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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西方在思维上有着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就会形成文化上的冲突、误解、隔阂,以至于在跨文化交际上出现问题,让我们不能很好的和西方人进行沟通。所以我们要对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异同进行一个研究。那么造成中西方思维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具体的差异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本文通过对中西方电影的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对比,具体来展示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
?关键词:中西方思维;差异;电影
?众所周知,中西思维方式存在着很多的差异,导致中西方的人们在生活习惯,风俗,信仰,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差异和不同,中西方的人们用不同的方法和视野观察着这个世界,对这个客观的世界作出分析和评价,所以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文化,这是由于我们长期观察这个世界所形成的现实认识和凝聚的经验不同,所以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上有了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通过文化的一种,即语言,表现了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自由的探讨中西方思维的差异,形成了跨文化交际,以便消除中西方之间的隔阂,误会和冲突。首先,先了解一下中西方思维差异产生的原因。
?我们知道,文学和哲学是密不可分的。民族文化和哲学给思维形式以其深刻的影响。哲学就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具体反映。比如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就是人类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唯物主义认为在意识与物质之间,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也就是说“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而唯心主义则认为,物质依赖意识而存在,物质是意识的产物,是哲学中与思想、心灵、语言及事物等彼此之间关系的讨论及看法。有的人信奉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起源,而有的人信奉唯心主义,认为意识才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这就体现了人类之间思维方式的不一样。在中国,我们的先人主张“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崇尚的是和谐,万事皆以整体为大局;而在西方国家,注重的是“人物分立”,注重逻辑推理,个体思维,认为整体只有在个体对立中才能存在。
?中西方民族的经济制度和地理环境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也有很大的影响。西方国家临海较多,所以视野和思维相对开阔,他们的工商业和航海业十分发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进行生产,由此向外进行扩张和侵略,也把先进的技术带到了世界的各个地方;而同时期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大国,君主专政,人民则是靠天吃饭,气候条件好适应农作物生长,人民丰收则生活就过得好,而气候条件不好,农作物不生长,则是灾荒之年,加之与外界少有接触,所以就造成了国家封闭,人民思想落后的局面。
?那么,中西方思维具体有哪些差异呢?这种差异在表达上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从电影中体现出来的民族性格来看。我们都知道,中外电影所表达的内容,艺术手法,思想结构,都有极大的不同。比如,在电影《高考1976》中,讲述刚刚恢复高考的那一年,一群年轻人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参加第一届高考,这中间他们相互帮助,相互扶持,体现出他们这个小团体共同奋斗的精神。而西方在同类型的电影中,则比较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有时候甚至强调个人拯救整个集体,或者个人拯救整个世界的英雄主义。美国电影《蝙蝠侠》,蝙蝠侠是美国家喻户晓的漫画英雄,是一个绝不杀生的的正义之士。在美国的超级英雄之中,蝙蝠侠是一个很贴近群众的英雄,他目睹父母被害而产生了亲手铲除罪恶的强烈愿望,晚上身着紧身衣、头戴面具、携精心打造的先进设备四处行侠仗义,并且有一个忠心耿耿的随从相助,这些都是美国式英雄主义的体现。
?其次,从人物形象变形的方向逻辑来看,在中国的电影电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当中,尤其是在神话作品当中,总会出现一些关于变形的故事情节,闻名遐迩的《西游记》,里面出现众多的妖精,类似于白骨精,玉兔精,蜘蛛精之类,她们的造型从特点上来说就是全幻化成人形,或者人身+ x头,或许还来个尾巴,总之就在中国的神话世界里,变形的方向是从非人变成人。最经典的代表除去《西游记》还有《白蛇传》里的白蛇与青蛇、蜈蚣精、金轮法王、兔精,《聊斋志异》里的狐妖、树妖等等,可以说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在人物形象变形的方向上都大同小异。而从西方国家的电影来看,在人物形象变形方面则和中国的电影有着一些差别。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卡夫卡的《变形记》其中第一部分讲述了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巨大的甲虫”,父亲发现后大怒,把他赶回自己的卧室。第二部分,格里高尔变了,养成了甲虫的生活习性,却保留了人的意识。第三部分,为了生存,家人只得打工挣钱,忍受不了格里高尔这个负担。妹妹终于提出把哥哥弄走。格里高尔又饿又病,陷入绝望, “然后他的头就不由自主地垂倒在地板上,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气息”,死了。父亲、母亲和妹妹开始过着自己养活自己的新生活。从这个简单的内容可以看出这里的变形是从以人为中心向非人的方向变化。再比如说电影作品《猫女》和《蜘蛛侠》,这些电影从名字就可以很容易的判断出电影所表现出来的变形内容和方向。造成这些变形差异的原因是因为西方人更加热衷于探索未知的世界,而中国人则更喜欢把未知的事物纳入到已知的范围中,就像小孩子一样十分“怕生”不像西方人那般放得开,所以西方人是冒进的,而中国人是退守的;所以西方人不断地发明创造,而中国人却不断地反复利用;当西方国家大多数都已完成了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变,而中国大部分地区仍退守于农耕文明的位置。这些外在环境和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同,不仅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同时也使中西方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导致两种文化发展得极大不同,我们从上述电影中可以得出中西方思维的如下差异:
?1. 东方人重整体思维,而西方人重细节分析
?东方人注重各事物组成的整体、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以及事物周围的各种具体环境与条件;西方人则注重个体事物的独立存在,注重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东方文化结构则以整体综合见长。如:在姓氏排列中,中国姓氏先是宗姓,辈份,其次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西方国家则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名,然后才是族姓,突出的是自己。又如:在时间,地址的书写表达顺序上,中国人习惯以年,月,日从大到小依次为序,地址则是按省,市,县到门牌号码排序,突出的是从整体到个别的析出关系,西方人则与中国人的顺序表达恰好相反,突出的是个别到整体的合成关系。东方人从一开始就用整体性的思维分析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古代对潮汐原理的研究,如公元1世纪东汉时代的王充在《论衡•书虚篇》中明确指出潮汐运动对月球的依赖关系:“涛之起也,随月盛衰”。而西方人的分析性思维可以说始自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例如,用物体的属性来解释物体的运动。直至伽利略时代,他们才开始注意到物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是在神学背景上产生的,原罪观念在西方根深蒂固。因此,西方人的道德指向是个人向自己负责,通过个人奋斗向上帝赎罪,由此引申出一条__义,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当上帝被否定了时西方又产生了社会原子观念:个人就是原子,不依靠任何人而存在,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略,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本位的思想影响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亲人间界线划分明确,老少聚餐,各自付款,对孩子也非常尊重,进孩子房间首先要问:“我能进来吗?”强调以子女脱离父母独立生活奋斗为荣,乐于谈论个人一得之见。而中国以家族为本位。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生活的宇宙,是一个生活的港湾,具有至高无上的凝结力。脱离家便是“游子”,强调“父母在,不远游”。家庭中有长幼关系,夫妻关系,要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
2. 中国人重形象思维,西方人重抽象思维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形象的东西,早在十九世纪中国“尚象”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偏重形象的思维方式,这种形象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汉字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汉字经历了古字到小篆,小篆到隶楷,再从繁体字到简化字的过程,可以说从古至今的演变都体现了汉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绝大多数的汉子都是音、形、意结合的三维表意文字,其特点是由其形可以知其义,比如“碑,林,冰”,我们都可以从它们的形旁了解到它的意,或者从声旁了解到它的读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字的构造来解释或者猜测词的意思或者读音。而英语是一维表音文字,读音与意义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抽象性极强,而且一词多义现象较多,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根据拼音规则读出它的读音,但是完全揣测不出这些词语的意思。英语的抽象表达方法主要见于大量使用抽象名词,这类名词涵义概括,指称笼统,覆盖面广,往往有一种“虚”、“泛”、“暗”、“曲”、“隐”的魅力。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来讲,最能反映他们文化内涵,深度,思维方式的外在体现物就是承载和传承这个民族文化的语言和文字。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在汉字这一块体现得无与伦比,而西方人的抽象思维也从他们的拼音文字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3. 中国人重曲线思维,西方人重直线思维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中国人说话不那么直截了当,喜欢绕一些圈子,或者给听话的人留有一些余地,让大家在面子上都过得去;而西方国家的人喜欢直入主题,不喜欢兜圈子,今天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直接切入,他们习惯将语义的重心放在第一句话说出,然后再把其他要说的内容成分一一补进,叙事多为先将重点的东西讲出来,重心在前。这就是所谓的曲线思维和直线思维,在有的时候有的方面,直线思维的人会节约不少时间,从而提高他们的办事效率,而曲线思维的人办事由于事前的铺叙太多,往往在人们看来做了很多无意义的事情,办事讲话的效率有待提高。总的来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圆形向内,顾左右而言他,而西方人的思维则是一条直线,注重和实际事物相关的程序,规则等一些东西。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大致的了解到中西方思维的一些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因素以及民族性格等原因造成的,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学习和了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在与他们进行交际的时候,才能有效的消除文化隔阂和文化冲突,才能实现我们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更好的与人沟通,联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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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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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不赞成父母健在时儿子离家远游,如果因故非远游不可,必须有明确的方向。孔子这种思想是怕儿子远行在外,老人无人照顾。西方人一般不会这样,他们为了事业不会过多地考虑父母,也没有必要考虑父母。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中西方孝文化探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 要:通过对中西方孝文化的对比分析,认为中西方孝文化有着显著的不同。中国孝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博大精深,涉及方方面面;而西方孝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却没有得到发展,内容也很单一。这些不同主要源于文化差异。?
论文关键词:家庭;孝文化;文化差异;养老模式?
中西方孝文化探析
中西方的孝文化都是伴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开始出现的。从新旧石器时代到父系氏族的建立,人类自身的力量十分弱小,因此这个阶段的人时刻也离不开氏族这个集体,当然更不可能独立生存。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氏族集体的依赖逐渐减少,但孤立的个体劳动仍不足以满足人们对于物质及精神生活的需要。因此,家庭(家族)核心制成为最直接与最佳选择。孝同样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由于个体家庭和私有制的产生,人们对与自己相关的血缘亲族关系的认识逐步得到提高而慢慢产生。
家庭是人类由于客观的原因迫不得已的选择,同时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由于中西方家庭产生的不同步性,中西方孝文化也不是同时出现的,但最初形态的孝文化却是一样的,即善待长辈。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孝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而西方的孝文化却成了只在文献中出现的很狭义的概念,甚至连最初的孝文化的一些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中西方孝文化有较大的差异。
为了对中西方孝文化的差异有更清楚、更全面的认识,我们先从文献的角度对中西方的孝文化进行考证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中西方孝文化进行对比分析。
(一)中国孝文化
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中国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记载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涉及方方面面,内容极其丰富,其中“孝”不仅是家庭观念中孝敬父母的问题,也是几千年来统治秩序中重要的社会规范。中华民族有着一整套关于孝的理论。中国历史上,“孝”是进入家庭观念中最早的伦理道德范畴。传说尧时,“虞舜,性至孝”,感天动地,“帝尧闻之,遂以天下让焉”。这可能就是中华孝文化的雏形。肖群忠认为,“孝”当产生或大兴于周代,其初始意指尊祖敬宗、报本返初和生儿育女、延续生命;至孔子,使“孝”从其宗教与哲学意义转化为“善事父母”的纯粹伦理意义,从宗族道德转化为家族道德;至《孝经》,“孝”这个反映家庭亲子关系的道德观念被全面政治化了。[2]
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孔子提出了“孝为仁之本”,而儒家思想也就是以“仁”为中心的道德思想,可见“孝”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在《孝经》中,“孝”被置于道德规范的最高地位,“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意思说,孝是道德的根本,一切教化都从此产生。同时,《孝经》还认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就是说,“孝”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人民固有的自然的行为。“孝”,作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本位,可以说是一切传统道德规范的核心。
中国孝文化对“孝”有明确的规定,并强调“孝”与“顺”的一致。曾子认为:“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尊亲”不仅指尊敬,更有一系列礼仪规定;“弗辱”就是要安分守己,不许玷污祖上的名声和家族的尊严,还要珍爱父母给予的身体;“能养”并非一般的供养,而是敬养。在中国的孝文化中,还强调“顺”,即顺从父母的意愿,孔子对孝的简洁解释是“无违”,儒家所提倡的“孝”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服从长上的意志。
中国孝文化有着重要的政治内涵。“孝”本是规范家庭内部亲子关系的伦理道德,主要指子女对父母的道德义务,是家庭伦理的范畴之一。但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家国同构、君父同伦,正如孔子所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政治意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君为天下父,行孝道就是行忠道,忠孝是一体的。在统治者看来,忠孝观念是每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无论家与国,其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而皇帝通常被称为君父,皇帝派遣的官吏、地方行政官员则被视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以孝治天下”成了历代君王成功施政的经验总结。可见,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孝文化不仅仅局限于单纯地敬养父母,已经明显地扩展和泛化了。《孝经•开宗明义》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敬父母只是孝的开始,进德修业才是孝之终。这与儒家伦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相一致,与儒家“身—家—国”的模式相统一。可见,“孝”已经同时向个体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扩展,它起源于个体道德修养,贯穿于家庭中赡养父母和家庭和睦,终于进德修业,对国家和社会履行职责。
同时,中国孝文化对“不孝”有明确的规定,即“孝”与“不孝”是有衡量标准的。《孝经•五刑》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应受大辟等五种极重刑罚的三千罪行中,“不孝”是最大最严重的罪行。在《孟子•离娄章句上》中,孟子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赵岐为其做了如下注解:“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从精神层面提出致亲于义则为“孝”,陷亲于不义则为“一不孝”。可见,孝不是简单的恭敬顺从,而是以“义”作为“孝”的评判标准。“家贫亲老,不为禄仕”则从物质层面,即温饱与否和是否为考取功名而努力提出“孝”的标准。最后,“不娶无子,绝先祖祀”又从发展的层面,即后继是否有人的角度提出“孝”的标准。此处的“无后”并不是侧重“不娶无子”,而是强调“绝先祖祀”,即无人继承衣钵才是真正的无后,真正的大不孝。
(二)西方孝文化
西方文化有三个源头:一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二是古希伯来犹太教文明;三是古罗马文明。这三大源头后来融会起来并以____的形式构成了西方文化体系。[3]因此,要探讨西方的孝文化必须研究《圣经》。《圣经》一直被认为是西方文学和艺术创作的源泉,很多西方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亦源于此。据《圣经》记载,_所信奉的耶和华上帝给人类社会颁布了十条必须谨守遵行的戒命,其中的第五条就要求“当孝敬父母”。基督____要求基督_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在对中西方孝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中,笔者发现除《圣经》外,西方对孝进行系统阐述的文献几乎没有,这与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西方哲学家们所关注的并不是家庭养老,而是社会养老。这导致了西方的孝文化发展缓慢,但却使社会养老理论得到了充分发展。
(三)中西方孝文化比较
中国的孝文化已经渗透并流动于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地方都以“孝”而闻名,孝子会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董永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二十四孝”之一,其“性至孝,家贫,父死,卖身贷钱而葬”的事迹感天动地,传为佳话。但是,西方的孝文化却远没有这么发达,不仅没有什么地方以“孝”而闻名,也没有哪个地方因“孝”而引以为荣,更没有“二十四孝”这样闻名的人物。中国有很多关于“孝”的谚语,如“百善孝为先,行孝当及时”、“孝顺公婆自家福,勤种天地自家谷”、“在家孝父母,强如远烧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而在西方,这方面的谚语却很少,在《英汉双解英语谚语应用词典》所收录的谚语中,居然一条都没有。
中国的孝文化有双重意义,即家庭意义和社会意义。“孝”在家庭中主要体现在子女对父母的行为和态度上。在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中,父母在家庭中是绝对的权威,服从父母被视为孝顺的一种体现。孔子认为:“事父母几谏,见志不同,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即子女侍奉父母时,对父母不对的地方要婉转地规劝,若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要仍然保持恭敬,不能生气,也不能去触犯他们,虽然自己感到苦闷,也不要流露出埋怨。“孝”的社会意义在于维持一种社会和谐,即对长者和统治秩序的敬畏和基于敬畏的服从。在西方,“孝”主要并不体现在子女对父母的行为之中,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宗教文化中。西方的孝文化也没有多少社会意义,而其家庭意义仅表现为对父母的尊敬。这种尊敬也并没有导致对父母的服从,而是更多地强调独立,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平等。
传统的养老模式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孝文化。在中国,几千年来,赡养的义务主要由子女完成;而在西方,不强调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父母年迈后,赡养的义务主要靠国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完成。因此,中国的孝文化包含赡养的义务,而西方孝文化中并不包含赡养的义务。在中国,赡养的义务如同自然界中的“反哺”;而在西方,赡养的义务则如同“接力棒”,由子女或父母本人将自己转交给社会。
中国人家庭观念非常强,父母对子女的付出也是最大的,这一点令西方人无法想像。而在西方,一旦成年,都会自食其力,不需父母过多付出。中国人一般都与父母住得比较近,即使到外地工作,一般也要把父母接到身边。
孔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不赞成父母健在时儿子离家远游,如果因故非远游不可,必须有明确的方向。孔子这种思想是怕儿子远行在外,老人无人照顾。西方人一般不会这样,他们为了事业不会过多地考虑父母,也没有必要考虑父母。而且西方人并不像中国人有很深的故土情结,相反,他们喜欢不停地变换居住地,尤其是美国人,他们一生通常会搬好几次家。这种父母与子女之间互相付出的差异,也部分地解释了中西方在财产继承方面的不同。在中国,父母的财产毫无疑问是由子女继承的,这不需要任何书面的证明,子女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西方人则通过遗嘱决定财产的归属,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财产给任何人或机构,甚至给自己的宠物,而他们的子女也不会觉得不可接受。
中国人将“孝”同生儿育女相结合,强调不能绝先祖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时至今日这种传统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是数千年来形成的一种民族心理[4]。西方人强调自由,为了自由可以选择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家庭,甚至独身。在中国,由于孝文化的原因,“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咒语;而在西方,“断子绝孙”却没有这样的文化含义。正因如此,当“断子绝孙”被直接翻译成“sonless”时,西方人觉得莫名其妙,根本无法将其与贬义词联系起来。
中西方孝文化的不同在于文化差异。中国文化是重农文化,这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最适宜农业生产。几千年来,农业生产也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重农文化是群体本位的沃土。群体本位注重群体价值和人际和谐,个人价值依赖于社会和他人,把个体看成是社会的一员,强调个体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和相互爱护,以集体利益为重。西方文化发源于爱琴海地区,由于多山且不适宜农业生产等生存环境的限制,人们很早就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并生活在城邦中,经常迁徙和流动。西方文化强调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个体本位的温床。个体本位以个体为本位,强调个体利益高于一切,即使在家庭关系中也是以个体利益为中心。
群体本位使中国人时刻把自己看作是某一集体的一员,体现在家庭中就是每个人都很看重家庭,都很注重以亲子关系为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因此造就了中国丰富的孝文化。个体本位使西方人更加看重个体的价值,认为社会价值在于每个个体价值的实现,他们并不像中国人那样提倡集体主义,有些社会学家甚至称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为“离群”,在家庭中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在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花大量的精力。相反,由于离婚率偏高,西方的家庭相当不稳定。在这样的家庭模式中,孝文化是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的。因此,虽然与《论语》同时代的《圣经》已经有了最早的关于“孝”的阐述,但西方的孝文化并没有在家庭中得到发展,更没有在社会上得到广泛认同。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方孝文化截然不同。这些不同源于文化差异。但是在跨文化交流的今天,中西方的孝文化正在彼此影响、互相吸收。在中国,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养儿防老”和“家庭养老”的观念正在逐步发生改变,DINK家庭的数目也在增加。在西方,当越来越多任感情泛滥的“少女母亲”已经成为全社会舆论焦点的时候,人们开始探讨中国极少有这种现象的原因,中国孝文化中子女对父母“不违”的观念受到了许多社会学家的关注。随着全球化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发展,这种相互影响的趋势还将继续,因此对中西方孝文化研究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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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造成中西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中西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行为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冲突,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跨文化交际与中西文化冲突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跨文化交际与中西文化冲突全文如下:
【摘要】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事例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交往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找出其深层次的原因,并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文化差异、文化冲突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深入,西方社会的人和事物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将会与日俱增,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与西方人接触和交往的机会,这对于加深我们的西方社会的理解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
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会出现的文化冲突有很多种,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一一叙述,只能列出比较常见的几种。
1.1隐私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因此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例如:中国人第一次见面往往会询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儿女,职业,甚至收入,在中国人的眼里这是一种礼貌,但在西方人眼里则认为这些问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1.2时间观方面的冲突
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它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在西方,要拜访某人,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并说明拜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经商定后方可进行。而中国人则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西方人对此往往感到不适应。
1.3客套语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 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
1.4餐饮习俗方面的冲突
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热情的中国人常常互相敬烟敬酒。中国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主人也总习惯讲几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话。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所以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
造成中西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中西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行为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冲突,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有哪些主要的原因。
2.1思维模式存在差异
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从本质上说,思维定势往往忽视个体事物的差别,夸大与另外某一社会群体相关的认知态度,常常带有感情色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在所有的定势中,有些定势是正确的,而有些则是错误的,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交际失误。
