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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颇有争论的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人物。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关于袁世凯的近代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我对袁世凯的看法,最起初是看某部电影,对他有深印象是因为饰演袁世凯的演员很是帅气,以致前不久在图书馆看见袁世凯传记便借来翻了翻,还算对袁世凯有了个完整的认识.
袁世凯,字慰亭,号容庵,汉族,河南项城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争议的是戊戌告密事件,与日签署《二十一条》,洪宪帝制等。他是北洋军阀首领,在辛亥革命后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在位期间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捍卫国土,维护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新式陆军,创立近代司法和教育制度。期初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并修改《大总统选举法》等,后悍然称帝。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没有了首领,从此中国陷入了数十年民不聊生的军阀混战状态。虽然袁世凯有过,但其功劳不能被过失掩盖。
1.兴办新式教育
1905年,由袁世凯领衔,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 两江总督周馥等奏请朝廷停止科举考试,推广西式学校,得到批准。清 政府谕令从 1906 年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这样,延续了 1000 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为新式学校的发展扫除了障碍。袁世凯还积极兴办新式学校,他建立了以“北洋六镇”为首的现代化陆军及“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他还是百年名校山东大学的建校元老,于1901年上书光绪帝,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所官立大学堂,即现在的山东大学(时称山东大学堂),对当时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统计,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 ,直隶办有专门学堂12 所,实 业学堂 20 所,优级师范学堂 3 所,初级师范学堂 90 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 30 所,小学堂 7391 所,女子学堂 121 所,蒙养院 2 所,总 计 8723 所,是整个洋务运动期间兴办新式学堂最多的省份。当时直隶有学生16.4 万多人,位居全国第二,但学务资产有四百八十万两,名列全国第一。直到民国初年,直隶教育仍保持优势,这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2.大力支持出国留学并重用海归
1901 年 8 月,清政府发布上谕: “前据湖南、湖北、四川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用意甚善,著各省督抚, 一体仿照办理” 。 袁世凯积极响应清政府号召,在他任内,积极派遣留学生出国。为 解决对新式军官迫切需求,在筹建和扩编北洋新军期间,他从自己每月 薪金中取三分之一(200 两)作为奖学金,来资助由北洋所创办新式军 事学堂中学生。后来,还从这些被培养出的军官中选送一些人去日本留学,其中著名的有孙传芳、张士钰、张树六、刘洵等人。因为新式学堂师资严重缺乏,也促使袁世凯在任直隶总督后,不断选派人到日本经纬 学堂速成班学习, “以期多获教员” 。当然,他也清醒认识到速成之师是 “急于造就师资起见,不能备将来之用” ,主张“择优续派赴日,留学广岛高等师范,以备教员之选” 。1903 年,袁世凯就在北洋大学堂中选出王宠惠等 8 人赴美留学,这是新政期间中国派出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同年,他从举人或秀才中选拔吴鼎昌等 20 人赴日留学。此外,他还积极鼓励人们自费出国,以解当时因财政窘况而无法扩大留学规模的现状。他在直隶整饬吏治期间,命令一些未赴任之州县实缺官员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日本行政、司法、官署及学校、实业,回省后才能赴任新职。他认为“此项官绅游历为目前行政改良之渐,即将来地方自治之基” 。
学有所用,是大多数出洋留学生的愿望。如能回国得以重用,几乎 没有留学生愿意不回国的,这与国家的贫富无关。袁世凯也认识到:日本明治初年,重用出洋回国学生,遂有今日富强之效。所以他主张重用归国之士,使他们能学有所用。在他任驻朝鲜总督之时,就把早年留学美国的唐绍仪收在幕下,且不断重用。后来,袁世凯回国被提拔后,唐绍仪还在袁手下主管对外事务,特别是有关筑路交涉。在天津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就大胆提拔曾经留学国外的军事毕业生, 其中最著名就是后来成为直、皖军阀代表人物的冯国璋和段祺瑞,以及马廷亮、 陈恩涛、金邦平、黎渊、李士伟、詹天佑等人。
3.创建新式军队
在袁世凯的努力下,与旧式军队有着明显进步的新式军队得到组建。 军队编制由单一制向多兵种协同作战转变。袁世凯从士兵的选募着手,严格挑选,以保证军队质量,并采用新式武器。新军一改湘军、淮军以营为单位的单一作战体系,在营的基础上仿照西方军队,内设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层层节制;在兵种上,除步兵外,还有炮队、马队、工程、辎重等,多种兵协同作战,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世兵制向义务兵制过渡。清初八旗兵、绿营兵都有兵藉,世代相袭,是世袭兵制。湘军开始,改暂兵制,袁世凯军队也是如此,并充分发挥其效能。暂兵制的长处就是军队能随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挑选素质优异的人员入伍,可以不断吸收社会有生力量,军队时刻处在生生不息的运动发展状态,这对于保持军队旺盛的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大有益处。袁世凯还在原来常备兵的基础上增设了续备兵、后备兵制,这就保证了兵源,避免了乌合之众,这也是后来义务兵役制的开端。同时,在军官的选拔方面,摒弃了军官出自行伍的旧制,废除武举而采用了新式的武备学堂培养将官,且在军官中实行优胜劣汰,保证了军官队伍的年轻化。
4.辛亥革命后称帝 对于袁世凯称帝,历史上几乎都是一边骂倒。袁世凯称帝是其一手造成的, 是咎由自取。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洪宪乃自己造机”, “洪宪之举, 迹近儿戏, 背叛民国, 夫复何辞?”袁世凯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为实现其皇帝梦,就先后废弃《临 时约法》、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接受“二十一条”等。尤其在制定 《大总统选举法》时,不仅规定大总统能够连选连任,而且连继承人也得由现任总统推荐,推荐办法却是用“嘉禾金简”密藏于“金匮石室”,这与封建帝王的做法又有何明显区别?对此,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我们否定袁世凯,不仅是因为他做了皇帝,更重要的是他为了做皇帝而不择手段。”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有很多过失,如戊戌变法中的告密,对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等。袁世凯当年就是在一片唾骂声和讨袁枪炮声中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的身后也留下千古的骂名。 袁世凯谢世之日,有人在他的书案上发现了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可见,袁世凯并非一面的自私自利,心中还是抱有爱国之心。
说到北洋军阀不得不说的一个人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父祖多为地方名流。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也是淮军重要将领,其家族成员对袁世凯的思想境界有深刻影响。袁世凯名字的由来也是十分的巧合。袁世凯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寄书到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因此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 企文绍武”①的排行,给婴儿命名“世凯”。而袁家的“保世克家 企文绍武”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喻着这个家族的爱国思想,同时正如上文所说其家族成员对袁世凯的思想境界有着深刻影响,袁世凯从小耳濡目染,也一定有着爱国保家的思想。
袁世凯从小学习四书五经,但自己偏爱武术、兵法,从小立志,经常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他的豪气在他的诗中也有所表现。这也为他今后一生的戎马生涯奠定了基础。袁世凯参加过数次科举考试,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没得到成功,这也因此更加坚定了他投笔从戎的决心。他仰慕李鸿章,决心效法李鸿章的淮军。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这也表现出了他的爱国思想。
袁世凯23岁那年,朝鲜发生了军乱,当时的朝鲜为大清的附属国,于是清政府派遣袁世凯率领军队支援。他作战勇猛并且极具智慧,最终帮助朝鲜平定了这场军乱,并在之后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1884年朝鲜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为“事大党”及闵妃所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他的这一举动打退了日本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从而推迟了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中国。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间接的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中国的作用。
袁世凯回国后组建新军,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他们的部队也在中国之后的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辛丑条约》签订后,袁世凯极力拥护新政,废除了在中国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并在山东创建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说明他高远的眼光。这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新军成为清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量。袁世凯一面以武力压迫南方革命,另一方面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革命党人也认为袁世凯是能领导中国的政治领袖。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停止。这也使中国进入了相对民主的时代。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之后,维持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维护了中国的统一。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而日本的这些要求侵害到了欧美列强在华的利益,袁世凯则努力争取欧美列强的干涉,尽可能的维护中国的利益,减小中国的损失。
袁世凯是推动中国发展的有功之人。袁世凯从1903年起在中国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6个师的新军,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先后雇佣了德国、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设立了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北洋系军事人才济济,有5个先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袁世凯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巡警制度的人。袁世凯推行新政支持创办实业、发展商业,地点主要在天津。而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资本企业不过四五家。袁世凯重用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几年后发展到一边办厂,一边办相关学堂,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其中机器造纸、织造、电灯、自来水、烟草企业,特别是年产水泥20万桶的启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袁世凯自己更是新式工业的直接投资者和参与者,他投资了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并拥有股票。史学家唐德刚曾断言: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但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比孙中山做得多。
由上可知,袁世凯的爱国思想是不容质疑的,他做得许多事情也对维护中国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他的作为对推动中国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总之,他是爱国的。
下面是张作霖。
张作霖身份卑微,没有袁世凯那样显赫的家庭背景。他的道路十分的不寻常。虽然是土匪出身,但他很守规矩,讲义气,最看不惯欺压百姓的土匪。并且治军有方。
同时他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虽依附日本,但他痛恨日本人,没有做过卖国求荣的事情。人们都说他是最有骨气的大军阀。张作霖是绿林出身,识字有限。一次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也一直流传到现在,正是因为这些生动活泼听来过瘾的故事让张作霖的名字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家喻户晓。这件事正表现了张作霖的爱国思想。
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②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作霖宁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当他知道日本人要趁机让她签署条约的时候,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尽管东北长期受制于日本,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这是北洋军阀中很典型的两位,除此两位之外的其他北洋军阀也有各自的传奇故事,但他们都是比较爱国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参考文献
① 百度百科 袁世凯 人物生平 5月5日 更新。
② 《北洋军阀史》 下册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五章 第四节。
摘要:清末时期,袁世凯为了发展北洋集团的势力,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他重视人才的重要性;广泛收罗,兼收并蓄;广泛兴学,推广新式教育;吸收新式人才,从而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人才思想。
关键词:袁世凯 人才 人才思想
袁世凯(1859―1916年)字慰庭,别号容庵,因其为河南项城人,故称袁项城。他是清末民初的一位历史重要人物,他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活动二十余年,叱咤风云。从当初的一名纨绔子弟发展到清末政坛显赫有名权倾朝野的重臣,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但这并非是偶然之事。他作为一名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首领,有着自己的一套用人思想,从而使他的势力得以发展膨胀。因此,人才思想是研究袁世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本文就从袁世凯的人才思想去进行探析。
一、论述人才的重要性
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人才的多少关系到社会的兴与衰,这是古往今来一切有识之士的共识。从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四伏,上至朝廷、达官显贵,下至知识分子、庶民百姓,朝野上下都从“天国上朝”的迷梦中醒来,看到了中日对决中的惨败,深刻的认识到人才短缺所带来的一系列恶果。此时袁世凯继承和发扬了李鸿章的把培养新型人才看作是“自强根基”的思想,特别的强调人才对于国家的繁荣富强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于是袁世凯发出了“人才之难,古今一致”的感叹并体会到西方列强之所以强盛,人才优势才是取胜的关键。他在给朝廷中的奏折说:“世变不足以因人才,而人才固尚足以弭世变也”;“无人才则救贫救弱徒属空谈”;“有人才则图富国强易入反掌”。这都表现了一名朝廷大员从国家的强弱来衡量人才,同时也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人才的渴望及重要性的理解多了份更深刻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袁世凯进而提出:“治国之要,人才为先”,“立国之本,要在得人,而得人之难,进昔同概。方今列强环伺,国用日艰,外交内治之纷乘,世道人心之浮靡,非广罗人才,使之同心戮力,不足以持危局而至富强”。袁世凯的这种主张既迎合了清政府挽救危局,办理新政对于人才的迫切需要,也反映出了袁世凯为什么能够得到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从而迅速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集权于一身,为以后推翻清政府而埋下了伏笔。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面临的严峻形势迫使洋务派起用袁世凯,而袁世凯也没有辜负清政府对他的信赖,一方面继承了洋务派前辈的思想,倡导各类军事人才的栽培,提出西法练兵的主张,他说:“差此次军兴,往往以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有调度之无方,实有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他的这种积极态度与战后清政府及全国人民的心理是一致的,因而他赢得了主政者的赞誉和支持,授予编练新军的重任。另一方面,袁世凯拓展了知识人才的外延,积极去倡导行政人才的革新。他在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标准方面,主张学粹评优,体用兼备。在培养新式人才的过程中,主张唯才是用,知人善任。袁世凯在任督抚期间,不仅重视官员的选拔任用,主张以才干做为选择标准,建立一支现用的、备用的、储用的、陪用的人才梯队,对各类人才各取所长,进行合理的利用与调控。
可见,袁世凯在人才认识上已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在人才理论的认识上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有着自己的原则与主张,通过培养多层次人才,来顺应新时代的要求。
二、广泛搜罗,兼收并蓄
兼收并蓄,广泛搜罗是袁世凯援引人才的一个显著特点。北洋集团从小站练兵到袁世凯出任清坛的重要人物,时间也不是很长。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北洋集团由地方走向中央,由一个不出名的道员而成为清政府权威的重要官员。这里面最重要的因素,恐怕是他与其吸收人才的广泛性和其能力的强弱有关。在袁世凯统治期间,他任命的将领非常广泛,军事上有王士珍、冯国彰、段祺瑞,后来在历史上人称“北洋三杰”,他们在小站练兵期间,为使袁世凯的练兵更富有生机,在袁世凯的主持下,他们把小站练兵的经验给予总结,将一些规范制度进一步规范化、条理化,而合编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从而成为近代著名的军事著作。可以说这些成果与袁世凯的知人善任有关,在行政上,袁世凯又任命了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使这些人都成为他的幕僚,而他们也都是有文化类型的人,具有新知识、新头脑,而且都还具有一种锐意进取而甘冒风险的精神气质,使袁世凯能够运筹帏幄。
可见当时袁世凯用人思想的独特之处,为袁世凯在北洋军事政治集团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上有张骞、周学熙、梁士诒等人,这些人都是著名的实业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们在政期间制定了经济法规,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较快发展,各种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这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时局稳定,经济发展,国家的财政有好的转变,这都与当时的统治者领导有关。行政、军政、教育、外交人才无所不包,涉及到北洋集团的各个方面。这些人为袁世凯所用,那么袁世凯也舍得投资,以礼相待,礼贤下士,只要有才干,不问资历出身,都给予提拔。这表明了一个重要情况,即袁世凯爱才,特善于笼络人才。
袁世凯幕府的人才济济,能量巨大,而且随着其幕僚的出仕,他的势力也得到扩张,渗入到各个部门。袁世凯任用的人才之所以范围广泛,这与袁世凯当时所处的客观局势和自己的意愿有关,纵观袁世凯的奏疏、传记,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即他的抱负和野心非常大。袁世凯从一个纨绔子弟再到军旅生涯,使他意识到要想出人头地,必须建功立业,看到自己袁世家族中的袁三甲办团练,高官厚禄,及曾国藩创建湘军,李鸿章的的淮军,萌发出要想成为清王朝中一位权势显赫的人物那就要自己有一支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军事集团。纵观袁世凯的传记中,从青年时代,袁世凯就有这样的志向和抱负,以至在他以后的十几年生涯中,广泛搜罗人才,逐渐建设和扩大自己的人才队伍。
袁世凯敢于广泛搜罗和任用人才,敢于用金钱作为资本。只要是有用人才,能为自己所用,花多少钱也不吝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袁世凯是一个干大事,有思想、有魄力之人。此外,袁世凯结交广泛,待人友好亲善,对待自己的官僚,态度不粗暴,能够礼贤下士,这在当时的晚清官场上是极为罕见的。袁世凯有一个特点“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已俸食给月廪,不假事权”。这表明如无才,即使亲戚也不用。就是在这些人才策划和帮助下,北洋集团才得以发展和膨胀。
三、广泛兴学,推行新式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下,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又加上清末统治危机的日益恶化,袁世凯不得不承认人才难得,认为造就人才,实为当务之急。为了适应时代发展人才的需要,他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原于学校”。因而他主张除旧布新,废除科举制度,积极倡导创办新式学堂。科举制度的废除,打破了一千二百多年来以科名选拔官僚体制的格局,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制度,为新式的近代学校教育在中国扎根扫清了障碍,它是清末教育制度的一场革命,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必然。此时的袁世凯在这种局面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袁世凯不仅是旧教育制度的批判者,也是新式教育的倡办者,他组建了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创办新式学堂。他本人认为,学校教育应该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在给清廷奏报过程中说“考各国学制,必先由小学而后升入中学,由中学而后升入大学,此通例也”。主张赶紧兴办小学,而且拟于直隶州各府设中学堂一处。这就改变了初期以少数学堂取专才的偏差,逐渐设立了大、中、小学堂,为系统的教育体制的形成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兴办学堂的过程中,袁世凯尤其重视师范教育,看重师范学堂的建设,谓“课士之道,师范最难。”“兴学莫重于的师。如师道不讲,学术即不免分歧,人才将因以败坏,此各国师范学堂直之设,所以为意美法良也――故造就师范,诚为刻不容缓。”可见,袁世凯将师资的培养放在首位。为了解决新式学堂的师资问题,广开门路,聘请外国人担任教习,并选派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归国后充实师资队伍。截止1907年,直隶共办学堂8000多所,直隶地区的教育初具规模,这都表明了袁世凯的兴学是成功的。尽管入学人数于全省人口2000万相比,为数还很少,但在学堂初兴的情况下,几年时间里能办出如此成绩还是可观的。
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财力十分窘迫,远不能满足办学的处境,袁世凯为兴办学校,普及教育,尽力设法筹集公款,并劝导地方出资办学,以补官方之不足。同时袁世凯本人亲自带头捐款,对捐资兴学者,均以上奏,,给予鼓励。可见,袁世凯在倡导除旧布新的育才模式上花了很大的心思,这种教育新气象,不得不归功于袁世凯兴学育才的思想和实践。作为一名官吏,袁世凯之所以废除科举、兴办学堂,不仅因为他确信学堂才是培养新政人才的摇篮,而且也看到了学堂对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袁世凯顶着旧的官僚体系的巨大压力,倡导了这种新的育才教育,解除了旧式科举对人才培养的束缚和障碍,对培养中国新人才,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开启明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吸收新型人才
在北洋集团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袁世凯在广泛吸收人才,大胆任用人才的基础上,还注重人才的质量,吸收懂得时务的新式人才。这是因为传统的治国安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与生存发展。要想一个国家强盛,必须要有人才创新意识,他认为:“人才登进,向重正途,究之释褐之初,用非所学,类学娴于文艺,拙于政事。拟请在京师设立课官院,简派明达王大臣督其事,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门,精选品学敦实、才实名通者入其中,分延教习,课以本国吏学、掌故、政治、各就性质所近,学之所习,分别门类,各专其业,严定课程,考其殿最。其优异者,即按其所执之业,而试以所宜之事。其志趣远大者,或派令出洋游历,以验其造诣而求其精实,回华之后,优予奖擢。”
由此可知,袁世凯所认定的新式人才,要懂得本国吏学、掌故、政治、律例以及各国约章公法。只要是有用之人,袁世凯就加以重用,在他任北洋大臣期间,重用留学生和洋人,认为日本明治初年,重用出洋回国学生,遂有今日富强之效。因而,他不拘清末依然重视科举功名的陈规,对没有功名的留学生礼敬有加。因此在清末新政期间,袁世凯举荐并任用了大量留学生。如当年的詹天佑毕业于美国的耶鲁大学,后来被袁世凯任命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局务。邝荣光,美国矿务大书院毕业,被袁世凯任命为矿政调查局、华总勘矿师,这些人都是科技人才,回国都被袁世凯所用,让他们安心为北洋集团服务。詹天佑、邝荣光的科学精神在那一时期名闻中外。同时袁世凯还发展了李鸿章任用外人的思想,聘用外国教员,对外国的洋顾问非常重视,不仅体现在聘请的洋人数量上超过前任,而且待遇也非常优厚。
可见,袁世凯在任用新式人才上花了很大的心血。不过,纵观北洋集团的大多数人员不是毕业于国内各军事学堂,就是留学于国外。他们毕业后为袁世凯,北洋集团努力工作,这也是北洋集团在清末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新旧斗争尖锐激烈。袁世凯生活在这种特殊复杂的社会环境里,成为我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他的人才思想反映出晚清社会巨变、人才匮乏的事实,又体现了袁世凯有一种独特的用人手腕。他极为重视人才建设,并在人才的目标、培育和任务上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人才思想。袁世凯提出了维新战略,作为思想主体,它紧扣时代脉搏,大力倡导革新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袁世凯本身的思想夹杂着许多阴险狡诈,有关于其人才思想的认识也并非完全正确。
参考文献:
[1]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上、中、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2]张华腾.袁世凯与近代名流.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3]张一麟.心太平室集(卷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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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史实践论文,供大家参考。
李宗仁先生(1891年~1969年),著名爱国人士、前国民政府代总统、历经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北伐战争,台儿庄大战的指挥者,中华民国时期桂系势力领袖。
1965年决然从美国归来,其率先创举在统一大业中占有重要一页。1948年4月至1949年11 月,李宗仁返桂在此居住。1966年3月14日,李宗仁先生重返官邸。游览李宗仁官邸、故居,可以感受李宗仁先生起落不一、扑朔迷离的历史生涯;回归祖国的征程;一个前国民政府代总统的府邸陈设、家居生活、政治生涯的终结;其“青春戎马,晚节黄花”传奇人生。在他的故居,蕴涵着奇趣玄妙的民间风水论理与哲学、以及多姿多彩的桂北民俗文化。
桂林作为李宗仁生长的地方,留有不少他的遗迹,尤以官邸为最佳。
从中山中路的百货大楼处进文明路不远就是李宗仁官邸。这是现已不多见的民国建筑院落,占地4000来平 李宗仁官邸方米。建筑的色彩基调为橙黄色,中式屋顶,主楼及依傍两侧的副楼和家眷楼屋檐下饰一圈红砖墙,红点缀黄,庄重大方。环绕建筑的是整齐划一的冬青树带、草坪,随意的几株花木,间或几只鸟儿窜出,婉转鸣叫。 1948年4月官邸落成,正是李宗仁成为前国民政府副总统之时,故又被称为“桂林总统府”。人们常说乔迁为喜,但府邸的建成并没有给李宗仁带来喜悦和荣耀。1949年4月23日离开南京回到桂林,是他居住在官邸最长的时光。就在主楼会议室,他接见了强烈要求和平的广西民主人士和学生代表,二楼的会客室里,他一声不语,任由桂系高级人员对“战”与“和”激烈争吵,在历史抉择关头,他茫茫然,无所适从。
李宗仁毕竟是李宗仁,虽然在历史大势面前虽如张治中将军所说的“毫无定见”,但在这里,他作出了让蒋介石眦目的决定:离开蒋,远离权势。1949年11月9日,他携妻带子告别这座仅住了50天的官邸,赴美寓居。李宗仁还是李宗仁,居然在晚年还书写自己历史的辉煌篇章,回归祖国。1966年3月14日,他站在官邸,对当地官员一再说:“我对此已不以为然。”可面对陶铸特为他夫妇到后面就餐方便而架设的风雨桥,感受的那份关爱,涌上心头的就是:“我回来的路走对了。”
故居是一个有5000多平方米的家园,由安乐第、将军第、学馆和三进客厅组成,散布7个院落、13个天井、113间房。偌大的空间,徜徉其间,尽可以让时间慢慢流淌。故居的选址颇有讲法,宅地正好对着靠近天马山的穴位,引进山上的泉源,可谓风水宝地,为李宗仁成名找一些祖荫的原由。走进故居,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平和感觉,没有精巧的雕梁画栋、流光溢彩,就按桂林北部民居,用木头建成两层楼,取五开间、四开间,一进二进三进,求大、高、深,有气势就成。同样,求安祈福的要素是不能少的,安乐第老宅的厢房设计前宽后窄,有5厘米的差距,是想“光前裕后”,希望后代富足。堂屋的屋顶不得封死,是让“五福降临”,后代能出人头地。李宗仁6岁随父开蒙,一直到14岁,四书五经,之乎者也,自然是描红、死背硬记了不少,那戒尺、长鞭也挨了许多,从此他便有了文化的底子和坚毅果敢的禀赋。那使故居有几分儒雅气的学馆是李宗仁为实现乃父在家设馆教书的愿望修建的。
故居的房间太多,但有两处应顿足停留一下。一间是安乐第后一进李宗仁的婚房,新婚之夜,他教新娘认“李”字。另一间是将军第的堂屋,1940年12月4日,蒋介石夫妇以李宗仁把兄名义到此拜见李母。故居作为农家大院,随处放置的农家活计,鼓风车、脚踏的舂米器、蓑衣斗笠以及粮仓、大火灶等等,一一回访当年的热闹。最让人赏心悦目的地方应该是后院,那眼为李家带来瑞祥的泉眼就从一米来深直径不到二尺的土坑里清清冽冽地涌出,从不停息过,掬起一捧,如玉般的润软腻人,入口甜心。
历史不会淡忘李宗仁先生。他的官邸、故居1996年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弘扬爱国主义成为这里永恒的主题。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们知道自从1840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
20世纪的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此时,袁世凯、张勋等复辟帝制;军阀割据混战,民不聊生;而后又遭遇法西斯的日本的入侵„民族危难关头,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代表的两派爱国人士正积极的投身革命,意图变革中国这种混乱的局面和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由此就有了后来两次两党合作美好的局面。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像世人宣告了它是多么觊觎中国的野心。但此时我们的人民还未觉醒,他们正忙着安内,国共在经过第一北伐合作之后,国民党意识到共产党将会成为以后的大对手,在 蒋介石 的领导下就无故开始叛变并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士,他可能吸取了近代为了富国强民所做的先大力增强国内实力即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我们忙着肃内,而日本正全力的为侵略中华做着充分的准备呢!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即将面对的灾难。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因为蒋的坚持不抵抗政策使得日本迅速侵占了中国东北,从而加快了日本侵华的进程,加深了日本嚣张的气焰,加强了日本侵华的部署,加紧了横扫亚州的动作。共产党站在时代的高度分析了当时的时局,做出了团结全国,共同 抗日 的主张,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 抗日 根据地相继建立和巩固;游击小分队陆续组成并发挥作用; 抗日 统一战线慢慢的壮大;中国军队英勇的开始阻击日军„而此时 蒋介石 也无力顾及安内的事情,也加紧投入到抵抗外来侵略的战略上来。
我们都知道, 蒋先生 小时后深受入学的熏陶,青年时代是去日本留过学的,是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而且在民国成立后追随孙先生,它在军事、政治、文学才能和素养也是相当精明的。所以在孙先生逝世后,中华民国在他领导下也具有相当的战斗力的。
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动荡时期,这就为后来全面团结 抗日 奠定了社会基础,也让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暂时性的安定。还有,蒋先生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民党政府的团结,以致国民党没有在党派林立的时期而走向崩溃。同时,在他执掌黄埔军校的时候,注重严格的军事训练,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指挥人才,为以后抗日输送了大量的 抗日 指挥官。而且正是由于 蒋先生 在正面战场上对日军所做的大规模的阻击,使得日寇在中国战场上吃了很多亏,消灭了大量的日军主力,也就减慢了日军侵华的进度。 在 蒋先生 的全力抗战中,我们慢慢赢得战争的主动权,在这长久的战争中,日军由于资源的匮乏也变得军心涣散,以致在最后一击中,彻底打垮了日军的主力。蒋先生 多次利用天险对日军进项阻击,从而阻止了日军的西进,使得中原地区又多守了六年而没有沦陷,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又使得日寇迟迟不能打通“大陆交通线”,迟滞了日军军事调动和战最终顺应了民心,联合中共以及包括华侨在内的社会各界力量积极 抗日;为抗日战争曾在全国设立了十个战区,投入了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的全国兵力进行抗战;命令国民革命军正面对敌,与日军进行了多次会战,对日军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有效阻止了日军的入侵积极寻求外援,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驼峰航线的开辟就是最好的见证;派远征军到缅甸与日寇作战,消灭了一部分日寇,打通了中印公路;943年11月, 蒋介石 出席开罗会议等国际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对日联合作战方略及战后和平条件。
