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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品质的经典诠释:与时俱进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的高度概括,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创新的根本方法,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用于具体实践的客观必然,是以世界眼光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质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现阶段,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际发展情况需要不断进行探究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为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质为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道路为民族文化大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命力为以民为本。文章主要全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及理论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品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__周年党建研讨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九十年中逐渐强大、不断发展进步、不断带领人民创造令人瞩目的伟业,其根本原因是我国始终贯彻科学理论为指导,并合理地将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逐渐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中国社会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进一步中国化?我国领导人及共产党又要怎样进一步实现中国化?针对上述问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去全面分析其产生该现象的原因。马克思曾经表明:“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在19世纪中期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其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以下特征:(1)在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时期,工业快速发展带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突出。在该时代背景下,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
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284在该理论基础上,恩格斯又提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2]337-338他提出忠告来启示人们说:“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2]688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理论,随着时代进步与具体实践而不断深化、创新、拓展、完善为其主要理论品质,从而促进社会、
的具体体现。毛泽东是我国共产党的第一批领导核心,也正是毛泽东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毛泽东早先在党内就反对教条主义,把教条主义称作“假马克思主义”,把紧跟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称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是我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提出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一科学理论。实事求是就是紧跟时代的步伐;如果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就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江泽民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更是清楚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步伐的这一理论”这一科学理论观点突出地强调了我国应该按照具体发展情况实践马克思主义。
解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应紧跟时代步伐的这一问题。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每一种理论都必然是历史的经验总结,都应该随着社会发展与变化不断地摄取其中的优良特点,摒弃不符合时代的特性,使理论得到更好的发展。事实证明,每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发展都是具有各自特色的道路的,都是在当时特定的情况时代背景下决定的适合自己国家且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讲过对于我们中国究竟该走怎样的道路,如果过于刻板地坚持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那就意味着不考虑时代性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必然会失败。也正是因为如此,邓小平说“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4]291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可知,中国顺应时代的发展,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并随之不断的使其更加丰富。
其次,三位领导都发现了一个共同问题,并且都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老祖宗”问题,具体是指马克思主义原著及其基本理论。就如本文之前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能进行一味地按部就班,而是应该顺着时代的发展来决定适合属于自己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像面对有一定特色的国家或者是一个国家的不同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内容也不应该完全相同[5]109。邓小平也说过,我们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要有自己的创新和新的理念,他还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4]292马克思主义要始终坚持在这一前提下又要对其不断进行内容上的丰富,使其不断发展,谱写新篇章。
再次,三位国家领导人也都正确提出并解决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内容简述如下:(1)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明显的普遍性、规律性这一研究理论;(2)马克思主义包括了针对特定时空给出了完整的结论。这一理论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科学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正确运用,但是并不局限于其基础理论;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曾指出:“恩格斯、马克思、斯大林、列宁等人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能将他们的理论作为具体的教条理论来看,应将其作为行动指南,不能只机械地学习马列主义的书面词句,应将其当作革命的科学学习,在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等人思想所涉及的真实生活及革命经验同时,还要了解他们看待问题角度,以及学习他们看待问题的立场、解决问题的方法。”[6]533因此,当处在时代不断变化、社会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时,马克思主义中反映特定的时代的结论都应随具体变化而变化,以此满足社会发展的大需求。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点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特征为实践性,这是这一理论原理的科学性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的科学,其实践是无限发展着的,因此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理论需要随着实践变化而不断变化、发展。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体系,它主张人们要具有批判性地对待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所有成果,在实践发展下持续发展与完善这一理论。各国共产党人需根据实践进一步探索新内容,创新理论,最大限度地为实践提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的有机结合最终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的具体体现。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最终动力始终是实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实践中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问题的真实反映,回答了上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江泽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提出了“三个代表”,这一思想为我国改革与建设阶段解决新问题、新情况提供了理论典范。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一直在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与时俱进,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不断变化的实际,切实发扬开拓进取的精神,坚持将理论和实践创新进行结合,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使党和国家迈出了新步伐。
根据历史发展经验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建设中指导作用显著,是共产党人进一步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的实践成果,真正做到了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引领新一代领导人及共产党人继续前进、继续进步。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以不断推进包括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从而不断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得到更大、更辉煌的发展。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将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结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指明方向,新一代领导人带领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理论的具体内容,使其更好地为中国的良好发展服务,指引中国共产党走向更美好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人民创造出更多更大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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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的核心思想和精神实质对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传统文化为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扩充了教学思想,教师应充分发挥其在教学中的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道德方面的优越性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出发点,落脚点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尤其是在思想道德方面提出:仁、义、礼、智、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思想历经时代的考验,留下了饱蕴思想精髓和价值追求的灿烂遗产。但是在当下,我国高等教育普遍存在传统文化教育弱化的现象,因此如何将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联系,系统的阐述我国传统文化在思想道德方面的优越性就显得迫切和必要。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总体性概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中最根本的一条。《易传?文言》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归结到人的身上,“天人合一”反映的是一种既能认识自然规律又能顺应自然规律的“天人合一”的人格操守。
(一)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国人生存态度上的集中体现,它标志着传统文化中人的主体能动性和高度自觉性,也是对中华民族整体人格状态的历史概括。《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中“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体现的都是这种精神。
(二)重视伦理纲常和道德教化
重视伦理纲常和道德教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素以人为本位,所以伦理道德受到特别的重视和提倡,而中西方在伦理与道德之间又有着巨大的差异。西方人的伦理思想建立在以个人为根本的基础上,而中国人的伦理思想建立在以家庭为根本的基础上。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人与人的关系素有“五伦”之说,也就是五种人际关系,即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这五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家族关系。在五种关系中,家族关系占了三种,而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扩大,朋友关系是兄弟关系的扩大,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即反映了朋友关系和兄弟关系间的联系。
(三)理想人格
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理论是从儒家文化中凝结和升华出来的,以中国儒家哲学为中心的基本传统价值观中,其所传播的价值信念即为一个君子人格在现实世界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承担精神和责任意识。在这种精神背后隐藏的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对“人”这一群体的普遍关爱,即仁爱的情怀,它是在长远的中国历史社会发展下的产物,它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坚定明确的社会集体意识:公而忘私、讲风骨、重气节。儒家道德的特点是:富于理想主义、人文主义和实践理性精神,它追求自我完美,力图通过提高道德塑造理想人格。
诚如《易经》所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当以一颗宽厚仁慈的爱心来对待世间万物。中国传统文化中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向外输出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也对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起着推动作用。在当今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小,相互之间联系的更加紧密,传统的坐井观天、盲目排外只会自取灭亡,只有谋求共同发展,倡导厚德载物、兼容并蓄的精神互补才能真正实现双赢。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春秋时期的孔子周游列国,著书立说鼓励人们为了国家、民族而奋斗;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强调国人要居安思危;战国时期的屈原曾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满腔的救国壮志至死不渝;汉朝的苏武出使匈奴为求战争平息,被迫在荒芜的草原牧羊几十载无怨无悔;西汉时期贾谊为国家强大而主张改革,被贬长沙仍余心不改;范仲淹、陆游、岳飞、顾炎武、林则徐等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置生死于不顾,哪里还会去考虑自己的祸福得失呢?封建社会的中国,无论是处于太平盛世抑或是遭受外族入侵,国难当头时总有人能为了国家兴亡奔走呼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甚至不惜以一己之力挺起民族的脊梁。
中国传统文化包容并蓄、一脉相承,在实践中不断吸收先进文化来充实自身,从而汇聚成灿烂的华夏文明而源远流长。近年来部分高校已经开始实行国学教育,核心价值体系正在逐步建立。但仍需注意的是传统文化当中仍有许多不尽科学合理的地方,当下国人在取其精华的同时要去其糟粕。只有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并将其发扬光大,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的世界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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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反映人类现实生活情感的一种艺术。音乐可以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类型,又可以分为古典音乐、流行音乐、民族音乐、乡村音乐、原生态音乐等。在艺术类型中,音乐是比较抽象的艺术,音乐从历史发展上可分为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钢琴音乐中的民族特色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在钢琴音乐作品中如何融进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体现中华民族风格是我国几代作曲家努力追求的目标。近一百年来,我国作曲家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借鉴西方作曲技术,中西共融,创作了大量的经典钢琴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在标题的文化内涵、旋律的线性特征、调式和声的创新及民族乐器音色的模拟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和民族韵味。