2.2行为规范各不相同
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就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简单的说,就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坏的结果。比如说中国人轻拍小孩子的头部表示一种友好,而在西方国家,这是一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父母会对此非常愤怒。所以说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否能够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要保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就必须理解对方的行为规范,尤其是什么行为是被禁止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遵循入乡随俗的原则。
2.3价值取向不同
人们的交际能力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必然与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有的价值体系,这套体系能够帮助人们区分美与丑、善良与邪恶,这就是人们的处世哲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但是它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而存在,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种文化认为是好的,另一种文化可能认为不好,但是它们在自己的文化体系内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标准先进,而另一种价值标准落后。以中西文化为例,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推崇谦虚知礼,追求随遇而安,不喜欢争强好胜,同时社会风气也往往封杀过于突出的个人,正所谓“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在中国文化中,集体取向占据主导地位,追求个人发展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必然会受到谴责。而西方文化则非常崇尚个人主义,“随遇而安”被看作是缺乏进取精神的表现,是懒惰、无能的同义语,为社会和个人所不取。人本位的思想根植于他们心中,人们崇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并且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
2.4语用迁移造成影响
人们对遇到的现象、事物和行为的评价和解释是建立在本身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跨文化交际中也同样如此,因此往往会造成交际的障碍,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语用的迁移。文化不同语言的使用规则就会不同,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定条件加以解释,而不能以此为规范来描述另一种文化,否则必然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人们缺乏对社会语言差异的敏感性,会无意识地进行语用迁移,而这种后果有时会很严重,甚至会招致巨大经济损失。我国的羊绒制品在国际上评价颇好,北方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商标被译成英文Goats,结果销路特别不好,原因就在于在英语中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山羊”外,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英文商标,无论这种羊绒被的质量有多好,用起来多舒服,那些妙龄女子、家庭主妇也不会愿意把它铺上床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多文化方面的冲突,直接影响到了跨文化交往的效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极有必要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体措施如下:
3.1授课教师要转变观念
在我国目前的教学体系中,外语教学多半只在课堂上进行,教师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如果教师只把重点放在语法和词汇教学上,学生就不可能学会语言的实际运用,也无法获得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此,授课的教师必须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切实认识到文化冲突的危害性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同时,教师还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文化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英语文化知识教育的量与度,以及教学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3.2改进现有的教学方法
一直以来,大学的英语教学侧重点都放在了语言知识的传授上,而忽略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课堂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加以控制,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电影、投影仪、互联网等)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还可以举办一些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出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改进教学方法时,一定要使新的内容与学生所学的语言知识紧密联系,并与语言交际实践紧密结合。
3.3重视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非语言交际也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指的是在特定的情景或语境中使用非语言行为交流和理解信息的过程,它们不是真正的语言单位,但在生活和交际中有时候却能表达出比语言更强烈的含义,一些特定的非语言行为往往代表着特定的含义,在跨文化交际中必须加以重视。中西文化背景下的非语言文化内涵差异非常大。例如,中国人信奉“沉默是金”,认为沉默里含有丰富的信息,甚至“此时无声胜有声”,而英语国家的人对此颇感不舒服。西方人交谈时,听者一般都会长时间注视对方的眼神,以示听者的认真和对说话者的尊重,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因为中国人不习惯于对方长时间地盯着自己看。
3.4引导学生广泛接触西方文化材料
在大学里,英语教学的课时非常有限,但学生在课余有充分的可支配时间,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广泛阅读西方英语文学作品、报刊杂志和时事评论等材料,从中吸取文化知识,增加文化素养,拓宽西方文化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另外,有外教的学校还应充分发挥外教在西方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他们是活的文化教材,让学生直接与外教交流,听外教做报告或讲课,其言传身教会对学生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1]许果、梅林,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8卷第6期,121-123
[2]顾江禾,东西方文化对比小议。《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学报》,2001年第22卷第4期,279-282
[3]华厚坤,试论跨文化语境下的大学英语教学。《黑龙江高教研究》,2003年第6期,153-154
[4]吴锋针,中西习俗文化“冲突”。《绥化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90-92
[5]程晓莉,英语跨文化交际教学的思考。《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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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是十八世纪在欧洲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是封建主义解体之后的16~17世纪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古代中西方重商政策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古代中西方重商政策比较研究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许多人都认为重农抑商政策是西汉的主导政策,而古希腊、罗马则是商业社会,实行的是重商主义。本文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实际上,西汉也实行了重商政策,而古希腊、罗马也实施了抑商政策,之所以这样做,这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能维护其统治。通过从两者不同的原因、措施及其所产生的不同的效果等方面,对两者的重商政策作对比研究,剖析两者的重商政策。
【关 键 词】重商政策/对比/西汉/古希腊/罗马
古代中西方的统治者面对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从维护其统治出发不得不改变长期以来实施的重农抑商政策,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但两者的重商政策又各有其特色,具体讲来如下:
(一)地理环境对当时中西方的统治者决定实施重商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众
所周知,希腊境内石山居多,水源不足,不但森林覆盖面小,矿藏资源缺乏,而且土地不甚肥沃,可耕地不足土地总面积的1/5,在帖撒尼亚,拉哥尼亚,美塞尼亚虽有些小红土平原,但大多是些贫瘠的土地,粮食产量不高。但同时它却有着优良的港口和金融环境。为了生存的需要,它必须从海外进口粮食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进口金属制品和木材以充日常生活之用。因此,希腊人几乎一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就对海外贸易具有很强的依赖。如希腊本地产谷物不多,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所产谷物也不能补充不足,希腊人每年要从埃及和黑海北部的西徐亚平原等地运来大量谷物在雅典外港拜里厄斯卸下,希腊产的羊毛也不够用,必须从吕底亚,夫利基亚和黑海沿岸诸国输入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城是羊毛的主要市场。
总之,希腊工业原料不能自给,工业原料输入希腊,工业品则从希腊输出,这种情况迫使希腊的上层统治阶级采取重商措施。希腊人为了生存的需要还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殖民地的类型有二:一是农业性,二是海运和商业性的。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重要性,为了确保他们能够自由航行,便在欧亚两岸设立了塞斯托斯,兰浦沙考斯,拜占庭,白林托斯和加尔西顿等殖民据点,以作为停靠港守护站和贸易站。农业性的殖民据点,最初,希腊移民也要从事农牧业,但不久他们就与邻近的国家和部落发生了贸易关系,工商业日趋繁荣,逐渐由农牧业为主的殖民据点演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殖民据点,特别是那些位于道旁和出海口的殖民据点,这种变化更快。
西汉的地理环境是与古希腊、罗马截然不同的类型。中国的地貌是广袤的中原,这种地理环境,同样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观念形态。为了满足自己统治、享乐的需要,他们需要从各地搜刮,所以也采取了重商政策。
(二)在封建社会中,商业的发展受农业生产力的限制,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作为生产力中较为活跃的商品生产必然突破政策的控制。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作为专制主义政府只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必然执行者。西汉经济经高祖、惠帝、吕后时期的经营,逐渐进入恢复阶段,特别是文帝、景帝时期,采纳贾谊、晁错的建议,实行轻谣薄赋、减轻田租,汉武帝征收的商税仅为商贾获利的6%。与此同时,人民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些人抛弃了传统的“礼教”而被本趋末,即“多去文学而趋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求富热潮。他们认为:“富者,人之惰性,所不学俱欲者也。故壮士从军,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灾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理,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1]一些穷人皆“学事富家”,一些读书人则“去文学而趋利”,社会上对商贾的羡慕和追求其最本质的即是“财”和“利”,极大地冲击了封闭形的封建自然经济思想,在这种情形下,西汉政府也只能顺应这种历史潮流,引导人们,从而对商贾采取了“惠商”、“宽商”政策。
为了强国富民和扩大财源,古代西方社会对商业的发展也采取了宽松政策,如希腊人对出口货和进口货只征收从价税2%。为了保证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还建立了强大的海军。
(三)商业资本的发展给国家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中国的封建政权尽管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但封建统治者却不能不依赖于商业资本提供的财政收入。在古希腊、罗马这样的商业国家,财政收入的决大部分更是依赖于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在国家财政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统治者绝没有理由对其等而下之。
(四)西汉政府实行宽商、惠商政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西汉商贾的强大势力强烈地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拟于“一国之君”,连郡国、政府都要向其借贷,人们对其蹑足侧目,由于其经济地位的提高,西汉政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妥协,如废弛商贾之律,开关梁,弛山泽之禁,除罪,甚至入粟拜官。
面对蓬勃发展的经济,古代中西方采取了各种重商措施,其共同之处表现为:鼓励支持贸易的发展。古希腊罗马的贸易活动得到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积极的军事活动的支持:奥古斯都派出一支远征军深入阿拉伯半岛南部,为罗马商人占取了一些最重要的港口;在科普托斯和贝雷尼切之间的沙漠上修通了一条大道,沿途掘井引泉,开设屯或驿站,每队沙漠商队均有罗马官方的武装部队保镖,对于西南绿洲与法尤姆之间的商旅以及法尤姆与埃及之间的商旅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予以保障。
对于尼罗河和各运河上的船只航行,有一支组织健全的河道考察队予以监护,帝国皇帝们还积极为改善航运和港口建设创造条件,克劳狄在奥斯梯亚开筑了一个人工港,尼禄将其加以扩建,图拉真也重修过它,使之成为输入罗马城所需的粮食和其它货物的一个最大的进口港,克劳狄对罗马的海路贸易和造船事业也深感兴趣,尼禄和图拉真曾改过安提阿姆,奇维塔维其亚、安科的诸港。安东.庇护曾修过特拉西港口,建造基泰的灯塔,并对普提奥利港口加以改进,商人的和船主的帮会首先得到了帝国政府的承认、保护和特权。克劳狄曾把某些特权赐给船主和粮商团体中的一部分。“雅典有特别法庭(dicai empoikai)专门处理商务海事案件”[2]。比雷埃乌斯港口和雅典城市的市场各有5位抽签年选的市场监督,以保证货真价实、保障公平交易;粮食市场的零售,要由专门的官员(sitophylakes)负责监督,确保价格平稳,避免有人囤积居奇。
西汉王朝也主张对外贸易,尤其是在汉武帝时,这一政策措施得到了最为有力的支持。汉武帝积极开通西域,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他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结果为西汉政府对外贸易开辟了一条新的,极为重要的陆上通道,即著名的丝绸之路,西汉王朝派使者携带丝绸织物西出远的到达当时属于罗马的埃及亚历山大城,曾廷伟的《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据《三辅黄图》记载,当时长安城藁街设有“蛮夷邸”,属大鸿胪掌管,就是供这些外来的人使用和商人居住的地方。同时,西汉政府为了维护商旅的往来,汉宣帝时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
两者在重商措施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更多的则是相异性:
(一)古代西方主要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减少国家干预。早期罗马帝国时期,除了赋税而外,我们简直找不出政府推行的任何其它经济性措施。奥古斯都在击败安东尼之后,在埃及推行了一些经济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减少国家干预,这一政策被他推广到整个帝国,并为其后继者们所沿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时代是一个贸易几乎完全自由的时期,是一个对私人创业发家机会最好的时期,不管是在共和时期或是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领导下,罗马都不曾承袭过某些希腊化国家,特别是埃及所推行的工商业国有化政策。在意大利的工业受到外省工业的冲击并逐渐落后于外省工业的情况下,帝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意大利的工业。因此,在帝国成立以后,商业情况有日益依循经济供求规律而自行调整的趋势。银行业亦是如此。正是由于罗马政府给予银行以自由,在埃及各城市中才会兴办那么多私人银行。
西汉初期,政府实行了相当自由的商业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可以自由“周游天下”,从事商业贩运活动,到汉武帝以后,西汉政府在总体上对商品经济加强了宏观调控,推行工商业国有化政策、重官商。如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把有关国计民生的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由中央在各地设盐铁官,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国家资本控制盐铁生产的生产流通,此时,中央和地方官多由富商担任。“除故盐铁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3]其实质是国家调节工商业结构,利用国家资料对经济宏观调控是发展商品生产的有效措施,而且还改变了汉初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吏的规定,商人正是由于盐铁官营的政策实施而步入仕途,获取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对于不法豪商,汉武帝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使国家商业资本上升,并不断分割富商大贾的商业利润,加强国家财政收入,维护中小商人和小农的利益,较好地调节了农商比例关系,把商品经济发展引向正常轨道。
(二)古希腊、罗马为了发展商业,采取了推进城市化运动的措施。奥古斯都在东方各省沿袭共和国时期的政策,继续推进城市化运动,在许多村落和寺院土地上建立起新的城市,使罗马帝国成为一个自治城市的联合组织,在西方各省,他不以建立罗马公民新屯市为满足,而是竭力向高卢和西班牙的克勒特人灌输城市生活方式,在阿非利加原先的迦太基国境内恢复城市生活。一世纪时所有的皇帝们都或多或少地推进城市化的发展。克劳狄就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他建置了许多新屯市,使城市化运动在他统治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弗拉维王朝和安东尼王朝,这种发展并未停止,韦帕芬也和其前人一样对城市化运动持积极态度,他对于那些多少已罗马化的行省,特别是那些主要的征兵地区,那些驻扎有罗马重兵的地区西班牙、日耳曼尼亚和多瑙河流域诸行省加速其城市化运动,或是建立新的城市,或是把城市的权利赐给土著的市镇。
而西汉政府则是主张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通过农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汉武帝时采取了均输、平均的财经政策。均输是指由国家统一管理、以便远上之贡,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具体办法是由中央在地方设置均输官,地方应缴纳的贡赋“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即便,而官有利。”[4]要求地方均输官借鉴商贾转贩的经验,将地方所缴纳的贡赋按照当地市价折合为商人所贩运出境的丰饶而价廉的土特产品,再由均输官将这些物品运往价格较高的地区出售,换取中央政府所需求的物资。平均则是指国家利用经济手段管理市场,从市场机制出发,调制市场,其实质是稳定物价,防止富豪巨贾投机囤积,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引起市场混乱,而使市场成为按商品价值规律正常运转的有效市场。
(三)对于商品经济发达的标志之一的货币,古希腊、罗马采取的仍然是自由、放任的政策,虽然有些银行是由市政当局办的,但是银行这种企业同所有其它行业一样,大多数由个人经营。而且,他们的银行已有了现代银行的许多职能,如放款,活期存款和发放信用证明等。
与此遥相对应的西汉王朝,初期由于社会经济尚未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币制紊乱。到了汉武帝时期,封建政权对币制进行了调整,改革币制,把铸币权重新收归中央,禁止私人铸币。在元鼎二年,汉武帝下令成立专门铸币机构,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把先前全国各地所铸铜钱运到京师销毁,统一铸造“五铢钱”,作为法定货币。国家统一铸造的五铢钱,由于质量上乘,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信赖,使货币的职能得以充分发挥,打击不法豪商,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个巨大的推动。
在不同的重商措施下,其效果也明显不同:
1.古代西方在这种自由放任的商业政策下,许多上层官吏也加入到了商品生产者的队伍,周一良、吴于谨主编的《世界通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宗贸易都操纵在大商人的手里,出生于元老的奴隶主,以授产和委托经营的方式,也投资到商业中来。”
2.使得农业商业化。一方面,它使得土地商品化。在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的土地就已归个人所有,柏拉图明确指出:法律允许每个市民随意处置他的财产。另一方面,政府奖励商品农业。例如:梭伦劝告和奖励公民建立葡萄园和果木园。同时,农业商业化还表现为市镇走向工业化。M.罗斯托夫采夫在其著作《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讲:“蓬佩伊这个市镇走向工业化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出现了一种新型住宅,它的四周都环绕着商店,这些商店一部分由住宅主人亲自经营,而另一部分租赁给工匠和零售商贩,似乎从很早开始,各种料子和羊毛衣服就是蓬佩伊的特产之一,这些毛织物有一部分就在本城染色。”
3.重商政策促进了商业的蓬勃发展。当时罗马的许多大商人深入波罗的海、斯堪的那维亚、爱尔兰、北非、东非和西非沿岸,向东与帕提亚、巴克特利亚、中国辗转相通,又从海路同印度到达孟加拉湾,马来半岛,并由此进入中国。M.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意大利那些讲究饮食的人毫不费力地就可以弄到每个季节里所有的primeurs〈新上市的蔬果〉和从遥远地方来的特产。Delicatessen〈美味〉。这也可以看出交易情况是多么发达。他们还用不着专门费力去定购这些东西,有着转为此而开设的大商店,其中储积了大堆这类货物。在奥古斯都时期,意大利在帝国商业生活中占据突出的地位,甚至比公元前一世纪时还要突出。他们的这种重商政策在政治、文化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它推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三等公民也可以当选为执政官,打碎了贵族对这一最高行政官职的垄断。同时,它还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希腊城邦中,凡是维护重商主义的城邦,文化教育事业都很发达。雅典的卫城是冠于希腊城邦的一个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博物馆”。雅典城邦的富裕和宽松自由的民主环境,还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如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但由于重商政策的实施,使得贫富分化、奢侈之风盛行,社会矛盾十分严重,最终导致了罗马共和国的覆灭。
对西汉政府而言,重商政策的实施引起诸多社会变化。
1.导致了西汉社会人们思想的转变,普通百姓也逐渐改变观念,掀起了整个社会的“求富”热潮,形成了喜好商贾的民俗同一性。波及封建王公贵族,如吴王刘濞等亦参加其中,同时还使得官商勾结,大贪官王根不但接受商人巨额贿赂,他还在第宅中设立西市,自营商业。故有人指出:“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5]官吏经商和商人做官,使非法商业活动借助于封建政治特权而通行无阻。
2.促进了西汉王朝的商业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商人阶级,他们有的“周流天下”,有的“废居居邑”;商品范围之广泛,“用事童仆”数量之大,市场之繁荣,是当时世界上其它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就连在军屯驻屯的地区还设有“军市”,如《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冯唐的话说:“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赏士卒。”
3.西汉的海外贸易更发达。汉代的对外贸易分官营和私营两种,而准许私人参与海外贸易是古代“重商”的重要特征之一。汉代政府经常派使团到各国进行贸易。如汉武帝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除丝绸之路外,还有和南方领海诸国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海外交通的都会是番禺,船由合蒲郡徐文县出发,大约可到达马来半岛,斯里兰卡和印度。同时,外国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国,他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来广州贸易,一种以“贡献”为名向皇帝贡土特产,换取远大于所贡的赏赐。
4.商业大都市的出现。秦朝为削弱地方势力,曾采取隳名城的措施,加上秦末战争的破坏,城市比较萧条,汉初,对名城进行修复,而后,由于商业的发展,大大小小的商业都市遍及全国,并且形成了号称“五都”的全国性商业大都会,即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然而商业的发展,也造成了社会贫富不均,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1]史记.货殖列传[M].中华书局,1959.
[2]P Garnsey.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Response to Risk and Grisis[M] Cambridge,1988:139.
[3]汉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62.
[4]汉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62.
[5]晋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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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指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与发展的中西比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与发展的中西比较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 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潮,但它基本上没有比较系统的理论形态,因此,对它的界定也颇多争议。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民族主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一种互动过程。由于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所以民主政治与民族国家的发展较为平衡。而中国则由于传统的文化主义的历史积淀,再加之恶劣的政治环境,不仅要为民族主权而战,还要创造一个民族国家,作为民族主义的载体,从而集聚人民的国家认同感。这样,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的实现就不能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而有着时间的先后。民族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当今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以及自由、民主、人权等普适性的政治理念都有着相应的影响,这些也决定了民族主义的走向。
关键词:民族主义 民族国家 人民主权 文化主义
民族主义在当前学术界已渐受青睐,也引发了相应的思考和无休的争论。尽管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对民族忠诚和民族团结的强调由来已久,但作为一种近现代的理论形态和社会运动,它的出现是在民族国家之后,某种程度上讲,是法国大革命的政治产品。中国与西方有着异质的政治文化、思维理念、历史传统和社会基因,在近代民族主义分别与之相结合,便演绎出不同的发展进程和行进轨迹。理清这一历史脉络,对于我们理解时下全球民族主义的复兴以及进一步深入探讨民族主义在当今民主化大潮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而预测民族主义的走向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
民族主义是一个不太系统的理论形态和政治思潮,因而它的含义较难把握,对它的界定自然也层出不穷。这里简单介绍几种当下较为流行的观点。
一些学者沿用政治学中"民族主义"这个概念的创始人(诸如黑格尔等人)的定义,强调一种基于民族意识之上的民族主义,这里的"民族意识"是指作为一个国家的价值,这种价值对这个国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它包含着精神上、道德上、理念上对国家的认同。这里民族主义实质上就是"民族国家主义"。(1)这些学者认为,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就意味着自己要热爱这个国家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种族团结,并承担起保卫它们的责任。
一些学者认为18世纪未在欧洲形成的民族主义思潮或情绪,是指对以相同文化、语言、种族为基础的国家、社区或集团的忠诚。(2)这种民族主义纯粹建筑于文化、语言及种族的同质、同种性上,把政治理想或政治制度的形态看作是次要的,或者是从属于民族(或国家)利益的因素。只要是基于国家或民族的利益,哪怕是独裁专制或是无道昏君,也不能背离这种忠诚。这种界定明显是带有贬低意味的,相应地,这些学者很自然地认为民族主义一般总是为君主、专制或独裁政权所提倡或宣扬。
一些学者犹以自由主义大师伯林为代表,提出了"两种民族主义"的理论,即进攻性民族主义、非进攻性民族主义。(3)基于一种归属感和同自由相平衡的认识,非进攻性民族主义关注文化的自决,强调民族的归属情结和民主精神,(4)赫尔德把此称为"文化民族主义";而进攻性民族主义在狂热捍卫自身文化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则轻视、拒斥、压制,甚至欲先毁之而后快,它在思想上表现为种族主义、大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伊朗神权政治等。"在人文主义大师辈出的德国,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富于进攻性的民族主义――纳粹主义。在后共产主义的世界中,民族主义演变为不同民族精神之间的流血战争。甚至在自由民主的国家里,不同民族文化的冲突,也对个人的自由造成了威胁。"(5)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一种理论简单、力量强大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6)它在理论的系统性上是薄弱的,因而最易为人们掌握。这种民族主义的理论核心是承认并伸张每个民族的自决权,认为每个民族都有权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这里,我从政治的角度把民族主义界定为民族国家的产生、发展及人民对该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实际上,这就包含着两层涵义:第一个层面是客观的制度层面,即民族国家制度,这是民族主义的载体;第二个层面是主观的心理层面,即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政治认同及爱国情绪。它表现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忠诚,促使民族成员不惜为民族国家的生存而献身。当民族主义获得载体,即民族国家形成后,第二个层面的民族意识便上升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民族国家建立一种民族主义的价值体系,意在培养民族成员的民族自我意识、态度和行为取向,以推进和保卫民族利益为已任。所以,民族国家制度下的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民族主义的第一层面与第二层面即民族国家制度与人民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是相互关联的。人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及程度是同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的。不同的民族国家有着不同的形成过程,自然,人们对其的认同感也不尽相同。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近代社会发展进程是不同的,因此,民族主义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景观。
