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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当中的精髓,在我国历史发展长河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儒家文化是我国两千多年传统文化中最为耀眼的瑰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儿女在沧桑巨变中无悔追求的崇高志向。二者在中华民族漫长历史中发展形成的智慧结晶。本文将梳理儒家传承的文化精髓,并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探讨如何将二者更好地培育与发展。
【关键词】儒家文化 核心价值观 培育
核心价值观是区别一种文化或多种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它在价值观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统领和支配着一般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灵魂的表现,它为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提供了价值原则。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特征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既导致了人们价值比较选择和整合上的困难,又催生了国人在转型期间面临的文化困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三个“倡导”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如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全社会及全体公民的共识和自觉追求,是当前学术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党的以来,以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推向了历史新阶段。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条件”、“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基础和主流意识形态,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我们民族在长期文明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传统。传统具有时间性。然而时间并不是一个容器。时间是自为的存在过程。①作为自由意志存在物具有时间性。在时间中,有了家园与归属,有了生命本根。传统的时间性,既有其绵延性,亦有其当下性。其绵延性是指其民族精神,其当下性是指其时代精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传统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的发展方向,就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儒家文化就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说,一种思想,而是一种文化。从文化发生学角度看,任何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该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生成具有基础和源泉性作用,这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种共有现象或普遍规律。基于这种理论前提,一个民族的精神必具备历史向度的与向下向度的。历史向度的,在民族历史发展中作为出发点的那个东西;向下向度的,这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内在地包含两种价值目标,对内凝聚本国人民的力量;对外树立中国文化形象。二者共同构成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体系。因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本的任务还在于如何在本国人民内部凝聚力量、形成共识,得到本民族广大人民的认可。而要想得到本民族广大人民的认同,就必须深入本民族认同价值形成的文化价值之中,即必须扎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因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抛开儒家文化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其最具活力和最具特色的部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既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成分,也有传统文化的成分,两者缺一不可。马克思主义是核心价值观倡导和培育的指导思想,而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则是它重要的思想来源和基础。
(一)弘扬儒家文化,重在传播孔子和儒学的人格教育意义。
1923年,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梁启超先生在《为创办文化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中曾指出:“启超确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②梁启超先生对于“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的确信,是基于对“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论题深入思考而得出的③。梁启超对儒家思想的精神特质和中心论题有个概述:“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起来,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至于就健全或理想的人格而言,“孔子尝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自儒家言之,必三德具备,人格才算完成。”对于这种智仁勇“三德具备”的人格,我们应该从儒家核心价值观里面的“仁”出发来加以理解:孔子所谓学,其实就是教人养成人格。何为人格?孔子用一个抽象的名来表示它,叫做“仁”;用一个具体的名来表示它,叫做“君子”,君子是一种崇高优美的人格,所以内容包含得很丰富。儒学之教,有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人践行君子的标准,人人有士君子之行。
(二)传播儒家大同思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大同思想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儒家的社会观。它主要是儒家关于理想社会的描述和追求。内在地包含了人与他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等思想。
1.仁者爱人:人与他人和谐相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而人与他人的相处就是“和谐”的一部分。因为人与他人的和谐相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在当今社会由于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膨胀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儒家处理人与他人和谐相处的原则是“仁者爱人”思想。孔子认为“仁”的表现就是爱人,而在爱人的众多表现中首要的就是对父母亲人的爱。儒家认为,人际关系的和谐应该从家庭内部开始。“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室家大凶。”④所以首先应“和于室人”⑤在家庭中做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敬。”但是,人还应该考虑到除了自己父母兄弟之外的人际关系。因此,儒家在亲亲的基础上,又认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⑥的“推己及人”的更广泛的爱。所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大力宣传“仁者爱人”精神,“仁者爱人”精神对于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自我主义、道德冷漠等现象无疑是一剂思想良药。若想要解决问题,需先从意识层面入手。
2.仁民爱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必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19世纪中期,恩格斯曾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大量论述,其基本观点在今天看来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有些话已经成为经典言论。例如恩格斯就曾明确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随着自然科学的大踏步前进,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⑦”
我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提倡“仁者爱人”的精神,这是人所共知的。同时儒家也非常重视“生态道德”,要求人们“爱物”,从而使得儒家的仁爱精神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孔子热爱自然、热爱生命。孟子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意思是说,对于万物只是爱惜而不施以仁德,对于人民要施与仁德而不当亲人看待,亲爱亲人而仁爱人民,仁爱人民因而爱惜万物。由此看出,孟子认为爱己爱人是不够的,还应进一步把这一爱心施与万物,应该由己及人,由人到物。荀子明确地把生态道德(外节于万物者也)与人际道德(内节于人)看成道德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并将它们的关系规定为“外”与“内”的关系。这说明,儒家不但重视人际道德,而且还把道德由人际道德扩展到宇宙万物。虽然儒家把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看成是道德的两个方面,但就重要性来讲,儒家基本观点是人际道德重于生态道德。因为在儒家看来,人是万物之灵,在万物中最为可贵,爱人应大大超过爱物。
3.克己以成人:人与自身的和谐
人与自身的和谐也是社会和谐的一部分。人是社会中的一份子,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如果人自身的道德修养都不符合标准,那么何谈整个社会的道德素质呢?因此说,人自身的和谐,即道德修养的提高不仅关系到个体的道德价值,更关系到整个社会道德素质的提高。儒家处理人与自身和谐关系的思想。即“克己以成人”思想就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儒家认为,个体具有道德完善的自主性。人努力使自己的主观思想“和”于客观世界的过程,就是人的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过程。因此,人们要正确处理在道德修养提高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如义与利、情与法、言与行等。
人们所希望达到的理想人格实际上就是对所有关系的超越和发展。实现与天地和、与人和,使自己成为完美的人。儒家对道德修养的价值予以了高度肯定,讲“克己以成人”,以追求人内心的自我超越。这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有着积极的意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荣辱思想是以个人的道德素质为前提的。儒家的德性修养思想启示我们,个人的道德修养的提高与完善的重要性。这为荣辱思想的培育提供了指导方法。一方面,因为道德修养具有自主性,所以,个体道德素质的提高是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自主追求过程。另一方面,每一个个体思想道德的素质的提高都是成人的基础,拥有社会价值。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中,要把个体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放在首要位置,发挥个人的道德价值,进而为全社会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奠定基础。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立足于时代发展,把握时代特征,必须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升华与超越。因此,只有扎根于历史传统并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才能凝炼出符合中国实际需要,反映世界发展潮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形成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引导社会前进方向,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
(一)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科学理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主导政治价值指导下进行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意识形态风云激荡的今天,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统一人们的思想,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及社会主义性质。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顽固的教条,而是开放的理论和行动的指南,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产生,无不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吸收和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才形成的。
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以中华文化繁荣为条件,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是根本,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这就把中华文化与民族复兴、社会主义道路高度统一起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优秀文化交融的过程,以赋予其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条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是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有机统一,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力量,又尊重文化多样性,追求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的隐形的,柔和的教育是核心价值观教育努力的方向。
(二)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物质财富的历史积累和精神价值的高度凝聚,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面貌和外在影响力的集中体现。“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最深沉的力量,它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共有的精神家园,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持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即主要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更要合理地吸收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有益的文化成果。
就文化本身而言,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封闭静止的系统,也不是民族性的凝固化、纯粹化、绝对化和狭隘化,而是一个开放、包容、交融和革新的动态过程,总是在交流与融合、兼容与渗透中发展与进步,体现着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性和统一性的辩证联系,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具有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视野和博大胸怀,总能不断地从外来文化中汲取营养,丰富自身以求发展进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弘扬这种文化态度,既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彰显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又要具备全球视野,吸纳其他文化中的优质成分,特别是西方文化中崇尚民主法治、追求自由平等、讲求科学理性等一些信念和准则,可以弥补我国传统文化之不足,将这些优秀思想整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使其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世界特色。(作者单位:海南大学)
①萨特:《存在与虚无》,陈章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93页。
②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2页
③朱贻庭编:《儒家文化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 与孔子对话》,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145页
④说苑?敬慎
⑤礼记?昏义
⑥礼记?礼运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⑧《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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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虽然与政治认同有相似之处,但是不是同义重复。文化认同,尤其是对外来文化价值的认同,足以瓦解一国的政治制度,一民族的凝聚力;反之,本国人民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既是该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精神力量,又是使民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文化认同的几点看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复杂交织过程,既包含着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文化,也存在着以中国文化“化”马克思主义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应关注“文化认同”,更应关注“文化差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文化认同”不仅在于“形似”,更在于“神似”,即在于两者某种程度上都注重实践性;此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要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Abstract: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a dynamic and complex process, which includes the conversion of Marxism into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nvers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to Marxism on the basis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hould pay closer attention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tha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lies more in the “spirit” than in “form”, both of which focus on the practicality to some extent. Moreover, concrete circumstances o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hall be analyzed concretely.