关键词:音乐艺术;钢琴音乐;传统文化;旋律;和声;音色
钢琴是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它音域宽广、表现力丰富,享有“乐器之王”的美誉。几百年来,钢琴以它独有的魅力吸引各国众多的作曲大师创作大量不同风格、不同文化底蕴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已成为世界音乐文库中的瑰宝,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赵元任创作的钢琴曲《和平之歌》(1915年)是自钢琴传入中国后由中国人创作并公开发表的第一首钢琴曲,从此,接受西洋作曲技法训练的中国作曲家们慢慢地拉开了中国民族风格钢琴音乐创作的大幕。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蕴含着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民族传统音乐,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在历史上对音乐的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时时刻刻对中国作曲家的创作活动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一百年来,中国作曲家在钢琴音乐民族化道路上的艰难探索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风格钢琴作品已逐步走出国门登上了国际乐坛。这些作品的内容不仅传播了中国古老的文化,同时还反映了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不同时期的精神生活、审美观念和情感需求,优秀并能流传的音乐作品往往都具有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和时代特色相结合的特点。
中国传统音乐在发展与流传的过程中深受本土文化和民风民俗的滋养与熏陶。传统音乐一般都会有一个饱含浓厚的生活情趣或文学色彩的标题。乐曲的标题往往是乐曲情感和意境的高度概括,具有鲜明的意象特征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有些乐曲是依照山水风景来命名的,如古琴曲《清风弄竹》、筝曲《高山流水》;有些是以历史故事、传说、典故来命名的,如琵琶曲《十面埋伏》;有些依照特定的场景或情景来命名,如《渔舟唱晚》;有些则与特定的地方风俗和民间庆典紧密相连,如吹打乐曲《合家欢》、《喜气盈门》等。透过标题,我们仿佛看到了起伏的山峦、薄薄的晨雾、潺潺的流水、弯弯的小桥、扁扁的渔舟、采桑的少女、挑柴的樵夫、欢闹的街市等一幅幅充满了审美意境和生活情趣的画面。这些传统音乐的标题所预示的不仅仅是描绘大自然风景的山水画或乡村风俗图,而且表现了这些特殊场景中的主体――“人”的情感活动,充满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和谐相生的诗情画意。对于欣赏者来说,这些标题是一种提醒或暗示,有一种召唤感,指向那些存在于标题背后的更为深刻的音乐内涵和精神世界。
受传统音乐的影响,“标题性”同样也是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重要特征。目前在社会上流传广泛且深受大众欢迎的钢琴曲大都带有一个彰显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文字标题,如《夕阳箫鼓》(黎英海)、《平湖秋月》(陈培勋)、《彩云追月》(王建中)、《二泉映月》(储望华)、《幻想曲――听评弹》(倪洪进)、《楚汉武士的诗篇与故事》(崔世光)等等。凡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中国人,只要读了这些标题,就可以充分想象出音乐所包含的内容、意境和情感。这些中国特色的乐曲标题与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的标题比较起来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欧洲音乐的标题总是与某种情景画面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如《四季》(柴可夫斯基)表现的是一年四季不同的自然风光,《蓝色的多瑙河》(约翰・施特劳斯)描绘了多瑙河清澈的河水在微风吹拂下波光粼粼的美丽风景。而中国钢琴音乐的标题所标示的不仅是大自然的美丽风光,而且要通过对美丽风景的描绘来表现人的心理情感。
《火把节之夜――云南风俗往事》(廖胜京曲),表现的不仅是少数民族青年男女在月光下歌舞的场景,更多的是表现男女青年们的欢乐喜悦和青春萌动的心理状态。钢琴组曲《庙会》(蒋祖馨曲)展现在听众面前的是一幅栩栩如生的民间风俗画,这里有赶集的村民、购货的商贩、玩杂耍的艺人、打鼓说书的老汉和乡间小戏的演员……恰如一幅音乐版的《清明上河图》,充满了浓郁的民俗文化气息。
由此可见,中国钢琴音乐的标题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性,讲究字面的寓意,而且还注意文字背后深刻的含意以及文字与音乐密切结合后所表达出的情与景的关系。在中国传统音乐中,情与景是始终相互交融的,这种交融是相互感应、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相互共鸣而产生的。
在我国传统音乐中,旋律艺术有着主宰作用,音乐中横向运动的单线型旋律与中国书法中的点画变化在运动形式、对比变化、原则方法上有很多共同之处,恰如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偏好大屋顶、单层四合院一样,呈现线性的、平面的特征,“线条美”是我国传统艺术的美学特征之一。汉语言文化对传统音乐的旋律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汉字抑扬的声调上,在朗读的顿挫上都具有明显可辨的高、低、长、短及音色变化,与音乐旋律有着最原始的相似之处。各地区的方言差异对音乐旋律的产生及风格特点的形成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语言特色使我国的民族音乐具备了强调声音的波动、追求横向曲线上独特变化的音乐韵味和艺术特征。从表象上与西方块状结构的交响乐相比,中国线性结构的传统音乐没有交响音乐那样宏大的音量,和声立体效果似乎也没有西方音乐那样丰满,显得简小单薄,但线性结构具有块状结构所不能替代的审美功能,欲达到“大音希声”的高超境界,中国音乐线性结构的优越性往往会充分地体现出来。一句看似简单的横向运动着的单声部旋律,经过演奏者在节奏上或具体到对每个音的装饰变化的处理上,往往能挖掘出深厚的音乐内涵和情感,这无论是在我国的歌舞音乐、民间戏曲,还是在运用共性技法创作的钢琴曲、交响曲中都有所体现。可以说,“以少言多”、“计白当黑”、“以有限为无限”、“韵在言外”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有特征,覆盖了音乐、戏剧、书法、篆刻、中国画等诸多种类。
传统音乐内容陈述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旋律来进行的,因此,我国钢琴音乐创作在继承发展民族音乐文化的过程中必然要强调旋律的表现性能,挖掘旋律的内涵,使之与钢琴在和声效果、复调手法等方面进行纵向、横向多层次的叠合,使旋律更为丰满,更具有民族风韵和表现力。多年来,中国钢琴艺术家创作了许多深得大众喜爱且广泛流传的优秀作品,他们在创作过程中熟练运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对富有中国特色的旋律进行和韵味渲染都起着丰富和强化的作用。
改编曲是我国钢琴作品曲库中的重要内容,改编大多根据传统乐曲或经典歌曲创作,旋律耳熟能详,这些作品流传广泛,很受欢迎。黎英海先生创作的钢琴曲《夕阳箫鼓》,其“原型”是一首传统琵琶名曲,作曲家在改编时基本保留了原曲的结构,但对乐曲内容做了剪裁和压缩,使其显得更为精粹凝练。音乐飘渺潇洒,用钢琴弹奏后产生出一种新颖别致的风格,有人称之为东方情调的小夜曲。作曲家在织体写法上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支声织体手法,发挥调式和声的色彩功能,对旋律进行细腻的渲染和润色,让旋律在不同的声部、不同的音区流动出现,音韵生动,情景交融,极大地丰富了音乐的内涵。乐曲的尾声用对比复调手法把类似古琴奏出的浑厚的低音和类似古筝弹奏音色的高音主题交织在一起,在渐弱的音乐声中听众仿佛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归舟远去,漂浮在江面上的鼓声、歌声、桨声连同笙、箫、琵琶的乐音均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万籁俱寂,只剩下水面上的粼粼月光。乐曲格调清新淡雅,宛如中国水墨画的意境。
储望华根据华彦均的同名二胡曲改编的钢琴曲《二泉映月》是一首非常成功的经典作品。作者在改编时对旋律进行梳理,删去乐曲中即兴演奏的成份,使之更适合在钢琴上演奏。作品充分发挥了钢琴乐器本身在音乐表现上的特长,丰富的和声效果、宽阔的音域、宏大的音量和音色的变化给听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乐曲的主旋律以单音、双音、八度、和弦等形式在不同的声部出现,对加音三和弦,变功能和弦及七、九和弦的运用,进一步强化了乐曲的民族风格,也进一步增强了旋律的表现功能。改编后的钢琴曲不仅融进了作者对苦难人生历程的叹息,更多的则是体现了对自由、光明和幸福生活的渴望。乐曲高潮处仿佛表现了作者在风清月明之夜乘风翱翔、直上广寒宫的意象,然而那高处不胜寒的天宫毕竟不是凡人居住的地方,这里所表现的是一个与阿炳原曲所表达的哀怨不尽相同、更为超脱的艺术境界了。
几千年来我国的传统音乐在发展流传的过程中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旋法特征和调式结构。它以五声音阶为主,又在五声音阶的基础上发展成了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由于六声、七声音阶均由五声音阶发展而来,所以五声音阶的旋法特点、调式法则等一系列逻辑规范都渗透到了六声、七声音阶中。在六声、七声音阶中,五声骨干音就成为“正”音,其余音被称为“变”音或“偏”音。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作曲家在钢琴音乐创作中不断探索中西互融的民族化道路,在和声风格的民族化,和声技法的现代化、多样化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使功能和声与调式色彩和声的手法在钢琴作品中得到了广泛而有效的使用。
在钢琴音乐作品中,和声是重要的表现手段之一,和声风格的发展与创新不仅和音乐表现的内容密切相关,而且还和社会生活的需求和特定的民族审美心理有着直接的联系。作曲家要根据作品内容表现的需要,根据作品风格的需要,使西洋传统和声的功能性与民族和声的色彩性相融合,前者在作品中起逻辑―主干作用,后者在作品中起表现―烘托作用。我国民族调式和声的依据不是大小调体系,而是民间的“宫、商、角、徵、羽”五声及六声、七声调式,因此,民族调式和声的运用范围要比西洋传统和声的范围更为广阔,灵活性更强,色彩更为绚丽,浓淡相间,显示出我国民族调式和声色彩更富有民族性、独特性。为了使钢琴作品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更好地体现自己的民族风格,中国作曲家们在和声的使用上表现出灵活多样的选择,打破传统的三度叠置结构的和声形态,使和弦出现了自由多变的结构形态,如四度叠置和弦、二度叠置和弦及以此为基础的各种附加音和弦,从而使作品在民族特色上更加富于创新。
小二度音程是尖锐的不协和音程,对听觉有较强烈的刺激。近现代作曲家非常喜爱小二度音程所蕴藏的丰富表现功能。在许多中国作品中,小二度音程有着不可替代的表现功能。为表现我们民族音乐的特性音调,作曲家用同时出现的小二度音程来表现陕北、甘肃一带民间音乐中微升高的清角音(约为1/4个全音,音高约在Fa与#Fa之间)和微降的变宫音(约为1/4个全音,音高在Si与bSi之间),原本在平均律的键盘乐器上是无法弹奏的,但作曲家运用小二度音程的同时出现,两音的碰撞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大二度音程在我国钢琴作品中使用也较多,在五声调式中,大二度在五音列之内十分常见。在传统和声中,大二度音程列在“温和的不协和音程”――但在中国作品中使用恰当,会使民族色彩更加突出。
四、五度结构的和声,是以四、五度和声音程为基础而形成的,因为它与传统的三度叠置功能和声的结构不同,在上世纪30年代我国作曲家创作的作品中就开始使用以四度、五度叠置的和声方法来体现中国作品的民族风格。如贺绿汀创作的《牧童短笛》等。
四、五度音程和声结构也可以组合在一起使用,形成四、五度叠置构成,在这一情况下,四、五度结构的和声大多采用平行进行,以服务于线性的旋律。四度叠置的和弦也会以八度为一个框架的两组纯四度的拼叠,在音响上与传统和声不同,与我国民间曲调常见的四度旋律音程和琵琶、笙等乐器的自然和声方法一致。由于音程关系与我国琵琶乐器的空弦音高相同,其音响效果符合我国民众的听赏习惯,在乐曲中使用极易获得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四度、五度和弦中插进不同的附加音,可以增加音响纯净的四、五度和弦的力度感、动力感。
由于中国的传统音乐讲究线性美,所以中国乐器在演奏上特别注重富有个性特征的音色的变化。传统乐曲中的每一个单音上都可以被装饰,用波动、振动、滑奏、力度变化等丰富的手法对旋律加以润饰,从而使中国音乐产生了特殊的东方韵味。20世纪以来,随着对我国传统音乐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作曲家和演奏家的想象力、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使得更多的传统音乐精品得到流传。作曲家们创作了更多的新的民族音乐作品,为适应这些新作品内容表现的需要,对演奏技术也就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我国音乐家在对民间乐器的演奏技术进行梳理总结的基础之上进行提炼,使各种技法得到进一步完善。针对中国民族乐队低音乐器不足的情况,吸取西洋低音提琴的长处,发明了“革胡”。从小提琴的制造工艺得到启发,把二胡的“千斤”从丝弦缠扎改为可调节音准的“千斤”,适当增加了二胡琴杆的长度,把二胡的缠弦改为类似小提琴的金属弦,这样就使得二胡换把的把位增加,音域拓宽。
二胡的弓也从马尾扎弓改为类似小提琴的调节弓,长度也明显增加,推动了二胡右手运弓技术的发展。这些融合了西方乐器制造工艺和演奏技艺的创新,对我国传统乐器演奏技术的提高、传统乐器的音色开发、传统音乐内容的表现力的增强都起到了有效的拓展作用。中国乐器音色变化的内涵和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是紧密相连的。和谐、含蓄、均衡的中庸之美对传统音乐影响深远,强调“天人合一”、“大音希声”,在思维方式上不太重视所描述具体对象的精确性,而主要表现总体的“气质”、“意境”、“神韵”。在音乐表现中,要求虚虚实实、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对音色要做到刚柔相济,这些都是表现中国音乐特殊韵味的重要手法。因此,要在西洋乐器上完全模拟再现出由中国乐器演奏所产生的特殊韵味是相当困难的,钢琴是击弦乐器,就乐器本身而言,它的音色有着金属般的明亮感,但在具体作品中,作曲家可以通过创作技法的处理,手指触键部位不同及下键速度的变化,使音色产生微妙的变化而达到预期的民族乐曲演奏的效果。
中国钢琴曲中对特殊音色的追求,多半属于对民族乐器音色的模仿。在《二泉映月》中,作曲家采用大量三度与二度的单倚音模拟二胡的滑音奏法;杨矛创作的钢琴曲《无锡景》充分利用钢琴音域宽广、低音浑厚的特点,形象地模拟出了古琴和箫的音响效果,使作品达到了诗一般的意境,具有中国音乐的特殊韵味。
纵观中国的钢琴音乐作品,其创作历史虽不足百年,但经过几辈作曲家的努力开拓,学习运用西洋创作技艺并融入我们自己的传统音乐文化,使中国钢琴作品在旋律特色、调式和声、复调及其音响色彩上呈现出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特色,是中西共融的音乐文化结晶。这对于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中华民族文化,揭示民族精神气质和生活风貌是大有益处的。中国的民族音乐文化若要以自己独特的风韵自立于世界,也需要继续吸收西方优秀的音乐文化,将一切可用技艺都融化于中国民族音乐的精髓之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的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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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密切,有利于大学生文化认同和健康人格形成。当前在大学生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将传统文化内容与时代紧密结合,改进传统文化教育形式,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是汉文化圈的源头和中心,在宽广的中华大地上,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独树一帜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经过世世代代几千年的继承和发展,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对世界、社会、人生的看法,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有道、佛等思想的多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大学生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保证,是党的要求,社会的需要,也是大学生个人成长的必须。教育大学生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思想教育资源,与当今时代相结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1.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
文化具有连续性,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一经诞生,就对人发生作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个人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接受文化熏陶,形成与特定文化一致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过程。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经过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或多或少接触到传统文化理念,已经初步完成了社会化,具有朦胧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思维行为取向。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其已形成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
2.传统文化是抵制不良文化渗透的屏障。