简单地说,西方民族主义(即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是两种主权即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的互动过程。(7)
民族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作为一种催发民族国家诞生的政治力量,民族主义却是近代的产物。这里尤其要提的是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存在民族问题,但法国革命把一种全新的因素引入民族问题,从而使各种民族因素得以重新结构、分配、组合,构建成一种全新的主义,这一新因素就是民主因素。在民主因素成为民族主义的一大要素之后,民族主义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少数政治精英的专利了,而成为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的事。从此,民族主义与人民主权不再分离。也就是说,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人民从一个被动的政治角色转变为积极的主动参与者。
从这一角度来说,民族主义同自由主义是同一的。作为一种政治观念,民族主义为两种自由提供了原动力,一个是集体自由(民族自由),一个是个人自由。个人自由是民族自由的先决条件,而民族自由仅仅是个人自由在国际舞台上的集体表达而已。原本用来保障和支持个人自由的政治与法律被应用到民族问题之上。人民的意志可决定该由谁来统治他们及其如何来统治。一个民族应该属于哪个国家的统治也是这一决策的一部分,所以民族自决原则的实现就是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实现。
民主国家可以摆脱另一个民族国家的统治而得以独立,这一思想发端于16、17世纪。当时国家面临着两个主要敌人,一是封建秩序,二是帝国体制。两者分别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地阻碍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两种制度在王朝和宗教战争中不堪一击,证明了它们在组织上的无效性。在封建和帝国体制解体后,随之兴起的是地域国家,其政治形式表现为王朝主权,君主掌握着国家最高的世俗权力。这样,王朝国家更有能力保卫其所控制的领土,提供国内秩序,防范外来的侵略。这种能力是王朝国家实行统治的道德与合法性的基础。(8)16世纪和布丹和18世纪的莱布尼兹对君主专制合法性的论述无疑提供了最好的佐证。
但不久,君主王朝政体也暴露出了弱点。到18世纪未,君主王朝已经没有能力再保卫自己的民族国家了。在欧洲,一些国王为了自身的私利,勾结外国力量来反对自己的国家。国王的一已私利已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代表和伸张民族大众整体利益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诞生了。民族开始自觉地起来保卫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法国大革命后,民族主义成为一种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并迅速走上国际、国内政治舞台。就国内政治而言,人民主权意味着君主专制、贵族政体等传统国家统治主体失去了统治合法性。民族主义强调的是国内公民一律平等,有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过程,而不能被排斥在国家的政治过程之外。无论哪一个阶级或政治阶层都无法代表整个民族来组织和管理国家政治。这时的"民族"概念近似于"政治主体"和"民主"的概念。民族主义强调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参与国家政治过程,即国家的权力基础是人民。这当然是一种理想,把理想转变为一种政治现实,或者说把政治理想外化为一种政治制度,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过程。民族国家通过这一过程,把民族主义体现在民主的制度之中。这一过程也就是人民主权原则制度化的过程。
实际上,人民主权原则制度化的过程就是人民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过程,是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过程。首先是资产阶级。资产者利用自己的经济权力利用不同的路径(或改革,如英国;或革命,如法国)取得了分享政治权利的胜利并最终成为权力的主体。其次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的崛起也造就了一个工人阶级。与资产者利用经济权力参与政治不同,工人阶级参与政治的基础是其组织和人数。最终,普选实现,工人阶级成功地进入了国家政治过程。从形式上看,工人阶级进入政治是人民主权"平民化"的过程,(9)而实质却是人民权力与民族权力的一次联结和融合。
民族主义发端可追溯到宗教改革,在英国清教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中得到发展。于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进入高潮,持续约为一个半世纪,其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0)
在18世纪未到19世纪中期的第一阶段,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爱国主义。欧洲联盟的干涉使"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法兰西爱国主义的旗帜,在其他欧陆国家引起巨大的反响。随后这种爱国主义演变为拿破仑帝国主义,使欧洲民族主义进一步高涨。其思想代表如德国的费希特、意大利的马志尼等,均颂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描绘民族复兴的前景,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民族优越感。但总的来说,要求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是这个时期的主流,并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40年代的第二个阶段,西欧和北美的民族独立基本实现,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渐渐转为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其思想代表如德国的特莱奇克、法国的巴雷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等,大多吹嘘本民族的文化优势,随意贬低其他民族,并主张依靠战争向外扩张。德国纳粹党的民族主义最为极端,已同疯狂的种族主义熔为一体,追求日耳曼人对世界其他种族或民族的主宰和奴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民族主义迅速衰落。总结这段历史断面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民族主义一旦超出爱国主义的合法性范围而走向极端,便可能成为破坏性的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70年代后,世界政治经济图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金和技术、商品和劳务、人员和思想文化跨国界流动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经济国际化和企业网络化,已成为许多国家生活中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对近代发展而来的民族主义也提出了深刻的挑战。(11)到了80年代,由于受经济因素、意识形态以及宗教情绪的诱发与催化,民族主义又走上了复苏的道路,或者更确切地说,"民族主义不是在复活,它根本就不曾死。种族偏见也不曾死。这些都是当今世界上取强势的运动。"(12)尤其到80年代未,强大的苏联和东欧在更为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下风雨飘摇,再一次证明了民族主义的强力与韧性。伯林曾描述这种特殊情境下的民族主义,他称之为"受了伤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就像被弯下了的树枝,因为是用强力硬压下的,一旦放开就会猛然反弹。"东欧和苏联,现在就像一个裂开的大伤口。"(13)
在传统中国中,人们强调的是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共同的信仰之上的文化主义,它与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之上的民族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自秦汉以来就包含着一种政治上的民族优越感和忠诚感。但中国人的基本认同感是针对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不能把文化和民族区分开来。就是说,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不是国家。对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理由去放弃或改变自己的文化来强化国家忠诚感。
中国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文化主义,这与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14)较近,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其一,文化主义包含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中国是惟一真正的文明,其文化的优越性是无疑的。其他民族可能会在军事上比中国强,构成对中国的威胁,但它们不是中国真正的竞争者。除非它们接受中国的文化,否则它们就无法长期统治中国。中国人没有民族主义的概念是因为一直没有遇到任何竞争者或挑战者,也就是说没有外来的压力。其二,统治者必须受儒家教育,并根据儒家原则来治理国家。因此,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具有普遍性。因为统治者的合法性取决于教育,其他民族如果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即儒家精神,也可以合法地统治中国。政治家们的忠诚是对儒家文化而发的,而非针对某一特定的政体或民族。这种文化主义也反映在中国人的国际政治观上。它不承认国家的平等性。文化主义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而非物质财富方面的进步性。到了近代,中国人才意识到中国文化不能应对西方人的物质进步,于是,放弃了文化主义而转向了民族主义。
西方国家侵入中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到西方世界。他们很快发现中国人的文化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之间的差异。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指出,中国人有深厚的文化主义,但无欧洲人的民族主义,中国人视中国为世界而非国家。梁漱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他认为传统中国政府的特征是统而不治,基本上不履行现代国家的功能。
西方国家入侵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迫使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民族主义。但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已经论述,在西方社会,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与人民主权两种主权互动的过程。民主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没有民主就很难说会有现代民族国家。但是民族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与社会因素的变化,两种主权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两种主权被分离开来,民族主权渐渐占据最主要地位,而人民主权变成国家主权,民主主义变成了国家主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而非民主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条件。
这种转型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也不是某些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是决定于当时中国国家建立与发展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即处于民族国家中的后发展国家的地位。当中国人开始探求民族国家建立之路时,中国已经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因此,首要任务是要争取民族主权。没有民族主权和国家主权,国家建设就无从谈起。其次,在争取到民族主权以后,如何进行民族国家建设则是中国政治精英所面临的问题。而中国人认同的是文化而不是民族。就是说,即使在争取到民族主权以后,还要用政治方法来建立一个政治民族国家。换句话说,"从传统文化主义到现代民族主义的转变是一个政治过程,这个政治过程产生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15)
中国对民族主义的追求最主要的特征是对主权的追求。"主权"意味着国家的独立、自主,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平等,它是国家现代性的首要象征。这个概念一进入中国的主流话语,就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的政治精英,尽管他们有不同的政治理想,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及其组织民族国家的方法有着不同的设计和方略,但他们对这个民族国家应该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却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对民族主义的追求具有共性,但对如何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民族国家却有着不同的认同和策略。西方民族主义不仅影响着中国人的民族主权观念,而且也影响着他们的人民主权观。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不容许用自由主义的方法来建设民族国家,所以他们又都诉诸于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的最终表现形式是国家的政治体制制度。中国人对制度形式的西方民族主义的认识有个复杂的过程。首先认识到的是西方的军事制度,然后才认识其政治组织的重要性。从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到中日战争的失败,政治精英们从历史的波折中认识到政治制度以及加强国家和人民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如果想赶上西方国家,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另一方面,也强调国家强大的基础在于人民。王韬认为要把两者结合需要有制度性的改革,而且必须用政治的方法才能做到。康有为在强调皇帝的权力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认为皇帝的权力基础需要革新。
五四运动时期,很多中国人意识到政治改革已不足以使中国强大,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已是必要的,于是各种革命性的主义纷纷出炉。改革之路已经不可能,而革命在很多方面是与国家建设相矛盾的,因为在革命的含义上,拯救国家意味着首先要摧毁国家。五四时期出现的种种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联邦主义等都因为不能给民族国家的建设提供操作性的方案而渐渐消失。只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初生的民族主义存在下来,并日益成熟和制度化,最终为国家建设提供了有效的组织构架。
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强调用民族主义来拯救中国。他们的第一努力就是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意味着国民把民族感情依附于国家之上。就是说,民族主义情感必须有制度化作为依托,或者说民族主义必须制度化。而要国民产生国家认同感或者忠诚感,首先就必须创造出一个国家,只有作为一种组织的国家才能把民族主义制度化。这样,如何组织中国民族主义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中国政治精英人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课题。孙中山最初强调较多的是人民权力,后又转向了民族国家和组织方面,并基于此的考虑,在1960年提出建国的三大方略,即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后又受苏联影响,认为改造国家的内容很广泛,不限于政府,而建立一个新型的政府则是首要任务。他主张建立党,以党改造国家。这是全新的思想,把这一思想应用于民族主义,含义极其明显,就是说,中国首要的任务是要组织各种政治力量,或把政治力量制度化,然后再去改造,甚至重建新的民族国家。这样,组织和党成了孙中山建设中国民族国家的最有力的武器。
中国共产党也致力于以党治国。从国家结构来说,国共两党并没有多大区别,但国民党最终被共产党所取代,主要是因为国共两党使用民族主义的方法和策略不同。国民党使用的是精英策略。蒋介石依靠的是地方精英,而非民众。相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是在中国的边缘地带成长起来的,多数地方精英已经为国民党政权所吸收,共产党能动员的资源主要是人民大众,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建国道路。(16)正如惠特尼所指出的,更重要是的国民党没有能够发展出为普通人民所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国家思想。就是说,国民党的思想是针对各阶层精英人物的,而非普通人民大众的。作为一个统治党,国民党只强调权力的集中性,不容许来自下面的政治参与。再者,国民党政府因为走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建设道路,缺乏有效的工具把其国家建设思想传达到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和国民党不同,共产党通过干部下乡等方法成功地把国家建设思想传达给了人民。
从以上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展过程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互动的复杂性。民主主义本来就是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政治发展过程中,只是当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后者才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因为在西方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具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的建设相对说来一直在平衡发展。在民主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原则以后,西方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反而促进和强化了民主原则,因为统治者必须通过民主的原则来动员民间资源。
中国则不同。因为面临恶劣的国际环境,政治精英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力量就变得重要起来。没有国家的力量,民族存在就会受到威胁。不仅如此,因为传统中国社会盛行的是文化主义,人民认同的是文化。这个因素更强化了政治精英的权力角色,他们不仅要为民族主权而斗争,而且要创造一个民族国家,创造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力量超越了人民的力量。所以我们说,人民的主权的位置被国家主权所取代,就是说,集体的权力超越了人民个体的政治权力。因为只有在国家的组织下,人民个体的力量才能聚集成为集体的力量,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权。由于人民是由国家来组织的,国家自然高居于社会之上。
这样,人民主权就自然而然地演变成国家主义,人民主权居于次要地位。但很显然,把人民主权(或民主)和民族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忽视了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西方,民族国家是人民主权的外化,而在中国无法用人民主权的原则来创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所以,如果说西方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是统一的过程,在中国它们两者的发展就有个时间上先后的问题。就是说,先用政治方法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再来调整国家和人民主权的关系。至于,国家是如何改革自身来体现人民主权则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的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潮,它必然对其他社会发展趋势如民主浪潮、社会发展、公民社会等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那么民族主义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我觉得首先应该把民族主义与相关的问题做以考察。
民族主义对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尤为引人关注,因为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着中心的地位。它首先意味着,这些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传统和生活方式自由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有着正面的作用。因为,这时民族主义所要求的是国家的独立、经济的自治、本国生活方式的维系,这就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解放,赢得了解放的发展中国家不必再效仿别的国家或模式了。但不可回避的是民族主义是具有二重性的。当民族主义强调和捍卫一个国家的文化、宗教或语言上的和谐时,它也应该接纳外部的多样化和多元化,接纳一个国家内的多元化的思想文化、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语言等。(17)作为一个文化统一体的国家,应当允许其某些国民有权作出选择,允许他们不支持那种理想化的文化统一理念,而保留自己的看法。
民族主义不必然会成为一种对民主化的抵制力量。这个观点的论证实际上取决于一个民族国家中民族意识是如何被诠释的。民族是由一致赞同团结、而不赞成分离的社会成员构成的;而所谓的国家,则来源于在同一历史背景下、同一生活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对共同利益的认知。如果这样来理解国家和民族,那么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成员应该能分享共同的政治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意识和同属于一个共同的国家的认知,应该是支持民主政治的。因为,民族意识可以成为使社会成员团结一致的精神源泉。实施民主政治的基础是社会成员的团结一致,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缺乏团结一致的意识,民主政治是无法运作的。没有社会成员的团结一致,一个政府也许仍然可以运作,但是民主政治肯定会运转不良。
根植于地区性文化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对人权、自由、民主和正义等政治价值观的全球化趋势的自卫型反应,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但绝不是一种最好的回应。而最恰当的反应应该是在每一种文化传统的范围内重新诠释人权、自由、民主和正义等政治价值观。比如,可以按照中国文化的理解,来重新诠释自由的含义,并设法在中国的历史记忆中找到关于自由的某些论述。发展中国家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一味地把西方的价值观引进到本国的文化中,或把西方政治准则强行介入自己的传统之上,而是要从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角度,重新创造出或重新诠释自由、人权等这种理念。当然在人类社会中,也有一些起码的价值观和权利,是不需要在各自的政治言语中重新解释的,是应该在任何社会都被保障和尊重的。例如,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就是如此。
对于当今的世界与各国的社会现状而言,民族主义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同样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出路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的问题,而不是要多少民族主义和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问题。
在当代,可取的民族主义应该是温和的、开放的、理性的、尊重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伯林曾把这种民族主义称之为"自由的民族主义",它的理论根基是自由理念和价值多元论。它对其他观念价值是开放的,并通过相互补充来提供行为准则,对内它也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它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内发挥作用,因而不致变成盲目的排外主义。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不易走极端,就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受到了法治的限制。民族主义被赋予的重要功能就是提供民族凝聚力。(18)但这种凝聚力往往以游离于两个极端的形式存在,要么微乎其微,要么过于强大,以致在社会中集聚成专横的权力,甚至动员人们作出愚蠢的举动。因而,在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获得凝聚力时,应非常慎重。
总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开放的今天,一族一国和闭关的政策不仅不可能,而且对国家和民族利益有害。而要想发挥民族主义的作用,就必须在承认其客观存在的同时,用民主法治的制度和自由、权利、正义等价值和对外界的全面开放来约束民族主义。我们承认在实现民族利益方面,最有效的政治手段是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经济手段是自由市场经济;文化手段是尊重多元与宽容异端。但我们也不应忽视民族主义对当今社会的潜在的影响和作用,我们应该就是寻找民族主义与当今现实的结合点,使其为我们的社会发展提供能量与资源。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1、 程笑:《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及现代化――维罗里教授访谈录》,《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5月版,第176页
2、 商戈令:《读维罗里<关于爱国: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5月版,第195页
3、 顾昕:《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公共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11月,第237页
4、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5月,第141页
5、 顾昕:《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公共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11月,第237页
6、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2000年1月,第251页
7、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在这里忽略了近代民族国家诞生前的构成民族主义的种种要素,因为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论述民族主义本身。
8、 郑永年:《中国民族和自由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5月版,第209页
9、 关于人民主权的"平民化"问题这里不能加以详细阐述,但这不等于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10、 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1997年3月版,第125页
11、 张谦:《民族国家、全球网络与经济民族主义》,《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公共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6月,第262页
12、 《民族精神再兴:论民族主义之善与恶――与伯林对谈》,《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公共论丛),第213页
13、 同上文,第215页
14、 相应的论述参见顾昕:《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公共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11月,第237页
15、 郑永年:《中国民族和自由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5月版,第213页
16、 相关论述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69页
17、 程笑:《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及现代化――维罗里教授访谈录》,《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第177页
18、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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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是指给动物进行疾病预防、诊断并治疗的医生;具体说:兽医是利用医学方法促进动物(包括野生动物和家禽家畜水生动物)机体与微生物和自然环境相互协调的一类工作者。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西兽医药学特点与科学合理用药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随着畜禽规模化、集约化养殖以及特种养殖的不断发展,畜禽疾病的防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其中也存在不少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一,畜禽疾病越来越复杂且难以防治,使以往卓有成效的西兽医药学免疫接种与抗病原体等针对单一病因的防治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其二,由于畜禽疾病防治效果不甚理想,药物滥用与乱用所导致的食品安全等问题也备受人们关注;其三,中兽药的应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其效果却不稳定或者无效。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笔者以为,其最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对中西兽医药学特点的重视不够,以及由此所导致的药物滥用与乱用。笔者在此仅就中西兽医药学特点及其科学合理用药谈一些肤浅的认识,以抛砖引玉。
简单来说,西兽医药学的特点就是针对单一病因的防治,不论是疫苗接种预防还是抗病原体与代谢病等,其都是针对某一种病因进行的防治;西兽医处方也有多种药物或疫苗等的应用,但他们都是针对不同病因而各行其是,不像中药处方是根据君臣佐使理论将其组成一个整体来使用,其优势是分工明确、针对性强,在防治简单性的单一病因疾病,尤其是在急性病症的防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面对越来越多的复杂性疾病(如混合感染、病原体变异、复杂性成因与慢性病症等),其有效性受到严峻的考验与挑战。
其一,猪瘟疫苗正常使用对猪瘟有很不错的预防效果,而如果与蓝耳病、圆环病毒、附红细胞体病等发生混合感染,或者是饲喂霉变饲料、猪慢性中毒等引起猪免疫力降低或免疫抑制,即可不同程度地导致猪瘟疫苗免疫预防失败。牛疱疹病毒4(BoHV-4)可能既不直接引起乳房炎,在乳房炎发生过程中也不起作用,但当乳房已经发生细菌感染,其在乳房免疫细胞和(或)乳导管上皮细胞中复制,则可能造成更严重、时间更长的乳房炎[1]。奶牛群乳房炎的发病率和严重程度与其饲料中的β-胡萝卜素、维生素A、维生素E、硒、锌、铜的含量有关,奶牛日粮中单独添加或共同使用这些抗氧化性微量养分可以增强机体对乳房炎的抵抗力[2]。
其二,有研究表明,抗生素后效应(post-antibiotic effect,PAE)与抗生素后白细胞增效作用(post-antibiotic leukocyte effect,PALE)不仅与抗菌药物的种类、浓度、细菌的种类、数量以及与药物的接触时间等有关,而且还取决于机体的不同生理、病理状态等。抗生素的作用无论多么强大,最后杀灭和彻底清除微生物还有赖于机体健全的免疫功能,机体免疫功能状态良好、抗生素选择适当,则可迅速、彻底地杀灭、清除病原微生物;反之,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抗生素无论如何有用,也难以彻底杀灭并清除病原微生物。
