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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外企业;融资制度;融资方式
[论文摘要]中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融资制度的建设是中小企业能否存续发展的必要前提。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的企业将与外国的中小企业在国际舞台上正面竞争,因此,正确对中外中小企业的融资制度进行必要的比较,发展我国的中小企业的融资制度是推动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必要途径。
一、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状况分析
尽管我国理论界和现实经济实践中没有形成真正的融资制度概念,但从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现状基本可以归纳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制度的现状:从政策目标看,我国的中小企业融资制度的目标主要是就业目标,目的是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都在次要地位,并未充分重视;从融资体系看,银行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机构,财政以被动方式对国有中小企业资本金进行补充(当影响到中小企业生存);从融资方式看,间接融资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形式;从风险控制看,中小企业融资风险没有一个完善的释放和控制体系。
二、国外中小企业融资制度分析
(一)美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主要构成
1.政策性金融机构。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SBA)是美国对中小企业进行间接融资扶持的主要政策性金融机构。
2.商业性的融资机构。在美国,由于受到法律限制,地方商业银行必须将融资额度的25%左右投向中小企业,除了商业银行以外,互助基金也是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个人和中小企业投资入股形成的这种机构,可以看作合作社,主要为成员提供贷款,储蓄是贷款的先决条件。
3.风险投资公司。之所以将风险投资公司与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分开,是因为风险投资公司的性质介于政策性与商业性之间。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的特点是:勇于对新建企业投资,在首次公开招股的企业中,约有1/3是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对象。
(二)日本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构成
1.政策性的融资机构。日本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环境卫生公库、商工组合中央金库以及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均为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它们具有不同的分工。目的和宗旨都是为保证中小企业获得充足资金。
2.商业性的融资机构。在日本,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商业银行逐渐向中小企业增加贷款发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对中小企业融资额度占融资总额的65.8%,比20世纪8O年代增加了25个百分点,以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该比率略有下降。除了商业银行体系,日本也有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即互助银行、信用金库等,这些金融机构的特点是:地方性强;互助、合作性质强。
(三)美国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
1.进入金融市场进行直接融资。与其它国家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结构比较,美国中小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公司债券、股票)的比例最高。美国中小企业长期资金的供给主要来源于公司债券,短期资金则依赖于银行信贷。这与美国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不无关系。
美国的公司债券发行市场发展较早,规模较大,企业筹资的顺序为公司债券、股票、银行贷款,债券发行的比例大大超过银行融资。这是因为:除商业银行、公共事业外,企业发行债券的原则比较自由,在法律上对发行债券形成的负债总额不作限制;可发行债券种类多,中小企业能够方便地发行资信评估低等级或无等级债券;企业与作为主承销商的证券公司对发行总额、发行条件进行协商,即可作出发行决定。
中小企业由于受企业形态、组织规模、股东人数、资本金规模等各种条件限制,其股票往往不能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但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小企业仍可以在柜台市场进行交易。柜台市场相对于组织严密的证券交易市场而言,通常被称为非组织的市场。柜台市场的主要经济功能有:非上市企业可以通过将其股份在柜台市场上公开出售以获得资本,增加资本金;为一些在证券交易所下市的企业提供一定期间的流动性。
美国的中小企业股权融资主要通过柜台市场。中小企业柜台市场包括:通过计算机中心。把各证券公司用通信网络相联系的NASTAQ系统;柜台交易市场主要由全美证券协会(NASD)管理。在该协会开发的NASrAQ系统上登记的企业,分为NMS和SMALLCAP。引入NASTAQ系统以前,主要由PINKSHEET传播股价、成交量等信息,1972年引入NASTAQ系统之后,实现了买卖自动化,大大提高了处理能力,市场规模也迅速扩大,成交量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居全美国第二位,并在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实现了网上挂牌交易。
风险投资公司对中小企业提供的融资,从本质上是一种股权融资。但是,风险投资公司融资与一般上市融资存在区别:首先,风险投资公司通常仅对创业或者发展期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而上市融资的中小企业一般已经进入成长期;其次,风险投资公司获取的股权通常比较集中,有改变中小企业治理结构的要求,会要求对中小企业的实际控制权,而上市后新增的股权一般比较分散,不会影响原管理层的实际控制权;最后,风险投资公司所获取的股权一般暂时不会流通,待进入柜台市场或正式上市后才会流通。
2.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间接融资。商业银行体系仍然是美国中小企业的最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商业银行主要为美国中小企业提供短期流动资金。
(四)日本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
1.间接融资。日本中小企业是以银行信贷为主要资金来源筹措长短期资金的。日本的中小企业自有资本比率平均为l3%,只相当于大企业的60%左右,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依存度又比大企业高得多。
2.直接融资。日本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方式也有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两种,不过,占主导地位的是债券融资。在日本,中小企业一般只具有发行私募债券的资格和能力,私募债券由于透明度低,不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被认为是不正规的债券。
柜台市场在日本称为店头市场。1991年,日本也开始启动本国柜台市场网上交易系统(JASTAQ),但在市场规模、股票流通性方面都不如美国。美国和日本的柜台市场,对经济的差异影响迥异,美国新经济可以说是NASTAQ独力支撑的。对高科技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柜台市场与美国的区别在于:首先,管理机构管理的侧重点不同。美国注重资金分配的市场效率性,强调企业信息的公开性、规章制度的透明性和公正性,强调投资者自己负责的原则,从而以较低的管理成本管理市场。日本侧重于行政指导,规范市场行为,严格控制进入柜台市场的标准,以此达到保护投资者的目的。其次,它们登记基准方面的实质性不同。日本店头市场的登记基准形式上虽与美国NASTAQ中以小规模企业为对象的SMALLCAP相近,但其实质基准远远高于形式标准。再次,企业进入柜台交易的目的不同。由于企业公开发行股份的第一目的在于筹措资金,而NASTAQ的各种费用大大低于纽约证券市场,因此,美国有大量的已经具备进入纽约证券交易所资格的大企业仍然留在NASTAQ的NMS柜台市场中。在日本,只有在东京、大阪证券交易所一部或二部上市的企业,才能得到公众的信任。进入一部或二部,通常必须从店头市场开始。最后,投资者观念不同。在美国,证券持有者主要是家庭经济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个人金融资产中50%以上是投向证券和非法人企业的,其中股票约占69.9%。这种敢于冒险的投资态度,给柜台市场带来了活力。而在日本股市上,个人投资者所占股份只有23.5%,其余均为金融机构、事业法人等掌握,对高风险的柜台市场,个人投资者很少。
日本以美国的中小企业投资法为蓝本,于1963年制定了中小企业投资育成公司法。成立了三个由政府、地方公共团体以及民间企业共同出资的中小企业投资育成公司。对于有助于产业结构高度化,或有助于加强产业国际竞争的中小企业,经过认定以后,该公司实行股份投资,给以经营、技术上的指导,并把企业一直扶持到能在证券市场上市筹资。日本的风险投资公司的特点为:几乎不参与创建企业的投资,对创建l0年以上的中小企业的投资约占2/3,对创建未满5年的企业的投资仅占16%;参与企业投资的几乎都是证券、金融机构下属的子公司型投资公司;融资比投资多;从投资领域看,非高新技术产业占较大比率。由此可见,日本的风险投资公司尽量避免风险,力求将失败率控制在最低程度。
三、中外中小企业融资制度的比较
(一)融资体系的比较
从直接融资看,我国中小企业的债券市场和股权交易市场发育不足,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过于依赖间接融资体系;从间接融资看,中小企业的政策性融资还未建立,直到1997年担保机构才刚刚发育,所以,商业银行体系承担了全部中小企业融资重任,这是不正常现象;从商业银行体系的运作看,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并不适应中小企业融资的要求,因此,需要改革。
(二)融资方式的比较
到目前为止,我国股票市场的流通股总市值还不到GDP的20%,债券市场也受到严格的金融管制,中小企业难以通过直接融资渠道获得资金。从间接融资看,中小企业主要通过抵押和担保手段向商业银行融资,并且,难以得到政策性的担保支持,融资手段的单一,造成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
(三)融资风险控制系统的比较
对于中小企业融资风险的防范,我国并没有采取特别的政策措施,政府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另一方面,又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通过担保机构的运作来帮助商业银行分担风险,金融风险主要还是由银行系统承担,为此,需要积极发展担保机构。
此外,风险投资公司以及金融市场的缺乏,也造成了风险过于集中于银行体系的现象,需要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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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市场最早萌芽于欧洲。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出现过中央交易场所、大宗易货交易,以及带有期货贸易性质的交易活动。最初的期货交易是从现货远期交易发展而来。第一家现代意义的期货交易所1848年成立于美国芝加哥,该所在1865年确立了标准合约的模式。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现代期货交易所应运而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外期货机制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中外期货机制比较研究全文如下:
(一)问题提出
2010年,中国上海、大连和郑州三个期货交易所全年成交量达到136389万手,成交额为71.914万亿元,分别比2009年增长87.24%和75.52%,成交额继2009年后再次大幅度超过全国GDP总额。中国商品期货交易量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从中国郑州商品交易所成立的以来,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并不顺利,一些涉及面广、参与者众、影响大的风险事件时有发生:从327国债到708天然胶,从105绿豆到209大豆,几乎每年都会发生程度不同的风险事件。业界人士从期货市场体系、期货市场效率、期货投资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分析,试图破解风险事件接踵而至之迷,但迄今为止仍未找到准确答案。事实上,导致我国期货市场风险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市场体系、市场效率、投资环境方面,而存在于期货市场的机制性缺陷。
(二)研究意义
理论上,期货市场是市场经济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制度安排,期货市场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对于处于制度创新阶段的中国期货市场,该方面的理论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首先,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期货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有更深刻和更广泛的解释力。在中国期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国家意识、社会习惯、文化等因素都发挥过作用,特别是国家意志导致了中国期货市场强制性变迁的发展路径。主流经济学排除了政府意志在市场形成中的作用,无法解释中国期货市场形成和发展。其次,规范和发展是今后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两大主题,制度建设是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和规范的关键。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构成和制度变迁的研究,无疑对于加强中国期货市场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实践中,期货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期货市场功能的充分发挥依赖其市场机制的合理性,完善的期货市场机制,有助于中国培育一大批成熟的市场主体,有助于政府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前瞻性预测和及时调控,有助于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并争取大宗商品的全球定价权。
因此,研究中国期货市场制度问题具有基础性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1.基本思路
本文首先采用系统性规范性研究框架,通过与美国期货市场、香港期货市场的产生与发展进行比较制度分析,指出中国期货市场存在的种种制度性缺陷,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对策。
2.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了以下分析方法:(l)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这是最基本的、贯穿本文整体的分析方法。(2)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将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与中国转轨经济结合,对中国的经济现实进行解释。 (3)比较研究与归纳法相结合。将中国、美国期货市场发展进行对比,总结出中国期货市场制度创新的新方案。
3.本文的创新之处
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在以下方面进行创新:以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从制度环境、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制度变迁的方式、制度成本-收益、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非正式制度因素、基于博弈论的演化风险等多角度详细分析我国期货市场的制度性缺陷,从理论上寻找中国期货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在制度层面针对期货市场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诺思认为,制度环境是一个社会最基础的制度规则,是决定制度安排的基础制度。一个制度的产生离不开它所处的制度环境,也可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内生于该国的经济政治环境,而不是外生于该国的经济政治环境,因此作为金融体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期货管理体系必然也带着这一特征。
(一)中外期货市场制度的比较
1.宏观经济状况的比较
在开办期货交易时,中国内地与美国、香港存在较大的差异,美国、香港比内地的条件更成熟。主要表现在:首先,宏观经济环境存在较大差异。美国和我国香港都处于自由市场经济时期,市场条件包括私人企业制度、统一的大市场、市场价格机制。没有私人企业制度,制度创新过程就会缺乏强烈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创新主体;没有统一的大市场和市场价格机制,一方面,价格信号失真,另一方面期货价格无法正常形成,其结果是期货市场的功能无法正常发挥;19世纪中期的美国经济和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都已经很高。而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中国总体上仍然处于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状态,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期货市场具有“新兴”和“转轨”双重特征;其次,农业发展和交通发达程度等开办基础存在较大差异。虽然中国内地和美国一样首先推出的都是农产品期货,但是开办条件不同直接导致后来不同的发展模式。美国农业的商品化程度、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主要农产品产量水平都大大高于中国开展期货交易时的水平,粮食运营条件也比中国更加优越。香港地区首先推出的是工业产品,这与70年代的香港作为亚洲贸易转运港和制造业发达的现货大环境是紧密相连的。
2.微观产权基础的比较
美国和香港期货市场制度创新的环境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时的私人企业制度确保谷物商和财团是独立产权主体,在激烈的现货竞争中,存在规避价格风险以寻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要求。在美国和香港模式中,其企业是作为独立的产权主体存在。即企业无论是私人业主制的私有产权,还是公司制的法人产权制均为产权明晰的交易主体,其在现货交易中才可能有规避价格风险的需求,才能成为期货市场的直接需求者一一套期保值者。这样,确保期货市场拥有众多参与者。
在试点当初,我国内地多数国企仍为国营体制,且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制度改革尚未推开,国企为政府的附属物,产权不明晰,使其在现货交易中既无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的要求,也无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运行效益的内在动力,所以当时许多大中型国企不能成为期货市场真正的套期保值者,更不可能主动成为制度创新的供给者。因当时国企在总数及规模上均占我国企业总数的大头,国企不能成为套期保值者,我们可以认为我国当时是在缺乏期货市场运行的重要主体一一套期保值者的条件下进行制度创新的,基本的期货理论表明:期货市场重要的运行主体是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足够的套期保值交易是期货市场顺利运行的保证,如套期保值交易不足,投机交易规模过大,期货市场就会混乱无序,产生泡沫经济。
(二)制度变迁需求与供给的比较
需求供给分析不仅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也是制度分析的主要工具。当制度变迁的需求因为相对产品和要素价格、宪法秩序、技术和市场规模等因素的变化而出现时,制度设计的成本、现有知识的积累、实施新安排的预期成本、宪法秩序、现存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等影响供给的诸多因素对制度变迁起重要作用。
1.需求比较
在美国和香港模式中,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技术进步,出现制度不均衡的因素,制度不均衡诱发了制度变迁。农产品期货市场上,小麦价格季节性的巨大波动,使深受其害的市场交易主体一一谷物商和农民意识到“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香港财团也同样地在经营活动中深受原材料和产品价格波动所害,开始寻找规避价格风险的方法,萌发了制度创新的需求。美国期货市场制度创新供给者一一谷物商正是迫于自身现货交易风险的规避才实施创新,交易所是作为盈利性的会员组织成立,宗旨是提供交易服务。香港期货市场创新供给者是香港政府,香港的期货市场是在借鉴原发型期货市场如美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采取“先立法、后建市”的思路创立,香港期货市场是迫于制度需求者的强烈要求应运而生的。
在我国内地模式中,市场制度创新的需求者是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期货市场制度创新的供给者也是政府,确切地讲是地方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制度创新的需求者逐步由政府转向投资者,但到目前为止,制度创新的需求者仍然是政府,政府替代厂商成为期货市场制度创新的主体,使期货市场的制度安排成为了一种可资厂商利用的“公共服务措施”.中国期货市场是在既无法规又无条例的情况下,首先从部门和地方开始并用行政审批的办法搞起来的。郑州市场制度供给者是政府机构,而不是最基本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一一农户和厂商。政府之所以要进行制度创新,其目标在于希望通过期货市场的制度安排来回避粮食价格大起大落的风险。政府目标同时就构成了政府偏好,直接关系到后来期货市场具体制度安排。
2.供给比较
在美国模式中,谷物商和农户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行动集团,建立了制度创新的组织一一商业协会,由此推动着制度创新。行动集团在制度创新过程中进行了“菜单选择”,先从谷物现货市场逐步诱生出谷物的远期合约市场,并沿此轨迹,最终发展成期货市场。在美国期货市场创新过程中,当时谷物交易市场上的所有行为主体都是与改变制度有直接利益的个人,他们共同发动、参与和实施了这场制度变迁,是美国期货市场变迁的供给者。而在香港模式中,香港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供给主体在当地财团的推动下统一主导制度创新,在期货市场运行之前就先立法,推出两个在后来看来有些“过细”的《条例》,提供充分的法律供给。
在美国期货市场发展过程中,拥有独立产权的企业以会员身份创立交易所,提供交易制度服务,提供自律管理,随后政府则供给期货法律规范及外部监管,提供他律,而香港期货市场则是在外部的他律规范下提供内部的自律,最终目的确保交易所真正成为提供交易服务的非盈利性组织,切实维护“三公”原则,这是交易所规范运作,发挥基本功能的组织基础。
我国模式说明,与美国和香港模式不同,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唯一的需求者和供给者,且供给行为不规范。
(1)未及时提供期货法律规范。从试点到目前为止十多年时间里尚未颁布统一的《期货交易法》等最基本的期货法律法规,因缺乏期货交易的基本法律规范的有效供给,使我国期货市场一开始便无规可循,交易所盲目设立也顺理成章。
(2)我国期货市场试点未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划实施试点,而由地方政府和部门取而代之,其盲目争设众多宗旨为盈利的交易所。在缺乏套期保值者的现实条件下,交易所为增加交易量获利,只有设法吸引投机者加盟,引致严重的过度投机。
(3)制度供给主体不统一。美国设立独立的政府监管机构一一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进行专业的统一监管,而我国期货市场迄今依然处于不同监管部门分割监管的格局中,证监会、税务局、财政部、人民银行等部门都想通过对期货市场的影响来满足自身的权力欲望或经济利益,使市场经常处于剧烈波动的无序状态。对一个有机整体分而治之的监管方式是缺乏系统性思维的体现,它以原始思维的简单方式把局部等同于整体。
(4)制度供给者在期货市场中具有多重身份。期货参与的主体大部分是国家控股,期货商大多数是国家所有,流入市场的资金,除了中小散户的投资外几乎都是国有资金。于是政府监管的重点必然偏向维护国有经济的利益,对国有机构违法的处理力度不够,非国家经济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中原始思维“容许同一实体在同一时间存在于多个地方”的特征则为这一现象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三)变迁方式的比较
芝加哥期货市场的制度供给者一一从事制度创新的利益集团,与制度需求者一一要求制度创新的利益集团,基本上是同一行动团体。芝加哥期货市场的制度创新模式可以概括为“全体主体主动性创新”,是谷物商和农户在个人利益最大化驱使下的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和期货市场的产生一样,美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是由个人或利益集团发现潜在利润,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诱致型制度变迁,不断进行交易制度和规则创新的结果。美国期货市场制度创新经历漫长的演化进程,许多交易制度和规则是自然演化的过程,是逐渐创立完善的。