社会不良文化是侵蚀、腐化人们思想,对社会发展进步起阻碍、破坏作用的文化。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成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社会不良文化具有存在传播的土壤。社会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诋毁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宣传物质享乐,奢靡浮华;讲求个人中心,崇拜权势和金钱;放弃道德操守,崇尚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抵御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渗透,最根本的是弘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3.传统文化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归根结底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性文化,核心部分是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具有明显的育人功能。它关爱肉体,关心生命,不自虐,不极端,讲中和,讲奉献,设置了提高自身修养,为国家集体服务的人生价值。传统文化认为,个人生命由父母给予,同时承担延续祖宗生命的重任。因此,个体是生命链条中的一环,是生命之树上的枝叶,其价值在于更好的促进大树繁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契合,具有内在统一性。
1.有利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与欧洲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相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集体主义。集体是价值的主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原有宗法制集体主义存在各种弊端,完全无视个人利益的极端集体主义已经被否定,但集体主义不会过时,它滋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爱国志士,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是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生动的素材。
2.有利于大学生基本道德规范培养。
儒家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和”,最高理想的实现,依赖每个社会个体知礼守规,道德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后形成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等道德标准。依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我国现阶段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容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脱胎于传统文化,扬弃了传统道德中等级、忠君等封建糟粕,发扬了爱国、勤俭等内容。传统文化为大学生提供了道德的生动解释,以“诚信”为例,流传着许多关于诚信的名言和故事。
3.有利于大学生健康人格养成。
心理学上的“人格”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可以笼统的称之为“个性”。目前对于健康人格的评价标准一般为: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正确的自我意识;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大学生处于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刘洋泼熊”“马加爵行凶”等校园案件,凸显了当前大学生群体人格障碍问题。大学生中常见的不良人格倾向有妒忌、偏激、自卑、自我中心、孤僻等。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现实完美人格的典型“君子”,为大学生提供了目标。
1.近代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开始了近百年的屈辱历史。中国思想界痛定思痛,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力图引进西方文化,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在批判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内容被放大,甚至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在这种批判多于继承的历史背景下,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认同程度不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自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在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根据时代发展赋予新的内涵,通过营造校园文化环境、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等传递给大学生。
2.受教育者大学生喜新求异的群体特点。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大学生处于人生智力发展的高峰时期,思维独立性和批判性显著增强。进入大学校门后,大学生脱离了家庭的呵护,学业压力减轻,开始独立面对社会,并思考人生问题,成人意识增强,渴望证明自己的成人地位。大学生不迷信书本,不拘于传统,相对于已有结论,他们更倾向于经过自身思考,提出新的见解。传统文化作为自古流传的内容,本身并不具有吸引大学生的新奇特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提高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充分利用班会年级会,开辟第二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3.学校教育体系中传统文化内容缺失。
我国教育体系重技能轻人文、重“成才”轻“成人”的倾向依然非常严重,升学率依然是社会衡量中学教育的绝对标准。在就业率考量标杆下,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越来越向应用型靠拢,绝大都数高校都没有传统文化教育体系。大学生面临就业的激烈竞争,学习的重心大都放在过级、考证、考研等更有实际效用的内容上,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仅限于兴趣爱好或消遣。各类学校应提高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传统文化素养。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植根民族土壤,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养料,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民族品格,自觉抵御不良文化渗透,开拓向前,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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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们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萌芽、产生、成熟到逐渐发展成完整的严密的科学体系的过程。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时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恩格斯教育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的学习与回顾,着重分析了他们关于教育的本质和作用、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重要教育思想,充分肯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大贡献,以及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在我国的继承发展和对现实的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教育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虽然没有直接写过教育理论方面的专著,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探寻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及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革命理论和实践过程中,他们总是把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对许多重大的、带有根本性的教育理论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基础,从而形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创始人,他们的教育思想使人类的教育理论掌握了更加科学的武器,开启了教育发展的新时代、谱写了教育发展的新篇章。一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重要的指导意义,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进行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指南。
(一)关于教育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根据这一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论证了教育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一定社会的教育总是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着不同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并反过来对社会起着某种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也决定了考察一定时期的教育,一定要把它置于这一一定的历史当中。
当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教育也就具有了阶级性,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把教育变成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利用教育来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马克思、恩格斯以雄辩的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教育的资产阶级特性。恩格斯在1844—1845年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中,论述了产业革命对教育的影响,揭示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施教育的虚伪性及其阶级实质,尖锐指出,英国工人阶级所受的教育极其可怜,统治阶级控制了一切知识的来源,他们向工人灌输的只是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根本谈不上智力的、精神的及道德的教育。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号召消除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在驳斥资产阶级否定教育的阶级性这一反动论调时指出:“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 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 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 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1]
以往的教育理论大多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释教育的本质,因而是片面的、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教育的本质,为人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
(二)关于教育的作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又具有反作用,教育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11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具有阶级性。统治阶级总是把教育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通过教育来灌输本阶级的思想,培养本阶级所需要的人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愿意也害怕劳动人民受教育。“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2]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人民进行的教育,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只是把人训练成会说话的工具,以便工人们创造更大的利润,这种教育充其量只能叫训练、异化,它违背了教育的宗旨———人的全面发展,导致了人的发展的片面和扭曲。马克思、恩格斯进而把教育同劳苦大众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强调教育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方面的作用,强调教育对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和建设共产主义的重要意义,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3]可见,教育在阶级斗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教育的社会作用还表现在生产领域,也就是说,教育是生产力的再生产过程。“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4]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而人又是生产力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教育虽然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但它通过培养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劳动力,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因而,教育也是一种再生产过程。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劳动者受教育的水平在生产中的作用不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技能在生产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因而,教育的再生产特性更加突出,教育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这里,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互作用的原理,以及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21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家和教育家们对人的本质和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遗传在人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片面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即自然属性,忽视人的社会属性;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环境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是环境的产物,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有一些人则提出教育万能论,认为教育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而且可以改变整个社会,夸大了教育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以往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的认识上的缺陷,科学地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使教育学从此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仅是一个生物的人,而且是一个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受着这种社会关系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遗传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人的遗传素质是有差异的,但是,遗传并不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同样,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环境对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认为人在接受环境影响的时候并不是被动的,人类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主动地改变着环境和社会,并且改变着人自身。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教育是人的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中得到发展的,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反映了一定社会的需要,体现了社会关系的要求,社会关系通过教育而制约人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的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和教育万能论,由于不能正确理解和反映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因而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主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教育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武器,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关系的角度出发,详细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条件,首次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时,首先考察、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揭露了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他们指出,人的畸形发展是与社会分工相联系的。