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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教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个人素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传播我国古代辉煌文化的一条重要的途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我国在进行中小学教育教学的不断改革发展同时也对大学教学给与了较多的关注,大学教育作为我国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对于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而强化大学专业课程、丰富专业课程教育方式也成为了现今社会大众以及各个高校关注的焦点。中国古代文学作为大学中文专业中比较重要的一门课程对于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以及专业知识掌握起着重要的积极影响。本文基于此针对中国古代文学这门中文专业课程给与良好研究,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教学意义进行着手分析,在此基础上探析该课程的实际教学方法,以期为后续关于中文专业以及文学课程方面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发展
前言
通常来讲古代文学作为中文专业中的较为重要的一门课程对于中文专业学生的后续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该门专业课程从本质上讲涉及知识领域较为宽泛,不仅涵括史学知识,同时还涵括文学知识,甚至是哲学知识也包含在内。课程从内容上讲可以说是我国上下三千年的文学知识综合体,不仅含有较为丰富的艺术风格同时还含有众多的文学形式。因而可以说该门专业课程对于提高中文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以及艺术修养都具有积极的影响价值。
一、初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实际教学意义主要是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能够促进学生对于古代文学发展规律以及实际演变过程和相应的文体发展的有效理解。其二是通过丰富的文学作品以及较多的文学形式进行帮助学生了解古人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状态,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些文学知识对于后世的实际影响价值。其三是通过对于古代文学的实际学习能够提高学生文学素养以及帮助学生具备崇高的文学情怀,并促进学生将这种文学素养以及文学情怀实际的应用在现实的工作学习中,进而为我国的文学事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探析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实际教学方法
1.教学方法之启发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首先要从启发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启发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实际教学环节中依据学生学习客观规律以及教学任务最大化的激发学生对于课程的学习积极性,调动学生处于主体学习地位,通过正确引导学生进而帮助学生主动解决学习中实际遇到问题的一种教学方式。该种教学方式主要是强调对于学生学习过程的良好启发与引导,通过应用该种教学方式进而促进学生积极主动进行文学知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将文学思维给与有效拓展。如果将该种教学方式进行比喻的话,启发教学就是在教师的循序引导启发下让学生自主开启文学的学习大门。例如教师在讲解“《诗经•王风》”中可以就“悠悠苍天而此何人哉”这句话向学生进行提问,而之所以专门针对该句话提问的原因在于:对于“何人”的了解是掌握文章思想主题的关键所在[1]。而教师在提出该问题之后可以鼓励学生带着问题进行自由解读并对在解读之后阐述对“何人”的个人见解。通过这种启发提问进而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解读方向并最终获得文学知识。
2.教学方法之情境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还可以从情境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情境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实际教学环节中通过创设一些生动的场景氛围来帮助学生有效的理解文学知识并促进学生实际心理机能获得良好性发展的一种教学方式。而应用该种教学方式一方面能够促进学生对于文学知识的情感感悟,另一方面也能够对学生的实际文学审美进行有效拔高和良好陶冶。例如教师在讲解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著名诗歌时就可以进行文学情境的有效创设,通过播放“春江花月夜”进而让学生在优美的音乐旋律中感知诗歌内在情感,同时通过动人旋律在大脑中勾勒出诗歌联想画面,而这种身临其境的情感感知则能够促进学生加深对于诗歌的理解[2]。再比如教师在讲解庄子的名作“《逍遥游》”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利用多媒体制作漫画课件来创设文学情境,学生通过这种漫画课件的形式犹如置身作者的情感世界进而将文学知识更加的形象具体化。总结来讲无论是利用音乐还是多媒体来进行文学情境的实际创设都可以较好的促进学生对于文学知识的有效深层次获取。
3.教学方法之表演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除了上述两种教学方式之外,还可以从表演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表演教学主要是指通过将学生放置于实际的文学情节演绎中进行促进学生获取文学知识的一种教学方式。而应用该种教学方式则一方面能够促进学生最大化的发挥文学想象,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学生不断提高文学创新意识。例如教师在讲解王实甫的名作“《西厢记》”的时候就可以针对文学作品中的不同人物进行角色划分,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通过自身对于该文学作品的实际理解来进行文学表演,而具体的情节设置以及演绎道具都需要学生进行实际准备,而学生在该种文学演绎过程中也会直接加深对于文学知识的理解,同时将自己的一些文学想法添加其中[3]。再比如教师在讲解“《红楼梦》”的时候同样也可以利用上述表演教学方式来开展实际教学活动。总结来讲通过表演教学能够最大化的提高学生对于古代文学知识的有效理解还能最大化提高其创新意识。
三、结论
综上分析可知我国在进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非常看重文化的良好传承,而作为实现文化良好传承的中文专业则逐渐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性关注。而作为中文专业中较为重要的古代文学课程而言,良好的教学方式则可以有效的促进该门课程教学实际目标的有效实现,通过利用启发式以及情境式和演讲式、表演式以及研究式这五种教学方法进而真正的促进中文专业学生获得人文素养的有效提高以及专业知识的有效掌握,为其今后良好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张海楠.对开放教育专科《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混合教学模式应用实践探讨[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05:80-82.
[2]王自红.民族地区高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以升本后的四川民族学院汉语文系为例[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4:111-113.
[3]陈虹.高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现状及改革措施[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3:111-114.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是高校中文系的一门必修、基础课程,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魅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现阶段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现状却不尽如人意。本文主要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重要性、教师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起的关键作用以及具体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发现运用引导式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演讲辩论法、研究性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法,可以提高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水平,也可以增加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兴趣。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法;汉语言文学
0前言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校中文系的一门必修、基础课程,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魅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学体裁的演变、历代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现象等关系作为学习对象,培养学生的古文功底和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近年来兴起的“国学热”虽然使中国古代文学课程重新焕发了活力,但是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专业仍然是个冷门专业,被打上了“不好就业”“脱离生活”的标签,使得学生不太愿意静下心来认真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同时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上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教师往往采取灌输式教学法,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不够,学习的积极性也不高。为适应当今社会的迅速发展,需要认真地思考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方式,本文就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进行探讨。
1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重要性
当今高校设置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一方面是因为该课程承担了弘扬中国古代文化,将古代文化艺术与现代文化、经济发展相结合的使命,另一方面该课程在当今为培养学生的人文理念,关注由古至今的文化、经济发展提供了途径,进而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显示出民族性、传承性、时代性的特征。汉民族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兼容地研究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从内容上来看,中国古代的文化作品呈现着创作和理论上的不断发展、丰富,日臻完善,每种题材都有其特有的演进历程,显示出以中国古代文字为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内涵。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没有像经济学一样提供了明确的一套理论,也不具备会计一样的记账准则,它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着每个人,塑造着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它传承着我们古代先贤优秀的思想,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给每个人提供一丝久远但又格外珍贵的启发。而大多进入高校的学生对此门课程总有“是否有用”的疑问,整个教学改革应引导学生理解该门课程的深远意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该课程原本就是“无用之学”,然而“无用之学”有“大用”,通过对这门课的学习,通过对历史上的众多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的优秀文学作品的解读,让学生自己去感悟其中的人文情怀,进而内化为自己的优秀品质,指导自己的人生方向。
2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关键作用
虽说兴趣是最好的教师,但在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还了解甚少的时候,教师仍需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学生学习该课程的引导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教学的第一要务,在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是基本要求,提高学生对所学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的理解程度,以开阔的视野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中有所明悟是本课程的最终目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系统而深入的思考,对各专业学生因材施教,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中去,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的高科技进行教学,例如利用现代多媒体教育技术,结合动画、音乐等方式进行教学,也可以以专题的形式进行教学,让学生自己组织专题并就专题内容查找资料,各式各样有趣的专题在学校内的宣传也为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增添魅力,既让课堂中的学生有成就感,也带动整个高校学生对古代文学产生热爱之情。
3具体的教学方法
作为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中文系一名多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教师,在认真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以下几种教学方法:
3.1引导式教学法
引导式教学法发挥了教师的关键作用,教师要在教学中根据教育部的教学任务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特点,还要结合学生的特点来进行教学。最大限度地引导学生自主独立地进行学习,可以多给学生提问的机会,或者是给学生留下针对所讲内容或下次课内容的课后作业。可以采用课前提问的方式进行教学,每次课开始的时候,学生都要对教师即将讲授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疑问,然后教师就学生所提的问题进行讲解,这样可以让学生先行自学课本。引导式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可以提高课程教学效率。
3.2情境教学法
情境教学法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设定一个有人物、事件的场景,可以选择再现古代文学中所描述的场景,也可以根据古代文学所描述的场景,然后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状况来创造新的场景,让学生自由选择场景的人物和事件,这样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古代文学课程所讲的内容,有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兴趣。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情景教学法可以让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情景再现,提高了这门课程的教学成效。
3.3演讲辩论法
演讲和辩论都可以增加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理解度。演讲就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某种观点或方法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样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也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演讲的技巧并锻炼学生人前演讲的勇气。所谓辩论法,即就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某个问题分为正反两种观点,然后将学生分为正反两组,围绕这一观点进行一场辩论赛。这样学生需要翻阅大量的资料,认真准备,并对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大家相互讨论相互学习,例如就可以对《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进行辩论,分为“人之初,性本善”和“人之初,本无性”两个观点进行辩论。演讲辩论法可以很好地拓展学生的思维,提高教学效率。
3.4研究性教学法
所谓研究性教学法,即教师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有关内容集合起来形成专题,以专题的形式进行教学。教师通过专题可以引导学生独立查阅相关知识,研究现阶段其他学者专家的研究成果,掌握现阶段该问题的进展,同时也可以集合所有学生的见解,进行专题讨论。这种研究性教学法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也可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认识。
3.5分类教学法
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形成了很多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学作品。每个时代都有其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每个时代文学作品的特点也不尽相同,要深入了解这些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学作品,需要结合不同的时代特征,这就需要教师根据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教学。还有另外一种分类教学方式,即按照高校学生的年级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因为每个年级学生的文学功底、知识面都不同,按分类教学法来进行教学可以提高教学效率。
4总结
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课堂上应该注重运用各种的教学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都积极参与该课程的教学活动中,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共同进步。根据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特点,结合学生的特点,选择最恰当的教学方式,这样会有效提高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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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审美价值的用词显然是经过原语作者精心选择的,通常符合以下标准,也是我们的审美依据,即准、美、精。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美学论文:从翻译美学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翻译。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从翻译美学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翻译
翻译美学是一个翻译与美学联姻的新学科。古代文学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美学意义自不待言。翻译美学的出现和发展为中国古代文学翻译的赏析开辟了一条新路,也为中国文学翻译提供借鉴。
陶渊明是东晋著名诗人,诗歌多描写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散文以《桃花源记》最有名。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不断,社会十分黑暗。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陶渊明创作了《桃花源记》,以这个幻想中的桃源世界,寄托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同时也表达了对当时生活在战乱中的人民的同情。《桃花源记》中的语言质朴自然,精炼,文笔简洁优美。
方重是我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译有《乔叟文集》、《理查三世》及《陶渊明诗文选译》等。林语堂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到海外,有意于将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文化乃至中国式的生活理念介绍到国外,为西方人士认识中国搭建起一道桥梁。
就审美客体而言,刘宓庆将其分为形式系统即审美符号集和非形式系统即审美模糊集两大部分。其中审美符号集包括语音、文字、词语层和句段中的审美信息,而审美模糊集则包括“情”与“志”和&ldqu;意”与“象”的两部分审美信息。就《桃花源记》的翻译而言,文章将选取审美符号集的词语层和审美模糊集中的“意”与“象”部分进行两个译本的研究,评析其审美的再现途径。
1.词语层。
“有审美价值的用词显然是经过原语作者精心选择的,通常符合以下标准,也是我们的审美依据,即准、美、精。“准”是指用词表达了原意和适应了语境,“美”指用词能给人身心以很大愉悦的品质,“精”指翻译时用词应该精练,无拖沓”。《桃花源记》中有一段对桃花林的描述,原文如下: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方重和林语堂的译文如下:
方译:All of a sudden he came upon a peach grove.For hundreds of paces along both banks of the stream,the peach-trees were in full bloom.No other trees were to be seen in the whole grove.The soft grass looked fresh and beautiful.Here and there falling blossoms were dancing gracefully in a thousand hues.
林译:he suddenly came upon a peach grove which extended along the bank for about a hundred yards.He noticed with surprise that the grove had a magic effect,so singularly free from the usual mingling of brushwood,while the beautifully grassy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its rose petals.
此段中原文的“忽”字凸显了桃花林的出现不仅出乎渔人的意料,也出乎读者意料。方译中短语“All of a sudden”被置于句首,进行了强调,林译中副词“suddenly”被置于主语后,也是强调,据此,两译者均体现了用词的“准”,适应语境的需要,即后文的“渔人甚异之”。两位译者对于“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翻译处理侧重不同。在方译中,译者详细刻画,通过“fresh and beautiful”形容芳草,“dancing gracefully”,和“in a thousand hues”来描述桃花,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动态美景,突出了“美”,即用词“能给人身心以很大愉悦的品质”。林译则突出“精”,即精练,无拖沓,一句“the beautifully grassy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its rose petals。”简洁明了地道出桃林的全景。
在字词微观方面,两位译者均向目标读者展示了《桃花源记》中蕴含的美学因素,一个强调动态美,一个展示简洁美。
2.“意”与“象”。“
意象、意境运用是中国艺术的独特的创作手法,因此翻译审美绝对不可以忽略”。“意象”指作家主观情志和外在物象(物,景,境)的结合,或“情”之于“文”的“赋形”。“意象”蕴涵着“情”与“景”及作者的“意”与“志”,是审美的高级阶段,而“象”也指象征手法,审美者需根据“象”来理解作者的“意”,即其要表达的概念。作为译者,领悟原文中的“象”至关重要,因为“意象”反映的是作者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审美情感,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要了解意象的文化所指。《桃花源记》文末提到: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
方译:A good scholar of Nanyang,on learning of it,was anxious to rediscover the place. Nor did he succeed,and died soon of illness.
林译:Liu Tsechi of Nanyang was a great idealist. He heard of this story,and planned to go and find it,but was taken ill and died before he could fulfill his wish.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的文末提到刘子骥,实际上是在寄托自我情怀,要借其隐逸之心,抒发自己对世外桃源的向往。同时也突出了“世外桃源”并不存在之意。方译中“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译为“A good scholar of Nanyang”,人名被略译,从审美角度来看是译者领略到了原文的“象”,即虚无的桃源,而突出“未果,寻病终”的结局,所以此处弱化了人名的翻译。林译中直接用“idealist”一词来翻译,即“理想主义者或空想家”,也同样表达出了桃源的虚无之意,可以说两位译者是异曲同工,都表达出了原文中的“意”与“象”。
两位翻译大家为读者呈现出不同的桃源之美,都传达出了桃花源的象征意义,给读者带来美感的同时,也让目标语读者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刻内涵。
[1] 方梦之.译学词典[K].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 江华,戴炜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翻译的美学思考[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2011,(1).