初期,交易所靠谷物商组成的会员组织的自律维持营运,但随后会员专司代理甚至完全脱离现货市场,使交易所有偏离服务宗旨、单纯追求盈利倾向,特别是投机违规事件频频发生后,政府开始制定期货法规及加强监管。美国国会于1916年颁布《谷物期货法》,开始政府对期货业的法律供给和监管。
而在我国内地和香港期货市场制度创新中,期货市场的建立是行动集团对西方期货市场制度加以创新后大胆引进的结果,但是,和香港政府的“民促官办”模式不同,中国内地政府实行的是一次供给主导性制度变迁,而不是自然演化性的诱致型制度变迁。在期货市场发展的初期,尤其是在中国内地特定的新兴市场下,政府在期货市场中的制度安排中,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它完全是在满足政府偏好的前提下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创新的结果。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使得政府在中国内地期货市场发展初期的制度安排上存在着支持期货市场发展的意向。但因为政府在安排制度变迁时仅从节约组织和实施成本出发,不考虑期货市场参与各方的得失,人们在遵守这种制度安排时的净收益若小于违规操作的预期收益,就使得期货市场的某些风险屡禁不止。
同时,中国内地期货市场的制度选择,不是完全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既得利益,从而建立完全市场化的期货市场,而是在保留部分原来的既得利益和建立新的制度安排之间做出一种均衡的选择,以减少旧体制惯性的巨大阻力,中国内地期货市场的基本制度框架也得以迅速建立,在较短时间内弥补了有缺陷的市场结构,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性问题。但是,中国内地期货市场创设和发展的过程正是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制度性的刚性,它必然与市场经济中的高级形式的期货市场的制度安排产生巨大的摩擦,这是由旧的经济体制的巨大惯性所致。嵌入式的制度变迁仍然造成了比诱致型制度变迁更多问题。
(四)制度成本与收益的比较
樊纲从成本发生原因及特点的角度,将改革的成本区分为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期货制度创新的实施成本包括组织成本和运行成本,组织成本主要是期货市场硬件建立成本,相对可以度量。而运行成本却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期货市场要维护运作,需要不断学习、调查,进行期货市场交易规则制度和组织体系建设等等。
以芝加哥交易所来看,当时的各个利益集团(谷物商和农户)在进行制度选择与创新时,依据成本-收益分析进行了权衡。美国期货市场创新成本包括:制度设计成本:设计体制创新方案所需的费用;组织实施成本:对可能发生的制度创新做组织准备和具体实施所需的费用;游说成本:传播通过体制创新获取潜在额外收益的信息所需的费用。创新收益表现为期货市场的运行效益,可从微观和宏观来体现。
微观上,是交易所有效运行,为会员及交易者降低了交易成本,发挥了基本功能。宏观上,政府利用两大功能有效实现宏观调控,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理论和实践表明,期货市场能有效运行,取决于诸多因素,但最基本的因素:一是交易所必须众商云集,拥有规模相当的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二是交易所规范运作。芝加哥作为当时美国重要的谷物集散地,上述两个基本条件具备,谷物商预期创立芝加哥交易所的创新收益大于创设成本,才实施了创新。
在中国内地期货市场的产生过程中,政府通过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节省了组织成本,节约了学习成本与实施成本,更主要的是节省了制度变迁的时间,中国内地期货市场和香港市场一样利用后发优势,在10来年中走完了美国期货市场100多年的发展道路。论文格式但是,根据上述模型,过快的制度变迁导致巨大的摩擦成本。郑州市场隐含的制度缺陷是它与中国发育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制度协调问题。两种制度安排之间若想达到制度运行的适调态,就必须通过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为期货市场的正常运行创造必需的前提条件。
但是,政府作为中国内地期货市场创新的供给者,相比于香港政府在正式运行前做的详细的论证和立法而言,试点当初进行了有关必要性和重要性研究,而关于创新成本和收益结合的可行性分析严重缺乏。由于中国内地期货市场缺乏有效发挥功能的基本条件,制度创新的收益不可能高。当然,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情况下,政府可能并不过分考虑成本,更多的是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同时,中国内地期货市场创设成本巨大,表现在期货交易所重复建设、交易品种重复、交易规模有限,各交易所普遍存在软硬件设施不能有效利用、资源浪费的情况。也就是说,中国内地政府事实上是在预期收益不确定,或收益不可能有效实现的背景下创设成本巨大的期货市场,在成本大于收益的巨大风险条件下,实施期货市场制度创新的。
(五) “路径依赖”的比较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变迁中存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而难以扭转,即形成所谓的“路径依赖”.美国在期货市场的不断变化发展,面对期货市场出现的新问题,美国国会对期货法律进行不断修订,是期货市场正常运作、发挥经济功能的基础,为美国期货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保障。美国改变最初的政府不监管状态,专门设立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期货市场进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而在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又建立美国期货业协会,以及与期货交易所相结合的自律机制,行使期货市场的许多具体管理职权。
完善的期货交易制度、交割制度、结算制度和正常运行的组织架构,是期货业界人士经过长期摸索和实践确立的。美国期货市场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基本克服了锁定效应,不断优化,呈现诺斯路径依赖的特征。在这方面,香港市场在引进国外制度后注意与本地环境的适应性,虽然遇到了诸多困难,也使制度变迁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在中国内地市场最初发展的3年中,政府从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现实出发,对期货市场制度作出某些适时而有必要的调整和符合国情的创新,因而是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基本达到协调一致,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好景不长,在利益的驱动下,中国内地期货市场在发展进程中出现了初始选择偏差。
主要表现在未能在制度上保证期货交易所的非营利性;期货市场定位出现了偏差;期货市场品种选择上出现偏差;企业的需求与政府的初衷产生了偏差;由于初始选择的偏差,使得自我强化机制发挥作用,中国期货市场没有走上良性循环的路径依赖轨迹,逐步陷入了低效率的状态和“锁定”的困境。宏观上的整顿规范使得这种虚假的“繁荣”受到扼制,反向的正反馈机制又迅速地使市场陷入萧条的境地,造成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
中国内地的期货制度表现为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形式一方面,可以节省组织成本、学习成本和实施成本,降低交易成本;通过政府的作用,中国内地期货市场的基本制度框架得以迅速建立,在较短时间内完善了市场结构。
另一方面,原有体制必然与期货市场这种市场经济中的高级形态产生巨大的摩擦成本,这是由旧的经济体制的巨大惯性所致。强制性制度变迁隐含了今后市场化进程中对原有体制的“路径依赖”,即制度的效应会随着制度的实施而递增并呈现自我强化的机制。目前我国内地期货市场的监管中政府的地位过重,管理过细,这源于期货市场从建立的时候,政府就在起绝对性的主导作用,在制度上明显带有路径依赖。尽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一个制度的变迁需要一定的时间,具有时滞性,而且我国的政府主导的经济政治环境决定了我国的制度变迁方式主要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由于政府的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偏差,进一步发展,就会使得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低效因素成为制度创新的阻力。
另外,目前我国期货管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主要以约束为主,制度的其他功能,像激励功能等体现不够,这主要由于我国期货市场建立初期出现很多投机事件,机会主义严重,所以加强了约束功能,但我国的期货市场的发展己经有了变化。综观美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其期货市场经历了“规制建立-放松规制-适度监管”这样一个过程,其间,伴随着从规制到规制的放松,期货交易所日益拥有了更大的权利,市场的监管力度和有效性大大提高。
近年来,随着世界期货市场国际化、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各国期货市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进一步增强本国期货市场的竞争力,美国期货监管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期货市场的规制他们遵循市场化管理思维。路径依赖性来自于报酬递增机制,它能巩固曾经给出的路径方向;路径的逆转往往要借助于外部效应,或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力量。若不能及时逆转这种状况,也将使中国期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偏离良性循环的轨道。
由于正式制度可能由于政治或司法决定的影响而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是,在考虑政策时,内含习俗、传统和行为准则的非正式规则则可能更多地是不受影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非常复杂的相互依赖,促成了路径依赖的报酬递增特征。“历史是重要的”,正因为路径依赖,所以制度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尤其是期货市场所要求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和中国固有的环境相去甚远,20世纪90年代初,生长在中国土壤上的期货交易行业,从一开始就与传统的其他传统行业不同,注重制度、程序、严慎、法制,一般不调和的特征贯穿着整个交易活动和行为中。
中国内地期货市场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是不争的事实,学者们普遍将其归因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代背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及期货市场短暂的发展历史,而对于制度变迁中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却鲜有关注。一些在国外行之有效的正式制度安排一旦离开其土生土长的非正式约束环境就毫无用武之地,这或许是我国目前内地期货市场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绩效与制度目标偏离甚至是南辕北辙的深层制度性原因。关于非正式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下面另立一节进行分析。
(六)非正式制度因素的比较
美国非正式制度中的逻辑思维习惯、法治文化、人本思想和和诚信意识是期货市场赖于产生并繁荣的制度基础。期货市场的交易对象是标准化合约,不符合普通大众的一般形象思维习惯,需要树立新的逻辑思维;期货交易规则和风险控制制度门类繁多而复杂,这些规则的严格履行是期货市场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期货市场由于保证金制度的存在,投资者的风险和收益都被放大了,相对应的是,投资者保护问题显得格外重要,期货市场对期货行业文化的核心一一保证履约的“诚实信用”要求也比现货市场更高。
相对而言,我国各交易所为增加交易量,不惜放松监管,不严格实施交易制度和规则,重人治不重法治,以刺激投机大户加盟,制造行情,使期货市场过度投机风日盛,期货价格严重偏离现货价格,人为加大了交易风险和成本。主要表现在保证金比例制定偏低以及交纳不足,每日结算无负债制度未被严格执行,例如,在几次国债期货交易风波中,制度均未严格执行,成为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限额持仓和大户报告制度未被认真执行。没有实行每日涨跌停板制度。交割制度的缺陷,目前国内期货交易所都对实物交割总量规模进行限制,制定了交割总量规模,对超出交割总量范围的部分不允许进行实物交割,这就极大地阻碍了期货市场价格的正常形成,导致我国期货市场经常发生恶性逼仓事件。
我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制度体系的系统性缺陷和期货市场功能定位问题。我国期货市场的制度缺陷不仅存在于具体的制度内容上,更是涉及到整个制度体系框架、各项制度内在联系和设计思路的系统性缺陷,影响着制度建设的总体方向和质量。期货市场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启动的,成立之初没有系统成文的规则,甚至连专门的监管机构都没有,行政监管似乎总赶不上市场的变化,围绕层出不穷的问题制定亡羊补牢的制度。制度之间缺乏内在逻辑联系,不能反映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得为解决问题而制定的制度本身又成为产生问题的源头。
这种制度缺陷的深处正体现了形象思维的文化特征,即停留于问题表面“观物取相”的、不善于采用演绎方法提取各种问题内在逻辑联系的思维方式。不能从本质上把握市场规律、不能对市场发展有正确的预测,势必造成制度供给与市场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抹杀个体价值的特征也在功能定位问题上得到体现。相比证券市场,期货市场风险更大,期货行业的投资者即便在规范的市场条件下、经纪商合规经营的条件下,仍然存在自救无助和无辜损失的可能,忽略投资者保护使期货市场不断萎缩。
另外,制度变迁中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反声誉功能凸显。经过十余年的风雨洗礼,目前的国内期货市场在法律建设、品种开发、风险管理的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但毋庸讳言,现阶段期货市场行业文化一一诚信意识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大户操纵市场、期货公司欺诈客户、客户亏钱赖账等事件时有发生。而有的投资者“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非但自已一走不回头,还会现身说法,使社会公众(包括潜在投资者)视期货为“欺货”,打消投资念头。制度变迁中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反声誉功能凸显,不利于提高期货市场的市场声誉,不利于扩大市场空间,长此下去,期货市场功能难以发挥,稳步发展更无从谈起。
最后,美国的商品上市、期货公司的注册登记、保护投资者与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甚至期货交易均由自律组织管理,而我国期货市场从发展之初就被纳入了行政管理的轨道。这在当时市场发育程度不高、市场体系不完善情况下,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选择。然而,行政力不仅没有随着市场的发展逐步退出市场,其管制的内容和范围反而不断扩张,日益成为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力量。我国监管部门对期货市场的干预是直接的、全面的,凡涉及期货活动的事情证监会都深度介入,可以说证监会掌握着中国期货业生杀予夺的大权。我国期货市场制度供给的不平衡体现了市场监管部门有意无意对规范的法制化管理的回避和对不规范的人治化管理的偏好,其深层的根源是我国非正式制度中基于伦理的人治思想。
(七)内部契约关系变迁的比较
就内部契约关系这一本质属性而言,现代企业的存在表现为一系列契约的组合,同时契约安排(制度框架)也是企业治理的基础,其核心内容是如何在契约当事人之间配置要素,从而实现企业治理的制度效率。要素通过契约关系的结合创造了企业剩余,同时也就产生了如何在企业诸要素之间分配剩余索取权,即所谓的企业治理问题。然而,有限的剩余和无限的剩余索取欲望之间的矛盾是固有的,这些都要求企业契约应具有消除要素结合和相互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并且是不断变迁的。
美国期货市场企业契约关系变迁过程中,在商品期货初期,具有现货背景的期货企业是市场的主流契约形式;19世纪80年代以来,电子化交易推动了期货交易的全球化进程,也带来了成交量的大幅提高;上世纪70年代金融期货推出后带动金融背景的期货企业契约形式开始快速发展;90年代,美国政府对期货交易所设立权的放开加剧了市场竞争,期货交易所相互并购,对于期货企业的控制力明显增强,且试图绕过期货企业开展期货交易,面对外部压力,一些期货企业再次寻求与其他企业缔结新的契约,通过合并或上市来进一步扩大规模。目前,美国《商品交易法》将其期货市场中的期货企业划分为代理业务型、客户开发型以及管理服务型三大类。
香港期货市场上也有四类期货企业,一是自营商,二是经纪商,三是期货商,四是商品自营商。无论是美国期货市场还是香港期货市场均具有多层次多样化契约关系,如实施多级代理制度,会员有结算会员与非结算会员之分,期货业中介企业类型多样,各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多级代理体系中进行自我定位,相互分工协作,共同发挥中介职能。许多期货企业都是全能金融企业,具有经纪、结算、代客理财、基金管理、顾问服务、融资等多种职能,每个企业可以各具特色。美国和香港期货市场大型期货企业在内部股权治理结构上表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一类企业股权结构相当集中,甚至仅有单一股东,另一类企业则股权高度分散或成为公众企业,这两种模式的共同特点是均存在主要的控制人,这种股权结构虽然会面临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但有助于高风险的期货企业根据市场需要及时做出经营决策。
内地期货交易所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它的性质是按企业化方式治理,以赢利为目的非会员制期货交易所。1995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期货交易所进行会员制改造的意见》规定:要把期货交易所改造成非赢利、自律管理的会员制机构。但会员制契约形式并没有实现交易所控制权向会员转移,而是实现期货交易所监管权、控制权由地方政府、各部委向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转移。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央政府旨在强化其对期货交易所控制权而缔结了“会员制”契约形式使交易所变成了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直属事业单位或行政附属机构。同样,在发展初期,内地期货经纪企业也出现了一拥而上,发展过多过乱,运作不规范等问题,在经过严控境外交易、建立经纪企业许可制度,加强年检等一系列措施的治理整顿后,进一步规范了经纪企业的发展,但是目前内地期货经纪企业规模小,人才少,是国内发展最弱的金融企业之一。
内地期货经纪企业实行一级代理制度,且只能从事代理业务,造成期货企业收入来源狭窄,渠道单一,同质化发展,形成恶性竞争。内地期货市场既缺乏像美国介绍经纪商这样的客户开发型期货中介,也没有法律意义上商品基金经理等正规的管理服务型期货中介,造成了期货经纪企业长期以来在客户开发与代理服务这两个业务领域顾此失彼、难以两全;也由于得不到专业、安全的资产管理服务,使得大量潜在的客户因为专业知识匾乏而无法投资于期货市场。成立职能多样的大期货企业,实行纵向一体化策略可以使交易内部化,使各方利益协调一致,更能体现契约完备性。
从股权结构上来看,内地期货企业正在经历单一股东向股权分散化变迁,但是在股权高度分散化的结构下要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需要高效的外部治理机制和市场约束,然而从内地期货市场的监管体系来看,并不具备上述条件,契约签订过程中出现不经济现象,理性的做法是留待将来相机决定。中外期货企业都设立了“三会一经理”模式,但具体形式、功能和相互关系却有很大的差异。如在不完全契约情况下,解决争端和评价绩效时如有必要独立董事作为第三方可以介入,但在引入上,美国和香港期货市场期货企业独立董事是脱离企业关系,不受到大股东意志的支配,且在董事会成员所占比例较高;而内地期货企业董事成员大都在本企业高层任职,即使存在外部董事人数也极低。
从以上分析,我国期货市场不规范发展的诸多问题,源至我国期货市场制度创新的制度性缺陷,实质上反映了我国理论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对期货市场制度创新理论及实践认识的欠缺,导致政府创新行为的不规范。因此,深刻认识这种缺陷,对于政府进行期货市场的整顿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完善契约关系,培育供需主体
随着宏观经济条件的逐步改善,从微观上,进一步推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制度改革进程,强化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培育大量的拥有独立产权的套期保值者和企业会员。同时,期货市场作为金融衍生品市场,源源不断的新品种的推出和产品创新要求投资者和从业人员都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需要建设学习型市场。这就要求形成一个持续的投资者教育机制。
最后,吸取美国次级债危机教训,加强期货业的“信用评级”管理,进一步完善期货企业契约关系,改进期货企业的股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扶持大型期货企业,培育期货市场可持续发展的主力军,全面提高期货业素质,加大行业内部培养期货专业人才的力度,更好地进行期货市场分析,为现有投资者提供优质专业服务指导,以及设计更多的创新品种,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期货市场。
(二)创新供求模式
作为政府监管,转变政府不规范的制度创新行为,需要不断增强诱致型制度变迁,形成较大的外部收益,促使自愿性的制度创新。因为政府在安排制度变迁时仅从节约组织和实施成本出发,不考虑期货市场参与各方的得失,人们在遵守这种制度安排时的净收益若小于违规操作的预期收益,就会使得期货市场的某些风险屡禁不止。反之,诱致型制度变迁安排虽然可能会在达成一致同意的方面花费较多成本,但只要市场参与各方的预期利益是稳定而又可期的,现今各方的利益又可兼顾,那么,这样的制度安排也是可以达到降低成本之目的的。
具体措施有:我国期货业的管理部门只是在证监会中设立期货部,根据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设立全国统一的期货管理机构一一国家期货交易委员会;文化的变迁是个缓慢的过程,但借助强制的制度力量可以促使其加速。有必要制订关于制度的制度,以提高监管效率;理顺各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能,实现统一监管,以避免由“政出多门”所造成的种种摩擦。
(三)摆脱政府监管中的“路径依赖”
随着期货市场的发展,以《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四个管理办法的期货市场法规框架基本确立,中国证监会、中国期货业协会、期货交易所3个层次的市场监管体系已初步形成。由于期货市场仍处于发展初期,期货行业的自律管理和期货交易所的自我管理还比较薄弱,因而更多的是依靠政府的行政管理和行政干预。但是政府监管具有被动性、滞后性、突然性和不可逆性,行政干预容易给市场带来硬伤和后遗症。
所以以政府监管为主只能是在期货市场出现混乱、偏差和风险时采取的阶段性政策,一旦市场有序发展,政府监管应摆脱“路径依赖”,扭转既有方向,及时向法律监管和自律监管转型。因此,进一步修改现行《条例》,改变其中过多的限制性条款,从长远来看,加快《期货交易法》立法进度,争取《期货交易法》早日出台;同时,改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自律体系的作用,逐步加强自律管理的比重,才是保障我国期货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一项根本大计。
(四)创新期货文化
良好的市场文化能够提供一个诚信的市场环境,减少机会主义投机,这是市场的软环境,是期货市场建立、运行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诚信关系犹如一条基本的红线,贯通于期货市场交易、运行和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优良的期货市场文化建设可以通过对人进行培训教育,包含对管理者的培训教育和投资者的教育,培养一种健康的期货市场投资和管理的价值观念。同时,新型监管体制必须将期货市场诚信建设纳入法制建设中,加大对失信及欺诈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失信及欺诈的法律成本。
最后,要以人为本,加强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只有培育和调动广大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和热情,真正地做到以人为本,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一一风险转移才有承担者,如果法律对期货投资者保护不利,投资者就会对期货市场失去信心,期货市场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墓础。监管当局应当从保护投资者合理利益的角度出发,建立各种有效的、公正的、反欺诈、反操纵、反内幕交易的制度。如进一步完善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的成功运作,提升期货公司网上期货信息技术系统的安全防护能力。加大对期货经纪公司的现场检查力度,以提前防范化解市场风险,对检查出有问题和正在处理的公司,要实行问责制,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五)加强对外开放