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农村的分离,造成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城乡居民的发展都受到了限制。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的畸形发展也日趋严重。“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5]工场手工业把生产分成不同的工序,工人的劳动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从而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了工人片面的技巧。资本主义大工业更加重了人的畸形发展,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品,成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这种机械劳动损害了工人的神经,严重摧残了工人的体力和智力。不仅如此,这种分工也带来了剥削阶级的畸形发展,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片面发展。“不仅在身体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资产阶级的摈弃和忽视。”[6]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人成为片面发展的畸形物。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揭示劳动的异化而导致的人的本质异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对人性的压抑,提出人要从一切人对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他们看来,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的、彻底的发展,使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人的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不复存在,劳动已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为一种生活乐趣,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所以,恩格斯说,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7] 。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人的全面发展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是紧密相关的。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为丰富,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因为现代工业使分工发生了变革,使资本和工人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工人全面流动,劳动频繁变换,这就要求工人熟悉生产的各个部门,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现代工业不仅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而且使之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缩短了工人的劳动时间,改善了劳动条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如果不废除私有制,尽管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的全面发展也不可能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还说,个人的发展是在集体中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8] 。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脱离集体而发展,而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要吸收前人的成果,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和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实现发展。离开了人群,个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教育可以使人摆脱分工所带来的片面发展,培养人的各种能力,促使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教育,更离不开全面发展的教育。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包括智育、体育、综合技术教育在内的全方位的教育内容,认为通过这几方面的教育,人的体力和智力就可以得到和谐发展,成为身心健康、体脑结合、各种才能都得到全面发展的新人。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恩格斯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被视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途径。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许多学者曾经谈到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在这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欧文曾在自己的工厂中进行实验,将工人的劳动和教育结合在一起。对此,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萌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9]马克思、恩格斯在吸取前人的合理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具体分析,科学地揭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充分肯定了它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教育与生产劳动的脱节,也是由于阶级的产生和社会分工的出现而造成的。在原始社会,这种分离现象还没有出现;到了奴隶社会,教育成了统治阶级的特权,劳动人民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教育便与生产劳动分离。到了工场手工业阶段,由于生产过程的分工,工人的身体和智力畸形发展,教育同生产劳动进一步分离。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由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生产过程不断更新,工人全面流动,从而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结合不可能真正实现,因为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不可能对劳动者的教育给予真正的关注;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也使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劳动责任推卸到他人身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才能实现。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性质决定了每个人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而生产劳动又为每个人提供了全面发展的机会,“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10] 。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将对全体儿童实施免费的公立教育,把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紧密地结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极为重视综合技术教育,认为“这种教育要使儿童或少年了解一切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一切最简单的生产工具的技能”[11] ,从而可以弥补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综合技术学校、农业学校、职业学校等的作用,认为工人子女可以在这里学到一些科学技术知识,促使劳动者得到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教育学说的产生标志着科学教育理论的诞生,引发了教育领域里的一系列革命,其意义是十分重大和深远的。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回答了教育领域里的许多重大问题,带来了教育科学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和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教育观,批判和继承了人类优秀文化教育思想;揭示了教育的本质、教育在不同结构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教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科学地论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综合技术教育理论;创立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庞大科学体系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奠定了无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基础,打破了剥削阶级教育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基础上,描绘了无产阶级教育的壮丽蓝图,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提供了斗争武器,为无产阶级教育实践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育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和表现,这也就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对教育科学的指导意义。它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了教育科学,从而使人们有可能进一步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学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一直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且在伴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发展和创新,不断地使之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1957年,毛泽东总结了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经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首次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明确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把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作为检验人才的依据。这既是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目的,也是对教育功能的本质要求;既是对每一个受教育者提出的希望和努力目标,也为我国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和人才培养的标准。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主旨,包含了教育的目的、功能和性质,指明了社会主义教育培养的人才规格与标准。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他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从当代世界发展和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高度,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给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为新时期教育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人才培养目标上,邓小平将毛泽东时代“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具体化,提出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概念。“四有”新人理论,深刻阐明了民族素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指明了现阶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和实现途径,为我国素质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三个面向”指导思想和“四有”人才的培养目标,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和毛泽东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思想,也标志着我国教育开始走向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并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发展的新经验,针对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提出了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为目标的素质教育。1997年,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视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2]1999年6月,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3] 。江泽民根据世纪之交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世界变化的新特点,提出素质教育、教育创新的思想,具有独特的创新内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为邓小平时代的“三个面向”、“四有”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观注入了新的精神和活力。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标志,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发展和创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对于教育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境界,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以新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科学地阐明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强调弘扬人的主体性是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明确第一要义是发展,强调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把满足人的发展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倡导主体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确立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
教育面对的是人的世界,教育的主体是人,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在教育活动中,人是根本,人处在中心的位置。因此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观,关注“人”,关注生命,发挥人的主体作用。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强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和终身学习能力,强调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强调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激发学生发展的内在动力,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14]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所有教育活动的基本指向。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教育理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一脉相承的,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一起构成了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5]的要求。这是关于新世纪我国教育工作的总方向、总目标和总要求,是对新世纪我国教育目的、教育性质、教育目标、教育任务、教育功能以及实现途径和要求的新概括,也是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由此可见,新世纪我国的教育方针,既深刻揭示和反映了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及其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这充分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和现实指导意义。
[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6—7.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8,69.
[3][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17,21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60.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84.
[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2,360.
[12][13]江泽民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4,332.
