企图打垮这个新生的国家政权。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情形下,苏维埃政府为了保证战争的需要,逐步形成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俄共(布)纲领草案》中,列宁指出:“在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中,实行国家垄断是很困难的,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和一系列过渡措施的试验,目的是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普遍地组织生产消费公社并正确地发挥它们的作用,把一切余粮交给国家。”[1]余粮收集制不仅没有缓解苏维埃紧张的局势,而且出现了更糟糕的局面。为了化解这场危机,继续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苏维埃政府决定实行粮食税政策。粮食税政策,就是国家按照规定收取农民小部分粮食,剩下的部分归农民自由支配。粮食税政策的实施挽救了俄国,继续巩固了政权,又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第二,允许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粮食税政策实施以后,农民除了上交给国家一部分粮食外,自己的手中有了余粮。为了刺激和鼓励他们生产,活跃农村经济,列宁决定实行地方的贸易自由。这里列宁的意思是,“在小农手中有一定的粮食后,国家应该允许他们进行自由贸易。使他们通过自己出卖自己的余粮,购回自己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同时,国家应该向农民提供必要的工业品,以满足小农交换的需要。”[2]
第三,国家尽力为农村提供商品。为了满足农民进行自由贸易的需要,国家必须为农村提供足够的商品。这样既能为农民带来物质利益,又能活跃农村的经济,加快俄国的社会主义发展。
第四,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同时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农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俄国这样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来说,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对农业进行改造,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只有农业发展好了,工业的发展才有可以信赖的依托。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农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推动经济的向前发展,整个社会才能不断进步。
(二)邓小平关于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多次强调农业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农业关系到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了农业的发展,工业才会进步,国家才能更好地发展。也就是说,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全面进步的前提。1966―1976年,““””严重的破坏了国家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阻碍了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在这些损害中,尤其以农民受到的损害最为严重,农民的生活面临着重重困难,全国的生产生活被一片阴霾笼罩。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人民迫切要求结束““””的严酷政策,希望走上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结束了农业发展的桎梏,启动了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第二次农业改革。
首先,废除农村公社制度,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体制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包产到户、包产干户和包工到组。它先后经历了小岗村(安徽省凤阳县)的包干到户――全社和全县的推广――全国“三包”的推行。在此基础上,在继续坚持统购派购的前提下,逐步减少了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品种范围,允许农民私人进入流通领域,从事商业活动,开启了中国社会崭新的一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推动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进步伐,是中国历史上农业改革的一场伟大创新。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不改变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实现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其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家庭经营纳入了农村集体经济的轨道,把原来高度集中的农业经营方式转变为分散经营与统一经营相结合的体制,满足了农民劳动和管理的自主权,使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利益,有利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最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步实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
其次,依靠科学技术和政策,发展多种经营。邓小平明确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3]发展农业要靠政策,为了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我国逐步探索出了一系列的扶农、改农、富农的政策,包括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
第三,“两个飞跃”的思想。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邓小平又提出了关于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的思想。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4]根据生产力的发展一定要适应生产关系的发展的规律,前一个飞跃就是在为后一个飞跃创造条件,为实现质的飞跃奠定基础,为发展集体经济服务。随着“第二个飞跃”的逐步实现,我国将由传统农业走上现代化农业的发展道路。
列宁和邓小平的农业改革思想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发展的理论为指导,都把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和出发点,充分尊重农民的利益和发展要求,但是他们的改革也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 (一)两者改革的背景和产生的结果不同
列宁的改革是在无产阶级政权刚刚巩固的时候实施的,就当时国内的物质和思想、无产阶级的成熟、领导权的巩固等状况而言,都不可能保证改革长久、顺利地进行下去。而邓小平的改革则是在无产阶级政权早已巩固,物质条件和社会建设相对成熟等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可以保证改革可以长久、逐步地进行下去。
(二)两者的立足点不同
列宁农业改革的立足点是个体农民经济,当时的俄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他们需要的是经营自由。列宁指出:“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3]这样,列宁就明确了处理国家同小农关系的方法,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的改革。而邓小平的立足点是集体经济。在此之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经过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把农业逐步引上了社会主义合作社的道路。邓小平的改革是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寻求农业发展的新道路。