抗日战争期间,在华日军人数最多时有近200万,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最多时超过100万(整个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约为210万)。面对那么多的敌寇,我们的国军从未畏惧过,来看这里有一些数据,关于国军在正面战场迎敌时所消灭的日军数目。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4万人。(不包括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和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革命军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28931次。国民革命军陆军死亡、失踪321万1914人,空军阵亡4321人、损失战机2468架,海军几乎全灭。加上因病减员等非战场损失,国军总损失400多万人。不过,亦于大小会战中,让日军损失48万3708人,而伤者更达193万4820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共有126名日本将官阵亡于与国军会战中。(中日战争中,共129名日本将官阵亡,只有其中3名是阵亡于与八路军会战中。)
除此之外,由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及 抗日 根据地民兵在内主要以在日本占领区内游击战为主。据统计,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总共歼灭日军52.7万,此外还歼灭118万伪军。远远超过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八路军、新四军〕的歼敌数量。相比之下,八路军、新四军人数较少,条件较差。国民革命军作为当时中国正规的政府武装,战绩突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由此看来, 蒋先生 在 抗日 战争正面战场上大大牵制了日军,其对消灭日本 法西斯 的贡献是很伟大的,这是历史的事实,我们不应该视而不见的。
我们只知道, 蒋先生 是大独裁者,这个我觉得历史自有公论,我就不去多说了,但是它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是他领导全国人民奋起 抗日 ;是他沉重打击了日寇,把日军赶出了中国的领土;也是他一步步阻击这日军的对中华国土的蹂躏;是他争取了大量大物资援助,使得抗日战争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是他联合国际社会决定对日军合作作战和成立联合国;也是他将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的提高了;也是他让当时的中国物质生活得到提高;也是他让涣散的国家团结在一起;是他把台湾等地给收回来了„„是他让我们取得了中国的主权,是他,是他。我们应该感谢他,应该佩服他,他是不朽的人。
在整个 抗日 作战中, 蒋介石先生 为中国的独立可谓是倾尽全力,如果不是他的全力抗战,可想而知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会如何,或许我们就只能称臣于小日本了。虽然他起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是他后来可真是全身心的抗日的啊,为此,他付出的代价可谓是巨大的啊。他对日军的正面阻击可是对抗战起到的是主要作用。“中正自守,其介如石” 蒋先生 的名字就是他的人生作为,他的坚守是我们应该铭记的,历史是诚实的,真相就是一个,他对抗日战争的贡献是不朽的。 参考文献:李敖《蒋介石研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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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传统意识的觉醒与民族文化比较问题密不可分。艺术史中的国粹主义者、传统主义者正是在东西方文化对比的历史语境中确立了自我的身份。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美术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秘色瓷 摘要:本文阐述一种瓷器—秘色瓷,和简述什么是中国工艺美术,中国工艺美术之一的金属工艺在中国工艺美术中的地位,发展和金属工艺在当代有哪些需求的市场,以及金属工艺在设计、艺术中的一些可行性的创造。
关键词: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景泰蓝烧瓷花丝镶嵌斑铜工艺锡制工艺、金属工艺用途、秘色瓷额等等。"秘色瓷"是我国唐宋时期浙江上林湖地区越窑烧制的一种青瓷。越窑青瓷创烧于东汉时期,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的发展,越窑青瓷成为我国最先形成的窑场众多、分布地区广阔、产品风格相近的瓷窑体系。制瓷工艺基本摆脱了东汉晚期承袭陶
器和原始瓷器工艺的传统,形成了自已的特色。由于烧制技术的日趋成熟,故瓷器大多呈现出青润的光泽,称为"漂瓷"。唐朝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鼎盛期,越窑青瓷被列为七大名窑之首,其釉色细腻纯净,均匀润泽,深受社会各阶层的青睐,还率先进入宫廷,成为皇家喜爱的器皿。
"秘色瓷"一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诗人用青翠欲滳的千峰秀色,贴切地描述越窑青瓷的釉色,令古陶瓷专家和收藏爱好者叫绝。五代人徐夤的《贡余秘色茶盏》更是极尽遣词造句之能事,用一连串的比喻把越窑青瓷的釉色描绘得犹如美女簪花:"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宋人赵德麟有"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的记载。前蜀王王衍的赞美:"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则对金棱秘色瓷碗作了生动描述。
古人记载颇多,但后人却从未见过实物,究竟什么是秘色瓷,长期以来一直成为陶瓷界悬而未决之迷,自唐以降,宋、元、明、清历代文人对它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观点有两种: 一、庶民不得用,故称"秘色"。《中国陶瓷史•越窑》:"五代十国时,割据两浙、苏南十三州的吴越国王钱氏利用越窑成熟的制瓷技术,采取唐代贡窑的办法,在余姚上林湖一带建立官窑,烧造宫廷用瓷和贡唐 、贡晋、贡辽、贡宋等的贡品,因为这些窑专门烧造宫廷用瓷和进贡用瓷,臣庶不得用,故称秘色瓷。"这种看法与宋人对秘色瓷的理解相同。二、民间相传其烧造工艺、釉料配方秘不示人,故称“秘色瓷"。
1987年,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了13件瓷器,其形状规整,造型精美 ,晶莹凝润。釉色有湖绿、青绿、青灰、青黄和淡黄,其中两件为银棱金银平脱鸟纹瓷碗。另有碗5件,盘4件,碟2件。这批瓷器,地宫《物帐碑》有明确的记载:"真身到内后,相次赐到物一百二十件。……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格……"。这是迄今所见惟一能与实物相互印证的有关"秘色"瓷器的记载。清楚说明这批瓷器的来源、件数以及唐人对其称谓。可知秘色瓷至迟在咸通十五年(874年)地宫封闭以前已烧制成功。专家确定,这就是千百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秘色瓷。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是中国人民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采用各种物质材料和工艺技术所创造的人工造物的总称。它是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了工艺美术的一般本质特征,在内涵和形式上保持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又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身所具有的鲜明个性。中国工艺美术以其悠久的历史、别具一格的风范、高超精湛的技艺和丰富多样的形态,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创造史谱写了充满智慧和灵性之光的一章。工艺美术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又重属性,尽管它不是纯艺术,创作不以震撼人心或道德说教等为宗旨,但它对人的影响又绝不小于纯艺术。因为,人可以不去欣赏纯艺术,却不必去专门欣赏它,而它却永远在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形式语言,潜移默化地培育起人的基本审美意识,如影随形般左右了人的终极审美判断。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夙享盛誉,长期是中华文明传播的承载体,域外人士在使用中国工艺美术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认知了中华文明。(参考《天公开物》)
工艺美术这个词,就具有悠久技艺传统的,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反映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传统工艺美术,其主要门类有烧造、煅冶、染织、编扎、雕刻、木工、髹饰工艺等等。而金属工艺就是其中一项中国优秀的传统民族技艺。金属工艺是中国工艺艺术的一个特殊门类,主要包括景泰蓝(景泰蓝是用细扁铜丝掐成图案的,焊在铜胎上,再填点上彩色釉料,经烧制而成)、烧瓷(又名“铜胎画珐琅” ,与景泰蓝的区别在于不用掐丝,而是在以铜制胎之后,在胎体上敷上一层白釉,烧结后用釉色进行彩绘,经二、三次填彩、修正后再烧结、镀金、磨光而成。)、花丝镶嵌(又叫“细金工艺”。它是用金、银等材料,镶嵌各种宝石、珍珠,或用编织技艺制造而成。)、斑铜工艺(斑铜工艺品是云南独有的民间传统工艺品, 它采用高品位的铜基合金原料,经过铸造成型,精工打磨,以及复杂的后工艺处理制作而成,它"妙在有斑,贵在浑厚",褐红色的表面呈现出离奇闪烁、瑰丽斑驳、变化微妙的斑花而独树一帜,堪称金属工艺之冠。)、锡制工艺、铁画(也称铁花,是以低炭钢为原料,将铁片和铁线锻打焊接成的各种装饰画。)、金银饰品等等。
中国金属艺术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技艺精湛,风格独特,是中华民族璀璨的瑰宝,亦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结晶。我认为中国金属工艺在从古至今的岁月变迁中,是处在半消亡半沿袭状态的下的。这相对于其他中国工艺美术门类的发展情况看来,是趋于一个悲哀而并不绝望的状态,一种发展的涌动的状态。
金属工艺在当今,也占有非常大的需求量。这不会象我们在现在的生活中,去更多的去用塑料代替漆器,用玻璃代替了陶瓷,用工业印染的面料代替了传统织物等等。我们现在有许多酒吧、别墅、环境雕塑、绿化景观围栏等等,这些都需要去用到许多传统金属工艺的沿袭手段的,并且将金属工艺加以发扬光大,再设计再创造,使其与传统形式又有所区别,使得金属工艺更花样百出,更为当今的产业,人文,大众审美,或艺术家的创造所提供材料与技术的服务。但是,当今的金属工艺纯手工的几乎灭亡,这些内容也只是通过工业手段完成,利用机器,科技。我们能看见的传统的,废功费时的纯手工制作的金属工艺制品或许只有在一些艺术院校,或金属手工工作室内产出。
纯科技带领的金属工艺的大量浮现,这样的情况势必使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有关金属工艺的商机出现,商机出现会带动这个种工艺的的需求量,也会增加这种工艺本身的种类变化。达到我们以前通过手工艺无法达到的目的。古时候,我们祖先基本只用金属制作兵器和餐具,或者是女子装饰物和居室装饰物。如今,金属工艺大到被用做建凿高楼大厦,航天航海工具,小到肉眼无法看到科学仪器。电器需要它,店面装饰需要它,城市雕塑要它,房屋中的旋转楼梯需要它„„
中国古代人就对冶金技术很是着迷,他们迷恋于发现金属工艺能创造出不同性质的物体所带来的装饰性。但是,中国古代金属技术的成就及其在科学技术上的地位,并未为世界乃至包括中国人自己所充分了解。中国的青铜器早已举世闻名,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商周青铜器的冶铸技术仍被视作是难解之谜。中国的古人更乐忠于金属工艺的装饰。而如今,我们生活中的金属工艺更简洁,更注重它的性能方面,如有:黑色金属的两瓣式发夹,简洁大方从小姑娘到老奶奶都可以使用。弹簧式的发夹;圈套丁字形发夹等等;
除了在这些金属工艺的使用方面以外,我们更可喜的是能看到,金属工艺被我们所创作和设计。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喜欢使用金属做为他们艺术创作的材料。如,著名北欧家具设计IKEA,也喜欢利用金属工艺做一些金属家具,如,床。在中国我们个大美术院校也力在培养大量的金属工艺沿袭者。并且还有专门的当代金属艺术作品展览。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建院五十周年,美院工艺美术系于10月26日至11月5日在美院举行了金属艺术展。在他们学院,金属艺术专业随着他们美术学院特艺系的建立,经过了几十年的逐步完善和发展,目前形成了金属艺术和首饰艺术这两个有特色的专业方向。他们的作品,这些金属艺术作品也从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参考《现代艺术设计丛书》——《金工艺术》)
21世纪高端的科技引领金属工艺手段,可以说是“加工型”的金属工艺,这需要我们通过大脑和手工艺实践,所谓的“创意型” 相互的结合,并且是后着影响牵引前者发展。那么随着人们的艺术修养的提高,金属工艺从古至今会越走越好。并且创造出更灿烂的金属创作的未来。
摘要:本论文针对我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的整个社会文化风气和学术流派演变对书法风格及书体发展趋势的影响作出分析与探究。在这两个时代由于分别处于史学上的“乱世”和“治世”,人民生活条件与社会政治经济方面产生了极为剧烈的变化,加之学术思想、士族阶层的兴起也在随民族迁移、战争等因素不断地变化与产生、消亡。这些综合因素使得处于这一时期的中国书法在形式内容、题材、艺术性、文学性、独立性、综合性方面有了很显著的提升和进步。地域和时代的书风差别也同样较为明显。因此本人认为对这一时期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历程研究是很有必要的。这对整个中国美术史的影响也相当深远。
关键词:魏晋时期 隋唐时期 书法变革
1 前言
中国书法艺术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影响正在一天天的扩大,书法艺术的魅力也逐渐引起了世界艺坛的兴趣,原因何在呢?
究其原因,我认为存在主要的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汉字的特色,二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本质。
我中华民族祖先,早在5000年前,就已开始创建自己的文字工具。既非依据外人摹仿,也非在别人已有的文字基础上加以改造。乃完全独立依靠自身民族智慧,创本民族文字,并形成一套完整的造字法则——六书。以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方法来创造新字。在不断发展之中,中国文字也渐渐形成以形表意的特点,这便于将不同语种不同方言的各民族统一起来。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本身语言相对复杂。然而政令通讯却畅通无阻,中国字在此作用功不可没。最关键一点,将本民族文字发展成为一本独立高雅之艺术者,为中国所独具。中国书法由日用文字引导出来,经千年的发展变化,内涵与特色极为丰富。
除了上述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所铸成的汉字特色而外,我国汉字还具备实用和欣赏的两重性。既是纪事的工具,同时带有装饰美、艺术美的成分。此种功能是其他字种所不具备或很少具备的。
然则中华书法艺术其本质是什么?
根据名家归纳总结,大致看来有这样的几点:
1.方块字的形式美——“外松内紧”和“内松外紧”两大类型与六种结构模式对方快性的变化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2.概括性的意象美——经过漫长的岁月,早期汉字不断趋向简化,于先民的智慧勤劳中,删繁就简,概括为一些简练的形符。使书法也成为了一门抽象性的表现艺术。
3.笔法的节奏美——有弹性的兽毛笔书写汉字,能够从运笔的过程中,显示出节奏美。赋予笔触以不同质感和笔意。夹以技法与墨色变化,便可表现出多种内涵,使每一笔具有生命力,而且令观者体验出动感甚至弦外之音!
既然已说到书法艺术的众多关键性的理论细节,那么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
1 前言
书法艺术到底于何时产生?又于何时产生了各门书体书风?在历史上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这门艺术在未来还将会怎样持续下去?
这就不能不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待,自殷商时期开甲骨文之先河,历春秋秦汉而变大小篆、隶,至魏晋而真草隶篆皆备,隋唐时五大书体均已成熟,书法在历史高度上也达到了一个顶峰。名家名作辈出,后代无不推崇备至。以后宋元明清虽有不少继承发展,但已逐渐走向衰退。及至近现代,书法地位被重新提上民族艺术的道路,今后的发展正向一个新的高度不断攀登。
而对于书法史上,不能不提到至关重要的两个时代——魏晋和隋唐。不论是对于书体变革还是笔法提炼,抑或是书法家与书法作品的流传,这二朝均是首屈一指的。历代书法大家和书法理论家,都相当看重这两个时期。不用多说,原因就是有太多的碑帖可供临摹,有太多的理趣可以从中体会揣摩,有太多的神秘可以等待后世去发掘。那究竟这两个时期产生了何种变化导致了书法艺术如此剧烈的革命?这个书法史上辉煌灿烂的巅峰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它究竟带给后世以怎样深远的影响?这些问题,我将做一个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帮您解答„
2 魏晋至隋唐时期我国书法艺术风格的转变
2 魏晋至隋唐时期我国书法艺术风格的演变
2.1 魏晋风韵与北魏朴质
2.1.1相似的时代及玄学清谈之发展
我国历史上有两个极其相似的时代:战国后经秦统一而汉朝得一个较长时的长治久安;汉末经隋统一使唐朝又得一较长时间的长治久安。秦统一混战多年的春秋战国近10余年,为汉王朝所代替。此间书法发生了隶变,结束了约1000多年的篆书,而以隶为通用的标准字体。
汉末王室失驭,军阀混战,形成三国鼎立。跟着便是两晋南北朝,中间出现了玄学与清谈新思潮,约40年时间,隋朝统一约30年后,为唐王朝所替代而稳定下来。书法上从隶书经真书形成唐楷。
稍加比较即可发现,这两个时期是多么的近似。大汉与大唐之间,间隔着魏晋、南北朝,有似一个哑铃形。汉唐疆域辽阔,国威远扬,科技、文学及艺术三者都是彪炳辉煌。反之,魏晋、南北朝则疆土缩小,国力不振。但其科技文学与艺术方面却并不逊于汉唐,尤其是书法艺术更有其独到之处。然其原因何在?
一.老庄之学乘虚而入
汉末王权旁落,老庄之学乃乘虚而入,出现了玄学和清谈两个特有的意识形态,并风靡一时。
老庄之学乘虚而入的原因,约有四点:
a. 秦始皇焚书坑儒,书籍残缺,于是而有章句、训诂之学,读书人死啃书本,皓首穷经,在纸堆里讨生活,不断地重复着老一套,成为了死水一潭。 b.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人的思想圈在了儒家思想里,进一步禁锢了学术发展。
c. 新莽篡位,大搞复古活动,毫无新意。
d. 东汉时刘秀虽是中兴之主,却迷信名教之说,进一步加强人的思想僵化。 由于上述四点原因,人们思想僵化,知识范围狭隘。士大夫觉得老庄中所谈乃是另一个天地,主要探讨宇宙奥妙与人生观求索,不涉及一般的世教。
2 魏晋至隋唐时期我国书法艺术风格的转变
万物等观点;重性灵美,而轻外相,重虚而轻实,即遗形骸而重性灵;说真心话,有真感情,不搞虚伪。
二.由玄学发展为清谈的概况
曹魏的正始年间,何晏、夏侯玄和王弼三位学者对《易经》、《老子》和《庄子》三书,都有深厚的研究。以往人们这三本书本有“玄学”之称,有了王弼的新注解后,士大夫争相阅读、讨论,蔚然成风。引起的玄学讨论,鉴于汉末党锢之祸,乃只谈哲学问题。意旨玄远而立意新颖,探究宇宙之奥妙及人生观等。
西晋后,陷于“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晋室只得偏安于江左的建康。士族阶层更觉失落潦倒,玄学也逐渐发展为清谈。老庄仍为主旨,唯内容已大有改变。概括为唯美主义或唯情主义。偏重于情感,多谈人的仪容、举止和服饰方面。及至南北朝,因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凋零、人民苦难。清谈之风虽存在,但已缺乏内容,成了形式,流为笑谑。
这是当时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集中表现在士大夫阶层。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在文学艺术上大都有一技之长。于是在有意或无意识地将老庄之虚玄澹远之风带入了文学艺术之中,形成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这就是“江左风流”。
除吸收了老庄思想而外,也融入了荆楚文化。因荆楚文化是重情主义而具有浪漫色彩的,这与江左的名士风流是密切相关的,也必然要影响到这些清谈之士。
2.1.2 南北书风与书法艺术的独立
书法,自从秦汉之际的隶变后,东汉后期趋于衰落,逐渐向新兴的真书过渡。这一改变在三国时魏与吴有明显的表现,而偏远的蜀汉找不到实物的证据。
曹魏的真书以钟繇的“五表”(《宣誓表》、《贺捷表》、《荐季直表》、《调元表》和《力命表》)最具代表性。其后便有卫铄、王羲之父子等。东吴故地出土的《谷朗碑》和《葛府君碑》,都是很好的真书。北魏可说是集真书之大成,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东北的高句丽有《好大王碑》,云南有“云南四古石”之瑰宝。
一.魏晋书法的韵致美
一般书法史及通常说法,只提魏晋书风或晋代书风,而且常说晋书之“韵”。如果不加说明,则有失粗略,并遗漏了延续时间长和范围广的北方地区。人们常说书法之“晋韵”主要是指西晋和东晋的150年间。“晋韵”不论是真书还是草书,皆有书法艺术的明显特色,它代表了中国书法的又一高峰。晋韵的特点是笔
法的从容不迫,结构上疏朗宽博,形有尽而意无穷,笔与笔之间的牵连顾盼,部首与部首的映带超脱以及波磔等摇曳多姿,显示出一种难以言表之气象,有天然雅澹之致,这就是晋书的韵致之美。
我国书法艺术在近代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其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两点:
一是老庄思想的渗入和清谈的影响。此派之人往往养成一种举止安详,辞让有节,雍容不迫的行止区处之度,而表现在书法的行笔布局上,为具有特致的“韵”。
二是书法本身的笔法有了新发展。隶变之后,制笔技艺上大为改进,隶之体式与篆相比在用笔上很不相同,破弧曲为方折,以基本笔画代替形符,某些笔画出现了挑势,故笔法上与篆书很不一样。魏晋以来,制笔技艺又有新的成就,有些书家本身就能制笔,相应的笔法也有了新的内容。
隶笔一般在一笔之内粗细是一致的,只某些笔画如悬针竖及有雁尾的和长竖出现了提按有别。现在真书在一个笔画之内有提按的不同,可以先提后按,或先按后提,甚至两头按中间提等等。各画之间也可有提按的不同。
经上两大因素促成了魏晋书法艺术出现了独具风格的韵致美。但时间出现得较短,仅150年。
二.北方书法的朴质美
西北的拓跋氏向中原内移后接触到了华夏文化,但还未染上那种士大夫之习,仍保持了西北大草原的风度。所谓江左风流,以及玄学、清谈等,由于历史地理、人文及政治的不同,,未能把这股腐靡之气吹到北地。故北方文化基本仍保持着比较古朴的风气。书法上虽也遵守从隶向真转变的轨迹,只不过在风格上,与江左大异其趣,表现为一种宽博雄浑之气,又具有朴质稚拙之真纯。在阳刚的豁达中,却透露出几分天然之稚气。当时之所以能取得这种真趣,大致原因有:
a. 中原的文化影响。
b. 五胡未染中原的不良腐习,仍具北地犷悍之气,刚毅豁达。
c. 二者结合,遂得凝成既刚毅,又天真淳朴,于是表现为书法上的朴质美。
三.书法艺术独立成为一门学科
在摆脱了汉代经院式的陈陈相因和正统伦常束缚之后,书法艺术得以老庄思想为指导,超脱于世俗,崇尚自然,保持个人精神自在。这超脱是一种崇高的闲情逸致和与之相适应的美的追求。这是书法艺术真正超然独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表现。
2.2 唐楷整饬与狂草意象
从李唐开国之初,其书法艺术本应表现为阳刚之美,具雄强之势的。但在初唐所见,却并非如此,原因何在?
我们应知道,书法艺术,要形成一种风格,代表一个时代的气象,绝不是在一个短的时间里所能办得到的。它必然经过一定时间,使生活在本时期内的人们,特别是从事于书法的人,有充分的时间接触、认识、消化之后,才能表现于书写而形成当时的风格。
李世民上台后,他清楚当务之急是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经过400年的劫乱,人都是久乱思安,所以他采取措施,让人心安定下来。可当时的书法,新的还没有,只好将前朝留下的善书者请出来。初唐四家就是这样成了典型人物。欧、虞、褚、薛都是经历过陈、隋之人,又都走的是钟、王一路。而李世民又特别推崇王羲之,大树其书圣之形象。书法理论方面也基本是张扬魏晋之风韵。
唐代是以楷书为标准书体,其他四体也都在应用,且都有能手,篆有李阳冰及韩择木,隶书则有蔡有邻及唐玄宗,草书有张旭、怀素及高闲上人。行书则有李邕和颜真卿,楷书就更多,初唐四家,中晚唐有颜、柳等。
唐楷是在真书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化而形成的。初唐几位大家仍保存有真书的意味,欧、虞、褚、薛诸人之作,看起来都有飘逸潇洒之感,丝毫也不觉板涩,只见气度雍容,有温文尔雅之慨。中唐后颜、柳之作就很不相同,志在革新,富阳刚之气。却使人觉得有板实塞逼之感,而无活泼之意,法度多而生气少,丝毫看不见有奇致跌宕之趣。一般常说的唐人尚“法”,主要是指楷书,而草书、行书、都没有那么多的“法”。由于“法”一多,框框条条从各方面来把人的手眼限制得死死的,会显得毫无生气。
不过,唐代仍继承了汉魏以来的阳刚之美,书作都表现了雄浑奔放、劲健飞动的审美风采。唯有时过于重于形式而遗神情。
颜真卿、张旭、怀素、李邕在楷、草、行三种不同书体领域表现了唐代的阳刚之美。他们都挣脱二王之羁绊,减少传统影响,成为独辟蹊径的革新人物。和韩愈一样,他们都是“起”往代之“衰”的命世大才。
颜真卿的楷书,笔力雄强浑厚、壮丽沉穆。他摆脱二王之藩篱,另辟蹊径,自成一格,世以为法。阳刚之气,凛然不可干犯之像,具有旺盛勃郁的精神力量。唐楷是颜真卿所开拓出来的一代新风。他那种横轻直重,循规蹈矩,可谓是整饬美。
张旭与怀素在草书方面表现了时代的新风貌,一变自魏晋以来那种娴雅恬澹、雍容尔雅之风,重在阳刚之美,奔放豪迈,富于动感。他们创为狂草,较为张芝、二王又有发展。在书法上怀素能“以狂继癫”,以更为迅疾继之笔意字势,达唐代狂草的极致。与张旭相较,他更突出行笔之速度,“迅疾骇人”的程度。
他们的狂放,从总体上看,并未超越书法形式美的范畴,而又具意象之美,体现的是情感力度和强盛德阳刚之气。
李邕和颜真卿的行书,放弃了魏晋以来二王的规范,另自冶铸而成,李邕从北魏的碑意,取其浑厚强劲,顿挫起伏,转折提按分明,大胆取侧势为险绝胜。其风格对宋代苏、黄、米及以后之书家,都产生过深厚的影响。
唐之行书,李、颜二家皆不依傍前人,自铸器识,摆脱了数百年之积习,独辟蹊径,为后世立法,这种革新与开拓之精神,实足为我们学习的良好典范。
3 结语
可以看出,我国在这几百年的时间内书法艺术经过了极为丰富的神奇变化,使得书法真正得以独立于中国的艺术之林,而成为东方文化中一道灿烂辉煌的艺术胜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与政治变化,造就了成就非凡的书法与其他文学艺术。
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灿烂的文化,是由各个时期各民族的互相融合交流之后,逐步形成而来。在中国美术发展上,先民创造出伟大的独有的中国书法,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今后的中国艺术将如何去走?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很艰巨,对于绘画界、书法界来说,将中国特色的艺术之路怎样传承发扬,创出有民族特点的时代风格,仍是任重道远。或许,历史的经验可以为今天的困惑与迷茫指出一点传承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黄源.书法讲座[M].广西:广西大学出版社,2007.10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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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整体信息化、全球化的潮流下,设计的民族风格和人文特色在多元化发展中备受重视,我们可以感受出现代平面设计所显示的人文本土意识的回归,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美术色彩,其独具特色的赋色体系应用于平面设中,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全文如下:
摘要:色彩是民间美术的重要构成元素,不仅具有审美的功能,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语言,体现了作品创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近年来,随着艺术设计领域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民间美术色彩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愈发广泛,从而开拓出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设计之路。鉴于此,本文对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以期对相关从业人员有所借鉴意义。
民间美术是中华瑰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劳动人民在漫长的生活和劳动过程中创造的,反映当地民俗、民风的美术作品。这些美术作品形态各异、风格多样,贯穿于人们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各个领域。正是由于扎根于民间,民间美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有的用于日常生活,例如结婚用的嫁衣、儿童穿的虎皮帽、长命衣等;有的用于环境装饰,例如我国春节时贴的年画、房间玻璃上的剪纸等等。这些民间美术作品大多制作精巧、构思奇特,不仅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而且极具审美价值,表现出创作者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积极乐观的态度,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
色彩是中国民间美术作品中重要的构成要素,也是美术作品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在视觉艺术中,色彩给人的视觉印象更加深远,具有先声夺人的作用。当人们在欣赏某一作品时,最先关注的是色彩,然后才是形状,再是细节,这充分说明了色彩在艺术设计中的重要性。进入现代社会后,现代人的审美意识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对颜色美感的要求越来越高,色彩在平面设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所谓平面设计是指设计师在平面空间内,利用图形、颜色和字体等元素,根据各种创意和想法来传播信息和表达情感,平面设计的最终技术手段是现代印刷技术和电脑喷绘技术。
1、吉祥物设计中的民间美术色彩运用
吉祥物是中国的特色,是古代人民在与大自然斗争中形成的原始文化,中国民间的吉祥物多种多样,不仅有龙、凤凰等吉禽瑞兽,也有喜鹊、羊、牛等大众化的动物。不管何种模样的吉祥物,都代表了人们求吉祥、保平安的思想情感。直到今天,吉祥物依然在我国生活中频繁出现,象征着现代人追求幸福和美好的愿望。由于吉祥物富含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中国民族精神和特色,因此在吉祥物色彩设计中大多借鉴民间美术色彩,例如2008年奥运会的福娃就是成功的杰作之一,设计师在设计福娃时,为了将现代设计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采用中国五行的金木水火土,来设计出五种不同颜色的福娃,五个福娃、五种造型,五个颜色,诠释出浓浓的奥林匹克精神,并传递出中华民族爱好和平、追求和谐相处的理想和追求,全世界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2、招贴设计中的民间美术色彩运用
招贴是指被张贴于楼宇、公交车或者车辆上的印刷广告,是户外广告重要的形式之一,大多用于商业或者公益宣传,起到广而告之的目的。公众对招贴的第一印象就是通过色彩得到的,招贴中的色彩起到了烘托主题、表达情感的目的。因此设计人员在招贴设计中,需要着重考虑颜色的选择,来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引起大众的共鸣。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颜色的观念已经深深的影响到每一位国人,尤其是民间美术的色彩元素,其扎根于民间,有着广泛的普及性和认可度。很多设计师纷纷将民间美术颜色用于招贴设计,纵观一些知名平面设计大师的作品,都将色彩的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例如日本著名设计师衫浦康平根据中国传统文学西游记中的新悟空为原型,设计了一款形象逼真、颜色鲜艳的京剧海报(图1),作品以黑色做底,采用京剧戏服的明黄色进行搭配,黄黑颜色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再配上红底黑色的汉字,不仅展现了逼真的人物形象,又传达了京剧的艺术魅力,给现代设计风格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香港著名的设计师靳埭强,创作了大量的文化招贴。靳埭强先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会看到民间美术颜色的巧妙运用。例如靳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儒传天下》(图2),该作品用明黄色做底色,配上鲜艳的红色字母“C”。事实上,在颜色的搭配上,大红颜色做主调、黄色做辅的作品十分常见,红色让人想到火光之热烈,黄色是彩色中的亮色,红与黑的搭配是火热与明亮的融合,突出了节庆的氛围,给人一种热闹、喜庆、浪漫的感觉。该副作品中就是采用了红黄搭配,一方面展示了现代中国向全世界开放的心态,展现了中国人的热情和好客。另一方面也诠释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彰显孔子的尊贵。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申奥标志(图3),采用了传统美术作品中黑色、黄色、青色、红色配以白色作为底色,然后用太极图的形式展示出来,该作品不仅契合奥运精神,而且渲染了中国传统文化,给世界友人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和享受,这也是现代平面设计与传统民间美术色彩相融合的典范。
3、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的色彩强调传神、写意的韵味,富于装饰性,配色崇尚平淡自然、朴素幽深的意境,这与现代包装设计倡导的理念极为贴近,而在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包装设计都体现了中国民间美术色彩的韵味。中国民间美术色彩的应用手法为现代包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著名设计家陈幼坚,他将东、西方文化在他的设计理念中更为合理地融合在一起。他成功地融合西方美学和东方文化,既赋予作品传统神韵又不失时尚品味的优雅,他的设计作品中国风味浓重,却又不失优雅精细。如他的包装设计作品《英记茶庄》(图4),幽雅而传统的红色,与黑色的巧妙搭配,使我们仿佛嗅到阵阵茶香,并体验到浓浓的中国味。
总之,民间美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中国民间美术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性。色彩是民间美术情感表达的方式之一,是当代人审美心理、文化观念的反映。尽管今天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审美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趋势不断强化,但不可否认的是,民间美术色彩体现出强烈的生命力,未来将得到广为广阔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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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是高校学生的一门选修课,目前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纲要的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既是一场革命运动,又是一场政治革新运动,同时又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辛亥革命是一朵不结果是的花,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充分的暴露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虽然它失败了但它开历史之先河,指明了中国今后应该走的道路。
关键词:辛亥革命 运动 意义 道路
一、 辛亥革命的背景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社会背景:(1)《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2)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3)新式学堂的兴起和留学教育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4)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思想武器;(5)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6)民主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7)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宣传背景:进入20世纪,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章炳麟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各地次第成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
王会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出刊机关报《民报》,确定了革命纲领。
毛泽东曾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的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2)孙中山先生揭开中国反帝反封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面纱,这面纱后面的革命又怎样呢?“革命可以‘救人救世’”,“无革命,则亦无和平,腐败而已,苦痛而已。”(3)革命战争杀人流血是不可避免的。民主革命者进行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斗争,其又有什么历史意义呢?
