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中国能够挑战美国经济主导地位的国际因素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美元霸权的确立和维持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起,美国就开始走上一条有意识主导世界经济的道路,美元也开始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占据中心位置。长期以来,美国各界形成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包括多种政策工具和投资策略,来保证美元的中心地位。正是由于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使得美国国内的债务违约在给美国民众带来福利损失的同时,也使持有美国国债的其他各国受到损失。中国作为美债最大的持有者,在美国转嫁债务危机中受到很大牵连。
在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至AA+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面临进一步的负面影响。如果美国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美元币值基础贬值会成必然趋势,人民币所面临的将不仅仅是升值压力,还有可能是降临的全球汇率战,使得人民币实际上维持对美元的兑换比率面临更大困难。各国都在力压本币升值,日本已经先行一步干预汇市。由于美国的QE2导致美元实质性贬值,2010年人民币被迫结束盯住美元的政策。在各国货币潜在贬值欲望强烈的形势下,人民币如何维持其汇率,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币若要稳定币值,是否需要为自己寻求一个新的货币锚(Monetary anchor),以作为调整国内货币的参照基准?需要看到的是,如果人民币要为自己确定一个货币锚,这个锚必须满足兑现的便利性、远景的稳定增长性和规模的相当性,其对象将面临沉重的压力。无论是黄金、石油还是其他大宗商品或保值品,我们都很难获得足以支撑危急情形下巨额货币兑付要求的储备,而且还面临针对中国急需的上游资源进行投机的风险;而无论是美元、欧元或是日元、澳元,或者它们自身深陷泥潭,或者规模不足,或者本身就波幅过大,都难以单独承载货币锚的功能。
因此,人民币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摆脱对外部基准的依赖,而依靠自身经济实力、政府财政状况和国家主权信用维系人民币的币值基础。再加上巨额外汇储备,人民币自身的接受程度和兑付基础是稳固的,只需要瞄准各国汇率变化的动向,灵活运用各种市场措施调节汇率,以应对汇率变化和资本流动的挑战。这也是我国实施瞄准一篮子货币政策的意义所在。
在对美元信心下降的背景下,市场抛售美元的趋势增强,而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上升导致市场增持人民币,从而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政策引导和各种约束机制来限制国内汇市交易规模,同时扩展国际外汇买卖空间,乘机在国际市场抛出人民币,然后切实加强监控人民币的流入渠道与投资方向,既削减国内M1、M2的规模,又推动人民币国际结算进程,同时抑制人民币过热,降低汇率上升预期。但即使如此,要稳定汇率和国内经济,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在短期内增加货币供应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紧进行分配格局调整,促进分配公平,以尽可能削减CPI及其上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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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元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推出新的经济顾问团队,准备加快经济恢复的步伐和控制美国的债务规模。美国的经济战略调整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未来中国可能重现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经济困难。
美国经济战略调整对全球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判断美国经济战略调整的先行指标是总统经济顾问团队的人事变动。根据多家媒体报道,2011年元月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调整白宫经济顾问班子的名单,启用前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班子的大部分人马,准备加快经济恢复的步伐和控制美国的债务规模,为2003年的总统竞选连任争取选民支持。当日美国股市小有回升,中国股市则应声而落。在1993年到2001年的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美国经济不仅克服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还实现了美国历史上少有的财政盈余,这些成绩得到了美国民众的充分认可,也帮助总统得到了公众对其性丑闻的原谅。根据克林顿时期的美国经济政策和当前美国经济的政策资源储备,美国经济战略调整在今后几年里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很可能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超过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的更大冲击,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需要如何积极应对,应该是现在就需要马上进入议事日程的工作。
新年元月奥巴马总统宣布推出新的经济顾问团队的名单中,有四位克林顿总统经济决策班底的重量级人物。他们是:1、曾经担任克林顿经济顾问的亚伯拉罕,他是解决汇率问题的老手,现在再次被提名为白宫经济委员会顾问。2、吉恩·斯佩林,在克林顿时期曾经二届连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主任,作为克林顿的重要幕僚,曾经成功协助克林顿与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人达成了《1997年的预算平衡协议》,现在再次被提名担任该委员会主任,任前是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的经济顾问。3、现年80岁的沃尔克,曾经担任美联储主席,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曾经采取大幅加息的措施,领导了美国与日本的利率大战,迫使日本签署了日元升值和降低利率的广场协议,现在被提名担任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4、摩根大通高管戴利被提名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他在克林顿任期担任美国商务部长,与企业界有广泛的交往和联系。这些人都在财政金融和货币政策领域具备很深的专业背景,在过往的任职经历中都有过非常突出的业绩表现。
在克林顿的任期内,美国以平衡政府预算、削减财政赤字和刺激企业投资作为首要的经济政策纲领,具体措施有降低企业税负鼓励私人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和鼓励金融创新,促进民用科技创新的发展,提高利率吸引外资流入,放宽移民政策和高科技人才的准入门槛,广纳全球优秀科技人才的移民流入,同时加快房地产建设满足移民需要等等。因为这些政策的实施,美国经济实现了比较长久的繁荣,1998年还实现了历史上十分少见的财政盈余,但是全球经济因此受到的影响就很不乐观了。80年代高速增长的日本经济,早在1991年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破裂后,就开始了现在被称之为经济增长的“失去的10年”。亚洲各国的外汇储备从1993年开始进入了严重短缺的时期,伴随每年5%到10%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一直延续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欧洲国家和亚洲泰国的货币制度,中国香港的金融市场,都先后受到了背靠美国的国际金融炒家的严重攻击。中国经济在1993到1998年间,也经受了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人民币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崛起、银行流动性严重短缺、地方中小银行陷于破产的考验。
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还没有完全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有接近10%的失业率,消费严重不足,财政赤字严重,地方财政尤其困难,破产的地方中小银行仍然很多,接近零水平的利率,加上国内投资不足,央行采取量化货币政策增加的大量商业银行流动性,除了增加购买和持有国债以外,就是大量流向国外。而在世界市场上,一是美元、欧元和日元互相贬值,二是世界石油、黄金、铁矿石和农产品等资源产品的价格不断暴涨,三是日本经济仍然少有恢复的迹象,欧洲国家陷入财政债务危机的困境,很可能还会继续恶化,亚洲国家的货币制度仍然十分脆弱,目前只有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跑在快车道上。但是印度和中国的货币制度存在严重依赖外汇储备的问题,而美国外债又是他们储备的主要构成,2009年和2010年国际货币组织已经先后帮助这两个国家增持黄金储备和国际货币基金份额,以减轻对增持美国债务的依赖。但是这样的调整与这两国的巨大经济规模相比,只够象征性地解决问题。过度的外汇储备依赖和过高的美国债务构成,会使得美国的金融市场很容易遭受债券抛售的市场投机打压,引发市场恐慌和金融危机,也会使得美国削减财赤给这些国家造成严重的货币紧缩,引发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
国外媒体和中国学者历来喜欢唱衰美国经济,尤其是在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经济政策的能量储备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美国现在是政策储备能量最多的国家,也是美国历史上政策储备能量比较充分的时期。如果新上台的奥巴马经济智囊团队,再次推出削减财政赤字和压缩政府债务规模的经济战略,美国现在可以采取的政策手段,除了已经推出的减税和刺激企业投资的措施以外,至少还有:1、出售国有资产,它们是前段危机时期为了挽救破产大企业和大银行而动用联邦政府财力购入的私人股份资产和部分企业债务。2、逐渐提高市场利率,活跃金融市场,减少资本外流和吸引外资内流。3、增加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工建设,挽救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4、进一步调整移民政策,吸引各类高技术优秀专业人才的移民,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军用和民用科技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美国从2011年起陆续出台这些政策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奥巴马能够再次赢得2013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这些政策则至少还将持续到2017年。
美国的经济战略调整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成功削减财赤和压缩对外债务,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增长趋势就可能很快逆转,资本和高端技术人才外流将逐渐成为趋势,随之而来的将是宏观经济出现持续的货币紧缩和持续的物价上涨,金融业爆发严重的流动性危机,企业投资下降利润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减少社会负担增大,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不断增长等,重现1993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经济困难。此外,美国还有可能再次运用对付日本的广场协议手段,利用油价迫使中国方面作出人民币汇率上的牺牲,加速中国资本的外流。中国现在能够应对外部挑战的政策储备能量极为有限,首先是货币政策工具只能发挥短暂的功效,无法抵挡持续单向的外部冲击,其次是进口输入和成本推动的混合型通货膨胀已经抬头,限制政府继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投资,此外,从1998年开始的中国房地产投资建设的高潮期即将过去,政府得自土地拍卖和地价高涨的财政收入即将逐渐减少,很多地方政府可能因此重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的财政困境。
中国现在正好处在一个工业化社会转型的矛盾高发期,要想应对美国调整经济战略的巨大影响,避免陷入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同样需要尽快作出重大的经济战略调整,但是中国的调整十分困难。首先是只要人事部门进行年龄一刀切,就足以把所有资深经济专家排斥在外了。其次是国家发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研发中心,虽然他们都是地位类似美国白宫经济委员会和经济复兴委员会的政府经济决策咨询机构,但是发改委的内部,其实只是一个长期积累起来的庞大行政烂摊子,承袭计划经济的思想衣钵,时刻想的都是如何扩大或者恢复已经丧失的行政审批权。他们下设的众多科研机构,除了为垄断企业和地方政府服务以外,就是热衷于为领导起草各种文件,已经无法为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提出可以解决重大问题的经济战略来了。最近他们宣布新晋级的20位二级研究员,其中甚至没有一位具备财政金融的专业背景,依靠他们来应对美国的经济战略调整,连起码的对话都很困难。社科院则向高校看齐,以真理标准为原则,长期从事脱离政府决策实际的各种基础研究和问题研究,不了解政府决策急迫解决的各种现实问题。而国研中心则基本没有自己的专业科研团队,只有信息收集、传递和宣传的功能。第三,如果选择设立新的政府决策咨询机构,根据中编办、中组部和人事部的干部用人标准,也绝不可能把编制和岗位资源分配给只有专业领域的突出贡献而没有取得高级行政级别的优秀专业人士。
美国联邦政府的机构编制、专业岗位的职责分工和部门预算分配,都是高度透明的,长期没有业绩贡献的政府行政机构,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低效的机构,没有明确分工、责任无法考核的机构,总统说话不诚实或者用人不当,法官判决违宪等等,都是只要公众举报基本属实,联邦检察院就可以直接介入立案调查的,国会也可以直接授权独立检察官进行调查取证,确保错误得到及时纠正,腐败得到有效预防。相比之下,中国政府的机构编制管理和人事管理,以及部门预算分配,基本上都是不公开的,公众无法监督,检察机关也不敢介入调查,机构编制、岗位资格标准和干部选拔聘任标准,都变成了组织人事部门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他们的用人标准,是只看重领导亲疏关系和行政等级,而不是政府机构履行专业化社会分工职责的要求,高级专家的晋升资格标准,可以专为行政领导量身定做,很难依靠他们的推荐解决中央高层政府决策咨询的顾问人选问题。但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国家经济战略调整,没有货真价实的高级优秀专业队伍,恐怕就只有自欺欺人的空洞宣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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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的发展,西方在民族主权国家的边界内形成了一整套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相互倚重、彼此制约的制度。经济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释放了其中经济和资本的力量,使之在缺乏社会和政治力量制约的条件下相对自由地发展,给世界上很多后发地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必然地导致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资源破坏等“市场失灵”现象。特别是金融业全球化和无限制发展,使得世界各种力量出现严重失衡并引发危机,进一步冲击了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边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使之进入一段艰难的调整变革时期。