[3] 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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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至今已逾半个多世纪。从20世纪30至40年代的萌芽,到50至60年代的初步形成,到70至90年代的恢复与发展,再到90年代末开始的学术化转型,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实用化到学术化,从单一写作模式到多样化转变的过程。目前,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刻,我们应充分运用新知识和新方法,以促成学术的转型。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讨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历程及特点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从萌芽、初步形成、恢复与发展以及转型四个阶段,对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历程及不同阶段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以期为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音乐 通史研究 历程 特点
在我国,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伴随着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开始逐渐向着近代音乐文化转变,对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历程以特点进行探讨,对于促进音乐文化的转型和发展是非常必要的。这里主要从以下四个阶段,对其进行分析和讨论。
我国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萌芽于20世纪30-40年代,主要是针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历程的研究和论述。在1936年,李树化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中,以19世纪欧洲“国民乐派”的兴起为参考,对西方音乐文化传入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音乐发展历程进行了评述,对中国音乐流布嬗变态势及发展格局等进行了分析,非常直观地体现出了作者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与传统音乐之间差异性的认识。
之后,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造性地开设了“新音乐运动史”课程,从当时社会背景和教学目的出发,出现了许多以左翼和救亡音乐的成长和发展为主要脉络的《中国新音乐运动史》,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有冼星海的《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陈原的《中国新音乐运动之史》等。在萌芽时期,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明确了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思想基础,同时对史料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汇集。但是受客观条件及思想认识局限,部分研究缺乏科学性与可靠性。
在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音乐工作者以保卫革命音乐传统为口号,开始了对五四运动以来的音乐发展历程的研究,也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对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工作的开始。在研究中,一方面,针对许多老一辈的音乐家、戏曲艺人等进行了采访录音,对相关素材进行了完善,同时,对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宣部资料室等存在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另一方面,在通史编撰中,采用了综合史学研究方法。例如,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的编写中,采用了新的综合史学研究方法,将全书的内容分为了两大部分,针对音乐创作、音乐理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论述,同时,在编写过程中,应用了规范化的学术标准。
在““””结束后,一度被搁置的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81年10月,在当时第一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术讨论会”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音乐简史》两部史稿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的音乐院校了陆续开始了对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出现了许多近现代音乐通史著作,如《中国音乐史讲义》、《中国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等,这些资料从整体框架层面上看,多是以时间分期法,实现对于章节的划分;从内容方面看,涉及了传统音乐文化和新音乐文化两个部分,包括了著名音乐家、作品、乐器等相关内容;在史料的应用方面,力求历史资料的多样性,强调文物与文献考证研究的互补结合的史学研究传统。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了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教材类的通史迅速增加,为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参考依据,如1991年孙继楠主持编写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2003年陈秉义编写的《中国音乐通史概述》等,都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一些以多元化、边缘化研究视角编撰的音乐通史著作也随之出现,如臧一冰的《中国音乐史》、居其宏的《20世纪中国音乐》等,从多个方面对近现代音乐的发展进行了研究,颇具新意。
首先,历史观念新。在该时期,对于音乐通史的研究,着重介绍了近现代中国音乐的发展情况,同时加强了对于流行音乐历史的研究,在描述方面更加细致,富有个性;其次,研究视野新。在该时期的著作中,都体现出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唯物史观与知行相统一的风格,无论是研究目的还是研究视野,都有了很大的创新,开始逐渐由单纯的课堂讲义向着全社会普及,同时推动了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文化的交流;然后,结构布局新。在这一时期,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已经开始针对现有的基本章节和框架,进行相应的改进和完善,突破了传统结构和叙述方式的束缚,使得相关著作的结构更加合理,层次更加分明,条理清晰,便于研究人员的参考和应用;最后,知识内容新。从著作的内容分析,在这一时期,对于音乐通史的研究,不仅追求充分性和详实性,而且注重内容涵盖范围的广泛性,对于许多对音乐发展存在一定贡献,但是被埋没或者遗忘的音乐家进行了挖掘,拓展了研究的范围,保证了研究的全面性和可靠性。
从上述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历程,经历了从政治化治史方式向学术化治史方式的转变,各种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的应用,以及西方音乐文化的引入,推动了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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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进化论是以早期严复为代表的那一派民族主义的哲学基础。严复从生存竞争和中西文化比较出发,探索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然性、意义,以及可能性等问题,将中国现代化的内容展现出来,促进了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中的现代性意识的发展;从生存竞争和现代国家观念出发,严复试图构建一个多民族团结的、自由主义的宪政国家来解决国民对国家的认同问题,这就大大丰富了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中的民族国家思想;由于特别强调民智和文明在生存竞争的意义,严复认为,中国应该通过“开民智”、“文明排外”等较为温和的方式来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就为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者如何维护民族利益提供新的思路。严复这一派民族主义者的这些思想是不同于孙中山等其他民族主义者的。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进化论、早期严复思想
严复将西方进化论引入中国,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件,冯契先生称“达尔文进化论的输入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开始”?①。也就是说,在进化论被中国人接受以后,中国思想界就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思想的理论形态和内容。这种“革命性”的转变体现在中国思想的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各大现代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其中也包括了民族主义思潮。当前,人们对严复的进化论与中国各主要思潮的关系都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而对它与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关系研究却不那么充分。因为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正试诞生的。但实际上,民族主义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在“三民主义”产生之前,中国已经发展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内容。它们不仅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资源,也成为了后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各种理论源头。换言之,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虽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有影响的理论之一,但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本身却也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而揭示出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多样性特征,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无疑也是有重要意义的。由于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产生之前,严复的进化论是中国最具有影响的理论之一,因而笔者拟以早期严复思想为例,揭示出其中的民族主义的内容,来探讨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多样性。因为,早期严复思想是指辛亥革命以前的严复思想,严复对进化论的引介主要是在这段时间进行的,而且对中国后来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近现代思潮的影响也是最为明显的。
那么,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者主要关注那些问题呢?所谓的民族主义,通常指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之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试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维护其利益的社会运动。而民族主义思潮就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并为民族主义者的一切社会行为提供理论支撑。也就是说,现代性的观念、现代国家意识和民族利益就成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基本内容。因而笔者拟分析严复是如何以进化论为基础来讨论这三方面内容的。
现代性是民族主义思潮的最基本观点。它是如些重要,甚至可以说,没有现代性观念,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思潮就没有出现。简单地说,现代性观念,就是人们明确认识到一个国家要从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在中国,现代意识的出现是一个过程。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虽然都涉及到传统社会的转变问题,但却仍然囿于传统的“夷夏大防”而无法指出中国社会的现代归宿,因而现代性意识依然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这种状态只有到了严复引入西方进化论才得到基本解决。
众所周知,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出发,严复指出,同生物界一样,人类社会之中也存在着弱肉强食的生存斗争,在与西方列强的竞争中,中国处于绝对的劣势,因而中国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同时,严复还指出,“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②,“是故取客之言而详审之,则谓异族常受制于中国也可,不可谓异族制中国也。然而至于至今之西洋,则与是断断乎不可同日而语矣。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往者中国之法与无法遇,故中国常有以自胜;今也彼亦以其法与吾法遇,而吾法乃颓堕蠹朽膛乎其后也,则彼法日胜而吾法日消矣。此曩者所以有四千年文物傫然有不终日之叹也。” ?③,“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也。”?④简言之,传统的“夷夏”模式已经过时了,为了生存,中国必须抛弃传统文化转而全面学习西方文化。
那么,中国学习西方意味着什么?是向武力的屈从,还是社会的发展?或者说,富强与文明是否统一?中国能否真正地学习到西方文化,或者说能否发展出象西方一样的文化?严复又运用进化论来解答这些问题。
根据甄克思的进化论,严复指出,“夫天下之群众矣,夷考进化之阶级,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 ?⑤,“夫支那固宗法之社会,而渐入于军国者。综而核之,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⑥,“盖今日欧洲之列强,出宗法而入军国之社会也。”?⑦“宗法社会”相当于人们现在所说的封建社会,“军国”或“国家”相当于人们现在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当严复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化置于人类社会进化的阶梯时,中国学习西方就意味着,中国要从封建社会或半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中国社会的自我发展。而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化。如果以此反观严复对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则严复的现代性意识并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的,他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⑧即使在今天看来,严复所说的中西文化的差异,实际上就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差距,属于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内容。
既然中西方都遵循着共同的进化原理,那为什么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和西方不一样呢?严复指出:“顾富强之盛,必待民之智勇而后可几;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砻而后日进,此又不易之理也。……盖自是欧洲散为十余国焉。各立君长,种族相矜,互相砥励,以胜为荣,以负为辱。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场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一名一艺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终于相成,日就月将,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虽曰人事,抑亦其地势之华离破碎使之然也”?⑨,“知欧洲分治之所以兴,则知中国一统之所以弱矣。”?⑩简言之,竞争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欧洲由于竞争激烈而发展速度较快。而中国却由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各周边地区与中国文化的差距较大而缺少真正的竞争,因而社会发展较慢。据此,严复认为,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的近代冲突,正好给中国提供了历史上所没有的竞争环境,“今者外力逼迫,为我权借,变率至疾,方在此时。”(11)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中西方之间的竞争可以对中国现代化产生积极的作用。
既然中国的现代化意味着传统文化的衰落和新文化的兴起,那么,从传统文化向新文化的过渡是采取一种激进革命的方式实现,还是通过缓和的改良来进行?根据进化论,严复选择了改良的道路,主要有二个原因:第一,这是进化规律的要求,严复指出:“万化有渐而无顿。凡浅演社会之所有者,皆深演社会所旧经者也。”(12)“渐”就是历史的延续性,“顿”就飞跃或断裂。也就是说,浅演社会与深演社会之间,或者新旧文化之间,有着内在的延续性的联系,新文化是从旧文化的母体中经过一段历史过程发展出来的。这就必然要求中国人选择改良的道路。并且,严复根据甄克思的进化论,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夫支那固宗法之社会,而渐入于军国者”,即当时的中国文化已经不完全属于传统社会,而是具有了某些性现代社会的特征。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也就是这些现代性特征显现扩展的过程,因而严复指出:“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13)即改良是必须的。第二,这与当前中国人的民质程度相关。严复认为:“数千载受成之民质,必不如是之速化;不速化,故寡和。寡和则勍者剋之,必相率为牺牲而后已。夫牺牲何足辞,独是天之生先觉也不易,而种之有志士也尤难,奈何使一二人倡说举事之不详,遂牵连流血以灌自由之树乎!”(14)可见,严复是坚决反对革命的。这是相当有趣的,从生存竞争和中西文化之争来说,严复的态度是相当偏激的和彻底的,但对于具体的社会变革活动,他的主张却是相当温和的。
综上所述,严复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现代化的概念,但他却在进化论框架下,以保种图强为目的,以中西文化之争的形式,将中国现代性的具体内容揭示出来。因而从民族主义思潮的现代意识的角度看,严复这一派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以生存竞争突出了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紧迫性,以文化的发展为现代化的内涵。这既不同于康有为等人所强调圣人和政治制度变革,也与孙中山等人所强调的民族革命和政权有差别。#p#副标题#e#
构建民族国家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基本追求。所谓的民族国家,指世界进入近代以来,某一民族为了追求民族自决和自治而构建的政治实体。严格意义的单一民族国家几乎是没有的,民族国家通常是由某一主要民族组成或几个主要民族联合组成,并得到该国所有民族共同承认的政治实体。因此,民族国家就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国家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或者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第二,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关系。严复也是从进化论出发来讨论这些问题的。
众所周知,严复很少谈到汉族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也反对所谓的排满革命,原因有四:第一,严复进化论的生存竞争,强调的是人种之间的竞争和国家之间的竞争,他指出白人“洎乎二百年来,民智益开,教化大进,奋其智勇,经略全球。红人、黑人、棕色人与之相遇,始则与之角逐,继则为之奴虏,终则归于泯灭”(15),从人种的角度看,“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人也。檀君旧国,箕子所封;冒顿之先,降由夏后,客何疑乎?故中国邃古以还,乃一种之所君,实未尝沦于非类”(16)。因此,从中国保种的角度来说,强调汉民族的特殊性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严复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包括那些曾经统治过中原的少数民族,“其不渐靡而与汉物化者寡也”(17)。即他们基本上被汉化了,从文化上看,他们最终与汉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根据严复的进化论,中国的生存危机,其实就是文化的危机,或者说,中国文化的落后,实际就是汉族文化的落后。因此,扬汉排满等所谓的汉民族主义运动并不能解决中国生存危机的问题。第三,严复特别强调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差异:“盖种族与国,绝然两事。世尽有种族虽同,不必同国。如今日之台湾人,南洋各国之洋籍,甚至日本、法、美之中,常有与吾同种族,而不以为同国者。又有同国矣,而不同种族,则如往者之朝鲜、琉球,今日之满、蒙人,皆与之异种,而又为一国之民者也。”(18)他又指出:“《拿破仑法典》曰,生于法土者为法人。即今日华工之子,生于美者,皆为美民,权利义务,与土人无异。”(19)这里的种族就是指民族。非常明显,从国家竞争与现代国家概念出发,严复关注的是某一人是否属于某一国民的身份,而不是他从历史所获得的民族身份。第四,严复指出,排满运动者“请不必为满人道地,而但为所欲与复之汉族道地足矣。充汹汹者之所为,不沦吾国于九幽泥犁不止耳。合众民主定局之后,不知何以处辽沈,何以处蒙古、准噶尔、新疆、卫藏,不知我所斥以为异种犬羊而不屑与伍者。在他人方引而亲之,视为同种,故果遂前画,长城玉关以外断断非吾有明矣。他日者,彼且取其地而启辟之,取其民而训练之,以为南抗之颜行;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吾恐四万万同胞,卅年以往,食且不能下咽耳。”(20)简言之,从逻辑上说,激进的汉民族主义者的行为非常可能引起国家的分裂和内乱。这必然大大不利于中国的救亡图存,不利于汉民族自身的发展。因此,严复说:“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21)可见,严复明确反对那种狭窄的、排外的、激进的汉民族主义的主张。
如果说严复对民族国家的民族特性谈得较少的话,他对民族国家中的公民对国家的认同问题却特别关注。简单地说,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就是个体对国家与个体之间关系的认知,以及相应的对国家公共事务的态度。严复从中西方的生存竞争开始探讨这一问题:“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虽有原省,原省此奴虏而已矣,虽有燠咻,燠咻此奴虏而已矣。夫上既以奴虏待民,而民亦以奴虏自待。夫奴虏之于主人,特形劫势禁,无可如何已耳,非心悦诚服,有爱于其国与主,而共保持之也。故使形势可恃,国法尚行,则齅靴嫠面,胡天胡帝,扬其上于至高,抑其己于至卑,皆劝为之;一旦形势既去,法所不行,则独知有利而已矣,共起而挻之,又其所也,复何怪乎!……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与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则亦有道矣。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国所推择。是官者,民之所设以釐百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抚我虐我,皆非所论者矣。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22)“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23)简言之,西强中弱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国民对国家认同程度方面:在中国,民众无民权,民众与君主之间是奴虏与主人的关系,因而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程度很低,甚至有某种被迫认同的成分;而在西方,民众有民权,民众实际上是国家的主人,因而他们对国家的认同程度非常高。也就是说,中国与现代西方国家实际是二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的国家。那么,导致这两种国家的根本差异的民权又来自于什么呢?严复指出:“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24)“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25)“西人之言政也,以其柄为本属诸民,而政府所得而操之者,民予之也。”(26)简言之,民权来自于自由的观念和民主的原则,并决定了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民权基础之上政府实际上就是立宪政府,严复指出其实质是:“立宪者,立法也,非立所以治民之刑法也。何者?如是之法,即未立宪,固已有之。立宪者,即立此吾侪小人所一日可据以与君上为争之法典耳。其无此者,皆无所谓立宪。”(27)“今世欧洲之立宪,宪非其君之所立也,其民既立之,或君与民共立之,而君与民共守之者也。夫以民而与于宪,则宪之未立,其权必先立也。”(28)又说:“有民权之用,故法之既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使法立矣,而其循在或然或不然之数,是则专制之尤者耳。”(29)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民众才也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他们才真心地拥护国家的行为。可以说,严复以国民对国家的认同的线索,将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宪政主张介绍来中国,或者说,严复认为,中国只有构建出自由主义的现代宪政国家,才能真正解决国民对国家的认同问题,才能真正以解除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
虽然严复强调个人的自由在现在国家中的意义,但他又认为,由于中国生存危机的严重性,“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求国群之自由,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爱国,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分之义务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义务,因以生其爱国之心”(30)。也就是说,要增进中国人对国家的认同,除了国家政治制度的改良之外,还必须要增强民众的爱国情感。因此,他在遗嘱中对后人说:“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众。”(31)但是,严复仅将此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则不是作用一种政治原则,“夫谓爱国之民,宁毁家以纾难,不惜身膏草野,以求其国之安全。此其说是也。然是说也,出于爱国者之发心,以之自任,则为许国之忠,而为吾后人所敬爱顶礼,至于无穷。独至主治当国之人,谓以谋一国之安全,乃可以牺牲一无罪个人之身家性命以求之,则为违天蔑理之言。此言一兴,将假民贼以利资,而元元无所措其手足。”(32)可以说,严复认为,民众对国家的认可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国家对民权的承认和对民众利益的保护;第二,民众爱国主义情感的激发,民众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虽然从具体内容上说,这两方面内容有冲突之处,但严复对这两方面内容的性质却是作了严格区分的。
综上所述,根据进化论,严复从现代国家理念出发,以一种现代眼光看待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强调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存,并提出了建构现代自由主义的宪政国家的主张。这既不同于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理论,也不同于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者对现代国家的另一种理论探求。
维护民族利益是民族主义各种主张的最终归宿。它涉及到两个方面内容;其一,民族利益的内容是什么,其二,如何维护民族利益。在近代中国,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各种民族主义者对民族根本利益的认定基本相同:当务之急是救亡图存,追求民族的独立;最终的目的建设一个文明、富强的新型中国,甚至中国在文明程度上要赶超西方。但对于如何维护民族利益,各种民族主义的主张却有很大的差异。总的来看,以进化论为依据,严复对如何维护民族利益有着独特的主张,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严复强调民力、民智和民德,特别是民智在中国救亡图存中的意义。严复的进化论中有一个十分奇特的、而又不来自西方进化论的重要观点:“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33)“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34)简言之,国家的各种实力实质是其民力、民智、民德的各种表现形式,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民力、民智、民德之间的竞争。因此,严复说:“则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35)其实,民力、民智、民德本来指斯宾塞教育学中体育、智育和德育,严复将其改造为民众的身体素质、民众的科学知识涵养和民众的道德水准。这在三者之中,严复最为看重民智,他认为,“观其治生理财之多术,然后知其悉归于亚丹斯密之一书,此泰西有识之公论也。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原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故曰:民智者,富强之原。此悬诸日月不刊之论也”(36)。“请先思今日欧美诸邦,其国力之富厚,其实业之精进,较之吾国相去几何?次思列强进于此境者,从何时始?三思此不及二百年中,彼土所以致此古未曾有之盛者,实由何故?……必言近因,则惟格致之功胜耳。”(37)“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38)由于严复认为民力、民智增强最终也要依赖民智的提高,并且与富强直接相关的军事、农工商等实业和政治制度的改良也需要以民智为现实的基础,因此,严复说:“根本救济,端在教育。”(39)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结论:中国应对残酷的生存危机的根本方法却是十分温和的:发展现代的、全民性的科学教育。
第二,严复反对战争。他认为:“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场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一名一艺之微,莫不如此。” (40)“兵之可恃而长雄者,皆富强以后之果实。无其本而强为其实,其树不颠仆者寡矣。” (41)“国非富不强,兵非巧不利,欲率游牧之民,以席卷工商之国,如青吉斯、帖木斯之所为者,断断乎无此事矣!”(42)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一种全面的竞争,军事只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竞争方式而已,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竞争中的最终胜利者不是军事上的胜利者,而是处于更高级文明的国家。他举例说:“夫疆场之事,一彼一此,战败何足以悲。今且无论往古,即以近事明之:八百三十年,日耳曼不尝败于法国乎?不三十年,洒耻复亡,蔚为强国。八百六十余年,法兰西不尝破于德国乎?不二十年,救敝扶伤,褎然称富,论世之士,谓其较拿破仑之日为逾强也。然则战败又乌足悲哉!所可悲者,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与民气之已困耳。” (43)因此,国人所追求的应该是国家的文明富强,而不能仅仅关注军力的发展。换言之,要真正解决中国的生存危机,仅仅在军事方面学习西方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彻底地解决民力、民智、民德三方面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来说,战争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此,严复说:“仆生平固最不喜言战者也,每谓有国者,虽席极可战之势,据极可战之理,苟可以和,切勿妄动。” (44)对于一个强调生存竞争和救亡图存的海军将领来说,严复这种反对战争的态度确实有些令人不解。但这确实与他发展中国文化的思路是一致的。#p#副标题#e#
第三,严复反对一切非理性的、盲目的排外行为,即使这些行为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彼徒执民族主义,而昌言排外者,断断乎不足以救亡也。” (45)因为严复始终认为“若由今之道,毋变今之俗,再数百年,谓为种灭,虽未必然,而涣散沦胥,殆必不免,与欧人何涉哉!” (46)即中国的生存危机根本上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引起的,西方列强的侵入只不过将这种危机现实地展现出来而已。并且,严复还认为,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取决中国文明的发展程度,为此,他特地翻译了《伊索寓言》中的《鸦乘羊者》,在译文中,鸦说:“所遇者雄,则吾为雌;所遇者雌,则吾为雄。雌雄何常,视所与接者而已矣。” (47)严复感叹:“不自强者无朋,以所遭皆仇雠也。” (48)西方列强就是“鸦”。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关系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自强:如果中国强大了,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就是朋友,生存危机自然也就解除了;反之,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就是“仇雠”,中国不管怎样排外,亡国灭种的危险始终存在。而中国的富强或中国文明的发展,正如上文所说,必须通过向西方学习,并与西方国家相互竞争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因此,严复说:“期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期于文明,则不排外而自排;期于排外,将外不可排,而反自塞文明之路。” (49)这就是严复“文明排外”的主张,即形式上不排外,而是通过发展文明实现国家的自治独立,达到一种实质上排外效果。应该说,严复所理解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者的主流,他所理解的排外也不是孙中山等民族主义所说的排外,他的“文明排外”主张更多的是针对传统的士代夫、义和团等试图中断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主张而言的。但是,对于一个强调生存竞争和西方列强威胁的进化论者来说,“文明排外”的主张确实是相当温和的。
综上所述,以早期严复为代表的这一派民族主义者,以进化论为理论框架,以一种现代性的眼光思考中国民族主义发展中的基本问题,赋予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一种进化论的、现代化的、文化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平主义的和温和改良主义的综合特征,丰富了中国的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内容,并为其后来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
①冯 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6.