此外,脓肿形成、抑制抗生素的物质产生,或者在实验室条件下没有表现出来,但在动物活体中产生的毒素等等,使实验室药敏试验结果与临床疗效常常不一致。而在实践中,人们对感染性疾病的治疗往往都是一味地强调抗菌抗病毒感染,而较少考虑其他因素的存在与临床疾病的复杂多变性特点,使其认识与处理在不同情况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差,从而使临床疗效时好时坏,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人们加大药物用量或延长用药时间,导致增加药物的临床毒副反应与残留,却并不能改善与提高其临床疗效[3]。这也许就是西兽医药在急性病症及其初期的防治中多能屡建奇功,而疾病一旦转为慢性或者是病程拖延较久的慢性病和现代疑难杂症,其防治效果就不甚理想且临床毒副反应也比较明显的原因。
其三,牛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的慢性传染病。结核分枝杆菌感染谱广,可感染50多种哺乳动物和25种禽类,可在人和动物间相互传播,其病原不仅有可能来自于家畜与家禽,还有可能来自于野生禽鸟或野生动物如獾属动物(badgers)等,使其以消除病原为主要手段的净化措施不仅代价昂贵,而且难度也非常大。欧美等大多数国家虽然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至今仍没有实现完全净化的目标。欧美国家实施牛结核根除计划已有40余年,欧洲多个国家(如丹麦、比利时、挪威、德国、荷兰、瑞典、芬兰、卢森堡、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虽已声明消灭了牛结核,英国、法国、美国等宣称已控制牛结核,但至今尚无任何国家获得OIE“无结核”认可[4]。
其四,不仅临床医学是这样,而且基础医药学乃至整个生物学都同样面临着如此的困境与挑战。如Science在2011年9月与10月分别发表社论指出[5,6]:人类基因组大约有2.1万个不同蛋白质编码,而现在,这些基因产品近一半的功能只能靠猜测来获得,即使我们知道某一种特定蛋白质的准确功能与结构,把其导入常常具有极其复杂相互作用的细胞后,就像药物治疗一样,其结果也很难预料。今天,基因组技术可以对人体基因组进行常规的扫描,以探讨任何紊乱的遗传改变,有2000种以上的单基因疾病已经用这种方法得到阐明。
然而,尽管发现引起剩余2000种孟德尔疾病的遗传学改变在可及的范围内似乎唾手可得,人们也做了很多努力,但在普通病、慢性病与复杂性疾病中要获得类似的理解是令人失望的。再如,由于生物体外试验与其要模拟的体内试验系统缺乏一致性,现代药物研究中的高通量筛选(high-throughput screening)、组合化学(combinatorial chemistry)、基因组学(genomics)、蛋白组学(proteomics)与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等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新产品,基因疗法(gene therapy)、干细胞研究(stem-cell research)、DNA反义技术(antisense technology)与癌症疫苗等也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而采用一种病毒蛋白的肽片段开发疫苗的简单化方法也只取得了很少的成功等等[7]。
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是鉴于经典科学每每在近乎于圆满的时候总有一些事情出错,从而在对其认识方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传统科学(经典科学)虽然也强调物质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但由于其多习惯于“单因素线性分析”的认识方法,使其更擅长于对“单一因素作用”的线性认识与把握,而对复杂系统中的物质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则认识不足,从而使其对慢性、复杂性疾病的认识、把握与处理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与挑战。鉴于此,复杂性科学更加关注复杂系统中物质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 得出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非线性”与“物质的作用不仅取决于其本身,更是由其所处的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与初始条件所决定的”等不同于传统科学的认识,被誉为“21世纪的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21st Century)与“一次世界观的转变”(A Worldview Shift)[8]。复杂性科学给予我们的启示是:
在研究、认识与处理动物疾病时,我们不仅要重视病原微生物感染等各种致病因素的作用,还要重视各种致病因素作用的“初始条件”。例如,根据现代科学认识,感冒是由病原微生物感染所致,但其发生、发展与转归却和气候变化与机体等因素有很大关系,不同的气候变化与个体常常会有不同发生与转归或继发感染;奶牛乳房炎在不同牛场不仅病原体谱系不一样,而且其群体发病率与发病程度也会因不同的饲养管理水平而有很大的差异;临床实际中的许多动物感染性疾病有时很难治愈,而在实验室中要人工感染发病却也并不容易,不仅要求要用无特定病原的敏感动物,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要采用一定的措施,使动物处于应激或免疫抑制状态下才能发病;实验室人工发病大多是急性典型发作,而临床病例发病却常常是多种多样,有时常见慢性非典型发作,防治起来的效果也不太一样。
众所周知,中兽医药学的特点是整体观念与辨证施治,而中兽医药学不仅在整体观念中强调动物机体各部分之间及其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更是用辨证施治的方法保证了其整体观念认识的落实。中兽医药学的“证候”是动物疾病发生过程中的一种“病理状态”,是一个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可能只与某一种因素或组织器官相联系,往往被认为不科学,但根据复杂性科学来讲,其作为各种因素或物质进一步作用的“初始条件”,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不容忽视的。
其一,由多因素共同决定。这一方面导致了疾病发生、发展与表现的复杂性,而另一方面却又使不同因素的组合作用有可能出现相同或相近似的结果,即决定疾病的各种因素组合也许是变化不定的,但其相同或相近似的结果――病理状态或证候,反复出现却也是可能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其病理状态或证候的出现规律进行认识与把握,从而达到认识与把握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的综合规律的目标[9]。
其二,由于中兽医药学辨证施治是针对病理状态(证候)这一不同的“初始条件”进行认识、把握与处理的,使其作用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等复杂性科学的认识特点,不仅其药味要随证而变化与加减,而且每一种药物的用量在不同处方中也有很大的不同,这与西医学“致病因素与药物作用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样”的认识有很大不同。例如,一般0.2mg乌头碱就可引起人中毒、2~6mg即可致人死亡,而中医在临床上对心衰进行辨证施治,在不同的证候状态下和处方配伍中,附子用量从0.3g到600g,其间相差2000倍,却都收到了良好的疗效而无毒副反应[10]。
其三,中药的复方配伍与炮制等也对中药的疗效与毒性具有很大的影响,使其“整体并不等于部分之和”,而不同于西药的各自为战或两种药物之间的配伍禁忌。有研究发现,龙胆泻肝汤、关木通加六味地黄丸与关木通加滋阴药的配伍,均能显著减少其煎液中的马兜铃酸A含量(P<0.05),而关木通加甘草与加附子的配伍,均可显著地增加其煎液中的马兜铃酸A含量(P<0.05)[11];龙胆泻肝汤与导赤散的配伍,均能显著地减轻其煎液中的关木通肾毒性作用,使其病理改变显著减轻(P<0.05)[12]。关木通经过炒焦,或与滑石粉或与麦麸炒后,其煎液中的马兜铃酸A含量均有极显著降低(P<0.01)[13]。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中兽医药学辨证施治对具体致病因素及其组织结构认识的不足。正因为这样,使得中兽医药学千百年来也没有筛选与开发出像现代抗菌与抗寄生虫药物等以及针对具体致病因素的特异性高、作用强的防治药物与方法。如温病学向称湿温缠绵难愈,因湿邪重着黏腻,湿与热合,如油入面;但诸如肠伤寒、钩端螺旋体病、布鲁氏杆菌病等湿温类温病,今天已知并非“缠绵难愈”,用特效抗生素治疗多能迅速遏制病情。再如,虽然种痘术首先发明于中国,它可以说是免疫学的先驱,但现代免疫学的发展与成熟,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传染病与感染性疾病防治的彻底改观,却是在西方的现代病原微生物学理论建立与发展起来之后实现的。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忽视或否定中兽医药学辨证施治认识的优势与重要性,因为它不仅与西兽医药学的辨病防治有所不同,而且更是对后者具有重要的补缺作用。
中西兽医结合的几十年实践证明,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不仅可以克服中兽医无证可辨与西兽医无病可识之不足,而且能够显著地提高和改善中西药物的临床疗效,其在初期可以说是尽显优势;然而,由于“病”、“证”两张皮,尤其是在经典科学理念的主导下,中西兽医药学悬殊对决,随着时间的推移,病的概念不断被强化,而证的理念则愈来愈被弱化,前者是不断丰富与发展,而后者则是逐渐枯竭乃至消亡,以至于逐渐演变成了见什么病用什么药的“对号入座”,结果,中兽药研究、开发与使用中的“重药轻医”或“废医存药”思想日益盛行,不仅影响了中兽药的临床疗效,使其走向了反面,而且也严重地干扰与影响了中西兽医药学结合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一方面,畜禽疾病愈来愈复杂且难以防治,西兽医药学面临着愈来愈严峻的考验与挑战;
另一方面,中兽医药学在临床上日渐衰落。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美等国外中兽医药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在治疗动物疑难病症方面屡有报道。如澳大利亚Ferguson博士2008年报道,一例患肠炎与蛋白丢失性肠病的哈巴狗在西澳大利亚大学兽医院经过2个月的西药治疗后,出现体重减轻、肌肉萎缩无力、精神忧郁嗜睡、腹部肿大坚硬、几乎不能行走等现象,主管兽医师认为,该狗对药物反应迟钝,预后不良――肠炎与蛋白丢失性肠病失控,怀疑可能有顽固性疾病或其他潜在性肿瘤疾病,而转诊后根据中兽医辨证施治,其耳鼻冰凉、口舌苍白稍有湿润、脉沉迟、腹部肿胀、大便稀、昏睡、肌萎缩等,被诊为中焦虚寒(脾气脾阳两虚),治疗采用理中丸配合针刺百会、足三里、阴陵泉、胃俞穴等,同时停用甲硝唑与硫唑嘌呤,减半并逐渐停用泼尼松与螺内酯,经过3个月的治疗,该哈巴狗逐渐恢复了健康[14]。因此,要转变科学观念,改变以往传统科学一统天下的片面做法,以复杂性科学为指导,这也许才是中西药物科学合理使用的首要前提。
3.1 以复杂性科学为指导,重视临床疾病的复杂多变性
由于临床实际中的各种条件不像在实验室中可以进行严格的人为控制,使得临床实际中的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要远比实验室人工发病复杂得多,尤其是慢性病症与疾病的后期,没有一个相对简单而又突出的主要因素,或者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变化性比较大,其作用结果有时比各种因素本身显得还要重要,这使得我们在畜禽疾病防治中不仅要重视对主要因素的认识与处理,也要关注其他因素的影响与变化。
如仔猪水肿病的防治,除疫苗与抗病原体药物应用外,其关键还在于改善饲养管理,饲料营养要全面、蛋白质含量不能过高;加强断奶前后仔猪的饲养管理,提早补料,训练采食,断奶不要太突然,饲料喂量要逐渐增加,防止饲料单一或营养过于浓厚,增加维生素丰富的饲料;病初投服适量缓泻盐类泻剂,促进胃肠蠕动和分泌,以排出肠内容物等。奶牛乳房炎的防治既要考虑病原感染因素,也要重视饲养管理、环境卫生、季节气候变化以及不同牛场对病原体谱系与奶牛机体的影响,进行综合防治。疫苗与抗生素应用,既要考虑病原的针对性与敏感性,也要重视机体状态等因素的影响,在保障准确规范应用的前提下,可以考虑穴位注射或与针灸与中药等配伍使用,以提高其临床应用的效果。
3.2 重视辨证施治的科学性认识,提高中兽药使用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辨证施治不仅是中兽医药学的一大特色,而且在认识方法上也对西兽医药学具有很大的补充性。从复杂性科学的角度来说,与西兽医药学的“单因素线性分析”相比较,其“多因素整体综合分析”属于更高级的认识[15],这也就是为什么辨证施治不仅是中兽医药学经验与知识的总结方式,而且从今天的认识来说也是不可取代的,我们应该重视对辨证施治的科学性认识,以提高中兽药使用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如研究发现,虚证患者普遍具有细胞免疫功能低下的情况,而很多种补益药,无论健脾、补肾、滋阴、壮阳,只要用药对证(指补虚药针对虚证状态),都可增强机体的细胞免疫,这几乎已成为补虚药的共性;而殊不知,清热解毒药也可提高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当然不是针对虚证状态而言的。从免疫调节的角度来说,通过不同途径或环节具有免疫增强作用或对机体免疫功能具有双向调节作用的中药达200余种,其中既有多种补益类药物,也包括多种清热解毒、清热利湿、活血化瘀、利水等类的中药及其复方药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临床上就可以不加区别地应用这些药物[3]。
3.3 完善与深化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创立中西兽药学结合的最佳临床用药形式
中兽医药学辨证施治虽然属于更高级的认识,但其也需要新技术与新方法来不断提高与改善其状态分析与处理的能力与水平,而其也正是在不断地吸收与借鉴新知识、新技术与新方法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与创新而发展起来的[15]。我们应该不断地完善与深化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创立中西兽药结合的最佳临床用药形式,以解决当前畜禽疾病难以防治的难题。如冯子清在西药驱虫的基础上,配合中医药学卫气营血辨证治疗水牛伊氏锥虫病,较圆满地解决了单纯采用西药驱虫后出现的病畜死亡、病情加剧、康复缓慢等问题[16]。
3.4 加强群体辨证施治研究与应用,满足集约化与规模化畜牧业生产的畜禽疾病防治需要
辨证施治以往给人的印象就是个体化治疗,然而,由于现代畜牧业集约化与规模化养殖的畜禽个体与饲养条件等的高度一致性,不仅使其疾病发生与临床特征趋于一致,而且也使临床辨证施治在畜禽群体上共同进行成为可能,故“群体辨证施治”理论就应运而生,开展中兽医学群体辨证施治研究已成为当前发展中兽医学的重要课题。如当前防治畜禽感染性疾病的新中兽药开发,大都是在辨证施治理论指导下,根据所针对的感染性疾病的临床特征与流行病学特点等对中兽医经典名方或临床经验方进行精制等来开展的,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中兽药的辨证施治特点与优势,又较好地解决了传统中兽药难于进行群防群治的问题,这为开展中兽药群体辨证施治或群体辨病与辨证相结合防治畜禽疾病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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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官是古代表示官员等级的称号,与职事官表示所任职务的称号相对而言。隋始定散官名称,加给文武重臣,皆无实际职务,而统称官员之有实际职务者为职事官,散官是有官名而无职事的官称。明、清官员级别和待遇依实际所授职官品级,散官仅存名号。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提要】文散阶的进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迅速推进。其原因在于,北朝曾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从而使之进化为位阶,南朝的"文清武浊"观念却阻碍了类似现象的普遍化。魏晋南北朝有两种"品位分等",一种是以门第、中正品和"清浊"构成的"门品秩序",它是士族政治的产物;另一种则是由军阶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绩制色彩。北朝文散阶的进化得益于军阶的"拉动",这就为唐代文武散阶制向官僚政治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南北朝 官阶
一、南朝散官"阶官化"的迟缓
官阶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级规划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汉代禄秩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官员若无职位则无等级可言,这属于重效率的“职位分等”类型。[1] 魏晋南北朝时官阶制却开始向另一种“品位分等”类型过渡了,最终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之制。散阶又称"本品", 减小了因职位变动而造成的地位变动,从而赋予了官员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权益的稳定性。
魏晋以降士族政治、门阀特权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设职”更多地基于“优惠考虑”而非“效率考虑”,职事官之外委积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号、散职,一人拥有多种头衔屡见不鲜。由此而导致的职、官、名号的分离,应该说是官阶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仅以士族政治来解释中古散阶制的发达,那仍然是不惬人意的,因为在此就要面对这一事实:南朝政权本来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职;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广度和速度。
与此期阶官化进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诸大夫和东省散官。"阶官"已是脱离职位的位阶了,它们并无员限、可以随机加授和迁黜;“散官”则是冗散无事之官,仍有员限,未能摆脱“职位”性质。文散官阶官化的骤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这时候四方云扰、战火连绵,朝廷为笼络之计而向将士们广授散职,毫无吝惜之意。尔朱氏掌权之时,"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2] 。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滥授,而且还是与将军号成双成对儿地"双授"的,即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由此,这些散官迅速虚衔化了,成了普遍拥有、且不断升迁的"阶"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3] 他一为东省散官,六为大夫,这些官号都非实职,仅仅标志着他的阶级变动。又如赵刚:"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4] 金紫以及银青光禄大夫,在时人眼中已明明是"阶",而不仅仅是"职"了。进至北周,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诸大夫以及由东西省散官变化而来的34种散官,演化为一个首尾完备的位阶序列。这个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阶制的重要环节。[5]
然而当把目光转向南朝的时候,却没能看到类似的发展。冗官散职的委积滥觞于魏晋,东晋以下的制度发展,南北两系分道扬镳。同是承袭魏晋而来的那些文散官,在直承魏晋的南朝,其散阶化进程却迟滞不前、步履蹒跚。
南朝的诸大夫几乎始终都仅仅是崇礼、优老或安置闲冗之职,比魏晋没有太大变化。《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仍把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列于光禄勋属官之下──较之汉魏旧制,依然故我;且谓:"诸大夫官,皆处旧齿老年"。《南齐书》卷三《武帝纪》永明七年(489年)正月诏:"诸大夫年秩隆重,禄力殊薄,岂所谓下车惟旧,趋桥敬老。可增俸,详给见役。"可见诸大夫依然用以“敬老”、安置“年秩隆重者”而已。又《隋书》卷二六《百官上》记梁制:"又有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并无员,以养老疾。"用作闲散之位的散官,与用以标志等级的"本阶",自然还有相当距离。
诸大夫中之以“光禄”为名者位望较高,常用于优宠德高望重者,或用于死后赠官。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之衔则可置官属[6] 。南朝史传中的官僚衔位,常有“光禄大夫某某”的记法,以此为其代表性官衔。所以其时有“求金紫(金紫光禄大夫)”、“乞一片金”之事。至如中散大夫、太中大夫阶级较低,就往往用以安置闲冗、甚至政坛失意者了。请看《南史》:
萧惠训:梁武起兵时以郡相抗,归降后梁武宥之,以为太中大夫。(《南史》卷十八《萧琛传》)
王籍,以公事免,“及为中散大夫,弥忽忽不乐”。(《南史》卷二一《王籍传》)
王楷,人才凡劣,宋时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三《王蕴传》)
王弘之,宋明帝初同逆,战败被宥,终于中散大夫。(《南史》卷二四《王弘之传》)
垣护之,宋明帝时因聚敛贿货下狱免官,后起为太中大夫,未拜,以愤卒。(《南史》卷二五《垣护之传》)
殷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七《殷景仁传》)
何求,性行诡僻,逃官隐居,后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三十《何求传》)
徐广,忠于前朝不附新主,宋初除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三《徐广传》)
顾琛,宋明帝时同逆,兵败归降,为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五《顾琛传》)
这样,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对士大夫的吸引力,想来就不会太大。
江左的诸大夫也具有维系资位的作用,不过它们在普授范围上,以及虚衔化、序列化程度上,终归是远逊于西魏北周的进化水平。同样,南朝作为加官或起家官的东西省散官如给事中、奉朝请等,也没有像北朝那样,在诸大夫的带动下而被纳入散阶。至于在职事官外加授侍中、散骑常侍的情况,南朝与北朝一样屡见不鲜。不过这种加官具有临时性。例如《南史》卷十五《徐湛之传》:"再迁散骑常侍,寻加侍中,……后迁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南史》卷三十《何戢传》:"迁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寻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转戢领选,问尚书令褚彦回,以戢资重,欲加散骑常侍。"这显然不同于阶官的应具性质。
北朝文散官"阶官化",得益于它们向将士们的普授和滥授;而在南朝,由武将而获文授则颇不容易。不少战功卓著的将领是到年老而须优崇之时,方才得到大夫之号的:
张兴世:宋废帝元徽五年(477年),以疾病徙光禄大夫,常侍如故。顺帝升明二年(478年)卒,时年五十九。(《宋书》卷五十《张兴世传》)
朱修之:后坠车折脚,辞尚书,领崇宪太仆,仍加特进、金紫光禄大夫,以脚疾不堪独行,特给扶侍。卒。(《宋书》卷七六《朱修之传》)
宗悫: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从猎堕马,脚折不堪朝直,以为光禄大夫,加金紫。(《宋书》卷七六《宗悫传》)
周盘龙:齐武帝永明中,以疾为光禄大夫。寻出……盘龙表年老才弱,不可镇边,求解职,见许,还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世祖戏之曰:"卿著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十一年(493年),病卒,年七十九。(《南齐书》卷二九《周盘龙传》)
武将周盘龙年老解职时方得常侍、大夫,其时齐武帝还以“貂蝉”、“兜鍪”为戏,其时对文号、武号之别君臣颇为敏感,很当一回事儿的。《南齐书》卷二九《吕安国传》:
(永明四年,486年)有疾,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
“以将领见任”的吕安国以终得“文授”为殊宠,可见获得大夫、常侍,对武将往往是 “意外的惊喜”。他殷殷告诫其子勿作“袴褶驱使”[7],要努力以文职进身,明不以武职为荣。 在北朝魏、周之际,军号与散官的"双授"一度成为"时尚"。而同期的南朝虽然也有些零散例子,例如萧子良为光禄大夫、左将军,到仲举为贞毅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褚彦回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等等,但这不过是随机现象而已,远不能同北朝的规模数量相比,而且不像北朝,军号、散官的作为位阶而不断同时迁升。
散官普授毕竟是一种名号猥滥,散官与将军号的"双授"更混淆了文武职类,从制度上说都不正规,都非"常态"。北齐统治者基于这种考虑,曾对"双授"现象力加整饬。[8] 南朝政权比北齐更富"文治"色彩,其与汉晋制度一脉相承的连续性,我想就造成了维系"正规"与"常态"的更大惯性。江左更为厚重的文官政治传统,应该认为是抵制散官滥授及"双授"、阻碍散官阶官化的因素之一。
但以上解释,仍未穷尽南朝散阶化缓慢的全部因素。南朝的诸大夫不轻易授予武人,并不仅仅出自维系文官政治的"正规"和"常态"的考虑,还在于此期浓厚的"清浊"观念,在"文武"之间划开了一道深深鸿沟。下面便就这一线索,进一步分析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为何进展缓慢的问题。
学界对中古选官的浓厚"清浊"观念已论述颇多,人们耳熟能详。由于士族门阀政治的繁荣,王朝选官开始发生变态。一些士族所习惯迁转的官职,逐渐被视为“清官”而为其独占。诸如"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9] 、“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10] 、“秘书丞天下清官”[11] 之类,已经形成了相当凝固的格局。哪些官职是“清官”来自积习,不但不是行政当局的刻意规划,而且君主的"革选"往往也无能为力。散骑常侍的沉浮即是一例[12] 。
哪些官儿能成为“清官”,当然是有规律可寻的。首先是要"清贵",所以相当于君主近侍的黄门郎、散骑郎等很早即成“清选”,以表明门阀身份崇高、位踞切要。其次是要"清闲",如此才能适应纨绔贵游们尸位素餐、安享荣乐的需要。东宫的太子庶子、太子洗马、太子舍人等等,便曾以"职闲廪重"而为其分外瞩目。其三,许多“清官”都是文翰性的官职,例如秘书郎、著作郎之类。因为中古门阀从本质上是文化士族,雄厚的经史诗文知识是他们"平流进取"的凭藉。士族"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13] ,文法吏职是不合名流口味的,因此尚书郎初称清显,但"自过江,尚书郎正用第二人"[14] ;侍御史虽负监察重任,然而“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15] 。重文轻武,尤其是五朝冠冕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军士武人起家者,被蔑称为“将种”、“兵家”。因此除了少数禁卫军校之职,一般说来武职官不在“清官”之列。
当然寒人军士也可能因战功卓著而获文职、甚至跻身“清官”。但是南朝特重"起家官",自幼"平流进取"、初仕便入清途,那才是门望高华的标志;出身卑微者即令苦苦奋斗、因缘时会而猎得清位,但那与贵游们起家即是"清选",仍不得相提并论。有些“清官”寒人就很难染指,例如秘书郎、著作郎;另一些“清官”如被寒人染指,则其"清华"光晕往往随即减色。士族名流还曾发出"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的呼吁[16] ,力图堵住武人混入清途的缺口。周一良先生指出:"大抵南朝甲族著姓起家文职,而 兵户 将家 寒门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进之后,又不论出身,文武官位可更互为之。"不过这时依然"文"高于"武",并体现在官僚结衔时以文官居前之上。[17]
不难看到,江左的"清浊"选例更多地体现了士族的偏好:重清闲而轻吏职,重文翰而轻文法,重文官而轻武号。这"清浊"并不符合行政规律,实际也不是君主的法律规定。它甚至超越了王朝的法定官品。《隋书》卷二六《百官上》:"陈依梁制,……多更改迁官,未必即进班秩。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在士族眼中,"清浊"的区分比班品高下更富于含金量。
相形之下,北朝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十六国北朝的政治体制"胡汉杂糅",这反倒淡化了"正规"、"常态"观念,为制度的各种变异提供了众多契机。进一步说,江左政权是文化士族盘踞朝廷,北方政权则由军功贵族构成了统治中坚,后一形态更接近于专制官僚政治。[18] 由此就造成了南北政治文化的重大差异。军功贵族因其异族征服者身份和尚武传统,他们对"文武""清浊"之辨很不敏感。北魏的名位自初就比南朝猥滥,同样的官位随随便便就授给了地位低微者,或同样身份的人在北魏得到了更显赫的名号,甚至武人、恩倖、蕃胡、宦官之流都能占有"黄散"、大夫之号,并不算什么希罕事儿。例如皮豹子以有武略而为散骑常侍、王洛儿以善骑射为散骑常侍,乞伏居以高车部人为散骑常侍,娥清以"累著战功,稍迁给事黄门侍郎",斛律那瓌以朔州敕勒部人而得为光禄大夫,等等[19] 。稍稍翻检《魏书》卷九三《恩倖传》、卷九四《阉官传》,则恩倖、宦官之任常侍、大夫者便历历可见、俯拾即得。这在江左华胄看来要大惊小怪、愤愤不平的现象,北魏朝廷却安之若素,当事人亦居之不疑。又如秘书省官,在南朝最为甲族起家之选;而在北朝就不是那么清贵了,并非文化士族的独占禁脔。例如秘书监伊香犮:“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马,善射,力曳牛却行。……(太武)帝贤之,遂拜秘书监。”[20] 又如贺若统,“其先居漠北,世为部落大人”,“勇健不好文学,以祖荫为秘书郎”[21] ,而这已在汉化颇深的孝明帝之朝了。可见北魏的"清浊"区分、文武界限,经常淡薄如纸。 当然,北朝并不是没有清官、清显、清华之类观念。但如加细绎,则北朝“清官”层次其实有三:第一层次是所谓“九流”。自从孝文帝创造了流内、流外之制,中正品的第二品以下别为"流外七等",流内九品便都是“二品清宦”了。第二层次所谓是“三清”,同在九品之内,诸官仍有"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之异,也有些官职在"九流"之列而不属“三清”。[22] 第三层次,便是某些官职因其特殊的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由此形成的观念性、习惯性的“清官”了。
通过这三个层次,便能发现北朝有异江左的地方。例如北魏为九卿分出了"三清",这并不是江左五朝旧例,江左并不在九卿这些行政性官职上纠缠"清浊"。进一步说,尽管北朝的"三清九流"之制仍被说成是“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在职官制度中的深刻表现”[23] ,但北朝“清官”出自法令一点,学者依然指为北魏独有:"魏晋以来,人分士庶,官有清浊,但是均为习惯使然,未曾见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哪些官是清官"[24] ,"以皇权的威力和法令的形式硬性规定(清官)",“这是魏晋南朝皆不曾见而北魏独有的现象”[25] 。不过从后代看,北魏“清官”之制就并非“独有”了,它看上去更近于唐帝国的“清资官”、“清望官”、“清官”、“清流”制度[26] 。而唐朝“清官”,想已不会被错认为“门阀制度”的一部分,它是朝廷立法者对官职资望的正式认定。相对于南朝的"官以人而清",不妨说这已是"人以官而清":士人因居其职才获得了荣耀,而不是他个人门第为这个职位增添了“清华”。进而可以推论,北魏的"三清九流"出自皇权、出自法令一点,已与江左那种最典型的士族门阀制度,拉开了相当距离;在“清官”变迁史上,北魏之制已显示为江左到唐制的过渡形态。
至于那些因其特殊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的那类“清官”,北朝仍与南朝不同。考察魏、齐、周各朝"清显"、"清华"等语用法,便可知它们每每是指台省要职。 《北齐书》卷四二《崔劼传》:“何为不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而并出外藩,有损家代?”是省府要职即是"清华"。袁聿修"以名家子历任清华"。检其仕历,他九岁为州主簿,释褐太保西閤祭酒,本州中正、尚书度支郎、五兵左民郎中、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博陵太守、太府少卿、大司农少卿、吏部郎中、司徒左长史、本州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都官尚书、吏部尚书、太常少卿等。[27]
又许惇"久处朝行,历官清显"。检其仕历,则为司徒主簿、殿中尚书、司农卿、大理卿、度支尚书、太子少保、少师、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特进等。[28] 二人所居不乏省府要职,可以窥知魏齐所谓"清华"虽有同于南朝者,但比较而言,却更看重其是否权尊责重、职事切要。
众所周知,南朝贵游不乐台郎,把担任侍御史视作"南奔",甚至御史中丞这样的要职都不得青目,所谓"江左中丞虽亦一时髦彦,然膏粱名士犹不乐"[29] 。可是尚书台郎和侍御史,在北朝都在"清华"、"高选"之列。《魏书》卷十四《元子思传》:“谨案尚书郎中臣裴献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参清宦。”又《魏书》卷六九《袁翻传》:“加以尚书清要,位遇通显。”《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出州入省,历忝清资。"按宋游道原为司州从事,文襄帝高澄使为尚书左丞。《北史》卷三六《薛慎传》:西魏“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并居清显,时人荣之。”[30] 膳部、工部,前后代均属尚书省职。可见北朝的尚书台官不乏清望。
北魏的御史号称"高选",不仅取人精慎,而且采取考试录用之法。孝明帝时,御史中尉元匡曾"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31] 又"御史中尉元匡高选御史",高道穆以"欲厕影髦徒,班名俊伍"为言,希求"身隶绣衣,名充直指"。在高道穆官至御史中尉时他仍其旧贯,"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四十人",还曾为此踌躇满志:"自今以后,当得精选御史矣!"[33] 东魏"中尉崔暹精选御史,皆是世胄,广独以才学兼御史,修国史。"[32] 所以史称:"后魏御史甚重,必以对策高第者补之。"[35] 学者因而指出,北朝没有像南朝那样出现御史台位望下降,御史官遭门阀歧视的情况。[34] 北魏孝文帝定起家“清官”:"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36] 可见御史正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范畴之内。与御史相类,廷尉也号称“清官”。元雍曾打算任用三公曹令史朱晖担任廷尉评,元顺云:"朱晖小子,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37] 推知廷尉正监平及廷尉均为“清官”,并未因其是"法职"而失其"清"。以上与南朝判然有别的情况,都显示了北朝对政务、法制的重视,进而显示了对"清浊"的不同理解。 《魏书》卷八八《良吏明亮传》:
延昌中,世宗临朝堂,亲自黜陟,授亮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卿何得乃复以清浊为辞!"亮曰:"圣明在上,清浊故分。臣既属圣明,是以敢启。"世宗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所请未可,但依前授。"……亮曰:"请改授平远将军。"世宗曰:"运筹用武,然后远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远也!"亮乃陈谢而退。
学人往往引证上文,以证明北魏选官"文清武浊"。不过明亮不乐武号,实在与北魏的传统和现实格格不入。宣武帝驳斥他"独欲乖众,妄相清浊",一点儿也没有委屈他。我颇疑明亮的真意是嫌"勇武将军"太低,便搬出"清浊"作"请更改授"借口。宣武帝明确宣布"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否定"文清武浊"之论,这不过是以现实相告而已。北朝勋贵传记,每有"武艺绝伦,有将帅之略"、"性雄豪,工骑射"、"膂力过人,便习弓马"语,这与魏晋史传叙人多"风神夷简"、"雅有远韵",南朝史传叙人多"词采遒艳"、"善为文章",大相径庭。在北朝还常能看到这样的说法:"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业乎!"甚至北朝的汉族士族也难免世风熏染,而把"以武达"和"以文通"同等地视为振兴家门之途。
北魏孝文帝时,工商皂隶"或染清流"一类事情已时时发生。宣武帝时,"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按舞笔于上台。"[38] "蕃落庸鄙"也得以"操铨核之权"[39] ,宦官、恩倖居然滥厕中正之位,承担起了"清定门胄,品藻高卑"的庄严职责[40] 。北周制度,便已“选无清浊”。[41] "士庶"界限日益含糊不清,"清浊"、"文武"更不足以阻止官位、名号向武人普授。北魏 "以军功为给事中"、"以军功除员外散骑常侍"、"以功授员外散骑侍郎"、"讨盖吴诸贼皆有功,拜散骑常侍"、"以军功累至书侍御史、通直散骑常侍","累以战功进至左光禄大夫"、"征伐有功,稍迁中散大夫"、"以军功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以军功至太中大夫"[42] 等现象,史不绝书;进而到魏末五等大夫、东西省散官向"督将兵吏"们普授、滥授和"双授",不过是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而已。
三、“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
以上辨析显示,南朝的“清浊”观念阻碍了文散官向武人的普授、滥授,进而阻碍了文散官的阶官化;下面我们再从“双授”入手,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魏末、北周之时,以将军号与五等大夫的"双授"成了普遍做法。我认为这个事实,对于文散官的阶官化曾构成重大推动,并把这种作用名之为“拉动”。魏晋以来,将军号的“散阶化”要早得多,其序列化程度也高得多,而文散官的"散阶化"则相对迟缓。不过由于魏末的“双授”泛滥,诸文散官便与军号建立了密切的对应关系,令军阶得以把其序列化形式和位阶性质传递给了与之“双授”的文散官,将之"拉"入了散阶序列的境界。这在北周军号、散官两个序列的一一对应关系之中,明白无误地体现出来了。正是魏末泛滥于时的“双授”,使军号得以发挥强劲的“拉动”之功,北周才得以完成了一次文散阶制度的飞跃。[43]
进一步说,军号序列先于文散官实现了"散阶化",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深论。秦汉的将军本是将领之职,但在汉末它们已有虚衔化的趋势。世入魏晋,将军号迅速增殖,不久就演化成了独立于军职的军衔阶梯。攻战杀伐离不开将士们效死用命,论功行赏方能令士气和战力常盛不衰;瞬息万变的战争时分,也经常需要迁黜其品秩而不致变动事任,或变动事任而仍其品秩。这时候更便于灵活处理功过、权责矛盾的"品位分等",就更显示了更大可行性:不必赋予更大权责,迁其军号即足以褒功;而在须加责罚、同时又要借重其才略之时,贬其军号是为良法。现代军队依然实行军衔制一点,也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明。军号不仅演化为军阶,而且应用范围在迅速扩展,还成了地方牧守、领兵都督的位阶,中央官僚加军号者的情况也日益普遍。
由此便可看到,军号之发展为位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功绩制的原则,它并不是一种保障士族权益的品位制度。陈苏镇先生对梁武帝军号改革的有关考察揭示,南朝的军号面向宗室诸王,更多情况则是武人依赖军号而发身迁转;梁武帝大通年间的军号改制,在官品第三至四品之间加置了十六班共160号军号,其目的就是拉长寒人武将的仕进之途。[44] 日人高桥彻后来也表达了类似看法。[45]
士族的高贵地位和特权标志,主要体现于对文职高官和"清华"诸官的独占,即令他们占有了军职和军号,那也只是占有“清官”的"延伸"。
魏晋南北朝是官职日趋分离、“品位分等”分外发达的时代。不过由上所论,对此期的官僚等级制,还可进而辨析出两种不同性质的"品位":一种由中正品、清途、清官、清浊观念和士族门第等等构成,另一种则是由将军号构成的军阶序列。尽管它们都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特色,但不妨借助引喻以示区分:前者是以人的"门品"为中心的,后者则是以人的"官品"为中心。这里的"官品"一词不是指九品官品,而是特指因供职服勤而被君主授予的禄位。如前所述,军阶具有更多功绩制色彩,要更多地服从于军政考虑,它正是一种由君主操纵而依功加授的禄位,由此就蕴含着使之整齐划一、形成序列的更大动力,以便利于中央权威的高效管理和依功加授。所以军阶的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外在形式,与唐代的文武散阶已非常接近了。
至如"门品",当然是指士族门阀的传统门第了,它来自士族积久不衰的政治文化权势。门第、中正品、文武、清浊与官品、官职间错综交织的等级对应,乃是一种基于传习的秩序。由于它并非出自刻意规划,所以只是"散乱"于不同等级、不同机构、不同职类之中,而非一个外在的、整齐的位阶序列。从"分官设职"的行政规律观之,门品与官职的关系是杂乱无章、不成系统的;可在士族眼中就不同了:这个局面秩序井然,在其中他们如鱼得水、冷暖自知,闭着眼睛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何等门第(如高门、吏门、役门之类)应获何等中正品级,对文官与武官、实官与散官、朝官与外官、命官与府官等等何"清"何"浊",该由何起家迁转才算"人门兼美"、"才地俱允",士族了如指掌而轻车熟路。质言之,在士族政治之下,士族不但在居官之时,而且甚至在居官之先,事实上就已拥有一种与官职分离的"品位"了,这便是"门品秩序"的本质所在。不过对士族门阀来说,他们并无意图把这种"门品"化为一种"外在"的整齐序列,因为这种更革只能求助于专制权威才能完成,而且将造成既定权益格局的重大变动。
在对"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加以区分之后,对篇首所揭疑问──为什么在更富"文治"色彩的江左政权下,文散官的"散阶化"反而比北朝缓慢──就可以有深刻的理解。如前所述,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直接得益于军号的强劲"拉动"。正是在这个时候,军阶序列的功绩制意味和官僚政治色彩,便通过“拉动”关系传递给了文散官了。确实,魏末以降的文散官普授、滥授以至"双授",都出于对浴血沙场的将士的褒奖之需。因此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出于与军号阶官化相近的原因,也具有相近的功绩制性质。
与之相对,南朝"文清武浊"的鸿沟,既限制着文散官向将士普授与滥授,也限制着文武名号的"双授"。南朝官僚结衔,文官例在武职之前;而魏末及北周之"双授"的结衔形式,均以"将军"居"大夫"之前,暗示着武号优于文号的情况,从而构成对比。南朝的文散官,事实上已被组织为"门品秩序"的内在部分,与各种清浊、品位的复杂关系搅成了一团儿,军号想"拉动"这个盘根错节的局面来,确是力不从心、太过沉重了。假设江左居然发展一种类似北周、隋唐那种散阶序列的话,它反倒可能是个与士族政治分道扬镳的东西。北周、隋唐的文武散阶,较之汉代的禄秩等级,已浸染了浓重的“品位”色彩;但较之江左"门品秩序",它却呈现为一个依序晋升的开放性阶梯。这些散阶每每被用于"泛阶",但"泛阶"毕竟排除了门第尺度,对文武士庶一视同仁。尤其在依劳、依功而授阶的时候,这个序列就已超越了士族政治的束缚,明白无误地显现出了官僚政治性质。
至此我们已可做一总结、收束全文了。比较南北朝双方文散官的阶官化,我们看到南朝一方文散官的阶官化相对迟缓。究其原因,首先是南朝政权直承汉晋,因而保持着较大的制度惯性与惰性,以及维系行政“常态”和正规化的更大要求。但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原因则与士族政治相关。对于魏晋南朝“品位分等”的发达,士族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士族政治导致了官僚政治的扭曲变态,并无或较少实际职掌、却更多地用于维系官僚位望权益的名号、禄位,在职事官之外与日俱增,这就构成了“品位分等”得以发达的温床和沃土。但另一方面,士族政治直接造成的"品位分等"体现于"门品秩序",它"散漫"地存在于门第、中正品、"清浊"观念与各种官职、班品的复杂关系之中,却并未服从行政需要,“外化”为清晰整齐的散阶序列;其所造成的“文武”间的深深鸿沟,使北朝向将士普授、滥授以及与军号"双授"的情况,在南朝不易泛滥开来。
魏晋以降由将军号演化而来的军阶,则构成了另一种有异于"门品秩序"的"官品秩序",它具有更多功绩制性质。魏周之际,是在军号的"拉动"之下文散官才得以进入阶官境界的,由此途径而形成的文散阶也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尽管被纳入散阶序列的一些文散官昔日也曾是“职闲廪重"的“清官”,但值此时,名位的机柄已掌于专制君主,其予取予夺不再受制于“冢中枯骨”;为有效管理和依功加授之需,它们不久就获得了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形式。唐代的文武散阶,正是继承北朝这个发展而来的。此时散阶虽然“一切以门荫结品”,但却依劳考进叙,显已超越了中古士族政治,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作为一个平行对比,唐王朝“清官”概念也上承北朝,从而与江左“清官”大相径庭。[46]
五朝社会中文化士族占尽要津,十六国北朝则由军功贵族构成政权的主干。由于部落的尚武传统,北朝少数族政权中军人具有更高地位,军政得到了更大重视。军队的组织原则与专制官僚制度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在对集权制、等级制、法制和功绩制的寻求上,二者息息相通。先秦的秦国正是通过军国主义道路,而成功实现了专制化和官僚制化的。就是在现代世界,由军人把持的政权一般也都是独裁专制政权。东晋皇权低落、门阀与皇权“共天下”的局面,由武装性的次等士族为其终结者[47] ;但南朝文化士族盘根错节,次等士族重振专制皇权和官僚政治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集团之大。理解了如上事实,文散官的阶官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因军号"拉动"而突飞猛进,发展为官僚政治性质的散阶制度,就不足为怪了。
[1] 参看拙作:《论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北京大学学报》1998第6期。
[2] 《魏书》卷七五《尔朱世隆传》。
[3] 《魏书》卷六九《裴良传》。
[4] 《周书》卷三三《赵刚传》。
[5] 参看拙作:《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6] 《隋书》卷二六《百官上》:"开府仪同三司位次三公,诸将军、左右光禄大夫优者则加之,同三公置官属。"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便置官属。《南史》卷十五《傅亮传》2/443有"左光禄大夫府",《南史》卷十九《谢几卿传》有"左光禄长史",皆是。
[7] "袴褶"即军装,参见《晋书·舆服志》、王国维《观堂集林》二二《胡服考》,及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南齐书札记·单衣"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6页。
[8] 参看拙作:《周齐军号散阶制度异同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9] 《梁书》卷四九《庾於陵传》。
[10] 《陈书》卷三四《文学蔡凝传》。
[11] 《南史》卷三一《张裕传附曾孙张率传》。
[12] 《宋书》卷八四《孔觊传》:"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选,诏曰: 散骑职为近侍,事居规纳,置任之本,实惟亲要,而顷选常侍,陵迟未允,宜简授时良,永置清辙。 ……既而常侍之选复卑。"又《梁书》卷二一《江蒨传》:"初,天监诏以侍中、常侍并侍帷幄,分门下二局入集书,其官品视侍中,而非华胄所悦。"
[13 ] 《梁书》卷三七《谢举·何敬荣传论》。
[14] 《太平御览》卷二一五引何法盛《中兴书·太原王录》。
[15] 《南齐书》卷三二《王僧虔传》。
[16] 《梁书》卷四九《锺嵘传》,梁天监初年锺嵘语。
[17] 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8] 在此可以参考黄惠贤先生的一个观点:北魏初期建立了鲜卑拓跋军事贵族专政,孝文帝结合胡汉门阀联合专政,但任何胡汉大族都不能与皇权分庭抗礼,因此这不是什么真正的"贵族政治",而只不过是君主政体下变相的"官僚政治"。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4卷(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本文所谓"军功贵族政治",是就"贵族政治现象"而言的,并不认为北朝政体是"贵族政体"。
[19] 分见《北史》卷三七《皮豹子传》,《魏书》卷三四《王洛儿传》,《北史》卷八四《孝行乞伏保传》,《北史》卷二五《娥清传》,《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
[20] 《北史》卷二五《伊香犮传》。
[21] 《北史》卷六八《贺若敦传》。
[22] 《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元澄传》:元雍拷杀奉朝请韩元昭、前门下录事姚敬贤,元澄申言"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按奉朝请从七品下,门下录事从八品上,二官品位并不算高,但因其列在九品之内,便被视为"清流"。同时"九流"之内又有"三清"和非"三清"之别。《魏书》卷七七《辛雄传》,魏孝明帝时辛雄"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是北魏"三清"此前不涉郡守县令。但《魏书》卷四一《源贺传》却说:“其诸州守宰,职任清流。”刺史、郡守及县令均在“九流”之内,所以都可以视为“清流”。
[23] 张旭华:《从孝文帝清定流品看北魏官职之清浊》,《北朝研究》1992年第1期。
[24] 黄惠贤、聂早英:《〈魏书·官氏志〉载太和三令初探》,武汉大学历史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
[25] 张旭华:《从孝文帝清定流品看北魏官职之清浊》。
[26] 参看《唐六典》卷二:“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谓从流外及视品出身者”;“清望官:谓内外三品已上官,及中书黄门侍郎、尚书左右丞、诸司侍郎,并太常少卿、秘书少监、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左右率及国子司业”;“四品已下八品以上清官:四品谓太子左右谕德……。”又《旧唐书》卷四二《职官一》:“职事官资,则清浊区分,以次授补。又以三品已上官,及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尚书左右丞、主司侍郎、太常少卿、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秘书少监、国子司业为清望官。太子左右谕德……为清官。”
[27] 《北齐书》卷四二《袁聿修传》。
[28] 《北齐书》卷四三《许惇传》。
[29] 《通典》卷二四《职官六》。
[30] 北周小膳部下大夫,相当唐代尚书礼部之膳部郎中。《通典》卷二三《职官五·膳部郎中》:“后周曰膳部大夫一人,亦掌饮食,属大冢宰。”又北周冬官工部有中大夫、上士、中士及旅下士,相当隋唐工部诸职。《通典》卷二三《职官五·工部》谓北周工部“掌百工之籍而理其禁令”,“隋乃有工部尚书,统工部、屯田二曹,盖因后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职。”
[31] 《魏书》卷八五《文苑温子升传》。
[32] 参看《魏书》卷七七《高道穆传》。
[33] 《北齐书》卷四五《文苑李广传》。
[34] 《通典》卷二四《职官六·侍御史》。
[35] 陈琳国:《北魏北齐监察制度的变迁》,《北朝研究》1990年总第3期;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199页。
[36] 《通典》卷十六《选举四》孝明帝时清河王元怿有言:“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按《魏书》卷二二《清河王元怿传》中华书局本校勘记认为,《通典》此文应出《魏书》原文,而今本《魏书》脱失。 又“长兼”所指不明。按“长兼”为北魏常用任用方式,各种官职都有“长兼”,上至太尉、下至行参军。《魏书》卷六七《崔鸿传》:“二汉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须此人,人称此职,或超腾升陟,数岁而至公卿,或长兼、试守称允而迁进者,披卷则人人而是,举目则朝贵皆然。”《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传》:“长兼之职,位亚正员。”《魏书》卷五十《尉元传附尉羽传》:“高祖亲考百司,以羽怠惰,降常侍为长兼。”由正员降长兼属降位一等。
[37 ] 《魏书》卷十九中《元顺传》。
[38] 《魏书》卷七八《孙绍传》。
[39] 《通典》卷十四《选举二》。
[40] 参看《魏书》卷九三《恩倖传》、卷九四《阉官传》。
[41] 《北史》卷三十《卢恺传》:“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锢之谮,遂及于此。”《隋书》卷七二《孝义陆彦师传》:“隋承周制,官无清浊。”
[42] 分见《魏书》卷七二《路雄传》,《魏书》卷三八《刁雍传附刁整传》,《北史》卷二七《寇儁传》,《北史》卷二八《源贺传》,《北史》卷三六《薛辩传附薛英集传》,《北史》卷三五《郑道邕传》,《北史》卷四九《斛斯椿传》,《北史》卷四九《贾显度传》,《北史》卷五三《金祚传》。
[43] 参看拙作:《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
[44] 陈苏镇:《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45] 高桥彻:《南北朝の将军号と唐代武散官》,《山形大史学论集》第15号,1995年2月。
[46] 毛汉光先生认为,唐代的清官概念体现了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具有客观性、一贯性及合理性。参看其《科举前后(公元600年±300)清要官形态之比较研究》,收入台湾《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1年版,历史考古组分册,上册。
[47] 参看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版,《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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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在时间上指的是今天的艺术,在内涵上也主要指具有现代精神和具备现代语言的艺术。之所以现在的展览普遍用“当代艺术”的提法,是因为用“现代艺术”的名词容易与已有过的“现代派艺术”混淆,同时,“当代艺术”所体现的不仅有“现代性”,还有艺术家基于今日社会生活感受的“当代性”,艺术家置身的是今天的文化环境,面对的是今天的现实,他们的作品就必然反映出今天的时代特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西方当代艺术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影响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艺术,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形式,改变着人们的思考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当代艺术更是紧贴人们的现实生活,展露出艺术家对当今现实生活的感受、思考。中西方当代艺术都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西方人更加重视对自己艺术细胞的培养,他们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丰满,不断学习,充实自己的头脑,让艺术引导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要学习西方的优点,创作出贴近人们大众生活的,能够启发人们对生活的思考的优秀艺术作品。
当代艺术与人们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特质,在现代的社会境遇中早已展露出来。随着大众文化的不断流行以及雅俗界限地不断消失,艺术家不再把艺术放置于高高在上的远离群众和生活的地方,而是更加强调当代艺术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融合。艺术不仅仅是艺术家可以欣赏的事物,它开始一天天地贴近大众,走进平凡人们的生活,带来自然感受,带来社会思考,带来人们心灵上的启迪。
(1)绘画等平面展现方式。当代艺术可以通过平面绘画的方式展现。例如,当代艺术家莫奈、梵高等画家的作品,都是以这种方式,表现出艺术家对周围环境的思考、对日常生活的一种表达。
(2)装置、雕塑等立体展现方式。当代艺术的另一主要展现方式就是通过装置来展现,这是现在流行的一种展现方式。装置艺术是艺术家们通过利用一些各式材料,通过艺术家的艺术再现,利用其巧妙地展现其艺术思想。例如,2013年在上海举办的草间弥生个展《我有一个梦》中的装置艺术合理展现了其艺术思想。
(3)博物馆、艺术中心等展览展现方式。艺术展览往往最能体现艺术发展的最新动向,国际上流行的大型艺术展览主要是以双年展和三年展的形式出现。例如,威尼斯双年展、美国惠特尼双年展、中国台北双年展等等,又如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亚太当代艺术三年展、日本横滨三年展等展览。双年展是国际当代视觉艺术最高级别的展示活动,其重要性相当于体育界的奥林匹克又或电影界的奥斯卡。近年来,艺术中心这种展现方式深深影响着大众的生活与审美。例如,北京的798艺术中心、上海的M50创意园区,上海的K11商业艺术中心等等,都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融入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中。
(1)西方人民群众如何对待当代艺术。
在西方,艺术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对于西方人来讲,艺术是难以下定义的,其范畴最难以定义。能够有趣、合理地反映人们生活,带给人们一定程度的思考、具有一定深度的作品,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件优秀的艺术品。西方人认为艺术家和大众之间的连接状态是不可割裂的,所以西方艺术家们往往真实地表达着生活,强调其自我精神的展露,提倡独立的、充分表达内心世界的方式。日本村上隆在谈到其2006年被拍卖到1亿日元的作品时指出:要理解一件作品1亿日元的价格,需了解欧美人对艺术的态度。“在欧美制作艺术品有一个不成文的定律,那就是通过艺术作品,创造出世界艺术史上的脉络。”在现代生活中,人们频繁模仿小说或者电视电影艺术中的主人公的言谈举止的生活方式。这是因为当代艺术真正对人们的生活起到了影响,艺术真正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中。
(2)西方当代艺术现状。
西方当代艺术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一是现代主义时期,它是指自1870年以后的后印象主义开始――抽象表现主义,前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二是当代艺术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至目前,又称为后现代主义时期。约翰?艾亨和里戈尔伯托?托尔斯是两位活跃在纽约贫民窟街头的艺术家,他们在大街上为普通人制作雕像,并在街头展出。他们走上街头同普通路人们聊天。艺术家以这种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思考回路,引起人们对现代生活的反思。又如,画家米勒的著名画作《拾穗者》。
该画作描绘了夕阳西下时的贫苦农民的缩影,表达着“贫穷”这一主题,反映了社会下层人们的思想。而如今越南艺术家查理德?史特莱德麦特?陈的《拾穗者》的当代艺术作品则模仿了与米勒画作里的人物的打扮与动作,却将人物放在了不同的时代。摄影背景是某个“财阀”即将完工的大厦,而前面的贫困者们则与之对比强烈。这幅作品说明了即使时代变换、人们的科技与经济水平提高了很多个世纪,但是人们的生活贫富差距还是很大。艺术家以这种表现人们现实生活的方式,将作品创作了出来。真实不虚假,表达着自己对生活、社会的反思。
(3)中国人民群众如何对待当代艺术。
在中国,当代艺术不是社会文化的主流,作为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中国人民群众生活的重心放在了经济发展上。那些具有一定程度艺术审美的人们,还是会在闲暇时刻去欣赏当代艺术,放松心情。可对中国的大部分人而言,“当代艺术”这个名词可能都不曾听说过,大部分人随波逐流,对这个社会、对自己的生活缺少独立的思考,欣赏艺术的眼界不高。
(4)中国当代艺术现状。
20世纪初,西方现代艺术如潮水涌入中国,各流派在同一时期百花齐放,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呈现出绚烂的局面。但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却开始形成了一种简单地对西方当代艺术的模仿、借鉴、移植、嫁接等。但也有非常优秀的作品,在国际上获得了良好的口碑。例如,国内著名当代艺术家曾梵志的作品。其与艺术大师达?芬奇作品的同名作品《最后的晚餐》,作品把所有宗教人物换上了戴上面具的少先队成员,胸前系着红领巾在桌前吃着西瓜。画作是对经济日益发达的中国的一种隐喻。
红领巾代表共产主义理想,原作中的犹大,由一个戴着金黄色西式领带的人物饰演。这样的艺术作品,其实是脱离现代中国人民群众普通的日常生活的。我们再看中国馆的《清明上河图》这部易被普通大众接受的作品。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是世博会中国馆展区的一大看点。我们可以一窥北宋时期繁华的城市风貌,看成群结伴去进行踏青的人们,以及各色各样的人物,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样的艺术创作符合大众文化发展的主旋律,很容易就被人民大众接受和理解。
艺术自诞生以来,就与生活密切相关。优秀的作品以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有趣的方式,反映着一定时期的社会风貌。西方人似乎更加重视对自己的艺术细胞的培养,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丰满,让艺术引导现实生活。中国的当代艺术也要从传统出发,创作出真正的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性的当代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愈益密切的艺术。让我们继续研究中西方当代艺术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创造优秀的艺术作品,再用优秀的当代艺术作品,来指引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正确地前行。让我们将中西方的优秀处结合起来,互相学习和借鉴,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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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价值是新闻事实本身所包含的满足社会需求的素质的总和。新闻价值要素包括真实性、时新性等不变要素和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等可变要素。新闻事实所包含的价值要素越丰富,级数越高,新闻价值就越大。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西方新闻价值的异同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闻价值观是人们在新闻传播实践中产生的对新闻价值的基本认识,同时也体现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新闻价值观不等同于新闻价值,但两者关系极大,不能相离散。
中西方的新闻价值观都是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演变后才逐渐确立的。早在20世纪初,美国的休曼便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将“报道令人惊奇、事实的兴趣、适时的事件”作为构成新闻价值的三要素;1922年,李普曼将构成新闻的要素写入《舆论学》,归纳为“突发事件、地缘接近性、个人影响及冲突等”,使新闻价值理论得到了丰富;此后又有众多学者对新闻价值理论进行了完善。综合来说,西方国家公认的选择新闻的标准和新闻价值构成要素基本包括时间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冲突性、趣味性、人情味等多个方面。[1]
在中国,最先引进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的人包括学者徐宝璜,他认为能引起注意的人数和注意程度越多越深、时效性越强、且“随时随地而有别”的新闻价值更高。这三点被他作为新闻价值的三要素收入《新闻学》一书中,这本出版于1919年的书是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
实行改革开放后,西方国家的新闻价值理论再次被介绍到中国,中国学者结合国情总结出了关于新闻价值的一些基本观点,将真实性、新鲜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等概括为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
2013年,在8?19讲话中提出,做好舆论工作,一定要把握好“时、度、效”。所谓“时”,就是指要抢占时机制高点;“度”,就是要拿捏好政治、政策、热点的进退尺度;“效”,就是注重效果,增强舆论宣传的针对性、艺术性和实效性。“时度效理论”也是基于当下中国国情而做出的对新闻价值的解读。
在对比中不难发现,中国的新闻理论都不是对西方的照搬照抄,而是在基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
新闻价值的判断往往会受到人们政治倾向、道德观念、文化水平、审美情趣等的制约,因此中西方新闻价值产生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但经过长期的碰撞磨合,中西方新闻界在新闻价值观念的某些方面看法一致,如注重趣味性、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等。这种相通性的存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社会人共同的心理需求、思维习惯和外部环境,使人类形成在某些地方存在相似性的价值观念;二是客观新闻事实对主观的新闻价值观形成有决定作用。[2]
中西方某些新闻价值理念相通,但在新闻报道中却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以时新性为例,西方媒体视时间如生命,认为报道时间距时间发生时间越短,新闻就越有价值。因此一些西方媒体为抢占报道先机,不惜一切代价挖取新闻,使新闻缺乏准确性和纵深感。而我国新闻则强调“有抢有压”,对一些涉及敏感话题的报道会延后甚至取消发布。
西方的资产阶级新闻学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在新闻价值方面的观点有同有异,但异远大于同,其原因大致可分为文化背景、媒介性质和方针政策三方面。
2.1 文化背景
首先,中西新闻价值产生的差异源于中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不同。中国以“儒学”作为国学,传统文化以儒家的价值原则为主导,提倡“和”、“仁”等观念,实际上是在推崇集体主义观念。而西方社会强调独立人格,追求个性解放,认为个人权利“神圣而不可侵犯”,是典型的个体主义。
西方文化注重个体价值的实现,这一特质也体现在了西方媒体的自我定位中:它们将自己定位成党派、政府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是社会、政府的“监督者”。美国报业巨头普利策认为一切丑恶事物最怕报纸,任何法律规章都无法和报纸的监督性能相比,故而倡导用报纸进行揭丑。[3]19世纪后半期美国著名的”扒粪运动”也被这种价值观所影响。而集体主义观念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更注重整个社会和谐的形象,新闻媒体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着力反映和谐的一面。
2.2 媒介性质
中西方媒介的不同性质也导致了中西新闻价值的不同。西方的媒介处于商品经济极度发达的环境中,作为一种“文化商品”而存在,因此西方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十分注重受众的需求,采取“受众本位”理论。事实上,西方新闻价值表现出的许多特性都是源于其商品属性,如为了满足某些受众的趣味,媒体上出现大量血腥、色情内容等。
而中国的新闻媒介是作为文人论政的阵地而产生的,诞生时就伴随着文人墨客们的政治责任感。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媒介在国家建设发展的背景下除了需要宣扬党的思想外,还肩负着舆论导向的重任,所以在中国的新闻价值观中社会效益的重要程度远超经济效益。也正因如此,中国新闻报道往往带有指导色彩,相对西方更保守,也更缺乏趣味性。
2.3 思想方针
相比西方国家,中国的新闻传媒更注重自身的政治导向作用,这与我国新闻工作的思想方针是紧密相连的。
1948年,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提出,报纸是加强党群联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工具,将报纸办得引人入胜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1989年中宣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会上,江泽民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新闻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服务,要准确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决策。2013年,发表了著名的8?19讲话,强调“必须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据此要求,新闻宣传工作应纳入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在上述理论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的媒体行业当然会更加注重强化自己的政治导向作用。
总的来说,中西方新闻价值有异有同,这和中西方文化价值的差异有着必然联系。我国新闻事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中西方的新闻价值观正逐渐趋同。