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制度是主权国家边界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系统。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1944)一书中的认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经济与社会和政治力量保持内在关联和有机协调,而脱离社会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难逃危机的厄运。
波兰尼的贡献在于,指出在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同时,社会也会奋起保护自己,各种反对市场的力量不断对市场原则的扩张进行抵抗和限制。社会保护运动的宗旨在于重新实现社会对市场的控制,或将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内,避免市场的恶性膨胀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一旦社会保护本能启动,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就会增大,社会保护运动会直接冲击市场发挥效力的体系,并最终摧毁所谓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波兰尼特别关注的社会“双向运动”。
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经济绝不是自然产生的,是国家把分割的地方市场统一成国内大市场。同时,国家也从市场自由化方向获得资源和力量,并伴随市场而共同成长,是商业革命引发的新创造。市场是必要的,但是市场必须嵌入社会之中,与社会保持和谐发展,而国家则应当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积极和重要的角色。市场的发展、推动与调节都需要国家的帮助。受损的市场自我调节导致了政治干预。当贸易周期无法实现,就业也无法恢复……政府就必须对这种紧张作出反应。国家采取干涉行为的程度取决于政治领域的格局和经济不景气的程度。同样,解决市场化发展所引起的问题同样也需要国家的作用。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国家在市场和社会的“双向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家通过引入新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来限制市场的扩张和社会的反对力量,以保证社会正常的秩序。简言之,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因此,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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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小说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库尔特·安德森(Kurt Andersen)发表文章《自由的下滑》(The Downside of Liberty)。文章称,美国社会在“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之间常发生混淆,而“利己主义”已上升至国家层面,并对国家政治、经济决策产生影响。7月14日,《纽约时报》开设了题为“美国人自私吗”的对话专栏,来自文学界、新闻界、管理学界和法学界的多学科学者共同对美国社会“个人主义”演变至“利己主义”过程中暴露出的社会发展弊端进行了反思,并讨论了“个人主义”的成因。
美国网际网络控制架构系统公司总裁塔尔·兹罗特尼茨奇(Tal J. Zlotnitsky)对媒体就“民主”和“平等”的过度宣扬深有体会。他说:“堪称‘24小时媒体’的美国社会宣传系统无时无刻不在向美国人灌输追求平等、自由、民主的理念,导致美国人凡事从‘我’出发。当个人利益稍受威胁时,便会演变为示威、游行甚至暴力活动。”美国范德堡大学管理学教授布鲁斯·巴里(Bruce Barry)将美国媒体比作“无形的手”,将人们拉至崇尚平等、自由的阵营,使美国人沉浸在精神的“自我满足”中。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1814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将“自我满足”定义为道德的“对手”。巴里表示,从“镀金时代”(Gilded Age)到“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媒体将这些鼓励自由竞争、释放自我的时代特征深深刻在美国人的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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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伊实施能源+金融制裁,来势凶猛,甚至扩大到其它国家金融机构,也危及到中国的海外金融利益。在伊朗断油和美国切断金融管道之间,保障中国在美金融机构继续存在对我更加有利。中国不可能全部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我们应该逐步减少对伊石油依赖,确保中国金融机构在美国市场合法经营。现在争取获得制裁豁免机会还是可能的。
最近,美国对伊朗实施的能源+金融制裁行动,已经或者即将危及那些在美营业的外国金融机构。此举引发国际金融界的恐慌,以及国际政界和智囊机构的广泛关注。中国金融机构也面临制裁风险,最后期限日益临近。本文着重研究的是,美国对伊朗实施能源+金融制裁有些什么新内容?具有哪些新特点?新制裁行动会否引发全球性油价暴涨?中国的海外金融利益面临什么风险?中国如何应对?
如果选美,也就是抛弃伊朗,那么选美者是否因此引来石油短缺和能源危机的前景?为探索美欧对伊朗实施能源+金融制裁的后果,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焦点投向石油供应及其前景,世界石油价格走向如何?现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油价可能上涨30%。如果美国制裁完全有效,世界市场就失去了伊朗的原油供应。根据美国能源署的统计,伊朗2010年每天生产原油408万桶,除去自己国内消费180万桶和存储14万桶外,可用于输出的石油大约有214万桶,如果以此推算,那么世界石油市场每天就将缺口214万桶石油。从静态视角看,世界石油市场就会出现供应短缺,石油价格因此上升。有人认为油价将会大幅上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3月20日说,伊朗断油可使世界油价上涨三成,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
第二种观点认为,制裁伊朗反而会使油价下降。尽管伊朗断油可能危及市场供给平衡从而导致油价上涨,但是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在设法寻找可替代原油供应来源。1,石油输出国组织实际上还具有每天可以多生产500万桶石油的能力。或者,只要沙特阿拉伯一个国家增加石油生产,也能够填补伊朗断油带来的空缺。根据美国能源署的统计数字,沙特2010年每天生产1052万桶石油。沙特阿拉伯官员2012年1月15日说,他们可以增加产量,有能力每天生产1250万桶石油。2,美国本土战略油田储备总量达到23030亿桶之多,人们呼吁美国开放开采这些油田,以弥补世界石油市场缺口。3,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专家认为,美国政府的战略石油储备严重过剩。截至2012年1月,美国政府持有的原油储备约6.9亿桶,而根据美国1974年的一项立法规定,平时战略石油储备量应该是2.8亿桶,所以他们建议多余的储备石油可以作为政府富余资产出售,既可以缓解国际对伊制裁引起的石油短缺,也可解决国内油价过高引发民众不满的情绪。4,此外,全球经济恢复进程并不如原来预料的那样迅速,现在甚至出现了减缓迹象。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在夏威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认为,美国经济正在恢复,并带动全球。但是,现在由于欧债等问题,全球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把对2012年全球增长率的预测从4%下调到3.3%,对2013年的预测从4.5%下调到3.9%。中国根据自身结构调整的要求,也降低了经济增长的预期。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迹象依然存在。因此,可以认为,经济减速意味着能源使用量减少,世界石油需求可能降低,能源需求甚至不如以往。2011年7月,国际能源署的经济学家预测,2012年世界石油消费为每天9100万桶。现在,专家们已经把这种预测降低为每天9000万桶。进一步下调空间依然存在。按照目前的趋势,也有人认为,可能会下调到每天8800万桶。果如此,那么当前石油价格上涨现象或许不久就会消失。因此由于对伊制裁可能带来的油价上涨引发各方关注的同时,各方也都在做预案,谋求多种渠道获得解决办法,而不希望在一棵树上吊死,这一连串行动反而可能增加世界石油产量的增加,甚至因此可能导致油价的下降。
本文认为,分析国际能源供应有意于在选美还是选伊问题上找到答案。对于世界石油市场、油价同伊朗断油关系的观察不能基于静态分析,而应该从动态角度加以判断。美欧对伊制裁可能造成世界石油市场的恐慌,对人们心理带来冲击,因此可能出现拔高油价等人为因素。现在有两种事实需要获得共识:第一,2008年国际油价暴涨不可能发生在这次伊朗断油之后。当年油价暴涨同尼日利亚石油减产有关,给市场带来致命性冲击的是其它国家无法及时提供低硫原油作为弥补,而碰巧国际上的一些炼油厂又急切需要此类原油,进而引发油价暴涨。这次伊朗断油也可能是造成同类种原油短缺,引起某种恐慌是可能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现在国际上的一些大炼油厂设备已经更新,完全可以应对伊朗断油特别是高品质原油短缺带来的冲击。第二,伊朗石油产量似乎很大,但仅占整个世界产量的二十分之一。因此,短期内出现石油短缺必须依靠并运用市场力量解决,而且各方已经动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加强供货。现在必须清楚地是,美国及其盟国对伊金融制裁势头不可逆转,这一制裁必将扩大到同伊朗有交易关系的任何外国金融机构,任何逆势而上者,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舞台上都不是勇者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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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美元霸权的确立和维持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起,美国就开始走上一条有意识主导世界经济的道路,美元也开始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占据中心位置。长期以来,美国各界形成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包括多种政策工具和投资策略,来保证美元的中心地位。正是由于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使得美国国内的债务违约在给美国民众带来福利损失的同时,也使持有美国国债的其他各国受到损失。中国作为美债最大的持有者,在美国转嫁债务危机中受到很大牵连。
长期以来,美国凭借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以及长期以来建立的国家信用,通过国会、政界、金融和实业等社会各界,形成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包括多种政策工具和投资策略,来保证美元的中心地位,并给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带来很大的困难。
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建立在信用本位基础上的全球化货币体系,储备货币发行国承担为全球提供金融流动性的责任。在该体系下的核心货币发行国中,美国独大。
美元币值基础的虚置是美元战略的根本前提。只要没有挂钩对象的限制,而国际贸易又一直主要使用美元结算,理论上,美元就有持续增发和输出的可能,美国就可以自由地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而调节实际币值和汇率,同时通过输出通胀等打压其他经济体和货币系统,甚至可能通过大量增发美元用于偿还巨额国债。正如美国遭受标准普尔降级评定之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表示的:由于美国能随时印钞票,因此债务违约的概率是“零”,并强调美债仍属安全投资。而如果量化宽松成为美国货币政策的常态,中国等其他国家或经济体将持续承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所带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外部流动性冲击,以及外汇储备日渐缩水的风险。
二战后,美国一手打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全球金融货币运行的基础框架,掌控了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主导权,在全世界进行货币倾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又表现出彻底变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决心,有步骤地罢黜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7月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意味着美元与黄金脱钩,此后其他储备货币对美元实行“联合浮动”,放弃与美元间的固定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解体。之后,美国在全球推动建立了一套中央银行制度,使各国货币当局的利率、汇率政策失去独立性,剥夺了其他国家部分货币和金融主权。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美国大大提高了战略机动性,其国际地位和政策自主性得到空前加强。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的币值基础成为一个含糊不清的关键问题。而实际上,美元没有一个固定的币值基础,这使得美元的货币供应变得更有任意性,美联储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选择大量发行美元,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分摊由此带来的通胀效应。自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汇率已下跌至原先的1/8左右,可以侧面反映出美元的实质币值一直在下降。然而,只要新发行的美元随着美国不断增长的逆差主要流向国外,美国就不必承担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成本,而可以坐享收益。
1982—2010年间,美国只有在1991年实现了微量顺差(约29亿美元),其余各年份美国的国际贸易都保持逆差,2006年更是达到8006亿美元的高位,换作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保持这样的逆差持续时间和规模。美国持续如此长时间保持如此巨大逆差的前提条件:一是顺差国的外贸以美元计价和结算。为了使所获得的美元保值,顺差国几乎只能在美国有限的领域进行投资,从而使这部分美元又转回美国。二是美国通过各种金融产品,不断向国际社会举债,借助“债务经济”维持其购买和消费的能力。其中,美国国债以其国家信誉为基础,一直被认为保值性较高,从而成为赚得美元的国家“理想”的美元去向。三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国国内产生大量成本低廉的美元。