协作效应是制度变迁中自我强化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通过适应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与其他组织缔约,产生了具有互利性的组织协作,他们又会对此制度进一步投资,实现协调效应;而且制度框架中正式规则的确立将会导致大量的与之相适应的非正式规则的产生。因此,中国期货市场首先应进一步加大与国际合作与交流力度,建立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法律法规,支持符合条件的内地机构和人员到境外从事与资本市场相关的服务和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期货市场,某些制度设计难免具有阶段性过渡特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加强各个经济领域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如期货市场与现货专业市场的配套发展等,促使期货市场更多更好地参与到市场经济中去,才能在不断完善中发挥更有力的经济功能。当我们已经具备充分的经济条件、体制条件、交易条件、监管条件时,要敢于积极进取,开辟区域性市场乃至全球性市场,利用比较优势,实现超常规发展,发挥我国在全球性期货市场中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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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研究人类心理以及行为的重要方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行为心理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行为心理学就是将人类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具体行为,转化为心理思维特征进行分析,并对其未来可能发生的行为合理判断,最终达到鉴察人心的效果。同时,行为心理学也会采用一种能够改变人固有心理状态的心理发展认知思维模式,建立全新的心理认知思维方法,从而达到引导行为主体改变生活中不良行为的教育目的。将行为心理学理论应用技工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中,就是通过对学生行为进行行为心理学分析,并采取一定的措施改变其长期以来养成的不良心理思维模式,导正学生行为,提升学生思想道德素质。
一、技工院校学生行为表现以及心理特征
1.技工院校学生群体普遍行为特征。
受技工院校办学性质的影响,技工院校生源质量普遍偏低,学校中学生群体不仅学习成绩相对较差,还经常违反学校纪律,严重者出现犯罪问题,为学生管理带来极大的难度。技工院校学生群体普遍性的行为特征一般包含以下几个方面:这一年龄段的学生初步形成自我价值观,在行为上对同伴依赖性较强,容易受到同伴影响;对父母和教师存在抵触心理,希望在行为方面摆脱家庭和学校的束缚,甚至有意做出违反规则的行为来凸显自身个性;在学习方面,还在课堂上普遍存在讲话、睡觉现象,厌学心理严重。
2.技工院校学生的心理发育特征。
技工院校学生的不良心理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自卑心理,学生受到某种原因影响对自身品质和智力等产生怀疑,存在自我否定意识,对学习生活产生严重不良影响;其二,抑郁心理,学生在社会压力下无力应对自身消极情绪,生活在消极心理影响下,极易发生情绪低落、反应迟缓现象,心理恐惧而痛苦;其三,封闭心理,这种心理突出表现在学生沉默寡言,不轻易表现自身喜怒哀乐,对周边生活较为回避,不利与学生健康成长;其四,焦虑异常心理,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屡次遭遇失败又没有正确进行心理疏导,就会产生焦虑异常心理,对学生学习产生抑制作用,甚至危害学生健康。除了以上四种心理外,技工院校的学生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孤僻、逆反、厌学心理等,需要引起学生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二、从行为心理学角度看学生行为
行为心理学是一个起源于美国社会的心理学研究流派。行为主义观点明确指出心理学应该将研究重点放置在行为研究方面,而不是关注意识研究。具体来说,行为就是指有机体在适应环境变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身体反应的集合。应用行为心理学研究理论对学生行为进行总结,主要表现出以下几点特征:其一,可激励性。相关研究学者认为人类个体的全部行为都属于应急反应的范畴,学生群体也是如此,其自身各项行为的产生主要是其对技工院校环境的一种行为反射。在这种观点中,学生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所以可以通过采取一定的外部行为进行激励。其二,自发性。行为心理学理论将研究重点放置在人类个体的行为研究上,借助相应的行为分析方式,促使人类个体自觉主动的从事某种行为。学生管理工作也可以通过对学生各项行为的分析,引导学生自发践行好的行为,提升学生管理效果。其三,易受环境影响的性质。行为心理学的主要研究者曾在婴儿的信息变化和情绪反应方面进行了相应的实验,使婴儿在实验中所表现出的喜和惧随着条件反射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改变。研究证明,只要对环境进行合理控制,就能够将婴儿培养成社会所期望的人。可见,人类在社会中极易受到环境的影响。鉴于此,学生管理人员也应该善于运用环境效应,引导学生向良性成长方向发展。将行为心理学应用于技工院校学生管理工作,就是通过对学生相关行为的分析,根据学生行为所表现出的特色探究其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从而探寻能够有效干预学生不良行为的对策,使学生在学校教育阶段,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以及行为习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三、以学生典型行为为例分析行为心理学在技工院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1.课堂上无法集中注意力。
原因分析:美国著名心理学教育专家指出,学生的学习行为具有一定的基本规律,也就是常说的效果律。学生在完成某项知识的学习后,如果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使其心理愉悦的结果,那么结果和学生之间的反应联结就会加强,反之则会消弱。技工院校的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后如果无法在结果中获得身心愉悦的情感,就必然会导致其与学习之间的联结消弱,影响其学习注意力。应用策略:根据学生这一行为,教师应该重新对课程进行设计,将每节课的学习时间缩短为40分钟,并指导学生进行提前五分钟的预习,既缓解上一节课的学习压力,也培养学生良好的预习兴趣。同时,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合理控制教学时间,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参与机会,增加教学互动环境在课堂教学中的比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课堂学习效果。
2.能够积极承认错误,但不愿意改正。
原因分析:这是由于学生自尊心发育不健全所导致的。心理学研究中将其称之为“应付”心理,就是在接受教师批评中,在相对紧张环境刺激下产生的一种逃避心理。研究结果表明,每一个学生的应付行为类型都具有一定的倾向性特征,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产生的“积极承认错误,但不愿意改正”回避心理是一种相对消极的应付方式。也就是说在学生承认错误过程中并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反省,认为只要道歉态度还就能够弥补自身过错,进而减轻惩罚。应用策略:技工院校的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面临着基础知识学习、人际交往以及就业等一系列相关问题,这一时期是人类个体心理发育冲突最为剧烈和动荡的时期,所以应用行为心理学对学生心理模式进行导正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教师应该认真关心学生思想发育,真诚的与每一位学生交流,在对学生展开批评时也应该注意周围环境和批评教育方式,维护学生身心健康;其次,要加强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的培养,帮助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能够以积极心态去应对,促进学生心理成长;最后,针对不同群体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工作。如男生群体中的个体遇到困难时,教师应该适当采取压抑应对策略,加强男生群体的求助意识思想教育。技工院校学生不良行为习惯还有很多,如打架、吸烟、自我评价过高、浪费资源等,应用行为心理学对这些学生行为进行分析,能够找出这些行为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应对对策,帮助学生改变自身不良行为习惯,提升技工院校学生管理水平,促进技工院校学生得到更好的教育和发展。
四、结语
技工院校学生管理工作存在着巨大的难度,学生管理工作人员只有依据教育学、心理学以及行为学等理论的指导,深入分析学生不良行为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科学的应对管理措施,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技工学校学生行为发展现状,解决学生管理工作难点,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1.行为心理学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方式
1.1行为心理学对园林景观布局的引导
在进行园林景观的布局时,需要考虑到人们对于园林景观的基本心理需求。因此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人们对于景观私密性和开放性的要求。尤其对于城市居民而言,更加需要通过开敞空间以及私密性空间的结合,一方面保证户外活动的连接性和沟通性,另一方面也能保证在需要的时刻能够得到一些私密性的需求。如在一些私人庭院中或是园林中,都需要一些不受打扰的区域,能够进行安静的活动,如读书、休息等。因此在园林设计时需要考虑到人们在这方面的需求,围合的方式,不仅在私人别墅庭院,而且在城市街头绿地、居住区、城市广场上,创造出满足人们需求的全封闭和半封闭的私密性空间。如通过设置一些冠荫树,同时辅以一些休憩的设施等,通过一些观赏性较高的植物的布置,给予人们在私密空间内的舒适感和愉悦度。而在开放空间内,如各类草坪和湖泊等处,则需要为人们的活动创造更好的条件。如尽量开敞的环境,动静集合的布局设计,都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对于园林开敞性和私密性等多方面的需求。
1.2行为心理学对园林主要用途的引导
一般的园林设计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以及对居住环境的需求,然而实际上从人们的行为心理学角度出发,园林拥有了更多的功能与用途。如果一些特有的园林设置,如树园、草药园、科普园、专类园等,在这些特殊的空间中,能够增加人们学习和认识大自然的机会,使参与者获得满足感。另外从人们的基本需求而言,园林能够为他们提供基本的活动场所,而同时人们又需要活动场所中的荫蔽性和舒适性,以及活动场地划分的合理性。因此在园林设计时需要考虑到采用不同的植物组合以及格局的布置,满足人们心理上的需求。如通过灌木作绿篱既可把大场地细分为小功能区,既能挡风、降低噪音,还必须满足人的审美和情感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设置一些园林设施,促进人们参与到园林绿化中,从而更好地引导人们的心理健康发展。
1.3行为心理学对园林服务设施的引导
园林服务设施的选择以及布置位置将会对人们造成很大的影响,只有根据不同年龄阶段以及居住区域的居民心理需求,对园林服务设施进行布置,才能更好地发挥园林的基本作用。比如公共厕所的位置在园林中要适当安排位置,在人们可以明显发现的位置,或者有明显的标识牌。每个公共厕所的距离也应该根据人们的基本行走范围来进行布置。垃圾桶等设施的布置则需要按照人们的活动范围布置在人流量较大的地方。园林中的长椅等设施周围需要设置一些荫蔽措施,从而为人们营造一个更好的休息环境,同时各类设施的布置也应该考虑到不同年龄层次的需求。
2.结语
园林设计中考虑到人的行为心理学能够更好地实现园林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的心理需求,并对人的行为带来一定的影响。各园林设计者应从园林景观的布局,园林的主要用途以及园林服务设施的设计等方面,来综合应用行为心理学知识,满足人们对园林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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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是20世纪新生的一种跨越民族、语言、国家和文化边界的文学研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比较文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高中语文教学实践不仅仅是教授学生掌握汉语基本知识,例如阅读、理解以及写作等能力,还要求注重对学生人文素养的良好培养。而这种教学理念和比较文学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鉴于此,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实践,就比较文学视野下高中语文教学实践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学实践;比较文学
一、比较文学理念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
比较文学起源于国外,在经历了引进、介绍以及改造后在国内开始发展起来,并且呈现出日趋完善的趋势。目前在国内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是其两大主要支柱,跨学科研究和阐发研究则是比较文学中十分重要的两种研究方法。目前对于比较文学的定义,较为典型的定义是:所谓比较文学,主要是基于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以及不同学科间的跨越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主要采用的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跨文明研究的方法,对跨越式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以及互补性等进行详细探究,通过发现文学规律及特性,促进世界文学加强了解和整合,最终全面推动世界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近来来,随着比较文学在国内的逐渐发展,将人文精神理念积极融入到比较文学中,进一步彰显人文素养,推动文学理念朝向更高的层次发展,这样充分说明了比较文学的强劲发展势头以及新鲜的学术活力。高中语文教学的理念在于通过文学教育手段,运用综合性和边缘性的学科整合,来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格以及审美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重视对人类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在中学语文新课标中也明确规定了,中学语文教学不仅仅是简单的传授语文基础知识,还应该重点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健全的人格,而这种教学理念正和比较文学中“兼容并包”和“和而不同”、“尊重生命”、“新人文精神”等理念不谋而合。可以说,比较文学和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教育理念是高度契合的。
二、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结合的实施策略
(一)中学语文教学活动的要素和教师的学历构成特点
高中语文教学实践活动的参与主体是教师、学生以及家长等,其中学生的主导地位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学生的主导位置往往由教师所代替,对于高中学生来讲,其学习能力还在进一步培养当中,所以这种替代也显得顺理成章。以往研究当中大多忽视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引入比较文学教学的重要作用,更多的关注点则放在了教材的编写以及教改方式方面,其实高中教师的主导性作用才应当是多加关注的地方。具体来说,比较文学的理念以及方法是需要教师通过备课、授课以及课外辅导来完成的,而对于学生的要求则是使其学会如何应用比较文学思维和视野来分析文本,提高自身思维,拓展视野。
(二)实施策略
高中语文教学活动中,教师的教学活动囊括了备课、教授、课外指导以及作业批改等具体行为。首先,对于高中语文教学活动,教师要充分做好备课工作。若是教授外文作品,应用比较文学的合理性就不言而喻了。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要重视作者以及译者介绍,帮助学生更好理解译文和原著之间的关系,可能这种教学只是浅尝辄止的尝试,但势必会增强学生对不同语言差异的理解,体会不同文化语境,懂得语言表达方式的区别。长期以来,将高中语文课本中的外国文学选读课文直接当做外国文学作品来宣讲是有一定问题的。抛开翻译问题不谈,译文在中国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就是需要重点关注的,若是课文是来自和外国文学有关系的中国文学作品,则可以借助延续影响的思路来探寻课文的外国文学渊源及其在中国发生的变化,而课文同外国文学缺乏关联性,教师就需要通过平行研究的方式来拓展学生思维的广度。其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工具的作用以灵活直观的方式来讲解比较文学方法中的难点。这里可以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利用幻灯片以及视频资料等来展示异域文化特色,帮助学生更加形象的理解文化差异。一方面,教师在教授过程中,要阐明课文所涉及民族文化的特点和文学特色,使学生加深对外国文学作品背景的理解,以此加深学生对本民族文学及语言的理解;另一方面,教师要不失时机的讲授比较文学的基本知识。然而就目前流行的比较文学教材情况来看,普遍存在理论枯燥的问题。因而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应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结合具体的文献现象,以基本概念和方法为切入点,让学生有一个大致轮廓。然后在逐渐深入,讲解翻译研究等,重消化不重记忆。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引领学生培养宽广的胸怀和广博的视野。这对于学生尽管要求很高,但应当让学生形成这样的意识。具体讲解时,教师要善于联想和引申,善于引入他国文学文化为参照,这就要教师要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再次,在课外辅导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培养阅读比较文学书籍的习惯,以每次解决一个问题为宜。教师可以通过周期推荐文学读物的方式来培养学生阅读的习惯,譬如一周或者是半个月为一个周期,在周期内向学生推荐影响研究方面的理论及论文或是有关世界文化方面的书籍,让学生明白文化的多元性。另外,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的过程中,尽量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推荐给学生以减少阅读量,求质不求量,让学生知道基本的中西方文学经典作品,同时,教师要鼓励学生借助计算机网络资源来主动探寻答案,解除内心的疑惑,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最后,培养学生形成“世界主人”的意识。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学生不仅要积极配合教师的教学活动,还应该在教师的积极引导下逐步形成“世界主人”的意识。现阶段,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文化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地球村的观念逐步形成。因此中学生应该在此阶段形成正确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而比较文学的理念就是通过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并将具备“世界主人”意识最为比较文学的最终指向。所以中学生不仅要广泛涉猎各种文学书籍、养成阅读的好习惯。若条件具备,还可以通过出国旅游、考察或者是交换学习等方式来努力拓宽个人的知识储备,努力形成世界性的眼光,从而不断提升比较文学视野下的高中语文教学效果。总而言之,将比较文学引入到高中语文教学活动中,势必会拓展素质教育视角,为高中语文教学增添新的元素,给学生带来全新的视野,催生学生的国际性视域及思维,以更加宽广的胸怀来看待文化的多元化。伴随着比较文学应用的逐渐推进,培养学生国际性的视域必定会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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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时代、跨文化的开放性学科。本文综述了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个学派的形成及研究方法,思考如何更好地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研究比较文学研究。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发展趋势
文学关注人的心灵与想象的世界。比较文学通过对不同民族、社会、时代、语言的透视,通过比较分析人类的心灵取向和想象力空间,关注全球视野下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有跨越了民族、语言、文化和学科的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才能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可比性的强弱是决定这种文学想象与文学问题是否成为比较文学的关键。文学始终是比较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过程是国际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其发展的三阶段包括:
1.以法国学派为代表的影响研究,主张实证研究,即以确凿的事实和严谨的考证和思考揭示不同民族文学间的各种关联和影响。梵•第根、基亚为代表人物。研究内容包括:以文学影响的起点考证放送国的放送者,从文学接受的到达者考证接受国的接受者,然后从两者之间的事实材料考证经过路线,再从经过路线追踪传递者。文学影响的过程是多样复杂的,在影响过程中,放送者和接受者往往要通过中介完成接触和联系。涉及领域包涵渊源学(由接受者溯源)、流传学(由放送者出发)、媒介学(中间路线)、译介学及异域形象学。影响的类型包括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超越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精神气质影响。除了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联系外,精神联系和精神影响也是研究者很难把握的。
2.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平行研究,通过类同和对比,不仅寻找作品的相同之处,而且研究其不同之处。美国学者威勒克、雷马克、为斯坦因、奥尔德里奇是代表人物。他们通过对不同国别文学作品的评价和阐释,揭示文学的发展规律和美学价值;对不同体系的文学共同点和不同点的对比研究,以其他民族文学为参照,也可以清晰地认识自身民族文化学的特点,有利于不同文学体系间的对话与沟通。方法上,平行研究注重美学分析和科学理论的运用,强调寻求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包含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两种模式。平行研究的视角有文类学(文学体裁)、主题学(对考察对象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不同表现形态的手段和形式的外部关注)、形象学(一个民族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他民族文化形象)、比较诗学(不同民族文化体系文学理论及发展史的比较)等。
3.以俄国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反对文学“欧洲中心论”的统治地位,着重研究各国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异同之处。不同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是,历史学派尤其关注文学史上相似历史条件下的主题、情节、形象、典型、题材等方面的类同想象。为此,不仅需要收集和挖掘外来影响经过路线的历史事实,还需要从民族历史和传统内部探寻其内部根源及作家的个性独创,揭示其发展规律。
4.以中国学派为起点的阐发研究,认为可以用一种文学理论和模式解释另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是文学理论相互阐发。阐发研究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类型及分支。它以某种理论批评模式对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作品及创作原理进行相互阐释和印证,以期在更高、更广的层面上获得新角度和新视野,得到具有更新的借鉴价值和审美欣赏结论。作为中国学者的创造,翻译佛经的僧人使用的“格义”附会佛教教义。明末清初诗论家王夫之将阐释佛学唯识思想引入诗学理论,用“现量”二字阐释自己诗学理论中“心目相取”、“即景会心”的观点。这些均被视为我国比较文学的萌芽。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篇》、古添洪的《中西比较文学:范畴、方法、精神的初探》、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均为中国学者在比较文学领域的贡献。不同于平行研究强调的中西文化差异矛盾,中国学者主张以一种平等的立场看待中西文化与文学,倾向于“双向阐发”法。
综上,自比较文学的诞生,随着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及阐释学的先后出现,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不同的研究。概括起来有:
1.历史实证法:既注重事实依据,更强调历史沿革。这种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的实证式研究是影响演剧中十分重要的研究方法。
2.美学批评法:各类具有可比性的文学现象都可以进行美学意义上的再评估和再审视。
3.异同比较法:从相同或相似的文学现象着手,通过表层的类似寻求深层的类似,通过外在的“同”寻求内在的“同”。基亚曾说: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的或民族的边缘,注视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的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因此,他的工作方法就要与其研究内容的多样性相适应。在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是多样化的,仅有比较是不行的。
比较文学应该在中西基础上走综合研究之路。作为跨越了民族、语言、文化、时代和学科的比较文学学科,通过比较,我们要达到融通,以世界文学为语境,在比较中重新认识自己和他者的文学与文化,实现不同文化和文明的汇通。为此,我们需要打破传统界限并具有开拓的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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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亚(著),颜保(译).比较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4.