②严 复.论世变之亟[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2.
③严 复.原强[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11-12.
④严 复.救亡决论[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40.
⑤严 复.译〈社会通诠〉自序[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135.
⑥严 复.〈社会通诠〉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23.
⑦严 复.〈法意〉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84.
⑧严 复.论世变之亟[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3.
⑨严 复.拟上皇帝书[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65-64.
⑩严 复.〈法意〉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65.
(11)严 复.原强修订稿[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27.
(12)严 复.政治讲义》第三会,《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1265.
(13)严 复.主客平议[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119.
(14)严 复.主客平议[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120.
(15)严 复.保种余义[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86.
(16)严 复.原强修订稿[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21.
(17)严 复.原强修订稿[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22.
(18)严 复.政治讲义》第一会,《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1245-1246.
(19)严 复.政治讲义》第三会,《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1260.
(20)严 复.与张元济书》第十九,《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556.
(21)严 复.〈社会通诠〉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26.
(22)严 复.原强修订稿[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31.
(23)严 复.辟韩[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36.
(24)严 复.论世变之亟[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2-3.
(25)严 复.主客平议[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118.
(26)严 复.〈社会通诠〉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30
(27)严 复.政治讲义[M].《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1284.
(28)严 复.〈法意〉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50.
(29)严 复.〈法意〉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40.
(30)严 复.〈法意〉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81.
(31)严 复.遗嘱[M].《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360.
(32)严 复.〈法意〉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1022-1023.
(33)严 复.原强修订稿[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25.
(34)严 复.原强修订稿[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18.
(35)严 复.原强[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14.
(36)严 复.原强修订稿[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29.
(37)严 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M].《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282-283.
(38)严 复.与张元济书》第九,《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539.
(39)严 复.与熊纯如书》第五十七,《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674.
(40)严 复.拟上皇帝书[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66.
(41)严 复.原强续篇[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38.
(42)严 复.〈法意〉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82.
(43)严 复.原强[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9.
(44)严 复.原强续篇[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39.
(45)严 复.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151.
(46)严 复.道学外传[M].《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483.
(47)严 复.鸦乘羊者[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78.
(48)严 复.鸦乘羊者[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78.
(49)严 复.与〈外交报〉主人书[M].《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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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教育部社科司和中宣部理论局的相关要求,《中国近代史纲要》教材编写课题组于2013年1月启动2013年教材修订工作。,《中国近代史纲要》按照时间顺序共分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篇,具体内容包括: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汉字解析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讲解的结合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汉字不仅是美丽的方块符号,也是表情达意的沟通工具。尤为重要的是,汉字还是中国文化的基因。透过汉字,我们能够感受到它历经沧桑的历史温度和文化气息。笔者尝试将汉字解析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讲解结合起来,让青年学子了解"东方魔块"无穷魅力的同时,牢记历史,不忘国耻,从而能更好地激发其爱国热情、民族自豪感、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诸多,譬如:闭关锁国、政治黑暗、腐败严重、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经济技术落后、阶级矛盾尖锐等。但笔者认为,归根结底,还是思想的原因,而通过对"中国""夏"字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华夏中心主义正是我们夜郎自大的症结所在,也正是我们落后的思想根源。
甲骨文的"中"字像一道飘扬的"旗帜".古代君主有大事,如集合民庶,或召集军队,都插旗建"中"于空旷之地,人们看见"旗帜"便从四面八方趋附到"中",听达命令。所以,"忠"的本义即"插旗为中,以为标识".在古时候,只有氏族、部落的酋长、贵族,以及国君才有资格插旗建"中",而那些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只是听从命令的庶民。因此,"中"象征的是权利,地位,尊卑,秩序。故"中"者,有"中"央、居"中"之国说。
中国者,即中央之国,即中原地区。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先民,以中国人自居,称东西南北诸氏族、部落为"四夷".《礼记王制》说:"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孟子说:"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夏",从金文中看,其上为"头",中间为"躯干",两侧为"手",其下为"足",实际上就是"人"形。所以,"夏"的本义是"人",但是凸显头不大、身手足齐全、体格健壮的人。《说文》讲得有道理,"夏,中国主人也".所谓"中国",即黄河流域及中原一带。所以,古代中国人也称为"华夏"[1].
通过分析,我们能够看到正是由于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和周围的游牧民族相比,他们很早就开始进入了礼制社会,并开始定居从事农业生产。所以中原人颇以自己的文明而自傲。由此在"人"字的基础上,又造出"夏"来显示自己是优秀民族。中国古代文化是在与外界隔绝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并且很早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与周围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关系,长期以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单向辐射性的文化传播,所以华夏文化优于蛮夷文化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滋长起来。这种骄傲伴随着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积淀与日俱增,到了清朝康乾盛世时,达到了极致。这就是华夏中心主义,是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的一种概念,是古代中国的一种世界观[2].这种思想势必导致华夏独尊的文化自大主义和文化排外主义,即中国与周围其他民族的关系,是中心之国与四方蛮夷的文化等级关系,天朝上国与周围属国的藩属关系,这种中国所特有的"天下"意识,一直持续到19世纪。
世界文明的历史和西方文化人类学者的研究都证明,如果文化之间缺少博弈和交锋,那么其发展和演变将举步维艰抑或停滞不前。正是由于华夏中心主义思想作祟,在全球发生变局之时,天朝上国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所以中国只能在封建主义的迟暮中步履蹒跚,国门轻易地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可悲的是,国门洞开之后,却不知道痛定思痛,依然眛于世界大势之外,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这导致我们错失了一次又一次改革机遇,导致落后遭挨打的悲剧接踵而至甚至绵延一个世纪之久。因此,"中国""夏"所代表的华夏中心主义,正是中国近代落后遭挨打的思想根源。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犯下了数次侵华罪行。它们对中华民族的侵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具体来讲,就是割占中国领土、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资源、践踏中国文明。而汉字也形象地把这些侵略行径表现了出来。
"贼"的金文,左边是一只手,右边是"戈"(武器),中间是"贝"(贵重之物),表示"手持戈破贝".
本义是"破坏".这个字反映了诸国列强在侵华战争中公开抢劫中国财富,大肆破坏文物和古迹的罪恶行径。譬如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入京前洗劫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他们疯狂盗抢瓷器绸缎、名贵字画、金银珠宝、文物古籍等,后纵火焚园,并将香山、万寿山、玉泉山的殿阁建筑付之一炬。参与打砸抢烧的英国军官戈登坦承:"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这些自诩为"文明使者"的西方列强所表现出来的丑恶嘴脸和强盗行径,使帝国主义侵略与殖民主义势力的野蛮本性暴露无遗。
"寇"的甲骨文,外面是一座大房子,里面的左边是面朝左的一个人,右边的表示一只手举着有杈的棍子打人,其本义是"盗匪".西方侵略者在历次的侵华战争中野蛮屠杀了大批华人。甲午战争期间,1894年11月,日军攻陷旅顺后仅仅四天就屠杀了中国居民2万余人。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展开了烧杀淫掠"大竞赛".
中国平民和被俘战士被集体射杀、火焚、活埋及用其他方法处死者达30万人以上,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3].
"盗"的甲骨文,右上部是一个面朝左而立的人,张口流出了滴滴涎水;下部为"舟",上古文字中"舟"与"皿"常无区别,形容人之贪婪,见利垂涎三尺,简直口水都可要以舟载之了。《说文》:"盗,私利物也。""盗"的本义为"极欲",由此引申为"盗窃"."盗"也指"强盗".而列宁曾指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和发展。"近代以来,为何诸多西方国家都将中国视为侵略对象,都想从中国分得一杯羹、一块肉来吃?究其原因,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曾经缔造了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可以更好地充当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市场、廉价劳动力及廉价原料的供应基地和自由的投资场所。因此,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脚步接踵而至。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华民族遭受了无数次侵华战争,其中大规模的异族入侵有六次。但即便如此,西方国家依然没有征服中华民族。原因在于诸国列强之间利益纠葛矛盾重重,明争暗斗相互钳制。然而究其根本,却是英勇无畏的中华民族顽强抵御了外来入侵。为何中国人民视领土如生命,寸土必争、英勇反抗?汉字之中所蕴含的丰富信息为我们揭示了答案。
国家之国,与或、域为同义词,国周围的口,突出疆域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疆域即领地。而领地意识是人存在的心理基础,当人们拥有的时候,自我意识便得到了确认。因此,海德格尔哲学以人的存在来表达自我意识,这意味着领地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统一。"或"(域)的金文从戈。《说文》释义:"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国"反映了用武力保障的自由空间,这是一种国家的自我意识,而国家的自我意识便是主权意识[4].
由此可见,防卫和领地意识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保障。国家存在的前提是拥有一定的空间---领土,拥有武力,构成主权。这即是国家的三要素:领土、居民和主权,且三者是统一的,当某一要素受到侵犯时,国民势必会拿起武器保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的尊严。
毛泽东曾有诗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国门洞开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列强侵略纷至沓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奋起抗争,探索出了一条又一条救亡图存之路,充分彰显了民族精神。
甲骨文的"敢"字,刻画的是一位英勇的猎人手拿猎具捕抓野猪的画面。野猪的凶猛不言而喻,这凸显出了一种大无畏的精神。甲骨文的"毅"字,描摹的是一只野猪被猎人追捕,通过耸立自己身上的鬣鬃以示抗衡,以示临危不惧的栩栩画面。这两个字其实也形象诠释了中国人民为了扞卫民族生存的权利所进行的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三元里抗英斗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首次反抗帝国列强侵略的武装斗争,昭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精神特质[5].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历时十四年之久,占据中国江南半壁江山,给中外统治者和侵略者沉重打击。谭嗣同的"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体现了为变法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6].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爱国官兵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的动人篇章。
民族精神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发展和不断壮大的重要精神依托。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与象征。
回顾龙的形成历程,我们会发现龙身上代表着一种可贵的精神特质,这便是中华民族能够历经五千年之久依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根本所在。而这种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对于实现中国梦,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至关重要。复兴伟业需要万众一心、凝聚合力。"兴"字的内中乾坤,为我们生动揭秘了民族复兴之梦何以实现的根本支点和动力之源。
考察历史从中窥见,古时的中国分为很多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图腾。为了生计和领地,部落与部落之间经常发生争斗甚至战争。而赢得胜利的部落便会把对方的图腾图案加到自己的图腾中去,以此显示自己的强大,久而久之就产生了龙。因此,龙就是中华民族由不断冲突逐步走向大融合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而"龙"也日益演化为一种精神的寓意象征和优秀的民族品格---团结、凝聚、包容、和谐等。纵观世界历史,诸多古代文明曾经璀璨耀眼,横跨洲际的大帝国也盛极一时,而今无不烟消云散没落在萋萋荒草和累累废墟之中。而唯独中华文明依然薪火相传,和日月同辉与江河同在。
其本质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以"龙之精神"为核心内容的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
"兴"的甲骨文的四角是四只手,中间抬着一个很重的器物,其本义是"抬举"之义。金文又增加了一个"口"字,表示用口叫喊(一声声号子)、共同抬举之义[7].《说文解字》说:"兴,起也。……从'同',同力也。"史册在案,昭然若揭。从列强入侵到人民解放,从建国立业到改革开放,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皆为中华儿女集体智慧和共同奋斗的合力使然。毋庸置疑,由"弱"到"强"、由"衰"到"兴"的历史图景和现实境况,正是中华民族精诚团结、同心协力的伟大成果。有向心力才有凝聚力,有凝聚力才有战斗力和创造力,这也必将成为实现中国梦的不竭动力。
2012年11月29日,带领第十八届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参观了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陈列,并首次论述了"中国梦".他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8]36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8]39-40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中国力量就是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是克敌制胜的根本保障和强大法宝。在"龙"和"兴"的释义之中不难发现,从建设兴国到复兴强国,正是有了"龙"这一民族精神的脊梁支撑,有了"兴"这种集合力量的磅礴气势,我们才能一步步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贫穷落后走向伟大复兴。汉字之妙暗藏玄机。表面上来看,貌似先人造字的偶然为之,实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综上而论,本课程的教学改革把"对文字的解读、研析与历史风云变幻"结合起来,剖析一个个汉字,展阅一幕幕史卷,其宗旨即"透过文字看历史".
这种方法极力避免了学术性的枯燥和理论性的艰涩,以真实灵动的历史故事为线索,深入挖掘汉字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将学生引入一个由汉字所带来的既深奥精微又美丽动人的历史世界。由此,极大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有效增强了其学习兴致,激发了其文化自觉、爱国热情和历史使命感,有利于培育其健康人格,提升其人文素养,塑造其精神内涵,在潜移默化中使当代青年学子"牢记历史事件,拓深历史底蕴,担当历史责任",从而不断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造血发力、添砖加瓦。
[1]左民安。细说汉字[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128.
[2]王培元。从"立国"到"立人":爱国主义从近代到现代的演进[J].社会科学辑刊,1996(5):94-99.
[3]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211-212.
[4]罗建平。汉字原型中的政治哲学[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42-43.
[5]亡羊。中国古代没有爱国主义吗?---与王培元同志商榷[J].荆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31-36.
[6]周辉湘。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潮层次论[J].中州学刊,1998(3):129-132.
[7]王国安。图说汉字[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88-189.
[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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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通常是指在17世纪至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一个新思维不断涌现的时代,与理性主义等一起构成一个较长的文化运动时期。这个时期的启蒙运动,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启蒙运动同时为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框架,并且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与音乐史上的巴洛克时期以及艺术史上的新古典主义时期是同一时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近现代两次启蒙运动的缺陷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启蒙的实质是作为个体的人获得“成为自己”的自由,它涉及自我与自性、个性、共性等定位坐标点的关系。如果以自性、个性、共性作为个体自我定位的三个醒目的坐标点,那么,从自性到个性再到共性,反映的是角色意识统合功能次第加强的运动态势,反之,从共性到个性再到自性,则划出了主体意识分化倾向日益明显的运动轨迹。
就此而言,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分合大势至为简单明朗,虽然历经无数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为表相的政权更迭和治乱循环,但角色意识代表的统合趋向和功能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亘古未变,个体自我的主体意识一直没有孕育、催生的机会,这是由拒绝分化、敌视个体的文化、政治的大环境、大气候所决定的。因此,趋于分化、多元的以自性定义个体的角度几乎被挤压成边线重合的直线---一个未经开启的平面,定义的问题被置换为定位的问题,“我是谁?”的本体追问转变为自我的身份认同的问题。
联系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现实,这种问题的置换既显示了文化惯性作用的强大,也受制于不得不如此的客观情境。具体而言,需要重新确认的不仅是个体的自我认同,更涉及社会、民族、国家、文化等为个体自我认同提供资源和定位坐标的对象,两种认同的调整、变化呈互动关系,后者因其数量和规模优势对前者具有更大的统摄和裹挟效应,在重要性排序上,从学理和现实两方面都明显向后者倾斜,这种倾斜有其伦理正确性、历史合理性和文化必然性。
从学理的层面而言,它反映了黑格尔“伦理总体性”的要求,这一要求源于“个别与一般的一体性”.具体表现为,“一个通过认知而与自身建立关联的主体,会同时面对两个自我: 一个是作为普遍的主体,它是作为一切可以认识的对象的总体性世界的对立面; 另一个是个别的自我,它在世界中是个别的自我,它在世界中是众多实体当中的一员。如果绝对者被认为是无限的主体性( 它不断产生客体性,以使自身走出僵化,而进入绝对知识的神圣王国) ,那么,一般与个别这两个环节就只有在独白式的自我认识框架中才能被认为是得到了统一: 因此,在具体的普遍性当中,作为普遍性的主体始终优先于作为个体的主体。在伦理领域中,这一逻辑的结果则是更高层次的国家主体性优于个体的主观自由。”[1]( P. 47)从现实的层面而言,“重建新的意识结构是和重建新的社会结构同步的。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重新确认自己不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自然事件,而是一种集体命运。”[2]( P. 1 -2)因此,“寻找认同的过程就不只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是一个直接参与政治、法律、道德、审美和其他社会实践的过程。”[2]( P. 2)“对现代认同问题的探讨,不仅会涉及到自我、个人的观念,而且会涉及社会、民族、国家和自然等观念。”[2]( P. 3)也即,单数的主体在复数的主体的缠绕和包裹下,其浮出意识的水面并凸显其重要性的过程必然要经历更多曲折。从文化的层面而言,亦支持这种整体、群体对个体的置换和凌驾,而且它对人类普遍本质、意义、价值等的探寻先天薄弱,也是造成个体人格不成熟及其无权、弱势之现实境况的主因。
个人主体确立的问题遭遇置换和滞后的宿命境遇与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息息相关,由于同样的深陷误区的命运,“五四”启蒙运动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新启蒙”运动存在重要的逻辑和历史的联系。
众所周知,中国的个人( 本位) 主义和个人( 性) 话语始于清末危机、特别是以“五四”启蒙运动为主的新文化运动。此前,个人主体作为“具有内在深度的自我”处于缺席和地位模糊的状态,个人意志淹没在伦理架构、道德体系、集体荣誉感、角色规范之中,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套牢的工具、一个失去挣扎欲望的溺水者。
诚如汪晖所言,“个人的自我归宿感是一个现代事件”,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被赋予一个基本固定的“角色”和“位格”,他的归属意识非常明确,因此,很少发生“魂不知所寄,情不知所衷”的漂泊无依感和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惶惑和焦虑情绪,每个具体的人的“痛苦”自觉局限于被给定的角色体系内部。个人主体的建构诉求是现代社会的一大表征,因此,它必然与中国的现代化诸问题纠结在一起。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其动力并非首先来自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是被动的、后发的、学习型的,遭受侵略的事实使这种要求表现得十分竣急,且带有无暇从容选择的盲目,大致而言,走过了一条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不断深化的“师夷”之路。为谋求“制夷”之策,为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这种“学习型”的现代化道路带有极强的功利的特征甚至急功近利的特征。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和富国强民的主观热望使中国的主体建构重心很快由个人转向民族、国家等更大的主体,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提供话语支持和认同引导,建构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在争夺政治和文化主导权的斗争中充分发挥其动员和宣传的职能。在此过程中,个体之“小我”在“大我”的支配下填补进新的等级角色,拥有新的责任和义务。正如一个美国人的观察,“在有组织的等级体制中按照规定的角色行事,这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实质。……在中国,个人的权利就是整个地分享群体的权利,而不是个人想为所欲为的通行证。”[3]( P. 4)可以说,这一原则并未因现代化的转型要求而失效,它积淀于文化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层峦叠嶂之中、至为幽深之处,深埋于群体的个体以及始终在角色意识浓重阴影下沉睡的主体意识,很难在一两次激进的急功近利目的导引的革命或运动中被彻底唤醒和拯救。
从“五四”时期“问题小说”中的“叛逆角色”的遭遇可知,个体从“家”中出走和逃亡的那一刻,碰到的是“国”这一“厚障壁”,个体自觉和个性解放使冲击和反叛家长制成为“五四”时期的一种社会新气象或说新时尚,但个体并没有获得充分的合法性以及成长的社会空间和动力,民族国家作为取代宗法制社会父君之权的更大主体,成为个体皈依的沉沦之所。当鲁迅在《伤逝》中以子君之口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个人主权宣言时,正切中了主体确立“依自不依他”的要害。然而,壮怀激烈、振聋发聩的个人主体诉求迅速在“娜拉走后怎样”这一现实境遇面前碰壁,鲁迅亦无法将子君的合理要求和生命自由向着胜利的喜剧结局进行到底。
虽然子君的悲剧被置于爱情和婚姻的叙事框架内,很多论者也习惯于从性别压迫的角度立论,但不可否认这首先是一个社会和时代的悲剧,它也属于涓生,或者说涓生的悲剧性更为深刻,因为这一悲剧标志着“启蒙”和“启蒙者”的失败。子君的“觉醒”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涓生的“启蒙”,然而,“启蒙”塑造的“新女性”子君并没有完成相对于“启蒙者”涓生的真正的自我确立和个体独立,这种“依附”既是经济的和身份的,也是人格的和精神的,正是以“( 自由之) 爱”的名义确立的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导致了他们的最终分离。可以说,个体分化的不彻底、主体意识的不明确是制造类似人生和爱情悲剧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个体无以负起全部的责任,制约这种“分化”的巨大阻力仍然来自特定的文化结构和社会建构。因此,类似子君和涓生这般以爱情的悲欢离合为表现形式的个人主体困境具有必然性和代表性。
与之类似,鲁迅的“立人”理想一方面表述为“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性主义诉求,一方面又建立、落实在“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立场上,呈现出深刻的内在分歧和两难困境。“国民性”话语及其“劣根性”诊断是针对“国民”的“共性”,且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理论上说,它与每个人有特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难以作笼统概述,在凹凸不平的“相关性”之上,是其作为宏大概念和宏大叙事脱离个人、凌驾个人的本性。这一宏大概念和宏大叙事是“我们”的一个分支和别名,它希冀以“改造”的路径作用于每一个具体的“我”.对个体而言,这种否定性的界定与此前已经固化的肯定性界定一样都是外铄的,是以新的“共性”改写旧的“共性”,无法抵达“个性”,更不能召唤“自性”.
