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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能量观点解题是物理学上非常重要的方法之一,利用能量观点解题常常能化难为易,化繁为简。下面针对利用能量观点解题谈谈自己的体会。
(1)能量守恒定律: 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别的物体上,在转化或转移的过程中其总量保持不变。
(2)做功的过程就是能量转化的过程,做了多少功,就有多少能量发生转化,功是能量转化的量度。
(3)八种常用的功能关系
①合外力对物体所做的功等于物体动能的增量。
②重力做功与物体重力势能的减少量相等。
③弹力做功与物体弹性势能的减少量相等。
④电场力做功与电荷电势能的减少量相等。
⑤分子力做功与分子势能的减少量相等。
⑥重力之外(除弹簧弹力)的其他力对物体所做的功等于物体机械能的增量。
⑦摩擦生热: 。
⑧导体切割磁感线时产生的电能等于安培力做功的代数和的绝对值。
例题 有一边长为L的正方形导线框,质量为m,由高度为H处自由落下,如下图所示。其下边ab进入匀强磁场区域后,线圈开始做减速运动,直到其上边cd刚好穿出磁场时速度减为ab边进入磁场时速度的一半,此匀强磁场的宽度为L,线框在穿越此匀强磁场过程中所产生的热量为多少?
解析 导线框ab边进入磁场前,动能增加了 mv02,重力势能减少了mgH,
则依据动能定理得: mv02=mgH
导线框穿越匀强磁场过程中动能减少了,即动能减少了:mv02-m()2
导线框穿越匀强磁场过程中重力势能减少了2mgL,其内能(热能)增加了Q,则
Q=mv02-m()2+2mgL=2mgL+mgH
能量守恒思想涉及面广,如热力学第一定律、楞次定律、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方程等,其实都是能量守恒的问题,只要我们按上面的解题思路分析问题,一定能熟练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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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奥巴马竞选团队充分利用各种网络技术手段,实现大数据环境下政治网络营销的巨大成功。政治网络营销对于美国政治选举产生重大影响,对于政治候选人自身的影响,主要在于塑造形象,对于政治选举过程的影响,主要包括推销理念、争取选民、打击对手、引导舆论、把握舆情等五个方面。
按照美国总统竞选的模式,政治候选人需要塑造无比亲民的形象,这是取得竞选成功的必要手段,因为竞选的一定程度决定权握在民众的手中。候选人需要全面综合的高素质,不仅需要外表上似“神”,而且更需要内在与精神上是“神”,才会得到民众的青睐。因此政治组织需要对候选人进行“包装”,需要“为人民服务”,需要取悦于民众,需要满足民众的需要,否则极有可能在未来的政治发展与政治博弈中失去先机,甚至落败,退出历史舞台。
奥巴马竞选团队对于互联网新媒体的重视,来源于他们注意到互联网普及的草根化。美国社会各阶层组成中,草根、无产者以及经济危机时代就业困难且相对贫穷的年轻人占据大多数,博得草根阶级的支持肯定对于竞选有益无害。奥巴马团队不失时机的充分利用网络媒体为奥巴马塑造亲民形象,争取草根阶层的支持,其定位、方向与策略显然更胜一筹。在塑造政治人物形象时,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政治营销过程中,政治人物的家庭与亲人也会对政治人物的形象塑造效果与民众支持度产生影响,尤其是政治人物的配偶,往往对于政治人物的政治竞选或者政治形象产生重要影响。事物总有正反或好坏两个方面。对于政治人物的家庭与亲人,是否应该在政治活动中出现,是否能够为政治人物提高政治影响力和塑造良好政治形象,需要事先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设计。家庭与亲人缺乏充足的准备与细致的包装,有可能给政治对手留下可以攻击的弱点,对政治人物反而产生负面的影响。
其次,政治人物形象与电影明星形象的塑造存在一定的差别。电影明星必须具备某一方向或某几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以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政治人物则需要塑造近乎完美的形象,针对不同民众群体都需要进行加工,以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因此,政治人物塑造形象要比电影明星塑造形象更为复杂、更为丰富、更为全面,难度也更大。电影明星通常需要具备鲜明的特色,通过显著的特点引发观众的感观刺激,一部分甚至小部分民众成为粉丝,电影明星就有获得经济利益。而政治明星则需要满足政治需要,尽量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一般不会有少数方面突出的特点,即使有鲜明的特色也是为了满足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特定条件下的政治需要。
再次,政治人物通过形象塑造,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政治人物的内心世界,使政治人物更加接近所塑造的形象,从而更加接近他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塑造形象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不仅需要政治人物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形象,政治人物本身也会由于外在形象的变化而引起内心世界产生一定的变化。
最后,有的学者将形象塑造定义为外在的而非本质的,实际上形象是外在与本质的结合体。同一外观形象,在不同的民众眼中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而且形象所展现出来的效果也不是全部的,民众个体分别看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对于政治人物本身来说,形象也是外在与本质的结合体,无论是人为的、加工的,还是天生的、本来的,体现出来的都是二者的混合效果。政治对手与民众所发现的“暴露”本质,只是最初没有发现,而人们往往把没有发现的东西,往往会将之上升到“本质”的层面。
在推销政治理念的政治网络营销成功案例当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奥巴马的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2008年,奥巴马的竞选团队成功应用政治网络营销助其获得竞选胜利。奥巴马在竞选初期就选择了“变革”、“打破传统”的大方向,明确清晰地将个人的形象定位为“创新、突破、年轻、时尚”。奥巴马的竞选团队成功运用门户网站、网络广告、网络视频、网络游戏、在线捐款、社交网站、搜索引擎、电子邮件、手机短信、手机软件等多种多样的政治网络营销手段推销政治理念。
实际上,双方竞选人都通过互联网新媒体宣传并共享其政治理念,以赢得政治认同与民众支持。但是,政治网络营销的策略、方式、技巧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政治网络营销的好坏对于选举的成败具有重要的作用。奥巴马在媒体的曝光率比麦凯恩多出2倍;对于奥巴马的报道,负面内容只有29%,正面内容占36%;而有关麦凯恩的媒体报道中,57%的内容是负面的,只有14%是正面消息。在政治网络营销战场上,奥巴马远远超过对手麦凯恩,政治网络营销对于取得最终的选举胜利发挥出巨大作用。
美国的选举制度决定了政党与政治人物必须迎合大多数民众的爱好,必须满足大多数民众的需要,才能够获得大多数民众的认可与支持,才会获得选票。这就涉及政党的组织与团队,如何成功获取民众的思想倾向、政治取向、态度喜好,在加以梳理、分析、判断之后,给出相应的反馈与响应,在互动的过程中,权衡利弊、求同存异,调整政治方向与政治策略,即达到双向、对应、促进、提高的动态螺旋过程,才能够取得政治竞争的胜利,才能拿到吸引民众投票的筹码。
网络政治营销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选举,还要应用于政府执政与政党活动之中,不是短期的“运动”或者临时性任务,而是常态化争取选民的政治工作形态。奥巴马通过政治网络营销取得选举成功后,仍然继续高度重视通过互联网新媒体与民众互动,并要求政府各部门和地方的负责人要经常性地与人民进行网上交流,随时倾听人民的呼声。选举并不是成功的终点,而是不断争取民众支持的开始。
为了取得选举胜利,在政治竞选过程中政治组织采取主动“进攻”的方式除了对己方候选人进行正面宣传之外,还需要通过政治网络营销手段打击对手来争取选票。2008年,奥巴马竞选团队购买了Google搜索引擎的关键字广告,当网络用户使用搜索引擎查询奥巴马时,搜索结果页面不仅显示奥巴马的宣传视频广告,而且包括对竞争对手麦凯恩政策观点的批评。更重要的是,奥巴马竞选团队还购买了包括奥巴马名字在内的很多热点话题的关键词搜索,使对手麦凯恩在互联网上的信息轻松地被湮没掉。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利用网络可以打击对手,但是同样也会受到对手的打击,因此政治组织还应学会“防御”甚至“防守反击”。在选举过程中,经常会发生候选人形象被抹黑的情况,如果处理不当则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甚至会使选举工程前功尽弃。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奥巴马陷入“照片门”事件,网络舆情形势急转直下,但是因为事先做好应急预案,不仅通过政治网络营销手段迅速采取应对措施,而且通过反击对手声势浩大的网络指责,树立起受冤的形象,扭转了不利局面,支持率不降反升。
舆论是汇集众多个体思想而产生的。政治组织应学会善于利用网络平台与应用,加强民众的交流,以便了解和分析舆情诉求,从而明确民众真实意图,调整宣传方向,引导舆论走向。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奥巴马团队基于Web2.0模式建立了奥巴马竞选门户网站。这个网站包括先进的社交网络工具,建立了具备充分交互功能的“奥巴马答复中心”,及时了解民众意见、解答问题,引导舆论方向。除此之外,奥巴马团队当时通过Facebook使奥巴马拥有200多万粉丝,通过YouTube视频为奥巴马树立良好的政治形象,通过搜索引擎的关键词广告扩展奥巴马的政治宣传。通过上述政治网络营销手段,奥巴马团队尽最大可能引导网络舆情朝向有利于奥巴马竞选成功的方向发展。
政治网络营销在竞选活动期间需要把握民众舆情,在这方面更要坚持不懈,才能做到“政治保鲜”。奥巴马竞选期间的网站主要以竞选内容为主,新闻、图片、视频、议题等,都是与竞选内容息息相关。
政治网络营销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利用网络进行民意调查与意见收集,这种方式比政治传统营销的平面媒体与人工访谈等方式比起来,具有更多的优势。首先,经济环保,不用投入大量的纸张问卷调查,节省大量的人工成本。其次,方便便捷,民众可以在任何地点通过网站或邮件进行问卷回答和发表意见。第三,内容准确,民众不需要在有限时间里完成调查,可以经过深思熟虑对内容进行加工。第四,处理高效,政府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电子数据高效地进行统计,快速生成分析结果。例如,在选举过后,奥巴马团队通过网络给每一个网上参与者发送了一封邮件,向选民询问什么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这次民意调查收到了约55万份回复。奥巴马政府通过对这些回复进行整理分析,更好地了解到民众的诉求,对于政府制订政策起到良好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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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虽不是APEC的倡导者,但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APEC就成为了美国合法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并掌握其主导权的重要工具。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美国因素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渗透的相关新媒介-TPP。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美国于2008年高调推进TPP以来,这个原本由四个小型经济体发起的影响有限的亚太地区次区域合作组织已引起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对于中国国而言更重要的是分析TPP背后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意图,以及该战略对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及中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将带来何种影响,并据此及早研究对策。
论文关键词:TPP,APEC,“10+3”,“10+6”
论文正文:
浅析美国因素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渗透的新媒介-TPP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新浪潮,美国也开始采取多边合作与地区合作并重的政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美国并不属于东亚地区,但被美国视为“根本利益之所在和财富之源”的“东亚”多被涵盖在“亚太”的概念之中,太平洋两岸业已形成的“经济结构依赖性”,使得东亚与亚太紧密相连,这也就成为了美国构建其亚太战略的逻辑起点(宋静,2011)。东亚经济一体化,尤其是中国、日本和韩国经贸合作关系的强化及最终的一体化,将不可避免的对现存单级结构和国际秩序造成冲击,美国是不愿乐见其成的。因此,在东亚地区,美国一方面是采用跨区域机制和双边协定“化掉”该地区的一体化趋势,二是借助于APEC这样的经济合作组织合法的名正言顺的参与东亚地区事务、并取得整合东亚经济的主导权。而TPP则被视为新时期美国倡导的APEC模式的“升级版”或“加强版”。
1.为了寻求走出危机和重振美国经济的良方,美国奥巴马政府2009年3月提出了以“让贸易为美国家庭服务”为主题的《2010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09年年度报告》, 其目的是以5年内两倍的出口增长造就近200万个就业岗位、大幅减少贸易赤字、助力美国由“消费驱动”到“出口驱动”的转变、实现经济的再平衡。扩大出口成为奥巴马政府应对危机的“救命稻草”。
2.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崛起的趋势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地缘面貌。全球的经济与权力重心正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中国(包括香港与澳门)、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及东盟十国(不包括缅甸)2011年名义GDP占全球名义GDP的24.5%。东亚地区作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其新兴经济体内需活力渐趋形成,潜在需求巨大,对于实现美国新的“国际出口战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2008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总出口额为10,095亿美元,占美国总出口的55%,但USTR办公室研究指出,尽管过去五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出口总额增长了,但其出口所占份额却下降了。美国亟需有效的FTA机制来重塑其在亚太的地区的影响与地位。
3.美国虽不是APEC的倡导者,但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APEC就成为了美国合法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并掌握其主导权的重要工具。长期以来美国在APEC框架下力推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让多数东亚国家无法一致认同,因为为这些要求无异于要求成员国打开国家经济安全大门。而对于东亚国家更为关注的经济技术合作,APEC却一直未取得实质进展。同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近乎“落井下石”的做法,以及APEC“泛政治化”的倾向,让东亚成员国对美国力推APEC合作模式产生戒备。2004年力图重新激活APEC自由贸易进程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虽得到布什政府的支持,但由于几经争论与搁置,最终无果。
综上,为应对经济危机、重振美国经济,奥巴马政府推出的“出口促进战略“亟需美国重新在东亚地区强化其主导的地位与影响力。美国原来倚重的参与并主导该地区经济合作的APEC模式发展陷入困顿,逐渐被边缘化,因此不得不尝试超越APEC体制框架的做法,先达成TPP,以达成“一个在21世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高标准的贸易协定”,再促使更多APEC成员加入,推动范围更广的、机制化程度更高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最终借此掌握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导权实现其“太平洋共同体”的梦想。
学术界对于TPP能否最终成为美国进入东亚的有效手段,目前还存在诸多争议。但无可置疑的是,目前TPP以其综合性、高规格、开放性成为美国所热推的“重返亚洲”战略的重要媒介。
1、目前TPP文本包括:货物贸易市场准入及相应条款(如原产地规则、检验检疫措施、贸易技术壁垒和贸易救济、海关手续等);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政策;争端解决机制等。还参照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章程,规定了劳工、环境合作的补充协定。投资协议也纳入了谈判议程。这些超WTO (WTO plus)条款开创了跨区域合作“综合性”之先河。而这一综合性为无疑有助于拓宽美国介入亚太经济合作领域的广度。
2、更为重要的是,TPP在实现贸易自由化方面规定严格。首先成员百分之百实现贸易自由化,没有例外。其二、贸易自由化的时间也比APEC框架下的茂物宣言的目标年度(2020)提前了。新加坡在协定生效的2006年已实现百分百的贸易自由化,新西兰、文莱、智利也与当年的贸易自由化率分别达到96.5%、92%和89.53%,而其最终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时间分别是2015、2015和2017年。三在原产的规则方面,TPP实行45%附加值标准,即享受零关税优惠的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必须超过其总价额的45%,比东亚各国采用的40%附加值标注更为严格。因而TPP堪称是高水平的FTA,被誉为FTA中的“优等生。而这种高规格将有利于强化美国与其他亚太经济体联系的深度与紧密度。
3、TPP一开始就是APEC成员在APEC框架下缔结的跨区域合作组织,其坚持开放性,避免排他性。继美国之后,澳大利亚、秘鲁、越南等国也相继加入,同时东盟国家的印尼、菲律宾、泰国、北美自由区的加拿大、墨西哥也都对TPP表示了兴趣。这使得TPP有可能成为超越APEC覆盖亚太地区规格最高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而其中,大部分成员是小型经济体,这使得在美国加入后,组织的主导权发生了变化,美国取代了原有的四个发起国。
有学者认为,在短期内TPP文本不少条款的象征意义将大于实际意义,而TPP后续谈判对美国带来的经济收益较小,对美国内诸如乳制品、畜牧产品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等冲击较大,从而致使美国国内加入TPP的动力不足。同时,日本、东盟、印度等亚洲实力较强经济体出于自身经济利益与经济合作主导权的考虑,对TPP的态度抑或冷淡、抑或谨慎甚至排斥。因而短期内美国力图通过TPP实现其战略的目标难以实现。但就中国而言,无论TPP是否短期内奏效,仍应高度重视TPP----美国因素介入东亚经济合作的新媒介,分析它将对对东亚的一体化进程及对中国参与东亚的一体化进程产生何种影响,并据此及早研究对策。
东亚模式从一开始就不同于欧盟模式,它是以经济为中心,平等参与以及一致同意为原则,基于共同利益而非设定的目标,以功能性建设为特征的东亚合作组织。其在建设中呈现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即为,在推进该地区内部一体化时,鼓励单个成员国或次区域集团发展与外部国家的双边和次区域合作关系。同时发展初期,主要是以“大量国际投资、区域间贸易以及跨国企业组织“为特征的诱致性变迁模式”,到随后该地区出现了“政府层次建立经济合作机制以推进一体化进程”的强制性变迁。
两种模式相互交织加速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但在东亚从次区域的合作最终整合为东亚经济的一体化的过程中还存在多条路径的竞争。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东盟合作为平台的“10+1”、“10+3”、“10+6”。除了“10+”为主的合作安排,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也将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产生决定性影响。作为在东亚有着重大现实利益的美国,绝不会无视“没有美国的东亚经济一体化”顺利形成。所以直到2004年,美国对于当时拟议的东亚共同体,其态度都是“美国不认为有此必要”。而在行动上,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主导APEC以来,力图将APEC与东亚峰会结合,使得美国以合法的身份介入与掌控东亚一体化进程。同时对于“10+3”与“10+6”路径之争,美国也明显倾向支持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美盟国纳入到东亚合作的框架之内的“10+6”,这样一来可以降低中国主导东亚合作的进程从而边缘化美国利益的可能性,二来为东亚经济合作转向亚太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而在APEC式微后方兴未艾的TPP正是美国力图重新合法主导东亚经济的契机。因此从整个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层面而言,TPP的发展,或者说其背后美国“重返亚洲的亚太机制”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到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方向以及东亚地区能否在21世纪自主决定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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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表明,一种自由往往是另一种自由的必要条件,就是说,其实只存在着一个自由问题,而不是两个。“两种自由”是夸张而有害无益的划分,其实只不过是自由的两个不得不在一起被理解的方面。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自由的一种存在论观点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关于自由的一种存在论观点
自由、幸福和公正是在伦理学中必须讨论的三个基本问题,但是,自由并不是伦理学问题,而是伦理学的哲学基础问题(与之不同,幸福和公正则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这样一个细微的区分并非没有必要,因为在现代社会里,绝大多数人都把自由看作是一种价值,而这是一个细微但是重要的错误。价值意味着关于各种事物的一种评价标准和生活偏好,人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因此总能够选择或者拒绝某种价值。假如把自由看作是一种价值,就好象是说,某些人喜欢自由,那么他们将选择自由;而某些人没有对自由的价值偏好,那么他们可以不要自由。
一个人不要自由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假如没有自由(当然是有限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他将无法生活。尽管在逻辑上完全可能设想某些人特别另类,以至于偏好去当奴隶什么的,这是相当怪异的。但问题不在于“怪异现象”(怪异现象即使有,哲学对怪异现象也不感兴趣),而是在于,如果一个人就想当奴隶,那么至少对于他来说,伦理学问题消失了,因为生活意义消失了,在这里,伦理学问题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所以,自由是伦理学问题的前提。
卢梭说人生来是自由的而又总是在枷锁中,这非常准确。由于总是在“枷锁”中,因此人们想要更多的自由,而当自由成为“想要的”欲望对象,它看起来就很象是某种价值了。但这是个幻觉
。只有当某种欲望对象是可以不要的(至少对于某些人是可以不要的),即使失去了它,生活仍然可能,这样它才是价值。有的人甚至可以不要幸福,尽管幸福是人们一般最想要的;有的人可以不要公正,尽管公正是好生活的必要条件,但是没有人能够不要自由,因为如果没有自由,一个人就被剥夺了做人的各种条件,他什么也做不了,他的生活就报废了或终结了,虽存犹死。如果他做了些什么的话,那也是别人的事情,是别人强迫他去做的,实际上与他无关。“生来自由”和“在枷锁中”都必须被解读为生活的事实状态。
因此,自由必须被理解为人的存在论问题。自由是人的一种存在论状况,是一种事实状态,就像因果关系是一种事实状态,自由也是事实状态。没有自由就无法成为理性存在,就是说,自由意味着一个人的如此这般的各种行动可能性的总和。从存在论去理解自由问题,是讨论自由问题的正确出发点,只要自由不被误解为某种价值,就不会进一步把自由分析为某种可取的自由和不可取的自由,就不会以为有“好的”和“坏的”自由。自由有多有少,但没有好坏。如果一种自由显得是坏的,那是因为它被用去实现坏的事情。
自由的含义首先并且主要是政治学的。它可能起源于希腊城邦里与奴隶对应的“自由人”概念。希腊的自由人确实是非常自由的,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去生活。而奴隶则是不自由的,他们受奴役和受支配。
不过据说雅典奴隶所享有的自由比当年美国黑人要多得多(斯巴达人就曾经嘲笑在雅典街头分不清谁是公民谁是奴隶)。自由的概念从一开始就不是非常清楚的概念,很可能希腊人觉得自由生活是自然而然,并不是个需要分辨的问题,他们关于自由非常可能有着日常的共识,也就没有成为哲学问题。自由直接与实际的政治权利和权力密切相关。
按照自己的爱好去选择生活方式而免于受奴役和受支配,这是受城邦法律保护的。在这里,自由的基本含义已经存在,它同时暗含了后来被分析为所谓“两种自由”的含义。很显然,自由从一开始就有了这样一个内在的逻辑结构:只要“免于”(摆脱了)受支配和奴役,那么就可以自己决定生活的选择。
不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希腊的伟大哲学家们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看不起以自由为宗旨的民主制,他们认为,既然民主制的目的是个人自由而不是美德(virtue),那么,它就几乎不可能引导人们向善,因为人们将自由地按照他们非常可疑的爱好去过生活,很可能是堕落的生活(从逻辑上说,人们自由地去选择美德的生活方式或者堕落卑琐的生活方式在可能性上大概对半,但是由于人性的缺点太多,这个事实增加了堕落的几率。
希腊哲学家没有这样去分析,但或许有这样的直观)。于是,希腊哲学家们相信贵族制度才是好的,因为贵族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他们才能够领导社会发展美德。众所周知,个人自由和民主制一直到现代才得到普遍的赞美,并且成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现代性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不再追求美德和精神品质,个人的自由以及欲望成了无可质疑的最高价值。现代生活在古代哲学家看来恐怕就是他们非常鄙视和非常担心的集体堕落生活的典型。
叶秀山认为,自由问题被真正形上学化是康德的贡献,而且,自由被引入到形上学,是对希腊以来的形上学结构的突破 ,这个看法非常正确。显然,只有当自由成为形上学问题,才有了关于人的形上学问题,而这此之前,形上学是关于物的,只有自由才突破了因果关系。
康德是通过伦理学把自由问题提高到形上学水平的,自由不仅成为人的理性存在的条件,而且,由于自由,人从而必须(不得不)考虑对他人负责任的问题,于是,自由不仅表现为权利,而且还成为责任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康德会把自由和自律视为一致。自由的概念有了伦理学意义,就似乎至少在理论上反对了堕落生活,尽管事与愿违,在事实上,现代生活很可能比以往的生活更堕落。
但这涉及到其它问题,在此不论。在这里,更重要的问题是,作为伦理形上学的自由概念仍然过于单薄,它虽然比较成功地论证了责任的形上学条件,但是,体现着人的自由的权利问题却仍然没有被成功地分析和论证。显然,除非我们建立一种政治形上学的理解,否则自由就只是一种精神状态而没有被理解为人的实际生活关系。自由必须被真实地理解为人与人的关系所定义的生活空间。
自由必须被实质化地理解,否则没有意义。就像存在必须理解为某物的存在才是与我们相关的存在,而只有与我们相关的存在才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抽象的存在或抽象的自由都是荒谬的,不知道是谁的存在和谁的自由。自由不是空洞的自主自决的可能性,也不是仅仅免除了种种约束的自在状态。由freedom-from所定义的各种权利(rights)必须落实为一些实际权力(power)才由“说了”(the said)的潜在状态变成“做了”(what is done)的实现状态。自由必须实现为作为一个人的“主权”的权力,就像一个国家有着它的主权一样,才有真实性。
鼓吹自由最为有力的自由主义者(包括海耶克和伯林在内)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误解了自由,在关于自由的不太正确理解中去高扬自由,反而适得其反地贬低了自由。自由具有两个方面,而不是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有两种自由,这是正确理解自由的关键。
按照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伯林的经典划分,一般地说,自由有两种:消极自由(negative)和积极自由(positive)。消极自由是“免于什么束缚的自由”,主要是免于受到他人尤其是政府或类似权力机构的干涉,所谓liberty or freedom-from,简单地说,消极自由要旨是保护个人权利并且抵抗集体权力,主要落实为各种个人权利;积极自由则是“做什么的自由”,主要是获取某些利益或者实现某些目标和理想的自由,所谓liberty or freedom-to,主要表现为各种参与性的社会权利,于是,积极自由往往用于实现人类性或社会性的成功和理想,因此就往往表现为社会权力。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两分法现在已经成为关于理解自由的经典模式,但它会导致严重的误解。当把自由理解为两种,就在逻辑上暗示着存在着两种关于自由的问题,这一点与自由的事实并不相符,因为这两种自由在现实中总是交互作用着的,不可能分别存在,也不是两个问题,也就不可能分别地去理解和分析,尤其不能各自获得解决。
事实表明,一种自由往往是另一种自由的必要条件,就是说,其实只存在着一个自由问题,而不是两个。“两种自由”是夸张而有害无益的划分,其实只不过是自由的两个不得不在一起被理解的方面。
自由首先总要表现为权利(rights),但是权利只是自由的逻辑形式,是“言说”,却还不是自由的实质。仅仅表现为权利的自由仍然是尚未实现的自由,是个not-yet,只有落实为事实的自由才是真实的自由。可以说,作为权利的自由只是“说出的”和“听到的”的自由,却还不是“在手上的”自由。说了或听了有某种自由,不等于真的就有了这种自由,只有拿到手的才算是自由。
这种区别相当于知识论和存在论的区别。权利必须实现为权力才生效,才是被“充实了的”(fulfilled)的自由。从权利到权力必须是一条连续的不可分割的线,freedom-from如果不同时匹配着某种使得它成为可能的freedom-to,就根本没有意义。
比如说,有个权利宣布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做违法的事情,就有免于被逮捕的权利”,说得不错,但这是一纸空文,权利无法自我设防,完全可以想象到许多情况可以随便破坏这种权利,不管是在专制社会还是在民主社会,强权、金钱加上不可避免的法律漏洞,总有办法把某个其实无罪的人搞成有罪的或者把有罪的搞成无罪的(假如需要的话)。
真正能够保护一个人的自由的不是权利而是权力。权力是权利的实现方式,是权利的完成状态,如果不实现为权力,权利就是一个没有完成的目标。
尽管从学理上说,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思考自由问题时必须考虑在内的同等重要的因素,但据说积极自由非常容易被专制政府所利用,因此声誉很差,以至于人们不好意思鼓吹积极自由。这种政治上的担心或多或少影响了学理上的公正。
其实,即使在真实的实践中,积极自由也是任何一个社会(包括“合格的”自由社会)所不可缺少的自由,就是说,消极自由从来无法构成具有完整意义的自由,假如不存在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就存在不下去。例如,选举权或者投票权(rights to vote)是所有自由社会都认可和必需的,这种自由是保证各种消极自由所必需的条件,可是它本身却不是消极自由,而是一种积极自由。
这一点表明积极自由往往是完成和保证消极自由的条件,所以消极自由不可能被单独地理解和实现。通常,消极自由的各种项目被认为是自由中“首要的”和应该优先的,而积极自由被看作是相对次要的,但是,在自由问题上分出等级排序是相当荒谬的事情,就好象有些自由可以不要。各种自由总是互为条件,我们无法确定其优先性。
除了选举权,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显然也属于积极自由而又如此重要以至于不可贬低为次等的自由项目,例如,获得基本生存条件的权利、言论自由权利、出版自由权利、受教育的权利、获得医疗和健康环境的权利、获得健康食品的权利,乃至享有阳光、清洁空气和水的权利,等等,人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些自由是最重要的,可是它们都是积极自由。
显然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证明这些积极自由为什么不如消极自由重要,尤其是,从消极自由无法推论出积极自由,因此,消极自由不比积极自由更基本,相反,倒是有某些理由可以证明那些作为积极自由的生活权利比各种政治自由权利更基本、更重要 。
不难发现,人们直接想要的自由都是积极自由,即各种用来开展生活的自由,而消极自由只不过是用来保证或保护积极自由的自由,就是说,如果没有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也就失去了意义。比如说,为什么需要有“私人财产免于被剥夺”这样的消极自由?显然是因为财产是“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这一积极自由的必要资源和条件。其中的关系无非就是自由这一概念内在的先验关系:免于束缚是为了做自己的事情。