党的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必将掀起又一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热潮。已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主要为党史、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而从思想文化角度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深层次把握这一进程,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内在蕴含着一种文化认同的过程,关注其中的文化认同将有有助于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与基本内容。
文化认同,即 “cultural identification”,有不同的涵义。“认同”概念最初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后被运用于研究文化心理。文化认同是指对文化的一种认知和归属心理,它发生在两种文化的相互接触和同化的过程中[1]160,它体现一种肯定的价值判断,一种认可态度与方式,即文化群体或成员承认内生新文化或外来异文化的价值效用符合传统文化价值标准[2]20。
根据以上解释,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问题,既是中国人接受融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创造中国文化的过程,也是两种不同境遇所形成的文化在的实践中接触、同化和升华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在特殊国情下的发展,也是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更新进步。一般文化认同理论认为,文化认同有顺向认同和逆向认同这两种趋势;顺向认同指认同主体以原有文化为框架,用原有文化说明外来文化,逆向主体是指以外来文化为框架,用外来文化说明原有文化,这就涉及中国历史上曾出现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之争的问题,落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中国文化,还是以中国文化来说明马克思主义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代表最先进的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论,应该用马克思主义说明和改造中国现有文化,创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也有学者认为要“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出发去理解、消化马列主义”[3],如有学者认为借鉴“儒学”的“人伦日用”的途径,让马克思主义不仅入党、入国还要入家,进而实现两者的结合[4]。
笔者认为顺向认同和逆向认同都是对文化认同的静态分析,实质是从抽象角度、纯理性分析,而现实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以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文化或者以中国文化说明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阶段都同时并存,相互作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能“马克思主义化”;
另一方面,我们是在以中国文化理解?吸纳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思想领域是很难严格区分,因为当我们可以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我们所理解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已是中国文化特有方式解读下的马克思主义,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融合”物了,民族文化深层次的思想方式、价值倾向、行为模式早已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言论、思维与行动,浸润、渗透甚至决定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和运用,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会在中国社会实践中不断契合、认同,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事实上,近代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也存在着这种现象,以西方文化解读中国文化和以中国文化解读西方文化,以西方文化批判中国文化和认同中国文化并传播西方文化同时并存,这些矛盾在那些早期学贯中西,竭力宣传西学的知识分子身上也有所体现(如严复就是一边主张“西化”,希望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化,一边又在“化西”,以中方文化融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实质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样如此,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明白毛泽东延安时期所强调的文艺民族化问题。这样的理解也是诠释学所提倡的一种理念,即理解者是不能脱离自己所处历史语境理解,理解就是应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基于“认同”上相互作用,且两者“文化差异”部分还会直接影响到文化认同。没有对“文化差异”的充分关注,就不能很好的实现“文化认同”。长期以来,我们重视研究“文化认同”,较多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认同”方面,而没有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间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有着重大区别:马克思主义源于欧洲发达国家,它建立在批判欧洲资本主义基础之上,是对当时人类文明最新成果的继承和创新,是指导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解放的一门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必然进程,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中国文化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注重经验积累,富含浓郁道德伦理特色,是维护中国农业宗法专制社会数千年的精神血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差异”总是在经意不经意间干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例如中国文化中的“经验主义倾向”“小农意识”等就曾以各种机会主义形式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一些学者已经看到这一点,如学者叶险明就认为,“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克服以小农经济的文化心态‘诠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这不仅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且也贯穿于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中”[5]。而学者孙奎松也同样认为中国的农民意识一直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复杂的过程,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唯有清醒的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差异”才能避免革命和建设中的“左”倾或“右”倾。关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差异”与关注两者的“文化认同”,意义同等重要。
目前,学界已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有学者视文化认同为彼此的某些相似之处,如关于美好的社会理想设计(如共产主义与大同社会),一些民本思想等等。笔者以为这些相似点只具形似,而非真正契合之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并不具有“一致性”,如果说“五四”时期借助“大同”理念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倒不如说这反倒体现出早期传播的局限性[6]97。
又如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也是有很大差异的,中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孔子提倡重民、富民、教民;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到贾谊的“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朱熹的“大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宋史?朱熹传》)等等,这些民本思想的背后实质是要求或希望君主能“替民做主”,“为民做主”,而绝非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国度里的人人自由、平等,当家作主。再如,重视集体利益的价值诉求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大一统”、“家族群体”等理念相似,然而,马克思主义强调集体主义是建立在充分尊重个人合理利益之上的,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化中建立在压抑个性、否定个体价值基础上的整体价值追求。当然,不能说这些形似不重要,对于一种外来思潮而言,形似至少让其能够立足,为进一步的被认可创造环境。
纵观中西文化的交流史,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每一种外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接受,都曾从形似开始,到被通俗化解读,再到最后慢慢与当时当地的主流文化融合,生成新的文化。如佛教最初来到中国,首先依附于汉代方术(又称“道术”),到魏晋又依附于魏晋玄学,其主要讲述的“因果报应”“灵魂不死”,这些思想为中国所固有的较形似,而后通过对中国的儒学、道学等的吸收,最后形成中国特色的禅宗。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形似,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而实现中国化创造了条件。但同时我们更应看到,两者的“貌似神异”也使国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出现偏差,甚至误解,如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们就分不清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如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人对科学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吸收。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和中国文化认同,关键在于两者某种程度上都以实践作为价值标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以实践作为检验、发展真理的科学,而中国文化恰恰也则具有实用理性倾向的特质,尽管这种特质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说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坚持彻底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性。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就明确的表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重视实践,并以其来划分新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理论的差别,这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均有体现,学界也基本认为马克思主义通过实践解决了自柏拉图以来的物质意识二元思维模式的缺陷,因而就曾有学者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指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葛兰西甚至在《狱中札记》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实践哲学”,认为它是对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批判性超越。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他的新哲学与旧哲学差异,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具体实践的分析,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更体现在它所构想的共产主义实现方式与途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自诞生开始就依靠实践、立足实践,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不断推进广大人民争取解放的实践道路上完善发展。在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了各国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这种立足理性分析、重事实实践的理论品格与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颇为神似,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文化历史久远。孔子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孔子阐述的与“仁”相关的学说构成儒家主流思想,影响至今海内外华人。虽然,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并非一贯坚持儒学,国家交往、朝代更替、异族间的战争也曾带来文化上的动荡变化,但都没有因此而导致中国文化的灭绝,这与以孔孟儒学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具有实践理性密切相关。所谓实践理性,“首先指的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7]28,以一种合理的、冷静的、现实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用理智来引导、满足和节制情欲,它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这种实践理性的倾向在孔子就有所体现,并随孔子的影响广为流传而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特征。
孔子生活在早期宗法制度崩溃、氏族体系彻底瓦解的时代,面对“乐崩礼坏”的现实,孔子“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它确乎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7]30。孔子的思想始终体现着一种立足现实,理性看待事物的特点,如孔子在以“仁”释“礼”时,他关注到现实变化,将“礼”的血缘实质转化为“孝悌”进而落实到日常人伦,使“礼”由外在约束转化为人内心的需求,进而成为人的自觉追求,正是这种切合实际的诠释促进孔子思想的传播;再如对于脱离现实的所谓鬼神之说,孔子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来表达清醒的理性精神,诸如此类思想均体现一种实践理性的精神,即“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难题,并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辨的抽象。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妥善地处理它”[7]28-29,这种带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实践理性一直指导着国人对事物(包括思潮)的价值取舍。
尽管儒学思想在后来曾经被不同的人、不同角度加以诠释和发挥过,但这种根据时代需要改造思想正是贯彻其实践理性的体现。近代马克思主义被国人从各种思潮中选中,是实践理性指导下的结果,因为它能解决中国近代最大的课题――救亡图存,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必然――“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8]210。因而,注重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的深刻之处,正因为注重现实实践而不拘于书本的“条条框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有了创造性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问题,既需要一般意义上的关注“认同”、“差异”“神似”等问题,也需要具体研究特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特定时期的中国“文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文化,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从思想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认同”始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共有四条路径:欧洲语境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日本语境的“学理马克思主义”、美国语境的“空想和____马克思主义”和苏俄语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同路径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与宣传的内容各有差异。在民族救亡胜于启蒙的时代背景下,最终无产阶级历史语境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思潮中脱颖而出,得到受实践理性影响的国人认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来自苏维埃,实质主要是俄国语境下产生的列宁主义,它提出进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尤其重要的是,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宗主国家的革命与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相互支持,“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落后国家实行共产主义策略和政策,“那就是空想”[9]276等观点,这些观点比较系统、完整,它为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道路,为近代以来数次救国失败的中国人提供了希望,同时它有十月革命这一现实成功版本,对中国而言更具现实意义。因而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指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时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就是来自苏联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中国文化也不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它正处在“转型期”即一国文化的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一种主流文化的认可和阐释,对已有文化进行纵深解读和挖掘,同时对异己力量排斥、压制,以达到对主流文化的巩固和定型 ;第二阶段则是表现为对原有文化的"离异",即对主流文化的怀疑和否定,进而批判和扬弃既成规范,形成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与颠覆,这就是"离异"期,也就是文化转型期。参考胡伟希《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一些有识之士前赴后继从西方“取经”带来的各种思潮,已冲击改变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并形成三波思潮,“带着三种不同特色,彼此先后连续着、扬弃着迈上更高的台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扫清道路”[10]476,也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认同”创造条件。具体说来,从鸦片战争始,地主阶级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龚自珍等人开启了“看西方”、“学西方”和“改中国”的路径,耶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国内矛盾的尖锐,带来了冲击传统文化的第一波――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它穿着宗教外衣,掀起摧毁封建社会的暴力狂澜。太平天国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土地改革为核心,提出的一套相当完备的社会设想,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主义。