所以,以反思和改造“大我”角色来实现的国民主体的建构,与西方启蒙运动所宣叙的个人主体的自由有所不同,它首先需要民族国家主体的政治主权和制度运作的支撑。于是,“立人”的迫切性让位于“立国”,“救亡”压倒了“启蒙”,“文学革命”的个人( 性) 话语变异为“革命文学”的阶级话语,等等,便成了在文化制约和危机胁迫下顺理成章的历史选择,这种必然性与其说受制于逻辑推衍,不如说源自根深蒂固的文化惯性和基因遗传导致的不自觉选择。现代社会的分化功能在内忧外患的中国终于被提起,却又迅速转向别样名目的统合,个体再次被许以在群体利益实现后依其在群体中的“角色”地位而拥有等级化的分享的权利。伴随以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来实现民族国家建立的道路,个体和社会陷入更为致密的“一体化”的深渊,直至 20 世纪八十年代重提“启蒙”话题。
关于启蒙运动在中国的曲折历程,很多学者做过历史资料的梳理和学理上的深入探究,其中不乏深刻的洞见和创见,值得详细剖析。
周策纵对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的“五四”运动的相关历史有过扎实的研究,并试图给出“一个仅供参考的阐释”.关于其时的“个人主义”的兴起以及后来的“国家主义”的演变趋向,他作了如下的分析: “‘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思想和社会政治相结合的运动,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来实现民族独立、个人解放和社会公正。……‘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维护民族的生存与独立,这实际上是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所有重大改革及革命的目的。……在‘五四’时期,特别是其初期,个人解放是主流意识之一。
1915 年以后,多数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改革者开始认识到要振兴中华民族,就必须从陈腐的传统伦理和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将所有个人都从旧的被动思考的模式中解放出来,打破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自给自足的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势必会增强民族的实力。……讲到批判传统的束缚,他们认为个人自由比循规蹈矩更为重要。……但这种个人解放的潮流并不等同于西方所宣扬的个人主义,而自由主义的意义也与西方所提倡的有所不同。对于救国的目的来说,中国许多年轻的改革者认为个人解放和维护个人权利相差不大。‘五四’时期虽然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个人价值和独立判断的意义,但又强调了个人对于社会和国家所负的责任。这种情况不同于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主义的诞生,因为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中国的问题还是民族国家的独立。因此中国对个人从传统中特别是从封建大家族制度下解放出来的需求很快就被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与国家从而建立一个强大政府的要求给抵消了。……这样,‘五四事件’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两股势力兴起,压倒了个人主义潮流。”[4]( P. 500 -502)在指出这一历史演变趋向和事实时,周策纵点到了中国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西方的不同,但未就此深入展开论述。
刘禾曾对中国“个人主义”话语进行过谱系学的梳理,她指出,“‘五四’式的个人观念总是与民族、国家及社会的观念密不可分。”[5]( P. 115)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以一种极不平衡的方式表现出来,尽显“个人”主体的不成熟和无力感,“其关键就在于‘国家’、‘种族’的思想以‘集体’的名义取消了人的独立性和自我意识,从而陷入了一种人的无主的盲目状态”[2]( P. 322),自我意识的匮乏、主体的盲目状态等很容易使个人落入被动的工具化的生存方式,刘禾借对杜亚泉一篇题为《个人与国家之界说》的分析,说明了“个人”的历史功用和“个人主义”话语的历史价值。“杜亚泉的隐喻和辩证式的论述都集中呈现了一点,即,现代性所做的事情乃是在普通的个人与国家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毫无中介可言的关系。文章作者从维护个人的角度批评国家的绝对权威,但他的批评并不妨碍他全盘接受这种个人/国家的概念性黏结。
他对个人与国家之间辩证关系的阐发本身就是对这种概念黏结的一次再生产。个人必须首先从他所在的家庭、宗教或其他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以便使国家获得对个人的直接、无中介的所有权。
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个人主义话语恰好扮演着这样一个‘解放者’的角色。”[5]( P. 122)这也正是周策纵的看法,“旧伦理的解体或许多多少少把个人从家庭与宗族的纽带中分离出来,但同时也为国家、党派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对个人的控制清扫了道路。”[5]( P. 122)刘禾在将“中国‘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口号”以其认知和阅读视野为前提“置回它所处的具体历史上下文”之后,得出结论: “个人主义的话语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它与民国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大叙事之间有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像当时流行的其他话语一样,它以自身的方式参与了现代意识形态和权力重组的重要进程。这种参与方式不能冠之以任何简单的结论( 如真/伪个人主义的结论) .个人主义并不总是构成国族主义的对立面,启蒙运动也并非是民族救亡的反面。”[5]( P. 117)但这一结论本身显然也具有相对性和局限性,对“启蒙”、特别是作为“启蒙”的重要内容的关于个人主体及其自由的不同认识,会使这一结论发生价值判断上的分歧。比如,汪晖在历史描述和事实认定上,与周策纵、刘禾无甚差异,也认为“‘人及其个体性’的命题终于淹没在‘民族主义’的命题中”是“五四”启蒙运动达成的一个“现代性的后果”,但他将“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视为“‘五四’启蒙思想家抨击和否定的对象”,因此导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启蒙”是失败的、导致了“启蒙的自我瓦解”这样的价值判断。尽管持此看法,他仍然承认其历史必然性,并以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说明这种必然性有其巨大的文化背景和支持力度,即“以集体性和文化的普遍性为其特征的民族主义与以个体和思维的独立性为其特征的‘个体意识’之间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无法构成实质性的对抗,后者在那个时期仅仅是前者的历史衍生物,而无法成为一种独立的现实力量。”[2]( P. 324)由此看出他们的侧重点的明显不同,刘禾从“立国”的角度肯定“五四”启蒙运动中个人主义话语的积极作用,汪晖则基于“立人”立场质疑和批评因启蒙的不彻底导致的个人主体的不确立。
“五四”启蒙运动中,个人主体诉求迅速被阶级主体、民族主体、国家主体和民族国家主体等宏大诉求、集体诉求所取代,既是中国现代化转型之初特定历史际遇所决定的,更重要的,这种转向的柔顺易行也反映了历史趋势与其背后的文化基因存在协同一致性,后者发挥了深隐而巨大的惯性作用。中国文化重视群体甚于个体、群体高于个体、“大我”凌驾“小我”,是一以贯之的原则。“像个人主义一样,国族主义和‘群’的概念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中也占有自己针插不进的地盘。”[5]( P. 127)而且,后者常常拥有针对前者的全包含的绝对优势。对于胡适将“小我”置于“大我”之下的主张,刘禾认为是“现代主体性理论的逻辑引申”,此处的“大我”被视为“社会性的聚集和增生”,特指“有机的现代社会”,在此前提下,“把个体整合成民族国家的公民”、“现代社会的成员”才有可能性和主体合法性的保障。显然,当时的中国从国家主体的确立和社会的性质而言,都不具备“整合”的前提条件,而且,个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地位是以“公民”的身份作为社会“有机”分子的必备要素,因此,坚持群体对个体的统摄,实际走向了现代性的反面,这样的“启蒙”必然导致皈依传统的“反启蒙”效果。
诸多个人主义话语的歧义杂陈表明,“五四”启蒙运动只在否定的意义上具有“态度的同一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批判和怀疑”这种批评对象的高度一致几乎是其唯一的共同点,而在“启蒙”的内涵、目的、途径、方法等方面显得混乱且空洞,缺乏肯定意义上“逻辑的一致性”.
对群体利益的重视,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很难将“个人作为家族、群体、民族、国家、伦理观念的对立物,从而把个人的自由解放视为首要的任务”,总要给个体找一个皈依和从属的“大我”,“阶级”和“民族”在中国人创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过程中成为个人认同的两个重要类属“主体”,两者联手形成互补和互渗的关系。杜赞奇这样阐述“阶级”和“民族”的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认为有必要把阶级视作建构一种特别而强有力的民族的修辞手法---一种民族观。在中国,李大钊就是以阶级的语言来想像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华民族的: 中国人民是一个被西方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阶级民族,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部分。……革命家诉诸阶级――这个阶级包括整个人类或者所有被欧洲资产阶级剥削的人们。我们可以称之为阶级民族主义,但其中仍然保留了政治的和文化的民族主义的若干动机……国际舞台上的阶级――民族在国内也有相应的表达方式。
某个阶级的所谓的特征被延伸至整个民族,某一个人或群体是否属于民族共同体是以是否符合这个阶级的标准为转移的。中国共产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尤其是旨在清除不受欢迎的阶级或剥夺他们的公民权,从而以理想化的无产阶级形象塑造中国的‘“”’时期。这里,民族的观念成为具有超国界诉求的革命语言与民族确定性之间的张力之所。以阶级斗争的革命语言界定民族的另一种手法是把阶级斗争的”普遍“理论置入民族的语境中。30 年代后期毛泽东上升为与列宁和斯大林齐名的最高理论家的地位,以及‘中国模式’的革命运动的诞生,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民族特性便体现在由中国人领导的独特的阶级斗争的模式中。”
[6]( P. 10 -11)这一经由阶级认同、力量集结、暴力争权从而组建民族国家所“拯救”和建构的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也即从“五四”启蒙运动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在文学表述上的最大特征是个人主义话语( 个性话语) 向阶级话语的转变、顺役和沉沦,“人”或“人的解放”等抽象和具体的个人主体性的诉求作为与“阶级性”对峙的“人性论”遭到批判,以“阶级”为认同标准的“人以群分”体现的是“敌我之辨”,多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段内,中国人寻找和证明的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群体归属,“朋友”以政治意识形态的远近亲疏划分出更加细化的以“我们”为中心的涟漪圈子。以阶级( 政治意识形态) 为核心的伦理架构在实质和形态上都十分接近以血缘远近为亲疏划分标准的宗法制伦理架构,几乎毫无变化的分合诉求及其原则贯穿于整个历史进程。
这在文学叙事中体现为清晰的人物设置的原则,以王小波的作品为例,在《寻找无双》中,作者借用坊吏---所谓的“基层工作者”---王安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名目变动不居、实质亘古不变的二元对立原则: “创世之初,世间就有两种人存在。一种人是我们,一种人是奸党。到了大唐建元年间,世上还有两种人存在,一种人依旧是我们,另一种依旧是奸党。……到了今天,世上仍然有两种人,一种还是我们,另一种还是奸党。
……在这个世界上,冰炭不同炉,正邪不两立。一个人不是我们,就必然是奸党。”[7]( P. 532)几乎同样的一段话出诸《我的阴阳两界》中的“李先生”之口---“自从创世之初,世界上就有两种人存在,一种是‘我们',还有一种是’他们‘.现在世界上仍 然 有 这 两 种 人,将 来 还 是 要 有 这 两 种人。”[8]( P. 390)这种“人以群分”造成的你死我活的对垒阵营和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可谓其来有自、渊源颇深。它的消极作用十分复杂,一方面,对“阶级”和“党派”的上下分等、内外有别的类似传统伦理格局的狭隘认识,使前者很容易成为后者的现代“别名”,阶级的伦理秩序塑造、编排了新的不自觉、不自主、不自由的个体。进而言之,随着两个阵营、两种观点不断审时度势、分合重组,使个中成员难以持守“自我”,或是暧昧、两栖的“蝙蝠”,或是失去“自我”定义能力的“变色龙”,而且,“这两种人活在同一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互相带来灾难。”所以,只要个体面临此种“两分”的选择,便难免落入自我分裂的窠臼,如同《我的阴阳两界》中王二对小孙的存疑: “现在我才发现,她最起码不是个坚定的’我们‘,甚至将来变成’他们‘也不一定。”[8]( P. 390)同样的怀疑也发生在《红拂夜奔》中李靖对其暗中充当官府“间谍”的“情人”李二娘身上。显然,与动趋无极的“变”相比,个体的可变向度十分狭隘,可供来回跳荡的无非已经设定的两个阵营、两个圈子而已。
应该说,从多元选择到二元对立,从众声喧哗到双声叫板,与其说是启蒙的结果,毋宁说是启蒙被误解和扭曲的结果,是启蒙的失败,它呈现出明显的“反启蒙”的特质。于是,历史绕了个实属必然的圈子,又回到“启蒙现代性”的起点,它的吊诡也在于 20 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与“五四”启蒙运动一样,存在“态度的同一性”和深刻的内在分歧。关于二者的相似性,基本已成共识:
“在( 二十世纪) 80 年代,最值得重视的是 80 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运动,其上承 70 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下启 90 年代,成为当代中国的又一个’五四‘.90 年代以后思想界的所有分化和组合几乎都可以从中寻找到基本的脉络。新启蒙运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想运动,既有渴慕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诉求,又有对其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潜在性格。文化态度的同一性与思想内涵的异质性,构成了新启蒙运动混沌的表象和复杂的内在分歧,成为 90 年代中国思想界分化的渊源所在。”[9]( P. 3 -4)当“新启蒙”的倡导者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走上“利益的分化”、“知识结构的分化”、“目标诉求的分化”等等歧途时,也表现出大致相同的对人( 既指抽象意义上的类属名词“人”,也指具体的“个人”) 的主体性追求的偏移和背离。而“肯定人的主体性”曾经是“新启蒙”的起点,它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五四”启蒙运动的原初任务相接。“80年代中国的启蒙者所理解的人”是一个“典型的启蒙运动所理解的人”,具体而言,“人,既是一个理性的存在,又是情感的存在,充满了各种合理的自然欲望。这样的人,是一个所谓’大写的人‘,人就是其目的本身,具有不证自明的本体论地位,在人之上没有更高的目的。这样的人,超越于家国、阶级和各种自然社会关系,内含着普遍的人性,他具有自主的意志和无限的自我创造能力,唯一需要的是要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归自我的本性。
这是在审美和哲学意义上的人,是被抽离了具体历史语境的人。这样的抽离,不是偶然的,正是为了突出人的至高无上的主体性,突破传统的集权体制套在人身上的各种枷锁。”[9]( P. 26)但是,80 年代以高扬主体性为核心内容的“新启蒙”运动在其任务很难说完成的情况下,迅速“解体”,个人主体的重要性再次在现代化转型和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让位于国家主体,由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意义和集体认同日益重要”,个人获取“身份”( 包括政治身份、社会身份、职业身份等) 较之“主体性”显得更为实用和迫切,而个人主体自由的问题也相应置换为“获得合法的、平等的身份资格”.于是,对如何获取才属合法、怎样的身份设置和利益分配方能体现平等原则等等问题的不同回答,又成为划分“我们”、“你们”、“他们”等“圈子”、派别的原初依据和聚讼焦点,个人主体的确立再次被身份问题所裹挟、延宕以至于日渐模糊、趋于消解。
个人主体的困境折射出中国两次启蒙的缺陷和不彻底,也是以启蒙为发端和主要动力的现代化转型的困境,缺陷和困境的根源可追溯到康德对启蒙的定义和阐释,当我们将康德所谓的“启蒙”与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加以比较时,便很容易看出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十分明显。换言之,正是在康德之“启蒙”的意义上,我们发现了中国的两次启蒙运动的“反启蒙”特征。“五四”启蒙运动的中断以及八十年代启蒙话题的重提,一方面表明中国曾经偏离甚至背离了启蒙的轨道,另一方面更说明中国在谋求人类意义上的发展和进步时最终无法绕过启蒙的阶段和任务,一切发展的前提必然倚赖启蒙的成果---“人”的确立。
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 “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开宗明义谈道: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0]( P. 23)他继而指出,“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10]( P. 23)产生“无能为力”状况的原因可归咎于两种,一是“自己”理智的薄弱,一是对运用“自己”的理智缺乏自觉导致的怯于表达和行动,两者可归结为理性思考的能力及进行理性的思考的意识和意愿。显然,康德之“启蒙”的着重点在于后者---“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10]( P. 23)因此,他大声疾呼: “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0]( P. 23)由此可知,康德的“启蒙”所追求和达成的是人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实现既有赖于主体相对于客体的理智---理性认知的能力,也有赖于自我相对于他者的运用理智进行思考作出判断的勇气。康德强调了“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是启蒙唯一重要的成果。取得这样的自由,实现启蒙的目的,需要克服人性中的“懒惰”和“怯懦”,“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之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已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了以后( naturaliter maiorennes 由于自然方式而成熟---译注) ,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的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10]( P. 23)“懒惰”和“怯懦”的人大量存在表明“运用自己的理智”是一件充满艰难和危险的事情,寻求安逸、规避危险的本能使他们选择放弃和交托自己“无可避免”的“自由”,而“自由”的复归恰有赖于启蒙运动,这是一种从“保护者”那里“赎回”自由的自我启蒙,“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 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哪怕是在为广大人群所设置的保护者们中间,也总会发现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 他们自己在抛开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之后,就会传播合理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及每个 人 的 本 分 就 在 于 思 想 自 身 的 那 种 精神。”[10]( P. 24 -25)从个别有独立思想的人向全体公众蔓延的“启蒙”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不是依靠爆发的集体激情和暴烈的革命洗礼能够一蹴而就的,所以,康德对此特别强调,“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可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 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10]( P. 25)这一提醒证诸中国的历史,显示了康德这位“启蒙哲学”“最卓越的代言人”有着怎样令人惊叹的预见性和敏识力。