就是说,自由的目的是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只不过是保证一定限度的积极自由的一种理性协议。可以看出,消极自由本身是空洞的,并无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内容,它的内容就是保证积极自由的理性策略。
消极自由是“虚”的而积极自由是“实”的。正因为积极自由更具实质性意义,所以涉及到许多非常难以处理甚至至今没有办法处理的难题,这些难题就是任何一种生活和社会必定具有的难题。通常贬低积极自由的一个似乎比较有力的理由是,它容易为专制政府所利用而变成奴役人民的手段。问题的关键是,积极自由本来就不可以单独使用,就像消极自由不能单独成立一样。
它们必须构成一个互相支持互相制约的整体结构才是有意义的。所以,不是自由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我们误解了自由。把自由拆成“两种”,这在事实上和理论上都非常容易导致对自由的误解。如果把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看作是一个事情的两面,则更能够合理地理解自由。消极自由之名往往需要积极自由之实来使之成立,即一种属于消极自由的权利总是需要某种与之配合的权力来使之成为可能,得不到保障的权利形同虚设。
比如说,属于消极自由的权利可以这样分析:我确实拥有“别人不能非法使用我的私有财产”这一权利,当且仅当,存在着某种制度力量或者个人/集团力量,它使得有效保护这一权利成为可能。
我们已经看到,关于自由的问题,一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混乱理解。自由问题既有着政治背景又有伦理学背景,还有着存在论背景,而这些作为背景的理论本来就有着根深蒂固的各种困难,它们之间又有着交叉解释、循环解释的关系,人类数千年来一直以整个生活实践在探索一个关于自由的合理安排,至今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可见自由问题的难度。自由是各种价值的存在论前提,可是同时它又总是由各种价值观所解释着的,这一循环多少是悖论性的。
这一悖论状态背后有一个深深隐藏着的,或者说往往被有意无意掩盖着的问题:自由必须是实质化的自由,否则自由就不足以成为好生活的条件——比如说,仅仅给一个人免于强权干涉的自由,他仍然有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和条件过上一种好生活,仍然有可能被各种“非强权的”力量剥夺了好生活的条件,甚至连基本生活条件都被“合法地”剥夺。
一个充分尊重个人的消极自由的所谓“开放社会”完全可以把某些人逼成在实际上没有任何自由的人,比如一个穷人,没有人干涉他工作、迁徙、旅游、购物的自由,还被告知他拥有购买游艇和周游世界的权利,可是他实际上没有这些自由,甚至没有吃饭的自由。自由是个属于“能力/权力”范畴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名义,是“实”而不是“名”,有名无实的自由不是自由。
关系到自由的各种难题就出在这里,“实”的东西都与资源联系在一起,而资源是稀缺的,无论什么资源,物质的或者权力的,地位的或荣誉的,都永远是稀缺的,相对于人们水涨船高的欲望来说,就更加稀缺。只要意识到“自由”的真实所指是“对资源的占有”,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自由是个难题。
马克思主义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不现实的乌托邦,但却是个深刻的理论神话,它指出了对自由问题的一个纯粹理论可能性上的解决,即物质极大丰富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能够“按需分配”,同时劳动就不再是生命的出卖,而是自己生活意愿的表现,所谓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样人人就都自由了。
这里尤其深刻的地方是,一个人的自由其实是不可能的,只有当所有人都自由了,任何一个人才能够获得自由(所以马克思主义要求解放全人类)——因为现实世界总是太小,资源总是太少,他人总是任何人的自由的限制,受压迫的他人总会反抗,总要来争夺自由,显然,只有当物质变得极大丰富,也就是相当于世界的无限扩大,世界大到人人能够拥有足够自己伸展的世界,才能有足够条件做自己想做的事,才不会去压迫、剥削和掠夺他人,每个人才能够有自由。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一个世界不可能丰富到相当于包含无数个属于各人的足够大的可能世界的地步。
一个有限的世界不可能变成一个无穷大的世界 ,这就是自由所以是个难题的真正底牌。然而,马克思通过关于这一不可能的世界的想象说明了一个道理:自由问题的解决,哪怕是部分的解决,都不仅仅要求是政治上的解决,而且必须是一个经济上的解决。
假如对世界的丰富程度要求不要太高,仅仅要求一个相当好的状况,比如像经济学家喜欢设想的,“把馅饼做大”以使得几乎人人都有比较满意的生活条件,这样是否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自由条件?显然这对自由是有利的,但仍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馅饼”所以似乎能够显得“大”,只是相对于人的基本需要而言,或者假定人的欲望从此不再增长,维持在恒定的需要水平上,这样才能够有意义地说到馅饼“越来越大”。
可是事实上人的需要和欲望总是水涨船高,总是与馅饼同步增长,且不说欲望往往增长得比物质增长更快,因此,“经济学馅饼”虽然大了,但可怜的“心理学馅饼”却会抵消经济学馅饼增大的价值。还有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各种指标,除了幸福,几乎都没有自足的意义,都是在“比较”的关系中才形成意义的,比如说,我们不能确定什么算是真正的富有,所谓富有,实际上就是“比别人富有”。
比较所形成的价值观导致了生活的险恶,由于世界或者说资源的有限性,在许多事情上(事实上是大多数事情上),拥有某种东西就是意味着让别人失去某种东西,至少失去获得这种东西的可能性,例如冠军只能有一个;总统只能有一个;只能有比较少的富人和大量的穷人,只能有比较少的胜利者和大量失败者;只能有很少的人能够成为名人(不是有才能的人不够多,而是人们不需要很多名人,就像只需要一个冠军),诸如此类,这些真理都是后验必然的(按照克里普克的标准来说),都是社会这个游戏规则所定义的,正是社会的概念规定了许多人只能成为失望的人,否则社会这个游戏就不成立。心理性的资源稀缺比自然性的资源稀缺更加致命,它能够使得“明明不错”的日子失去意义。
现代各种理论,无论是伦理学还是政治学或经济学,都过分关注强权掠夺所导致的悲剧,而没有充分考虑到非暴力和非强权的掠夺的严重性,就好象只要避免了暴力和强权,人们就能够获得自由、幸福和公正。其实即使避免了强权,许多人仍然什么也得不到,一个人即使拥有所有消极自由,仍然有可能被社会或他人剥夺得一无所有。当代理论所以对强权问题特别过敏,以至于错误地以为强权是唯一的关键因素,这无疑与纳粹和苏联经验背景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些惨痛的社会经验当然必须反思,但是它所引起的情感刺激非常可能误导了学理。
其中一个受制于情感经验的“理论”模式就是,现代自由社会和现代专制社会本来都只是特定的社会状态,但却被提升为社会的一般模式去理解,就好象它们是人类社会类型的一般代表,结果,所有的价值判断就都仅仅以这两种特定经验为根据,这样就破坏了理论的普遍要求。关于自由和公正之类的普遍问题的研究显然必须考虑到任何社会的更深入的一般结构,必须考虑到,任意某个社会,既然是一个关于资源分配的博弈游戏,那么,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它都不可能有利于所有人,因为1)资源永远稀缺;2)人们有着不同的优势,而没有一个制度能够让各种优势都公正地得到承认,因此任何一个社会必定具有“损什么人以奉什么人”这一先验结构。
这一先验结构如果不表现为公开的制度规则,那么就必定会表现为隐晦但实际起作用的“潜规则”(借用吴思的概念 )。如果忽视对社会游戏的普遍结构的研究,政治学就退化为政治。现代关于自由的理论就与其说是理论还不如说是意识形态。
现代社会的一个进步是,暴力剥夺的情况越来越少。毫无疑问,暴力剥夺是不可接受的,但是,问题在于,非暴力或者非强权的剥夺同样坏,有时候甚至能够进行更加彻底和令人绝望的,因为它据说是合法的,而且具有隐蔽性,它是温和的软刀子,人民想不到反抗,即使想反抗,也无从反抗。使反抗失去自然状态的合法性,这是非暴力剥夺的高明之处:人民如果以暴力去反抗非暴力的剥削,那么是非法的,因为暴力本身就是坏的;而且人民又不具备非暴力反抗的能力和条件,因为构成非暴力的力量和资源主要落实在制度中,结果非暴力剥夺就战无不胜。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虽然有些偏颇,但在当时却是很前卫的社会批判,它指出了制度化的合法剥削与暴力的非法剥夺是同样残酷的反自由活动,都是对人类解放运动的反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显然深化了人们关于自由的理解,它暗示着,假如不去同时考虑如何使自由与社会公正达成一致,那么,所谓自由就只不过是隐瞒了许多真相的伪自由。不过,马克思局限于阶级框架去理解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这仍然不够全面。实践证明,仅仅解决阶级问题并不能真正走向人类的自由和解放。
这就像现代社会革命消除了传统的等级制度并不能真正解决自由的问题一样。整个现代性(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以自由和平等为目标(尽管具体理解有所不同),但并没有达到实质上的成功。
现代理论没有能够承认一般“社会”内在结构本身所导致的普遍必然的残酷性:没有什么可能的社会能够达到普遍的自由,社会必需损害某些人的自由——假如不是损害所有人的自由的话——否则社会不存在。这就是自由的困境:如果一种自由不能实质化(权利实现为权力),就等于没有自由;而如果自由实质化了,就又不可能实现普遍的自由(一个人的自由增加总是让某些人损失某些自由)。事难两全,我们必须承认这是思考自由问题的出发点。
现在我们可以从一个不同于流行的“两种自由”的角度重新理解自由,就是说,既不把自由分成两种,也不把权利和权力看成是两件事情,这样或许有助感受真实的自由的完整性。
自由就是某种制度化的力量或者某种集体性的力量所划定的每个人各自的可能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不是虚空,而是一个由各种权利以及保证那些权利得以实现的权力所充实的生活空间,或者说是一个由现成可及(available and accessible)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种资源所定义了的可能生活空间,是由各种资源总占有量所构成的所能自主的活动空间。如果更哲学一些地说,它就是在某个可以任意进入并且有权任意使用的“可能世界”之上所能够创造的“可能生活”。这样来看,自由就是一个完整结构,而且具有实在性,而不是被拆散的一些零碎的纸上权利。自由就很明确地成为好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当然,自由这一条件只是蕴涵着但并不必然导致好生活。
我引入“可能生活空间”这一概念多少是为了区别于被纳粹不正当的使用方式搞成臭名昭著的概念“生存空间”。生存空间这个概念本身就有着不良暗示,它容易比较狭隘地指向占有土地、人口和物质资源。而生活空间的所指比较开阔广泛,它还指向那些无形的、作为制度、文化和精神而存在着的生活可能性。生存空间非常有限,但在非常有限的生存空间里却可以开拓出广阔得多的生活空间,因为作为制度、文化和精神而存在的可能生活虽然不能说是无边的,但却可以不断发展而又不会必然形成互相冲突,就是说,当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能生活,它有可能不破坏其它的可能生活。真正有益于人类生活的自由必须追求一种“自由的帕雷托改进”,即某人通过开拓可能生活而增加了他的自由,同时并不因此减少或损害了他人的自由。至少从纯粹理论角度来看,“自由的帕雷托改进”必须被看作是关于自由、社会和生活的一条基本原理,或者一种可以充当批评标准的理想。可以说,“自由的帕雷托改进”比“经济的帕雷托改进”更能够与人类各种价值互相协调一致,诸如公正、平等和幸福等等 。经济的帕雷托改进只能表达经济的改善,而自由的帕雷托改进才能够表达社会的改善。
自由表现为一个人对自己的行动有着实质意义的自主权。在这里,这些自主权将在其哲学意义上来分析,而不涉及它们能够落实为哪些具体的社会权利项目。有一点必须强调,这里所谓的自主权,不仅仅是权利,而且同时是权力,即“作为权利的权力”(the power as the rights)或者“权利/权力”(rights/power)。这些自主权至少表现为:
1) 自由首先必须表现为否决权,如果在弱的意义上则必须表现为拒绝权。这是自由概念的最初始含义:自由意味着能够摆脱,只有能够摆脱,才有基本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一个自由人能够不做某种他所反对的事情,或者可以故意不做某种事情,他才有可能做他想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被剥夺了否决权,也就被剥夺了自由,他将不得不做某些力量(也许各种力量)所强加给他的事情。最高权威总是与最后否决权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如果一个人能够否决别人的自由来扩大自己的自由,那么他就拥有强的意义上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自由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强调这种危险),所以我们至少在理论上反对这种牺牲他人的自由的自由,以便在实践上尽量限制那种自由。尽管在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中总有一些拥有这样权力的人,即挤掉了别人的自由从而比别人更自由的人。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这都是个事实。
我们尤其不能把这样的社会事实简单地看作是个坏的事实,因为,假如不存在这样的事情,那么生活的诱惑力也许会减少,人们永远需要生活中有一些能够用来表现成功和胜利的事情,尽管人们都不希望碰巧成为失败者。某些人拥有否定或者挤掉别人的自由的自由,这是由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就是说,社会这个游戏总是只能这样安排和生成,只能是这个样子,否则就没有社会,这就像一种无论怎么下都没有输赢的棋是玩不下去的。
不过,我们要强调的是,如果一个社会是个足够好的社会,那么这个社会的“一般人”必须拥有弱的意义上的否决权(拒绝权),虽然他不能去否决别人的自由,但至少能够否决权威或别人对他的随便否决或者强加于他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显然不能仅仅依靠“天赋人权”或者“个人权利”之类的空头支票,而必须依靠一种社会制度安排,它使得在个人的背后存在着能够提供权力支持的制度力量来保证个人自由。拥有弱的意义的否决权(是权力而不止是权利)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条件。一个没有否决权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做一个合目的的人。
2)其次是选择权。 仅仅拥有否决权,仍然不构成自由。否决权是消极权力(negative power即权力化了的消极自由)。一个人可以否定一切,甚至可以什么都不做,这只是一种空洞的状态,什么都不做就意味着什么都没有,而什么都没有就等于没有使用自由,没有被使用的自由就等于没有自由而至多有某种“原本如此”的自然状态,自由也就成了一个空洞的可能性而不是现实。这个关系与nothing和something的关系是同构的,达到nothing的状态仍然什么也不是,同样,仅仅是消极自由,也还什么都不是。自由必须成为实在的活动才有意义,否则就是被废弃的状态,就像一个人什么事情都不做就是个废人,被废弃的自由不是自由。这一点尤其能够说明为什么仅仅有消极自由不足以构成完整意义的自由。而当企图把自由实现为某种活动时,或者说,只有一做事,就有了选择问题。
选择权表现为一个人能够拒绝某种事情并且去选择去做别的事情。为什么要强调“选择做别的事情”?因为,如果只能拒绝坏的事情而不能同时选择好的事情,仍然可以是一种非常恐怖的境地。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社会:它提供了相当多的可能选择,但是没有一个是好的选择,在这样给定的条件下,无论选择什么,都是很差的事情,这种情况也足以使自由报废——在逻辑上说好象是自由的,因为选择很多,可是结果都坏,于是自由有了等于没有。这样一个逻辑想象当然不是真实的,任何一个真实的社会都不至于坏到如此彻底的地步,但并非不存在这样的倾向,例如现代社会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只有利于小人、低贱行为、自私自利、惟利是图、无情无义。
显然我们必须有选择好的东西的自由,而不仅仅是在坏的事情中去“自由”选择。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存在着一条关于自由的不言而喻的元定理,即“自由选择意味着自由选择好的东西”。假如没有好东西可供选择,那么自由又有什么意义?选择权大概相当于积极自由。伦理学问题从根本上说总是表现为价值选择问题“做p好还是做q好”,而不是表现为遵循规范问题“应该p并且不应该q”——注意,在某个可能世界中,规范所给定的“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完全有可能都是同样坏的事情。一个可以接受的社会必须有某些好事情可供选择,好东西的存在是自由生效的价值前提。
3) 最后是创造权。既然选择去做某种事情,就不可能选择做无创造性的事情。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一个人可能“选择”(其实是不得已或者自暴自弃)去做无创造性的事情:一种是不得不接受某种约束而只能在各种无聊的事情中进行选择,这种伪自由选择或者是迫于生存压力或者是受缚于规章制度;另一种是真心追求“无所事事”,结果都是放弃自由。
无创造性的事情是重复的事务,按部就班的琐事(所谓routine),这样的行动只能占有“时间”,而不能形成“历史”,或者说只是“事务”而不是“故事”,通常所说的虚渡光阴,大概如此。人的生活本意不是准备这样度过日子的,自由不是用来混过时间的,自由的价值就在于用来把“时间”变成“历史”,而人也只有当他把属于他的时间变成历史,这个人才存在(to exists rather than to be)——在历史中的存在才是存在,如果存在没有历史性就只不过是自然存在,正如通常说的“行尸走肉”。
当然,这里所说的历史不是作为社会历史的那个大历史,而是作为个人生活的自己的历史,从个人的角度看,历史/生活/存在是同一件事情,而自由的意义就在于把历史/生活/存在做成同一件事情,否则要自由有什么用呢?因此,自由必须投入在创造性的生活中才真正成为现实,否则永远是抽象的可能性。高度程序化的现代性极其危险之处就在于用非惩罚性的方式(所以不太令人反感)去对人进行重新生产,把人标准化,使人变成产品,从而剥夺创造权而阻止自由真正成为现实。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是坏的区分,而且没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必要。但是我们可以承认自由有着一个内在的互动结构,自由的两种意图,即摆脱控制和自作主张,实际上是同一个事情的两面,而且它们互为条件。
自由问题不能简化为政治自由。单独地讨论政治自由是不成立的。没有一种自由可以称作政治自由。任何一种自由都同时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应该说是整个生活画面的。因此,自由不可以仅仅表达为各种权利,而必须同时表达为“权利/权力”。
从根本上说,自由是一种由可以通达的可能生活所定义的存在论状态。一个以自由为最高目的之社会是坏的社会,因为它不承认高于任何自私欲望和个人偏好的伟大理想、生活品质和高贵精神。只要把个人自由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目的,就逻辑地蕴涵了任何堕落生活选择的合法性。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自由只能是必要手段,而不能是目的。目的只能是某种美好的生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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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为美国式文化向全世界推销的催化剂,不但使美国在经济上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在政治上亦动摇了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主宰世界的格局。也对美国电影的对外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电影在一战后迅速走向海外,这得益于一战所创造的一系列条件。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电影业的影响初探相关。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电影业的影响初探
“当我们娱乐他人的时候,递过去一瓶酒和把他直接灌醉是截然不同的,美国电影就是让全世界神魂颠倒的迷药。”(1)这句话鲜明的点出美国电影以其不可阻挡的魅力征服了世界不同地域的观影者。其源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好莱坞迅速走向全世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客观结果,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美国坐收一战的胜利所带来的一系列成果,包括电影也成为美国重建世界秩序的工具之一。美国电影何以如此长盛不衰,其崛起的推动因素,以及电影在全世界输出对美国自身和世界产生的影响等,无不令人感到惊讶。本文将简要阐述美国电影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崛起和当今在世界各国的影响。
爱迪生于1893年发明一次一人观赏的活动影像电影视镜,1896年推出新式放映机,从此美国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年被视为“美国电影元年”。美国人不情愿承认电影是法国发明的,1895年,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法国科技大会上首放影片《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获得成功,这一年被世界公认为世界电影诞生之年。
身兼科学家与商人双重身份的爱迪生,看到了不仅仅是电影技术的拓展,更有一种创建电影帝国的野心。当1896年6月,法国卢米埃尔兄弟的放映机全面进入美国市场,虽然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便利性均高于爱迪生的放映机,然而不到一年,美国的摄像及放映技术便迅速超越其法国竞争对手,卢米埃尔兄弟的美国分公司也于1879年4月被迫破产,从一开始美国电影便在本土取得极具潜力的优势。
早期的犹太商人对美国电影的贡献举足轻重,最初经营民间放映剧场的大多数是刚刚移民美国的犹太商人。一种名叫“镍币剧院”吸引了大量观众群,因为观影只需5美分既1镍币而取名。20世纪初的黑白无声电影几乎毫无艺术性可言,只是一些短小的喜剧和猎奇性质的片段,但它到无意之中迎合了受教育程度低和生活艰辛的新移民的需要。庞大的观众群和较低的入市门槛催生了大量小型制片公司,犹太商人嗅到了这种有别于报刊的全新媒体的无限光景,但在却为东部的精英集团所排斥。一批犹太电影人选择离开纽约,在太平洋沿岸的洛杉矶谋求发展,在市郊一个名叫“好莱坞”的高地建成了全世界著名的电影工业基地,世界电影的历史和美国文化因此而发生深刻变化。
在1922年-1928年,美国观影人次快速增长,及至1929年,电影已成为美国第五大产业,成为美利坚民族最常消费的文化产品之一。好莱坞的大制片厂促使垂直垄断机制形成,将制片、发行和放映三个环节有机整合在一起,并以极快的速度对国内市场的占领,这对好莱坞的全球扩张提供了契机。巨大的国内市场使电影能在国内即可收回成本,加上稳固而强大的工业基础作为后盾,电影出口海外便变成了一种牟利,由此,世界电影贸易变成了美国单边出口贸易。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电影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地区影响力甚微。首先是新兴犹太电影人正积极从事电影权利的中心从反托拉斯到好莱坞的转型,占领原本由东部精英集团控制的中产阶级观众,因此无暇顾及海外。另一方面,欧洲的文化精英对美国的“群氓文化”带有轻视意味。一位英国作家西德尼--史密斯在一篇文章中调侃讽刺道:“谁会读美国的书?谁爱看美国的戏剧?谁正眼瞧过美国艺术家画的画?”(2)卢米埃尔晚年曾感慨:“如果当初预见电影变成这样(指变成好莱坞赚取的工具),我根本就不会发明它。”(3)但美国电影的兴起及其在一战后走向全世界以成为一种不可撼动的趋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为美国式文化向全世界推销的催化剂,不但使美国在经济上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在政治上亦动摇了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主宰世界的格局。也对美国电影的对外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电影在一战后迅速走向海外,这得益于一战所创造的一系列条件。
首先,好莱坞电影在意识形态上对自由、平等、和平、民主等价值观的肯定和推崇,极少承载精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内容,对饱受战争之苦的外国观众提供了一种精神慰藉。美国的大众文化电影深深吸引观众,容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电影承载的社会文化功能,将种族、语言、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均高度异质的美国整合为一个高度凝聚力的“美利坚民族”,并将其输向全世界,尽管遇到诸多抵抗,最终建立了难以逾越的霸权。
美国电影对文化相对弱势的民族产生的影响是难以抗拒的。美国正从电影当中幻想重构世界新秩序,无论是幻想片还是动画片,都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出原型,《绿野仙踪》描绘的奥兹国可以引申出――尽管世界秩序恢复了,显然在美国的领导下,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社会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是好莱坞得以推广的深层原因。
其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电影不仅是一种传播媒介和娱乐工具,更承载了民众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想象,好莱坞影片对单一的民族主义持否定态度,淡化了欧洲电影所固守的民族主义堡垒,而更多强调带有普世色彩的道德观与平等主义,推动力其在欧洲市场的成功。如1930年作品《西线无战事》,导演以一位德国士兵为视角,透过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种遭遇和感悟,表达了清晰反战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本质上与种族、宗教和文化习俗的矛盾毫无关联,而纯粹是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内部争夺利益、瓜分领土而掀起的争端。好莱坞的制片商使自己生产的影片更适合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与其是移民国家是密不可分的。
最后是美国政府对电影的积极推广,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战令电影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但好莱坞全球霸权的建立更多的得益于美国的国家行为,即国家对电影的干预。这种干预不仅仅是电影本身带来的的巨大经济效益,更与电影本身包含的意识形态领域密切相关。同时美国电影在海外的传播的阻碍,主要是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带来的影响,本质上是美国试图通过好莱坞电影建立世界新秩序与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
好莱坞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它更多的是体现了美国电影的“精、气、神”。(4)制片厂制度、海斯法典得到突破,美国的商务部和国务院积极推进好莱坞的全球战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电影创造了直至今日仍难以企及的繁荣。拥有几千年的小说、戏剧、绘画和诗歌被发展50年的电影所超越,这是欧洲的文化精英始料未及和不愿看到的。究其本质,欧洲和美国关于电影的种种冲突,实际上就是两者对世界秩序的争夺。
综上因素促使一战后美国电影在全世界扩张,这仅仅是缔造美国电影帝国的开始。一方面是好莱坞对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支配说明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美国的范畴;另一方面是好莱坞不但在制作技术和叙述技巧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而且建立了自身独特类型的故事形式,主导全球电影的商业潮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美国电影工业依旧繁荣,但考察好莱坞文化影响力的两个重要指标,即文本的演进与受众的规模,都在二战当中得到显著提升。(6)二战促使好莱坞电影继续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二战使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表现在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中女性的比例大量上升;美国人口大规模迁移,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工业中心和军港引来人口的大规模增长;随着战争的推进和民族融合,美国的种族冲突再次尖锐化。尽管战争破坏了美国正常的生活秩序,却注入了另一种活力,以电影业的中心洛杉矶为代表,各色艺术家涌入洛杉矶,为即将奔赴前线的士兵和从事武器生产的工人提供文化娱乐。这对于发迹于“镍币剧院”、最初以移民和工人阶级为受众的好莱坞电影无疑是一大利好。种族冲突促使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大城市重新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为电影提供了依赖的市场。
其次,二战时期罗斯福政府对电影业的政策具有重要作用。为促使好莱坞支持政府的战争,两者达成共识,白宫给予电影可以享有与新闻业一样的自由等优惠条件,好莱坞则向全世界宣传美国的“民主与自由主义”,即如罗斯福所言:娱乐既是最好的宣传。影片《北非谍影》便恰如其分地输出一种“美利坚民族性”,关于新世界秩序的想象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呈现。该片“是对美国孤立主义和需要在这场新世界冲突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暗喻。”(7)
二战的爆发使美国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相对稀缺,对电影业也产生了严重影响。大量制片人流失,使美国的电影业劳动力性别比例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物质资源的稀缺更为直接,全国胶片供应量不足和拍摄场地建筑材料稀缺,使制片厂只能通过延长单部影片的上映时间来收回成本。结果是完美的,这一调整与观众的观影习惯十分契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好莱坞影片大幅减产,但利润却成倍提高。
大众的消费能力是主导电影的发展和变迁。战时工业的迅猛发展,大量劳动力从市郊涌入工业中心城市,就业率提高,工人阶级、移民和妇女的消费能力随之提高,美国电影的观众和数量得以增长。电视诞生之前,美国电影业始终是最受欢迎的大众文化形式,战时的美国电影业任然是一个供不应求的行业,推动美国电影的继续发展。不仅仅是美国国内市场广阔,二战期间,海外市场亦方兴未艾。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盟国相对有利的战场形势使美国电影直接受益。美国军队所到之处,必然带来好莱坞电影的风靡。随军携带的电影胶片,“电影既缓解了严酷的战争导致的疲惫,又潜移默化的提升了军队的道德水准和忠诚度。”(8)到了战争后期,好莱坞顺理成章的抢占了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剧院,尤其以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为甚。这些影片肩负着无可替代的意识形态使命: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新秩序输送到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电影最终在政治和文化上全面超越西欧,成为超级大国的重要历史转折点。美国电影在二战时期的繁荣,是好莱坞与政府相互谋和的产物,依靠“美利坚民族”牢固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作为决定因素的观众最终促使好莱坞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所共享的共同文化形态。
总之,美国电影借助一战的兴起,并且席卷全球直至今日,虽然在二战后因电视机的出现而有所波折,却依然地位难以撼动。在大多数国家好莱坞影片占有70%以上的市场份额,包括票房重镇欧洲,巴西、澳大利亚等国多被美国影片占领,在东亚的中日韩,美国电影亦占有半壁江山。中国电影市场或许总票房将在2017年后超越美国,但是美国影片在华的影响而且在世界各国的地位依旧难以短时间内改变。正如前文所述,好莱坞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牟利,更是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传播与影响。从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发掘我们国家文化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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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是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它是研究文学的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根据不同国别、地域、民族及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等分类标准,可分为国别史(如中国文学史)、世界或地区史(如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通史或断代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民族史(如蒙古族文学史)、分体史(如中国戏曲史)等。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语言文化论文:美国文学史。仅供大家参考!