接着资产阶级发起的维新思潮是冲击传统文化的第二波,以严复、梁启超等为代表。严复的“严译八大名著”囊括哲学、逻辑、政治学、社会学等多领域,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将西方近代学术文化介绍到中国,梁启超则在《新民丛报》上对大量西方思潮进行通俗化介绍,他们揭示了中学与西学差异、“封建专制、纲常名教与资产阶级平等、民主的对立”[6]97 ,阐明天赋人权、“物竞天择”、维新变法等思想,极大地推进了西方学说在青年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传播。
第三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以邹容、章太炎、孙中山等为代表。他们的思想都以进化论为基,高呼“革命”公理,以期通过彻底革命实现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经过这三波思潮的冲击,当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时,中国的文化早已不是封建文化极大盛时不断巩固的第一阶段,而是不断在“离异”中变的虚弱的第二阶段,各种新思想在中国已得到不同层次的传播,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进化论思想。“新文化运动时期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从激进主义的革命进化论传统中汲取了养分”,“生存竞争”、“最适者生存”“正与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贯穿人类历史之演变暗合”[11]。
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刻有深浅不同的进化论痕迹,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认为“世界进化,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者”[12]13; 李大钊也曾提出“天演之迹,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国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13]162。正是前期外来思想的冲击与渗透改变了中国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必须看清这一点。
总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需要全面关注,具体而完整地分析。面对可能影响中国文化的世界各地文化,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我们需要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研究,以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才能继续枝繁叶茂,生机勃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欣欣向荣,文化强国才能最终实现。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文化认同的几点看法】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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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较早,但缺乏新型文化业态特征、分类等方面的研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机制、模式及“两型社会”研究新进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机制、模式及“两型社会”研究新进展全文如下:
新型文化业态是指凭借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支持而衍生出来的、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有关的文化业态,其产品附加值高,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十七届五中全会及“十二五”规划均提出,要“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十七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之一就是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提出“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等。这种高层重视以及《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政策推动着文化产业尤其是新型文化业态及其投融资方面的相关研究与发展。“两型社会”建设是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与新型文化业态及其投融资关系密切。本文拟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及其最新进展进行综述并得出相应启示。
国外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较早,但缺乏新型文化业态特征、分类等方面的研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有:赵立志分析了新兴文化产业的特征以及四川的数字内容、文化旅游、版权等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克服体制障碍、加大政策扶持等对策。张君君以湖南省为例,对文化产业新业态的含义、分类、产业特征以及湖南省文业产业新业态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盈利模式及融资模式的问题。
王晓波、郭欣、杨帆以保定市为例进行分析指出,培育文化产业新业态需要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改革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赵瑞政根据山西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状况、培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相关体制机制、出台相关保障政策等对策。这些研究以局部区域为对象,对新型文化业态的特征、发展状况及对策等进行了分析,且涉及到体制机制、政策等方面,打下了一定基础,但不够系统、深入。杜丽芬、王国平和刘凌云对“新兴文化业态”的概念、分类及特征等进行了分析,但未涉及投融资等方面。
刘忠指出新兴文化业态所具有的“新”特点、作用、制约因素及其光明未来,提到了投融资渠道不畅的问题,但未深入进行分析。肖荣莲分析了新兴文化业态的产生背景、特点以及意义与发展路径。黄伟一提出了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需要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共同努力、其发展关键是要解决融资问题等建议。郭雁鸿从系统科学、产业经济学、传媒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机理。这些对我国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状况及机理等进行了研究,但未及其它。
叶朗对2012年动漫游戏、网络新媒体等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相关情况进行了归纳与分析,还涉及到电影投融资状况等的分析,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但还不够全面。崔文贞对新型文化业态的概念、分类以及对策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要提高专业化发展水平、实施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等。这些研究涉及到新型文化业态的公共政策方面。杨宁对已有新兴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进行了综述,认为包括作为文化产业组成部分的新兴文化产业研究及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新兴文化产业研究两部分,并对其研究中的关注重点从五个方面进行了综述。上述研究为新型文化业态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这些研究还可进一步深入,而且缺乏关于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体制、机制和模式等方面的研究。
Brinkman认为国外保险公司在文化产品不同阶段提供的完善保险服务为文化企业赢得信贷融资提供了重要保障。Robert and Merton、Riding and George认为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完善的中小文化企业担保、再担保体系为文化企业信贷融资问题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些研究指出了保险、担保的重要性,但未具体研究投融资体制及机制等。齐勇锋以山西省为例提出了构造区域文化投融资运营主体、放宽投资准入门槛等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策略。
李贵斌和宋晓丹分析了国外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及大庆市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的策略选择,以期总结经验并探讨大庆市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创新模式。吴少新、张立勇、张远为提出以突破种种束缚我国文化投融资方面的体制性障碍为突破口,通过综合配套改革推动文化投融资机制改革。这些文献涉及到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体制的研究,但研究不够系统。
Phillip McCalma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在美国好莱坞电影投融资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国际资本的介入丰富了美国文化产业的融资主体构成。余晓泓基于美国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的分析提出,当前解决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难题的首要办法是广泛吸收民间资金和国外资本。陈清华认为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创新的关键是要塑多元化投融资主体。
这些文献涉及投融资主体的研究,但分析得不够深入。关于文化产业投融资的政策支持等方面,Braedon Clark以澳大利亚电影产业为例指出,税后优惠政策较之直接补贴更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私人资本投入电影产业。Nantes Métropole认为,吸引投资的一个困难常常是因为投资者在评估风险和无形资产估价方面存在的问题。公共政策在鼓励投资者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指出西方国家常见的工具主要有贷款及担保、股权融资、税收优惠和政府资助、非货币支持措施。该研究指出了吸引投资的困难、公共政策在鼓励投资方面的作用以及西方国家常见的投融资工具。
龙怒认为我国政府应出台更具吸引力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企业投资文化产业,并通过有关政策引导,培育文化企业做大做强。魏鹏举指出国家政策激励及公共资金投入引导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建构公共资金引导的市场化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的思路和建议。李华成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对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制度加以完善。这些研究探讨了政府政策支持的重要性以及具体的支持方式,但研究不够全面。
总之,已有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发意义,但不够全面系统且可进一步深入,而且缺乏关于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体制及机制的研究。
三、文化产业投融资模式的研究
Robert C. DiGregorio and Jr.指出,美国电影业目前已形成了诸如制片公司提供资金、独立发行商融资、代理融资、终端客户融资、贷款、预售协议等多样化融资方式。Laura Clayton and Hugh Mason认为英国创意产业中的中小企业在资金需求和融资渠道方面主要有透支、设备租赁或租购、权益融资、银行长期贷款、票据贴现等方式且各占一定比例。Bin Zhang and Xiaoyan Du基于英国目前的投融资形式得出利用资本市场积极融资、吸引风险资本等启发。高颖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主要投融资模式主要包括银行贷款、投资基金、并购重组、无形资本融资及跨国融资等。可见国外的投融资方式及模式是多样化的。
国内方面,罗华和方晓萍将创意产业投资模式分成国家与政府投资模式、民营投资模式、外资投资模式、基金投资模式四大类。周正兵和郑艳探讨了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模式。欧培彬提出应构建不同于传统融资方式的新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高凌霁提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模式,并以华谊兄弟集团的融资模式为例进行个案分析。这些研究都分析了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等投融资模式。刘丽和张焕波、胡晋芳和李莉、龙怒、李童、刘学华分别对北京市、西安市、云南、陕西、上海等区域的文化产业投融资模式、方式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杨靖吉提出我国文化产业初创期应以内源融资模式为主,成长期应以债权融资为主,成熟期应以股权融资为主,强调不同时期应采用不同的融资模式。
辛阳对中美文化产业的投融资机制、方式以及投融资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提出了完善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的建议。可见,目前关于文化产业投融资模式、方式的研究中,国外文化产业投融资方式更加多样化,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融资方式还比较单一,需要加快融资方式的创新等。简言之,这些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意义,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但仍需深入,而且缺乏关于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模式方面的研究,更缺乏以“两型社会”为视角的研究。
王克修分析了“两型社会”与新文化业态的理论关系,并对推动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新的文化业态培育实践进行了分析。黄岑、邓向阳认为,“两型社会”和“文化产业新业态”两者之产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要充分发挥文化产业新业态在“两型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未涉及新型文化业态的其它方面。
综上可知,目前国内外关于新型文化业态的概念、特征、发展以及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机制、模式等方面有一定的研究。相对而言,国外相关文献涉及较少,而且多表现为对文化产业个别领域如对电影业等的研究,还未能系统地研究整个产业的投融资问题。而国内的相关研究相对丰富,包括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机制、方式等以及新型文化业态的特点、分类等,个别的涉及其与“两型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
然而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不够全面、系统,未能深入的展开,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尤其缺乏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机制和模式方面的研究,更缺乏新的研究视角。而且在实践中,新型文化业态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其发展远远不够,其投融资体制障碍依然明显、投融资机制尚不成熟、投融资模式仍然不完善。
因此,基于“两型社会”这个研究视角,以相关理论研究为基础,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对新型文化业态发展中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和模式等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就是目前迫切需要开展的课题。
(注:基金项目:湖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文化产业经济研究中心资助重点研究项目(HBIR2013Z003);2012年度湖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青年项目(Q20123102);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湖北省重点培育学科应用经济学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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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英语阅读教学注重语言知识的学习,以词、句、语法为主的教学占主要地位,将语言和文化割裂开来,从而导致学生对阅读材料的接收往往因为英语文化知识的欠缺而不够准确。基于此,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不能成为脱离文化语境的单纯的语言技能的训练,而应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这就要求英语教师在教学中要加强对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英语阅读教学中文化意识培养的调查与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传统的英语阅读教学中,偏重语言知识,即词、句、语法的学习,将语言和文化分开教学,从而使学生缺乏目的语文化意识的培养。随着外语教学的不断发展与深入,文化教学越来越被学术界所重视。所以,英语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加强对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把文化意识的培养逐步渗透到英语阅读教学中,能够使学生拓展视野,增强文化底蕴,通过文化背景知识和具体语言环境来正确理解文章,进而提高他们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下,语言运用和交际的能力。
