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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是十八世纪在欧洲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是封建主义解体之后的16~17世纪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古代中西方重商政策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古代中西方重商政策比较研究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许多人都认为重农抑商政策是西汉的主导政策,而古希腊、罗马则是商业社会,实行的是重商主义。本文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实际上,西汉也实行了重商政策,而古希腊、罗马也实施了抑商政策,之所以这样做,这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能维护其统治。通过从两者不同的原因、措施及其所产生的不同的效果等方面,对两者的重商政策作对比研究,剖析两者的重商政策。
【关 键 词】重商政策/对比/西汉/古希腊/罗马
古代中西方的统治者面对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从维护其统治出发不得不改变长期以来实施的重农抑商政策,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但两者的重商政策又各有其特色,具体讲来如下:
(一)地理环境对当时中西方的统治者决定实施重商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众
所周知,希腊境内石山居多,水源不足,不但森林覆盖面小,矿藏资源缺乏,而且土地不甚肥沃,可耕地不足土地总面积的1/5,在帖撒尼亚,拉哥尼亚,美塞尼亚虽有些小红土平原,但大多是些贫瘠的土地,粮食产量不高。但同时它却有着优良的港口和金融环境。为了生存的需要,它必须从海外进口粮食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进口金属制品和木材以充日常生活之用。因此,希腊人几乎一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就对海外贸易具有很强的依赖。如希腊本地产谷物不多,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所产谷物也不能补充不足,希腊人每年要从埃及和黑海北部的西徐亚平原等地运来大量谷物在雅典外港拜里厄斯卸下,希腊产的羊毛也不够用,必须从吕底亚,夫利基亚和黑海沿岸诸国输入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城是羊毛的主要市场。
总之,希腊工业原料不能自给,工业原料输入希腊,工业品则从希腊输出,这种情况迫使希腊的上层统治阶级采取重商措施。希腊人为了生存的需要还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殖民地的类型有二:一是农业性,二是海运和商业性的。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重要性,为了确保他们能够自由航行,便在欧亚两岸设立了塞斯托斯,兰浦沙考斯,拜占庭,白林托斯和加尔西顿等殖民据点,以作为停靠港守护站和贸易站。农业性的殖民据点,最初,希腊移民也要从事农牧业,但不久他们就与邻近的国家和部落发生了贸易关系,工商业日趋繁荣,逐渐由农牧业为主的殖民据点演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殖民据点,特别是那些位于道旁和出海口的殖民据点,这种变化更快。
西汉的地理环境是与古希腊、罗马截然不同的类型。中国的地貌是广袤的中原,这种地理环境,同样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观念形态。为了满足自己统治、享乐的需要,他们需要从各地搜刮,所以也采取了重商政策。
(二)在封建社会中,商业的发展受农业生产力的限制,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作为生产力中较为活跃的商品生产必然突破政策的控制。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作为专制主义政府只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必然执行者。西汉经济经高祖、惠帝、吕后时期的经营,逐渐进入恢复阶段,特别是文帝、景帝时期,采纳贾谊、晁错的建议,实行轻谣薄赋、减轻田租,汉武帝征收的商税仅为商贾获利的6%。与此同时,人民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些人抛弃了传统的“礼教”而被本趋末,即“多去文学而趋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求富热潮。他们认为:“富者,人之惰性,所不学俱欲者也。故壮士从军,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灾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理,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1]一些穷人皆“学事富家”,一些读书人则“去文学而趋利”,社会上对商贾的羡慕和追求其最本质的即是“财”和“利”,极大地冲击了封闭形的封建自然经济思想,在这种情形下,西汉政府也只能顺应这种历史潮流,引导人们,从而对商贾采取了“惠商”、“宽商”政策。
为了强国富民和扩大财源,古代西方社会对商业的发展也采取了宽松政策,如希腊人对出口货和进口货只征收从价税2%。为了保证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还建立了强大的海军。
(三)商业资本的发展给国家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中国的封建政权尽管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但封建统治者却不能不依赖于商业资本提供的财政收入。在古希腊、罗马这样的商业国家,财政收入的决大部分更是依赖于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在国家财政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统治者绝没有理由对其等而下之。
(四)西汉政府实行宽商、惠商政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西汉商贾的强大势力强烈地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拟于“一国之君”,连郡国、政府都要向其借贷,人们对其蹑足侧目,由于其经济地位的提高,西汉政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妥协,如废弛商贾之律,开关梁,弛山泽之禁,除罪,甚至入粟拜官。
面对蓬勃发展的经济,古代中西方采取了各种重商措施,其共同之处表现为:鼓励支持贸易的发展。古希腊罗马的贸易活动得到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积极的军事活动的支持:奥古斯都派出一支远征军深入阿拉伯半岛南部,为罗马商人占取了一些最重要的港口;在科普托斯和贝雷尼切之间的沙漠上修通了一条大道,沿途掘井引泉,开设屯或驿站,每队沙漠商队均有罗马官方的武装部队保镖,对于西南绿洲与法尤姆之间的商旅以及法尤姆与埃及之间的商旅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予以保障。
对于尼罗河和各运河上的船只航行,有一支组织健全的河道考察队予以监护,帝国皇帝们还积极为改善航运和港口建设创造条件,克劳狄在奥斯梯亚开筑了一个人工港,尼禄将其加以扩建,图拉真也重修过它,使之成为输入罗马城所需的粮食和其它货物的一个最大的进口港,克劳狄对罗马的海路贸易和造船事业也深感兴趣,尼禄和图拉真曾改过安提阿姆,奇维塔维其亚、安科的诸港。安东.庇护曾修过特拉西港口,建造基泰的灯塔,并对普提奥利港口加以改进,商人的和船主的帮会首先得到了帝国政府的承认、保护和特权。克劳狄曾把某些特权赐给船主和粮商团体中的一部分。“雅典有特别法庭(dicai empoikai)专门处理商务海事案件”[2]。比雷埃乌斯港口和雅典城市的市场各有5位抽签年选的市场监督,以保证货真价实、保障公平交易;粮食市场的零售,要由专门的官员(sitophylakes)负责监督,确保价格平稳,避免有人囤积居奇。
西汉王朝也主张对外贸易,尤其是在汉武帝时,这一政策措施得到了最为有力的支持。汉武帝积极开通西域,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他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结果为西汉政府对外贸易开辟了一条新的,极为重要的陆上通道,即著名的丝绸之路,西汉王朝派使者携带丝绸织物西出远的到达当时属于罗马的埃及亚历山大城,曾廷伟的《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据《三辅黄图》记载,当时长安城藁街设有“蛮夷邸”,属大鸿胪掌管,就是供这些外来的人使用和商人居住的地方。同时,西汉政府为了维护商旅的往来,汉宣帝时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
两者在重商措施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更多的则是相异性:
(一)古代西方主要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减少国家干预。早期罗马帝国时期,除了赋税而外,我们简直找不出政府推行的任何其它经济性措施。奥古斯都在击败安东尼之后,在埃及推行了一些经济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减少国家干预,这一政策被他推广到整个帝国,并为其后继者们所沿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时代是一个贸易几乎完全自由的时期,是一个对私人创业发家机会最好的时期,不管是在共和时期或是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领导下,罗马都不曾承袭过某些希腊化国家,特别是埃及所推行的工商业国有化政策。在意大利的工业受到外省工业的冲击并逐渐落后于外省工业的情况下,帝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意大利的工业。因此,在帝国成立以后,商业情况有日益依循经济供求规律而自行调整的趋势。银行业亦是如此。正是由于罗马政府给予银行以自由,在埃及各城市中才会兴办那么多私人银行。
西汉初期,政府实行了相当自由的商业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可以自由“周游天下”,从事商业贩运活动,到汉武帝以后,西汉政府在总体上对商品经济加强了宏观调控,推行工商业国有化政策、重官商。如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把有关国计民生的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由中央在各地设盐铁官,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国家资本控制盐铁生产的生产流通,此时,中央和地方官多由富商担任。“除故盐铁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3]其实质是国家调节工商业结构,利用国家资料对经济宏观调控是发展商品生产的有效措施,而且还改变了汉初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吏的规定,商人正是由于盐铁官营的政策实施而步入仕途,获取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对于不法豪商,汉武帝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使国家商业资本上升,并不断分割富商大贾的商业利润,加强国家财政收入,维护中小商人和小农的利益,较好地调节了农商比例关系,把商品经济发展引向正常轨道。
(二)古希腊、罗马为了发展商业,采取了推进城市化运动的措施。奥古斯都在东方各省沿袭共和国时期的政策,继续推进城市化运动,在许多村落和寺院土地上建立起新的城市,使罗马帝国成为一个自治城市的联合组织,在西方各省,他不以建立罗马公民新屯市为满足,而是竭力向高卢和西班牙的克勒特人灌输城市生活方式,在阿非利加原先的迦太基国境内恢复城市生活。一世纪时所有的皇帝们都或多或少地推进城市化的发展。克劳狄就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他建置了许多新屯市,使城市化运动在他统治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弗拉维王朝和安东尼王朝,这种发展并未停止,韦帕芬也和其前人一样对城市化运动持积极态度,他对于那些多少已罗马化的行省,特别是那些主要的征兵地区,那些驻扎有罗马重兵的地区西班牙、日耳曼尼亚和多瑙河流域诸行省加速其城市化运动,或是建立新的城市,或是把城市的权利赐给土著的市镇。
而西汉政府则是主张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通过农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汉武帝时采取了均输、平均的财经政策。均输是指由国家统一管理、以便远上之贡,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具体办法是由中央在地方设置均输官,地方应缴纳的贡赋“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即便,而官有利。”[4]要求地方均输官借鉴商贾转贩的经验,将地方所缴纳的贡赋按照当地市价折合为商人所贩运出境的丰饶而价廉的土特产品,再由均输官将这些物品运往价格较高的地区出售,换取中央政府所需求的物资。平均则是指国家利用经济手段管理市场,从市场机制出发,调制市场,其实质是稳定物价,防止富豪巨贾投机囤积,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引起市场混乱,而使市场成为按商品价值规律正常运转的有效市场。
(三)对于商品经济发达的标志之一的货币,古希腊、罗马采取的仍然是自由、放任的政策,虽然有些银行是由市政当局办的,但是银行这种企业同所有其它行业一样,大多数由个人经营。而且,他们的银行已有了现代银行的许多职能,如放款,活期存款和发放信用证明等。
与此遥相对应的西汉王朝,初期由于社会经济尚未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币制紊乱。到了汉武帝时期,封建政权对币制进行了调整,改革币制,把铸币权重新收归中央,禁止私人铸币。在元鼎二年,汉武帝下令成立专门铸币机构,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把先前全国各地所铸铜钱运到京师销毁,统一铸造“五铢钱”,作为法定货币。国家统一铸造的五铢钱,由于质量上乘,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信赖,使货币的职能得以充分发挥,打击不法豪商,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个巨大的推动。
在不同的重商措施下,其效果也明显不同:
1.古代西方在这种自由放任的商业政策下,许多上层官吏也加入到了商品生产者的队伍,周一良、吴于谨主编的《世界通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宗贸易都操纵在大商人的手里,出生于元老的奴隶主,以授产和委托经营的方式,也投资到商业中来。”
2.使得农业商业化。一方面,它使得土地商品化。在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的土地就已归个人所有,柏拉图明确指出:法律允许每个市民随意处置他的财产。另一方面,政府奖励商品农业。例如:梭伦劝告和奖励公民建立葡萄园和果木园。同时,农业商业化还表现为市镇走向工业化。M.罗斯托夫采夫在其著作《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讲:“蓬佩伊这个市镇走向工业化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出现了一种新型住宅,它的四周都环绕着商店,这些商店一部分由住宅主人亲自经营,而另一部分租赁给工匠和零售商贩,似乎从很早开始,各种料子和羊毛衣服就是蓬佩伊的特产之一,这些毛织物有一部分就在本城染色。”
3.重商政策促进了商业的蓬勃发展。当时罗马的许多大商人深入波罗的海、斯堪的那维亚、爱尔兰、北非、东非和西非沿岸,向东与帕提亚、巴克特利亚、中国辗转相通,又从海路同印度到达孟加拉湾,马来半岛,并由此进入中国。M.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意大利那些讲究饮食的人毫不费力地就可以弄到每个季节里所有的primeurs〈新上市的蔬果〉和从遥远地方来的特产。Delicatessen〈美味〉。这也可以看出交易情况是多么发达。他们还用不着专门费力去定购这些东西,有着转为此而开设的大商店,其中储积了大堆这类货物。在奥古斯都时期,意大利在帝国商业生活中占据突出的地位,甚至比公元前一世纪时还要突出。他们的这种重商政策在政治、文化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它推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三等公民也可以当选为执政官,打碎了贵族对这一最高行政官职的垄断。同时,它还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希腊城邦中,凡是维护重商主义的城邦,文化教育事业都很发达。雅典的卫城是冠于希腊城邦的一个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博物馆”。雅典城邦的富裕和宽松自由的民主环境,还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如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但由于重商政策的实施,使得贫富分化、奢侈之风盛行,社会矛盾十分严重,最终导致了罗马共和国的覆灭。
对西汉政府而言,重商政策的实施引起诸多社会变化。
1.导致了西汉社会人们思想的转变,普通百姓也逐渐改变观念,掀起了整个社会的“求富”热潮,形成了喜好商贾的民俗同一性。波及封建王公贵族,如吴王刘濞等亦参加其中,同时还使得官商勾结,大贪官王根不但接受商人巨额贿赂,他还在第宅中设立西市,自营商业。故有人指出:“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5]官吏经商和商人做官,使非法商业活动借助于封建政治特权而通行无阻。
2.促进了西汉王朝的商业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商人阶级,他们有的“周流天下”,有的“废居居邑”;商品范围之广泛,“用事童仆”数量之大,市场之繁荣,是当时世界上其它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就连在军屯驻屯的地区还设有“军市”,如《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冯唐的话说:“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赏士卒。”
3.西汉的海外贸易更发达。汉代的对外贸易分官营和私营两种,而准许私人参与海外贸易是古代“重商”的重要特征之一。汉代政府经常派使团到各国进行贸易。如汉武帝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除丝绸之路外,还有和南方领海诸国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海外交通的都会是番禺,船由合蒲郡徐文县出发,大约可到达马来半岛,斯里兰卡和印度。同时,外国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国,他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来广州贸易,一种以“贡献”为名向皇帝贡土特产,换取远大于所贡的赏赐。
4.商业大都市的出现。秦朝为削弱地方势力,曾采取隳名城的措施,加上秦末战争的破坏,城市比较萧条,汉初,对名城进行修复,而后,由于商业的发展,大大小小的商业都市遍及全国,并且形成了号称“五都”的全国性商业大都会,即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然而商业的发展,也造成了社会贫富不均,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1]史记.货殖列传[M].中华书局,1959.
[2]P Garnsey.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Response to Risk and Grisis[M] Cambridge,1988:139.
[3]汉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62.
[4]汉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62.
[5]晋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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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时间观念来自何处? 简单地回答,来自人类观察感知到的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然而泛 泛地谈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只涉及到运动过程中的时间或运动速度中的时间。这样的时间流程是模糊不清的,难以分段和计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时间观念的解析及中西传统时间观的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何谓“时间”?时间的所谓“本质”是什么?何谓“时间意识”或“时间观念”?它们的所谓“本质”又是什么?这篇文稿并无这样的意图,对诸如此类既古老又“纯粹”的时间哲学问题进行求索和提供答案。
本文将集中研究以下几组同时间哲学有联系的理论专题。第一组是与人的“时间观念”相关联的理论专题。其中包括:如何“还原”出时间观念的问题;时间观念中的时间样式的划分 问题;时间观念形成的渊源问题;时间观念中的时间维度问题。附带说一句,此处提到的“ 时间观念”是超地域、跨文化的,对任何民族均一视同仁。因此,它可以为研究和比较中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观奠定一个普遍适用的理论基础。? 第二组理论专题是:首先纵览中西方时间观的概貌,然后分别介绍中国和西方传统哲学中的 几种有代表性的时间观。其中包括三个理论专题:
(1)综述中西方哲人对时间观念作出的 不同解释。
(2)综述中国传统哲学中从《易经》开端的某些学派的时间观,这个专题主要 涉及先秦时期的《易经》、儒家(孔子和孟子)、道家(老子和庄子)、墨家和《易传》中独具特色的时间哲学及其时间观,力求做到“见一斑而窥全豹”。既然只见“一斑”,战国后期的“诸子”,两汉以降的董仲舒、王充、魏晋玄学、中国佛教和宋明理学……的时间哲学及其时间观皆付之阙如。至于设定超越时间之流的时间观,如董仲舒所云“天不变,道亦 不变”的“天道不变说”的超时间观,又如《大乘起信论》标榜的“一心二门”论,其中涉及与“心真如门”相关的“真如不生不灭”的超时间观,由于篇幅所限,不得不或者割爱或者点到为止。
(3)综述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某些类型的时间观,重点介绍延续两千余年从柏 拉图、亚里士多德经圣·奥古斯丁到牛顿、康德等为数不多的几位先哲的时间哲学。比方说,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教哲学涉及的某些时间问题,例如,是上帝在现成的时间流程中创造世 界万物?还是上帝既创造了世界万物,又创造了用来创造万物的时间流程和万物演变的时间流程?均在略加点染之列。
第三组理论专题是:对中国和西方传统哲学的时间观中几个发人深省的方面作一些对比研究 。笔者概括出了以下五个方面:
(1)观察时间与体验时间;
(2)时间之“体”与时间之“ 用”
(3)依存时间(相对时间)和纯粹时间(绝对时间)
(4)实在性时间和非实在性 时 间;
(5)线行性时间和周行性时间。要作两点说明:其一,为了设定以上五个可资对比的方面,笔者不得不自创了一组同中西方时间哲学有关的术语。
其二,中国和西方传统哲学中 各自的时间观的独特之处远不止以上几个方面,笔者不过是列举出其中的较为醒目者而已。
一、事象世界及其时间流程
时间是流动不已的。时间之流总是事象的运动变化中的时间之流。换言之,事象世界的动态 过程或行为过程中蕴涵着时间进程。既然探讨时间之流的问题牵涉到事象及事象世界,所以有必要对后者作一些简要的说明。所谓事象,包括有形体之象的各式各样的物体,有相状之 象的声音、气味、味道、硬度、温度、湿度等等,有动态之象的位移、运动、变化、发展、动作、姿态等等。凡事象皆有形象,都是可观察感知的。(参见拙文《事象·关系· 过程--兼论“物”、“心”和“人”》,载《思想战线》2001年第5期。〖ZW)〗从某种事 象哲学的视域去审视, 即可认定,事象及其形象均为“合成性”的,因此有可能在事象哲学的视域中对它们作出相应的“分解”。同理,从上述事象哲学的视域去审视,还能认定,事象世界内的时间之流也是“合成性”的,对任何样式的时间进程也能进行相应的“分解”。分解事象世界内的各种时间之流,需要寻找一组既相关又合适而且可操作的术语,笔者选择了胡塞尔在阐释现象学 方法时创立的“悬搁”、“还原”、“剩余”等可操作的术语。应该作一点声明:当我使用此类术语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离开了胡塞尔赋予它们的原义。?
事象及其形象在事象哲学层面上的分解可以采取几种方式,其中的一种方式只涉及事象的可 观察感知的形象。运用这种方式可将事象的形象中属于或被称为“物象”的方面“悬搁”起来,“剩余”的则是属于或被称为“实象”或“映象”的方面。倒过来讲,将事象的形象中属于或被称为“实象”的方面“悬搁”起来,“剩余”的就是属于或被称为“物象”的方面。打个比方,如果事象及其形象是个硬币,其一面是“物象”,翻过来,另一面就是“实象 ”。说到底,“物象”、“实象”云云,不过是同一形象的两个不同的“显示面”或两种不同的“说法”而已。?举个例子,被我们叫做“书桌”的那个事象有形体之象,桌面是长方形的,有四条桌腿…… 如此种种,从一个方位去审视,这里有一个名为书桌的事象及其形体之象的“物象”,至于它又是视觉之内的“实象”就不作考虑了(已经“悬搁”起来了)。换一个方位去审视,我们看见了一个名为书桌的事象及其形体之象,在视觉中有一个关于书桌的形体的“实象”,至于这个“实象”是否来自它之外的“物象”则勿须过问了(已经“悬搁”起来了)。
对事象世界内蕴涵于各种形象中的时间之流,也可运用上述方式作出相似的“分解”。还记得古希腊哲人赫拉克里特说过的一句名言:“你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河水中的水是不断更新的”。其理由是,一切都在变动,河水也潺潺流动,第二次涉足的河水不 再是第一次涉足的河水了。河水流动暗示时间流动,时间流动潜藏于河水流动之中。时间之流像河流一样滚滚向前,因此第二次涉足的时间段已经不同于第一次涉足的时间段。流动的 河水之象以及相关的时间之流,从一个方位上讲,它是“物象”中的时间之流。
换个方位讲,它又是赫氏观察感知着的“实象”中的时间之流。其实,事象的形象中的时间流程在传统 的本体论意义 上是“中性”的。区分“物象”中的时间流程和“实象”中的时间流程,区分“客观时间” 和“主观时间”,不过是按照事象哲学的要求,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同一个事象世界及其形象中的时间流程而已。这种区分并不包含传统的“唯物”或“唯心”之类的本体论或认识论的预设或承诺。之所以对“中性”的时间流程作出上述区分,是因为笔者筛选了“实象 ”中的时间流程作为思考与时间有关的哲学问题的基石。?感觉知觉的“实象”经常潜入记忆之中,在回忆活动里转化为与“实象”对应的“心象”。
同理,“实象”中的时间流程也经常转化为回忆中的与“心象”相关的时间流程。“实象” 和“心象”中的时间流程,再加上想象着和思考着的时间流程,构成了“时间意识”或意识到的时间流程。时间意识经过提炼、整合萌生了“时间观念”。时间观念是笔者选取的研究某些时间哲学问题的起点和支点。古今中外的哲人直接面对的是自己的或他人谈论着的时间 意识或 时间观念,然后推演并建构他们的时间观和相应的时间哲学。正因为如此,由事象世界中的时间之流“还原”而成的时间观念,同样可充当对中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观进行比较研究的起点与支点。
时间观念中的时间样式的划分,是我长期反复思考的有关时间哲学的理论问题之一。我考虑 的是,最基本的时间样式到底是二分的、三分的、还是四分的。“二分法”是研究者对时间样式进行分类的最常见的模式。麦克塔嘉特(J?M?E?Mc Taggart,1866~1925)的模式 颇 有代表性,他提出将时间划分为A系列和B系列。时间的A系列以先后为标志;时间的B系列以现在、过去和未来为标志。这样的“二分法”模式颇有道理,而且简便可行。不过,此等时间流程的二分模式,尚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我也考虑过“三分法”的问题,这就是自然时间、人文时间和心理时间。物理时间推广一步就是自然时间;人文时间的核心部分是历 史时间;心理时间的核心部分是体验时间。把上列时间划分的“二分法”和“三分法”模式结合起来,不难形成如下的看法:所有的时间流程都有个先后的问题。心理时间或体验时间 ,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除了有个先后问题之外,还包括有“现在”、“过去”、“未来” 的问题。? 何谓“物理时间”、“人文时间”和“心理时间”?在何处起步去划分时间观念中的三种时间样式?用什么方式才能在时间观念中凸显出这三种时间样式?回答上列问题之前,先讨论 另一组更具有基础性的问题。
? 前文已经谈到,事象哲学认定,事象或事象世界是“合成”的,因而可以进行“分解”。另外还谈到,用某种方式将事象的形象分解为“物象”方面和“映象”或“实象”方面,是切实可行的。 除此之外,还能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对“合成”的事象或事象世界进行有别于前一种方式的“ 分解”。
二者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种方式针对事象的形象,第二种方式直指事象本身。运用第二种方式对事象进行分解必须设立两个前提:其一,任何事象或整个事象世界都是由“物 ”的要素、“人”的要素和“心”的要素化合而成的,所以有可能从事象或事象世界内分解出物理事象、人文事象和心理事象。其二,对三类事象的“悬搁”与“还原”,仅仅涉及审视方位的转换,而勿须作出传统的一元论,二元论或多元论的本体论预设。(为了节省篇幅 ,有关如何分别“悬搁”与“还原”出三类事象的过程问题,姑且存而不论。)?前文亦曾谈到: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同样是“合成”的,同样可以进行“分解”。现在有条件来讨论本节开头部分提出的问题了。根据刚才列举的两个前提,我们也能按第二种方式对 进入观念中的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进行“分解”,分解出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心理时间或体验时间。“分解”的步骤可作如下的简述。
其一,将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中的物理时间和人文时间“悬搁”起来,不加考虑,可“还原 ”出心理时间,即心理事象中的时间流程。时间观念中的心理时间是时间哲学或心理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所谓心理时间大体上涵盖以下几个方面:⑴感知到的与“现在”有关的时间流程;⑵回忆中的与“过去”有关的时间流程;⑶预期中的与“未来”有关的时间流程;⑷ 想象中或思考中展现的时间问题。
其二,将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中的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悬搁”起来,不加考虑,可“还原 ”出人文时间,即人文事象中的时间流程。时间观念中的人文时间是时间哲学或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所谓人文时间大体上涵盖以下几个方面:⑴人的行为或人的实践活动中含有 的时间流程;⑵社会生活、历史发展和人生经历涉及的时间流程;⑶人的说写活动谈论着的时间问题。?