美国文学史全文如下:
America’s history of literature began with the swarming in of immigra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and cultures. After that, American literature had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European culture for a long period. It was not until America’s independence, did Americans realized that they need national literature strongly,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began to developed. The Civil War was a watershed in the history, after which American literature entered a period of full blooming. Romantics, which emphasized individualism and intuition and Tnscendentalism represented by Emerson came out into being. This was an exciting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Like the flowers of spring, there were suddenly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writing at the same time. They have given depth and strength to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accelerated the forming of High Romantics. Bu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Civil War, the American society was in a turbulent situation. The writings about local life, critical realism and unveiling the dark side of the society were increased.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Americans were at a loss postwar, and the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began.
My piece of paper is written in chronological order as these periods developed in order to have a clear outline of its progress.
Keywords:National Literature, Romanism, Transcendentalism, Local Color, Realism, Modern literature
摘要:从殖民地时期起,欧洲殖民者和清教徒翻开了美国文学史的第一页。 这往后很长一段时期, 美国文学一直都受到欧洲文化的很大影响。一直到美国独立后,美国人强烈地感觉到了民族文学的需要,美国的民族文学开始发展。 南北战争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个分水岭, 战后美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产生了强调个性主义和直觉的早期浪漫主义,和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文学。爱默生的时代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文学变动时代,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 他们突出地给予了当时美国文学以深度和力量,也促进了罗曼主义高潮的来临。但是由于战争的影响, 社会动荡不安,这时的作品更注重于揭示社会的阴暗面, 同时美国的民族文学进一步发展,创作出许多带有本土色彩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一战后,美国人陷入战后的茫然, 美国也开始进入了现代文学阶段。
我的论文随着这些时代的发展以时间顺序展开, 以便对于美国文学史的产生和发展纲要能有一个清晰的条理。
关键词: 民族文学, 浪漫主义, 超验主义, 本土色彩, 现实主义, 现代文学
American is a multi-national country. Just like a big container, which put in various kinds of elements.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can not only be co-existed but also form a sharp contrast, mixed together, It makes American literature style has a flavor of distinct and various aesthetic feeling. Many writers come from lower level, which makes American literature has the rich flavor of life and local color. Furthermore, many new styles of literature in the world are oriented in America since 20th century.
The proces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following main periods: Colony and Puritan literature; early national literature; latter national literature and Modern literature.
America’s history of literature began with the swarming in of immigra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and cultures. After that, American literature had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European culture for a long period. It was not until America’s independence, did Americans realize that they need national literature strongly,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began to develop. The Civil War was a watershed in the history, after which American literature entered a period of full blooming. Romantics, which emphasized individualism and intuition,and Tnscendentalism represented by Emerson came out into being. This was an exciting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Like the flowers of spring, there were suddenly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writing at the same time. They have given depth and strength to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accelerated the forming of High Romantics. But due to the influence if Civil War, the American society was in a turbulent situation. The writings about local life, critical realism and unveiling the dark side of the society were increased.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Americans were at a loss postwar, and the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began.
(1). Travelers and Explorers
When the European explorers first came to this new continent, the native Indians who probably got here from Asia about fifteen thousand years ago were still in origin, and they even had no written language,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was originally transmitted almost entirely by word of mouth, and therefore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oral literature,” (Wu Dingbo, 1) As time past, more and more travelers and explorers swarmed in. They wrote a lot of diaries、letters, and travel accounts to describe the new land as second Eden. No wander somebody said that the earliest American literature were the travel accounts written by European adventurers. Among the most remained were Captain John Smith’s True Relation of Virginia (1608), and Description of New England (1616).
Although most of the Indian history was preserved in tales and songs, they had thoughts about life and nature. They loved the natural world around them deeply, and they believed that when a person was dead, he would give back what had borrowed while he was alive to nature. This kind of philosophy had influenced later or even modern American writers. It’s interesting that when we look at the literature of the Puritans, the Transcendentalists, the Naturalists, and even the Moderns, when we read Anne Bradstreet, Emily Dickinson, Stephen Crane, and Ernest Hemingway, we can find similar themes.
(2) Pilgrim settlements
Several years later, another group of settlers also arrived in the New World. This group was looking for the Jamestown settlement. However, because of bad navigation, they landed in Massachusetts. They were also coming to the New World with dreams of success, but their goal was different from the Jamestown settlement. They wanted to start a new world governed by the Bible. They were called Puritans because they wanted to live a better life by making themselves pure. They first arrived on the Mayflower and settled in Plymouth. This is the group we are usually thinking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the "first Americans."
The clearest history of their journey to the New World can be found in History of Plymouth Plantation (1608) written by William Bradford, who was also one of the Mayflower passengers. The History of Plymouth Plantation is a Puritan book in the best sense. “It’s loosely annalistic, but a direct and simple style gives charm, as a sincere faith in Puritanism gives purity, to the entire book.” (W. P. Trent, 1997)
The Puritans had several kinds of literature. By far the most common form is the writing related to Biblical teachings, or sermons, that the church leaders wrote. The Puritans believed that they were in the New World because God had brought them there for a special purpose. They thought that by studying the Bible they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is way of life. So they were very strict to their life, and they didn’t allow any kind of entertainment even in literature. That’s way Wu Dingbo said in his book “Literature of the New England Settlement is mainly a literary expression of the Puritan idealism” 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colonial settlement served either God or colonial expansion or both.” (Wu Dingbo, 4)
Another important form of writing from this period is the histories. These books, like Bradford's History of Plymouth Plantation, are important because they tell us about life at the time of the Puritans.
People also wrote many poems. But a lot of works were hidden and lost because people often considered poetry to be an inferior form of writing and not totally acceptable to Puritan thinking.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oets from this period was Anne Bradstreet (1612-1672). Her poems in Tenth Muse Lately Sprung Up In America (1650) reflected the con concerns of women who came to settle in the colonies, and in all her poems, however, she shows her strong belief in God.
(1) The Age of reason
In the 18th century, people believed in man’s own nature and the power of human reason. With Franklin as its spokesman, the 18th century America experienced an age of reason.
Words had never been so useful and so important in human history. People wrote a lot of political writings. Numerous pamphlets and printings were published. These works agitated revolutionary people not only in America but also around the world.
Among the most renowned was the work Common Sense (1776) of Thomas Paine (1737-1809). It’s the ringing call for the decoration of liberty. He also wrote Crisis (1774-1783) and The Age of Reason (1794-1796), according to Wu, “He thought that religion should be based on rational, reasonable ground. ” (Wu Dingbo, 12) The pamphlets helped complete the debate that resulted in America's separation from England.
And of course for all the Americans, the most important document from this period was a single sheet of paper calle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776), mainly written by Thomas Jefferson and Benjamin Franklin.
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the most distinguished person and giant in American history, he wrote and worked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 hardly and had made so many great efforts to America that he has been called "The First American." a world-renowned scientist, diplomat, philosopher, and writer. He perfected the smooth, clear, short sentences of the Puritan plain style. His Autobiography encourages hard work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achievement. Another work that is well known is Poor Richard's Almanack, and many of the sentences have become popular quotations.
During this time writers thought that the truth should be relied on Bible, churchmen, authorities, or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2) Early National Litera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American Revolution War, American national literature came into being. Since before the war, American people have already had the awareness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so they wrote many political writings revolutionary poems.
The war helped the first important American prose writers and poets grow up both culturally and artistically. Furthermore, the independence of nation led to the independence of national literature. From this moment on, American people began to understand of meaning of being a real ”American“.
From the 1820’s to the Civil War broke out, American literature entered a period of full blooming. Writings all characterized by a distinct national style and flavor.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ld as a whole was experiencing a change in ways of thinking: there was a move from classical ideas to romantic ones. This change was taking place in all areas of culture around the world. This was an exciting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Like the flowers of spring, there were suddenly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writing at the same time. All the works have an optimistic spirit. They represented the various and quick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national literature.
(1) Early Romantics
In early 19th century, 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 the person born with the new nation, his The Sketch Book created a new style of American literature—short novel. 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 His "Leather-Stocking" novels told us a story about how the brave immigrants fight with savage using what they have learnt from nature.
Another famous writer of this time was William Cullen Bryant (1794-1878), he was regarded one of the earliest naturalist poets in American history. His greatest poem Thanatopsis was published in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in 1817. He appreciates normal birds and flowers, through which appreciate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 Romantics emphasized individualism and they thought feelings and emotions were more important than reason and common sense.
(2) The Transcendentalism
“The New England Transcendentalism was romantic idealism on puritan soil” (Wu Dingbo: 28). It stressed the power of intuition placed spirit first, and it took nature as symbolic of spirit or God. There were three main features of Transcendentalism were Unitarianism, idealistic philosophy, and oriental mysticism.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 the leader of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He captained a group of enthusiast and formed a transcendental club with them. He also helped to set up and edited the transcendentalist journal The Dial. ” He had written many famous essays. Among the best are Nature and The American Scholar, which has been called “America’s Declaration of Intellectual Independence”. Emerson wrote in The American Scholar (1837), a man must "learn to detect and watch that gleam of light which flashes across his mind from within." The main key to this inner world is the imagination. Man's imagination leads to expression. Our expression makes each of us a unique human. Romanticism became the way of thinking for this generation of writers.
Henry David Thoreau was also one of the writers of Transcendentalism, and his famous essay was Walden, in which he revealed the hidden spiritual possibilities in everyone’s life, and to considerate the pursuit of material things.
(3) High Romantics
Due to the great effort made by those geniuses such as Emerson and Thoreau, a wild-ranged national American literature had been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by the mid-19th century.
There are four important name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to remember from this period: 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 Walt Whitman (1819-1892), James Fennimore Cooper (1789-1851), and Edgar Allan Poe (1809-49).
Irving will long be remembered for his book of essays and stories, 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 (1819), which helping this new nation started its first step confidently. Cooper and Whitman described the character of the nation, which combined the courage and cleverness of expansion, the great sense of destination, and the optimistic spirit together. Hawthorne and Melville expressed the dark side of American dream though their profound and symbolized works.
Walt Whitman (1819-1892), father of free verse, “he threw aside the traditional ornaments and prettiness of verse, and created his own form” (Wu Dingbo, 44). His Leaves of Grass (1855), which contains such well-known poems as I Hear America Singing, and Song of Myself, was regarded America’s first genuine epic poem. He rejected regular meter and rhyme in favor of flowing free verse and celebrated patriotic love, ragged individualism, democracy and equality and stressed an almost mystical identification with America.
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 due to his family background, his works always concerned with sin, morality, romance, and had complex Puritanism. His masterpiece was the novel The Scarlet Letter, and his 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 was also well liked. In these works he presented material on the alienation between facts and fancy, by using many symbols and setting to reveal the psychology of the character.
Herman Melville was Hawthorne’s good friend, also an important novelist. Melville's greatest work, Moby Dick (1851) was based on Melville's adventures on the whaling ships. It is the deep "tragedies of human thought" that show his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Today Melville is considered one of America's greatest writers today.
Romanism was extremely influenced in a rising America as America had always had a strong spiritual tradition and romanticism was very comfortable with American spiritual heritage and its ideals of democracy and equality. During this period, the American literature was so changeable that has never been before. Nathaniel Hawthorne, Herman Melville, Walt Whitman and Edgar Allan Poe, these four great writers had given depth and strength to American literature at that time.
After the Civil War, the American society was in a turbulent situation through several economical crises. The writings about critical realism and unveiling the dark side of the society were increased. They were mainly focus on bankrupt in countries, difficult life or struggle of low-position people and so on. Thus Romanism was on the wane with passing days, while Realism rose and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1) Local Color Fiction and Mark Twain
Local Color Fiction first appeared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nd it had further developing after the Civil War. This kind of literature mainly describes the local life. Its keynote was optimistic, and the language was narrative and humorous. For example, the work of Bret Harte (1836-1902) told us the life of American western miners. Mark Twain was the main writer of this period. He wrote for nearly 50 years, and he had actually written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stories. Nevertheless, Twain is remembered most for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1876), Life on the Mississippi (1884) and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1884). The characters he created were humorous and full of wittiness. Mark Twain’s work was regarded the witness of America’s pure local life. According to Calkins, “Few American writers have written the same after reading Twain, for he has helped change the entire country with his humor and skillful story telling.” (Carroll C.Calkins, 124).
(2) Rise of Realism
“Realism is the theory of writing in which familiar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life and everyday scenes represented in a straightforward or matter of fact manner“ (Wu Dingo, 59). Romantic writers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plot, make the story as interesting and attractive as possible, while realism writers emphasized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characters, focused on objectivity rather than an idealistic view of human nature and human experience.
William Dean Howells (1837-1920) insisted that Realism was the truthful treatment of material moral problems of society. And in O.Henry (1862-1910)’s fictions, all his characters were common people and always had an ironical and surprised ending.
There was another style of writing developed by Henry James (1843-1916), who was a writer focu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He wrote some complex and profound novels such as The Wings of the Dove, The Ambassador, The Golden Bowl, and created psychological realism.
After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keynote of romantic literature changed form optimistic to doubtful. The sharp conflict of society force more writers’ attention to the unveiling of dark social fact and self-questioning.
Thought the writers of this time unveiled the misfortune and sadness or even degenerate things in actual life, they didn’t just took of the dark side of life as their material, most of them were the reformists with the hope of helping to create a better nation. Stephen Crane (1871-1900) showed more and more serious problems in big sites in his 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 and his most famous book about the American Civil War called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He thought his works liked a mirror reflecting all life, he emphasized the accidental physiological nature of the characters rather than their moral and rational qualities. Stephen Crane had formed a new style called Naturalism, which had influenced many following writers.
The First World War not only damaged the people’s life, but also led to a turbulent situation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People of this time were named “The Lost Generation ”, and the writers and works had a pessimistic and disconsolate feeling.
(1) Modern poetry
Ezra Pound, T.S.Eliot and E.E Cummings are three poets who opened the way to modern poetry.
Ezra Pound started the “Imagist” movement, and his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has been called the first masterpiece of modernism. The Waste Land of T.S.Eliot particularly comments on the inhumanity and decadence of large modern cities.
(2) Modern novels
Many persons regarded that Ernest Hemingway and other important writers of 20th century had adopted the concise style and naturalism of Stephen Crane. Nevertheless, they still created their own styles and had written so many immortal masterpieces. Among the greatest were Ernest Hemingway (l899-1961) and William Faulkner (l897-1962).
Ernest Hemingway was once take part in the First Would War, so many of his works deal with war or injury, and nearly all of them examined the nature of courag, e. By suffering from the violent of war, he felt that he was cut off from all his old beliefs and assumptions about life. “He thought the War had broken America’s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nd separated it from its toots” (Elisabeth B. Booz: 1982). The works he wrote--The Sun Also Rises, A Farewell to Arms,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and The Old Man and the Sea—inferred the state of mind, and they becam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eeling of this generation.
Epilogue
American literature has gone though the progress of development over 200 year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istinct individualism, which is optimistic, free and always creative. The living American literature has been providing potent thinking headsprings for the writers past and nowadays, and it will continue reanimating the talents to bequeath and enrich the tradi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 of which deserved to be proud.
1. Carroll C.Calkins, The story of America, New York: The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Inc, 1975
2. Elisabeth B. Booz,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1919-1980,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82
3. 柯恩, Landmark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4. Wu Dingbo, An outlin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8
5. Edited by W. P. Trent, J. Erskine & S. P. Sherma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ambridge, England: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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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际军事理论相关论文:美国民族主义的悖论。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美国,民族主义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人们公开鄙弃之,认为民族主义与旧世界的狭隘和自视优越相关。但是,这些怀疑美国民族主义观念的人士乐意承认,美国人总体而言是非常爱国的。当要求他们解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时,这些怀疑论者也许会不情愿地承认二者之间区别细微,并无实质性差别。政治学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来证明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别,他们将爱国主义等同于对国家的忠诚,而将民族主义定义为种族—民族优越感的情绪。实际上,就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心理及行为表现而言,二者之间难以区分,它们对政策的影响亦然如此。
民意测验组织的定期调查显示,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最强烈。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指出,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攻击之前,90%接受民意测验的美国人同意这样的说法:“我更愿意成为美国的公民,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一员。”38%的人支持这样的观点:“如果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像美国人,则世界更加美好。”(“9·11”恐怖袭击之后,同意以上观点的人分别上升为97%和49%。)美国密歇根大学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The World Values Survey)的测验结果与此相近,70%以上的被调查者宣称他们对自己作为美国人“非常自豪”。与此相对照,在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丹麦、英国和荷兰,只有不到一半的被调查者对他们的国籍“非常自豪”(参看下表)。