美国长时间保持贸易巨额逆差的结果是,美国既买进了商品和服务,从而享有世界的财富,增加人们的福利,又回笼了资本,造成美国经济金融持续繁荣,也保证了美元的币值。其他国家投资美国国债越多,就越难以自拔,美元债市的流动性就越高,美国借此也得以为自己的贸易赤字融资。此外,长期的贸易逆差,使得美国几乎无限量地发行美元货币。美国印制一张1美元钞票的材料费和人工费只需0.03美元,却能买到价值1美元的商品。由此,美国每年可以得到数百亿美元的巨额铸币税收益。但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使其自身面临贸易赤字的压力。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贸易赤字会影响国内产业发展和就业率。因此,美国需要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使得美元和铸币税的获益空间基本吻合。但是,由于美国长期保持一种透支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政府运作已深陷债务经济恶性循环之中,面对贸易逆差,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美元贬值。2010年美国出口商品1.3万亿美元,而在美元开始贬值的2002年,出口额仅为6970亿美元。分析家认为,这个增量的1/4到1/3可以归因于美元贬值。通过调节美元币值,美国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凭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而稳定地获得净利益。
债务经济的基本原理在于通过发展国民经济,以未来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益兑付债券。由于债券需要一定的收益率(通常高于银行利率)以吸引投资者,债务经济实际上是“赌”财政能够从国民经济发展中获得超过国债收益率的利益。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在现实中,债务经济往往面临几个难以处理的弊端:一是任职者的任期限制引起的举债冲动。尤其在地方政府债务方面,当届的任职者可能为一时的发展大力举债,在其任内完成某一重大项目,但留下沉重的债务负担,届届相继,导致债务累积而引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二是激励和约束不对称的控权机制。就目前国内的制度设计与执行情况看,举债发展获得好处的机会要比拖欠债务而受处罚的风险大得多,导致天平向举债一侧非理性倾斜。三是对债务的依赖性。西方国家的事例一再表明,一旦开始靠债务维持各种福利项目和财政支出,未来这些支出就很可能因民众的日益依赖而被常态化,从而难以削减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国民经济发展一旦出现风险,债务兑现压力会加大,一切问题就都可能因此而起。因此,我们要非常注意控制债务经济,将政府债务严格限于有充分保障的经济建设项目,并且进行严格的专项审计,扎扎实实地将财政运作的基础建立在牢固的实体税费收入上,以防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同时也保证人民币的币值基础不因日益虚化而受到强烈冲击。
在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至AA+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面临进一步的负面影响。如果美国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美元币值基础贬值会成必然趋势,人民币所面临的将不仅仅是升值压力,还有可能是降临的全球汇率战,使得人民币实际上维持对美元的兑换比率面临更大困难。各国都在力压本币升值,日本已经先行一步干预汇市。由于美国的QE2导致美元实质性贬值,2010年人民币被迫结束盯住美元的政策。在各国货币潜在贬值欲望强烈的形势下,人民币如何维持其汇率,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币若要稳定币值,是否需要为自己寻求一个新的货币锚(Monetary anchor),以作为调整国内货币的参照基准?需要看到的是,如果人民币要为自己确定一个货币锚,这个锚必须满足兑现的便利性、远景的稳定增长性和规模的相当性,其对象将面临沉重的压力。无论是黄金、石油还是其他大宗商品或保值品,我们都很难获得足以支撑危急情形下巨额货币兑付要求的储备,而且还面临针对中国急需的上游资源进行投机的风险;而无论是美元、欧元或是日元、澳元,或者它们自身深陷泥潭,或者规模不足,或者本身就波幅过大,都难以单独承载货币锚的功能。
因此,人民币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摆脱对外部基准的依赖,而依靠自身经济实力、政府财政状况和国家主权信用维系人民币的币值基础。再加上巨额外汇储备,人民币自身的接受程度和兑付基础是稳固的,只需要瞄准各国汇率变化的动向,灵活运用各种市场措施调节汇率,以应对汇率变化和资本流动的挑战。这也是我国实施瞄准一篮子货币政策的意义所在。
在对美元信心下降的背景下,市场抛售美元的趋势增强,而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上升导致市场增持人民币,从而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政策引导和各种约束机制来限制国内汇市交易规模,同时扩展国际外汇买卖空间,乘机在国际市场抛出人民币,然后切实加强监控人民币的流入渠道与投资方向,既削减国内M1、M2的规模,又推动人民币国际结算进程,同时抑制人民币过热,降低汇率上升预期。但即使如此,要稳定汇率和国内经济,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在短期内增加货币供应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紧进行分配格局调整,促进分配公平,以尽可能削减CPI及其上升的影响。
在前述的基础上,如果时机恰当,我们还可以从实物方面补强货币锚,提高防范纸币贬值压力的能力。在这方面,最为传统的货币锚——黄金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最终储备地位。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计算,截至2011年9月,中国黄金储备在整个储备资产中的占比仍不到2%,而发达国家黄金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普遍高达60%-70%。“这个比值确实有些偏低。据我国官方数据显示,2011年6月黄金储备仅为3389万盎司,相当于3700多亿元人民币的规模,这个量远不足以应付纸币贬值的压力,维持币值信心。仅香港一地的人民币存量就超过5000亿元,而大陆境内M1的规模至2010年底超过26万亿元,M2已超过72万亿元,而且近二十年来几乎每年都以超过两位数百分比的速度增长,黄金储备的增长速度则远赶不上这一速率,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币值基础虚化,将货币锚大部分锁定在国家经济状况和政府信用上。
但就目前来看,国际金价超越1700美元/盎司的历史高位,再行大量买入必将更进一步催高金价,并不现实,可待金价回落后再行补充。鉴于当前货币锚呈现多元分布状态,我们无须强求黄金储备的增速与货币供应量相匹配,只需考虑黄金储备足敷应付一定长时间的大规模支付风险、填补外汇储备支付能力下降的缺口即可。
如果人民币的国际结算能力得到加强,则不仅可以通过输出人民币缓解通货膨胀压力,由此保留一个对冲美元储备压力的消化渠道,还可以在人民币升值时购进大量外国物资、服务或货币,特别是对出口有利的原材料和其他基本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被迫升值的负面影响。目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试点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推进。2011年5月4日,中日韩(10+3)财长会议在河内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三国已同意启动本币贸易结算研究。三国财长会议的声明水到渠成:“在金融危机后,由于美元从长期来看处于贬值的趋势、美国国债等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不安全等因素,东亚国家都意识到需要减少对美元的依存度。中日韩之间的贸易受其他国家货币影响也的确不合理。”在新兴市场纷纷认可人民币地位的背景下,汇丰认为,人民币预期将超越英镑成为未来半年全球三种主要结算货币之一。
不过,人民币的国际结算前景仍然受到不少人士的质疑。梅肯研究院一次会议的多数参会者不赞同人民币会取代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观点,并列举了多个反对理由,如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管控较为严密(包括对利率的调控),中国债券市场不够成熟等。换句话说,外国投资者对持有人民币后能否进行有效的投资存有疑惑。相比之下,美国的高投资回报率建立在借新债还旧债的基础上,这样的“庞氏骗局”,加上对中国政府及意识形态方面可能存在的分歧,很难继续对投资者产生如此强烈而持久的吸引力。而我们又不能放手让外国人民币持有者任意购买我国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合理的投资渠道令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人民币得以保值,并且保障其自由购买重点保护领域以外的中国资产、货物和服务,将对人民币国际地位上升和对抗美元霸权提供重要助力,在这个方向上我们需紧锣密鼓而又小心谨慎地前行。
我们目前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受投资范围限制所致,具有一定的被动性。有评论称,“只要中国继续通过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补贴出口,它就注定会累积更多的贸易顺差、吸纳更多的美元。此外,鉴于中国难以获得大笔美元股权投资的机会,除了在全球流动性最好的债券市场上购买美国政府打的'白条'以外,其实也没有多少其他选择。”新近亚洲金融合作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立离岸美元市场,允许一切优质企业发行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证券,亚洲制造企业和国家主权基金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地购买这些不受美国政府控制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提高美元资产的运作效率,打破美元霸权战略的牟利循环。这可以使得中国、日本等巨额美元储备持有国获得一个消化美元储备的渠道,减轻维持汇率稳定的压力。
遗憾的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内,当初痛定思痛建立起来的区域金融合作机制,始终处于半温不火的状态。2000年,东盟与中日韩财长共同签署《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建立了中日韩与东盟双边互换协议。2003年,东亚建立了第一只亚洲债券基金(ABFI),这是统一亚洲债券市场进程的正式开端。但是,由于《清迈协议》受限于IMF条款,而亚洲债券基金的规模远不成形,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由前面两个互助安排可以看出,亚洲国家之间的相互戒备还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尤其是《清迈协议》规定:需要流动性支持的国家能够立即得到双边协议10%的短期资金支持,剩下的90%要和IMF的救助项目或者是已经启动的临时贷款线(Contingent Credit Line)挂钩。离岸美元市场的建立恐怕也面临这种不利因素,有专家表示,建立离岸美元市场主要障碍在日美,它们出于政治考虑可能极力阻挠。如何有效地说服日本基于巨额美元储备等共同利害关系进行合作,有力推动这一市场的建立,将是未来亚洲金融合作的重心所在。
从根本的制度面来看,我们需要促成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目前美国在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导致IMF等机构在世界性金融危机和世界均衡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建立利益分布较为平衡的世界货币体系也举步维艰。即使是目前最有望接近“世界货币”的SDR,也还没有一套良好的国际清算服务,和各国货币自由兑换的渠道仍较狭窄。最重要的是,SDR没有较“硬”的币值基础。它不像黄金那样本身具有价值,也不像美元那样以一国经济实力为后盾;它和欧洲货币单位亦有所不同,后者的发行有25%的黄金、25%的美元和50%的各国货币做准备。它只是一种虚构的国际清偿能力,不能作为最后的国际支付手段,很难指望各会员国完全用它保持国际储备。它能加强各国应付国际收支逆差的能力,但很难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特别是各国对IMF的合法性存疑,在对其功能的有效性缺乏信心的背景下,更是如此。
在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全球货币体系缺乏稳固的币值基础之际,为避免国际货币体系陷入各自为战的重商主义策略,陷于竞相贬值的囚徒困境,我们应当尽可能积极谋求推进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并硬化SDR等潜在世界货币的币值基础,使其成为在控制力方面更为均衡的新型国际货币锚,防范美元币值基础削弱给世界货币体系带来的冲击,也给人民币汇率的调节增加一个可选择的依托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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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保险业的开放还是相当快的。截至98年年底,已有9家外资保险公司获准设立分公司和合资公司。不久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又批准了4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寿险公司。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WTO对中国保险业影响相关国际经济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据统计,1998年,我国保险业开放试点城市上海的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达10.22亿元,约占全年保费总收入的10%,同时外资保险公司数量达到8家,已经超过了中资保险公司的数量。
关键词:WTO 保险业 经济
WTO对中国保险业影响
关于保险业,美方要求中国加入WTO后,人寿保险公司中外资持股比例可高达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寿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将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内成立全资的分支机构。
1. WTO给中国保险业带来的机遇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保险业的开放还是相当快的。截至98年年底,已有9家外资保险公司获准设立分公司和合资公司。不久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又批准了4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寿险公司。据统计,1998年,我国保险业开放试点城市上海的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达10.22亿元,约占全年保费总收入的10%,同时外资保险公司数量达到8家,已经超过了中资保险公司的数量。而我们的邻国日本,在"开放"了30多年的寿险市场上,外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只占到1.3%的市场份额。而在我国这个开放时间不到7年的发展中国家的保险市场上,外资保险公司所占的市场份额也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
因为《服务贸易总协定》允许发展中国家有保护性地开放保险业。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民族保险业的发展水平还很低,如果一下子全面开放保险业,势必会对我国的民族保险业带来极大的冲击,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在保险业的开放问题上,只能是坚持逐步开放的原则。从世界各国和地区保险业的开放情况看,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并没有做到全面开放本国保险。
同样,加入WTO对完善我国的保险体系,为中国企业与个人提供更多样的保险品种,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促进国内保险业的改革和提高效率、培养人才都有巨大的作用。
2. WTO给中国保险业带来的挑战或不利影响