现如今,英语阅读教学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虽然学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但是普遍表现为阅读速度慢,阅读理解能力弱。但是,很多研究表明:如果教师在阅读教学中进行文化意识的培养,学生就会掌握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和具备一定的文化鉴赏能力,从而能够具有合乎逻辑的推理和判断,减小阅读的难度,提高阅读的速度和阅读理解的能力,使知识能够更加有效的输入,并能逐步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现在英语阅读教材中更加注重题材的多样性,同时逐渐重视对英语文化知识的渗透,注重综合及全面的考查学生分析和整合信息的能力。我们都知道,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好坏直接决定了英语学习的水平,然而文化教学又是培养阅读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本文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在英语阅读教学中加强对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所进行的实验研究来进一步说明: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要重视实施文化教学,通过在教学中对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的渗透,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意识,来提高英语的综合运用能力。
1.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需求,也能给每个个体带来归属感和安全感,可以指导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活动,文化对人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地,人们在潜意识里受文化的支配,并慢慢形成习惯。我们每个人都生活都与我们周围的文化息息相关,我们不仅有自己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也有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文化等等。文化在我们人类生活中无处不在,比如说,我们大学生就有社团文化,校园文化等大文化背景下的子文化。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又在接受着网络文化,手机文化的影响。正因为各种文化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才有了意义与价值,也正因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与沟通,才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对于文化,各个领域不同的学者下过很多种定义。有的人认为文化就是文明,或者文化就是交际。语言学家Hall(霍尔)说:“文化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你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Hofstede(霍弗斯特)认为,文化对人类来说就像性格对个人一样的关系。Nolan(诺兰)认为,文化是一种世界观,是组织这个已存在的世界的一种方式。人类学家Havilland(哈维兰德)说,人类利用文化去处理他们所遇到的难题。而Triandis(泰安迪斯)认为文化的功能是帮助该文化中的成员去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
2.文化与语言
语言不仅仅是人类拥有的一项生存技能,可以帮助人们表达自我,分析现实,传承历史,而且还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表达和传播的工具。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Sapir在《语言论》中曾有一段名言:“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这就是说,语言不能脱离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和。”一个民族的语言往往能体现出该民族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语言基本上植根于该民族的文化、社会生活和习俗。”
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语言形式,文化背景的不同,人们的语言习惯和表达也不同。同样,任何一种语言形式背后必然也存在着一种文化,比如说,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家简?奥斯丁的语言,其中必然有其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化的烙印,这种文化的反映肯定不同于二十世纪的英国女性小说家。文化的发展必然能促进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反之,语言的发展也会带来文化的繁荣。比如说,中国近代“五四时期”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土壤,随之而来的是语言呈现形式发生了多样化,一些语言文化大家的出现,带来语言发展的新局面,像鲁迅的白话文,杂文,郭沫若的新诗体等等。所以,在外语教学中,不仅仅要重视学生的语言的学习,同时也要重视对它文化的输入。让学习者不仅会正确使用语言,同时也能深刻理解语言中的文化内涵。因此,语言的学习不可能离开文化,外语教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文化教学。
3.文化意识
早在二十世纪初,一些西方教育学家就发现了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并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与研究。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语言学家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在语言学习的同时,要注重文化意识的培养,语言学习者不仅仅要学习语言与文化,而且应当意识到语言和文化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语言中有文化,文化中有语言。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欧美国家经济,社会,文化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所以很多国家实行了教育改革,希望所培养的人才可以适应这个发展和变化着得社会。所以,美国,法国和苏联等国家相继提出了新的教育发展纲要,在纲要中明确规定了外语的学习要注重文化意识的培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我国现在实行的《英语新课程标准》对我国的外语教学也对文化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4.阅读的本质
阅读从本质上说,以目的观论,是为了获取知识,获取信息。阅读是现代社会中人们生存和发展所必备的一项社会文化技能,是人类积累下来的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手段。威廉斯(Eddie Williams)曾给阅读下过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阅读就是一个人看着并理解所写文字的过程。”在这个定义中最关键的词语是“理解”,“阅读的过程就是理解的过程。”“阅读的速度就是理解的速度。”这些提法在阅读研究界已成共识。只有弄清楚理解过程,才能揭示阅读的过程。阅读的实质就是理解。
阅读是读者与作者的思维沟通与交流的过程,包含着隐形的互动。有的语言学家认为,阅读是一个心理过程,读者通过接触一系列的心理符号开始,而这些心理符号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如果读者理解了作者所想表达的思想,那么阅读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还有些语言学家认为,阅读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和文章相互作用,创造或再创造了富有意义的表达。在20世纪纪70年代以前,语言学家将阅读看成是字、词、句中构造意义的过程,随着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与发展,人们发现非语言因素对阅读理解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就有人提出阅读是:understand(理解),respond(反应),meaning(意义)这样一个积极的过程,即在阅读教学中,不应该强调学生明白每一个单词的意义或者每一个句子的成分结构,而是鼓励他们加强语篇的理解,即对文章宏观性的把握,并能捕捉到文章所蕴含的隐性意义。
1.实验方法
在本实验的过程中,主要采用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包括调查法、比较法,分析法,行动研究法等等。实验班在英语阅读教学中采用文化体验式教学方式,即:在实验班级里,将课文中涉及的中西方传统节日、社交礼仪、生活习惯、民族风俗、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文化背景知识通过附加法,融合法,互动法,实践法,体验法等多角度、全方位地实施文化教学,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同时搭配阅读训练。与此同时,对照班在英语阅读教学中采用相对传统的教学模式,以讲授阅读材料中的语法、词汇、句型为主。在相同的教学时间和相同的教材内容条件下,实验过程中要及时测评两个班级的学习效果,进行对比分析。
2.结果呈现与分析
班级和对照班级实验前测英语成绩统计分析:
班级 人数 平均成绩 及格率 90分以上 110分以上
实验班级 55 85 61? 15 3
对照班级 55 86 63? 13 4
实验班级和对照班级实验后测英语成绩统计分析:
班级 人数 平均成绩 及格率 90分以上 110分以上
实验班级 55 98 73? 22 7
对照班级 55 89 66? 16 5
从以上实验数据综合分析可以看出阅读中侧重文化融入能够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水平,实验结果基本达到了实验目的:学生更深刻体会到文本的文化内涵和背景,英语考试中实验班比对照班成绩明显提高;实验班学生的学习面貌、内在学习动机、自主学习能力等都比对照班有很大的进步;与对照班比较,实验班整体的阅读能力有显著的提高。大多数学生可以感受到学习英语的乐趣,同时英语成绩也有了一定的提高。教师更是增加了在课堂教学中尝试新的教学方法的信心。
通过本次关于阅读教学中文化意识培养的调查与研究,使教师和学生们开始意识到阅读应关注的不但是文本的字面含义,更要注意其背后的知识。如作者的写作目的、英语文章结构特点及描述情感、性格和经历所使用的修辞手段,尽可能利用上下文理解句意并解释有关词语;利用已有背景知识努力正确把握作者观点和态度;能就文章语境进行推理判断、猜测作者意图、推测故事发展趋向和结果。
其次,阅读能力的提高及文化背景知识的融入,提高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亲身思维活动的参与得以有效发挥,反过来又培养了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综合文化素质,特别是对概括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阅读训练和文化融入的过程中还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阅读教学中文化意识的培养,有效地提高了英语教学质量,对英语阅读以及整个英语教学亦具有影响文化价值观及文化碰撞的辐射效应。
本研究还表明:教师教学理念及教师教学态度、行为方式也是影响实验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英语老师应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化观。如果英语教师能在英语教学中加强对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那么不仅能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而且还能激发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使其对英语的文化习俗等感兴趣,大大激发他们的内在阅读动机,达到学生主动阅读的目的。
另一方面,文化意识培养也对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语老师不仅仅要掌握必要的英语语言知识、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之外,还应具备英语国家文化的基本知识。因此,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英语教师应时刻具备再学习意识,既能够潜心从事本专业领域的研究;又要同时关注着与英语相关的和相交叉的学科领域、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及自然科学知识。做一名真正适合于新时代发展的合格英语教师。
英语阅读教学中文化意识培养的调查与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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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大,在于精神之立。诚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著名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斯克纳所说:“在保障大学的高水准方面,大学精神比任何设施、任何组织都更有效。”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高校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阵地。建设和谐校园,必须有和谐文化为支撑。校园价值现是高校校园文化的掇心和基础,大学精神与校田价值现互为表里。社会 政治 发展 对高校校田文化建设提供方向要求,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成为校园价值观的灵魂。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价值观;大学精神
【论文正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胡锦涛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作了重要讲话,在谈到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强调:“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 教育 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
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高校校园文化作为我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高校教师和学生的政治观和价值观如何,影响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能否实现。目前,高校校园中客观地存在着与建设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相抵触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潮的传播和蔓延。侵蚀着高校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给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挑战。因此,如何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校园的社会思潮,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大学精神,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构建和谐校园、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一面旗帜,鲜明地亮出这面旗帜,就是要昭示人们不论在社会思想观念如何多样多变的情况下。不论在人们价值取向发生了怎样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部位是不能动摇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抓住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我们建设的和谐文化,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为内在规定的和谐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校园和谐文化及和谐校园的建设,对社会文化具有强烈的辐射、示范和引领作用,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高校校园文化、校园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关系
按照社会大文化的观点,校园文化是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亚文化形态,在分类上属于社会文化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校园文化应该是指在高校这一特定范围中生活的每一个成员所共同拥有校园价值观和这些价值观在物质与意识上的具体化。校园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最基本的功能是育人(图1)。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成为校园价值观的灵魂。
(一)大学精神、校园价值观与大学文化
大学文化的结构层次,既有社会文化结构的共性,又有其鲜明的个性,其结构层次可通过下图(“果树”型校园文化结构层次图)来具体说明(图2)。
校园精神文化尤如果实的果核(种子),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层,它包括校园文化观念、 历史 传统,为大多数人认可、遵循的共同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生活信念等;它体现在校园文化主体身上的理想、信念、价值目标与相应的观念体系,是一种校园中独有的群体意识;它是校园文化的精髓和核心,是学校精神的集中表现。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灵魂;它的主要特点是内在激励,是一种隐性文化。而大学精神更是核心层的中心,它是校园文化中的“基因”文化,由一届届学生和一代代教师、管理者传承着,保持着某一个学校文化的特质。
综合分析校园文化这四个层次,精神文化构成了校园文化的内核,这种文化深藏于学校的历史沉淀之中,反映学校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精神,体现着学校的校风和学风,以一种无形但超强的内聚力传承着校园精神,激励着教师和学生。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可以说,关键取决于校园文化核心层的精神文化。校园文化这种结构,决定了校园文化建设的重点应在精神文化建设。