民族自豪感(对自己国籍“非常自豪”的民众比例)
国家1990年1999—2000年
英国 53 49
丹麦 42 48
埃及 未调查81①
法国 35 40
墨西哥56 80
荷兰 23 20
菲律宾未调查85①
波兰 68 71
美国 75 72
越南 未调查78①
①2001年调查数据。
美国人不仅对自己的价值观非常自豪,而且认为这些价值观是普世性的。根据皮欧全球态度调查公司(The Pew Global Attitudes)的调查结果,79%接受民意调查的美国人同意“美国观念和习俗在全球推广是有益的”;70%的人说他们“喜爱美国的民主观念”。即使在作为自由主义和民主另一个堡垒的西欧,这些观点也并非普遍共享。皮欧公司发现,在西欧国家中,只有不到40%接受民意测验的人赞同美国观念和习俗的传播,不到50%的人喜爱美国的民主观念。
美国人所秉持的美国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优越的信念在其社会、文化和政治实践中展现无遗,几乎不可能忽略它们:学校每天举行的爱国宣誓(The Pledge ofAllegiance)仪式,运动赛事之前通常要奏国歌,无处不在的美国国旗等。与其他国家一样,民族主义情绪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美国政治之中。候选人利用焚烧国旗、国家安全等高度敏感的话题来攻击对手没有爱国之心。
为什么这样高度民族主义化的社会一贯自视为没有民族主义?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保持美国民族主义长盛不衰的势力。科技成就、军事力量、经济财富和无可匹敌的全球政治影响力无疑将造就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是,导致美国民族主义真正与众不同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其诸多表现方式非常自然,不着人为痕迹。
美国民族主义最强大的源泉之一是公民自愿,普通民众愿意通过个人主动或公民团体提供公共物品。自19世纪早期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以降,外国观察家无不惊诧于美国活力的渊源。托克维尔指出,“年龄不等、身份不同、性格各异的所有美国人都组成团体”,他称许美国人依靠自身力量而非政府来解决社会问题。
推动美国社会生活发展的基层活动同样使得美国民族主义充满活力、引人向往,因为绝大多数确保美国民族主义长盛不衰的制度和活动是民间的,而非政治性的;各种仪式是自愿参加的,而非强制推行的;这些价值观被民众欣然接受,其中并无人为灌输。在世界其他地方,政府在促进民族主义中的作用必不可少,其民族主义常常是精英阶层进行政治操纵的产物,因此必然存在人为性质。但在美国,尽管政治家个人常常试图利用民族主义获得政治收益,但政府的不介入引人注目。例如,美国联邦法律并未规定在公立学校背诵爱国誓词,或要求在赛事之前唱国歌,或强迫在个人所有的建筑物上悬挂国旗。
爱国誓词的历史对美国独特的民族主义形式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诠释。浸礼会牧师弗朗西丝·贝拉米(Francis Bellamy)在1892年撰写了誓词初稿,美国三大公民团体(国家教育协会、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革命之女”)创立、改进和推广了背诵爱国誓词的仪式。后来,联邦政府参与进来。但直到1942年,国会才正式宣布赞同爱国誓词;直到1954年,在宗教组织哥伦布骑士会(The Knights of Columbus)(注:美国天主教徒1882年建立的国际互助慈善团体——译者注。)的压力之下,国会才对誓词文字进行修改,加上了“在上帝保佑之下”的字样。
实际上,利用政府权力强行促进民族主义制度化的任何企图都会遭到强烈的抵制,因为民众普遍怀疑政府会侵犯美国个人的自由权利。20世纪30年代,一些学校的董事会试图使爱国誓词仪式变成义务性的,耶和华见证会(The Jehovah's Witness)对此发动挑战,并诉诸法律。该宗教团体认为,爱国誓词迫使孩子们崇拜伪神。此后八年间,禁止焚烧国旗修正案在美国国会两次遭到否决。
在美国,促进民族主义是私人事业。在其他社会特别是那些威权主义政权执政的国家里,政府调配各种资源,从政府控制的媒体到警察、到“爱国价值观”的宣传。在庆祝国庆节时,这些国家的政府会特地组织大型的阅兵典礼,展示其精锐部队和最新式武器装备。(据称,1999年北京举行盛大阅兵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花费数亿美元之巨。)然而,尽管美国拥有令人生畏的高科技武器,但这种政府主办的、纵欲式的民族主义表现在美国的独立日庆祝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当然,美国人也在7月4日举行庆祝游行和观看烟火,但这些活动大多是公民团体组织的,当地的工商团体提供了部分经费。
此中包含着美国民族主义生命力与持久性的根源:对普通大众而言,公民自愿的主导作用——而非政府强制——使得民族主义情绪更加纯真、富有吸引力与合法性。美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如此寻常,不着斧凿痕迹,除非外人甚至难以觉察。
美国民族主义隐身于平淡无奇之中。但即使美国人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存在,他们也并不视之为民族主义。这是因为,美国的民族主义与其国外姻亲不同宗不同种,并具有如下三大特征:
其一,美国民族主义基于政治理想,而非文化或种族优越感。这一概念非常适合仍然自视为文化和种族大熔炉(Melting Pot)的美国社会。正如乔治·W·布什总统在去年7月4日演讲中指出的,“没有美国种族,只有美国信念”。在美国人看来,这一政治信念的至高无上是不证自明的。
美国政治制度、政治理想与其实践成就相结合,使美国人坚信他们的价值观应该是普世性的。反之,当美国人受到威胁时,他们将对自身的攻击首先视为对其价值观的攻击,美国精英与民众对“9·11”恐怖主义袭击的诠释可谓明证,绝大多数美国人理解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这些袭击体现了对美国民主自由和民主制度的攻击。
其次,美国民族主义是胜利诉求的,而非悲情诉求的。在绝大多数国家里,昔日外来强权造成的悲痛刺激着民族主义情绪。在印度、埃及等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里,民族主义最为强烈。但是,美国的民族主义与这种遭受侵害的民族主义截然相反。美国的民族主义源自开国以来战争与和平中的诸多胜利;而一系列民族屈辱和惨败构织着遭受侵害的民族主义。胜利诉求的民族主义者庆祝他们的积极成就,对悲情诉求的民族主义者的哀鸣甚少同情。
最后,美国民族主义向前看,而大多数国家的民族主义恰恰相反。那些坚信美国价值观和制度优越感的人士并不停留在历史荣耀之上(尽管这些荣耀构成了美国民族特性的核心)。相反,他们向前看,认为本土和外国的未来都会更加美好。这种动力使得美国民族主义充盈着传教士精神和短暂的集体记忆。这种向前看和普世性的观点与其他国家种族—民族主义的向后看、排他性的观点发生冲突势在必然。在中东地区,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以来西方军事入侵的记忆萦绕不去,它们对美国“解放”伊拉克人民计划的怀疑是情不自禁的。就中国而言,而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台湾视为脱离的省份,美国支持台湾自然是双边关系中最有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失去台湾——不管是1895年日本的割占还是1949年国民党的盘踞——被视为民族赢弱和屈辱的标志。
美国民族主义的独特之处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最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之一在应对海外民族主义时如此笨拙。美国民族主义第二个悖论的最佳例证是越南战争。美国普世性政治价值观(越南战争时期的_主义)、美国实力的必胜信仰与短暂的民族记忆相结合,导致美国制定了与越南人的民族主义相冲突的灾难性政策。抵抗外国(中国和法国)统治界定了越南人民的民族经历,他们压倒一切的目标是独立和统一,而不是在东南亚推行共产主义。
美国其他国家
基于普世理想(民主、法治、基于种族特性、宗教、语言和地理
自由市场)和制度(分权)
普通民众自愿的产物;民众 政府精英培育,国家机构(警察、军
欣然接受价值观和仪式,没 队、国有媒体)推动
有人为强制灌输
胜利诉求的,源自战争与 悲情诉求的,源自一系列民族屈辱和
和平中的胜利 惨败
向前看,短暂的集团记忆 向后看,停留在昔日荣耀和历史
和传教士精神 积怨之上
在与几个高度民族主义的国家打交道时,美国很少关注民族主义在确保这些敌对国家政权、赋予其合法地位方面的作用。美国对待这些国家的政策或者漠视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如菲律宾和墨西哥),或者一贯坚持美国民族主义的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偏见,夸大竞争对手(如中国和古巴)所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对抗性。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秉持后殖民地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拒绝与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或苏联阵营建立战略联盟,华盛顿官员对此困惑不解,他们无法想象在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斗争中一个国家可以保持中立。这种心态在当今的回响,就是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或者与我们一起或者反对我们”的最后通牒。
美国仍然不能有效地应对海外民族主义,导致了如下三个直接后果:第一也是较次要的是,美国的麻木不仁在外国政府及其人民之间引起了强烈的怨恨情绪;第二显然也是最严重的,这种麻木不仁的政策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恶果,当美国力图削弱外国敌对政权时尤其如此。毕竟,民族主义是堪与民主自由主义力量抗衡的少数原始思想之一。以当前富有戏剧性的朝鲜半岛核危机为例,南韩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情绪勃兴,他们把制造麻烦的北方邻居视为亲戚而非恶魔,这是华盛顿在应对平壤边缘政策时未曾考虑在内的。与以前事例类似,在这些情况下,美国的政策往往与盟国人民的看法相去甚远,且导致事与愿违的后果,即推动盟国人民支持美国所反对的政权。最后,鉴于民族主义推动着美国的政策,其他国家必然认为美国的海外行为是伪善的。当美国以捍卫本国主权为名削弱全球制度(如《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和《全面禁试条约》等)时,这种伪善尤为突出。美国拒绝多边协议也许在国内得分,但在外国人看来,美国人普世辞令、其信奉的理想与美国看来决心在海外追求狭隘国家利益的行径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长此以往,这种行为必将侵蚀美国的国际信誉与合法性。
如果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地理位置和距离上不是这样隔离,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冲突也许不会这样严重。实际上,地理隔离并未削弱美国人政治理想普世性的信念。美国建立在如下原则之上:即所有人民(并非仅仅美国人)被赋予“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信念薪火相传,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世界建立在四大自由之上的观点到乔治·W·布什的“人类尊严不可商榷的需求”。
但是,美国的相对孤立必然导致对其他国家理解不够,在美国人与其他国家人民之间造就了巨大的交流障碍。皮欧全球态度项目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5年间,只有22%的美国人到过其他国家,与此相对照,66%的加拿大人、73%的英国人、60%的法国人、77%的德国人到过他国。与外国缺乏直接交往并未被信息革命所抵消。2001年“9·11事件”之前的几年间,只有30%的美国人声称“对其他国家的消息非常感兴趣”。即使“9·11”恐怖袭击之后,一般美国人并未保持对国际事务的强烈兴趣。根据皮欧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2000年初的民意调查,只有约26%接受调查的美国人说他们“密切关注”国外消息,45%的美国人说国际事件对他们并无影响。
政治理想主义、民族自豪感与相对褊狭相结合造就了美国民族主义,海外对此的感触颇为复杂。许多人羡慕美国的理想主义、普世主义和乐观主义,承认美国的实力和领导地位对世界的和平、繁荣不可或缺。其他人则抵制美国的民族主义,认为它不过是恃强凌弱、伪善和误入歧途的表现。在一般情况下,国际社会的这种矛盾态度带来的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当美国民族主义驱动其外交政策之时,它引致了广泛的反美主义。在这种状况下,美国民族主义的自相矛盾和内在张力、它对美国海外合法性造成的伤害就变得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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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儒林传下·服虔》:“有雅才,善著文论,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现在说的文论不是古代的文论。现代说的文论,狭义上是指文学研究的理论,广义的泛指文化研究的理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和文论的现代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提要:当代是西方有史以来“叙事”最受重视的时期,也是叙事理论最为发达的时期。尽管流派纷呈、百家争鸣,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构成了当代叙事理论的主流。国内学界一直聚焦于经典叙事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后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叙事理论的新发展,出现了多种跨学科的研究派别。本文重点评析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揭示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诗学之间的多层次对话,并简要评介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其他一些特征和发展趋势。
主题词:后经典叙事学跨学科新发展多层次对话
叙事理论(尤其是叙事学、叙述学)(1)已发展成国内的一门显学,但迄今为止,国内的研究存在一个问题:有关论著往往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西方经典叙事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90年代以来的西方后经典叙事学。(2)正是因为这一忽略,国内的研究偏重法国,对北美较少涉足,而实际上90年代以来,北美取代法国成了国际叙事理论研究的中心,起到了引领国际潮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不少西方学者面对叙事学在解构主义和政治文化批评夹攻之下的日渐衰微,预言叙事学濒临死亡。就法国而言,严格意义上的叙事学研究确实走向了衰落。但在北美,叙事学研究却被“曲线相救”,在90年代中后期逐渐复兴,并在21世纪初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3)
究竟是什么力量拯救了北美的叙事学研究?笔者认为这一拯救的功劳首先得归功于“女性主义叙事学”。(4)顾名思义,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将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文评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的产物。两者几乎同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但也许是因为结构主义叙事学属于形式主义范畴,而女性主义文评属于政治批评范畴的缘故,两者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各行其道,几乎没有发生什么联系。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人是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她是搞形式主义研究出身的,同时深受女性主义文评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使她摆脱了传统叙事学批评的桎梏,大胆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兰瑟于1986年在美国的《文体》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宣言性质的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5)该文首次采用了“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名称,并对该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之作。(6)在笔者看来,这些论著在20世纪80年代问世,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们知道,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文论在西方文坛风行了数十年。但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各派政治文化批评和后结构主义的日渐强盛,形式主义文论遭到贬斥。
在这种情况下,将女性主义引入叙事学研究,使其与政治文化批评相结合,也就成了“曲线拯救”叙事学的一个途径。同时,女性主义批评进入80年代以后,也需要寻找新的切入点,叙事学的模式无疑为女性主义文本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叙事学成了美国叙事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有关论著纷纷问世;在《叙事》、《文体》、《PMLA》等杂志上可不断看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论文。在与美国毗邻的加拿大,女性主义叙事学也得到了较快发展。1989年加拿大的女性主义文评杂志《特塞拉》(Tessera)发表了“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专刊,与美国学者的号召相呼应。1994年在国际叙事文学研究协会的年会上,加拿大学者和美国学者联手举办了一个专场“为什么要从事女性主义叙事学?”,相互交流了从事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经验。《特塞拉》杂志的创建者之一凯西·梅齐主编了《含混的话语:女性主义叙事学与英国女作家》这一论文集,并于1996年在美国出版。论文集的作者以加拿大学者为主,同时也有苏珊·兰瑟、罗宾·沃霍尔等几位美国学者加盟。
就英国而言,虽然注重阶级分析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势头强劲,但叙事学的发展势头却一直较弱。英国的诗学和语言学协会是国际文体学研究的大本营,该协会近年来较为重视将文体学与叙事学相结合,(7)出现了一些兼搞叙事分析的文体学家,但在英国却难以找到真正的叙事学家。法国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发祥地,女性主义文评在法国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女性主义叙事学在法国却未成气候。这可能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法国女性主义文评是以后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与叙事学在哲学立场上互不相容。(2)法国女性主义注重哲学思考,而叙事学注重文本结构。
女性主义叙事学有两个目的:(1)将叙事学的结构分析模式用于女性主义批评,从而拓展、改进和丰富女性主义批评;(2)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以女作家的作品为依据来建构叙事诗学,从而使叙事诗学性别化和语境化。纵观女性主义叙事学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第一个目的大获成功,但第二个目的却可以说是徒劳无功。女性主义叙事学家旨在改造脱离语境、男性化(研究对象主要为男作家的作品)的叙事诗学(或叙事语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聚焦于女作家作品中的叙事结构,以为可以借此考虑源于性别的结构差异,改变女性边缘化的局面。但叙事诗学(叙事语法)涉及的是叙事作品共有的结构特征,这跟通常的语法十分相似。
就拿大家熟悉的主语、谓语、宾语之分来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写的句子,句子中的主语、谓语、宾语都是无需考虑语境和性别差异的结构位置。叙事结构或叙述手法也是如此,对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的区分,“间接引语”与“自由间接引语”的区分等等都是对叙事作品共有结构的区分,这些结构与语境和性别无关。为了将叙事诗学性别化,兰瑟于1995年在美国《叙事》杂志上发表了《将叙事性别化》一文,该文对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的小说《在身上书写》进行了分析,分析聚焦于叙述者的性别与主题意义的关系。以此为基础,兰瑟建议将“性别”作为一个结构成分收入叙事诗学。她认为“我们可以对任何叙事作品的性别进行一些非常简单的形式描述”:
叙述者的性别可以是有标记的(marked)也可以是无标记的。倘若是有标记的,就可以标记为男性或是女性,或在两者之间游移……虽然在异故事叙述[即第三人称叙述]的文本中,叙述者的性别通常没有标记,然而在大多数长篇同故事叙述[即第一人称叙述]和几乎所有的长篇自我故事叙述[即“我”为故事的主人公]的文本中,叙述者的性别是明确无疑的……我们可以根据性别标记和标记性别的方式(究竟是明确表达出性别还是用一些规约性的方式来暗示性别)来区分异故事叙述和同故事叙述的作品。(8)
在具体文本、具体语境中,“性别”可谓充满了意识形态内涵。但在兰瑟的这种区分中,“性别”却成了一种抽象的结构特征,既脱离了语境,也与意识形态无关,只是成了一种“区分异故事叙述和同故事叙述的作品”的“形式”特征。这毫不奇怪,因为只有脱离千变万化的语境,才有可能建构叙事作品共享的叙事诗学。女性主义叙事学家通过研究女作家的作品发现了一些女作家常用的叙事结构或叙述手法。若这些成分已进入叙事诗学,那么这些研究对叙事诗学就不会产生影响。只是在作品阐释中,我们可以追问究竟出于何种政治文化原因,(特定时期的)女作家更为常用某一结构或手法。但倘若这些成分在以往的叙事诗学中被忽略,那么就可以将其收入叙事诗学,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只不过是对现有叙事诗学的一种补充而已。
实际上,绝大多数叙事结构或叙述手法都是男女作家的作品所共享的。尽管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强烈批判经典叙事学无视性别,脱离语境,但他们在分析中却大量采用了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叙事结构具有双重意义:(1)脱离语境的结构意义(就像“主语”总是具有不同于“谓语”的结构意义一样,“异故事叙述”也总是具有不同于“同故事叙述”的结构意义);(2)叙事结构在具体历史语境中产生的语境意义(不同句子中的主语或不同作品中的“异故事叙述”都会在交流语境中产生不同的意义)。叙事诗学关注的是第一种意义,而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关注的是第二种意义,但第二种意义是一种语境中的附加意义,要了解它首先需要了解第一种意义。正因为如此,叙事诗学为女性主义叙事学提供了技术支撑。笔者认为,女性主义叙事学对叙事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展示了脱离语境的叙事诗学如何可以成为政治文化批评的有力工具。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后经典叙事学多种跨学科派别之一。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派别是修辞性叙事学。(9)有学者认为20世纪中期以来的叙事形式分析有两条主要发展轨迹,一是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性叙事研究,二是源于俄国形式主义的(结构主义)叙事学。(10)但在笔者看来,这两者并非像80年代中期之前的女性主义文评和(结构主义)叙事学那样构成平行发展的两条轨道,而是出现了多方面的交融:(1)叙事学界将关注情节结构的亚里士多德视为叙事学的鼻祖。(2)叙事学家对叙述视角和叙述距离的探讨总是回溯到柏拉图、亨利·詹姆斯、珀西·卢伯克和韦恩·布斯等属于另一条线的学者。(11)(3)热奈特的《叙述话语》这一叙事学的代表作在叙述规约的研究上继承和发展了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的传统;布斯所提出的“隐含作者”、“叙述者的不可靠性”等概念也被叙事学家广为采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不少学者的论著中,这两条线倾向于交融为一体,形成“修辞性叙事学”。
在《叙事/理论》一书中,戴维·里克特提出了“结构主义叙事学”与“修辞性叙事学”的对照和互补的关系,认为前者主要关注“叙事是什么”;而后者关注的则是“叙事做什么或者如何运作”。(12)在提到“修辞性叙事学”时,里克特是在广义上采用“叙事学”这一名称,泛指对叙事结构的系统研究。严格意义上的“叙事学”在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而里克特的“修辞性叙事学”始于4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R·S·克莱恩有关叙事的“修辞诗学”。这种用法恐怕过于宽泛。然而,我们不妨借用里克特的措辞来界定我们所说的“修辞性叙事学”:它将研究“叙事是什么”的叙事学的研究成果用于修辞性地探讨“叙事如何运作”。
1990年,具有叙事学家和修辞学教授双重身份的西摩·查特曼的《叙事术语评论:小说和电影的叙事修辞学》一书面世,(13)其最后一章为修辞性叙事学的发展作了铺垫。1996年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出版,(14)该书发展了费伦在《解读人物、解读情节》(1989)中提出的理论框架,成为美国修辞性叙事理论的一个亮点。1999年,迈克尔·卡恩斯的《修辞性叙事学》一书问世,(15)该书很有特色,但同时也不乏混乱。笔者对这些著作均已另文详述,(16)在此不赘。总的来说,修辞性叙事学具有以下特征:(1)聚焦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2)采用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来探讨修辞交流关系,同时发展自己的结构分析模式,如费伦的“主题性、模仿性、虚构性”三维度故事分析模式、拉比诺维茨的四维度读者分析模式(见下文)。(17)(3)可能是受布斯的“隐含作者”的影响,修辞性叙事学很少关注作者创作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因此与十分关注真实作者之意识形态创作动机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形成了对照。但修辞性叙事学家一般关心实际读者和作品接受时的社会历史语境。
另一个关注作品接受过程的跨学科派别为认知叙事学。(18)它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目前发展势头最为旺盛的后经典叙事学分支之一。认知叙事学将叙事学与认知科学相结合,以其特有的方式对叙事学在西方的复兴做出了贡献。认知叙事学之所以能在西方兴起并蓬勃发展,固然与其作为交叉学科的新颖性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其对语境的强调顺应了西方的语境化潮流。认知叙事学论著一般都以批判经典叙事学仅关注文本、不关注语境作为铺垫。但笔者认为,认知叙事学所关注的语境与西方学术大环境所强调的语境实际上有本质不同。就叙事阐释而言,我们不妨将“语境”分为两大类:
一是“叙事语境”,二是“社会历史语境”。后者主要涉及与种族、性别、阶级等社会身份相关的意识形态关系;前者涉及的则是超社会身份的“叙事规约”或“文类规约”(“叙事”本身构成一个大的文类,不同类型的叙事则构成其内部的次文类)。为了廓清这一问题,我们不妨看看言语行为理论所涉及的语境:教室、教堂、法庭、新闻报道、小说、先锋派小说、日常对话等等。(19)这些语境中的发话者和受话者均为类型化的社会角色:老师、学生、牧师、法官,先锋派小说家等等。这样的语境堪称“非性别化”、“非历史化”的语境。诚然,“先锋派小说”诞生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但言语行为理论关注的并非该时期的社会政治关系,而是该文类本身的创作和阐释规约。
与这两种语境相对应,有两种不同的读者。一种我们可称为“文类读者”或“文类认知者”,其主要特征在于享有同样的文类规约,同样的文类认知假定、认知期待、认知模式、认知草案(scripts)或认知框架(frames, schemata)。另一种读者则是“文本主题意义的阐释者”,包括拉比诺维茨率先提出来的四维度读者:(a)有血有肉的实际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受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世界观的影响;(b)作者的读者,即作者心中的理想读者,处于与作者相对应的接受位置,对作品人物的虚构性有清醒的认识;(c)叙述读者,即叙述者为之叙述的想象中的读者,充当故事世界里的观察者,认为人物和事件是真实的;(d)理想的叙述读者,即叙述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完全相信叙述者的所有言辞。在解读作品时,这几种阅读位置同时作用。不难看出,我们所区分的“文类认知者”排除了有血有肉的个体独特性,突出了同一文类的读者所共有的认知规约和认知框架,因此在关注点上也不同于拉比诺维茨所区分的其他几种阅读位置。绝大多数认知叙事学论著聚焦于“文类认知者”对于(某文类)叙事结构的阐释过程之共性”,集中关注“规约性叙事语境”。
在探讨认知叙事学时,切忌望文生义,一看到“语境”、“读解”等词语,就联想到有血有肉的读者之不同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联想到“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批评框架。认知叙事学以认知科学为根基,一般不考虑读者的意识形态立场,也不考虑不同批评方法对认知的影响。我们不妨看看弗卢德尼克在《自然叙事学与认知参数》中的一段话:
此外,读者的个人背景、文学熟悉程度、美学喜恶也会对文本的叙事化产生影响。譬如,对现代文学缺乏了解的读者也许难以对弗吉尼亚·吴尔夫的作品加以叙事化。这就像20世纪的读者觉得有的15或17世纪的作品无法阅读,因为这些作品缺乏论证连贯性和目的论式的结构。(20)
从表面上看,弗卢德尼克既考虑了读者的个人特点,又考虑了历史语境,实际上她关注的仅仅是不同文类的不同叙事规约对“叙事化”这一认知过程的影响:是否熟悉某一文类的叙事规约直接左右读者的叙事认知能力。这种由“(文类)叙事规约”构成的所谓“历史语境”与由社会权力关系构成的历史语境有本质区别。无论读者属于什么性别、阶级、种族、时代,只要同样熟悉某一文类的叙事规约,就会具有同样的叙事认知能力(智力低下者除外),就会对文本进行同样的叙事化。就创作而言,认知叙事学关注的也是“叙事”这一大文类或“不同类型的叙事”这些次文类的创作规约。当认知叙事学家探讨狄更斯和乔伊斯的作品时,会将他们分别视为现实主义小说和意识流小说的代表,关注其作品如何体现了这两个次文类不同的创作规约,而不会关注两位作家的个体差异。这与女性主义叙事学形成了鲜明对照。后者十分关注个体作者之社会身份和生活经历如何导致了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如何影响了作品的性别政治。虽然同为“语境主义叙事学”的分支,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的是社会历史语境,尤为关注作品的“政治性”生产过程;认知叙事学关注的则是文类规约语境,聚焦于作品的“规约性”接受过程。
认知叙事学在发展过程中,建构了多种叙事认知研究模式,对此笔者已另文详述,(21)在此不赘。
世纪之交,西方学界出现了对于叙事学发展史的各种回顾。尽管这些回顾的版本纷呈不一,但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认为经典叙事学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已经死亡,“叙事学”一词已经过时;第二类认为经典叙事学演化成了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第三类则认为经典叙事学进化成了以关注读者和语境为标志的后经典叙事学。尽管后两类观点均认为叙事学没有死亡,而是以新的形式得以生存,但两者均宣告经典叙事学已经过时,已被“后结构”或“后经典”的形式所替代。在当今的西方叙事学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后经典叙事学家都认为经典叙事学已经过时,但在分析作品时,他们往往以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为技术支撑。
在教学时,也总是让学生学习经典叙事学的著作,以掌握基本的结构分析方法。伦敦和纽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将于2005年出版《叙事理论百科全书》,其中大多数辞条为经典叙事诗学(叙事语法)的基本概念和分类。可以说,编撰这些辞条的学者是在继续进行经典叙事学研究。这些学者以美国人居多,但在美国,早已无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经典叙事学家”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因为“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已跟“死亡”、“过时”划上了等号。这种舆论评价与实际情况的脱节源于没有把握经典叙事学的实质,没有廓清叙事诗学与叙事批评之间的关系。(22)
经典叙事学主要致力于建构叙事诗学,而后经典叙事学则在很大程度上将注意力转向了批评实践。如前所述,叙事诗学必须脱离语境来建构,而对作品进行的叙事批评则应考虑社会历史语境。当学术大氛围要求考虑语境时,向批评的转向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就叙事批评而言,确实出现了从脱离语境的经典批评到考虑语境的后经典批评的演变进化。但就叙事诗学而言,则可以说后经典叙事学是换汤不换药。上文探讨了兰瑟力图将“性别”收入叙事诗学的努力。若想进入叙事诗学,像“性别”这样的因素都难以逃脱抽象化、形式化和超出语境的命运。后经典叙事学家自己建构的叙事诗学模式都是脱离语境和意识形态的结构模式,从实质上说只是对经典叙事诗学的一种补充而已。通观后经典叙事学和经典叙事学,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三种主要的对话关系:
(1)后经典叙事学家自己建构的结构模式与经典叙事学的结构模式之间的互惠关系:后者构成前者的基础(经典叙事学对“同故事叙述”和“异故事叙述”的区分就构成了兰瑟之“性别”模式的基础),前者是对后者的补充。
(2)后经典叙事学家自己建构的结构模式与他们的批评实践之间的互惠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技术支撑,后者使前者得以拓展(通过批评实践来发现一些以往被忽略的形式结构)。由于这些结构模式是对经典叙事诗学的补充,这一关系也可视为经典叙事诗学和后经典叙事批评之间的互惠关系。
(3)当后经典叙事学家采用经典叙事学的模式来展开批评时,也就出现了更为直接的经典叙事诗学和后经典叙事批评之间的互惠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技术支撑,后者使前者在当前的应用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后经典叙事批评对经典叙事诗学的大量应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97年再版了米克·巴尔《叙事学》一书的英译本;伦敦和纽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也于2002年秋再版了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在此之前,该出版社已多次重印这本经典叙事学的著作。2003年11月在德国汉堡大学举行的国际叙事学研讨会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如何将传统的叙事学概念运用于非文学性文本。不难看出,其理论模式依然是经典叙事学,只是拓展了实际运用的范畴。
既然存在这样多层次的对话,应该说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诗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非演进替代,而是互补共存。叙事诗学毕竟构成后经典叙事学之技术支撑。若经典叙事学能健康发展,就能推动后经典叙事学的前进步伐;而后者的发展也能促使前者拓展研究范畴,更新研究工具。这两者构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想简要探讨一下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其他一些特征和发展趋势:
1. 关注文字以外的叙事
经典叙事学尽管在理论上承认文字、电影、戏剧、舞蹈、绘画、照相等不同媒介都具有叙事功能,但实际上聚焦于文字叙事,不大关注其他媒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叙事学家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媒介的叙事,转向了文字叙事与电影等非文字叙事之间的比较,转向了同一作品中文字叙事与绘画、摄影叙事的交互作用。美国《叙事》杂志2003年第2期登载了斯图尔特写的一篇专门评论“画中读者”的论文,(23)该文对西方绘画史上各种有关阅读的绘画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分析。不少表面上静止的绘画暗示着过去和未来,构成一种令人过目不忘的叙事。
2. 关注(经典)文学之外的叙事
受文化研究和政治批评的影响,不少后经典叙事学家将注意力转向了妇女、黑人、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转向了传记文学叙事和大众文学叙事。此外,在西方当代叙事研究领域,还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倾向:将各种活动、各种领域均视为叙事的“泛叙事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后经典叙事学家关注非文学叙事,如日常口头叙事、新闻叙事、法律叙事、心理咨询叙事、生物进化中的叙事,如此等等。这有利于拓展叙事研究的领域,丰富叙事研究的成果。然而,这种泛叙事研究往往流于浅显,真正取得了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的仍然当首推小说叙事研究。
3. 对经典概念的重新审视
后经典叙事学家倾向于重新审视经典叙事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例如“故事与话语的区分”、“叙事性”、“叙事者的不可靠性”、“情节”、“叙事时间的本质”、“叙述声音”、“叙述过程”,如此等等。这些探讨有利于澄清概念,拓展和深化理论研究,但也出现了一些偏颇和混乱。(24)
4. 利用国际互联网进行学术探讨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网上对话成了西方叙事理论研究者日益喜爱的学术交流手段。(25)在NARRATIVE@ctrvax.Vanderbilt.Edu网站上,只要一位学者发表一点看法,提出一个问题,一般马上会得到多位学者的回应,而且往往一个话题会引向另一个话题,不断激活思维,拓宽视野,使讨论持续向前发展。在讨论中出现的偏误,也能在众多眼睛的监督下,及时得到纠正。网上对话是信息时代特有的交流手段,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学术研究方法的重要转变。从传统研究在故纸堆里爬梳到后现代时期的网上无纸笔作业,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形象的叙事进程。不过,互联网上的探讨难以替代书面论著,就目前的情况看,只是构成了对书面论著的一种补充。
2000年美国《文体》杂志夏季刊登载了布赖恩·理查森的如下判断:“叙事理论正在达到一个更为高级和更为全面的层次。由于占主导地位的批评范式(paradigm)已经开始消退,而一个新的(至少是不同的)批评模式(model)正在奋力兴起,叙事理论很可能会在文学研究中处于越来越中心的地位。”(26)理查森所说的“叙事理论”主要指涉后经典叙事学,根据这几年的情况来看,理查森的预言很有道理。无论在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上,后经典叙事学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当今更是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值得国内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1)国内将“narratology”(法文的“narratologie”)译为“叙事学”或“叙述学”。“叙述”一词与“叙述者”紧密相联,宜指话语层次上的叙述技巧,而“叙事”一词则更适合涵盖故事结构和话语技巧这两个层面。笔者曾将自己的一本书命名为《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001,2004),旨在突出narratology与聚焦于文字表达层的文体学的关联。
(2)国内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不少与西方叙事(述)学相关的著作,但一般均聚焦于经典叙事学,未关注后经典叙事学。进入新世纪以来,情况依然如此。针对这一现象,笔者在与人合著的一部新作中(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著:《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将于2005年出版),集中对90年代以来北美的后经典叙事理论展开了探讨。
(3)正是由于这种发展趋势,纽约和伦敦的Rout-ledge出版社将于2005年推出国际上第一本《叙事理论百科全书》(由美国学者David Her-man, Marie-Laure Ryan和德国学者ManfredJahn主编);牛津的Blackwell出版社也将推出国际上第一本《叙事理论指南》(由美国学者James Phelan和Peter Rabinowitz主编)。两本书的撰稿人员均以北美学者为主。
(4)有关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评的差异以及女性主义叙事学对结构主义叙事学之批评的偏误,参见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有关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话语分析模式,参见申丹:《“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评介》,《国外文学》2004年第2期。
(5)Susan S. Lanser,“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Style 20 (1986): pp.341-363, reprinted in Feminism:An Anthology,edited by RobynR. Warhol and Diane Price Herndl, pp.610-629(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1).
(6)影响较大的著作之一为Robyn R. Warhol,Gendered Interventions: Narrative Discourse inthe Victorian Novel,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9.
(7)参见申丹:《小说艺术形式的两个不同层面》,《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2期。
(8)Susan S. Lanser,“Sexing the Narrative: Propriety, Desire, and the Engendering of Narratology,”Narrative 3 (1995), p.87.
(9)“修辞”一词在当代西方文论中是个含义十分复杂的词。在解构主义学者的手中,“修辞”几乎成了“解构”或“颠覆”的替代词;在“文化研究”的领域中,“修辞”又转而指涉权力或意识形态关系的运作。后结构主义、后现代语境下的“修辞”一词十分强调语境对话题(内容)之选择的决定作用。但修辞性叙事理论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修辞”内涵,主要指涉作者与读者进行交流的方式或技巧。
(10)(12)参见David H. Richter,“Preface,”in David H. Richter ed.,Narrative/Theory,New York:Longman, 1996, p.IX。
(11)参见申丹:《视角》,载《外国文学》2004年第3期。
(13)Seymour Chatman,Coming to Terms: 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14)James Phelan,Narrative as Rhetoric,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Michael Kearns,Rhetorical Narratology,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9.
(16)申丹:《修辞学还是叙事学?经典还是后经典?———评西摩·查特曼的叙事修辞学》,《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申丹:《多维进程互动———评詹姆斯·费伦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国外文学》2002年第2期;申丹:《语境、规约、话语———评卡恩斯的修辞性叙事学》,《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1期。
(17)Peter J. Rabinowitz,Before Reading,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James Phelan,Narrative as Rhetoric,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9-141; 215-218.
(18)(20)详见申丹:《叙事结构与认知过程——认知叙事学评析》,《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第9期。
(19)参见Mary Louise Pratt,Towards a Speech Act Theory of Literary Discourse,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Sandy Petrey,Speech Acts and Literary Theory,London: Routledge, 1990.
(21)Monika Fludernik,“Natural Narratology and Cognitive Parameters,”in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ed.) David Herman,Stanford: CSLI, 2003, p. 262.
(22)参见申丹:《经典叙事学究竟是否已经过时?》,《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该文对将解构主义视为“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尽管由于哲学立场上的对立,我们不能将解构主义视为一种“叙事学”,但在叙事批评实践中,解构主义和叙事学有可能呈现出某种互补关系,参见申丹:《解构主义在美国》(《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以及《〈解读叙事〉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23)Garrett Stewart,“Painted Readers, Narrative Regress,”Narrative 11 (2003), pp. 125-176.