二、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具有深远而伟大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此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再也不能在中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为民主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力的条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振兴实业为目标,设立实业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动资本主以经济的发展,使随后的几年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政府还提倡社会新风,扫除旧时代的“风俗
之害”。这不仅改变了社会风气,也有助于人民的精神解放,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显著增加,使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起来。
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解放,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辛亥革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列宁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4)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到推动作用,使亚洲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起的一个伟大里程碑。”(5)辛亥革命具有它深广的意义。
三、辛亥革命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经验总结
存在的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辛亥革命以同旧势力妥协告终。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6)辛亥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它暴露出革命中存在的问题,证实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楚。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大告成功了,对反对封建主义认识不彻底。资产阶级革命派害怕帝国主义出面干涉,恐惧农民群众把反帝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下去,掌权以后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解除群众武装,基层政权基本上没有触动。
毛泽东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7)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勾结下,革
命遭到失败是难免的。革命领导人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脱离人民群众,革命派力量显得十分弱小。而其根本性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缺乏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组织上不巩固,同盟会内部复杂,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缺乏统一信仰。
革命中出现如此多的问题,充分地暴露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外加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破坏,政党政治、议会等充分地证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即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但从中我们总结很多经验,得到很多教训和启示。
辛亥革命的经验总结: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陷入绝境,中国民主资产阶级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前进,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那么,中国该谋求怎样的新出路,有了新出路又该怎样走?
首先,在政治上,辛亥革命敢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拉下马,封建专制制度不能统治中国,并且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也不能领导中国,故需探索民主共和制度,以引导中国走向富强。辛亥革命把反动的封建帝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为此后的革命积累了经验。它引领的政治风暴使一切专制的制度无法占领地位,也许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尚未形成,但中国人民心深处的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的政治理念已经形成。在辛亥革命后的斗争岁月中,中国人民努力践行者孙中山梦寐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国”。
其次,在经济上,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次腾飞,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引向了近代化的发展。在革命政府的奖励、推动下,一个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来临。孙中山辞去大总统的职务后,认为“近日满清退位,中
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民主俱达”,“政治上革命今已如愿而尝矣”,此后乃是“以民生主以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虽然这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但却真的给近代化经济带来了生机。孙中山亲自制定的《实业计划》蓝图中,详细地阐述了中国的发展之路。以发展交通为重点,提出建招铁路、公路干线、疏通运河、新建港口,计划通过交通线联通工业区,走近代化工业之路,以改变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现状,实现中国工业化。虽有些措施不切实际,但深深影响了中国,有着不可估量的生命力。它也引导中国向工业化之路发展。
再次,在思想文化、社会习尚上,辛亥革命也开创了一代新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开始吹拂古老的中国大地,砸碎了“忠君尽道”的封建专制文化的枷锁,人们开始用新的道德观念核心的价值观念思考问题认识社会,封建道德日益为人民所遗弃,思想界得以解放,为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共产党崛起承传中山先生志业奠定了思想根基。
总之,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近代化、文化自由化,对中国的现代影响深远。
四、结论
辛亥革命及其后的斗争最后都归于失败,但它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和启示,要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必须寻找新的革命思想、新的革命政党、新的革命力量、新的革命道路、新的革命前途,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人阶级的迅速壮大和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成为新的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中国新的领导核心。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时期。
参考文献: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摘要]近现代思想史中对国民性的讨论批判从未停止,国民性问题关系着民族的存亡与发展。而近代民众劣根性的流弊是民族发展的严重阻碍。许多思想家均着眼于国民性的改造。现树立介绍了即为典型的思想家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并对其进行简单对比。
[关键词]国民性;近代思想
晚晴启蒙思想萌发后,中国近现代思想界逐渐发起国民性讨论的热潮。严复、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人都有其对中国国民性的思索与探究。国民性在政治心理学中是群体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是将国民作为一个大群体所具有的典型特点,在一定意义上国民性与民族心理等同,包括该民族的成员个体身上所体现的心理特点。国民性是特定民族在长期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与历史环境的积淀过程中形成的,并通过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各种文化产品得以表现,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特有的、反复起作用的心理和行为特质、性格特点、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一个民族的政治活动、政治行为、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观念往往会集中地展现其民族心理特点。因此在讨论国民性本身的同时,也是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心理文化的探索,会对国民的政治行为有导向作用。
近代中国思想史中之所以发生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批判讨论,是在列强压迫侵略,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企图通过国民性的改造来提高国民的素质,摆脱民族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强大。“国民性”这一话语是从西方传人的,18、19世纪,西方以及日本对国民性问题进行讨论和探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精英群体深受其影响,从中获得启示:一是一个落后的民族可以通过培养出一些发达的民族所具有的习惯或特性,来提高本民族成员的素质,从而推动民族的文明进步;二是消除阻碍民族进步的消极因素,使人从政治、宗宗教及其它压迫体制下解放出来,能够促使民族的进步。近现代许多政治思想家都有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首先要提到的是严复。“国民性”概念在晚清思想界的广泛使用和流行,是以现代“国家”、“国民”意识的出现为前导的,而中国现代“国家”意识及“国民”概念,是在晚清启蒙运动中才产生的。据梁景和考证,中国近代史上最先表达国民意识的是严复。1895年3月,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事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首先将国民的精神素质视为救亡兴邦的根本,进而提出挽救国家危机的措施,严复思考的国民性问题,是怎样能够实现民族的复兴保住民族生存的活力。在《论事变之亟》一文中,严复在中西文化的对照中来探索中国的国民性:“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认为中国人“好古而忽今”。严复推崇进化论,其进化论来自于西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认为“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但是生物界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只有那些适应生存竞争的智者、强者才能赢得生存和发展。而个人作为国家的一个细胞在国家兴亡盛衰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就成为关乎国家强弱存亡的一件大事。严复认为“民智者,富强之原”,而精神的涣散衰颓、道德心的丧失,是中国失败的根源。严复提出的启蒙“三民”说,是在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下提出的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具体方案,成为近现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先声。
另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是梁启超。梁启超在其《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新民说》、《中国积弱溯源论》等文章中均有提到其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论断。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缺乏独立、自由之德。“吾中国所以不成为独立国者,以国民乏独立之德而已。言学问则依赖古人,言政术则依赖外国。官吏依赖君主,君主依赖官吏。百姓依赖政府,政府依赖百姓。乃至一国之人,各各放弃其责任,而唯倚赖之是务。”而且奴性深重“数千年民贼之以奴隶视吾民”,既然如此便罢了,但国民不能自己视自己为奴隶。并感叹“吾不解吾国之秉奴隶性者何其多也。”梁启超认为奴性导致中国数千年的腐败,而且奴性不除可能会导致亡国灭种。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建立在当时的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他对国民性的论述主要也是对劣根性的批判。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专制压迫制度以及家族部落思想等,都是劣根性形成的动因。民主法治观念几乎没有,而且在教育上,学而优则仕的导向,后来严格的八股取士制度严重压抑了国民的思想。除此之外,我认为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一些观念发展到另一方面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比如“中庸”,强调克制自己来达到整体的和谐,学会宽容与忍让,这样的思想理念在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同时也使国民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独立与反抗的精神。在趋同的过程中磨损了个性。
梁启超在对国民性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拯救方案。梁启超主张以“新民”来“新吾国”。梁启超提出了“新民”的两个途径:“一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不同于严复的拯救方案中,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技和思想。梁启超也看到了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在继承和发扬古代中华民族精粹的同时采补外来文化中新的价值观念,学习其它民族的优秀文明以实现本民族国民性的改组。梁启超强调国民意识的塑造,除了有“国”的概念,还看到了强调国民个人权利的重要意义。认为“国权”与“民权”是紧密联系的。国民个人权利的倡导将个人由以往的对君主意志被动服从的臣民而推为主动参与国家意志形成的国民,由“国”而“人”的观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的觉醒”和“人的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前提。梁启超将国民素质的改造与提升视为社会会政治改革发展、民族复兴的首要前提。
晚清启蒙意识到这个国民是民族自立的根本,“国民性”的改造便是有效的方法方案。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是从传统的“用民”的角度出发来倡导“重民”甚至“新民”。他们的“新民”之道,还是比较狭隘的,设想的是在旧有的文化体系内部借助一些外来文化的力量以辅助民族实现自新、自强。在严复、梁启超等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那里,“民”的概念是作为建立“民族一国家”的必备因素被提出来,其涵义与西方人道主义立场上的“人”的概念有本质差别。而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用现代“人”的标准来反省国民性的弱点。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思想家。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更是其作品思想的灵魂。鲁迅在其众多文章以及言论中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鲁迅笔下的民众盲目自大死要面子、奴性十足、麻木冷漠、愚昧无知,鲁迅一向不吝使用最尖锐的词汇也不吝以最恶来论述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受“世纪末”思潮的影响。世纪末思潮视现代文明为颓废、摧丧本能、造成人种退化,认为文明的再生有赖少数天才或杰出的个人。鲁迅笔下的革命者作为杰出个人,为了革命流血牺牲,课面对的是无知看客的麻木不仁,革命者为他们献身,他们非但不会理解,而且还把他的遭遇受刑当作娱乐节目。鲁迅一方面对庸愚大众进行批判,但是他又不能离开群众,他不能没有听众。鲁迅常常在文章中把自己的同胞比作虫豸,而虫豸一般是族群意向,需要相互协助完成艰难的任务。这体现出对群众的依靠。因此“超人”在情感上得依靠庸众,至于庸众,却连自己被贬为昆虫都不知情。这是一种复杂的双重情感。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而劣根性的来源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压迫,封建礼教的束缚另外还有外来侵略的刺激的因素作用在里面。众所周知,鲁迅弃医从文,便是认为国民病的不是身体,病在国民的性格国民的素质,麻木愚昧的民众是不可能有带领其走向反抗、带领民族走向复兴的希望的。
除此之外,林语堂、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也有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讨论,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讨论是近现代思想中的热门话题。这是如当时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的。我认为单从国民性本身来看,可能包含的内容会更多也更温和。近代思想中主要是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并企图通过对国民性的改造来实现民众的觉醒民族的复兴。中国国民的国民性的形成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相关联,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作为正统文化,其“仁”的核心并由此而来的行为导向深深的影响着中国国民的思维习惯道德风俗。道家等阴阳调和无为自然的思想也对国民性格有影响。传统文化的影响本就是辩证的,有精华的同时也含有糟粕,儒家的封建等级教化的束缚等为国民劣根性的形成埋下祸根。封建专制统治的登峰造极,使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民众的性格受到严重压抑。而中国的闭关锁国在思想技艺上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后的对比更加使近代中国国民性的劣性彰显。
近现代思想家之所以均从国民性的批判与改造入手是因为国是由民组成,民众的思想行为会对国家的生存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近代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根种已经严重阻碍了民族的救亡图存发展复兴。所以欲救国,首先要开民智要改造国民性。
从主要思想家关于国民性的讨论中我们能够发现有发展创新之处,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下面来谈谈自己的总结归纳。
一、正如前文所诉,从严复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后者更多了对个人精神的探索与重视,不再是在国家一民族的构架中来,讨论因为民众是其组成部分,需要发挥民众的作用,民众的思想意识存在问题所以要对其进行开化。五四时期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更多的是从人本身来论述,看到了国民应该拥有权利。
二、陈独秀等批判的矛头更多的是指向纲常礼教,改造国民性的要求是与反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相符合。
三、我认为对五四时期对国民性的批判由于提出反对传统文化的口号,虽然严复的思想中也有提倡西方思想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显然要更激进更偏至。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民性批判本就是深受启蒙思想家影响的,所以有很多共性字不用说。对国民劣根性产生的根源的分析都是一致的,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产物。思想家们都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批判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而且有破有立,在不同程度上提出自己国民性改造的方案。都接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与刺激,而且将中西方的文化进行了对比,发现了文化中落后之处,并相应的提出了自己的改造处方。都看到了民众在国家发展中的中的重要作用,将民众作为民族发展的载体,只有民众的问题解决了,才能进而谈进步谈发展。
国民性的问题一直都在提,现如今的一些社会现象如集体过马路便不用管红灯等也会归结到国民性问题上去思考讨论。我认为,国民性虽是一个民族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但是它还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如地域环境等,而且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会有一成不变的传统保留,但同时绝对会有发展变化。因此它包含的内同是十分丰富的。对国民性的批判是有其特定历史环境背景的,在当时,只有将国民的思想打开智慧开启,才能够求得民族的发展。我们现在再来谈国民性,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对自己的观照,能够以之为镜,进行反思,实现现代人国民性的发展。国民性问题应该重视和思考,但是不能过度。
【摘 要】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德育,可从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丰富德育的方法等方面开展。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教学 德育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中国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础课程,其内容既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尤其是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们在保卫祖国、反侵略斗争和近代化建设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为当代大学生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充分运用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是历史教学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师应尽的重要职责。
一、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在历史教学中,除向大学生介绍必要的基础史实,培养发展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外,进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系统地向大学生进行德育,能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开拓进取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党中央对加强国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视。当前,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和道德滑坡等消极现象。社会对高校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功利主义因素开始渗透到高校教育中,影响到一些大学生。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对德育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运用中国近代史课堂教学这一阵地,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二、充分备课,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
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这就需要教师认真钻研教材,有意识地提炼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确立德育的达成目标。结合中国近代史教材,在备课中,可把中国近代史的德育内容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进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始终是激励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持续奋斗的动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这批开明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经世改革的主张;农民领袖洪秀全为建立“理想的天国”而奋起反清;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思想家为突破“洋务运动”的局限而奔走呐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而倡导“变法”;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探索,但历史事实表明这些探索最后都失败了。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过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上述史实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培养大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动教材。教师通过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入教学,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历史性的选择,从而坚定大学生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决心。
(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了人民的富强和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精神支柱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史内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历史”,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旅顺口和南京数以万计的人民被屠杀,都令人肝肠寸断,同时也有奋斗的“红色的历史”,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自强自立的精神。在教材中,林则徐等人虎门销烟、抗击英军的英雄壮举;三元里民众不畏强暴、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装抗英斗争;老将冯子材镇南关大败法军的凯歌;北洋海军邓世昌、林永升等海军将士血战到底、以身殉国的业绩;民主革命的宣传家陈天华“蹈海自尽”唤起国人的革命精神;国共两党携手抗日最终取胜的辉煌成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光辉业绩,等等。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教师通过对这一系列史实进行教学,使大学生接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坚定发扬先辈们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树立为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志向。
(三)继承革命传统和优良品德的教育。中国近代史中蕴涵着丰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汇集了大量近代英杰的素材。例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度责任感;洪仁?临终遗诗坚信“天国祚虽短,光复待他年”的乐观主义精神;黄花岗烈士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的豪迈绝笔;李大钊不为酷刑所屈服,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仰;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的体现,是先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教师通过这些丰富的实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激励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成为学有专长的高素质人才。
三、与时俱进,丰富德育的方法
中国近代史有着丰富的思想教育内容,要达到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达到德育的目的,还需要教师讲究教学艺术,与时俱进,采用多种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解释历史的本领。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常常会涉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由于大学生虽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定型时期,但人生阅历仍比较有限,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加以引导。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人和事,而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如在讲到洪秀全时,既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肯定他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清王朝及外国侵略势力,为历史做出的贡献,同时还应看到他作为小生产者代表所带有的皇权思想、等级尊卑观念及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等。正是后者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样化。按照教育心理学的原理,德育的过程分为明理、激情、立志、导行等阶段,它们之间互相渗透、促进,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让学生养成自我教育的习惯,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单纯地灌输,还要善于点拨,启发学生自己去判断。教师应努力通过言简意赅的语言、画龙点睛的手法、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德育。同时,还应重视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传统的教学中,黑板是主体。在讲课的过程中仅仅是文字的展示,很难让大学生将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现代教学中,多媒体技术在大部分高校教学中已普及,关键是要提高课件本身的质量。例如,在讲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穿插建党__周年来历次党代会的图片,可对加强热爱党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具体、生动、形象的讲述,能够引起大学生的兴趣,加深感性认识,进一步加深理性认识。例如,可配合教材内容选取有关的电影、录像片断等,组织大学生观看,还可配合各种重大纪念活动和节日,组织大学生开展学术报告会,编历史手抄报,进行历史知识竞赛,参观博物馆、革命历史遗址和图片展览等,使大学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细雨润物”中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属于主干学科,其本质属性仍然是素质教育,因此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贯彻德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既是认真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就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问题致李铁映、何东昌的信(1991年3月9日)[N].人民日报,1991-06-01
[2]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2003年11月24日)[N].人民日报,2003-11-26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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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是高校的一门历史选修课,但是要学好这一门课程还需下苦功夫。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纲要2000字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 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形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要求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灌输。《近代史纲要》理论灌输教学必须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加强学生自我理论灌输,改革理论教育工具和方式,理论联系实际,增强理论教育效果。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理论教育法 《近代史纲要》
重视理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理论教育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们的思想的重要途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理论教育往往采取填鸭式、命令式、教条式和硬性灌输的方法,缺乏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课堂教学缺乏师生间的交流和互动,学生成为教师单向灌输的工具。在深化教育改革的今天,这种简单落后的灌输教育模式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抨击。
一、当今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的必要性
理论教育通常也叫理论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形式,是由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受教育者传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帮助受教育者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其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的一种教育方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这里的“彻底击中”就是指把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闪电“灌输”给无产阶级和“人民园地”。列宁曾经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他认为,科学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方式产生,而只能通过各种形式的自觉地教育,才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
只有进行理论教育,才能引导人们超越个人、家庭为单位的局部范围,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武装自己,认识社会和阶级的整体利益,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责任。“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是,“我们的理论始终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因此我们讲的“灌输”并不是强制性“填鸭式”的灌输,而是去引导、启发人们通过自身体验及不断学习,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心悦诚服地接受科学理论。在今天,虽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社会主义思想必须灌输的理论、原则并没过时,反而对灌输的要求更高了。
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教育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也日趋尖锐和复杂,他们加强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利用各种途径加紧对当代青年学生进行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文化渗透,企图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年轻一代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最终达到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
我们必须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形势,把握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增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也日益多元化。当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缺乏。例如当代大学生赞成和拥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对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长期性、主要矛盾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坚持和拥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渐进性和长期性认识不够;坚持拥护改革,但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缺乏理解和宽容。因此只有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才能帮助青年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理论教学法在《近代史纲要》教学中的运用
《近代史纲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承担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在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教学中,我们必须加强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近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不仅仅是对大学生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而是帮助他们从历史知识的认识上升到思想上的科学的认识,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应通过国史、国情的内容教学,加强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学生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一)理论教育法必须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切实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是保障教学效果的根本途径。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而选择教学方式和方法时要力求贴近学生实际,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提倡互动式、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
例如在讲述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时采用启发式教学,通过问答来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讲述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时采用参与式教学,使学生懂得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史,又是一部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史;在讲述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时采用研究式教学,把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作用放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通过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策略方针、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抗战前期和后期的作用与战果等问题的比较,用历史事实说明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评价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此外,我们应认真组织好课堂讨论和辩论。针对一些比较重要、学生比较关心的问题组织讨论,由于这些问题与现实联系紧密,能够激发同学们的讨论热情,也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
例如讲授怎样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坚强党的建设必须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等问题时开展课堂讨论。在讨论中,我们应尽可能鼓励学生主动起来发言,并提倡学生不同观点的争论。由于学生都会有一定准备,因此发言时会比较积极主动,课堂气氛比较活跃。在讨论中,教师要给予适度的点评和引导,对于不正确的观点要明确地进行纠正和说明。只有准备充分,发言热烈,讨论课的效果比较好,才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才能起到理论教育的良好
效果。
(二)采用理论 教育法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有 组织、有 计划地组织学生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自我理论灌输。
《近代史纲要》在每个章节最后都给学生列出相关阅读文献,要认真指导学生自觉课下阅读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会党的文件精神,写出读书心得 体会,作为学生平时的考核成绩记入学生的学业考核总成绩,这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章节内容,弄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思想认识,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 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更加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导学生阅读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 讲话》等,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救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深刻理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通过阅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义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破产》等,学生能深刻理解近代中国的三种建国方案,以及两种命运的选择。
(三) 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改革理论教育的工具,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学生可以通过媒体、 网络及小说和影视作品等多种渠道获得近代史方面的知识,因此学生对教师上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师要精心做好多媒体课件,精心选择影视作品辅助教学。学生已经不满足于教师课件仅仅是文字和图片,还希望有图表,并且穿插一些视频,必须体现教师自己的特色。因此,教师在课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在把握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尽可能把课件做得精美些。当然,课件的设计也要恰当,不能文字太多,也不能太花哨。如果课件过于追求形式和色彩,就可能喧宾夺主,使学生忙于记笔记或过于关注课件图片而没有听清楚教师讲课内容,从而削弱教师的主导作用,影响教学效果。《近代史纲要》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政论题材的影视作品和 专题片都非常多,讲授这门课程时要充分利用相关的丰富的影视教育资源,教学过程中适当穿插一些影视作品,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课堂的生动性,提高理论灌输的直观效果。
(四)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从实际出发,理论 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实际。
我们应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事件和任务的分析,提高学生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在讲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必须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际国内 环境;讲授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时,必须联系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理论教育法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的思想实际问题,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解决学生关注的社会 热点和感到困惑的问题,提高学生的思想理论水平。
《近代史纲要》教学还要加强社会 实践环节,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围绕教学目标,制定大纲,规定学时,提供必要经费;加强组织和 管理,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 实习等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我们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 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15-16.
[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681.
摘要: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为更好地完成《纲要》课教学任务,促进学生正确世界观的形成,教师应着力培养三种意识,即价值观引领意识、以学生为本意识以及辩证唯物史观意识。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师;意识
当下的中国,经济体制与社会风气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各种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交叉渗透,传统观念与现代理念碰撞融合,日常生活的去政治化以及对于主流舆论的过度怀疑情绪高涨,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的逐利本性对于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也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思维活跃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取向尚未定型的当代大学生。可以说,新形势下如何搞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课教学工作的教师来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教师作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工作者之一,应该正确进行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导作用,更好地完成课程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着力培养并牢牢树立三种意识,即价值观引领意识、以学生为本意识以及辩证唯物史观意识。
一、价值观引领意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目前我国普通高校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必修课之一。开设这门课的用意在于使学生做到“两个了解”、明白“三个选择”,也即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应当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历史观。根据这门课程的自身定位,我们看到《纲要》课以中国近现代历史为基础,并且融合了一定的思想性、理论性、政治性等属性。
当代青年大学生群体,有良好的知识背景,畅通的信息获得渠道,兴趣广泛,思维活跃,社会参与意识强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但由于对国史、国情、民情了解不多,社会阅历不深,思想和政治辨别力尚不成熟。同时,随着中国国力逐步增强,中外交流日渐频繁,一些西方大国也在利用他们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霸权对我国进行强有力的价值观渗透。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学生面对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现实问题,容易受到“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军队非党化、生活西方化”等观念的影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道路产生怀疑,进而产生思想混乱。“教师是学生的引路人,教师的一言一行都深刻地影响着学生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人格品质和学术旨趣的形成,深刻地影响着学生历史感的形成”。因此联系他们的思想实际,进行价值观的培养是至为关键的,价值观的塑造与培养在《纲要》课教学中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时隐时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及其伟大成就。最为典型的就是在如何正确分析““””以及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这一重大问题上,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的“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认为我国不该过早地搞社会主义,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地发展;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表现在史学研究中,而且发展到某些文学、艺术和影视作品中,影响面大,危害至深。针对这一倾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所明确提出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作为高校思想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努力在《纲要》课教学中发挥好价值观引领作用。
第二,大力弘扬民族精神。1840年以后的近代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优良传统在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抗争中得到了发扬和升华,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上,民族精神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坚忍不拔的长征精神、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威武不屈的红岩精神、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等。在教学中要不断通过这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讲述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大学生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
二、以学生为本意识
以学生为本区别于以往的“以师为本”,强调各项教育活动都要以学生为主体的新教育观。当代大学生与过去的大学生已有很大差异,面对当代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若再以传统的“以师为本”,强调“师道尊严”,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学生采取训导式的教学方式,灌输一些似乎高高在上的道德、理想、主义,只会让学生愈发认为书本理论与现实相距甚远,不仅作用有限,甚至还会产生逆反心理,使《纲要》课教学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因此,在《纲要》课教学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构建新课堂,让学生参与教学,教师做到有效引导,帮助学生探索适合他们的学习方法;教师不能一味地灌输,不是让学生简单地对历史事实与历史结论记忆与复述,而是让学生本人进行思考,教是为了不教。在教学中应始终了解学生、关注学生、启发学生,让学生去读、去说、去想,对此我们可以采取学生参与的方法。
学生参与法,也就是通过不同形式的教学设计,让学生自己去触摸历史,发现历史。例如,可以将一些中国近代上的著名历史人物的讲解任务交给学生,学生在课余时间搜集资料、进行备课并制作多媒体课件,然后让学生在课堂上讲授,教师进行提问与点评。这样既使学生了解了历史人物,又锻炼了实践能力。这种教学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生被动和机械的学习模式,为学生提供了思考、探究历史人物的空间,在学习过程中逐渐积累对历史人物进行观察、思考和探究的经验,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针对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与争议人物,教师可以在充分掌握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精心设计问题,寻找有思考价值的、有学习趣味的问题进行切入,鼓励学生通过对历史材料的理解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样不仅能促进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提高学生参与《纲要》课课堂教学的积极性,也是进行启发式教学的主要方法。
三、辩证唯物史观意识
《纲要》课是通过梳理历史线索、分析重大历史事件、探讨历史得失来对学生进行唯物主义历史观、价值观的引领与培育。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于基本史实的讲授要以理服人、辩证全面,积极帮助学生掌握辩证唯物地观察、分析重大历史事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培养学生通过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抓住历史规律的能力。
对于近代历史上的一些知名人物的分析,就十分需要教师遵循唯物史观的辩证思维。例如,对于袁世凯的历史评价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指出袁世凯在清末比较支持变法革新,尤其是在清末新政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比如推行警政、废除科举、呼吁立宪;同时,我们也要正确认识到民国初年袁世凯掌权后全面保守、追求独裁、背叛共和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纲要》课教学过程中,对于历史人物,绝不宜脸谱化、简单化处理,这样不仅不符合学术规范与历史实际,而且针对学生的实际心理年龄、知识背景和社会实际来说,其教育效果都是不理想的。课堂教学实践证明,展示主流正面人物的不足之处以及争议人物的可贵可取之处,全面的、辩证的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评价更会得到学生的认可。
虽然大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过中国近现代历史,但是中学阶段的史实叙述比较僵硬,与史学研究相差甚远。但是鉴于《纲要》课的课程定位,我们仍然需要对于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辩证分析。通过理性思考,促进学生唯物史观的形成。例如,对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叙述源头――太平天国运动,不仅中学阶段讲授生硬僵化,《纲要》课统编教材对其存在的严重缺点也一笔带过。笔者认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伟大不会因为它的局限与缺点而丧失,也不会因为文过饰非而增加。我们大可不必过于小心,适当指出太平天国本身存在的局限性、落后性、破坏性,并不会在学生思想知识体系里面上升到否定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必要性,否定近代中国通过革命谋求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正义性和进步性的高度,反而更有利于学生加深对于近代中国探索富强民主道路的艰巨性、曲折性的理解与认同。
总之,《纲要》课教师要真正干好本职工作,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不断总结教学经验,借鉴先进方法,在教学实践中提升水平、探索规律。《纲要》课教师只有真正适应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角色定位,努力把握以上三种意识,才能切实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思想素质,更好地帮助大学生培养正确的历史观与价值观,促进《纲要》课教学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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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晚清重臣,湘军创立者和统帅。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道光十八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平时有感于政治废弛,主张以理学经世。 咸丰二年,太平军由广西进军湖南,清廷震恐。 适曾国藩因母丧在籍,奉旨前往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 团练。遂招募农民为营勇,任用儒生为将佐,朝夕训练湘军。1854年初,湘军练成水陆师1.7万余人,会集湘潭,誓师出战。湘军初战,连败于岳 州、靖港,曾国藩为此愤不欲生,投水自 杀,被其左右救起。后重整军实,复占岳州,攻陷湖北省 城武昌,奉诏署湖北巡抚。此后用兵更为谨慎。旋因朝廷 恐其于地方势大,又被解署任,以后长期只以侍郎虚衔领 兵。
1855年初,进攻江西九江、湖口,被太平军重创,退 守南昌。1858年6月,曾国藩奉诏出办浙江军务。1860年清军江南大营彻底败溃后,加兵部尚书衔,授两江总督, 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从此,不但拥有兵权,而且掌握地方大权。次年9月,督其弟曾国荃攻陷安庆。11月, 加太子少保衔,奉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旋向朝廷举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李鸿章出任江苏 巡抚。1862年,以安庆为大本营,命曾国荃部沿江东下, 直逼天京;命左宗棠部自江西进攻浙江;命李鸿章部自上海进攻苏南,对太平天国实行战略包围。10月,湘军与李 秀成等部数十万太平军在天京城外激战,持续围困天京。 至1864年7月,终于攻破天京城池,完成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朝廷褒功,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赏双眼花翎。
1865年5月,曾国藩奉命督办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他驻营徐州,先后采取重 点设防、凭河筑墙、查办民圩的方略,欲在黄河、淮河之 间,运河以西,沙河、贾鲁河以东的区域歼灭捻军,因师 久无功,次年冬清廷改派李鸿章接替,命其回两江总督本 任。1867年,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6月,天津发生教 案,奉命前往查办,屈从法国势力,处决、遣戍官民数十 人,受到社会舆论谴责。9月,还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重视采用外国军火,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1861年,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后又试制小火轮船。1863年,造成“黄鹄”号轮船, 并派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1865年至1866年,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后为之积极筹措经费,派遣学童赴美留学,成为清末兴办洋务事业的首创者。
曾国藩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 认为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不可缺一, 但始终将理学放在首要地位。于古文、诗词也很有造诣,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1872年3月在南京病卒。赠太傅,谥文正。后人辑其所诗、文、奏章、批牍等为《曾文正公全集》
无论是曾国藩所生活的清朝末年,还是现在21世纪高速发展、日新月异的新世界,曾国藩这个名字被提起时总会迎来一阵或嗟叹或敬仰。曾国藩,这个功高可以盖主,过繁问鼎一时的人物是怎样得到如此高的声誉呢?