(二)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的地位和作用
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是学校教学、科研及其战略发展的导向与实施的文化核心。其作用辐射整个大学系统的各个方面。
大学之大,在于精神之立。诚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著名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斯克纳所说:“在保障大学的高水准方面,大学精神比任何设施、任何组织都更有效。”
大学精神就是大学在长期的教学、科研、管理等活动中形成的一种信念和不懈追求,是基于自身的基础条件、教育目标、时代要求和发展方向,为使学校获得更大的发展,经过长期精心培育而逐步形成的。它是大学价值观体系的外化,体现出大学在一切行为、观念中的主导意识和价值取向。
校园价值观与大学精神互为表里,构成大学文化的核心。校园价值观是大学精神的内核和底蕴,而大学精神是校园价值观的一种表现形态。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是时代精神与社会价值观在高等学校的折射,处处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大学的个性与校风学风状况。文化贵在个性。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也是大学独特个性的反映。校风,为一校共同精神之所寄,是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的浓缩与精华。是其外在表现。秉承着大学的历史、发展与前途命运。每一所大学的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都秉承着自身的发展历史。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始终与大学的发展和前途命运紧紧相连。
三、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大学精神
大学文化精神,是学校对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学校与教师、学生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这种价值判断,决定了大学办学的指导思想、日常思维模式和工作方法。学生的成长、成才是教师价值的最高体现,也是学校价值的最高体现。
先进大学文化的精神价值在于,在处 理学 校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中,承认社会对自己存在的意义,进而主动按社会的需求调整自己的方向,努力为社会作更多的贡献;先进大学文化精神的学术价值在于,在处理学校与教师、学生的关系中,承认教师、学生对自己存在的意义,进而积极营造民主、包容、理性的人文环境,为师生的成功提供条件,创造机会。
软环境建设中所传达出的 教育 理念、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最能体现一所大学所独有的文化精神和气韵,是大学精神内核的彰显及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因而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校园文化的导向功能、陶冶功能、整合功能及凝聚功能。
社会 政治 发展 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方向要求,社会 经济 发展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决定力量,社会文化发展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文化熔炉,高校发展则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内在动力。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应坚持方向性与批判性相结合,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结合,全面建设与重点推进相结合,以及国际性与民族化相结合的原则;应以营造健康向上的育人氛围、弘扬合乎时代要求的大学精神、成为先进文化示范基地为总体要求。
在大学精神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把握以下几方面的价值取向:
(一)大学精神应以人为本。大学的教育对象首先是人,它必须考虑到人的特殊性。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社会化的人,无视个体人的存在,何谈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曾指出:“社会在生产个人的同时,人也生产着社会。”大学应改变教授单向教学,却无任何信息反馈的局面,在师生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使课堂教学由单向转为双向流动。大学不再是培养知识的容器,而是培养勤思考、会思考、敢于提问、辩难的有智慧的人。大学应启发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形成独特的思维,获得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也应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总之,我们要培养的是具有健全人格的大学生,这样的教育才能体现“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二)大学精神应引导形成先进文化。大学不只是高等学校,不只是为成年人灌输高级知识的学府,而且是国家最高文化组织和最核心的思想、学术基地。一种高级文明,既要有由下而上的文化积累和进化,又要有由上而下的文化向导和独创。这就需要一个独立的知识精英阶层,站在整个文化的象牙塔里,反省、创造、传播高级文明成果,所以大学应自觉地把大学精神引导成一种先进的文化。自古以来,大学就是研究学问的地方,以探讨深奥的 科学 知识和掌握高深学问作为其存在的前提。如果离开了高深学问的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大学就失去了它存在的认识论基础。高深学问要求忠实于真理,而真理能够站得住脚的标准就是它的客观性和先进性。因此,大学始终是先进文化自由沟通、争辩、交流、碰撞、创新的基地。
(三)大学精神应引导社会进步。超越现实,摆脱世俗生活的纠缠是大学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从高起点上结合现实,改造现实,服务现实的前提。没有超越就不能升华,没有脱离就无从发展。大学不只是认识和适应现实,而且要给予人们把握和改变现实的力量。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发展观,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 自然 的辩证关系,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从而使人类社会具有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大学为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的关键和重点是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同时还要积极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研究,直接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服务社会与引导社会应当是辩证统一的,引导社会是服务社会内涵的必然发展。因为从本质上说大学是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殿堂,是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的摇篮,应当具有超凡脱俗的品质,走在时代的前列。更重要的是随着人类社会逐步从 工业 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迈进,大学正在从工业经济社会的边缘迈向 现代 社会的中心,时代强烈要求现代大学不仅要服务社会。而且要站在时代的前列引导社会前进,这是 历史 赋予现代大学的神圣职责。
(四)大学精神应与时俱进。我们的大学是一个封闭的象牙塔,现代大学应“走向世界”。它要面向世界,吸收世界一切的优秀文明成果。为己所用,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跟上时代的步伐,体现时代的精神。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信息 网络 化趋势的迅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兴起了新一轮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浪潮,这就要求我们的大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国际化的建设人才。
四、高校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阵地
高等院校是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研究学问、追求真理、创造思想、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阵地。高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来展开。
(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又是崇高的价值目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要和根本的,就是要深刻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辩证方法。高校的改革和发展、参与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参与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建设,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精神,与各种各样不和谐的、不文明的、敌对的行为和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和谐是要通过与不和谐进行斗争才能实现的。当前,高校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社会上的不和谐现象或多或少对高校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高校里确实存在不和谐的现象,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建设和谐校园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要在高校中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目标,是中华民族振兴的成功之路。要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凝聚人心,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果鼓舞人心,使广大师生坚定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以天下为己任,自觉地把个人追求与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统一起来。把个人奋斗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起来。
(三)要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伟大的民族精神,支撑着伟大的民族。有没有伟大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前途的一个重要尺度。一个民族,没有伟大的民族精神,没有高尚的民族品格,没有坚定的民族意志,不可能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某些强国的文化、经济和军事霸权的挑战,我们必须不断弘扬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弘扬中华民族的改革创新精神,借鉴历史上改革创新的经验教训,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识大体,顾大局。理解改革,支持改革,投身改革,促进改革取得更大成功。
(四)要牢固树立和认真实践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认识、评价和态度。胡锦涛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美德、高尚的革命道德和时代精神的提炼和升华,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今天,只有牢固树立和认真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分清是非荣辱,明辨善恶美丑,才能形成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道德风尚。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对我国的社会道德体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社会大众特别是对青年学生产生了负面影响。高校如果没有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没有良好的道德水准,就难以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以及良好的公民,就难以成为社会良知和公平正义的代表者和维护者,更难以产生世界一流的优秀大学。因此,高校广大师生要牢牢树立和认真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用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推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 法律 法规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建设,在高校形成知荣辱、讲正气、求真理的学风和校风,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和谐校园提供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为代表和维护社会良知与公平正义坚守一方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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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关系到新闻能否完整准确地传达作者意思,吸引读者注意。因此,译者必须充分考虑译入语读者的接受情况,努力在完整传达信息的同时,使译文更能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略论新闻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阐述了文化负载词在汉语新闻中的表现,提出了直译、音译加解释、意译等汉语新闻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新闻;文化负载词;翻译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的信息传播主要是借助于新闻媒体来实现的。而在不同的文化之中,受到民族特色、地域因素的影响,使得不同文章其对于文化负载词的运用差异导致了文章自身的趣味性与可读性受到了影响,这也就给从事于新闻翻译工作的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何做到准确合理地将这些文化负载词进行翻译的同时,保留其自身的趣味性、文化特性,这已然成为了翻译工作开展的一大难题。在我国,从事新闻翻译工作的人员在对新闻文稿进行翻译的时候,一般是通过对翻译观念、词义表达以及文化差异等多方面进行思考后来实现的。在本文中,笔者将着重于对翻译活动开展的功能与目的的重视,做到翻译活动的完整性与简洁性,能够在不同的语境中,做到灵活地翻译。
语言作为文化传播的基础,是实现文化记录、反映、传播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文化自身的载体。词汇作为语言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实现文化传播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也是出现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在所有的语言中都存在着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它们是文化自身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演变而产生的,其内容主要包括了:特定的文化词、词组以及习语,这是民族文化的重要体现。
在对翻译原则进行制定的时候,译者需要根据翻译的策略与标准来实现对其的准确翻译,进而将文化负载词更好地进行表现。虽然,要找到完全相对应的文化负载词的难度较大,所以,作为新闻翻译工作者需要对翻译的方式进行灵活的运用,实现对翻译材料的准确生动表达,进而更好地完成翻译工作。根据笔者自身的工作实践经历来说,想要对新闻翻译活动中出现的负载词进行有效地处理,可以采用以下几种翻译方式。
(一)直译
在汉语言的新闻稿中,当其出现大量的政治、经济专有名词的时候,译者往往是通过直译的方式来实现对其字面意思的表达,进而实现对中国文化的展示。例如:2a.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巾只,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例文当中,出现了大量带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专属名词,这些名词有许多已被外国读者所了解,因此,面对这类词组的时候,可以直接通过直译的方式来实现对原文内容的还原与形式的统一,做到对翻译信息准确性的保证。
(二)音译加解释
音译即是指的通过对原文语音的表现,在另一种语言中将其发音相同或者相近的部分进行表现,其表达的内容大多数是中国文化中所特有的元素。这部分元素,在一般情况下作为中国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是很难在译语中进行体现的。为了做到对中国特色的最大化保留,将这些词进行“音译”是十分可行的方式,可是,由于外国读者自身的文化背景与认知存在不足,如若仅仅是采用单纯地音译将会使得读者不知所以然,进而无法实现对信息的有效接受,向外国读者展示中国的特色文化也就更加无从谈起。因此,对新闻文稿进行音译的时候需要添加合适的解释性内容。比如“Yuanxiao”――“元宵”这一食品为中国所特有,在
(三)意译
在汉语中有许多的熟语、习语以及习惯用语,这类语言词汇作为语言系统中的特殊存在。由于读者的文化差异存在,使得这类的文化负载词会产生不同的意思显现。在这个时候,如若简单地采用直译进行表达,很有可能会带来对意思理解的误读。在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意译来进行翻译工作活动了。例如:提倡红白事理性消费,实现移风易俗的时候。其基本原则在于,当村里办白事的时候,不能请吹拉弹唱的戏班子,做到凡事从简的原则。就如同“就坡下驴”这一说法一样,当骑在驴子身上的时候由于驴子比较高,所以容易摔倒,因此,最好先找个路坡,让驴子停在此处,人从这个地方上驴、下驴就不容易摔跤了。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需要找个合适的借口才能下台不至于工作的难堪与难办。这样的文化负载词,在其进行翻译的时候,如果仅仅是对翻译内容进行整体翻译将会使得整个翻译活动的内容冗长,翻译语言??嗦,导致读者难以做到对翻译内容的有效理解。
(四)直接加解释
解。歌曲《青春之歌》、《我和我的祖国》、《七子之歌》、《幸福在哪里》,舞蹈《孔雀》、《火红的日子》,昆曲《牡丹亭》选段,京剧《三家店》,歌舞《丝绸霓裳》,钢琴合奏《金色狂舞》、杂技《五光十色》等。各类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表达了中华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的深切情感与对美好生活的无比向往。“京剧“作为中国的四大国粹之一而得到了广大外国友人的认可与认知。但是,就”昆曲“而言,其作为中国传统古典曲目之一,在对其进行翻译的时候,需要有意识地增加一些和“昆曲”有关的背景知识。如,“Kunqu Opera”――通过适当的解释性词语,译者有效地将我国的文化精粹传播给外国读者。由以上例证可见,汉语新闻中一些文化负载词蕴含着一定的文化背景,单纯的直译并不能充分传达出其中的文化内涵。