(24)参见申丹:《“故事与话语”解构之“解构”》,《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25)参见申丹:《究竟是否需要“隐含作者”──叙事学界的分歧和网上的对话》,《国外文学》2000年第3期。
(26)Brian Richardson,“Recent Concepts of Narrative and the Narratives of Narrative Theory,”Style 34 (2000), p.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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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荣誉勋章是美国唯一不能合法买卖的奖章。荣誉勋章是美国根据1862年的美国国会法而设立的一种美国国家颁发的最高并且获得标准非常高的勋章。获得荣誉勋章的个人必须具备英勇顽强,自我牺牲,临危不惧的事迹,所表现的勇气与大无畏精神必须明显超过他的同伴,授予此勋章必须具备令人信服的服役表现证明,在推荐必须从突出功绩的标准来考虑。荣誉勋章只能由担任美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美国总统亲自颁发。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欧美国家功勋荣誉制度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世界各国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种类繁多、层级分明,且在一些国家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制度化、程序化、法律化程度较高,国际影响力较强。本文主要介绍英、法、德、俄、美等欧美发达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模式、经验,以期为我国功勋奖励制度的创设和运行提供参考和借鉴。
欧洲现代功勋荣誉制度起源于中世纪早期的骑士团(德语orden,法语ordre),随着历史的发展,“Orden、Ordre”的含义演变为现代的“勋章”.十字军时期,骑士团只是一个教会组织,主要进行传教布道。13~14世纪,各国君王召集各个阶级的代表,设立服务于统治地位的骑士团。19世纪,新的荣誉制度将奖赏对象扩至普通民众、下级军官和士兵。与欧洲功勋荣誉制度起源过程中强烈的宗教色彩不同,美国、俄罗斯的功勋荣誉制度的发展则充满了浓郁的战争色彩。
英国荣誉制度历史悠久,早在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1207-1272年)在位时就已经出现了下级勋位爵士;13~15世纪,英国的5级贵族(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为:伯爵、男爵、公爵、子爵和侯爵)大致成型,形成相对固定的贵族等级制。中世纪后期,为号召各级贵族建功立业、效忠国王,英国开始设立不同等级的勋章勋位,奖赏他们的战功政绩。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与变迁,英国的功勋荣誉从政治和军事扩展到科学、文学、艺术等其他领域,旨在奖励那些为英国作出突出贡欧美主要国家的功勋荣誉制度献的人士。
英国现行荣誉制度主要由爵位、勋章、英勇奖、女王奖等组成。勋章中级别最高的是嘉德勋章,是英国历史上最悠久的骑士勋章。此外,还有蓟花勋章、巴斯勋章、英勇奖等。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以个人的名义设立了一些奖项,以奖励在建筑、勘探、诗词、警察和科学领域取得杰出成绩的个人或团体。
在英国,国家荣誉候选人的评选有着严格的程序。提名候选人主要有三种途径:公众提名、政府部门提名、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和国防部提名。其中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和国防部提名的候选人主要由各部门进行筛选、评审,并最终确定。前两种途径提名的候选人的评审工作主要由内阁仪式秘书处负责。
法国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荣誉制度始于拿破仑时期。拿破仑于1802年创立了荣誉军团,奠定了法国国家荣誉制度的基础。
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法国设立了十余个专业的“部委勋章”.1958年第五共和国建立之后,法国调整了国家荣誉制度。1962年,法国颁布了《荣誉军团与军功奖章法典》,对荣誉军团和军功奖章、关于接受和佩戴外国勋章和奖章等作了具体规定。1963年,戴高乐将军增设了国家功勋勋章,以整合部委勋章,同时作为荣誉军团勋章的补充。自1964年1月1日起,除了保留4个部委勋章之外,法国废止了其余的部委勋章。自此法国国家荣誉制度更为精简和统一。从授奖对象来看,法国现行的国家级勋章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各个行业的综合性勋章,如荣誉军团勋章和国家功勋勋章;另一类是主要针对军事领域的勋章,如解放勋章、军功奖章等。
以法国最高国家级荣誉的荣誉军团勋章为例,它是对在国家民事和军事领域做出卓越功勋的褒奖。荣誉军团是国家级荣誉组织,具有法人资格。共和国总统是荣誉军团团长,领导荣誉军团管理会。荣誉军团还设有委员会,负责审议荣誉军团的地位、预算、任命或晋升、对荣誉军团成员的惩戒等问题。
个人不能申请加入荣誉军团,必须由他人向相关部委推荐。部委对候选材料进行审核和挑选。各部部长将各部的候选提名传达给荣誉军团委员会。荣誉军团管理会总管向共和国总统呈交经荣誉军团委员会通过的候选材料。共和国总统最终做出决定,并签署有关荣誉军团任命和晋级的法令。法令发表在《政府公报》上,民事领域的任命在每年1月1日、复活节、7月14日(法国国庆节)确定;军事领域的任命在每年7月1日确定。以军事或战绩的名义颁发的勋章,同时伴有年薪,不过数额较少,仅是象征性待遇。荣誉军团成员是终身制,荣誉军团成员如有损害荣誉的行为,荣誉军团委员会可采取惩戒措施。
德国的国家级荣誉制度始于魏玛共和国(1919-1933年)时期,于第三帝国(1933-1945年)时期蓬勃发展。纳粹政府设立和颁授了大量军事类勋章和奖章,几乎覆盖陆海空所有兵种。二战后,联邦德国(原西德)和民主德国(原东德)分别建立起独具特色的荣誉制度。前者继承了德意志历史上荣誉制度的特色,后者则受苏联影响,设立了种类繁多的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1990年两德统一后,原西德的荣誉制度继续保留,并适用于德国境内所有地区,原东德颁发的勋章和奖章根据法律规定可以继续佩戴,但取消相关权利。1957年7月26日,德国联邦议院颁布了《头衔、勋章、奖章法》,对德国国家级勋章和奖章的颁授者、颁授对象、颁授条件、佩戴方式、买卖方式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奠定了德国现代功勋荣誉制度的法律基础。目前,德国国家功勋荣誉体系十分精简,国家级的勋章和奖章主要分联邦总统颁授、许可和承认三大类十几种,各州政府设立的勋章和奖章一般不超过十种。
俄罗斯的功勋荣誉制度历史悠久,早在沙俄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家奖励体系。不仅有以圣安德烈勋章为代表的勋奖章荣誉奖励形式,有保证勋章合法性的法案--《关于勋章的条例》,还设置了专门主持所有勋章事宜的机构--沙俄帝国勋章局。十月革命以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于1917宣布废除所有沙皇时代的勋章和奖章。近一年后,为了表彰在国内战争中表现特别英勇的公民,第一枚苏维埃勋章--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红旗”勋章应运而生。随后,根据实际需要,又陆续设立了其他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相关法律法规也不断补充,苏联功勋荣誉制度逐渐完善。
苏联宪法规定,设立和授予勋章的权力归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90年3月以后这一权力归苏联总统所有)。勋章和奖章授予的有关问题由《关于苏联勋章的一般规定》和《关于授予苏联勋章和奖章程序》两部法令予以详细规定。截至1991年底,苏联总共设立了21种勋章、57种奖章、24种荣誉称号和5种最高级别奖励英雄称号。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保留了部分称号及获得者的相关待遇。同时又重新设置或恢复了部分沙俄时期的勋章和奖章。在法律建设方面,《俄罗斯联邦宪法》为俄罗斯功勋荣誉制度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
《俄罗斯联邦国家奖励条例》的总统令对功勋荣誉的颁授事宜做了详细的规定。经过多年的发展,俄罗斯形成了以大量法规为基础,以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俄罗斯联邦勋章、奖章、奖励徽章和俄罗斯联邦荣誉称号为主体的现行功勋荣誉制度。
美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荣誉制度大多源于战争。20世纪中期以前,美国的功勋荣誉基本上是军事性的,且未形成完整的国家体系。随着二战的结束及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美国的非军事性荣誉在短期内取得了迅猛发展。一方面,许多军事性荣誉历经修改,扩大了授奖范围。许多军事性部委(如陆军部)开始增设针对内部工作人员与平民的非军事性奖项。美国最高级别的两大平民荣誉--国会金质奖章和总统自由勋章就是如此。国会金质奖章设立之初,主要奖励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墨西哥战争的军人。自19世纪中期开始,国会两次修正了法案,授奖范围拓展到文学、体育、航天、外交和科学等诸多领域。现在,国会金质奖章还颁给在人道工作上有杰出表现的人士,也包括外国人士。另一方面,包括平民荣誉和专业荣誉在内的非军事性荣誉大量涌现。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联邦政府部门设立的、专门针对平民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平民荣誉;另一种是奖励在科学技术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的专业荣誉。
经过近三个世纪的发展,美国的国家荣誉制度现在已经相当完善。目前,美国每年颁发的各种国家级荣誉多达上百项。
有些荣誉,如总统自由奖章、国会金质奖章、奥斯卡奖等,早已超越了美国国界,成为世界闻名的大奖。凡是对美国做出杰出贡献的人,都有机会获得美国政府给予的殊荣。
上述欧美主要国家的功勋荣誉制度,对我国建立国家功勋荣誉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一是功勋荣誉制度应当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体现鲜明的民族特色。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自设立后,历经数代王朝变革,一直沿用至今;德国的红十字等救援类奖章至今仍是联邦级和各州荣誉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俄罗斯的勋章和奖章大部分源自苏联和沙俄,其性质和授奖范围则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美国荣誉制度发展历程是从战争年代的军事领域向和平年代的非军事领域的转变。二是应当由国家最高领导人颁发国家级荣誉勋章,这不仅是政治合法性的体现,也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法、德、俄、美等总统制国家,最高荣誉多由总统负责设立和授予。在英国等君主制国家,最高荣誉多由女王负责授予。三是应当建立完善的法律,从制度上保障荣誉制度的健康运行。许多国家在设立和授予勋章和奖章时,国家元首都会颁布相应的法令,对奖项的性质、授予对象、授予条件、授予方式等作出详细规定。除此之外,大多数国家还设置了专门的功勋奖励管理机构,以确保评审活动的正常开展和荣誉奖励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四是功勋荣誉奖励应当重视精神荣誉方面的鼓励和奖赏。
许多国家的国家级奖励不设任何物质奖励,只是由国家元首签署或亲自授予勋章、奖章,公布获奖名单,在国庆节或其他重要传统节日举办庄严、隆重的授予仪式,并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宣传,以表示对获奖者的重视和精神鼓励。五是国家级勋章奖章的颁授对象应走向国际,成为我国展示国家形象、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工具。悠久的国家勋章在世界范围内都被认为是无上光荣,如英国的嘉德勋章、法国的荣誉军团勋章等,其权威性受到全世界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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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银行(Community Bank)的概念来自于美国等西方金融发达国家,其中的“社区”并不是一个严格界定的地理概念,既可以指一个省、一个市或一个县,也可以指城市或乡村居民的聚居区域。凡是资产规模较小、主要为经营区域内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服务的地方性小型商业银行都可称为社区银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美国富国银行的社区银行业务初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和移动互联网金融的爆发式增长,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面临着巨大压力。学习美国银行业先进的社区银行模式关系到我国大量金融从业人员的命运,关系到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从我国现阶段银行业面对的实际困难出发,以美国富国银行为例,详细分析其社区银行业务的经营现状和经营特点,希望能给我国广大银行业从业人员以启发,找到适合今后我国银行业社区银行业务的发展之路。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改革不断推进和互联网金融产品的爆发式增长,银行业面临着融资渠道闭塞,存款资金外流,经营成本激增,产品服务雷同等困境,其中一些金融机构存在被收购甚至破产的危险。而在美国,社区银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运营模式,长期以来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13年7月,以发展社区银行业务为核心的美国富国银行以2360亿美元的市值登上了全球最大行的宝座,显示了其发展社区银行这一方向的正确和成功。将美国先进的社区银行模式引入我国并结合国情进行改造推广,关系着我国大量金融机构的命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笔者对美国富国银行进行相关分析,希望为我国广大中小金融机构今后开展社区银行业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美国富国银行(Wells Fargo)是一家1852年成立于纽约的多元化金融集团,目前其总资产为12000亿美元,排名全美第四;市值为2360亿美元,是美国市值排名第一的银行。富国银行拥有27万员工,七千万客户和超过9100家分支机构,作为一家提供全面服务的银行,业务范围包括社区银行、抵押贷款、公司贷款、个人贷款和房地产贷款、投资和保险等。其存款份额在17个州排名第一,其抵押贷款和小企业贷款的发放都排名全美第一,作为唯一一家被穆迪评级机构评为AAA级别的美国银行,它拥有全美最好的网上银行服务体系。若以存款、家庭贷款与金融卡业务统计,富国银行排名全美第二,可以说其是目前美国最好的银行。现在,富国银行通过自动取款机、手机、个人电脑和不断完善的银行网点坚持每时每刻都为顾客提供重要的金融服务,其高速办公效率使顾客能从先进产品和服务中获得收益。
富国银行的社区银行业务专注为个人客户和年销售不超过一千万美元的小企业主提供几乎所有金融产品和服务,其资产规模排名全美第四,全美国三分之一的家庭和富国银行有业务往来,但其中除了存款规模排名第二名外,基本所有细分贷款市场均为全国第一名,如全美四分之一的住宅抵押贷款由富国银行发放,但是富国银行其他业务如证券、经纪、资产管理等对利润的贡献相对有限,远远低于摩根大通和花旗银行。现阶段银行业的竞争愈来愈激烈,富国银行始终坚持推行交叉销售策略,重点布局于最传统的存贷业务上,稳健经营,深耕零售客户,并未像其多数竞争对手那样将业务触角伸向投资银行等高风险领域。
受传统存贷业务性质的影响,单个社区银行网点的营业能力可能相对增长平稳,且耕耘期较长,因此需要银行提高已有网点利润率的同时,网点数量规模保持一定的增速。富国银行与摩根大通在机构设置方面是存在较大区别的(如表1所示):富国资产总额1.42万亿美元,只是摩根大通2.36万亿美元的60%,ATM机数量为摩根大通的64%,与其资产规模相匹配;但富国的网点数量却是摩根的1.62倍,员工人数也多出一万多人。富国银行在网点数量建设和员工人数投入上超过其他银行的原因在于其社区银行业务的需要,深挖客户资源,提高交叉销售都需要依靠“关系型”服务与客户体验。富国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大量系统性投入、加大员工培训力度,以及深入了解客户需求,而这一切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积累。
表1 2012年富国银行网点建设规模情况比较表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长江证券研究部2014年1月发布的银行业行业研究报告整理编制
富国银行的社区银行业务主要由分布在居民社区密集之处的支行开展,以便发挥地缘性优势。内部布局以开放式为主,设立与业务区隔离的休息区,方便有家庭及小孩的客户。与其市中心网点不同,社区银行网点装饰并不追求奢华,整体感觉较为温馨。
笔者认为富国银行在发展过程中摸索出以下三方面经营特点。
1.合适的网点密度控制经营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
网点密度指在不同市场(农村或城市)中按照合适的密度设立社区银行的网点,并且致力于吸引当地居民来网点办理业务。根据富国银行测算,每500个住户的增长将提高每个网点10到20bp的ROA水平,因此社区银行网点需要合理分布,从而控制经营成本,在此前提下,社区银行各网点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业务,同时避免集团盲目扩张导致经营成本增加。2011年为止,单个富国银行社区网点客户数达到3600户,超过美国银行业平均2000户的网点客户数。从2003年到2011年,富国银行家庭客户数增长了3%,而同期美国家庭增长率仅为0.8%。从以上两个数据可以看出,富国银行的网点密度非常合适,单个网点为尽可能多的客户提供服务,不仅控制了经营成本,避免了不同网点间的相互竞争,而且使其利润最大化。
2.长期坚持交叉销售策略,追求效率最高化
富国银行能大量吸收低成本的核心存款,发放全美最多的各类贷款,其主要原因是该银行在零售业务中表现出来的强大交叉销售能力。交叉销售的核心在于运用多渠道销售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从而使自己成为客户存贷款的账户银行。简单来说,就是多渠道、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金融需求,实现单位客户交叉销售数量的上升,则单位客户创造的利润将提升。长期以来,富国银行坚持交叉销售的经营理念,其带来的客户黏性是富国银行能够长期抵御多次经济波动的制胜点。一般来说,客户选择一家银行进行业务往来后,随着使用年限增加,各种需求都会在这一家银行累积,这样客户对银行的黏性会越来越强,尤其对中小客户来讲,这种黏性的转换成本很高,而且其议价优势远低于大客户,富国银行正是抓住了此类客户群体,从而得以实现效率最大化。正因为长期坚持交叉销售战略,富国银行早在2010年就实现了向单个客户销售6.14个产品的目标,在交叉销售最好的区域更是高达7.38个。富国银行80%的收入和收入增长都得益于交叉销售,不仅能维持富国银行客户群体的稳定,而且能提高银行内部不同业务部门之间的协同效率,从而实现效率最高化,增强自身经营的稳健性。 3.始终保持严格的风险控制,追求损失最小化
富国银行在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一系列大的并购,包括1996年收购第一洲际银行,1998年与西北银行合并及2008年吸收美联银行。在这些并购重组中,富国银行始终注重风险防范,只有确定并购后有利于发挥整体的高效率,富国银行才会进行并购。在并购重组的过程中,富国银行坚持自己的市场定位和管理特色,主要措施包括控制网点员工的数量、保证客户满意度、削减营业网点的面积,最后形成大量规模较小、内部布局合理、氛围温馨的社区银行网点,客户可以在网点内享受多渠道模式,包括网络银行、ATM和电话银行等。目前,其单个社区银行的网点面积及成本开支呈长期下降趋势。
富国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一直坚持侧重自己的存贷业务,很少涉及高风险的投资银行类新兴业务,如高杠杆衍生业务,富国银行基本不进入担保债务凭证市场,也不接触表外结构性投资工具。近年来其贷款大概占银行总资产的60%左右,使其用于其他高风险业务的额度相对较小,盈利稳定性相对较好。由于富国银行具备社区银行的优势,熟悉社区内中小企业的情况,对于那些信用评分标准低的客户,富国银行坚决回避。
2007年开始于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的经济危机再次证明了富国银行的稳健策略。作为全美最大的住宅抵押贷款发放者,在危机期间富国银行的住宅抵押贷款不良率却比行业平均水平还低20%。另外,富国银行在发放贷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风险分散的原则,贷款集中程度很低。根据2011年富国银行贷款发放情况可以看出,其商业及工业贷款占总贷款的23%,商业地产贷款占总贷款发放量的16%,而家庭住宅抵押贷款占总贷款的41%,富国银行正是通过这种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尽可能分散风险,从而减弱经济波动对自身正常经营的负面影响。
另外,富国银行在控制小微企业信贷风险方面的做法也非常出色。截止到2011年,富国银行在此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已连续10年保持全美首位。由于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较高,该项业务成为推高富国银行净利差的一大助手,早已成为富国银行最赚钱的业务之一。2011年富国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为6.29%,分别高于综合贷款和大中型企业贷款利率的1.36%和2.05%,收益率处于较高水平。
富国银行发挥了其社区银行的优势,尽量寻找到低成本与高利润之间的最佳结合点,始终坚持严格的风险控制,保持经营过程中损失最小化。其社区银行业务具有鲜明的经营现状和经营特点,笔者希望能给我国广大银行业从业人员以启发,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社区银行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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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是东亚历史上的一场重要战争,对中日韩三国在国际中的地位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对东亚地区的国际环境有深远的意义。甲午战争不仅存在于历史中,也存在于文学中。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美国在甲午战争中的作用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甲午中日战争是近代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在改变东亚的战争中,虽然始终声称奉行“中立”政策,实际上偏袒日本,起到了其他列强不曾起到的作用。美国偏袒日本的原因,主要是希望借日本之手,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同时利用日本削弱英国、俄国等在东亚影响力。
关键词:甲午战争 美国 偏袒
朝鲜问题上,朝鲜政府曾向美国提出请求,希望美国劝告日清两国同时撤兵。据1882年朝美之间签订的《朝美通商修好条约》,美国理应出面对此问题进行调节,然而美国国务卿答复,美国政府不愿和欧洲列强作强迫的或联合的干涉,他将保持“公正的中立”。美国不愿看到日本力量削弱,那样的话就意味着美国很难在远东取得利益。长期以来,美国在远东的活动主要跟随英国。但随着美国工农业的迅速发展,在远东利益分配上,美国也想获取利益。因此美国的“公正的立场”,实际上是偏袒日本的。
7月9日,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致电美驻日公使埃德温・谭恩(Edwin.Dun)劝告日本政府撤兵。美国驻日本公使谭恩接到电报后马上致函日本陆奥外务大臣称:“若日本起无名之师以不堪防守之邻国为兵火之战场,大总统痛感失望[1]。”对于美国的劝告,日本人并没有放在心上,陆奥宗光认为,美国丝毫没有联合中国和欧洲列强对抗日本的意思。有了这样的认识,陆奥宗光马上回函称:帝国政府此时无撤兵之理,并确信撤兵非为上策[2]。
此时的美国并不想得罪日本,而是希望事件结束后,美国能够获取更多利益。1894年7月10日,美国驻日本公使谭恩还致电给日本陆奥外务大臣称:“大总统将立即请求承诺其愿效调停之劳一事[3]。”
随着日美关系的拉近,日本请求美国在中日开战之后保护在华的日本利益,美国政府爽快地答应了。1894年7月19 日,陆奥将美国政府同意在事态最坏之际承诺保护日本在华之权益通报给日本驻中国公使小村,并告知在情况紧急时向美国提出。
可见,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同情、支持日本,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对朝、中的侵略,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
美国盼望中国在战争中失败。当时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就说:“唯有使用武力,才能是这个国家(指中国)和世界(指帝国主义列强)融洽共处。只要清王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4]。”美国宣布日本的侵略战争“并不危害美国在亚洲的政策[5]”。从而给予日本充分支持。当奕?因日本侵入辽东而请求美国出面调停时,田贝公然污蔑说,战争是因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权而引起的,如若美国调停,必须先交出“书面保证书”,承认朝鲜的“绝对独立”[6]。1894年10月31日,奕?请求美国出面调停,接着又向各国公使提出同样请求。美国坚决拒绝参加任何列强间的联合行动,不愿各国联合对日本施压。美驻东京公使对日本政府传达了美国政府的话:如果日本不遏止日军在陆上和海上的行动,在该地区享有利益的欧洲强国将进行干涉。美国的忠告,让日本看到了干涉的危险。日本告诉美国,在中国向日本求和之前,美国可以发挥作用,使中国迅速求和。美国立即以调停人的身份向清政府作说服工作。美驻华公使田贝亦出面诱迫。田贝对奕等主和派说,与日本决裂会使居间人感到不体面,今后将不再居间调停[7]。对战争早已丧失信心的慈禧,决意接受日本割地赔款一切要求。美国以调停人的身份控制了清政府,把战争引向对日本最有利的局面。
1895年4月23日,陆奥在舞子致电东京的外务次官林董,令其会见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委托谭恩作为个人意见,向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询问中国政府对批准条约之意向。甚至让林董向谭恩说明:相信清国之批准绝无困难。……但因尚不能与清国政府进行直接往来,故烦该公使予以协助[8]……。为防止中国反批准运动影响中国,日本政府还电训驻英、美等公使,命令他们努力争取驻在国政府“说服中国尽快批准”,美国政府欣然应允。4月29日,日本驻美公使立野慎一郎致电陆奥称:“美国承诺于于局外中立不相矛盾之范围内与日协力;而媾和条约批准之件,已电训驻北京美国公使劝告中国从速实行。”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Gresham,W.Q.)电令驻华大使田贝,使其向中国发出警告:“假如中国不能批准条约,日本肯定发动更猛烈的战争。那么,欧洲列强也许要卷入到事件中去。其结果中国将损失比日本要求还多的领土。”“中国应该害怕的是俄国而不是日本。”此时,科士达为了执行美国政府所谓的“劝告”中国从速批准条约的使命,督促李鸿章赴京。
美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田贝催促清政府迅速批准条约,同时由科士达出面极力劝说衙门。4月30日,他在衙门用了恫吓的口吻对总署大臣们说:“如果他(皇帝)拒绝批准条约,他将在文明世界面前丢失体面,而军机大臣对皇帝不体面是要负责的。”5月2日,清帝决定批准合约,这和美国施加的压力是有关系的。
总之,美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奉行的是亲日政策,为日本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提供有力的外交支持,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也始终将美国看做最友善的国家而充分加以利用。
[1]《美国政府希望朝鲜国度里并尊重主权意旨之报告》(1894年7月9日),《日本外交文书》(652),《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9册,第308-309页。
[2]《对美国政府通告之答复》(1894年7月9日),《日本外交文书》(653 ),《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9册,第309-310页。
[3]《美国政府关于日清间调停意向之报告》(1894年7月10日),《日本外交文书》(656),《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9册,第310-311页。
[4]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293页。
[5]【英】菲利普・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胡滨译,第54页。
[6]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296页。
[7]《翁恭公日记》,乙未1月8日,《中日战争》第4册,第533页
[8]《有关询问清国政府对合约及其批准意向之训令》,《日本外交书》,卷28,第1093号文件。《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0册,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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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共产党在芝加哥召开的第三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新构想。大会分析了美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如何将人民运动引导成为革命的序幕,如何创造一个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经济,如何组织劳工运动。在此基础上,三十大提出要加强党的建设,将党建设成为一个现代、成熟、富有战斗性的群众性政党。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美国共产党第三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观察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2014年美国共产党的第3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主席、党的战略、党建基调等方面实现了新旧变奏。大会确定的新战略是以低薪运动为切入点,促进劳工运动的复兴与壮大。本次的新战略比较务实而又易取得成效。大会的基调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成熟的、有战斗力的群众性政党。总的来看,美共本次大会旨在摆脱当年苏共“革命党”的特征,力图向现代化政党转型,从而谋求自身政治地位从边缘向主流转变。
【关键词】美国共产党 30大 现代化政党
2014年6月13~15日,美国共产党第3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美国芝加哥的伊利诺伊大学召开,美共的党团员代表、国内外嘉宾及其盟友共375人参加了本次大会。“民众和自然高于利润―助建一种变革美国的运动”是本次大会的宣言,“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成熟的、有战斗力的群众性政党”是大会基调。本次大会,美共在党主席、党的战略、党建基调等方面实现了新旧变奏。这三重变奏不仅反映了美共发展的最新变化,也反映出当今世界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特点。
本次大会,前主席萨姆?韦伯(Sam Webb)卸任,约翰?巴切特尔(John Bachtell)当选为新主席。巴切特尔1956年出生于美国的俄亥俄州,其父母参加过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他毕业于美国的安蒂奥克学院(Antioch College),在大学时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兴趣,1977年加入美国共产党,此后他一直参加各类_运动。①当选党主席之前,巴切特尔曾担任美共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美共纽约地区主席和伊利诺伊州主席。
巴切特尔最鲜明的政治主张是其生态政治的思想,该思想贯穿在他对政治选举、劳工运动、移民权利、社会主义等诸多阐述中。环境运动可以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与政治发展。美国共产党的目标之一就是促进人们选出‘环保国会’和‘环保总统’,以及其他可以让广大底层民众通过选举产生的环保政府部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难在人、自然和社会三者关系中创造和谐。人们只有到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让这种和谐成为现实。然而,我们不能等待全球生态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到来之后才开始这种转变,我们必须现在就积极作出改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这个因果关系不能倒置。”②巴切特尔的新当选不仅实现了美共领导人的换届,也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崭新意义:
一是终结了美共领导人职务终身制的做法。美共始建于1919年,96年来美共领导人历经了鲁登堡、洛夫斯东、白劳德、福斯特、霍尔、韦伯等人。二战后的70年里掌控美共的实际只有三人:福斯特、霍尔和韦伯。福斯特在任15年(1945~1959年),霍尔在任41年(1959~2000年),韦伯在任14年(2000~2014年)。福斯特78岁卸任,霍尔90岁卸任,两人都是在健康情况极糟糕的情况下,才指定下一任接班人,实际上都是终身制。韦伯相对于前两者是一个进步,尽管他卸任时年近70岁,但他是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让党员选举出新一任党主席,没有临危指定后继领导人,这是美共党内民主的一大进步。