“五四”启蒙运动正是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情境下发生社会政治重心的“转向”,在国民“思想方式”远未产生根本变革的情况下被迫中断; 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之发起的现实必要性和迫切性隐匿于“五四”启蒙运动的缺失和教训之中,是其复杂的“未完成”效应引发了这一“轮回”现象。其间,国人饱受新旧偏见编织的“圈套”束缚,普遍的“缺少思想”和缺乏勇气使“不成熟状态”成为一种占绝对优势的社会常态,盲从的愚众成为制造现实劫难的巨大的传导和助推力量,也是历史悲剧的最直接的受难者。但基于对十年浩劫的反思而继起的“新启蒙”运动只是在缓解社会和政治危机的过程中扮演了一种“拯救”的角色,依然没有( 或说无法) 贯彻康德的启蒙宗旨,“不成熟状态”依然是大多数人的常态,并潜在影响、制约、主宰着社会生活的诸般表相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当现代化转型和全球化趋势覆盖了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时代的最大主题时,“启蒙”的话题再次被压抑,显然,很多人会认为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启蒙了的时代”或“后启蒙的时代”,似乎可以将“启蒙”扔在脑后或扫入历史的尘埃,但恰恰由于我们以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心态曲解了“启蒙”的本义,过早且过于轻率地告别了“启蒙的时代”,阻断了完成“启蒙”之艰巨任务的进程,造成一些弊端和症候难以根除,在相异的时空不断上演“轮回”的悲剧。
启蒙运动在西方是现代社会发端的先声和保障,启蒙的目的---养成摆脱了“不成熟状态”的崭新个体---也是现代化的核心要求,质而言之,现代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皆以人类( 包括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个人) 为中心,两者在根本诉求上极为一致,所以,以现代化转型替代和消解“( 新) 启蒙”的主旨任务,再次暴露了中国“启蒙运动”的致命缺陷。
知识分子的“反启蒙”心态是导致“缺陷”的重要原因,他们“以民众的监护人”自居,视民众为“未成年儿童”,因此,“不需要运用自己的知性来判断是非,只需跟着他们行动就能成就伟大事业,推进历史的发展。”[11]
显然,这不仅不是民众“脱离”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恰是将民众置于那种“不成熟状态”.因此,知识分子的启蒙观念和选择直接影响着“启蒙”的结果,更决定着个人主体自由能否真正实现。
对于知识分子身份职责的反思和批判亦不可避免地围绕主体建构的问题,这在作为“自由思想家”的王小波的文学创作中有生动形象的展现,堪称以“故事”阐释“问题”和“理念”的典范。在《万寿寺》中,作者分别给“老妓女”和“小妓女”冠以“学院派”和“自由派”( “现代派”) 的命名,显然,其间蕴涵着针对二十世纪 9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斗争的揶揄和讽喻。小说写道: “在唐朝,妓女这个行业分为两派。老妓女所属的那一派是学院派,严谨、认真,有很多清规戒律,努力追求着真善美。……另一派则是小妓女所属的自由 派,主 张 自 由 奔 放,回 归 自 然,率 性 而为。”[12]( P. 147)二者的“门派之争”主要表现在“老妓女”不断挑起并始终占据优势的“道德论争”,“自由派”的“小妓女”沉浸在个人生活的自由建构和优美想象中,不仅对“道德”上的输赢不以为意,而且对“论争”本身极端蔑视,但也正是这种单纯、幼稚的态度使她陷入了“老妓女”设置的“谋杀”圈套,她的生命以及“率性而为”的生活方式面临致命威胁。不难发现,《万寿寺》的主人公与其创作的小说《红线盗盒》中的“小妓女”有着极为相似的命运际遇,身处“学院派”的包围中,“我”的一些“现代派”特征和“自由派”作风受到无情攻击和严密监管。显然,在《万寿寺》叙事的时空维度中,“我”与“表弟媳”属“小妓女”的“自由派”,而在“万寿寺”上班的“白衣女人”与“表弟”和“学院派”的“老妓女”有着一脉相承、并未稍减的保守和冷漠。
从“学院派”的观念、立场、态度等方面,依稀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新启蒙”中的两种倾向---“尊德性”和“道问学”,二者分歧的实质在于“知识探求”和“道德实践”能否统一和如何统一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当代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事实是二者在 90 年代日益明显地分裂和分离了: “学理的探求不再拥有实践的指向,日益变成一种游离公共生活的精英知识; 而道德实践所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旗帜,因其学理空疏,又无法获得知识精英的认同。”[9]( P. 21)但我们在《万寿寺》中的“学院派”---“老妓女”、“白衣女人”、“表弟”---身上,看到的却是分化之前“尊德性”和“道问学”的一种契合传统的纠结,换言之,这些人将“道德”---其主要形态是束缚人性自由的怪诞“教条”,比如“老妓女”对“小妓女”反复宣讲、要求其恪守的诸般从业箴言,“表弟”不时拿来修正“表弟媳”言行的教养准则,“白衣女人”喋喋不休地戒斥“我”不要做有违身份之事的处世原则,等等---转化为一种不证自明的“真理”,掌握或把持这一“法宝”式“资源”的所谓“学院派”,便以“知识精英”和“道德精英”自居,并以“道德知识”
的持有人身份自傲,进而据此衡量、监管、规训一切有违于此或对之不屑的“另类”分子。“学院派”代表了中国两次启蒙运动中与传统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的一类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不仅找不到启蒙所蕴涵的“宽容”原则,而且他们思想和灵魂深处的好斗和“不宽容”必要上升到道德杀伐和政治惩戒的高度,热衷于把一切问题---诸如生活方式、个人习惯、人际关系、两性交往、学术争论等---都变成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以外在的“掌控”力量剥夺了卢梭所谓的每个个体生而相伴的“自由”.这鲜明地体现在“学院派”对“自由派”的一系列迫害上,“小妓女”所受的鞭打等酷刑将种种“迫害”的方式和效果具象化了。在派别斗争中,个人主体,包括各派中人,再次遭受重创,在“恶”的重力作用下,向着“反启蒙”的漩涡沉沦。
从王小波关于“学院派”和“自由派”的论争叙事,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倾向性在于后者,但我们并不能据此认定王小波就是文本和现实中“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员。王小波对于“我们”和“他们”之类“派”的皈依始终持质疑和拒斥的态度,他总是站在个体的立场“运用自己的理智”对公共领域的问题发表看法,无意代表某个群体、团体、派别等发言,亦不充当他人的“保护人”,但常常对弱势群体,比如,丧失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和面临社会歧视和舆论围剿的“同性恋者”等,发出声援。王小波是一个自我启蒙了的知识分子,他身上具有萨义德所谓的( 隐喻意义上) “流亡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回应的对象是旅人过客,而不是有权有势者; 是暂时的、有风险的事,而不是习以为常的事; 是创新、实验,而不是以威权方式所赋予的现状。”[13]( P. 57)显然,个人主体仍处于“不成熟状态”,改变这种状态的努力不断被群体诉求和身份认同转移,加之角色意识的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程式化”的思维方式和表演模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习性,寻求共性的和合意向使个性消泯、自性沉睡,自我持存和自我实现的“行动能力”和“自由空间”都极度受限,个人的主体诉求始终处于“休眠”状态,等等,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启蒙仍将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启蒙之路任重道远。
[1][德]于尔根·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 曹卫东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4.
[2]汪晖。 汪晖自选集[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美]理查德·尼斯贝特。 思维的版图[M]. 李秀霞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06.
[4][美]周策纵。 五四运动史[M]. 陈永明译。 长沙: 岳麓书社,1999.
[5][美]刘禾。 跨语际实践( 修订译本) [M]. 宋伟杰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2008.
[6][美]杜赞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 王宪明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7]王小波。 寻找无双/ /青铜时代[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8]王小波。 我的阴阳两界/ /黄金时代[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9]许纪霖,罗岗等。 启蒙的自我瓦解: 1990 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C].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10][德]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何兆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0.
[11]邓晓芒。 20 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再读康德《回答这个问题: 什么是启蒙》[J]. 中国文化,第二十四期。
[12]王小波。 万寿寺/ /青铜时代[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3][美]爱德华·W·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M]. 单德兴译,陆建德校。 北京: 三联书店,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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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其故事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领域,它更是把我国封建社会的妻妾制表现得淋漓尽致。
“自从氏族、家族观念产生之后,婚姻就不仅限于夫妻双方的范畴,而成为不同氏族、家族之间进行交往的一种方式。婚姻成功与否,不再是当事人个人的事,它直接关系到氏族、家族的利益,家族的政治得失、经济得失,都跟婚姻密切联系着。家族所考虑的是子女的婚姻能否给本家族带来实际利益,为此,青年男女就不可能按着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妻子或丈夫。”“父母之命”的择妻方式便是这种家族观念的产物,它使得男女双方都成了受害者。
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纠葛是《红楼梦》一书的中心故事。宝玉爱的是黛玉,贾府的当权者们看中的则是宝钗,无论是其为人处事还是她薛家小姐的身份,宝钗都符合她们心中理想媳妇的标准。矛盾的根源在于:爱谁是宝玉自己的事,而娶谁却不是宝玉自己的事了,一切决定于“父母之命”。于是,悲剧就产生了。
“父母之命”的择妻方式将“家族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家族利益”又使得封建家长们对未来媳妇的家庭出身有了严格的标准:门当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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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进化论是以早期严复为代表的那一派民族主义的哲学基础。严复从生存竞争和中西文化比较出发,探索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然性、意义,以及可能性等问题,将中国现代化的内容展现出来,促进了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中的现代性意识的发展;从生存竞争和现代国家观念出发,严复试图构建一个多民族团结的、自由主义的宪政国家来解决国民对国家的认同问题,这就大大丰富了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中的民族国家思想;由于特别强调民智和文明在生存竞争的意义,严复认为,中国应该通过“开民智”、“文明排外”等较为温和的方式来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就为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者如何维护民族利益提供新的思路。严复这一派民族主义者的这些思想是不同于孙中山等其他民族主义者的。?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进化论、早期严复思想?
严复将西方进化论引入中国,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件,冯契先生称“达尔文进化论的输入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开始”?。也就是说,在进化论被中国人接受以后,中国思想界就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思想的理论形态和内容。这种“革命性”的转变体现在中国思想的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各大现代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其中也包括了民族主义思潮。当前,人们对严复的进化论与中国各主要思潮的关系都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而对它与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关系研究却不那么充分。因为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正试诞生的。但实际上,民族主义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在“三民主义”产生之前,中国已经发展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内容。它们不仅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资源,也成为了后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各种理论源头。换言之,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虽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有影响的理论之一,但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本身却也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而揭示出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多样性特征,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无疑也是有重要意义的。由于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产生之前,严复的进化论是中国最具有影响的理论之一,因而笔者拟以早期严复思想为例,揭示出其中的民族主义的内容,来探讨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多样性。因为,早期严复思想是指辛亥革命以前的严复思想,严复对进化论的引介主要是在这段时间进行的,而且对中国后来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近现代思潮的影响也是最为明显的。?
那么,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者主要关注那些问题呢?所谓的民族主义,通常指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之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试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维护其利益的社会运动。而民族主义思潮就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并为民族主义者的一切社会行为提供理论支撑。也就是说,现代性的观念、现代国家意识和民族利益就成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基本内容。因而笔者拟分析严复是如何以进化论为基础来讨论这三方面内容的。
?构建民族国家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基本追求。所谓的民族国家,指世界进入近代以来,某一民族为了追求民族自决和自治而构建的政治实体。严格意义的单一民族国家几乎是没有的,民族国家通常是由某一主要民族组成或几个主要民族联合组成,并得到该国所有民族共同承认的政治实体。因此,民族国家就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国家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或者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第二,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关系。严复也是从进化论出发来讨论这些问题的。?