[14][1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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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标志是上至国家和地区,下到旅游城市、旅游地、旅游企业以及旅游活动的象征,是另外一种旅游“名称”。它给人们以直观、明了、美好的印象,在旅游视觉形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国旅游交通业、酒店、旅行社等旅游企业由于市场运作相对较早,基本都具有各自的企业标志,但旅游地、旅游活动的标志设计应用则相对滞后。因此,加强我国旅游标志的研究及设计是非常必要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城市旅游标志设计中的表现形式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发布《2014年上半年旅游经济运行分析与下半年趋势预测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旅游经济运行总体良好,国民旅游消费的基础性需求依然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同时预计全年旅游接待总人数37.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3.3万亿元。城市旅游标志对树立城市品牌、带动旅游经济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本文结合现实中的中国城市旅游标志实例,从图形、色彩、文字符号、图文综合四个主要表现形式进行研究。
图形在信息传播上有快速、广泛、信息量大、识别性高等特征,从而成为城市旅游标志的一种管用表现手法。
(一)具象图形表现
具象图形表现是对客观事物的描述或是依据客观事物进行概括、提炼、变形而成的图形。主要形象表现:历史古迹、景观建筑、自然地貌。例如:杭州的城市标志运用了江南建筑中具有标志性的翘屋角与圆拱门作为表现形式,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江南地域特征。标志右半部分隐含了杭州著名景点“三潭印月”的形象,体现了杭州的地域特征。
(二)抽象图形表现
抽象图形表现指的是以高度概括的图形符号来表达标志的含义。抽象的图形可以是几何形、字母、符号化的图形形态。例如:海南三亚城市旅游标志图形取材于“风舞天涯”之理念,拼音字母“Sanya”首字母“S”突显“凤”的造型,寓意深刻,充分表达三亚城市包揽的凤凰岛、凤凰机场、凤凰镇、凤凰路等以“凤”文化为概念,取其美名,名扬三亚,“凤”表达中华民族吉祥美好的期盼,同时也说明三亚是中国南海最美丽的旅游度假城市,与三亚城市中文名片“美丽三亚,浪漫天涯”达成共识。
色彩是旅游标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美化和装饰,色彩是一种重要的视觉语言,具有地域文化代表性的颜色,是当地实体环境中所有色彩要素所形成的相对综合、群体的面貌,是一个地方文化集聚体现。例如:香港城市旅游标志在色彩应用上,主色系透过美术设计和色彩带出澎湃的动力和不断前进的感觉,而黑色的选用则体现中国书法的神髓。一如主副色系,主副字款起互相呼应的作用,象征“继往开来,创建明天”,显现香港这亚洲国际都会璀璨的未来;无锡城市旅游标志在颜色使用上可谓独具匠心,分别选取了最具无锡地方特色、最富吴地文化深意的太湖蓝、人文黄、甜美红和生态绿。太湖蓝是自由的蓝,千帆过尽湖水的颜色,万鸟翱翔的天空颜色。人文黄是乐观的黄,辉煌的色彩,代表着“华美、富丽、宝贵、光明”等意义。
文字本身就是一种高度符号化的表现,在城市旅游标志设计中,对文字进行夸张、解构、重构等,突出表达出旅游地域文化的精神形象和情感气质,可以使标志指向明确、易懂、易理解,而且具有丰富的表现意义和很强的识别性。使受众者通过图形本身就能直接了解其意义和文化内涵。例如:浙江富阳城市旅游标志,以“山水富阳”作为主要视觉元素,以中国书法技巧为表现手法,并巧妙地引入了富阳籍文化名人郁达夫的手迹,较好地体现了“富裕阳光之城”这个城市品牌的深度内涵;武汉城市旅游标志,以“汉”字为主要创意元素。武汉简称为“汉”,是“江汉朝宗”之地,标志以繁体“?h”字为设计创意点,融入篆书写法,在文字部分采用水墨毛笔表现的英文字体,给城名以灵动的国际化表达。
图文综合在城市旅游标志设计中表现更丰富,表现形式更多样,应用范围更广泛。
(一)文字与图形的并置
文字与图形一起出现在一个标志中,共同成为标志的组成部分,有写城市旅游标志还连同广告宣传语一起出现。例如:东莞城市旅游标志以东莞特有的莞香花为核心设计元素,花簇的组合形式和五花瓣的造型充分体现了莞香花的特征;花瓣造型在莞香花清新柔美的基础上进行了突破,糅合了“东莞”及其拼音字母等设计元素,造型刚柔并济、充满张力,寓意东莞的多元发展和无限活力。
(二)文字与图形的互补融合
用某个能够表达一定含义的图形,融合补充文字中的部分,从而加强了所要表述的意义,亦或是赋予新的意义。例如:长沙城市旅游标志以草书汉字“长”为设计单位,巧妙地将长沙英文字首“C、S”融入其中,写意设计、自然亲和、大气洒脱、内涵丰富,体现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时尚活力的意境,突出了“快乐长沙”的城市形象;广元城市旅游标志以“广元”英文缩写“GY”有机地变化为展翅翱翔的凤凰、蜿蜒的江水,同时融入雄伟的剑门关、奇险的蜀道,结合外围雄奇的群峰,突出广元鲜明的地域文化以及独具魅力的旅游品牌。
城市旅游标志设计中的运用表现,并非只是针对旅游主体进行创作,其核心策略在于创意要完整地对旅游地的人文历史进行归纳与提炼,寻找其具有代表性的名胜景观、建筑、艺术等元素和精神内涵,着眼于通过旅游形象标志实现人与旅游环境之间关系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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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至今已逾半个多世纪。从20世纪30至40年代的萌芽,到50至60年代的初步形成,到70至90年代的恢复与发展,再到90年代末开始的学术化转型,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实用化到学术化,从单一写作模式到多样化转变的过程。目前,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刻,我们应充分运用新知识和新方法,以促成学术的转型。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讨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历程及特点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从萌芽、初步形成、恢复与发展以及转型四个阶段,对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历程及不同阶段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以期为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音乐 通史研究 历程 特点
在我国,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伴随着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开始逐渐向着近代音乐文化转变,对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历程以特点进行探讨,对于促进音乐文化的转型和发展是非常必要的。这里主要从以下四个阶段,对其进行分析和讨论。
我国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萌芽于20世纪30-40年代,主要是针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历程的研究和论述。在1936年,李树化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中,以19世纪欧洲“国民乐派”的兴起为参考,对西方音乐文化传入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音乐发展历程进行了评述,对中国音乐流布嬗变态势及发展格局等进行了分析,非常直观地体现出了作者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与传统音乐之间差异性的认识。
之后,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造性地开设了“新音乐运动史”课程,从当时社会背景和教学目的出发,出现了许多以左翼和救亡音乐的成长和发展为主要脉络的《中国新音乐运动史》,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有冼星海的《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陈原的《中国新音乐运动之史》等。在萌芽时期,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明确了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思想基础,同时对史料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汇集。但是受客观条件及思想认识局限,部分研究缺乏科学性与可靠性。
在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音乐工作者以保卫革命音乐传统为口号,开始了对五四运动以来的音乐发展历程的研究,也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对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工作的开始。在研究中,一方面,针对许多老一辈的音乐家、戏曲艺人等进行了采访录音,对相关素材进行了完善,同时,对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宣部资料室等存在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另一方面,在通史编撰中,采用了综合史学研究方法。例如,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的编写中,采用了新的综合史学研究方法,将全书的内容分为了两大部分,针对音乐创作、音乐理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论述,同时,在编写过程中,应用了规范化的学术标准。
在““””结束后,一度被搁置的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81年10月,在当时第一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术讨论会”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音乐简史》两部史稿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的音乐院校了陆续开始了对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出现了许多近现代音乐通史著作,如《中国音乐史讲义》、《中国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等,这些资料从整体框架层面上看,多是以时间分期法,实现对于章节的划分;从内容方面看,涉及了传统音乐文化和新音乐文化两个部分,包括了著名音乐家、作品、乐器等相关内容;在史料的应用方面,力求历史资料的多样性,强调文物与文献考证研究的互补结合的史学研究传统。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了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教材类的通史迅速增加,为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参考依据,如1991年孙继楠主持编写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2003年陈秉义编写的《中国音乐通史概述》等,都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一些以多元化、边缘化研究视角编撰的音乐通史著作也随之出现,如臧一冰的《中国音乐史》、居其宏的《20世纪中国音乐》等,从多个方面对近现代音乐的发展进行了研究,颇具新意。
首先,历史观念新。在该时期,对于音乐通史的研究,着重介绍了近现代中国音乐的发展情况,同时加强了对于流行音乐历史的研究,在描述方面更加细致,富有个性;其次,研究视野新。在该时期的著作中,都体现出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唯物史观与知行相统一的风格,无论是研究目的还是研究视野,都有了很大的创新,开始逐渐由单纯的课堂讲义向着全社会普及,同时推动了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文化的交流;然后,结构布局新。在这一时期,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已经开始针对现有的基本章节和框架,进行相应的改进和完善,突破了传统结构和叙述方式的束缚,使得相关著作的结构更加合理,层次更加分明,条理清晰,便于研究人员的参考和应用;最后,知识内容新。从著作的内容分析,在这一时期,对于音乐通史的研究,不仅追求充分性和详实性,而且注重内容涵盖范围的广泛性,对于许多对音乐发展存在一定贡献,但是被埋没或者遗忘的音乐家进行了挖掘,拓展了研究的范围,保证了研究的全面性和可靠性。
从上述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历程,经历了从政治化治史方式向学术化治史方式的转变,各种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的应用,以及西方音乐文化的引入,推动了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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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中共中央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科学发展观解决了当下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困惑和认知偏差,极大的推进了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的科学认知。科学发展观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极大的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地位
科学发展观概念的提出已经十年有余,但其对于中国当下发展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仍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继续探讨其内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对于中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和加快马克思中国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科学发展观是近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伟大的创新,同时它也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中国共产党人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和理念,与时俱进地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性认识和回答,为当下中国发展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理论的创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发展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现实发展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创造性地提出的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在修改的新党章中描述得更加清晰:“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