李良荣教授曾指出,当今的“喉舌论”只在小范围内适用。即对于党报党刊,仍应实行政策保护,充分发挥其“党的耳目喉舌”作用;至于其他各类媒体,则应平等竞争,接受市场洗礼。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媒体行业必须要向西方学习科学合理的新闻价值观念,并将它们融合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价值体系中去,完成文化价值观的融合和超越。惟其如此,才能实现新闻报道实践的真正创新,跟上传媒行业剧变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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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可以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类型,又可以分为古典音乐、流行音乐、民族音乐、乡村音乐、原生态音乐等。在艺术类型中,音乐是比较抽象的艺术,音乐从历史发展上可分为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东方以中国为首的中国古代理论基础是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西方是以七声音阶为主。音乐让人赏心悦目,并为大家带来听觉的享受。一般一首音乐时长在3分29秒左右,让人更加享受每首音乐的时间,可以陶冶情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刍议中西方音乐教育的差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西方音乐体系对我国的音乐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通过中西方音乐差异化的分析、学习和借鉴,达到西为中用的目的。亲切温和、清新明快地营造一个和谐宽松、高雅文明的艺术氛围;深入浅出、旁征博引,避免枯燥单调、就事论事,照本宣科。我国的音乐教育应该结合本国音乐教育的实际特点,把民族音乐的发展和发扬,作为音乐学习者的重要价值体现。
关键词:中西方音乐 差异化 艺术 教育
音乐如同语言一样,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民族、地域的差异,会让音乐艺术存在差异。就像不同语言之间语法、词汇的诸多差异,中西方音乐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这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分不开的。音乐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化地域性差异形成的时候,音乐的差异性也就随之产生。究其原因,中西音乐文化的差异根本在于中西方人们的宇宙观、世界观的差异。这些差异在音乐文化的产生与塑造成型过程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具体来说,则是中西方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就是哲学体系上的差异,中国的哲学体系经过以儒、释、道为主要代表的诸多哲学派系长期作用,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思维一般是“砌砖式”,即越加越高,越加越长;然而西方传统音乐的创作思维却是“细胞分裂式”,即越变越多,越变越长。
我国在近现代基本采用的是国外的一些音乐教育方法和内容,并在1952年教育部颁行的教学计划中规定音乐为中小学必修课。为了加强对艺术教育工作的领导,1989年国家教委设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后改设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这是我国第一个主管艺术教育的职能机构。1989年,国家教委制定并颁布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部有关学校艺术教育的重要文献,为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学校艺术教育目标、任务、管理、教学、师资、设备和科研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是学校艺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蓝图。
音乐,从广义上来说,是文化的外延,是文化孕育出来的精华的一种结晶形式。从这种意义说,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活动中积累的丰富的审美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到今天,尤其是改革开放的30年里,音乐教育得到了相当的重视和长足的进步,也缩短了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差距,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和普及全民素质教育的过程中,音乐教育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可以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以及音乐社会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功能也在转变。
中国的音乐教育注重的是技能学习,而国外的音乐教育注重的是悟性开发,即给被教育者更多的空间和机会自己教育自己。中国人强调的死记硬背,而西方人重视的是引导解决的方法,给他寻找钥匙的方向和思路,而不是直接打开门就让他进去。在我国音乐教育中,比如在声乐教学中长期存在老师贯穿给学生的东西学生不能消化,而学生又不能另辟蹊径,如果和老师的方法技巧等稍有差别,便被认为不尊师,从而使不能按照自己的条件方法训练,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不得不承认,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古国的音乐艺术,在国际乐坛中的影响力及生命力,已经远远不及西乐了。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诸如挽救“民族艺术瑰宝――京剧”这样内容的文字见诸报端;我们也时常听到流行音乐的fans们随口就是一句不听大陆流行乐的理由,日韩学欧美,港台学日韩,大陆学港台!在我们大多数青年爱乐人的心目里,瞎子阿炳和肖邦、海顿绝对不是一个等级的人物,大谈“波洛乃兹”、“惊愕”也远远比小议“金蛇狂舞”、“二泉映月”更有品位与层次。但音乐欣赏是多么自由、多么个人的体验啊,我们就是为了这种天马行空般的体验而喜爱音乐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萦绕在我们周围的许多音乐已经越来越没有想象力,越来越不人民,越来越不让人快乐了。
这样讲话是不是很刻薄?身为一个中国人,其实一直都很相信,我们有自己拿得出去的作品与艺术形式,而且这样的作品与艺术形式是随处可见的,比如:一个能吼出几句信天游西北壮汉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就绝不低于一身顽疾的卡列拉斯。比较才能让我们产生优越感或发奋图强,但无论怎样的比较也不会让我们丧失信心,因为我们知道,发现不了自身的潜能比发现自己问题一箩筐更可怕。所以,人们常说,国内培养“钢琴师”,国外培养“音乐家”。这里不是说中国的教学模式错误,西方如何如何的好,但确实有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地方,怎么把我国音乐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更好的提高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应该是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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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在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同时,我国的民族文化也走出国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浙中西部民间乐队现状及其发展策略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当下民间乐队在农村乡镇迅速兴起,顺应了民众多元文化的需求,提供了民众参与的文艺渠道。浙中西部民间乐队基本上存在着自娱自乐型、艺术修养型、盈利创收型几种类型,它们对传统音乐既有传承又有变化发展,同时面临着青黄不接、资金匮乏、活动单一等问题,应当采取政府企业共同关注、财力才力共同扶持、多种途径搭建平台等发展策略,扶持浙中西部民间乐队良性发展,真正发挥民间力量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作用。
【关键词】:浙中西部 民间乐队 现状 发展策略
浙中西部地区指的是浙江省金华、衢州、丽水三个地级市所辖的24个县(市区),区域总面积3.7万平方公里,区域总人口1000多万。境内多山地及丘陵,与闽浙赣皖四省接壤,以“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的金华市为中心。浙中西山水秀美,民风淳朴,文化昌盛,文化积淀厚重,素有“江南邹鲁”、“文物之邦”之称。当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民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增多。对文化参与的需求日趋强烈,政府部门如何在文化建设中对文化服务主体提供多样性、及时性和多元性的文化产品7.如何给文化服务主体提供更多的文化参与权利、最大限度创造文化服务主体参与文化活动的条件与环境?笔者将来自基层民众自发、自娱、自乐形式的民间乐队作为调研内容。以期通过研究对浙江省文化软实力提升有所裨益。
民间乐队,是音乐群体活动的单位,“指一个民族支系或民族社区内部被某一特定传统音乐实践活动维系在一起的共同协作操纵某类音乐品种的、并在组织结构上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最小群体”【1】。民间乐队不仅活动于民间音乐生活最基层的社会氛围中,亦是具体音乐品种的直接操纵群,对他们的关注早已成为民族音乐学工作者的关注点和研究课题。而活跃在浙江中西部农村社区的民间乐队,在富裕了的人们享受物质财富的同时,通过不同的演出形式丰富着自己和大众的精神生活。对民间音乐氛围的形成。民间音乐的传播和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关键的影响。
(一)民间乐队分布概况。
课题组选取金华市的金东区、婺城区、浦江县。衢州市的江山市,丽水市的松阳县三市五县区作为调研重点。对民间乐队分布状况做了较为全面的访谈调查,如图1所示。
(二)民间乐队分类状况。
1.什锦班。又称坐唱班,流行于浙江省浦江、金华等地区,是一种土生土长、充满乡土气息的民间艺术表演形式,演奏曲目以浦江乱弹为主。阵容整齐的什锦班,锣鼓管弦乐器和生旦净末丑角色齐全,可以演唱整本大戏;小型什锦班演奏者演奏时,一张方桌几条凳。自拉自唱,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进行演奏。这种把戏剧从舞台真正移到群众之中、不受时间空间场地影响的听觉艺术。贴近大众,愉悦心情,十分受观众追捧。什锦班乐器大多由唢呐先锋、二胡板胡、鼓板锣钹等组成,浦江县和金华婺城区的民间乐队以及金东区的大部分民间乐队统称什锦班。什锦班影响之广可见一斑。以浦江城北什锦班为例:二胡4人、先锋唢呐2人、扬琴1人、大提琴1人、贝司1人、琵琶1人、司鼓及打击乐5人、演唱2人。这是较为典型的中西合璧、土洋结合的班社乐器组成情况,在什锦班中较有代表性。
2.锣鼓班。“一副箩担装十响,吹拉弹唱喜洋洋”。说的就是锣鼓班。锣鼓班与什锦班相类似,以打乐为主丝竹为辅。更热闹更响亮。主要流行于金华、义乌一带,由当地农民自发组成。演奏曲目以婺剧为主,农闲和节庆婚丧时。请锣鼓班吹打热闹一番,在当地很流行。锣鼓班成员大多是多面手,除了自己主奏乐器外,都能使用几种民族乐器,也能充当生旦净末丑各种文武演员角色。与剧团演出不同的是。他们不用舞台和道具。更方便更简便地将舞台戏剧表演带到了广大农民身边。锣鼓班常用乐器是锣鼓等打击乐器,外加二胡类拉弦乐器,有的乐队也有唢呐演奏。更多的乐队是以锣鼓为主。如金华金东区的江东镇雅湖村胡胜儿的锣鼓班。是由22个锣、钹、鼓组成班社,是当地较有影响的锣鼓班。
3.民乐队。又称“民族管弦乐队”,由十几人至几十人组成,通常有拉、拨、击弦以及吹打等几组乐器组成。各地民乐队有时会根据需要和实际情况。增加中胡、中阮、大阮等,也会增加电子琴、大提琴、定音鼓等西洋乐器,用于丰富音色,满足演奏需要。浙中西部地区的民乐队分为二种情况:一是原本乐队名称叫民乐队。松阳县的民间乐队基本上统称为民乐队,如斋坦乡民乐队、古市镇民乐队等等;另一种情况是,从什锦班和锣鼓班升级变迁而来。当地政府和文化馆重视文化服务主体的文化服务品种。即在什锦班或者锣鼓班的基础上,将乐队中技术成熟、经验丰富、操守好的人员组织起来。成立民乐队,文化馆牵头组织排练演出。配备专任老师辅导加强技艺,民乐队演奏水平不断提高,演奏曲目不断扩大,能参与政府机关组织的大型活动,一般规模在30-40人左右,是属于有组织、有场地、有规划的群众音乐班社。
(一)运行方式。
“乡村社区无论是庙会或各种俗神祭祀还是春节、元宵等岁时节日或婚、丧、寿等人生仪礼都要聚众演戏,构成了族群文化认同的重要表征。”【2】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社区居民的收人大幅提高,经济条件不断改善。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也日益紧迫。各地的民族节日和民俗活动恢复很快。这就为民间乐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1.自娱自乐型。此类乐队在浙中西部民间乐队中占大多数。富裕起来的人们不满足在家看电视和在舞台下看别人演出,在条件许可范围内。由本村镇、本宗族志趣相投的人自发组织了各种民间乐队,白天各自务农、经商、教书、打工,晚上聚集在一起吹拉弹唱、自娱自乐参与群众文化活动,没有报酬,不计辛劳,节假日到广场、公园演出,为广大市民带来美的享受。如松阳县的30余支民乐队。浦江县的70余支什锦班。江山市、金东区和婺城区的大多数锣鼓班和什锦班均属于此。
2.艺术修养型。此类乐队由热爱喜欢音乐的人组成,并由专业教师帮助训练。如松阳县“月宫神韵古乐团”,浦江县的城北什锦班,组成人员均是民乐爱好者,平时他们各自在工作岗位上,或教书育人,或机关上班,或退休在家和经营商铺。到排练时间齐聚一堂,吹拉弹唱鼓乐齐鸣。在文化馆干部和艺术老师的指导下,刮风下雨照常排练。一张白纸从头开始,凭着毅力恒心坚持训练。艺术技艺提高很快,演奏水平越来越好,经常参与政府和部门的各种文化活动,走出去参与文化走亲,给群众带来美的享受和艺术熏陶,社会效益不可估量:金东区农民民乐团,抽调各乡镇乐队尖子,由文化馆组织老师指导排练,在老师精心组织和指导下,演奏能力大幅提高,演奏水平得到专家认可,在金东区文化馆的各种大型活动中屡获佳绩。同时也使乐队成员不断成长。
3.盈利创收型。当下浙中西部地区,都有各种喜庆信仰民俗活动,如:正月迎龙灯、迎会、寺庙开光、佛事道场、婚葬嫁娶等,许多民众愿意花钱请班社前来助兴,以示“讨吉利”、“祈福祉”。使民间乐队有了社会需求和生存空间。如金东区曹宅镇曹亦明的“亦明礼仪民乐队”、澧浦镇上宅村朱国裕的“什锦班”、江山市的莲塘镇坐唱班等均属于此类型。莲塘镇坐唱班组织者毛卓海介绍,乐队成立于80年代初,属于专业坐唱班,以此为谋生手段,至今一直坚持活动。虽然人员有所流动变化。但活动和演出从不间断,目前班社一年要出工(乐队演出)近300工(一工等于一天),活动范围辐射到周边衢州、开化、常山等县市,过年最多休息3天。其余都要演出或者排练,收入逐年增高,在当地影响越来越大。
(二)传承发展。
“地方戏的声腔总是在一个地方的文化整体背景下,本地民众同时作为这种艺术的创造者和欣赏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共同创造,并久经磨砺、锤炼、淘洗而成。作为一种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它带着深深的地域文化的烙印,既对本地人潜意识中群体精神的契合而形成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也给外地人带来一种作为独特文化积淀的新鲜感。”131地方音乐和戏曲随着民间乐队传播。得到当地群众喜欢热爱,同时由于民间乐队的更替交接。始终处于不断发展的态势,成为一种流动状态的传统音乐文化。
1.演奏曲目。文化在传承中会发生适应当地风俗习惯的变化,这也是文化传播中的正常现象。浙中西部民间乐队常用乐器有:鼓板、锣鼓、梨花(大唢呐)、吉子(小唢呐)、笛子、二胡、板胡等,为迎合青年人的欣赏习惯,逐渐加了大提琴、电子琴等现代乐器。使演奏更贴近时代;民间乐队演奏乐曲有大致的分类,如浦江什锦班,演奏的曲目是流传久远的浦江乱弹,《花头台》、《大开门》、《三五七》、《对花八仙》、《大鼓头台》、《三请梨花》等,随着时代变迁和文化发展,现在也演奏新编曲目《爱亲孝老歌》、《拆迁风波》等宣传新风尚的曲目;江山市坐唱班和金东区和婺城区的坐唱班、锣鼓班,演奏演唱的是婺剧曲目:《踏八仙》、《小桃红》、《僧尼会》、《满江红》、《大过场》、《小过场》等,还有很多乐队从浙江婺剧团索要曲谱。演奏新编婺剧以适合不同受众,培养新听众,有时穿插演奏演唱越剧、黄梅戏乐曲,迎合观众欣赏要求;松阳县民间乐队演奏的,则是当地流传近千年的古老宫廷及道教音乐:《月宫调》、《正凡》、《八仙》、《望仙山》、《三情调》、《香供养》、《皈依》等,近年来,随着文化多元化和现代音乐影响,逐渐加上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和小调。《孟姜女》、《四季歌》、《四季歌》、《花好月圆》、《今天是个好日子》等等,使得传统的音乐既有传承又有变化发展。
2.传承方式。一是口传心授延续承接。据了解这类民间乐队更多的是家族邻里相传,父传子、师传徒而传承,学习方式大多是师徒相授、口传心授。如:浦江什锦班、松阳民乐队、江山坐唱班等。基本属于此类;二是演艺培训增添新人。中央以及各地政府、文化馆院非常重视文化建设,浙中西部地区的文化馆经常举办各种器乐培训班。帮助乐手们提高演奏水平,使各地的民间乐队演奏技巧日渐提高,政府秉持“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理念开展各种活动,让民间乐队有演出锻炼平台:三是专业人员提升水平。当地政府部门和文化馆。在各民间乐队中挑选乐手组成大型民乐队。请浙江婺剧团演奏员、艺校专业老师定期上课排练节目。吸引了有兴趣青年人加入锣鼓班、什锦班,使得乐队呈现新的学习方式,还有的是在学校学习民族乐器。到什锦班来发挥作用,也有的是参与乐队边学边练。这类民间乐队演奏水平较高。演奏的曲目也较为丰富。
(三)存在问题。
虽然浙江中西部地区在多元化的文化发展态势下。民间乐队呈发展趋势。为平民百姓日常生活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活动。间接的为文化建设提供了娱乐产品。但也要看到在民间乐队成长和发展道路上,还有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困惑,需要政府及社会企业予以关注加以解决。
1.青黄不接。纵观五县市区民间乐队调查,乐队成员年纪偏大。60岁以上老年人占80%,40—59岁中年人占15%。30岁左右的青年人5%左右,随着老年人的逐步离去。民间乐队的后续发展后劲不足,缺少发展动力源的问题亟待解决。
2.资金匮乏。没有任何活动经费,虽然各县市区的文化局从省厅争取了购置乐器经费用于乐队创建,但是除此之外就没有资金支持,因此演出用的服装道具和乐器各乐队均由成员自掏腰包购置,有的乐队成员为坐唱剧目需要。购置了近万元全套行头用于演出。随着演出剧目的不断丰富,经费缺口大,难以为继。
3.活动单一。民间乐队大多是民间草根艺术,如何让民间草根艺术活动走上适合于当代文化需要的舞台艺术活动之道,政府和文化部门缺少对策,缺少活动引领,使民间乐队始终处在自生自灭、游离于政府视野外的窘境。
有人说:“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样式,只要懂得美和欣赏美,这个民族就有希望。”阿富汗喀布尔市国家博物馆的墙上写着:“只要文化在,这个民族就不会消亡。”音乐艺术作为独特的文化形态,在社会文化中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在人们的生活中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民间乐队通过演奏有组织的乐音塑造音乐形象,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反映现实生活。并以其特有的美感和富有感染力的声响,唤起听众的共鸣,激发听众的情绪,陶冶听众的情操,从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一)陶冶性情。
音乐文化是导航灯,具有重大的指向作用。纵观当下浙中西部民间乐队。演奏的音乐都是最大众化、最富于感染力的传统戏曲音乐和经典作品。常常看到各乡镇和社区上演这样的场景:乐队成员投入地演唱演奏,听众如痴如醉地随音乐应和。民间乐队通过演奏。传播优秀文化。服务大众多元文化需求。既娱人又娱己,增加群众对美的感受,逐渐使人更好地朝着意识美和人格美的健康方向发展。进而潜移默化作用于人的行为。产生改变社会风气的力量,对大众的道德、意志、品格、情操产生间接影响。这种直接而自由的心灵活动,会在音乐美的陶冶中得到净化与升华,使生活中那些不良的欲念、不善的行为朝美的、善的方向转变。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以美为荣的社会。
(二)凝聚人心。
音乐文化是粘合剂,具有强大的凝聚功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族的、邻里的、村庄的、社区的凝聚力是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的基础。而这些凝聚力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和淡漠。民间乐队组成人员大多是乡邻和亲朋,通过如婚礼、丧礼、祭祖等礼俗活动,演奏传统音乐和当地的婺剧或者乱弹等。使参加活动的家族成员、血亲与姻亲紧紧连在一起,人心在仪式中得以凝聚:逢年过节、庙会、民间信仰等礼俗活动中,村镇社区内的成员共同祭祖拜神,民间乐队演奏音乐烘托气氛,使得参与的人们产生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整体意识,向心力得以形成;在上梁、庆祝开张等活动中,更多的参与者是乡里乡亲,在民间乐队的音乐声中,邻里关系更加密切,乡情更加浓郁??。凝聚人心,这是民间乐队的一个突出作用。
(三)减压宣泄。
音乐文化是减压阀,具有强大的稀释功能。社会需要减压的渠道和出气口。当今社会压力山大,人们为工作为谋生为生活更上一层楼。四处奔波日日操劳,亚健康、心理疾病层出不穷,如何减压?音乐能使人的情绪得到宣泄或缓解,具有很强的舒缓神经的作用。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面对生活艰辛、劳作辛苦、家境贫寒、亲人去世等不如意时,需要以各种形式来释放情感。参加礼俗活动、聆听音乐是达到“心灵安慰的需要、表达自我的需要、制造气氛的需要和寄托希望与情感的需要”[41的最佳形式与途径。正是顺应这样的需求,农村和社区均组织有音乐爱好的人办起民间乐队,闲暇时吹拉弹唱自娱自乐,排练乐曲切磋技艺,乡镇社区有活动时则接受邀请参加各种活动,不讲报酬多少,图的是娱人娱己,开心快活;没有活动时,每周定期组织乐队训练,提高技艺,扩大演奏曲目,邻里乡亲参与听乐,减压宣泄,增进友谊,增进社会弹性,使人们的生活质量有效提高。如我们调研的江山王江修组织的东门社区民间乐队。活动地点就在自家小院内,他收整院落,为队员免费提供开水、桌椅板凳,约30余个乐队成员自带乐器,无论刮风下雨按时参与,他们围成半圆而坐。笛子唢呐二胡鼓板信手拈来,全神贯注演奏音乐,时不时有演唱者自告奋勇演唱婺剧、越剧、民歌等,听者里三层外三层,或坐或站,或品茗,或倚靠树干闭目倾听,需要帮腔时齐声和唱,唱者听者合二为一。每唱完一个唱段。喝彩声欢笑声汇成一片,自娱自乐的演唱演奏形式让参与者的感情得到宣泄。每每心情舒畅心满意足地回家。
全国艺术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指出: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艺术科学的研究面临着推动社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创新等战略任务的新要求。当下农村文化硬件建设已经基本达标。但存在文化服务的主体——民间力量参与度不高、文化服务的介质——民间乐队生存堪忧现象。民间乐队在文化建设和文化软实力提升中的积极作用还未得到发挥。如何引导将民间乐队的非主流音乐文化形态参与到主流文化建设中来?笔者以为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一)政府企业共同关注。
坚持政府主导与全民参与相结合的原则。充分认识民间乐队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为民间乐队的发展与建设做力所能及的宣传工作。各级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积极参与扶持民间乐队的工作是当务之急。
一是村镇社区的支持。民间乐队土生土长在村镇社区里,参与的人员都是本村镇社区常住公民,村镇社区需积极引导辖区成员参与健康向上、富有情趣的文艺体育活动。鼓励民间乐队成员组织训练、排演剧目等活动,力所能及给予场地、设备、生活、交通等方便,解决在活动中产生的矛盾和纠纷以及困难,为民间乐队参与文化建设、丰富人们精神生活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后勤保障。
二是文化馆站的关注。文化馆站是基层文化艺术工作的堡垒,因此重视和发挥民间乐队在基础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责无旁贷。应利用文化馆站的艺术师资优势,下到基层给民间乐队提供艺术指导,定期开办培训班,定期下乐队帮助辅导,帮助民间乐手提高演奏水平,提升民间乐手音乐素养,使得民间乐队整体水平优化和提升。为民间乐队弘扬优秀音乐文化、传承民族优秀传统的后续发展做好技术支撑。
三是企事业单位的参与。企业虽以经营创收为目的。但也有社会责任,事业单位的职责则是做好公共服务,企业界和事业单位共同参与文化建设、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是对地方文化事业的有力促进。浙中的永康已开了好的先例:著名企业中月集团。2012年与五星社区联合出资200万组建“中月一五星”民乐团,团员来自艺术院校毕业生、剧团尖子、社区公务员和教师等,每周训练,参与比赛演出。参与各种行业和政府活动,在浙江省和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友好演出比赛,广受好评,屡获佳绩,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金华电业局每年出资30—40万资助社会艺术团体。挂牌为金华电力艺术团。在电业局需要搞活动时创排节目,内容有对内宣传安全生产、对外宣传国网公司优质服务理念。他们的“三下”活动下乡镇、下工地、下基层演出。与用户之间架起一座彩虹桥。
(二)财力才力共同扶持。
一是财力扶持。首先,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实行专款专用。切实用于民间乐队经费不足的问题,除了乐器购买外,还应适时增添音响设备,用于演出和比赛,使民间乐队展示平台更加拓展;其次,政府还需拿出专项资金。邀请专业人员对民间乐手进行定期必要的专业培训,提高乐队成员素质。便于更好地传承传统音乐,使民间乐队可持续发展。
二是才力支持。首先,可以让专业剧团与民间乐队结对帮扶,切磋技艺传授经验,将新剧目和曲谱跟民间乐队共享,使得乐队演奏曲目更加宽泛,更加跟随时代步伐,产生更广泛影响;其次,由文化馆牵线搭桥,组织高校和文艺院团专业老师定期下乐队辅导,帮助乐队配置简单和声增加色彩。使演奏更加丰富更加动听;再次培养新生力量加入队伍;最后,政府部门可以对文艺院团和文化部门扶持帮助民间乐队的先进单位给予表彰奖励,鼓励共同参与民间乐队建设。使非主流音乐文化融入主流音乐文化。
(三)多种途径搭建平台。
一是建立民间乐队数据库。首先。由当地文化馆站牵头,组织人员调查研究,摸清当地的民间乐队基本情况。将民间乐队班社名称、班社负责人、年龄结构、文化程度、使用乐器、活动情况等等,登记在案。建立数据库,随时动态管理,可以了解变化发展。及时实施指导扶持,择优参与政府各种文化活动;其次,深入到各民间乐队,调查研究,参与活动,掌握第一手资料。对民间乐队演奏曲目和演奏特色进行拍照录音,建立音频数据库,为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保留资料。也为展示当地特色音乐文化做积极工作。
二是建立以赛代奖激励机制。首先,制定计划,将定期举办民间乐队大赛列入文化馆站年度工作,全方位了解民间乐队发展情况,以赛代奖,奖励成绩优异、水平高超的乐队,鼓励其他乐队更好开展活动,使民间乐队后继发展得以持续;其次,开展民间乐队展演活动。政府给民间乐队搭台唱戏,交流经验切磋技艺。同时也为百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机会,为丰富群众音乐文化构建长效机制。
三是搭建参与主流活动平台。首先,改变观念。充分利用民间资源参与政府活动,为民间乐队参与主流活动搭建平台。在各地的文化艺术节、新年晚会、招商引资活动和重大节庆活动中,给民间乐队留一个空间。用以展示百姓风貌和民间音乐文化:其次,积极为民间乐队搭建互动交流平台,政府和文化馆站开展的文化走亲、异地文化交流等。让民间乐队参与,弘扬特色音乐文化艺术,提升百姓的民族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共同参与文化强省建设。
综上所述,民间乐队是推动文化发展、提升文化自信的一支生力军,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文化凝聚力的积极力量,是传承传统音乐、发展音乐文化的传承介质。通过政府、企业、民间多管齐下,加大力度共同支持扶助,充分发挥民间乐队在传承优秀地方音乐文化、参与公共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增强百姓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真正在当下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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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区域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和产业转移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其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有效实现并提升区域物流能力成为普遍的共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产业转移背景下中西部物流产业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首先以河南省为例利用物流需求系数,分析得出中西部地区的物流业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其承接产业转移的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全面剖析了中西部地区当前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物流业存在的缺陷,最后提出了几点解决对策。
【关键词】:产业转移 中西部地区 物流需求系数 物流产业
物流产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尤其是在进入21 世纪以来,我国物流产业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甚至有些学者将其称作“产业明珠”,其发展水平也深刻的影响着制造业的转移和发展。近年来,美国次贷危机及欧债危机都表明全球经济的波动性日益加剧,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和能源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涨,迫使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寻求产业转移[1]。在东部地区的企业向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尽管在当地所支付的劳动力和能源成本大大降低,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些东部企业却认为产业转移之后综合成本反而上升了,其中成本上升最多的就是物流成本,这也成为了制约产业转移的突出问题。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深入分析了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对物流的需求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
经济增长的物流需求系数主要用来表示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对物流业的依赖程度,通常用GDP 的物流需求系数来表示,具体含义为每一单位的GDP 需要多少单位的物流总额来支撑。河南省作为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的中西部省份,承接了大量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因此本文以河南省为例,利用物流需求系数来分析河南省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对物流的需求程度。
2.1 物流需求系数变动情况。
在计算GDP 的物流需求系数时,本文以河南省历年的全省货运周转总量来表示物流总量,经过简单计算可以得出图1。
从图1 可以看出,河南省作为中西部地区的代表性省份,自2000 年以来物流需求系数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是在2007 年之后上升幅度更加明显,说明自2007 年之后河南省的经济增长对物流业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巧合的是,我国正是在2007 年左右开始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制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因此从这个角度讲,能够侧面说明河南省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需要物流业的发展作为支撑。
2.2 物流需求分析。
上一小节对河南省物流需求系数的简单描述,并不能从统计学意义上明确河南省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物流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河南省历年利用外资额作为因变量,以同期的物流需求系数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
从表1 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模型的拟合度较高,说明河南省物流需求系数的增加能够有效提升其利用外资的水平,从另一个角度讲,即物流需求的增加能够明显提升河南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能力。
尽管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相比中西部地区更加发达,物流业也经历了多年发展,但是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过程中,物流业的协同转移却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中西部地区要想更好、更快的承接产业转移,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但目前中西部地区物流业的发展远不能满足产业转移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行业规模偏小且管理不规范。
中西部地区的物流相对前几年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从全国物流业的总规模来看,中西部所占比例较低,无论是对外贸易交易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还是全社会的货物周转量,都难以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此外,从中西部地区物流业的管理来看,管理上相对混乱,各项国家政策法规执行不到位,管理部门之间存在严重的职责交叉,部门间的分工有待进一步明确[2]。