众所周知,严复很少谈到汉族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也反对所谓的排满革命,原因有四:第一,严复进化论的生存竞争,强调的是人种之间的竞争和国家之间的竞争,他指出白人“洎乎二百年来,民智益开,教化大进,奋其智勇,经略全球。红人、黑人、棕色人与之相遇,始则与之角逐,继则为之奴虏,终则归于泯灭”,从人种的角度看,“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人也。檀君旧国,箕子所封;冒顿之先,降由夏后,客何疑乎?故中国邃古以还,乃一种之所君,实未尝沦于非类”。因此,从中国保种的角度来说,强调汉民族的特殊性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严复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包括那些曾经统治过中原的少数民族,“其不渐靡而与汉物化者寡也”。即他们基本上被汉化了,从文化上看,他们最终与汉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根据严复的进化论,中国的生存危机,其实就是文化的危机,或者说,中国文化的落后,实际就是汉族文化的落后。因此,扬汉排满等所谓的汉民族主义运动并不能解决中国生存危机的问题。第三,严复特别强调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差异:“盖种族与国,绝然两事。世尽有种族虽同,不必同国。如今日之台湾人,南洋各国之洋籍,甚至日本、法、美之中,常有与吾同种族,而不以为同国者。又有同国矣,而不同种族,则如往者之朝鲜、琉球,今日之满、蒙人,皆与之异种,而又为一国之民者也。”他又指出:“《拿破仑法典》曰,生于法土者为法人。即今日华工之子,生于美者,皆为美民,权利义务,与土人无异。”这里的种族就是指民族。非常明显,从国家竞争与现代国家概念出发,严复关注的是某一人是否属于某一国民的身份,而不是他从历史所获得的民族身份。第四,严复指出,排满运动者“请不必为满人道地,而但为所欲与复之汉族道地足矣。充汹汹者之所为,不沦吾国于九幽泥犁不止耳。合众民主定局之后,不知何以处辽沈,何以处蒙古、准噶尔、新疆、卫藏,不知我所斥以为异种犬羊而不屑与伍者。在他人方引而亲之,视为同种,故果遂前画,长城玉关以外断断非吾有明矣。他日者,彼且取其地而启辟之,取其民而训练之,以为南抗之颜行;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吾恐四万万同胞,卅年以往,食且不能下咽耳。”简言之,从逻辑上说,激进的汉民族主义者的行为非常可能引起国家的分裂和内乱。这必然大大不利于中国的救亡图存,不利于汉民族自身的发展。因此,严复说:“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可见,严复明确反对那种狭窄的、排外的、激进的汉民族主义的主张。?#p#分页标题#e#
如果说严复对民族国家的民族特性谈得较少的话,他对民族国家中的公民对国家的认同问题却特别关注。简单地说,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就是个体对国家与个体之间关系的认知,以及相应的对国家公共事务的态度。严复从中西方的生存竞争开始探讨这一问题:“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虽有原省,原省此奴虏而已矣,虽有燠咻,燠咻此奴虏而已矣。夫上既以奴虏待民,而民亦以奴虏自待。夫奴虏之于主人,特形劫势禁,无可如何已耳,非心悦诚服,有爱于其国与主,而共保持之也。故使形势可恃,国法尚行,则齅靴嫠面,胡天胡帝,扬其上于至高,抑其己于至卑,皆劝为之;一旦形势既去,法所不行,则独知有利而已矣,共起而挻之,又其所也,复何怪乎!……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与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则亦有道矣。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国所推择。是官者,民之所设以釐百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抚我虐我,皆非所论者矣。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简言之,西强中弱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国民对国家认同程度方面:在中国,民众无民权,民众与君主之间是奴虏与主人的关系,因而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程度很低,甚至有某种被迫认同的成分;而在西方,民众有民权,民众实际上是国家的主人,因而他们对国家的认同程度非常高。也就是说,中国与现代西方国家实际是二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的国家。那么,导致这两种国家的根本差异的民权又来自于什么呢?严复指出:“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西人之言政也,以其柄为本属诸民,而政府所得而操之者,民予之也。”简言之,民权来自于自由的观念和民主的原则,并决定了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民权基础之上政府实际上就是立宪政府,严复指出其实质是:“立宪者,立法也,非立所以治民之刑法也。何者?如是之法,即未立宪,固已有之。立宪者,即立此吾侪小人所一日可据以与君上为争之法典耳。其无此者,皆无所谓立宪。”“今世欧洲之立宪,宪非其君之所立也,其民既立之,或君与民共立之,而君与民共守之者也。夫以民而与于宪,则宪之未立,其权必先立也。”又说:“有民权之用,故法之既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使法立矣,而其循在或然或不然之数,是则专制之尤者耳。”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民众才也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他们才真心地拥护国家的行为。可以说,严复以国民对国家的认同的线索,将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宪政主张介绍来中国,或者说,严复认为,中国只有构建出自由主义的现代宪政国家,才能真正解决国民对国家的认同问题,才能真正以解除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
虽然严复强调个人的自由在现在国家中的意义,但他又认为,由于中国生存危机的严重性,“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求国群之自由,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爱国,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分之义务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义务,因以生其爱国之心”。也就是说,要增进中国人对国家的认同,除了国家政治制度的改良之外,还必须要增强民众的爱国情感。因此,他在遗嘱中对后人说:“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众。”但是,严复仅将此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则不是作用一种政治原则,“夫谓爱国之民,宁毁家以纾难,不惜身膏草野,以求其国之安全。此其说是也。然是说也,出于爱国者之发心,以之自任,则为许国之忠,而为吾后人所敬爱顶礼,至于无穷。独至主治当国之人,谓以谋一国之安全,乃可以牺牲一无罪个人之身家性命以求之,则为违天蔑理之言。此言一兴,将假民贼以利资,而元元无所措其手足。”可以说,严复认为,民众对国家的认可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国家对民权的承认和对民众利益的保护;第二,民众爱国主义情感的激发,民众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虽然从具体内容上说,这两方面内容有冲突之处,但严复对这两方面内容的性质却是作了严格区分的。
综上所述,根据进化论,严复从现代国家理念出发,以一种现代眼光看待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强调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存,并提出了建构现代自由主义的宪政国家的主张。这既不同于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理论,也不同于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者对现代国家的另一种理论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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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出声念读,广义上都可以称为诵读。对于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来说,诵读方法很多,但朗读和吟诵是其中最基本的两类。在国学热方兴未艾的今天,大规模经典作品诵读活动在全社会渐成热潮,这当然令人欣慰。很多有识之士深切认识到,经典诵读必须从基础抓起。因此他们有意识地将诵读活动推广到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园,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与经典诵读活动相呼应,在中小学语文教学的主战场,大多数老师在文言文教学中能积极运用诵读法。“稚儿勤诵读,音节更琅琅”(孙枝蔚,《无酒》诗之一),古人理想中的良好读书氛围正在幼儿和少年段的人群中复兴。
令人遗憾的是,大学却并没有很好地保持这种氛围。朗朗书声陡然变得微弱,满校园除了听到些许诵读英语的声音外,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传统经典都快成“绝响”了。经典诵读的这种一头热、一头冷的非正常现象,必须得到有效纠正。承担经典特别是文学经典教学任务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理应恢复诵读法的基础地位。时不我待,适逢其时,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强化诵读法毋庸置疑。因为它不只是方法上的革新,更是引领大学校园乃至社会文化氛围的推手。
要在古代文学课堂上强化诵读法的运用,必须改善客观环境和改变主观认识。从客观条件来看,改善古代文学的生存环境,提高该课程的尊严和地位,从而创造出一个诗意葱郁的氛围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弦歌讽诵满校园之日,便是民族文化自信饱满之时,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只有憧憬。从主观改造来看,师生必须提升自身的素质,提高对诵读教学法的认识,尽其所能创造出课堂改革的良好气氛。
在具体实施诵读教学法的时候,教师应该注意发挥好引导作用。不能单纯为诵读而诵读,而应当将诵读与其他教学任务结合起来,在适度压力下提高效率。在目前的情况下,追求审美和功利的统一,是诵读教学法的现实可行之路。
第一,诵读教学与注意培养相结合。集中注意力是高效率完成事情的重要条件,诵读亦是如此。明代薛碹说得好:“凡读书须虚心定气,缓声以诵之,则可以密察其意。若心杂气粗,急声以诵,真村学小儿读诵斗高声,又岂能识其旨趣之所在耶?”(《薛文清公读书录》卷五)朱熹认为,读书必须三到,即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朱熹,《训学斋规》)因此,教师在实施诵读法的时候,千万告诫学生聚集精气神,细看文字响亮读,以不读错一字作为检验标准。注意力一旦成为习惯,便能心平气和,有如此好的心态作保障,阻碍诵读教学的其他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二,诵读教学与文意理解相结合。“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能生巧,温故知新,对文意理解的加深有时候是和诵读的频率成正比的。因此,教师不只是在古代文学课堂上要求学生诵读,更要鼓励学生在课后继续。诵读和精思要同步进行,要仔细揣摩作品奥义,以及作者境况和情志,将心比心,成为作者千古知音。正如黄子云《野鸿诗韵》云:“当于吟咏时,先揣知作者当日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惚恍之间,或得或丧,若有若亡,始也茫焉无所遇,终焉元珠垂曜,灼然毕现我目中矣。”达到知己境界,则作者之言仿佛出于我之口,作者之意仿佛凝于我之声,诵读境界至此,方为有得。
第三,诵读教学与写作训练相结合。“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这诗句所揭示的道理广为人知。写作时语感非常重要,而语感的获得显然需要大量阅读的积累。诵读不只是能得到文意的语感,肖其神气,而且能获取文声的语感,合其音节。相对于默读,诵读在语感训练方面的优势是明显的。有了很好的语感,就会产生模仿创作的冲动。正如曾国藩在《家训》中所言:“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字觉琅琅可诵矣。”若能臻于此境界,诵读教学法的效果就会有所增强。因此,教师要将诵读与学写古典诗文联系起来。提醒学生在创作时注意音感,完成作品后,在节奏、平仄、押韵等方面与诵读的原作比较。培养学生通过念诵来修改文章的习惯,使他们体认到“遇到念来不顺的地方,就是要修改的地方”。[3]
第四,诵读教学与考试测评相结合。没有压力便没有动力,适当采用一些功利手段来促进教学是必要的。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诵读经典作品来进行普通话训练,并将这视作通过普通话等级考试的一步骤来实施。加强对诵读作品的考核,在数量和质量上提出要求。一些特别经典的作品可要求学生背诵,并在试卷上明确考核内容。除书面考核后,平时课堂上也可随机抽查,期末甚至可以集中时段当面考查诵读情况,将其结果列入平时成绩。教师还可以采用激励机制,创造条件让学生主动参与各种诵读活动和比赛。比如鼓励学生将自己的诵读作品做成音频文件上传网络与同好分享,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级别的经典诗文朗读大赛,邀请高水平专家为学生举办朗读、吟诵等讲座,并为他们与专家的交流搭好平台等。
世上之事看起来难,但只要努力去做,难事就会变得容易。相信通过全体古代文学教师和爱好者的共同奋斗,诵读之风一定会蔚起校园,广及社会。当诵读经典成为一种大众自觉时,人们随处可以听到吐珠纳玉之声。和着铿锵悦耳的声调,精神为之轩昂,境界为之高尚,人生因为这样的诗意而无限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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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其规模的扩大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高等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1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相关内涵
(1)批判性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的批判性和可证伪性决定了后现代知识观是不能用经验证实的,换句话说,科学知识具有猜测性、假设性和可错性等特点。此外,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可证伪性,决定了知识的内在批判性。它认为,知识不再是真理,知识的发展也不再是单向性的线性积累,最重要的在于批判和创新,在于对原有知识不断修正乃至全部抛弃的过程。学习知识的过程,更是怀疑和批判的过程。
(2)多元性
多元是当代世界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一种多元的存在,而这种多元性又使得边缘知识的存在具有了合法性,赋予了一些原本人们不屑的知识形态以合法性。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竭力压抑边缘知识,它主张,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除了要竭力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还要努力发表自己的意见。后现代主义对缄默性知识进行了分析,认为“恰恰是这些为现代知识观所不屑的意会性知识,是人类科学进步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源泉”。
(3)情境性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个人的认知结构,而是随着时间而发展的社会团体的创造,它存在于一定情境中,与特定环境的认识模式、理论规范、价值观念相符合。正如尼采所说:“有各式各样的眼睛,因而有各式各样的真理”。罗蒂曾说过:“认识的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认识与外界实在相符合,而是依赖于它与隶属的社会集团的认识规范与行为方式是否一致。”
(4)价值性
“知识只能是人的知识,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产物。”所有知识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的价值需求的展现,这是后现代知识观的另一个论点。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根本不存在纯粹的事实,只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带有特定文化立场、价值立场的概念和范畴,譬如历史。因此,绝对客观的知识并不存在,任何知识都不过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在一定的文化体系中的认识结果。
(5)动态性
从认识的主体来看,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人的认知不可能是无限的,人的认识能力会因为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而顺势提高;从认识的对象看,认知客体总有其安生立命的外在空间,外部空间的不断变化,使得人类追溯到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感受到一个静止又处于绝对运动中的奇妙世界。因此,在后现代知识观看来,既然知识是认识的结果,那么它必然会是动态发展的。
2后现代知识观对我国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
教育就是根据一定的价值立场和价值需要对人类历史上已有的知识进行筛选以传授给学习者。课程作为高等学校教育的有力载体,其改革的发展趋势与知识观的转型密切相关。后现代知识观对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贯穿到每一个环节,如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
2.1课程目标的变革
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人类历史不断积累的结果,在这种视野下所制定的教育的目的就是将这些通过实践积累而得到的知识一代代地传承。在高校,多年来以专业、学科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关注的重点是给学生传授了多少知识和学生到底获取了多少知识,并以此作为评价学生好坏的核心标准。在这种单向灌输式的评价模式下,学生的学习仅是像U盘一样为了存储更多的知识,而知识贮存得越多,学生自身作为一个认知主体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就丧失得越多。与此相反,强调知识情境性的后现代知识观否定了绝对真理的存在,认为在这个,尤其是这个知识爆炸、物欲横流的信息时代,学生应该学习的知识和能够学到的知识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知识更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在高校的教学中更应该教会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思维能力,这也就要求高校课程设定的目标,要摒弃先前仅仅重视知识累积的观点,要更加注重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学习能力的提升。在保护学生求知欲的基础上,不断开发提升学生批判精神。高等教育的课程目标应旨在使学生通过各种学习获得知识与能力,体现知识生成性和创造性的特点。
2.2课程内容的变革
随着后现代“文化性”“价值性”“情境性”知识观的确立,人们开始突破传统重新意识到知识的多样性。人们开始意识到,对知识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在科学知识体系内,这个仅仅是知识很少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叙事性知识,某个地区所拥有的本土化知识以及那些不能为人们所言明但是却实实在在存在的缄默性知识,这些种种都属于知识的范畴。狭隘的知识认知显然是对学生有害的,只有全面认识知识范畴,学生的身心才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目前普遍而言,我国高校的课程内容设置还是比较狭隘的,集中在科学知识的教学,这使得学生对知识的认知范畴也产生了偏差,其他知识明显被高校教学所忽视。由此出发,课程改革首先就是要打破科学知识垄断的现有局面,充分使课程内容形成包容、开放的面貌,不仅包括科学知识,还包括叙事性知识、缄默知识以及本土化知识等等。正如爱因斯坦在文集里说:“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学的公式组成。我们试图创造合理的世界图像,使我们在那里面就像感到在家里面一样,并且可以获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达到的安定。”从微观角度看,在后现代知识观的视野下,人文课程应被纳进课程体系,人文知识作为一种“反思性知识”具有明显的“个体性”“隐喻性”和“多质性”,在现有知识氛围下,呼吁人文精神则有助于高校的受教育者完整人格的培育。课程内容的改革应该朝着加强知识的整合、平衡课程结构的方向发展。
2.3课程实施的变革
后现代知识观特别注重个人经验的赋予,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应该把学生的这种独特的个人经验看作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在课堂上鼓励学生大胆思考,表述自己的观点。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应该努力探究用什么样的方式将学生的个人经验融合到无限的知识探索中。如果强调了知识的建构性和情境性,知识权威存在的合理性就应当受到质疑,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按照所谓的课程计划按部就班进行教学活动是不合理的,需要师生相互交流与协作,激发出思想的火花,使得整个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是知识灌输的强权者,而是学习活动的引导者,乐于面对学生提出的质疑,同时能与学生一起共同反思每个人的理解,以达到共识。这样教师享有“话语霸权”的局面得到彻底瓦解,形成的则是一种教学相长、师生共进共生的局面。这样和谐的师生关系在高校里尤为重要,有利于教者与学者更好地进行学术探讨。
2.4课程评价的变革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认识对象无论是作为一种事物、一种关系或一个问题都不是“独立的”“自主的”和“自在的”,它们与认识者的兴趣、利益、知识程度、价值观念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根据后现代本体论上的平等原则,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为真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知识是有一定的“文化限域”、价值取向,而不是现代知识观所认为的“超文化”或者“价值中立”的,知识的多元性弥补了现代知识观所强调的客观的、单一的课程评价所带来的不足。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应该将课程评价看成是对学生的一种学习状况的反馈,这样的观念在高校的课程评价理念的形成过程尤为重要,在充溢科学研究氛围的高校,应该将课程评价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能作为某一过程的终结。
3结语
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而言,要想成功地进行课程改革,我们不可小觑知识观对课程改革的影响。知识观是课程改革的基础。正如课程设计的基础不能仅仅是哲学,只有对课程基础学科研究成果及课程关系全面了解基础上,才进行明智的课程决策。然而后现代知识观现在仍备受争议,但它对课程改革大致发展方向的指明作用不可忽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课程改革并不是仅仅受后现代知识观的控制,它不可能成为课程改革的全部,因而在高校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也不可能仅仅凭借知识观建立一种课程体系。总之,课程改革应综合知识论、社会因素、学生发展规律等各种要素的考虑。
1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相关内涵
(1)批判性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的批判性和可证伪性决定了后现代知识观是不能用经验证实的,换句话说,科学知识具有猜测性、假设性和可错性等特点。此外,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可证伪性,决定了知识的内在批判性。它认为,知识不再是真理,知识的发展也不再是单向性的线性积累,最重要的在于批判和创新,在于对原有知识不断修正乃至全部抛弃的过程。学习知识的过程,更是怀疑和批判的过程。
(2)多元性
多元是当代世界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一种多元的存在,而这种多元性又使得边缘知识的存在具有了合法性,赋予了一些原本人们不屑的知识形态以合法性。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竭力压抑边缘知识,它主张,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除了要竭力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还要努力发表自己的意见。后现代主义对缄默性知识进行了分析,认为“恰恰是这些为现代知识观所不屑的意会性知识,是人类科学进步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源泉”。
(3)情境性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个人的认知结构,而是随着时间而发展的社会团体的创造,它存在于一定情境中,与特定环境的认识模式、理论规范、价值观念相符合。正如尼采所说:“有各式各样的眼睛,因而有各式各样的真理”。罗蒂曾说过:“认识的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认识与外界实在相符合,而是依赖于它与隶属的社会集团的认识规范与行为方式是否一致。”
(4)价值性
“知识只能是人的知识,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产物。”所有知识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的价值需求的展现,这是后现代知识观的另一个论点。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根本不存在纯粹的事实,只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带有特定文化立场、价值立场的概念和范畴,譬如历史。因此,绝对客观的知识并不存在,任何知识都不过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在一定的文化体系中的认识结果。
(5)动态性
从认识的主体来看,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人的认知不可能是无限的,人的认识能力会因为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而顺势提高;从认识的对象看,认知客体总有其安生立命的外在空间,外部空间的不断变化,使得人类追溯到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感受到一个静止又处于绝对运动中的奇妙世界。因此,在后现代知识观看来,既然知识是认识的结果,那么它必然会是动态发展的。
2后现代知识观对我国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
教育就是根据一定的价值立场和价值需要对人类历史上已有的知识进行筛选以传授给学习者。课程作为高等学校教育的有力载体,其改革的发展趋势与知识观的转型密切相关。后现代知识观对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贯穿到每一个环节,如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
2.1课程目标的变革