二是生态社会主义将成为美共新的核心政治理念。二战后的70年中,美共核心政治理念也历经变化。福斯特时期一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对抗阶级”成为美共20世纪60年代前的核心政治理念。霍尔接任美共领导人后,在长达40多年时间中,仍将阶级对抗作为其核心政治理念。苏联解体后,霍尔非但没有放弃阶级对抗的理念,反而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葬送了苏联。霍尔晚年推出“权利法案社会主义”思想,阶级对抗理念有所松动但没有根本改变,他提出:“美国存在着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也许可以通过选票。……而如果统治阶级不愿和平交出权力,革命就只能演化为暴力了。”③在指定接班人时,霍尔的要求之一就是党的新领导人必须要对阶级斗争的首要地位有充分认识。④韦伯上任后逐渐改变“阶级对抗”的传统认识,将“民主斗争,特色过渡”作为美共的核心政治理念。本着这种理念,韦伯时期的14年都是以反对极右翼的民主斗争作为美共的主要活动。如今巴切特尔上任,他在继承韦伯思想的基础上,将反极右翼斗争的主要内容定位在生态政治斗争上。可见,美共核心的政治理念从最初的阶级对抗到阶级斗争,从阶级斗争到民主斗争,从民主斗争具体到反极右翼斗争,再到今天将生态政治斗争作为反极右翼斗争的主要形式,美共核心政治理念越来越贴近美国民众的实际利益,这为争取美国民众支持向前迈了一步。
本次大会上,美共提出了“以低薪运动为切入点,促进劳工运动的复兴与壮大”的新战略。相对于以往的美共战略,本次战略调整显得更加务实、更具操作性。2010年美共在29大上制订的战略是“努力帮助和平运动与争取经济正义和种族平等的劳工组织、民众组织和环保组织建立战略联盟,争取一个创造就业岗位的全面方案,推动非军事化的绿色经济,并促进美国人民的思想朝这个方向进一步发展”。⑤四年过去了,美共当年“组建战略联盟”的战略没有取得明显成效,美共的民众支持率仍然不高。随着形势的转变,美共认为自己的战略要更贴近劳工大众,要对美国民众的实际生活有所改变,所以本次大会主张从低薪运动入手促进劳工运动的复兴及壮大。
从历史上看,美共本次的战略新调整还是比较符合美国实际的。美国建国近240年,从未发生过一次以“武装夺权”为特征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表明发动民众进行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在美国走不通。既然武装夺权不可能,那么只能依靠和平过渡。然而,二战后美共的影响力一直微弱,美共领导人也曾在1968~1984年进行过5次美国总统竞选,最终都以得票率小于0.1%而惨败告终,现实表明和平过渡也遥遥无期。武装夺权夺不成,和平过渡渡不过,那么美共该怎样来争取民众以保证继续留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呢?现实表明,只有对改变美国民众生活起到实际作用的时候,才会进入到民众的视线中,才会被民众所支持。低薪运动对改变美国民众生活起到直接作用,并且低薪运动也已经初见成效。2014年美国西雅图市的最低工资提升到15美元/小时,大大高于美国联邦政府所定的7.25美元/小时的水平。⑥旧金山市将最低工资提高到10.75美元/小时。联邦雇员的最低工资从2015年起由7.25美元/小时提高至10.1美元/小时,上浮40%。⑦可见,依靠低薪运动来争取民众、提升政治影响力是美共比较务实而又易得成效的一次战略变奏。 党建基调新旧转换
本次大会上,美共提出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modern)、成熟的(mature)、有战斗力的(militant)、群众性的(mass)政党”,即“4M政党”。这次的党建基调是美共以往党建理论的更新升级。早在1996年美共在26大上就提出了建设“群众性政党”的口号。近20年过去了,美共在发展规模、发展空间、党群关系、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比以前好一点,但仍难以改变民众支持率低、党员人数少、政治地位边缘化的境况。这说明美共多年的群众性政党建设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尽管在群众性政党建设上收效甚微,但美共并没有放弃“群众性”这一党建基调。过去美共长期得不到美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其原因除了美国的传统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共历史上跟随苏共给美国民众留下了不良印象。苏联存续期间,美共被国内民众称之为“苏联代理人”。对此美共一直否认。苏联解体后,苏联的档案得到解密,人们发现美共不仅接受来自“莫斯科的黄金”,进而听命于苏联,甚至培植其党员成为苏联的间谍。这就让美国民众对美共的印象雪上加霜。更为重要的是,美共在政党建设上照搬了苏共模式,如领导人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党内权力过度集中而导致多次党内斗争甚至分裂等等。美共非但没有摒除苏共政党建设弊端,反而一再照搬致使该党群众基础薄弱。那么,如何才能在政党建设中去除“苏共模式”、提升自身的群众基础呢?美共在2010年终于找到了答案,即建设现代化政党。
2010年美共召开29大,其会前讨论的主题之一就是《共产党壮大的新机遇》。在讨论中,美共提出:“摆在党面前的一大挑战是建设一个21世纪的革命性工人阶级政党。党要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础,其阶级基础是多种族的工人阶级以及对美国民主传统和革命传统充分反思过的社会核心力量。党在建设的过程中要运用现代化的交流方式和组织方式。……对于我们而言,如何运用网络来发展党员、争取美国民众是一场党自身建设上的变革。”⑧此后,美共便加强了网络建党,不仅将其党报党刊全部实现网络化,而且在吸收新党员上也加大了网络招募的力度和速度。2008年8月,“一位中国留学生在互联网上申请加入美国共产党,竟然不到10天即获批准,并开始缴纳党费和参加党组织活动。”⑨但是现代化政党建设远不止采用现代化手段进行交流方式和组织方式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使其自身结构、功能和运作方式不断制度化和民主化,进而适应社会发展进程和发展规律。在这方面,美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喜的是美共在本次大会上对此有进一步的认识,强调要把自身建设成一个21世纪成熟的、现代化的转型性政党。在自身的结构、功能、运作方式等方面都提出了制度化和民主化的想法。如在制度化建党方面,美共提出:“在党建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将关注制度建设。建党不是靠一两个党员意志就能完成的。”⑩这隐含着美共今后将通过制度建设逐渐摒弃党的领导人意志就是全党意志的旧传统。此外,在与工会合作以及发展新地区的党组织建设等方面,美共也提出了制度化建设的主张。可以说,本次大会所确定的“现代化政党建设”的党建基调对美共未来将产生重大影响,新任党主席巴切特尔将其称之为美共的“转型性变化”(transformative changes),并指出:“现代化政党建设可以把美共变成21世纪的社会主义政党,可以将美共从政治边缘转变成政治主流。”
相对于“群众性”、“现代化”的党建基调,“成熟”、“有战斗力”则是美共本次大会上的新提法。新就新在用“成熟、有战斗力”取代了以往的“革命性”字眼。二战后美共党建理论一直以“革命”为主调,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就多次出现了“革命”、“斗争”的字样,如1966年美共18大报告是《争取和平与反对垄断组织的斗争》、1969年美共19大报告是《革命进程》、1979年美共22大报告是《关于非洲裔美国人斗争的决议》、1991年美共25大报告是《危机的时代:通过斗争实现团结》。这种除了斗争就是革命的党建基调,使美共脱离美国社会发展现状,无法满足美国民众的现实要求,在实践中也很难争取到美国多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这种现状要求美共对自身历史要有所反思。只有对自身历史有冷静客观地评价,才会有今后党建的正确理论及其正确的斗争策略。美共前主席韦伯也认识到这一点,2011年他在《21世纪社会主义政党的性质、理论及实践》一文中就指出:“我们不能一直对老一代共产主义者和将来新的共产主义者隐瞒我们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如果我们能用魔法将已逝的同志唤醒,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让我们用一种批评和成熟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过去的历史。……一个21世纪的政党要从我们过去的历史中受到鼓舞,但是不应该被过去的历史所禁锢。过去的历史仅仅是我们未来发展的宏观指导,它不能成为我们党未来发展的蓝图。”可见本次大会上所提出的建设“成熟性政党”实质上就是指美共要对自己的历史及其功过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知态度。此外,本次大会中美共提出的“有战斗力的政党”也并非是指暴力革命层面上的战斗力,而是指美共要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是处在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国家的社会变革充满复杂性,在这种复杂局势面前美共要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热情。
2014年正值美共成立95年,30大召开也是庆祝美共成立95年的庆典,这不仅是美共党内的大事,也是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在本次大会上,美共领导人职务终身制的终结、战略策略务实化、党建基调时代化这三重变奏反映了美共对自身历史的反思和理论的自觉,这不仅能使美共继续留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而且其会议精神也将对美共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今后,美共如若能继续冷静客观审视自身历史,在现代化政党建设方面加大实践力度,必然会提升其群众基础,其势力的壮大和影响的增强也有所希望。尽管美共短期内还不能做到政治地位从边缘到主流的转变,但是其战略策略和党建主张对遏制美国极右翼势力增长、让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继续存在和发展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作者为苏州科技学院教育与公管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1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美共产党党际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DJC004)
①Hamilton Nolan: Gawker.com interviews CPUSA head, John Bachtell, August 21 2015
②骆小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环境与生态环境双重危机的根源―访美国共产党主席约翰?巴切特尔”,《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6期。
③黄宏志:“美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权利法案”,《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1期。
④聂云麟,孙大雄编写:“萨姆?韦布谈美共领导机构的换届问题”,《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9期。
⑤杨成果:“美国共产党‘二’的政策主张”,《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⑥周乃?C:“西雅图大幅提升最低工资的一些启示”
⑦周佳:“难管温饱 美国争议声中大幅上调最低工资”
⑧Convention Discussion: New Opportunities to Grow the Communist Party
⑨“美国共产党网上招纳党员”,《共产党员》,2008年第9期(下),第44页。
⑩Sam webb: Convention Keynote: For a modern, mature, militant, and mass party,June 13 2014
Hamilton Nolan: Mistakes Were Made: A Talk With the Hea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 August 17 2015
Sam webb: A Party of Soc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What It Looks Like, What It Says, and What It Does, olitical Affairs , February 3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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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影《心灵捕手》讲述的是一名麻省理工学院清洁工威尔励志成才的故事。该部影片重点着墨于描述男主角威尔心灵受创的自我揭露与重新构建过程,细腻婉约地开展了一场开启一个自我封闭之人的"心理路程"的漫漫征途。无论是在人物设计还是在人物对话上,《心灵捕手》均以独到新颖的猎捕表现手法,围绕男主角着力于对其原始病态心理的探究、心理过程变化的描述以及健康心理状态的烘托,是一部情节内容丰富、台词对白经典、音乐旋律优美的励志感人经典影片。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美国励志电影《心灵捕手》人物内心解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在美国的励志电影中,通过对不同角色内心世界的刻画,深层次地体现了不同环境下的人们对于生活的追求也大相径庭。在电影《心灵捕手》中,叙述了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也蕴含了演员内心世界的层次感和导演对励志电影中人物内心的解读。影片将主人公从青少年时期到长大之后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表述出来。通过对励志电影中人物成长过程的重塑和内心的解析,从心灵上触动那些曾经有过阴影的人群,让他们人生的自我价值得以体现。
美国励志电影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十分细腻,从人物的动作到神态再到对白,都将人物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不同的励志影片从人物心灵和内心独白的角度体现人生的曲折经历,也鼓舞此类人群重新找回生活中的自我。本文以电影《心灵捕手》为例,对美国励志电影中的人物内心进行解读。
(一)励志电影简介――以《心灵捕手》为例
《心灵捕手》是由美国著名导演格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执导的一部电影。电影中的主人公出生在马萨诸塞州首府的一个贫困区里,他出生之后就被自己的父亲抛弃。在成长的过程中,他饱受养父的辱骂和折磨,而且亲眼看到母亲和弟弟被折磨的过程,总之,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是寂寞和凄凉的。主人公性格内向、心思灵敏,但是横行无忌、叛逆不羁,生活中,他在大学当清洁工赚钱,但是却多次解答了蓝波教授出的难题,远近闻名,目的是让自己的内心世界与现实生活相碰撞,得到心灵上的满足感。此时此刻,影片对主人公心理的刻画十分细腻,体现出美国励志电影中人物内心世界的动态。
同时,数学家又很欣赏这个没有接受过教育而又充满智慧的主人公,担心人才流失,他想满足主人公内心的需求,想让他得到更好的教育,为主人公设计好自己眼中的成功之路。之后,教授对主人公进行系统化的教学,结果却差强人意,主人公还是很内向,无奈之下教授找到了主人公的挚友,在其朋友的帮助之下,逐渐地克服了重重困难。最后,主人公打开心扉,展现出活泼开朗的一面,也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找到了目标,并为之奋斗。在电影《心灵捕手》中,无论是对教授心理的描写,还是对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内心世界的刻画,都格外吸引观众的注意。
《心灵捕手》是作者自己创作出来的结晶。同时他也是演员出身,这样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问题,重点刻画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使这部励志电影达到更高境界。影片在对人物内心刻画的同时,采用了传统的描绘方法,将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部励志电影以其独特的魅力,在国际电影节中荣获众多奖项,同时这部励志电影中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人们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赞扬。
(二)电影《心灵捕手》中人物的内心世界
毋庸置疑,这部励志电影的看点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尤其是对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内心的解读。在青少年时期,主人公饱受折磨与苦难,造成了他内向的性格特点,不敢与外界接触,他担心再一次受到伤害。所以,在生活中表现出“令人讨厌”的样子,就像教授与他谈话那样,一直逃避着与人沟通。影片中另一个人物正是看见了主人公悲惨的处境,所以在生活中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基础,不断地尝试与主人公沟通、交流,试图达到心灵上的沟通,打开主人公的心灵之窗。
在影片对主人公内心描写的情节中,多次展现了与他的朋友之间的沟通,这也为以后两人成为挚友做铺垫,层层递进;同时这几次描写也是主人公改变自我的重要环节,对主人公以后的生活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从这方面来看,教授和那位与主人公朝夕相处的朋友成为主人公的恩人,从内心的角度解决了根本问题。
主人公与他的挚友在第一次交谈时,观众能感觉到主人公寂寞和悲惨的内心世界。他的朋友也抓住这一点,没有刻意地去触碰主人公的伤疤,他用故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让主人公从心灵上有所感触。这一次交谈的意义格外重要,在影片中,这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让主人公掌握主动权,同时也侧面反映出,对主人公内心的刻画及治疗不是单一的,让主人公内心的苦闷能够诉说出来,得到世人的同情。这种对人物内心的描写让观众感觉到一种独特感,让观众更好地解读励志电影中的人物内心。
影片中,两人的第二次见面交谈更为直接,这也可以说是第二次开导,地点选择在湖边的垂柳下。开始的时候,主人公并没有说话,从他的神态可以看出其表面坚强但内心脆弱,但是他的挚友却采用极其温和的言语来触动主人公的内心,以达到心灵上的接触。这些对人物内心的描写,都能简单明了地体现出人物性格的特点。在两人的对话中,有这样一段经典的台词:“即使你了然入怀地评论世界级的作品,但是没有亲身体会到作品中真正的世界;即使你提出并讨论一些没有意义的话题,但是这些话题不能充斥着你内心的世界;即使你能自由自在地对某些战争发表看法,但是没有去亲身参与到战争当中;即使你引用古诗词来表达你内心的感受,但是你没有创作出如此富有蕴含的诗词,没有感受到世人当时内心的困境。”再加上最后一句话:“如果不是评论自己,研究自己是谁;那么就会信任,就希望能够在一起共事。”主人公的朋友打开了自己心房,真心诚意地向主人公表述了自己的想法,想和主人公交朋友,但是这样直接的举动让内向的主人公感到惊讶,在人生的道路上首次有人看透了自己的内心,让主人公感到格外震惊,也开始让他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感,想寻找自己的人生目标。这些细节的描绘,从内心的角度诠释了美国励志电影对内心的刻画成为一种特点。
第三次可以说是具有转折性的会面,表面看似平静,但对人物内心描绘也恰到好处,有些波涛翻滚之势。简单的对话之后变得异常平静,在平静的世界中两人相互对视,静静等待着另一方提出话题。事实并非如此,这种场景早已在主人公挚友的计划之中,以无言胜有言,让主人公感觉到十分不自在,目的是让主人公打破这样的尴尬氛围,让主人公学会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说出自己内心的苦衷,所以主人公的挚友选择了沉默。 在此之后的交流中,两个人都把自己最真诚的一面展现给对方,渐渐地聊一些人生方面的话题,彼此进入对方的内心世界。主人公的挚友从生活细节小事入手,在生活中与主人公寻找共同的爱好,在一起生活、谈目标,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主人公的内心,影响了主人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在交谈中,其好友得知主人公另一大弱点,就是爱情方面,但是他的好友并没有刻意地去表达同情,而是在主人公即将表达出来的那一刻,让两人的对话戛然而止。这个时机恰好打开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在主人公意识防线最薄弱的时候,进行心灵上的碰撞。
第五次也让两个人的内心交流达到了极点,他的挚友抓住这一次机会,想要从根本上消除主人公的自卑心理,使他内心达到极限程度,进而使他寂寞悲惨的内心世界得以解放,重新回到人生的起点。电影《心灵捕手》中,在两个人交流第一个转折点的时候,他的挚友在不断地与他尝试着心灵上接触,并且直接地提出一些让主人公敏感的问题,刺激主人公,让主人公发泄自己内心的感情。内心脆弱而又寂寞的主人公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但是被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困住,让他内心充满了恐惧,在强烈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寻找一个挚友,帮助自己走出这样的困境,与主人公达到心灵上的碰撞。最终两个人都卸下了各自的包袱,面对更真实的自我。
在电影《心灵捕手》中,无论是对非主角内心的描写,还是对主人公成长过程中内心变化的刻画,都充分地体现出美国励志电影中人物内心曲折变化的特点,在经历漫长的内心徘徊后,在人生路上体现自我价值。
在美国所有的励志电影中,人物内心的独白是不可或缺的,它既能生动形象地表达人物内心的想法,又能烘托当时的氛围。以电影《心灵捕手》为例,其真正体现出来的是人物与人物之间内心的交流,不同的人生经历影响着以后的发展方向。在电影中将原本的外貌描写转化为对人物内心独白的刻画,表达出每个人内心的感情。
(一)独白中体现出来的孤寂生活
在电影《心灵捕手》中,对主人公台词的设计也包括了对他内心独白的还原,既寂寞又伤感。“我们生活在社会海洋之中的时候,有一部分时间我们处在人生的低谷,不得不对人生进行思考,在感叹的同时,自己对于人际关系的理解并不全面,没有真正读懂自己的朋友,也可能没有读懂自己。”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对青少年时期发生的事情印象最为深刻,即便是在几十年之后,当你在想起自己青少年时期发生的事情时,也会感慨万千,也许那正是改变你自己命运的时期。与此同时,这段时期塑造了你的性格特点并影响着以后的发展方向,逐渐在交际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面。在电影《心灵捕手》中,主人公自幼就饱受折磨,可以说是在黑暗的世界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即使有聪明的头脑、过人的反应能力,但是因其没有与外界接触过,他的过人天赋并没有人知晓。在这种黑暗环境下成长的主人公,他的性格以及对外界的看法都受到了影响,他横行无忌,并对现实生活充满了恐惧,甚至影响了他对“爱”的理解。影片中对主人公内心独白的评价恰到好处:“他对这个世界失去了希望,在其他一切事物抛弃自己之前,先让自己远离这些事物,这样的他就不会因被抛弃而感到烦恼。”
在严重的心理障碍面前,他的挚友让他感受到了世界给予他的爱,让他重新找回了存在感,让他内心所有的苦衷得以释放。从内心的独白中发现,他重新确立了人生目标,让他的人生价值得以体现,最终取得了不朽的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渴望有人能够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真正地理解自己,并且不再承受沉重的压力。
影片中体现出来的主人公独白,可以从和他挚友的数次交流中得以体现。在初始阶段,他不希望与社会接触,不想让别人了解自己那一段黑暗的人生经历,每当朋友问起他那段伤心往事的时候,他都显现出强烈的抵抗情绪,所以他宁愿在社会中展现出横行无忌的一面,让人们远离他的内心世界。主人公在外表上看起来十分凶恶,表现出让人厌恶的一面,也正是因为如此,使别人忘记了主人公在多重压力之下的那种对社会的不满和内心的软弱、自卑的情感。在对主人公内心独白描写的时候,也能感受到主人公内心想要挣脱阴影的想法,想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而去故意地逃避对某些话题的讨论。主人公面对生活的这种态度,让他看起来很坚强,但是他的内心却异常脆弱,轻轻地触动就可能使主人公彻底崩溃。
(二)独白中体现出来的内心世界
在主人公挚友的生活中,他被人们称作“白衣天使”,他机智过人,能够灵活地运用自己掌握的技巧,耐心地和主人公进行交谈,在最后让主人公找回了自我,树立了新的人生目标,并为之不断地努力奋斗。在对主人公进行开导的过程中,这位挚友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他深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用自己的经验不断影响主人公。与此同时,他也摆脱了爱情对他的折磨,让他踏上了自己的旅途,去适应全新的生活。这些对人物内心独白的描写,都体现了励志电影独特的魅力,让观众感慨颇多。
在影片中,这个人物形象的深层含义就是沉重心灵。被妻子抛弃就是沉重的开始,顽固的内心就是要遮掩这份沉重,让他得到心灵上的解脱才是最好的心灵独白。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一样,遵守自己的观点和准则,积极面对生活,并在生活中汲取营养。
电影《心灵捕手》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惟妙惟肖,让观众透过影片感受到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使影片达到了独特的艺术效果。同时,影片对于内心独白的描写也是恰到好处,展现出别致的姿态。总之,电影《心灵捕手》对于人物内心的刻画令人赞叹不已,进而体现出美国励志电影对人物内心细腻的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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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次新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裂变,全面推动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时期的到来。在美国多元文化文学的舞台上,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策略与传统的叙事方法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消解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在叙事手段上追崇毁灭与创造并存;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成为了美国新兴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改编电影的悲剧意蕴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作为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中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洛丽塔》所具有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文学的范畴,该部作品也成为美国改编次数最多、受到评价最好、经典认可度最高的作品之一。本文意图通过分析《洛丽塔》的改编电影中最经典的两个版本,来撩开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中所蕴含的所谓“悲剧意蕴”的神秘面纱。
“我爱她。她可以变色,也可以凋零,无论她变成什么样子,我只需要瞥她一眼,我的心立刻就软成了她房间窗户上的水滴。”这是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中亨伯特凄凉而婉转却又热烈而直接的内心独白。他抑制不了自己心中对于洛丽塔的迷恋,他情难自抑,不停地喃喃自语。他痛苦,他懊悔,他自责,他有深深的负罪感,因为他有着被所有正常人所唾弃的心理――恋童癖。是的,在1955年纳博科夫的小说出版以前,人们并不知道或者说不想承认这种怪癖的存在,然而它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身边。人们小心翼翼地将这颗种子隐藏在内心中,等待着有一天它会渐渐休眠,消失不见,或是在某一个瞬间,“嘭”的一声长成参天大树。终究结局会向着哪个方向发展,答案或许就隐藏在《洛丽塔》改编的电影中。最为经典的是1962年由斯坦利执导的《洛丽塔》,导演对这种“恋童癖”进行了极度的挖苦和讽刺,这种“一边倒”的态度使刚刚对这种怪癖有所耳闻并嗤之以鼻的美国人对其大为追捧。但是,影片票房一路高唱凯歌也难掩这部作品中浓浓的悲剧意蕴。而在1996年,这本小说的又一个经典再次出现,导演阿德里安在演员选择上就下足了功夫,由英国著名电影明星杰瑞米?艾恩斯和从2400个备选演员中脱颖而出的多米尼克?斯万作为男女主角,还未开机便引起广泛的关注。
《洛丽塔》的作者是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活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一段时期,是公认的文学巨匠,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小说家。纳博科夫于1899年4月23日出生于俄国圣彼得堡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其实,说富裕已经不足以形容其家世的显赫。纳博科夫的祖父是俄沙皇时期的两代元老,任司法大臣一职。生活在这样一个显赫而又具有浓浓书香气息的世家里,他从小就接受了这种氛围的熏陶并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纳博科夫的祖父意图在多方面培养他,因此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为他请了许多有很高水准的家庭教师来辅导他。事实证明,祖父的心思没有白费,纳博科夫天资过人,先后学习并熟练掌握了英、法、德三门语言。纳博科夫在其父亲的影响下,在文学方面的造诣更是常人所不能及。在他15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能够把自己的作品编纂成书,并出版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本诗集。在这之后,他再接再厉,三年后,他人生中的第二本诗集也集结成册,出版发行。虽然他一生中出版了许多诗集,但是纳博科夫并不以诗作闻名于世人。但是从他后来作品的字里行间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的诗一般流畅而感人的词句来看,早年写诗的经历使他受益匪浅。
1917年受俄国二月革命的影响,纳博科夫一家开始了之后的流亡生涯,最终定居德国。而他也在1922年从剑桥毕业后与家人同住。起初,他也曾试图工作过一段时间,最终无法忍受工作的单调乏味而辞职回家专职写作。在1926年,他的小说《马申卡》成功地发表。在1940年5月,纳博科夫一家为了躲避战乱,在纽约犹太人救济组织的帮助下,成功地移民到了美国定居。
1941年在美国安顿下来以后,纳博科夫在美国自然博物馆、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多所机构任职。但是天性使然,最终,纳博科夫辞去工作在家专心写作并于1955年在法国出版了《洛丽塔》。这部作品是纳博科夫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是他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出版,彻底奠定了纳博科夫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巨擘的地位。
不可否认,《洛丽塔》是最为体现纳博科夫文学功底的作品,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小说讲述了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中年男子亨伯特受少年时期初恋女孩因病早夭的阴影的影响,不自觉地患上一种精神怪癖――恋童癖。在这种病的推动下,他深深地迷上了房东的女儿――12岁的“小妖精”洛丽塔。洛丽塔对他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他沉迷其中,无法自拔。这种感情越难以启齿,就使他越疯狂地想要得到洛丽塔。他小心地遮盖好自己猥琐的企图,成为洛丽塔的继父,并最终在洛丽塔母亲过世后与其发生了一段有违人们心中道德标准的、以悲剧收尾的爱情。
小说出版后便争议不断,它所触及的较为敏感的领域引发了一场纯文学论者与人类道德卫道士之间的骂战。最终,这本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的书曾四次被出版社拒绝发行,但是在纳博科夫的努力下,这本书于1955年在巴黎得以出版发行,引起了轩然大波。尔后被大众渐渐接受,这本书又被美国多家出版社相继发行。
虽然从字面上来看,小说《洛丽塔》讲的是一个有着些许色情元素的故事,但是从电影来看,导演想展示给我们的并不是这些肤浅的表面信息,而是更为深刻的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他的痛苦与挣扎,他的选择与放弃,那种刻魂噬骨的悲哀,深深地影响了银幕外的观众。导演所展现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浓浓的情意而不是情色。这些情意不被察觉地渗透在整部电影的细枝末节中,从而更为感人至深。从第一次见面时洛丽塔的美丽脱俗的外表到她身后精心布置的背景,从第一次见面时洛丽塔身后在阳光中四溅飞射的喷泉水到她脚下生机盎然的草地,每个细节都展现了洛丽塔的童真可爱,每个细节都展现了洛丽塔独有的魅力,每个细节都展现了这份情意的美好无瑕。
曾有人说,“最大的悲剧不是失败、分离,而是将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世人看。”电影《洛丽塔》便是这种大悲剧的一个代表。漫天洒下的明亮的阳光也遮不住这初次相遇中蕴含的浓浓的悲剧色彩,没有人知道这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又导致了怎么样的心动,又让亨伯特和洛丽塔走上了怎样的一条不归路。
在《洛丽塔》中,处处都饱含着让人潸然泪下的悲剧情节,这些情节让影片似乎整个地浸在了悲剧的苦水里。众所周知,小说《洛丽塔》也是如此,翻开书,那浓浓的悲剧气息便扑面而来,让人猝不及防地沦陷其中。在小说的最后,主人公们相继以极其凄惨的方式撒手人寰,我们的心情随着主人公们的命运起起伏伏,最终跌到了悲伤的欲底,悲伤的情绪席卷而来,使得我们无法呼吸。而与此同时,影片所讲述的是一段不被世人所接受的不道德的爱恋关系,被所有的正义的卫道士所抵制,所唾弃,这不仅仅导致这部小说被多家出版社拒绝出版,更为这个故事添上了更加悲伤的一笔。即使最终在纳博科夫的努力下,这本小说得以在巴黎出版,但是并不代表世人接受了这种不道德、不正当的爱恋关系。这部作品从出版至今仍然争议不断,这也是这部作品成为经典名著的原因之一。
在电影的开头,倒叙了亨伯特追踪并枪杀了拐走洛丽塔的奎迪,由此,一个到处都充满了悲剧元素的大戏缓缓拉开了帷幕。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呢?