从很多现代人的角度看来,曾国藩不过是清朝末年众多军阀中的一个而已,或许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冠冕一代,但在普通人的眼里,那不过是他为官从政、上下其手的手段。然而,在当时,曾国藩的为人做官之道可谓尽人皆知,无人不佩服之至。“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胡雪岩其人白手起家,到晚年终
老之时富可敌国,甚至靠自己的财力资助左宗棠将新疆收回清政府版图,将曾国藩与其相提并论,可见世人对曾国藩为官之道的尊崇。《曾国藩家书》130余封,是历史上家书流传下来最多的,曾国藩在家书中推心置腹的言谈,对子侄兄弟们的教导,堪称典范,曾家传承一百余年未出纨绔子弟,未曾家道中落,能人辈出,不得不说曾国藩家教之成功,堪为后世之楷模。曾国藩作为清末著名的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其深厚,文章写作自成一家,阳刚与阴柔并济,行文流畅,思想深刻,振聋发聩。作为清末重要的军事力量,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是清政府最后一道保命屏障,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维护了清王朝的统治,实现了社会安定的夙愿,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但就尽忠报国而言,曾国藩的做法无可非议。当然,曾国藩并非完人,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善用酷刑,杀人如麻,也被骂为“曾剃头”。尽管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劳苦功高使他声名远扬,但是在剿灭捻军的过程中在战略上出现了问题,最终被朝廷免职。他的一生是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毁誉参半,且各趋极致,毁至卖国贼,誉则冠冕一代。
世人眼中,曾国藩功过相抵,但我们看一个人,不能将功与过扯平来计算,而是既看到他的长处,又看到他的缺点,由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方能成就大业。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然而曾国藩是第一个完美的将家国天下都治理的很好的人,誉其为楷模一点也不过分。
修身养性,曾国藩是清朝末年杰出的理学大师,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在当时称得上专家。在家书中,他常教育子侄兄弟们写文章贵在气势,而他自己也的确是遵循这一规则,以气言理,发人深省,注意详略的变化,剪裁得当。他的文章总是另辟蹊径,“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在做人方面,他深知宽宏大量对人际交往的重要性,在处世交友过程中可以与人推心置腹,不因琐事而烦心。为人处世,宁可吃亏也不赚便宜,不会轻取人财。身居高位,官场往来十分繁杂,送礼贿赂更是家常便饭,能在此污浊之世独善其身,出淤泥而不染,不能说他品行高洁,但足以证明其心性之坚定。尽管位极人臣,但他从不自满,也不会心高气傲,处处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家庭琐事、官场应酬、功名利禄对他而言都属于烦心之事,一笑置之,从不计较。
因此,虽然高处不胜寒,但他仍有很多朋友,这不得不说是他的交友之道在起作用。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这样的心性为他的处世帮助极大,他表里如一,没有不可言之事,因此容易为人信服;他心中没有邪念,一身正气,端庄严肃,威仪天下;心平气和,心情安静放松,不会为琐事劳心;规律的生活作息使他处事效率极高,做起事来也总是得心应手。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后世广为传颂,却很少有人可以做到,曾国藩每日写日记,都会对自己一天的言行进行反省,不断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力求把自己打造成为当时的圣贤。
人格修养说来只是一个辅助自身的东西,没有实用价值,但在于曾国藩,则是一生事业成功的关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曾国藩在家书中对多方面的问题说出了自己的见解,但讨论最多的还是家事。“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深受理学熏陶的曾国藩把孝道作为修身的准则,同时把它作为家族兴旺团结的动力。在他眼中,仕宦家庭在荣华富贵中容易没落,只有谨朴耕读、孝顺友爱之家才能长期兴旺。他经常教育子侄兄弟们敬爱长辈,与同辈和睦相处,在晚辈面前做出榜样。
在他的家教中,子侄辈除了要读好书之外,还被要求亲自参与到躬耕之中,兄弟姐妹之间必须患难与共,和睦团结,“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尽道得令名是弟之罪。”曾国藩自身也践行着这个宗旨,与同辈兄弟姐妹们书信往来,尊卑严缓均十分得当,使得同辈中人无不对他的话俯首帖耳,后辈更是谨遵教诲。曾国藩已逝世多年,但曾家的后代却人才辈出,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治家有方的结果。当今世界,时代不同了,但家庭和睦,尊老爱幼的风气不应该失去,只有和谐稳定的家庭环境,才能为个人事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
做官方面,曾国藩可谓无师自通,自幼便有审判鸡蛋案的美谈,长大之后在官场更是无往不胜,做官最好,升官最快,保官最稳,每一个词用到它身上都不为过。身处晚清,他对当时社会的腐朽洞若观火,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良措施。受传统礼教的束缚,他是坚定的改良派,他清楚清政府的弊端,但他不想推翻它,也不想取而代之,一心扶持清政府。他认为国家建设,首在得人,因此他坚持选贤任能是国家复兴之道,并不顾他人猜忌,举荐了一系列文臣武将,这些人后来都在清政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他认为国家财政,重在清正廉洁,打击腐败,克己奉公。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完全的农业国,他不断强调农业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大力支持农业发展。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的他,对西方列强恨之入骨,但他却不盲目排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修建军工企业,创建西式学堂,有力的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加速了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速度。他是传统文化的坚定支持者,却不排斥接触新生事物。他支持清政府,却也支持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为偿还赔款,不惜压榨百姓,最终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镇压揭竿而起的起义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呼吁各地团练,发展地方武装,其中湘军就是在这期间发展壮大起来的。曾国藩虽无带兵打仗之才,但训兵手段极其高明。书生治国,他的军事思想内涵丰富,确有过人才之处。他认为,兵多无用,应训练精兵,搭配先进的现代武器。他主张军政分开,购买一系列西方军械,促进了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化发展。他有极其高明的战略战术,用兵灵活,用兵法而不拘泥于兵法,成功的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拥兵自重,他深谙“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他功高盖主,深遭朝廷猜忌,在这个时候,他主动解散湘军,落得自在逍遥。不但没有招致杀身之祸,反而加强了清政府对他的信任,使其在仕途中越行越远。他镇压太平天国的行为一直广受现代人的诟病,因为他对农民起义者的残忍超出了人们所能承受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他的镇压行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又走了那么多年。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太平天国的发起者并非是典型的农民起义,洪秀全所宣扬的神权色彩使得他的政治纲领更不符合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这样看来,曾国藩的确挽救了广大中华民族的未来,稳定的社会经济和快速发展的洋务运动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人们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人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太平天国运动,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只是一场受压迫的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剥削的起义战争。可坏在洪秀全是利用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与广大无知农民对平等分配的渴望,企图建立自己的帝国。他若成功了,中国岂不硬生生地被拉回那个荒蛮的时代?代表着中国封建主义的曾国藩可不愿意,起码中国的封建主义比你洪秀全的神学教条先进。所以,曾国藩也就顺应时势地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
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现在,普遍认为,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经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曾国藩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否定的。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自强御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再者,曾国藩曾说过“师夷智以制船制炮”。这“智”字可了不得,它是曾国藩比前人哪怕是同代人都高明的证明。,“智”的内涵比“技”的内涵大多了。“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而曾国藩的“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分。可见曾国藩眼光之远,勇气之大,思想之开放。 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外交
人们都说,近代中国的外交是跪在地上的外交。这从现象上说,的确也是。毕竟,一张张不平等条约,打的一场场败仗,更新换代的中华帝国董事长一个个被外人牵着鼻子走。相当显然。曾国藩也不例外,人们评论曾国藩都是“软弱”、“妥协”、“投降”、“卖国”、“媚外”等等的责骂之词。在谈判桌上,说什么话怎么说,都是要条件要资本的,晚清的军队打过多少胜仗?中国何来资本?曾国藩的羁縻外交思想,实际上是对强敌权且笼络,争取一个和平环境,速图自强,最终达到御侮的目的。曾国藩能正确地审时度势,知道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国家,要生存,要反弱为强,舍此羁縻外交,别无良策。曾国藩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所以说,我曾国藩容易吗?
曾国藩为何不取清帝而代之
这一问题曾牵挂许多的人,在当时就有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王闿运等多人,为曾国藩不听劝取清帝而代之感到惋惜,其后世也不断有人为此叹惜,说曾国藩“徇书生之小节而忘国民大耻”。 曾国藩有条件取代而不取代,甘愿当一个叶赫那拉氏的家奴。这是他的人生观、思想见识、性格等因素造成的。镇压了太平军之后,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湘淮将帅不可能联合反清,湘军官兵多有积蓄,人心思归,为曾氏夺皇位者不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氏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忠臣,不失为高明之举。
对曾国藩的整体评价
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了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的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60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毛主席都只“独服”曾国藩的原因吧。
李鸿章说:“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毛泽东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也将曾国藩作为自己一生学习的典范,他的起居作息等等很多方面都是完全按照曾国藩的行为规范。从这两位政党领袖的角度看来,无论是封建主义者、资本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曾国藩的影响力都极其深远。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尽管曾国藩的人生旅程中也曾犯过错误,甚至被称为“曾剃头”“曾屠户”“卖国贼”,但是就其功绩与过失而言,可谓功过相抵。然而,就其个人的人性修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境界来看,他留给我们的是一座精神雕像,是万世皆可效法的精神楷模。,“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研究古文辞,无忝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
有的论者说:“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了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的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60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六、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七、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八、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左宗棠: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李鸿章: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毛泽东:①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②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胡哲敷: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梁启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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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艺术在技术上是一直伴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的。古代版画主要是指木刻,也有少数铜版刻和套色漏印。独特的刀味与木味使它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与地位。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新兴版画在现代美术史上的突出贡献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兴版画是绘画的一种体裁、样式,是画种之一。有人说版画只不过是一个小画种。孰不知正是这个小画种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我们称版画为新兴版画,当然是指它与古代版画不同,古代版画基本上是复制版画,画的作者与刻作者不是同一个人,新兴版画则是创作版画,从作画到制作都是作者亲自完成的。另外从内容上看,新兴版画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受到普罗美术思潮的洗礼,倾向性明显,同情劳苦大众,表现劳苦大众。我们不妨略为了解点有关情况。
新兴版画是鲁迅先生提倡的。鲁迅最初介绍欧洲版画是从1928年12月初与柔石等合组“朝华社”时开始的。成立这个社团的目的就是为了“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1〕。1929年编《艺苑朝华》计划出版12辑,结果只出版了5辑。在第5辑《新俄画选》的小引里,鲁迅介绍了多取版画的原因有二:“中国制版之术至今未精,与其变相,不如且缓,一也;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二也。
《艺苑朝华》在初创时,即已注意此点,所以自一集至四集,悉取黑白线图……”〔2〕从19 世纪末西学大兴之后,我国一直在热衷于介绍西方艺术。西方绘画传入很早,三百多年前已经开始,其主要渠道有:一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绘画的复制品;二是西方画家到中国传授西方绘画技法;三是随商品广告而传入我国的香烟牌子、布牌子、糕点盒子上面的洋画片、照相布景的景片;四是新兴办的美术教育;五是数量有限的留学生。除少数留学生能到国外去见到西方绘画真迹外,对大多数人来说接触到的多是复制品或印刷品。不少复制品就是印刷品。西方绘画一向重视色彩,而印刷的复制品,经常是色调失真,根本看不清色彩关系的油画、水彩,拿来作为临摹的范本,使人的视觉产生许多误差,所以鲁迅才说“与其变相,不如且缓”。 鲁迅“并不劝青年的艺术学徒蔑弃大幅的油画或水彩画”〔3〕,但他认为老看那些制版未精的艺术品,对我国艺术发展是不利的。同时又考虑中国处于革命年代,版画制作起来容易得多,有顷刻能办的优点。
中国新兴版画真正兴起来确实与中国革命有密切的关系。鲁迅开始介绍欧洲版画是1929年,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标志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兴起。左翼文艺是以文艺大众化作为中心思想开展的。左翼文艺关注的是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艺术家从同情他们的遭遇到歌颂他们的觉醒。这在美术创作来说应该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虽然历朝历代的画家有接触到劳动题材的作品,但和现代画家从根本上关心劳动者的命运,寻找摆脱贫困之路,寻找彻底解放并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新观念是绝对不同的。将艺术事业与劳苦大众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这是过去从未明确过,甚至是过去从未触及到的课题。
因此鲁迅才写出:“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文化无关,但决不是zhǒng@①中枯骨,换了新装,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所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4〕那么什么是“现代社会的魂魄”? 中国近现代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列强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把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人民饱经侵略压迫之苦,而不得不奋起反抗。30年代新兴版画诞生的时候,也正值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民族危机又一次加剧,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的时候
。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之日,也就是新兴版画发展壮大之时。构成现代社会的魂魄,应该是救亡图存、反抗侵略的民族精神。新兴版画正是在艺术品当中体现了这种精神,否则“新兴”二字就没有意义;仅只从复制木刻发展为创作木刻,还不能概括中国现代版画的全貌。所以有时候争论起现代木刻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见并不完全一致。的确,李叔同、丰子恺都刻过木刻,而大家公认现代版画还是由鲁迅提倡、发展壮大的,原因主要是从画作的内容来认识新兴版画。从“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上出现的胡一川的《流离》、《饥民》和汪占非的《五死者》为最有代表性。在他们之后,则有江丰的《要求抗战者!杀》、《码头工人》、陈铁耕的《母与子》、野夫的《黎明》、陈普之的《黄包车夫》、夏朋的《清道夫》、力群的《病》、张望的《负伤的头》等。这一系列作品,从题材上考察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作者们面对人民的苦难,怀抱深切的同情;对于社会黑暗,他们愤懑痛恨;对于中华民族的命运,深感忧患。他们用自己的作品激发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起去反抗和战斗。因此新兴版画是时代的写照、社会的魂魄,是以清醒的意识,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中国现代美术的现实主义作品正是由新兴版画开拓的,它是以崭新姿态出现在艺坛上,发挥了它特殊的战斗作用。它虽然是艺术品,但是它是有倾向性的艺术品,在社会生活当中它就带有政治性。从事新兴版画的人就要被捕,蹲监狱,就要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作出很大的牺牲。在政治斗争的旋涡里,也就脱离不开政治,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密切起来也是从新兴版画开始明显的。当然艺术并不等于政治,鲁迅早就告诫:“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斧是木匠的工具,但也要它锋利,如果不锋利,则斧形虽存,即非工具,但有人仍称之为斧,看作工具,那是因为他自己并非木匠,不知作工之故。”〔5 〕把艺术作为战斗的武器也是从新兴版画开始实践的,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着理论的认识。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热情更加高涨。美术家到战地写生,选择与抗日有关题材作画,如徐悲鸿、司徒乔以当时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作画,唐一禾画《七七的号角》,吴作人画《不死的城》,张善zī@②以自己擅长画虎来表现《怒吼吧!中国》,王式廓也画过《台儿庄大战》,但和当时非常活跃的木刻、漫画相比较,则不仅数量少,而且也不像漫宣队的宣传画以及像李桦木刻《怒吼吧!中国》、马达木刻《保卫大西北》,那样直接宣传抗日、表现抗日,在群众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如“小画种”那样激动人心。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我国美术活动中心,也从沿海城市向内地转移,由城市生活转移到深入农村和部队生活。过去在城市中想要解决而实行起来非常困难的艺术家与劳动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得到了空前的改善。艺术家更多地接触社会,接近生活,对劳动人民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表现人民大众也就有了现实依据。特别是不少过去在上海从事普罗文艺运动的美术家来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始生活在人民政权之下,体验到了新旧社会的不同光景。他们实际参加了抗日斗争生活,成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士艺术家。他们是战士又是艺术家,这在美术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八路军新四军多数是拿枪的战士,又增加了以艺术作为战斗武器的文艺战士。
把艺术作为战斗武器比起30年代初期更加明确,艺术作为武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它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版画家们到了40年代,更多地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来发挥艺术的政治作用。在这一点上又较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延安木刻是这种进步的突出代表。古元的《减租会》、《哥哥的假期》、《离婚诉》、《区政府》;彦涵的《抢粮斗争》、《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快把她们隐藏起来》;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胡一川的《牛犋变工》;罗工柳的《马本斋将军的母亲》,不仅反映出当时的斗争生活,而且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这些翻身作主人的劳动人民成了画面的主人。这一点也是与过去表现劳动人民题材的美术作品的不同之处。谁是美术作品的主人公,这不是小事,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人物,过去时代的美术品表现的不是王公贵族,就是士大夫、仕女形象,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广大劳动人民是没有地位的。
新兴版画在画面当中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劳动人民,这不能不说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新兴版画首先迎来了人民美术的诞生。这种质的飞跃首先由新兴版画来实现,是与当时的战争环境、物质条件十分困难,没有条件从事大幅的油画和国画制作有一定的关系的。新兴版画的作者过去也多有油画和国画的基础,从后来的发展看,一旦条件变化了,版画家也有不少转入其他画种,因此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不是什么大画种和小画种的问题,而是五四以来新美术所一贯追求的新的绘画所取得成绩的集中代表。新美术到了延安时期有了质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新兴版画来完成的。
新兴版画所起的政治作用也在周恩来同志把它们带到国统区举行的木刻展和新开辟的解放区举行的展览中看出来。起码它帮助新解放区人民认识了解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生活,看到了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对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诬蔑性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说新兴版画为新中国建立过功勋是一点都不过分的,今天看起来也仍然是优秀的历史画卷,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艺术不再是个人的无病呻吟,作者的关注是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作者的自我是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融合在一起的。
另外,从艺术形式方面来考察,新兴版画也是从借鉴外来形式转向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提到这个问题,应该感谢从前“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功绩。“鲁艺”木刻工作团曾将全国木刻第三次流动展征集到的作品带到敌后,在晋西双池镇、沁县、长治等地开过多次展览会。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观众很多,当然是农民和八路军战士。
当新兴版画真的和观众见面的时候,群众并不满意,根据“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归纳集中,意见主要是两条:“第一,内容不够深刻,不够丰富,不够生动,最好有头有尾;第二,形式不美观,满脸毛,不好看,最好有颜色。”〔6〕艺术到群众中去了, 艺术家接触到人民群众的意见了,双边关系大大改善了,于是,如何作到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等一系列问题也就提出来了。光有为群众服务的愿望和感情还不够,还需要从作品内容到形式作多方努力,于是“鲁艺”木刻工作团率先向民间美术学习,利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这种旧瓶装新酒的作法仍然不能让人满意,主要原因是内容与形式不统一。一件艺术品,如果不能做到新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当然还谈不上是好作品。直到古元、彦涵等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品问世之后,内容与形式的问题才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得以突破。他们的实践体现出深入生活的重要。
在他们投身于火热斗争生活之后,从观察、体验当中认识生活,了解生活,捕捉形象,确定题材,形成主题鲜明的好作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更加明确了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条真理,延安木刻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了这条原则应是文艺创作所必须遵循的。脱离了这条原则,艺术创作的思想感情问题、群众欣赏者的关系问题、艺术形式问题,都不好解决。有了这个第一位的原则,其他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源泉问题解决之后,如何借鉴中外古今优秀作品经验,特别是向我国丰富的民间美术传统(其中如年画、剪纸等是在民间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艺术形式)学习,以实现让群众喜闻乐见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这都是些历史经验,主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企盼新的艺术能和时代同步,与国家民族同命运,同广大人民同呼吸共患难,从而发挥艺术的社会功能,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所积累起来的成功的经验,是开拓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所创造的经验,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必经之路。
建国以后,从战争年代逐渐过渡到和平建设时期。新兴版画又在解放区美术成绩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出现了四川版画、北大荒版画、江苏版画以及各地的新成绩。新兴版画在题材、体裁的多样化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个性化以及风格的多样化方面也有很大进步。个性风格正从群体地域特征当中突出出来,四川的牛文、江苏的黄丕漠、北大荒的晁楣、云南的李忠翔、李秀、浙江的赵宗藻、赵延年、上海的盛增祥、广东的肖映川,都为新兴版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的工业版画、农民版画、儿童版画所取得的成绩,都一再向我们揭示版画不仅不是一个小画种,而且是新中国艺术成就的杰出代表。尽管当今版画展览看的人少,卖不出高价钱,在艺术商品化过程中不占优势,但是它所体现出的艺术规律,仍然值得重视和发挥,因为我们的社会需要自己的艺术,需要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艺术。
〔1〕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载《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4卷36页。
〔2〕鲁迅:《新俄画选》小引,见张望编《鲁迅论美术》。
〔3〕鲁迅:“连环图画”辩护,载《南腔北调集》。
〔4〕鲁迅:《“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张望编《鲁迅论美术》。
〔5〕鲁迅致李桦信,1935年6月16日,载《鲁迅书信集》。
〔6〕罗工柳《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敌后方》,原载1960年第23 期《版画》,收《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五十年》。
@①原字为土右加冢