在加入WTO后,中国将首先开放人民币业务寿险及产险市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马永伟也表示,中国保险市场的开放大局已定,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多家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进一步提高保险业对外开放水平,引进更多的外资保险公司,开放更多的地域。外资保险公司在我国设立财产保险公司,允许其选择分公司或中外合资公司的形式;设立寿险公司的,则允许其采取中外合资的形式,且合资的中方合作伙伴必须是保险公司。在引进外资保险公司的同时,我们要充分利用"缓冲期",在有限的时间内,着力于提高我国中资保险公司的竞争力。适当放宽对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限制,加快其市场化进程。中资保险企业则可以采取差别化的发展战略,提高人员素质,增强创新能力,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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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的经验证明,中国的改革,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经济环境,还将给中国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入世贸十大好处相关国际经济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外资企业已为中国提供了约一千万个就业机会,有关资料显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後,一个国家的GDP将提高三个百分点,而每一个百分点,将创造四百万个就业机会。
关键词:改革 世贸 好处国际经济
论文正文:
中国入世贸十大好处
中美双方历经千辛万苦,终於敲定了中国加入WTO的市场准入协议,上海部分研究WTO的专家连夜召开会议,商讨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在如今中国吸引外资脚步有所放慢的时刻,中国今天与美国签订的加入WTO的市场准入协议,无疑将增强外商来华投资的积极性,为吸引外资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一旦中国正式加入WTO,在与该组织的一百三十四个成员国进行贸易交往时,都将享受到最惠国的待遇。
二十年的经验证明,中国的改革,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经济环境,还将给中国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四中全会已明确地把加强国企改革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国企目前之所以遇到相当的困难,原因固然错综复杂,但重要的一点,是因为缺少竞争压力,好比独生子女,无忧无虑。
伍尧田说,纵观中国的近、现代史,缺乏竞争必将导致落後,落後就要挨打,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加上日军侵华战争,中国已经饱受了三次此番苦滋味。希望国企能借此良机,化压力为动力,奋起直追。
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後,随著各行业的复苏,将有效地刺激内需。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外资企业已为中国提供了约一千万个就业机会,有关资料显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後,一个国家的GDP将提高三个百分点,而每一个百分点,将创造四百万个就业机会。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後,人民将能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更高质量的进口商品,从而有效地增强百姓的购买力。
以往台湾千方百计设置了「三通」(通航、通邮、通讯)障碍,而中国大陆先加入世贸组织後,如果中国台湾作为独立关税区也能加入WTO,根据WTO的有关规定,「三通」的阻碍将有效地减少,从而增强海峡两岸的交流。
香港的特殊位置,使得其发展与大陆的繁荣休戚相关,大陆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享受的任何好处,都将在香港得到间接的体现。
沪深股市今天下午的强劲反弹以及香港股市的良好表现,有效地印证了这一点。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协议,它不仅有利於中国,也有利於美国,有利於世界。伍尧田表示,毋容置疑,在进入WTO後,也存在著一些负面影响,一部分企业将在激烈的竞争中关、停、并、转。如何化压力为动力,如何度过最初的不适应期,是我们在欢欣鼓舞之余,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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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研究已显示,从贸易便利化中取得的收益超出贸易自由化中取得收益的2倍。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APEC挑战WTO相关国际经济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希普利强调,亚太经合组织与世贸组织不同,不是一个就贸易问题制订约束性条例的论坛,而是鼓励其成员国开放市场、扩大商机、强化市场、减少国内和国外限制竞争的壁垒并降低商业运作费用。
关键词:亚太经合组织(APEC) WTO 经济
APEC挑战WTO
作为1999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经济领导人会议主席,新西兰珍妮?希普利今天在此间表示,努力加强区域市场,推进贸易自由化,向世贸组织(WTO)提出挑战是1999年亚太经合组织面临的重要问题。
希普利说,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经济领导人会议将着重讨论3个主题:扩大商业机会、强化市场、扩大对亚太经合组织的支持。她说,扩大商业机会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针对世贸组织来说,另一方面则是以“贸易便利化”议程为中心。
亚太经合组织在过去向世贸组织转达过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的看法和信息,为世贸组织磋商提供过重要推动力。新西兰希望亚太经合组织能够向世贸组织提出挑战,促使世贸组织扩展其疆界,充分考虑那些与商业发展关系日趋紧密的问题。目前,亚太经合组织有一系列重要的贸易便利化方案正在实施,例如在标准和适合性领域、海关程序领域、政府采购和知识产权领域等。减少在这些领域商业发展所面临的障碍,能够为商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收益潜力。
内部研究已显示,从贸易便利化中取得的收益超出贸易自由化中取得收益的2倍。例如,亚太经合组织为本地区在海关工作领域推进“无纸贸易”,通过此项措施的实施,能够为贸易商降低约合为贸易货品价值7%-10%的花费。
此外,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已经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亚太经合组织地区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各国的规章和管理制度的制订和运作必须考虑到这一因素。希普利说,现在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已经开始发生转变。消费者已经表达出他们对价低质佳产品的兴趣。
“做为亚太经合组织迈向竞争机制成就的第一步,新西兰将要提议在 9月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上各位领导人就一整套竞争和管理规章的原则达成共识。这些原则将侧重于对开放的、透明度高的、妥善管理的市场的需要。这个工作还尚处在初期阶段,并且是建立在认识到亚太经合组织的工作必须通过其成员经济的国内政策才能得以实现的基础上的。其目的是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在继续深化其国内经济改革的进程中提供一个供其使用参考的政策‘工具箱’。”希普利指出,这个“工具箱”对组织成员国正在进行的两项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一项是亚太经合组织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的工作。这项工作对亚太经合组织的许多发展中成员经济是非常重要的。亚太经合组织的各个成员政府常常能够就需要进行改革这一问题达成共识,但是他们却没有实施改革的最佳方案。
第二项工作是有关亚太经合组织如何回应和解决本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正如《经济学家》杂志指出的那样,本地区需要更多的“水管工人”,而不是“建筑师”。因此,一整套在完善、一致的法律框架内鼓励竞争,最小化商业花费的原则在改革金融市场的进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希普利强调,亚太经合组织与世贸组织不同,不是一个就贸易问题制订约束性条例的论坛,而是鼓励其成员国开放市场、扩大商机、强化市场、减少国内和国外限制竞争的壁垒并降低商业运作费用。这次访问是希普利对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进行的一系列访问中的一个。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她说,她对中国有信心,新西兰支持中国加入WTO的立场从没有改变过。而通过合作解决危机带来的较为严重的问题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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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虽不是APEC的倡导者,但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APEC就成为了美国合法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并掌握其主导权的重要工具。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美国因素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渗透的相关新媒介-TPP。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美国于2008年高调推进TPP以来,这个原本由四个小型经济体发起的影响有限的亚太地区次区域合作组织已引起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对于中国国而言更重要的是分析TPP背后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意图,以及该战略对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及中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将带来何种影响,并据此及早研究对策。
论文关键词:TPP,APEC,“10+3”,“10+6”
论文正文:
浅析美国因素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渗透的新媒介-TPP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新浪潮,美国也开始采取多边合作与地区合作并重的政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美国并不属于东亚地区,但被美国视为“根本利益之所在和财富之源”的“东亚”多被涵盖在“亚太”的概念之中,太平洋两岸业已形成的“经济结构依赖性”,使得东亚与亚太紧密相连,这也就成为了美国构建其亚太战略的逻辑起点(宋静,2011)。东亚经济一体化,尤其是中国、日本和韩国经贸合作关系的强化及最终的一体化,将不可避免的对现存单级结构和国际秩序造成冲击,美国是不愿乐见其成的。因此,在东亚地区,美国一方面是采用跨区域机制和双边协定“化掉”该地区的一体化趋势,二是借助于APEC这样的经济合作组织合法的名正言顺的参与东亚地区事务、并取得整合东亚经济的主导权。而TPP则被视为新时期美国倡导的APEC模式的“升级版”或“加强版”。
1.为了寻求走出危机和重振美国经济的良方,美国奥巴马政府2009年3月提出了以“让贸易为美国家庭服务”为主题的《2010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09年年度报告》, 其目的是以5年内两倍的出口增长造就近200万个就业岗位、大幅减少贸易赤字、助力美国由“消费驱动”到“出口驱动”的转变、实现经济的再平衡。扩大出口成为奥巴马政府应对危机的“救命稻草”。
2.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崛起的趋势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地缘面貌。全球的经济与权力重心正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中国(包括香港与澳门)、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及东盟十国(不包括缅甸)2011年名义GDP占全球名义GDP的24.5%。东亚地区作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其新兴经济体内需活力渐趋形成,潜在需求巨大,对于实现美国新的“国际出口战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2008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总出口额为10,095亿美元,占美国总出口的55%,但USTR办公室研究指出,尽管过去五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出口总额增长了,但其出口所占份额却下降了。美国亟需有效的FTA机制来重塑其在亚太的地区的影响与地位。
3.美国虽不是APEC的倡导者,但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APEC就成为了美国合法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并掌握其主导权的重要工具。长期以来美国在APEC框架下力推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让多数东亚国家无法一致认同,因为为这些要求无异于要求成员国打开国家经济安全大门。而对于东亚国家更为关注的经济技术合作,APEC却一直未取得实质进展。同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近乎“落井下石”的做法,以及APEC“泛政治化”的倾向,让东亚成员国对美国力推APEC合作模式产生戒备。2004年力图重新激活APEC自由贸易进程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虽得到布什政府的支持,但由于几经争论与搁置,最终无果。
综上,为应对经济危机、重振美国经济,奥巴马政府推出的“出口促进战略“亟需美国重新在东亚地区强化其主导的地位与影响力。美国原来倚重的参与并主导该地区经济合作的APEC模式发展陷入困顿,逐渐被边缘化,因此不得不尝试超越APEC体制框架的做法,先达成TPP,以达成“一个在21世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高标准的贸易协定”,再促使更多APEC成员加入,推动范围更广的、机制化程度更高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最终借此掌握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导权实现其“太平洋共同体”的梦想。
学术界对于TPP能否最终成为美国进入东亚的有效手段,目前还存在诸多争议。但无可置疑的是,目前TPP以其综合性、高规格、开放性成为美国所热推的“重返亚洲”战略的重要媒介。
1、目前TPP文本包括:货物贸易市场准入及相应条款(如原产地规则、检验检疫措施、贸易技术壁垒和贸易救济、海关手续等);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政策;争端解决机制等。还参照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章程,规定了劳工、环境合作的补充协定。投资协议也纳入了谈判议程。这些超WTO (WTO plus)条款开创了跨区域合作“综合性”之先河。而这一综合性为无疑有助于拓宽美国介入亚太经济合作领域的广度。