3.2 物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中西部地区地处内陆地区,生态环境相比东部沿海恶劣的多,有些地区深处戈壁荒滩,交通网络根本无法覆盖,大量的农产品和自然资源运输受阻。即使是生态环境相对较好的地区,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上仍然较少,物流业受到这些客观因素的影响难以获得快速发展。
3.3 物流业的技术和服务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中西部大部分地区所从事的物流活动仍处于较初级的货物运输阶段,而对于先进的物流理念或是物流技术关注不多,尤其是在物流管理技术以及信息技术上与东部地区差距最大。而技术水平的落后就会直接导致服务水平的低劣和低效,因此很多中西部地区的大型商贸、制造企业都将业务外包给东部沿海地区的物流企业。
3.4 物流行业小而分散。
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多数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或是资源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较早的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分工过程中,分工形式也由产业内分工过渡为产品内分工,企业往往希望在一个细分行业中追求更高的市场占有率。而目前中西部地区能够满足企业物流需求的大型物流集团较少,多数企业都是靠内部组织的自我实现满足,这种小而分散的物流业态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将会给转移至中西部的企业带来不便[3]。
3.5 高端物流人才匮乏。
中西部地区由于在物流人才培养教育上投入较少,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强,就造成了目前高端人才匮乏的局面,成为制约中西部地区物流业快速发展、升级转型的重要因素。
4.1 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区域物流。
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区域物流,前提就是能够全面准确的评价区域内的市场需求,在分析市场需求时兼顾现状与未来的发展趋势。尽管从整体上看中西部地区的物流业并不发达,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区域,制约物流业发展的因素又有较大差异。在分析市场需求时要结合区域内未来整体的产业定位,综合考虑区域的产业现状以及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方向,有针对性的鼓励扶持不同类型的物流企业发展,优化配置现有的物流设施资源,减少不必要的投资,才能更好的提升物流服务水平。
4.2 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是物流企业实现良好发展的环境基础,良好市场环境的营造,需要物流企业的积极参与,更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协调。为了更好的承接东部沿海企业的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针对物流业的产业扶持政策。不可否认,这些产业政策的出台对于优化区域内的物流设施资源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有部分地方政府存在过度干预的情况,反而使市场失去活力[4]。因此地方政府应当采取适度的干预措施,以市场机制为杠杆,充分发挥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具体的日常工作应当由物流企业或是自发形成的行业组织来完成,政府只需在宏观层面进行引导,加强市场监管,确保各项扶持政策落到实处即可,切不可过度参与到物流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中。
4.3 加强中西部地区物流业的技术设施投入。
首先,中西部地区交通信息网络的完善和优化要充分结合区域内的自然条件和现有基础设施,实现不同交通运输网络之间的共存互补,在一些中心城市重点发展高速公路、航空等快速运输网,而在相对偏远地区则主要发展干线公路、铁路甚至是水运。此外,要加大农村交通网络的覆盖范围,通过实施村村通等工程,提升广大农村地区公路的实际运行质量,不仅可以满足产业转移过程中大量的劳动力需求,也可以激活农村地区的市场需求。其次,要充分借助互联网技术,加大对区域内物流信息平台的建设,在调研基础上结合本区域的产业以及企业实际情况选择合理高效的运作模式,优化区域内的物流资源配置,全面提升物流管理水平。
4.4 积极培育龙头企业和大型物流企业集团。
综合的大型物流企业集团以及物流龙头企业对区域内的物流业整体发展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当适当向这类型的物流企业倾斜政府资源,充分发挥其带动作用。首先,积极对企业进行宣传,鼓励商贸、制造类企业将原材料的采购、运输以及仓储等环节交由专门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完成,财政资金给予适当补贴,以提升企业的积极性;其次,不断优化区域内物流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废除区域内违反国家相关法规或是精神的有关规定,尤其是那些涉及地方保护主义、行业垄断的规定,要及时废除,同时要为物流企业发展营造宽松、有力的政策环境。此外,地方政府要鼓励资金实力雄厚、技术管理水平先进的物流企业对区域内的中小型物流企业进行兼并重组,积极培育大型物流企业集团。
4.5 加强物流人才尤其是高端物流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物流人才尤其是高端物流人才在行业智能化趋势下的作用日益突出,作为区位优势不明显的中西部地区来说,单纯依靠外部的人才引进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加强区域内的人才培养,提升物流业发展的软实力势在必行。首先,为了更好的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为物流企业输送更多的专业型人才,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组建专门的人才培训机构,或是采取以区域内行业协会为主、高等院校为辅的培养体系,接受物流企业的人才委托培训,培养一批既有实践经验、理论又扎实的本地高端物流人才。其次,为了鼓励高端人才在本地就业,政府要出台相应的人才计划,拨付专门的财政资金用于人才补贴,既能提升区域内物流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同时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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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对其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西方 ,由于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 ,促使西方学者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西方哲学、美学的实证论特点。在东方 ,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习惯决定了中国古代先哲奉行既对立又统一的思维方式 ,这一思维方式在否定中包含着对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中西音乐文化的异同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音乐可以超越国界和种族,它是人类共同的语言。尽管中西方音乐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生存土壤和文化环境,但却有着各自的魅力。本文从几个角度对中西方音乐的异同进行分析,阐明了其共性与差异。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文化进入了多元化的时代,音乐文化的交融是必然趋势,中西音乐文化只有相互借鉴,互相吸收精华,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音乐是人类文化长河中孕育出来的珍宝,由于中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使得体现在音乐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态势的发展下,我们应该充分了解我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联系与区别,并相互借鉴吸收,这对于彼此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音乐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可以穿越国界、种族、时空,进入并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心里。诚然,不同国家的音乐渗透出了其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但相同的是它们都是人类文化孕育出来的精华,它传递着人类喜怒哀乐的情感。对于一些音乐形式也许我们听不懂它的语言,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它表达的情感,而这可以改善人的意志,陶冶人的性情,鼓舞人的进取精神。所以无论是我们中国的民族音乐还是西方的交响音乐,都是情感的外化,每首优秀的音乐作品都以它特有的方式给人以力量,这点正是中西方音乐的共性所在。
(一)音乐审美的差异
中国的音乐文化在长期的历史活动中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审美特征。中国音乐以“和”为理想,讲究意境和韵味,天人合一。古代的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最能代表中国音乐文化的审美特征,追求音乐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与中国的绘画及书法中追求神韵的意境是相通的。所以中国传统音乐多讲究和谐、幽美、深沉。这是人的内心世界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的自然流露,它突出“情”和“景”的交融,有一定的主观性特征。
众所周知,古琴艺术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古代音乐文化的珍贵遗产。古琴艺术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呈现出显著的传统美学的文化特征。琴曲《梅花三弄》、《碣石调?幽兰》、《平沙落雁》中,梅的傲雪凌霜,兰的清丽幽香,雁的鹏程远志,都反映了人们追求超然脱谷、胸怀大志的可贵品格,也体现出了中国音乐重要的审美特征――鲜明的意境美和人格美。
西方古典音乐较之中国音乐有着较强的功能性,因此它比较客观。西方的音乐美学思想更加注重音乐的本体研究。同时西方古典音乐以严肃深刻见长,多数呈现出曲调宽广刚健、气魄宏大的特征。并且西方的音乐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很多作品都加入了作曲家的生活气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激昂的情绪体现出了他面对困境的感慨以及自己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因而整体上讲西方音乐呈现出一种正剧或悲剧的色彩。
(二)表现形式的差异
音乐的线性特征是中国音乐重要的特征之一。众所周知,华夏族的图腾崇拜物是曲折的、呈线性的龙蛇,长期以来人们的审美习惯也会潜移默化的受到这种形象的影响,而这样的审美心理肯定也会影响到音乐艺术的发展。同时中国的音乐注重线条也是基于中国绘画中的书法艺术,书法是单线条的,它体现在纸面上或神采飞扬、或端庄静美、或跌宕起伏、或有优雅隽永,变化万千,妙味无穷。中国传统的线性书法艺术体现在音乐上就是主宰一切的旋律艺术,中国的音乐多是单音的,旋律几乎是音乐的全部,而多声因素则处于从属地位。所以中国的乐器很多都是单声的,如:笛、二胡等,但即便是这种看似简单的乐器也能演奏出悠远的意境。如:著名的传统古曲《十面埋伏》就是通过一只古埙就能吹出千古兴衰之幽思,一把琵琶就能弹出悲壮的垓下之围,一架古筝就能奏出连海之春江潮水。
西方古典音乐表现为对象的立体感,追求音响的厚实、丰满。它通常会调动旋律和声复调配器等一切手段,塑造对象的同时也可以把情感描绘的相当逼真和具体。所以相对于中国乐器强烈的个性特征而言,西方音乐在音色上不追求乐器的独特音色,而重视乐器音色上有较好的融合性和渗透力,同时西方音乐在音乐体裁形式上多为大型的交响乐、协奏曲等,这样一来乐曲的音响也更为宏大厚实。
(三)创作方式的差异
中国的传统音乐在创作方面具有口头性和集体性特征。即一首作品往往不是单个一位作曲家的个人行为,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的歌者,经常会以一首现成的曲调为蓝本,加上自己演唱时的心情,以及对歌曲不同的理解,从而进行一些改编,因此一首曲调就会在流传的过程中演变成不同版本,如:《鲜花调》《孟姜女》的变体就有很多个不同的版本。因此中国的音乐“一曲多用”的现象很明显,重视再创作。
西方音乐在创作方面通常是一位作曲家个体的劳动,因此体现在作品中也就有着浓厚的个性特征。西方的作曲家往往是根据先辈留下的作曲创作技法,运用现有的材料并根据音乐的规律进行理性的创作,总之西方的音乐“专曲专用”的特点较为突出,更注重原创。
综上所述,中西方音乐各有千秋,中国音乐有中国音乐的独特魅力,西方音乐也有着它自己的情怀。然而,随着文化发展日益国际化、多元化,笔者认为应该在差异中体会对方的文化精神,在保持本民族自己特色的同时,在交流中相互吸收借鉴各自的精髓,这样有利于两者的共同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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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音乐历史长河中,一种形式从无到有,由简到繁,经过几百年的沉淀与发展形成了其固有的音乐模式,与创作特征。但是音乐历史仍然滚滚向前,各种音乐模式仍旧在不断发展,因此我们很难对某种音乐有个严格的鉴定。而只能据其创作的年代给予大致的划分。就像古典音乐,人们习惯把20世纪以前的音乐称为古典音乐,依据的是其共有的特征与属性所占的比例。古典音乐所承载的是几个世纪的艺术特征,堪称为音乐学习与创作的基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的异同及融合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既有区别,又有着一定的联系,并且呈现出一种相互融合的趋势。本文对二者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希望能够对音乐的发展有所帮助。
【关键词】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异同;融合
在音乐的发展历程之中,人类将从巴洛克时代一直到20世纪早期的音乐称为古典音乐。而20世纪初到现在,以非传统手法所创作的音乐作品,被称为现代音乐。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对古板、严肃的古典音乐渐渐被追求个性的现代人所抛弃,现代音乐则成为主流。而在现代音乐的发展中,古典音乐也是渐渐地被融合进现代音乐之中。所以现阶段,音乐艺术呈现出了一种古典与现代相交织的发展现象。
(一)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的区别
古典音乐严肃、庄重,起源于古代欧洲的皇室音乐,更加注重强调乐曲本身,在创作时任何一个细节都要经过严密的思考甚至是计算,而这也很有可能是现代大多数人听不懂古典音乐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古典音乐相比,现代音乐更注重人声,以演唱者为着重点,相较于严密的古典音乐缺乏旋律的严密和思维的严谨。但也正是因为其通俗、随意,现代音乐在现代更为人们所接受。
古典音乐带给听众的感受是和谐、深刻、优美,让人在欣赏音乐的同时能够很好地感受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深层的感情。《月光曲》的轻柔、《天鹅湖》的凄婉、《英雄交响曲》的庄严等等,都是古典音乐严密的乐理逻辑和严谨的曲序给我们带来的来自内心深处的感受。不论是哪一个时期的哪一个流派,古典音乐带给我们的都是灵魂的深化,让我们的心情在作者精心营造的音乐环境之中得到沉淀。总之,古典音乐以其或恢宏大气、或轻柔婉约的曲调,给听众不寻常的感受。
与早期为皇室所独享、规格严整的古典音乐相比,20世纪初期开始流行的现代音乐以其不受拘束的旋律和个性洒脱的曲调,被更多的人们所喜爱。现代音乐的类别比古典音乐更为多样,但是无论是狂暴的重金属电子音乐,或者是婉转的蓝调,亦或是令人费解的印象主义音乐,现代音乐给听众带来的,是无与伦比的冲击与震撼。古典音乐因为严密的乐理逻辑,使听众的感觉大同小异,但是现代音乐给听众带来的冲击,却是因人而异的。
从创作的角度进行分析,古典音乐家是将自己的感情糅合进了自己的音乐,而现代音乐的作曲人更加注重的是从自己的生活之中取材,让音乐更加贴近生活,这也是现代音乐给人带来巨大冲击的原因之一。
(二)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的共同点
无论是古典音乐还是现代音乐,音乐的目的都是宣泄人类内心的情感,所以现代音乐和古典音乐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在于情感的宣泄。古典音乐的创作将自己的感情糅合进乐曲之中,通过不同的乐器与旋律的起伏来渲染感情的表达。而现代音乐则是将现实生活和音乐艺术进行糅合,通过简单易懂的旋律和曲调的风格将现实生活巧妙地展现在了乐曲之中,让乐曲活了起来。而更多的现代乐器在现代音乐之中的应用,也让本就冲击力十足的现代音乐更富冲击力。
古典音乐虽为古典,但是在古典音乐创作的年代,古典音乐也是那个时代的现代音乐。所以浓厚的时代色彩,是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另一个相同点。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单一的古典音乐或者现代音乐的渲染力已经不能更好地满足听众对于音乐的需求。而现代音乐的创作者在不断地音乐实践之中,也发现了现代音乐因为太追求个性,而带来的乐理与曲调之上的不足。古典音乐严密的曲调和严谨的乐理逻辑开始渐渐地被现代音乐创作者所接受,很多作者都开始注重将古典音乐加入流行音乐之中,让音乐在给人以冲击的基础上,带来古典音乐厚重的感受。在此基础上,现代音乐也在古典音乐的影响之下开始追求内在的感染力和思想深度,努力营造一种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音乐环境。
古典音乐因为其浓厚的时代色彩,给现代听众所带来的感情冲击并没有现代音乐那么强烈,甚至很少能够引起听众内心的共鸣,更多的是带给听众一种听觉之上的共鸣。所以现如今的古典音乐演奏,开始向现代音乐学习。在保证古典音乐所特有的内在感染力和思想深度的基础上,从乐器等角度下手,增强古典音乐对现代人的感染力。
风格迥异的现代音乐和古典音乐给我们带来的是不一样的风格感受,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聆听,我们所听到的美都是不同的。而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因为其具有宣泄人类情绪的统一目标,所以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影响之下,二者必然会逐渐走向融合,将音乐带向新的发展道路。
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的异同及融合分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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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由于各方面的不同,因此在教育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西方教育差异1000字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当代世界激烈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培养需要依靠教育,教育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了进一步适应当今世界的要求,我国教育也应吸取西方教育的精华,从而完善自身。
关键词:教育 理念差异 中西方
目前,在校大学生对于学校的学习与今后的工作能力需求之间的关联性存在质疑。无论是中国教育还是西方教育都有所长有所短,通过对比,找到对方的精华部分进行学习与改革,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明智之举。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比较探析。
一、中西方课堂教学方法的差异
在中国,课堂属于老师,老师在讲台上涛涛不绝的讲课,学生认真的听讲、记笔记,对课本的答案和教师的答案深信不疑,是一种倾向性的灌输式教育。学生和老师之间缺乏紧密沟通,造成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牢而不固。“中国衡量教育成功的标准是将有问题的学生教育得没问题,‘全都懂了’,所以中国的学生年龄越大,年级越高,问题越少; 西方教育的标准是将没问题的学生教育得有问题,如果学生提出的问题连老师都回答不了了,那算是非常得成功,所以西方的学生年级越高,越富有创意,越会突发奇想。”除了课堂气氛和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不一样外,中美两国老师的教学方法也有很大差别。中国老师更多的是教授学生知识。我们对于老师的评定也是:“传道”,“授业”,“解惑”,和“学高为师”等等这样的字眼。可见在中国教育中,知识本身的重要性。但是美国老师希望教给学生的如何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而非知识本身。基于不同的目的,教学的方法也截然不同。中国的课堂,老师以教授知识为主,学生需要更多的是对知识的记忆和应用。然而,在美国课堂上,老师是引导学生思考和表达的,是以学生或学习者为主导的课堂。老师并不是课堂上讲话最多的人,老师只是提供话题和引导讨论的人。学生是课堂上发言和参与讨论的主体。[1]
西方教育大都是基于人文思想展开的,从小开始培养人的实践和分析能力,鼓励思想的自由,并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教师的作用,主要是指引者,往往像朋友一般和学生一起去探讨问题,对于学生的疑问,经常一指图书馆,让学生自己去寻找资料,自己做出判断,尽可能的不去影响学生的自主思考。它最大可能的保护了人类创造力的根源――思想的自由和自主。如何让学生在课堂上感觉开心,使学生能够积极投入学习,这在西方是老师常常思考的问题。同时教师鼓励学生在课堂积极发言,学以致用。教学方式的不同导致了老师或者学校对于学生评价的不同。中国老师看重的是一个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而美国老师看重的是一个学生是否具有不同于他人的观点。[2]
二、中西方教育理念的差异
中国目前的境况是:人们狂热地追求学历,把学习与今后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孩子从一进学校就被鼓励要刻苦学习,导致竞争激烈,负担加重,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而西方注重的是人性的“自由、平等、发展”的理念,他们的基础教育不会强迫孩子去做他们不喜欢的事。的确,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尊重孩子的天性,让他们在自由成长的过程中学会如何去思考问题,如何去更好的学会创造。在中国,为学生提供解决问题的最直接方式是教师们追寻的目标。而在美国,问题本身并不重要,一个问题往往被反复讨论,并寻找出不同意见来进行比较。所有这些不同,究其根本在于中美两国教育理念的不同。在中国教育理念中,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教育的目的是要让学生掌握知识。而美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思维。去问任何一个美国教育者,他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批评性思维。麻省国际学院的院长,布兰达芬博士,一个从事教育工作36年有余,曾担任过高中老师,校长,大学校长的教育家,在多次与笔者的交流中讲到:美国教育从学生上幼儿园的第一天起,到大学毕业,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3]
三、中西方教育观念及思维模式的差异
东方教育的目的以增加知识为主,视知识比创造力重要。在中国,老师们认为创造力是―种缓慢的过程,它依赖于坚固的基础知识。而西方教育的目的是寻求高层认知能力的学习,老师帮助学生自主学习,提问,批判性的思考,建构、挑战知识。西方的教育重视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生活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思考问题的习惯和方法,从而为进入社会作准备。而我国的教育重视文化基础课,学生学到的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比大多数国外学生多,而且中国学校的管理相对严格,要求学生在上课的时候精神集中,这种教育理念在继承优良传统、掌握知识、规范行为等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综合上述,我认为中西方教育各有特色,各有短长,我们应该站在自我超越的立场上,反观中国传统教育的不足之处,学习和借鉴西方教育的精华,转变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深入进行教育改革,以更好地适应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培养出更多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才。
参考文献:
[1]魏少敏;现代学习理论及中西方教育差异[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6期
[2]周慧;中西教育观之比较[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09年02期
[3]李朝春;教育观念创新与创造性课堂教学[D];华中师范大学 ; 2000年
【摘 要】家庭教育是人生最早的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是人社会化的第一个阵地。家庭教育在家庭文化传承,在个人甚至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历史传统、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方家庭教育观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这些差异中,也可以找出许多值得中国家长学习的观念和做法。
【关键词】传统文化;家庭教育;异同
前言:
家庭教育是人生最早的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是人社会化的第一个阵地。家庭教育在家庭文化传承,在个人甚至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历史传统、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方家庭教育观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这些差异中,也可以找出许多值得中国家长学习的观念和做法。
一、中国传统家庭教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是维系社会的基础和细胞,天下之本在于家,家齐则民安。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豪门官僚还是庶民百姓,都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为了处理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维护家庭的和平稳定,需要特别重视家教,可以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教师。传统家庭教育在形成中国人的个性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传统家庭教育之真谛,在于用传统美德、民族精神教育其子弟,诸如自立自强、勤奋好学、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忠于国家、尽职尽责、重义轻利、不畏强暴、热爱和平、同情弱小、诚实忠厚、克己节俭、待人以礼、注重节操等,都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古人积累的这些优良而成功的家教思想和方法,有几点尤其可为今天的家教提供有益的借鉴:
1、传统家教注重德才兼备。传统家庭教育的核心是教子做人,其次才是教子做事。在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尊德性而道学问”,强调知识授受的道德化,从而使知识授受与道德教化合二为一,在教学中培养道德,在道德训练中学习经典,品德教育,教子女如何做人,是传统家教最突出的特点。传统家庭教育把对家庭成员的道德教化作为其首要任务和最终目的,父慈子孝、君义臣忠、兄友弟恭与贤妻良母的观念至为深入,把道德实践范围扩大到社会生活领域。
2、引导教育子女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诸葛亮告诫他的外甥、儿子要立志,要“淡泊明志”,“志当存高远”。嵇康在《家戒》中说“人无志,非人也”。司马光指出了为子孙积攒钱财的害处,他认为如果为子孙积财,使子孙只知有利、不知有义,那么积财只会招来子孙游手好闲、不知上进。这种鼓励子孙自立、自强,劝说父母不要为子女积攒钱财的家庭教育传统,在有识之士中间,颇为流行。
3、传统家庭教育强调慈爱与威严并重。韩非对此有一个总结,他说:“慈母有败子”,这个“慈”当然不是一般的慈爱,而是一种溺爱,溺爱会毁掉子女。颜之推总结了家庭教育的经验,认为亲子之间应该有严肃的一面,也应该有慈爱的一面,两者皆不可少。他说:“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
4、身教重于言教,教在不言之中。特别强调父、兄在遵守道德等方面起表率作用,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己,同时尽到教育子女、训导子女的责任。曾子杀猪的故事,所讲的就是曾子以履行自己的诺言为榜样,教育儿子要诚实守信,不得妄语。在中华家庭教育的历史上,此类重视身教的例子不胜枚举。
二、西方家庭教育
1、让孩子学会独立。大部分西方家长认为孩子具有自我学习和思考的能力,孩子自己动手并从中获得各种知识,学习各种技能,甚至得到实现自我价值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孩子能做到的,就让他自己做,这是对孩子的尊重。许多国家的家长都很重视从小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和吃苦精神。例如在美国,孩子从幼儿阶段就在不断认识劳动的价值。孩子要自己动手修理、装配摩托车,分担家里的割草、粉刷房屋、送报扫落叶铲雪等活计。
2、给孩子自由。西方家庭教育是以培养孩子富有开拓精神、能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为出发点的,因此对孩子是否成名成家的观念相对比较淡薄,他们并不煞费苦心地设计孩子的未来,而是注重孩子的自由发展,努力把孩子培养成为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人。而孩子一旦能够找到自己的人生轨迹,成功也是自然而然的。反观很多中国家长望子成龙心切,为使孩子学习好,在生活上照顾的无微不至,学习之外的事情孩子可以什么都不做。这样孩子得不到锻炼,从学校走出来就缺乏最基本的独立生活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尽管我们的家长都希望孩子成才、幸福,而这样的家庭教育既不可能令孩子成才,也难以让孩子得到幸福。其实孩子是树,阳光、水和空气就是他所需要的全部,给孩子自由,让他自由生长,就是对孩子最大的爱。
3、鼓励孩子创新和探索。西方家长对孩子所做的种种探索行为往往持积极、肯定的态度,鼓励孩子在生活中提出不同的见解,并对其中的疑问进行积极的探索。即使家长认为孩子的某一行为并不具有积极的效果,他们也不会过多地干涉,而是让孩子在自己进行的探索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予以纠正。例如美国孩子拆了家里的闹钟,若能装回,多数家长会称赞孩子,若是装不回,许多家长会与孩子一道把闹钟装上,甚至鼓励孩子再拆、重装一次。但是遇到同样的情况,中国家长很可能对孩子的探索活动用“胡闹”“乱来”“不可能”等类似的话否定掉,这样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扼杀孩子的创造力。
此外,亲近自然,重视慈善事业,相信每个人都可以“Make a difference”等等西方的理念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当然,中西方家庭教育理念中有很多共同之处,如:都对孩子倾注了全身心的爱,都重视孩子日常生活行为习惯的培养,都能够与孩子经常沟通等等。总之,家庭教育要注意与孩子之间的平等,要尊重、信任、宽容、鼓励孩子,要重视感情交流并且为孩子树立榜样,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教育方法要随孩子的年龄的增大而不断改变。
人的教育是一项系统的教育工程,这里包含着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集体(托幼园所、学校)教育,三者相互关联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这项教育工程离开哪一项都不可能,但在这项系统工程之中,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前苏联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把儿童比作一块大理石,他说,把这块大理石塑造成一座雕像需要六位雕塑家:1家庭;2学校;3儿童所在的集体;4儿童本人;5书籍;6偶然出现的因素。从排列顺序上看,家庭被列在首位,可以看得出家庭在塑造儿童的过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位教育学家心中占据相当的地位。为此家长了解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家庭教育本身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
【参考文献】
[1] Charlotte, Mason, 2004. The Home Education Handbook of Charlotte Mason [M]. Beijing: Development Press of China.
[2]Haim, Ginott, 2002.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s [M].Beijing:Jinghua Press.
[3]Karl,Welter, 2002.Karl Welter's Educational Law[M].Beijing:Jinghua Press.
[4]Tin, Jennifer, 2005. Lock John's Family Education [M].Beijing:Xinhua Publishing House.
[5]董小川.儒家文化与美国____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齐欣,赵田丰.中国教育调查[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7]杨冰.细节成就孩子一生[M].北京: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8]曾仕强.家庭教育[M].北京: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6.
[9]赵忠心.中国家教之道[M].南宁:广西科技出版社,1991.