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人类历史不断积累的结果,在这种视野下所制定的教育的目的就是将这些通过实践积累而得到的知识一代代地传承。在高校,多年来以专业、学科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关注的重点是给学生传授了多少知识和学生到底获取了多少知识,并以此作为评价学生好坏的核心标准。在这种单向灌输式的评价模式下,学生的学习仅是像U盘一样为了存储更多的知识,而知识贮存得越多,学生自身作为一个认知主体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就丧失得越多。与此相反,强调知识情境性的后现代知识观否定了绝对真理的存在,认为在这个,尤其是这个知识爆炸、物欲横流的信息时代,学生应该学习的知识和能够学到的知识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知识更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在高校的教学中更应该教会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思维能力,这也就要求高校课程设定的目标,要摒弃先前仅仅重视知识累积的观点,要更加注重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学习能力的提升。在保护学生求知欲的基础上,不断开发提升学生批判精神。高等教育的课程目标应旨在使学生通过各种学习获得知识与能力,体现知识生成性和创造性的特点。
2.2课程内容的变革
随着后现代“文化性”“价值性”“情境性”知识观的确立,人们开始突破传统重新意识到知识的多样性。人们开始意识到,对知识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在科学知识体系内,这个仅仅是知识很少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叙事性知识,某个地区所拥有的本土化知识以及那些不能为人们所言明但是却实实在在存在的缄默性知识,这些种种都属于知识的范畴。狭隘的知识认知显然是对学生有害的,只有全面认识知识范畴,学生的身心才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目前普遍而言,我国高校的课程内容设置还是比较狭隘的,集中在科学知识的教学,这使得学生对知识的认知范畴也产生了偏差,其他知识明显被高校教学所忽视。由此出发,课程改革首先就是要打破科学知识垄断的现有局面,充分使课程内容形成包容、开放的面貌,不仅包括科学知识,还包括叙事性知识、缄默知识以及本土化知识等等。正如爱因斯坦在文集里说:“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学的公式组成。我们试图创造合理的世界图像,使我们在那里面就像感到在家里面一样,并且可以获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达到的安定。”从微观角度看,在后现代知识观的视野下,人文课程应被纳进课程体系,人文知识作为一种“反思性知识”具有明显的“个体性”“隐喻性”和“多质性”,在现有知识氛围下,呼吁人文精神则有助于高校的受教育者完整人格的培育。课程内容的改革应该朝着加强知识的整合、平衡课程结构的方向发展。
2.3课程实施的变革
后现代知识观特别注重个人经验的赋予,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应该把学生的这种独特的个人经验看作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在课堂上鼓励学生大胆思考,表述自己的观点。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应该努力探究用什么样的方式将学生的个人经验融合到无限的知识探索中。如果强调了知识的建构性和情境性,知识权威存在的合理性就应当受到质疑,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按照所谓的课程计划按部就班进行教学活动是不合理的,需要师生相互交流与协作,激发出思想的火花,使得整个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是知识灌输的强权者,而是学习活动的引导者,乐于面对学生提出的质疑,同时能与学生一起共同反思每个人的理解,以达到共识。这样教师享有“话语霸权”的局面得到彻底瓦解,形成的则是一种教学相长、师生共进共生的局面。这样和谐的师生关系在高校里尤为重要,有利于教者与学者更好地进行学术探讨。
2.4课程评价的变革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认识对象无论是作为一种事物、一种关系或一个问题都不是“独立的”“自主的”和“自在的”,它们与认识者的兴趣、利益、知识程度、价值观念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根据后现代本体论上的平等原则,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为真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知识是有一定的“文化限域”、价值取向,而不是现代知识观所认为的“超文化”或者“价值中立”的,知识的多元性弥补了现代知识观所强调的客观的、单一的课程评价所带来的不足。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应该将课程评价看成是对学生的一种学习状况的反馈,这样的观念在高校的课程评价理念的形成过程尤为重要,在充溢科学研究氛围的高校,应该将课程评价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能作为某一过程的终结。
3结语
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而言,要想成功地进行课程改革,我们不可小觑知识观对课程改革的影响。知识观是课程改革的基础。正如课程设计的基础不能仅仅是哲学,只有对课程基础学科研究成果及课程关系全面了解基础上,才进行明智的课程决策。然而后现代知识观现在仍备受争议,但它对课程改革大致发展方向的指明作用不可忽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课程改革并不是仅仅受后现代知识观的控制,它不可能成为课程改革的全部,因而在高校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也不可能仅仅凭借知识观建立一种课程体系。总之,课程改革应综合知识论、社会因素、学生发展规律等各种要素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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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大众化作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改革方向已经被人们逐渐接受和认可,在规模扩张的基础上如何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高等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和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各组成部分经过发生、发展,形成了一个与环境相适应的较为稳定的统一整体。高等教育系统也是由众多要素构成的系统,其各级各类子系统都分别具备特定的功能、相互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任何网络环节的缺失,都会降低系统的能力和稳定性。按照生态学观点,任一生态因子总要与周围环境经常不断地处于相互交换之中,高等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环境之间也存在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与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的关系[2]。因此,高度教育系统是多种教育形式的统一体,高等教育形式的多样化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各种教育形式相互依存存在必然性。
高等教育生态系统能够通过自我调节达到动态平衡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恢复稳定状态的能力,生态系统成分越复杂,生物种类越多,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越复杂,自动调节能力就越强。高等教育与社会环境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的。高等教育要根据目前的社会状况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及时调整自身的内部结构,努力适应并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高等教育系统的稳定与平衡是相对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达到了平衡,一旦周围生态环境中的各种社会因素发生变化,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必然要随之变化而变化。
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具有遗传性与变异性严格来讲,生物更加注重周围小环境的变化,通过自身的调整来达到与周围环境的适应与平衡。生物自身的调整通常是通过基因的改变来实现的,也即基因的遗传与变异。遗传保持了物种的基本特性,而变异则是对物种的“异化”。高等教育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保持自身已形成的结构与体系,各生态要素在时间流程上承先启后、在结构功能上的彼此一致;另一方面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判断、识别,通过对体系结构的改进、变化和“基因”重组,达到高等教育系统的“变异”,实现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大众化教育与多样化人才培养
根据美国社会学者马丁•特罗提出的“精英”、“大众”、“普及”三段教育阶段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低于15%属于精英教育阶段,界于15%和50%之间为大众化阶段,大于50%为普及化阶段[3]。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15%,2011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提高到了26.9%,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其中北京、上海的入学率超过50%,已进入普及化阶段,中国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大国,正在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但是高等院校的教育发展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却仍然与“精英教育”相适应,大学教育定位趋同和培养理念类似造成了人才培养的同质化和模式化。按照“循环再生、协调共生、持续稳生”的生态调控原则[4],我们应该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进行调节与控制,优化教育资源的分配,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以保持高等教育系统生态平衡和实现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
(一)构建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体系教育系统是多种教育形式的统一体,教育系统必须构建多元化高等教育体系[5]。现代大学涵盖了教学、研究和服务三个功能领域,但并非所有的高等学校都必须履行这些职能,大学可以结合自身的条件和优势在多样化分类形成的网络交叉体系中选择自己的定位和侧重点,形成办学思想的独创性和学校定位的前瞻性,进而在国际教育市场竞争中掌握主动。
(二)动态地调整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体系古人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实际上,高等教育系统应在差异性和多样性基础上达到平衡、协调与统一的“和”之境界,才能实现持续地发展。这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1.教育系统要与社会环境等外部关系保持协调。高等教育系统要随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采用不同的内部结构[6];同时,结合社会发展的需求调整教育产品类型、层次、学科和专业、入学方式、培养方式等,从而维持其内在生态平衡。例如,随着产业分工的细化和岗位的细分,社会急需大批具备职业素质的专业人士,高等教育系统适时调整了专业设置。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企业对外交流的增多,社会对小语种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高校新增专业的列表中增加了不少小语种专业。另外由于政府下决心大力扶持动漫游戏民族原创产品的发展,扩大对动漫游戏方面人才的培养,近年来相关产业发展迅速。但是,这种平衡只能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平衡不断地被打破,新的动态平衡又将重新建立。2.教育系统内部构成要素之间要实现协调。高等教育系统应合理调配同类高等学校的地理分布及不同类教育形式在数量上的比例,这样不仅有利于实现地域性教育资源的均衡性发展,而且能够使各种教育形式的作用和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同时,高等教育系统内各种教育形式蓬勃发展,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成人高等教育有重点地适度发展,各种教育形式之间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功能发挥才能达到极致。3.各高等院校不同教育层次之间保持协调。我国高等教育处于大众化教育的起步阶段,入学人数多,生源跨度大,多种办学形式和办学层次并存[7]。这种情况下,再用精英教育阶段的单一的学术性质量标准来要求高等教育,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必须树立多样化的质量观和质量标准。对于一些基础较好、水平较高的大学,在大众教育背景下可以考虑分层次办学问题:既要推进大众教育,又要顺应部分优秀学生高层次的教育需求,适度保持部分精英教育的特色。同时,根据人才成长的特点,部分符合条件的高等院校可以实施在纵向上专-本-硕或本-硕-博的一体化培养模式以及成教-普通间的有机互换与结合;在横向上则可以打破专业间的壁垒,实现人才的交叉复合培养。
多样化社会需求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提高教育质量是各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面临的共同问题[8]。当前,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兴起,正逐渐把高等学校从社会的外围和边缘推向社会的中心。学科间的相互交叉与渗透将高等院校不断推向综合化、大跨度的发展趋势;再加上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社会新技术、新工种、新行业的不断涌现,改变着社会的产业结构和社会分工,促成传统产业和行业的解体,也促成新的产业和行业的诞生,社会的人才观以及对人才的能力要素的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高等教育系统应针对社会的多元价值期待,通过分层、分割将自身分化为与各类价值期待相对应的“多”种功能单元,应和、满足各类价值期待之“多”。分类管理将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
(一)构建高等院校的创新教育体系创新教育系统的构建与发展应融合内外资源,在继承传统教育和自身历史沉淀的精华基础上,不断吸取外界养分,实现系统内、外的动态平衡。因此,创新的教育体系不仅包括教学过程各环节的创新,还包括观念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技术方法创新和校园文化创新等各个方面,强调尽可能将各种教育要素、教育资源、教学和教育环节整合成一个大的创新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既培养出优秀的创新型学生,又能够打造出一支优秀的创新型师资队伍;既要增强学校的整体创新能力,促进学校的快速持续发展的内部功能;又要辐射社会,促进社会创新活动的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外部功能,充分展示当代高校的科研、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的功能,实现与社会环境的共存共进。
(二)制度创新高等教育体系的创新离不开制度的支撑和保障。对具体的一所高校而言,在构建多样化的人才教育体系时,可以实施弹性学制,拓宽学习时间与空间,通过提高学生自主管理的意识,实现学生的自主发展和自主培养;将学习自由的思想转化为可操作的学分制,通过院系间或院校间课程互选、学分互认,打破高校在不同专业、不同层次、不同类别间的壁垒,实现学生的畅通流动。在培养模式方面采用“刚柔相济,方圆无碍”的方式,即在人才培养方面坚持“基础性、适应性、创造性”等基本能力方面实施“刚性”的教学要求;同时,根据学生的个性、兴趣和爱好等诸多需求,设计多样化的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软性”发展空间,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实现多种专业知识交叉复合,让各型各类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通道。
(三)创造创新的文化氛围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创新的土壤、创新的文化氛围[9]。高等院校应该努力营造与个性化发展、多样化教育相适应的,以激发师生创新潜能和创新热情的、民主的、自由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鼓励学生参与交流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鼓励学生提出新思想、新问题和新方法;同时,高等院校应该将教育思想观念由封闭型、趋同型向开放型、个性化转变,积极开展以各种创新活动为本质的新型教育活动;教学方式由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主题的教学方式转变,努力创造宽松、愉快的教学情境。
(四)技术方法创新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突出淡化专业、通才培养等教育理念。在培养方案的制定上,要打破原有的学科、系科的壁垒,开设有利于学生综合发展的课程,形成通识教育、学科基础和专业课三个层次课程组合,减少必修课程的数量,对于学科门类相同或相近的各专业,统一设置公共基础课程和学科基础课程,允许学生调换专业或辅修、兼修第二专业。为求学欲强、有特殊能力或特殊发展要求的学生提供一些科学研究训练、素质拓展教育、专业深化教育、工程实践教育或职业培训教育,将其参加上述活动取得的成果纳入教学管理,允许学生暂时停止学业教育参加实践。在教学方法与手段上,强调探讨性教学、研究性教学、指导性教学、讨论式教学,旨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考核检测上把创新素质、创新能力作为最重要的内容,在质量评估上,把创新素质、创新能力作为评价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加强国内外合作与交流,让学生在交流中提高创新能力水平。
(五)创新师资队伍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既是决定一所大学核心竞争力也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所在[10]。在人才培养方面,教师应树立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者,以发现、培养创新型人才为己任的观念。在科研方面,建立二元性学术组织模式,即从事传统的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的稳定型组织和从事科技创新的开拓型学术组织的协同。采取跨学科的松散联合,组成开拓型学术组织,专门从事探索性、突破性创新活动。除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外,教师还应在推动国家或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高等学校应该鼓励教师与科研人员向企业流动,创办高科技企业,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
结论
教育是立国之本,民族兴旺的标记。一个国家有没有发展潜力看的是教育,这个国家富不富强看的也是教育。而教育的多样化则体现了人类教育发展与创新的规律。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高曾说过:“创新是任何一个国家未来繁荣与安全的关键”。高等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础,创新是近代大学与生俱来的职能。大学是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的结合点,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肩负着不可替代的历史责任。因此,高等学校必须采取多样化的发展方向,结合自身的条件和优势选择定位,最终构成全社会多样化网络交叉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更多高质量的、创新型的杰出人才。
高等教育是综合性教育,基于其教育资源与教学方式手段的特殊性,与以往小学或者中学那种单一式的教育已经大不相同。因此,由于大学生参加考试种类相当繁多,因此考生作弊的场合或者机会也随之增多。在高等教育过程中,既包括了传统的考试场合,比如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平时测验、补考、重修考试等,还包括各种证书和资格考试,比如四六级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医师资格考试、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等等。考试种类多了,因而在这些考试中,难以预料地会出现一些考试失信现象。从这些考试中,我们不难发现,比起以往单一涉及学期考试和学业结业的考试场合,高等教育考试本身的多样化导致了作弊场合的增多,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高等教育考试诚信的严重缺失。
高等教育考试诚信主体上的特殊性高等教育考试作弊与其他考试作弊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主体的特殊性上,即高等教育作弊的主体或者参与者必不可少地会有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就个人的能力来说,能够顺利进入高等院校进行学习,其智力与学习能力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形却是,正是这群人他们却成为了高等考试作弊中的积极参与者。就笔者了解到的信息来看,重庆市某高校的学生不仅自己四六级英语考试寻求他人替考,而且还从中汲取了经验教训和获得灵感,通过欺骗方式考上研究生之后,积极组织本班和外班同学帮助他人替考英语四六级,按照三七分成,规模颇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获利不少,但是最终因举报而被监考组查觉,自己和同学也被学校强令退学。细析其原因,我们会发现,高等教育与社会的接触较为紧密,在一种相当开放的教育过程中,社会上的不良因素总是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不少学生。另外,由于这段时间的需求比较多,由于家庭背景的不同,不少学生经济比较拮据,而自身又缺乏收入来源,易受他人的诱导而步入歧途,成为“枪手”也就较为自然了。
高等教育考试作弊手段的多样化如今考场上的作弊手段可以统分为两种,传统作弊手段和现代化作弊手段。传统的作弊手段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方式,最常见的包括携带小抄、夹带书本、偷瞄别人的试卷、交头接耳或者通过传递小纸条给对方提供答案,另外,还有在考试过程中打手势或者替考的等等。传统的作弊手段,都是通常能够想到的一些方式,利用的是考试过程中某些监考疏漏环节而实施的作弊行为,它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仅仅依赖于外在的人或者物作为载体就能实施并达到目的。而现代化的作弊手段则是最近几年来才出现的,它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涌现出的新兴作弊手段。比如,携带通信工具进行短信或者电话传递答案,或者夹带微型耳塞通过语音远程系统传递答案,还有在网上通过交易买卖答案。较之于传统的考试作弊方式,其形式更是多种多样,难以枚举。现代化的作弊方式,性质更加恶劣,对考试制度的挑战性更大。从实际情形观之,这种情况已经相当普遍,稍微留神一下就会发现,在大学校园里的厕所门上,随处都可以看到那些“提供答案”或者“助考”之类的电话与联系方式。(四)高等教育考试作弊呈现重大的危害性可以说,高等教育考试中的作弊简直是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但是,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教育考试失范现象,我们也同时感受到了由考试作弊而带来的重大危害后果。由于高等教育的考试往往带有一定的竞争性与选拔性,但是由于作弊现象的客观存在,这些通过考试而取得的最终成绩却已经难以分辨出高等教育质量及其人才素质的高低。比如,就笔者所在的政法性院校来看,司法考试被认为是“天下第一考”,但是,在考试前夕,有不少学生就告诉我,他们收到了可以花一定费用获得真题及答案的短信,而且不少学生还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这些内容的真实性;而且,在司法考试考完之后,他们又同样地收到了可以改分或者提分的短信,并且有无效退款的承诺。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么,旨在建立法律共同体的司法考试必将失去其存在的真正意义,由此而进入司法队伍中的毕业生,必将对司法的公正性心存疑虑,既不能胜任自身工作所必需的专业技能,同样也会因为品德修为的惯性而在司法实践中步入泥淖之中而难以自拔,对司法体制的公信力与司法权威的树立都将是极其不利的。
高等教育考试诚信缺失的原因
“诚信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不可或缺,但现实生活中诚信现状之‘实然’和人们对诚信的期待即诚信状况之‘应然’存在着极大的反差。”〔2〕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必然的原因。对于高等教育中出现的考试作弊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并且有日益严重之趋势主要有以下这些原因:
(一)考生自身方面的原因
1.通过考试作弊来弥补学习上的不足是普遍心理。考生作弊的主要原因是“平时没有学好,想通过作弊来弥补其不足”,这是笔者在学生中间走访时得到的信息反馈。与以往的中学应试教育模式不同的是,现在的大学教育往往是开放性的教学模式,大学课堂宽松了很多,许多大学生逃课、旷课,迟到、早退甚至有些学生对于自己不喜欢的课直接不去,或者一学期或者一学年都在外打工、兼职,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学业。就算是去上课的学生,在课堂上不听老师讲课,玩手机、打瞌睡的现象也随处可见,不难想见,由于缺乏对课堂知识的汲取以及平常对知识的巩固和积累,一到考试的紧要关头,能够想到的方式只能是采取各种作弊方式来蒙混过关。
2.对待考试作弊的态度有了较之以往的很大不同。众多考生认为,“作弊并不丢人,作弊能成功也是个人能力的展现”。从最开始的只有少部分人愿意作弊,发展到后来越来越多的考生选择作弊,这里明显体现了考生对作弊一事心理态度的转变。就进入高等院校的学生来说,其自身的智力都没有什么问题,考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通过考试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对于那些通过作弊就能取得高分的同学,努力学习的考生总是难以接受,认为自己辛苦学习取得的成绩还不如作弊的来得轻松,导致了“辛苦学习一辈子,不如作弊一阵子”,继而产生了一种不公平感,于是在此心理的引导下也会慢慢选择作弊。正如学者所言,“考生作弊的心理态度也从以前的侥幸心理转变到预谋心理”〔3〕。在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考试时通过作弊来完成求学任务的情形下,可想而知,整个学校的教学与学习风气就会急骤下降,作弊会成为一种常态而被不知不觉地加以接受,对考试和学习的态度会变得更为随意化和轻率化,只要能够达到目的,至于采用何种手段都将不是他们考虑之列的事项。
(二)社会环境方面对诚信失守的不良引导与感染
1.社会诚信失守是高等教育考试诚信不佳的重要社会原因。高等教育考试诚信度低,与社会环境诚信不无关系。“任何个体的道德行为准则和价值目标,既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是对历史上沿袭下去的社会道德的不断内化。”〔4〕就当前来看,我们已经很难保证社会生活中什么是能够得以诚信保证的,什么东西是能够让人放心接受的。毫不讳言,我们生活中相当多的物品,都是造假与售假的一条龙服务,时不时出现的伪劣食品药品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在道德防线不断退却,诚信机制不断受到质疑的当下,高等教育考试作弊也就自然成为其中的“重要一员”。另外,受此影响,在公务员考试中,时不时地会出现“萝卜考试”(事先按照“一个萝卜一个坑”进行了人员预设)之类的质疑之声,还有在笔试之前就有通过关系拿到试题和答案的,也有在面试中通过关系直接内定的,还有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事后递补与顶替的。我们常常感叹,在这样的各种选拔性考试的场合,面试中的“潜规则”似乎也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以至于任何人听到这些内容时也并不感到有太多的惊讶与诧异。市场经济的大门打开之后,追逐经济利益成为了中国人的共识,“以经济为中心”的口号充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多数人都认为老实者会吃亏,在这个社会讲诚信无用。依此进行下去的恶性循环,整个社会的诚信度不断下降就可想而知,这样的社会氛围也必然会潜移默化影响到高等教育诚信的遵守与否。