2、更为重要的是,TPP在实现贸易自由化方面规定严格。首先成员百分之百实现贸易自由化,没有例外。其二、贸易自由化的时间也比APEC框架下的茂物宣言的目标年度(2020)提前了。新加坡在协定生效的2006年已实现百分百的贸易自由化,新西兰、文莱、智利也与当年的贸易自由化率分别达到96.5%、92%和89.53%,而其最终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时间分别是2015、2015和2017年。三在原产的规则方面,TPP实行45%附加值标准,即享受零关税优惠的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必须超过其总价额的45%,比东亚各国采用的40%附加值标注更为严格。因而TPP堪称是高水平的FTA,被誉为FTA中的“优等生。而这种高规格将有利于强化美国与其他亚太经济体联系的深度与紧密度。
3、TPP一开始就是APEC成员在APEC框架下缔结的跨区域合作组织,其坚持开放性,避免排他性。继美国之后,澳大利亚、秘鲁、越南等国也相继加入,同时东盟国家的印尼、菲律宾、泰国、北美自由区的加拿大、墨西哥也都对TPP表示了兴趣。这使得TPP有可能成为超越APEC覆盖亚太地区规格最高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而其中,大部分成员是小型经济体,这使得在美国加入后,组织的主导权发生了变化,美国取代了原有的四个发起国。
有学者认为,在短期内TPP文本不少条款的象征意义将大于实际意义,而TPP后续谈判对美国带来的经济收益较小,对美国内诸如乳制品、畜牧产品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等冲击较大,从而致使美国国内加入TPP的动力不足。同时,日本、东盟、印度等亚洲实力较强经济体出于自身经济利益与经济合作主导权的考虑,对TPP的态度抑或冷淡、抑或谨慎甚至排斥。因而短期内美国力图通过TPP实现其战略的目标难以实现。但就中国而言,无论TPP是否短期内奏效,仍应高度重视TPP----美国因素介入东亚经济合作的新媒介,分析它将对对东亚的一体化进程及对中国参与东亚的一体化进程产生何种影响,并据此及早研究对策。
东亚模式从一开始就不同于欧盟模式,它是以经济为中心,平等参与以及一致同意为原则,基于共同利益而非设定的目标,以功能性建设为特征的东亚合作组织。其在建设中呈现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即为,在推进该地区内部一体化时,鼓励单个成员国或次区域集团发展与外部国家的双边和次区域合作关系。同时发展初期,主要是以“大量国际投资、区域间贸易以及跨国企业组织“为特征的诱致性变迁模式”,到随后该地区出现了“政府层次建立经济合作机制以推进一体化进程”的强制性变迁。
两种模式相互交织加速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但在东亚从次区域的合作最终整合为东亚经济的一体化的过程中还存在多条路径的竞争。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东盟合作为平台的“10+1”、“10+3”、“10+6”。除了“10+”为主的合作安排,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也将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产生决定性影响。作为在东亚有着重大现实利益的美国,绝不会无视“没有美国的东亚经济一体化”顺利形成。所以直到2004年,美国对于当时拟议的东亚共同体,其态度都是“美国不认为有此必要”。而在行动上,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主导APEC以来,力图将APEC与东亚峰会结合,使得美国以合法的身份介入与掌控东亚一体化进程。同时对于“10+3”与“10+6”路径之争,美国也明显倾向支持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美盟国纳入到东亚合作的框架之内的“10+6”,这样一来可以降低中国主导东亚合作的进程从而边缘化美国利益的可能性,二来为东亚经济合作转向亚太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而在APEC式微后方兴未艾的TPP正是美国力图重新合法主导东亚经济的契机。因此从整个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层面而言,TPP的发展,或者说其背后美国“重返亚洲的亚太机制”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到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方向以及东亚地区能否在21世纪自主决定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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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由于地大物博的优势以及近些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优于发达国家的优势。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的局面全部打开,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进出口贸易日渐频繁。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当前经济环境下国际贸易对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我国与世界接轨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国际经济学相关理论指出技术创新是国际贸易顺利开展的重要环节。作为贸易出口国,往往必须具备领先于其他国家较为先进的技术,因为只有技术创新,拥有了新产品与新工艺,才能保持其自身的比较优势,从而具备出口的潜质,因此,对于出口国而言,国际贸易的进行是其开展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
作为贸易进口国,由于国际贸易所存在的技术溢出、转移或扩散,势必会对进口国技术带来积极的影响。如果贸易双方人才、设备等技术水平差距过大,更会激发进口国去适应外来的技术创新,提高自身的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在知识技术飞速发展的21世纪中,世界网络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形式,从静态角度出发,我国的技术创新的发展势必会提高自身的出口潜力,因而增强其国际贸易水平;同时,从动态角度出发,国际贸易的开始势必会给我国现存技术带来一定的冲击,从而给其技术创新带来动力。因此,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这两者之间存在有互相促进的关系,但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对其技术创新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利用外来技术大力开展自身的技术创新,为其经济飞跃奠定坚实的基础。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传统贸易理论向现代贸易理论演进的过程,其中有两条主线尤为明显:一是从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发展成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二是从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原理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从传统贸易理论开始,就对技术有了一定程度的涉及。经济学认为商品的生产不仅依赖于具备各种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需要关注如何组合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这是最早的把技术作为生产要素的提法之一,这种技术可以在固定的生产要素条件与一定的规模下实现产出最大化以及产品多样化,而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以及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肯定了这种技术所带来的绩效,即劳动生产率。多数古典经济学家意识到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早在19世纪早期,Torrens(1844)就意识到在知识与国际交流加剧的时代背景下,技术的发展应该只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区。Mill(1848)对基于技术发展的国际贸易的条件进行了分析与讨论。Bloomfield(1978)系统分析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发展,并认为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对技术差距理论中涉及的要素都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将有关国际贸易中技术的概念进行了总结。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的定义显然与现代技术的定义存在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对于技术的理解相对来说比较狭隘,认为技术就是提高劳动者能力和设备水平,从而实现生产率的提高。
虽然众多古典经济学家肯定了贸易发展中存在技术的影响,但在理论发展中对于技术创新的见解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以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分工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分工的改善可以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斯密认为技术创新的本质是劳动的分工,会对国家的贸易模式及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而以李嘉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基础上,把国家自身存在的比较优势归因于贸易所带来的外在技术创新。
因此,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分歧在于,斯密一派认为技术创新是源于劳工分工的内生变量,而李嘉图一派则认为技术创新是贸易所带来的外生变量。虽然,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很长一个时期,但是对于技术的定义存在有很大的分歧,没有明显的界定,所以在古典贸易理论中对技术本身缺乏系统的定义,导致技术在贸易理论中被纯粹的认定为外生变量,即便如此,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国际贸易过程中有关技术的认知在日后其理论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之后的很长时期中,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中技术方面的演进远远落后于现实经济的发展,虽然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对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贸易模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很少有理论再将技术创新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当中。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发展中,由古典贸易理论中所提出的技术的重要性被忽视,新古典贸易理论是在一般均衡的背景下,以生产禀赋差异对国际贸易进行研究,而忽略了贸易中各国间存在的技术差异,其中以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H-O模型)为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
H-O模型主要从各个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不同的要素禀赋及不同产品的生产函数角度阐述其对贸易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它与之前古典贸易理论的区别在于:古典贸易理论关注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而新古典贸易理论将贸易与经济增长分成两个独立的概念,忽略了技术在贸易模式中的重要性。实际上,H-O模型把经济增长排除在其模型之外,关注的只是贸易的静态层面,单考察了生产要素差异所带了的比较优势,而忽略技术之间的扩散对贸易及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由于H-O模型对于贸易中技术因素的忽视,从而使技术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很长时间处于迷失阶段。
直到20世纪中期,众多学者又逐渐开始关注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即技术因素重新被纳入贸易理论模型的研究中。随着新禀赋理论的发展,进一步将R&D(研究与开发)所产生的知识视为国家非常重要的禀赋之一,同时强调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将技术同样视为国家重要的禀赋之一。国际市场存在的竞争越发激烈,新产品不断增加,外生的技术差异虽然在经济增长中产生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内生技术创新对于经济进一步增长显得更为迫切,这就使众多学者从外生技术对贸易的影响转为更深一步的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及其模式的变化。
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主要在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中,由于各个国家在产品各个环节所存在的差异,从技术创新以及传播的角度研究贸易的产生及其所带来的贸易模式的变动,为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发展奠定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新贸易理论兴起,理论分析的基本框架转变为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为前提开始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及模式。Krugman(1979)开始将技术引进到贸易模型中,进一步研究了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这里所指的技术创新还局限在外生的,无法对其产生的原因作以解释。
20世纪80年代所产生的内生增长理论与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融合,为之后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之后贸易理论研究超越之前静态层次的研究,使得技术成为贸易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重要纽带。随着21世纪的到来,企业异质贸易理论成为当今贸易理论的代表,即新―新贸易理论。这一理论最早是由Melitz(2003)提出来的,主要是在企业异质性、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基本假定下,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国际贸易对具有不同生产率企业之间资源配置效应的影响。