发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新中国历代国家领导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等都致力于发展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成了当代中共党人必须解决的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中国更快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和社会发展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经济的各领域、各行业要协调发展,要正确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这些观点是科学发展观重要的理论来源。
科学发展观最主要的理论来源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通过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邓小平正确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实行改革开放,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聚精会神搞好经济建设。
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思想发展实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认识的一次飞跃。江泽民同志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发展的新任务,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要求实现全面发展,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可以说,科学发展观在理论思路、基本概念、语言表述中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
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在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明确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科学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和谐发展道路从价值观上进行了贯通,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飞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最新形态。
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升华到科学发展观既是一种内在的逻辑,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科学发展观以其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科学回答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把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用中国本土化语言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思想做出了高度概括,这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转化为中国形式的又一范例。以人为本概括简明,但思想内涵丰富,充分体现并深化拓展了马克以人为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使这一科学理念不仅文化底蕴更加深厚,而且更加富于中国民族特色。科学发展观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二字是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关键。科学发展中的“科学”二字不是科学主义的,而是对科学主义的扬弃。
第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内在的包含着新型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经验“现实的人”的重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追求的目标。
第二,“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科学发展观描述的价值目标是基于人和自然相互协调的可行性选择,而不是根据人自身的目的预设的社会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包含的价值观念重塑了与人的终极发展相适应的价值目标、理想和信念体系。
第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摈弃了人类利用智慧征服自然来满足私欲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人类与“共在”的自然双方的可持续发展,重塑了人、人类社会在发展中的新型关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在同一个概念中得到了统一,既倡导了马克思主义新型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扬弃了科学主义思想指导下反人文价值的倾向和见物不见人的物化原则。同时,对于发展理念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也恢复了科学精神的真正权威。科学发展观内在的包含着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维范式的创新,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理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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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思想,要到明末才发达。过去中国所讲的,是治国平天下,想像中的是一个“天下国”而不是狭隘的“民族国”。国家的观念,十分淡漠,因此没有偏激的国家主义,也没有国际主义,而是讲大同主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探讨全文如下:
研究一个民族的思想特质,颇不容易。因为思想的特质,即使可以反映某一民族思想的特殊部分,但不能以部分来概括全体。而每一时代的思想,受该时代的影响所表现的趋势,各有其着重之点,且各时代有各时代之不同。同时思想家的思想与一般社会的思想,颇有距离。思想家固然可以领导时代,而时代亦可以影响思想家或其学派的学说。即以此三点而论,要来研究某一个民族的思想特质,就感到不易着手。一个民族在某种自然环境中,承受其文化之遗产,所形成的某种状态之下,再加上某几种对外思想接触后所发生的影响,从这里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该民族思想趋向的大势。例如英国的政治思想,侧重经验,德国重玄学,法国则讲逻辑。此种判断,虽不能表现一切,但可看出他们民族思想的大概。研究中国的思想,也应当先讨论它自然的环境,文化的遗产和外来思想所予的影响,然后找出它思想的特质。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所不能离开的特殊自然环境。这个环境也就从多方面给予这民族以莫大的影响。单就气候一项来说,比方俄罗斯那样苦寒的地方,人们时时感到受自然环境的压迫,郁积于心,结果就形成勇猛阴鸷的民族性。也许因为终年蛰伏的时候多,在屋子里静坐凝思,从炉边闲话中,许许多多的计谋便容易打好稿子。在印度则不然,终年炎热,精力蒸发,人们露宿的时候多,仰观星斗,近听恒河,而感觉生灭无常,生命渺小,于是崇拜宇宙发生印度教及佛教的思想。中国的气候是温带性的,它的文化始自黄河大平原,然后至于长江流域。温带的气候,没有酷热严寒,因此养成趋向中和的民族性,中和的思想便容易发达。
说到中国与外界的接触,在印度的佛教未进入中国以前,可以说很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中国以前接触的均是文化较低落的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他们往往是受中国文化所沐浴,受我们的同化。印度的佛教在汉末已进入中国,至唐代为止,所予中国文化的刺激最大。但佛教文化也是和平的思想,而不见阴险残暴的成分。随后到了明末万历年间(三五○年前),西洋思想也与中国接触了。当时西方正是伽利略、牛顿的时代,耶稣会的教士们,带着新兴的科学思想来到中国。
他们的目的,本为传教,但为了适合中国的传统思想并博得宫廷的欢心,他们一方面不反对中国崇拜祖先的习俗,认为是慎终追远,一方面将天文、数学的理论,天文的仪器,乃至日用的钟表等进贡到中国的朝廷。教士中竟有屈身作钟表匠的,希望得朝廷的信任。那时最有名的教士如利马窦、南怀仁、汤若望等很为一班朝野所欢迎,汤若望并且主持了中国的钦天监。只可惜传教士中,对于传教的手段,内部发生矛盾,有的认为前面一派人士的作风是离经叛道,更不当涉足宫廷,因此跑到教皇那面去告状。同时明末以后,清朝的大君之中,雍正是最反对西洋教士的。他自己是个喇嘛教徒,即位以后,即将那些教士赶跑,这一段时间,前后不到百年。一直要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方与西方科学思想再度接触。不然的话,中国的科学化要早三百年。
现在我们再来看中国文化的遗产。上古已古不谈,因没有确靠的材料,比方说尧典舜典都不是当时的作品,是假的。为了求材料的可靠起见,我们最好从周秦诸子说起,按时代的递嬗,来看思想的变迁。分时代本不容易,例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可谓是划时代的,但这个时代的思想虽然有大的改变,却不是一切都变,还有它未变的成份。我们讨论到中国的思想,姑且按下面几个时期来划分:
一、诸子时期
这一个时期是从西周起至董仲舒主独尊儒术前为止,乃学子最发达的时期。西周三百年是个封建时代,到东周以后,虽然仍为封建,但已经不是定于一尊,而变成霸权争雄的局面了。所谓霸权,争的是执牛耳,即是盟主,因为各邦国会盟的时候,必杀牛歃血为盟,由盟主执着牛耳去杀牛,因此通常称盟主为执牛耳。因霸权鼎盛,社会上合纵连横之说遂兴。各邦国的君主,皆欲收罗人心,招养士子,以为己用,最大的士子如苏秦,竟作到六国的宰相。上面所说的纵横家,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他尚有儒家、墨家、法家、道家、农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等。最要紧的,却是儒道墨法四家。儒家的代表人物首推孔子。
孔子在中国恰和释迦牟尼在印度、苏格拉底在希腊一般,同在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又都是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文化最发达的时候。孔子注重私人讲学,没有采用宗教式的组织。道家则不然,除广收门徒,开有讲座外,还含有宗教式的组织兼以实行。但道家并非道教,道教是张道陵所创,是世俗的迷信。冯友兰先生曾将中国道家分为三派,一为杨朱式之道家,一为庄周式之道家,一为老子经典派之道家。至于道家之是否为老子所创,尚是疑问,不过老子确有其人,比孔子老,孔子曾问礼于他。四家之中墨家是主兼爱非攻的,代表人物是墨子。法家的巨子是韩非,申不害,法家盛于秦,秦始皇就是以法家统一中国的。如商鞍就是法家。这四大家在中国此后的时代思想中,均有他们的成份。其他如公孙龙的名家,许行的农家,孙膑的兵家,都可惜没有充分的发展,不然中国的逻辑学、农学、兵学,早就该有很有系统的学说成熟。
自秦以后,汉初名君中,高祖崇尚法家,萧何定律,他便是个法律专家。汉高祖溺儒冠,对儒家不感兴趣。文帝尚黄老。武帝思想很复杂,后来他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学时代便告结束了。
二、儒学奠定时期
自汉武帝独崇儒术,至东汉末年为止,可称为儒学奠定时期,儒学在这时成了官定的国学,政府设有五经博士,经成为一种专门研究的学问。特别是儒家的经典,细细推敲研究,分别今古,成为汉学。汉学到郑康成马融,遂集其大成。
三、佛学时期
佛教输入中国,始于汉末,盛于唐。汉末以后,中国进入大动乱的时代,经三国东晋而历五胡十六国,连年战伐,群情彷徨,受离乱之苦,又痛受北方异族的残杀、文人无力恢复,只知对面而泣。过去所谈的孔子之学,一时无从实现,人人想退而求个安身立命的归宿。因此与老庄之学接近的佛学,这时介绍到中国来遂大受欢迎。中国通称汉明帝梦金神而求佛,其实不然。明帝以前即有人拜佛,宫中亦有信徒,而佛像是在释迦牟尼死后五百年方兴,汉明帝虽然是做梦,也不能梦到个金佛像,因这时根本没佛像。佛教输入中国后,当时的佛学大师如法雅、道安、支遁等,皆以老庄的思想来诠释佛义,鸠摩罗斯也是个在中国宣扬佛教的得力人物。黄老之学与佛学合流,而蔚为思想的主流。但彼时谈佛教,谈的是禅机,重讨论,尚清谈,实际上未必个个笃信佛教。译述的经典,尚未成熟。以后经南北朝而唐,到唐玄奘自印度回去,大乘佛教在中国乃特盛。译述的经典也日益加多,由过去生粗的认识,进而至深邃的研究。佛学和老庄的思想,笼盖了一切。中国和印度的佛教有其不同之点,中国的佛教里,自己创造的成份很多,有些派别,在中国有的,印度没有,即使印度有的,而解释又各不同。中国有所谓十大派十三派,如唐三藏的法相宗、天坛宗便是自家所创。其中首重哲理的探讨,而于宗教的迷信部分却很少,只有密宗与净土宗算是有迷信的意味。
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探讨
四、理学时期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对佛老之学的一种反动,早在唐代佛老之学最盛的时候,已经在酝酿中了。本来儒学在唐代还是相当尊重,国家选拔人才,亦以儒学为准。到了唐末宋初古典派的儒家兴起,便力倡排斥佛老之学,先有韩李,后有欧阳修。唐至北宋这一段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在自己创造佛教。冯友兰先生称这一派的人为新儒家,他们将儒学里面缺少的形而上学部分,加以补充,因孔子只讲人伦、社会、教育,不谈性理与天道。孔子不是不懂形而上学,他说过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就是性理之学。不过他不讲,他有另外的一种境界。宋儒吸收了佛教思想中的形而上学部分,融化后拿来补充儒学,成功了性理之学。他们决不承认理学是佛教的思想。理学之中又分程朱与陆王两派别。此一时期自宋至明为止。
五、朴学时期
明末清初,中国思想上又发生了大的变动。此时中国已开始与西洋接触,耶稣会的教士将新兴的科学思想介绍到中国来,而又因受满族统治,革命的民族思想也发生了。由于西洋科学思想的接触,乃不再谈性理之学。如颜习斋、李恕等,均讲实用之学,研究数学与地理学。在儒学部分终而变为考据之学,用极严谨的归纳法来考据经典。而欧洲的学者如培根,却是拿科学的归纳法去研究自然。在反对异族统治的部分,在思想上变成了民主主义,如黄宗羲的原君原臣,反对专制,比卢梭的民约论,早了一百余年。这一时期的思想讲实讲考据,故又称朴学。至于此后的思想,由于鸦片战争,西洋思想再度进入中国,便进入到科学思想的时代了。
以上是中国思想变迁的大概情形。就中国本身的文化遗产而言,儒道墨法四家之中,可惜墨家法家早衰,只剩有儒道两家。道家因为加上了佛家的力量,故道家也成了中国思想中的重要部分。每一时代所着重的地方虽有不同,但思想的主流,总是少不了这几家的学说。
根据已经讲过的自然环境,文化遗产,外来影响,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
一、尚人伦
中国思想最重人与人的关系,是人本主义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儒家发达得最厉害,孔子讲仁、讲忠恕之道,所谓仁,便是将人的性格发出去,忠的意思是推己及人,恕的含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处处都着重人与人的关系,要在好的人伦关系之上,建立一最发达最平衡的社会。孔子亦讲重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民无所措手足。”因为当时名实不符,他希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尽其道。君有君应尽的责任,臣有臣当守的本分。父对子的慈爱,非为物质的目的,而系出于本心的慈蔼天性。子的孝父,亦不是为报酬、为名誉,是出于纯真。孔子还讲义。行而宜之谓义,尤其对朋友的关系重在义。其次也讲礼,讲智,他提倡人们从仁义礼智上去求发展。孔子以古来的思想,加上自己的理想,发挥人性想建设一个最和谐最美善的人伦关系。
二、去玄学中国思想少玄学的部分。孔子是见鬼神而远之,他的儒家思想里不谈宗教,只谈哲学的真理,伦理的哲学。他不否认宗教,不反对祭祀,祭祀是慎终追远,明德归厚。他所指的天命,也不是天父或神,而是真理。
三、集大成
这一传统也来自孔子,所谓集大成主义、是融和一切。培根讲求知的方法,有蜘蛛式的吐丝法,蚂蚁的搬积法,蜜蜂式的采蜜法,孔子却讲集大成法,因为这样,中国便容易接受外来的思想。在西洋,哥白尼的地动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比人和猿猴同一祖先,均引起西洋人猛烈的反对。1922年美国有一中学教员,即因讲进化论,而被辞退。在中国却没有。中国很乐意吸收他人好的思想。
四、与自然融合
中国的思想家,觉得人是自然系统中的一部分,与自然合而力一,只有在整个自然的中间,方可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西洋讲征服自然,印度讲崇拜自然,中国则从了解自然之中,与自然合一。中国也有讲征服自然的,如荀子:“大天而颂之,孰若执天命而用之。”此天乃自然之天,但此说未盛行,中国的自然科学因此不能发达。