其三,将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中人文时间和心理时间“悬搁”起来,不加考虑,可“还原” 出物理时间,即自然事象中的时间流程。时间观念中的物理时间是时间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重
要研究领域。所谓物理时间大体上涵盖以下几个方面:⑴物体运动的时间进程;⑵光、电磁、热量、声音等等物理事象的辐射或传播涉及的时间进程;⑶生物进化、地质演化、板块漂 移等等自然事象含有的时间进程。? 不论是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不论是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不论是心理时间或体验时间,都有个怎样分段和如何计量的问题。或者说,都有一个以什么为划分标准?以什么为计算单位 ?对时间流程进行分段和计量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还有一种作为时间段落划分和数量计算的时间样式。这个时间观念中的第四种时间样式可以叫做计量时间或标量时间。我们日常运用 的年、月、日、时、分、秒等等,都是计量时间或标量时间。自然时间和相关的物理时间、天文时间,人文时间和相关的历史时间,心理时间和相关的回忆过去的时间、展望未来的时 间,无一不需要用标量时间来分段或计算。因此,我又倾向于观念中的时间样式的“四分法 ”:(1)标量时间,(2)自然时间(含物理时间和天文时间);(3)人文时间(含历史时间和 人生历程);(4)心理时间(展望未来和回忆过去)。
人的时间观念来自何处? 简单地回答,来自人类观察感知到的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然而泛 泛地谈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只涉及到运动过程中的时间或运动速度中的时间。这样的时间流程是模糊不清的,难以分段和计量。原始人或上古人几乎不可能从这种模糊不清和难以计 量的时间流程中形成明确的时间观念。严格地讲,人类的时间观念主要来源于观察到的自然运动(含天体运动)和人文运动(含历史进程)的有序性,来源于此等有序运动的节律性或 律动性。可观察感知的事象世界的有序性运动及其周而复始、循环渐进的节律或律动,才是人类形成时间观念的真正源泉。? 人人都可以在观察中印证,有些事象的运动是有秩序和有规则的。在有秩序和有规则的事象 运动 中,又不乏有节律的律动或脉动。
在节律化的律动或脉动中,每一个环节都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比方说,人们观察感知到的世界之内,太阳一起一落,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 周而复始。视域中太阳运行的起落是有序的、节律均匀的。人类就把太阳每次升落、无限循环往复中的每一往复的环节叫做一天、一日或一昼夜;“天”、“日”或“昼夜”就是太阳在空间运动中的一次循环或一次往复。每一天或每一日,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移动同样是均 匀有序、节律分明的,于是,人类又把一天划分为早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和夜间。又如,春、夏、秋、冬自然物候的运动变化也是均匀有序的,同样是节律分明的。人类把物 候的每次显著变化和下一次物候变化之间的时间流程划分为季节。春、夏、秋、冬四季合起来也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一个四季过去了,又来一个四季,每个四季合成一年。在一 个四季之中,从居住在北半球温带地区的人看来,太阳有时候偏南,有些时候当顶或基本当顶。太阳在天空中的“偏南”和“当顶”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其有序性和节律性是显而易见的。太阳如此这般地循环一次,就称为一年。再如,月亮在人的视域中运行和变化,从圆 到缺,从缺到圆,从盈到亏,从亏到盈,从朔到望,从望到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也是均匀有序、节律分明。
从一次月盈到另一次月盈,从一次朔到另一次朔,凭着观察月亮运动 变化的秩序和节律,节律中的一次周而复始,人们把它叫做一个月。? 把年、月、日联系起来就形成了标量时间中的历法时间。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历法和历法时间。一年划分为12个月或10个月,1个月又划分为30日、31日或29 日(阳历的2月份除外)。年、月、日这种历法时间已成为最基本的标量时间。中国传统的历法,把60年定为一个甲子。西方中世纪之后的历法则把一百年叫作1个世纪。古今中外为 了计时的方便,还进一步把每日划分为若干时辰或小时。在中国传统的计量时间观念中,把一日划分为12时辰。在西方传统的计量时间观念中,则将一天划分为24小时。在小时之下, 根据需要又划分出分、秒、毫秒和微秒,等等。? 自然时间中的物理时间是用标量时间去计算的。标量时间可用来计算物体运动的速度或加速和减速。物理学家总是用小时、分、秒等等标量时间使运动的速度全部量化。自然时间中的 天文时间,也是用标量时间去计算的。例如,光运行一年所需时间可用“光年”来量化,天文学家还用“光年”来计量恒星、星团、星系、星系团……相互之间的距离和它们与地球 之间的距离。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当然也需要依靠标量时间或历法时间去分段,去计量。
中国古代,从《春秋》三传开始,就是以年、月来划分和计算历史时间的,形成了世 界上最古老的编年史之一。在古希腊同样出现了以年为计量单位的编年史,如《希波战争史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等。心理时间或体验时间,除非不分段,若要分段,也离不开标量时间或历法时间。打个比方, 我回想一下,昨天做了哪些事。我记得那件事发生在十年前,发生在1991年的10月份。又如 ,我计划明天下午去参加那个会。我期待着明年的生活会过得更充实。总之,自然界的时间 流程或天文时间、物理时间等,人文领域的时间流程或历史发展、人生经历等,心理活动的时 间流程抑或回忆往昔,期待来者等,只有经过标量时间的标准或规范的处理,各种样式迥异 的时间流程才能得到比较精确或明晰的量化与区分。
人人都关心时间问题,人人都具有某些时间观念,人人都以为他对什么是时间了如指掌,并 能作出明确的回答。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进化论者、地质进化论者,都牵涉到时间问题。人文科学家,尤其是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更是处处要引入时 间观念。心理学家、思维学家,也需要研究心理活动和思维活动涉及的时间流程。上述学科的研究者大多认为,他们熟知所研究的领域中的时间问题。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更是从不同 审视方位对时间哲学(即专门研究有关时间问题的哲学)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形而下或形而上的思考。不可否认,研究时间哲学是哲学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什么是时间?表面看来,很 好回答,若加深究,就会感到极难回答。正如大家所熟知的奥古斯丁的一段名言:“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便茫然不解了。”(奥古斯丁:《 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2页。)
自然时间,特别是物理时间,只过问物理事件发生的前后问题,物体运动或能量运动其速度 中的时间问题。也就是说,只涉及到A系列的时间,而不涉及到B系列的时间。物理现象的观测和实验是可重复的,物理世界大约没有“现在”、“过去”和“未来”的问题。自然科学中的生物进化史和地质演变史,虽然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生物进化和地质演变中的“现在 ”、“过去”和“未来”的问题。然而,他们不会去追问:“现在”意味着什么?“过去 ”和“未来”又意味着什么?人文科学研究者,如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等,当然关心各种历史过程,文化模式或社会形态的过去、现状和将来走向,不过,他们也未必对“ 现在”、“过去”和“未来”作出哲学的研讨。心理学或思维科学,虽然关心指向过去的回忆活动,或针对未来的期待活动,然而此等学科,一般也不会对“现在”、“过去”和“未来”作哲学的解析。?从人文的角度和心理的角度都能观察和体验到“现在”、“过去”和“未来”,都能确认三者之间的联系和三者之间的区别。空间有三个维度,即长、宽、高。其实,时间也有三个维 度,这三个维度就是“现在”、“过去”和“未来”。离开了时间的三个维度,就谈不上时间流程和时间观念。
人文时间和心理时间都有个“现在”、“过去”和“未来”的问题。就人文时间中的历史时间而言,可以划分出古代(包括上古、中古和近古)、近代和现当代的 时间间隔。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不但涉及“过去”和“现在”,而且还提到“未来”。比如说,此等学科都对历史、文化、社会的未来有所预期或进行预测。新兴学科“未来学” 更是以预测时间进程的“未来”为己任。就心理时间而言,“现在”往往同当下、目前、此刻的观察感知活动和生成的映象等相联系。心理时间的“过去”往往同回忆、回想、回顾、怀念或缅怀之类的心理状态或心理活动的意向性对象有关联。心理时间的“未来”又同预测、期待、期望、企盼、展望、憧憬,甚至预知、先知等心理活动的意向性对象息息相关。( 本文将书稿纲要中有关探讨“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哲学内涵的部分全删除了。)
五、时间哲学的面面观
时间问题,有关时间流程中的哲学问题,是古今中外历代哲学家都很关注的问题,是哲学界 历久而弥新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或道德哲学家,无论是儒家或是道家,还是墨家或法家,都对时间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也对时间问 题或时间哲学作了多侧面的阐释。古印度婆罗门教的哲学和佛教的哲学,魏晋以降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古希伯来的犹太教哲学,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对时间问题或时间哲学同样 是倍加关注,各抒己见。中国的宋明理学,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更是把时间问题视为重大的哲学课题。西方近现代的自然科学家、自然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 ,对时间问题和时间哲学怀有强烈的兴趣,作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探索。
古往今来,中外历代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家也在各自的创作中展现了自己的时间观。? 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涉及形而下的、经验性的即事象领域中的时间问题。这样的时间, 毫无疑问依存于人们经验着的万事万物,依存于自然事件、生活事件和历史事件,依存于整个事象世界。这样的时间,只能是相对性的时间和依存性的时间。热衷于本体论和形而上学 的哲人们,当然不会满足于此,不会满足于只对时间流程作出相对性和依存性的解释。不少哲学家都竭力追问时间的本质是什么?时间的本原是什么?时间的本体又是什么?除了自然 界和生活中的相对时间之外,有没有超越性的绝对时间?在计量时间和历法时间的相对标准外,有没有衡量一切时间的绝对标准?一句话,这些哲学家认为必须把时间流程或时间观念 划分为形而上的时间和形而下的时间。因而他们十分关注下列问题:怎样出离于形而下的时间领域?能否以及如何营造时间哲学的形而上学?他们还坚信,形而上的时间哲学能够揭示 时间的本质,追溯时间的本原,确认时间的本体。
惟有形而上的时间才是绝对的时间,纯粹的时间,本质的时间。惟有形而上学的时间,才是绝对真实可靠的,绝对确定无疑的。反之 ,形而下的时间,自然界的时间,日常生活中的时间,社会历史的时间,只能是相对的时间,依存的时间,非本真的时间,只有相对的真实性和确定性,甚至可能是模糊不清,虚幻不 实的。? 有些哲学家和多数自然科学家、自然哲学家,标榜客观时间和物理时间。另一些哲学家和不少宗教哲学家,则张扬主观时间或心理时间。以西方哲学为例,前者以亚里斯多德为代表, 后者以圣奥古斯丁为代表。前者十分重视对外在时间、显性时c涞目疾煊氩?汀?凸鄣奈锢?时间一般都与空间相关联,与物体的空间性运动相关联,因此也可以称之为空间化了的时间。
这类时间,一般地说,都是可计量的,可量化的。至于主观时间或心理时间,则另是一番 面目。它们是内在的时间,隐性的时间。它们是“表象流”或“意识流”中的时间流程,只能凭体验和领悟去把握。一般地讲,主观时间或心理时间同外部物体的运动和物体在物理空 间中的位移,并无直接的关联,所以是非空间化的时间。进言之,主观或心理时间是难以计量、难以量化的,至少不能精确计量或精确量化。? 中外历代的哲学家,对时间的延绵性、连续性抑或间隔性、中断性展开了而且不断进行着激 烈的争论。有些哲学家强化时间的延绵性和连续性,他们认为,时间之流是延绵不断、连续进行的时间流程,没有间隔,也不会中断。与此相反,也有些哲学家强化时间流程的间隔性 和中断性。他们认为,所谓延绵的时间流程或联贯的时间流程,是由一个个无限多的“刹那 ”、“瞬间”或时间之“点”连缀而成的。前者关注的是时间之流,后者关注的是时间之“ 点”。
时间的可逆性与不可逆性,以及时间的可重复性与不可重复性,也是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 问题。西方传统的物理学和经典力学,认为物理时间是可逆的、可重复的。与此不同,生物进化论出台后,它所描述的时间有确定的前进方向,是不可逆的,不可重复的。相对论所描 述的时间,即同光的运行和光速相关的时间,是有方向性的,不可逆转不可重复的。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则具有千古一贯的特性,古今中外的哲人从来认为,此等时间流程,有确定 的方向与箭头,不可逆转、不可重复。因此人们常说“人生一去不复返”,“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心理时间是否可以逆转,可以重复,历来是个疑问。回忆和追思一类的意识活动,能把过去“在场”和“即时”的事件“拉”回来,使它们进入现在,在当下的追忆活动中 “在场”和“即时”。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可以把回忆、追思、缅怀等意识活动中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看成是可逆的、可重复的时间。
六、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时间观
中国传统的时间观,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历法时间与历法观。西方传统的时间观中,也有一套很有特色的历法时间与历法观念。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涉及中西方的天文学和历法学, 而同中西方时间哲学中的核心部分关系不大,所以置而不论。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哲学从主流上看,侧重于研究同自然界和宇宙万物相关的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中的哲学问题。中国 传统哲学中的时间哲学从主流上看,偏重于研究同社会生活和人文领域相关的人文时间和历史时间中的哲学问题。? 阐释中国哲学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应当追溯到《易经》这部古籍。我以为,诞生于西周初 年“成康之世”的《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哲学的一个独立的源头。它早于儒家和道家的问世,儒家和道家都从《易经》中吸取了思想和养料。因而,《易经》不 能被说成是专属于儒家的经典,抑或专属于道家的经典。历代的专家对《周易》的书名作了不同的诠释,指出“易”有三义,其中的一个含义是:“易,即变易也。”
“变易”就是运动、变化,其中包含着时间的流程。专家们对《周易》中的“周”,也众说纷纭。“周”既可以指“周朝”之“周”,也可指“周流”之“周”。从“周”即“周流”出发,它告诉人们:事物和生活的变易是周流不已的。像“变易”一样,“周流”中也蕴含着时间之流程,蕴含着时间周而复始之流程。撇开“卦” “爻”符号不谈,仅就卦、爻辞而论,大多是一 些占卜、算卦即预测今后将会怎样的记录。正如朱熹所说的:“《易》,卜筮之书也。”作为卜算和预测记录的卦、爻辞,其间包容了中国上古人朴素而丰富的时间观念。既然是卜算 或预测,当然是卜算或预测“未来”,这里边已经有了关于时间流程的“未来”的观念。《周易》的作者群体非常关心未来的情况,尤其是未来将会发生的事件。卦爻辞记录的是一些 与社会生活、人生经历相关的内容。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祖先关心的是人世和生活的时间,关心的是人文领域中的未来。? 卦爻辞中不断出现“吉”、“凶”、“有吝”、“无吝”、“有咎”、“无咎”、“悔”、 “无悔”等字样。这些字样都用来预测未来,预测人文领域中人们的行动或所做所为指向的未来,以及未来可能的遭遇,包括吉凶或有吝无吝等等正反两面的功利意义和价值取向。
它 再次证明:从殷周时代起,我们祖先关注的是生活的时间流程和人文事件的未来走向,关注的是未来的功利内涵和价值内涵。不少卦爻辞记录了周成王和周康王时代的历史事件,以及 成康之前商代和殷周之际的历史事件。并用这些历史事件已有定评的有吝、无吝、有咎、无咎的功利性或价值性,来预示或测算现在发生的事件,以及它对未来的吉凶之类的功利性或 价值性的取向。从上述卦爻辞中还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周初的人们已经有了“过去”的和“ 历史”的时间观念。这些观念,都是有关过去已经发生的往事或历史事件的观念,都与人文时间息息相关。不仅如此,这些卦爻辞中还暗示着周代初期的人们已经萌生了“以史为鉴” 的思想,有了后人所说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的雏形。
《周易》的时间观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维和传统时间观的影响,可谓大矣深矣。中国传统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向来认为,所谓时间就是指依存时间而言,即依存于社会生活或人文 事件的时间。它非常关心时间流程中的“现在”、“过去”、“未来”的社会生活和人文事件,以及相关的价值或功利的意义。这种时间观或时间哲学很重视时间的“未来”,很重视预测个人、家庭和社稷的“未来”。也很重视时间的“过去”,很重视个人、家族和国家的历 史,于是,“以史为鉴”成了一句格言。上述种种中国传统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的形成与发 展,从渊源上讲均来自不朽的名著──《易经》创立的时间观念。?沿着《易经》开了头的探索时间奥秘的思路,儒家、道家、墨家以及诸子百家,均创立了各 有特色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建构了许多描述时间流程的术语或概念。“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在这句话中提出了“逝”的概念。
“逝”,就是时间的流逝。从表面看,这是作为自然事象的河水在时间进程中流逝。深入一层就不难看出,它涉及的 却是人文时间的流逝。“逝”,暗指人生的流逝,人的生命的流逝。依存于人生和人的生命等人文事象的人文时间,同样是川流不息的,像河水一样不分昼夜地流逝着。? 老子创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发生论的时间观,还提出了时间的“周而复始”的命题。他发展了时间流逝的概念,认为依存于万事万物的时间是周流的、周行的。在周流、周行中,时间之流总是循环前进,往复不已,经过每一次循环又重新开始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个时段中,在每一时间段落的循环圈中,时间之流有个开始,也有个终结。就终结又成为新的开始而言,时间进程是无限的。“周而复始”意味着,从时间的一个循环圈到时间的另一个循环圈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在老子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中,一方 面,时间之流是周行循环,有始有终的。
另一方面,周行或循环不断进行下去,时间又是无始无终的,于是时间有了自己的无限进程。? 庄子丰富了时间的“周流”和“周而复始”的哲学思想。他从“顺其自然”的哲学理念出发,进一步创立了“安时”的概念。人应当顺应其自然而然的生命历程,还应当安于蕴含在人 生历程中的自然的时间之流。孔子提出:为人处事必须在矛盾的双方或事象的两端之间“执其中”,即“执中”的思想。《中庸》在“执中”的前提下,进而标榜“用中”的思想。所谓“用中”,就是利用矛盾的两端,不偏不倚地“用其中”。孟子又在“执中”和“用中” 的基础上,提出了“时中”的思想。“时中”的“时”就是指时间而言。准确地讲,这个“ 时”,有“顺时”和“适时”的含义。也就是说,要顺应时间的进程,要抓住时间进程中适当的时机,“执中”和“用中”应当有个适时性,有个时机感。强调“时机感”、“时运感 ”和“适时性”,是中国传统的,尤其是儒家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 “安时说”和“时中说”涉及的时间哲学问题,后文还要详加论述。)
据许多专家考证,《易传》诞生于战国中晚期。《易传·系辞》的上篇和下篇,提供了一套 比较完整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易传》或《十翼》是一部阐发《易经》的著作,它吸纳了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思想。此处不可能对《易传》或《系辞》的时间观作全面的诠释,我只想 就“生生之谓易”和“一阴一阳之谓道”作一点简略的说明。“生生之谓易”,意思是,变化发展就意味着万事万物的生生不息。从时间哲学或时间观上看,变化发展是在时间过程中 进行的,这样的时间过程同万事万物的发生、萌生、创生是一脉相承的。既然时间流程依存于事 象世界中的各种事象发生、萌生和创生的过程,因此,时间过程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 系辞》把发展变化的时间过程同宇宙的生命、历史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接上了轨,把时间流程和生命流程合为一体。这样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即“生生不息”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也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中国传统的时间哲学和传统时间观的另一个特色。
从周幽王时代的史伯 提出“阴阳对偶”的概念以降,中国传统的时间哲学中的阴阳观和时间观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一阴之阳之谓道”,意思是,阴和阳相对相关的矛盾运动是最基本的运动过程和运动规律。换言之,一切运动变化的时间过程,都依存于“阴”和“阳”这两个矛盾方面的相斥相济 、此起彼伏、相互消长的过程。“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命题也把时间看成是依存时间,把 时间的流程视为阴阳消长的过程。这个命题同样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的特色之一。? 墨子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也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墨经》中提出“久”这个独树一帜的时间概念。《墨经·经上》写道:“久,弥异时也。”“久”,通于“宙”,都是指时间流程的悠久和无限。这句话的意思是:“久”这个时间概念,是从事象的变化过程中有先后秩序 概括出来的。《墨子·经上》还写道:“……久,古今、且(旦)莫(暮)。”意思是说,
“久”(时间)包容了古往今来和朝朝暮暮。(参见方孝伯:《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 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墨子对跨越于人文事件和自然事件的高度 概括的时间进程作了全面的界定和阐释,此等时间观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并不多见。正因为墨子的包括其时间观和时间哲学在内的理论模式是独特的,所以在战国时代,曾经一度是显学 的《墨子》及其时间哲学,自秦汉之后的两千年来,却成了长期被埋没的“隐学”。直到清末民初,由于西学东渐,《墨子》才从沉沦中获得了新生。
? 讨论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时间观,决不能撇开中国历代的史籍中提供的同历史相关的时间观和 时间哲学。早在春秋初期,孔子著《春秋》一书,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是一部历时性的按编年秩序撰写的史书。解释《春秋》的三传,《左传》、《公羊》和《谷梁》也是有清晰 的历史时间秩序的编年体史书。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以及后来的《前汉书》、《后汉书》等等,虽然将编年体改为纪传体,然而在纪传史书中,每一篇有关帝王将相及其他历史名 人的本纪、世家和列传,无例外地都是按年代顺序编撰而成的。人们常说:“中国是史书的天国”,不妨补充一句,中国也是十分重视历史时间的“天国”。?中国化的佛学也有一套独具一格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一方面,从印度佛教中引来了“刹那 ”这一概念。“刹那”是指极短的时间间隔,也可以指时间的最小单位。“刹那”或“一刹那”这类概念是用来表明时间之流有间隔,时间之流是由无数“刹那”组成的。中国化的佛教更强调时间的延绵性。比如天台宗经常说:“一念三千”,在“现在”的“一念”之间,可以把三千世界都呈现出来。天台宗又强调:“念念相续”,这就是说“现在”的“一念” 和“过去”无数的“一念”、“未来”无数的“一念”,是相续的,延绵不断的;
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谈论的时间大多是相对的时间,即社会生活或人文实践中或长 或短、忽快忽慢,可以相互比照的时间流程。这样的时间流程,均为依存的时间流程,依存于社会、历史、生命的时间流程,依存于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和时间哲 学(佛教的时间观和时间哲学除外),一般都肯定了历史上的和生活中的这一类形而下的相对的和依存的时间,具有实在性和真实性。到了“五四”前后,由于受西方哲学的熏陶,现代新儒家如冯友兰等人,才力图建构时间的形而上学。冯友兰将世界分为两个层面:形而上 的“真际”世界和形而下的“实际”世界。“真际”世界的时间或形上的时间,才是本体性和绝对性的时间,至于“实际”世界中的时间,只能是非本体的、现象界的时间,只能是相 对性的时间。可以肯定地说,冯友兰的时间观或时间哲学,接受了西方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上学时间观的影响。?
七、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观
西方传统哲学家把主要的视线投向另外两类时间样式和时间系列,一是自然界的物理时间,二是精神生活中的心灵时间或心理时间,前者是主导方面。重视自然科学的哲学家或自然哲 学家,经常关注前一类时间样式;重视人文、心灵的哲学家或宗教哲学家,则经常关注后一类时间样式。前者发端于亚里斯多德,亚氏前的哲学家包括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虽然也 触 及到了时间问题,但并未作全面而深入的研讨。后者肇始于奥古斯丁,在奥氏之前,很少有哲人专门研究生活中的心理时间。?
就前一时间系列而言,亚氏明确指出:“时间是对运动的量。”意思是说, 时间是个自然哲 学和物理学的概念,它的实质是对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移的计量。用后来的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说,时间是物体运动速度的量化。不难看出,物理时间是空间化了的时间,是一种关于物体 运 动和运动速度的量化时间。西方近代经典力学的奠基人牛顿继承发展了亚里斯多德的时间观,干脆把时间视为与空间化的物体运动、运动的速度和加速度相联系的计量标准。不过,牛 顿不满足于仅仅确认物理世界只具有相对意义的形而下的自然时间和物理时间,他进而提出了形而上的绝对时间。绝对时间是一种永远匀速地进行的时间流程,它是一切物理时间的本 源和本体,又是衡量一切物理时间的绝对标准。
牛顿前后的自然科学家或物理学家,如伽利略、开普勒、哈雷、拉普拉斯等也像牛顿一样只关注物理时间,并持有与牛顿相同或相似的 时间观。西方近代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和理性主义哲学家,他们关注的大多也是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比如说,在物质实体涵盖的领域中,笛卡尔关心的只是物体运动中的物理时间。值 得一提的是康德的时间哲学。应当说,康德过问的时间仍然是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他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哲学不同,他认为人的时间观念,物理世界的时间秩序,不来源于经验 ,也不是人的理性固有的天赋观念,而是来源于先验的即必须在逻辑上预先设定的时间的直观形式,这就是康德创立的时间哲学的先验论或先验的时间哲学。? 在牛顿等人的时间观中,物理时间或力学时间并没有固定的方向性,在标志时间的符号之前 ,加上一个“+”(正号)也罢,或加上一个“-”(负号)也罢,并不影响物理学或力学的 时间度量的正确性和可靠性。这就意味着,经典力学中的物理时间是可逆的。物理学家进行 物理观测或物理实验,这样的观测和实验可多次重复进行,同时间的箭头毫不相干,它暗示出时间过程同样可以不断重复。到了19世纪中叶之后,达尔文、拉马克与华莱士创立了生物 进化的学说。
生物进化过程中,有“时间之矢”,时间有确定的前进方向,与时间相关的生物进化过程是不可逆转、不可重复的。格劳秀斯提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他指出,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热的运动总是趋向于平衡和无序,“熵”逐渐增大,这个过程有时间之矢,是不可倒逆的。魏格纳创立了“大陆漂移学说”,后人把它发展成“板块结构学说”。魏氏认为,陆地或大陆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地球表面漂移,大陆漂移过程中蕴含的时间流 程,既有方向性,又不可逆转、不可重复。地学或地质学对地质年代作出如下划分:从古生代到中生代,再到新生代,地质演变的历史同样有时间之矢,不可逆,不可重复。“宇宙大 爆炸”理论所描述的宇宙演化过程,星系的形成和演化过程,恒星的形成和演化过程,这些过程都包含着宇宙尺度的时间进程。上述时间进程,当然有时间之矢,在现存的宇宙中同样 不可逆转、不可重复。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他抛弃了牛顿的形而上学的绝对时间,对物理学意义的“同时性”作了有别于牛顿的新的阐发。“同时性”不是绝对的,它与光的运行和光速有关,与观察者的参照系或坐标系有关,它只有相对性或相对的意 义。?
就后一时间系列而言,奥古斯丁指出,时间是与上帝创造万物同时创造出来的。他还强调,时间是一种延伸,一种主观性的延伸。他说:“我认为时间不过是伸展。但是什么东西的伸 展呢?我不知道,如果不是思想的伸展,这更奇怪了。”〖ZW(〗奥古斯丁:《忏悔录》, 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3页。〖ZW)〗奥古斯丁之后,西方 中世纪的宗教哲学家很少像他那样从人的主观方面、心灵方面深入探索时间哲学的问题。?刚才已经谈到,西方近代以来探讨自然界的时间流程中的哲学问题的取向,已经成了西方传 统时间哲学的主流。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才有了转折性的变化,以自然时间、物理时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时间哲学,转向了以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和心理时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时间哲 学。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狄尔泰和胡塞尔等哲人的著作先后面世,上述转折才逐渐完成。20世纪的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时间哲学,很能说明这种转折的历史意义。
海德格尔否定了亚里斯多德以来的时间哲学或时间形而上学。他的视角从与自然时间、物理 时间相关的时间哲学或时间形而上学,移到了与人文时间、人的存在的时间相关的时间哲学或时间形而上学的领域中来。海氏在《存在与时间》这部巨著中,把时间性同自我、人类、 人的存在相关的“此在”联系起来。他确立了“本真时间”或“本真整体性存在的时间”这组概念。他指出,“此在”的存在总是面向死亡的存在,总是整体性的存在。“本真的时间 ”或“本真整体性存在的时间”,离不开“此在”作为面向死亡的存在,离不开“此在”作为整体性的存在,也离不开“此在”作为“到时”的存在。所谓“到时”,是将来、曾在和当前,本真地统一性的“到时”。与此不同的是“非本真的时间”或“非本真整体性存在的时间性”,这种时间同逃避死亡、沉沦在世,“此在”作为非整体性的存在,作为将来、曾在和当前的非本真、非统一的情况一脉相承。
假如说,海德格尔的时间哲学或时间形而上学其特点之一是,以人的存在或“此在”的存在为基石;那么伽达默尔的时间哲学或时间形而上学则是以人们的理解和阐释活动或自我的理 解和阐释活动为基石。假如说,海德格尔把时间与时间性同“此在”的面向将来和“此在”
的面向死亡挂上了钩;那么,伽达默尔则把时间同“过去”,同历史,同传统,以及和它们相关的“先见”或“前见”挂上了钩。不妨这样说,海德格尔的时间观更偏重于“将来”,偏重于将来 的可能性,偏重于将来必然的死亡。与此相异,伽达默尔的时间观却偏向“过去”,偏向已经 成为过去的历史,偏向于进入“先见”的历史和传统。伽氏非常重视阐释活动中的时间问题 ,非常重视读者的阐释活动与被阐释的文本之间的历史性距离。他也十分关注文本阐释者的有时间内涵的传统性“先见”,十分关注阐释者“视域”中被阐释的同样有时间内涵及传统性的文本,以及两者之间的“视界融合”。
八、中西传统时间哲学中的体验时间和观察时间
分别考察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时间观和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观之后,我们还要对两者作一 番比较研究。这个比较研究将以中国传统的时间哲学为主,为坐标系,以西方传统的时间哲学为辅,为参照系。? 本文开头部分将时间划分为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心理时间或体验时 间,这个时间三分法的模式,也可以简缩为另一种时间的二分法模式,即观察时间和体验时间。观察时间可以包含被观察着的物理时间或自然时间在内,体验时间可以包含被体验着的 心理时间或记忆时间在内。人文时间既是观察时间也是体验时间。同理,作为人文时间组成部分的历史时间,也是观察时间和体验时间的合成。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外部世界,观察自然 界或物理世界,观察社会现象或人文事件来获得时间感。同这一类时间感相关的时间流程,可称之为观察时间。人们也可以从体验内心世界,体验意识流程或记忆活动而获得时间感。 同第二类时间感相关的时间流程,可称之为体验时间。
? 中国传统的哲人,既看重观察时间,也看重体验时间,而且十分关注观察时间和体验时间的汇流交融。人文时间、历史时间以及人生的时间历程,就是观察时间与体验时间汇流与交融 的时间模式。因此,也可以说,中国的古人或中国的传统哲学十分重视融通观察时间和体验时间的人文时间、历史时间和人生经历的时间。相比之下,不太重视单凭观察就可以把握的 外在的物理时间,或单纯的物体运动和运动速度的时间过程。儒、道、释三家的哲人莫不如此,惟有墨家是个例外。
《墨子》一书关注的是观察时间,即自然时间。前文已经提到,该 书创建了“久”这个时间概念,“久”与“宙”相通,所指的主要是自然万物中的时间过程。? 与此有别,西方传统的哲人关注的焦点是观察时间,即无需内在的体验活动介入的外部时间 。他们认为,这种时间是自然界或物理世界固有的时间进程,物理时间仅仅是同物体运动相关的时间,同物体运动的速度和加速度相关的时间。亚里斯多德把时间定义为“物体运动的 量”。伽利略和牛顿把时间看成是用来计算物体运动的速度和加速度的时间数量。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哲人也是这样,笛卡尔、洛克、康德,也把他们的心力用在自然时间和物理时间 的观念如何形成之类的哲学问题上。与此相应,西方哲学的主流,从亚里斯多德一直到康德,均很少关心人的体验时间或心理时间,很少关心这样的时间从何而来,其基本特征是什么 之类的哲学问题。当然,西方从古代、中世纪到近代,也有少数哲人关心由观察时间和体验时间结合而成的人文时间,以及人文时间中的历史时间和人生经历的时间。这类哲人的突出
代表是欧洲中世纪的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他把注意力放在人的内在的心理时间或体验时间上,他特别关心人们体验到的和人生经历着的时间之流从何而来的问题:是来自上帝的启示 ,还是来自人自身的感受
中国传统哲学讲求“体”和“用”的关系,讲求“道”和“器”的关系。借助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讲,“体”就是现象的本原或本体;“用”则相当于现象及其属性的效用和功能。“道 ”就是不可观察、无形无相的本质规律或根本法则;“器”则类似于可观察感知的、有形象的具体事象。中国传统的哲人多是“体用”的统一论者,他们强调即“体”即“用”,“用 ”不离“体”,“体”在“用”中,没有超越于“用”的“体”。中国传统哲人也是“道器 ”的统一论者,他们主张“道”不离“器”,“道”在“器”中,没有出离于“器”的“道 ”。“体”和“道”是形而上的,“用”和“气”是形而下的。形而上的“体”和“道”,总是体现在形而下的“用”和“器”之中,形而下的“用”和“器”,总是蕴含着形而上的
“体”和“道”,形上和形下是相融的、统合的。?中国传统的哲人,虽然有时也分别考虑到时间的“体”和时间的“用”,或者分别考虑时间的“道”和时间的“器”,然而他们一般都认为时间的“体用”和“道器”是相依相待、相融相合的,是浑然统一的,所以很少离开时间的“用”和“器”去深究时间的“体”和“道 ”。他们侧重研究的是时间的“用”和“器”,而时间的“体”和“道”就包含在时间的“ 用”和“器”之中。他们认为,只要认真掌握社会生活、人生经历和历史进程中的时间之流,就可深入领悟时间的本体或时间的规律。中国传统的哲人很少去思考和建构时间的本体论 和时间的形而上学,理由是,时间的本体就隐含在时间的现象和效用之中,形而上的时间就隐含在形而下的时间进程之中。?
中国古代的众多哲人十分关注时间进程的即“体”即“用”和“体”、“用”结合中的时间之“用”。进言之,他们都下大功夫去领悟和捕捉各种时间流程的功能和效用,提出了不同的“适时观”。他们不断追问:怎样适应自然时间、人文时间和心理时间的进程?怎样把握时间之流转瞬即逝的机遇?力图找到合理的答案。道家或庄子提出了“安时”的问题。道家倡导顺应自然,顺应自然而然的时间进程,力图做到“无为而治”。庄子创立了“安时”说,主张“安于时”,安于或顺应于时间的自然而然的流程,主张每个人都应当安于或顺应于从生到死、听其自然的生命流程。既然人生的时间进程其终点是死亡,所以每个人都不必对 死亡怀有恐惧,勿需逃避死亡,而应该用达观的态度去对待死亡。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田园诗 人陶渊明曾在《形、影、神》的组诗中写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显而易见,陶渊明深化了和诗化了庄子的时间观,以及由这种时间观引申生发而成的生死观。?
儒家则讨论另一类“适时”的问题。不论做什么事都要讲究“时机”和“时运”。假若不能准确地把握住社会、历史和人生中合适的“时机”或“时运”,那么大至天下和社稷的事,小至家庭和个人利益的事,都无从下手,无法做成,至少是劳而无功。孔子提出“执中”说。在家庭的、社会的或历史的进程中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或冲突,面对矛盾的两极, 若想做成任何事情,决不要偏向两极中的任何一极,而应当执其中,把握住矛盾两极间的“ 适中”之处。《中庸》一书进而提出“用中”说。“用中”说发展了“执中”说,并指出,在矛盾的两端之间,不但要坚持“执其中”,而且还要灵活运用“执中”的原则。在“执中说”和“用中说”的基础上,孟子再跨出一步,提出“时中”说。“时中”说的要点是,必须在社会、历史、人生的时间流程中抓住“执中”、“用中”的时机。
在各种矛盾运动的时间流程中,矛盾双方的相推和相济、相斥和相容都是变动不居的,所以矛盾的两极之间没有固定的“中”或“中间”地带,我们应当根据矛盾运动及其时间进程的不同情况,适时地抓住时机地去“执”其中,“用”其中。惟有如此,才能不偏不倚,灵活多变,把大小事情办好,使家庭敦睦、社稷兴盛、天下太平。“执中”、“用中”尤其是“时中”之说,不仅成为儒家哲学的基本原理,而且也成为历代帝王治国守成的准则,成为普通小民立身处事的规 范。
运用中国传统的哲学范畴去审视西方传统的哲学,就会发现,后者的理论模式中,“体”范畴往往超越于或独立于“用”范畴,“道”范畴也经常超越于或独立于“器 ”范畴。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以降,西方传统的哲人,大多坚持“体用”相分,“道器”相离的观念。用西方的哲学术语来说,西方传统的哲人大多强调,本体界与现象界两相分离,形而上和形而下 不能融合。甚至认为,本体与现象之间,形上形下之间,相互隔绝,如天壤有别。由此起步,西方传统的时间哲学大多热衷于深究“时间从何而来”?“时间的本质是什么”?诸如此类的时间本体论问题。这种倾向的哲学,当然会偏爱于去营造时间的本体论和时间的形而上学。从古罗马以来,西方哲人的时间观虽然各各不同,但如何对时间作出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阐释却是他们中多数人共同关心的题目。
奥古斯丁虽然偏重于反思内在的和体验的时间, 但仍然要营造与基督教创世学说相关的时间本体论和时间形而上学。连当代西方哲学大师海德格尔也倾心于求索时间的“体”和“道”,营造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符合“生存论”宗旨的时间本体论和时间形而上学。在“体用”相分和“道器”相离的前提下,西方传统的哲人总是把时间之“体”和时间之“道”放在第一位。他们主张,本体的时间或形而上的时间,必然超越于现象领域中的时间和形而下的时间,必然凌驾于具体的时间的流程之上。或者 说,时间之“体”或时间之“道”必然支配着和决定着时间之“用”或时间之“器”。西方传统哲学的时间观,注意的焦点是时间之“体”,即时间的本质、本体。对时间之“用”,即时间的功能和效用往往不太注重,所以历代哲人对时间之“用”中的“适时”性很少作深入探索。不论是道家提出的“安时说”,还是儒家提出的“时中”说,以及与此相关的“执中”、“用中”的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中不说找不到,至少很难找到相应的观点抑或相对的理论模式。?