2.家庭因素是导致高等教育考试诚信失守的重要原因。考生作弊,学生的父母具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一方面,父母的言行举止都会映射到学生身上,对学生从事行为选择时具有极强的参照作用。有些父母在孩子考试成绩不理想时,鼓励自己的孩子去给老师送礼,或者提前打点以获得一个好的成绩。这样的举动必然会给学生起到一个极强的心理暗示,即单纯的努力学习是无用的,关键还在于人际关系的疏通。另一方面,中国父母都关心孩子的成绩,认为成绩代表了一切,既是孩子能力的显示,也是自己的光荣与骄傲,更是自己在其他家长和朋友面前炫耀的资本。在“唯成绩论”的观念引导下,父母只关心结果,而不太看成绩取得的过程,这样一来,对于考试诚信与否,父母根本缺乏或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面对有些孩子对自己诚信考试的辩解,父母不仅不加以正面的表扬与鼓励,反而以“他人能做到的,你为什么做不到”加以反刺激。在此情形下,父母的言行无疑会促使孩子走上考试不诚信的道路上来。
3.监督工作未落实到高等教育考试的实质环节中去。从总体上来说,考试监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考试之前的监督;其二是在考试之中的监督;其三是考试完成之后的监督。从现有的考试环节来看,整体的考试监督仍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力,致使监督机制没有体现其自身价值。就笔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老师的监督不力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本校考试主要是本校老师监考,对于本校学生的作弊行为,老师对于那些细微的作弊动作更多采取包容的态度,或者仅仅提示一下,有时老师甚至会“同情”那些参加补考的同学,放任作弊不管。在其他的社会考试之中对于作弊行为也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再者,对考试之后的监督没有坚持到底,致使有些学生可以在考试之后通过寻求关系来进行改分或者提分。实际上,无论是考试前、考试中还是考试后,都是存在作弊空间的,既然有这些空间或者漏洞存在,我们的监督工作就要有对应性的措施予以应对,遗憾的是,现有的监督与处罚机制还没有真正辐射到整个环节,致使高等教育考试作弊之风仍有屡禁不止之势。
(三)教育体制自身方面的原因
1.教育评价体制存在弊端。近年来,我国一直强调教育体制的改革,但是收效甚微。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即便是在大学校园,我们的教育体现的仍然是应试教育的评估方法,老师和学生都把分数看作一切,分数成为评选优秀与多种资格的基本依据。比如多种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学生等称号都离不开成绩这一重要参考系数,甚至是贫困生补助的给予,也同样附加有学业成绩方面的硬性要求,达不到这一条件,贫困性补助的申请是不可能通过的。尽管现有的学校评价学生的标准融入了其他的因素,但是考试成绩总是占据首要位置和绝对高的比例。不难想见,这必然导致学生的注意力会放在考试成绩的取得之中,为了获取高分,往往会铤而走险去选择作弊。
2.考试方法显得过于单一。就大多数学校和大多数的科目考试来看,笔试和闭卷考试仍然是主流模式。基于此方式,考虑到学生的知识接受能力及上课教学的要求,考试内容仍然是以教材作为基本参照物的,很多答案仍然出自于教材及其上课讲授的内容。这样一来,因为答案是固定的,单纯凭借自己的想象与创新根本不可能完成此次考试,也根本不可能获得相应的分数。因此,有些考生必然就要在考试过程中做文章,通过不诚信的方式来帮助自己来通过考试。另外,很多学校都有试题库,试题来源于这些试题库存,这些题目僵硬死板,加大了考生作弊的欲望,通过事先抄写好这些试题的答案,以备考场上的急时之需。
3.学校的道德教育需要进一步完善。诚然,每个高校都开设有关德育与基本素质方面的课程,“但是当代大学校园的德育课程越来越趋于简单化,形式大于内容”〔5〕。长期以来,大学德育教育课程的内容总是过于空洞,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也缺乏因人施教的方式与手段。学校只重视书本层面的德育教育,完成上级单位交代的任务,而对于学生的具体人格品质的完善和提高往往轻描淡写,难以深入和触及实质,缺乏具体可行的办法来塑造和提高学生的人格品质。由于高等院校与社会接触的面与点较多,深受多元因素的影响,学生的诚信品质不但没有得到提升,反而会在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之下慢慢缺失。很显然,在缺乏自我道德约束与内心自律的前提下,高等教育诚信失范也就不是一件稀奇之事了。
4.与学校教学管理存在密切关系。学生学习成绩不好,在考场上之所以不会做题,其与高等学校管理工作不够严格有相当的关系。比如,很多学生上课逃课,要么在寝室里睡觉,要么出去打游戏,要么在外打工谋生,有些去上课的学生也往往是在课堂上讲话、玩手机、看视频等,而上课老师与辅导员往往听之任之,放任自流。基于“高等教育重在自学”的这一理念,教学成为了学生自由听课的场所,愿者即来,不愿者不强迫。这样下去,学生对自己所学的课程不能有深入的体会,缺乏系统的理解与掌握,难以得到老师的提点与正确指导,致使成绩不理想,到了考试时自然就会选择作弊。反过来,因为有些同学上课讲话,玩手机,甚至课堂中逃课,这些也都会影响到老师上课的积极性,影响教学质量与效果,而且也间接影响到其他同学的听课质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人的学习,间接导致课堂教学的形式化,促使考试作弊的加剧。
高等教育考试诚信机制的现实对策及其确立
高等教育考试作为检验考生综合能力的一种方式,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看到高等教育考试存在诸多弊端,仍然需要在正视它的同时,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对策和完善建议。
(一)完善考试考核模式,从源头上杜绝考试诚信不佳的现状
1.改变传统的依赖卷面书写内容评定学生成绩的方式。“考生愿意冒险作弊,主要是学校和考生都把分数看得太重,几乎分数就是一切。”〔6〕而这些分数的取得,往往与卷面成绩的好坏是直接挂钩的,即卷面内容会决定学生成绩的多少。显然,这种方式具有不合理性,因为可能存在多种原因致使学生所学的内容难以通过卷面反映出来,这大大抹杀了学生的积极性与创新性。因而,我们应当改变传统的“一卷定终身”的成绩评定方式。对其综合能力的测试,理当加入其他方面的评定因素与方式,比如,学生在课堂上的问答表现,随堂进行的小测试,课外参加的学校实践活动,以及各种课题参与、论文发表和竞赛获奖等方面,都应当纳入到成绩的最终评定之中。我们需要探究和完善的是,如何把这些内容转化为最终的量化分数,以激励学生主动性学习。只有把学生的注意力从书本转移到个人能力的培养上来,减少学生对卷面分数测评的依赖,考试作弊的动机也会随之降低。
2.通过加强上课来反助高等教育考试制度改革。学生之所以会作弊,仍然与平常知识所学的充分性与理解度不够存在较大关系,因而加强高等教育的知识传授与课堂纪律是自然要求。对于此,老师应当保证上课的质量与水准,在了解学生所需的基础上,认真扎实地完善课件设计与知识亮点,通过学生能够接受并易于理解的方式来进行有效知识的传授。另外,对学生而言需要加强课堂上纪律的约束,对于那些不认真听课而在课堂上随便玩手机、讲话、看小说、睡觉的学生,老师应当严厉制止,对情节严重者或者勒令不改者要做好记录,以通过最终成绩予以反映。对于逃课、旷课的学生,更应该从严打击,达到一定次数,可以通告家长或者要求退学,以强硬的内部政策重振课堂氛围。如果学生能在课堂上的有效时间内充分汲取知识,考前进行一定程度的复习与准备,所谓的考试作弊也必将随之烟消云散。
3.改善单纯依赖书本知识的封闭和僵化的出题模式。从高等教育考试作弊的实际情形观之,绝大多数作弊仍然是带小抄、带书翻答案等,其原因在于,他们都知道考试题几乎都能在书上找到答案,或者在学校的复印店就能买到往年试题的答案,而且他们也明白这些试题都是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复度的,只要考前几个小时的时间“花点功夫”,一切都能“搞定”。基于此情形,试卷的制作者应当改变一成不变的出题套路,把死板僵化的题型作为活题予以呈现,给学生以灵活的选择与裁量权。我们考虑,有些试题必须需要通过转化与吸收,而不是简单通过书本就可以复制过来的现成答案,以让学生省却作弊的任何想法。另外,学校也不能一直使用试题库的现成试题,应该更多地融入一些社会事件与更新案例让学生分析,这样既能提高学生关心时事的态度,也能减少高等教育考试作弊的不规范行为。
(二)通过加强高等教育考试监督手段来保障诚信机制
就现有的高等教育考试制度来说,缺乏有效的监督是考试诚信度不高的因素之一。首先体现在没有明确和可执行性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可以说,作弊现象在考场上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前法律法规的不完善,考生和老师都无所忌惮。因此,应当明确法律法规中关于高等教育考试作弊惩罚的规定,使得各高校拥有统一的处罚依据。笔者认为,通过法律武器来加强考试作弊的惩罚力度,可以使考生知难而退,更加自律,这样考试的诚信度就会有所提高。另外,我们还必须加强考试监督机制。加强考试监督机制是指,既要对考生的监督力度加强,同时也要监督老师的规范行为。监考老师对于考生的作弊行为不管不顾,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同情考生、帮助考生作弊、事前漏题、事后改分等行为,都是严重偏离当前高等教育考试的应有轨道的。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毫无疑问只会助长考试作弊的歪风邪气,也不利于考生自身能力的提高,无法营造公平竞争与人才选拔的诚信氛围。因此,加强考试监督机制,并不仅仅只是对学生的单向行为,而是要辐射到考试过程的方方面面,保障高等教育考试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实施。
(三)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考试诚信档案制度诚信应当是有记录的,并且是能够对个人的日后生活带来或好或坏的影响的。基于此考虑,诚信档案制度的建立就有其可行性,而且能够辅助高等教育考试制度的顺利开展,以督导在校大学生对自己诚信的尊重与重视。所谓诚信档案制度是指,根据个人在校期间的各方面诚信表现而建立的独立数据库,并将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诚信或者非诚信行为记录其中,从而可以备案可查的制度。“诚信档案的好处在于该档案是跟随本人一生的,不仅是学校,包括用人单位和其他单位都可以查看该考生的诚信记录。”〔7〕建立诚信档案,就是要引导学生对个人诚信的重视,加强他们对品德方面的修为。这样一来,在工作岗位或者奖学金等的竞争之中,诚信记录较好的学生就会处于优势;反之,有违反诚信行为的学生就会失去很多机会,为自己先前的不诚信行为付出代价。诚信档案不仅仅是要建立,而且重点是要落实,在进校之初就要进行宣讲,通过个案方式或者讨论方式事先让学生了解,并在教学过程中贯穿进去,督导学生树立诚信氛围。
(四)校园诚信教育应当作为高等院校的必修科目
加强高等院校诚信教育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即对学生加强诚信教育和完善师德师风的诚信教育。就传统的高等教育而言,过于强调专业知识的传授,而疏于对个人品性方面的引导与要求。因此,正如学者所言,“要改变传统的重智轻德的现象,把对学生的诚信教育贯彻落实到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8〕。尽管有些高等院校也会强调大学生的德育工作,但是这些教育仍然显得太过表面化,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在形式大于内容的过程中,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是敷衍了事,致使诚信教育被人为地遮掩了。鉴于此,必须改变当前说教式的诚信教育方式,在诚信教育中加入更多的实质性内容,相关内容要贴近学生的思想实际,围绕身边的事例进行循循善诱,多举办一些诚信课堂与诚信公益活动。而且,笔者认为,我们不仅仅是在德育课上,而且在专业课和平常生活中都可以融入诚信教育,把师生的诚信信息反馈到业绩考核中去。学校应该组织学生和老师多参加有关诚信的社会实践活动,促使诚信理念真正能够深入人心。随着诚信必修课的有效开展,笔者相信,学校的诚信氛围一定能够得以逐渐建立,高等教育考试的不诚信行为也就会逐渐消失。
(五)营造社会诚信是确立高等教育考试诚信的重要社会因素
高等教育考试诚信的提高有赖于整个社会诚信的有力引导,可以说,当前社会诚信疲软是高等教育考试诚信不佳的重要诱发因素。具体来说,首当其冲的应当是政府公务人员诚信力的提高。作为社会权力支配者与社会活动的管理者,公务人员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社会中的广大民众,如果他们都不能以身作则地自觉树立诚信,则很难要求下层民众对诚信的遵守与信赖。就当前来看,权力滥用与权力腐败不可谓不严重,其根本原因仍然与个人诚信失守关系莫大,加强权力监督的关键仍然在于探究良好的诚信运行机制,通过对政府行为加强诚信监督,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减少腐败和各种不诚信行为的发生。“政府信用是最大的信用。如果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能切实恪守诚信原则并率先垂范,那么人民群众就会从心底里信任党和政府,积极追随效仿。”〔9〕另外,我们必须依靠法治力量来引导社会民众的诚信确立,对严重非诚信行为,比如制假售假者,应当一追到底,严惩不贷;对那些诚信记录不良者,应当彻底杜绝他们加入该行业的机会,防范非诚信行为的再度发生。对诚信模范与道德楷模,我们要大力宣扬,让诚信文化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成为我们的主流文化,以引导整个社会进入“诚信至上”的氛围之中。高等教育考试诚信是社会诚信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从大环境上解决了诚信失守的问题,那么受此影响与感染,高等教育考试诚信问题也必将不再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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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科技发展,社会经济、文化全球一体化趋势加剧,高等教育国际化正成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主要潮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高等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我国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现状
在经历了“”十年后,从1977年到现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走过了30多个念头,教育制度的不断变革和教育模式的转变,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从最初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到如今的普及,我国成为世界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最多的国家。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教育事业在30年中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成就,其所培育出的无数人才,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高等教育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而其中最主要,也是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高等教育培养出的学生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社会和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量极其巨大,而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则面临毕业即失业的情况,造成严重的人才过剩。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进行分析,其始终是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对于相关理论知识的教育十分重视,其理论学习的成果也通过考试成绩或者论文的形式来进行评价和表现,属于学术型的人才培养方式。这与社会要求的技术型人才存在严重的不符,也是导致以上怪现象的根本原因,按照市场规律而言,就是企业生产出的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需要对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
二、对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就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由于高等教育的招生机制和培养机制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和缺陷,对所有高等院校进行改造,使所有大学都成为研究型大学,很明显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也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无法进行统一的安排和干预,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高校管理人员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引进和学习国内外先进的教学经验,对自身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首先,要树立创新观念,确立多样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在高等教育中,管理人员和教育人员必须坚持创新理念,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重新定位,确立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质量衡量标准。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知识和信息成为左右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也促使国家和社会对于人才的基本观念及认识发生了改变。新时代的人才,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而且必须拥有广博的基础学科知识,同时还要具有良好的思想文化素质,具备较强的创新和实践能力,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和敬业精神。在这样的前提下,高等教育的教育理念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确立多样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其次,要建立多元化的人才考核和选拔制度。就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我国对于免试入学的学生的招收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对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但是考试分数仍然是最重要的参考依据,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高校可以逐渐进行改变,可以首先改变以总分作为录取标准的做法,将平时成绩或单科成绩也计入统计范围,提高对单一专业专精学生的录取率;同时,从长远看,要改变过分强调考试分数的一票否决制,建立以考察学生的学习经历和能力,以及是否具有学术和实践潜能为主的选拔机制,在学生中挑选理解能力强、潜力巨大的可塑之才进行定向培训。最后,优化课程体系,突出个性化的培养方案。教师要对课程内容进行细心选择,通过重新整合和改革,构建适应创新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使得课程的设置具有专业性、全面性和连贯性,可以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尽量减少知识结构的断层,使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同时,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鼓励学生进行个性化发展,帮助学生自主设计符合自身知识结构和特点的学习方式和培养方案,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分类培养,既可以使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增加学生对于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可以解决人才培养与实际需求相矛盾的问题,可以说对于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结束语
当前高等教育的主要缺陷在于高校毕业生掌握的专业技能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这也是导致人才严重过剩而企业人才缺乏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一问题,高校管理人员和相关的教育工作者必须充分重视起来,对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为学生就业提供有利支持。高等教育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随时对市场需求进行了解和关注,以应对市场对于人才种类的需求,从而保证高等教育可以真正为社会的发展服务。
一、现代教育技术的定义与相关理论
教育技术的研究对象是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教育技术分为有形技术和无形技术两大类,教育技术就是应用高科技的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人类学习问题的过程,教育技术依靠开发、利用所有学习资源来达到教育目的。现代教育技术目的是吸收现代科技成果和系统思维方法,使教育技术更具有时代特色,更加科学化、系统化。系统科学是指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三论,它们从总体上深刻地揭示了事物运动的特性和规律。系统论具有整体性、全面性、结构层次性、相关性、动态平衡性和综合与分析统一的特点,对教学技能的训练和应用有着方法性的指导作用;信息是指人们在适应外部环境时与外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内容的总称。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是信息论的催化剂;控制论的思想和方法已经渗透到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并对信息的再输出产生影响,起到控制的作用。
教学理论是研究如何组织教学过程中的各中要素,使教学达到最优化的理论,学习理论是探究人类学习本质及其形成机智的心理学理论,建构主义产生的心理学基础是认识主义心理学内部的反思,提出了“意义建构”,学习是一种社会性活动,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地利用感觉吸收并建构意义的活动过程,学习是在一定情景中发生的,是学习者同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视听教育理论对现代教育技术的指导作用概括为是最直接最具体的经验,越往上层,教育应从具体经验入手,逐步过渡到抽象。位于经验之塔中层的视听教具更能为学生提供较为具体,易于理解的经验,使各种视听教育媒体在学习中起到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必要性与作用
培养高级人才的高等教育目前是国家重点支持的对象,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于高等教育是形势需要,通过外部环境和宏观政策的推动培养出更多高、精、尖人才,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可以从理论和实践方面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指导和支持。要想不断地提高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以学生学习的情况为评价标准的方式是适应教育现代化发展;是终身教育的需要,学习者可以利用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等手段随时随地地学习知识,与同行业专家进行交流,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近年来光缆和卫星通信技术的发展,整个地球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全球化的大学,探索现代高等教育的模式,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理论与先进的教学手段,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可以得到相应的信息;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为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要提高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首先要提高教学效率,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在有限的时间里给学生感官的刺激,加速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三、现代教育技术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应用的方法及对策
教学的多媒体课件是基于计算机技术,并与软件开发技术相结合,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包含大量多媒体信息、教学内容、生动形象的教学系统。运用多媒体课件的优点是使教学内容与形式变的多样化,信息量大、速度快、课堂效率提高,有利于实现个别化教育,有利于开展研究性学习。
网上多媒体教材。它具有多媒体化、资源全球化、学习自主化、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等特点,网络教育的应用已经成为现代教育技术在教育应用重要的方面。网络教育是远程教育的现代化表现,远程教育是一种同时异地或异时异地进行教育的形式。计算机辅助测试,它有许多优点:计算机具有强大的数据保存系统,为计算机系统能支持在线测试,通过计算机辅助测试可以更快速地给出标准答案,日常的计算机测试练习可以有效地避免考试的紧张感。网络信息资源的应用。信息就是当今世界最宝贵的财富,主要包括文字、声像、电子信息、数据库等,高校需要利用这些网络信息资源,为学生提供互动的空间,加速学生知识化的进程。
当然,这其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在应用观念上存在差距,资金不足影响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缺乏对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效果评价,教师应用教育技术的观念、能力方面存在差距,详细的说,就是缺乏计算机应用能力、缺乏现代教育技术理念应用能力、缺乏课件开发的能力造成低水平上的大量重复。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原则必须遵循目的性原则、主体性原则、创造性原则、反馈性原则,加强教学互动与交流,根据现代教育技术的要求转变教师传统观念,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要担负起引导监督学生的责任,先进的教学手段只被应用于辅助教师的教,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培养学生的个性发展。
加强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加强对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和教学组织的改革,努力探索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导下的教学模式,突出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应用到课堂的优势,大力倡导多媒体课件开雀使用和网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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