五、主容忍
此一思想的特质,可以从对宗教的容忍上看出来。中国从来没有宗教的残杀,历史上确曾有过魏武帝、唐武帝、周武宗,三武杀僧侣的事情,但都是因为牵涉到政治的问题。如唐武帝杀僧侣,因为佛教徒要叛乱。至于韩愈、李德裕排斥佛老,所排斥的是佛教的组织,是因为僧侣不生产,并非在思想上反对佛老的哲学。而韩愈的至友之一还是个和尚。至于今日中国西北的回教问题,那更是政治的关系。
六、爱大同
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思想,要到明末才发达。过去中国所讲的,是治国平天下,想像中的是一个“天下国”而不是狭隘的“民族国”。国家的观念,十分淡漠,因此没有偏激的国家主义,也没有国际主义,而是讲大同主义。
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是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深置在中国民族之深处。即使一时有残忍险恶的反动发生,但这是违反中国民族思想的素性的,要以一时的反动来淹没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更是不可能的。我们并非以中国人的态度,来论中国的思想,我们觉得世界欲生存,文化要光大。中国的思想趋向中和,崇尚仁义礼智,在一个和谐的人伦关系上,建立大同的人类社会。这一种思想,既不鼓吹仇恨斗争,也非厌世离世,在当前的世界上,实在是一条思想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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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是其中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近现代革命、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传统文化是历经两千多年在我们本土发展起来的悠久文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中国迎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也开始了相互结合的过程。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以李大钊、毛泽东、冯契三个最具为有代表性人物。文章通过对李大钊的民彝史观、毛泽东的实践论和冯契的智慧说这一思想历程,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过程,体现着这两种理论的逐步融合与深化,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推进历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20世纪就开始展开接触、交流、冲突、融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则主要有梁启超、朱执信、刘师培、江亢虎、孙中山等人,但他们对马克思学说的观点都是间接停留在对马克思支离破碎的了解,尚未具备广泛传播的条件。而到了五四运动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亦开始了现代化。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胜利前,李大钊是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李大钊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认真研究了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性质等问题,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从事革命活动,从急进民主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从进化论转向唯物史观。
(一)民彝史观与中国文化传统。李大钊在1916年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对于民彝史观作了系统阐发。李大钊认为,所谓“民彝”,即“言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为性,趋于至善而止焉。”李大钊指出,合理的治道,应当是尊重民众意志,无为而治天下。“民彝”决定政治,而不是政治决定“民彝”。聪明的统治者,应当顺乎“民彝”,而不是违反“民彝”。
(二)从“民彝”看《庶民的胜利》。正是基于这种民彝史观,尊重“民彝”的李大钊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称为“庶民的胜利”,认定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伟大的转变。这种“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也就是“民彝”的空前大觉醒;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正代表了这种“民彝”的大觉醒。李大钊之所以在中国知识界、思想界首先与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共鸣,不是由于别的,就在于他从这场革命中看到了“民彝”的大觉醒。
(三)唯物史观。从欢呼“庶民的胜利”出发,李大钊很快选择了俄国人的道路,并由此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李大钊把中国人世代追求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类的精神与西方近世文化强调个性解放的精神结合起来,为“民彝”的新觉醒展示了新方向,显示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青春气息。他认为,唯物史观是与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是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实践精神的,没有以后的那些教条味。
如果说李大钊是20世纪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那么毛泽东则是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30年代所创立的“实践论”,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文化传统、哲学资源和革命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实践论”以其自身的特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格,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能够为中国人所掌握、所运用的思维方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植根于中国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中。
(一)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与吸收。毛泽东深受着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的影响。毛泽东从历史中吸取了农民的反抗精神,看到了农民力量的伟大,注意到了中国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他以“阶级斗争”理论激发广大农民固有的“均平”意识,以“土地革命”的方式满足农民对平分土地的要求,以此来摧毁中国的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完成了一场空前的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
(二)实践论。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重视面向实际进行思考,强调把理论付诸实践,更是反对向书本讨生活。毛泽东的“实践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不仅仅是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语言、中国气派,更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成为了中国人所掌握、所运用的思维方式,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植根于中国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以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起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场大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的教条主义的禁锢,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再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建构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真思考、努力探索的重大课题。
(一)由智慧说到广义的认识论。
冯契在哲学上主要是受毛泽东和金岳霖的深刻影响。然而冯契又认为这二者的哲学,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了知识论化倾向。而这种知识论化倾向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使认识论片面化、简单化。只讲认识世界,不讲认识自己;只讲获得知识,不讲成就德性;只讲知识问题,不讲智慧问题。而哲学应当关心人的生存,给于人以智慧。冯契把自己的这种认识论称为“广义的认识论”,以别于金岳霖、毛泽东只讲知识理论、不讲智慧学说的认识论。
(二)化理论为德性。
如果说“化理论为方法”这一点早已为毛泽东的“实践论”所凸显,那么“化理论为德性”则是冯契的“智慧说”个性化的创见。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只讲自然界的存在,不讲人的生存;只讲物质世界,不讲人的德性。“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他的名言。讲德性也就是要讲人格,冯契所要突出的,就是“人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位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突出了人格的地位和意义,并把人格理解为“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是冯契的“智慧说”的一个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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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通篇报告中,有六处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字眼,党的十七大报告,高屋建瓴,气势磅礴,站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深刻地分析和解除当今中国的发展现状,为我们未来直到2020年前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出了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形成和确立的正确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思想动力。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展,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历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容,表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内涵;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运用,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活力。
[关键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实践原则和根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实践成果和重要理论成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坚持和不断丰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充分发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的认识导向、思想引领和方法指导作用,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发展的重要环节。
1.1“思想路线”概念的提出: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趋于自觉
实事求是思想是同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形成的正确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中国革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思想倾向,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倾向。教条主义思想倾向在党内曾一度占据统治地位,它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绝对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的巨大损失。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毛泽东在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中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概念,论述了思想路线问题。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中国革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标志着我党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探索。
1.2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走向成熟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过程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使我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探索走向成熟。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从世界观的高度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科学论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含义作了唯物而辩证的阐释,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化表述。