十、中西方传统时间哲学中的依存时间和纯粹时间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把鉴赏判断或审美判断分作两大类。一类是纯粹鉴赏判断或纯粹审美判断,这类判断是纯之又纯的,不涉及或不依存于认识的、道德的内容和计较利害的 功利目的,它仅仅与由纯粹形式引起的纯粹愉快有关。另一类是依存鉴赏判断或依存审美判断,这类判断依存于具体事物和现象,依存于认识的、道德的内容和各种功利目的。纯粹的 鉴赏判断或审美判断的确立,是为审美之为审美提供一个基本原则。依存的鉴赏判断或审美判断,既然也名之曰鉴赏判断或审美判断,毫无疑问,它也应当符合上述基本原则。笔者准 备借用“纯粹”和“依存”这两个术语,将它们引入时间哲学的领域,把时间也区分为“纯粹时间”和“依存时间”。
我所说的“纯粹时间”,是指不牵涉也不依存于任何经验内容和具体事象的时间进程。纯粹时间不依存于和不涉及任何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心理时间或意识流 动的时间进程,它是纯而又纯的时间进程。纯粹时间是一种具有绝对意义的时间,它超越于一切相对的时间,超越于一切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流程。我所说的“依存时间”,是指涉及并依存于各种经验内容和具体事象的时间进程。依存时间理所当然地牵涉并依存于自然时间或 物理时间,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心理时间或意识流动的时间进程。依存时间是只有相对意义的时间,是日常生活中人人都能观察到和体验到的种种具体的时间流程。如果说,纯粹时 间或绝对时间,是一切时间之所以为时间的根本原则,不言而喻,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只能是依附于事象世界的各种时间样式,它蕴含着纯粹时间和绝对时间,服从于时间之所以为时 间的根本原则。? 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就是时间之“体”;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就是时间之“用”。前文已经讲述,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的是“体用”相合,即“体”即“用”,“体”在“用”中。由此推导,作为时间之“体”的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作为时间之“用”的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二者是不可分离,合二而一的,前者就包含在后者之内,并呈现在后者之中。
人们无 须撇开或抛弃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流程去寻觅超越性的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也无须为确立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而去建构什么时间的本体论或时间的形而上学。? 中国传统哲学的时间观,其注意的焦点集中在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上。这样的依存时间究竟 依存于哪些只具有相对确定性的经验内容呢?其中包括,依存于自然事象的时间流程,特别突出的是,它包括了依存于社会生活的时间流程,历史发展的时间流程,人生经历的时间流 程,以及依存于一切生命演进的时间之流。总之,中国传统哲学力图把握的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是一种延绵不断、变动不居、生生不息的时间流程,是一种阴阳相推相济、刚柔既相 分又相合的时间之流,也是一种笼括整个宇宙、社会、人事的“大化流行”的时间进程。
我们也曾说过,西方传统的哲学把“体”和“用”截然分开,“体”出离并超越于“用”。由此推导,作为时间之“体”的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同作为时间之“用”的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是不相侔的。前者虽然能通过后者部分地呈现出来,但它具有绝对确定的独立性和 超越性。人们必须撇开日常生活中的依存性或相对性的时间流程,才能直觉到超越性和绝对性的纯粹时间,因而就有必要为张扬和阐释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去建构时间的本体论和时间 的形而上学。西方传统哲学的大师们,大多全力以赴地去提炼纯之又纯的衡量时间的根本原则,时间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就是为确立和阐释这样的原则服务的。西方传统哲学的时间观 ,既然十分重视物体运动的时间度量,重视自然时间中的时间哲学问题,因而也极为关注如何确立自然界或物理界的绝对时间或纯粹时间。这种时间不依存于物体运动的时间进程,也 不依存于物体运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中包含的时间度量。
牛顿在他的名著《自然哲学》中就是这样做的。他在物体运动和运动的速度或加速度之上或之外,明确地设定了绝对时间。这个 绝对时间为自然界或物理世界各种依存于物理运动的物理时间,制定了一条使这些物理时间之所以为物理时间的根本原则,这就是独一无二的时间本体。
时间流程有没有实在性?标举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的西方传统哲学,皆认为纯粹时间或绝对 时间有确定的实在性,是绝对可靠的、真实的。至于现实生活中的或事象领域、经验领域中的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有没有实在性?中西方不同流派的传统哲学,中西方坚持不同时间哲 学或不同时间观的哲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则是各抒己见,众说纷纭。?
一般而论,中国传统的儒家学派、道家学派、墨家学派以及除佛家学派之外的其他哲学家大多肯定了依存时间和相对时间的实在性。他们认定,自然界、社会生活、历史发展和人生经 历中的时间进程是实在的和真实的。惟有佛家哲学的不少宗派对上述时间观提出了相反的见解。在他们看来,自然界、社会生活、历史过程和人生经历及其时间流程全是非实在的、不 真实的和虚幻的。从主流上看,佛教哲学的时间观其特异之处还在于,它不仅否定了现实中的依存时间的真实性和实在性,而且还否定了所谓的超越性的纯粹时间和绝对时间。他们强 调,一切时间进程都是不真实的和虚幻的,惟有不生不灭的、永恒不变的“真如界”或“涅 ?”才是实实在在、真实可靠的。因为“真如界”或“涅?”出离于一切“无常”,一切有生有灭,一切变动不羁,而且高踞于所有的时间流程之外。概言之,佛教哲学家对依存时间 乃至纯粹时间都持否定态度。?
中国现当代的新儒家接受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响,大多十分重视时间之“体”。他们也同西方传统哲学家一样,从时间进程中分离出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热衷于营造时间的本体论和 时间的形而上学。冯友兰把世界一分为二:一者是“真际”世界,另一者是“实际”世界。不难想象,在冯友兰的哲学视域中,“真际”世界的时间是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它们是 时间之“体”,这种时间是绝对实在、绝对真实的。而在“实际”世界中的时间进程,即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当然只有相对的实在性和相对的真实性了。或者说,相对于“真际”的纯粹时间而言,“实际”的依存时间并非是绝对实在和绝对真实的。熊十力的哲学理论也从宇 宙万象中区分出“体”的层次和“用”的层次,形上界和形下界。
不难推测他的时间哲学也不例外,也应该划分为“体”的方面和“用”的方面。按我的话来说,时间领域的“体”、 “用”之分,也就是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同依存时间或相对时间之分。值得注意的是,熊十力是“体”、“用”统一论者,他主张“体”在“用”中,“体”不离“用”,所以他应当不仅肯定时间之“体”或纯粹时间是实在的和真实的,而且肯定现实生活中的时间流程,即 时间之“用”或依存时间的实在性和真实性。他强调“体”、“用”相合,即“体”即“用 ”,因此时间之“体”和时间之“用”或纯粹时间和依存时间二者理应相辅相成。依此类推,一者是,实际生活中的时间之流或依存时间,另一者是,依存时间充分地体现着的时间之 “体”或纯粹时间,两者在“体”和“用”的统一中均为实在的和真实的。?西方的先哲们,只要他们缔造了时间的本体论和时间的形而上学,标举超越性的纯粹时间或 绝对时间,几乎无例外地都强调时间之体或纯粹时间的绝对性,绝对的实在性和真实性。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直到牛顿,莫不如此。降至康德,他论证了时间的直观形式的先验性, 这种先验的时间直观形式其实在性和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
到了现代,连否定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上学的时间观的海德格尔也不能完全超脱西方的传统,依旧要建立一种新的形 而上学,新的形而上学的时间观。海氏提出了形而上的“本真时间”,“本真时间”当然是实在的、真实可靠的。? 形而下的依存时间,即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时间进程是不是实在的和真实的?中西方传统时间哲学的主流性见解是大相径庭的。柏拉图否认了现实世界的实在性和真实性。理由是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中的个别具体的事物只是部分地分有了形而上的理念世界中的理念,它们不 过是理念的影子而已。不难猜想,在柏拉图的心目中,同个别的或具体的物体运动、历史事件、人的行为相关的时间流程,即依存时间不过是部分地分有了形而上的时间理念,是时间 理念的影子,它们是非实在的,不真实的。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则另辟蹊径,不但肯定了形而上的本体世界即“最高实体”具有绝对的实在性和真实性,而且还肯定了自然界和现 实生活中个别具体事物即“第一实体”的实在性和真实性。在上述哲学理论的框架之内,亚氏既认定物体运动中的时间之量即依存时间之量的真实性和实在性,又认定显示于可经 验到的时间流程中的形上时间或纯粹时间的实在性或真实性。奥古斯丁把视域从外在的、客观的观察时间移向内在的、主观的体验时间,张扬了上帝超越一切时间进程,上帝又创造一 切时间进程。因此,我们体验着的内在的和主观的时间之流,当然也是上帝创造的,它的实在性和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康德一方面强调先验的时间直观形式的实在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与先验的直观形式相结合的具有经验内容的时间进程,即我们感知着、认识着的自然界和生活中的时间进程,抑或依存于现象世界的时间进程,同样是实在的和真实的。
柏 格森创立了生命哲学,认为生命的进程就是时间的进程,时间的绵延体现在生命的创造之中。在他看来,依存于生命的创造性进化的时间绵延,毫无疑问是实在的和真实的。海德格尔 在认定形而上的本真时间的实在性和真实性的同时,并不否认形而下的非本真时间的实在性和真实性。?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西方有些哲人只认定形而上学的纯粹时间或绝对时间之真实性和实在 性,而认为形而下的依存的或相对的时间进程不具有实在性和真实性,甚至是虚幻的影子。另一些西方哲学家,虽然也把时间分为形而上的和形而下的,纯粹的和依存的,绝对的和相 对的,本真的和非本真的,不过,他们却认为,这两个层面的时间不分轩轾,两者都是实在的和真实的。西方传统哲学中泾渭分明的两种时间观,很难区分出孰主孰次,似乎可以说, 两者都是主导性的思潮。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道家、儒家和墨家一致认为,时间之流,依存的或相对的时间进程,是实实在在和真实可靠的,这是中国传统的时间观的主流。
时间观念中的时间流程的线行性与周行性是以时间的不可逆性为前提的。为了确定不可逆的 时间之矢中的历法时间,中外传统的历算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往往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他们看到了时间之流像江河一样滚滚向前,时间之矢沿着虚拟的直线从过去经由现在 奔向未来。另一方面,为了给时间流程划分阶段,确定和计算时间单位,他们又注意到很多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在运行过程中或时间历程中经常周行不已、循环往复,并有固定的周期性 。太阳、月亮、潮汐、物候等等,其运行变异的周期性是相对确定的。历法时间或标量时间,就是凭这些自然事象运动变异的周期性去划分时间的段落和8妨⑹奔涞牡ノ弧T灯鹩谏瞎?的历法时间观念及其计算单位向哲人们作出了深刻的提示,时间之矢或时间之流不可逆的前进轨迹有两个特点:一是时间进程的线行性特点,二是时间进程的周行性特点。? 自古以来,先哲们针对时间之矢前进轨迹的两个特点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见解。一者认为,时间之矢行进的路迹是线行性的时间流程,在线行性的路迹上,时间流程一去不复返。
另一种见解是,时间之矢行进的路迹是环行性的或周行性的,时间流程在周行性的路迹上,经常 是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 有关时间进程或时间之矢的两种见解给古代中国哲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将线行性时间的观念和周行性时间的观念从自然领域引入社会生活和人文历史的领域。中国传统哲学和 历史哲学中的时间观一般都认为,时间进程既是线行性的进程又是周行性的进程。从时间进程的线行性特征而言,哲人们普遍强调时间的流动性、延绵性和一去不复返性,即线行性时 间 川流不止、生生不息的特性。从时间的周行性特征而言,哲人们同时还强调时间进程的周流性和周行性,即周行性时间阴阳交替,往复循环,周而复始的特点。孔子所说的“逝者”凸显出了线行性时间进程的川流不息和一去不复返。从《易经》、《老子》等等经典中,不难
看到人生经历的时间流程中穷通、逆顺、吉凶、祸福……的互相转换。从儒家的座右铭“君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可看出人生历程中“达”与“穷”的相互更替。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经常提到:“兴衰往还”、“治乱交替”,以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等等,也充分体现了周行性时间和时间进程的周行观。在中国传统哲人的心目中,时间流程的 线行性和周行性又是融会贯通的。在线行性时间的绵延性与流动性中含有周行性和周期性;在周行性时间的周流性或循环性中,也含有流动性和延绵性。? 西方传统的哲学和自然哲学从总体上看,虽然也重视西方传统的历法层面上的周行性时间观 ,相比之下似乎更加强调线行性时间观,强调线行性时间中的流动性和延绵性。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哲人既过问线行性时间,也过问周行性时间。然而在西方近代的笛卡尔等哲人的 思想中,大多突出了线行性的时间观。在牛顿等人的自然哲学中,虽然涉及到了物理时间的可逆性,不过这种时间的可逆性仍然以线行性的时间观作为其前提。古希腊的某些先哲亦曾
言及朴素的辩证法和矛盾运动中隐含的时间进程,然而严格地讲,到了黑格尔才全面深入地阐述了辩证运动过程中时间进程的周行性或周流性。他还进一步指明了周流或周行中的正、 反、合,即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指明了自然界和历史发展中的辩证运动及其内在的时间进程。更可贵的是,他提出了在循环往复中出现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观和相应的时间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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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的传播是传承文学精粹、了解古代文学动态、掌握文学脉络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凸显文学价值与魅力的重要途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研究生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部文学史,也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史。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几千年的传播中,有太多的因素促使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得以传承与保留。而名人们的亲身参与,也是诸多因素中的一环。其中既有作为创作主体与传播主体相结合的自我传播,也有传受双重身份下的他者传播,无论哪种情形,均活跃着各类具有显著知名因素的传播者。他们或因才华横溢,或因高尚人品,或为文坛儒宗,或为政坛权威。通过注释考订、诗文选本、评点论争、聚徒讲学、题跋作序、行游隐逸等传播方式,他们因存有卓越的影响力而为世人关注乃至尊崇,在参与文学的传播中,往往表现出巨大的传播效应。这里面,既有使默默无闻者声名得以彰显、优秀作品价值得以扩增、文学风格及运动得以推动、读者审美趣味得以提高等正效应,也有着埋没及遮蔽作品价值、误读作家作品以及托名传播等滥用权威的负效应。而这些正负效应的背后,则折射出世人对文学传播中“意见领袖”的尊崇心理、对风雅韵事的好奇心理以及对知名文人的亲近心理等名人效应得以生发的深层原因。
一、对“意见领袖”的尊崇心理
在传播学理论中,人类传播活动存在着“意见领袖”角色,他们主动地接受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和观点,再积极地传播开去;而其他人的信息接受则主要依靠这些“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并获得极大地信赖。这种现象古今中外各个领域都有,包括文学领域。在文学作品的传播接受过程中,大多读者在阅读选择前及阅读接受的过程中会受到一定领域内的文坛权宗相关意见的影响,“意见领袖”左右着读者对某些具体文学作品的品评,引导着大多数文学受众的审美情趣。
(一)大众对“意见领袖”的态度体现
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认为:“在任何组织中,确立了地位的领导人都有着极大的天然优势。他们被认为享有更好的信息资源……因此,他们更容易受到注意,说话的声调更容易令人信服。”[1]这里,李普曼指出了人们对“意见领袖”的两大态度:密切关注和尊崇信服。
1.对权威焦点的密切关注作为文学传播中的“意见领袖”们,他们往往学识渊博,为文学流派首脑、文坛盟主等誉隆望重人士,不少人具有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体的复合型身份,他们位居社会或文坛的显赫位置,通常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他们之于文学的任何言行,很容易被普通读者聚焦、放大,并以他们为原点辐射开去,形成文学传播中的爆炸效应,令相应的作家作品或者诗文本事,获得最大程度的传播效果。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诸如韩愈、柳宗元、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三苏、黄庭坚、陈师道、明七子、清代王士祯、沈德潜等,在文坛皆有一呼百应、万水朝宗的地位和影响力,文人及其作品如能得到他们的关注与不俗的评价,普通读者的文学聚焦便会从权威们的身上,自然迁移至被称道文人及其作品之上,形成文学传播上的晕圈效应。而那些“个人经典”经由他们传播扩展开去,就成为天下响应的“公共经典”。正因如此,古代不少的文人学子,为使自己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能够以文名而仕进,常常向文宗公卿们投谒行卷,期待被权威称颂而名扬天下。据统计分析,崔颢的《黄鹤楼》诗位列唐诗经典之首,其之所以能成为千古名篇,既得益于令人称奇的诗歌本事,更因为文坛“意见领袖”们的推崇赞誉。据传李白于黄鹤楼读到崔颢此诗后,自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2]连诗仙李白都心悦诚服、自以为难以企及和超越的诗篇,普通读者自然不会怀疑它的价值和特色。正如吴汝纶所言:“太白尚心折,何况余子?”[3]再加上其他著名诗评家的极高评价,如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明代高棅《唐诗品汇》把《黄鹤楼》列为唐诗七律正宗的第一,桂天祥《批点唐诗正声》认为此诗“气格音调,千载独步。”众多“意见领袖”对此诗给予高度评价,自是吸引了众多读者的阅读聚焦,极大地提升了它在读者心目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对卓越才干的尊崇信服人们普遍对有高尚人格魅力与卓越才干的人持有尊崇信服的心理,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决定了传播效果的优劣。“意见领袖”在其具备领导资格的领域里往往被公认为是见多识广或称职能干的人,他们的人格魅力和高深创见使其提出的意见比普通人更具有影响力和说服力,能在公众中产生一呼万从的感应。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中的“意见领袖”,往往对文学历史和现实发展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在文学创作或文学理论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在古代文学传播中因处于上层“信源”位置,在文学的鉴赏与评判方面被视为权威,在传播中提出的见解或理论主张,比普通的传播者更易形成强势话语,很容易受到读者的信任与尊崇。韩愈《为人求荐书》所说的“伯乐一顾,价增三倍”,就充分说明了传播接受中“意见领袖”的话语优势。事实上,一般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很难摆脱从评论家那里获得的先入之见,必然会参照评论家的说法对作品作出或褒或贬的评价。即使一度籍籍无名的作家,一旦受到“舆论掌门人”的揄扬,便会引得人们竞相推毂,从而在文学史上获得一席之地。宋人曾季狸《艇斋诗话》有云:“前人论诗,初不知有韦苏州、柳子厚;论字亦不知有杨凝式,二者至东坡而后发此秘,遂以韦柳配渊明,凝式配颜鲁公,东坡真有德于三子也。”韦应物、柳宗元的扬名之路,正说明意见领袖在读者中的强势影响。
(二)“意见领袖”对受众的中介功能
传播学研究认为,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信息能直接到达普通接受者处,而是一部分信息先到达“意见领袖”,再由他们把讯息传递给周围最普通的受众。即使有的讯息直接传达到普通受众,但要他们在态度和行为上发生预期改变,还须由“意见领袖”对讯息作出解释、评价和在态势上作出导向或指点。因此,在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之间存在着作为中介的传播渠道,“意见领袖”则扮演着这种“中介”功能的角色。
1.对受众的接受内容、欣赏趣味作出引导在文学传播过程中,文学作品到达“意见领袖”处,“意见领袖”根据自己的文学观念、审美喜好,而作出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再把他们心目中的优秀之作向作为读者的大众推介,这实际是对受众的接受内容、欣赏趣味作出一定引导。张戒《岁寒堂诗话》云:“韩退之之文,得欧公而后发明。陆宣公之议论,陶渊明、柳子厚之诗,得东坡而后发明。子美之诗,得山谷而后发明。”出于对文坛“意见领袖”的信服,凡是受过领袖们赞誉的诗文,人们更乐于对其进行选择性阅读;有了名公巨擘的审美判断,文学作品易于导向积极地情感接受,当然也更易于导致消极的价值否定。
2.对具有一定难度的文学作品解疑释惑“意见领袖”凭借在文学创作以及评点审美方面的卓越才干,因而具备一种传播优势。尤其是出色评点家以其率先、高明的细读为读者提供一种全局在胸的蓝图,通过各种点醒式评点,或阐明主旨、或分析人物、或揭示文法、或指点阅读方法,努力让读者更好地认识作品、理解作者,充当着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认知桥梁,为普通读者释疑解惑,最终令读者获得对作品的深刻把握。袁无涯刻本《水浒传》卷首“发凡”指出:“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而名人评点更被视作为帮助读者的阅读理解而创设的批评形式。明清之书坊主深谙此道,在书籍刊印中对假托名公文士评点的伎俩乐此不疲,一度各种署名“李卓吾”的戏曲、小说评点版本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
3.对有价值的文学信息评价判断“意见领袖”通过判断批评,对作品的优劣进行价值定位,他们的赞誉、引荐等往往使意见中人声名鹊起,甚至平步青云。这不仅影响受众的阅读选择、审美判断,而且决定着作品传播的深广度,甚或改变整个文学的生态格局。魏晋开始,诗传过程有很多“意见领袖”,包括君王、文坛盟主以及喜爱风雅的权贵,他们对诗人的赏识提携客观上促成了一个异常积极的诗歌传播环境。文坛盟主欧阳修在其《六一诗话》中赞评过不少的诗人诗作,其中大部分传播于后世,有的甚至在古代文学史中居于经典至尊地位。葛立方《韵语阳秋》记录有梅尧臣获欧阳修赞誉之轶事:欧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圣俞诗者,十几四五。……圣俞诗佳处固多,然非欧公标榜之重,诗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6]葛立方认为,尽管梅尧臣诗歌佳处不少,但如果没有欧阳修屡次大加美誉、推崇,梅尧臣也很难获得极高的诗名。
二、对风雅韵事的尚奇心理
人们天生的猎奇心理,在传播领域的表现之一,则是对名人传奇韵事的好奇心理。伴随着对人的因素的关注,有时会刺激到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宋•杨湜《古今词话》记载一段趣闻:秦少游寓京师,有贵官延饮,出宠姬碧桃侑觞,劝酒惓惓,少游领其意,复举觞劝碧桃。贵官云:“碧桃素不善饮。”意不欲少游强之。碧桃曰:“今日为学士拼了一醉。”引巨觞长饮。少游即席赠《虞美人》……阖座悉恨。贵官云:“今后永不令此姬出来。”满座大笑。[7]32-33碧桃对秦观情有独钟,秦观心领神会;两者的互动自然引起在场所有人的妒恨,“今后永不令此姬出来”则是解嘲嫉妒之语。有此艳趣之事,《虞美人》得以引起更多读者关注。一篇作品,如果有涉及有关名人的创作本事或传播本事,往往能够吸引人们的好奇之心加以关注,进而促进作品传播。《本事诗》、《本事词》、《唐诗纪事》、《宋诗纪事》、《词林纪事》之类著作,多记有一些传闻轶事,以故事性与传奇性等元素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从而带动作品的有效传播。叶申芗的《本事词》中,详细记载有陆游、唐婉《钗头凤》的凄美故事:陆放翁娶唐氏闳之女,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甚笃,而弗获于姑。既出,而未忍绝,为置别馆,时往焉。其姑知而掩之,虽先时挈去,然终不相安,自是恩谊遂绝。唐后改适宗子士程,尝以春日出游,与陆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园。唐语赵为致酒殽焉。陆怅然,感赋钗头凤,……唐亦善词翰,见而和之……[7]2344一方面,读者被陆游和唐婉凄美哀婉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两人的词作更轻易地进入到读者的阅读期待之中。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有了这段故事的本事记载,读者才能准确地理解词的内容,把握词中蕴含的凄楚深情,从而使陆游、唐婉的《钗头凤》被人们更广泛的接受。
三、对文化名人的亲近心理
在传播过程中,接近性是衡量传播价值的标杆和取舍传播对象与内容的重要标准之一。传播的接近性是指传播对象、传播内容与受众在地理、性别、思想和情感等方面的关联。其关联程度愈紧密,读者越关心,传播价值就越大,反之则越小。文学传播中与读者情感接近和利益息息相关的内容,自然是受众乐于接受并传播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过程中,也表现出文化名人因在地理或心理上与接受者某种接近,而引起受众的关注,并形成文学接受与扩散传播。地理上的接近是指文化名人或贬谪、或行游、或生活在某地,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在当地留下许多诗文佳话和大量作品。人们因空间距离的接近而主动接受、参与作品传播,传承古代文化。心理上的接近是指文化名人在思想、情感、经历等方面引起某类人的共鸣,于是受众对其表示强烈的关注度并积极参与其作品的接受与传播。刘禹锡的《竹枝词》得以广为流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创作体现出了传播的接近性。《竹枝词》乃巴渝地区一种民歌,当地人们唱《竹枝》歌时,常伴以舞蹈、笛声,歌曲的节奏比较鲜明欢快,声音激越清脆。刘禹锡于822年正月至824年夏任夔州刺史,其间创作《竹枝词》两组共11首。其内容丰富,有游子思乡之情,有爱情的欢乐与忧愁,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感慨,有民俗风情的写照,有劳动生活的场景。歌词风格明快活泼,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俗特色。因地域、情感以及表现形式等与巴渝民众的亲近,作品受到当地民众的追捧而流传开来。
新闻,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在现代社会中作用和重要性越来越不容忽视,它如空气一般存在于现代人的生活之中,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有效的帮助和参考,人类社会生活的信息交流方式也有赖于新闻媒体的参与。而随着科技更新带来的技术升级和信息革命,使新闻传播的方式和速度不断发生变化,这赋予新闻媒体更高的技术要求和认知地位。与此同时,作为新闻工作者,如何提高自身素质,尤其是在工作中,不断提高写作技能以适应新闻事业的发展要求,更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要具备的能力。新闻写作与文学写作有着很大的区别,然而,追寻新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新闻写作是从文学写作中汲取了营养,而又形成了独特的自身特点的一种特殊文体。在新闻写作中,适当地运用和借鉴古代文学的语言和思想,对于提高新闻作品的语言色彩和丰富新闻作品的内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古代文学作品对当代新闻写作的价值和影响
追溯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多少受到西方模式的影响,但直接源头却是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璀璨耀眼的文学著作,其深远的思想内涵和文约事丰、含蓄蕴藉的简洁之美,决定了中国新闻作品特有的中国骨骼和气质。在政治方面,新闻活动直接就是政治活动或是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以直接“向社会提供新闻文本的形式影响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古代文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心怀济世救民的目的,希望创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垂范后世。如《搜神记》卷六第一二一“人生角”一条,借晋武帝时元城人突生犄角的社会新闻,批判了赵王篡乱。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新闻工作者以“事实为政治服务”为唯一宗旨,对政治意识、群体意识过分强调,对个性意识忽略,造成了新闻报道中“人的主题”几乎一片空白,“事实为政治服务”带来了“新闻人物为政治服务”的后果。因此,新闻人物被附以极强的政治色彩,他们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甚至成为形象化的工具,从而失去了新闻本身的事实性和真实性。这不能不说是一段历史的遗憾。而当今,中国新闻的历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新闻工作者就要学会以史为鉴,寻找事实的本真,引发这个时代新的思考,体现这个时代应有的价值观。在道德方面,新闻作品中所体现的道德情怀不但彰显新闻工作者的道德素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引领和体现着这个时代的道德标准。我国古代,儒家士子希望用他们所提倡的“明礼义”“知廉耻”等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对社会行为进行一种规范和约束,以其评价好坏善恶,纠正道德行为,达到道德自律从而维系整个社会的稳定。而今,在有些人崇尚实用主义、享乐主义,甚至在新闻工作者的队伍当中,出现一部分人娱乐至上,只片面追求新闻写作的商业价值,而忽视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导向性。所以,作为将事实真相报道给广大受众的新闻工作者更有责任将这些古已有之的道德价值传承下去,承担一个有正义感、有责任心的角色。在审美方面,古代文学以特有的言简意赅的行文风格以及寓意深远的人文精神,足以令现代新闻工作者叹为观止。新闻,强调的是依据事实记录事实真相,文章要简洁明快、通俗易懂,越是行云流水一般的文章才越切合新闻传播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而新闻所向读者呈现的美感,除了新闻内容上的扣人心弦,主要就来自于新闻语言上的文字表达。古代文学叙事大多简单,语言清晰简洁,通俗明快,以“白描”为主。特别是《史记》,在记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皆以“白描”式的语言勾勒。所以说,司马迁的《史记》中的白描式语言为中国新闻写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另外,在新闻写作中适当地运用对偶、排比、顶真等修辞方法,加以白描、铺陈,将使新闻类的文章不拖沓冗长反而尤显清新自然。
二、如何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古代文学素养
“过去的新闻是现在的历史,现在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未来的历史是现在的新闻。”我国的新闻写作,在文体上与古代文学著作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新闻报道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也是对历史或过去发生的事的总结。古代文学无论在人文情怀还是在写作手法上都有许多可以让我们现代新闻工作者借鉴的地方。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加强古代文学素养,不仅要学习其写作手法,还要了解具备大量的历史人文知识,了解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更要以史为鉴,在历史中汲取营养,批判地继承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
1.加强古代文学知识的积累
文学知识是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必备的基础。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几千年,灿烂的文化犹如繁星点点,指引着后世之人。作为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写作的过程中或引经据典,或以史为鉴,或信手拈来古典诗词加以润色,都将为新闻作品增色不少。这就需要我们积累大量的古代文学常识,要大量阅读历史上的名著名篇。如司马迁的《史记》,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对于我们写通讯,就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而《左传》是历史上记录战争最经典的作品,对军事记者大有裨益。《诗经》中的作品可以说字字珠玑,恰如其分地运用到新闻作品中必会增添华彩。
2.学习古代文学作品当中的人文情怀
流传于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之所以脍炙人口,除了优美的语言、凄美的故事、传奇的色彩,其中的人文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新闻对古文的借鉴不能仅局限于古典诗词的运用,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人文情怀表达等才是更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新闻写作如能把握住这一点,才能取得互利共赢。中国古代文学是先人给我们后人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直影响着后人精神层次素养的形成与发展。从最早的《诗经》到唐诗宋词,再到清代小说,这些得以流传的文学作品都记录着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对于后代的思想启蒙和发展引导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后人有一种精神上的传承。如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所颂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情怀,体现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各个领域,至今仍是我们时代发展前进的不竭动力。古代人文精神是现代人文精神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培养和发扬优秀的古代人文精神,对于社会文明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
3.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价值观
我们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经过千百年的洗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因为,所谓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当时的社会人对于所在社会的生存状态的思考与体现。如儒家思想的君臣、父子等观念,在当今社会便不合时宜。然而,儒家思想当中的“仁”的观点,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在我国古代就体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人文情怀,是文人志士对人民重要性的肯定和憧憬。这一文学观点在我国的政治领域方面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先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国古代文人墨客都具备相当的忧患意识。这也体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比如前文提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表达了作者对国家的关注和人民的热爱。而对于现代新闻工作者,也应当具有这种忧患意识,通过自己对事实的报道,对社会和国家要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揭露和鞭挞假恶丑,呼吁和弘扬真善美,向人们传达正能量,不造谣、不误导,不做假新闻。一个合格的新闻人不仅要拥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和优秀的才华,更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公德心和正义之心、怜悯之心,要有古代文人那样的以天下大任为己任的担当之心。要用客观的态度对待事实,报道事实,还原事实的原貌,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新闻事业不断地走下去。新闻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作家,也是时代的指引者。要在坚持新闻报道必须完全是真实的原则下,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开阔思路,借鉴手法,以史为镜,做一个有素质、有责任的新闻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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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多是富有教育意义的文本,面对当今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和现实需求,都需要发挥古代文学的教育功能,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其对大学生的挫折教育、爱国教育、爱情教育等,实现古代文学的当代性。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完善课程体系
依据人文素质教育理念,在原有课程体系基础上修改和完善,无需另建一套课程体系,而是使新增设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与原有的课程相互照应,融于同一个大的课程体系中,形成一个有机的课程整体,使课程结构更合理、更科学。具体如下:一是在通识课程中增设最基本的人文素质教育必修课程,如人文素质教育通论、现代社交礼仪、美学与美育、中国通史、古典名著导读与鉴赏、实用书法书写与欣赏、世界名曲欣赏等,并给予相应的学分。二是结合学科课程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如古代文学教师可以结合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等在教学中对文学院以及全学院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三是根据专业特点开设与其相对应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可以在专业必修课中增设相应的专业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并给予相应的学分,如开设哲学史、戏剧史、教育史等。
二、调整教学内容
这是强化大学生素质教育与培养的关键。文学是民族文化的魂魄,中国古代文学披露的是华夏民族的精气神、炎黄子孙的奋斗史、华夏江山的正气歌,其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财富。古代文学教学内容要彰显人文素质的精华。既要固守文化传承,使古代文学的精华得以继承和发扬,培养深厚的人文底蕴,还要强化古代文学中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古代文人提出众多创新思想:“守旧无功”“质疑问难”“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不泥古”等。古代文学中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精神上的根基和文化价值取向,古代文学把创新作为新型人文人才的培养目标,使学生树立创新意识,与时俱进。更要关注情商教育,培养现代人文精神。提升思想境界,发展健康个性,塑造健全人格,使之成为学生面对社会压力、人生挫折的动力源泉。
三、建设师资队伍
教师是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主导,师者深厚的人文素质储备,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师者应具有广博而深厚的文化底蕴,融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审美、天文、地理等各领域为一炉,以敏锐深邃的时代感受,形成对生命、对生活、对社会的独特体悟。教师的人文素养,便是教之内功、师之根本。师资队伍建设,要注意师资来源,应尽量从本校现有的授课教师中挑选,个别的可外聘;师资培训,可采取校内、校外两种方式。从事必修课和专业课讲授的教师可参加校外举办的高级培训班或培训中心的学习。一般的授课教师要参加校内普通培训班的学习,以了解人文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内容、基本方法等知识,提高全体教师的人文素养和教育水平。
四、营造文化氛围
重视社会实践环节,拓展人文素质教育的培养空间。校园环境的文化氛围,对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与培养具有强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开展多元文化活动,使学生的人格得到塑造,个性得到发展,精神得到升华。如请专家学者作系列人文讲座或学术报告,引导学生提高人文素养;以校报、校园网和广播站为载体,开设人文教育专栏,拓展校园文化活动空间;建立人文社团,如新闻、文学、楹联、艺术等协会或社团;开展健康向上、格调高雅、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包括开展古典名著读书报告会、经典诵读和演讲比赛等活动。老师还应充分利用现有的空间来营造浓厚的人文氛围,使学生从中学习知识、开阔视野、美化心灵、娱乐身心,是培养学生人文底蕴、塑造学生人文情怀的有效途径。
五、结语
总之,当今社会在古代文学中强化人文素质教育与培养,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使古典的精华力量在现代社会依然熠熠生辉,这样才有利于学生人文能力、人文精神的全面发展与提升,具备良好的心智水平,更好地适应未来的职业与社会。
一、流派研究
古代文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流派。松散的结构形成无疑是流派的最大的特点。很多文学家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哪一流派的。他们由于受到了当时政策和地理的影响,不自觉的形成一个风格。最开始的古代流行神话,许多人创作神话。像女娲补天,牛郎织女,后羿射日等很多流传至今。后来到祭祀词,到《诗经》,还有孔子、孟子、老子等许多道别。如《三字经》。到了唐宋南北朝时期,诗词人大量涌现,豪放派和婉约派、田园派盛行。李白在《行路难》里的“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字里行间中体现的大气和豪放无疑是流派的代表。而李清照的《如梦令》中“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也是婉约派的典型。到了田园派,典型的就是陶渊明。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写出了多么悠闲的小桥流水的日子。然而面对不同的文学,许多文学评论著作也是众说纷纭,不同派别对古代文学的不同意见和解说,在整个文学史和创业河流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至现在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成熟完整的体系,许多人对古代文学的理解也十分多元化,随着时间的变迁,转化成了人们通俗易懂的的语言。正基于许多人的评论和点评,致使研究流派的道路越走越长,越走越突出。其实,许多流派和文学的判断见解是密不可分的。没有这样的文学见解和主张就不可能有所谓的流派。通过流派中文人诗人的笔风、笔体、创作环境、心情等才能进一步体会到不同流派的不同文人们的独具匠心的风格创作。随着流派的变化,后者取长补短,借鉴引用,才能推动文学的进步和完善,更加发挥自我个性,规避弊端,防止千篇一律。对其流派的分别不是泯灭个性,而是对他们创作的进一步升华和提高。
二、总结
中国古代文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葩,也为后人的创作研究留下了深刻印记。在历史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化中,文学的脚步从未停止。而文学流派的演变也一直离不开地域的变化和人们的迁徙。自然环境中的山水风光、荒漠草原,都是铸就流派形成的不可磨灭的一笔。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的民情、民风,人文景观,充分且生动的诠释了人文情怀。而对地域的研究,包括了不仅一门学科,还有许多像人文、地理、科学、政治、经济等许多知识,范围广,知识面大,也为后人的研究创下了许多疑问和难题。可是在对古代文学流派和地域的研究中不免看到古代人们的广大情怀和出色的文学风采。在以后的研究中,也要汲取教训,扬长避短,更好的诠释古代文学在历史长河是浓墨重彩、不可一世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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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是一项复合型的工作,它除了要研究文学和文学所涉及的若干方面之外,本身也包含了若干方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学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在文学翻译、文学理论和文学中,语言都是一个关键因素。传统的语言观对我国的文学研究造成了一定的桎梏,只能从语言形式方面来对文学进行研究,从而难以深入文学的根本。本文对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探讨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研究中文学语言问题的突破,以及当前文学研究中仍然存在的语言问题。