再比如,笔者曾经看到一则新闻,说是:英译的京剧剧本,其中一些唱词的翻译不够准确,说到底还是对京剧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理解不深,甚至是一种误读。以《四郎探母》为例:杨四郎的唱词里有“失落番邦十五年,雁过衡阳各一天,高堂老母难相见,怎不叫人泪涟涟……”等等。其中“雁过衡阳各一天”一句,被译作:Awildgoose flied over the border.(英文意思是:一只野雁飞过边界。)这显然是理解有误。“雁过衡阳各一天”是说南北相隔,杳无音讯。杨四郎沦落北番,隐姓埋名,十几年来与亲人失去联系,可谓天涯各一方。身为人子,让老母日日悬望,苦苦思念,怎不黯然神伤?所以深入理解唱词,准确把握人物内心活动,是做好京剧翻译工作的前提。因此,要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充分实现新闻翻译的价值,译者应在直译的基础上增译一些解释性文字,补充其中的文化背景知识,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具有着中国特色的文化负载词,对其的翻译将会影响到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会影响到中国文化自身与世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由于,它代表着中国的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当中外文化存在较大差异,这些蕴含着中华文化特色的词汇也就给汉语新闻翻译带来了一定的障碍,但文化负载词的准确传译又是保证新闻翻译准确性的重要一步。因此,新闻翻译工作者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在功能目的论中,对于翻译活动的目的进行设定的时候需要对其采用的翻译方式进行明确。
即做到,一方面实现原文作者翻译目的的真实表达,另一方面,也要与译文读者的需求期盼相适应,促使新闻报道活动中出现的新闻负载词可以显得准确新颖又充满乐趣,借助于对音译、直译、意译等各种方法的运用,吸引译入语读者的目光,从而最大限度提高传播效果。为了实现文化负载词的准确传译,译者需要在一定的翻译标准之下,通过对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以此来使得外国友人能够更好地理解翻译内容,使得汉语新闻的翻译质量得到显著提升,进一步地减少由负载词所带来的文化交流障碍,实现中外文化的更好交流。
略论新闻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问题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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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传承出现了一种趋势,即由强调整体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向更强调个体和物质利益的文化过渡。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文化传承、文明进步与社会和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文化传承、文明进步与社会和谐
文化传承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行为意识和社会制度路径选择具有巨大影响,而文明进步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说,社会系统演化是文化与文明两股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文化基于历史传承,文明基于科学进步,两者虽相互影响,却遵循着各自的规律。当文化传承与文明进步的张力保持一致时,两者会形成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和谐状态;
当文明进步与文化传承发生离变并达到一定临界点时,文明基于自身的进步规律会与文化产生摩擦。这时,制度创新成为协调文化与文明关系的内生性要求,并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引起文化的强制性变迁,以适应文明进步的价值观与制度范式要求;二是文化对文明形成掣肘,使人们的行为保持在与文化传承相适应的价值范式与制度范式之中。一种良性互动的结果是:文化传承、文明进步与制度创新形成新的发展合力。
改革开放是在传统文化价值观和计划经济体制与工业文明所必需的个体创新性不相适应的情况下,发生的一场集文化变迁和文明进步于一体的经济社会体制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信奉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对自然的依存,注重人与自然的整体协调关系。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并不局限于人的共同体内部,而是包容了天、人、道(客观规律)之间的根本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保持的多子分承的家庭财产分配制度、祠堂族田以及一些赈济与借贷性质双兼的仓、会经济制度,是与这种文化价值观相一致的制度安排。由于天人合一思想包含的整体和谐理念对于民族行为意识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社会发展显著背离整体和谐的发展路径时,就会出现激烈的社会变迁现象。均富、和谐的整体主义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意志与社会选择倾向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近代中国革命胜利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历史必然性。
文化缺陷往往伴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渐暴露出来,并成为文明进步的束缚。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个体与整体相互调适,存在的基本问题是对个人价值、自主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忽视,并导致个体盲从于整体与传统,滋长了守旧意识与等级制度观念,淹没了个体主动性的发挥。现代工业文明需要人们具有独立自主意识、创新意识,需要个体充分发挥主动性,需要人们独立决策、自主经营、自由竞争,而这些恰是受到传统文化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排斥的。
因此,从这样的角度观察,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传统文化价值观和计划经济体制与工业文明所必需的个体创新性不相适应,以至于严重束缚了中国现代文明进步的情况下,发生的一场集文化变迁和文明进步于一体的经济社会体制创新。实行改革开放,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文化价值观与文明进步的要求相适应,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必然时期。
可见,正是文化传承与文明进步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了我国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性。显然,这场制度创新,以彰显个体主体价值观为文化特征,以追求市场竞争主体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以经济文明进步为社会发展向度,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传承出现了一种趋势,即由强调整体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向更强调个体和物质利益的文化过渡。
个体私营经济的独立自主意识与产权边界意识、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规则与自由流动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得人的个体性、自主性得到了极大开发,个体主体价值观在这种经济制度创新中逐渐显性化,并对工业化、现代化起到了强大的促进作用,对个体主体性缺失的传统文化缺陷也具有显著的矫正意义。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我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值得反思的不和谐现象,其中分配不公与生态环境过度受损是两个典型的不和谐问题。这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过程中个体主义价值观膨胀是密切相关的。
一些主体利用其占优的资源配置权,进行有利于自身的资源配置,使得利益天平向自己一边倾斜。当这种倾斜达到一定程度(基尼系数、环境可持续性指数是显示这种倾斜程度的指标),便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和谐。
正如在天人合一的文化意识下个体性往往容易被磨灭一样,个体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现象发展得过分突出,不仅会背离传统和谐文化的价值基础,而且同样会束缚社会效率与现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现象,正在成为文明进步本身发展的障碍。这表明,如果个体主义放弃整体和谐是个体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一长期约束因子,就会表现出对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危害性。
因而,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价值理念创新――构建个体与社会整体协同的和谐文化价值体系――已经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可见,放弃整体性前提的过度个体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价值观,必然要向将个体置于整体发展之中的和谐价值观发展过渡,否则任何个体最终都难以获得长久的幸福生活,任何文明进步都将因社会矛盾加剧而停止。拉美现象在本质上就是由过度个体主义价值观与自由主义制度安排下的贫富差距扩大而引起的。这也就是新世纪初期以来,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和文化背景。
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激发个体积极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个体价值观为基础的,这种个体价值观的凸显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明进步的要求。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充分发达并暴露出大量缺陷之后的制度创新不同,中国是在一直缺乏个体主义价值观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因此,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创新必将随之而来。
由此可见,文明进步本身存在的“创新性毁灭”不仅存在于文明自身即新文明对旧文明的“毁灭”,而且也激荡着文化的演化,带来文化观念的革新。在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创新过程中,个体价值观的发扬确实对工业化和现代文明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过度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对文明进步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并且已开始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产生危害。纠正过度个体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个体发展置于整体和谐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发展价值前提之下,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价值观条件。
这是一种和谐价值观的回归,但并非向历史上缺乏个体主体性的社会状态与文化价值观回归。这是一种经过了市场经济与个体主体价值观洗礼的和谐文化回归,是一种获得了市场经济的个体动力又指向整体利益协调的和谐文化回归。建立这样一种基于“个体―整体”统一性的和谐社会价值理念与制度架构,实现现代文明进步中的文化糅合与制度创新,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建设过程中的又一个必然时期,即和谐社会建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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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报告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文化建设目标,这是我们党的重大战略决策。贯彻这一决策,就是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相承接,是我们党准确把握时代和形势发展变化、积极回应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以党的为标志,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现在我们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城乡居民的文化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特别是随着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总体小康,文化消费进入快速增长期,人民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期待越来越高。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如期实现。
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位置。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无论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还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都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步伐,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同样,只有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才能更好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综观世界几千年历史,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有共同的精神家园。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才能进一步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动力和有力支撑。
当前我国文化建设正处于一个重要发展机遇期,面临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持续推进的过程,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才能取得质的突破和巨大的成效。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党的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它鲜明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开拓前进、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问题。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先进文化、有益文化、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同时存在,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织。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必须努力构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思潮,使先进文化得到发展,健康文化得到支持,落后文化得到改造,腐朽文化得到抵制,实现文化自身的和谐。
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我们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着力解决社会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力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切实抓好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教育,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思想文化环境,努力形成安全稳定的治安环境、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文明礼貌的社会环境。
坚持正确导向,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任务。我们要始终坚持用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引领舆论。对社会热点问题、重大突发性事件,媒体要强化社会责任,维护群众利益,不回避矛盾,不激化矛盾,善意表达,科学引导,在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维护稳定上下功夫。要通过开展和谐创建活动,使和谐精神、和谐理念深入人心,从而大力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倡导爱国爱家、诚信礼让等道德规范,以形成和谐社会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崭新局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
党的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了全面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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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政治制度,既是社会实现和谐的必由之路,也是各国人民通向幸福的康庄大道。而建设宪政国家,实现社会和谐,都离不开体现民主法治精神的宪政文化的发育和成熟,根源在于“文化是体制之母”。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大力培育宪政文化。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宪政文化与和谐社会构建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宪政文化与和谐社会构建全文如下: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宪政国家,都离不开宪政文化的打造和弘扬。宪政文化不仅为一个国家建立宪政制度提供理论支持,而且还为一个国家实现和谐社会奠定政治文化基础。因此,深入探讨宪政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作用,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学术界对宪政文化的全面关注始自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从社会角度解释,认为宪政文化应包括与行宪有关的各种思想意识、制度、组织机构和一定的政治、经济状况。
二是从文化角度解释,所谓宪政文化就是人类在追求和创建宪政这一政治形式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有关宪政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组织机构。