由于全球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剧,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开放以及优胜劣汰的选择使得拥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步入出口市场,而低生产率的企业只能淡出出口市场,与此同时,同一行业内的资源也将低生产率的企业流向高生产率的企业,使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及市场份额进一步增加,从而使整体行业生产率及整体经济实现增长。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标志着贸易理论研究步入一个崭新的领域,为国际贸易的动因及模式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解释,企业为了追求高的生产率及利润必定会加大技术创新的步伐。由于该理论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模型框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完善,但该理论为今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由于地大物博的优势以及近些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优于发达国家的优势。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的局面全部打开,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进出口贸易日渐频繁。对发达国家相比,作为经济与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发达国家新产品进入市场,必定会给我国的企业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并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市场地位造成很大的冲击,本土企业若想继续获得有利的竞争地位,就务必开展技术创新,赶超外来的先进技术水平,以此与外来竞争者相抗衡,因此,国际贸易间接地成为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源动力;其次,国际贸易开展的过程中先进的出口国在将新产品传输到我国的同时,也将其产品所具有的工艺与技术水平传递过来,由于技术溢出的发生,给我国同行企业带来了模仿的契机,在模仿先进技术的同时,使我国技术创新水平得到了相应的提高;第三,如果先进出口国本身的产品具有一定的领先技术水平,我们在引进这些产品以后本身就具有了先进技术设备,这可以称为有形的技术创新。
与此同时,在引进先进技术产品的同时会要求具有各种形式的技术指导,企业员工经过培训之后吸收了外来先进技术,这就相当于给本土企业带来一定隐形技术创新;第四,由于我国与世界接轨,国际贸易过程中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从而提高自身的创新意识,同时会影响我国积极改善创新的内外部环境机制,对引进技术的企业而言,为了更合理的使用先进技术往往需要企业在组织管理方面做出相应的创新及转变,这就意味着国际贸易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创新意识以及管理机制的创新会起到积极的影响;
第五,在起始的贸易谈判阶段,先进的出口国为了使进口国更加全面与详细的了解产品特性,促成贸易实现的目的,出口国会在合理的限制内演示产品性能,若交易失败,出口国的技术已经产生一定的技术扩散,而这种扩散也会一定程度的给进口国带来技术创新;
最后,国际技术贸易是贸易双方技术传播与创新的最直接方式,进口国在国际技术贸易的开展中不仅会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还会从人力资本、生产水平等其他方面认识到自身与出口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从而引发进口国的再次适应性创新。总而言之,上述的各种方式都会增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我国在开展国际贸易的同时,掀动自身的技术创新,一方面可以逐渐减少对此先进技术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加之我国自身的二次创新,很有可能领先于国际市场上同产品的技术水平,成为产品垄断供给者。
因此,我国积极开展国际贸易,不仅能够吸收外来先进技术,激发自身的技术创新,从静态层面上看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增加自身的技术存储量;更重要的是国际贸易从动态层面提高了我国技术创新意识,提高了自身的技术创新水平,加强了创新制度环境的形成,为今后我国步入发达国家之列甚至赶超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与技术水平呈高幅度的增长,而出口能力也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贸易的出口国一般具有领先于其他国家的技术,因此,国际贸易对于作为贸易出口国的中国有关技术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首先,从静态层面来说,我国只有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才更有可能拥有新技术与工艺,这才具备出口产品所必需的条件,因此,我国为了进一步开展对外贸易,就会充分的进行技术创新,这样才能保持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其次,从动态层面来说,出口贸易必将会带来一定的技术扩散,我国的技术优势会在对外贸易的进行中逐渐丧失,因此,我们将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放任其流失而无作为,在技术丧失的同时会逐渐丧失其出口国的技术优势以及出口地位,
另一种是持续的开展技术创新,为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的出口地位加大创新的力度,以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制胜,当然,我国遵循了后者选择;第三,在贸易双方信息对称的前提下,出口国可以根据进口国反馈回来的市场信息,寻找产品技术的不足改进技术,开展新的技术创新;第四,我国作为贸易出口国在对外贸易中获得的贸易利得为之后开展技术创新提供经济保障,同时,技术领先国本身已经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在资金强有力的保证下,技术领先国为了保持这种优势,更加激发了其对于技术创新的动力;
最后,国际技术贸易作为技术传播与技术创新的主要手段,技术的转移和扩散虽然可以给进口国带来先进的技术,看似是出口国技术的流失,实际上是出口国传播的次核心技术,这种技术在本国经济中已经明显落后,因此,适时的转移次核心技术从而获得可观的回报对于出口国进行核心技术的创新提供经济后盾。总而言之,我国在进行对外贸易的同时更要保持自身的先发优势,持续开展技术创新,适时的将逐渐淘汰的新技术转换成国际贸易中的利得,对于我国积累资金进行新一轮的技术创新也是至关重要的。
纵观国际贸易理论中技术的演变,由最初肯定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到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经历了相当长的迷失阶段,直到今天,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支柱之一,是我国进一步开展国际贸易的源动力。不管是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新贸易理论,都对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因素具有一定的肯定,在这里,我们只着重探讨了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而事实上,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是相互依存的,两者之间存在有互动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一,技术创新提高了我国新产品的研发水平,改变了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因此产品技术含量更高,品种更加的多样化,是我国作为出口国占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因而进一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开展;
第二,技术创新加速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改善我国国际分工的地位,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促进我国工农业的大力发展,导致分工专业化,更加速了国际贸易的开展;
第三,技术创新提过了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地位与产品核心竞争力,而一国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与自身优势上,通过技术创新可以扩大我国产品价格等比较优势,促进我国生产技术与产品技术的创新发展,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地位;
第四,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模式的创新,网络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就是技术创新带来的结果,他们迅速的改变着国际贸易的交易方式,大大提高了国际贸易的效率与效益,网络技术创新更加剧了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因此,技术创新反作用与国际贸易,我国国际贸易发展与技术创新的进行就是在两者之间相互促进中飞速发展的。
总而言之,无论是以国际贸易为基础的技术创新,还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国际贸易,都是促进世界整体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为了世界整体竞技水平的提高,一方面需要各国扩大国际贸易范围,技术本身就是最为稀缺的经济资源,而国际贸易的开展使世界可以分享技术提高整体社会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积极开展本国的技术创新,为节约稀缺的技术资源,分享资源作出努力。国际贸易的开展基于共赢的理念,达到了世界共享资源,提升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最后,对我国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国际贸易发展与技术创新方面要兼顾短期与长期的经济利益,同时要充分考虑本国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基本国情,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大程度上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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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有效地培养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必须提高现有实践教学质量。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际经济贸易专业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我国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持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但是在这一繁荣的背景下,逐渐凸显出了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源的不断减少,更为严重的是,有些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我们如果不注意加强保护,那么极有可能在今后的几十年间会造成不可再生资源的最终枯竭,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的使用,如果不合理的应用资源,那么我国的经济也不会得以继续发展。
一、国际贸易生态化的发展趋势
当前无论是我国还是发达国家,主要面临的世界性难题就是环境问题。所以在国际的贸易中就体现出环境与资源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在贸易交往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资源,如果没有资源,就难以发展经济。所以国际间的贸易体系中的重点就是环境。为了将这一问题落到实处,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明确的体现出保护生态环境在贸易中的重要性。我们不能为了经济的发展而大力破坏赖以生存的家园,这不仅是为我们自己考虑,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提供一个能够生存的环境。
二、国际贸易生态化与全球经济现实发展的矛盾
1.经济发展加速了资源的不平等性
在当前国际间的大环境中,主要面临的问题是环境问题。虽然在全球经济的推动下,我国经济的发展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这一趋势是以资源作为代价的。如果没有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继续无视下去,那么我国的经济发展就很难与环境达到共同进步的效果。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我国正在实施可持续的发展战略。之所以这一策略适用于我国,是因为不同国家的资源消耗量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较少,资源的消耗量也相对较少,而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纵使我国资源丰富,但是资源的消耗量也相对较大,因此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呈现出一种不平等的趋势,长此以往将会造成对生态环境的阻碍。
2.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本不公平分配
根据各个国家不同的国情,因此对于经济的发展以及规模上都有所不同,所以不同国家为提高经济的发展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呈现出一种不公平的现象。在发达地区的资源投入量明显要低于发展中国家。因为不仅仅是人口的因素,在其他方面还将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较高,主要是因为其注重科技的投入,所以在生产过程中经常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实现效率的提高。但是我国主要仍然以劳动力为主,高科技的设备使用率不高,由此造成最终效率上的差异。这不利于我国加入全球化生产的行列,更为重要的是所获得的资本主要向西方的发达国家传播,由此造成差距逐渐拉大,甚至出现及不公平的现象。
三、新形势下国际贸易生态化与全球经济难以协调发展的原因
1.国际贸易生态化发展与全球经济发展的短期目标冲突
当前,国际贸易生态化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经济角度来说,国际间往来日益密切,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更加频繁,也因此提高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增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供求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二,我国是一个人口资源丰富的国家,加强国际间的贸易往来,促进国际贸易的生态化发展,有助于我国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解决人口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因而也就有效的降低了因贫富差距大造成了社会矛盾。其三,环境资源与生态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环境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能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在今后可持续道路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2.WTO对国际贸易生态化与全球经济发展缺乏协调政策