关键词:语言问题;文学研究;文学翻译
从语言的角度来对文学进行研究是最为主要的文学研究内容,也是文学研究的本质。语言关系到文学理论中的风格、抒情、叙述、意境、典型、文体、文学性、审美、形象、意识形态、形式、思想等等。语言也是翻译的本质问题,只有从语言的角度来对我文学及其研究才能对其本真性进行深刻的认识。因此对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1文学研究中语言问题的表现
语言是翻译文学、文学理论、文学史发展的重要表象和标志,但是语言也对翻译文学、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制约。我国的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在语言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同,这不仅体现在外形上的差异,更体现在审美、品格和类型方面的深层差异。尽管二者同属于汉语文学,事实上却隶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古代作为口语的白话文与现代汉语中的白话文形式仍然具有本质的区别,现代汉语的白话文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词语,包括科技词语和思想文化词语,形成了既不同于西方语言体系、也不同于中国古代语言体系的语言体系。可以说现代汉语整合了西方语言的汉语翻译形态、文言文和古代白话语口语,既具有中国性又具有西方性。从现代汉语的现代性可以找到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原因[1]。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语言,语言对文学形式的发展起到了影响和制约的作用,同时也对文学中的思想内容的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白话文运动之后出现了语言欧化和国语问题,30年代出现了文学通俗化问题,40年代出现了文学民族化问题,50年代出现了民歌运动,80年代出现了新名词的大爆炸,90年代出现了网络语言对文学语言的冲击。在新文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国语,而国语的推广又对新文学的地位进行了巩固。因此我国的基本文学类型就是以现代汉语为语言形式的新文学。以20年代的汉语欧化问题为例,表面上是语言形式的欧化,而深层却是词汇的欧化,是西方思想性词语进入了汉语形态,这体现出了中国思想文化受到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体现出了西方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文学翻译对中国文论和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翻译能够将西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转变成为汉语形态,但是在对精神文化进行转换时仍然会遇到很多问题,体现出意义的误解和偏离。
2上世纪90年代文学研究中文学语言问题的突破
上世纪90年代之前,文学语言问题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形式方面,这是受到了当时的学术方法和哲学观念的影响,形成了语言工具观,也就是将事物区分为两个方面:形式与内容。马克思认为内容与形式相互依存,形式是事物的外在,内容是事物的内在,然而内容仍然高于形式。以此来划分,文学可以分为艺术形式和思想两个层面,语言明显属于形式,只能从属于思想。这也是90年代以前文学语言研究难以取得突破的深层次原因。90年代以来,很多的西方的理论和思想学说进入中国,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文学语言研究,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翻译理论。在90年代之后翻译学成为显学,文化因素在翻译研究中被逐渐凸显。受到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和奈达的影响,翻译不仅要掌握两种语言,还要了解相关的文化。由于语言和文化具有差异性,对应的直译是不可能存在的。文学中大量应用的形象化语言很难在另一种语言中得到对应。因此9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关键词主要体现在理解、政治、文化、语言等方面。②文学理论。90年代以来,具有现代倾向的文学理论对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解释学、符号学理论、现象学文学批评等等,其均强调语义分析和语言的重要性,认为思想内容研究并非文学研究的重点,文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语言研究。③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语言哲学对我国的学术模式和传统观念进行了很大的颠覆,对思想与语言的关系、人与语言的关系、语言的意义和语言的本质进行了重新定义。④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传统语言学不同的是,现代语言学更加关注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包括语言与思维、语言与认识、语言与文化、语言与心理的关系[2]。
3当前语言视角的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为了继续推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的纵深发展,必须从语言的角度来对文学理论和文学进行研究,从这方面来看,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人就仍然具有非常广阔的学术前景。当前语言视角的文学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与探讨。①文学语言问题的理论问题,研究和史实清理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例如语言变革和文字改革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现代文学产生的影响、新文学运动受到“五四”白话文的理论与实践的影响、近代文学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关系、文学通俗化受到大众语言运动的历史影响等等。②以文学理论关键词研究、文学话语研究为主的文学问题,以及思想层面的语言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尽管90年代以来该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但是仍然有继续探索的必要。例如点评式、感悟式的文学批评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应用,论证、逻辑的方式在西方现代文论中的应用,这两种现象所体现的中西方文论不同的话语方式。③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意义及其受到翻译文学的影响。翻译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应该对这种影响的实现途径和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
4结语
本文对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论述与思考,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与探索。尽管90年代以来我国在该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特别是在学术模式和学术方法上均有创新。但是文学视角的文学研究在理论方法、史实清理等方面仍然有待更加细致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法.“文艺”一词的产生、流衍和意义[J].文艺研究.2012(05)
[2]杨铖.文学现代性框架内的梦境叙事研究[J].法国研究.2011(04)
[摘要]
以往有关草原文化与元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草原文化研究、多民族文化(文学)关系研究、元代蒙古族文学研究、元代草原地区文学研究。其中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方法论价值的主要有扎拉嘎的“平行哲学”理论、杨义的“活力边缘说”、台湾学者萧启庆的多族士人圈。本文通过综述这些成果,以期突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性,突出重要研究成果的指导性价值。
[关键词]草原文化;元代文学;平行哲学;活力边缘说;研究综述
在中国文学史上,元代文学是特殊的也是复杂的。这种文学上的特殊和复杂,根源于元代文化的特殊和复杂。元代是草原文化、农耕文化、西域商业文明的多元冲突融合后形成的多元一体文化。这对元代文人、社会、政治秩序、文化、艺术等都具有重大影响。但是在这个多元一体的新的文化体系中,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的蒙古民族及其代表的草原文化,到底占据什么位置?它对元代文学创作产生哪些重要影响?是这一课题需要面对的。而从草原文化视角考察元代文学相比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出现的新变化,以及对文学传统继承延续性问题,也是元代文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目前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直接研究,还没有出现专门的论著,但已有单篇论文出现。虽然如此,间接研究成果不少,这些成果虽然还处于理论的探索和阐释的尝试阶段,却对元代文学、草原文化精神、蒙古民族文化品格等研究带来了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路径上的探索,并具有可广泛运用的价值。因此,本文通过对以往研究中涉及草原文化与元代文学关系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突出其中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方法论价值的成果。对元代文学出现的“新质”,元明清时期史家、文人即有一些表述,并与蒙古民族统治相联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着蒙古学的逐步兴起,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总体来看,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草原文化研究、多民族文化关系理论及蒙汉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上京纪行诗研究等四个方面。
一、对草原文化的研究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由于“中心文化”观念的盛行,作为人类文化样式之一的草原文化被定义为“野蛮文化”,游牧民族被认定为“蛮族”,是“征服者”“侵略者”“破坏者”。这影响了人们对草原文化的研究态度、研究视野和研究结论。从全球范围来看,对草原文化的研究都是远远迟滞于草原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的贡献和地位的。正如南开大学教授、博导陈巴特尔所评论的那样,纵观我国草原文化研究的成果,呈现“三重三轻”的特点,即在研究主题上,比较重视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等静态因素的探讨,相对忽视草原文化在族际交往和跨文化互动中的变化等动态因素的研究;在研究视阈(域)上,重视我国北方草原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关注草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作用,相对忽视世界上其他区域的草原文化研究,对全球背景下草原游牧文化及其演变的宏观把握和综合研究范式上,比较重视理论思辨、历史描述与现实对策研究,缺乏多学科及跨学科的综合性与系统性研究。①虽然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却不能因此否定以往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几年“草原文化研究工程”的启动,从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考古学等学术视角对草原文化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有《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草原文化核心理念》②、《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③、《游牧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草原文化的历史集成———一论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④等多篇系列论文的发表,提出和阐释了“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草原文化核心理念,辩析了民族文化与草原文化、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关系,对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传承,对草原文化所涵盖的其他文化事项的研究等。论文集、资料类编著也有一些,如《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元代文学研究论文集》等,也都对草原文化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助作用。对草原文化研究的精深与否,直接关系着元代文学特殊性研究的深入与否。就目前对草原文化研究的现状来看,还需要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投入,正如陈巴特尔在《反思与构建:全球视野下的草原文化》中所说,还需要运用新方法、新理论进行新的研究路径的探讨,需要与世界文明联系起来,从更大的文化背景给予关注。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其内,从丰富的文献中挖掘典型的、有价值的资料,以翔实的文献作支撑,将研究落在实处。
二、对多民族文化关系理论、蒙汉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
这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起学界研究兴趣的,进入21世纪有了深入的探讨,并建立一套多民族文化关系理论,伴随而生的是多民族文学关系理论。这方面的代表主要有扎拉嘎、杨义、台湾学者萧启庆。社科院扎拉嘎建立了民族文化关系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即平行哲学,并将文学运用其中。2005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⑤是其代表作,认为各民族间的文化影响是双向互动的,遵循着平行哲学,并认为元代文学也是如此,原有的中原文学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游牧民族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针对元代文学受草原文化的影响,在《游牧文化影响下中国文学在元代的历史变迁———兼论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⑥中有集中的阐述。该文主要从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游牧文化对元代文学发生的多重影响。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在元代之前和元代之后的根本性变化,与游牧文化南下造成的元代文学接受群体的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蒙古民族文学由口头文学发展到书面文学,并在雅俗文学间并行发展,是中原文化的影响起到重大作用。并提出元代在蒙古游牧文化影响之下,中原封建传统思想受到巨大冲击,从而出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思想,在宗教信仰、风俗文化、伦理教化、女性规约、刑法、意识形态等方面都有所表现,这些都与蒙古民族文化品格有关,而这恰恰是元代文学的隐逸主题、追求自由精神等特征出现的主要社会环境。本世纪初,社科院杨义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7年他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⑦第一次完整而清晰地对此命题的文化根据和学理构成进行了阐释,提出“一纲三目四境”的研究宗旨,在“大文学观”的前提下,对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的关系作了系统的梳理,其理论方法的核心即“打通”。谈到游牧文化政权下的文学时,杨义以元代文学为例,从“汉化一胡化”的不同民族文化的双向互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探讨元代汉族与蒙古色目边塞诗在审美风格和诗人情感不同。认为中原人士与蒙古色目人士的主客位置的变换,改造了边塞诗的内质和情调,为此类诗歌及元代诗歌审美风格的变化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这在其2013年的《文学地理学会通》⑧中也进一步有论述。另外,杨义还提出了“边缘活力说”的文化理论,也引起很大反响。“活力边缘说”是为了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动力学系统而提出的,也是在反思、批判和超越文化“中原中心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原中心论”在强调中原文化率先发展之时,总是带有某种“唯我正统”的优越感和傲慢感,忽视或漠视边远少数民族的丰富多彩的创造,忽视或漠视边远文化生气勃勃的反向影响力。他认为当中原的正统文化在精密的建构中趋于模式化,甚至僵化的时候,存在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文化就对之发起新的挑战,注入一种为教条模式难以约束的原始活力和新鲜思维,突破原有的僵局,使整个文明的动力学系统重新焕发生机,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出现新一轮的接纳、排斥、重组和融合的生命过程。并认为我们研究的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文学,就是中原文学与边缘文学碰撞融合的极好范例,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互补、重组、升华而得到的审美结晶体。近二十年台湾学者萧启庆对元代汉文化之延续、影响及多族士人文化活动的研究给予极大关注。作者从蒙元时期的多民族文化交流角度,进行了多族士人文化圈及文化互动的研究,具体考察了元代的儒户、国子学、科举与菁英流动、江南士大夫家族等重大问题,这体现在其论著《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⑨。《内北国而外中国》⑩一书考察了蒙元支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元朝的族群政策与族群关系,蒙古人的汉学及汉化,认为在元代特殊的文化社会中,多族士人圈的形成是蒙汉文化群体意识凌驾于族群意识的产物,并考察了大蒙古国的国子学,认为这是蒙汉菁英涵化的滥觞。这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都都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这些成果,既具有理论构建价值,又具有研究方法意义,是在当前该领域研究中处于前沿。
三、对元代蒙古族文学的研究
对元代蒙古族文学的研究,既是蒙古民族文学,也是蒙元文学研究的产物。这方面的研究基本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内蒙古、新疆等民族地区的研究者开始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包括对元代、蒙古族文学的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元代少数民族诗选》瑏瑡?《北方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化》瑏?瑢。90年代以后研究渐成规模,对元代蒙古族文学家及其创作的研究主要有中央民大云峰、中国社科出版社的顾世宝。云峰的系列论著有《蒙汉文学交流侧面观》(1992)、《元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2005)、《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诗歌研究》(2013)、《民族文化交融与文学研究论稿》(2015)等,其中《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诗歌研究》是云峰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的整合和深入,是其代表性的论著。全书分为四编,包括绪论,少数民族诗人及其汉文诗歌创作研究,描写北部边疆自然风光及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等诗歌研究,多民族文人的雅集聚会、酬唱交往等诗歌创作研究。所论囊括了蒙古族、回族、契丹、女真、唐兀、畏兀儿等族诗人及创作,伯颜、泰不华、蒙古帝王、杨维桢、高克恭、马祖常、乃贤、丁鹤年等汉文诗歌创作,扈从诗,玉山雅集、鲁国大长公主天庆寺雅集、玄沙寺雅集聚会、多民族文人唱和活动进行考察。云峰的有关蒙汉文学关系研究,以覆盖面广、涉及诗人的民族数量众多、侧重少数民族文人的汉文创作为主要特点。这些研究,为理论学说的提出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文学现象。2012年,顾世宝《蒙元时代的蒙古族文学家》将元代蒙古族文学家分为前后两期,论及前期文学家伯颜、郝天挺、孛罗御史、曲家阿鲁威、词家童童、诗人泰不华、月鲁不花。后期蒙古族诗人群体所论涉及达普化、聂镛、察伋、凯烈拔实、答禄与权、杨纳等,以及元代蒙古族散文作家群体、蒙古族帝王诗人等都进行了考察。这是对元代蒙古族文学家的一次全方位的扫描,论述所及诗文词曲各体,展示了元代蒙古族文学家的全貌。对蒙古族文学的研究,还不同程度地在文学史、其他论著中有所涉及,如邓绍基《元代文学史》(1991)、张晶《辽金元文学诗歌史论》(199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1999)、李修生《元杂剧史》(2002)、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田同旭《元杂剧通论》(2007)、王韶华《元代题画诗研究》(2010)等。
四、对元代草原地区文学创作的研究
元代实行两都制,有大都和上都,每年四五月间皇帝巡幸上都,在上都的时间近半年之久。伴随着文人扈从以及大量文人的游历上都,有关两都之间、上都的文学创作丰富起来,且由于上都的政治中心而形成了一个文学活动中心。这个区域空间过居庸关以北就是古代的北方民族生活地区,而上都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在元代是草原都城。对草原地区文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上京纪行诗的研究上。过去对上京纪行诗研究主要有两种研究路数:一是直接对上京纪行诗中的蒙古民族的民俗史料价值研究,一是对上京纪行诗文学审美的探讨。史学界对上都历史文化的考证大量使用了咏上都的诗文,注重史料价值的挖掘。1984年叶新民《从元人咏上都诗看滦阳风情》是第一篇专门研究有关上都诗歌的学术论文,并从此开创了此类研究范式。叶先生在文中认为这些诗歌所描写的上都的自然风光、物产资源、民情风俗、宫廷礼仪、典章制度、宫殿楼阁、宗教文化以及祭祀狩猎、诈马宴、游皇城等生动地展现了上都的历史风貌。这在其后来的论著《元上都研究》瑏瑣?也有更全面的论述。按照这一研究路数,近三十年的时间诞生了大量的单篇论文,沿着这一研究路数,近三十年的时间诞生了大量的单篇论文和学位论文。以刘宏英《上京纪行诗研究》瑏?瑤、娜布其《元代反应蒙古族生活的扈从诗研究》瑏?瑥以及杨富有的系列论文为代表。这类研究为最初引起学界的关注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但是侧重于把诗文当作历史文献在内容上进行归纳、总结的研究做法,不利于文学独立性的研究,也不会真正推进文学作品研究的进一步深入。20世纪学界多将上京纪行诗归为边塞诗、山水诗,还赋予其更多的称谓,如扈从诗、域外风情诗、纪行诗等。这些概念大多使用模糊,很少对范畴进行界定。直到2003年杨镰《元诗史》对“上京纪行诗”概念的使用和界定,学界现在基本通用“上京纪行诗”概念。这些成果都是论文,数量较多,内容驳杂,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种:比较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主要有历时性比较和对诗歌主题、意象的横向比较。历时性比较研究,与唐代边塞诗、山水诗的比较为多,或者将之纳入到边塞诗、山水诗的发展史中,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运用对比方法对诗歌进行内容、艺术、情感上的分析,总结元代边塞诗的特征,并认为是唐宋到明清边塞诗发展中的一环。如林邦钧《元诗特点概述》、阎福玲《论元代边塞诗创作及特色》、郭小转《多元文化背景中元代边塞诗的发展》等。对李陵台、昭君墓、长城、居庸关等诗歌主题(意象)的横向比较研究。如张文德《王昭君故事传承与嬗变》、丁国祥《论元诗对苏武李陵的解析》《王昭君:元代诗人比照的特殊坐标》、陈思路的硕士论文《“昭君出塞”在元明清时期的文学讲述》、王颋《李陵台及元人专题诗》等,这类研究将元诗中大量出现的昭君、苏李形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其在元代的主题变化,或者从诗人的民族身份和政治身份角度,分析元诗出现的对李陵同情、惋惜、谴责的民族立场和政治立场的因素。还有运用地理文化学、文学地理学等理论的研究。如台湾学者李嘉瑜的《虚拟的怀古场所,真实的身体记忆-上京纪行诗中的李陵台书写》《关于上京纪行诗书写者身分认同之辨析》等系列文章,这类研究将考察的对象,即作为文化符号和地标的上都、李陵台、长城、居庸关等放置在地理文化学理论架构中,对作品进行内容和形式的解构,探讨它们在元代文人中的构型以及如何进行文学构型的问题。这是运用新理论、新思路解决此类问题,给人以新意,在具体意象上做深入的文化剖析,但从结论上看并没有更深入地突破以往。将上京纪行诗研究推向较深入层面研究的是:李军的《论元代的上京纪行诗》,第一次结合社会时代背景,对繁荣的原因、诗歌价值、诗歌特征论述。此后邱江宁的《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更加全面深入,提出“南人作北风”是奎章阁文人群体在元代中期南北融合过程中的南方文士的典范之作。从文人的求仕、观光国度理念的“人”层面以及上都的政治地位、文人扈从的“制度层面”论及上京纪行诗的繁荣,并对诗歌内容、“南人作北风”诗史意义作出阐释。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在论述游历与文学的关系时,指出上京纪行诗的产生与元代的游历之风有很大关系,并指出上京纪行诗概念及其研究范畴还存在问题,需要解决。上京纪行诗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在上京纪行诗繁荣的原因、题材内容、艺术风格、诗史意义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也不难发现,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对曾使用的不同概念的辨析、产生和繁荣的原因、文学活动及创作等都存在很多细致的问题。在研究方法和路径上,都将上京纪行诗作为一个整体对其进行较为静态的关照,既缺乏对重要作家的个案研究,也缺乏一种更宏观的、动态的视角,应将其纳入元代历史发展的大潮流、文人的活动和文坛发展的大事件、多元文化一体的大文化背景、草原文化地域场中,对其进行动态的把握和宏观的研究。元代特殊的文化精神造就了元代特殊的文学,从草原文化的视角关注元代文学,探讨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变迁,及其所起的作用,还原元代文学的历史地位,是一种可行的研究路径。对草原文化的深入挖掘,也是元代文化、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注释]
①陈巴特尔、雷继红:《反思与构建:全球视野下的草原文化》,载巴登尼玛:《多元文化与教育》(第3辑),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268页。
②“草原文化核心理念研究”课题组:《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内蒙古日报,2008年10月8日。
③“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课题组:《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实践》(思想理论版),2010年第1期。
④“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草原文化的历史集成———一论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实践》(思想理论版),2010年第11期。
⑤郎缨、扎拉嘎:《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⑥扎拉嘎:《游牧文化影响下中国文学在元代的历史变迁———兼论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⑦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⑧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⑨萧启庆:《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版。
⑩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瑏瑡?王叔磐:《元代少数民族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瑏瑢?北方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化课题组:《北方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杂志社,1989年版。瑏瑣?叶新民:《元上都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瑏瑤?刘宏英:《上京纪行诗研究》,中国社科院博士论文,2009年。瑏瑥?娜布其:《元代反应蒙古族生活的扈从诗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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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研究因其研究对象是文学文本或文学现象,这就需要立足于文学现象或事实的文学性,不能脱离语言艺术层面或诗学,把审美现象替代为历史、哲学、宗教等。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比较文学硕士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比较文学在它的成长之路上经历了全面向西方学习、对外开放,关注比较文学自身文学性问题,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实践探索历程。但回归并不是一种倒退,反而体现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断成熟与发展的良好趋势。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诸多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着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关键词:比较文学;对外开放;文学性;回归东方
时至今日,比较文学之跨界色彩鲜明,包容范围之深之广有目共睹。在其开放性和国际性不断滋养下的民族交流之树日益繁茂,但学科发展中也存在着学科边界日益泛化,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创新思维固化以及因缺乏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立足点而成为西方理论阐释的注脚等问题,这使得比较文学经历了一次深刻而严重的危机。对此,比较文学走向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提出了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自觉的命题。叶舒宪也在其论文《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中谈及“比较文学学者研究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因而呈现出一种‘自西向东’方向性的改变,‘东方转向’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说具有其双重颠覆性,它既颠覆着西方沙文主义的知识现状,又质疑其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和思维方式,进而引发人们对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资源的探寻热潮,以及对其文化价值的重估”[1]。由此可见,针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现状,学界基本上采取从东方文化与文学自身内部寻求未来发展的途径,这种“向内转”的趋势已然成为一种潮流,逆向与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比较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等潮流沟通交流,双向疏通比较文学国际性之河。本文旨在归纳梳理转向时期的重要文献,勾画出一条近些年来比较文学转向路线。
一
中国比较文学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走出去”的战略方针。此时探讨重点还集中在学科建设是否具有合理性、学科的本体论究竟为何、比较文学的名与实等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上。同时,一些民族主义者抛出“不忘国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等尖锐命题来挑战比较文学界因年幼而暂时的无所适从。中国学派所应对的方式就是在保持传统文化特质的同时,吸纳法国影响研究学派和美国平行研究学派的学科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同时,自创阐发法研究,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学,从而推动中国文学国际化进程。正如曹顺庆所展望的那样:“在构建文化软实力上,他国化也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当前,如果要想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就必须对软实力的两翼———‘拿来’和‘送去’的他国化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探讨文化发展与创新的规律,分析既能增强我们的文化资源基础,又能提高我们的文化影响力的文化传播规律。”[2]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学者的确具备开放性的眼光,在研究过程之中立足比较文学这一根本特性,可以说没有开放性,比较文学自身难以为继,开放性是比较文学的动力之源。有三位学界权威无疑促进了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对外开放性。一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带头人乐黛云先生,她提出在当前文化转型时期比较文学研究应当更加关注“新的人文精神”,即以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思想为基,大力促进世界异质文化相互交流,多元共生。二是王宁教授,他在《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一书中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国际一体化的当下,人文学者应当充分顺承这一浪潮,推动中国文化与文学走向国际化。三是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孟昭毅教授,他在论文中谈及从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来分析,人们企图以强调不同族群艺术表达的多样性,来改变民族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连接,又以消解民族性的反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得异常强大。因此,新的族群离散与族群融合也形成了一种冲击民族的力量[3]。
他认为,一个民族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应具有相同的语言文字,独特的文化传统,积淀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情结以及审美准则。而文化全球化恰恰在极力冲刷这一切,它让人们通过各种交流媒介了解他者文化,效仿他者文化,并在此过程中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但是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主流的文化强者的偏好以及审美准则往往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冲击文化弱者的头脑,因而造成其学术心态的失衡,在一味学习中忘记了自己研究的立足点。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正是它敲响了比较文学开放性的警钟,学界应该反思对外开放“度”的问题,以及自身研究“质”的问题。在文化交流的进程之中,在强势的“他者”眼中,中国比较文学为欧洲中心主义所轻视,所扭曲,安门立户的阐发法不过被其当做一种注脚而非一门学派来对待。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应正视其所存在的问题,一是阐发法既然过度依赖于对文学文本进行生搬硬套的理论分析,因此很容易成为西方先进理论的注脚,同时也局限了学界研究方法的创新。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应当从关注自身的“文学性”转向关注比较文学跨文化的特性,即文化转向。叶舒宪认为,由于比较文学具有跨语言、跨学科的重要特性,所以它能较早地接受来自外界的形形色色的理论信息,领先于一般的学科研究,较早地把握学科探索变异的节奏与趋势[4]。刘贵珍在评论王宁新著《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时介绍了王宁本人对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关系的看法。王宁认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并非单纯是对抗性的关系,其间也能达成通力合作。他们认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不是对立性的,而能构成一种张力,互相推动双方的发展。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关注“文学性”,关注“经典”的做法有失恰当。因为当某些作品一旦被认为是“经典”,其中的某些杰出表达就具有了“文学性”。
而这种认定不过是特定审美情趣在读者的脑海中固化,它的背后竖立着某种具有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之墙。人们呼吁“回归文学性”,“回归文学性经典”,他们实际上是希望能退回到这面墙体之后保护自己。但是文化研究则恰恰相反,它恰恰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试图从整体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其形成过程。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必然是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上,而不是一个文学人的眼光看待此问题。二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泛化问题值得关注,并且有待改善。比较文学在其文化转向阶段虽然日胜一日,但渐渐脱离开了它的文学本质,从而使比较文学学科模糊泛化,边界不明。比较文学虽然具有包容性的特点,但又不是无所不包,否则就不能作为一个正统学科来界定它的内涵与外延。因此,孟昭毅教授在极为认真地反思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之后,提出比较文学学者应当关注对文学文本的细读。他认为,比较文学归根结底还是关于文学的研究,无论它包含的范围有多广,文本研究还是其最终的根基。离开文学的特性来谈比较文学研究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这种现象的出现值得当代学界去反思。此外,还有一些文章也关涉到这一问题,如王志耕提出:“比较文学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学科边界的泛化,其出路在于找到与文化研究分而治之的可能性。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其实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具有明显差别。
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文化系统中文化诸要素与艺术文本的隶属关系,比较文学则是文化系统中艺术文本的并置结构关系;文化研究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非文学因素与文学的各种隐喻关系,是一种纵向研究;比较文学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不同文学因素之间的各种转喻关系,是一种横向研究。基于此,比较文学应当放弃跨科际研究的属性,通过退守的形式维护其学科的完整性。”[5]这篇文章更为系统地分析了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在对象、范围、研究重点等方面的差异性,比较文学应当更加关注对文学要素的研究。笔者认为如此的倡导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退守”是否就真正把握了比较文学的脉搏?无论是走出去也好,退回来也罢,比较文学自身的特性决定着它发展变化的轨迹,学界需要认真体会它的“度”到底在哪里。因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属于新兴学科,它还像个未发育成熟的孩子,自身的特征并未充分表现出来。
二
至于退守到何种程度,学界见仁见智。但较为权威的观点认为,回归后的“文学性”有了某种升级的意味,它不仅涵盖历史与传统,而且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富有人文关怀。不仅注重文本中呈现的“个体”的生存境遇,更加关注其“人类学”走向。叶舒宪在《“世界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中表示,原来人们关注“文学性是什么?”,现在则思考“族群的种类与各自的文学性”,还有“到底哪一种文学性具有普适性?欧洲中心主义标榜的文学标准是否能一直延续下去?”答案不言自明,因为欧洲中心论已经阻碍了比较文学健康平衡的发展,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内部的多样性构成,理所当然成为未来研究关注的焦点。这不仅仅为中国学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还成为国外研究者转换新视角的巨大宝库。
于连的《对比较的重新思考》中谈及不应将“远东”视为一种欧洲理性的神话式反面,要研究这样的反面还要关注自身内部。这与叶舒宪提到的比较文学研究东方转向不谋而合。可见比较文学的转向趋势已经为中外学者所觉察。其实,当人们去关注比较文学“文学性”这一要素时,自然而然的会界定出“文学性”的范围。它的根基是文本,但是不止文本研究那样简单。它研究文学内部要素的问题,也关注文学研究的安身立命,发展趋势,独立地位等重大课题。简单讲就是比较文学是研究自身存在以及其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关注“文学性”问题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东方转向的问题”。叶舒宪认为,西方世界虽然依靠强大的科技力量走上了繁荣之路,但是工业革命的成功却扭曲、异化了现代西方人的灵魂,很多人都经历了重大的精神危机,但是他们却不能依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治疗,因此,东方文化便成为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毒剂。20世纪西方哲学也同样在质疑自身传统的形而上学观。他们主张承继并发扬舒本华、尼采的悲剧意识,进而探寻东方智慧的神秘乐园,在伊甸之中寻找精神慰藉,开掘苦难之源。
这可以看做是比较文学实现其“东方转向”的外在条件。此外,叶舒宪在《再论20世纪西方思想“东方转向”》中,分别从哲学、经济学、生态伦理学、心理学、女性主义等方面论证了东方转向与中国密不可分。上述几种思潮已为中国学者广泛借鉴并加以运用,几乎研究任何一个稍有名气的文人学者,抑或诗人理论家,都要从这几种思潮择取一二加以分析,成为注脚解读的典型现象。但是这些典型的西方思想在经历了历史的冲蚀之后,也开始转向东方,关注东方,因为东方的特质是如此的明显,蔓延范围是如此的深广,存在数量是如此的巨大,它不可能因为距离的遥远而被永远忽视。比较文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它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全面学习西方、对外开放———回归文学性———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历程,这种回归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形式上的倒退,反而体现出它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着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这条回辙型的流动轨迹,体现出中国比较学界在学科体系中,在如此曲折的探索中不断地自我完善与自我更新,它仿佛一条长河一样沟通南北,跨越东西,将比较文学流动成一种国际性的学科。在交流之中不断重视自身的特性,不断丰富发展,精益求精。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广大学者能够真正做到求同存异,海纳百川,探索钻研,共同促进比较文学之大兴盛、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叶舒宪.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2).