[3]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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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比较文学在过去的发展中不仅取得了学科的独立,而且也取得不应被忽视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它本身是带着众多争议和问题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再加上学科发展历史短暂,因而为其自身留下了一系列悬而未解的问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比较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英语是世界上最多国家使用的官方语言,是世界上最广泛的第二语言,是拥有着世界第三位的母语使用者,仅次于汉语和西班牙语,作为一种国际语言,英语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举足轻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成为大部分国家追求的目标,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科技创新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这既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也是利弊共存的挑战,如果中国想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发展本国的经济,提高本国的影响力与国际地位,那么学会英语这种国际语言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同时,对于国人来讲,英语的学习对自己自身素质的提高、未来的就业等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国比较重视英语的学习,从小学到大学都设有英语这一科目,基于比较文学与英语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千年的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向世人彰显着一个道理,那就是各民族的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时各民族的文化在交往过程中互相渗透、相互影响,在发展过程中因为有着“外来的新因素”的加入而呈现不同的内容,所以不同的文化都是处于不同的交流对话中的。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是这样,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对话,相互影响,自身的发展离不开“外来因素”的影响,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都会在人们学习的过程中,在人的意识中产生比较,产生影响。
一、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语言现象
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名字为《比较文学教程》的一本书,作者是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但是这本书里并没有提及这门学科的方法与理论,让这一术语真正流行起来的是一名法国的文学批评家同时也是一名历史学家,他叫维尔曼,曾多次在自己的讲课过程中和著作中使用“比较文学”这一术语,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做出来重要的贡献,后人为了纪念他,称其为“比较文学之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19世纪的70年代以后,比较文学在欧美各国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的发展中心是法国。比较文学不仅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的清朝末期,梁启超先生就把我国的黄公度的长篇诗歌与西方的史诗进行比较,类似这样的比较苏曼殊与王钟棋等人都做过,虽有的比较肤浅,但是还是足以说明比较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已经有了开端。而正式的比较文学大约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中国出现的,朱自清、钱钟书等人的著作中都出现许多中西文学比较的内容,很有见地,尤其是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在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被全世界的学者认可,认为是比较文学史上的大事。通过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到比较文学在世界文学上有着较大的影响。在目前中国的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由于学生的英语水平相对较好,所以老师会大部分使用英语教学,遇到十分难以理解的内容会使用母语也就是汉语来加以解释。众所周知,英语属于第一大语种印欧语系,而汉语属于仅次于印欧语系的汉藏语系,二者间有着很大的不同,例如,英语是屈折语体,词内有着专门表示语法意义的内部曲折变化,而汉语则与之相反,没有专门表示语法意义的内部的附加成分。
虽然两种语言有很大的差别,看上去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学生会发现,语言作为一种社会交际和沟通的工具,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随着中西之间的不断交流和发展,语言自身也随之而变化,伴随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英语和汉语有更多的接触,在各自的发展中,不断自我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吸收彼此所需要的因素完善自我的发展。例如词汇发面,茶文化是指饮茶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包括茶道、茶精神、茶艺等,一直都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16世纪茶被葡萄牙人从我国的澳门带进欧洲并在16世纪末进入了英语,tea这个词是闽南语的音译,而闽南语起源于福建的泉州,而福建又是著名的乌龙茶的故乡,有着一千多年的茶文化历史。自从tea被英语借用后,茶逐渐被英国人喜爱,许多贵族为了彰显自己的文雅,会在家中特辟茶室,而且此后以tea为词根,构成了许多的复合词,如绿茶是greentea,红茶是blacktea等,我国的名茶也越来越多地被英语借用,功夫茶为congou,武夷红茶为bohea等。文化间的影响是相互的,明末清初时期,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逐渐增多,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加深,一些有志之士将大量的英语词汇引进汉语中,而在“五四”时期形成的翻译外国文学的风潮也引进大量的英语词汇,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大门全面打开,西方文化在语言的交流过程中不断对中国产生影响,涌进大量的英语词汇。汉语中的一些词汇也是源于英语,吸收了他们的音译或意译,如英语中的sofe被译为沙发,typhoon译为台风。借用一些外来词汇有些时候会让言语表达得更加清楚,起到简练语言的作用。例如现在在电视中人们会经常看到世界各国领导人在召开会议时围圆桌而坐,这被叫做圆桌会议,“圆桌会议”一词就是借自英语“roundtableconfence”,是指围绕圆桌召开的会议,大家围绕桌子而坐,没有上下级、主次等分别,人人平等,来源于英语民间故事《亚瑟王传奇》,故事中的亚瑟王为了让自己的手下不产生尊卑感,相互之间不要有等级方面的矛盾,所以每次召开会议时就让所有的武士坐在圆桌的周围,彰显人人平等,所以提到圆桌会议人们就明白了这是一种平等交流、对话协商的会议。对英语词汇的借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
除去一些词汇的借用,学习过程中学生们也会发现英语和汉语的词汇,习语在形式和意义上非常相似,甚至有些词汇与习语可以说是完全的相似。例如汉语中的“有其父,必有其子”,英语中为“likefatherlikeson”,汉语中形容人多嘴的长舌,英语中为“alongtongue”等,英汉中这种现象不胜枚举。刚才举的例子都是形态和意义上十分相似的,有些词就是英汉的直接翻译。通过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到,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母语一定程度对学生理解和学习英语有着很大的帮助,英汉的对比会使得学生在理解英语的基础上加快对英语的记忆。
二、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现象
众所周知,世界上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一方面语言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另一方面文化也制约着语言的发展。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可以说语言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化现象,二者都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发生变化。由于语言与文化的特殊关系,通过学习不同国家的语言可以了解到不同的文化。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许多外国人和跨国企业来到中国,为使学生可以适应这种国际化的潮流,大学对学生英语学习有了更高的要求。在学生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以英语为载体的西方文化也传入中国。西方的饮食文化对中国人有着深远的影响,我国的传统饮食比较注重食物的色、香、味、形,而西方对于这方面往往是忽略的,他们比较注重营养的搭配,如果营养充足可以不计较食物的单一、味道的贫乏等。近些年来中国人也开始从营养方面出发来考虑自己的饮食,学着合理科学地搭配食物,满足身体需求的营养。其实西方饮食文化的传入一个最直观的现象就是中国的大部分城市中都有肯德基的连锁店,以肯德基为代表的快餐文化在中国风靡一时,好多的学生以吃汉堡薯条为时尚。西餐厅越开越多,拿着刀叉切牛排、举着高脚杯品红酒成为都市生活的潮流。
此外,现在许多的大学生都比较热衷过西方的节日,例如圣诞节,这是西方的传统节日,又被称为耶诞日,因为西方人把12月5号当做耶稣的诞辰来庆祝,随着英语的学习,同学们对西方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在每年的这一天好多学生都会装扮宿舍,装扮圣诞树,并相互分发礼物。看待事情往往要一分为二,西方文化的进入虽然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华文化,但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我们也发现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和不足之处,开始加大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例如各地方经常举行文艺汇演,学校也经常举办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电视上出现许多介绍各地历史文化的节目以及许多各地美食的纪录片等。所以说西方文化的传入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弘扬,它对我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在接受影响的同时也在保护和弘扬本国的传统文化。在大学英语的课堂上,学生不仅会在学习中感受到英语和汉语语言上的相互影响,同时通过英语文章的阅读会了解到文化间的差异,通过对东西文化的比较能够更加清楚中华文化的魅力。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文化、跨学科、跨语言、跨民族的文学研究,要求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大学的英语教学就充分地体现了这种理解、尊重、包容以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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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教师的能力结构包括政治觉悟、教学能力、治学和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等方面。全球化时代对比较文学教师提出更高要求。科学合理的理论体系、跨学科的学习能力、国学及教育学基础的夯实和务实的科研创新精神是提高比较文学教师专业素质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比较文学;全球化时代;教师专业素养
一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域民族、跨越语言、跨域学科和文化的世界性文学研究。在全球化时代,社会转型,文化多元,高校教育改革不断深化,比较文学的教育与研究作为能够促进民族文学发展,推动国际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学科,具有更加广阔的视域。知识、能力和职业道德是高校教师素质的“三要素”。比较文学教师肩负传播中西文学学术思想的重任,学科性质决定其面临巨大挑战。
1.政治素质
文学的内容涉及所在国别与文化的意识形态。在传播中西先进文明与文化的同时,教师要把握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尺度,在洋文学引入比较文学课堂的同时,引导学生合理、正确地借鉴和吸收其精华思想。盲目自大不可取,全盘西化亦不可取,要避免进入意识形态的误区而不能自拔。
2.知识结构与教学方法
在一些高校,比较文学课程被看做是边缘学科,不能得到校方的重视,仅能以选修课的形式存在。现有的比较文学课程设置多锁定为“比较文学概论”,对文学功底尚未深厚的本科生来说,抽象的概念、方法论、研究对象和学科联系脱离了学生的知识积累和范围,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浓厚,积极性不高。教师自身学习层次和知识结构单一,教学理念跟不上,教学方式方法落后,难以激发学生兴趣,学生满意度差,教学效果和质量受到很大影响,这也造成现有比较文学教师的身份焦虑。
3.科研水平
教学和科研是衡量教师水平的重要内容。高校部分教师对此存有错误认识,认为只要讲好课程,完成教学任务就是一名合格教师。殊不知,脱离了科研的教学完全是无水之花。比较文学教师往往受限于惯有的文科科研经费紧缺的现实,逃避科研任务,造成科研与教学的脱节。
4.语言功底
比较文学作为跨语言的学科存在,要求教师具备多语种的学习能力和功底。在英语日益成为通用语种的全球化的今天,不具备流利的英语水平,难以写出一流的国际学术文章,教学上也难以令学生信服。另外一种情况是:教师的英文水平是过关的,而中文功底恰恰不足。在分析中西方文论时,对中文古文的理解往往不到位。
二
全面提高比较文学教师的综合专业素养,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1.学科定位与理论体系的建构
比较文学以世界文学的差异性和统一性为研究对象。我们在进行学科定位和理论体系构建时要正确处理其同中西方文论、马克思主义学说等理论体系和世界文学史、比较文学原理、比较诗学、跨文化研究等架构板块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学科观。包括:学科范围、性质、特点、理论、方法、体系等主体观念;人文关怀、对人的培养和塑造、对文学和文化的促进的价值观念;对全球人类友好合作、平等对话、共享、共建全球多元文明的学科宗旨,等等。
2.跨文学、跨文化、跨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
文史哲不分家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共同特点。从事比较文学的教师在练好文学基本功的同时,要有跨学科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比较文学自身就借鉴了渊源学、媒介学、主题学、符号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等的研究方法,同时与宗教学、哲学、戏剧学、古典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关系也极密切。深谙多学科领域,对扩大教师的教学和研究视野、激发学术创造力必然是有益的。
3.夯实并不断更新教育学、国学和语言功力
高校教师应当既是自己所教学领域内的专家,又是教育家。因此,大学教师不仅要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要有教育科学理论和技能的知识,懂得教育规律。全球化语境下,教育教学亦呈现出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特点。这就要求教师深刻地理解并不断更新教学活动的规律、教学和教育的原理与方法,只有掌握教育科学理论与方法,并把这些理论与方法灵活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才能使教学和教育工作富有成效。在语言学习方面,向大师和一流研究院所看齐。纵观国内外的比较文学大师,如林语堂、季羡林、张隆溪等,多语言的功力都极其深厚。当前国内比较文学界泰斗曹顺庆先生在培养博士生时,要求每位学子入学后进行系统的古文功底训练,系统学习《十三经》,背诵中国古代经典文论,奠定坚实的国学基础。这对于当前的比较文学教师来说也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目前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系也在倡导和鼓励原文阅读,将英文作为备选语种。
4.科研创新思想
科研创新非一日之功。在正确认识科研与教学关系的同时,比较文学必须定期关注并研究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如《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等的前沿成果,参与各种学术训练、集体讨论、会议交流、课题和书籍的申请和编写等,在与国内外同行的切磋和交流中勇敢提出新观点和新见解,积极发表自己在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在实践中培养科研创新能力。比较文学是参与和更新世界文学建构的重要途径,全球化的发展对比较文学教师的综合素质提出新要求。教师素质决定了学科教育质量,为此,教师的教学和研究更要具有一种贯通古今中西的全球文学史观,教学同时辅以丰硕学术成果的推出,在科研与教学的相互促进中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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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卢政,刘洪艳.比较文学教师的身份焦虑[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1).
[5]杨乃乔.比较文学的诉求:全球文学史观与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J].学术月刊,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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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最新学术动向是从不同侧面突出强调文学的文化功能,作为一种自觉而清醒的学术选择,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学术思路,反映了当今国际学术界的发展态势,也与国际潮流暗合。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比较文学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深入,身处其中的传统中文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以中文专业基础课比较文学为例,分析比较文学课程教学现状,并结合学科特点进行教学反思,提出改革建议:根据理论与实例教学并进的原则选择教学内容,在教学方法上应坚持讲授与讨论结合,在实际教学中要充分体现比较文学专业特点,做好跨界融合。
关键词:地方本科院校;比较文学;教学改革
中文是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由于其厚重的专业基础、广泛的就业面以及相对固定的社会需求量,成为地方性院校普遍开设的专业。然而,随着许多地方性本科院校开始放弃传统的精英大学发展目标,选择了多学科性、应用型大学发展之路,传统中文专业课程教学亟待进行改革,以使中文教育为社会服务,为实践服务,培养中文应用型人才。面对地方本科院校当今的转型发展之路,如何在教学中将必可不少的理论与时代需求相结合,就成为中文专业教师普遍面临的困境和迫切解决的任务。
一、比较文学本科课程教学现状与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较文学正式作为一门课程进入我国高等教育的课堂。纵观现今比较文学的本科课程,无论是教学目标还是教学内容,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正如陈惇所言:“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各校开设的课程也与以往不同。除了讲比较文学原理的课程之外,还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文学类型的比较研究、文学思潮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中外文学关系史、跨学科研究等,确实比以前丰富多了。”[1]造成比较文学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多样化发展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各学校在具体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教学大纲等的制定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权。这种多样化又是沿着三个方向在演变:一个方向是继续讲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第二个方向是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一个方面的拓展和深化,如中外文学关系史、比较诗学、跨学科研究等,它们本来属于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现在把它们单独分离出来,自成一个专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三个方向是把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或者说是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去研究另一种学科的某个专题。[1]而对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教学内容,学界有多种看法。有学者认为“高校中文系或外文系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最好形态,是将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史的内容,与现有的比较文学相关理论探讨与方法讲解结合起来,以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为主的种种现象方面的内容来充实现有的比较文学教材与课堂,让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加多样化、综合化、‘文学史化’”。[2]还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本科课程要轻概论,而重在讲具体案例”[3]。持后一种看法的不只一位学者。有学者因为在本科阶段进行的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学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学生在学完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后,仍然不清楚什么是比较文学,学习本学科有什么用,比较文学的论文应该怎么写”,所以主张比较文学“课堂教学的内容重点就不再是对纯学科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在于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学习,包括比较文学的基本类型和研究方法,文学范围内比较研究的领域,以及每一种研究方法应该怎样去操作等”[4]。针对上述教学目标演变的三个方向课程安排各有特点与优势,但都有不足。全面讲授学科原理的课程易失于枯燥晦涩,专题研究的如中外文化史、比较诗学等课程虽长于专精,但有失广博与系统,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课程如“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主义”“鲁迅与中外文化”“俄国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西戏剧比较”等课程针对性强,但也因为专精,容易失却比较文学的学科特色。
二、比较文学教学建议
(一)坚持理论与实例教学并进
在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之下,既要讲授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又要有研究方法、研究实例的介绍。学科的基本理论介绍既是必要的又是重要的。经过一学期的学习,作为初学者,学生能掌握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历史、学科特征、学科研究范畴等具有完整性和体系性的知识。另一方面,从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来看,如果将学贯中西从事高级研究的人才培养作为比较文学本科教学的培养目标并不现实,因通过大学四年级一个学期几十个课时的教学就能让学生一跃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专家未免不切实际,而几十个课时的教学让学生对比较文学有大致的了解,形成初步的比较文学研究意识和较为开阔的比较视野则是有可能实现的。有学者主张“比较文学课的主要内容则大致可分为三大块:一是比较文学的概念原理和规律;二是比较文学的历史,包括中外比较文学的发展史和目前的研究动态;三是比较文学的研究策略和方法。这三块内容中,第一块和第二块是较固定的内容,更多的属学理知识,同时也因比较文学历史较短而容量较小。第三块既是学理性的,又具有操作实践意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内容的选择往往受到教师科研方向和成果以及课时长短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5]。笔者对此分类非常赞同。实际上,这三块内容较好地将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结合在了一起,一并考虑了本科课程设置的规范性与高校教师授课的个性化特点,既有相关的概念原理、学科发展历史的介绍,又有研究方法与研究实例的诠释,精专与文博兼而有之。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因为课时有限,内容安排过多并不合适,以上三块内容还是应该择其重点,合理分配比例。简之,教学对象、教学目标的不同决定了教学内容的不同。在设计与选择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课程教学内容时,一定要将其与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内容进行区分,本科阶段主要是为了普及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知识,自然应当侧重前两块内容,而研究生阶段则重在提高学术水平,可以进行一些专题性的介绍。
(二)坚持课堂讲授与讨论结合
要想真正有效地完成比较文学的本科课程教学,在教学方法上应坚持讲授与讨论相结合。因为教学方法一定程度上由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来决定。比较文学本科课程坚持理论与实践兼备的教学内容决定了教学方法中需同时采用讲授与讨论两种方法。对于那些理论性强的名词术语、概念、学派观点应由教师进行细致分析与解释,但是也不能任由教师一言堂、满堂灌,教师应适时地举些例证或者提出问题启发学生进行思考,让学生运用所学的方法尝试着进行分析,以期养成研究的习惯与思维方式。为了取得更好的讨论效果,最好由教师提前布置好题目让学生准备,真正做到言之有物、论之有效。比如在比较文学中关于“形象学研究”讲授时,笔者发现同学们往往对“他者形象”特别是隐藏在“他者形象”背后的“自我形象”等概念理解有难度,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形象学的研究内容和对象,在老师对相关概念进行讲授之后,以讨论的形式,组织学生们亲自阅读具有“他者形象”的代表性作品,并在课堂中分析讨论“作者是如何塑造异国异族形象”“塑造异国异族形象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让学生们在讨论中体会和理解“形象学”的相关理论知识,让学生在实践中验证理论,在理论中培养实践能力。
(三)充分体现比较文学专业特点,做好跨界融合
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例如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换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6]。因此,比较文学具有跨文化、跨学科的特点,所以,在进行本科课程教学时必须坚持其“跨”的特点,要跨越单一的文化背景和学科背景,达到真正的跨界融合。所谓跨界融合的第一层意思是跨对象之界的融合,即既要做好文学内容的比较研究与讲授,又要做好文化现象的比较研究与讲授。当然,文学作为学科的出发点,其内容所占比例应相对高于文化现象的讲授比例。在文学类关于中西方诗歌异同的研究与讲授中,除了要对诗歌这一文体在中西方的差异进行分析外,更重要的还需要引导学生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思考分析导致中西方诗歌差异的原因。跨界融合的第二层意思是跨学科之界的融合。即既要与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区别,又要及时吸收这些学科的新理论、新观念和新成果。一般来说,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晚于中国文化概论、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等课程,此时的学生已有了较为系统的中国文学史知识和外国文学史知识,这样在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时教师既不是炒冷饭,重复介绍,又可以充分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比较研究。跨界融合的第三层意思是跨地域之界的融合。即做好中国与外国的比较。中国的比较文学无论在研究还是教学方面都应该立足于本民族,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出发进行中外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中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也只有在对别国文学、文化的观照中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本国的文学与文化。这一点正如学者严绍璗所说:“一旦把这种跨文化的立场变成自己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基础,我发觉自己对从前拥有的关于中国文学和东亚文学的各种知识产生了不少躁动不安的情绪,即时常怀疑自己已经获得的知识的真实性价值。”[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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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梅启波.中国比较文学课程与教学的困境与对策[J].语文知识,2010(3):62.
[4]袁盛财.关于普通高校比较文学教学的几点思考[J].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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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
[7]严绍璗.确立关于“东亚文学”历史的更加真实的观念———我的关于“比较文学研究”课题的思考和追求[J].中国比较文学,2006(2):3.