(三)两者产生的效果不同
马克思恩格斯一直以来都认为农业合作社的统一经营是合作社唯一的经营方式。“列宁虽然提出了在保留农民个体经济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供销合作社以实现农民在流通领域的合作的设想,但是,并没有解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问题,”[5]这种单一的经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从而阻碍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邓小平在总结农业合作化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把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与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结合起来,而且适合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状况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旺盛力。这种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合作制的理论。
(一)立足国情,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列宁从俄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切实尊重和维护农民利益,逐步改造小农经济,根据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经过不断地实践,经历了合作社――共耕制――公社制――合作社的螺旋式的复杂探索过程,最终选择了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满足了农民的基本要求,稳定了农村的形势,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借鉴列宁合作社实践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成功实现了我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顺应时代的发展,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两个飞跃”的新道路,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方针
俄国初期实行的余粮收集制政策,给俄国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列宁从当时俄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实际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传统论述的基础上,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果断地实施了粮食税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破除“两个凡是”的错误指令,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坚持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充分尊重广大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破除一味迷信权威的错误思想,走出了一条具有独创性的农业发展和改革之路。
(三)充分利用市场,发展商品经济
列宁和邓小平打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统论述,利用市场这个媒介,充分发挥货币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把商品、货币、市场和农民连接起来,把农民纳入流通领域,切实保障了农民的权益,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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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最早规定了避风港原则,美国国会的报告表明避风港规则的立法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明确服务提供者可能的版权侵权责任,使服务提供者可以在准确预测法律风险的情况下,正常经营和发展信息产业。第二,建立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服务提供者与版权人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数字网络环境中的版权侵权问题,有效制止网络侵权行为的蔓延。也就是说,在计算机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避风港原则是为了要在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保护版权人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既避免网络服务提供商承担过多的责任,最终把成本转嫁到用户身上,又防止侵权者通过网络大肆侵犯版权人利益,阻碍其创作的热情。从司法实践看,自《千禧年数字版权法》实施以来,美国法院处理有关避风港的案件只有20多个,这说明避风港规则在美国得到了良好的运行,为版权人和网络服务提供商之间矛盾的解决提供了可行的标准。我国自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颁布实施以来,作家、歌手及影视版权人诉网站的案例不减反增,而且各法院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援引避风港规则进行抗辩的认定也不相同,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使得避风港规则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为何相同的制度产生的结果却如此迥异?首先,两国的立法背景不同这种生搬硬套式的引进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此外,我国在立法过程中既未完全引进避风港规则的精华之处,又未能对其缺陷加以完善,以致我国的避风港规则在实行的过程中争议不断。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美国版权侵权责任的基本规则包括直接侵权责任规则和间接侵权责任规则。美国《版权法》第106条为独创性作品的作者设定了一系列的专有权利,其中包括复制权、表演权、展示权、发行权等。任何个人未经版权人授权而对其作品进行复制、表演、展示等行为直接侵犯了版权人的专有权利,是直接侵权人,应承担直接侵权责任。直接侵权责任是严格责任,即责任的承担不需考虑侵权者是否知道或其主观意图如何,但是侵权意图的有无会影响承担赔偿的额度。在美国版权法理论中,“间接侵权”是相对于“直接侵权”而言的,它是指即使行为人未直接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但是其行为与他人的“直接侵权”行为之间存在特定关系,也可基于公共政策原因被法律界定为侵权行为。在前《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时期,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对服务提供者因提供网络服务引发的侵权现象,服务提供者承担的有的是直接侵权责任,也有的是间接侵权责任。已有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判例案已经不能够应付在纷繁复杂数字网络环境下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问题。因此,在《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没有出台之前,服务提供者因其服务行为承担何种责任是一个在法律上复杂且不明确的问题。这无疑加重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侵权风险,增加了信息行业的发展成本,加重这一新兴行业的持续发展的负担。在此背景下,国会通过鼓励网络服务提供商和版权人进行一系列激烈的谈判与协商,最终对双方利益进行平衡出台了“在线版权侵权责任限制法案”(该法案归入《千禧年数字版权法》第二部分),它设立了为美国首创,并为其他国家纷纷借鉴的“避风港”规则。使得符合主体要求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享有一定的责任限制,确定了其风险的承担。