[2]曹顺庆.“他国化”:构建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有效方式[J].当代文坛,2014(1).
[3]孟昭毅.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2012(4).
[4]叶舒宪.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研究展望[J].新东方,1995(2).
[5]王志耕.比较文学:在退守中得到生机[J].中国比较文学,2006(1).
[摘要]自比较文学这门课程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开设以来,由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自身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特点,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建构主义理念下,立足于教学对象的实际特点,以蒙古文学为基点,不断增强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努力培养比较研究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而营造开放的课堂,是今后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建构主义;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对象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着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宏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1]14。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
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置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创建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1]12,“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1]12。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宏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创建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络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频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系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
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找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置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
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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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最新学术动向是从不同侧面突出强调文学的文化功能,作为一种自觉而清醒的学术选择,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学术思路,反映了当今国际学术界的发展态势,也与国际潮流暗合。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比较文学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深入,身处其中的传统中文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以中文专业基础课比较文学为例,分析比较文学课程教学现状,并结合学科特点进行教学反思,提出改革建议:根据理论与实例教学并进的原则选择教学内容,在教学方法上应坚持讲授与讨论结合,在实际教学中要充分体现比较文学专业特点,做好跨界融合。
关键词:地方本科院校;比较文学;教学改革
中文是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由于其厚重的专业基础、广泛的就业面以及相对固定的社会需求量,成为地方性院校普遍开设的专业。然而,随着许多地方性本科院校开始放弃传统的精英大学发展目标,选择了多学科性、应用型大学发展之路,传统中文专业课程教学亟待进行改革,以使中文教育为社会服务,为实践服务,培养中文应用型人才。面对地方本科院校当今的转型发展之路,如何在教学中将必可不少的理论与时代需求相结合,就成为中文专业教师普遍面临的困境和迫切解决的任务。
一、比较文学本科课程教学现状与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较文学正式作为一门课程进入我国高等教育的课堂。纵观现今比较文学的本科课程,无论是教学目标还是教学内容,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正如陈惇所言:“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各校开设的课程也与以往不同。除了讲比较文学原理的课程之外,还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文学类型的比较研究、文学思潮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中外文学关系史、跨学科研究等,确实比以前丰富多了。”[1]造成比较文学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多样化发展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各学校在具体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教学大纲等的制定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权。这种多样化又是沿着三个方向在演变:一个方向是继续讲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第二个方向是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一个方面的拓展和深化,如中外文学关系史、比较诗学、跨学科研究等,它们本来属于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现在把它们单独分离出来,自成一个专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三个方向是把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或者说是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去研究另一种学科的某个专题。[1]而对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教学内容,学界有多种看法。有学者认为“高校中文系或外文系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最好形态,是将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史的内容,与现有的比较文学相关理论探讨与方法讲解结合起来,以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为主的种种现象方面的内容来充实现有的比较文学教材与课堂,让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加多样化、综合化、‘文学史化’”。[2]还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本科课程要轻概论,而重在讲具体案例”[3]。持后一种看法的不只一位学者。有学者因为在本科阶段进行的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学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学生在学完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后,仍然不清楚什么是比较文学,学习本学科有什么用,比较文学的论文应该怎么写”,所以主张比较文学“课堂教学的内容重点就不再是对纯学科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在于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学习,包括比较文学的基本类型和研究方法,文学范围内比较研究的领域,以及每一种研究方法应该怎样去操作等”[4]。针对上述教学目标演变的三个方向课程安排各有特点与优势,但都有不足。全面讲授学科原理的课程易失于枯燥晦涩,专题研究的如中外文化史、比较诗学等课程虽长于专精,但有失广博与系统,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课程如“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主义”“鲁迅与中外文化”“俄国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西戏剧比较”等课程针对性强,但也因为专精,容易失却比较文学的学科特色。
二、比较文学教学建议
(一)坚持理论与实例教学并进
在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之下,既要讲授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又要有研究方法、研究实例的介绍。学科的基本理论介绍既是必要的又是重要的。经过一学期的学习,作为初学者,学生能掌握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历史、学科特征、学科研究范畴等具有完整性和体系性的知识。另一方面,从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来看,如果将学贯中西从事高级研究的人才培养作为比较文学本科教学的培养目标并不现实,因通过大学四年级一个学期几十个课时的教学就能让学生一跃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专家未免不切实际,而几十个课时的教学让学生对比较文学有大致的了解,形成初步的比较文学研究意识和较为开阔的比较视野则是有可能实现的。有学者主张“比较文学课的主要内容则大致可分为三大块:一是比较文学的概念原理和规律;二是比较文学的历史,包括中外比较文学的发展史和目前的研究动态;三是比较文学的研究策略和方法。这三块内容中,第一块和第二块是较固定的内容,更多的属学理知识,同时也因比较文学历史较短而容量较小。第三块既是学理性的,又具有操作实践意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内容的选择往往受到教师科研方向和成果以及课时长短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5]。笔者对此分类非常赞同。实际上,这三块内容较好地将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结合在了一起,一并考虑了本科课程设置的规范性与高校教师授课的个性化特点,既有相关的概念原理、学科发展历史的介绍,又有研究方法与研究实例的诠释,精专与文博兼而有之。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因为课时有限,内容安排过多并不合适,以上三块内容还是应该择其重点,合理分配比例。简之,教学对象、教学目标的不同决定了教学内容的不同。在设计与选择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课程教学内容时,一定要将其与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内容进行区分,本科阶段主要是为了普及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知识,自然应当侧重前两块内容,而研究生阶段则重在提高学术水平,可以进行一些专题性的介绍。
(二)坚持课堂讲授与讨论结合
要想真正有效地完成比较文学的本科课程教学,在教学方法上应坚持讲授与讨论相结合。因为教学方法一定程度上由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来决定。比较文学本科课程坚持理论与实践兼备的教学内容决定了教学方法中需同时采用讲授与讨论两种方法。对于那些理论性强的名词术语、概念、学派观点应由教师进行细致分析与解释,但是也不能任由教师一言堂、满堂灌,教师应适时地举些例证或者提出问题启发学生进行思考,让学生运用所学的方法尝试着进行分析,以期养成研究的习惯与思维方式。为了取得更好的讨论效果,最好由教师提前布置好题目让学生准备,真正做到言之有物、论之有效。比如在比较文学中关于“形象学研究”讲授时,笔者发现同学们往往对“他者形象”特别是隐藏在“他者形象”背后的“自我形象”等概念理解有难度,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形象学的研究内容和对象,在老师对相关概念进行讲授之后,以讨论的形式,组织学生们亲自阅读具有“他者形象”的代表性作品,并在课堂中分析讨论“作者是如何塑造异国异族形象”“塑造异国异族形象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让学生们在讨论中体会和理解“形象学”的相关理论知识,让学生在实践中验证理论,在理论中培养实践能力。
(三)充分体现比较文学专业特点,做好跨界融合
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例如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换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6]。因此,比较文学具有跨文化、跨学科的特点,所以,在进行本科课程教学时必须坚持其“跨”的特点,要跨越单一的文化背景和学科背景,达到真正的跨界融合。所谓跨界融合的第一层意思是跨对象之界的融合,即既要做好文学内容的比较研究与讲授,又要做好文化现象的比较研究与讲授。当然,文学作为学科的出发点,其内容所占比例应相对高于文化现象的讲授比例。在文学类关于中西方诗歌异同的研究与讲授中,除了要对诗歌这一文体在中西方的差异进行分析外,更重要的还需要引导学生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思考分析导致中西方诗歌差异的原因。跨界融合的第二层意思是跨学科之界的融合。即既要与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区别,又要及时吸收这些学科的新理论、新观念和新成果。一般来说,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晚于中国文化概论、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等课程,此时的学生已有了较为系统的中国文学史知识和外国文学史知识,这样在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时教师既不是炒冷饭,重复介绍,又可以充分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比较研究。跨界融合的第三层意思是跨地域之界的融合。即做好中国与外国的比较。中国的比较文学无论在研究还是教学方面都应该立足于本民族,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出发进行中外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中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也只有在对别国文学、文化的观照中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本国的文学与文化。这一点正如学者严绍璗所说:“一旦把这种跨文化的立场变成自己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基础,我发觉自己对从前拥有的关于中国文学和东亚文学的各种知识产生了不少躁动不安的情绪,即时常怀疑自己已经获得的知识的真实性价值。”[7]
[参考文献]
[1]陈惇.势在必行———中文系怎样开设比较文学课程[J].中国比较文学,2000(1):89-90.
[2]邹建军.论高校本科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J].世界文学评论,2007(1):235.
[3]梅启波.中国比较文学课程与教学的困境与对策[J].语文知识,2010(3):62.
[4]袁盛财.关于普通高校比较文学教学的几点思考[J].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1):22-23.
[5]韦建国,吴孝成.试论比较文学教学中的具有实践功能的可操作性———关于21世纪高校文学课教学改革的思考(之四)[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2(2):51-52.
[6]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
[7]严绍璗.确立关于“东亚文学”历史的更加真实的观念———我的关于“比较文学研究”课题的思考和追求[J].中国比较文学,2006(2):3.
摘要:目前,在很多高校中都设置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一专业,然而,国内很多学者对这一专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其利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本文则主要针对这一名称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高校;专业名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一、前言
教育部于1998年大规模地调整了二级学科,其中,《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两个二级学科进行了合并,即《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置于现在中国语言文学的一级学科下。在该课程名称诞生伊始,国内的学者就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观点。例如,谢振天指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学科,强行把它们合并在一起,对学科发展产生了很大阻碍。一方面,导致认识论的混乱,很多师生没有正确认识到这一学科的实质,从而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同等对待,认为两者的教学研究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教学研究过程中也造成了混乱,在很多师生眼中,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相同的,理所当然地把外国文学的相关教学、论著看做是比较文学的教研成果。再如,孟华指出,把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捆绑起来进行学科设置,对于比较文学的长期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二、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
从本质上来看,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并不是一个学科体系的范畴,而教育行政部门在全国教育系统中把这两个学科强制地合并成为一个学科,并没有经过学术意识的公众论证。然而,在我国的综合性大学中,尤其是师范类院校,基本上原来的“外国文学”课程均变为了现在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那些“外国文学”的教师也随之成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教学者和研究者。
1、比较文学的内涵
从某种角度来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的设置是混乱的,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定位就是“非学术性”的,另一方面,一些教学研究者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没有形成正确科学的“比较思维”。事实上,在人文学术史上,“比较文学”和其他各个“文学”存在很大的差别。例如,“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在命名是都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其涵义就是在存在于特定地域中的一种“文学”。但是,“比较文学”作为一个逻辑体系,它是专门用来解析及阐述以上各“文学”的,它不是“文学存在”,而是“学术存在”。
2、世界文学的内涵
可以说,“世界文学”也是以地域为基础认定的一种“文学”,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属性:一方面,从古至今,思想家们对未来的人类社会做出的无数的构想,例如,“天下大同”、“桃花源”、“万国共和”和“共产主义”。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人们期望在人类的生活中能够实现语言上的相同,从而出现了“世界语”,与此同时,人们还期望人类可以在精神形态实现融合,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学”。但是,“世界语”的流布失败了,而“世界文学”也尚未形成一定的模本,因此,可以说,“世界文学”是先哲们的一个“梦”。另一方面,从本质上来看,真正的“世界文学”尚未形成,而高校学科中的“世界文学”指的是世界各国的“文学”,其仍然是在世界各地存在着。无论是高校,还是学者,都没有展示出“世界文学”的样本,这是因为“世界文学”属于世界,其超过了“国别”。严格来说,“世界文学”就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文学的一种“集合体”。在学术意识的层面来说,“世界文学”也就是“国别文学”,或者“外国文学”,是相对于“中国文学”而言的。例如,《世界文学》这本杂志是国内著名的研究“外国文学”的刊物。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文学”早已形成了定论,且学界也达成了基本共识。
3、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
正如前文所述,“世界文学”就是先哲们对于人类未来社会的一种幻想,一个“梦”,尚不存在任何模板。因此,以一个不具体的“梦”来当做我国高校中一门学科,并不合理。此外,现行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其实质就是“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专业”。但是,“外国文学”作为一个总量代词,其需要进行还原,成为具体的“国别文学”,如“美国文学”。因此,“世界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地域文学”,这样一来,使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所具有的“非学术性”特征更加凸显。综合以上分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这一学科名称的设定是不科学的、不合理的,需要进行改进和完善。
三、结论
总而言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这一学科的名称存在很大学术问题。但是,需要指出的人,在人文学术界,包容性地阐述某一学科概念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要想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就更难了。因此,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寻求学科的基本学术内涵,尊重并遵循其基本特征,从而有效保护这一学术的严肃性与价值。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这一学科的名称,也应该形成基本的公式,以促进其健康长期的发展,不断提升学术本身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汪介之.“世界文学”的命运与比较文学的前景[J].外国文学研究,2004,06:123-129+169-170.
[2]范慧玲.关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理论与教学、科研实践的思考——以此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教育为切入点[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7,08:57-60.
[3]约翰•皮泽,刘洪涛,刘倩.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建构建设性的跨学科关系[J].中国比较文学,2011,03:13-31.
[4]杨慧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命意及发展趋向[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44-48.
[5]汪介之.关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几点思考[J].中国比较文学,2001,03:9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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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文学教育是当代文学的基础,是当代文学的重要启蒙思想,是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阶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当代文学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文学的不断发展,对于文学的批判也逐步兴起。文学批评不仅是对文学作品的赏析,还能成为文学创作的指南针。因此,如何做好针对文学作品的相关批评工作,使得该工作在满足真实准确的前提下,提高整个文学批评的质量和水平,成为文学批评工作需要重视的内容。为了做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相关工作,需要结合现当代文学发展态势进行全面、准确的分析和探讨。本文主要阐述了文学批评在文学欣赏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并对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展开批判,以此来确保现当代文学批评的有效实现。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文学批评观;批判;文学发展
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赏析时,文学批评作为文艺评论的内容之一,还能为文学创作提供新思路和新方向。就目前的文学发展现状而言,我们需要正视现当代文学批评观,并做到充分合理的运用,以此来确保文学创作的质量和水平,在此基础上形成推动文学发展的内生动力。基于文学赏析的角度,我们不但要对现当代文学批评观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还需要在充分重视现当代文学批评作用的同时,对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进行批判和分析。
一、现当代文学批评的作用
文学批评的哲学作用,需要利用批评实践和理论并进行思考和评价,从而形成一定的思想理念,或研究途径,以此来实现人们感知世界的理想。文学批评的哲学作用不仅体现于文学批评、理论以及文学史革命三者之间的关系,还体现在文学批评与思维方式二者之间需要利用批评这一手段对自身进行深刻反省,对自我认知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推翻。对现当代文学展开批评时,需要明确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并予以充分重视。此外,还需要对文学批评的意义进行讨论。就目前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而言,文学批评还有以下几个作用。
1.现当代文学批评促进文学发展。现当代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文学的前进和发展,这种促进作用不仅有利于文学发展的定位,还引领者整个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因此,现当代文学批评对于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我们需要正确的利用文学批评手的方式和手段,来实现我国文学领域的快速发展和成长。并以此来确保文学批评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文学发展需要,为整个文学发展和壮大奠定基础。
2.现当代文学批评能树立好正确的文学发展观。现当代文学批评有利于明确文学史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并产生着极为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从某种角度而言,文学批评也是一种评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成为树立正确文学发展观的有效途径。目前,我们对文学发展观的形成进行研究和讨论,并以其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引领整个文学界向前发展。此外,还需要与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实际发展状况为基础,利用好文学批评这一手段和途径,从根本上对我国的文学发展观起促进作用。
3.现当代文学批评促进文学创作发展。文学创作作为文学创作形式之一,其特征较为特殊和复杂。为了确保文学作品的创作质量需要对文学创作原则进行了解和把握,充分发挥文学批评的积极作用,在满足文学创作正确方向以及丰富内容的前提下,必须要符合实际要求。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正确的创作方向和创作内容能够确保文学创作的质量和水平,为文学创作的发展方向奠定基础。因此,我们要牢牢把握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该作用进行充分利用,发挥好文学批评的内在潜能。
二、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分析和批判
对于我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现状而言,文学批评对文学领域的发展有着极为积极的促进作用,是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首要手段之一。我们主要结合现当代文学批评手段的具体实际运用,并对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分析和批判。
1.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文学批评的总结。现当代文学批评观主要基于文学批评的手段,并由此形成的一套总的理论和观点。在我国文学领域的发展过程中,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在整个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通过对现当代文学批评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对文学领域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因此,我们要对现当代文学的观点进行充分的理解。
2.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文学批评发展的阶段性总结。基于现当代文学的批评观的基本理论和实际特征,对于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来说,该观点成为整个文学领域发展的阶段性概括和总结,对于现当代文学的批评的发展来说,意义较为重大。通过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和总结,并对其进行分析,那么我们要怎样把握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优势和特征,并对相关的理论观点进行充分理解和掌握,从而确保文学批评研究的研究效果。为了使得文学批评工作的顺利展开并取得良好成效,我们要充分重视文学批评的各个环节,包括形成以及发展,从根本上确保整个文学批评领域的正确性的全面性,以此来满足文学领域现实发展的需要。
3.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文学发展的促进手段。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整个形成过程,对文学批评观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甚至对整个文学史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现当代文学批评观为文学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方向,为各类文学作品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指导性作用,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日益繁荣,我国现当代文学也不断发展。现当代文学批评观作为一种思想风潮,贯穿于整个文学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因此,我们必须要重视现当代文学批评的作用,并对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分析和批判,并充分理解和掌握,在此基础上提升对文学批评观的认识水平。
参考文献:
[1]朱丕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批判[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2]胡俊飞,李游.唯物史观下当代文学批评中的“非民族”论批判[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3]范一亭.从“批评”到“批判”——福柯的《何为批判》与文学批评者的身份探求[J].国外文学,2013
摘要:
从现当代文学产生以来,几经波折与坎坷,路过了春光明媚的照耀与暴风骤雨的洗礼,终于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晴朗的天。当代很多作家、学者也都热心投入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因此,使现当代文学上升到了又一个高度。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疏离文本”现象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表现较为突出,然而,文本却是文学的基本构建。因此,现当代文学的健步发展还需要对文本研究进一步重视和深入。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疏离文本;研究
前言: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稳步向前地发展,也吸引了更多的作家、学者对现当代文学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也创造出了更多的实意的、华丽的篇章,为现当代文学价值的提升奠定了初步基础,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但是,现当代文学中越来越多的“文本疏离”问题也随之泛滥,这就反映出作家、学者们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不够落实,甚至使其处于忽略境地。本文从对“赵树理小说”的引述错误、对不同背景下的作品的偏激评价、对《红旗谱》的文学史的偏颇定位等方面论述了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疏离文本”现象严重,这种差错会根本性地影响我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前景。
1文本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文本是文学构建的基础,现当代文学自50年代初期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冰心、朱自清、鲁迅等都是从这个时期陆续出现的散文大家,创作了出很多优秀、经典的作品,冰心与朱自清的散文辞藻华丽优雅,鲁迅先生的语言朴实而深刻,历来为世人所称赞。由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以思想内容为主,并不重视艺术的表述,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只是凭着主观臆断,缺乏客观性,使许多经典文本处于埋没状态。例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对于革命的批判、对于旧社会黑暗的批判,以及在政治上也发表过比较突出的见解,因此,后人都尊崇他为文学家或经典作家,但是对于鲁迅先生的文学价值没有真正得到明确。再比如,对于张爱玲和丁玲的评价,以前评价张爱玲在政治上有所偏见,现在却将她抬得很高,极大地贬低丁玲,这种疏离文本的研究方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极为不利,最明显的现象是文学评价标准混乱,促使“疏离文本”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不利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学欣赏的客观性和文学创作的主观性。
2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疏离文本现象
文本是文学构建的基础,所以文学的研究中心应该是文本研究,但现当代作家学者们却忽略了这一点,使这种“疏离文本”现象越来越严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疏离文本”现象:
2.1文学引述混乱:
文学引述的混乱,会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评价,是“疏离文本”现象的原因之一。由于研究学者的粗心,和不大勤恳的工作态度,使一些文学引述混乱,甚至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例如,唐弢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讲郭沫若先生对赵树理先生作品《李家庄的变迁》的评论:“我完全被那新颖、简朴的内容和手法所陶醉了,那儿有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天地、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兴趣的。”但这实际上不是郭沫若先生对于赵树理先生这部《李家庄的变迁》中的评语,而是对赵树理先生另一部作品《李有才板话》的评语,这是一种严重的引述错误。其次,是错词引述,例如将“朴素的内容和手法”错引成“简朴的内容和手法”,将“新的感情”错引成“新的意义”,虽然没有较大程度的改变,但是,文学的语言是严谨的,尤其是对于像郭沫若先生这样的文学大家来说,更是一种唐突的行为表现。再从文学价值层面和学术意义来讲,这是一种失误,更是“疏离文本”现象的集中表现。
2.2文学作品评价定位错误:
经典的文学作品是需要时间来印证的,然而,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常常对一些作品的评价脱离了实际,例如,将40世纪的作品拿来在50世纪的背景下评论,这远远偏离了实际背景的需要,是一种不客观的评价。再比如《红旗谱》,《红旗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的必选之本,在21世纪初期的文学地位尤为重要,受到了许多作家、业内人士的好评和称赞,但是,后来经事实印证,《红旗谱》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其作品中有一段描述一个人背对着朱老忠,但是朱老忠却看见了那人的““长脑瓜门儿”,而且描述说“好面熟”,这完全不合逻辑。目前,这样的例子还在《红旗谱》存在尚多,但文学界却对其有颇高的定位,将其称作“经典”,这是一种较为严重的“脱离文本”现象。
3结语
总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疏离文本”现象,主要体现在文学引述混乱、错误,文学作品的评价偏离实际创作背景,文学作品定位严重偏颇等。为了消除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疏离文本”现象,就需要文学研究工作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积极探索,创新研究方法,建立文学的独立标准,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燕子.文学现场的文本研究开放性的文学研究[J].宜宾学院学报,2010,(26)
[2]张丹.浅谈“疏离文本”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体现[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4,(8)
[2]工彬彬.《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J].当代作家评论,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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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包括中国比较文学在内的国际比较文学界掀起了一股文化热潮,给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带来了挑战与机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比较文学方面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比较文学的变异学问题
变异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在于同源中的变异性,同源的文学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传播与交流中,在语言翻译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文本层面、文化层面产生了文化过滤、误读与‘创造性叛逆’,产生了形象的变异与接受的变异,甚至发生‘他国化’式的蜕变,这些都是变异学关注的要点,在这里,变异性成为可比性的核心内容。”“而文化过滤带来一个更为明显的文学变异现象就是文学的误读,即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圈时产生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文学误读”。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形象“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巴柔也清楚地阐释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他认为“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不是现实简单的复制物,它是按照注视者的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而重构、重写的,这些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式都先存于形象。”这种形象既然是一个“社会集体的想象物”,是按照注视者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重构的,那么发生变异就成为必然了。在创造性想象和变异理论的视角下,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这一“他者形象”,“不是再现而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生产或制作这一偏离了客观存在的他者形象的过程,也就是制作方法或注视方完全以自我的文化观念模式对他者的历史文化现实进行变异的过程。”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他者(Other)的概念,最初来源于一种存在论上的逻辑辨识,而后转隐为一种更深的神学指认和伦理学。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并不仅仅指涉人物形象,他存在于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游记、回忆录等各种文字材料中,像异国形象、异国地理环境、异国人等,这都可以纳入比较文学形象学“他者”研究的范畴。因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在异质文化相遇时,“毛姆对中国的关照,用的是两种眼睛:一是‘感官的眼睛’;一是‘心灵的眼睛’。前者代表的是真实而客观的逻辑,后者反映的是联想与主观的法则。”因此,虽然毛姆极力用“感官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但是毛姆在书写时,势必受到“心灵的眼睛”的影响,毛姆笔下的中国与中国人形象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异,甚至误读。
二、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1.中国人的形象变化
小说《人生的枷锁》创作于1915年,毛姆还未开始中国之行,此时毛姆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大多基于想象与虚构,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葛桂录先生就对此做了精彩的总结:“回顾西方人表述中国的历史,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多为赞美、倾慕的态度,18世纪中后期随着欧哲启蒙运动的高潮,西方现代性的确立,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发生了根本改变。……十九世纪中期,西方的中国形象基本成型。它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的混合存在。中国既是‘黄’的代表,一种让人鄙夷、唾弃,反证西方优越性的异己存在;又是‘祸’的代表,一种压迫、威胁西方秩序,使人恐惧的客观存在”。《人生的枷锁》里的中国人宋先生的形象,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好到坏的转变过程。起初,虽然宋先生长着一副异于西方人的形象“黄黄的脸”。但是在他身边的那些西方朋友眼里,他“总是笑眯眯的,为人和善,举止优雅”。东西方文明在没有冒犯对方利益的情况下,安然相处。但是,当宋先生和法国小姐凯西莉的恋情曝光后,这群西方人震惊了,在房东太太的眼里,“要不是姓宋的,事情本不会这么糟嘛,黄皮肤、塌鼻梁、一对小小的猪眼睛,这才是使人惶恐不安的症结所在。想到那副尊容,就让人恶心。”此时,西方人就带着种族优越感来看待中国人,因为他们觉得东方人宋先生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威胁到了他们高贵的西方血统的单纯性,使他们感到困惑和心神不宁。这也就形成了宋先生形象的前后巨大反差。在这个时期,毛姆就是以“心灵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人”。在小说的结尾,宋、西二人的恋情并未以分手结束,毛姆安排了宋、西二人私奔。这说明了毛姆虽然受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他对中国人的看法也还是持保留态度,这也是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新的尝试。而在1919年底到1920年3月,在中国游历了四个月后,毛姆创作了长篇小说《面纱》和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此时,正处于一战前后时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对西方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日益显露。早年的学医生涯,使毛姆能够冷静客观地体察中国,对现实中国的书写也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在《面纱》里,毛姆就借凯蒂之口,表明了他对中国的认知态度的转变。“以前,凯蒂听到别人讲起中国人时,总是说他们腐败、肮脏,坏到难以形容的地步,现在凯蒂觉得以前听到的话得重新思考了。沃丁顿的话宛如帷幕的一角掀起了片刻,凯蒂从这儿窥探到一个色彩丰富、含义深刻的世界,这是他以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在《在中国屏风上》,毛姆用“感官的眼睛”描画了贪婪的老派官员、新式的学者和旧派的文人,还以浓墨重彩刻画了中国普通劳苦大众的形象在《驮兽》里,对于中国苦力的描写“不论心跳有多快,疮疤有多么疼,也不论是大雨瓢泼还是骄阳似火,他们都在永远地走着,从早到晚,一年到头,从孩童走到垂暮。你会看到那些年老的苦力,瘦的皮包骨头,干瘪的皮肤垂了下来,他们枯瘦的脸上布满皱纹,像猿猴一样,而稀疏的头发早已斑白;他们挑着重担一路跌跌撞撞,直到走进坟墓才能休息。”再如《江中号子》里关于纤夫的描写:“那些纤夫拼尽全力,好像着魔一样,深深地弯着腰,有时气力用至极限,他们甚至四肢爬行,像荒野里的野兽。”这些文字都饱含了毛姆对中国劳苦大众吃苦耐劳精神的钦佩和深切的同情。“在中国驮负重担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啊!”“他们的劳苦让你心中觉得沉重,你充满怜悯之情却又爱莫能助。”“他们的行动全都像快马奔驰,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止步,这不是很可悲吗!他们终身承受役使却看不到自己的成功,一辈子困顿疲劳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这能不悲哀吗?”“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生活实在是太艰难、太残酷了,这是他们最后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中号子。”但是无论怎样,毛姆依旧是以“他者”的眼光来“注视”中国,他身上所浸润的西方文化传统对中国形象的界定,以及作为“异质文化”的中国文化,毛姆在书写中国时对有些中国文化还是产生了不正确的理解。毛姆同情中国的“苦力”,因为这些重活在西方的工业社会都是由机器或是由牲畜来完成的,毛姆自然能够理解从事这种体力活的艰辛。但是毛姆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当时中国下层民众生活的困苦。毛姆在感叹苦力劳动的艰辛时,还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他的全部衣服仅仅是一件短褂子和一条裤子,而如果这套衣服开始穿的时候还是整洁完好的,在它破了需要补的时候,他却从不考虑找块颜色相同的布料。”当时的中国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底层人民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日夜劳作,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衣不蔽体,遇到灾荒年,卖儿鬻女是常事。这样又如何还有闲钱去买相同颜色的合适的布料来给破衣服打补丁呢?毛姆只是“眼观”中国苦力的艰辛劳作,并未与之进行更进一步的言语沟通。也因为中国人民的忍耐知足而不抱怨,林语堂先生把“忍耐”归为中国人“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行”之一。并且认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处于“异质”文化中的毛姆自然是无法理解中国人的“隐忍”。毛姆虽然童年失去父母的庇护,寄养在伯父家,但依旧是衣食无忧,所以他根据自己文化的接受程序,想当然地认为那些苦力穿着五颜六色补丁的衣服,或是缺乏审美的情趣。
2.鸦片的书写
鸦片是中国近现代社会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对于近代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鸦片吸食的泛滥造成了近代国民的孱弱和病态,构成了近代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亲身游历过中国的毛姆,自然在其作品里也有对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记录和书写。《面纱》里,“抽大烟,但是有节制,抽得不凶”的神秘优雅的满洲格格,甚至毛姆还借韦丁顿之口说出了鸦片的神奇作用,“有的人从鸦片里寻求这个道,有的人从上帝那里寻求道,有的人投奔了威士忌。……”在《鸦片烟馆》里,毛姆把中国的“鸦片休闲文化”刻画得淋漓尽致,“他领我进入一间干净明亮的房间,它被分成许多小的隔间,垫高的地板上面铺着干净的地毯,形成一个简便的铺位。其中一个铺位上有一位年长的绅士,头发灰白,手十分秀气;他在安静地读着报纸,长长的烟枪放在一边。另一个铺上躺着两个苦力,他们把烟枪放在中间轮流享受。他们都是年轻人,显得精神饱满;他们对我露出友好的微笑,其中一个还请我抽上一口。在第三个铺位上,四个男子正盘坐在棋盘四周下棋。不远处有个男子在逗弄一个婴儿……”毛姆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而温馨。它令我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欢的小酒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在哪里享受安逸的时光。”毛姆认为,他曾经在小说中读到过的关于中国人吸食大烟的情景:“……房间低矮又污浊……一个留着长辫的中国人踱着步,冷漠而阴郁,在破旧的床铺上,躺着几个大烟的受害者,精神麻木,他们中不时有人发出癫狂的胡言乱语。还有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某个可怜的家伙付不起钱以满足他的烟瘾,就向恶毒的老板再三乞求,希望能抽一口以缓解自己极度的痛苦。”简直是太离奇了。“虚构总是比事实更离奇。”中国民众吸食鸦片,在毛姆笔下变异为了一种高雅的“鸦片休闲文化”。而当时在英国国内,大部分作家都把鸦片看作是能给英国带来经济价值的贸易,把鸦片给中国人带来的危害当作是对中国人的惩罚。由于这种文化的“异质性”,也由于旅行时间的仓促,毛姆“感官的眼睛”看到的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众生相,自然也是发生了“变异”。中国当时的文人也纷纷在作品里对鸦片的危害进行了揭露和批判。1895年到1911年,中国近代小说中出现了鸦片书写的高潮。传教士傅兰雅在1895年公开举办了抨击“三弊”———鸦片、时文、缠足的新小说的竞赛。在160多篇的“时新小说”中,属于小说创作体裁的46篇都涉及到了鸦片书写,并且大都以鸦片批判作为小说的主题。在《澹轩闲话》里,作者詹万云就在序中抨击了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间尝深考其受病之源,而知国困民贫之故,实由鸦片之害遍于天下而无药以救之……”格致散人《达观道人闲游记》也提到“……写来贫士凄凉,半是芙蓉有癖……”小说《黑籍冤魂》的第一回就描述了鸦片吸食者的“病夫”形态:“任你是拔山举鼎的英雄,铜浇铁铸的罗汉,只要烟瘾已发,顿时骨软筋酥,连一些气力都没有。所以吃烟的,一个个扛肩缩腮,面黄肌瘦,三分像个人,七分倒像个鬼。把锦绣似的山河,都被这烟气熏得天昏地黑,日暗无光,简直成了一个烟鬼世界了!”