【摘要】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的教育反映出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地域差异以及文化差异造就了教育的不同形式。中西方学校教育制度的差异培养出具有不同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人。从发展创新能力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学生容易偏于自我约束、自我控制以及因害怕出错而习惯于固守规范。适应教育国际化的趋势,我们应该如何扬弃?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要解决此问题,则需要我们深入探讨、挖掘中西方文化在教育观念上的具体表现,追究其存在差异的根源。
【关键词】中西方教育;教育观念;哲学根源
社会的竞争,知识和智能的较量已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更多的是意志、心理状态和做人的比拼。中西方教育存在诸多的差异,产生这些差异的根源在于教育目的的差异。而教育目的的差异又是源于中西方传统哲学思想和教育理念的不同。从这些差异中,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观念和做法。
一、中西方学校教育观念的差异
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和文化传承方式的不同,因此中西方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上也着有很大的差异:
(一)教育宗旨的差异
中国传统的教育是与政治紧密相连的,所谓“文以载道”、“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也”是其最好的解释。中国古代的教育即是通过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官吏既而来为政治服务的。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西方教育则与中国大相径庭,它们的教育自成体系,与政治的关系比较松散,其培养人才的宗旨在于掌握、使用科技技能。
(二)教育体制的差异
传统的中国教育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应试教育,强调“分数”,考试是唯一的评价标准,所培养的学生缺乏想象力,缺乏主见和创造,这是应试教育的最大弊端。西方的教育体制则是倾向于能力教育。其特点是重视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生活的能力,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以及思考问题的习惯和方法,从而为进入一个重视创造性思想的社会做好准备。
(三)教育理念上的差异
首先是知识观差异。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比较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重视伦理、讲究道德、遵循共同准则是中国教育的特点。而西方文化教育则强调个人价值、尊重学生个性,更注重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和改造社会的能力。其次是教学方法的差异。中国的教育注重对知识的传授,在教学方法上重视教师的讲解和学生的死记硬背。学生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探究的能力。而西方在教学方法上则关注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立思考、独立探究和动手能力,注重学生独立意识和创造性的培养。第三是师生关系差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师生关系方面,历来是注重“尊师敬长”,教师的权威地位在每位学生的心中深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具有绝对的主导作用,学生只是听命、服从于老师。而西方教育则强调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的平等,如果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是“主导”地位,那么学生则占“主体”地位,在这里教师没有绝对的权威,只是学生学习的指导者、管理者,学生的主体性受到尊重。
(四)教育内容上的差异
傅斯年认为,由于中国与西方的社会结构(性质)不同,所以形成了中、西方教育内容上的不同。中国是一个政治型的国家,其教育内容首先是为政权、为政治服务的。这就形成了中国的教育重视人文学科而轻视科学技术的传统。而欧美等西方国家以工商立国,加之它们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抽象思辨的民族思维方式,它们的教育内容也就以科学技术和实用技能为主。
二、通过以上中西方差异的分析引发出的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建议
通过比较、分析中西方教育观念存在的差异,对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可以提供一些参考性的建议:
首先是对西方教育思想加以“扬长弃短”
中西方教育思想渊源上有相同的地方,也存在明显的差异。19世纪末我国自开始学习西方教育制度以来,已经反反复复对西方的不同国家、不同教育思想进行学习和借鉴,以用来解决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然而,在引进和学习国外教育经验时,常有“水土不服”的现象发生。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国家移植过来后或许会变得面目全非、以致效果甚微或无效,究其原因在于中西方两种文明的教育思想在根源上即存在差异。因此,这在学习西方的教育理论时给了我们启示,我们在移植时必须要考虑它在中国这块土壤基础上的生长环境,我们既不能被中国国情束缚思维,也不能比葫芦画瓢、盲目引进西方教育思想,而是要在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和教育背景的基础上对西方的教育理论加以“扬长弃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正是我们以史为鉴的目的。
其次是中西方两种教育观念的优化结合
纵观中西方教育观念的种种差异,我们应该更清醒的认识一下我国的传统教育,与西方国家的教育相比,我们的教育确实存在着诸多不如意的地方。反之而言西方教育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他们的教育也同样存在许多弊端。而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不难看出两者的反差是何等的巨大,现在我国独生子女所占比例已经相当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独生子女将在儿童中占绝大多数。独生子女的长处是情感及教育占优势、智能与体格发育较好、知识面广等;同样也有任性、自私、孤僻、高傲、不合群、依赖性强、独立生活能力差等短处。而做家长的也往往对他们存在着过分注意、过分顾虑、过高期望、过于关怀等心理的和行为的特点。鉴于独生子女及其家长的这些特点,我觉得更有必要借鉴以上西方教育的积极方面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加以取舍,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实际、具有时代特征、更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最优教育方案,这样中国的未来才具有不可估量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P112-115
[2]傅斯年:傅斯年全集[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P6
[3]吴林富:中国教育管理论[M].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P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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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格是修辞学研究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它是“在特定的语境里,创造性的运用全民语言而形成的具有特殊修辞效果的言语形式”,即为特殊的言语形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简论中西方修辞观念的差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修辞作为一门古老的技巧,给人们的言语交际与思想沟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纵观中国和西方修辞学的历史,两者无论在修辞的理念上,还是在具体的内容上,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本文就中西方修辞观念的差异进行论述,以期给我国修辞学的发展带来一些思考。
关键词:修辞学 中西方 差异
自古以来,中西方都十分重视修辞艺术。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就把修辞术当作一种演说的艺术,我国先秦时期的游说者最早凭借精湛的修辞技巧,打动君王来实施政治主张,修辞作为一门古老的技巧,给人们的言语交际与思想沟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中西方不同的修辞观念也为修辞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的影响。纵观中国和西方修辞学的历史,两者无论在修辞的理念上,还是在具体的内容上,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本文就中西方修辞观念的差异进行论述,以期给我国修辞学的发展带来一些思考。
中西方在修辞研究上的重大差别就是西方重理论构建,而中国重辞格分析。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撰写了《修辞学》一书,构建了完整、统一的修辞体系。他提出了修辞学的原则,即:构思、谋篇布局、演说技巧、演说风格,为整个西方修辞学奠定了基础。其后,古罗马的修辞学家西萨罗对希腊的修辞传统作了改造,使之适应罗马社会的现实与文化。他在《论构思》中,试图把修辞学与哲学统一起来,把修辞学当作一种对所有实践都有用的艺术来对待。如果说西方古典修辞学的理论性还不是很强的话,近代修辞学则是学派林立,理论体系层出不穷。如理查兹的修辞哲学、伯克的动机修辞学、佩雷斯的论辩修辞学、格拉斯的新人文主义修辞学、基尔兹的人类修辞学等,都各自提出了自己的修辞理论和体系。
中国的修辞研究历史悠久,但长期以来我国的修辞研究观念总是以体现微观的语体风格、修辞方法和辞格研究为主,说起修辞,人们通常会想到比喻、排比等辞格,而十分缺乏宏观的理论探索,这就把修辞研究局限在语言的表达技巧上,制约了修辞研究理论的发展。如成书于南宋乾道六年的陈骙的《文则》把比喻细分为直喻、隐喻、类喻、诘喻、对喻、博喻、简喻、详喻、引喻、虚喻10类,在书中讲述了写作文时应当注意的问题,如用词的搭配得当,避免语病,以及语助词的修辞效果等,明显属于微观研究。任何科学的研究都应微观和宏观两者并重,相辅相成。然而,中国的修辞研究,长期以来重微观轻宏观,缺乏创新与突破,严重影响了修辞学的发展。
西方从最初的亚里士多德开始,修辞更多的偏重其功能指向。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多关注演说的方法,并强调对说服方式的探讨和对修辞能力的培养。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社会要求修辞作为一门实用艺术而产生,修辞可用于指导如何说服法庭的判官、议会的元老和教堂的听众。古希腊的修辞学主要是关于演说和论辩的功用性质,现代西方更是把修辞学看成无所不包的科学。随着当代西方对修辞学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当代西方的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在解决社会问题时,都把目光瞄准了修辞学。这种对修辞的认识,导致中西方修辞学发展的迥异和成就的差异。
中国修辞学却往往忽略其功能,而是一直关注文体、风格、技法三个方面的内容。无论对“修辞”两个字作怎样的解释,都离不开语言的运用。如《文心雕龙》既讲文体,也讲风格,也讲技法。曹丕的《典论论文》更是明确的讲技法和文体、风格的关系的。在语言交际中如何传意是研究的重点,重视内容,强调形式要为内容服务。《易经》里说“修辞立其诚”,就是强调修辞要有信实的思想内容。孔子主张“辞达而已矣”,认为言辞、文辞只要明白达意就行了。
中国的审美观以“中和”为基调,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孔子的修辞学思想就是主张言语内容与形式、言语和语境、言语理解和言语者三方面的和谐统一。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审美观念继承了传统的“中和观”,又发展了这一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理念主张继承,主张共性,故而国人的言语行为容易趋于一致,这也是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从众心理。而西方主张与众不同,强调个性化的标新立异,不喜欢盲从,强调创新性,突出人的个性特点。因此,中国的修辞学多停留在修辞传统上,所阐述的修辞原则虽涉及到部分的组合结构,但较少涉及对话语的理解。对语境的内部构成、修辞过程与各种语境因素的具体作用机制的研究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还没有建立一套从修辞行为与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共变关系上对修辞原则进行说明的完整体系。
西方修辞学将修辞活动看作人的社会属性的一部分,具有人文传统。西方人重推理,讲逻辑,崇尚分析,世理人情要经过严密的论证才能使人信服。要把自己的意见、观点传达给别人,就要言之成理,逻辑严密,只有如此,别人才能接受,才能信服。人的理性和政治性是亚里斯多德建立修辞学理论的两个基本观点。在人类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要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的理性要求人们以理性的方式即劝说(通过说理、论辩)取得影响和制约。人文传统崇尚言词的效力,人们运用修辞控制或改变他人的信仰或行为。修辞的最终目的是以人为对象的,修辞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人的相互行为。因此,西方古典修辞学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劝说理论。
[1]刘福元.达意与说服——中西修辞学传统之异初探[J].云梦学刊,1999.2
[2]陈汝东.东西方古典修辞学思想比较——从孔子到亚里士多德[J].江汉大学学报,2007.2
[3]殷相印.汉语修辞观与儒家文化[J].毕节学院学报,2010.3
[4]牟晓鸣.亚里士多德与西方古典修辞学理论[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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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不同导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中西方教育的差别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由于历史传统、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方家庭教育观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中西方教育观念及思维模式、教学方式与家长沟通交流的方式等方面加以论述比较,并对我国现行教育进行反思。
关键字:中西方教育;差异;思考;展望
正文:一堆家规,“虎妈”蔡美儿将女儿送进哈佛;一根藤条,“狼爸”萧百佑将三个孩子送进了北大。随之又一次引发了关于中西方教育的争议,中西方教育到底到底有哪些差异,下面我就浅谈一下。
1、中西方教育双念及思维模式的不同。
东方教育的目的以增加知识为主,视知识比创造力重要。在中国,老师们认为创造力是—食缓慢的过程,它依赖于坚固的基础知识。而西方教育的目的是寻求高层认知能力的学习,老师帮助学生自主学习,提问,批判性的思考,建构、挑战知识。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布学生的学习成绩被看成是侵犯个人隐私权的,因为作为学生享有与公民同样平等的权利。而我国传统的教育认为,公布学生的学习成绩,一方面可激励学习差的学生向优秀的学生学习;另一方面,对学习差的学生也是一种批评,或者说是让学习差的学生有挫折感,让其知耻而奋起。再者,西方的教育重视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生活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刨薪能力,以及思考问题的习惯和方法,从而为进入社会作准备。1而我国的教育重视文化基础课,学生学到的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比大多数国外学生多,而且中国学校的管理相对严格,要求学生在上课的时候精神集中,这种教育理念在继承优良传统、掌握知识、规范行为等方面也起到了_定的积极作用。
2、教学方式的差异。
在西方,课堂大多为小班,—般不超过30人。课堂氛比较随意自由,有什么问题不需举手当堂可以提问。英国学校大都是九点上课,所以在第一节课的课堂上很少出现恹恹欲睡的双眼。老师讲课的时间不多,课堂以学生的分组活动为主,包括讨论、辩论、实践活动等等形式。英语课的授课方式多种多样,老师常常带他们到学校外的商店、广场等公共地方,进行实践,把所学的东西活学活用,这点和中国的学校形成很大的对比。在班上,你会发现经常会有学生缺勤,千万不要惊讶,因为这在英国的学校是很普遍的,他们大都是随家人去旅游了。这种情况,在中国简直是想都不敢想。还有一点很大的差异就是英国的学校很重视对学生进行“山野教育”,其意义就是让学生经受磨练,训练学生的体能、冒险精神和生存能力,然而在中国的很多学校都是整个学期只有难得的一两次社会实践机会。“中国衡量教育成功的标准是将有问题的学生教育得没问题,‘全都懂了’,所以中国的学生年龄越大,年级越高,问题越少;而西方教育的标准是将没问题的学生教育得有问题,如果学生提出的问题连老师都回答不了了,那算是非常得成功,所以西方的学生年级越高,越富有创意,越会突发奇想。”2
3、与家长沟通交流的方式不同。
在与家长沟通交流的方式上,中西方也有所不同。在西方,班主任通常每学年为每个学生写一份“学年汇报”,交给家长,并正式约见学生家长一次,约见采取与家长个别谈话的方式,而不是以全体家长会的形式。事先由学生带回通知单,向家长征求约见的时间。一般每位家长安排10-15分钟,会见时,只有班主任和家长面谈,没有任何其他人在场。我觉得这种形式与国内开家长会的形式相比有两个好处:首先是私密性好,尊重孩子和家长的个人隐私权。其次,是效率高,时间短。
4、高等教育办学思路的差异。
西方发达国家的办学思路倾向于宽进严出,即入门相对宽松,但出门的要求很严格,特别是对硕士、博士的要求非常严格。在终身教育看来,宽进严出无论是对社会的回归教育,还是对适龄青年的高等教育都是可取的合适路径,因为它既善意地向有志者敞开大门,又保证了人才培养的质量,更重要的是注重教育学生学会学习,这是一种更高远的追求,它可以影响其—生。而我国的高等教育则是严进宽出和尚未完全到位的学分制。我国的高等教育历来严进宽出,即入门要求很高,但进门后不管学生是否最有效地利用在校期间的优越条件用功努力,到该毕业时绝大多数都能获得合格证书顺利毕业。
除上述所列的几种差异之外,中西方在教育上的差异还体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如: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限不同。在我国,是到初中为止,而在西方国家,是到高中为止。评价标准上也存在差异,西方课程的成绩通常是分等级的,而中国大多数情况是按百分制计算的等等。
1、对我国现行教育的反思。
纵观中西方教育的种种差异,我们应该对我国传统教育有—个更清醒的认识。现阶段,我国的教育政策是素质教育。有些学校也是一味地追求考试的成绩,在平时的课堂中,考试中不会考的东西就不教。这种做法无非会令同学们的知识量减少,在课堂上,锻炼能力的减少。中国现在的教育在另—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漏洞和缺陷,那就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其原因在于使用了教育水平的等级化考评制。创造性思维如试探猜想、大胆假设及直觉、灵感等思维方式是突破性发现的重要条件,科技的发展既要求我们掌握广博的知识,还要求我们打破常规的思维定势,把知识变为创造的基础。所以说创新能力对于最终要踏人社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反观中国的教育现状,中国的高考制度及高校学生选拨标准仍然很大程度上受到教育体制、教育发展水平等因素的相对制约,专家们也由此颇有微词。他们认为:教育培养的不仅是普通国民的生活技能,更应该是国家的民族精神。如今我们这套教育,只适应—般人的技术培训,而非创造性人才的摇篮。3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这是中国的福音,也是中国的危机。因为我们只是制造业大国,而非科技大国,靠制造业只需要规范的技术,而科学发明却需要创造性思维与前所未有的创新精神。当前,我们的教育,虽然可以生产出一流的技术人才,但不足以培养出真正的科学精神,培养创造未来的天才。
2、对我国教育的展望。
我国的教育培养,不要仅仅培养天才,更重要的是人才。长久的发展,持稳的前进。中国的教育要借鉴西方的教育模式,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结论:综合上述,我认为中西方教育不能简单地说,孰是孰非,它们各有特色,各有短长,在许多方面有着较强的互朴陛。我们应该站在自我超越的立场上,反观中国传统教育的不足之处,学习和借鉴西方教育的精华,转变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深入进行教育改革,以更陕地适应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培养出更多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才。
参考文献:
1.魏贤超、王小飞《在历史与伦理之间,中西方德育比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09
2.袁振国 《反思科学教育》 《中小学管理》1999.12
3.涂艳国 《教育评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浅析中西方教育的差别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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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随着生物医学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作为新的医学体系之一的中西医结合医学,结合、融汇了中医药知识和西医药知识,取长补短、融会贯通、防病治病、提高临床疗效,以新的医疗思维与模式服务于人类健康,以中国传统医学文化丰富了世界医学科学。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西医结合医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随着科学方法学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临床医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也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临床流行病学及循证医学(evidence based medicine, EBM)等科学方法学的形成和广泛运用,大大促进了临床医学的发展,提高了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基本思路
中西医结合是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取长补短,互相渗透。一般说来,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点,它体现了中医的整体恒动观,重视人体内在的抗病能力,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西医以辨病为主,重视局部的器质和功能变化,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在诊断和治疗方面也有许多特长。因此,将中医的辨证与西医的辨病相结合,是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基本思路。
1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在西医诊断的前提下进行中医辨证论治,是目前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经常采用的方法。通过这种方式观察的大量病例,确定了许多种病的中医治疗效果,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总结辨证论治的规律时,必然要归纳出各种病的常见证型,这样就发展成为西医的辨病与中医的辨证分型相结合。一个病的辨证分型方案应是该病辨证论治规律的反映,对辨证分型的不同看法,主要还是在于辨证分型的具体方案是否真正反映了辨证论治的规律。
另外一点是辨证分型中的治疗问题。辨证分型的目的是为了指导治疗,故一般都是按证型固定方药或主方。这种作法并不违反辨证论治的原则。自古以来,除治疗专病的验方外,每个方剂都是为一定的证型而设立的。这样,每个证型有其相应的方剂,每个方剂也有其适应的证型,从而达到理、法、方、药的高度统一。早在《伤寒论》中就是按方剂的适应证型进行病证分类,每个证型各有相应的方剂,甚至以方剂作为证型的命名,这就是所谓“方证对应”。
除了中医有辨证分型之外,西医的诊断中也有分型或分期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医和西医的分型依据是不同的,例如西医常以病理组织学变化,局部的功能变化或致病微生物的不同属性作为分型的主要依据,而中医则常依据整体的反应性或功能变化。多年来,对这两种分型进行了不少的对比研究,发现其间有一定的关系。但由于其着眼点和依据不同,不可能完全对应,所以在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中,中医和西医的分型常只能相互补充,而不能彼此取代。
将西医的辨病与中医辨证论治相结合,本身就体现了同病异治的原则。在这种结合过程中,将不同的疾病进行横的联系,发现部分病例尽管疾病的诊断不同,却有共同的证候,可用相同的治法和方药进行治疗,这又体现了异病同治的原则。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既可以从某一种疾病出发,寻求有效的治疗方法,也可以有计划地从某一证出发,对于若干种不同疾病的患者中共同具有该证候者,应用相同的方法进行治疗,探讨辨证论治的规律。后者不仅能为中西医结合的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同样也是提高临床疗效的一种有效途径。
2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
所谓微观辨证,即是临床上收集辨证素材的过程中引进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发挥它们长于在较深入的层次上,微观地认识机体的结构、代谢和功能的特点,更完整、更准确、更本质地阐明证的物质基础,简言之,是试用微观指标认识和辨别证。
在完全正常的健康人和西医所说的患者之间,存在着一片很大的空白,这一人群虽有这样那样的症状,但按西医看是“无病可认”,够不上任何疾病的诊断标准,往往给予“神经官能症”或“××系统功能紊乱”的诊断。但在中医看来,却是“有证可辨”,也“有药可治”。以上是指虚证而言,实证则不一定是疾病与健康之间的空白,而是机体的种种反应状态,西医对这种反应状态不曾予以理会,中医则同样“有证可辨,有药可治”。微观辨证将揭示许多已知结构的未知功能,这样通过宏观辨证就能发现人体隐潜性变化,例如见到肾阳虚外貌就可预测到下丘脑的衰老钟调节功能已提前衰退。可以说是“宏观辨证通过微观指标可以发现隐潜病变,从而弥补了辨病的不足”。
中医有过解剖,但并不长于解剖,故对人体的观察是以外象推证,以方药测证。宏观辨证不足之处,在于人体内在病变不一定都会在外表显露出来,也就是尚未“形见于外”出现典型的证。“证”的症状有时全部显露,有时会部分表现而不易辨识,有时还潜伏着,要到一定阶段才表现出来。例如支气管哮喘,从明、清以来的治疗理论一般都是“发时治肺,未发治肾”,说明传统中医通过方药测证,已预见到补肾将对哮喘可起到预防发作的作用,近人对哮喘患者的内分泌研究中,发现患者即使无肾虚的临床表现,也有类似于肾阳虚证的隐潜性变化——肾上腺皮质功能偏低。
西方医学长于识“病”,东方医学长于“辨证”,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在治病的认识和实践上确是各有所长,我国广泛地从宏观上采取辨病与辨证的结合,随着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深入,以及引进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对中医“证”本质的研究,越来越感到。
中西医结合护理是护理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尚处于研究阶段,实现中西医结合护理需要培养满足基层医疗及社区卫生服务需求的护理人才.认为社区护理的服务对象应从患者扩展到社区全体人群,护理工作领域从医院扩展到整个社区,护理范围亦从疾病扩展到健康领域[1].高等护理教育实验教学应以社会对社区中西医护理岗位需求为切入点,加强护理实践能力的培养.护理实验教学目标体系可分解为态度、知识和技能3个目标.改革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主体的传统教学模式,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社区健康促进为宗旨,社区中西医结合护理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培养为辅助的多层次、渐进性、嵌入式、探究式、多元化的社区中西医结合护理实验教学模式势在必行.
1护理实验教学内容的确定
社区中西医结合护理实验教学内容的确定应参考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满足社区人群需求的基础上,寻找社区中西医结合的契合点.
1.1基本技能实验模块
基本技能实验项目以常用社区中医护理适宜技术操作为主,内容包括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操作.基础知识包括人体十二经脉循行定位、常用腧穴定位、耳穴定位、足部反射区定位等;基本技能操作包括灸法、皮肤针法、耳穴压豆法、拔罐法、刮痧法、穴位按摩法(含足底按摩法)和中药用药护理技术(含中药煎法、熏洗法、湿敷法、敷药法、药熨法、贴药法等).技能操作严格遵照2006年发布的《中医护理常规技术操作规程》[2]进行.注重态度、知识、技能目标的考核及技能操作的精准性、规范性、统一性.重点开设社区人群中需求度排在前4位的穴位按摩法、拔罐法、敷贴法、刮痧法,并反复进行强化训练.其他项目采用演示、自学等方式进行教学,解决中西医结合护理实验学时少、项目多、无法有效开展综合性及创新性实验的问题.
1.2综合护理实验模块
综合护理实验项目关注社区卫生服务6大职能,均紧密围绕社区人群主要的健康问题.充分利用中医护理在病情观察、预防保健、慢性病护理、疾病康复、健康教育等方面的特色优势,以社区常见案例为引导,将辨证施护与社区整体护理有机结合,使中医护理完全嵌入社区护理实践,病例可由教师提供或由学生分组编制.病情观察将中医四诊内容引入社区健康评估中,为辨证施护提供依据.将彰显中医特色的饮食护理、情志护理、生活起居护理、用药护理等施护内容嵌入到社区慢性病护理和康复护理措施中,以提高社区护理质量.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护理在预防保健中的作用,将中医养生方法融入到社区健康教育中.编制案例依托社区护理学科优势,结合学科研究方向,侧重于社区慢性病及特殊人群(老年人、儿童、中小学生、大学生、围产期妇女)的健康教育等.
1.3探究式创新实验模块
探究式创新实验项目是为学有余力的学生开设的,它以合作学习理念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选取中西医结合护理优势病种,突出社区健康和亚健康人群的养生保健及社区慢性病护理.探究式创新实验项目依托导师科研课题和大学生创新基金项目,借助社区护理课间见习和毕业实习实践活动,深入社区,分析现状,解决社区实际问题.学生利用各种信息资源自行查阅资料,设计实验,通过开题答辩后自主进行实验操作,完成实验项目并撰写实验报告.探究式创新实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同时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创新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2实验教学方法及教学方式的改革
2.1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应以树立终身学习观为目的,遵照现代营销学理论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精髓,重点突出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体现教师角色和任务的转变,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增加学生主动参与教学的机会,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充分利用学校社区护理和中医护理实验室,采用科学、多样化的实验教学方法,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基本技能实验采用演示操作法、案例教学法和竞赛法,综合性实验采用情境教学法、角色扮演模拟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创新性实验采用体验式教学法、PBL教学法和探究式教学法.
2.2教学手段
采用传统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在不断完善传统教学资源基础上,将现代教育技术引入实验教学中.具体实验教学手段如下.
1)制作CAI课件,购置VCD/DVD教学光盘,精选社区应用广泛的技能操作录像等扩充音像资料,利用实验室的多媒体实验教学设备,多角度、立体化展示中西医结合护理技能操作过程,使实验教学图文并茂、形象直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2)依托社区护理精品课程和护理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网络教学平台,将实验教材、CAI实验课件、部分实验录像上网供学生浏览,实现网上多媒体交互式教学,最大限度地提高教学效果.随时将实验设备的名称、性能、用途等公布在网上,将实现数据和设备进行共享,实现时间、空间、实验项目等全方位开放,为开展分组异步实验,大组同步互动实验教学模式提供资源保障.
3)通过联网计算机将实验设备、教学内容、教学指导和学生操作有机地融为一体.
4)在充分利用社区护理标准化病人的基础上,建立社区中西医结合护理SSP队伍.为开展高仿真模拟实验教学提供条件.改变过去以单一课程和教师为中心的传统实验教学模式,建立以学科群和学生为教学核心,以实验室为中心,以提高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为目的的新型实验教学模式是中西医结合护理实验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李春玉.社区护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1.
[2]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护理常规技术操作规程[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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