虽然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并且与国际标准一致,但是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起步较晚。在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出台前,只有2001年经修改的《著作权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对著作权人的权利进行保护,而且在《著作权法》中规定,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和保护方式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也就是说在知识产权保护捉襟见肘的大背景下,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是难以达到像美国这这种知识产权大国的水平。此外,由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历史较短,公民的版权意识淡薄,侵犯著作权的情况频发,盗版横行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版权意识淡薄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利益的驱使下忽视了对版权人权益的维护,使网络扩大了侵权人对权利人的侵害。在此背景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应运而生,正如《条例》第一条所说,其立法目的是”为保护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以下统称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也就是在网络服务提供商和权利人利益失衡的情况下,通过立法维护弱者权益。
通过以上对比不难看出,美国避风港规则的确立是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与权利人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以促进信息产业持续发展为宗旨而产生的。而我国是在后者明显弱势的情况下,出现在以保护权利人利益为立法目的法规中的。立法背景的差异在规则中并没有体现,其中移植的因素显而易见,这也就使得实践中问题的出现不可避免。
我国的避风港规则从美国移植而来,美国避风港规则内容本身的缺陷加之我国立法过程中的不适当变动,使得我国避风港规则难以实现立法目的保护权利人权利。
第一,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并未完全采用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所规定的有关避风港规则适用的一般性条件。《千禧年数字版权法》规定要受避风港的庇护,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之一是“采用并实施了停止为侵权者服务的政策”。该政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采用并公开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对重复侵权者停止服务的政策。如在网站上发表声明,说明在什么情况下会对多少次以上的重复侵权者停止服务;(2)以合理的方式执行这一政策,如建立健全的通知举报制度,包括指定接收侵权通知的代理人,正确的联系方式等,并在知道有某一反复侵权的用户存在时,或者在收到合格的对某一侵权者的多次举报后,停止实施对其的服务。《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虽然规定了几类不同的网络服务提供商适用避风港规则的条件,却没有规定类似于上述条款的一般性条件。这就导致重复侵权行为难以避免,服务提供商经权利人合法通知后对侵权作品进行删除,删除后侵权人可以继续上传,侵权人上传作品的时间要远小于权利人和服务商发现及删除的时间。这就使得权利人权利的保护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处境:服务商有义务按照权利人的合理要求删除侵权作品,可是又不能够保证其所提供的网络服务不再出现同样侵权的情况。在网络服务铺天盖地的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时代里,用户通过无偿的手段获取权利人的智力成果,将严重损害权利人的利益,阻碍知识产品的创作。
第二,避风港规则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通知删除”程序。即在版权人发送“合格的通知”的情况下,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做出反应,移除被指控侵权的材料或者屏蔽对材料的访问,即《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不管是美国的《千禧年数字版权法》还是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都规定了通知的内容,但是实践中对不合格通知界定却存在着争议,如正是由于对不合法通知法律效果的认定不同,导致了案件情况基本相同的环球唱片有限公司等11家唱片公司诉北京阿里巴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雅虎中国网站的所有者)案和7大唱片公司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前一案中法官以雅虎未尽到注意义务为由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而后一案中法官却认为不应让百度承担过度的审核义务为由判决百度胜诉。
第三,通知删除程序中接到通知后应及时对侵权作品予以删除,但是对及时的时间到底是多长我国立法却没有规定。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关于通过《千禧年数字版权法》的报告中建议,不同的技术情形或变化的情况可能需要制定不同的“迅速回复”的时间标准。在某些情形下,第三方侵权者所发布的享有著作权的图片可能在24时之内导致其他用户数以百万计的下载量,在这种情形之下可能要求服务商的迅速回复在4到5个小时之内。相比之下,其他情况也许应当延迟回复时间,比如服务商觉得有必要咨询律师。因情况不同而适用不同的时间标准。而我国却缺少关于这方面的规定,导致的恶果是除部分服务商删除不及时外,更有服务商恶意拖延对通知的审查时间,扩大作品的非法传播范围,侵犯权利人利益,更有甚者如热播影视的权利人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笔者根据以上对比和分析就我国目前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提出相应建议。
第一,避风港规则的适用应以保护权利人权利为本位。正如前文所述,我国避风港规则是在力量对比失衡的情况下产生的,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服务提供商控制侵权的能力日渐增强,而权利人维权的境况却没有得到好转,所以,在适用避风港规则的实践中应当更加注重保护权利人。在法律规定的模糊地带,要多做有利于权利人的解释,在确定侵权的案件中应加重服务商的赔偿标准,简言之,法官应在自由裁量的幅度内适度的做有利于权利人的判决。
第二,对不同情况不合格通知的认定设定灵活的标准。不合格通知是否能够产生法律效力关键在于该不合格通知是否会影响服务提供者对侵权行为的主观认识状态,也就是说,若果该不合格通知虽然没能完全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定,但是并不影响对侵权行为的认定则应判定其有效,反之则可以视为无效。但是,对于不合格通知的也应分情况处理,对于明显属于恶意提供的可以直接判定无效,而对于那些因为权利人疏忽或能力不足导致通知不合格的,服务商应组织专门人员提供帮助和指导,使权利人免于因为法律知识或其他方面知识的欠缺遭受侵权。
第三,及时删除侵权作品要以网络服务提供商不断提高检测盗版为基础。软件检测盗版的能力和水平不尽相同,难以确定统一的标准。但是,可以要求服务提供商安装统一规格的软件,使用先进的过滤技术,以此作为服务提供商适用避风港规则的前提条件。这样既能督促网络服务提供商增强版权意识,维护版权人权利,又能为法院判案提供可操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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