3.中国文化的误读
毛姆的作品里除了对中国人形象的误读和鸦片书写的偏差,对于中国的文化毛姆也是“雾里看花”似的做出了自己的论断。比如,在《哲学家》这篇文章里,毛姆指出“如果儒家学说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这是因为它解释和表达了中国人的思想,而没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这说明了毛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佛儒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则为工作姿态。”“佛教在中国可说控制了大部分民间的思想。”“中国近世,佛教似较道教更为发达,各地建筑之道教的‘观’倘有一所,则佛教的‘庙’当有十所,可做如是比例”。毛姆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影响,所以毛姆对于道家的“出世”思想是比较熟悉的,他也读过庄子的一些书,对道家文化还是有一定了解的。然而,毛姆对中国的佛教文化是知之甚少的,所以才会有“大殿中做出各种手势的奇奇怪怪的菩萨”的感慨。在佛教寺庙里,可以看到各尊佛像的手做出各异的姿势,这称为“结手印”,又叫“印契”。所谓手印,是指佛、菩萨空手时的手势,是其公式化的造型。连同全身凝固了的姿态以及所持物品,总称为“印相”。各种手印有其特定的含意,这是识别各尊佛像的重要依据。最常见的手印有说法印,即以拇指与中指(或食指、无名指)相捻,其余各指自然舒散。这一手印象征佛说法之意,所以称为说法印。另外常见的还有禅定印、降魔印、与愿印、施无畏印。以上五种手印,合称为释迦五印。另外,在《天坛》里毛姆也为西方读者刻画了中国的圣殿天坛,“它向着苍天而立。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一层高于一层,四道大理石阶梯,分列于东西南北四方。这象征着天坛及四个基本方位。天坛被一个大花园围绕,花园又被一道高墙环绕。冬至标志着天时的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冬至之夜,每一朝的天子都会来到这里,庄重地祭拜皇族先祖。”虽然毛姆对天坛的外观进行了详实逼真的描述,但是由于对中国礼制文化的陌生,这里就存在着典型的误读。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两朝皇帝举行祭天乞谷大典的祭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毛姆笔下的“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应该就是圜丘坛。圜丘坛是天坛的主要建筑,又叫祭天台。古代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与天时季节有着密切关系。中国皇帝又称天子,天子受命于天,故普天之下,只有天子可以祭天,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安康。所以每年冬至日,隆重的祭天大典就在圜丘坛举行。此外,旱年求雨的“常雩”、“大雩”礼及重大国事的“告祀”礼仪也在圜丘举行。天坛北部的皇干殿,原先放置皇族先祖神牌,后来牌位移至太庙。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是根据中国古代“敬天法祖”的礼制建造的。清朝皇帝除了五位皇帝十三次东巡沈阳(盛京)祭祖外,全在北京太庙祭祖。所以毛姆这里把天坛当作是皇家祭祖的地方显然是不正确的。
三、结语
毛姆极力用客观真实的笔调来描摹他亲身体察到的中国,在跨文明交流中这是值得提倡的。在比较文学变异学视野的观照下,毛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书写偏差,并非是由于其傲慢和偏见形成的,而是由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身份等因素造成,又由于其在中国游历时间不长,对于中国的诸多人物、事情都只能是走马观花。因此,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书写,也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存在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是他透过自身的文化模子进行重组变异而成,但是这种变异的看法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借助毛姆“他者”的眼光,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自己。这种“异”的对照,将有助于我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改变。此外,也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因为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最终不是“反映”中国的现实,而是“表现”西方文化本身的欲望与恐惧。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对于“他者”所建构的“变异”的中国文化形象,我们也应该持宽容的态度,对于异质文化我们应该尽力去吸收和理解,这样将有利于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而且对于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构建和谐世界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比较文学教学内容的改革
国内关于比较文学的教材种类很多,既有针对本科生的,也有针对硕士生的,有些教材甚至本科生和硕士生区别不大。而这些教材编写者不乏重点院校的专家教授,他们在编写教材时,可能更多的是结合自己院校的实际情况进行编写,所以对于西部地方师范院校来说不太适合,尤其大多数教材都重理论而轻实践,导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得不紧扣教材内容进行讲解,使得教学效果不尽人意。目前,国内真正意义上针对高等师范院校的比较文学教材还没有。因此,笔者认为高等师范院校应选用符合本校学科定位的教材,同时鼓励教师自编有针对性的、有特色的精品教材。“高师比较文学教学必须紧密关注中学语文的实际教学,善于将抽象的理论理解建立在对中西文学文本尤其中学语文读本解读的基础上,启发学生举一反三地运用所学的文学理论知识细读中学语文读本。”这样做可以使高师比较文学教学内容与中学语文教材进行有效的衔接,使学生在未来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优势。
二、比较文学教学方法的改革
近年来,国家大力开展教学方法的改革,鼓励老师在课堂上采用“讨论式”、“启发式”等教学方法,各地方高师院校也在积极的尝试。但是由于比较文学不仅所涵盖的知识面非常广,综合性强,而且还涉及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等)等,学科覆盖面非常庞杂,各种理论难度大。另一方面,由于课时量少,比较文学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采用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为主,师生之间缺乏应有的沟通,不能做到教学相长。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进行教学方法的调整,例如跨学科研究这一节的讲授。首先,讲述跨学科研究的历史渊源,我们可以追溯到《文心雕龙》的“明诗”和“乐府”两章。其次,让学生讨论音乐和诗歌这两种艺术表现形式互补与配合的关系。最后,可以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结合现代声、光、电的方式进行教学,设计选取《诗经》中的《关雎》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宨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宨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宨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宨淑女,钟鼓乐之。”采用诗配乐的形式,设置一些优美音乐、美丽的图画,进行讲述。这种讲述可以延伸到其后的乐府民歌,这些民歌自身就是一些民间传唱的歌曲,它们很大程度上借助于音乐而流传。以上采用的这种多媒体教学可以代替机械枯燥的讲解,使教学效果形象直观,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给学生以美的享受,同时也培养了学生从整体上把握不同学科之间学术整合的能力。再如讲授文体学这一节的时候,可以采用“讨论式”教学法。提前布置给学生让他们思考“究竟中国有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悲剧?”让学生自己进行资料的查找,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分组讨论,通过学生的讨论,教师再正确引导和总结。这样既培养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又培养了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增加了他们的学术兴趣,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正是由于比较文学独特的整合性、跨越性特征,我们不仅要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开设,而且还要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公选课,使不同学科的学生了解比较文学,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在自己所属专业的学科实践中培养其独特的学术视阈、开放的视野,以及不同学科之间整合的能力,这对学生全面发展大有裨益,也对他们未来走上教师岗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结语
比较文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它所涵盖的知识面广、综合性强。纵的方面连接古今文学知识、文学理论,横的方面连接东西方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知识,是贯通古今中外文学知识的一座桥梁。目前比较文学在西部地区高师院校本科阶段的教学仍处于摸索阶段,因此,要真正做好比较文学教学,还需不断进行长期深入的交流学习,取长补短,无疑这对每一位比较文学教学工作者都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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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是20世纪新生的一种跨越民族、语言、国家和文化边界的文学研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比较文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高中语文教学实践不仅仅是教授学生掌握汉语基本知识,例如阅读、理解以及写作等能力,还要求注重对学生人文素养的良好培养。而这种教学理念和比较文学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鉴于此,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实践,就比较文学视野下高中语文教学实践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学实践;比较文学
一、比较文学理念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
比较文学起源于国外,在经历了引进、介绍以及改造后在国内开始发展起来,并且呈现出日趋完善的趋势。目前在国内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是其两大主要支柱,跨学科研究和阐发研究则是比较文学中十分重要的两种研究方法。目前对于比较文学的定义,较为典型的定义是:所谓比较文学,主要是基于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以及不同学科间的跨越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主要采用的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跨文明研究的方法,对跨越式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以及互补性等进行详细探究,通过发现文学规律及特性,促进世界文学加强了解和整合,最终全面推动世界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近来来,随着比较文学在国内的逐渐发展,将人文精神理念积极融入到比较文学中,进一步彰显人文素养,推动文学理念朝向更高的层次发展,这样充分说明了比较文学的强劲发展势头以及新鲜的学术活力。高中语文教学的理念在于通过文学教育手段,运用综合性和边缘性的学科整合,来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格以及审美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重视对人类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在中学语文新课标中也明确规定了,中学语文教学不仅仅是简单的传授语文基础知识,还应该重点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健全的人格,而这种教学理念正和比较文学中“兼容并包”和“和而不同”、“尊重生命”、“新人文精神”等理念不谋而合。可以说,比较文学和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教育理念是高度契合的。
二、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结合的实施策略
(一)中学语文教学活动的要素和教师的学历构成特点
高中语文教学实践活动的参与主体是教师、学生以及家长等,其中学生的主导地位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学生的主导位置往往由教师所代替,对于高中学生来讲,其学习能力还在进一步培养当中,所以这种替代也显得顺理成章。以往研究当中大多忽视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引入比较文学教学的重要作用,更多的关注点则放在了教材的编写以及教改方式方面,其实高中教师的主导性作用才应当是多加关注的地方。具体来说,比较文学的理念以及方法是需要教师通过备课、授课以及课外辅导来完成的,而对于学生的要求则是使其学会如何应用比较文学思维和视野来分析文本,提高自身思维,拓展视野。
(二)实施策略
高中语文教学活动中,教师的教学活动囊括了备课、教授、课外指导以及作业批改等具体行为。首先,对于高中语文教学活动,教师要充分做好备课工作。若是教授外文作品,应用比较文学的合理性就不言而喻了。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要重视作者以及译者介绍,帮助学生更好理解译文和原著之间的关系,可能这种教学只是浅尝辄止的尝试,但势必会增强学生对不同语言差异的理解,体会不同文化语境,懂得语言表达方式的区别。长期以来,将高中语文课本中的外国文学选读课文直接当做外国文学作品来宣讲是有一定问题的。抛开翻译问题不谈,译文在中国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就是需要重点关注的,若是课文是来自和外国文学有关系的中国文学作品,则可以借助延续影响的思路来探寻课文的外国文学渊源及其在中国发生的变化,而课文同外国文学缺乏关联性,教师就需要通过平行研究的方式来拓展学生思维的广度。其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工具的作用以灵活直观的方式来讲解比较文学方法中的难点。这里可以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利用幻灯片以及视频资料等来展示异域文化特色,帮助学生更加形象的理解文化差异。一方面,教师在教授过程中,要阐明课文所涉及民族文化的特点和文学特色,使学生加深对外国文学作品背景的理解,以此加深学生对本民族文学及语言的理解;另一方面,教师要不失时机的讲授比较文学的基本知识。然而就目前流行的比较文学教材情况来看,普遍存在理论枯燥的问题。因而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应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结合具体的文献现象,以基本概念和方法为切入点,让学生有一个大致轮廓。然后在逐渐深入,讲解翻译研究等,重消化不重记忆。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引领学生培养宽广的胸怀和广博的视野。这对于学生尽管要求很高,但应当让学生形成这样的意识。具体讲解时,教师要善于联想和引申,善于引入他国文学文化为参照,这就要教师要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再次,在课外辅导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培养阅读比较文学书籍的习惯,以每次解决一个问题为宜。教师可以通过周期推荐文学读物的方式来培养学生阅读的习惯,譬如一周或者是半个月为一个周期,在周期内向学生推荐影响研究方面的理论及论文或是有关世界文化方面的书籍,让学生明白文化的多元性。另外,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的过程中,尽量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推荐给学生以减少阅读量,求质不求量,让学生知道基本的中西方文学经典作品,同时,教师要鼓励学生借助计算机网络资源来主动探寻答案,解除内心的疑惑,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最后,培养学生形成“世界主人”的意识。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学生不仅要积极配合教师的教学活动,还应该在教师的积极引导下逐步形成“世界主人”的意识。现阶段,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文化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地球村的观念逐步形成。因此中学生应该在此阶段形成正确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而比较文学的理念就是通过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并将具备“世界主人”意识最为比较文学的最终指向。所以中学生不仅要广泛涉猎各种文学书籍、养成阅读的好习惯。若条件具备,还可以通过出国旅游、考察或者是交换学习等方式来努力拓宽个人的知识储备,努力形成世界性的眼光,从而不断提升比较文学视野下的高中语文教学效果。总而言之,将比较文学引入到高中语文教学活动中,势必会拓展素质教育视角,为高中语文教学增添新的元素,给学生带来全新的视野,催生学生的国际性视域及思维,以更加宽广的胸怀来看待文化的多元化。伴随着比较文学应用的逐渐推进,培养学生国际性的视域必定会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1]李军亮.高中语文新课程教科书文学选文编排比较研究[J].教学与管理,2014,16:38-40
[2]张磊.论高中语文教材中外国文学选文现状及思考[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26:41-43
[3]焦娟娟.高中语文中外国文学作品的审美教育内涵探析[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5,01:98+4
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时代、跨文化的开放性学科。本文综述了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个学派的形成及研究方法,思考如何更好地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研究比较文学研究。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发展趋势
文学关注人的心灵与想象的世界。比较文学通过对不同民族、社会、时代、语言的透视,通过比较分析人类的心灵取向和想象力空间,关注全球视野下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有跨越了民族、语言、文化和学科的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才能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可比性的强弱是决定这种文学想象与文学问题是否成为比较文学的关键。文学始终是比较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过程是国际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其发展的三阶段包括:
1.以法国学派为代表的影响研究,主张实证研究,即以确凿的事实和严谨的考证和思考揭示不同民族文学间的各种关联和影响。梵•第根、基亚为代表人物。研究内容包括:以文学影响的起点考证放送国的放送者,从文学接受的到达者考证接受国的接受者,然后从两者之间的事实材料考证经过路线,再从经过路线追踪传递者。文学影响的过程是多样复杂的,在影响过程中,放送者和接受者往往要通过中介完成接触和联系。涉及领域包涵渊源学(由接受者溯源)、流传学(由放送者出发)、媒介学(中间路线)、译介学及异域形象学。影响的类型包括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超越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精神气质影响。除了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联系外,精神联系和精神影响也是研究者很难把握的。
2.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平行研究,通过类同和对比,不仅寻找作品的相同之处,而且研究其不同之处。美国学者威勒克、雷马克、为斯坦因、奥尔德里奇是代表人物。他们通过对不同国别文学作品的评价和阐释,揭示文学的发展规律和美学价值;对不同体系的文学共同点和不同点的对比研究,以其他民族文学为参照,也可以清晰地认识自身民族文化学的特点,有利于不同文学体系间的对话与沟通。方法上,平行研究注重美学分析和科学理论的运用,强调寻求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包含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两种模式。平行研究的视角有文类学(文学体裁)、主题学(对考察对象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不同表现形态的手段和形式的外部关注)、形象学(一个民族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他民族文化形象)、比较诗学(不同民族文化体系文学理论及发展史的比较)等。
3.以俄国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反对文学“欧洲中心论”的统治地位,着重研究各国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异同之处。不同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是,历史学派尤其关注文学史上相似历史条件下的主题、情节、形象、典型、题材等方面的类同想象。为此,不仅需要收集和挖掘外来影响经过路线的历史事实,还需要从民族历史和传统内部探寻其内部根源及作家的个性独创,揭示其发展规律。
4.以中国学派为起点的阐发研究,认为可以用一种文学理论和模式解释另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是文学理论相互阐发。阐发研究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类型及分支。它以某种理论批评模式对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作品及创作原理进行相互阐释和印证,以期在更高、更广的层面上获得新角度和新视野,得到具有更新的借鉴价值和审美欣赏结论。作为中国学者的创造,翻译佛经的僧人使用的“格义”附会佛教教义。明末清初诗论家王夫之将阐释佛学唯识思想引入诗学理论,用“现量”二字阐释自己诗学理论中“心目相取”、“即景会心”的观点。这些均被视为我国比较文学的萌芽。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篇》、古添洪的《中西比较文学:范畴、方法、精神的初探》、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均为中国学者在比较文学领域的贡献。不同于平行研究强调的中西文化差异矛盾,中国学者主张以一种平等的立场看待中西文化与文学,倾向于“双向阐发”法。
综上,自比较文学的诞生,随着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及阐释学的先后出现,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不同的研究。概括起来有:
1.历史实证法:既注重事实依据,更强调历史沿革。这种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的实证式研究是影响演剧中十分重要的研究方法。
2.美学批评法:各类具有可比性的文学现象都可以进行美学意义上的再评估和再审视。
3.异同比较法:从相同或相似的文学现象着手,通过表层的类似寻求深层的类似,通过外在的“同”寻求内在的“同”。基亚曾说: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的或民族的边缘,注视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的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因此,他的工作方法就要与其研究内容的多样性相适应。在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是多样化的,仅有比较是不行的。
比较文学应该在中西基础上走综合研究之路。作为跨越了民族、语言、文化、时代和学科的比较文学学科,通过比较,我们要达到融通,以世界文学为语境,在比较中重新认识自己和他者的文学与文化,实现不同文化和文明的汇通。为此,我们需要打破传统界限并具有开拓的视野。
参考文献:
[1]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83.
[2]基亚(著),颜保(译).比较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4.
[3]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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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是一门正处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国内外学界至今都很难对其做出准确的定位。不过,由于跨越性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核心属性,国内学界倾向于根据其“跨越性”特征来界定比较文学。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比较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离不开丰富的跨文化、跨语言、跨区域的实例。将当代广东瑶族文学植入比较文学的教学中,既能形成较有岭南特色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又能彰显教学改革实践中比较文学课程的民族文化资源整合特色。本文就此展开教学实例研究,以期实现比较文学特色教学的目标。
[关键词]比较文学教学;瑶族文学;实例研究
比较文学课程是当代高校中文系课程中较为重要的一环。比较文学相对其他分门别类的文学课程而言,其最鲜明的课程特色是跨文化、跨语言、跨国别、跨区域,这一课程特色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的通识指向,区域特色资源整合利用到比较文学的教学之中,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广东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中,将瑶族文学植入比较文学的课程实践,有着广泛的学科基础和地缘优势。从教学对象来看,学生中的少数民族学生群体,大多来自广东省连南、乳源等瑶族自治县的瑶族学生,其对民族文学加入教学内容的接受也更为清晰。因此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结合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当代瑶族文学与文化的内容,是可行而且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三个方面全方位展示比较文学教学与当代广东瑶族文学相结合的教学实例研究。
一、教学目标
无论在以文学文科为主的高等院校,还是师范类高等院校,以及综合类普通本科院校,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始终有着通识教育的帽子。因此教学目的并非功利,也并不明确具体。本人在教授比较文学的课程中,既经历过作为选修课的比较文学教学,也经历过作为必修课的比较文学教学。中文专业本科和中文师范专业本科的课程设置有所不同,虽然都有比较文学的课程,但前者是作为必修课程设置,而后者是作为选修课程设置,因此教学目标也因课程设置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人曾经参考了部分高校比较文学教学的实例,力图克服学生因教学目标不甚明确而产生的学习难题。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常常反馈该如何看待这门学科的意见。不仅是教材五花八门,而且类似于古代文学教学纲要的材料也良莠不齐。由于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学生的疑虑随比较文学课程设置之初就存在。本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力求培养学生对于文学的比较意识,对于不同文化的宽容接受,以及在日后科研过程中较为敏感的思维方式。相对于集中讲解枯燥理论和单纯灌输西方文化的单调性,本人发现,从区域特色出发,加入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内容,显然更能提高学生对于比较文学的兴趣和学习的效率。在参考其他民族类院校比较文学的课程中,本人发现,以罗庆春教授为主导的西南民族大学的比较文学课程研究较有特色。西南民族大学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与境外少数族裔文学如拉美文学、印第安文学、黑人文学、亚洲各国文学等的比较研究,致力于通过对民族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推动中外文化的平等对话,促进世界少数族裔文学之间的交流和共同发展……加强中国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已经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和中国民族文学学科建设自身的诉求”。[1]
在比较文学课程中融入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内容也有其学科建设的基础和依据。以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为例,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专业下设有中国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两个研究方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学硕士招生目录中,有文化产业创意研究、中国民族社会与文化研究、宗教文化研究、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等方向,恰恰相反,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专业下,有中外比较文学、多民族比较文学、东方文学等研究方向。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与民族文学学科交融的情况在中国高校中普遍存在,有其合理性并且已经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就广东省高校而言,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中显然也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质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当代广东瑶族文学)是世界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社会语境下,瑶族作为广东省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其当代文学(即当代瑶歌的创作)隶属于广东当代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当代瑶歌的发展和流变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广东当代文学的流变特征,亦可为研究转型期广东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参照。将如此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学与文化加入比较文学教学中,能够培养学生对其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洞察力,从而使得比较文学教学远离枯燥的理论,变得更加明晰,学生也更容易接受,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进一步说,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结合对当代广东瑶族文学的变迁研究,亦有助于透视转型期中国社会少数民族文学的流变、集结和多声部共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汉族文学书写中,宏大叙事被逐渐解构,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和书写。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主线则由对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歌唱转向了对本民族的歌唱和书写。世纪之交,在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被现代工业化社会的洪流冲击愈加严重之时,文学创作者也几乎在同时做出反应。口传文学作为一种能够表达少数族裔民众情感的文学形式,既活跃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大舞台上,又成为当代文学中的一朵绚丽的奇葩。瑶族也是如此,瑶族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的瑶歌,而瑶歌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歌唱内容,这一点完全贯穿到了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使得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比较文学课程所具有的社会性。与此同时,为学生讲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瑶族歌谣,和比较文学教学相结合,能够更加激起学生重视少数民族母语文化的保护,从而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去理解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是如何对世界少数族裔文学进行关照的。如何明晰比较文学的教学目标,区域特色的文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教学内容
在比较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本人将民族文学和比较文学相结合的教学内容根据教学提纲划分为几个大类。众所周知,比较文学中有两大研究需要厘清: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这两大研究构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两大支柱。比较文学既包括了超越国界的文学研究,又涵盖了有关文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美国学派更注重超越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而法国学者由于其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对欧洲文学的考据优势,强调考证和依靠事实凭据来解决问题的影响研究。因此,在中国高校的课堂上,对比较文学理论中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讲述缺一不可。其一,影响研究。首先,在讲述渊源学的时候,课本上原本是以中国文字作品中的外来因素为例做详细的考证,而本人加入了一场课堂讨论,讨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的原型,以及少数民族文学文化中的原型问题。例如广东的瑶族地区学生,在课堂讨论中,会讲述自身民族的渊源和神话传说。本人在课堂讨论中,一并补充和列举瑶族的文学传统:瑶族是个古老的中国南方山地民族,起源于远古时代,《山海经》中就提及盘瓠神话。瑶族将盘瓠奉为祖先,瑶族歌谣在整个民族的文化艺术中举足轻重,其中以《盘王歌》为最,歌词长达3000多行,歌名多至数十种。在讲述渊源学中的口传渊源一节,本人又重新举证,将《盘王歌》作为范例讲述给学生听,更加明晰了口传渊源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在讲述了口传史诗之后的若干周,我又在影响研究中加入了新的讨论内容,如何看待当代瑶族文学中的盘王形象。当代瑶族文学的创作中,神明和祖先、图腾一起被重新建构、创作了。其余少数民族的作品也是如此。在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有个本科生写的学位论文是关于一部黎族小说的。本人将课堂上所涉及的有关渊源学和影响研究的理论问题整合,加入对其的指导意见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影响研究不仅仅体现在汉族文学和瑶族文学的交融上,另外,还涉及到瑶族有语言无文字所衍生出的创作问题。瑶族作者的创作和记述一般以汉字汉语写作为主,所以在比较文学的教学中,本人尤其强调非母语写作的割裂与比较文学本身的联系。然而在比较文学的教材中,很少涉及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有些民族的文学尽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然而,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汉化过程中,文学创作往往渐渐以汉语为主了,而本民族的语言却已博物馆化地以经书的形式存在着,已不再为人们书写所使用,这样的例子有彝族。本人在教学过程中,特地把以汉语汉字为主要写作记述工具的民族文学作为案例,和学生讨论如何看待非母语叙事的问题。
这一点在比较文学中较为常见,例如用英文写作的印度人、用法文写作的加拿大人,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写作的拉丁美洲人等等,这样的杂糅和交融产生了大量的灿若群星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然后,我再给学生展示彝族和藏族用汉语写作的诗歌的精炼与优美,展示瑶族对歌手抄的用汉语写就的底本等等。让他们展开课堂讨论,分析非母语写作的文学品质。生态主义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文艺理论之一。交叉学科的研究刚好契合这一理论。很多山地民族都有着天然的保护自然的传统,而其文学作品和史诗中的显现也很常见。在比较文学教学的过程中,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有关生态主义的描写、有关故乡被现代文明和工业化社会所冲击的焦虑展示出来,也有利于促进学生对于文艺理论的接受和理解。瑶族是山地民族,瑶歌是一种主要的艺术形式,在瑶歌中,内容五花八门,从瑶歌出发可以管窥当代社会的种种变化。另外,瑶族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作为一种跨界族群,主要分布在中国、泰国、越南、老挝、以及一些欧美国家。因此国外瑶族的文学创作也不逊于国内,这样,影响研究也可以部分提及国内外瑶族文学的区别和联系。正如比较文学教学中常提及的中日文学联系,中印文学联系等等。苗族和瑶族的文学的比较研究也可列入其中。比如,瑶学研究者较为关注的瑶族经书问题,就具有着比较文学的意味。如瑶族在长期的跨境迁徙的过程中,诸多瑶族经书随着瑶族的海外迁徙流传到了国外。美、法、荷、德等欧美国家的图书馆都有不少瑶族经书。2010年,学者郭武在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访问时,在伯德雷恩图书馆发现了近三十册清代及民国时期流传于云南、广西以及东南亚地区鲜为人知的瑶族文献手抄本,其中大部分是道教经卷。经过细致的甄别后,他对这些经书进行了分类,主要瑶族道教科仪、驱瘟除疾、超度亡魂与合和婚姻、治病除患等等。[2]瑶族经书在国外的流传,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可以作为流传学的案例来探讨。另外,在形象学的教学之中,本人会将瑶族文学中的汉族形象,汉族文学作品中的瑶族形象提取出来,并加以阐释。瑶族歌谣作为最为常见的瑶族文学样式,很容易作为教学素材,融入到比较文学的教学中去。以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例,县城位于广东省北部,这一瑶族聚居地在瑶族的分支体系中属“过山瑶”,其瑶歌属勉语系。乳源过山瑶山歌可分为传统原始体系、近代古典体系以及当代的生活散歌体系;按照内容形式可分为念歌、呕歌两种。[3]瑶歌围绕《大歌书》(即《盘王歌》)的底本展开,但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大的社会背景的变化,瑶歌的内容和歌者也有所变化。在这个流变之中,尤其是生活散歌,汉族人的形象通常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中国社会的转型、广东社会生活文化的转型皆可从这一侧面管窥一二。这也正是比较文学的附属作用之一。其二,平行研究。按照美国学派的定义,平行研究就是对各民族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其研究对象被允许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影响和联系,平行研究是二战后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出的,也符合新批评学派直接切入文本的要求。这一定义,不仅强调了对并无相互影响或联系的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也提出了比较文学还包括对文学与其他交叉学科的关系研究。那么,对于比较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结合而言,“各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十分契合。本人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常会引入瑶族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学创作的平行研究。另外,跨学科研究也是如此,将比较文学课程引出人类学、民俗学以及田野调查的部分研究方法,能够丰富此门课程的内容。本人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将瑶族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讲述,还将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类学博士生关于瑶族的田野调查、语言研究文化传播研究等纳入到课程中来。在教学过程中,本人会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和世界文学(尤其是第三世界文学)作品来进行比较。在少数民族歌者、诗人或者小说家创作的初期,其中大多数人都曾阅读或模仿过国外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或者受其影响。以比较文学教学中所讲述的诗歌为例,在加汉•拉马贾尼在其《混血的缪斯———英语后殖民诗学》一书中,认为“诗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复合象征、反讽和隐喻的文体———很适合传达和记录分裂的文化经验和冲突”。[4]他对第三世界用英语写作的诗人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包括语言的混杂、隐喻的使用、诗歌形式的民俗化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创作中所经历的双语经验的杂糅性和第三世界的英语诗人是极为相近的———因为他们同样书写了传统的消失、母语的困境以及对“原乡”的守望。另外,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现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以及相关的分支研究都被纳入课堂教学分析中来。如打工文学的发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不容忽视,当代少数民族打工文学的发展也如火如荼。这个新近出现的文学现象虽然并未大张旗鼓进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然而在比较文学层面,却别有一番意义。首先,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者以工人的身份离开故乡,他们进入城市,具有双重身份,少数民族身份和乡村打工者身份。与此同时,他们又从事文学创作,在打工之余写作,这样的作品颇有离散的意味,和拉马贾尼所言的断裂与疼痛颇为相似。在教学中,本人会引用一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的作品来说明这一点。原乡在工业化社会中的消失殆尽,加之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化的夹缝中生存的困境,都会体现在他们杂糅的作品中。假若从比较文学视野看乳源瑶族瑶歌的变迁,不难发现,政府将居住在山上的瑶族村民,迁移到平地或者城镇,他们的生存环境产生了变化,对歌的样式不变,但是歌谣的内容却变化了。本人和学生在课堂上讨论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并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能产生良好的互动,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三、教学方法
在以上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中提到,本人之所以践行了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加入民族文学研究的内容,是因为在全球化语境下,研究者和学习者无法仅仅满足于就外国文学来认识比较文学,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又能够契合于民族文学研究。过去的民族文学研究则多在某一民族的范围内进行和展开,而在比较文学视阈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在不同民族文学之间进行的比较性质的文学研究。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文学人类学也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就曾指出,文学人类学研究改变了原有的学科格局和文论体系,它将代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方向。[5]因此,我们将少数民族研究方法也融入到比较文学的教学方法中去,也是一种教学改革和创新。这种创新不仅仅是锦上添花,而且可以称之为雪中送炭。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常常有“文学史化”的倾向,“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化与空洞化,是近3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一种明显走向,无论是在比较文学教材建设还是比较文学研究工作中,基本上都是如此。”[6]也就是说,将比较文学课程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史来讲述、把外国文学史改头换面来充当比较文学的课程素材,是一种常态。因此,在我们的高等院校比较文学教学中,急需个案和素材,来充实这样一门学科教学,使其系统化并且生动化。另外,在不提及“少数民族”概念的时候,歌德所言的“世界文学”是跨民族和跨国界的,那么,仅仅谈国别文学并不能代表比较文学的全部,如果将少数民族纳入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有交叉,在特定的时空下某一国家可能包括有多个民族,某一民族却分布在多个国家,这在比较文学的课程中,都是较为有意义的议题。例如,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延伸到,就一个民族而言,也可以分布在各个区域。例如湖南、贵州、广西以及广东瑶歌的不同之处,在瑶族的文学传统中,《大歌书》是最为重要的底本,然而,瑶歌的流变却因时代、环境的变化而沿着各自不同的脉络进行着。在以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例进行考察的时候,赵天银编著的《乳源瑶山歌谣》就十分耐人寻味。他本人在注释中如是说:“瑶歌歌词联系物质实际、联系国情文化……歌书内容丰富,有古老歌为基础,有新时代的歌词,亲见见历了我们乳源一些重大的历史变迁……唱歌形成了一种自乐自娱的风俗活动。与歌谣书本是融入了客家文字的元素,仍然顽强的保留着自己民族文化向前发展”。[7]
在这本瑶歌的集子里,既能看到《大歌书》的影子,又能看到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变化。这样的案例运用到比较文学课程教学中,可以使学生从周围的熟悉的地理环境出发,从身边熟知的民族文化特色出发,去体会丹纳在《艺术空间》中所言的时代、种族、环境对于文学艺术影响的分析。在讲述影响研究的时候,瑶族的宗教仪式歌谣被本人当做教学案例植入到课程中。本人用多个国家关于《盘王歌》的记述来强调比较文学的跨地域性和跨国性的“地方性知识”。每年阴历十月十六日是瑶族的盘王节,这是瑶族人们祭祀祖先盘瓠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广西、广东、湖南等地的瑶族人都会举行宗教仪式庆祝,称为“拜盘王”。节日延续三天三夜,以祭祀、歌舞为主,其内容主要有请神、祈福、唱盘王歌。拜王仪式由瑶族师爷主持,仪程有请神、敬献、调神、挂灯、抛兵等,所用祷词、咒语奇特,和汉族的傩戏有相同之处。在祭祀的仪式结束后,瑶族民众开始唱《盘王歌》,歌词长达3000多行;舞蹈方面,每人手拿长约80厘米的长鼓群舞,一般为双人或四人对舞。在盘才万的《拜王歌堂》中,有着详细的描述和宗教仪式祈祷词。[8]这样的仪式歌谣,被文本化并不仅仅是中国瑶族人的事业,在其他国家的瑶族文化研究中也多有出现。这显然算不上是国别文学,而是一个民族在多个国家的文学。其中美国赵春道的《盘古大王傜孙书歌牒》、日本白鸟茅郎编写的《徭人文书》、法国雅克•勒穆瓦纳编写的《瑶人仪典绘画》都从渊源学的角度证明了瑶族的历史传统和神话意象是如何跨国际传播的。本人在列举了相关文本以后,希望学生能够从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出发,指出这些文本和国内盘王歌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学生分别以“十二姓瑶族人”、“广东韶州府”等关键词为例来分析他们的异同,取到了良好的效果。本人还在比较文学课堂上展示了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生深入瑶山进行田野调查的资料,瑶族人民对歌的视频等等,能够使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到瑶族文化生态,从而对比较文学课程特色有着更明确的认知。总而言之,比较文学的课程教学有其多面性,如何在本科比较文学课程中注入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在地的少数民族)的内容,是关乎比较文学本科教学改革的一个创新议题,本文希望能得到其他比较文学本科教学与研究同行的重视和建议,进一步地探讨其学理基础与可行性。
[参考文献]
[1]杨荣.比较文学视阈下的四川民族文学教学与研究[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9(11).