三是从法律角度解释,认为宪政文化作为一种法律文化,它是指一国公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主要是宪法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关宪法现象,并直接影响人们宪法行为的、具有普遍性并相对稳定的社会心理和观念的总称。
四是从民主政治角度解释,认为宪政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潜移默化为社会大众较为稳定的思想方式、心理结构形式、价值判断标准和行为习惯,就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宪政文化。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宪政文化的基本内涵,但对宪政文化内涵的特殊性缺乏深入分析,因而容易导致宪政文化与其他社会文化的混淆。
对宪政文化的解读尽管各有千秋,但中心意旨则都指向了宪法和宪政。创制宪法是实施宪政的前提,而宪政是以宪法规定的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是宪法的实施状态。但是,人类政治实践表明,并非所有宪法之花都能够顺利结出宪政之果。因为“宪政之于宪法,犹如法治之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素质与民众之信仰”。就是说,作为静态的宪法要转变为动态的宪政,很大程度上既取决于宪法的实施,也取决于宪政文化。
我们认为,所谓宪政文化就是社会成员对宪政的认知、情感、态度和信仰的总体倾向。它反映着人们对民主、法治、人权、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普遍认同和坚定信仰,蕴涵着人们对政府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理念,以及对围绕宪政发生的现象与行为的政治评价。从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来看,宪政文化属于政治主体的一种主观认识,它形成于各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传统之中,是现代社会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和谐社会构建与宪政、宪政文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因为和谐社会不仅包含着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政治价值观,而且和谐社会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依靠的根本手段是宪法和法律。从当今世界来看,各国社会发展追求的都是和谐状态,各国政治发展追求的都是宪政形态,各国文化发展追求的都是宪政文化。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达到了和谐状态,那么该国的政治运作一定是宪政形态,该国民众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形式、价值判断标准和行为习惯一定表现为宪政文化。因为惟有宪政才能确保政府按照宪法和法律进行社会管理,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从而使社会处于和谐状态;惟有宪政文化,才能确保宪政成为调控和维护社会的权威形式,从而使社会和谐保持持续状态。
二、宪政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实现后能否持续,不仅取决于我国社会各领域的制度创新,而且取决于宪政文化的培育和形成。
第一,宪政文化奠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文化基础。
从人类社会变迁中可以发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别不仅体现在社会的制度安排方面,而且也体现在社会的政治文化方面,亦即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在一种相应政治文化的支撑下,才能实现正常运作与稳定发展。只有政治文化与社会制度处于一种相互适应的良性关系,社会才具有一种既有序又和谐的发展状态。
因为政治文化不仅对现实社会起着维护和延续的作用,而且发生嬗变的政治文化还可能带来现实社会的迅速变迁。我们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需要一种新型政治文化支撑,这就是宪政文化。如果一个国家形成了宪政文化,其民众的政治权利意识强烈,对宪法和法律的认同程度较高,参与政治相当热情,政治态度比较宽容,而且善于接受社会的政治变革。因此,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立社会的政治文化基础——宪政文化。
第二,建设宪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既包括社会利益层面的和谐,也包括社会文化层面的和谐。从一定意义说,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文化层面的和谐,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因为文化和谐是一个社会最深刻、最持久的和谐,所有社会的政治文化总是与该社会的制度,特别是与该社会的政治制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不管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是发展社会主义宪政国家,都需要传统政治文化的不断创新与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愈益丰富、多元,在此状况下,只有建立宪政文化体系,才能融合各种社会文化,整合人民内部不同利益诉求,化解各种利益矛盾,最终实现社会和谐。
第三,宪政文化的建立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的一个重要标志。
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在于该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能够实现和维持一种协调性的发展。忽视任何一个文明的发展,都会给社会的发展与和谐带来严重影响。相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来说,政治文明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因为没有政治文明提供的制度和法律保障,社会和谐不仅无法实现,而且物质文明提供的物质支持、精神文明提供的智力支持也不可能是持续的。我国是一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社会制度和法律建设的程度较低,民众的民主法律意识淡薄,这就更需要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建设政治文明就是要实现宪政文明,宪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只有建立和实行了宪政制度,才会有真正的政治文明。而宪政的基石在于宪政文化,没有宪政文化的建构与弘扬,就没有发达的政治文明,更不会有社会的繁荣与和谐。
第四,宪政文化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行为规范。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善治的社会,“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市场经济社会的利益关系必定众多而复杂,要使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保持一种和谐的运行状态,就需要协调好各种社会关系,其中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和谐的社会,理应是一个公民与政府之间有着良好合作关系的社会。公民与政府良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和保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和提高。
因为公民政治参与能够增强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促进公民对政治权威的认同;同时,它能增强政治系统的传导和反馈功能,有利于政府的正确决策,及时化解社会的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证明,政治参与带来的政治稳定程度,与政治制度化成正比。因此,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实现社会的政治稳定,就必须普及宪政文化,实现政治的宪政化。因为一个国家的宪政和宪政文化取得了根本性的发展,不仅意味着该国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而且更意味着该国民众政治参与行为的理性、规范和有序。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公民与政府之间不仅具有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公民理性的、规范的和有序的政治参与行为有助于和谐社会的维护。
宪政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政治制度,既是社会实现和谐的必由之路,也是各国人民通向幸福的康庄大道。而建设宪政国家,实现社会和谐,都离不开体现民主法治精神的宪政文化的发育和成熟,根源在于“文化是体制之母”。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大力培育宪政文化。
第一:加强宪政教育,培养和普及宪政观念。
宪政文化的形成源于宪政观念的确立和传播。培育宪政文化,建设和谐社会,首先需要对公民加强宪政教育,培养和普及宪政观念。宪政观念发端于西方,其内容非常广泛,但其核心内容在于宪法至上观念和公民权利观念。宪法至上观念是宪政文化的最基本内容,它表明社会成员对宪法权威的普遍认同,也显示人们对宪法的高度忠诚;公民权利观念作为宪政文化的基石,它既要求国家承认公民的各种权利,也要求国家保护公民的各种权利。培养我国公民的宪政观念,需要做到:首先,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宪政文化赖以发展的根基,是宪政文化得以生成的最原始动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法治、平等、权利等宪政观念会愈益深入人心。其次,加强宪政理论研究。宪政理论是宪政文化的载体,对其加强研究,不仅能够深化和巩固公民的宪政观念,而且为宪政文化不断地输送新的内核。再次,普及公民的政治意识,塑造公民的政治人格,提高公民的政治能力。
第二:建设和实施宪政制度,促进宪政文化的发展。
宪政文化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其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对我国而言,其依赖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基础是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前提下,宪政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就变得尤其重要。由于全国人大及其会担负着监督宪法实施的重任,因此,推进我国的宪政建设,需要继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其结构的完善不仅直接关涉到人大职责和功能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履行和发挥,而且从根本上影响着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发展程度。因此,应该依据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状况,逐步扩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范围,把竞争机制引入选举。同时,在继续理顺人大与党、政府、司法机关和各种社会团体关系的基础上,优化人大的代表结构,逐步实行人大代表的专职制。
第三:吸收先进宪政文化的优秀成果,建设中国特色的宪政文化。
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在我国绵延了两千多年,与之相应的传统政治文化对民众影响深远,造成民众具有顺从谦卑的文化性格,自我的权利意识淡漠。这说明,我们只有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改造,大力弘扬公民权利文化,才能建立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宪政文化。“如果不深究西方宪政文化所反映的阶级内容,单从形式上看,西方宪政反映出一些人类宪政文化发展的共性”。因此,我们在改造传统政治文化的同时,必须吸收先进宪政文化的优秀成果,合理借鉴一切宪政文化发展的有益经验,才能使社会主义宪政文化具有特色和活力。
“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只有植根于传统才能够成活。而一种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过程中创新传统的能力,恰又是一种文明具有生命力的表现”。因此,我们应以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来思考我国宪政文化的建设,对西方宪政文化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学习和吸收对建设和谐社会有益的理论与思想,使我国的宪政文化得到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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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对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成果有限。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摘要: 随着旅游开发的进一步深化和旅游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旅游给目的地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日益明显, 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使之成为旅游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关键词: 旅游; 社会文化影响; 理论, 研究方法; 简评与展望。
论文正文:
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综述
随着旅游业在全球范围内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迅猛发展, 旅游给目的地社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 因此, 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开始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 国外对旅游的社会影响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 通过文献检索, 共检索到167篇文献, 研究角度主要涉及旅游综合影响、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感知及旅游影响的测度和方法等方面。
在旅游对社会的影响上, Qieqi ( 1978) 等人在美国Virgin岛所做的研究表明, 当地的社会和家庭结构并没有因为旅游业而产生多大的变化。L iu和Xierdun等人于1987 年在土耳其所做的一项跨国研究亦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 Luomance在1978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美国特拉化州的居民抱怨旅游导致了他们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逐渐缩短了, 旅游使传统形式的社交活动越来越少了。
Bisitezaruo (1989) 在对奥地利一个乡村的研究中就指出: 旅游并没有使休闲游憩设施的实用性得以增加。这一结论与大多数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结果正好相反。与此同时, 米尔曼和皮扎姆( 1988 )也在他们对佛罗里达中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当地居民不能理解旅游对提高道德、诚实、礼貌、行为态度、人们相互间的信任等有何种贡献。
与旅游相伴而生的许多其他的社会文化问题是与旅游开发强度相关联的, 过多旅游者涌入目的地增加了人们生活的密集度, 也增加了旅游者与当地人共用设施的拥挤度。[ 1 ]过分拥挤降低了旅游经历的价值, 也给当地人造成了额外的压力。著名的以色列旅游学者Cohen (1978) 提出: 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旅游的负面影响上是过分了, 对于此问题应考虑到旅游对目的地整个社会的综合贡献。显而易见, 对于许多落后地区, 旅游可以改善当地基础设施, 促进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大量来自发达国家的旅游者带来的文化冲击着接待地的传统伦理观念, 使社会和家庭的凝聚力减弱、环境和生态遭到破坏, 动摇着整个接待地的社会基础。因此, 相对来说, 国外对旅游消极的社会影响方面的研究更为重视, 也较多一些。
相比较而言, 在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这一领域里, 国内的研究远远滞后于国外。中国当代旅游业的发展起步于1970年代末, 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 旅游学术研究显得非常薄弱。尤其,旅游给目的地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更是如此。同时, 由于旅游影响研究从起步之初就并非建构在对旅游业发展高屋建瓴式的前瞻性防范研究上, 而是一种由于问题的暴露而不得已进行的检讨和探因式的后补性研究, 因而旅游影响研究一直滞后于旅游学研究的其他领域。[ 2 ]直到20世纪90年代, 随着人们对旅游的认识不断深化, 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 旅游经济不是旅游的领头学科, 仅仅是旅游研究的一个分支。国内的旅游社会影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1991年南开大学的刘振礼教授在河北野三坡进行了有关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效应调查研究, 得出了旅游的社会影响以有利方面占主导地位, 尤其以经济方面最为突出的结论, 研究结果发表于1992年《旅游学刊》的第3 期上, 这是国内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关于旅游社会影响的学术论文。但是, 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 十余年间国内公开发表关于旅游社会问题的文章一共仅有20余篇。近十年间较有代表性的旅游社会影响研究有申葆嘉(1992) 的“论旅游接待地的社会压力问题”, 戴凡和保继刚( 1996) 的“旅游社会效应研究———以大理古城居民学英语为例”, 郑何敏( 1996) 的“旅游对风情民俗资源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赵刘平( 1998) 的“再论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文化影响”, 王宪礼、朴正吉(1999) 等的“长白山生物保护区旅游的社会效应分析”, 王雪华(1999 ) 的“论旅游的社会文化效应”, 李建欣(1999) 的“国外旅游社会学管窥”, 刘纬华、肖洪根(1999) 的“对西方旅游对社会学研究中新迪尔凯姆学说的分析”, 2001 年和2002 年肖洪根的“对旅游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的认识(上、下) ”等。
从统计的论文可以看出, 国内旅游社会效应以有利方面占主导地位, 但是旅游对传统文化、居民生活压力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有着一定的负面作用。
1. 国外相关理论引介。
国外关于居民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的理论成果颇丰, 主要有旅游发展阶段理论( G. V.
Doxey, 1975 ) 、旅游生命周期理论( R. W.