我国在进入WTO后,与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变得更加密切,在这种发展趋势下,全球的经济也被带动了起来,但是人们并没有对全球化经济具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因而造成国际贸易生态化不能与全球化经济进行有效的衔接,二者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会对国家今后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只要找出合适的落脚点,就能够有效的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的连接,使二者形成一种密切的关系,这样不仅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能有效的缓解生态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矛盾。
四、对策建议
1.优化国际贸易生态化与全球经济的协调发展
开展国际间的贸易往来是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一种贸易形势,国际间的贸易交流越来越频繁,可以有效的促进国家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但是不难看出,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其实也凸显着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急功近利的色彩愈发明显。人类社会的生活中,并不是仅仅具有经济这一个重要的内容,而是多元化的融合,其中还包含了环境、社会等一系列与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紧密联系的内容。因此,加强社会、环境以及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当前的重点内容,反过来也能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遵循国际贸易生态化与全球经济协调发展的规则
在国际贸易往来的过程中,法律法规的作用十分明显。因为一切事物的发展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急于求成就很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作出不符合要求的行为,尤其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存在众多的诱惑,如果不采用法律法规进行约束,极有可能会因为错误的行为扰乱市场秩序,对社会的发展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为了国际市场的公平公正,也要加强相关制度的建设,在不影响各国之间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国际市场规范的统一标准,按照相应的标准进行贸易往来,能够有效的减少不必要的问题。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只注重经济效益的增长,而忽视了对于生态的保护,因为生态环境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二者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如果缺少了资源的供应,那么我国的经济就很难得到进一步发展。
引言
海运提单是国际海运货物运输当中比较常见的重要单证,其随着海运的发展而发展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我国在国际贸易实务当中对提单风险的有效规避,主要采用提单欺诈防范及法律救济两个层面加以应对,我国由于在进出口的贸易额上不断增大,所以海上运输就成为重要的贸易运输方式,而提单就是其中的一种重要单据。由此看来,加强对其理论研究就有着实质性意义。
1.国际贸易实务中提单的种类及主要作用分析
1.1国际贸易实务中提单的种类分析
国际贸易实务中提单的种类是多样的,按照提单上的收货人记载就能够分为记名提单以及指示提单和不记名提单。其中的记名提单主要就是提单的正面收货人一栏对特定人或者是公司都有着明确的记载,这一提单在流通性上有着很大的限制。而在指示提单层面主要就是在提单的收货人一栏有着某某人指示等字样的提单,在国际贸易当中使用相对比较广泛。还有就是不记名提单,这一类型的提单主要就是对收货人没有特别的记载主要就是表明持有人等字样,所以在国际贸易中的流通性层面比较强,但是风险较大[1]。另外,按照货物装船与否也能够分为已装船和收货待运提单,以及按照提单上货物不清洁的有无情况能够分为清洁和不清洁等种类。
1.2国际贸易实务中提单的主要作用分析
提单在国际贸易实务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比较大,主要体现在是承运人和托运人就货物运输达成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一种证明,但并非是合同的本身。这也是承运和托运人间达成合同内容的证明,提单上有着相应的内容。提单也是承运人对货物交运保证的凭证,在卸货港要将货物及提单交给持有提单的人进行收货。而在托运人层面来说,就有着货物收据的功能,合法提单下提单持有人就是货物所有人。不仅如此,提单也是承运人收货并将货物装船的证明,它不仅能够对收到货物的种类数量及标志等情况进行证明,同时对收货的时间也能证明。
2.国际贸易实务中提单的主要风险分析
提单虽然在国际贸易实务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其自身的风险也比较大,主要就是伪造提单的风险。有的不法商人通过信用证的特征来伪造提单骗取货款,没有按照合同来装货或者是没有装货,这样就对客户造成很大的损失。其中的空头单证就是比较常见的伪造提单,也就是承运人或者是代理人等签发的伪造提单,在伪造提单的法律效力层面来说从我国的法律规定上是无效的,其带来两个重要的问题,承运人是否有权交货以及是否有义务交货。另外就是提单的预借风险以及倒签风险,在倒签风险类型上比较重要,这主要是在货物装船之后签发的,这就会比实际装船日期为签发日期的提单要早[2]。签发倒签提单尤其在时间上比较长就能推断承运人未使船舶尽快的派遣,承运人也会由于货物的运输时间发生迟缓而承担相应的责任。而预借的风险是在货物还没有完全装船就已经有承运人开始接管。这些风险不管是哪一种类型对于承运人来说都会给自己带来损失。还有就是无提单放货的风险,在当前的海运迅速发展背景下,提单已经成为物权的凭证,在提单风险中的无单放货风险主要就是没有整本提单,在船舶到达港口之后承运人接受收货人提单副本及保函提货请求。在还没有将正本的提单收回后就已经放货,这样就造成了损失。除了以上的几种风险之外,还有记名提单风险以及提单遗失风险,三分之二提单风险以及电放提单风险、多份提单风险等等[3]。
3.国际贸易实务中提单风险防范策略实施
第一,对国际贸易实务中的提单风险防范措施的实施要能够从多方面加以考虑,从法律救济的措施实施层面来看要能够申请扣押船舶。具体的实施步骤就是要通过海事法院根据海事请求权人在还没有提起诉讼时来提出扣押船舶的申请,按照法律程序对船舶实施扣押。然后就是及时的提起诉讼,在发现了对方存在诈骗的迹象过程中,就要及时的向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这样可避免货款的损失。在提起诉讼之后关键就要找到准被告,转承运人是较为保险的,在对其很难得到有效识别的时候就要结合提单当中的相关条款对签发者来加以识别。最后就是申请禁令,对对方的财务进行调查,倘若银行有存款就请求法院进行冻结。第二,提单风险的防范还要在事前工作都要做好,选择资信情况比较好的担保人及托运人,国际贸易的正常交易当中要将客户资信的情况得以有效了解,这是对业务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对客户的资产情况以及经营情况进行大概的了解,对客户的信誉度要能得到有效保证,不能随意的撕毁契约。对于国际贸易当中存在着不良记录的就要避免与其进行合作,将风险控制在萌芽当中。第三,针对倒签提单的风险防范要从多方面进行,首先从托运人层面在倒签的时间远洋和近洋要能得到合理把控,短程的倒签不应超过一天,而远程的要在三到四天之内。对于货值相对比较大的就要能够和买方进行协商修改信用证。对于畅通的货物也可以要求对方将付款的方式进行改变。而从承运人层面的防范措施,在倒签提单的日期不能超过船舶在港实际装船日期,对于相关信息也要能保证其保密性。另外在收货人的风险防范层面在出现了货物的跌价趋势过程中就要通过对倒签提单加以利用降低损失将风险转移,收货人可通过海事部门登船要求查看航行日志并拍照,查实倒签提单就拒绝收货这样在赔偿的责任就得到了转移。第四,对无单放货的情况要最大化的避免,国际贸易实务当中凭保函以及提货担保放货是承运人在提货人没有正本提单下的通常做法。承运人在接受保函及担保过程中要能出具保函对资信调查进行保证。在具体的措施实施当中要能够避免无单放货情况的发生,还要能够避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承运人要能提醒船长对无单放货的行为谨慎处理,从而来避免损失]。不仅如此,在买卖合同当事人的防范措施层面也要能够对贸易的伙伴充分了解,对资信的调查充分重视。第五,将海运提单的签署要能够严格化,在对提单进行签署过程中要能够加注承运人的名称。提单的签发地点是货物的装船港,而在签发日期上要能够是货物实际装船的完毕日期。对船舶装卸监督要能得到充分重视,并要随时掌握船舶的动态情况,船舶的行进中要及时和代理保持联系,加强警觉性并核实真伪。信用证各方当事人对三分之一提单风险的防范要能加强。
4.结语
总而言之,对国际贸易实务中的提单风险的防范要结合多方面进行考虑,提单的风险对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也有着很大阻碍,也会扰乱贸易的正常秩序。所以必须加强提单风险的防范并保证提单的安全完整性,才能够进一步促进国际贸易实务的正常发展,此次主要从提单的风险问题分析及解决思路角度进行了研究,希望能对国际贸易实务的提单风险防范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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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明显,不是危机更不是崩溃。目前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有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已到了必须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当前经济下滑现象是实现转型必然产生和面临的,关键在于正确解决。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人力资本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有效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要从重视教育开始。本文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内涵和特征进行系统分析,总结其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从教育的角度,对利用人力资本投资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展开探讨。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 中国经济增长 有效措施
近年来,经济、科技、信息都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此形势下,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不仅仅是国家财富总量的多少,还包括人才和科技的发展状况,归根结底,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力资本投资注重人的综合素质,能够为我国创造众多优秀的人才,储备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资源,对于推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一、人力资本理论概述
(一)人力资本的内涵
人力资本是指在教育、培训、保健等方面的花费所形成的资本,能够作为一种指标来反映人的综合素质。人力资本投资的实质是对人体的健康、素质、技能、经验、知识、精神的总和进行投资,在未来的经济活动中得到收益。总而言之,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的形体上的“人力”,同时又是获取利润和利益的“资本”。人力资本具有3个主要特性:
(1)能动性,是人力资本的本质属性,能够支配人力资本以外的其他资本。例如,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等不具有生命力的资本;
(2)增值性,也是人力资本的本质属性之一,是指人力资本能够不断增值,且会不断地追求利益最大化;
(3)运动性,是人力资本的社会属性,是指人力资本能够经过资本形成、资本使用、资本退出的这样一个循环过程。
(二)人力资本的价值和属性
人力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产生,能够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即价值增值过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人力资本对自身的增值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1.教育是实现人力资本增值的主要途径人力资本产生自身增值的主要途径是接受教育。在接受教育和培训的过程中,劳动力价值不断得到提高,具体表现为工资的提高,或者是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自身的劳动产品。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卢卡斯认为“个人的人力资本对其生产力的作用”就是教育的作用,如果人类在社会中不接受教育和培训,只通过自身的经验和判断来生活,那么各国的发展必定是落后的,接受教育和参加培训是提高自身人力资源价值的最快、最经济的途径。
2.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杠杆系数为了方便计算人力资本投资所取得的经济效益,科学家们对投资收益的计量方式展开研究,通过杠杆系数来表现人力资源的收益情况。其中,DHL为人力资本杠杆系数,P1、P2分别是报告期收益和基期收益,而I1、I2分别为报告期投资额和基期投资额。
二、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意义
(一)提高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需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的质量来实现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对劳动者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专业素养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使其达到更高的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的质量,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促进科技发展
科学发展过程需要经过发明阶段、创新阶段和扩散阶段,前两个阶段要求科学技术者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熟练掌握科学基本技术,并具备较高的创新能力,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扩散阶段需要科技的传播者具备先进的观念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因此,加强人力资本的投资,通过提高科学技术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培养大众先进的思想意识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1]。
(三)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是由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质量和价值决定的,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质量和价值,使得劳动者创造比投入量更多的价值,增加收入。
三、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
(一)加大教育投资,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平