摘要:目前,在很多高校中都设置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一专业,然而,国内很多学者对这一专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其利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本文则主要针对这一名称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高校;专业名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一、前言
教育部于1998年大规模地调整了二级学科,其中,《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两个二级学科进行了合并,即《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置于现在中国语言文学的一级学科下。在该课程名称诞生伊始,国内的学者就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观点。例如,谢振天指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学科,强行把它们合并在一起,对学科发展产生了很大阻碍。一方面,导致认识论的混乱,很多师生没有正确认识到这一学科的实质,从而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同等对待,认为两者的教学研究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教学研究过程中也造成了混乱,在很多师生眼中,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相同的,理所当然地把外国文学的相关教学、论著看做是比较文学的教研成果。再如,孟华指出,把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捆绑起来进行学科设置,对于比较文学的长期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二、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
从本质上来看,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并不是一个学科体系的范畴,而教育行政部门在全国教育系统中把这两个学科强制地合并成为一个学科,并没有经过学术意识的公众论证。然而,在我国的综合性大学中,尤其是师范类院校,基本上原来的“外国文学”课程均变为了现在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那些“外国文学”的教师也随之成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教学者和研究者。
1、比较文学的内涵
从某种角度来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的设置是混乱的,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定位就是“非学术性”的,另一方面,一些教学研究者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没有形成正确科学的“比较思维”。事实上,在人文学术史上,“比较文学”和其他各个“文学”存在很大的差别。例如,“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在命名是都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其涵义就是在存在于特定地域中的一种“文学”。但是,“比较文学”作为一个逻辑体系,它是专门用来解析及阐述以上各“文学”的,它不是“文学存在”,而是“学术存在”。
2、世界文学的内涵
可以说,“世界文学”也是以地域为基础认定的一种“文学”,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属性:一方面,从古至今,思想家们对未来的人类社会做出的无数的构想,例如,“天下大同”、“桃花源”、“万国共和”和“共产主义”。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人们期望在人类的生活中能够实现语言上的相同,从而出现了“世界语”,与此同时,人们还期望人类可以在精神形态实现融合,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学”。但是,“世界语”的流布失败了,而“世界文学”也尚未形成一定的模本,因此,可以说,“世界文学”是先哲们的一个“梦”。另一方面,从本质上来看,真正的“世界文学”尚未形成,而高校学科中的“世界文学”指的是世界各国的“文学”,其仍然是在世界各地存在着。无论是高校,还是学者,都没有展示出“世界文学”的样本,这是因为“世界文学”属于世界,其超过了“国别”。严格来说,“世界文学”就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文学的一种“集合体”。在学术意识的层面来说,“世界文学”也就是“国别文学”,或者“外国文学”,是相对于“中国文学”而言的。例如,《世界文学》这本杂志是国内著名的研究“外国文学”的刊物。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文学”早已形成了定论,且学界也达成了基本共识。
3、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
正如前文所述,“世界文学”就是先哲们对于人类未来社会的一种幻想,一个“梦”,尚不存在任何模板。因此,以一个不具体的“梦”来当做我国高校中一门学科,并不合理。此外,现行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其实质就是“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专业”。但是,“外国文学”作为一个总量代词,其需要进行还原,成为具体的“国别文学”,如“美国文学”。因此,“世界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地域文学”,这样一来,使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所具有的“非学术性”特征更加凸显。综合以上分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这一学科名称的设定是不科学的、不合理的,需要进行改进和完善。
三、结论
总而言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这一学科的名称存在很大学术问题。但是,需要指出的人,在人文学术界,包容性地阐述某一学科概念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要想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就更难了。因此,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寻求学科的基本学术内涵,尊重并遵循其基本特征,从而有效保护这一学术的严肃性与价值。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这一学科的名称,也应该形成基本的公式,以促进其健康长期的发展,不断提升学术本身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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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研究因其研究对象是文学文本或文学现象,这就需要立足于文学现象或事实的文学性,不能脱离语言艺术层面或诗学,把审美现象替代为历史、哲学、宗教等。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比较文学硕士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比较文学在它的成长之路上经历了全面向西方学习、对外开放,关注比较文学自身文学性问题,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实践探索历程。但回归并不是一种倒退,反而体现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断成熟与发展的良好趋势。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诸多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着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关键词:比较文学;对外开放;文学性;回归东方
时至今日,比较文学之跨界色彩鲜明,包容范围之深之广有目共睹。在其开放性和国际性不断滋养下的民族交流之树日益繁茂,但学科发展中也存在着学科边界日益泛化,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创新思维固化以及因缺乏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立足点而成为西方理论阐释的注脚等问题,这使得比较文学经历了一次深刻而严重的危机。对此,比较文学走向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提出了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自觉的命题。叶舒宪也在其论文《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中谈及“比较文学学者研究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因而呈现出一种‘自西向东’方向性的改变,‘东方转向’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说具有其双重颠覆性,它既颠覆着西方沙文主义的知识现状,又质疑其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和思维方式,进而引发人们对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资源的探寻热潮,以及对其文化价值的重估”[1]。由此可见,针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现状,学界基本上采取从东方文化与文学自身内部寻求未来发展的途径,这种“向内转”的趋势已然成为一种潮流,逆向与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比较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等潮流沟通交流,双向疏通比较文学国际性之河。本文旨在归纳梳理转向时期的重要文献,勾画出一条近些年来比较文学转向路线。
一
中国比较文学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走出去”的战略方针。此时探讨重点还集中在学科建设是否具有合理性、学科的本体论究竟为何、比较文学的名与实等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上。同时,一些民族主义者抛出“不忘国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等尖锐命题来挑战比较文学界因年幼而暂时的无所适从。中国学派所应对的方式就是在保持传统文化特质的同时,吸纳法国影响研究学派和美国平行研究学派的学科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同时,自创阐发法研究,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学,从而推动中国文学国际化进程。正如曹顺庆所展望的那样:“在构建文化软实力上,他国化也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当前,如果要想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就必须对软实力的两翼———‘拿来’和‘送去’的他国化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探讨文化发展与创新的规律,分析既能增强我们的文化资源基础,又能提高我们的文化影响力的文化传播规律。”[2]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学者的确具备开放性的眼光,在研究过程之中立足比较文学这一根本特性,可以说没有开放性,比较文学自身难以为继,开放性是比较文学的动力之源。有三位学界权威无疑促进了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对外开放性。一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带头人乐黛云先生,她提出在当前文化转型时期比较文学研究应当更加关注“新的人文精神”,即以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思想为基,大力促进世界异质文化相互交流,多元共生。二是王宁教授,他在《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一书中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国际一体化的当下,人文学者应当充分顺承这一浪潮,推动中国文化与文学走向国际化。三是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孟昭毅教授,他在论文中谈及从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来分析,人们企图以强调不同族群艺术表达的多样性,来改变民族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连接,又以消解民族性的反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得异常强大。因此,新的族群离散与族群融合也形成了一种冲击民族的力量[3]。
他认为,一个民族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应具有相同的语言文字,独特的文化传统,积淀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情结以及审美准则。而文化全球化恰恰在极力冲刷这一切,它让人们通过各种交流媒介了解他者文化,效仿他者文化,并在此过程中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但是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主流的文化强者的偏好以及审美准则往往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冲击文化弱者的头脑,因而造成其学术心态的失衡,在一味学习中忘记了自己研究的立足点。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正是它敲响了比较文学开放性的警钟,学界应该反思对外开放“度”的问题,以及自身研究“质”的问题。在文化交流的进程之中,在强势的“他者”眼中,中国比较文学为欧洲中心主义所轻视,所扭曲,安门立户的阐发法不过被其当做一种注脚而非一门学派来对待。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应正视其所存在的问题,一是阐发法既然过度依赖于对文学文本进行生搬硬套的理论分析,因此很容易成为西方先进理论的注脚,同时也局限了学界研究方法的创新。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应当从关注自身的“文学性”转向关注比较文学跨文化的特性,即文化转向。叶舒宪认为,由于比较文学具有跨语言、跨学科的重要特性,所以它能较早地接受来自外界的形形色色的理论信息,领先于一般的学科研究,较早地把握学科探索变异的节奏与趋势[4]。刘贵珍在评论王宁新著《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时介绍了王宁本人对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关系的看法。王宁认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并非单纯是对抗性的关系,其间也能达成通力合作。他们认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不是对立性的,而能构成一种张力,互相推动双方的发展。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关注“文学性”,关注“经典”的做法有失恰当。因为当某些作品一旦被认为是“经典”,其中的某些杰出表达就具有了“文学性”。
而这种认定不过是特定审美情趣在读者的脑海中固化,它的背后竖立着某种具有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之墙。人们呼吁“回归文学性”,“回归文学性经典”,他们实际上是希望能退回到这面墙体之后保护自己。但是文化研究则恰恰相反,它恰恰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试图从整体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其形成过程。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必然是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上,而不是一个文学人的眼光看待此问题。二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泛化问题值得关注,并且有待改善。比较文学在其文化转向阶段虽然日胜一日,但渐渐脱离开了它的文学本质,从而使比较文学学科模糊泛化,边界不明。比较文学虽然具有包容性的特点,但又不是无所不包,否则就不能作为一个正统学科来界定它的内涵与外延。因此,孟昭毅教授在极为认真地反思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之后,提出比较文学学者应当关注对文学文本的细读。他认为,比较文学归根结底还是关于文学的研究,无论它包含的范围有多广,文本研究还是其最终的根基。离开文学的特性来谈比较文学研究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这种现象的出现值得当代学界去反思。此外,还有一些文章也关涉到这一问题,如王志耕提出:“比较文学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学科边界的泛化,其出路在于找到与文化研究分而治之的可能性。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其实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具有明显差别。
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文化系统中文化诸要素与艺术文本的隶属关系,比较文学则是文化系统中艺术文本的并置结构关系;文化研究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非文学因素与文学的各种隐喻关系,是一种纵向研究;比较文学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不同文学因素之间的各种转喻关系,是一种横向研究。基于此,比较文学应当放弃跨科际研究的属性,通过退守的形式维护其学科的完整性。”[5]这篇文章更为系统地分析了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在对象、范围、研究重点等方面的差异性,比较文学应当更加关注对文学要素的研究。笔者认为如此的倡导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退守”是否就真正把握了比较文学的脉搏?无论是走出去也好,退回来也罢,比较文学自身的特性决定着它发展变化的轨迹,学界需要认真体会它的“度”到底在哪里。因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属于新兴学科,它还像个未发育成熟的孩子,自身的特征并未充分表现出来。
二
至于退守到何种程度,学界见仁见智。但较为权威的观点认为,回归后的“文学性”有了某种升级的意味,它不仅涵盖历史与传统,而且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富有人文关怀。不仅注重文本中呈现的“个体”的生存境遇,更加关注其“人类学”走向。叶舒宪在《“世界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中表示,原来人们关注“文学性是什么?”,现在则思考“族群的种类与各自的文学性”,还有“到底哪一种文学性具有普适性?欧洲中心主义标榜的文学标准是否能一直延续下去?”答案不言自明,因为欧洲中心论已经阻碍了比较文学健康平衡的发展,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内部的多样性构成,理所当然成为未来研究关注的焦点。这不仅仅为中国学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还成为国外研究者转换新视角的巨大宝库。
于连的《对比较的重新思考》中谈及不应将“远东”视为一种欧洲理性的神话式反面,要研究这样的反面还要关注自身内部。这与叶舒宪提到的比较文学研究东方转向不谋而合。可见比较文学的转向趋势已经为中外学者所觉察。其实,当人们去关注比较文学“文学性”这一要素时,自然而然的会界定出“文学性”的范围。它的根基是文本,但是不止文本研究那样简单。它研究文学内部要素的问题,也关注文学研究的安身立命,发展趋势,独立地位等重大课题。简单讲就是比较文学是研究自身存在以及其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关注“文学性”问题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东方转向的问题”。叶舒宪认为,西方世界虽然依靠强大的科技力量走上了繁荣之路,但是工业革命的成功却扭曲、异化了现代西方人的灵魂,很多人都经历了重大的精神危机,但是他们却不能依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治疗,因此,东方文化便成为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毒剂。20世纪西方哲学也同样在质疑自身传统的形而上学观。他们主张承继并发扬舒本华、尼采的悲剧意识,进而探寻东方智慧的神秘乐园,在伊甸之中寻找精神慰藉,开掘苦难之源。
这可以看做是比较文学实现其“东方转向”的外在条件。此外,叶舒宪在《再论20世纪西方思想“东方转向”》中,分别从哲学、经济学、生态伦理学、心理学、女性主义等方面论证了东方转向与中国密不可分。上述几种思潮已为中国学者广泛借鉴并加以运用,几乎研究任何一个稍有名气的文人学者,抑或诗人理论家,都要从这几种思潮择取一二加以分析,成为注脚解读的典型现象。但是这些典型的西方思想在经历了历史的冲蚀之后,也开始转向东方,关注东方,因为东方的特质是如此的明显,蔓延范围是如此的深广,存在数量是如此的巨大,它不可能因为距离的遥远而被永远忽视。比较文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它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全面学习西方、对外开放———回归文学性———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历程,这种回归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形式上的倒退,反而体现出它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着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这条回辙型的流动轨迹,体现出中国比较学界在学科体系中,在如此曲折的探索中不断地自我完善与自我更新,它仿佛一条长河一样沟通南北,跨越东西,将比较文学流动成一种国际性的学科。在交流之中不断重视自身的特性,不断丰富发展,精益求精。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广大学者能够真正做到求同存异,海纳百川,探索钻研,共同促进比较文学之大兴盛、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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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志耕.比较文学:在退守中得到生机[J].中国比较文学,2006(1).
[摘要]自比较文学这门课程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开设以来,由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自身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特点,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建构主义理念下,立足于教学对象的实际特点,以蒙古文学为基点,不断增强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努力培养比较研究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而营造开放的课堂,是今后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建构主义;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对象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着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宏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1]14。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
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置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创建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1]12,“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1]12。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宏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创建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络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频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系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
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找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置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
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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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语境下,比较文学学科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具有人文精神的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因为比较文学学科具有宏大的学术视野和广泛的学科内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比较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比较文学的发展为中学贯彻比较文学教学理念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学语文教师需要在教学活动中自觉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引导学生具备“世界性眼光”和“世界主人”的意识和胸怀。这样的结合将会为培养初具国际化视野的人才提供帮助。
关键词:比较文学;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世界性眼光
比较文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学科,它适应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体现了用包容性眼光看待世界的学科方式,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它宣扬的“世界性眼光和胸怀”以及注重跨界的研究方法,不仅体现了宽广的学科视野,更显示了面向未来的人文素养。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它已步入高校课堂,成为中文专业学生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参考陈惇老师的研究资料:1990年,它正式进入研究生培养学科目录。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其联合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把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合并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归属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1998年,教育部高教司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列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要课程”之一,同时还把比较文学列入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课程”。高教司在对师范院校中文系必修课设置的意见中还取消了过去多年开设的外国文学,而代之以比较文学,而在对综合性大学中文系课程设置的意见中,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分别开设的两门课。1998年之后,比较文学开始被列为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1]。从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首先,它已经是师范性和综合性大学中文系专、本科阶段的必修课程之一,而高校中文系毕业生是中学语文教师的主要来源。其次,比较文学也成为中小学语文教师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这就使得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衔接变得顺理成章。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中学语文教师在职培训的蓬勃开展,如教育部组织开设的各种中学语文教师“国培”、“省培”计划,以及在职教育硕士研究生逐年扩大招生数量,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可行性和现实性也在大大增加。最后,随着近年来就业形势的变化,高校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方向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以进入高校为主,不少人都选择进入中学当语文教师,而比较文学专业硕士毕业生进入中学当语文教师尤为突出,这使得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之间存在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从学科发展角度而言,比较文学已经进入了中学,具有指导中学教学实践活动的现实性,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连接途径也变得更加迫切。
一、比较文学理念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
国内比较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的引进、介绍到后来的改造、纵深,并在国外比较文学普遍走向危机的情况下,成功接过了学科大旗。在相关学者努力下,中国比较文学越来越走向成熟。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并举,成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两大支柱。跨学科研究和阐发研究也成为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由此,逐步形成了以“跨文明、跨文化”为标志的中国比较文学学派。尽管关于“学派说”尚存争议,但它起码表明了中国比较文学界已经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显示了较强的学科主体性。在众多国内研究者对比较文学的认识中,典型的定义是: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2]。这一定义中的方法论、“世界性眼光”、“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反映了比较文学强化跨界研究的学科意识以及面向世界的学科视野。近年来,比较文学界又提出“新人文精神”,倡导比较文学与人文精神之间的衔接,把比较文学理念往更高层次推进,显示了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旺盛势头和新鲜的学术活力,以及与当前世界文化格局变迁息息相关的学科敏感性。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是以中学生为授课对象传授汉语基本知识的教学、学习活动,它的目标除了让学生具备基本的阅读、写作能力外,更侧重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根据中学语文新课标的相关规定,语文教学不仅要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形成人文精神,培养健全人格,培养学生对人以及生命的尊重。这与比较文学提倡的文化平等、跨文化对话、兼容并包、“和而不同”、尊重自然和生命的“新人文精神”颇有相通之处。从倡导理念而言,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学科视野对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活动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早在20世纪20年代,法国就在中学开设了比较文学课。首次运用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是法国中学教师诺埃尔和拉普拉斯。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自成立(1995年)起也一直致力于该课题研究,他们曾计划出版一套丛书《比较文学与人文素质教育》,其中的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的参考教材《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外名篇》由黄燕尤、葛桂录、赵峻、张晋军四位专家级学者完成。
山东省教育部门于2001年曾召开过全国性的中学比较文学研讨会议。山东寿光一中近年来与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联系密切,积极参与比较文学的学术活动,为中学开设比较文学课程进行准备。西北师范大学李晓卫教授曾支持完成了甘肃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的题目是“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关系研究”。在论文方面,近年来由高校教师、中学语文教师完成的相关科研论文大概有16篇,这些论文分为两个方向:一为理论探讨,如《比较文学在语文教学中的介入思路与意义》《运用比较文学拓展语文课堂》《比较文学基本理念与中学语文教育改革:邹建军访谈录》《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比较文学观念与中学语文教学》等;二为教学实践探讨,如胡亚渝的《中学语文比较文学导读》系列。后者为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提供了具体的可行性范例,对中学语文教师备课有借鉴意义。就目前成果来看,研究者已注意到比较文学对中学语文的重要性。其中,高校研究者更多关注理论建设,侧重探讨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在学理层面上的衔接;一线中学语文教师则从实践出发,探讨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课堂的可能性。但现在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为相关研究过于强调比较文学学科的严谨性,限制了它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大部分研究者都把比较文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使用限定在对外国文学课文的解读上。在现有的课文解析中,影响研究的阅读方法占据主要篇幅,而采用平行研究解读的较少。但比较文学真的就不适用于那些与外国文学没有关联的中国文学作品吗?平行研究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真的就没有市场吗?笔者看来,影响研究固然能够体现学科的严谨性,保证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捍卫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尊严,但平行研究可能更适合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毕竟与外国文学课文相比,中国文学作品构成了中学语文课文的主要来源。这些课文,特别是古代文学作品多与外国文学没有太多关联,因而进行影响研究是不现实的。如果采用平行研究方法,可能更具实效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平行研究,比较文学可以更全面地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研究者的担心可能在于害怕在解读的过程中出现“x+y”式的比附,从而歪曲了比较文学的原意。但是,其一,中学语文教学的核心是使学生掌握知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这是重中之重,而非严格遵守比较文学定义,即使应该遵守比较文学定义,也应该是不同于高校的专业研究。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比较文学理解应该适当放松严谨性,代之以灵活性、开放性,以增强学生学习兴趣为目的。其二,即使平行研究变成了“x+y”的比附,它也有可能为语文教学带来新的视角,增添学生学习的趣味性,锻炼学生的发散思维和自由联想能力。众所周知,很多具有相似性的文学现象并没有继续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对比较文学研究而言,这种文学现象只能算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劣质材料。但就中学生的阅读范围而言,这种简单随意比附却可能为教学增添趣味,使得学生以相似性为基础进行发散性思维训练成为可能。尽管比来比去,可能根本找不到立足点,但在这种“乱联系”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的记忆链,却可以使学生更为牢固地掌握语文知识。尽管这可能偏离了比较文学原意,但它对提高学生语文学习兴趣,锻炼学生思维能力显然很有帮助。因而,就观念上讲,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应该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应强化影响研究的重要性,教师在解读课文时尽可能采用影响研究,使学生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要强化平行研究的使用,保证所有中学语文课文都能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这就要求比较文学研究者以更为务实的态度面对中学语文以及中学生的知识层次和水平。
二、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结合的实施策略
(一)中学语文教学活动的要素和教师的学历构成特点
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活动的主体因素是语文教师、学生、家长等,其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毫无疑问应该是学生。但在具体教学实践活动中,学生的中心地位往往会被教师取代。对中学生而言,他们的自学能力尚在培养过程之中,因而,这种取代是无可厚非的。在以往研究中,论者往往忽略语文教师对中学生引入比较文学教学的重要性,而侧重教材的编写和教改方式,实际上相比于其他客体因素,占有主导性的教师才是最需要特别注意的。因而,研究比较文学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主要考察的对象应该是教师与学生。具体来说,中学语文教师所能做的就是如何把比较文学理念和方法贯彻到备课、授课、课外辅导等教学实践之中;对学生的要求则是,要学会用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维去分析具体文本,由此锻炼自己的发散性思维和国际性视野,形成宽阔的视域。前面已经提到,就近年来中学语文教师的学历构成而言,一个突出现象是大批中文专业(包括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选择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岗位,这种情况使得高校的专业知识得以更好地反馈中学语文课堂,二者形成良性互动。但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材里涉及外国文学的课文较少,中学语文想当然地就与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专业)联系在了一起,至于与比较文学的链接则形成了观念上的想当然,即研究者和中学语文教师想当然地把它归之于外国文学,想当然地以中国文学为本位来排斥它。一般而言,中文系学生如果立志进入中学当教师,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专业必然是其首选的专业课程。这其实是对比较文学的误解。比较文学的最终立足点依然是中国文学,它的跨出去和比较视野的中心离不开中国文学和文化本身,它强调的是在多维度、多视角前提下对本国文学的重新审视,这种审视会大大丰富和扩大中国文学的内涵以及世界文学的意义。比较文学大都开设在中文系课程里,它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这本身就表明它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中学语文教师要想厘清对比较文学的认识,就不能受这些观念的影响。这是把比较文学应用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前提条件。
(二)实施策略
如何把比较文学引入教学实践呢?就中学语文教学活动而言,语文教师的主要教学活动包括备课、讲课、课外指导、批改作业等。首先,备课要充分。前面已经提到,如果课文选自外国文学作品,那么比较文学的应用就变得顺理成章。教师备课的时候,除了介绍作者之外,更要强化学生对译者的重视,并由此可以引导学生了解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不能深入展开,但教师势必要让学生明白语言转换中的文化差异,使学生明白文化语境不同,语言表达就会不同。长期以来,中学语文课本里的外国文学选读课文都直接被当成外国文学作品来讲,这是有问题的。除了翻译问题,同样要讲的还有译文在中国的理解和接受等问题。如果课文来自中国文学作品,并与外国文学有直接关联,那么就可以延续影响研究的思路,寻找课文的外国文学渊源以及产生的中国式变化。如果课文与外国文学没有太多关系,那么教师就需要用平行研究方法,扩展学生的思考宽度。比如教师可以用主题学方法,引导学生了解同一文学主题在不同文化里的表达方式和效果。教师还可以采用类型学方法,探讨不同文类在不同民族文学里的表达。在备课过程中,教师的思路要明确,即对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要足够清晰,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同时,教师要善于利用相关资料,扩展备课内容的内涵和外延,提升备课质量。这就涉及了相关教学参考资料的使用。前述的《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外名篇》以及用比较文学方法对相关中学语文课文的解读论文,都可以直接为教师所用,这就能大大节省教师们查找资料的时间。这也为高校研究者和中学语文教师们提出了一个具体而明确的要求,那就是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要针对中学语文课文形成配套的研究成果,以方便其他教师的备课和组织教学活动。其次,教师在讲课过程中要善于借助多种工具和手段把比较文学方法造成的理解困难以相对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这里可以采用幻灯片和视频资料等方式,教师充分利用图片等资料,向学生展示异域文化特色,使他们能够形象地理解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学差异。一方面,教师要向学生介绍涉及的国家、民族的文化特点以及文学特色,使之能够明白外国文学创作的文化背景因素。学生可以以此作为参照,理解和提升对本民族文学、语言的认识。另一方面,教师要适当向学生讲解比较文学的基本知识,这也是语文教师的任务之一。但当前流行的比较文学教材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理论化造成的枯燥化。因而在向学生讲解比较文学基础知识时,教师应结合具体文学现象,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从基本概念和方法入手,求粗不求精,先使学生形成大致理解轮廓。
比如可以先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入手,用最通俗的语言讲明白何谓影响,何谓平行,即使这种简单化会使学生产生误解也在所不惜。然后再逐步推进,讲解翻译研究、阐发研究等。只让学生理解,不求学生记忆。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可要求学生胸怀要宽、心中有世界,眼界要广、眼中有他国。尽管这样的要求有点高,但应该让学生形成这样的初步意识。在具体讲解时,教师要善于联想和引申,善于引入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作为参照物。这个具体操作取决于教师自身的比较文学素养,因而,老师的比较文学素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再次,教师在课外辅导过程中要引导学生阅读比较文学相关书籍,以每次解决一个问题的方式进行最为合适。比如,利用一周时间推荐学生阅读关于影响研究的理论和相关论文,还可以让学生阅读关于世界文化的书籍,使学生明白文化的多元性。另外,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世界文学名著时,可以用推荐的方式减少阅读数量,选取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推荐给学生,让学生起码知道西方文学、东方文学的精品之作。教师要鼓励学生学会利用网络等工具来寻找答案,培养学生寻找答案的自学能力。最后,学生除了积极配合教师的教学活动之外,要形成“世界主人”的意识。21世纪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地球村观念已经形成。对中国的中学生而言,他们不仅是未来中国的主人,更会是未来世界的主人。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这也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直接决定了以后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如果从这一时期开始,他们心中就有这样的意识,那么以后他的人生之路就会更宽。比较文学方法论和价值论的核心就是“世界性眼光”,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培养的核心也应该是这种意识,要把具备世界性眼光和“世界主人”意识当成比较文学教学的最终指向。除了学习、阅读之外,有条件的话学生可以通过出国旅游、考察或者交换学习,在视野和境界上拓展自我的世界性眼光,努力使自己成长为国际化的中学生。这当然过于理想化了,但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把比较文学的教学效果真正落到实处。
到此可以归纳一下。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活动的策略,主要方面就是教师。提高教师的比较文学素养,这是核心环节。另一个方面是学生,促进学生具备初步的世界性眼光和意识,这是落脚点。为达到这样的要求,可以从以下具体方式着手:(1)教师培训。中学应有针对性地组织语文教师进行比较文学的培训。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培训政策,组织了相关项目,现在需要的是相关培训院校强化比较文学的教学内容,这是强化中学语文教师理解和接受比较文学的重要途径。在培训过程中,相关研究者应该结合一线教师的实际情况,探讨“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的具体理念和实践方式。(2)授课环节。在备课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在讲课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选择国外文学、文化作为参照物。(3)课外阅读。阅读有益于学生初步接受比较文学基本理念和方法,并拓展其文化视野和文学的民族空间。
三、结语
比较文学引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之中,势必会为素质教育提供新的视角,为中学语文教学带来全新的理解视域。它将会促使学生形成国际性视野,以包容心态面对文化差异,以更广阔视角和方式看待世界。对比较文学本身而言,长期以来它一直纠缠于繁琐的理论讨论上,空谈学科人文关怀和价值,缺乏具体现实指向性,而该问题的研究势必对比较文学提升学科品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随着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活动的结合与应用的逐步深入,培养初具国际化素养和世界性眼光的中学生将不再是一种空谈,中学语文教学改革也必将会有崭新的气象。
参考文献:
[1]陈惇.比较文学教学的回顾与思考:为纪念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20周年而作[J].中国比较文学,2005(4):14-15.