Bulter, 1980 ) 、社会交换理论( J. AP, 1992 ) 、社会表现理论(RL. Pearance, 1996) 、游玩理论、补偿理论、冲突理论(Bystrzanouski, 1989 ) 、分配理论( Pearce, 1989) 等。西方学者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中运用这些理论来阐释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 国内研究也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 一些学者在翻译和引介这些理论方面作出了努力。肖洪根对国内外旅游文化研究进行评述, 以及国外旅游社会学研究动态进行文献综述和理论归纳。宗晓莲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理论、观点、流派及发展的介绍。张晓萍翻译了《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
一书。彭兆荣的《旅游人类学》一书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内容、理论、方法等进行梳理与评述,并提出不少独到见解。刘赵平详细引介了社会交换理论, 并将其理论化的概念模型在其对野三坡旅游研究中加以应用。“社会交换理论是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看成是一种计算得失的理性行为的社会学理论, 它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互动都是为了追求最大利益的满足。”应天煜较全面论述了社会心理学范畴的社会表征理论在旅游学的应用, 认为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来源与直接经验、社会互动和媒介三种形式, 并倡导运用此方法对居民群体进行划分, 以获得不同居民支持并有助于旅游发展。
2. 国内学者的理论创见。
国内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研究起步较晚, 大量的研究是建立在西方的理论之上并试图对其作出验证与回应, 理论创见不多。李有根认为应将居民群体感知旅游关系的社会知觉, 这种知觉具有选择性、恒长性、理解性和动态性等特征, 研究中应注意居民的积极反映和消极反应, 以及二者转变的条件。刘赵平划分了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三个基本层次, 总结了三种理论: 发展阶段理论、涵化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王妙应用比较文化理论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进行分析, 认为是主客之间的文化差距产生了示范效应。
3. 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采用的主要方法有: 系统分析法、游客属性法、时空对比法、发展阶段法—目的地生命周期模型、旅游影响尺度的量化模型———TIS模型等。
近年来我国对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成果有限。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外相关成果的介绍、模仿与回应, 缺乏系统的研究理论方法和学术著作。个案研究点也相对狭窄, 尚有很多尚未涉足的地区, 如少数民族旅游地。特别是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研究有待深入与加强。
首先, 在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的同时, 应在实践中充分验证其对我国旅游地居民的适用性。因国内外旅游发展形态、特征等不尽相同, 吸收国外理论并使其本土化, 对于研究结果的真实性非常重要。
其次, 旅游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影响错综复杂,其中涉及文化、艺术、民俗、信仰、道德等诸多方面。研究居民对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必然要运用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知识, 应注重不同学科理论方法的交叉适用, 丰富研究视角。
再次, 拓展旅游地研究区域及类型, 如乡村旅游地、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地、生态博物馆等。并应开展不同旅游类型区域居民感知的比较研究, 以揭示我国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共性与个性。
最后, 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存在渐变性, 因此影响居民感知与态度的因素往往是深层次的、不易察觉的。从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角度, 以人为本, 探究居民生存境况、心理状态、价值体系等人文底蕴, 有助于真实地了解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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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大学建设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大学建设在大繁荣、大发展的前提下,大学文化建设也存在一定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为大学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本文主要试图从大学文化建设角度来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其的影响。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大学文化建设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竞争力,有利于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有利于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引导全社会思想道德上的共同进步。
大学文化,是以大学为载体,通过师生的不断传承和创造,为大学所积累的精神成果以及蕴含在大学制度、大学品质和大学产品(人才和知识)中的文化特色。大学文化是在大学校园这一特定场所内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物质存在的历史价值,并对社会文化起着传承、示范和辐射的作用。概括的讲,大学文化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所谓大学精神,主要指在大学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那些一贯的、持久的、为全体成员所共享的、并引以为豪的大学文化理念和文化品质,它既指大学中全体成员的言行中所渗透的一种主导意识,也指他们所具有的精神活力状况和精神气质。学精神的形成需要长时间的积淀,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形成起来的。一所大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大学精神的存在。
所谓大学校园文化是指以大学校园物质形态(校园环境、教学设施等)为基础的,以师生特有的思想观念、心理素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为核心的,以校园特色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由师生参与创办的报刊、讲座、社团、沙龙及其他文化活动为表征的精神环境、文化氛围。大学校园文化直接影响高校师生的软环境,对于浓郁人文氛围、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形成优良的教风学风和工作作风、激发创造力、增强凝聚力、弘扬主旋律,都能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是高等学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学精神和大学品牌的重要体现。
校园文化的内涵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物质文化,主要是指:校园物质环境,这是精神文化结晶方式的实体存在;第二层是制度文化,主要是指:各项校纪校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人际交往活动的方式;第三层次是行为文化,主要指师生员工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各类群体、社团的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表现出的校风、班风、学风等;第四层次是精神文化,这里主要是指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等。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建设好大学校园文化这座大厦,应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遵循着以物质文化为基石,制度文化为屋架、行为文化为砖瓦、精神文化为砥柱的思路,着重提升大学校园文化品位,增添校园学术气息,丰富校园文化生活,逐步形成文化层次多样的校园文化体系。
大学精神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精髓,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是大学精神形成的载体。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如果离开大学精神就将迷失方向,大学精神如果离开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就将无所依附。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大学承担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人才、攻克科学难关、孕育精神文明成果的重任。大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大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关系大学能否完成使命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大学精神文化的根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学的运用与发展。在社会主义大学文化建设中,要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于大学文化建设的全过程,正确处理好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着力培育和发展大学文化。
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文化的精神支柱和本质所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着眼于激发和凝聚全社会的精神力量而做出的战略部署。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代表着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走向,具有其他任何价值体系都不可替代的先导性和影响力。只有旗帜鲜明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师生加强自身价值体系建设正确解答师生在现实中遇到的困惑和问题,才能不断增强广大师生的思想共识,增强学校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从根本上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筑牢大学文化建设的根基。
一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保证正确的办学方向。大学文化建设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建设优秀大学文化的根本保证,也是构建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应把大学文化建设纳入学校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营造良好氛围,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共同负责、全校共同参与的格局。必须坚持先进性要求,突出主旋律,提倡高品位、高格调。要吸收世界进步文明成果,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努力建设既有深厚底蕴,又充满生机活力的科学民主、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大学文化。
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原则确定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和办学定位。办成什么样的大学、如何办好大学,这既是大学办学的基本要旨,也是大学文化特色的本质所在。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大学文化建设要着眼长远,凝炼目标,明确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注重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提炼和形成校园文化精神。
三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凝聚高层次创新人才。大学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是教师,尤其是具有人格魅力和学术造诣的大师,以及优秀的教学科研骨干。大学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学术本位、崇尚科学的理念,坚持以教师为主体,加强学科整合,大力引进高水平人才,全心全意依靠教师共同建设学校,尤其要重视中青年教师的骨干作用。在校园中要倡导学术民主精神,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下,倡导学术包容。
四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养德才兼备的未来创新型人才。大学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努力推进思想理论课教学改革,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荣辱观,对国家和民族有责任感、对真理正义有执著的追求,自觉地把自我价值的实现体现在对社会的服务和奉献之中。同时,要重视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民族文化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社会服务意识。
五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设计大学学校制度。制度设计应该体现出激励导向,特别是人事分配制度、科研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学术评奖制度等,都应该着眼于为人的创造才华提供展示的舞台。同时,制度设计应该体现民主治校理念,保证师生对学校重大事项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不断创新校园文化活动的形式和载体,注重校园文化建设的先进性、时代性和实效性,不断增强校园文化活动对学生的吸引力。
总之,大学文化建设任重道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其提供了原则与方法,并将成为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1]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 剡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与对策分析[J]﹒新学术论坛﹒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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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民观念在婚姻家庭、金钱、教育、生活和法治等诸多方面都已发生很大变化,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工作一直相对滞后.,跟不上农民观念文化的要求,导致农民处于一种文化的"饥渴"状态,只有及时认识农民观念发生的变化,采取切实可行的举措,才能使我国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文化"温饱"。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农民观念的变化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民的思想不断发展变化,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本文基于农民的思想变化的视野,分析探讨农村改革文化事业的发展道路和措施。
关键词:农民;公共文化;思想转变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精神文化领域还处在严重缺钙的状态中。很多农村的公共文化设备不够健全,农民没有健康的精神文化娱乐场所,这也是社会不够安定的主要因素。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关于金钱、教育、道德等方面的想法在不断发生变化。农民的这些想法和观点有积极的,也有消极,对于积极方面的想法,我们要利用公共文化服务进一步加以拓展,对于消极的观点,更要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加以积极引导。本文就是从这些不断变化的观点和方法的视角分析现代农村中的公共文化开展情况。
1.现代的农民有关嫁女儿、娶媳妇的想法喜忧参半。
关于婚姻方面,农民的想法和观点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积极的方面主要是现在的婚姻观追求的是自由恋爱,没有买卖婚姻。以前,在农村主要还是考媒婆说媒去完成找老婆的终生大事,很多对夫妻结婚之前还没有见过几面,彼此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性格认识还够充分,结婚之后经常出现吵架,夫妻关系不够稳定,离婚率相对比较高,现代社会,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农村人口不断向着城市转移,年轻的壮年人口不断进城打工,还有通过高考进入城市就读的农村大学生进入城市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适龄青年相互接触的机会不断增多。自由恋爱成为现代农村婚姻观的主流,女方不再只看男方的家庭条件,更多注重的是男方的能力水平,以后承担责任的意识,更多的关心的是男方的精神抱负,追求的生活方式。家人也随着年轻人想法的转变,也在不断适应这种变化,对女儿的终身大事还是尊重女儿的意见,充分考虑年轻人的想法。婚姻观方有积极的变化,但还是存在消极的一面,主要变现为陈旧的传统观念还没有彻底根除。
2.现代农民的对于孕育下一代的想法不断转变。
农民在旧时代是社会的最底层,很多时候他们的婚姻是以传宗接代为主要目的,婚姻的幸福感不强,对彼此的依赖感不强,对婚姻缺乏必要的安全感。孕育下一代还是以生男儿为主流。只有有了儿子,生活才有希望,以后的养老主要还是靠儿子。同时儿子也是延续宗谱的主要手段。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人们的老了以后有了社会保障,医疗有了全面的维护,以后不再需要儿子赚钱防老,生育理念不断转变,生男生女都一样,以后的养老不在是儿女的经济压力。人们自由选择生男儿还是生女儿。这是生育观积极的方面。
3.现代农民关于钱财方面的想法不断恶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整个社会追求金钱的思想进一步弥漫,拜金主义在一些人的价值观里占据绝对的优势。农民这个群体也存在着这种问题,很多时候失去了以前的淳朴憨实,开始不断追求金钱,不在顾及手段。从前的农民主要还是以自己自主的小农经济维系生活,这种方式虽然不能出现很多大富大贵的家庭,但是维持一个家庭的正常运作也是很有能力的。他们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对于金钱的看法不是很重,更多关注的是亲情友情的处理。社会充满了人情味,没有人与人之间简单粗劣的关系。现代很多领导和成功人士都标榜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主要还是想说明自己重情重义,对金钱看的很单。然而,他们也没有仔细思考过他们标榜的农民形象也在不断衰退。农民也是这个社会一员,随着八十年代开展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他们已经转变为一种基于生产为基础的商人。商人的“唯利是图”在他们身上也能找到影子。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民不断进城打工,城市里那些不良的金钱观污染着他们的心灵。这些就造成现在很多农民关于金钱观念的不良思想。
1.积极更新思想,跟上农民的想法。村级的公共文化建设是我们党在农村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途径和手段,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的思想在不断变化,作为政府精神文明建设的桥头堡和主阵地。公共文化建设要紧跟时代发展的需要,随着农民思想变化而不断调整建设方向和途径,这是公共文化建设的基础和灵魂。
2.村级的公共文化建设要进一步符合农民的需求。农民也需要精神追求,他们对文化事业的渴望也是十分强烈的。这时候政府的公共文化建设如果还是假大空的花架子,只会将农民引向一些不良的文化娱乐之中,失去了引领农村文化的意义。公共文化需要以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基层,宣扬社会的正能量,反对那些低级趣味的不良文化。鼓励农民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等正面思想,这是基层公共文化事业主要的工作和任务。
3.基层的公共文化事业发展不断关注农民积极思想的引领。现在很多时候,农民进城打工,受到很多不良思想的侵蚀,他们又缺乏必要的防御思想准备,很容易被负面的思想所侵蚀。这种负能量需要基层的公共文化宣传堡垒进行化解和消除。有针对性的开展反对低级趣味的文化宣传,说明其中的不良后果,可能造成的危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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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一个新的文化休闲街区项目,不同的选址要求体现了不同企业的价值取向。“1912”选址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区位方面,首选入驻一、二、三线城市核心商圈位置或一、二线城市区域副中心核心位置,其次为一、二、三线城市核心商圈3公里范围以内,或区域副中心与主城核心商圈交界处。这方面的要求主要取决于打造城市客厅定位,要发挥城市客厅作用,必须保证一定的客流量,而一、二、三线城市核心商圈位置或一、二线城市区域副中心核心位置的优先选择,为充裕的客流量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保证。
二是在地块特征方面,要求项目规整、边界清晰、临主干道、有较长沿街展示面、交通便利,可建商业面积不少于5万平米。这个要求主要取决于整体文化氛围打造,没有一定的体量,街区就会没有纵深,整体文化氛围就无法突出,时空变换般的独特文化感受效果就会降低。
三是文化遗存方面,要求地块所处区域有文化特色与历史遗风可借鉴。这个要求主要取决于打造文化名片目标,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是“1912”区别于其他文化休闲街区的标志,正如南京1912集团董事长李天成先生所说,“商业运营是我们的事业载体,文化创意是我们的事业引擎”⑦,特色文化底蕴要求对“1912”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基于“1912”项目打造目标的独特选址要求,有效避免了为赶潮流而快速上马项目,其后因运作不佳门庭冷落而黯然收场的潜在风险,为“南京1912”的快速扩张加了一条牢固的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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