@②原字为孑右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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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性艺术同样包括两大类:工艺美术和建筑。中国国内外对工艺美术这个概念的理解虽有不同的看法,但按照通常的说法,工艺美术包括了传统手工艺品、现代工业美术和商业美术三大部分。传统手工艺品如玉雕、象牙雕刻、漆器、金属工艺品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红黑色在中国传统美术中的特殊意义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从我国的岩壁画及彩陶来看,可以发现远古人类已有运用色彩的强烈意识。但从这些留存的上古之迹看,所用色彩仅为红黑二色。之后这两色在漫漫数千年的美术发展中,依旧占据着最主要的位置,无论是唐时的“金碧辉煌”,还是元季的“水墨华滋”,红黑二色始终尊享着崇高的地位。自上古时期开始,红黑颜料除了较易得到而使用的因素之外,此二色亦因在文化法中逐渐糅合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人文价值而在中国美术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可以说这二色是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情愫,渗透着民族的文化精神,富含了民族的独立个性和特色的,故而这两个色彩及其所衍生的色系更可以被视为中国美术色彩的灵魂。进一步来说,红黑色在整个美术范畴内也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与文化和审美有着密切的关联。
孔颖达疏引梁皇侃曰:“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明确中国传统的五色作为正色的身份,而赤色和黑色则都在正色之列。古人更是将正色与五行四象相关联,将色彩空间化、时间化,于是赋予了正色更多的文化意义。例如,《说文》中,将正色上升到哲学角度,红黑颜色衍生出相对的意义――“赤,南方色也。从火。属太阳”;“黑,北方色也。从水。属太阴”。杜甫诗《戏为韦偃双松图歌》所中所写的诗句“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用极致对比的手法来增强诗歌的力度。从这个角度说,红和黑就成了意义相对的一组代名词。
孔颖达疏引黄侃云:“正谓青、赤、?、白、黑,五方正色也”。邹衍将之配合五行,认为“土克水、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的规律进行,都是必然的结果,从而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提出了“五德始终”说。之后,《吕氏春秋》也沿用了类似的说法,其文曰:“……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于是秦帝国“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
作为正色,红黑色更是奠定它们在中国美术史中的重要地位,它们承载的文化积淀和审美价值代表着正气、堂皇、大方,沉稳等中华民族所看重的品格,又含有富贵、典雅、雍容、吉祥等中华民族最喜爱的审美内涵,甚至特意彰显红黑正色的可贵和尊崇,如《礼记》记载“木盈,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士黄圭。”即帝王诸侯用红黑色代表上层阶级。红黑色不仅是视觉艺术上的主要元素,还蕴含了美学以及体现民族文化思想和精神的哲学意义,如《论语?阳货》中所说:“恶紫之夺朱也。”因为古人认为紫色属于杂色,遮盖朱红的正色,故而引申为异端邪说蒙蔽正理的行为。明朝画家戴进因画乡野渔夫身披代表官阶的红袍而受到统治阶级对其“违制”的嫌恶,于是终生落魄。
历来吉祥喜庆的场合都会用到红色作为主色调。例如,清帝就要在“朝日”的典礼时穿红色朝服,而民间美术中用红色来表示喜庆辟邪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晚清海派画家任伯年常用纯朱砂绘制钟馗图,从表现手法和表现内容都能在文化范畴内得到统一。
黑色的地位除了在五行的因素外,还受到道家文化传播的影响,老子《道德经》中有“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说法,后世“玄妙”一词即由此句而来。因为深邃而不可测的意味,唯有黑色才能充分诠释出这种缥缈虚御求“意”的内涵,故而道家崇尚黑色,建筑服装皆多黑色,与道家的追求精神甚为契合,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画家多是文人士大夫,追求精神的崇高,接受的是当时普遍的道学思想,故而也影响到对中国绘画的审美标准,认为只有把神仙与山水联系在一起,山水才会和人类越来越亲近。
张彦远曾提出“运墨而五色具”,中国绘画讲究“墨分五色”,只用水墨而不用色彩的手法是可以成为一张士大夫心目中格调高标,抒写胸中逸气的绘画作品的,因为浓淡不同的黑色是可以反映出一种恬淡冲和而又有笔墨趣味的情感的,尤其到了元朝,士大夫们消极避世,更是将这种强调墨韵,饱含荒疏山林之气的画风发挥到极致,文人画的理想境界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描述的诗的境界,即“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传递的意思完全一致。
绘画是中国美术范畴中的大宗,种类繁多,如岩画、壁画、卷轴画,以及用以装饰器物的纹饰画和漆画,并呈现出相互发展相互借鉴而又保持自身独立的复杂关系,如庙底沟出土的陶缸上所绘的《鹳鱼石斧》图,因其绘画观念和以线条为主的绘画手法则是其后数千年的主流形势,故而被称为是“国画之祖”。几乎任何画种都离不开色彩的作用,吴昌硕曾说“事父母色难,作画亦色难”,说明绘画艺术的成功是离不开色彩的因素的,而色彩的运用可以说是与美术同时产生,相互发展的。
春秋时期的《考工记.画缋》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後可加文饰。”就已经谈到了色彩在绘画中的运用。在独立绘画文献中,晋朝顾恺之在《画云台山记》中就有运用多种色彩的记录,随后南齐谢赫在六法中所列有“随类赋彩”,将色彩运用放到了正式的地位,而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二《论画体、工用、拓写》中则对色彩的成熟使用方法有所谈及,之后历代文献对于色彩的描述层出不穷,分类也愈加细腻,到明朝杨慎在《论画家檀色》中曾谈道:“画家七十二色…”可见中国绘画发展到彼时,颜色种类已臻完备,清人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将色彩的制作使用归为体系,化为篇章详细阐述,近人于非?的《中国画颜料研究》更是有着非常高参考价值的关于国画颜料的著作,可见对于色彩的研究历史之源远流长,红黑色彩施用于作为常见的绘画艺术形式的卷轴画中的效果自然不必说,在其他画种中红黑色同样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色彩角色,可以说,红黑色必定是这些作品中所必然涉及的色调。
中国早期的绘画形式以岩画为多,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早在北魏的地理名著《水经注》中就记载了各地约20多处的岩画,到之后北宋的《太平广记》所引《宣室志》中记载了在福建华安仙字潭的岩画,再到《宁安县志》所记载的黑龙江海林县岩画,关于岩画的记载历代均有较丰富详细的记录。[11]可以发现,在绘画性的岩画作品中所采用的颜色基本是以红黑为主,因为用黑色用做勾勒和涂染与岩壁的对比最为鲜明,存在感强烈,适合表现形态,而描绘的物体的质感内在则需要用有彩色系的色彩来表现,既可以增加画面的装饰性又将形体表现得非常醒目。鲜血、火焰,太阳的色彩是最直观最容易对人类的视觉造成冲击的,从而在思想上会与意识形态等相关联,可以说对于红色的偏好,是人类原始意象对于色彩的一种共同的巫术观念。
壁画在南北朝至唐朝时期为盛,红色用的基本都是用厚重的矿物颜料加以提炼而成,如朱砂、银朱、矾红等颜料,如今壁画中黝黑发暗的部分原本是朱红色氧化后的结果,原作势必富丽堂皇,黑色则是黑漆。用浓烈厚实的颜料画出的作品方能“厚上加厚,美上加美”。[13]在中国绘画颜料的制作中,尤其是卷轴绘画所用的颜料,则相对提出更细腻更顺滑更纯净的要求,对于正色提取也是最为严谨小心的,赤色颜料的代表是为朱砂,从原料的选取和制作的过程都一丝不苟,如《小山画谱》所记载:“朱砂以镜面砂为上,乳细,取中心用。” 绘画中的黑色,在墨之外用的是烟煤和漆,烟煤其实是做墨的原料,但未捣磨加胶,使用范围有限,故使用远不及墨广泛。
漆画往往是作为器具上的纹饰而存在的,《韩非子?十过篇》中则记载了虞舜时期漆器的色彩:“流漆墨其上。禹做祭器,黑漆其外而朱画其内。”正是红黑两色的漆的运用,一内一外。在湖北随县擂鼓墩所出土的战国早期的五件楚衣箱漆器皆是器内髹红漆,器表髹黑漆,印证了古文献的记载。这些作品周身绘有朱色的鸟兽图案,有件描绘28星宿的作品中间用朱漆写了篆文的“斗”字,[11]而尤其巧妙的是,器盖上只描绘了青龙与白虎而用器身本身的红黑色来替代朱雀和玄武,构成四象,以抽象方式与文化相结合。而在他处的漆器绘画,亦是“髹朱饰黑,或髹黑饰朱”,可见红黑色一直是作为漆画的主色而运用的。早期马王堆的棺椁彩绘则以红色和黑色的油漆打底,上绘图案,[6]直至北魏司马金龙墓中的彩绘漆屏,依旧是红黑二色为主,即古时所称“油画”。
红色在中国传统书法中也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古代的碑刻制作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步骤――“书丹”,顾名思义是以笔蘸红色颜料将所要凿刻的文字书写于石上,是按笔迹进行凿刻前的一个步骤,后来泛指为书写墓志,往往由书法名家完成。因为一般石碑色泽偏暗,用墨书写并不明显,唯有用红色方能辨识清晰,后世拓印碑刻则用墨,因为白纸上拓印,黑色最为明显。篆刻艺术更是以这种印拓手法来完成创作的方式作为中国特有的艺术种类而立身世界艺林,印面为朱,边款拓印为黑,并呈一纸,相得益彰。
在书法范畴中,除了作为批文的红色字迹,只有黑色占据着书法的主脉,以适合任何字体而为正格。然而,不像绘画中的墨色是可以丰富变化的,墨色的浓度在一张绘画作品中是可以有着很大的跨度的,对于传统的书法艺术,墨色统一才是书法的正道,浓黑饱满被看作是堂皇的气象,自被明成祖誉为“我朝王羲之”的沈度与其齐名的胞弟沈粲那工整匀称,平正圆润的楷书风格风靡而始,乃至清时形成以“乌方光”作为书法真诀的馆阁体,统领了书法艺术的审美,讲究端庄正气,只有浓郁的黑色才有这种效果,一度占据书法的主导位置,虽然后世对馆阁体拘谨而缺乏意趣的面貌不乏贬低之词,但是其最初目的还是为了求得端庄肃穆堂皇正气的楷书作为记录重要文件的书体而存在的,还是以美观清晰易识作为标准的。在白纸上,越是黑越是拉大对比度,使得字体十分精神活力。
红色与黑色都是色彩中非常强烈的颜色,而红色偏暖,有向前凸显的感觉,往往画面中红色的色彩是最向外突出的,而其他颜色随着色调的偏冷而逐渐出于后退的位置。所以红色往往成为平面空间内最前面的层次,也最为醒目,前文所提及的书丹就是利用了这一特性才能将笔迹显示的最为清楚。类似的作用屡见不鲜,如就要用红色批阅文件,能将批改意见直接醒目地凸显在纸面上,盖印亦是如此,朱红的印文最为醒目,出现在视觉的最前沿,则不会对正文或者画面内容造成干扰,反而可以作为一块平面的有分量的色彩来平衡起到画面的作用,绘画作品中常常在边角的位置加盖闲章作为压角,就是靠利用色块的分量来安稳画面。
另外,红色作为有彩色系波长最长的色彩,相较黑色有着较宽的色域,在早期色彩并不发达的年代,可以更多表现出物象的色彩性,所以,古希腊时代古风时期的“黑绘风格”的瓶画逐渐发展为古典时期的“红绘风格”的瓶画艺术,相对彼时没有深浅的黑色,红色可以呈现多种深浅的变化来表达层次和前后关系。黑色则成为所有色彩中最后面的位置,于是平面的空间有了纵向的层次,故而漆画多用黑漆作底色而用其他色彩在上面绘画,能使物象凸显精神同时又富有浪漫深邃奇幻的效果,在平面的空间内展现出无限的空间深度。
黑色内敛,适合造型勾勒,以线存形,红色外扩,感觉变大。南宋姜夔《续书谱》:“笔得墨则瘦,得朱则肥。故书丹尤以瘦力奇,而圆熟美润常有余,燥劲老古常不足,朱使然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红黑色既对比强烈又有完美的统一性,所以齐白石的红花墨叶才会呈现厚重而凝练的面貌,利用丰富的墨色将画面处理的热情响亮却不落俗套,富于画面安静雅致的气氛,大俗大雅亦庄亦谐。
只要运用得当,可以收获到胜于色彩斑斓的效果:一明一暗,一放一收,以少胜多,无论在什么视觉范畴内的艺术形式,即便是绘画、雕塑、设计等,都可以借鉴这两色所体现出的作用而为作品带来相应的艺术效果。更深层次意义来说,以红黑色作为基础,汲取两种色彩所具有的对比或者统一的模式,也可以运用到其他的艺术形式甚至艺术观念中去。这就是红黑两色即便脱离了整个文化和哲学范畴后也能呈现出的单纯色彩构成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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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美术,指美化生活用品和生活环境的造型艺术。它的突出特点是物质生产与美的创造相结合,以实用为主要目的,并具有审美特性,为造型艺术之一。也指以美术技巧制成的各种与实用相结合并有欣赏价值的工艺品,通常具有双重性质:既是物质产品,又具有不同程度精神方面的审美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的反思与深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从20世纪初便开始兴起,建国之后更是在理论建设发面有着长足的进步,“实用美术”观点、“工艺文化本元论”以及现代设计观念等观点纷纷出现,对我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我们现在研究工艺美术理论有着很好地借鉴意义。
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是个承上启下的阶段。随着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成立,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带动下,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和工艺美术历史研究在借鉴20世纪二三十年代观点的基础上不断深化,陈之佛、庞薰?、王朝闻等学者也纷纷对中国工艺美术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对以往的工艺美术观点进行兴革,形成了一批赋有时代特色的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成果。这种研究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分化,因此笔者将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作为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史上一个整体阶段进行阐述。
(一)“实用美术”观点
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的中国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成果众多,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关于工艺美术的定义、原则、本质、社会功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方面,其中以陈之佛的“实用美术”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实用美术”观点强调实用与美的统一,要求工艺美术必须兼顾实用和美两方面的要求,工艺美术的落脚点必须放在真正服务于大众上。
长久以来,中国的工艺美术在宫廷工艺、文人工艺、宗教工艺、民间工艺四者的滋养下不断发展前进,各个历史时期的工艺美术也各具特色自成体系,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工艺美术却真正进入了低谷。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大机器生产的产工业品大量涌入,这些产品的物美价廉使得中国传统的工艺产品备受打击,中国传统手工艺产业一落千丈。
辛亥革命之后,宫廷工艺体系解体,文人工艺、宗教工艺对中国工艺美术的影响日趋衰微,这时的中国手工艺产业以民间工艺为主导,开始向西方学习,引入大机器生产,各种手工作坊兴起,但由于其在工艺形态等方面并无改观,因此中国的手工艺产品仍然没有实力与西方竞争。与此同时,发端于清末的关于手工艺是“奇技淫巧”的狭隘观念迅速发展并影响深远。建国初期,工艺美术更是被许多人错误地理解成“手工艺”,使得“工艺美术”一词一直受到许多非议。
“实用美术”观点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中国工艺美术理论的代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以往狭隘工艺美术观点的纠正。人类的生存要求决定了人类最基本的造物观念是要优先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衡量造物活动的最低标准便是是否能够实现衣食住行用的物质要求,即一件器物是否具有实用功能,在物质要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审美――才会应运而生。
在历史的发展中,尽管这种精神文化要求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不断提高,产生了以审美鉴赏为主的造物,但这种造物一旦脱离了实用要求的规范,那么它就失去了造物最基本的价值支撑,从而在以后的发展中失去动力,真正沦落为供少数人鉴赏把玩的“奇技淫巧”,其结果只能是消亡。“实用美术”观点将工艺美术从“奇技淫巧”中解放出来,对工艺美术造物的实用原则进行强调,把以往专注于审美的理念打破,将实用要求和审美要求放在等同的位置上,同时将工艺美术的受众由以往所认为的“皇室贵族”转变成普通大众,重新确立了工艺美术的地位与作用,对建国初期将工艺美术品与手工艺品或工业品相等同的简单划分进行驳斥,影响了中国现当代工艺美术发展态势和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行进模式。
(二)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
建国初期,由于中国工艺美术产品体系发展不完善,因而市场受到西方产品的严重侵蚀。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西方工艺技术和审美观点被引入我国,传统工艺美术产业遭到强烈冲击。“实用美术”观点认为当时的中国工艺美术还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层面上,在引进国外的工艺技术的同时,更要注重对传统工艺技术的改良与开发,用现代教育手段提高艺人的素质,从而提高我国工艺美术产品的整体实力。“实用美术”观点在以往单纯重视产品“美”的基础上加入了“实用”的要求,并将二者的地位等同,这使得工艺美术真正融入大众的需要之中,确立了工艺美术服务于当时社会发展、经济实用的造物原则,对建国初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实用美术”观点提倡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在把握传统的同时,按照现代市场要求对传统工艺形态进行改造。“实用美术”观点从理论上指出了中国工艺美术产业的前景和发展方向,将传统工艺的发展与时代进步相结合,在中国工艺美术衰微之际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标支着工艺自觉时代的到来。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我国一方面积极开发国内资源,一方面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与经验,在这种大环境下,80年代以后的中国工艺美术理论发展逐渐分化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对80年代之前的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另一个是对80年代之前的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虽然两个方向立足点不同,但二者都注重工艺美术的宏观建构,探寻工艺美术的文化特质,完善了工艺美术理论体系与学科构架,属于中国工艺美术理论重要的发展成果。
(一)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
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方面以张道一先生提出的“工艺文化本元论”(该观点被收于张道一论文集《造物的艺术论》中)最有代表性。 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促使中国工艺美术从十年浩劫中渐渐复苏,工艺美术产业渐渐兴起,但工艺美术理论亟待完善。当时社会上普遍注重工艺美术的审美价值,认为工艺美术是一门类似于绘画、雕塑的“纯艺术”,忽略其实用价值,使得工艺美术日渐脱离大众需求,工艺美术产品日趋落后于西方,更造成国内对西方工艺品的盲目崇拜和模仿。针对这种情况“工艺文化本元论”指出:人类文化都是由最初的一种综合的、一元的文化形态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或分离,从而形成特定的文化类型;工艺美术是一种带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的本元文化,是实用与审美相统一的造物艺术。
“工艺文化本元论”对造物活动的本质规律进行了探讨,同时也为工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工艺文化本元论”在深刻探讨人类造物活动的实用因素以外,更强调物化过程中对于精神文化因素的理解。我们不能单纯从物质性或精神性上探讨人类的造物活动,造物的核心价值便是二者的统一,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细致,造物活动必将随着社会需求而发生分化,产生所谓的“实用艺术”与“纯艺术”之分,当这种分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又不可避免地回归本元,这种分化与回归的最终目的便是适应生活发展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我们要将工艺美术放到整个造物的脉络中把握,将其实用性和审美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摒弃以往认为工艺美术是由实用性和审美性简单“结合”的论断。
“工艺文化本元论”不但从哲学领域为我们认识工艺美术的双重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更将这个论断推广到整个艺术领域,并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对艺术的产生发展规律进行归纳。与此同时,与工艺美术相关的领域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同步的发展,如民间美术、艺术学等,工艺美术的发展对民间艺术研究和艺术学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促使中国打开国门相西方学习,“设计”一词也被随之引入,在随后的发展中,“工业设计”作为与“设计”相对应的学科在中国渐渐确定下来。在工业设计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持续着对传统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工业设计认为传统工艺美术观念过于老旧,阻碍了工业社会发展;认为工艺美术是一种以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手工艺文化,“无法与工业文明、商品经济的外部环境协调”①;发展空间过于狭窄等。与对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相对应的是这一时期工业设计理论的发展,其中以柳冠中的设计文化论最为典型(该观点被收于柳冠中论文集《苹果集:设计文化论》中)。
设计文化论对工业设计的概念、范畴、特征、目标等一系列要素都进行了阐释,认为“设计是协调诸矛盾因素的人类改造自然与自身的主动的创造行为”②,工业设计一切以人的需要为核心与出发点,是一种“创造合理的使用方式”的文化,柳冠中曾解释道:“合理的使用方式是工业设计的原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见证,也是人类社会未来的雏形。它包括主宰――人;对象――物;目的――生存。人是主导因素。‘使用’是指人的行为过程;‘方式’是人类文明、文化的具体化;‘合理’是审美标准。因此将为人(或人类社会)作为目的的行为,体现了人类的文明与文化水平,又合乎时代的审美标准,这就是工业设计的全部内容。”③
工业设计对工艺美术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业设计在中国的发展开拓了空间,使得工业设计能够迅速在国内立足并发展起来,1997年国家正式用“设计艺术学”取代了“工艺美术学”使得设计学科得到进一步完善。但总体来看,当时工业设计对工艺美术的批判还是有失偏颇的,张道一先生曾经激烈地批判工业设计:“在理论上豪言壮语、大话连篇,诸如‘设计哲学’、‘国土设计’、‘生活方式设计’之类,实际上连‘设计’的概念都不熟悉,更谈不上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理解,溢美之辞超过了本质性的分析;在历史问题上,割断了它与手工业的漫长联系,甚至把西方的‘设计运动一百年’当成了设计史的全部。”
④通过对比工艺美术和工业设计的主要观点可以发现,二者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我们可以把工业设计看做是传统工艺美术在新时代的发展,所谓的“工艺美术”和“工业设计”只不过是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对造物活动的不同称谓而已。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工艺美术理论也在产生着发展与深化,当代工艺美术理论在以往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日趋注重专题性研究与大的理论框架下的子学科体系构建,同时工艺美术所涉及的范围逐渐扩大,一些新兴学科被囊括其中,当代工艺美术理论也在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中不断深化拓展,促进着在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的造物艺术的发展。
(一)设计理论的发轫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设计理论主要集中在设计造物的哲学、文化学含义上,并在随后的20年中发展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当代设计理论发展与以往相比,出现了较大差异。当代设计理论较多集中在对具体的设计行为的分析,如设计者、产品受众、产品流通、人机互动、设计教育、设计管理等方面,利用调查、实验的方法从工程技术角度对设计进行量化分析,注重产品的感性意象与学科间的互动,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理论研究逐步开始由普遍向特殊发展,在大的学科体系中构建出更为细致、专业、针对性更强的子学科体系,并以专题研究的形式,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
笔者认为,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设计理论的发展必将与以下三点紧密相连:
第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哲学、文化学意义上的造物与具体设计实践相结合,在利用普遍性规律指导与完善生活实践的同时,将在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新方法引入理论的探讨之中,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实现设计的最终目的。
第二,有计划地引进和吸收西方先进的设计理论,将之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保持理论建构能与科技同步发展。
第三,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发掘中国传统工艺的价值与活力,将中国传统工艺理论与西方先进经验相结合,构建一套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艺文化理论体系,并将之介绍出去,促进理论的推广与传播。 第四,抓住信息化的时代特征,构建适合信息时代的理论体系,充分利用便捷的信息交流提高设计实践的效率与质量。
(二)工艺美术的学科互动
工艺美术理论的发展与学科体系的建立离不开各相关学科的共同发展。关于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所涉及的多学科互动,田自秉先生曾在1991年发表的《论工艺美术学》一文中指出:“工艺美术学已不只是单纯的美术创作活动的研究,而是一个与多学科相关联的交叉学科,它是一种围绕着物的美化和环境美化而进行的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互相协调的综合体。这些学科互相联系,彼此制约,共同影响。”⑤工艺美术的学科互动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工艺美术表现形式的分析,工艺美术作为一个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综合体”,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生活生产方式的转变、人类审美观念的变化都囊括其中,任何社会需求或观念的变化都会在工艺美术的表现形式上有所体现,因此这就决定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必然是多学科、多角度共同发展的,我们对工艺美术的研究也必须从多学科、多角度的视野展开。
田自秉先生在《论工艺美术学》一文中还同时列举了当时工艺美术学涉及的学科种类,其中主要包括:“工艺创造学、工艺功能学、工艺美学、工艺科学、工艺经济学、工艺心理学、工艺信息学等。”⑥显然这个划分已经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的工艺美术发展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美术理论的进步,现代社会的工艺美术所包含的范围越来越大,其学科的交叉性和综合性越来越强,围绕工艺造物的实用和审美原则,现代工艺美术所涉及的学科种类在以外基础上不断扩大,包括:哲学、美学、文学、文化学、历史学、传播学、符号学、社会学、心理学、人机工程学等方面,为我们研究现代工艺美术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促进了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的发展。
①柳冠中.普罗米修斯――工业设计,苹果集:设计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72页.
②柳冠中.当代文化的新形式――工业设计,苹果集:设计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17页.
③柳冠中.当代文化的新形式――工业设计,苹果集:设计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3页.
④张道一.不要亏待图案[J].设计艺术.2003(1).
⑤田自秉.论工艺美术学[J].装饰. 1991(03).
⑥田自秉.论工艺美术学[J].装饰. 19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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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为止。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相关论文: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全文如下:
摘要: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权威的宪政理论家,他的宪政思想是他政治启蒙思想中最闪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一生矢志追求宪政,其主要目的是用宪政来反对封建君主制。他不光重视理论的研究,还积极投身到宪政运动中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发展。本文试图通过介绍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宪政活动,使大家能够正确认识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并对当前我国的宪政提供一定的参考。
论文关键词:梁启超 宪政 法治国家
Abstract:Liang Qichao is a modern authoritativ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heoretician of China, glistening,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 most in the thought that his thought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s his politics to teach beginners. He pledges one’s devotion and pursues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all one’s life, its main purpose is to object to the feudal monarchism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He not o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f the theory but also joins in movement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ctively,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ovement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of China greatly. This text attempts to pass thought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ctivity of introduction Liang Qichao, enable everybody to know Liang Qichao’s thought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correctly, and offer certain reference to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of our country at present.