[2]郭武.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考述[J].文献.2012(4).
[3]盘桂清.乳源瑶歌与瑶族历史简析.广东省文化馆官方网站,电子资料.
[4]JahanRamazani.TheHybridMuse[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1.
[5]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新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邹建军.论高校本科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J].世界文学评论.2007(1).
[7]赵天银.乳源瑶山歌谣[M].未出版.[8]盘才万,房先清.拜王歌堂[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摘要】本文分析了移动阅读时代比较文学出版物发展面临的困境,结合移动阅读时代的诸多特性,分析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机遇,在此基础上提出移动阅读时代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具体发展策略。
【关键词】移动阅读;数字出版;比较文学
移动阅读即人们通过各种移动终端,随时随地阅读互联网上海量数字出版物的现象。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便携式阅读终端的发展、普及,移动阅读现象在现代社会变得愈加普遍,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发生了改变,移动阅读已经成为出版物未来发展方向。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国际间的频繁交流,加之互联网技术日益进步和普及,国际间文学的交流在此背景下变得更具规模与深度。具有跨语言、跨民族、跨学科特点的比较文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且正在经历着以日趋形成的中国学派学科理论为核心的理论发展新阶段。那么,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现状如何,移动阅读时代比较文学出版物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及未来的发展之路何在成为笔者探讨的重点。
一、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困境
“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1872年维尔曼在巴黎大学讲学的内容中,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梵•第根认为“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①在我国学者曹顺庆看来,所谓“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②“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审美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③因此,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世界文化间的“翻译”,能够帮助普通读者增长见闻、了解多元文化、拓展国际文化视野。但是,在移动阅读时代,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正面临着如下困境:
1、内容专业化与出版全民化的矛盾
比较文学出版物一般涉及比较文学理论研究、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实践等方面的专业化内容,带有学科特性和精英色彩。内容的专业化使得一部优秀的比较文学作品的诞生,需要耗费作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从作品到出版物还要经过市场调研、策划论证、编辑加工、校对、印刷等流程。可是,在这个追逐快节奏的时代,比起需要经过“一番寒彻骨”的比较文学出版物,耗时少、内容浅显的段子、漫画或是小说等休闲类读物,更能符合移动阅读时代人们的阅读胃口。虽然比较文学出版物在国家为平衡人文学科发展与文化交流的政策背景的支撑下依旧能够在出版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市场毕竟是需求与供给的产物,在这样的环境下,比较文学出版物的生存空间、市场占有率势必被进一步压缩,除了部分受国家资助的作品可以被少量出版外,比较文学出版物面临着“曲高和寡”的尴尬境地。
2、精细阅读要求与碎片化阅读方式的矛盾
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它的“学院派”色彩和“贵族化”气息,阻隔了与多数人的联系。④其作品内容晦涩拗口,深奥艰深的特性需要读者精读、慢读。而在移动阅读时代,阅读方式呈现碎片化特性,短、平、快是其基本特征,这与比较文学作品需要潜心钻研、精细化阅读的要求产生了严重矛盾。目前以图书、杂志等印刷品为主的比较文学出版物,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不能很好的满足当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以及碎片化的阅读方式对其提出的要求。这也使得消费者的体验感较差、观赏意愿降低。
3、作品版权问题与盈利模式缺失制约移动阅读发展
移动阅读市场产业链涉及内容创造者(作者)、出版商、电信、技术开发商、版权贸易等领域。当前移动出版物的销售模式分别以内容提供商、电信运营商及移动终端制造商为核心进行,具体的发行模式有手机阅读、专用终端阅读。但目前移动阅读存在版权不明、技术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使得内容创造者往往处于产业链的弱势地位。如何在新形势下协调产业链上游和下游之间的关系,建立合理的商业模式,实现多方合作共赢是整个移动阅读产业需要面临的共同问题。比较文学出版物想要在移动阅读时代提升市场竞争力,对这一问题同样无法回避。另一方面,网络中的比较文学作品和其它出版物同样是作为他人智力劳动成果而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书籍在网络中的版权问题因其涉及整个出版行业的根基而尤为引人注目,如若无法妥善处理将会严重制约包括比较文学出版物在内的整个移动阅读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移动阅读时代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新机遇
1、无线互联网为“世界文学”理想实现提供技术支撑
无线互联网络为移动阅读、全民出版创造了条件,也为比较文学作品实现“跨语言、跨民族的文学研究”的目标提供技术支撑,其拥有的海量信息与全球互动的特性为比较文学作品的继续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条件与空间。世界文学交流传播多元、繁复,立体化、多维度的“世界文学场”在移动阅读时代得以形成。不同民族文学间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他们通过互联网技术,在彼此沟通,相互借鉴的过程中充分发展、互动,无论是写作、传播还是阅读行为的跨民族、跨文化性特征将会进一步加强,文学写作的世界文学语境逐步形成,阅读亦随之成为对全世界文学、文化的认知与发现行为。另一方面,“网络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自我的机会,使每一个才子都不会被埋没,今后的伟大作家就将出现在这其中。”⑤作为一种新的信息通讯技术,移动阅读的普及对于推进文学翻译发展,拓展文学传播、阅读的多元渠道有着重要的意义。
2、数字化互动平台促进沟通移动阅读所依托的数字化互动平台
令作者与读者之间实现了无障碍的互动交流,“大众传媒要赢得受众,就要加强被传播的内容本身和受众现实之间的联系”。⑥要适应移动阅读时代读者阅读方式的碎片化现状,改善比较文学出版物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尴尬境遇,就必须实现作者与读者的双向交流。依托数字化互动平台实现上述功能的同时,还可以通过书籍评分、长短书评、佳作推送等功能进一步的扩散作品,阐释作品,进而实现出版物的营销互动。面对数字化平台带来的机遇比较文学出版物通过培养具有特殊兴趣的读者群体,并在读者和从业人员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创造新的联系,通过数字平台进行读者意见调查、分析读者或潜在读者群数据,进而锁定读者群,营造比较文学作品阅读氛围,实现此类出版物的可持续发展。
3、多媒体技术为比较文学作品提供多元表达方式
移动阅读不仅是一种阅读方式,其终端还是无线通信技术与多媒体技术的综合载体,它能够突破传统印刷文本静态、单一的文字表现,将文字、图像和音乐等超文本形式通过数字编码、解码呈现出多元的动态组合。例如,美国诗人E.E.卡明斯张扬、独立的个性赋予其诗歌作品独特风格。如何能够将其极具个性的诗歌文本向中国读者介绍,这给研究者、翻译者和出版者都带来了技术上的难题。今天,在多媒体技术与网络工具的帮助下,我们能相对妥帖地处理其诗歌的表现形式,将原本晦涩、艰难的比较文学作品通过多媒体技术改造成为多维、立体的综合艺术,将其以更加接近原貌的、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给读者。
三、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策略
1、彰显比较文学特色,提升出版物质量
彰显比较文学出版物的文化特色,提升作品创作人的比较文学学科素养是关键。作为跨语言、跨民族的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研究具有极强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全球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需要培养从广泛的跨文化联系中考察和审视文学的研究意识。”⑦比较文学学者须具备世界性和开放性的眼光,“把自己的民族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大背景下进行检验和评价。”⑧只有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精神文化产品才能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和了解。同时,比较文学出版物作为提升读者文化素养、拓展民众国际视野的工具应当充分利用移动阅读工具的多媒体功能,在保证其比较特色的基础上,利用多种表达形式,实现专业学术作品的通俗化与普及。另一方面,对于当前盛行的全民出版,编辑人员也应坚守自己的职业操守,自觉抵制,努力使得提供给读者的出版物真正能够发挥陶冶情操、开拓视野、增长知识的作用。
2、增强用户体验,提升市场占有率
移动阅读背景下比较文学出版物发行中除了要求提升比较文学出版物内容质量,还要在此基础上加强移动阅读终端使用者对比较文学出版物的用户体验。这要求比较文学发行商在前期宣传和推广时明确业务定位,再细分用户群,将潜在用户区分为浏览者、关注者、猎奇者、响应者、传播者、关键人物等不同类型,以此作为向不同类型用户提供区别化的用户体验的依据,并阶段性的跟踪客户持续使用意愿,以提高粘性,进而使比较文学出版物阅读成为用户的持续使用行为。另一方面,挖掘用户需求,选择适合移动阅读条件的比较文学作品进行呈现。为此,这就需要有专业的队伍对于比较文学出版物进行内容资源的重建,尽量使比较文学出版物呈现的形式简洁,从而更好的满足目标读者娱乐或者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需求,通过增强读者的阅读体验感受提升市场占有率。
3、整合产业链,构建比较文学出版物
多方共赢的商业模式就整个移动阅读产业来说,探寻适合的商业模式势在必行,作为较为小众的比较文学出版物更需要在发展中寻找出适合自身特点的盈利模式与产业链结构。比较文学出版物在移动阅读时代,从纸质媒介传播向多元媒介传播的转变,只有通过电信运营商、内容供应商与终端制造商的紧密协作,建立资源整合、竞争力要素整合、利益合理分配、核心竞争力超强的战略联盟,在合作中应立足于读者的需要,提供自身所拥有的资源或技术,通过利润分成的方式实现共赢,才能将比较文学出版产业发展带入高速发展的健康轨道。
参考文献
①梵•第根著,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M].商务书馆,1937
②③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
④高旭东主编:《多元文化互动中的文学对话》[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92
⑤王朔:《网络之星丛书》[M].花城出版社,2000
⑥陈卫星:《传播的观念》[M].人民出版社,2004:287
⑦⑧龙云,《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比较文学的“再生”与发展》[J].《理论月刊》,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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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比较文学在过去的发展中不仅取得了学科的独立,而且也取得不应被忽视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它本身是带着众多争议和问题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再加上学科发展历史短暂,因而为其自身留下了一系列悬而未解的问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比较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英语是世界上最多国家使用的官方语言,是世界上最广泛的第二语言,是拥有着世界第三位的母语使用者,仅次于汉语和西班牙语,作为一种国际语言,英语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举足轻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成为大部分国家追求的目标,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科技创新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这既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也是利弊共存的挑战,如果中国想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发展本国的经济,提高本国的影响力与国际地位,那么学会英语这种国际语言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同时,对于国人来讲,英语的学习对自己自身素质的提高、未来的就业等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国比较重视英语的学习,从小学到大学都设有英语这一科目,基于比较文学与英语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千年的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向世人彰显着一个道理,那就是各民族的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时各民族的文化在交往过程中互相渗透、相互影响,在发展过程中因为有着“外来的新因素”的加入而呈现不同的内容,所以不同的文化都是处于不同的交流对话中的。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是这样,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对话,相互影响,自身的发展离不开“外来因素”的影响,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都会在人们学习的过程中,在人的意识中产生比较,产生影响。
一、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语言现象
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名字为《比较文学教程》的一本书,作者是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但是这本书里并没有提及这门学科的方法与理论,让这一术语真正流行起来的是一名法国的文学批评家同时也是一名历史学家,他叫维尔曼,曾多次在自己的讲课过程中和著作中使用“比较文学”这一术语,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做出来重要的贡献,后人为了纪念他,称其为“比较文学之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19世纪的70年代以后,比较文学在欧美各国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的发展中心是法国。比较文学不仅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的清朝末期,梁启超先生就把我国的黄公度的长篇诗歌与西方的史诗进行比较,类似这样的比较苏曼殊与王钟棋等人都做过,虽有的比较肤浅,但是还是足以说明比较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已经有了开端。而正式的比较文学大约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中国出现的,朱自清、钱钟书等人的著作中都出现许多中西文学比较的内容,很有见地,尤其是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在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被全世界的学者认可,认为是比较文学史上的大事。通过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到比较文学在世界文学上有着较大的影响。在目前中国的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由于学生的英语水平相对较好,所以老师会大部分使用英语教学,遇到十分难以理解的内容会使用母语也就是汉语来加以解释。众所周知,英语属于第一大语种印欧语系,而汉语属于仅次于印欧语系的汉藏语系,二者间有着很大的不同,例如,英语是屈折语体,词内有着专门表示语法意义的内部曲折变化,而汉语则与之相反,没有专门表示语法意义的内部的附加成分。
虽然两种语言有很大的差别,看上去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学生会发现,语言作为一种社会交际和沟通的工具,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随着中西之间的不断交流和发展,语言自身也随之而变化,伴随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英语和汉语有更多的接触,在各自的发展中,不断自我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吸收彼此所需要的因素完善自我的发展。例如词汇发面,茶文化是指饮茶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包括茶道、茶精神、茶艺等,一直都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16世纪茶被葡萄牙人从我国的澳门带进欧洲并在16世纪末进入了英语,tea这个词是闽南语的音译,而闽南语起源于福建的泉州,而福建又是著名的乌龙茶的故乡,有着一千多年的茶文化历史。自从tea被英语借用后,茶逐渐被英国人喜爱,许多贵族为了彰显自己的文雅,会在家中特辟茶室,而且此后以tea为词根,构成了许多的复合词,如绿茶是greentea,红茶是blacktea等,我国的名茶也越来越多地被英语借用,功夫茶为congou,武夷红茶为bohea等。文化间的影响是相互的,明末清初时期,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逐渐增多,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加深,一些有志之士将大量的英语词汇引进汉语中,而在“五四”时期形成的翻译外国文学的风潮也引进大量的英语词汇,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大门全面打开,西方文化在语言的交流过程中不断对中国产生影响,涌进大量的英语词汇。汉语中的一些词汇也是源于英语,吸收了他们的音译或意译,如英语中的sofe被译为沙发,typhoon译为台风。借用一些外来词汇有些时候会让言语表达得更加清楚,起到简练语言的作用。例如现在在电视中人们会经常看到世界各国领导人在召开会议时围圆桌而坐,这被叫做圆桌会议,“圆桌会议”一词就是借自英语“roundtableconfence”,是指围绕圆桌召开的会议,大家围绕桌子而坐,没有上下级、主次等分别,人人平等,来源于英语民间故事《亚瑟王传奇》,故事中的亚瑟王为了让自己的手下不产生尊卑感,相互之间不要有等级方面的矛盾,所以每次召开会议时就让所有的武士坐在圆桌的周围,彰显人人平等,所以提到圆桌会议人们就明白了这是一种平等交流、对话协商的会议。对英语词汇的借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
除去一些词汇的借用,学习过程中学生们也会发现英语和汉语的词汇,习语在形式和意义上非常相似,甚至有些词汇与习语可以说是完全的相似。例如汉语中的“有其父,必有其子”,英语中为“likefatherlikeson”,汉语中形容人多嘴的长舌,英语中为“alongtongue”等,英汉中这种现象不胜枚举。刚才举的例子都是形态和意义上十分相似的,有些词就是英汉的直接翻译。通过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到,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母语一定程度对学生理解和学习英语有着很大的帮助,英汉的对比会使得学生在理解英语的基础上加快对英语的记忆。
二、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现象
众所周知,世界上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一方面语言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另一方面文化也制约着语言的发展。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可以说语言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化现象,二者都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发生变化。由于语言与文化的特殊关系,通过学习不同国家的语言可以了解到不同的文化。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许多外国人和跨国企业来到中国,为使学生可以适应这种国际化的潮流,大学对学生英语学习有了更高的要求。在学生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以英语为载体的西方文化也传入中国。西方的饮食文化对中国人有着深远的影响,我国的传统饮食比较注重食物的色、香、味、形,而西方对于这方面往往是忽略的,他们比较注重营养的搭配,如果营养充足可以不计较食物的单一、味道的贫乏等。近些年来中国人也开始从营养方面出发来考虑自己的饮食,学着合理科学地搭配食物,满足身体需求的营养。其实西方饮食文化的传入一个最直观的现象就是中国的大部分城市中都有肯德基的连锁店,以肯德基为代表的快餐文化在中国风靡一时,好多的学生以吃汉堡薯条为时尚。西餐厅越开越多,拿着刀叉切牛排、举着高脚杯品红酒成为都市生活的潮流。
此外,现在许多的大学生都比较热衷过西方的节日,例如圣诞节,这是西方的传统节日,又被称为耶诞日,因为西方人把12月5号当做耶稣的诞辰来庆祝,随着英语的学习,同学们对西方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在每年的这一天好多学生都会装扮宿舍,装扮圣诞树,并相互分发礼物。看待事情往往要一分为二,西方文化的进入虽然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华文化,但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我们也发现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和不足之处,开始加大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例如各地方经常举行文艺汇演,学校也经常举办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电视上出现许多介绍各地历史文化的节目以及许多各地美食的纪录片等。所以说西方文化的传入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弘扬,它对我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在接受影响的同时也在保护和弘扬本国的传统文化。在大学英语的课堂上,学生不仅会在学习中感受到英语和汉语语言上的相互影响,同时通过英语文章的阅读会了解到文化间的差异,通过对东西文化的比较能够更加清楚中华文化的魅力。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文化、跨学科、跨语言、跨民族的文学研究,要求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大学的英语教学就充分地体现了这种理解、尊重、包容以及影响。
[参考文献]
[1]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2]薛水明.教学中应注意英语汉语的异同[J].文教资料,2006(12).
[3]胡开宝,谢丽欣.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未来发展方向研究[J].外语界,2014(03).
摘要:高校教师的能力结构包括政治觉悟、教学能力、治学和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等方面。全球化时代对比较文学教师提出更高要求。科学合理的理论体系、跨学科的学习能力、国学及教育学基础的夯实和务实的科研创新精神是提高比较文学教师专业素质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比较文学;全球化时代;教师专业素养
一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域民族、跨越语言、跨域学科和文化的世界性文学研究。在全球化时代,社会转型,文化多元,高校教育改革不断深化,比较文学的教育与研究作为能够促进民族文学发展,推动国际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学科,具有更加广阔的视域。知识、能力和职业道德是高校教师素质的“三要素”。比较文学教师肩负传播中西文学学术思想的重任,学科性质决定其面临巨大挑战。
1.政治素质
文学的内容涉及所在国别与文化的意识形态。在传播中西先进文明与文化的同时,教师要把握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尺度,在洋文学引入比较文学课堂的同时,引导学生合理、正确地借鉴和吸收其精华思想。盲目自大不可取,全盘西化亦不可取,要避免进入意识形态的误区而不能自拔。
2.知识结构与教学方法
在一些高校,比较文学课程被看做是边缘学科,不能得到校方的重视,仅能以选修课的形式存在。现有的比较文学课程设置多锁定为“比较文学概论”,对文学功底尚未深厚的本科生来说,抽象的概念、方法论、研究对象和学科联系脱离了学生的知识积累和范围,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浓厚,积极性不高。教师自身学习层次和知识结构单一,教学理念跟不上,教学方式方法落后,难以激发学生兴趣,学生满意度差,教学效果和质量受到很大影响,这也造成现有比较文学教师的身份焦虑。
3.科研水平
教学和科研是衡量教师水平的重要内容。高校部分教师对此存有错误认识,认为只要讲好课程,完成教学任务就是一名合格教师。殊不知,脱离了科研的教学完全是无水之花。比较文学教师往往受限于惯有的文科科研经费紧缺的现实,逃避科研任务,造成科研与教学的脱节。
4.语言功底
比较文学作为跨语言的学科存在,要求教师具备多语种的学习能力和功底。在英语日益成为通用语种的全球化的今天,不具备流利的英语水平,难以写出一流的国际学术文章,教学上也难以令学生信服。另外一种情况是:教师的英文水平是过关的,而中文功底恰恰不足。在分析中西方文论时,对中文古文的理解往往不到位。
二
全面提高比较文学教师的综合专业素养,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1.学科定位与理论体系的建构
比较文学以世界文学的差异性和统一性为研究对象。我们在进行学科定位和理论体系构建时要正确处理其同中西方文论、马克思主义学说等理论体系和世界文学史、比较文学原理、比较诗学、跨文化研究等架构板块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学科观。包括:学科范围、性质、特点、理论、方法、体系等主体观念;人文关怀、对人的培养和塑造、对文学和文化的促进的价值观念;对全球人类友好合作、平等对话、共享、共建全球多元文明的学科宗旨,等等。
2.跨文学、跨文化、跨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
文史哲不分家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共同特点。从事比较文学的教师在练好文学基本功的同时,要有跨学科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比较文学自身就借鉴了渊源学、媒介学、主题学、符号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等的研究方法,同时与宗教学、哲学、戏剧学、古典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关系也极密切。深谙多学科领域,对扩大教师的教学和研究视野、激发学术创造力必然是有益的。
3.夯实并不断更新教育学、国学和语言功力
高校教师应当既是自己所教学领域内的专家,又是教育家。因此,大学教师不仅要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要有教育科学理论和技能的知识,懂得教育规律。全球化语境下,教育教学亦呈现出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特点。这就要求教师深刻地理解并不断更新教学活动的规律、教学和教育的原理与方法,只有掌握教育科学理论与方法,并把这些理论与方法灵活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才能使教学和教育工作富有成效。在语言学习方面,向大师和一流研究院所看齐。纵观国内外的比较文学大师,如林语堂、季羡林、张隆溪等,多语言的功力都极其深厚。当前国内比较文学界泰斗曹顺庆先生在培养博士生时,要求每位学子入学后进行系统的古文功底训练,系统学习《十三经》,背诵中国古代经典文论,奠定坚实的国学基础。这对于当前的比较文学教师来说也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目前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系也在倡导和鼓励原文阅读,将英文作为备选语种。
4.科研创新思想
科研创新非一日之功。在正确认识科研与教学关系的同时,比较文学必须定期关注并研究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如《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等的前沿成果,参与各种学术训练、集体讨论、会议交流、课题和书籍的申请和编写等,在与国内外同行的切磋和交流中勇敢提出新观点和新见解,积极发表自己在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在实践中培养科研创新能力。比较文学是参与和更新世界文学建构的重要途径,全球化的发展对比较文学教师的综合素质提出新要求。教师素质决定了学科教育质量,为此,教师的教学和研究更要具有一种贯通古今中西的全球文学史观,教学同时辅以丰硕学术成果的推出,在科研与教学的相互促进中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方汉文.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定位于体系建构[J].北方论丛,2004,(6).
[2]胡铁生.全球化语境下比较文学教师的素质建设[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2).
[3]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4]卢政,刘洪艳.比较文学教师的身份焦虑[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1).