这首先要从主人公自身的主观原因说起,
第一,主人公亨伯特的童年非常不幸,通过1997版的电影《洛丽塔》,可以发现主人公在童年懵懵懂懂、半知半解时便与“性”这个词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他的童年并不是像电影中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纯洁而美好,反而充满了悲剧色彩。当然,亨伯特童年的这些经历也让他后来的怪癖情出有因。
第二,在电影中,不仅仅是主人公亨伯特,很多的人都对宗教主义有着深深的不信任甚至是站在完全对立的立场。他们在外表上相信真主,对上帝毕恭毕敬,实际上他们在心中对这个宗教有着深深的怀疑,他们不信任一切人,除了他们自己。因此,信仰的缺失也造就了亨伯特唯我独尊、自私自利的性格。所以,在遇见洛丽塔时,他才能不顾世人的指责和这种行为对道德伦理的违背而不顾一切地想要将一个仅12岁的孩子据为己有,并做出之后的一系列疯狂的举动。
第三,主人公亨伯特有着一段不幸的婚姻,他之前的婚姻充满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味道,而他的妻子,有着一种可以模仿小女孩的天赋,这使亨伯特常常出现幻觉,以为自己与一个小女孩生活在一起,可以说,亨伯特的妻子也是使他的恋童癖愈加显化的推手之一。也正是这一段匆匆开始而又匆匆结束的婚姻,加速了亨伯特的人生轨迹逐渐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第四,是主人公亨伯特自身的性格使然,在电影中,洛丽塔的妈妈也如亨伯特一样经历过十分不幸的婚姻,从他们的婚史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他们都有着一模一样的充满着强烈的悲剧色彩的软弱性格,这种性格的标志性表现是对爱的极度渴望和对动荡现实的不安,同时又缺乏安全感,有着很强的幻灭感。这种软弱也体现在当她得知亨伯特对于女儿的非分之想后,其表现也更为软弱,只能把自己对亨伯特的不满写到寄给洛丽塔的信中。然而,此时,更大的不幸发生了,她在去邮局的路上意外死亡,此时,没有人能阻止悲剧的发生,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亨伯特的大手伸向洛丽塔花蕾一样的身躯。
其次,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来看,在出版之初,《洛丽塔》之所以饱受争议和瞩目,并且被多次禁止出版和发售,与社会道德力量对这种猥琐的癖好的抵制是分不开的。人们不愿意甚至是不敢去相信自己生活的这个社会上竟然存在着敢于染指未成年少女的中年猥琐大叔,当然,人们也不会相信,他们之间存在着所谓的美好的爱情,人们眼中看到的只是低下的道德、猥琐的内心和低贱的行为。以至于后来,《洛丽塔》得以成功出版,到争议不断,到电影的好评如潮,这些都与当时的世风日下密不可分。当时的人们,人心不古,人们倡导及时行乐,去追求肉欲而忽略了精神上的满足。
大人们营造了不良的社会氛围,同时他们又很难保证孩子们不受这种氛围的影响,最终像洛丽塔一样,他们失去的,也许不仅仅是美好的童年。此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正是美国社会风气十分低下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时期,美国的经济也呈现出了一种持续的上升势头。两种因素交融使得美国社会整体有着一种混乱而靡乱的气质,壮年一代们穷奢极欲,周旋于各种酒会之间;青年一代缺乏上一代的指导和管教而学习上一代的生活方式,将他们无瑕的青春不可避免地涂上了浓浓的悲剧的色彩。而当时的政府对这种现状一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政府称自己的国家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使得美国的民众对民主有着或多或少错误的理解,认为民主便是自由自在、为所欲为,可以破除道德底线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是的,这种所谓的民主,并没有使美国的社会更加阳光,反而,太多的自由,让美国的民众们无所适从,从而造成了这一幕幕悲剧的发生。
总之,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不仅仅是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成就很高的杰作,更是美国文学史上的瑰宝,它是当时美国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主人公亨伯特更是当时很多类似的浑浑噩噩、道貌岸然实则内心猥琐的美国人的缩影。《洛丽塔》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个人、一段爱情的悲剧,它更是一个时代、一代人的悲剧。仔细地回味这部电影,就会被那种深入人心的悲哀感摄住难以脱身。所以,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洛丽塔》中所含有的悲伤意蕴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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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问题自产生以来备受西方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那么美国的女权主义又是怎么样的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美国的女权主义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一部电影能够反映一种心声,女权主义题材影片就是其中一种,它像一匹黑马杀入美国电影中。本文就从“女权主义”的出现入手,从影片分析的角度来阐述不同题材影片所具有的核心内涵,以当代美国电影为研究对象,结合具体的作品探讨美国电影中所折射出的女权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的成因。希望通过分析电影中表现出的多种角色形象,反思得出,在整个由男性主导的电影系统中,作为主体的女人也不再缺席。
[关键词]美国电影;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意识;女性形象
看过美国电影《末路狂花》的观众,肯定无法忘怀当家庭主妇塞尔玛和酒吧女招待露易丝在墨西哥大峡谷被大批警察围攻时,二人宁死不屈抗然拒捕,开车冲下万丈深谷的那一幕。她们死得是如此潇洒自如,就像飞翔的鸟儿,仿佛她们是要去往天堂。
一、影片中“女权主义”的出现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女性作为社会的主体,恐怕只是在那短暂的母系氏族了。除此之外,女性都是作为男性的主体依附罢了。从亚当与夏娃的浪漫开始,女性似乎就处于弱势地位。几千年来,从未真正、彻底的改变过。但这一切在影像世界里却得以实现。从80年代开始至今,电影世界可以说是一个绚丽多姿的世界,一个多极化的众声喧嚣的时代。该时期的美国影片中,娱乐片仍是独占鳌头,但变化却已发生。影像世界已悄然开始突破戏剧化的窠臼模式,向现实主义转型。不同题材、不同敏感程度的社会话题,在影片中都已开始陆续被提及。涉及的内容繁杂,形成了多元化格局,其中“女权主义”题材就是其中涉猎的一部分。“女权主义”一词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文艺理论界掀起的一股学说思潮。这股思潮的掀起,是在性别文化中碰撞产生的,受此影响,电影、喜剧等领域也都纷纷刮起了不同程度的“女权风”。提到女权,我们就要提到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想到她的经典之作《第二性》,也想到了她是作为倡导女权运动的先驱人物。在波伏娃笔下,女权主义可以说是在内心深处的一次“反叛”运动,它是蓄积在大量“男性压迫”背景下产生的,在西方“礼仪”社会中,歧视女性的现象也没能被掩盖住。女性为了自己的权益,试图通过女权运动来改善。然而这一切就如同浮云掠过上空,并没有真正地对她们产生过什么助益。因此,在电影界为了弥补了这样一种缺憾,出现了这样一批作品,它们大多是由女性导演拍摄,或女性作为剧本编剧,当然也不乏男性,只不过占少数而已。这些女性导演或编剧用她们独有的女性眼光、女性体验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发起冲击,她们将向来被视为客体的女性角色转变为主体角色的书写模式,用女性的情感触角挖掘出女性真正的社会价值、自我价值,它是在性别表象下另一个世界的存在。
二、“女性”一词的建构
何为女性?在一本同名书籍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托莉・莫娃著)书中的女性理论中包含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身体。在《第二性》(西蒙娜・德・波伏娃著)这本书中我们或许也可以得到启示。书中从生物学、心理学、宗教等诸多方面对女性进行分析,得出了一个明确的充满女性主义的观点:“女人,不是生而为女人的,是被变成女人的。”从生理到心理,她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这是抛却“社会化角色”的客观主义的探讨。但在男权社会中,人们对于性别的词汇建构是带有主见特性的。女性往往被标注为温柔、软弱、非理性等气质。这是一种规范化,是社会所建构出来的“女性”一词。是几千年来占据强势男性地位的一种强权显现。正如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一句著名的话:“你到女人那里去吗?不要忘了带着你的鞭子!”这是对女人何等的蔑视。这是由来已久的症结所在,是传统意识形态对于女性的整体忽略。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体,她有她自己的需求,有她自己的价值和生命意义。正如女性主义论者莫莉・海斯柯回答弗洛伊德“女人要什么”的提问一样,“女人要的只不过是要有和男性一样多元丰富的选择罢了”。
三、美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一)强悍的反抗
美国电影中女权主义标签标注得最为鲜明的就是1991年上映的《末路狂花》了。这部电影以女性自身为出发点,反传统地以强势姿态出现在屏幕上。女主人公们试图通过自身的奋斗来改变在这个社会上的认同,想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找回那个本应属于女性的快乐的自我,没有想到的是却被逼迫着走向了逃亡之路。在这条路上,女性开始蔑视男性,男性开始惧怕女性。
女性主义学者安奈特・孔指出:“在电影中,女性通常被社会结构成男性主导世界的‘他者’或‘圈外人’。女人无法说自己的故事,因为影像是被男性控制。”“在这里,女性是被作为性客体的,唯有美貌和性吸引力才有价值。她们的功能着重在支持男性。”尽管在不同年代的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影片中,女主人公存在着诸多的差异,不论是性格还是形象,但她们已经摆脱了作为客体的“依附性”。她们是作为主体出现的,像其他男性角色一样,有了自己的判断,有了自己的抉择,塑造出了极具女权主义的银幕形象,在电影中我们看到了女性对于自己获得平等与解放所作出的努力。
在影片《末路狂花》中,女主角强悍、肆意,对挑逗她们,企图对她们无礼、猥亵的一群男人作出终结的审判。将两个原本善良温和的女人,一步步推向杀人的游戏中,她们在杀人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自由,感受到了快乐。影片一经推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影片中塞尔玛和露易丝在逃亡过程中所散发出来的“野性”,召唤出了人们对于女权的再次推崇,表现出了女性对于自身权利的一种维护心理。
(二)隐忍的反抗
1985年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紫色》和2002年史蒂芬・戴德利导演的《时时刻刻》,剧中的女主角都是“温柔的”,她们面对不公的生活境遇,没有像《末路狂花》中的塞尔玛和露易丝一样,直接用自己的行动对男性进行抗议,用无法回头的杀戮行为对男权社会进行报复。相比之下她们是“平静的”。她们似乎接受了或安于在这样的生活中了,只是在内心深处怀有抗争的情绪和向往自由的愿望。她们在痛苦的环境中沮丧,甚至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无望的生活而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她们没能去主动地抓住生活,却依然向往着自在的生活,这是支撑她们生存的原因。她们也在伤痛中醒悟到,女人的自我觉醒才是重生的开始,作为一个真正的女人要和男人一样有同等的自由和权利。 (三)“梦想”的回归
女权的本质并非要和男权去进行两败俱伤的碰撞,在某种程度而言,她们更渴望女性“梦想”的回归。正如凯瑟琳・哈德威克导演的《暮光之城》一样,里边细腻、柔美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女主角贝拉和金发帅哥爱德华之间。这样缠绵悱恻的爱情是多数女性的梦想,通过爱情这条主线,我们感受到了女主角贝拉的成长,她由一个被动地等待救赎的小女孩儿,成长为为自己的命运而拼搏的主宰者。在这里,男女之“情”被导演推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爱情不再存有可疑的世俗偏见,爱情是温暖的,是让人奋不顾身的。在影片温情、细腻的叙事中,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原来在为颠覆男权的成长经历中,女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主动者去追寻那份值得自己主动的美好。在这里,无所谓主客体,只在乎享受爱情所带来的深刻体验。
四、女权下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从根本上说,所谓女性意识,就是女性对于自身价值的体验和醒悟。她所追求的是个体尊严的体现程度。追寻的是两性统治结构中的平等性,不论是在肉体上(性欲),还是在精神上。女权运动的开始,社会的转变,已经让女性开始学会了从隐性的男权压迫中挣脱,并开始尝试自主作出选择。研究女性的作家们将以一个女性的视角对女性作品重新审视,并做出全新的解读。将原本根固在男权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彻底改变,摒除女性一贯的温柔、软弱、贞洁的标签形象,揭穿这类对女性形象的歧视与扭曲。
(一)自在的存在
美学家萨特认为,人的存在在于自由。自由在人的本体论上具有深刻的含义。当然电影艺术也是如此,电影中的女权主义之所以会吸引我们的关注,首先在于它通过影音画面本身的形式,能引起我们内心深处的触动。因此,女权主义的影片导演总是在重点强调女性影像的“美感”,这里的美感并一定是外在的感官上的舒适,而是作用在心灵上的美不胜收。波伏娃的主张在女性主义大阵营中属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理性、公正、机会均等和选择的自由。如由杰拉德・达米亚诺导演的《深喉》,影片在1972年上映。正值西方性解放运动的鼎盛时期,而这部情色影片,完全迎合了“性解放”的主题。它以“性”作为主题和依托点,以这样的角度来对女性进行心理、情感的探讨。通过性爱的表现,对男权文化和社会状态进行反思。在片中,女主人公为了迎合自己的需求,主动地选择了护士这门行业。在性爱的行为中主动地出击,1973年,《纽约时报》发表报道,将之称为“色情风潮”。这股风潮所带来的意义是深远的,它也让剧作家兼导演杰拉德・达米亚诺声名远扬,名留影史。
(二)追寻自我
在影片中,不论是《本能》中的凯瑟琳举起冰锥进行杀戮,还是《末路狂花》中的塞尔玛和露易丝开枪射杀那些丑恶的男人,这些镜头下的女人不论出自何因,画面总是暴力的。但这种暴力是可谅解的,是带有人性化的。凯瑟琳最后因为爱,放下了手上的冰锥。塞尔玛和露易丝为了防止“被伤害”才展开了有来由的杀戮。影片中的她们是暴力的,却还是弱势的。她们为了追寻那个自我而战。敢于和命运相抗争。没有哪个女人是天生凶悍的,也没有哪个女人甘为“奴役者”。当一个女人甘心为一个男人所付出,并成为附属品的时候,根源应该是出自爱,而不是被某种力量所“逼迫”。女人要追寻自我,而不是主体的迷失,男女间的区别应是“先天的”,而不是“后天的”。所以说,女人要珍惜自我,追寻自我,使自己变为一个“强者”。
(三)独立的力量
女性的独立在于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意志和独立的权利。女性不应该只是男性的依附体,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在历史环境下,女性的独立被男权社会所压制。如《末路狂花》中的塞尔玛和露易丝,她们是在传统意识中解放出来的两位女性,她们用她们灿烂的笑容、真诚的人生态度,结束了这场革命性的旅程。她们超越了世俗,超越了男性,她们为了内在的自尊性,为了真正的解放,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选择了独立地去战斗。虽然在影片中,塞尔玛和露易丝最终未能逃脱失败和面临死亡的厄运,但她们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反抗,她们在寻找自我,独立自我。她们作为女性,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典范。她们都为自己作出了选择,也勇敢地承担起了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她们真正平等地与男人“交接”过,却不会再让自己沉沦为男性的“奴隶”。
五、结语
作为一个存在多元文化的国家,美国的男女平等意识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还是较好的。女权意识在美国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解放。应该说,在美国的电影发展中,女权主义作品还是比较多的,尽管有些并非以鲜明的旗帜性而存在,却是已经渗透着对女性地位、女性自我、女性自在及两性关系方面的思考。即便是情色片之中,也不乏对女性觉醒意识的流露。
总之,美国电影构建了一种多样化表现的女性意识形态,它既有“强悍的女人”,也有“隐忍的女人,还有男女对等成长的存在。这些影片,都在用影像这种特殊的方式来宣告女性主义的立场,是努力实现对女性自我的超越与升华的影片,是与男性共享权利与责任的最好诠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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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借鉴女性批评与生态批评的方法,从自然和女性的角度来研究文学领域中自然与女性的关系。在美国文学中,薇拉・凯瑟的边疆小说反映了自然与女性的和谐关系;托尼・莫里森的黑人小说反映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精神污染;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歌则体现了现代社会生态环境的破坏对女性健康的影响。这些女性文学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生态女权思想的基本特点,旨在证明只有把妇女与自然从被动、从属的地位解救出来,才能使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建立平等和谐的关系。
关键词:生态女权主义 美国文学 薇拉・凯瑟 托尼・莫里森 西尔维娅・普拉斯
生态女权主义这个名称首先出现于法国作家弗朗西娃・德奥博纳(Francoised Eaubonne)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部作品:《女权主义或死亡》(《Le Feminisme la Mort》,1974)和《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变化》(《Ecologie Feminisme:Revolution ou Mutation》,1978)。弗朗西娃因此被视为西方生态女权主义观点的重要先驱。但是生态女权主义的主要运动及主要批评思想的形成却是在美国。早在1962年,美国生态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生物学家雷切尔・卡尔逊(Rachel Carlson)女士就以作品《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生态环境保护运动。此后,生态女权主义运动就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它的宗旨在于提示在人类思想领域和社会结构中统治妇女与统治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反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把反对压迫、妇女解放和解决生态危机一并当作自己奋斗目标。美国生态女权主义具有下列基本观点和特征:第一,美国生态女权主义的首要内容是女性与自然的认同;第二,美国生态女权主义者们普遍认为,人类对于自然的侵略等同于男性对于女性肉体的侵略;第三,美国生态女权主义要求对西方现代科学进行反思和批判;第四,美国生态女权主义对现代工业和经济发展的沉重代价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第五,美国生态女权主义认为宇宙万物是没有什么等级制度的。生态女权思想在文学作品中主要表现在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托尼・莫里森、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作品中从不同的侧面突出了生态女权主义思想的基本特点。本文通过这三位女作家及其作品,探讨了美国女性文学中的生态思想和环境意识。
一 自然与女性的和谐:薇拉・凯瑟边疆小说中的生态女权思想
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Willa Cather ,1879-1947)以擅长描写西部拓荒者生活而著名,也是美国最早的生态女权思想家之一。她的小说《啊,拓荒者》(1913)、《云雀之歌》(1915)和《我的安东尼亚》(1918)被称为“草原三部曲”。这三部作品均以内布拉斯加草原为背景,以女性拓荒者的生活为题材,反映了女性坚强独立的精神,探索了女性与自然的亲密关系,集中体现了薇拉・凯瑟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其作品中所致力于表现的女性与自然的他者地位、女性与自然的言说、女性、自然、艺术的关系,足可以使读者对薇拉・凯瑟的生态女权主义窥见一斑”。《啊,拓荒者》的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是凯瑟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女性拓荒者形象之一。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及困难的生活面前,亚历山德拉不退缩不妥协,以乐观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念最终帮助家人和邻居渡过了难关,并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立起自己的农庄,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小说真实而生动地书写了女性的独特价值,其中的一些描写很好地体现了亚历山德拉与故土的亲密关系和深厚感情,也充分体现了她在征服自然后的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以前她从未意识到这里对她意味着什么,深草中昆虫的卿卿声就像甜美的音乐;千鸟们、野鹑们和其它一些小东西在阳光下低吟轻唱,她觉得自己的心和它们留在了草地的某一处。狭长起伏的山脊下,她看到未来在骚动着。”自己的命运和土地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大自然赋予了女性以力量,而女性又通过征服自然而回馈自然。“这土地起伏着,就像亚历山德拉的身体,迎向阳光。”此时的亚历山德拉已经与自然融为一体,女性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就不言而喻。凯特・苏博(Kate Soper)在《自然化的女人和女性化的自然》中将自然与女性联系起来,认为女性更接近大自然。海伦娜・西苏也认为女性更接近自然,与自然有一种亲和力。在男性中心文化中,女性与自然都被看作“他者”。在《啊,拓荒者》中,女主人公从弱小到强大的个人成长与自然从贫瘠到富饶的变化是休戚相关的。喻示着女性与自然开始摆脱“边缘”“他者”的地位,打破了“人――自然”、“男――女”的二元对立模式,表达了作者欲使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向着更加和谐、更加理想化的关系发展的美好愿望。
二 父权制社会女性的精神污染:托尼・莫里森黑人小说中的生态女权思想
托尼・莫里森是当代美国文坛最重要的黑人女作家之一,代表作有《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宠儿》等。她于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非裔美国作家。莫里森的作品始终以表现黑人的历史和命运为主题,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黑人女性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人们为处在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的黑人妇女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作为黑人女性作家,莫里森以其独特的视角探索了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在自然描写中蕴含着深刻的精神内涵:“……黑奴吊在世界上最美丽的梧桐树上。她只记得喃喃细语的梧桐,却怎么也想不起那些黑奴,这使她感到羞愧。她努力去回忆人,但每当孩子们刚要露脸时,就被梧桐的沙沙声赶跑了。”(《宠儿》)在小说中,原本美丽的梧桐却成了凶残的刽子手,自然则象征着死亡。而另一方面,莫里森在作品中又把自然描写成黑人快乐的源泉。在她的笔下,荒野、河流、花草、树木、雨水、雷电等自然现象大多具有象征意义,大自然给人们带来了无比的愉悦,成为了人们心灵的依托。如在《秀拉》中有这样的环境描写:
“Then summer came.A summer limp with the weight of blossomed things. Heavy sunflowers weeping over fences;iris is curling and browning at the edges far away from their purple hearts…”
这段具有诗歌韵律和抒情性质的语言生动地反映出了大自然勃勃的生机和人们平和安宁的心境。莫里森作品对自然生态的细腻的刻画实际上反映出她对于黑人女性精神生态的深切关注。在夹缝中挣扎的黑人妇女,在强大的父权制文化和白人文化面前表现出无助和无奈。黑人传统及母性本能在强势文化的压迫下已被异化。“莫里森小说中‘被物化、被统治、被操纵’的美国黑人女性这一边缘体在面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甚至阶级压迫的‘多重危险’中,其精神被污染的程度是最严重的。”如《最蓝的眼睛》中的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的母亲;《宠儿》中亲手割断自己两岁女儿喉管的赛丝,她们身上的母性都被扭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她们的行为实际上反映出了作为父权制社会牺牲品的黑人女性的精神危机。美好的自然与善良的人性一旦遭到破坏,受到扭曲,势必会呈现出狰狞的面目,对社会带来的危害也是不可估量的。
三 生态环境的破坏与女性的健康:西尔维娅・普拉斯诗歌中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
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和生态环境保护活动家雷切尔・卡尔逊于1962年发表了著名的《寂静的春天》,提出了滥用杀虫剂和化学药品给自然生态和人类健康带来的灾难性后果。1963年初,美国当代著名的自白派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发表了《榆树》、《侦探》、《高烧103度》等著名诗作。普拉斯的这些诗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卡尔逊及其《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创作于1962年的《侦探》涉及生态环境问题。诗歌的叙述者是一名福尔摩斯式的侦探。他在调查一名女子被谋杀的过程中,发现案件和家用有毒化学物质有关。普拉斯在给她母亲的信中曾提到:“有相当比例的未出生的孩子已注定要遭到放射性尘埃和日益加重的污染效应的危害”。诗中的侦探描述了被害女子肉体所遭受的损伤,而这些损伤造成的后果与那些可能由辐射或化学毒害导致的后果极为相似。例如,诗中描述的女性受害者“乳汁开始是黄色的,/后来变成了蓝色而有甜味的水,/不停吮吸的双唇,却把两个孩子/喂养得瘦骨嶙峋”。
哺育生命的母亲的乳汁在受到辐射或化学毒害后变得不再有营养,反而在危害着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在《高烧103度》中,普拉斯流露出对精神与身体、宗教与性爱失落的痛苦:“如此且阴郁的烟雾/自己衍生出元素。它们不会上升,只是绕着地球流动/使年老和虚弱的人窒息……”叙述者告诉她的情人,“亲爱的,整个晚上/我都闪烁不定,暗,明,暗,明”;随后,她又问:“我的热度没有吓坏你吗?还有我的光”。在男权社会中,作为附属物的女性不得不依靠毁灭性的科技来取悦男性而生活。发着高烧、经历着婚变打击的诗人既沉溺于核辐射的噩梦中,又沉溺于神话式的宗教拯救的幻想中,她在死亡的世界中努力走向自我净化。
四 结语
薇拉・凯瑟、托尼・莫里森以及西尔维娅・普拉斯在作品中表现出了美国女作家的生态智慧与女权思想。她们以创作实践表明:妇女、自然和文学三者之间似乎有着天然的密切的联系:女性与自然同样具有哺育功能,自然是女性最亲密的朋友,生态的保护与女性的健康休戚相关。离开了女性,生态的平衡与保护就无从谈起。因此,具有大自然般丰富情感和妇女写作体验的女作家们为生态批评研究做出了独特的卓越的贡献。大多数环保主义者都认为,导致当代的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但是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导致种种生态灾难的深层原因应当是“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而非宽泛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借鉴女性批评与生态批评的方法,从自然和女性的角度来研究文学领域中自然与女性的关系,揭露文学作品所反映出的两种压迫的联系,并以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标准来关照文学中的道德伦理问题。妇女与自然同遭男权思想的奴役与压迫,只有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人―自然”、“男―女”的二元对立模式,消除性别偏见和歧视,把妇女与自然以及弱势群体从从属、被动的地位解救出来,才能使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建立平等共存、互相支撑的全新的和谐关系。
参考文献:
[1] 肖巍:《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景观》,《清华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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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周丽艳:《〈啊,拓荒者〉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摘要:美国作家赛珍珠一生关注父权制文化下的妇女命运,孜孜不倦地为女性群体著述、演讲。由于种种原因,她对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贡献被尘封已久,其《男与女》一书蕴含女权主义意识,应将《男与女》一书置于美国当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去观照。
关键词:赛珍珠;《男与女》;美国女权主义运动;性别
赛珍珠一贯抵制别人给她的“女权主义者”的头衔,她也的确没有参加过任何妇女解放运动组织。但是,终其一生,无论是从她的实际行动,还是从她对妇女问题的书写与论述中,都不难看出其明显的女权主义意识。由于种种原因,赛珍珠对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贡献被尘封已久,尤其是凝聚了她对性别关系之思考的《男与女》一书更是少有人问津,即使是赛珍珠研究者也几乎把它遗忘了。本文结合赛珍珠本人的经历,着重分析《男与女》一书所蕴含的女权主义意识,并将其置于美国当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去观照,从而证明赛珍珠之女权思想的前瞻性。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一位终生处于东西方文化边缘的精神放逐者,赛珍珠始终对父权制文化下的妇女命运保持敏感,她孜孜不倦地为女性群体著述、演讲。在为其带来声誉的中国题材作品中,她对中国女性在家庭社会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进行了客观揭示,对她们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与前途进行了探究和展望。1934年回美国定居之后,她便积极投身于美国妇女解放运动中。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赛珍珠通过多种形式为争取男女平等和妇女权利大声疾呼。她关心妇女在当代世界中的作用,分别于1938年8月和1939年7月在《哈泼斯》杂志发表了两篇著名论文——《美国的中世纪妇女》和《美国的火药式妇女》。即使是在战争年代,赛珍珠也从未停止过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她敏锐地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妇女解放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妇女问题专家。在1940年美国妇女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斗争一百周年纪念之际,她呼吁女同胞们为争取男女平等而不屈不挠地斗争,要为赢得同工同酬而战,为争取已婚妇女的工作权利而战,为那些职业女性和一切被性别压迫所害的女性而战。1923年即提出的《平等权利修正案》(ERA,又名《男女平权修正案》)在20世纪40年代初陷入了支持和反对的大范围论辩中。女权主义运动领袖阿尔玛·鲁兹以朋友身份恳请赛珍珠站出来说话,公开支持修正案。赛珍珠发表了声明,宣称平权修正案对于拓展妇女的机会不可或缺,并且是使一个民主制国家公民得以自尊自爱的基础。1940年2月,赛珍珠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全国妇女党第十次双年度会议,做了“妇女在民主中的位置”的重要讲话,斥责那些叫嚷妇女安居家中的美国人实际上成了家庭法西斯思想的工具。1941年1月,赛珍珠参加了一个由《纽约时报》召集的专题讨论会“妇女的下一步”,与会者包括罗斯福夫人、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和女权领袖卡雷·查普曼·凯特。赛珍珠态度鲜明地提出美国妇女没有平等,美国社会陷入了中世纪的性别泥沼,改变必须靠妇女自己争取。
1941年,赛珍珠对美国参战前夕的性别关系进行了透彻而冷静的分析,发表了论性别问题最长的宣言书——《男与女》(of Men and Women)。遗憾的是,这部书不仅在美国当代女权主义运动中鲜有影响,在学术界也少有人问津,即使是赛珍珠研究者也几乎把它遗忘了。《男与女》由九篇论文组成。在《前言》中,赛珍珠申明了撰写该书的缘由:她曾长期生活在中国,回美国近七年间,她发现男女之间互相不满,生活缺乏乐趣。循着这个问题,赛珍珠对美国的性别压迫进行了深入思考,呼吁妇女应该获得平等和完整的自主权,这也是美国民主继续存在的关键所在。
赛珍珠指出,美国社会仍然抱着妇女只能守在家里的传统不放,就像当代妇女生活在中世纪一样。即使妇女外出工作,她们所能得到的也不过是一些男人们不屑一顾的辅助性工作,即使是受到良好教育的女子,也很难在自己选择的领域里实现自己的抱负。最为严重的是,那些习惯了从属地位的普通妇女也不愿意看见她们的同类冲破传统的束缚而取得成就。赛珍珠把美国妇女分成三类:一是科学界和艺术界那些天才女性,把自己的精力全部集中在职业上,所占百分比极小;二是满足现状的家庭主妇,把自己捆在家庭琐事上而乐此不疲;三是数量最大的一群,有多余时间、精力和才能又不知如何利用的“火药式妇女”。赛珍珠认为,火药式妇女需要被激励从而为美国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潜力。她清醒地意识到,父权制文化标准不仅具有一种强制性,而且还有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妇女会逐渐将它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因此,社会上只存在一种男人的价值标准。在本书的第六章《天使般的女人》(women as angels)中,赛珍珠剖析了那种故意把女人奉为道德楷模的虚伪,指出“天使”在政治生活和现实生活中都没有位置,而妇女需要的是在各个领域的争取成功抑或失败的平等机会。赛珍珠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产阶级的妇女一方面为自己的舒适和既得利益沾沾自喜,一方面又默许自己的渺小,让自己的灵魂在无所事事、斤斤计较、冷漠惰性中锈蚀。赛珍珠对女性性别角色的分析与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伍尔夫曾将这种把男性标准内化为自身要求的妇女称作“房间里的天使”,由于经济上依赖男人,这些“天使”在生活和精神上向男人献媚,并且自觉地接受低人一等的观念,形成阻碍自身创造力也阻碍其他妇女创造的一种“反面的本能”。
时隔22年之后,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以纪实的手法对美国中产阶级妇女的生存状况作了剖析:她们受过教育,却被赶出工作地点,又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性别定义的粗暴对待,深陷于家庭角色之中而极度苦闷。与她们的生活现实极为不符的是社会上渲染的所谓“女性的奥秘”——“幸福家庭主妇”形象。这是病态社会的严重问题,教育家、商家和各种传媒推波助澜,使这种意识强化并且深入人心。遵从了“女性的奥秘”的女人完全丧失了自我,事业型的妇女则因此感到窘困不安,以为自己正在丧失女性特征。弗里丹敏锐地指出,由厨房、卧室、性、孩子、家组成的,使妇女感到心满意足的世界是妇女舒适的集中营,是对妇女最有效的压迫方式。妇女们有必要认定自己是独立的、积极的、与男人平等的人。《女性的奥秘》吹响了向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挑战的号角,启发了美国妇女对男权社会意识的强烈不满和质疑,开启了被称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美国当代女权主义运动。其实,在赛珍珠的《男与女》中,就已经可以听到这种反叛的足音了。1963年,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出版,赛珍珠曾被邀请为这本书撰写护封上的介绍,为其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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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内外局势日趋紧张,罗斯福政府实施了中立政策;但这一政策往往被认为是妥协于孤立主义,而尤以1935年通过的中立法案为代表;笔者通过对当时美国经济因素这一角度的分析,探讨罗斯福政府对外交政策最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以此论证当时美国的中立政策并非权宜之计。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中立政策的根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美国的中立政策贯穿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外交与内政政策的始终。中立政策使美国远离欧洲战事,保持和平的国内环境,并从战争中夺取大量财富提高了国际地位。它作为美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有着其深刻的根源。
关键词:中立政策;孤立主义 ;和平主义思潮
探讨三十年代美国“中立”政策的根源,我们往往会与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传统联系起来。美国的“中立”政策起源于传统的孤立主义思想。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的孤立主义,主要是指美国1787年建国后第一个世纪中对欧洲国家,采取“不干涉”、“不卷入”或中立的外交路线。结果,美国从欧洲各国的利益和武装冲突中获得利益,本国领土被扩大了,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成为托拉斯化帝国主义国家。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美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与上一世纪迥然不同,孤立主义已不合时宜。
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美国已抛弃了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而改为推行扩张主义政策,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时代的终结。然而,孤立主义阴魂不散,在二十年代,特别是三十年代,所谓的孤立主义又粉墨登台,不过只是形似而神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孤立派打出传统的孤立主义大旗,要求保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自由”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美国的霸权计划。1920年到1932年为共和党执政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以“自由行动”为特征的,即不受任何国际组织的约束,怎么合乎美国利益就怎么“行动”。[1]华盛顿体系的建立、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以及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巴黎非战公约)等都是美国“自由行动”的成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孤立主义的思想基本上左右了美国的主流舆论。孤立派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中立法”,成为美国政府不得不遵守的对外政策准则,并一直贯彻在对内政策的制定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经历了1919年―1920年短暂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从1924年起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1925年欧洲工业产量恢复到1913年(战前的一年)水平并继续快速增长。虽然,这一时期的情况较稳定,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矛盾。[2]
首先,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截止1929年,富人的年均收入占了全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贫困户的全年平均收入只在2000美元左右。[3]其次,工业部门开工十分不足,大批的工人失去工作。再次,由于人们购买力下降,农产品、初级产品、工业产品大量囤积。最后,伴随着二十年代的繁荣,地产和股票投机狂热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安全性。这种不安全性产生的虚假繁荣泡沫轻易地引发了一场大危机。
正是上述种种矛盾的综合作用下,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必然会发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股票投机狂潮兴起,流传着“谁想发财,就买股票”[4]的口头禅。人们想要投机取巧成为大富豪,因此,疯狂的买进股票。1929年10月24日,股票价格大幅度跌落,很多人因此而破产。人们疯狂甩卖手中股票,人们把这一天叫做“黑色星期四”。美国从“柯立芝繁荣”的发展高峰一下子跌落到了谷底,银行大批的倒闭,企业大批的破产,市场萧条不景气,生产骤减;失业人口增加,物质水平下降;必需品价格暴跌。一场规模空前巨大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全球,美国步入动荡年代。
美国制订了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以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的战债与赔款问题。战败国因无力支付赔款而赖债,欠美国战债的欧洲国家也拖债不还。赖债不还的情况引起了美国人民的不满情绪,人们强烈反对再次卷入欧洲事务,并且产生了反对战争的情绪。
同孤立主义一样,和平主义思潮也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是通过人们揭发一战实际情况,进而将得出的结论作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结果。
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人们注意的焦点在国内危机上。比如,经济复兴情况,就业率,而对美国以外的事,尤其是欧洲各国的问题不感兴趣。
同时,战后他们有了时间来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利最多的是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的军火商。人们普遍认为,军火商在利益的驱使下,采取不正当手段引导人民大众、舆论传媒和政府同意参加战争。在1934年,商业性杂志《财富》登刊了一篇名为《武器与人》的文章,获得极好的评价。随后,又有两本相关的著作出版,一为乔治?塞尔兹的《钢铁?鲜血与利润》,另一为赫尔姆斯?英吉布里奇和弗兰克?汉利亨合著的《死亡商人》。[5]这些书刊都在重复着一种观点,即美国参战是军火商们在其中运作的结果。 “一旦有了战争,则延长之;至于和平,则破坏之”[6]成为军火商的价值标准。结果,军火商名声很臭。因此,人们普遍讨厌军火商,讨厌战争。
人民群众的和平主义思潮和反战情绪高涨成为美国实施中立政策的重要因素。但是,和平主义思想过于理想化,不适合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侵略者不断扩大侵略的时代背景。尽管追求和平,反对战争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但是,面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只有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才可能战胜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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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式教学是对话这一时代精神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表现。在新课程背景下,对话式教学不仅是一种教学方式,更是一种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原则。对话,作为这种新的教学原则的核心,其由意识上升到行为的心理过程包括激活、维持与实现这三个心理机制。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特质及实施策略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目前关于对话式思想政治课在实践层面尚处探索阶段。文章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获得一些启示,力图对对话式思想政治课主要特质做粗浅的分析,并提出实施过程中的可行性策略,积极为思想政治课教学带来清新的空气做出努力。
【关键词】思想政治课;对话式教学;实践形式
回顾教学的历史,以对话为教学手段的自觉行动早已出现。中国的孔子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Socrates)。孔子首倡“私学”,聚众讲学,从孔子的《论语》一书中可以看出,孔子在向弟子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不以师者之尊硬性地向他们灌输自己的主张,而是以公开讨论的方式就相关问题面对面地与弟子们展开对话。苏格拉底的教学更是充盈着对话的精神,他主张教育不是知者随便带动无知者,而是师生共同寻求真理。改革中学思想政治课的要求是让其成为没咒的一门新课程,怎样才能教好这门课,这是政治教师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在一个对话的时代,教学必然和对话再次联姻。可见,对话既可以是一种教学的方式方法,又可以是一种教学的精神,
(一)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是以生成“完整的人”为目的的教学
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要努力生成“完整的人”。要求对话双方将对方看作是与自己平等的“你”,而不是可以控制、利用、占有的对象化的“它”,真正做到了以人的方式看待人,而不是以物的方式看待人。在思想政治课中他们以“人”的身份进行着情感的沟通和知识的交流,其目的是“完整的人”的生成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知识成为“话题”、手段,知识的掌握只是教学的一种副产品。
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要努生成“完整的人”的目的并不仅仅指向全体的学生,同时也指向教师。
(二)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是平等、民主的教学
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教学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它的性质自然也制约着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对话式教学需要民主的、平等的师生关系。只有这样,师生才可能向对方敞开精神、彼此接纳,无拘无束地互动交流。这样的师生关系,自身就具有极大的教育价值。同时,学生与学生之间也是自立又相互依存的平等的合作关系。
(三)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是关注生活世界的教学
这是从教学内容角度对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界定。意义源于对生活世界的理解,生活世界成为学生建构教育意义的场所。所以,关注生活世界是奠定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的基础。