[2]曹顺庆.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J].中国比较文学,2003(1):81.
摘要:毛姆的许多作品里都刻画了民国时期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毛姆虽然游历过中国,并且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观察中国,但是由于文化的“异质”性,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其实已经是发生“变异”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存在着许多的误读和想象。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角度,将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差异性”。
关键词:毛姆;民国时期;小说;中国人;变异学
一、引言
毛姆是20世纪英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他一生著作颇丰,无论是小说、剧本、随笔、游记还是回忆录,都广受好评。毛姆一生爱好旅行,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毛姆于1920年前往中国游历,并把能激起他兴致的人和地方都一一记录了下来。而这50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就形成了游记《在中国屏风上》(OnaChineseScreen,1922),在其中毛姆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优美犀利的文笔,描述了他在中国游历时见到的古老而神秘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另外,涉及到中国或是以中国为背景的还有作品《面纱》、《刀锋》以及《苏伊士以东》。毛姆用文字为英国读者描绘了一幅幅光怪陆离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对于毛姆笔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积极的研究。普遍的研究观点认为“毛姆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还停留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停留在中国的汉唐时期……在毛姆的心目中,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观点充斥其心中……更多表现的是傲慢与偏见、鄙夷和不屑”。[1]还有一些学者用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来解读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因此难免在批判中偏向了民族情绪的发泄和自我辩护,而失去了客观公正的立场。本文将基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范畴,从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文化误读的角度来对毛姆笔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期能获得一些新的成果。
二、比较文学的变异学问题
变异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在于同源中的变异性,同源的文学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传播与交流中,在语言翻译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文本层面、文化层面产生了文化过滤、误读与‘创造性叛逆’,产生了形象的变异与接受的变异,甚至发生‘他国化’式的蜕变,这些都是变异学关注的要点,在这里,变异性成为可比性的核心内容。”[2]31“而文化过滤带来一个更为明显的文学变异现象就是文学的误读,即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圈时产生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文学误读”。[3]50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形象“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3]25巴柔也清楚地阐释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他认为“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不是现实简单的复制物,它是按照注视者的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而重构、重写的,这些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式都先存于形象。”[4]这种形象既然是一个“社会集体的想象物”,是按照注视者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重构的,那么发生变异就成为必然了。在创造性想象和变异理论的视角下,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这一“他者形象”,“不是再现而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生产或制作这一偏离了客观存在的他者形象的过程,也就是制作方法或注视方完全以自我的文化观念模式对他者的历史文化现实进行变异的过程。”[2]123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他者(Other)的概念,最初来源于一种存在论上的逻辑辨识,而后转隐为一种更深的神学指认和伦理学。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并不仅仅指涉人物形象,他存在于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游记、回忆录等各种文字材料中,像异国形象、异国地理环境、异国人等,这都可以纳入比较文学形象学“他者”研究的范畴。[2]127因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在异质文化相遇时,“毛姆对中国的关照,用的是两种眼睛:一是‘感官的眼睛’;一是‘心灵的眼睛’。前者代表的是真实而客观的逻辑,后者反映的是联想与主观的法则。”[5]因此,虽然毛姆极力用“感官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但是毛姆在书写时,势必受到“心灵的眼睛”的影响,毛姆笔下的中国与中国人形象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异,甚至误读。
三、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1.中国人的形象变化
小说《人生的枷锁》创作于1915年,毛姆还未开始中国之行,此时毛姆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大多基于想象与虚构,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葛桂录先生就对此做了精彩的总结:“回顾西方人表述中国的历史,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多为赞美、倾慕的态度,18世纪中后期随着欧哲启蒙运动的高潮,西方现代性的确立,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发生了根本改变。……十九世纪中期,西方的中国形象基本成型。它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的混合存在。中国既是‘黄’的代表,一种让人鄙夷、唾弃,反证西方优越性的异己存在;又是‘祸’的代表,一种压迫、威胁西方秩序,使人恐惧的客观存在”。[6]《人生的枷锁》里的中国人宋先生的形象,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好到坏的转变过程。起初,虽然宋先生长着一副异于西方人的形象“黄黄的脸”。但是在他身边的那些西方朋友眼里,他“总是笑眯眯的,为人和善,举止优雅”。[7]94东西方文明在没有冒犯对方利益的情况下,安然相处。但是,当宋先生和法国小姐凯西莉的恋情曝光后,这群西方人震惊了,在房东太太的眼里,“要不是姓宋的,事情本不会这么糟嘛,黄皮肤、塌鼻梁、一对小小的猪眼睛,这才是使人惶恐不安的症结所在。想到那副尊容,就让人恶心。”[7]130此时,西方人就带着种族优越感来看待中国人,因为他们觉得东方人宋先生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威胁到了他们高贵的西方血统的单纯性,使他们感到困惑和心神不宁。这也就形成了宋先生形象的前后巨大反差。在这个时期,毛姆就是以“心灵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人”。在小说的结尾,宋、西二人的恋情并未以分手结束,毛姆安排了宋、西二人私奔。这说明了毛姆虽然受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他对中国人的看法也还是持保留态度,这也是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新的尝试。而在1919年底到1920年3月,在中国游历了四个月后,毛姆创作了长篇小说《面纱》和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此时,正处于一战前后时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对西方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日益显露。早年的学医生涯,使毛姆能够冷静客观地体察中国,对现实中国的书写也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在《面纱》里,毛姆就借凯蒂之口,表明了他对中国的认知态度的转变。“以前,凯蒂听到别人讲起中国人时,总是说他们腐败、肮脏,坏到难以形容的地步,现在凯蒂觉得以前听到的话得重新思考了。沃丁顿的话宛如帷幕的一角掀起了片刻,凯蒂从这儿窥探到一个色彩丰富、含义深刻的世界,这是他以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8]在《在中国屏风上》,毛姆用“感官的眼睛”描画了贪婪的老派官员、新式的学者和旧派的文人,还以浓墨重彩刻画了中国普通劳苦大众的形象。在《驮兽》里,对于中国苦力的描写“不论心跳有多快,疮疤有多么疼,也不论是大雨瓢泼还是骄阳似火,他们都在永远地走着,从早到晚,一年到头,从孩童走到垂暮。你会看到那些年老的苦力,瘦的皮包骨头,干瘪的皮肤垂了下来,他们枯瘦的脸上布满皱纹,像猿猴一样,而稀疏的头发早已斑白;他们挑着重担一路跌跌撞撞,直到走进坟墓才能休息。”[9]50再如《江中号子》里关于纤夫的描写:“那些纤夫拼尽全力,好像着魔一样,深深地弯着腰,有时气力用至极限,他们甚至四肢爬行,像荒野里的野兽。”[9]90这些文字都饱含了毛姆对中国劳苦大众吃苦耐劳精神的钦佩和深切的同情。“在中国驮负重担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啊!”[9]50“他们的劳苦让你心中觉得沉重,你充满怜悯之情却又爱莫能助。”“他们的行动全都像快马奔驰,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止步,这不是很可悲吗!他们终身承受役使却看不到自己的成功,一辈子困顿疲劳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这能不悲哀吗?”[9]50-51“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生活实在是太艰难、太残酷了,这是他们最后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中号子。”[9]91但是无论怎样,毛姆依旧是以“他者”的眼光来“注视”中国,他身上所浸润的西方文化传统对中国形象的界定,以及作为“异质文化”的中国文化,毛姆在书写中国时对有些中国文化还是产生了不正确的理解。毛姆同情中国的“苦力”,因为这些重活在西方的工业社会都是由机器或是由牲畜来完成的,毛姆自然能够理解从事这种体力活的艰辛。但是毛姆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当时中国下层民众生活的困苦。毛姆在感叹苦力劳动的艰辛时,还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他的全部衣服仅仅是一件短褂子和一条裤子,而如果这套衣服开始穿的时候还是整洁完好的,在它破了需要补的时候,他却从不考虑找块颜色相同的布料。”[9]49当时的中国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底层人民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日夜劳作,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衣不蔽体,遇到灾荒年,卖儿鬻女是常事。这样又如何还有闲钱去买相同颜色的合适的布料来给破衣服打补丁呢?毛姆只是“眼观”中国苦力的艰辛劳作,并未与之进行更进一步的言语沟通。也因为中国人民的忍耐知足而不抱怨,林语堂先生把“忍耐”归为中国人“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行”[10]39之一。并且认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10]40处于“异质”文化中的毛姆自然是无法理解中国人的“隐忍”。毛姆虽然童年失去父母的庇护,寄养在伯父家,但依旧是衣食无忧,所以他根据自己文化的接受程序,想当然地认为那些苦力穿着五颜六色补丁的衣服,或是缺乏审美的情趣。
2.鸦片的书写
鸦片是中国近现代社会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对于近代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鸦片吸食的泛滥造成了近代国民的孱弱和病态,构成了近代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亲身游历过中国的毛姆,自然在其作品里也有对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记录和书写。《面纱》里,“抽大烟,但是有节制,抽得不凶”[11]171的神秘优雅的满洲格格,甚至毛姆还借韦丁顿之口说出了鸦片的神奇作用,“有的人从鸦片里寻求这个道,有的人从上帝那里寻求道,有的人投奔了威士忌。……”[11]174在《鸦片烟馆》里,毛姆把中国的“鸦片休闲文化”刻画得淋漓尽致,“他领我进入一间干净明亮的房间,它被分成许多小的隔间,垫高的地板上面铺着干净的地毯,形成一个简便的铺位。其中一个铺位上有一位年长的绅士,头发灰白,手十分秀气;他在安静地读着报纸,长长的烟枪放在一边。另一个铺上躺着两个苦力,他们把烟枪放在中间轮流享受。他们都是年轻人,显得精神饱满;他们对我露出友好的微笑,其中一个还请我抽上一口。在第三个铺位上,四个男子正盘坐在棋盘四周下棋。不远处有个男子在逗弄一个婴儿……”[9]35毛姆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而温馨。它令我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欢的小酒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在哪里享受安逸的时光。”[9]35-36毛姆认为,他曾经在小说中读到过的关于中国人吸食大烟的情景:“……房间低矮又污浊……一个留着长辫的中国人踱着步,冷漠而阴郁,在破旧的床铺上,躺着几个大烟的受害者,精神麻木,他们中不时有人发出癫狂的胡言乱语。还有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某个可怜的家伙付不起钱以满足他的烟瘾,就向恶毒的老板再三乞求,希望能抽一口以缓解自己极度的痛苦。”[9]35简直是太离奇了。“虚构总是比事实更离奇。”[9]36中国民众吸食鸦片,在毛姆笔下变异为了一种高雅的“鸦片休闲文化”。而当时在英国国内,大部分作家都把鸦片看作是能给英国带来经济价值的贸易,把鸦片给中国人带来的危害当作是对中国人的惩罚。由于这种文化的“异质性”,也由于旅行时间的仓促,毛姆“感官的眼睛”看到的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众生相,自然也是发生了“变异”。中国当时的文人也纷纷在作品里对鸦片的危害进行了揭露和批判。1895年到1911年,中国近代小说中出现了鸦片书写的高潮。传教士傅兰雅在1895年公开举办了抨击“三弊”———鸦片、时文、缠足的新小说的竞赛。在160多篇的“时新小说”中,属于小说创作体裁的46篇都涉及到了鸦片书写,并且大都以鸦片批判作为小说的主题。在《澹轩闲话》里,作者詹万云就在序中抨击了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间尝深考其受病之源,而知国困民贫之故,实由鸦片之害遍于天下而无药以救之……”[12]格致散人《达观道人闲游记》也提到“……写来贫士凄凉,半是芙蓉有癖……”[13]小说《黑籍冤魂》的第一回就描述了鸦片吸食者的“病夫”形态:“任你是拔山举鼎的英雄,铜浇铁铸的罗汉,只要烟瘾已发,顿时骨软筋酥,连一些气力都没有。所以吃烟的,一个个扛肩缩腮,面黄肌瘦,三分像个人,七分倒像个鬼。把锦绣似的山河,都被这烟气熏得天昏地黑,日暗无光,简直成了一个烟鬼世界了!”[14]
3.中国文化的误读
毛姆的作品里除了对中国人形象的误读和鸦片书写的偏差,对于中国的文化毛姆也是“雾里看花”似的做出了自己的论断。比如,在《哲学家》这篇文章里,毛姆指出“如果儒家学说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这是因为它解释和表达了中国人的思想,而没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9]107这说明了毛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佛儒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则为工作姿态。”[10]99“佛教在中国可说控制了大部分民间的思想。”[10]86“中国近世,佛教似较道教更为发达,各地建筑之道教的‘观’倘有一所,则佛教的‘庙’当有十所,可做如是比例”。[10]105毛姆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影响,所以毛姆对于道家的“出世”思想是比较熟悉的,他也读过庄子的一些书,对道家文化还是有一定了解的。然而,毛姆对中国的佛教文化是知之甚少的,所以才会有“大殿中做出各种手势的奇奇怪怪的菩萨”[9]159的感慨。在佛教寺庙里,可以看到各尊佛像的手做出各异的姿势,这称为“结手印”,又叫“印契”。所谓手印,是指佛、菩萨空手时的手势,是其公式化的造型。连同全身凝固了的姿态以及所持物品,总称为“印相”。各种手印有其特定的含意,这是识别各尊佛像的重要依据。最常见的手印有说法印,即以拇指与中指(或食指、无名指)相捻,其余各指自然舒散。这一手印象征佛说法之意,所以称为说法印。另外常见的还有禅定印、降魔印、与愿印、施无畏印。以上五种手印,合称为释迦五印。另外,在《天坛》里毛姆也为西方读者刻画了中国的圣殿天坛,“它向着苍天而立。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一层高于一层,四道大理石阶梯,分列于东西南北四方。这象征着天坛及四个基本方位。天坛被一个大花园围绕,花园又被一道高墙环绕。冬至标志着天时的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冬至之夜,每一朝的天子都会来到这里,庄重地祭拜皇族先祖。”[9]17虽然毛姆对天坛的外观进行了详实逼真的描述,但是由于对中国礼制文化的陌生,这里就存在着典型的误读。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两朝皇帝举行祭天乞谷大典的祭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毛姆笔下的“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应该就是圜丘坛。圜丘坛是天坛的主要建筑,又叫祭天台。古代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与天时季节有着密切关系。中国皇帝又称天子,天子受命于天,故普天之下,只有天子可以祭天,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安康。所以每年冬至日,隆重的祭天大典就在圜丘坛举行。此外,旱年求雨的“常雩”、“大雩”礼及重大国事的“告祀”礼仪也在圜丘举行。天坛北部的皇干殿,原先放置皇族先祖神牌,后来牌位移至太庙。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是根据中国古代“敬天法祖”的礼制建造的。清朝皇帝除了五位皇帝十三次东巡沈阳(盛京)祭祖外,全在北京太庙祭祖。所以毛姆这里把天坛当作是皇家祭祖的地方显然是不正确的。
四、结语
毛姆极力用客观真实的笔调来描摹他亲身体察到的中国,在跨文明交流中这是值得提倡的。在比较文学变异学视野的观照下,毛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书写偏差,并非是由于其傲慢和偏见形成的,而是由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身份等因素造成,又由于其在中国游历时间不长,对于中国的诸多人物、事情都只能是走马观花。因此,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书写,也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存在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是他透过自身的文化模子进行重组变异而成,但是这种变异的看法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借助毛姆“他者”的眼光,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自己。这种“异”的对照,将有助于我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改变。此外,也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因为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最终不是“反映”中国的现实,而是“表现”西方文化本身的欲望与恐惧[15]。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对于“他者”所建构的“变异”的中国文化形象,我们也应该持宽容的态度,对于异质文化我们应该尽力去吸收和理解,这样将有利于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而且对于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构建和谐世界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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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是一门正处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国内外学界至今都很难对其做出准确的定位。不过,由于跨越性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核心属性,国内学界倾向于根据其“跨越性”特征来界定比较文学。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比较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离不开丰富的跨文化、跨语言、跨区域的实例。将当代广东瑶族文学植入比较文学的教学中,既能形成较有岭南特色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又能彰显教学改革实践中比较文学课程的民族文化资源整合特色。本文就此展开教学实例研究,以期实现比较文学特色教学的目标。
[关键词]比较文学教学;瑶族文学;实例研究
比较文学课程是当代高校中文系课程中较为重要的一环。比较文学相对其他分门别类的文学课程而言,其最鲜明的课程特色是跨文化、跨语言、跨国别、跨区域,这一课程特色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的通识指向,区域特色资源整合利用到比较文学的教学之中,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广东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中,将瑶族文学植入比较文学的课程实践,有着广泛的学科基础和地缘优势。从教学对象来看,学生中的少数民族学生群体,大多来自广东省连南、乳源等瑶族自治县的瑶族学生,其对民族文学加入教学内容的接受也更为清晰。因此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结合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当代瑶族文学与文化的内容,是可行而且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三个方面全方位展示比较文学教学与当代广东瑶族文学相结合的教学实例研究。