Keyword:Liang Qichao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Country governed by law
梁启超不但是近代中国“法治主义”的重要倡导者,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宪政的主要设计者和推动者,是重要的立宪政治活动家。但是大多数研究者或者是把梁启超与康有为等同起来看作是戊戌维新派的代表,只讨论他们的君主立宪主张,而忽视了梁启超自戊戌之后旅日期间在思想上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在宪政观点上与康有为的差异;或者虽然把康梁区分对待,但是却把梁启超看作是与革命派对立的一方来研究他的宪政思想和活动,从而忽略了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宪政运动是促成和推进辛亥革命浪潮发生、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一重要事实。
何为宪政?这是研究梁启超宪政思想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受应该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允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 ,可见,梁启超认为宪政的实质就是确立宪法的至上性。
对于宪法,梁启超提倡狭义的宪法概念,即指有议会的国家的根本大法。他指出:“宪法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据,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也。”宪法“为国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 。
梁启超特别强调宪法的以下几点特质:
首先,宪法是政治法,是行使民权和限制君权的武器。梁启超指出:“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宪法和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经验而得之也。”由此可见,梁启超认为立宪必须以民权为基础,而立宪本身又可以保障民权。因此梁启超极力主张在中国兴民权开民智,进行民主启蒙教育。
其次,梁启超强调宪法的至上性。梁启超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无宪法不足以为国。”梁启超据此把“世界之政”分为两种,“一曰宪政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 ,并把有无宪法看作是西方资产阶级先进国体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国体的根本区别。梁启超还指出宪法之所以具有至上性还在于宪法是一国产生其他法律的依据,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为社会上所有个人、团体的最高行为准则。
梁启超还对宪法的稳定性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宪法的稳定性,主要指宪法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稳定。他指出:“宪法与寻常法律异,宜有永久之性质,非可以朝令而暮改,此人人所同知也。” 梁启超还深刻揭示,若宪法没有稳定性,必然造成恶果。他针对袁世凯上台执政一直到曹馄贿选,期间体制多变,宪法频繁更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国民仿徨迷惑,莫知是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立宪法以定“一切法度之根源”
梁启超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制度的考察与研究,指出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与法律体系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把宪法看作是“国家根本法”,是其它法律得以产生的依据,正因为如此,梁启超认为,“采定政体,决行立宪,实维新开宗明义第一事”,“欲维新中国,必以立宪法……为第一要义” ,认为“无宪法不足以为国”。
2.设国会以确立“法治国家”之基础
梁启超认为国会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他说:“天下无无国会之立宪国”。他认为国会是人民行使立法权的重要机构,也是保障人民权利不受政府侵害的重要权力机关。在专制时代,法自君出,其“立法权专属于君主”一人,“则所立之法必利一人”,这种“自顾其利益”的法律,“以今日文明之眼视之,其为恶法” 。而现代要使多数之国民能得到幸福,只能“以立法权属于多数之国民”,尽快设立国会,以立法权还之于民。这样,法治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对于国会的性质,梁启超认为可以从法律和政治两个方面来界定。在法律的视角下,“国会者,为限制机关以与主动机关相对峙。”这表明,国会是作为国家的立法和监督机构而存在的,只有法律上享有对行政机关进行权力限制的机构才可以称之为国会;而从政治的角度看,“国会者,代表全国人民之势力者也” ,国会是反映全体国民意愿的民意机构。
其次,梁启超还详尽地论述了国会的组织机构。梁认为在当前的中国设立议会,应仿效英国,实行两院制,并将上院称为左院,下院称为右院。梁启超十分明确的指出中国未来的左院不能代表平民,也不能代表贵族,而应包含更多的成分。而右院则“平等代表全国国民,故必以人民所选举之议员组织而成” 。
3.关于选举制度
梁启超把各国的选举制度划分为普通选举和限制选举。“普通选举者,谓一切人民皆有选举权也;限制选举者,谓以法律指定若干条件,必合于此条件,或不及于此条件,乃得有选举权也”,并认为两者的分界就在于财产。那么在中国应该采取哪一种呢?梁启超坚决反对限制选举制,尤其是反对财产限制。因为“财产与政治能力,决非能常相一致”,所以“财产与选举决不容有特别的关系。”他还深刻地论述了用财产限制选举权的危害,认为最终“使大多数人,不能感国家与己身之利害关系,则将流于少数政治,其反于立宪之本意甚明。” 接着,梁启超采用比较分析的办法,详尽论述了选举的方法,如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选举手续等问题,其中着墨最多的是对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见解。对于两种选举方法的优劣,梁启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而要结合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分别对待。一方面,梁认为直接选举能反映多数人意见,而且选举人直接面对选举,能直接感受其利害,故能热心负责的投票,所以直接选举优于间接选举。而另一方面,梁启超又认为间接选举为“组织最良之国会”的必备条件。因为“第二选举人地位较高,交通又广,对于议员候选人较易周知”,故“能鉴别被选人之才能性行,择最良者而举之” 。
4.关于政党政治
梁启超认为政党政治与宪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在专制政体下,决无容政党发生之余地。政体既归于立宪,则无论其国体为君主,为共和,皆非籍政党不能运用……非真立宪之国,不能有真政党,然非有真政党之国,亦不能真立宪。二者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对于政党的作用,梁启超主要认为可以“增进国民程度的作用。”他主张在立宪政体下,应该组建堂堂正正的政党,有了这个政党,就可以通过垄断议员多数,组成独揽大权的政党内阁,从而取代封建地主的官僚统治。
5.关于三权分立
梁启超完全接受了西方洛克、孟德斯鸿主张的三权分立制度。认为三种权力如果掌握在同一个机关或个人手中,则公民的自由就会遭到毁灭,就会使人们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三权分立就是要通过相互制约以达到防止国家机关变为专制工具保障人民权益的目的。梁启超主张在中国,立法权由国会行使,行政权由国务大臣行使,而司法权由独立的司法审判厅行使。不仅如此,梁启超还进一步阐述了要在中国实行的三权分立的不同之处,他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称为“体”,而分别行使的三权称为“用”,认为“体”是不可分的,可分的只是“用”,这有一定的独到之处。然而,梁启超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又赋予了君主,这样最终将三权又归于君主,将君主立宪的“体”重新导向了君主专制的“体”。
6.行司法独立以为“立宪政治之根本”
梁启超根据资产阶级政治学者关于三权分立的政治理论,并结合中外历史实际,提出要建立近代法治,必须充分认识“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的原则,实行司法独立以防止高度集权的专制和权力的滥用。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和王权腐败,与政治体制上的行政与司法合一,行政权力支配和左右甚至垄断司法权力的制度是分不开的。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法律就只能处于极不健全和极不发达的状况。他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中指出:“今之稍知大体者,咸以养成法治国家为要图。然法治国曷由能成,非守法之观念,普及于社会焉不可也。守法观念如何而始能普及,必人人知法律之可恃,油然生信仰之心,则自凛然而莫之犯也。故立宪国必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职此之由。” 因此,他说:“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 ,也是中国建成法治国家的前提。
(一)梁启超通过言论和著述进行立宪启蒙,为立宪造舆论
鉴于宪法在宪政中的重要地位,梁启超专门研究了各国的宪法,阐述了中国宪法的精神原则及相关问题,系统地论述宪法问题的就有《各国宪法异同论》、《立宪法议》、《宪法之三大精神》、《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宪法起草问题答客问》等等。梁启超提出“制定宪法为国民第一大业”,有没有一部好的宪法是区分立宪与专制、文明与落后的标志。实行宪政,首先必须树立宪法的至上权威,“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信守之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也” ;其次必须由专门机关来立法,他认为应该由议院制定宪法,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无权擅自修改宪法;同时他还提出,在中国制定宪法,必须根据“三大精神”,即:“国权与民权的调和”、“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调和”、“中央权与地方权的调和” ;并且他还就各国宪法订立、颁行、修改的程序、方法等一一作了比较和介绍,为中国制定完善的宪法、并为宪法的实施提供了理论环境和舆论支持。不仅如此,民国成立后,他又亲自起草了“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共11章95条,对国体、政体、总统、国会、法律、司法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综合反映了进步党和梁启超本人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观点和主张。
另外,他首次在中国提出了“预备立宪”的主张,认为中国实行宪政,必须参照日本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做准备。1901年他即以日本为参照系,设计了中国从预备立宪到实行完全宪政的次第程序:“第一,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第二,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异同得失;第三,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官中,草定宪法;第四,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第五,草稿既成,未即以为定本,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全民皆得辩难讨论,……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后损益制定之。定本既颁,则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第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 。事实上,清政府后来的预备立宪,基本上是按照梁启超设计的这个程序推出的,只是因为辛亥革命的到来,立宪的过程中断了而已。
(二)梁启超通过组织政团和创办报刊来促进宪政运动的开展
(1)1909年,梁启超把各地在日本的立宪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成立政闻社,明确宣布政闻社的宗旨为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独立等等。政闻社成立时有300多人,后来发展到1500多人,在梁启超的安排与授意下,大批成员纷纷回国,广泛联络国内知识分子、士绅和青年学生、青年官兵等等,大造立宪舆论,宣传宪政思想,通电请愿敦促政府从速召开国会,实行宪政。
他又通过徐佛苏等人的活动,组织了国内声势浩大的立宪请愿运动。1910年各省谘议局成立时,梁策划派徐佛苏等人到国内活动,将各省驻京绅商代表联络成一体,使各地立宪首领人物如汤化龙、谭延恺等都聚集在梁启超、徐佛苏的周围。清政府迫于形势宣布立宪期限缩为五年后,梁启超立即撰文指出这是假立宪、没有诚意的表现。在梁启超的指导下,各地立宪代表聚集北京,集议决定联合全国各界请愿政府废除立宪年限,立即召开国会,拟订宪法等等,并且梁启超还建议他们在请愿后要持续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的请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形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活动。关于这一点,徐怫苏有这样的记载:“余即于宣统元年冬赴京,启发朝野,共谋立宪救亡。
梁先生闻余北上,欣慰无极,指导余进行之手札,约计三日必有一通” 。立宪运动的发展,使清政府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动机进一步暴露,革命的势力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于是一触即发,清政府的统治迅速瓦解。从这一角度说,梁启超对于推翻清政府的政权,确实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徐佛苏本人记述的那样:“辛亥革命之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谘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与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
(2)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不仅是进行国民性启蒙、探讨新思想、新学术的阵地,同时也是宣传立宪思想、进行宪政启蒙的主要舆论阵地。对从亚里斯多德到霍布上、孟德斯鸠、卢梭以及近代日本的法学家、政治家的学术、思想、观点都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点评,大力宣传三权分立、人人平等的思想以及宪法和近代法制理论等。此外,还连续发表《各国立宪史论》,宣传、剖析立宪政体246266∷ 美丽心灵·美丽人生·美丽中国 ∷246266
,“使一国中大多数人知立宪,希望立宪,且相率以求立宪” 。正是从这种宪政的启蒙和指导中,中国人开始有了系统的宪政和法制观念。
继《新民丛报》之后,梁启超又主持创办了《时报》,很快成为宣传宪政的著名报纸。1909年作为政闻社的机关报《政论》创刊,以“造成正当舆论,改良中国政治”为宗旨,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实际推动宪政步伐。1910年他又派自己的学生创办《国民公报》,自己“每三、四日便寄去文章一篇,畅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言论精透,胜于《新民丛报》” ,以言论和思想指导宪政运动的开展。
1910年3月,《国风报》在上海创刊,梁作为总撰稿人发表了《立宪九年恭跋》、《宪政浅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等系列文章,继续灌输宪政常识,精心设计指导立宪的每一个环节。《国风报》是当时中国立宪理论和舆论的主阵地,其中“半数文章皆为梁启超所撰写”。
1912年梁启超归国后,又创办了《庸言报》,倡导以政党政治推进宪政实施,继续为宪政摇旗呐喊。
(三)梁启超以其丰富的宪政理论和知识来指导宪政运动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宪政理论和知识最丰富、最系统的人,他不仅精通各国宪政实施的进程,系统比较研究过欧美德日各国的宪法,还对中国当时的宪政环境、宪政模式、实施程序等都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思考,留下了一系列关于宪政的论述。粗略统计,梁启超系统论述宪法与宪政的各类文章共约65篇。 在1910年、1911年两个立宪请愿运动的高潮年里,梁启超总共发表了87篇文章,其中专题谈宪政的就有30多篇,占了1/3,《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宪政浅说》、《责任内阁释议》等一系列设计和规划中国立宪的著名篇章都是这时候发表的,成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立宪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辛亥前夕梁启超关于宪政的论著,不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辛亥以后的宪政实践也有着筹谋草创之功” 。
正因为如此,清政府中奉命从事筹备立宪的官员也奉梁启超为宪政权威,也要向梁启超请教办法。考察各国宪政的五大臣归国之际,因不了解宪政理论,加上各国情形复杂,不知道如何向清政府汇报,便暗中通过联络向梁请教,梁于是代为起草了考察宪政报告、奏请立宪、赦免党人、请定国是等奏章,洋洋洒洒约20万字,直接影响了清政府的决策。另外,当时的法部尚书戴鸿慈、宪政编查馆的官员等都曾通过各种途径向梁启超请求宪政学理,希望梁能“开其闭塞”,梁启超借此灌输立宪主张与设计方案。
梁启超对宪政的宣传和影响,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近代中国的法治思想的内容,而且开阔了近代知识分子的眼界,传播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和法制理论,更重要的是,为宪政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政治和社会环境。
辛亥前夕的宪政运动是近代中国有理论、有目的、有组织、有理性、有影响的全民运动,“为吾国历史上以平民呈请君主颁行大法之创举” 。梁启超作为宪政理论和运动的灵魂,他的言论、宣传和活动是当时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不仅把近代西方的权利、政党、政团等概念引进中国,成立并联络各种民间社团呼吁、督促政府,鼓舞民气,开启民智,还在民国初年为了实现宪政理想而组织进步党参与政治,实际开始了在中国进行政党政治的实验,这一切都是难能可贵的。更重要的是,立宪报刊和团体的活动,使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士绅更加了解了清政府假立宪的本质,直接促成了辛亥革命浪潮的汹涌壮大。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
2李秀清:《“梁启超宪草”与民国初期宪政模式的选择》,《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
3丁伟志等:《中体西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4黄敏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湖北教育出版社
5张友渔:《宪政论丛》,群言出版社1986年版
6吴嘉勋,李华兴《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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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美术是由中国人民群众创作的,以美化环境、丰富民间风俗活动为目的,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流行的美术。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衰落与蜕变 ,百年中国民间美术态势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世纪的中国,以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内的全面转型为特征,整体地沉浸在由农业手工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潮流中。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形态的中国民间美术,处身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文化变革,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总观百年历史履迹,原生形态的衰落与蜕变形态的生发,构成民间美术随社会文化变革而呈现的两种基本态势。
中国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的衰落是整体性的。百年来不断扩展、深入的社会文化变革,以及对“原始生态环境”日甚一日的改造,深重地瓦解了民间美术古风承传的基础,以致今日的衰落现象,难以和历史上不断经历的“变异”相提并论。本世纪的现代化革命,有别以往那种改朝换代式的变革,它建立在生产方式和世界观彻底改变的基础上。其势所及,前工业时代所构筑的价值体系,莫不呈现紊乱甚至分崩离析。
就实质而论,贯穿中国百年社会文化变革运动的现代化主题,远非古代自然时间观中的星移斗转。它被现代线性时间观纳入到直线式单向发展轨道,内蕴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规定性。西方世界所策动的工业革命,以其征服自然的强大力量,向整个现代世界提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主题。因此,包括西方人所特有的阐释方式在内,现代化主题的逻辑规定性显示为对工业生产方式和科学世界观的普遍认同。工业化、城市化和科学化等西方文明色彩的阐释方式,相应地构成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一般演绎趋势。就人类的生存理想而言,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否真能够实现它对美好未来的承诺,依然悬而未决,甚至眼下也并非不容置疑。但是,它从一开始就被视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意味着“文明”与“进步”,以致广泛持久地激励着满天下怀抱幸福理想的芸芸众生。在它的缀满五彩花环的旗帜下,现代人义无返顾,蜂拥向前,势不可挡。
随着中国大众对现代化运动从痛苦无奈的被动承受到满怀理想的主动参与,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的创造者便逐渐离它而去。就民间美术的衰势而言,创造主体的丧失显然不同于一品一物的毁弃,它是内在的决定因素。这里着重从社会经济结构和精神世界的裂变,来考察民间美术创造主体的丧失。
鸦片战争以及结束这场战争的《南京条约》,是古老中国开始其现代化历程的蒙辱的前奏和标志。为自强和富国,清廷曾兴办“洋务”,力图建立官僚资本的现代工业。辛亥革命后,中国兴起资本主义工业热潮。尤其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在口岸城市和一些交通便利的城市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初奠了中国的现代工业基础。本世纪下半叶,政府高度强调工业的主导地位,努力发展科学化、集约化、机械化的现代工业生产,使之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值逐渐超过农业。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通过引入外资和市场调节机制,进一步促进了城乡特别是乡镇社队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繁荣。
从无到有、由弱渐强、自零趋整的现代工业,使中国经济由单纯农业发展为农工并举。经济结构的二元化,意味着工业生产方式及其文化因素,由基础层面进入中国社会生活,成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现实力量。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裂,便是其作用的使然。早在起步阶段,工业生产即凭机器制造的优势和颖异的造物观念,强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手工产业,使之在实用品生产领域迅速退却。这不仅意味着那些与传统织造、印染、锻铸、烧造或髹饰相关的民间实用美术势呈失落;更意味着赖之谋生的农民或小手工业者,不得不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土地和家园。
像所有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其它国家一样,城市与乡村的离异和聚落的城市化趋势,也是本世纪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中国曾有过世界最大的城市,却和现代意义的城市相去甚远。它既不是商品流通中心,也不是吸引社会精英和一般人的去处;它不具有独立于乡村的自立性质,彼此有着难以割舍的社会经济联系,市民和乡民、商人与士绅保持文化共通的一致性。口岸城市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社会聚落的空间格局和形式,与四周汪洋大海般的乡村社会形成鲜明反差。以现代城市为中心,工业生产构筑起向外辐射的商品经济网络,在其势力范围,农民或小手工业者的生产与消费越来越依赖于远方市场。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经不住打击,被迫涌向城市,靠出卖廉价劳动力谋生,逐渐汇集成一个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新型市民群体。
相对中国社会的传统格局,这个在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中迅速崛起的社会群体,体现了社会结构的裂变。作为二元结构的一端,他们疏远了乡村社会的家族文化,转而介入到更强调个人主义和横向关系的城市社会秩序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文明氛围,使他们日益在职业技能、社会地位、生活行为、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方面,与依然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拉开距离。他们也因此成为农民羡慕和仿效的对象。
百年来,现代市民的崛起和有增无减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势头,对作为二元结构另一端的农民群体的影响,已不止于数量上的削弱。出于对工业文明的身心认同,成分复杂的市民群体在整体上构成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主力军。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获得提升,逐渐是他们而不再是数量依然庞大的农民,主导着这个时代的风尚。社会主导力量的历史性转移,造成农民社会地位的相对低落。他们身处现时代的性质和状态,被一言蔽之为“土”,而这个“土”字的现代底蕴便是“落后”。这种史无前例的变化,动摇了农民在“以农为本”千年国策中树立的“天大地大,农夫为大”的自信心。现代传媒或其它现代运作方式,让越来越多的农民意识到城乡间的天壤之别,一种相形见绌的自卑心理不断滋生和蔓延。他们开始向往城市,向往进工厂或坐机关,与日俱增地渴望摘掉“乡巴佬”的帽子。支撑传统价值的心理基础,因此受到难以估量的削弱。原先那些习以为常或者引以为豪的东西,如今他们已自觉“土得掉渣”而羞于示人。中国民间美术的创造主体,由于自身社会心理的变化而日趋萎缩。
当然,单纯的自卑感并不足以深刻地改变农民的精神世界,而且由于地理或空间距离所造成的天然障碍,使得很大一部分农民在相对封闭的氛围中,坦然自若地过着与往常一样的生活。在那些交通不便的边地僻壤,这种情况实际维持了大半个世纪,甚至不乏持续至今者。在那里,人们依然虔诚地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圣牌位,祭祈迎拜的习俗活动依然构成乡间里闾的人文景观,诸如慎终追远、尊神事鬼、重义轻利等传统观念依然影响着众人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和看法。
不过,这一切在本世纪下半叶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从早先由中央政府强力推行的政治与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小学教育的大范围普及,以及通达社队一级的公路网、有线广播网和邮政体系的建设,到近20年来广泛实施的农村改革和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落户农家,还包括““””的“上山下乡”和目前的“民工潮”两次大规模人口迁移,都对乡村社会构成前所未有的、持续强劲的冲击。它所引发的最重要的结果,在于当代社会主导的观念系统和价值体系日趋社会化。
不难理喻,百年来的一系列变革都是围绕中国的现代化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前后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力量,尽管在意识形态和实践方式上各有差别,但在追求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这个根本价值取向上却无二致。诉诸国家政权和社会精英集团的这种价值选择,构成纵贯和俯瞰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导价值。而寄蕴其中的要质,则是整个现代世界概莫能外的唯科学主义。
自鸦片战争以来,用科学技术装备的西方工业文明,以其咄咄逼人的物质优势激起中国人对科学的崇信。由此,一种认为世界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和把握的唯科学主义,首先在思想界和社会上层崛起。进而,通过包括政治、经济、教育、通讯在内的一整套控制和传递机制以及无所不在的工业产品,它日益广泛、深入地向社会基层传播渗透。在唯科学主义视野中,现代自然科学创立的基础原则和方法具有综合宇宙观和人生观的一元性。西方中心主义仗恃工业文明的物质优势所营造的文化不平等,使现代中国人普遍怀有一种文化自卑心理,它和唯科学主义特有的批判意识,汇成社会主导价值中持续震荡中华文明传统的反叛思潮。潮涌之下,传统架构被从整体上和根本上视为一种非科学的体系。许多传统文化因素或形态,被渴望国富民强的现代中国人当作迷信、愚昧或落后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毁弃。唯科学主义极力倡导和尊崇的科学的世界观,大范围地占领了精神世界的制高点,并对有悖社会主导价值的一切构成俯射之势。
在一个世纪的历史跨度中,由国家政权强力推动的社会改造和移风易俗、市场经济的竞争压力、新式教育的科学知识灌输、工业技术的巨大生产效益、现代生活方式和消费品的物质诱惑,都在不断促使庶民百姓接受唯科学主义的价值取向。无论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他们愈来愈深地沉浸到科学世界观的“西洋景”中。在这里,人们不再崇仰超自然的“神性”,宇宙生命一体化的信念仿佛被现代航天器抛向外太空;人们不再相信时间是循环运动的,在拉直的时间中祖灵的庇护力量日益远去于在生之灵;人们不再拘泥古代圣贤的道德训诫,重义轻利的价值原则在愈演愈烈的市场竞争中犹如被淘汰的商品;人们不再顺从长辈老者的意志,“老人们传下来的东西”已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劳什子;人们不再执著自己的心声心志,浪漫绮丽的“土地梦”被客观规律碾得粉碎……科学一元论、物质决定论、数学式思维和工业进步观等唯科学主义思想,已经或正在成为农民尤其青年农民的思想。尽管他们在理解上难免肤浅、简单甚至混乱,但这一点却越来越深入人心:科学而非神灵才是福祉之源。
农民精神世界的“科学化”,如同釜底抽薪,使民间美术原生形态不可挽回地丧失着它的创造主体。虽然事态尚未发展到“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程度,但是还能承传几分古风、保持些许纯粹的传人,已是凤毛麟角。一个曾经具有主导地位的庞大创作主体群,如今正在边缘化、老龄化、孤独化趋势中,走向暮色的深处,至于那些与他们的精神信仰、价值观念、社会习俗、生产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东西,诸如祭祀、起居、穿戴、器用、装饰、游艺的一系列品物,自然要随人自身的脱胎换骨式的变化,而渐渐失去以其原有意义和形式继续存在的支点。
百年中国民间美术的另一番景观,却不乏生机。这种景观由一系列蜕变形态构成,它们或许依然带有原生形态的某些形貌或风味,却顺应现代化主题下的社会需要,经历了一系列的适应性变化。
诸如诉诸集约化生产的所谓传统民间美术品或手工艺品,以现代社会生活为主题的新年画,纯粹用于陈设或把玩的彩扎塑作,仅为节庆娱乐甚或兼容广告意图的龙舞灯会,还有且作“中国迪斯科”或“健身操”的街头秧歌,以至取用任意的装饰化纹样等等,人们都可从中领略到蜕变形态的时下之味。与原生形态的衰势适成对比,它们在城市或深受城市风影响的乡镇地区,方兴未艾地发展着。本世纪初或更早的时候,当那些经不起工业文明冲击的农民沦为城市街头的游方艺人,或者不得不在村落里为遥远的消费者出卖手艺时,民间美术的蜕变过程便已启动。随后,社会革命、社会运动、经济建设和商业运作的需要,曾经从不同角度促进了这一过程。如今这种蜕变形态,在比以往更加强烈的现代化氛围中,已形成相当的规模和吸引力,并可望成为现代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潜力丰厚的增长点。
整体地来看,民间美术的蜕变形态呈现着三个主要特征或变化趋势。
1.生态脱俗化
大量的民俗材料表明,以往民间美术的创造,包括某种造型活动的开展或某种造型样式的推出,其动机总关联着比审美要求远为宽泛、复杂的社会生活意义。即便作为一种审美现象来看待,也必须结合特定的社会活动背景才能证实它的审美价值,领略它的特殊审美意蕴。譬如,灯彩的扎制迎送,在中国南北地区多出于“祈子”“祈雨”社会要求和动机,并按约定俗成的方式进行。它于何时何地开展,它的每个程序环节、各种造型处理,以至活动中人们的具体反应方式,都紧扣着“祈子”“祈雨”中心意向,并以稳定持久的风俗形式固定下来。一方人士莫不遵循俗制,适时适地、合规合范地从事制作,开展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凡参与者也按家喻户晓的程序定式和“说头”,渐入心满意足的审美佳境。对中国老百姓来说,那些在与有神有灵的天地打交道的漫长岁月中形成的祭祀、祝祷、纪念、祈禳、敬仰、迎送习俗,都与一定的节气、时令、气候、水土和人事紧密关联,遵守如同法律的俗规是达到特定目的的前提。原生形态的民间美术,通常是民俗活动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不具有游离其外的生态独立性。它排斥一切脱离习俗的或个人主义的创作动机。
然而,在持续变革的现代氛围中,民间美术的蜕变形态日益脱出传统俗套,成就它的动机变得来源广泛,不拘常规。一项政令法规的传播宣教,一个公司的促销考虑或者张三李四一时的兴致,都可能成为推出一项活动或制作一件作品的动机。动机的实施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目的和主题,自由地安排活动开展的时间、地点、规模和程序,也同样自由地选择某个门类样式,把握每个造型细节。出于脱俗的创作动机,民间美术的蜕变形态实已孑然一身,原先与之交融一体的风俗完全被背景化,如同一张可以随意更换、远近任调、色淡形虚的“背景纸”。举目所及,诸多原本习俗规定性很强的品物与样式,如“拴娃娃”、“扫睛娘”、“送老花”、“春公鸡”、“傩面具”、“百衲衣”和“龙灯”、“狮舞”等等,都获得很大程度的解放。这无疑增进了它们的适应性,以至可以不受时空条件限制地汇入现代生活潮流。
2.功能审美化
原生形态的民间美术始终保持着“实用——审美”的综合价值结构,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这种功利性不仅直接地表现为它的物质实用功能,还渗透到它的审美机制,表现为诉诸视觉形式的,对现实需要的替代的满足。后者显示了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有别于纯粹审美形式的特殊性质,即它的精神功利性。它通过理想化视觉形象的塑造和观照,使主体在审美想象的心理状态中,抒发被现实所压抑的功利意愿,从而有效地消除有碍社会实践的心理紧张和焦虑。
在与科学世界观和工业文明的遭遇中,民间美术千古承传的“实用——审美”价值结构迅呈瓦解之势。无论是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关联的物质功利性,还是和传统信仰相关联的精神功利性,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失去了功效。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实惠,使原先多靠“替代性满足”来对付“匮乏”的百姓,欣喜地发现或现实地掌握了一种强有力的物质生存手段。民间美术的相应变化,通过功能的审美化表现出来。民间美术蜕变形态多实现了这种价值转型,并因此获得继续发展的生机。然而,随着功利价值的萎缩和消失,它也丧失了许多与之相关的重要美学品质。
在功能审美化的趋势中,一些审美倾向原来较强,或其功利性侧重精神意愿而非物质功能的原生形态,其价值转型显得更为自然流畅,也更为现代人所钟情。这方面以年画、剪纸、刺绣、蜡染、挑花、编结、雕塑、玩具、灯彩等,表现得最为突出。它们原来显强的装饰性和审美娱乐性,在当代被极大地强化和纯化。它们作为富有历史感和民族色彩的审美价值形态,构成艺术商品的特有魅力。它们与日俱增的商品价值,不仅激活了一些个体作坊,还启动了许多集约化的专业生产。
3.结构零散化
在前工业时代,影响和支配民间美术活动的观念是集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统一。作为传统势力的集体意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作用于主体。它不仅在现实情境中通过主体向客体渗透,使当下的心理投射包含历史和集体的成分,而且还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通过主体历史地向客体渗透。许多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物,因此被赋予了包括情感、意愿、知识、评价和理想在内的丰厚的精神因素,并以风俗为主要载体相对固定并延续下来。这些符号化了的精神因素和相应的符号形式,汇成一个社会化意义系统,构成一种家喻户晓的“集体的契约”。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民间美术创作,实际操用着一套共用艺术语汇。虽然每个人遣词造句的风格差异造成作品文采的变化,但其语义结构的深处却贯穿一条亘古至今的文脉。社会化意义系统的精神之链,把社会个体的丰富的创造和这些创造的各个组成部分,维系成一个浸透集体意识的有机整体。俗称为“说头”的意蕴的统一性,内在地规范了民间美术形象构成的一般定式,同时也为人们的阅读和评价提供了普遍依据。
作为社会文化变革的体现,移风易俗之势在本世纪愈演愈烈。如此形势下,原有的社会化意义系统随载体的失落而不断分化瓦解,其维系力量已难以为继。现代意识所鼓励的个人主义乘虚而入,把非集体意识的个人观点注入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的语义结构的深处,从基础层面解散了统一形式元素的精神之链。由此引发的蜕变,通过造型结构的零散化显示出来。与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由“说头”链结的有机整体相比,蜕变形态的造型结构是肢解状、拼凑状的,缺乏一以贯之的连续感和驭一统万的完整感。人们从供奉造型中挪出糖塑面花,从营造天地里卸下雕饰构件,从社火傩戏上摘走面具脸谱,从穿戴款式中截取花样绣片;或者把诸多从原有整体上剥离的零件断片,驴唇马嘴地错接、杂拼,强扭为一,使之脱离功利性的统一体而单纯向审美方向发展。
现代商品经济尤其刺激了这种肢解性、分裂性的蜕变,使碎片式民艺商品的开发在近20年来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显而易见,这种繁荣并不意味着原生形态的民间美术的复苏或重振,它只是容易造成这种错觉的假象。其更大程度的实际情况是,现代商品经济通过利用甚至鼓动民间美术的价值转型来追求自身的实利目标。它调动起各种方式甚至工业化方式,批量地复制传统民间美术的碎片,并把它修补、放大成一个似有古风之美的完整的类像。市场经济的复制能力是巨大的、超出一切其它努力的,以致某些一度销声匿迹的民俗事象和相关民间美术品物,仿佛在一夜间奇迹般地“复苏”。一些号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灯会、庙会,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生龙活虎的游艺舞具、奇光异彩的电光花灯、五色斑斓的缀挂把玩,以热烈的声色刺激吸引着四方来客,他们在愉悦中给主办者留下可观的票房价值和产品订单。
新风从现代城市兴起,蜕变的乡土艺术构筑起一道别致的风景线。被现代潮流推着前奔的城市中人,是这一切的建设者。摆不脱的中国文化情怀,使他们努力寻求一种既无俗套限制又有旧日温馨,既不失现代功效又和现代样式适成反差的审美方式。蜕变的民间美术,显然很合乎这种口味。人们可以坐在舒适的沙发上悠闲地欣赏已失“连年有余”苦涩意义的剪纸花样,也可以纵情于龙灯滚舞的审美狂欢而不必计虑“祈雨”、“兴农”的神圣使命,一切都止于审美,一切只在艺术形式的层面运作,“实用”的苦难背景和严峻内涵已经消散。因此,一种放弃民俗深度追寻的浅表感,一种注重物质实效的笃实感,一种热衷声色气氛的浮艳感以及一种突出自我价值的个性感,可谓民间美术蜕变形态表现于现阶段的一些品格特征。
或衰落或蜕变,中国民间美术以命运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势,明确地提示了现代社会文化的大变动。对中国民间美术难以磨灭的美好情怀,无疑会使人们集结到保护与承传的社会实践主题下,为它思寻通往新世纪的生命之扉。实际上,中国民间美术百年间的遭遇,并不等于文化价值判断的终结。所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一切,仅仅表明人类文明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阶段性状态。但无论如何,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运动的中国民间美术,它的针对性已随文明背景和社会主导价值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作为社会实践主题的保护与承传,不能以培养菌种似的封闭方式,来呵护它的某种原始风貌。这种意义上的保护与承传,无疑已把民间美术视同毫无生命力和现实价值的历史文物。当然,看护好一种文物,譬如各种样式的民间美术文物,是迫切需要的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这种需要和意义,多属于我们看待历史文物的那种需要和意义。
应该认真思考的是作为社会实践主题的保护与承传,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主涉合理性文化结构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相信,诉诸广大有识之士以至大众的相关思考和体行,将在新的文明条件下,通过针对性的调整和价值立点的转移,使中国民间美术的基本文化功能发扬光大。在此意义上,中国民间美术势必作为一种相对社会主导价值的边缘性、补偿性价值运动,显示它在健全现代人格构成,促进身心和谐发展,复归人类生存的完整性和丰富性等方面所具有的潜在文化价值。不同于一般文物价值,这种文化价值是切实地参与并改善现代社会生活的持续的作用力。
民间美术曾经含有这样一种基本文化功能:即当庶民百姓面对一时无法靠物质实践来扼制或改变的消极现实状况时,它帮助人们转到另一个角度或自我方面,以可以主动把握的精神方式追求某种替代的满足和切实的心理调节,使心灵世界不至于被严峻的现实压力所摧垮。民间美术实际是昔日文明条件下,由农民为主体的大众所创造所把握的一种“超越现实”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功能或机制,正是民间美术有可能参与和改善现代社会生活的生命潜力,也是它足以跨时空承传延续的精神财富和伟大传统。
诚如其衰落之势所表明的,生活在工业时代的我们,已不能也不必直取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来“超越现实”。因为它所针对的“现实”,是物质生存条件相对匮乏的现实,其价值立点取决于大众的物质性功利要求,即便它的审美价值也因此深含精神功利性。而事实上,今日工业技术的强大力量已帮助现代人空前地“超越”了物质性匮乏意义上的“现实”,人们已发现或现实地掌握了一种能够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生存手段。这是工业文明最值得骄傲的成就。它注定我们只能在现代化的既定发展模式中,探索和确立包括民间美术现代形态在内的文化建设的针对性。
提出问题的契机,恰恰出自与工业文明成就并存互动的负面。也就是说,新文明同样令其属民有“匮乏”之虞,它的巨大物质财富并不能掩饰或改变其精神生存条件相对匮乏的现实。体现科学世界观和技术理性精神的现代文化结构,日益趋向理性化,以致“神性”、“感性”不断被驱逐,不断被压抑。这种偏执的结构,使工业文明现实暴露出工业生产方式难以自赎的严重缺陷。它同样是一个有待人们转到另一角度或自我方面,以主动把握的精神方式加以“超越”的匮乏性“现实”。民间美术也由此获得新生的可能。
显而易见,现代工业技术以全新方式开发世界。它把自然物质和人类自身存储的能量抽取出来,转换成可以另行存储的非感性形式,使之可以按人的意志重新分配和使用。往日具体可感的能量形式——“手工”,如今已被“电能”、“核能”或“程序”等抽象无形又实在有力的能量形式所取代。现代人曾满心欢喜地以为这一切能无条件地受控于人类的自由意志,而不曾想到实际情况会出现异样。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入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一种寄蕴在科学世界观或技术理性中的非人格化意志,不仅以客观规律的姿态“创立”世界向世界“挑战”,还“创立”人向人“挑战”。对人和世界的整体性而言,这种非人格化意志的价值目标是“分裂”。它把人类从自然界中孤立出来,又将之投入现代技术的奴隶庄园。作为现代技术理性的主机,工业机器代手而起,成为现代人类的“所有器官的器官”。它所规定的内涵和效益目标,使分裂性因素向主体全面渗透,以致现代人像奴仆那样,在单一方面为现代技术的意志实现作出贡献,为单纯追求物质和经济效益的机器化、自动化生产服务。取代手而成为人类创造器官的延伸形式的工业机器,迫使人们必须预先按数学方式描述的机器法则来思考,必须把个人的意志“数字化”为“计算机语言”,然后输入机器,最终转换成产品。在这一系列的转换过程中,人的丰富性被滤失了,只剩下一个合乎技术理性“网眼规格”,和机制产品一样标准化、模数化、统一化的“人”。不难理喻,现代人正在失去支配自身能力的自由,正在失去形成和表达自我意志的可能。现代技术在极大地提高人类物质生存能力的同时,日益转化为一种超越人类控制的外在力量。它成功地从物质世界和人那里抽取了征服自然的巨大能量,同时也通过对手工生产方式的排斥,冷酷地将人的丰富感性和自由意志从现代文明中抽空。人们由失望进而惊惧地看到:现代技术愈强有力地控制自然,人离异于自然和身心的现象就愈明显;物的价值愈增值,人的价值就愈贬值。
现代文明的这种二律背反,暴露了现代文化结构的重大缺陷——偏执异化色彩甚重的技术理性,而大大失落了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然情感。感应于现实的心理反应,如失落感、孤独感、烦躁感、冷漠感、茫然感等,以及出于心理障碍的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忧郁症和性心理变态等,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大为流行的一种“时髦”。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导源于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精神性“匮乏”——情感、幻想、激情、希望和梦想等丰富的感性因素,不断地被逐出理性的现实,沦为“下意识”。幸福的现代人,未必享有充足的幸福感。他们生活得并不完整,人的丰富性表现得并不充分。