我国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技术和经济发展落后,其主要原因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人力资本的质量不高。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为粗放式增长,对财富收入的重视程度较高,但是对教育的投资力度却不够。近几年,随着经济、科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大力推行素质教育改革,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只有继续实行科教兴国战略,加强对教育的投资力度,才能提高我国的人力资本质量。首先,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总额,将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提高到5.5%的国际水平,向教育发达的国家学习具体的投资策略[2]。其次,加大科教兴国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动员社会各界的资源,鼓励教育投资,促进教育模式多元化发展,提高我国教育的整体水平。
(一)加大培训力度,改善人力资本素质偏低的情况
我国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但是人力资源的总体素质较低,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较少,人才储备不足。我国经济结构过程调整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城市的失业人口增加、农村劳动力过剩等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整体质量,需要加强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训,制定针对性较强的完整培训方针。一般情况下,培训的形式包含很多种,主要有企业的入职培训、在职培训、辅导班培训等培训形式。此措施不仅能够解决我国经济结构改革中出现的失业、劳动力过剩等情况,还能够提高我国人力资源的质量,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建立健全人力资本配置的市场机制
科学的人力资本配置机制是有效利用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保障。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经济环境复杂,要想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人力资本配置的市场机制。首先,建立健全人力资本投资的法律体系,为投资提供参考和规范[3]。虽然《教育法》中对我国教育的投资有相关规定,但是近年来的投资总额在不断下降,此外,除了义务教育,对于其他培训和教育机构的投资没有法律保障,因此,必须建立一套相关联的法律机制,其中涉及到《教育经费预算法》、《就业保障法》等法律。通过法律手段保障人力资本投资的总量,并保障人力资源投资的有效利用,避免资源浪费的情况出现。
(三)特别关注农村的教育投资
我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大半,因此,要想提高人力资本的整体质量,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投资的重视程度。具体的措施如下:第一,将教育投资向农村教育倾斜,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解决农村孩子没有学上、学习条件过差等问题。第二,加大教育资源的整合力度,提高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职业教育具有应用性强等特点,教学目标为培养技术型和应用型人才,能够在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提高农村的人力资本质量,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拉动农村的就业。此外,职业教育还能够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4]。
结语:
总而言之,在市场化经济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有效解决失业、劳动率低、贫富差距等问题。要想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整体质量,必须从教育和培训入手,加大人力资本特别是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参考文献:
[1]王大开.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2,(7):21-22.
[2]任玉金.浅析人力资本投资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J].商,2015,(16):46-47.
[3]杨娟.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D].湖南大学,2011.
[4]陶小龙.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结构问题研究[D].云南大学,2011.
一、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内涵界定
2013年3月17日,在中外记者会上首次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概念。之后,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要以勇气和智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国经济升级版”概念提出后不久,不少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了地方经济升级版。那么,什么是中国经济升级版?目前从中央决策层看没有给出一个详细的内涵界定。有的专家将“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内涵概括为四个方面:认识层面的升级、由大到强的升级、生态文明的升级以及体制的升级。也有专家将“中国经济升级版”概括为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版,等等。我们观察一下以来中央文件的表述可以发现,在“新常态”下,中央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如,201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不懈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努力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不懈依靠改革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这是对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诠释。根据中央会议精神及的系列讲话,结合专家观点,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升级版是一个效益和速度、质量与数量的紧密结合体,其重心是质量、效益、可持续。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对现有经济发展版本的继承与发展,是经济量变逐渐发展到经济质变的过程。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升级版最重要的标志。由此可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出发点是实现中国经济由大到强的质变;落脚点是提升人民的福祉,即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客观必然性
(一)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国际经济形势深刻变化的迫切要求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产业竞争异常激烈。为了提升国际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各国都在积极促进经济转型。如美国,金融危机后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等新理念,并推出《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等法案和计划,以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为目的。欧洲各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不甘落后,纷纷提出了《欧洲2020战略》《德国高技术战略2020》以及英国的《以增长为目标的创新与研究战略》等战略举措,日本也正在推进《创新2025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推出“工业4.0”,即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新工业革命。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加速调整,新的产业格局也正在形成。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倒逼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不转型升级就没有出路。
(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体现就是“新常态”。2014年5月到河南考察时,第一次提出“新常态”这一概念,但当时并没有解释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各界对“新常态”的解读和认识也各不相同。基于此,2014年11月9日选择在APEC会议国际场合,全面阐述新常态,对新常态进行定调。强调: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014年12月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个亮点是首次系统阐述新常态的具体内涵。以往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只有二三千字,这次五千多字,就是为了说清“新常态”。“新常态”不仅仅是一个“中高速”这么简单,关键是在“中高速”的环境中实现另一个“中高”,即整体经济结构达到中高端水平。对于中国经济来讲,新常态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核心任务是经济发展的提质增效升级,加快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水平攀升。所以,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升级版不是应该不应该打造的问题,而是如何打造的问题。
三、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路径选择
(一)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步伐,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夯实基础
转方式和调结构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转方式,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指经济发展要在转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公平、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等在内的经济发展总体方式的转型。调结构,即调整经济结构,是通过调整国民经济各组成部分的地位和相互比例关系,使其更加合理化、高级化,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强调:“调整经济结构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充分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即转方式是中国经济现阶段的战略和要求,调结构是转方式的重要内容和主攻方向。调结构虽然只有三个字,但真正落实起来却千头万绪。这里最基础的是产业的转型升级。目前,“中国制造”总体上附加值、竞争力低下。同时,中国制造面临着欧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夹击,面对空前的困境。全球金融危机后,一场抢占制造业产业链制高点的竞争正在全球范围展开。这个制高点是什么?尽管各国对制高点的表述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大家共同指向的都是智能制造。为此,经签批,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而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是人的升级,即人的升级如何适应产业转型升级?这方面德国做得很好,“德国制造”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并在全球化时代始终保持领先地位,主要得益于其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即由学校和企业联合展开职业教育。学校负责传授理论知识,企业为学生安排到一线实习和培训。德国机械制造业的真正核心是源源不断的高素质技术工人。而在我国,长期以来人们千军万马考公务员,人人都愿意走公务员这个独木桥,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所以,要夯实微观基础,首先要通过改革,构建制度机制,形成一种氛围,引导各类人才向企业集中,这才是中国由制造业大国转向制造业强国的真正希望。
(二)全面深化改革,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转方式、调结构的提出已有20年了,至今未能取得显著成效,进程不尽如人意。原因何在?这里有认识原因、技术原因,但根源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因此,中央给出了解决方案,即从制度安排入手,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空话一句。所以,打造经济升级版,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必须创造制度红利。通过创新体制机制,为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有利条件和发展空间。这里关键是通过政府改革,促进政府管理方式的升级。着力点是要通过三个“清单”规范政府行为:一是“权力清单”,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二是“责任清单”,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三是“负面清单”,确保企业法无禁止皆可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打造经济升级版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三)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对外开放来发展自己。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尤其开放初期,开放的重点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因为中国需要西方的技术、人才、资金。而经过30多年发展,目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一,2014年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为此,需要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长远发展创造新的开放红利期。这需要一种新的开放大战略来推动,而这个大战略就是“一带一路”。我们要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加紧构建全球价值链,使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由被动到主动、主导、引导。届时,我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会大大提升,这将会为打造经济升级版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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