一、教学目标
无论在以文学文科为主的高等院校,还是师范类高等院校,以及综合类普通本科院校,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始终有着通识教育的帽子。因此教学目的并非功利,也并不明确具体。本人在教授比较文学的课程中,既经历过作为选修课的比较文学教学,也经历过作为必修课的比较文学教学。中文专业本科和中文师范专业本科的课程设置有所不同,虽然都有比较文学的课程,但前者是作为必修课程设置,而后者是作为选修课程设置,因此教学目标也因课程设置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人曾经参考了部分高校比较文学教学的实例,力图克服学生因教学目标不甚明确而产生的学习难题。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常常反馈该如何看待这门学科的意见。不仅是教材五花八门,而且类似于古代文学教学纲要的材料也良莠不齐。由于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学生的疑虑随比较文学课程设置之初就存在。本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力求培养学生对于文学的比较意识,对于不同文化的宽容接受,以及在日后科研过程中较为敏感的思维方式。相对于集中讲解枯燥理论和单纯灌输西方文化的单调性,本人发现,从区域特色出发,加入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内容,显然更能提高学生对于比较文学的兴趣和学习的效率。在参考其他民族类院校比较文学的课程中,本人发现,以罗庆春教授为主导的西南民族大学的比较文学课程研究较有特色。西南民族大学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与境外少数族裔文学如拉美文学、印第安文学、黑人文学、亚洲各国文学等的比较研究,致力于通过对民族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推动中外文化的平等对话,促进世界少数族裔文学之间的交流和共同发展……加强中国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已经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和中国民族文学学科建设自身的诉求”。[1]
在比较文学课程中融入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内容也有其学科建设的基础和依据。以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为例,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专业下设有中国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两个研究方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学硕士招生目录中,有文化产业创意研究、中国民族社会与文化研究、宗教文化研究、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等方向,恰恰相反,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专业下,有中外比较文学、多民族比较文学、东方文学等研究方向。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与民族文学学科交融的情况在中国高校中普遍存在,有其合理性并且已经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就广东省高校而言,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中显然也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质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当代广东瑶族文学)是世界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社会语境下,瑶族作为广东省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其当代文学(即当代瑶歌的创作)隶属于广东当代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当代瑶歌的发展和流变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广东当代文学的流变特征,亦可为研究转型期广东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参照。将如此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学与文化加入比较文学教学中,能够培养学生对其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洞察力,从而使得比较文学教学远离枯燥的理论,变得更加明晰,学生也更容易接受,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进一步说,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结合对当代广东瑶族文学的变迁研究,亦有助于透视转型期中国社会少数民族文学的流变、集结和多声部共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汉族文学书写中,宏大叙事被逐渐解构,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和书写。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主线则由对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歌唱转向了对本民族的歌唱和书写。世纪之交,在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被现代工业化社会的洪流冲击愈加严重之时,文学创作者也几乎在同时做出反应。口传文学作为一种能够表达少数族裔民众情感的文学形式,既活跃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大舞台上,又成为当代文学中的一朵绚丽的奇葩。瑶族也是如此,瑶族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的瑶歌,而瑶歌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歌唱内容,这一点完全贯穿到了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使得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比较文学课程所具有的社会性。与此同时,为学生讲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瑶族歌谣,和比较文学教学相结合,能够更加激起学生重视少数民族母语文化的保护,从而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去理解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是如何对世界少数族裔文学进行关照的。如何明晰比较文学的教学目标,区域特色的文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教学内容
在比较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本人将民族文学和比较文学相结合的教学内容根据教学提纲划分为几个大类。众所周知,比较文学中有两大研究需要厘清: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这两大研究构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两大支柱。比较文学既包括了超越国界的文学研究,又涵盖了有关文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美国学派更注重超越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而法国学者由于其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对欧洲文学的考据优势,强调考证和依靠事实凭据来解决问题的影响研究。因此,在中国高校的课堂上,对比较文学理论中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讲述缺一不可。其一,影响研究。首先,在讲述渊源学的时候,课本上原本是以中国文字作品中的外来因素为例做详细的考证,而本人加入了一场课堂讨论,讨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的原型,以及少数民族文学文化中的原型问题。例如广东的瑶族地区学生,在课堂讨论中,会讲述自身民族的渊源和神话传说。本人在课堂讨论中,一并补充和列举瑶族的文学传统:瑶族是个古老的中国南方山地民族,起源于远古时代,《山海经》中就提及盘瓠神话。瑶族将盘瓠奉为祖先,瑶族歌谣在整个民族的文化艺术中举足轻重,其中以《盘王歌》为最,歌词长达3000多行,歌名多至数十种。在讲述渊源学中的口传渊源一节,本人又重新举证,将《盘王歌》作为范例讲述给学生听,更加明晰了口传渊源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在讲述了口传史诗之后的若干周,我又在影响研究中加入了新的讨论内容,如何看待当代瑶族文学中的盘王形象。当代瑶族文学的创作中,神明和祖先、图腾一起被重新建构、创作了。其余少数民族的作品也是如此。在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有个本科生写的学位论文是关于一部黎族小说的。本人将课堂上所涉及的有关渊源学和影响研究的理论问题整合,加入对其的指导意见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影响研究不仅仅体现在汉族文学和瑶族文学的交融上,另外,还涉及到瑶族有语言无文字所衍生出的创作问题。瑶族作者的创作和记述一般以汉字汉语写作为主,所以在比较文学的教学中,本人尤其强调非母语写作的割裂与比较文学本身的联系。然而在比较文学的教材中,很少涉及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有些民族的文学尽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然而,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汉化过程中,文学创作往往渐渐以汉语为主了,而本民族的语言却已博物馆化地以经书的形式存在着,已不再为人们书写所使用,这样的例子有彝族。本人在教学过程中,特地把以汉语汉字为主要写作记述工具的民族文学作为案例,和学生讨论如何看待非母语叙事的问题。
这一点在比较文学中较为常见,例如用英文写作的印度人、用法文写作的加拿大人,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写作的拉丁美洲人等等,这样的杂糅和交融产生了大量的灿若群星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然后,我再给学生展示彝族和藏族用汉语写作的诗歌的精炼与优美,展示瑶族对歌手抄的用汉语写就的底本等等。让他们展开课堂讨论,分析非母语写作的文学品质。生态主义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文艺理论之一。交叉学科的研究刚好契合这一理论。很多山地民族都有着天然的保护自然的传统,而其文学作品和史诗中的显现也很常见。在比较文学教学的过程中,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有关生态主义的描写、有关故乡被现代文明和工业化社会所冲击的焦虑展示出来,也有利于促进学生对于文艺理论的接受和理解。瑶族是山地民族,瑶歌是一种主要的艺术形式,在瑶歌中,内容五花八门,从瑶歌出发可以管窥当代社会的种种变化。另外,瑶族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作为一种跨界族群,主要分布在中国、泰国、越南、老挝、以及一些欧美国家。因此国外瑶族的文学创作也不逊于国内,这样,影响研究也可以部分提及国内外瑶族文学的区别和联系。正如比较文学教学中常提及的中日文学联系,中印文学联系等等。苗族和瑶族的文学的比较研究也可列入其中。比如,瑶学研究者较为关注的瑶族经书问题,就具有着比较文学的意味。如瑶族在长期的跨境迁徙的过程中,诸多瑶族经书随着瑶族的海外迁徙流传到了国外。美、法、荷、德等欧美国家的图书馆都有不少瑶族经书。2010年,学者郭武在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访问时,在伯德雷恩图书馆发现了近三十册清代及民国时期流传于云南、广西以及东南亚地区鲜为人知的瑶族文献手抄本,其中大部分是道教经卷。经过细致的甄别后,他对这些经书进行了分类,主要瑶族道教科仪、驱瘟除疾、超度亡魂与合和婚姻、治病除患等等。[2]瑶族经书在国外的流传,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可以作为流传学的案例来探讨。另外,在形象学的教学之中,本人会将瑶族文学中的汉族形象,汉族文学作品中的瑶族形象提取出来,并加以阐释。瑶族歌谣作为最为常见的瑶族文学样式,很容易作为教学素材,融入到比较文学的教学中去。以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例,县城位于广东省北部,这一瑶族聚居地在瑶族的分支体系中属“过山瑶”,其瑶歌属勉语系。乳源过山瑶山歌可分为传统原始体系、近代古典体系以及当代的生活散歌体系;按照内容形式可分为念歌、呕歌两种。[3]瑶歌围绕《大歌书》(即《盘王歌》)的底本展开,但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大的社会背景的变化,瑶歌的内容和歌者也有所变化。在这个流变之中,尤其是生活散歌,汉族人的形象通常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中国社会的转型、广东社会生活文化的转型皆可从这一侧面管窥一二。这也正是比较文学的附属作用之一。其二,平行研究。按照美国学派的定义,平行研究就是对各民族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其研究对象被允许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影响和联系,平行研究是二战后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出的,也符合新批评学派直接切入文本的要求。这一定义,不仅强调了对并无相互影响或联系的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也提出了比较文学还包括对文学与其他交叉学科的关系研究。那么,对于比较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结合而言,“各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十分契合。本人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常会引入瑶族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学创作的平行研究。另外,跨学科研究也是如此,将比较文学课程引出人类学、民俗学以及田野调查的部分研究方法,能够丰富此门课程的内容。本人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将瑶族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讲述,还将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类学博士生关于瑶族的田野调查、语言研究文化传播研究等纳入到课程中来。在教学过程中,本人会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和世界文学(尤其是第三世界文学)作品来进行比较。在少数民族歌者、诗人或者小说家创作的初期,其中大多数人都曾阅读或模仿过国外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或者受其影响。以比较文学教学中所讲述的诗歌为例,在加汉•拉马贾尼在其《混血的缪斯———英语后殖民诗学》一书中,认为“诗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复合象征、反讽和隐喻的文体———很适合传达和记录分裂的文化经验和冲突”。[4]他对第三世界用英语写作的诗人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包括语言的混杂、隐喻的使用、诗歌形式的民俗化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创作中所经历的双语经验的杂糅性和第三世界的英语诗人是极为相近的———因为他们同样书写了传统的消失、母语的困境以及对“原乡”的守望。另外,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现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以及相关的分支研究都被纳入课堂教学分析中来。如打工文学的发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不容忽视,当代少数民族打工文学的发展也如火如荼。这个新近出现的文学现象虽然并未大张旗鼓进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然而在比较文学层面,却别有一番意义。首先,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者以工人的身份离开故乡,他们进入城市,具有双重身份,少数民族身份和乡村打工者身份。与此同时,他们又从事文学创作,在打工之余写作,这样的作品颇有离散的意味,和拉马贾尼所言的断裂与疼痛颇为相似。在教学中,本人会引用一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的作品来说明这一点。原乡在工业化社会中的消失殆尽,加之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化的夹缝中生存的困境,都会体现在他们杂糅的作品中。假若从比较文学视野看乳源瑶族瑶歌的变迁,不难发现,政府将居住在山上的瑶族村民,迁移到平地或者城镇,他们的生存环境产生了变化,对歌的样式不变,但是歌谣的内容却变化了。本人和学生在课堂上讨论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并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能产生良好的互动,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三、教学方法
在以上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中提到,本人之所以践行了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加入民族文学研究的内容,是因为在全球化语境下,研究者和学习者无法仅仅满足于就外国文学来认识比较文学,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又能够契合于民族文学研究。过去的民族文学研究则多在某一民族的范围内进行和展开,而在比较文学视阈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在不同民族文学之间进行的比较性质的文学研究。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文学人类学也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就曾指出,文学人类学研究改变了原有的学科格局和文论体系,它将代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方向。[5]因此,我们将少数民族研究方法也融入到比较文学的教学方法中去,也是一种教学改革和创新。这种创新不仅仅是锦上添花,而且可以称之为雪中送炭。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常常有“文学史化”的倾向,“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化与空洞化,是近3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一种明显走向,无论是在比较文学教材建设还是比较文学研究工作中,基本上都是如此。”[6]也就是说,将比较文学课程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史来讲述、把外国文学史改头换面来充当比较文学的课程素材,是一种常态。因此,在我们的高等院校比较文学教学中,急需个案和素材,来充实这样一门学科教学,使其系统化并且生动化。另外,在不提及“少数民族”概念的时候,歌德所言的“世界文学”是跨民族和跨国界的,那么,仅仅谈国别文学并不能代表比较文学的全部,如果将少数民族纳入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有交叉,在特定的时空下某一国家可能包括有多个民族,某一民族却分布在多个国家,这在比较文学的课程中,都是较为有意义的议题。例如,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延伸到,就一个民族而言,也可以分布在各个区域。例如湖南、贵州、广西以及广东瑶歌的不同之处,在瑶族的文学传统中,《大歌书》是最为重要的底本,然而,瑶歌的流变却因时代、环境的变化而沿着各自不同的脉络进行着。在以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例进行考察的时候,赵天银编著的《乳源瑶山歌谣》就十分耐人寻味。他本人在注释中如是说:“瑶歌歌词联系物质实际、联系国情文化……歌书内容丰富,有古老歌为基础,有新时代的歌词,亲见见历了我们乳源一些重大的历史变迁……唱歌形成了一种自乐自娱的风俗活动。与歌谣书本是融入了客家文字的元素,仍然顽强的保留着自己民族文化向前发展”。[7]
在这本瑶歌的集子里,既能看到《大歌书》的影子,又能看到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变化。这样的案例运用到比较文学课程教学中,可以使学生从周围的熟悉的地理环境出发,从身边熟知的民族文化特色出发,去体会丹纳在《艺术空间》中所言的时代、种族、环境对于文学艺术影响的分析。在讲述影响研究的时候,瑶族的宗教仪式歌谣被本人当做教学案例植入到课程中。本人用多个国家关于《盘王歌》的记述来强调比较文学的跨地域性和跨国性的“地方性知识”。每年阴历十月十六日是瑶族的盘王节,这是瑶族人们祭祀祖先盘瓠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广西、广东、湖南等地的瑶族人都会举行宗教仪式庆祝,称为“拜盘王”。节日延续三天三夜,以祭祀、歌舞为主,其内容主要有请神、祈福、唱盘王歌。拜王仪式由瑶族师爷主持,仪程有请神、敬献、调神、挂灯、抛兵等,所用祷词、咒语奇特,和汉族的傩戏有相同之处。在祭祀的仪式结束后,瑶族民众开始唱《盘王歌》,歌词长达3000多行;舞蹈方面,每人手拿长约80厘米的长鼓群舞,一般为双人或四人对舞。在盘才万的《拜王歌堂》中,有着详细的描述和宗教仪式祈祷词。[8]这样的仪式歌谣,被文本化并不仅仅是中国瑶族人的事业,在其他国家的瑶族文化研究中也多有出现。这显然算不上是国别文学,而是一个民族在多个国家的文学。其中美国赵春道的《盘古大王傜孙书歌牒》、日本白鸟茅郎编写的《徭人文书》、法国雅克•勒穆瓦纳编写的《瑶人仪典绘画》都从渊源学的角度证明了瑶族的历史传统和神话意象是如何跨国际传播的。本人在列举了相关文本以后,希望学生能够从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出发,指出这些文本和国内盘王歌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学生分别以“十二姓瑶族人”、“广东韶州府”等关键词为例来分析他们的异同,取到了良好的效果。本人还在比较文学课堂上展示了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生深入瑶山进行田野调查的资料,瑶族人民对歌的视频等等,能够使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到瑶族文化生态,从而对比较文学课程特色有着更明确的认知。总而言之,比较文学的课程教学有其多面性,如何在本科比较文学课程中注入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在地的少数民族)的内容,是关乎比较文学本科教学改革的一个创新议题,本文希望能得到其他比较文学本科教学与研究同行的重视和建议,进一步地探讨其学理基础与可行性。
[参考文献]
[1]杨荣.比较文学视阈下的四川民族文学教学与研究[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9(11).
[2]郭武.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考述[J].文献.2012(4).
[3]盘桂清.乳源瑶歌与瑶族历史简析.广东省文化馆官方网站,电子资料.
[4]JahanRamazani.TheHybridMuse[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1.
[5]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新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邹建军.论高校本科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J].世界文学评论.2007(1).