[5]杨乃乔.比较文学的诉求:全球文学史观与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J].学术月刊,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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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语境下,比较文学学科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具有人文精神的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因为比较文学学科具有宏大的学术视野和广泛的学科内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比较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比较文学的发展为中学贯彻比较文学教学理念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学语文教师需要在教学活动中自觉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引导学生具备“世界性眼光”和“世界主人”的意识和胸怀。这样的结合将会为培养初具国际化视野的人才提供帮助。
关键词:比较文学;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世界性眼光
比较文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学科,它适应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体现了用包容性眼光看待世界的学科方式,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它宣扬的“世界性眼光和胸怀”以及注重跨界的研究方法,不仅体现了宽广的学科视野,更显示了面向未来的人文素养。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它已步入高校课堂,成为中文专业学生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参考陈惇老师的研究资料:1990年,它正式进入研究生培养学科目录。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其联合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把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合并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归属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1998年,教育部高教司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列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要课程”之一,同时还把比较文学列入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课程”。高教司在对师范院校中文系必修课设置的意见中还取消了过去多年开设的外国文学,而代之以比较文学,而在对综合性大学中文系课程设置的意见中,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分别开设的两门课。1998年之后,比较文学开始被列为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1]。从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首先,它已经是师范性和综合性大学中文系专、本科阶段的必修课程之一,而高校中文系毕业生是中学语文教师的主要来源。其次,比较文学也成为中小学语文教师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这就使得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衔接变得顺理成章。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中学语文教师在职培训的蓬勃开展,如教育部组织开设的各种中学语文教师“国培”、“省培”计划,以及在职教育硕士研究生逐年扩大招生数量,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可行性和现实性也在大大增加。最后,随着近年来就业形势的变化,高校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方向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以进入高校为主,不少人都选择进入中学当语文教师,而比较文学专业硕士毕业生进入中学当语文教师尤为突出,这使得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之间存在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从学科发展角度而言,比较文学已经进入了中学,具有指导中学教学实践活动的现实性,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连接途径也变得更加迫切。
一、比较文学理念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
国内比较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的引进、介绍到后来的改造、纵深,并在国外比较文学普遍走向危机的情况下,成功接过了学科大旗。在相关学者努力下,中国比较文学越来越走向成熟。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并举,成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两大支柱。跨学科研究和阐发研究也成为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由此,逐步形成了以“跨文明、跨文化”为标志的中国比较文学学派。尽管关于“学派说”尚存争议,但它起码表明了中国比较文学界已经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显示了较强的学科主体性。在众多国内研究者对比较文学的认识中,典型的定义是: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2]。这一定义中的方法论、“世界性眼光”、“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反映了比较文学强化跨界研究的学科意识以及面向世界的学科视野。近年来,比较文学界又提出“新人文精神”,倡导比较文学与人文精神之间的衔接,把比较文学理念往更高层次推进,显示了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旺盛势头和新鲜的学术活力,以及与当前世界文化格局变迁息息相关的学科敏感性。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是以中学生为授课对象传授汉语基本知识的教学、学习活动,它的目标除了让学生具备基本的阅读、写作能力外,更侧重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根据中学语文新课标的相关规定,语文教学不仅要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形成人文精神,培养健全人格,培养学生对人以及生命的尊重。这与比较文学提倡的文化平等、跨文化对话、兼容并包、“和而不同”、尊重自然和生命的“新人文精神”颇有相通之处。从倡导理念而言,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学科视野对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活动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早在20世纪20年代,法国就在中学开设了比较文学课。首次运用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是法国中学教师诺埃尔和拉普拉斯。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自成立(1995年)起也一直致力于该课题研究,他们曾计划出版一套丛书《比较文学与人文素质教育》,其中的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的参考教材《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外名篇》由黄燕尤、葛桂录、赵峻、张晋军四位专家级学者完成。
山东省教育部门于2001年曾召开过全国性的中学比较文学研讨会议。山东寿光一中近年来与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联系密切,积极参与比较文学的学术活动,为中学开设比较文学课程进行准备。西北师范大学李晓卫教授曾支持完成了甘肃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的题目是“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关系研究”。在论文方面,近年来由高校教师、中学语文教师完成的相关科研论文大概有16篇,这些论文分为两个方向:一为理论探讨,如《比较文学在语文教学中的介入思路与意义》《运用比较文学拓展语文课堂》《比较文学基本理念与中学语文教育改革:邹建军访谈录》《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比较文学观念与中学语文教学》等;二为教学实践探讨,如胡亚渝的《中学语文比较文学导读》系列。后者为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提供了具体的可行性范例,对中学语文教师备课有借鉴意义。就目前成果来看,研究者已注意到比较文学对中学语文的重要性。其中,高校研究者更多关注理论建设,侧重探讨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在学理层面上的衔接;一线中学语文教师则从实践出发,探讨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课堂的可能性。但现在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为相关研究过于强调比较文学学科的严谨性,限制了它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大部分研究者都把比较文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使用限定在对外国文学课文的解读上。在现有的课文解析中,影响研究的阅读方法占据主要篇幅,而采用平行研究解读的较少。但比较文学真的就不适用于那些与外国文学没有关联的中国文学作品吗?平行研究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真的就没有市场吗?笔者看来,影响研究固然能够体现学科的严谨性,保证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捍卫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尊严,但平行研究可能更适合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毕竟与外国文学课文相比,中国文学作品构成了中学语文课文的主要来源。这些课文,特别是古代文学作品多与外国文学没有太多关联,因而进行影响研究是不现实的。如果采用平行研究方法,可能更具实效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平行研究,比较文学可以更全面地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研究者的担心可能在于害怕在解读的过程中出现“x+y”式的比附,从而歪曲了比较文学的原意。但是,其一,中学语文教学的核心是使学生掌握知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这是重中之重,而非严格遵守比较文学定义,即使应该遵守比较文学定义,也应该是不同于高校的专业研究。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比较文学理解应该适当放松严谨性,代之以灵活性、开放性,以增强学生学习兴趣为目的。其二,即使平行研究变成了“x+y”的比附,它也有可能为语文教学带来新的视角,增添学生学习的趣味性,锻炼学生的发散思维和自由联想能力。众所周知,很多具有相似性的文学现象并没有继续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对比较文学研究而言,这种文学现象只能算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劣质材料。但就中学生的阅读范围而言,这种简单随意比附却可能为教学增添趣味,使得学生以相似性为基础进行发散性思维训练成为可能。尽管比来比去,可能根本找不到立足点,但在这种“乱联系”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的记忆链,却可以使学生更为牢固地掌握语文知识。尽管这可能偏离了比较文学原意,但它对提高学生语文学习兴趣,锻炼学生思维能力显然很有帮助。因而,就观念上讲,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应该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应强化影响研究的重要性,教师在解读课文时尽可能采用影响研究,使学生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要强化平行研究的使用,保证所有中学语文课文都能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这就要求比较文学研究者以更为务实的态度面对中学语文以及中学生的知识层次和水平。
二、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结合的实施策略
(一)中学语文教学活动的要素和教师的学历构成特点
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活动的主体因素是语文教师、学生、家长等,其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毫无疑问应该是学生。但在具体教学实践活动中,学生的中心地位往往会被教师取代。对中学生而言,他们的自学能力尚在培养过程之中,因而,这种取代是无可厚非的。在以往研究中,论者往往忽略语文教师对中学生引入比较文学教学的重要性,而侧重教材的编写和教改方式,实际上相比于其他客体因素,占有主导性的教师才是最需要特别注意的。因而,研究比较文学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主要考察的对象应该是教师与学生。具体来说,中学语文教师所能做的就是如何把比较文学理念和方法贯彻到备课、授课、课外辅导等教学实践之中;对学生的要求则是,要学会用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维去分析具体文本,由此锻炼自己的发散性思维和国际性视野,形成宽阔的视域。前面已经提到,就近年来中学语文教师的学历构成而言,一个突出现象是大批中文专业(包括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选择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岗位,这种情况使得高校的专业知识得以更好地反馈中学语文课堂,二者形成良性互动。但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材里涉及外国文学的课文较少,中学语文想当然地就与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专业)联系在了一起,至于与比较文学的链接则形成了观念上的想当然,即研究者和中学语文教师想当然地把它归之于外国文学,想当然地以中国文学为本位来排斥它。一般而言,中文系学生如果立志进入中学当教师,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专业必然是其首选的专业课程。这其实是对比较文学的误解。比较文学的最终立足点依然是中国文学,它的跨出去和比较视野的中心离不开中国文学和文化本身,它强调的是在多维度、多视角前提下对本国文学的重新审视,这种审视会大大丰富和扩大中国文学的内涵以及世界文学的意义。比较文学大都开设在中文系课程里,它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这本身就表明它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中学语文教师要想厘清对比较文学的认识,就不能受这些观念的影响。这是把比较文学应用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前提条件。
(二)实施策略
如何把比较文学引入教学实践呢?就中学语文教学活动而言,语文教师的主要教学活动包括备课、讲课、课外指导、批改作业等。首先,备课要充分。前面已经提到,如果课文选自外国文学作品,那么比较文学的应用就变得顺理成章。教师备课的时候,除了介绍作者之外,更要强化学生对译者的重视,并由此可以引导学生了解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不能深入展开,但教师势必要让学生明白语言转换中的文化差异,使学生明白文化语境不同,语言表达就会不同。长期以来,中学语文课本里的外国文学选读课文都直接被当成外国文学作品来讲,这是有问题的。除了翻译问题,同样要讲的还有译文在中国的理解和接受等问题。如果课文来自中国文学作品,并与外国文学有直接关联,那么就可以延续影响研究的思路,寻找课文的外国文学渊源以及产生的中国式变化。如果课文与外国文学没有太多关系,那么教师就需要用平行研究方法,扩展学生的思考宽度。比如教师可以用主题学方法,引导学生了解同一文学主题在不同文化里的表达方式和效果。教师还可以采用类型学方法,探讨不同文类在不同民族文学里的表达。在备课过程中,教师的思路要明确,即对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要足够清晰,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同时,教师要善于利用相关资料,扩展备课内容的内涵和外延,提升备课质量。这就涉及了相关教学参考资料的使用。前述的《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外名篇》以及用比较文学方法对相关中学语文课文的解读论文,都可以直接为教师所用,这就能大大节省教师们查找资料的时间。这也为高校研究者和中学语文教师们提出了一个具体而明确的要求,那就是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要针对中学语文课文形成配套的研究成果,以方便其他教师的备课和组织教学活动。其次,教师在讲课过程中要善于借助多种工具和手段把比较文学方法造成的理解困难以相对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这里可以采用幻灯片和视频资料等方式,教师充分利用图片等资料,向学生展示异域文化特色,使他们能够形象地理解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学差异。一方面,教师要向学生介绍涉及的国家、民族的文化特点以及文学特色,使之能够明白外国文学创作的文化背景因素。学生可以以此作为参照,理解和提升对本民族文学、语言的认识。另一方面,教师要适当向学生讲解比较文学的基本知识,这也是语文教师的任务之一。但当前流行的比较文学教材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理论化造成的枯燥化。因而在向学生讲解比较文学基础知识时,教师应结合具体文学现象,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从基本概念和方法入手,求粗不求精,先使学生形成大致理解轮廓。
比如可以先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入手,用最通俗的语言讲明白何谓影响,何谓平行,即使这种简单化会使学生产生误解也在所不惜。然后再逐步推进,讲解翻译研究、阐发研究等。只让学生理解,不求学生记忆。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可要求学生胸怀要宽、心中有世界,眼界要广、眼中有他国。尽管这样的要求有点高,但应该让学生形成这样的初步意识。在具体讲解时,教师要善于联想和引申,善于引入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作为参照物。这个具体操作取决于教师自身的比较文学素养,因而,老师的比较文学素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再次,教师在课外辅导过程中要引导学生阅读比较文学相关书籍,以每次解决一个问题的方式进行最为合适。比如,利用一周时间推荐学生阅读关于影响研究的理论和相关论文,还可以让学生阅读关于世界文化的书籍,使学生明白文化的多元性。另外,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世界文学名著时,可以用推荐的方式减少阅读数量,选取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推荐给学生,让学生起码知道西方文学、东方文学的精品之作。教师要鼓励学生学会利用网络等工具来寻找答案,培养学生寻找答案的自学能力。最后,学生除了积极配合教师的教学活动之外,要形成“世界主人”的意识。21世纪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地球村观念已经形成。对中国的中学生而言,他们不仅是未来中国的主人,更会是未来世界的主人。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这也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直接决定了以后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如果从这一时期开始,他们心中就有这样的意识,那么以后他的人生之路就会更宽。比较文学方法论和价值论的核心就是“世界性眼光”,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培养的核心也应该是这种意识,要把具备世界性眼光和“世界主人”意识当成比较文学教学的最终指向。除了学习、阅读之外,有条件的话学生可以通过出国旅游、考察或者交换学习,在视野和境界上拓展自我的世界性眼光,努力使自己成长为国际化的中学生。这当然过于理想化了,但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把比较文学的教学效果真正落到实处。
到此可以归纳一下。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活动的策略,主要方面就是教师。提高教师的比较文学素养,这是核心环节。另一个方面是学生,促进学生具备初步的世界性眼光和意识,这是落脚点。为达到这样的要求,可以从以下具体方式着手:(1)教师培训。中学应有针对性地组织语文教师进行比较文学的培训。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培训政策,组织了相关项目,现在需要的是相关培训院校强化比较文学的教学内容,这是强化中学语文教师理解和接受比较文学的重要途径。在培训过程中,相关研究者应该结合一线教师的实际情况,探讨“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的具体理念和实践方式。(2)授课环节。在备课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在讲课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选择国外文学、文化作为参照物。(3)课外阅读。阅读有益于学生初步接受比较文学基本理念和方法,并拓展其文化视野和文学的民族空间。
三、结语
比较文学引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之中,势必会为素质教育提供新的视角,为中学语文教学带来全新的理解视域。它将会促使学生形成国际性视野,以包容心态面对文化差异,以更广阔视角和方式看待世界。对比较文学本身而言,长期以来它一直纠缠于繁琐的理论讨论上,空谈学科人文关怀和价值,缺乏具体现实指向性,而该问题的研究势必对比较文学提升学科品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随着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活动的结合与应用的逐步深入,培养初具国际化素养和世界性眼光的中学生将不再是一种空谈,中学语文教学改革也必将会有崭新的气象。
参考文献:
[1]陈惇.比较文学教学的回顾与思考:为纪念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20周年而作[J].中国比较文学,2005(4):14-15.
[2]曹顺庆.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J].中国比较文学,2003(1):81.
摘要:毛姆的许多作品里都刻画了民国时期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毛姆虽然游历过中国,并且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观察中国,但是由于文化的“异质”性,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其实已经是发生“变异”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存在着许多的误读和想象。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角度,将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差异性”。
关键词:毛姆;民国时期;小说;中国人;变异学
一、引言
毛姆是20世纪英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他一生著作颇丰,无论是小说、剧本、随笔、游记还是回忆录,都广受好评。毛姆一生爱好旅行,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毛姆于1920年前往中国游历,并把能激起他兴致的人和地方都一一记录了下来。而这50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就形成了游记《在中国屏风上》(OnaChineseScreen,1922),在其中毛姆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优美犀利的文笔,描述了他在中国游历时见到的古老而神秘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另外,涉及到中国或是以中国为背景的还有作品《面纱》、《刀锋》以及《苏伊士以东》。毛姆用文字为英国读者描绘了一幅幅光怪陆离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对于毛姆笔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积极的研究。普遍的研究观点认为“毛姆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还停留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停留在中国的汉唐时期……在毛姆的心目中,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观点充斥其心中……更多表现的是傲慢与偏见、鄙夷和不屑”。[1]还有一些学者用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来解读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因此难免在批判中偏向了民族情绪的发泄和自我辩护,而失去了客观公正的立场。本文将基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范畴,从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文化误读的角度来对毛姆笔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期能获得一些新的成果。
二、比较文学的变异学问题
变异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在于同源中的变异性,同源的文学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传播与交流中,在语言翻译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文本层面、文化层面产生了文化过滤、误读与‘创造性叛逆’,产生了形象的变异与接受的变异,甚至发生‘他国化’式的蜕变,这些都是变异学关注的要点,在这里,变异性成为可比性的核心内容。”[2]31“而文化过滤带来一个更为明显的文学变异现象就是文学的误读,即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圈时产生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文学误读”。[3]50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形象“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3]25巴柔也清楚地阐释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他认为“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不是现实简单的复制物,它是按照注视者的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而重构、重写的,这些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式都先存于形象。”[4]这种形象既然是一个“社会集体的想象物”,是按照注视者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重构的,那么发生变异就成为必然了。在创造性想象和变异理论的视角下,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这一“他者形象”,“不是再现而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生产或制作这一偏离了客观存在的他者形象的过程,也就是制作方法或注视方完全以自我的文化观念模式对他者的历史文化现实进行变异的过程。”[2]123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他者(Other)的概念,最初来源于一种存在论上的逻辑辨识,而后转隐为一种更深的神学指认和伦理学。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并不仅仅指涉人物形象,他存在于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游记、回忆录等各种文字材料中,像异国形象、异国地理环境、异国人等,这都可以纳入比较文学形象学“他者”研究的范畴。[2]127因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在异质文化相遇时,“毛姆对中国的关照,用的是两种眼睛:一是‘感官的眼睛’;一是‘心灵的眼睛’。前者代表的是真实而客观的逻辑,后者反映的是联想与主观的法则。”[5]因此,虽然毛姆极力用“感官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但是毛姆在书写时,势必受到“心灵的眼睛”的影响,毛姆笔下的中国与中国人形象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异,甚至误读。
三、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1.中国人的形象变化
小说《人生的枷锁》创作于1915年,毛姆还未开始中国之行,此时毛姆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大多基于想象与虚构,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葛桂录先生就对此做了精彩的总结:“回顾西方人表述中国的历史,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多为赞美、倾慕的态度,18世纪中后期随着欧哲启蒙运动的高潮,西方现代性的确立,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发生了根本改变。……十九世纪中期,西方的中国形象基本成型。它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的混合存在。中国既是‘黄’的代表,一种让人鄙夷、唾弃,反证西方优越性的异己存在;又是‘祸’的代表,一种压迫、威胁西方秩序,使人恐惧的客观存在”。[6]《人生的枷锁》里的中国人宋先生的形象,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好到坏的转变过程。起初,虽然宋先生长着一副异于西方人的形象“黄黄的脸”。但是在他身边的那些西方朋友眼里,他“总是笑眯眯的,为人和善,举止优雅”。[7]94东西方文明在没有冒犯对方利益的情况下,安然相处。但是,当宋先生和法国小姐凯西莉的恋情曝光后,这群西方人震惊了,在房东太太的眼里,“要不是姓宋的,事情本不会这么糟嘛,黄皮肤、塌鼻梁、一对小小的猪眼睛,这才是使人惶恐不安的症结所在。想到那副尊容,就让人恶心。”[7]130此时,西方人就带着种族优越感来看待中国人,因为他们觉得东方人宋先生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威胁到了他们高贵的西方血统的单纯性,使他们感到困惑和心神不宁。这也就形成了宋先生形象的前后巨大反差。在这个时期,毛姆就是以“心灵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人”。在小说的结尾,宋、西二人的恋情并未以分手结束,毛姆安排了宋、西二人私奔。这说明了毛姆虽然受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他对中国人的看法也还是持保留态度,这也是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新的尝试。而在1919年底到1920年3月,在中国游历了四个月后,毛姆创作了长篇小说《面纱》和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此时,正处于一战前后时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对西方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日益显露。早年的学医生涯,使毛姆能够冷静客观地体察中国,对现实中国的书写也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在《面纱》里,毛姆就借凯蒂之口,表明了他对中国的认知态度的转变。“以前,凯蒂听到别人讲起中国人时,总是说他们腐败、肮脏,坏到难以形容的地步,现在凯蒂觉得以前听到的话得重新思考了。沃丁顿的话宛如帷幕的一角掀起了片刻,凯蒂从这儿窥探到一个色彩丰富、含义深刻的世界,这是他以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8]在《在中国屏风上》,毛姆用“感官的眼睛”描画了贪婪的老派官员、新式的学者和旧派的文人,还以浓墨重彩刻画了中国普通劳苦大众的形象。在《驮兽》里,对于中国苦力的描写“不论心跳有多快,疮疤有多么疼,也不论是大雨瓢泼还是骄阳似火,他们都在永远地走着,从早到晚,一年到头,从孩童走到垂暮。你会看到那些年老的苦力,瘦的皮包骨头,干瘪的皮肤垂了下来,他们枯瘦的脸上布满皱纹,像猿猴一样,而稀疏的头发早已斑白;他们挑着重担一路跌跌撞撞,直到走进坟墓才能休息。”[9]50再如《江中号子》里关于纤夫的描写:“那些纤夫拼尽全力,好像着魔一样,深深地弯着腰,有时气力用至极限,他们甚至四肢爬行,像荒野里的野兽。”[9]90这些文字都饱含了毛姆对中国劳苦大众吃苦耐劳精神的钦佩和深切的同情。“在中国驮负重担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啊!”[9]50“他们的劳苦让你心中觉得沉重,你充满怜悯之情却又爱莫能助。”“他们的行动全都像快马奔驰,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止步,这不是很可悲吗!他们终身承受役使却看不到自己的成功,一辈子困顿疲劳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这能不悲哀吗?”[9]50-51“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生活实在是太艰难、太残酷了,这是他们最后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中号子。”[9]91但是无论怎样,毛姆依旧是以“他者”的眼光来“注视”中国,他身上所浸润的西方文化传统对中国形象的界定,以及作为“异质文化”的中国文化,毛姆在书写中国时对有些中国文化还是产生了不正确的理解。毛姆同情中国的“苦力”,因为这些重活在西方的工业社会都是由机器或是由牲畜来完成的,毛姆自然能够理解从事这种体力活的艰辛。但是毛姆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当时中国下层民众生活的困苦。毛姆在感叹苦力劳动的艰辛时,还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他的全部衣服仅仅是一件短褂子和一条裤子,而如果这套衣服开始穿的时候还是整洁完好的,在它破了需要补的时候,他却从不考虑找块颜色相同的布料。”[9]49当时的中国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底层人民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日夜劳作,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衣不蔽体,遇到灾荒年,卖儿鬻女是常事。这样又如何还有闲钱去买相同颜色的合适的布料来给破衣服打补丁呢?毛姆只是“眼观”中国苦力的艰辛劳作,并未与之进行更进一步的言语沟通。也因为中国人民的忍耐知足而不抱怨,林语堂先生把“忍耐”归为中国人“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行”[10]39之一。并且认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10]40处于“异质”文化中的毛姆自然是无法理解中国人的“隐忍”。毛姆虽然童年失去父母的庇护,寄养在伯父家,但依旧是衣食无忧,所以他根据自己文化的接受程序,想当然地认为那些苦力穿着五颜六色补丁的衣服,或是缺乏审美的情趣。
2.鸦片的书写
鸦片是中国近现代社会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对于近代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鸦片吸食的泛滥造成了近代国民的孱弱和病态,构成了近代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亲身游历过中国的毛姆,自然在其作品里也有对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记录和书写。《面纱》里,“抽大烟,但是有节制,抽得不凶”[11]171的神秘优雅的满洲格格,甚至毛姆还借韦丁顿之口说出了鸦片的神奇作用,“有的人从鸦片里寻求这个道,有的人从上帝那里寻求道,有的人投奔了威士忌。……”[11]174在《鸦片烟馆》里,毛姆把中国的“鸦片休闲文化”刻画得淋漓尽致,“他领我进入一间干净明亮的房间,它被分成许多小的隔间,垫高的地板上面铺着干净的地毯,形成一个简便的铺位。其中一个铺位上有一位年长的绅士,头发灰白,手十分秀气;他在安静地读着报纸,长长的烟枪放在一边。另一个铺上躺着两个苦力,他们把烟枪放在中间轮流享受。他们都是年轻人,显得精神饱满;他们对我露出友好的微笑,其中一个还请我抽上一口。在第三个铺位上,四个男子正盘坐在棋盘四周下棋。不远处有个男子在逗弄一个婴儿……”[9]35毛姆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而温馨。它令我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欢的小酒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在哪里享受安逸的时光。”[9]35-36毛姆认为,他曾经在小说中读到过的关于中国人吸食大烟的情景:“……房间低矮又污浊……一个留着长辫的中国人踱着步,冷漠而阴郁,在破旧的床铺上,躺着几个大烟的受害者,精神麻木,他们中不时有人发出癫狂的胡言乱语。还有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某个可怜的家伙付不起钱以满足他的烟瘾,就向恶毒的老板再三乞求,希望能抽一口以缓解自己极度的痛苦。”[9]35简直是太离奇了。“虚构总是比事实更离奇。”[9]36中国民众吸食鸦片,在毛姆笔下变异为了一种高雅的“鸦片休闲文化”。而当时在英国国内,大部分作家都把鸦片看作是能给英国带来经济价值的贸易,把鸦片给中国人带来的危害当作是对中国人的惩罚。由于这种文化的“异质性”,也由于旅行时间的仓促,毛姆“感官的眼睛”看到的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众生相,自然也是发生了“变异”。中国当时的文人也纷纷在作品里对鸦片的危害进行了揭露和批判。1895年到1911年,中国近代小说中出现了鸦片书写的高潮。传教士傅兰雅在1895年公开举办了抨击“三弊”———鸦片、时文、缠足的新小说的竞赛。在160多篇的“时新小说”中,属于小说创作体裁的46篇都涉及到了鸦片书写,并且大都以鸦片批判作为小说的主题。在《澹轩闲话》里,作者詹万云就在序中抨击了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间尝深考其受病之源,而知国困民贫之故,实由鸦片之害遍于天下而无药以救之……”[12]格致散人《达观道人闲游记》也提到“……写来贫士凄凉,半是芙蓉有癖……”[13]小说《黑籍冤魂》的第一回就描述了鸦片吸食者的“病夫”形态:“任你是拔山举鼎的英雄,铜浇铁铸的罗汉,只要烟瘾已发,顿时骨软筋酥,连一些气力都没有。所以吃烟的,一个个扛肩缩腮,面黄肌瘦,三分像个人,七分倒像个鬼。把锦绣似的山河,都被这烟气熏得天昏地黑,日暗无光,简直成了一个烟鬼世界了!”[14]
3.中国文化的误读
毛姆的作品里除了对中国人形象的误读和鸦片书写的偏差,对于中国的文化毛姆也是“雾里看花”似的做出了自己的论断。比如,在《哲学家》这篇文章里,毛姆指出“如果儒家学说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这是因为它解释和表达了中国人的思想,而没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9]107这说明了毛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佛儒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则为工作姿态。”[10]99“佛教在中国可说控制了大部分民间的思想。”[10]86“中国近世,佛教似较道教更为发达,各地建筑之道教的‘观’倘有一所,则佛教的‘庙’当有十所,可做如是比例”。[10]105毛姆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影响,所以毛姆对于道家的“出世”思想是比较熟悉的,他也读过庄子的一些书,对道家文化还是有一定了解的。然而,毛姆对中国的佛教文化是知之甚少的,所以才会有“大殿中做出各种手势的奇奇怪怪的菩萨”[9]159的感慨。在佛教寺庙里,可以看到各尊佛像的手做出各异的姿势,这称为“结手印”,又叫“印契”。所谓手印,是指佛、菩萨空手时的手势,是其公式化的造型。连同全身凝固了的姿态以及所持物品,总称为“印相”。各种手印有其特定的含意,这是识别各尊佛像的重要依据。最常见的手印有说法印,即以拇指与中指(或食指、无名指)相捻,其余各指自然舒散。这一手印象征佛说法之意,所以称为说法印。另外常见的还有禅定印、降魔印、与愿印、施无畏印。以上五种手印,合称为释迦五印。另外,在《天坛》里毛姆也为西方读者刻画了中国的圣殿天坛,“它向着苍天而立。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一层高于一层,四道大理石阶梯,分列于东西南北四方。这象征着天坛及四个基本方位。天坛被一个大花园围绕,花园又被一道高墙环绕。冬至标志着天时的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冬至之夜,每一朝的天子都会来到这里,庄重地祭拜皇族先祖。”[9]17虽然毛姆对天坛的外观进行了详实逼真的描述,但是由于对中国礼制文化的陌生,这里就存在着典型的误读。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两朝皇帝举行祭天乞谷大典的祭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毛姆笔下的“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应该就是圜丘坛。圜丘坛是天坛的主要建筑,又叫祭天台。古代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与天时季节有着密切关系。中国皇帝又称天子,天子受命于天,故普天之下,只有天子可以祭天,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安康。所以每年冬至日,隆重的祭天大典就在圜丘坛举行。此外,旱年求雨的“常雩”、“大雩”礼及重大国事的“告祀”礼仪也在圜丘举行。天坛北部的皇干殿,原先放置皇族先祖神牌,后来牌位移至太庙。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是根据中国古代“敬天法祖”的礼制建造的。清朝皇帝除了五位皇帝十三次东巡沈阳(盛京)祭祖外,全在北京太庙祭祖。所以毛姆这里把天坛当作是皇家祭祖的地方显然是不正确的。
四、结语
毛姆极力用客观真实的笔调来描摹他亲身体察到的中国,在跨文明交流中这是值得提倡的。在比较文学变异学视野的观照下,毛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书写偏差,并非是由于其傲慢和偏见形成的,而是由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身份等因素造成,又由于其在中国游历时间不长,对于中国的诸多人物、事情都只能是走马观花。因此,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书写,也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存在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是他透过自身的文化模子进行重组变异而成,但是这种变异的看法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借助毛姆“他者”的眼光,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自己。这种“异”的对照,将有助于我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改变。此外,也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因为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最终不是“反映”中国的现实,而是“表现”西方文化本身的欲望与恐惧[15]。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对于“他者”所建构的“变异”的中国文化形象,我们也应该持宽容的态度,对于异质文化我们应该尽力去吸收和理解,这样将有利于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而且对于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构建和谐世界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石黎华.东方主义的傲慢与偏见———论毛姆作品中的中国[J].东京文学,2009(5):8.
[2]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C]https://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Jean-Mariecarré.Avant-proposàlaliteraturecompareé[M].Paris:PUF,1951:6.
[5]吴晓东.毛姆与中国之间的屏风[J].新闻周刊,2007(2):86.
[6]葛桂录.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93.
[7]威廉•萨姆赛特•毛姆.人生的枷锁[M].张柏然,张增健,倪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8]威廉•萨姆赛特•毛姆.彩色的面纱[M].刘宪之,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95.
[9]威廉•萨姆赛特•毛姆.在中国屏风上[M].唐建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10]林语堂.吾国吾民[M].黄嘉德,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
[11]威廉•萨姆赛特•毛姆.面纱[M].阮景林,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
[12]周欣平.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
[13]周欣平.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02.
[14]彭养鸥.黑籍冤魂[C]https://杨爱群,王维良.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17册).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98.
[15]葛桂录.比较文学之路:交流视野与阐释方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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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它特有的研究对象及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征,对研究世界文学并对抑制文化霸权起着重要的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比较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比较文学发展的历程还十分短暂,自1998年国务院将其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专业以来,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并归为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目前国内许多高校争相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其重要性也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虽然其作为高校文学专业必修课开设已久,但是与其他主干课程相比,无论是从学科体系方面,还是教学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讲授这门新兴学科的时候,如何处理好“教学内容”与“教学重点”的关系,“采取何种教学方法”等问题成为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难点和挑战。本文拟就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比较文学专业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提出些自己的观点,以期对比较文学课程的发展有所帮助。
一、比较文学课程的背景与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文化不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面临两方面的危机: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所产生的对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使得全球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趋势的冲击下,有的民族文化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丢掉了本民族的精神实质和内涵,而有的民族文化则被彻底遗忘、抛弃,成为历史;另一方面,有些民族则为了保护本身文化的独立性而采取封闭、孤立的态度,他们拒绝与外界文化交流、接触,以此来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纯洁性。面对这种趋势,当务之急就是增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使其能够面对全球化的冲击,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这些现实都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发展平台。按比较文学所建构的比较视域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需要其他文化的存在,而一旦有了“他者”的对比,“自我”才能更加明确自己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采取何种态度对待文学是关系到我们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将“比较”纳入到文学领域,可以给予其以新的视角审视本土传统文化,并保护边缘文化免遭文化同质化的侵蚀,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意义十分重要。
二、确立切实的教学目标
虽然比较文学学科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但其又时时存在着危机。一方面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冲击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许多之前属于比较文学领域的问题现在正逐渐被其他领域所侵蚀,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得其研究范围从政治文化、影视文化,直至大众文化等方面无所不包,渗透到任何一个学科领域之中,比较文学的范围也逐渐模糊。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上的改变也给这个学科带来极大的影响,泛文化的研究方法使得比较文化与其他学科很难区分,其合法性受到挑战。目前我国高校本科教学的现状是,比较文学教学无论是从教学效果还是重视程度上,都无法得到教育部规定的其作为必修课的地位,教学模式更多的是直接复制研究生的成功经验,而缺乏针对本科生所需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目标不清楚导致的后果一则是教师在讲授本门课程时目标过高,本着“学贯中西”的目的,这就导致学生对比较文学产生畏难情绪,部分学生干脆敬而远之,或者应付了事;二来部分高校教师过于重视理论课程而轻视实践课程,导致课堂变成了定义和基本理论的堆砌,学生很难从中真正体会到比较文学的美感与实际意义。教师这种“灌输式”教育往往忽略了学生能力的培养,这种教学方法很明显不适合这门新兴学科教学。根据笔者在高校中的任教经验,我非常赞同一些专家学者对于比较文学课程的看法和观点,其认为比较文学在本科中的教学目标应为初步确立打通意识,以一种开阔的视觉审视问题,即“比较视域”。所谓“视域”,在比较文学中指的是“一种多元观察的、多视点透视的研究视野”。对本科学生来说,能够把握“打通”、“融会贯通”等能力,熟练的用其来比较两种不同文学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或者是比较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异同,这才是学生学习本门课程应具备的能力。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他们的心智得到扩展,更具有同情心与移情力。就像某位教育学者所说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心智更具弹性,能使我们超越自己狭隘的界限去看待其他关系。正是比较文学的这种特性,使得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显得更加重要。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比较视域”的教学目标决定了高校本科教师不能再以传统的教学模式来组织教学,不应将理论与学科史作为教学内容的重点来把握,而是应该及时调整、充实教学内容,增加本科生实践能力与文学思维的培养。目前高校比较文学课程设置很多还未达到高校必修课的要求,更多的还是以选修课形式存在,不仅形式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课时安排上也相对较少,而这门课程包罗的内容又比较多,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完成所学知识,提升观念显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教师在教学内容上应注意把握重点,有选择、有针对性的组织教学,与其笼统的讲授理论,不如着重强调个案的举例教学。个案教学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让学生产生具体可感的知识内容,从而更好的理解比较文学,有利于学生比较视域的培养。例如在讲到中外文学对“复仇主题”的表现手法及人物性格刻画时,可以以《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的对比来展开,虽然二者都是采取复仇作为作品的主线,中间故事情节也有部分重合或相似之处,但由于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人文景观不同,导致了其无论从戏剧冲突、主题思想或人物性格刻画等方面均有不同,体现了不同文化观念下的文化价值差异。通过比较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差异及深层原因,使学生能够真正感受到中西不同文化内涵,从而能贯通中外文学知识,并深入到未来的学习中。在确定了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之后,如何将其贯穿到教学过程中变成了关键因素,特别是教学方式方法会影响到教学目标的达成,更应针对不同的学校、不同教学对象等具体情况考虑教学方法。笔者认为比较文学课程可采取如下方式进行,已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组织好课堂教学,奠定扎实基础知识
时至今日,课堂教学仍然是最基本、最常见的教学组织形式,通过课堂教学可以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对比较文学课程有大致的了解与认识。但是,教师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将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应该在介绍基础知识与理论的同时,指导学生将所学理论与脑海中已储备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相关知识联系起来,扩展自己的思路。正如杨周翰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必须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那么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在学习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应立足于我国文化,以中国文化作为根基,体现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在当前的比较文学教学、研究领域存在一种偏颇,即对西方文学的注重而对中国传统文学忽视。不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谈起外国文学时如数家珍,对于外国文学理论也能侃侃而谈,而一旦谈到中国文学理论,则知之甚少,缺少扎实的中文功底作为支撑,因而很难把握到这门课程的重点和精髓。
(二)增加课外阅读量,拓展思维
大量的阅读能够给予学生足够的素材和内容,让学生通过自己在阅读中的感悟来更深入的理解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在学习完相关理论后,应以比较的视域去重读经典、阐释经典,学生在此过程中不仅对基础理论理解的更加透彻,对经典文学也有了个人更深的见解。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必要的阅读量是其应该具备的能力,而本科生的比较文学不是以“精英”培养作为教学重点的,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到这一点,努力让学生通过学习,拓展自己的思维,开拓文学视野,从而能用比较的、联系的、平等的视域看待事物和现象,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三)促进学生交流沟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师可利用课堂活动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相关理论的讨论,具体资料的查阅学生可在课下完成。例如在讲到“主题学”这一章内容时,由于其有不同研究角度和内容,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可分步进行。首先抽出一节课进行基础知识的讲解,之后指导学生将理论与示例范文结合,让学生把握具体的研究方法,随后组织课堂辩论与讨论。以此为话题,学生可结合所学材料,也可根据在网上搜集到的内容来进行“主题学”大讨论,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并在交流过程中相互启发,碰撞思想的火花。对于师范院校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来说,理论如何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是决定教学效果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为此,学校可以通过组织优秀毕业人才或专家来学校参与教学活动和组织讲座等形式,结合各自的经验现身说法,促进学生更好的领悟这门学科的实际应用与意义,并能自觉运用到未来的科研写作中去,提高实际运用能力。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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