诚因如此,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一股文化反省势力也以披靡全球之势发展起来。对于既定价值标准和生活模式,现代人不乏批判的态度,并试图以各种方式来改变现状。然而,这种努力毕竟不可能颠覆现实。生活在这个时代,人们不得不承认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方式在解决人类基本生存问题上的必要性和主导性,甚至还应该承认它业已深深地规定了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显而易见,像“电”、“程序”一类的现代技术产物,已是主控当今社会秩序和经济运作的君主,失去它们的世界图景简直不堪设想。
似乎难以逆转的命运,使现代文化反省势力只能将改造现实的希望寄托于人自身的主动调整和把握,诉诸自我的感性体验。以感性体验超越理性现实的社会需要,日甚一日地呼唤相应的价值形态,要求创造和把握一种使之足以实现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曾经具有的基本文化功能,恰好与这种社会需要保持同构。这正是民间美术有可能作为一种相应价值形态,参与现代生活和文化建设的潜在能力。这种潜力的显发,有赖实践针对性的调整和价值立点的转移。应该予以充分估量的是,工业文明愈益明显的负面,已经提示出有待人们作出相应努力的实践目标和价值立点。
质言之,这个实践目标便是“手工文化”建设。
支持现代文明理性大厦的巨大工业生产效率,是以否定“拖泥带水”的手工生产方式为前提的,它禁止人们“抽袋儿烟”、“估摸着做”或“独运匠心”;不允许“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缘心感物”、“以象制器”;也容不得“质则人身,文象阴阳”、“错彩镂金”、“气象万千”。而这一切,莫不紧密关联着人的丰富感性和自由意志的表达,体现着人类手脑协调运动的和谐生存状态。通过手和手工,人的包括理性和感性的完整而丰富的心灵,人的所有社会和文化的经验,自然流畅地抵达物品的表层和深层,构成体现人类价值全面实现要求的“文化”品。复苏手和手工的现代活力,在要求维护理性与感性平衡发展的社会呼声中,迅速转化成文化建设问题。它事关现代文化结构合情合理的调整。它重新出场的意义,已超出一种物质生产力的利用或开发,而意味着一种有可能向大众提供广泛精神关怀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的确立。后者可谓“手工文化”建设的中心内容。
出自手的创造,极富手工人文魅力和技艺资源的中国民间美术,具有针对这个社会实践目标的“天然”优势。弥补工业文明缺陷的迫切需要,势必促使中国民间美术在蜕变中实现其针对性的调整。事实上,在世纪末的今天,如此趋势已有潮起之征。
有必要指出并强调的是,在调整的社会实践目标即“手工文化”的建设中,“手”和“手工”的性质将发生重大的改变,它们将从混合功利价值的生产器官和生产力,转变成着重纯粹审美价值的创造器官和创造力。在大众的主动把握中,它们势必与工业机器生产的理性倾向,保持一种互逆的关系,充分地表达人类的自由意志和丰富情感,把审美的阳光和感性的温馨投注到工业文明的暗区。在浪漫美学或文化哲学的案头,审美与宗教、美学与神学、艺术与上帝,几乎被放在同等意义加以思考。定论暂且没有,但在“诸神”隐遁以至死亡的时代,审美的艺术被赋予“神性”而扶摇直上,却是现代世界的事实。中国民间美术将借此机遇,在蜕变中实现其价值立点的转移,即全面地审美化。
目前中国社会上方兴未艾的一些文化生活热潮,诸如旅游热、气功热、游艺热、足球热、收藏热、节庆热、家庭装饰热等等,表明人们已自觉不自觉地通过某种生活形式或艺术形式,寻求积极的心理调节,缓解生活和心理节律。这些来自社会基层的改善生活质量、追求高情感的自发要求,将会不断汇聚成一种共识性的战略眼光,把“手工文化”建设提升为跨向新世纪的重大社会实践主题。这预示了“手工文化”性质的新型“民间美术”的光辉前景。实际上,中国民间美术百年间发生的衰落和蜕变,应该视为趋向这一前景的运动状态,视为社会文化变革过程中的一种形态学意义上的捩转。这并不意味着它作为大众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切实而朴素方式的丧失,更不意味着它作为一种“超越现实”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在新文明环境中的失落。
应该意识到,在本质上并非某种审美样式而是一种文化实践方式和文化运作机制的中国民间美术,势必会适应新的民俗文化背景和社会价值体系,以相应变化了的形态继续在当代社会文化结构中有效地发挥其调节和补偿功能,即“艺术”的一般文化功能。因此,对中国民间美术的价值判断和前景评估,不能仅仅看重其艺术形式特征一类的美学价值,或视之为某种固定的价值实体,而应该关注它相对社会主导价值的边缘性价值运动,更应该强调它对于文化建设的结构意义。任何一种有关发展中国现代文明的高远战略意识,都不能忽视流行、运作于社会基层的民间美术,不能忽视它所具有的朴素而深刻的功能性文化价值。有鉴于此,对当代社会出现的一些高度社会化的“通俗艺术”,应该从文化建设的合理结构或功能意义上加以分析和重视,尽管它目前尚有粗陋浮艳、驳杂无序之嫌。
震荡全球的现代化潮流,没有颠覆反倒强调了一个恒久之理:安身立命的家园,需要不断地去建设。因此,只有建设而非“设置温室”、“复制古董”,才不至于丢失传统文化形态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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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美术是一种带有原发性的,带有强烈本民族色彩的美术形态,对它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是哲学、美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的重要课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中国民间美术的发展历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民间美术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发展道路漫长而曲折,整个发展过程中有蜕变有衰落。本文简要论述了民间美术的起源和现状,并对民间美术如何能有更美好的未来提出了建议,希望能对民间美术的传承发展起到作用。
关键词:民间美术;传承;发展
民间美术的产生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的彩陶艺术。原始彩陶艺术是纯粹的劳动者的艺术,也是民间美术的源头。原始时期,由于营养不良和医疗条件的落后人的寿命很短,因此原始人便产生了生殖崇拜意识。到农耕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人民渴望丰收,会请巫师做一些祭祀活动,于是巫术信仰意识就产生了。传统的男耕女织生产方式也为民间美术的产生打下了基础,男的下地耕种妇女便留在家中纺织。可以说远古时期的民间美术中多表现出对多子多孙、驱邪免灾和丰收的愿望。
远古民间美术特点明显的表现在象征性上。这种象征性表现在谐音、寓意、符号三种手法。在劳动者眼中他们周围的事物绝不单单是一件纯粹的物,而是渗透着人的情感并且有一定灵性的东西。在物的身上往往寄托着人们的精神期望,甚至包含着巫术性的祈祷。例如在民间美术表现对生殖的崇拜时,人们大都选择繁衍能力很强的动物或植物如石榴、葡萄、莲花蓬等。还有运用了谐音寓意的《喜上眉梢》等,这些题材、图案等艺术形式所包含的吉祥寓意,丰富了民间美术的内涵,使她成为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快速转变,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民间美术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审美需求。为了不被历史所淘汰,传统的民间美术也在不断吸取新的构成观念、新的形式和新的语汇,来反映现代人的生活及情感。这种改变表现在:传统的民间美术由以实用功能为主转变为以满足精神审美为主;以美好寄托为主转变为以经济利益为主;以与民俗信仰紧密结合为主转变为以自身的目的和需要为主等等。这种转变也不是完全脱离了民间美术的精髓,它是在不对其“母形”否定的基础上,赋予了新的审美观念和新的时代元素。要想民间美术依旧保持质朴、率真和稚拙的特点继续传承下去,民间美术产品需要创新,需要研发。
民间美术的发展正在面临严峻的考验,有些已经消失,有些正濒临灭绝,只有极少数民间美术完整的保留了下来。为了能更好的传承,我们需要做一些努力。首先,要把现有的民间美术通过文字、摄影、录音录像等记录手段保留下来,在此基础上进行存录、立档、建立数据库。建立文化街、非遗产品专营店、民间文化产业园、民俗村等,这样不仅实现了保护的目的也起到了宣传作用;其次,确保民间美术可以顺利的传承下去,这就需要资金的支持。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在扩大民间美术产品销量上改进,不断研发新产品;最后,要保证有人继承。传统民间手工艺的传承都是封闭式的家族传承,要打破这种习俗,和现在教育事业想结合,从小学就开始培养学生的保护意识。根据不同阶段,制定不同计划:
1.初级班。初级班针对的是一到六年级的学生,主要培养的是学生对传统民间艺术的兴趣。初级班又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授课,第一阶段是一到三年级的学生,授课老师可以选择向学生讲一些关于传统民间艺术的童谣、民间故事、神话故事,让传统民间艺术富有神秘性,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传统民间艺术的喜爱。第二阶段是三到六年级的学生,授课教师可以发一些简单工具,让学生动手去实践,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耐心以及对民艺制作所需工具的简单了解。
2.基础班。基础班针对的是初中的学生,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开始对真和美有了追求,这就要求授课老师要系统的把关于民间艺术的基础知识讲授给学生,然后再动手制作帮助学生消化吸收。也可以组织学生去参观文化市场、拜访民艺传承人,让学生知道艺术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生活中。
3.职业班。职业班针对的是高中学生,他们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形的塑造已成熟,这时我们可以着重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可以专门去聘请民间艺人,传承人,当面制作工艺品并教授、指导学生,达到学生可以独立完成民艺作品的制作。
民间美术是一门土生土长的艺术,是属于劳动者的艺术。它的创作者是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他们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生产生活,来源于民俗信仰,民间美术作品中寄托的是他们美好的愿望。民间美术的起源与原始艺术有着不解之缘,民间美术的传承发展和中国的民俗信仰息息相关。现如今,在西方文化和经济改革巨浪的冲击下,民间美术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有些已经消失,有些正濒临灭绝,还有一部分虽然保留着却已失去传统的稚拙与率真,日渐商品化。民间美术艺术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它的艺术价值远远超越了民间美术本身,具有极为丰富的哲学、美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内涵。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份宝贵的资源给与重视,给与保护,把这份巨大的宝藏挖掘出来,使其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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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美术品是以手工艺技巧制成的与实用相结合并有欣赏价值的工艺品。工艺美术作为物质产品,它反映着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物质的和文化的生产水平;作为精神产品,它的视觉形象(造型、色彩、装饰)又体现了一定时代的审美观。随着时代的发展,工艺美术已不局限于手工艺,而是与机器工业,甚至与大工业相结合,把实用品艺术化,或艺术品实用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工艺美术的传承发展状况分析报告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来自正确的理论指导和观念层面相应的认识水平,由于多年来外来文化的影响和经济发展的制约,使观念层面的工艺美术处于社会认知严重缺位的状态,导致其发展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当代工艺美术的发展包括三个方面:持续发展、地域发展、特色发展
1、持续发展
持续发展要求我们站在更高的角度,要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为了后代着想,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更不能破坏生态环境。对工艺美术来讲,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表象在这几方面:(1)余料废料的开发和利用;(2)审美的提高与时代性;(3)强调手工艺发展和高科技的并进,这样既强调了物质文化,也强调精神文化的发展,才有可能做到“天人合一”,持续的发展;(4)材料应该是可持续再生的;(5)作品功能性的提高和多样;(6)强调地域、民族艺术特色的鲜明性而非雷同。
2、地域的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域有着很明显的区别,工艺美术的发展应该根据各地域的需求,要因地制宜。一方面要适合地域的条件和百姓的习俗,另一方面还要利于生产和发展。工艺的美术要强调出地域的特色,避免千篇一律,提倡百花齐放,发挥各自的又是,与当地生活的居民相结合起来,这是工艺美术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使工艺美术成为大众文化和大众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
3、特色的发展
中国是古老文明的悠远古国,中国的工艺美术强调中国文化特性,具有明显民族文化身份的艺术门类,既要保留我们工艺美术的文化特征又要融合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点,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新时期优秀的工艺美术作品,符合大众的审美要求。
1、家族传承。家族传承是指在有血缘关系的人群中间进行传承,主要是要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一般都是父传子,传男不传女,但是“传男不传女”的封建思想比较严重,所以女子在传承方面也不抱太大的奢望。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封建的思想,但在现在也有这种固步自封的现象出现,较之原来也进步了不少。族内的传承一般只传授给家族中的人,如果某些家族人口众多,就要进行选拔的方式来进行,选取最优秀的家族子弟来传承。一些家族没有子嗣的也会破例传给女子,但是不允许她们离开家门,或是招女婿倒插门,或是不准出嫁。构成传承链的保守型和封闭性,但是得到传承的子女可以利用家族的精湛手艺技术来拓展知名度,在同行业中赢得声誉和地位。
2、师徒关系由师傅挑选徒弟,徒弟也要是旁系亲属、业缘和地缘关系,传统手工艺的精髓和技能往往“直可意会不可言传”。师徒传承方式中,师傅为了维护本门或是自身的利益,很多门派的技艺和秘法都是不外传的,类似武侠小说里的门派,本门的功夫只有在门派中才能习得。徒弟只有靠自身的悟性才能成才,虽然带有某种时代的局限性,但却充分体现了传统工艺美术的性质和特点。最开始师傅手把手教的时候比较多,到后来就是徒弟动手自己操作的时候多,这中间是一个慢慢演变的过程。其中还要看徒弟个人的领悟能力,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这个道理。要凭借个人的努力和悟性,手工艺最终要的岁月的磨砺,有悟性不实际操作最终难成大器。
3、企业传承中,师傅在招手徒弟的时候时时非常注重人品和天赋的。传统的手工行业重视师承关系,从徒弟的技艺和品行就能看出师傅的为人。作坊是手工艺人长时间工作的场所,身怀绝艺的手工艺人只有在这样的独特空间里才能感受到手工艺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学徒制度曾经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产生过重要的作用,现在的学徒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转变为学校的职业教育。现在的学徒已近不是单纯的传统传承方式中继承师傅技艺的人。建国以后,各种工艺美术的生产合作社、生产小组以及工厂企业的成立,由国家组织对学徒工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师傅的只是起到工作经验比学徒多的作用,大多数时间都是进行指导,师傅和学徒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
社会传承好像是对前三种传承模式的综合,但被传承者主要是要靠自学领悟为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多个名义上的师傅对多个徒弟进行传承方式;二种是没有师傅、或没有经过正式拜师仪式者,通过多看艺人操作,分析创作作品中的技巧。社会传承在1950年以后有了巨大的发展,师徒关系有建立在合同制上的,也有通过自学成才的途径,由于各地工艺美术的行情不同,各地培养学徒主要是根据当地的行业特点和要求,采取一个徒弟专门跟一个师傅,师傅也不需要脱产,以合同的方式联系起来。建立在劳动合同及利益基础上的师徒关系的社会传承方式的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工艺美术有着较为灿烂的过去,我国的工艺美术领域在世界上都享有盛誉,这种优势让我们觉得工艺美术应该会很好的发展下去。但事实却事与愿违,我国的工艺美术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尴尬和困境。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这个时代其最大特点就是多元共生,多元的共生就会产生许多的矛盾,它们之间也不再是单一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即可相互制约,又能相互促进、相互借鉴的关系。工业和手工业的矛盾曾经是那么的尖锐,但是现在这两种生产方式却能和平共处,相互交融,衍生出半机械办手工的新型生产方式。
这种生产方式存在这不完善的地方,很大一部分半机械半手工的产品都是国外的订单,或是为国外工艺美术产品进行加工。而针对内销的产品再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和外国相比,一切只是为了经济而考虑,忽略了工艺美术的文化和底蕴,使中国的工艺美术面临着两难的境地。
传统的工艺美术在多元化时代里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工艺产品占领了生活用品的主要市场,手工制作的工艺美术失去了这个重要的市场。因此许多手工艺开始出现后继无人,无人从事的情况,对中国这个传统工艺没事国家来说是一种悲哀,更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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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要使学生从 被教育 变为 求知识 ,首先要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要求任课教师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对最新成果的把握,对学生感兴趣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引导,在授课过程中进行重点的理论分析,组织好学生的课题组活动,引导学生阅读相关历史书籍谈感受,师生进行有益的课下交流,从而变学生为主动 求知识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有关中国近代史纲要的论文范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辛亥革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这一任务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完成的。辛亥革命作为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巨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阶级基础、思想氛围和干部条件,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前提条件;毛泽东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投笔从戎,参加了湖南新军,是新军中一名勤学苦练的优秀士兵。其次,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确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奋斗目标,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从而加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再次,辛亥革命还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辛亥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
众所周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完成的,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党”。因此,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能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发生于近代中国的深刻的社会革命,而且也是一次影响广泛的思想启蒙运动。可见,要追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渊源,就不能不考察辛亥革命对其产生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非常欠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和辛亥革命101周年之际,深入研究和考察辛亥革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近代史论文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一个基本原理都有其赖以产生的历史背景或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同它的理论反映有一个时间差,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开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间接准备了阶级、政治、思想和干部条件,由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完成的,所以,辛亥革命也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1.辛亥革命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无产阶级力量随之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推翻了腐朽的清政府,大大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多篇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并在广大民众中掀起了倡导国货运动;后来的北京政府为了争取资产阶级的支持也做出了相当的努力,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出台;孙中山等人带头投身实业,促进了实业救国的热潮;辛亥革命使全国人
民的爱国心日益高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抵制外货作用,从而增加了本国工业产品的销路。就这样,在辛亥革命推动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进入“黄金时期”。随着民族经济的发展,我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迅速发展壮大,开始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新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的壮大及其在政治斗争中的表现,使中国社会终于有了觉悟的代表新生产力的下层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了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
2.辛亥革命打乱了封建反动统治秩序,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虽然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打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秩序,使军阀统治不可能形成像清政府那样集权的全国一体化的严密政治统治,中国出现了近代以来少有的相对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
正是在这样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里,人民可以利用“中华民国”这个名称争取应有权益并同一切违背民族利益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辛亥革命以后发表声明、集会游行,以至于罢工、罢课逐渐成为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形式。正如董必武所说:“三十年来每次带群众性的各种各色的运动,都和民主运动的发展有关„„民主运动已自辛亥革命开辟途径。”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相对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里,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才会出现各种政治声音并发、各种政治组织并立、各种政治思潮迭起的现象。经过一系列反侵略、反复辟的政治斗争,经过各种探求出路的新思潮的广泛传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3.辛亥革命的曲折斗争造就了中国最初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干部条件
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思想转变产生了较大影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亲自参加了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继续探索中华民族解放的出路,选择了“以俄为师”的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朱德等。林伯渠在《荏苒三十年》中写道: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面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董必武也回忆道:过去我们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中山掌握不住了,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二是受过辛亥革命的深刻影响,在辛亥民族意识大觉醒的潮流中,产生民主革命的思想,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周恩来、刘少奇等。正如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大会上所说:“辛亥革命后,接受这场革命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和中国人民继续顽强探寻救国救民道路。1921 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由此可见,辛亥革命的曲折斗争造就了中国最初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干部条件。
中国共产党 90 年的奋斗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也是一部继承前人(包括孙中山为首的辛亥革命党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作出新的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而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谱写这样一部历史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因为与时俱进正是孙中山精神和辛亥革命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品质。
一百年来,无论遇到多少艰难曲折,不论付出多少流血牺牲,辛亥革命志士“振兴中华”的宏愿始终是燃烧在中国人民心中熊熊不息的火焰,召唤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勇往直前;辛亥革命精神始终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谱写新的历史篇章的精神动力。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涌现出了像李大钊、夏明翰、赵一曼、杨靖宇、刘胡兰等无数英雄人物,他们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威逼利诱,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们用鲜血写出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等气壮山河的就义诗,用生命谱写了“头颅可断腹可剖,烈忾难消志不磨”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并先后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王进喜、邓稼先等先进人物,他们舍身堵枪眼、任凭烈火烧身也要严守潜伏纪律和“宁肯少活 20 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奉献精神,形成了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又涌现出无数敢为天下先、勇于创新和奉献社会的先进人物,形成了“六十四字”创业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和奥运精神以及抗震救灾精神等时代精神。所有这些精神,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也无不体现了辛亥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正是靠着这些精神,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掀起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创造了让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这些精神构成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正是靠着这些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又一个理论成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向前进。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借鉴和发扬这些精神,诚如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 140 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孙中山先生追求真理的开拓进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和放眼世界的开放心态,孙中山先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意志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上,这一精神遗产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
总之辛亥革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辛亥革命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辛亥革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鲜活经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结合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与教训,探索和思考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辛亥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鲜活经验和经典案例。
[1] 徐万成:《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载《教学与研究》1991 年第 6 期。
[2] 金冲及:《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载《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
[3] 吴汉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
年第 12 期。
[4] 张雷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重研究视角》,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 7 期。
[5] 张远新:《90 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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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是高校的一门重要课程,是大学生了解我国近代史的一门的公开课。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纲要1500字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高等院校新开的一门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搞好本课程的教学,首先要明确教学目的。为了更好地实现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教学方法:一是于叙事中寓论断;二是注重多媒体教学;三是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四是课堂讨论和演讲;五是改革课程考核方式。
关键词: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教学目的 教学方法
中宣部、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社政教〔2005〕5号)中规定,在一年级本科大学生中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门新课。该课程的开设是在新形势下对历史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爱国主义观念和民族精神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怎样才能上好这门课呢?我在此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认识,请各位同行指教。
一、明确教学目的
教学工作必须围绕教学目的展开。没有明确的教学目的,不仅会导致教学工作紊乱,而且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从这种意义上讲,确定教学目的是组织和实施教学工作的首要环节。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社政教〔2005〕9号)规定,《纲要》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根据这个规定,进行《纲要》课程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
第一,充分认识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正义性、必要性和进步性,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民族精神。通过教学,学生了解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使中国社会长期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不从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朽社会制度,不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并加深学生对近代中国革命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必然性的认识,自觉继承和发扬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时代的使命感、责任感。
第二,了解近代先进中国人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重大斗争,明确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通过教学,学生了解到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都进行过挽救民族危亡的英勇斗争,提出并实施种种救国方案。但无论是和平式的救国方案(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革命式的救国方案(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即使像辛亥革命那样一场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终也只能以失败告终。由此学生懂得:没有一个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没有一套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要想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统治,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并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以此增强学生拥护党的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坚定信念。
第三,全面了解和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史实,加深学生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真理的认识。通过教学,学生了解和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加深对党的先进性的理解,进而懂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惟一正确的革命道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进行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为夺取抗战胜利、实现民族独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实现了彻底解放。
第四,充分认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进步性,深刻领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通过教学,学生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内外形势及特点,加深对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明确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同时,也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刻认识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以此增强青年学生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自觉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二、改进教学方法
(一)把握课程特色,于叙事中寓论断。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新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纲要》课程的开设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系统性大大增强。但《纲要》课程进行思想教育的切入点和落脚点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又有所不同,是以古喻今通过鉴史而明理,是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承担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其最大的课程特色在于它是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下(1840年至当代)、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经济全球化浪潮加速世界资本主义的上升、发展期)、更复杂的社会场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讲述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复兴和国家近代化、现代化的历程。以历史事实说话,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三个选择”的正确性。《纲要》课程重心在于讲“史”,但它与普通的历史课又有所不同。普通的历史课侧重从史学学科本身或者从学术角度进行教学和研究,而《纲要》课程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则有着鲜明的思想教育目的。它的开设不单纯是为了使学生从宏观上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个基本认识,掌握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规律,而是要通过教学,帮助学生在了解国史、国情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拥护共产党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性,增强社会主义信念。因此,在《纲要》课程的教学中,应在加强理论性教育的同时,做到史论结合,于叙事中寓论断,着力培养和强化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注重多媒体教学。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这是人类认识过程要遵循的一般规律。传统的教学,基本上靠的是文字语言的阐述,其吸引力有限,不仅使学生产生模糊不清、枯燥无味的感觉,而且制约他们对历史的形象性理解及思维能力的培养。可以充分利用发达的电脑网络资源查找许多历史图片以丰富教学电子幻灯的内容。这些原始资料和图片能给大学生带来直观的视觉印象和冲击,让他们感受到历史不再枯燥,而是趣味的、生动的、深刻的。另外,结合专题讲座,适时播放一些资料性强的爱国主义优秀影片和相关纪录片,用图片和影视等手段加深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认识,进一步强化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历程的艰辛、对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的理解。除了幻灯和影视等教辅手段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校园网,积极开设这门课的教学网页,开展网上自学辅导、讨论答疑等活动。
(三)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社会实践由于涉及经费、安全、时间等诸多因素,在组织上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充分利用各地的历史资源和革命老区资源,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形式。要使学生不只局限于课堂的讲授,还要注重教学的拓展,即向第二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的拓展。教师应该在鼓励学生在课上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在课下参观学校所在地周围的一些名人故居、革命纪念地等,通过历史实物感受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也可组织学生利用假期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比较不同时期社会的发展变化,提交相应的调研报告。这样可使学生对所学内容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同时,该课教学还可结合团委、学工处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从理论上对活动加以指导。
(四)课堂讨论和演讲。
讨论与演讲一定不能流于形式,在课前需做认真的准备工作,教师为学生提供一些材料的来源与线索,由学生自己选择有兴趣的题目,搜集材料,最好写成文字,讨论后再补充和完善,形成小论文,从而既锻炼口头表达能力,又锻炼独立或集体完成研究的能力。
(五)改革课程考核方式。
为了保证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必须对原来的课程考核方式进行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具体做法:适当降低期末考试成绩的比重,约占总成绩的50%―60%;提高平时成绩(作业、提问、讨论和考勤)的比例,约占40%―50%;对一些回答问题、做作业和试卷思路宽、有自己见解且阐述合理的学生适当给予高分,避免以往期末考试一锤定音的现象。
三、结语
总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应当讲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做到集知识性、理论性、生动性于一体,在准确把握教学目的的基础上,努力开创教学方式方法的新模式,改革传统的考核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加强教学效果,对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陶冶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情操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6)[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中国共产党章程[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沙健孙.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若干问题[J].思想理论教学导刊,2006年增刊.