[7]赵天银.乳源瑶山歌谣[M].未出版.[8]盘才万,房先清.拜王歌堂[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摘要】本文分析了移动阅读时代比较文学出版物发展面临的困境,结合移动阅读时代的诸多特性,分析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机遇,在此基础上提出移动阅读时代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具体发展策略。
【关键词】移动阅读;数字出版;比较文学
移动阅读即人们通过各种移动终端,随时随地阅读互联网上海量数字出版物的现象。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便携式阅读终端的发展、普及,移动阅读现象在现代社会变得愈加普遍,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发生了改变,移动阅读已经成为出版物未来发展方向。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国际间的频繁交流,加之互联网技术日益进步和普及,国际间文学的交流在此背景下变得更具规模与深度。具有跨语言、跨民族、跨学科特点的比较文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且正在经历着以日趋形成的中国学派学科理论为核心的理论发展新阶段。那么,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现状如何,移动阅读时代比较文学出版物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及未来的发展之路何在成为笔者探讨的重点。
一、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困境
“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1872年维尔曼在巴黎大学讲学的内容中,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梵•第根认为“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①在我国学者曹顺庆看来,所谓“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②“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审美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③因此,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世界文化间的“翻译”,能够帮助普通读者增长见闻、了解多元文化、拓展国际文化视野。但是,在移动阅读时代,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正面临着如下困境:
1、内容专业化与出版全民化的矛盾
比较文学出版物一般涉及比较文学理论研究、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实践等方面的专业化内容,带有学科特性和精英色彩。内容的专业化使得一部优秀的比较文学作品的诞生,需要耗费作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从作品到出版物还要经过市场调研、策划论证、编辑加工、校对、印刷等流程。可是,在这个追逐快节奏的时代,比起需要经过“一番寒彻骨”的比较文学出版物,耗时少、内容浅显的段子、漫画或是小说等休闲类读物,更能符合移动阅读时代人们的阅读胃口。虽然比较文学出版物在国家为平衡人文学科发展与文化交流的政策背景的支撑下依旧能够在出版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市场毕竟是需求与供给的产物,在这样的环境下,比较文学出版物的生存空间、市场占有率势必被进一步压缩,除了部分受国家资助的作品可以被少量出版外,比较文学出版物面临着“曲高和寡”的尴尬境地。
2、精细阅读要求与碎片化阅读方式的矛盾
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它的“学院派”色彩和“贵族化”气息,阻隔了与多数人的联系。④其作品内容晦涩拗口,深奥艰深的特性需要读者精读、慢读。而在移动阅读时代,阅读方式呈现碎片化特性,短、平、快是其基本特征,这与比较文学作品需要潜心钻研、精细化阅读的要求产生了严重矛盾。目前以图书、杂志等印刷品为主的比较文学出版物,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不能很好的满足当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以及碎片化的阅读方式对其提出的要求。这也使得消费者的体验感较差、观赏意愿降低。
3、作品版权问题与盈利模式缺失制约移动阅读发展
移动阅读市场产业链涉及内容创造者(作者)、出版商、电信、技术开发商、版权贸易等领域。当前移动出版物的销售模式分别以内容提供商、电信运营商及移动终端制造商为核心进行,具体的发行模式有手机阅读、专用终端阅读。但目前移动阅读存在版权不明、技术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使得内容创造者往往处于产业链的弱势地位。如何在新形势下协调产业链上游和下游之间的关系,建立合理的商业模式,实现多方合作共赢是整个移动阅读产业需要面临的共同问题。比较文学出版物想要在移动阅读时代提升市场竞争力,对这一问题同样无法回避。另一方面,网络中的比较文学作品和其它出版物同样是作为他人智力劳动成果而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书籍在网络中的版权问题因其涉及整个出版行业的根基而尤为引人注目,如若无法妥善处理将会严重制约包括比较文学出版物在内的整个移动阅读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移动阅读时代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新机遇
1、无线互联网为“世界文学”理想实现提供技术支撑
无线互联网络为移动阅读、全民出版创造了条件,也为比较文学作品实现“跨语言、跨民族的文学研究”的目标提供技术支撑,其拥有的海量信息与全球互动的特性为比较文学作品的继续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条件与空间。世界文学交流传播多元、繁复,立体化、多维度的“世界文学场”在移动阅读时代得以形成。不同民族文学间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他们通过互联网技术,在彼此沟通,相互借鉴的过程中充分发展、互动,无论是写作、传播还是阅读行为的跨民族、跨文化性特征将会进一步加强,文学写作的世界文学语境逐步形成,阅读亦随之成为对全世界文学、文化的认知与发现行为。另一方面,“网络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自我的机会,使每一个才子都不会被埋没,今后的伟大作家就将出现在这其中。”⑤作为一种新的信息通讯技术,移动阅读的普及对于推进文学翻译发展,拓展文学传播、阅读的多元渠道有着重要的意义。
2、数字化互动平台促进沟通移动阅读所依托的数字化互动平台
令作者与读者之间实现了无障碍的互动交流,“大众传媒要赢得受众,就要加强被传播的内容本身和受众现实之间的联系”。⑥要适应移动阅读时代读者阅读方式的碎片化现状,改善比较文学出版物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尴尬境遇,就必须实现作者与读者的双向交流。依托数字化互动平台实现上述功能的同时,还可以通过书籍评分、长短书评、佳作推送等功能进一步的扩散作品,阐释作品,进而实现出版物的营销互动。面对数字化平台带来的机遇比较文学出版物通过培养具有特殊兴趣的读者群体,并在读者和从业人员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创造新的联系,通过数字平台进行读者意见调查、分析读者或潜在读者群数据,进而锁定读者群,营造比较文学作品阅读氛围,实现此类出版物的可持续发展。
3、多媒体技术为比较文学作品提供多元表达方式
移动阅读不仅是一种阅读方式,其终端还是无线通信技术与多媒体技术的综合载体,它能够突破传统印刷文本静态、单一的文字表现,将文字、图像和音乐等超文本形式通过数字编码、解码呈现出多元的动态组合。例如,美国诗人E.E.卡明斯张扬、独立的个性赋予其诗歌作品独特风格。如何能够将其极具个性的诗歌文本向中国读者介绍,这给研究者、翻译者和出版者都带来了技术上的难题。今天,在多媒体技术与网络工具的帮助下,我们能相对妥帖地处理其诗歌的表现形式,将原本晦涩、艰难的比较文学作品通过多媒体技术改造成为多维、立体的综合艺术,将其以更加接近原貌的、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给读者。
三、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策略
1、彰显比较文学特色,提升出版物质量
彰显比较文学出版物的文化特色,提升作品创作人的比较文学学科素养是关键。作为跨语言、跨民族的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研究具有极强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全球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需要培养从广泛的跨文化联系中考察和审视文学的研究意识。”⑦比较文学学者须具备世界性和开放性的眼光,“把自己的民族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大背景下进行检验和评价。”⑧只有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精神文化产品才能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和了解。同时,比较文学出版物作为提升读者文化素养、拓展民众国际视野的工具应当充分利用移动阅读工具的多媒体功能,在保证其比较特色的基础上,利用多种表达形式,实现专业学术作品的通俗化与普及。另一方面,对于当前盛行的全民出版,编辑人员也应坚守自己的职业操守,自觉抵制,努力使得提供给读者的出版物真正能够发挥陶冶情操、开拓视野、增长知识的作用。
2、增强用户体验,提升市场占有率
移动阅读背景下比较文学出版物发行中除了要求提升比较文学出版物内容质量,还要在此基础上加强移动阅读终端使用者对比较文学出版物的用户体验。这要求比较文学发行商在前期宣传和推广时明确业务定位,再细分用户群,将潜在用户区分为浏览者、关注者、猎奇者、响应者、传播者、关键人物等不同类型,以此作为向不同类型用户提供区别化的用户体验的依据,并阶段性的跟踪客户持续使用意愿,以提高粘性,进而使比较文学出版物阅读成为用户的持续使用行为。另一方面,挖掘用户需求,选择适合移动阅读条件的比较文学作品进行呈现。为此,这就需要有专业的队伍对于比较文学出版物进行内容资源的重建,尽量使比较文学出版物呈现的形式简洁,从而更好的满足目标读者娱乐或者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需求,通过增强读者的阅读体验感受提升市场占有率。
3、整合产业链,构建比较文学出版物
多方共赢的商业模式就整个移动阅读产业来说,探寻适合的商业模式势在必行,作为较为小众的比较文学出版物更需要在发展中寻找出适合自身特点的盈利模式与产业链结构。比较文学出版物在移动阅读时代,从纸质媒介传播向多元媒介传播的转变,只有通过电信运营商、内容供应商与终端制造商的紧密协作,建立资源整合、竞争力要素整合、利益合理分配、核心竞争力超强的战略联盟,在合作中应立足于读者的需要,提供自身所拥有的资源或技术,通过利润分成的方式实现共赢,才能将比较文学出版产业发展带入高速发展的健康轨道。
参考文献
①梵•第根著,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M].商务书馆,1937
②③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
④高旭东主编:《多元文化互动中的文学对话》[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92
⑤王朔:《网络之星丛书》[M].花城出版社,2000
⑥陈卫星:《传播的观念》[M].人民出版社,2004:287
⑦⑧龙云,《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比较文学的“再生”与发展》[J].《理论月刊》,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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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包括中国比较文学在内的国际比较文学界掀起了一股文化热潮,给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带来了挑战与机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比较文学方面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比较文学的变异学问题
变异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在于同源中的变异性,同源的文学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传播与交流中,在语言翻译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文本层面、文化层面产生了文化过滤、误读与‘创造性叛逆’,产生了形象的变异与接受的变异,甚至发生‘他国化’式的蜕变,这些都是变异学关注的要点,在这里,变异性成为可比性的核心内容。”“而文化过滤带来一个更为明显的文学变异现象就是文学的误读,即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圈时产生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文学误读”。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形象“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巴柔也清楚地阐释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他认为“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不是现实简单的复制物,它是按照注视者的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而重构、重写的,这些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式都先存于形象。”这种形象既然是一个“社会集体的想象物”,是按照注视者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重构的,那么发生变异就成为必然了。在创造性想象和变异理论的视角下,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这一“他者形象”,“不是再现而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生产或制作这一偏离了客观存在的他者形象的过程,也就是制作方法或注视方完全以自我的文化观念模式对他者的历史文化现实进行变异的过程。”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他者(Other)的概念,最初来源于一种存在论上的逻辑辨识,而后转隐为一种更深的神学指认和伦理学。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并不仅仅指涉人物形象,他存在于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游记、回忆录等各种文字材料中,像异国形象、异国地理环境、异国人等,这都可以纳入比较文学形象学“他者”研究的范畴。因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在异质文化相遇时,“毛姆对中国的关照,用的是两种眼睛:一是‘感官的眼睛’;一是‘心灵的眼睛’。前者代表的是真实而客观的逻辑,后者反映的是联想与主观的法则。”因此,虽然毛姆极力用“感官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但是毛姆在书写时,势必受到“心灵的眼睛”的影响,毛姆笔下的中国与中国人形象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异,甚至误读。
二、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1.中国人的形象变化
小说《人生的枷锁》创作于1915年,毛姆还未开始中国之行,此时毛姆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大多基于想象与虚构,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葛桂录先生就对此做了精彩的总结:“回顾西方人表述中国的历史,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多为赞美、倾慕的态度,18世纪中后期随着欧哲启蒙运动的高潮,西方现代性的确立,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发生了根本改变。……十九世纪中期,西方的中国形象基本成型。它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的混合存在。中国既是‘黄’的代表,一种让人鄙夷、唾弃,反证西方优越性的异己存在;又是‘祸’的代表,一种压迫、威胁西方秩序,使人恐惧的客观存在”。《人生的枷锁》里的中国人宋先生的形象,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好到坏的转变过程。起初,虽然宋先生长着一副异于西方人的形象“黄黄的脸”。但是在他身边的那些西方朋友眼里,他“总是笑眯眯的,为人和善,举止优雅”。东西方文明在没有冒犯对方利益的情况下,安然相处。但是,当宋先生和法国小姐凯西莉的恋情曝光后,这群西方人震惊了,在房东太太的眼里,“要不是姓宋的,事情本不会这么糟嘛,黄皮肤、塌鼻梁、一对小小的猪眼睛,这才是使人惶恐不安的症结所在。想到那副尊容,就让人恶心。”此时,西方人就带着种族优越感来看待中国人,因为他们觉得东方人宋先生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威胁到了他们高贵的西方血统的单纯性,使他们感到困惑和心神不宁。这也就形成了宋先生形象的前后巨大反差。在这个时期,毛姆就是以“心灵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人”。在小说的结尾,宋、西二人的恋情并未以分手结束,毛姆安排了宋、西二人私奔。这说明了毛姆虽然受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他对中国人的看法也还是持保留态度,这也是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新的尝试。而在1919年底到1920年3月,在中国游历了四个月后,毛姆创作了长篇小说《面纱》和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此时,正处于一战前后时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对西方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日益显露。早年的学医生涯,使毛姆能够冷静客观地体察中国,对现实中国的书写也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在《面纱》里,毛姆就借凯蒂之口,表明了他对中国的认知态度的转变。“以前,凯蒂听到别人讲起中国人时,总是说他们腐败、肮脏,坏到难以形容的地步,现在凯蒂觉得以前听到的话得重新思考了。沃丁顿的话宛如帷幕的一角掀起了片刻,凯蒂从这儿窥探到一个色彩丰富、含义深刻的世界,这是他以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在《在中国屏风上》,毛姆用“感官的眼睛”描画了贪婪的老派官员、新式的学者和旧派的文人,还以浓墨重彩刻画了中国普通劳苦大众的形象在《驮兽》里,对于中国苦力的描写“不论心跳有多快,疮疤有多么疼,也不论是大雨瓢泼还是骄阳似火,他们都在永远地走着,从早到晚,一年到头,从孩童走到垂暮。你会看到那些年老的苦力,瘦的皮包骨头,干瘪的皮肤垂了下来,他们枯瘦的脸上布满皱纹,像猿猴一样,而稀疏的头发早已斑白;他们挑着重担一路跌跌撞撞,直到走进坟墓才能休息。”再如《江中号子》里关于纤夫的描写:“那些纤夫拼尽全力,好像着魔一样,深深地弯着腰,有时气力用至极限,他们甚至四肢爬行,像荒野里的野兽。”这些文字都饱含了毛姆对中国劳苦大众吃苦耐劳精神的钦佩和深切的同情。“在中国驮负重担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啊!”“他们的劳苦让你心中觉得沉重,你充满怜悯之情却又爱莫能助。”“他们的行动全都像快马奔驰,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止步,这不是很可悲吗!他们终身承受役使却看不到自己的成功,一辈子困顿疲劳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这能不悲哀吗?”“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生活实在是太艰难、太残酷了,这是他们最后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中号子。”但是无论怎样,毛姆依旧是以“他者”的眼光来“注视”中国,他身上所浸润的西方文化传统对中国形象的界定,以及作为“异质文化”的中国文化,毛姆在书写中国时对有些中国文化还是产生了不正确的理解。毛姆同情中国的“苦力”,因为这些重活在西方的工业社会都是由机器或是由牲畜来完成的,毛姆自然能够理解从事这种体力活的艰辛。但是毛姆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当时中国下层民众生活的困苦。毛姆在感叹苦力劳动的艰辛时,还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他的全部衣服仅仅是一件短褂子和一条裤子,而如果这套衣服开始穿的时候还是整洁完好的,在它破了需要补的时候,他却从不考虑找块颜色相同的布料。”当时的中国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底层人民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日夜劳作,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衣不蔽体,遇到灾荒年,卖儿鬻女是常事。这样又如何还有闲钱去买相同颜色的合适的布料来给破衣服打补丁呢?毛姆只是“眼观”中国苦力的艰辛劳作,并未与之进行更进一步的言语沟通。也因为中国人民的忍耐知足而不抱怨,林语堂先生把“忍耐”归为中国人“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行”之一。并且认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处于“异质”文化中的毛姆自然是无法理解中国人的“隐忍”。毛姆虽然童年失去父母的庇护,寄养在伯父家,但依旧是衣食无忧,所以他根据自己文化的接受程序,想当然地认为那些苦力穿着五颜六色补丁的衣服,或是缺乏审美的情趣。
2.鸦片的书写
鸦片是中国近现代社会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对于近代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鸦片吸食的泛滥造成了近代国民的孱弱和病态,构成了近代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亲身游历过中国的毛姆,自然在其作品里也有对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记录和书写。《面纱》里,“抽大烟,但是有节制,抽得不凶”的神秘优雅的满洲格格,甚至毛姆还借韦丁顿之口说出了鸦片的神奇作用,“有的人从鸦片里寻求这个道,有的人从上帝那里寻求道,有的人投奔了威士忌。……”在《鸦片烟馆》里,毛姆把中国的“鸦片休闲文化”刻画得淋漓尽致,“他领我进入一间干净明亮的房间,它被分成许多小的隔间,垫高的地板上面铺着干净的地毯,形成一个简便的铺位。其中一个铺位上有一位年长的绅士,头发灰白,手十分秀气;他在安静地读着报纸,长长的烟枪放在一边。另一个铺上躺着两个苦力,他们把烟枪放在中间轮流享受。他们都是年轻人,显得精神饱满;他们对我露出友好的微笑,其中一个还请我抽上一口。在第三个铺位上,四个男子正盘坐在棋盘四周下棋。不远处有个男子在逗弄一个婴儿……”毛姆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而温馨。它令我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欢的小酒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在哪里享受安逸的时光。”毛姆认为,他曾经在小说中读到过的关于中国人吸食大烟的情景:“……房间低矮又污浊……一个留着长辫的中国人踱着步,冷漠而阴郁,在破旧的床铺上,躺着几个大烟的受害者,精神麻木,他们中不时有人发出癫狂的胡言乱语。还有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某个可怜的家伙付不起钱以满足他的烟瘾,就向恶毒的老板再三乞求,希望能抽一口以缓解自己极度的痛苦。”简直是太离奇了。“虚构总是比事实更离奇。”中国民众吸食鸦片,在毛姆笔下变异为了一种高雅的“鸦片休闲文化”。而当时在英国国内,大部分作家都把鸦片看作是能给英国带来经济价值的贸易,把鸦片给中国人带来的危害当作是对中国人的惩罚。由于这种文化的“异质性”,也由于旅行时间的仓促,毛姆“感官的眼睛”看到的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众生相,自然也是发生了“变异”。中国当时的文人也纷纷在作品里对鸦片的危害进行了揭露和批判。1895年到1911年,中国近代小说中出现了鸦片书写的高潮。传教士傅兰雅在1895年公开举办了抨击“三弊”———鸦片、时文、缠足的新小说的竞赛。在160多篇的“时新小说”中,属于小说创作体裁的46篇都涉及到了鸦片书写,并且大都以鸦片批判作为小说的主题。在《澹轩闲话》里,作者詹万云就在序中抨击了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间尝深考其受病之源,而知国困民贫之故,实由鸦片之害遍于天下而无药以救之……”格致散人《达观道人闲游记》也提到“……写来贫士凄凉,半是芙蓉有癖……”小说《黑籍冤魂》的第一回就描述了鸦片吸食者的“病夫”形态:“任你是拔山举鼎的英雄,铜浇铁铸的罗汉,只要烟瘾已发,顿时骨软筋酥,连一些气力都没有。所以吃烟的,一个个扛肩缩腮,面黄肌瘦,三分像个人,七分倒像个鬼。把锦绣似的山河,都被这烟气熏得天昏地黑,日暗无光,简直成了一个烟鬼世界了!”
3.中国文化的误读
毛姆的作品里除了对中国人形象的误读和鸦片书写的偏差,对于中国的文化毛姆也是“雾里看花”似的做出了自己的论断。比如,在《哲学家》这篇文章里,毛姆指出“如果儒家学说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这是因为它解释和表达了中国人的思想,而没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这说明了毛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佛儒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则为工作姿态。”“佛教在中国可说控制了大部分民间的思想。”“中国近世,佛教似较道教更为发达,各地建筑之道教的‘观’倘有一所,则佛教的‘庙’当有十所,可做如是比例”。毛姆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影响,所以毛姆对于道家的“出世”思想是比较熟悉的,他也读过庄子的一些书,对道家文化还是有一定了解的。然而,毛姆对中国的佛教文化是知之甚少的,所以才会有“大殿中做出各种手势的奇奇怪怪的菩萨”的感慨。在佛教寺庙里,可以看到各尊佛像的手做出各异的姿势,这称为“结手印”,又叫“印契”。所谓手印,是指佛、菩萨空手时的手势,是其公式化的造型。连同全身凝固了的姿态以及所持物品,总称为“印相”。各种手印有其特定的含意,这是识别各尊佛像的重要依据。最常见的手印有说法印,即以拇指与中指(或食指、无名指)相捻,其余各指自然舒散。这一手印象征佛说法之意,所以称为说法印。另外常见的还有禅定印、降魔印、与愿印、施无畏印。以上五种手印,合称为释迦五印。另外,在《天坛》里毛姆也为西方读者刻画了中国的圣殿天坛,“它向着苍天而立。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一层高于一层,四道大理石阶梯,分列于东西南北四方。这象征着天坛及四个基本方位。天坛被一个大花园围绕,花园又被一道高墙环绕。冬至标志着天时的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冬至之夜,每一朝的天子都会来到这里,庄重地祭拜皇族先祖。”虽然毛姆对天坛的外观进行了详实逼真的描述,但是由于对中国礼制文化的陌生,这里就存在着典型的误读。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两朝皇帝举行祭天乞谷大典的祭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毛姆笔下的“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应该就是圜丘坛。圜丘坛是天坛的主要建筑,又叫祭天台。古代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与天时季节有着密切关系。中国皇帝又称天子,天子受命于天,故普天之下,只有天子可以祭天,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安康。所以每年冬至日,隆重的祭天大典就在圜丘坛举行。此外,旱年求雨的“常雩”、“大雩”礼及重大国事的“告祀”礼仪也在圜丘举行。天坛北部的皇干殿,原先放置皇族先祖神牌,后来牌位移至太庙。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是根据中国古代“敬天法祖”的礼制建造的。清朝皇帝除了五位皇帝十三次东巡沈阳(盛京)祭祖外,全在北京太庙祭祖。所以毛姆这里把天坛当作是皇家祭祖的地方显然是不正确的。
三、结语
毛姆极力用客观真实的笔调来描摹他亲身体察到的中国,在跨文明交流中这是值得提倡的。在比较文学变异学视野的观照下,毛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书写偏差,并非是由于其傲慢和偏见形成的,而是由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身份等因素造成,又由于其在中国游历时间不长,对于中国的诸多人物、事情都只能是走马观花。因此,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书写,也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存在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是他透过自身的文化模子进行重组变异而成,但是这种变异的看法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借助毛姆“他者”的眼光,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自己。这种“异”的对照,将有助于我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改变。此外,也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因为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最终不是“反映”中国的现实,而是“表现”西方文化本身的欲望与恐惧。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对于“他者”所建构的“变异”的中国文化形象,我们也应该持宽容的态度,对于异质文化我们应该尽力去吸收和理解,这样将有利于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而且对于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构建和谐世界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比较文学教学内容的改革
国内关于比较文学的教材种类很多,既有针对本科生的,也有针对硕士生的,有些教材甚至本科生和硕士生区别不大。而这些教材编写者不乏重点院校的专家教授,他们在编写教材时,可能更多的是结合自己院校的实际情况进行编写,所以对于西部地方师范院校来说不太适合,尤其大多数教材都重理论而轻实践,导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得不紧扣教材内容进行讲解,使得教学效果不尽人意。目前,国内真正意义上针对高等师范院校的比较文学教材还没有。因此,笔者认为高等师范院校应选用符合本校学科定位的教材,同时鼓励教师自编有针对性的、有特色的精品教材。“高师比较文学教学必须紧密关注中学语文的实际教学,善于将抽象的理论理解建立在对中西文学文本尤其中学语文读本解读的基础上,启发学生举一反三地运用所学的文学理论知识细读中学语文读本。”这样做可以使高师比较文学教学内容与中学语文教材进行有效的衔接,使学生在未来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优势。
二、比较文学教学方法的改革
近年来,国家大力开展教学方法的改革,鼓励老师在课堂上采用“讨论式”、“启发式”等教学方法,各地方高师院校也在积极的尝试。但是由于比较文学不仅所涵盖的知识面非常广,综合性强,而且还涉及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等)等,学科覆盖面非常庞杂,各种理论难度大。另一方面,由于课时量少,比较文学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采用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为主,师生之间缺乏应有的沟通,不能做到教学相长。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进行教学方法的调整,例如跨学科研究这一节的讲授。首先,讲述跨学科研究的历史渊源,我们可以追溯到《文心雕龙》的“明诗”和“乐府”两章。其次,让学生讨论音乐和诗歌这两种艺术表现形式互补与配合的关系。最后,可以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结合现代声、光、电的方式进行教学,设计选取《诗经》中的《关雎》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宨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宨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宨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宨淑女,钟鼓乐之。”采用诗配乐的形式,设置一些优美音乐、美丽的图画,进行讲述。这种讲述可以延伸到其后的乐府民歌,这些民歌自身就是一些民间传唱的歌曲,它们很大程度上借助于音乐而流传。以上采用的这种多媒体教学可以代替机械枯燥的讲解,使教学效果形象直观,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给学生以美的享受,同时也培养了学生从整体上把握不同学科之间学术整合的能力。再如讲授文体学这一节的时候,可以采用“讨论式”教学法。提前布置给学生让他们思考“究竟中国有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悲剧?”让学生自己进行资料的查找,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分组讨论,通过学生的讨论,教师再正确引导和总结。这样既培养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又培养了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增加了他们的学术兴趣,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正是由于比较文学独特的整合性、跨越性特征,我们不仅要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开设,而且还要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公选课,使不同学科的学生了解比较文学,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在自己所属专业的学科实践中培养其独特的学术视阈、开放的视野,以及不同学科之间整合的能力,这对学生全面发展大有裨益,也对他们未来走上教师岗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结语
比较文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它所涵盖的知识面广、综合性强。纵的方面连接古今文学知识、文学理论,横的方面连接东西方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知识,是贯通古今中外文学知识的一座桥梁。目前比较文学在西部地区高师院校本科阶段的教学仍处于摸索阶段,因此,要真正做好比较文学教学,还需不断进行长期深入的交流学习,取长补短,无疑这对每一位比较文学教学工作者都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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