(四)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是互动、合作的教学
这是从教学方式角度对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界定。这种互动不是表面的你一言我一语,而是真正的智慧交锋,思想碰撞。这种合作也不是貌合神离或纯粹依赖而是既自立自主又相互依存。所以,对话式思想政治课需要有理性的人,培养人的理性也是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当然目标。
(五)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是生成的、创造的教学
这是从教学过程的角度对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界定。对话作为一种认识方式所具有的开放性使对话式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过程成为生成的过程而不是预设的过程,对话式思想政治课也有计划,但教学计划、教学方案只是为课堂上的创造性的教学提供支撑,不是课堂上教学活动的“紧箍咒”,课堂体现对话时代精神的对话教学,不只是教学的又一新策略,而是充满了把学生从被动世界中解放出来的情怀。它要把学生培养成能动的、创造的、富有对话理性和健康心理的现代人。
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建构必须在师生关系、课程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评价等诸多方面做出实质性的改善。
(一)构建“我―你”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向来被认为是支撑教育大厦的基石,任何教学都是在一定的师生关系中展开、完成的,师生关系能够决定师生基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因此,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就成为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付诸实践的突破口,也是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得以实现的保证。
以对话精神观照思想政治课教学,师生关系就被理解为一种“我―你”主体间的对话关系,其基本特征是平等性和互惠性。在这个关系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作为真实的完整的人在交谈、相遇,各自的情感与理性、直觉与感觉、思想与行动、经验和知识等都时时展现在对方面前,都参与到“我”与“你”的对话中。通过对话获得沟通和共享。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是把学生作为整体的精神来接纳他,从而感染他、育化他,使他获得精神的完整性。
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在教育目的的确定、教育内容的安排、教育手段的运用以及教育方法的选择等方面,教师要坚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熟悉和掌握学生的认知特点和个性差异,对他们的年龄特点、思维方式、兴趣爱好和行为习惯等各方面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要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特别是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同他们建立一种对话伙伴关系。
当然,“我―你”关系并没有取消教师在教学中的独特地位和主导作用,因为没有教师的参与、引导、提升,对话将不真正存在,教育的功能也无法发挥。
(二)树立文本式的课程观念
课程是教学理念走向教学实践的中介。“文本”式课程观认为课程内容应具有多样性、疑问性和启发性,并且需要达成能促进探索的课堂气氛,这样能诱发、鼓励师生去阐释并与文本进行真正的对话。
(三)设计联系生活的教学内容
在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育内容成为对话的话题,能引起对话,话题必须源自生活。这里所说的生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微观层面上学生的日常生活,主要指日常直接接触到的家庭、学校、社会生活;二是宏观层面的社会历史实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二者密不可分。
从现实情况看,《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等课程因为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较容易做到以学生所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和个体成长发展方面的需要相关的内容作为教学的话题。教学内容联系学生的日常生活,有利于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有利于教学为学生的生活服务,但仅仅联系学生有限的日常生活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往往会陷入学生当下的、偶然的、琐碎的生活,从而丧失教育引导学生走向新的生活的意蕴。因此,在强调教学设计联系生活的内容,并不是要求思想政治课放弃理论,忽视其思想性和学术性,以媚俗的方式迎合学生,而是提醒思想政治课应该如何“讲理”。事实上,学生也并不是不重视理论,只是空洞的说教容易弄坏学生的理论胃口,丧失求知的欲望。
(四)选择理性化的教学方法
理性的教学方法暗含一种假设――把教育对象视为有理性的人。理性化,从其过程发展看,一般都经历下列前后相承的思维过程:悬置、理解、质疑、批判与重构。教学方法本身所具有的示范作用并不亚于教育教学的内容对学生的影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不能再使用简单的灌输、宣传等方法,而应广泛采用分析、论证、讨论、辩论、启发、双向交流、平等对话、互教互学、自我教育等方式方法。用理性的方法培养有理性的人。
(五)形成“对话―发展性”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作为对教学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的价值判断,对教学具有导向、激励、调控、反馈等功能。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要求形成“对话―发展性”教学评价。它是以全体学生的整体的、充分的、有差异的发展为最终目的,以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价值理解与交换、价值对话及其自我反思和自我建构为主线的互动过程。
具体来看,“对话―发展性”教学评价有以下特点:第一,评价功能的发展性。“对话―发展性”教学评价将教学评价看作是评价者与被评价者通过教学事实认识、体验和教学价值的判断活动,进行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启发、相互学习、共同创造的学习过程、对话过程和双向建构过程。第二,评价内容的整体性。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致力于“完整的人”的生成,教学评价不仅要评价学生在知识、能力等认知方面的发展,还要评价情感、人格等非认知领域的发展。第三,评价主体的平等性。“对话―发展性”教学评价的评价主体即评价者和被评价者之间是平等的。第四,评价过程的动态开放性。由于思想政治课教学活动是不断生成、不断变化的,因此教学评价的内容、目标和方法等也会随着情境的不同而变化,从而表现出动态流变的特点。
目前,对思想政治课学习成效的评价一般还是以测验、考试为手段。这种评价有其合理性,但由于现行的测试性评价标准过于单一刻板,难以全面、准确地衡量复杂的思想道德素质,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往往不是通过考试就能完全反映出来的,所以评价时要注意尽可能地收集学生多方面的资料。构建起对学生在第一课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第二课堂(党团、社团)、第三课堂(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知、情、意、信、行”相互渗透融合的综合评价体系。
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越来越人性化,互动性强了,生活的意蕴浓了,师生的关系拉近了,研究型,参与型,体验型,谈话型,案例型……新的课型不断出现,“主体性”、“参与”、“探究”、“回归生活”……逐渐成为课堂上的关键词,对话式思想政治课型也正在成为思想政治课教学实践者们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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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学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文学之一,从其诞生之时起,就因其尖锐的批判性、持续的独创性和精彩的多元性而独树一帜。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美国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白鲸»讲述了饱经风霜的亚哈船长与他的仇敌白鲸之间惊心动魄的故事,亚哈身上体现了令人敬佩的正义品质:百折不挠、英勇无畏、经验丰富,同时还具有令人恐惧的邪恶力量:偏执、自私、专横。他集正义与邪恶与一身,具有鲜明的双重性。
关键词:正义;邪恶;性格双重性
Abstract:«Moby Dick» tells us a thrilling tale between Captain Ahab and his enemy whale called Moby Dick.Ahab's character is amphibious. On one hand,he is indomitable、brave and experienced. On the other hand, he is bigoted, selfish and presuming.
Key words: justice; evil; character's amphibiousness
«Moby Dick» written by Herman Melville is regarded as the first American prose epic. It's an encyclopedia of everything, history, philosophy, religion, etc. But it is first a Shakespearean tragedy of man fighting again overwhelming odds in an indifferent and even hostile universe.
The story goes roughly as follows. Ishmael, feeling depressed, seeks escape by going out to sea on the whaling ship, Pequod. The captain is Ahab, the man with one leg. Moby Dick, the white whale, had sheared off his leg on the most as a reward for anyone who sights the
whale first. The Pequod marked a good catch of whales but Ahab refuses to turn back until he has killed his enemy. Eventually, the white whale appears, and the Pequod begins its doomed fight with it. On the first day the whale overturns a boat; On the second, it swamps another. When the third day comes, Ahab and his crew manage to plunge a harpoon into it, but the whale carries the Pequod along with it to its doom. All on board the whaler get drowned, except one, Ishmael, who survives to tell the tale. From the story, we can see that captain Ahab is a hero who dares to fight though he failed at last. Ahab is Byronic hero, a man with consuming desire to take revenge against the whale which has crippled him. He is brave. Though he knows that it has difficulty in killing whale, he never gives up. He thinks that man can make the world for himself and he tries his best to kill the whale. Although he fails at last, his spiritual is respectable and we should also be indomitable.
We know that Ahab's character is amphibious, and we now more focus on the bleak view. As the author is negative, the story is full of tragedy, including the ending.
Captain Ahab is a typical Melvillean “isolato”, and a typical Bartleby whose lips are set ever for an “I prefer not to”. He cuts himself off from his wife and kid, and stays away most of the time from his crew. He hates Moby Dick which is an embodiment of nature. He is angry because his pride is wounded. After the loss of his leg in his encounter with the white whale, he seems to hold God responsible for the presence of evil in the universe. Thus his anger assumes the proportions of a cosmis nature. In his egocentric obsession. He loves his sanity, and humanity and becomes a devilish creature rushing headlong toward his doom.
Captain Ahab believed in his own power, he is too much of a self-reliant individual to be a good human being. His selfhood must be asserted at the expense of all else: lives may be sacrificed, and nature may be sacrificed, and nature may have to be vanquished in order that he may do what he wills. Ahab is ,to be more exact, a victim of solipsism, His tragedy stemming in the main from extreme individualism, selfish will, a spirit too much withdrawn to itself to warrant salvation.
In conclusion, we should observe the two sides of the Captain's character. We need be brave and confident. We have to remind that man is in society, and we can't live without society. We should respect the nature.
Ⅰ. Background
From the early 1800s to the civil war,American was a land of paradoxes, a land stirred by spiritual dreams and shaped by the realities of a growing materialism. the United States had begun to change into an industrial cause society, technology would bring vast material benefits and cause overwhelming social disorders. Americans had sought new liberties and new ideas in life and art, but conflicts of their society had culminated in a bloody civil war.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proportion of Americans who labored on farms declined as increasing members left the land to work in urban businesses and factories. New York became American’s largest city, supplanting Boston and Philadelphia as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capital of the nation. Though the first half of the century the pursuit of simplicity, utility, and perfection remained an American characteristic.
In the years preceding the Civil War relatively few volumes of imaginative literature were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Most book were almanacs, schoolbooks, self-help manuals, or works on religion, medicine, or the law. Fewer than a dozen volumes of poetry were published annually. Fiction was a prime component of ladies’ magazines. Novels were increasingly popular, especially historical romances written by Europeans, most notably by “the monarch and master of modern fiction,” Sir Walter Scott. But as the century progressed, native American writers won increasing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fame. Washington Irving’s Sketch Book (1819-1820)became the first work by an American writer to win financial success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Ⅱ. The definition of Romanticism
Romanticism is a movement prevailing the 19th century in Western World in literature. art music and philosophy beginning as a reaction and protest against the bondage of rules and customs of neo-classicism. It was marked and is always marked by a story reaction .It returned to nature and plain humanity for material. It brought about a renewed interest in medieval literature. It was also marked by sympathy for poor people and thus a deep understanding toward common people. It was a movement expression of indivdual orignality and different poets realized their variety.
A dream of golden age is established against stern realities .Imagination is the key point.
Ⅲ.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mantic Literature
The main trends of thought of the literature of romanticism is Romanticism, Transcendentation, Anti-slavery. Transcendentation as a moral philosophy, transcendentalism was neither logical nor systematized. It exalted feeling over reason, individual expression over the restraints of law and custom. They believed in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Oversoul”, an all-pervading power for goodness from which all things come and of which all things are a part.
Romanticism, attitude or intellectual orientation that characterized many works of literature, painting, music, architecture, criticism, and historiograph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over a period from the late 18th to the mid-19th century. Romanticism can
be seen as a rejection of the precepts of order, calm, harmony, balance, idealization, and rationality that typified Classicism in general and late 18th-century Neoclassicism in particular. It was also to some extent a reaction against the Enlightenment and against 18th-century rationalism and physical materialism in general. Romanticism emphasized the individual, the subjective, the irrational, the imaginative, the personal, the spontaneous, the emotional, the visionary, and the transcendental.
Among the characteristic attitudes of Romanticism were the following: a deepened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ies of nature; a general exaltation of emotion over reason and of the senses over intellect; a turning in upon the self and a heightened examination of human personality and its moods and mental potentialities; a preoccupation with the genius, the hero, and the exceptional figure in general, and a focus on his passions and inner struggles; a new view of the artist as a supremely individual creator, whose creative spiri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strict adherence to formal rules and traditional procedures; an emphasis upon imagination as a gateway to transcendent experience and spiritual truth; an obsessive interest in folk culture, national and ethnic cultural origins, and the medieval era; and a predilection for the exotic, the remote, the mysterious, the weird, the occult, the monstrous, the diseased, and even the satanic.
Ⅳ. Main writer and masterpiece
ⅰ.Washington Irving(1783-1851)
He was the Father of American Imaginative Literature; the Father of American Short Stories. He was the first great prose stylist of American romanticism familiar style.
The apparent ease of his writing is not simply that of the gifted amateur; it results from his purposeful identification of his whole personality with what he wrote. He was urbane and worldly, yet humorous and gentle, his great and graceful style combine with American roots shaped his independent literary personality. He was the first great belletrist, writing always for pleasure, and to produce pleasure. In 1819-1820 ,his Sketch Book appeared the first modern short stories and the first great American juvenile literature to write good history and biography as literary entertainment. The most story of his Sketch Book is The Legend of Sleep Hollow and Rip Van Winkle. He introduced the familiar essay to America. His best-known stories awakened an interest in the life of American regions. In 1819, A History of New York by Diedrich Knickerbocker a rollicking burlesque of a current serious history of the early Dutch settlers, has become a classic of humor.
Bracebridge Hall followed in 1822;then he first went to Germany in pursuit of an interest in German romanticism, which flavored the Tales of Traveller(1824), in Paris he with John Howard Payne wrote the brilliant social comedy Charles the Second or The Merry Monarch. A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Voyage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1828); A Chronicle of the Conquest of Grandada(1829); Voy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Companions of Columbus(1831) ; a famous volume of stories and sketches—The Alhambra(1832) and Legends of the Conquest of Spain (1835) and so on.
ⅱ. 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
He was the first important American novelist began his literary career on a dare. In 1821,The Spy was successful, it was a rousing tale about espionage against the British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Cooper launched two kinds of immensely popular stories: the sea adventure tale, and the frontier saga. The Pilot is the best of his many sea romances(1824). He wrote the first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U.S. Navy in 1839. His frontier stories Leather Stocking Tales including five novels: The Deerslayer;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 The Pathfinder, The Pioneers, The Prairie. Allan Nevins calls these five novels the nearest approach yet to an American epic. with a vast group of supporting characters, virtuous or villainous, Cooper made the American conscious of his past, and made the European conscious of American. And the Textbooks works is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
ⅲ.Edgar Allan Poe(1809-1849)
Poe was born in Boston. He was the Father of Modern Short Stories; the Father of Detective Story; and the Father of Psychoanalytic Critism. He was the jingle man. He won a contest with his story “Ms. Found in a Bottle” .Then he got a job as editor with the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 in 1833. He showed his true talents as an editor, a poet, a literary critic, and a writer of fiction. And he also issued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In 1840, His first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Tales of the Grotesque and Arabesque. The Raven was published as the title poem of a collection in 1845. In Europe, he was hailed as a pioneer in poetic and fictional techniques. His influence was especially strong on many French writers. The most famous works were To Helen; The Raven; Annabel Lee;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ⅳ. 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
He was responsible for bringing Transcendentalism to New England and was recognized throughout his life as the leader of the movement. He believed above all in individualism, independence of mind and self-reliance. He admired courage, he was not afraid of changing or clashing ideas. Like many original minds, he was often several jumps ahead of what his followers thought was his position or philosophy. He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merican thinkers, yet he had no elaborate, formal system of thought and he never attempted to create one. Emerson believed above all in individualism, independence of mind, and self-reliance. In 1836,he issued the first book Nature , which met with a mild reception. However , two speeches in the next two years, The American Scholar and The Divinity School Address ,made him famous. Many of his lectures were later distilled into his famous Essays. Among his most important works are Representative Men (1850)and English Traits (1856).His Poem appeared in 1847. In his day, Emerson’s poems were criticized for their lack of form and polish. In recent years, hover, his poetry has received high praise.
His harsh rhythms and striking images appeal to many modern readers as artful techniques. His prose style is sometimes as highly individual as his poetry. Many of his essays were put together from his journal entries, speeches, and random notes, and they are often somewhat disorganized. Yet his skill in polishing each sentence into a striking thought makes his writing memorable. One of his great statements was in The American Scholar. That title is now carried by one of the finest magazines in American. Oliver Wendell Holmes called the speech “our intellectu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He is the world ’s eye. He is the world’s heart.
ⅴ. 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
He was Emerson’s truest disciple, who put into practice many of Emerson’s theories. Walden, the superb book came out of his two-year’s residence at Walden Pond. He explained many of the beliefs that led him to try this kind of life. He thought it better for a man to work one day a week and the rest of the week could be devoted to thought. For Thoreau, as for Emerson, self-reliance and independence of mind ranked above all each should find out his own way of living. In 1849, From his experience in jail came his famous essay” Civil Disobedience”, which stated Thoreau’s belief that no man should violate his conscience at the command of a government. His famous book is Walden Where I Lived, and What I Lived For.
ⅵ. 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deals with the effects of a curse, and though the tale itself is fiction, the germ of the story sprang from the author’s family history. Hawthorne gathered his material by observing and listening to others whose talk was filled with New England Lore, legend, and superstition. His famous book is The Scarlet Letter.
Hawthorne’s unique gift was for the creation of strongly symbolic stories which touch the deepest roots of man’s moral nature. The finest example is the recreation of Puritan Boston, “The Scarlet Letter”. In this novel each word, image, and event works toward a single effect. It is a complex story of guilt, its effects upon various persons, and how deliverance is obtained for some of them. His ability to create vivid and symbolic images that embody great moral questions appear strongly in his short stories. It was Hawthorne’s ability to make a story exist in its own right but at the same time appear as a moral symbol. Hawthorne shares with Edgar Allan Poe the distinction of advancing the art of the short story, giving to the form qualities that are uniquely American. To Hawthorne and Melville, however, the telling of a tale was a way of inquiring into the meaning of life. His stories also have The Blithedale Romance(1852); splendid stories called Mosses from an Old Manse(1846); The Marble Faun(1860)
ⅶ. Herman Melville(1819-1891)
Moby Dick, a tremendous chronicle of a whaling voyage in pursuit of a seemingly supernatural white whale. The book is steeped in symbolism, another strong appeal to readers of his century. In 1846, Typee became known as the “man who lived among cannibals”. The book was basically factual but was no doubt elaborated somewhat and built up from Melville’s reading as well as his experience. Equally successful was a sequel, Omoo(1847),about his adventures on Tahiti and other island. Later Melville based Bedburn(1849) on his first voyage to England, and White-Jacket(1850) on his brief career in the navy. He drew upon his naval experience again for Billy Budd(1891).
He has two other philosophical novels Mardi, Pierre. two celebrated short novels Benito Cereno and Billy Budd. The story uses a ship as symbol of society and searchingly examines the problems of good and evil. Ahab’s ship was like a world inminiature with character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ⅷ.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
Longfellow was born in Portland, Maine, on February 27,1807 and died on March 24,1882 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ost beloved American poet of his time. His main books are Longfellow’s first collection of poems entitled Voices of the Night(1838); Hyperion” the prose romance(1839) ; Ballads and other Poems(1841); Poems on Slavery(1842); Evangeline(1847); Song of Hiawath(1855); The Courtship of Miles Standish(1858)
After his death, he became the only American to be honored with a bust in the Poet’s corner of Westminster Abbey. The gentleness, sweetness, and purity for which his poetry was popular during his lifetime.
Ⅴ.Summary
From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to the outbreak of he Civil War. It started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Washington Irving’s The Sketch Book and ended with Whitman’s Leaves of Grass. It is also called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The desire for an escape from society and a return to nature became a permanent conven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American Puritanism as a cultural heritag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s over American moral values. Besides, a preoccupation with the Calvinistic view of original sin and the mystery of evil marked the works of Hawthorne, Melville and a host of lesser writers. The most clearly defined Romantic literary movement in this period is New England Transcendentalism. This Transcendentalist group includes two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writers America has produced so far, Emerson and his young friend, Henry David Thoreau, whose writing has a strong impact on American literature. Basically, Transcendentalism has been defined philosophically as “the recognition in man of the capacity of knowing truth intuitively, or of attaining knowledge transcending the reach of the senses.” Emerson once proclaimed in a speech, “Nothing is at last sacred but the integrity of you own mind.” Other concepts that accompanied Transcendentalism include the idea that nature is ennobling and the idea that the individual is divine and, therefore, self-reliant. It ranges from the comic fables of Washington Irving to the Gothic tales of Edgar Allen Poe, from the frontier adventures of James Fenimore Cooper to the narrative quests of Herman Melville, from the psychological romances of Nathaniel Hawthorne to the social realism of Rebecca Harding.
American romantic literature by western romantic literature influence.19 centur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apitalism,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patriotic enthusiasm, to get rid of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bondage, pay attention to the human spirit and the pursuit of freedom to create a fill transcendence, thus the romantic literature began to flourish.
Bibliography:
1. 王长荣. 《现代美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2. 邵锦娣,白劲鹏.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 隋刚.《美国文学旧作新读》. 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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