[5]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摘 要: 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形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要求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灌输。《近代史纲要》理论灌输教学必须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加强学生自我理论灌输,改革理论教育工具和方式,理论联系实际,增强理论教育效果。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理论教育法 《近代史纲要》
重视理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理论教育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们的思想的重要途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理论教育往往采取填鸭式、命令式、教条式和硬性灌输的方法,缺乏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课堂教学缺乏师生间的交流和互动,学生成为教师单向灌输的工具。在深化教育改革的今天,这种简单落后的灌输教育模式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抨击。
一、当今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的必要性
理论教育通常也叫理论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形式,是由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受教育者传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帮助受教育者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其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的一种教育方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这里的“彻底击中”就是指把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闪电“灌输”给无产阶级和“人民园地”。列宁曾经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他认为,科学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方式产生,而只能通过各种形式的自觉地教育,才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只有进行理论教育,才能引导人们超越个人、家庭为单位的局部范围,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武装自己,认识社会和阶级的整体利益,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责任。“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是,“我们的理论始终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因此我们讲的“灌输”并不是强制性“填鸭式”的灌输,而是去引导、启发人们通过自身体验及不断学习,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心悦诚服地接受科学理论。在今天,虽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社会主义思想必须灌输的理论、原则并没过时,反而对灌输的要求更高了。
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教育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也日趋尖锐和复杂,他们加强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利用各种途径加紧对当代青年学生进行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文化渗透,企图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年轻一代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最终达到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我们必须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形势,把握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增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也日益多元化。当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缺乏。例如当代大学生赞成和拥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对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长期性、主要矛盾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坚持和拥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渐进性和长期性认识不够;坚持拥护改革,但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缺乏理解和宽容。因此只有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才能帮助青年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理论教学法在《近代史纲要》教学中的运用
《近代史纲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承担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在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教学中,我们必须加强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近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不仅仅是对大学生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而是帮助他们从历史知识的认识上升到思想上的科学的认识,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应通过国史、国情的内容教学,加强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学生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一)理论教育法必须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切实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是保障教学效果的根本途径。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而选择教学方式和方法时要力求贴近学生实际,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提倡互动式、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例如在讲述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时采用启发式教学,通过问答来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讲述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时采用参与式教学,使学生懂得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史,又是一部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史;在讲述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时采用研究式教学,把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作用放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通过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策略方针、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抗战前期和后期的作用与战果等问题的比较,用历史事实说明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评价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此外,我们应认真组织好课堂讨论和辩论。针对一些比较重要、学生比较关心的问题组织讨论,由于这些问题与现实联系紧密,能够激发同学们的讨论热情,也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例如讲授怎样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坚强党的建设必须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等问题时开展课堂讨论。在讨论中,我们应尽可能鼓励学生主动起来发言,并提倡学生不同观点的争论。由于学生都会有一定准备,因此发言时会比较积极主动,课堂气氛比较活跃。在讨论中,教师要给予适度的点评和引导,对于不正确的观点要明确地进行纠正和说明。只有准备充分,发言热烈,讨论课的效果比较好,才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才能起到理论教育的良好效果。
(二)采用理论教育法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自我理论灌输。
《近代史纲要》在每个章节最后都给学生列出相关阅读文献,要认真指导学生自觉课下阅读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会党的文件精神,写出读书心得体会,作为学生平时的考核成绩记入学生的学业考核总成绩,这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章节内容,弄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思想认识,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更加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导学生阅读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等,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救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深刻理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通过阅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义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破产》等,学生能深刻理解近代中国的三种建国方案,以及两种命运的选择。
(三)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改革理论教育的工具,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生可以通过媒体、网络及小说和影视作品等多种渠道获得近代史方面的知识,因此学生对教师上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师要精心做好多媒体课件,精心选择影视作品辅助教学。学生已经不满足于教师课件仅仅是文字和图片,还希望有图表,并且穿插一些视频,必须体现教师自己的特色。因此,教师在课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在把握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尽可能把课件做得精美些。当然,课件的设计也要恰当,不能文字太多,也不能太花哨。如果课件过于追求形式和色彩,就可能喧宾夺主,使学生忙于记笔记或过于关注课件图片而没有听清楚教师讲课内容,从而削弱教师的主导作用,影响教学效果。《近代史纲要》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政论题材的影视作品和专题片都非常多,讲授这门课程时要充分利用相关的丰富的影视教育资源,教学过程中适当穿插一些影视作品,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课堂的生动性,提高理论灌输的直观效果。
(四)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实际。
我们应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事件和任务的分析,提高学生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在讲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必须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际国内环境;讲授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时,必须联系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理论教育法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的思想实际问题,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解决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和感到困惑的问题,提高学生的思想理论水平。
《近代史纲要》教学还要加强社会实践环节,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围绕教学目标,制定大纲,规定学时,提供必要经费;加强组织和管理,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我们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15-16.
[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681.
摘要:高中近代史教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所占地位非常重要,但是由于中国近代史本身所特有的复杂性,使得教学难度较大,本文在结合中国近代史历史特点以及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高中近代史教学的对策,以期给同行们以借鉴。
关键词: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对策
一、前言
中国近代史按时间来划分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的这段历史时期,可以说这段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中国人民过着非人的生活,经历着非人的痛苦;这段历史是我们的探索史,我们落后了,所以被欺辱,但是中国人民没有放弃,他们一直在寻找民族独立与富强的出路;这段历史更是我们的抗争史,我们挨打了,但是中国人民没有低头,他们选择拿起手中的武器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段历史还是我们的发展史,在帝国主义的夹缝中,我们的民族经济在艰难的发展,为中国人民的抗争提供着物质支持……在高中历史的教学中,这段历史的学习有一定的难度,民族的、世界的,各种力量、各种关系相互纠结,线索杂乱无章,而且内容含量也比较大,学生在掌握上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因此,如何让学生理清思路、准确把握分析历史现实,学会用历史思维来思考问题,就成为高中历史老师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二、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对策分析
近几年来,对于高中教育,国家也是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进行教育教学改革,但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应试教育且高中老师与学生还面临着很大的升学压力,再加上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占用了学生大部分的学习时间,因此,学生学习历史的时间就相对来说比较少,历史知识几乎都是以知识点的状态存在于学生的脑海中,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例如,在学习中国近代史这一部分时,学生不仅要联系中国国内的现实还要把中国放到当时的世界环境中加以考察,这就需要学生综合世界史、中国史等各方面的历史知识,但是学生的脑海中关于世界史、中国史的知识是分散的,因为在学习每一部分内容时,由于内容以及课时的压力,老师很少教学生如何去建构系统的历史知识框架,学生在脑海中缺乏关于历史知识的整体构架,因此在分析历史问题时就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再加上学习压力大、内容繁多以及教学方式单调等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鉴于以上种种原因,在近代史教学中必须加以改进:
1.结合课前预习与课后总结,开展探究式教学
所谓探究式教学是指老师把学习的主动权与自主权还给学生,让学生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知识,进而培养学生的探究性思维的一种教学方式。在现代教学理论中,学生学习的任务不是被动的接受知识,而是在参与知识的过程中学习知识,因此在近代史教学中,教师应该放手让学生自己学习,发现问题,通过自己或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解决问题,从而学到知识;但是,高中学生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老师可以把课前预习和课后总结与探究式教学结合起来,在进行新知识的学习之前,把学习目标、重点、难点告诉学生,让学生提前预习,做好自学笔记,发现学习问题,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来解决学生无法解决的问题,同时交给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在教授中日甲午战争这一部分内容时,老师可以让学生提前去重点了解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战争爆发的原因以及战争所带来的影响等问题,通过课前预习与思考,学生会形成自己的认识;然后在课堂讲解的时候,先让学生发表自己的理解,老师再给予指导,给出更加系统、理性的讲解;但是,对于学生的某些过激认识,老师不要做出否定的回答,这样会固定了学生的思维,甚至会打击学生的积极性,而应该展示更加合理的理解,使学生自己认识到自己的理解是不合理的,从而加以纠正,从而达到巩固知识和深化认识的目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
2.结合学生生活实际,开展案例教学
历史不是凝固的,它虽是过去事件的记录,但是仍然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能够为我们现在乃至未来的生活提供借鉴,所谓“历史是一面镜子”就是这个意思,它能够让我们看到以前的自己,从而反思现在的自己,避免将来的自己犯下同样的错误。因此,在历史教学中,结合学生的现实生活,对历史案件进行分析,吸取教训,反思自己,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中,我国的近代史充满了屈辱,扎扎实实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从此西方列强长驱直入,中国人民的苦难从此开始了,因此,在教授1840年鸦片战争这一部分内容时,老师可以联系中国与日本发生的钓鱼岛事件,让学生谈谈个人的感想和认识,把课堂交给学生,因为钓鱼岛事件同学们都很熟悉,而且涉及到领土完整与国家尊严以及国家实力等等方面的知识,学生的积极性就会被提高,然后再联系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失败,不仅是外部原因、内部原因,学生都能分析的出来,这样就降低了学习的难度。
3.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开展德育教学
高中历史课程的教学中,长期以来一直是老师讲的多,再加上课本也是单纯的知识讲解,单调乏味,因此,在现代计算机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学会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来丰富课堂教学,例如通过播放视频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增加学生的历史知识,另一方面还能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例如观看央视曾经播出的《建国大业》,不仅能够对新中国建立的历史进程了如指掌还能够从伟人们身上学习到他们不怕苦难、勇往直前的坚强意志以及对祖国深深的热爱之情;还可以通过参观博物馆或烈士陵园的方式来学习历史知识以及学习仁人志士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等等,通过各种方式来增强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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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林:论历史活动探究课的定位、目标与组织形式[J],历史教学,2005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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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是门类艺术与哲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人类学、比较学、艺术史学等相结合的学科。从艺术本质、艺术起源、艺术发展、艺术创造、艺术鉴赏、艺术传播等各个方面,探讨人类艺术发生与发展的规律,未来的走向及变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佛教美术中汉译佛经的体现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我国自两汉时期就开始了对佛经的译制工作,佛经的译制先后历经了古译、旧译以及新译三个阶段,最终在玄奘和鸠摩罗什等佛经译制高僧的努力下分别在东晋时期和唐代达到了译经的高峰期。自宋代以后佛经的翻译开始出现低迷期,与此同时佛教美术的创作以及其固有的地位也开始呈现出下降趋势。佛教美术与汉译佛经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也体现在东汉至中唐。在这一时期,很多本土高僧创作的佛经相继问世。这些佛经虽然不是梵文译制而来,但其中包含的美术思想正是汉译佛经带来的佛教美术新思潮,其中涉及的美术自然也是佛教美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佛教的理念中,物质世界的本性为空,一切有形的存在都是因缘和合。佛教美术的诞生好似“缘起”,其本质为“性空”。色即是空,但又不能完全离色,所以在佛教中,就给表现形色的美术赋予了一定的宗教特质,对于宗教给人们构建的精神世界,是非宗教美术所难以企及的境界。
对于佛教美术,其创作上要切合佛教的教义,与教义相配合,受佛教内涵的约束,其技法和内容同普通的美术作品有所不同。佛教美术的题材主要囊括了佛教的众神以及佛经典故等。其技法虽然受到佛教的制约但基本的美术规律仍旧不变。从审美上来讲,佛教造像的审美主要是“菩萨低眉”式和“金刚努目”式,前者表现庄严和慈悲,后者表现以丑为美,两种审美即对比鲜明又相互弥补。
汉译佛经对我国的佛教美术有着多个层面的影响,这些影响使得我国的佛教美术的思想、形式、传播途径等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为我国佛教美术的发展提供了新参考,对我国的佛教美术乃至美术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在我国佛教美术思潮的影响
在印度很早就已经有开窟绘像以及造像的佛教传播技艺。佛教比较重视禅修,禅修需要相对安静的环境,以帮助人更好的思考。为了强化禅修的功力,就在打坐的洞壁上画上佛像或者典故等来帮助禅修。最终发展为形式多样的佛教石窟壁画。石窟壁画起源于印度,受汉译佛经的影响,我国东汉时期也开始盛行石窟壁画,直至中唐后期才开始没落。在这其中,最著名的要属我国的敦煌莫高窟和龙门石窟,是我国佛教石窟壁画的登峰造级之作。
石窟壁画通常开凿于深山,规模庞大,是佛教美术创作的典范。而石窟壁画创作很大程度上是受汉译佛经的影响,佛经中有很多关于造像祈福得福报的说法,比如在《佛说造像功德经》中所述的,以任何形式建造的佛像、佛塔等用于祭祀,就可以获得无量的福报。佛教的造像以及绘画等都属于艺术范畴,但并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其中还包含着祈愿和供养的思想,具有明确的功利性与目的性。
(二)对我国佛教美术创作的影响
汉译佛经对我国佛教美术的影响还体现在美术的创作上,在我国,佛教美术的主要创作群体,包含最高统治阶级、士大夫、文人、塑工画匠、僧众以及普通的信众。几乎囊括了各个阶层。佛教思想对他们的思想影响各不相同,因此他们的美术作品也各不相同。
首先,由于统治阶级的介入,使佛教美术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在我国古代实行的是皇权至上制度,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也收到了统治阶级的影响。帝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佛教美术的发展,佛教美术在皇权的影响下呈现出富丽堂皇、奢华雄壮的特征。
其次,是禅宗思想的相互融合。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激荡起众多学派。对佛教美术的文人画影响颇深,文人们接受了来自儒家思想、道教文化与佛教文化三方面的影响,使之改变了以往对佛教美术的态度。最为典型的代表要属水墨画。佛教美术因为文人美术态度的转变而趋向于淡雅悠远的姿态。
最后,还离不开大众的参与。普通信徒因其不同于文人的审美取向和审美内涵,创作出了不同于文人的佛教美术作品。但由于其多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所以流传至今的作品很有限。
(三)对我国佛教美术技艺的影响
我国的国画起源较早,具有自己的特殊技法。自汉译佛经的广泛推崇,西方佛教美术的技法对我国的本土技法造成了一定冲击。随后,经过本土画家的学习改进,融合了中西绘画技艺的画法开始逐步成熟起来。最为著名的例子要属南朝张僧繇在一乘寺所使用的绘画技法。
总而言之,汉译佛经的重要影响,不仅体现在我国的佛教美术中,在其他的艺术门类中皆有影响,并且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以含义佛经中佛教美术地体现为根本,逐步发掘出汉译佛经对我国佛教美术的深远影响。这将有助于进一步研究佛教文化与美术等艺术的关系。汉译佛经的文化底蕴和内涵是深刻而博大的,对于其进一步探索和研究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其璀璨的文化价值始终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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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是大学生的一门选修课,教师与学生都应该予以重视。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纲要历史小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 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形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要求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灌输。《近代史纲要》理论灌输教学必须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加强学生自我理论灌输,改革理论教育工具和方式,理论联系实际,增强理论教育效果。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理论教育法 《近代史纲要》
重视理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理论教育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们的思想的重要途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理论教育往往采取填鸭式、命令式、教条式和硬性灌输的方法,缺乏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课堂教学缺乏师生间的交流和互动,学生成为教师单向灌输的工具。在深化教育改革的今天,这种简单落后的灌输教育模式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抨击。
一、当今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的必要性
理论教育通常也叫理论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形式,是由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受教育者传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帮助受教育者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其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的一种教育方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这里的“彻底击中”就是指把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闪电“灌输”给无产阶级和“人民园地”。列宁曾经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他认为,科学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方式产生,而只能通过各种形式的自觉地教育,才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只有进行理论教育,才能引导人们超越个人、家庭为单位的局部范围,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武装自己,认识社会和阶级的整体利益,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责任。“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是,“我们的理论始终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因此我们讲的“灌输”并不是强制性“填鸭式”的灌输,而是去引导、启发人们通过自身体验及不断学习,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心悦诚服地接受科学理论。在今天,虽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社会主义思想必须灌输的理论、原则并没过时,反而对灌输的要求更高了。
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教育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也日趋尖锐和复杂,他们加强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利用各种途径加紧对当代青年学生进行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文化渗透,企图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年轻一代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最终达到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我们必须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形势,把握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增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也日益多元化。当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缺乏。例如当代大学生赞成和拥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对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长期性、主要矛盾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坚持和拥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渐进性和长期性认识不够;坚持拥护改革,但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缺乏理解和宽容。因此只有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才能帮助青年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理论教学法在《近代史纲要》教学中的运用
《近代史纲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承担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在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教学中,我们必须加强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近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不仅仅是对大学生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而是帮助他们从历史知识的认识上升到思想上的科学的认识,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应通过国史、国情的内容教学,加强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学生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一)理论教育法必须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切实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是保障教学效果的根本途径。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而选择教学方式和方法时要力求贴近学生实际,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提倡互动式、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例如在讲述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时采用启发式教学,通过问答来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讲述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时采用参与式教学,使学生懂得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史,又是一部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史;在讲述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时采用研究式教学,把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作用放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通过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策略方针、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抗战前期和后期的作用与战果等问题的比较,用历史事实说明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评价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此外,我们应认真组织好课堂讨论和辩论。针对一些比较重要、学生比较关心的问题组织讨论,由于这些问题与现实联系紧密,能够激发同学们的讨论热情,也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例如讲授怎样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坚强党的建设必须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等问题时开展课堂讨论。在讨论中,我们应尽可能鼓励学生主动起来发言,并提倡学生不同观点的争论。由于学生都会有一定准备,因此发言时会比较积极主动,课堂气氛比较活跃。在讨论中,教师要给予适度的点评和引导,对于不正确的观点要明确地进行纠正和说明。只有准备充分,发言热烈,讨论课的效果比较好,才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才能起到理论教育的良好效果。
(二)采用理论教育法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自我理论灌输。
《近代史纲要》在每个章节最后都给学生列出相关阅读文献,要认真指导学生自觉课下阅读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会党的文件精神,写出读书心得体会,作为学生平时的考核成绩记入学生的学业考核总成绩,这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章节内容,弄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思想认识,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更加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导学生阅读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等,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救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深刻理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通过阅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义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破产》等,学生能深刻理解近代中国的三种建国方案,以及两种命运的选择。
(三)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改革理论教育的工具,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生可以通过媒体、网络及小说和影视作品等多种渠道获得近代史方面的知识,因此学生对教师上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师要精心做好多媒体课件,精心选择影视作品辅助教学。学生已经不满足于教师课件仅仅是文字和图片,还希望有图表,并且穿插一些视频,必须体现教师自己的特色。因此,教师在课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在把握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尽可能把课件做得精美些。当然,课件的设计也要恰当,不能文字太多,也不能太花哨。如果课件过于追求形式和色彩,就可能喧宾夺主,使学生忙于记笔记或过于关注课件图片而没有听清楚教师讲课内容,从而削弱教师的主导作用,影响教学效果。《近代史纲要》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政论题材的影视作品和专题片都非常多,讲授这门课程时要充分利用相关的丰富的影视教育资源,教学过程中适当穿插一些影视作品,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课堂的生动性,提高理论灌输的直观效果。
(四)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实际。
我们应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事件和任务的分析,提高学生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在讲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必须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际国内环境;讲授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时,必须联系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理论教育法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的思想实际问题,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解决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和感到困惑的问题,提高学生的思想理论水平。
《近代史纲要》教学还要加强社会实践环节,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围绕教学目标,制定大纲,规定学时,提供必要经费;加强组织和管理,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我们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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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681.
[摘 要]近代中国宪政之路异常曲折。在追求宪政的路上,有林则徐、魏源、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等人为追求宪政的一次次努力。近代中国的宪政史可以说是一部为强国理想奋斗的历史,一部夹杂着屈辱与不懈奋斗的悲壮史。
[关键词]近代中国;宪政;民主;独立
一、中国社会宪政化的源泉: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昭示的不仅是典型的现代与传统两种社会体系的冲突,而且揭开了西方与东方两大文明体系在中国冲突的序幕。正是在两大文明的撞击中,中国艰难地开始了宪政化的历程。
林则徐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四洲志》中辑录了一些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资料:“君国大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均由议会定之,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和同。”这些介绍虽然过于简单,但已接触到了西方近代宪政制度的最核心的一些东西:实行议会制,少数服从多数,元首任期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林则徐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对西方民主、宪政制度的记载比《四洲志》更详尽。该书已经涉及到了议会的地位,议会与国王的关系,议会、国王与各级官员之间的关系,议会与国王的权利界限等制度。关于美国,作者表达了对美国宪政制度的向往。
鸦片战争使得一部分如林则徐魏源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抛却“天朝上国”的幻想,开始睁眼看世界,在与西方人的交流中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宪政制度并且著书立说介绍引进,为后来对西方宪政制度的进一步理解打下了基础。
二、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甲午战争与百日维新
在近代国际环境中,对中国宪政化历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及1895年的《马关条约》是近代中国宪政化进程的转折点。甲午战争最终使中国社会进入宪政化阶段。甲午战争对中国体制内外刺激之大,远远超过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中国被一个过去视为属国的小邦所击败,而这个小邦从事现代化改革甚至比中国还晚约20年。而且,这场战争中国人是被西方人之外的黄种人击败的。
1898年6月11日,在遭受了甲午战争惨败的打击之后,在维新派的极力劝说之下,在经过长时间的思想和人事准备之后,清光绪帝毅然下诏“明定是国”实行变法。可以说,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的宪政化历程起了决定性作用,而百日维新则是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
戊戌变法的中心内容之一是体制内的开明派与维新派精英集团合力进行的推动宪政化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向清政府提出了“立宪法,开国会”的要求,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改良的政治理论运用到政治实践。随之在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镇压维新运动的当权者被迫开始了全方位开放,君主立宪作为一种政治和变革思潮在中国开始兴起。“变法”、“新政”和德日宪法模式的抉择。立宪、官制改革、责任内阁制、中央及地方准议会的建立及试验这一系列新观念和新事物在眼花缭乱之中纷纷在中国社会登场。
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阻挠和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自身的局限性,维新运动昙花一现,“立宪法,开国会”也只停留在口号上,没有真正实施。但是“百日维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光绪皇帝规定的“许官民上书言事”是“百日维新”在宪政建设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百日维新”是中国以日本为参考下的立宪的初次尝试,但在顽固派的阻扰下,中国失去了实现宪政的绝好机会。
三、抵制革命的幌子:清末预备立宪
“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中国的宪政历程并未终止。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继续鼓吹君主立宪制,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定的走从暴力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国。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抛出“预备立宪”的丑剧,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不久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虽然清政府只是把它作为抵制革命维护自身统治的幌子,“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但是《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次将宪法作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使得中国在通往宪政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可是这种纯粹的“皇族特权”当然不会被人民接纳,也无法挽救穷途末路的腐朽清王朝,辛亥革命爆发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发布了近代中国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该“信条”同样声明“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与《钦定宪法大纲》相比,皇权得到一定削弱,国会权威有较大提高, “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皇帝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皇帝直接统帅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年度预算,须经国会议决”;“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以历史的眼光看,《宪法重大十九信条》是一部比较中立、平衡的宪法,含有“虚君共和”的因素,宪法文本规定的国会之地位,足以与皇权分庭抗礼。
四、中国宪政路上的短暂春天: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
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得“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观念深入人心,古老的中华民族站在了新的历史阶段,开始新的征程。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众多宪法中最具民主性的宪法之一,它的制度模式仿效美国模式, 其民主性体现在“主权在民”的宪政原则和程序性规范两个方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种“主权在民”的宣示,从根本上否定了“主权在君”、“主权在国”等反民主的政治原则以及世袭君主制的合法性。其次,从内容上看,该法的主要部分是涉及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组成及选举的程序性规范。虽然迫于当时的情势,有“因人设法”迁就个人的迹象,但是总体上并未规定任何个人和团体的“先定”统治地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使命止于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之时,1913年国会成立,正式的制宪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此时袁世凯早已就任正式大总统。先选总统并成立政府,后制订宪法,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问题。早在美国革命时期,潘恩就指出宪法必须先于政府由人民制订,否则先成立的政府必定干预制宪,谋取“私利”。潘恩的话不幸在中国得到验证,事实上袁世凯不仅篡改宪法,而且最后完全抛弃宪法复辟帝制。袁世凯当政期间,产生过《天坛宪草》和《中华民国约法》,前者因无法满足他的权力欲望而被其废弃,后者是在袁世凯直接干预和授意之下制订的,史称“袁记约法”,它的真正宗旨就在于增加总统权力,削弱议会对总统的牵制,完全是满足其私欲的“作弊”之作。袁世凯的称帝以及后来的军阀混战是中国的宪政之路戛然而止,中国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
五、结语
近代中国的发展处处是血与泪,悲伤与苦难伴随着古老的中华民族。中国人一次次的在最关键的时候错过了发展的机会。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出现过两次难得的机遇,曾经“闪现”出培育“健康”宪政的契机:一次是辛亥革命之后,另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两次机遇性的时刻,有许多共同或相似的历史迹象,对宪政的“生长”是适合的,例如,都存在几种势均力敌的政治势力,政治上呈现出一定的均势状态;都出现了掌控着较强政治权力,也享有较高政治权威的“强权人物”。如果这些强权人物能够将其势力真正地用于推动中国宪政的发展,那么他们一定会名垂青史(而不是贻害于历史)。可惜的是,他们都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其有限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用于追求反民主的专制独裁政体,从而耗尽自己的政治资源,最后都落得身败名裂、遗恨万年的可悲下场。他们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客观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意图地追求“极端”的个人、集团和阶级的政治权势,是使得他们“权欲熏心”,无法把握历史机遇的主观原因。
百年中国宪政史昭示人们,容忍不同的价值取向,分享共同的政治利益,协商解决政治冲突,是宪政制度走向健康成熟的最终途径,而极端的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则是宪政发展之大碍。
宪政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宪政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如何才能与社会、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如何才能引起民众真正关注,如何成为权力的制约而不是工具并值得人们奋不顾身的捍卫与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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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德育,可从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丰富德育的方法等方面开展。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教学 德育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中国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础课程,其内容既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尤其是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们在保卫祖国、反侵略斗争和近代化建设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为当代大学生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充分运用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是历史教学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师应尽的重要职责。
一、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在历史教学中,除向大学生介绍必要的基础史实,培养发展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外,进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系统地向大学生进行德育,能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开拓进取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党中央对加强国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视。当前,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和道德滑坡等消极现象。社会对高校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功利主义因素开始渗透到高校教育中,影响到一些大学生。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对德育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运用中国近代史课堂教学这一阵地,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二、充分备课,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
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这就需要教师认真钻研教材,有意识地提炼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确立德育的达成目标。结合中国近代史教材,在备课中,可把中国近代史的德育内容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进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始终是激励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持续奋斗的动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这批开明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经世改革的主张;农民领袖洪秀全为建立“理想的天国”而奋起反清;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思想家为突破“洋务运动”的局限而奔走呐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而倡导“变法”;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探索,但历史事实表明这些探索最后都失败了。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过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上述史实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培养大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动教材。教师通过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入教学,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历史性的选择,从而坚定大学生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决心。
(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了人民的富强和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精神支柱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史内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历史”,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旅顺口和南京数以万计的人民被屠杀,都令人肝肠寸断,同时也有奋斗的“红色的历史”,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自强自立的精神。在教材中,林则徐等人虎门销烟、抗击英军的英雄壮举;三元里民众不畏强暴、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装抗英斗争;老将冯子材镇南关大败法军的凯歌;北洋海军邓世昌、林永升等海军将士血战到底、以身殉国的业绩;民主革命的宣传家陈天华“蹈海自尽”唤起国人的革命精神;国共两党携手抗日最终取胜的辉煌成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光辉业绩,等等。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教师通过对这一系列史实进行教学,使大学生接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坚定发扬先辈们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树立为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志向。
(三)继承革命传统和优良品德的教育。中国近代史中蕴涵着丰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汇集了大量近代英杰的素材。例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度责任感;洪仁?临终遗诗坚信“天国祚虽短,光复待他年”的乐观主义精神;黄花岗烈士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的豪迈绝笔;李大钊不为酷刑所屈服,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仰;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的体现,是先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教师通过这些丰富的实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激励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成为学有专长的高素质人才。
三、与时俱进,丰富德育的方法
中国近代史有着丰富的思想教育内容,要达到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达到德育的目的,还需要教师讲究教学艺术,与时俱进,采用多种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解释历史的本领。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常常会涉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由于大学生虽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定型时期,但人生阅历仍比较有限,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加以引导。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人和事,而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如在讲到洪秀全时,既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肯定他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清王朝及外国侵略势力,为历史做出的贡献,同时还应看到他作为小生产者代表所带有的皇权思想、等级尊卑观念及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等。正是后者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样化。按照教育心理学的原理,德育的过程分为明理、激情、立志、导行等阶段,它们之间互相渗透、促进,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让学生养成自我教育的习惯,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单纯地灌输,还要善于点拨,启发学生自己去判断。教师应努力通过言简意赅的语言、画龙点睛的手法、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德育。同时,还应重视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传统的教学中,黑板是主体。在讲课的过程中仅仅是文字的展示,很难让大学生将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现代教学中,多媒体技术在大部分高校教学中已普及,关键是要提高课件本身的质量。例如,在讲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穿插建党__周年来历次党代会的图片,可对加强热爱党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具体、生动、形象的讲述,能够引起大学生的兴趣,加深感性认识,进一步加深理性认识。例如,可配合教材内容选取有关的电影、录像片断等,组织大学生观看,还可配合各种重大纪念活动和节日,组织大学生开展学术报告会,编历史手抄报,进行历史知识竞赛,参观博物馆、革命历史遗址和图片展览等,使大学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细雨润物”中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属于主干学科,其本质属性仍然是素质教育,因此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贯彻德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既是认真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就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问题致李铁映、何东昌的信(1991年3月9日)[N].人民日报,1991-06-01
[2]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2003年11月24日)[N].人民日报,2003-11-26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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