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真正被确立起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问题。我党正是在实事求是正确思想方法引导下,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局面: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1.3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内容的创新: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取得突破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恢复毛泽东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根据新的实践要求,赋予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深刻内涵,由此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探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深度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成果。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丰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探索,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在探索中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历史飞跃及理论构建。可以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能够沿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断深入、深化,都得益于实事求是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引。
2.1解放思想:破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认识障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包涵了“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等基本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解放思想,就是要扫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障碍,激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
的活力。解放思想遵循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原则。邓小平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反对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左”的错误思想、右的错误思想,排除各种习惯势力、主观偏见、思想僵化和盲目崇拜等的干扰,敢闯敢试,勇于突破。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在实践上的第一个重大发展,在理论上的第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第一个重大进步,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
2.2从实际出发: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扎根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客观需要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核心的就是把握中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特色。因此,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要求全面、准确、深刻把握中国国情,“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确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事实上,从毛泽东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和平方式逐步过渡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到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以中国特殊国情作现实依据,以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作基础,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鲜明的实践特色。
2.3与时俱进: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思想活力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关键的就是坚持与时俱进、大力推进理论创新,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特色,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旺盛的生命力。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就沿着正确轨道前进,反之,就遭遇挫折甚至失败;理性审视,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确导向和科学指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必须不断提升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新境界,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础上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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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群教育”活动是云南新一届省委结合本省实际,针对当前群众工作薄弱环节,就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促进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新举措、新形式、新尝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四群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统一性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总结经验基础上,云南省委提出了以“开展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利益、群众工作为主的四群教育,深化群众路线。四群教育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深化,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种新形式,在提出的背景、路径以及内容上都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关键词】四群教育;中国化;统一性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如何更加有效地马推进克思主义大众化,事关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事关中国梦的实现。在四群教育走向深入之际,对其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统一性进行比较,能够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境界。
(一)四群教育的背景。2008年7月19日,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出现一起群体性突发事件,执行公务的公安民警被不明真相的500多名群众围攻,冲突中民警被迫使用防暴枪自卫导致严重后果,事发后党中央、国务院和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经过4天的艰苦努力,事件处置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局势较为平稳,伤亡人员得到妥善的安置,群众情绪有效缓和,整个事态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为了认真反思孟连事件,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经验交流会”和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的精神,云南省委决定面向党员干部深入开展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利益、群众工作教育,实行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
(二)四群教育的内涵。群众观点教育。作为一名党的干部,理论上的正确,是政治上坚定的条件,是锐意进取的基石。广大党员干部要自始至终牢记权力市人民赋予的、权力就对人民负责、干部就是人民的公仆、领导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群众路线教育。要不断坚持群众路线,要坚持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使党的各项工作更加体现人民群众意愿,更加受到群众的信赖和拥护。
群众利益教育。不断推进科学发展、促进和谐发展、实现跨越发展,加快建设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产业发展协调可持续,生态文明受到有效保护,人民生活殷实充足、幸福安康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融入到社会发展当中,不断促进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成果的分享力度。
群众工作教育。要不断深入研究是实际情况,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的创新,不畏艰险、攻坚克难,深入研究新群众工作思维方式是群众工作思维方式更加切合实际,较强群众工作制度的研究和教育,是群众工作制度化。
作为主要针对党的领导干部的一项教育实践活动,四群教育在提出的背景、开展的路径、以及内容等方面都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的。
(一)背景的统一性。四群教育的提出,是在云南省普洱市出现了极其恶劣的孟连事件以后,云南省委决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的。孟连事件是新时期党执政中出现的脱离人民群众、高高在上的思想指导下的一种危害极大的行为,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结合孟连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新时期党的各级干部可能出现的脱离人民的倾向,以秦光荣为首的云南省委决定在全省实行以群众观点教育、群众路线教育、群众利益教育、群众工作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四群教育。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尤其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把中国革命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正是有了这些经验、教训,共产党才从切身的感受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极端重要性。1938年10月,毛泽东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大众化的任务,他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四群教育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都是在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思想容易出现各种偏离人民群众思想时有针对性的提出的。
(二)路径的统一性。四群教育让领导干部在工作中牢固树立群众观点、一心只想为群众谋利益、踏实践行群众路线、认真做好群众工作,是一次至上而下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员干部的教育,而落实群众观点、利益、路线的落实关键在领导干部的群众工作做得是否到位保证人民的利益得到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四群教育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实施方案,在执行路径方面具有很强的统一性,都是通过具体的、合适的方式以实现马克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具体国度的生根发芽。
(三)内容的统一性。四群教育就是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群众观点、群众利益、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胸中装着人民群众,一心为了人民群众,践行群众路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促进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
实现大众性是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的必然要求,大众化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性的无可代替的方法。就当前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大众化的重点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一直贯穿的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本思想。
四 群教育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对马克思主义立场、基本方法指导下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应用,在内容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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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法及时公正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等案件,推动人民法院审判工作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央精神及有关法律、司法解释,结合审判工作实际,设立巡回法庭,受理巡回区内相关案件。此前,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规定,巡回法庭是最高法派出的常设审判机构,巡回法庭作出的判决、裁定和决定,是最高法的判决、裁定和决定。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中国设置巡回法院的机遇与挑战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巡回”是一个舶来法律词汇,最早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在古今中外的司法实践中,都不难看到巡回审判的身影。早在公元前6 世纪的雅典,即已出现巡回审判的萌芽,而最早的巡回法院成立于12 世纪的英国,国王亨利二世试图通过法律改革改变司法权分割局面和司法不公现象,加强司法王权与监督,因此设立特派专员调查制度,把全国分为6 个司法区,成立了6 个由3 名法官组成的小组,要求他们每年分赴各司法区进行审判,这也是“巡回”一词的由来。至今,英国最高法院下仍设有巡回法庭并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美国建国时地广人稀案件少,国会便引入巡回法院,要求最高法院的法官必须巡回到各司法管辖地区进行审判,以满足边远地区民众的司法需求,加强法律的统一适用。后来,随着人口和案件的增多,最高法院不堪重负,最终推动了国会以一个常设的、独立审级的上诉法院系统取代巡回法院。尽管为了维持传统,上诉法院仍然保留了“巡回”这一称号,被称为“巡回上诉系统”,但是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法官巡回审判”的涵义,仅代表其管辖的地域(巡回区)与行政区划并不一致。
近年来,有学者呼吁,为强化中央司法权威,统一法律适用,上级法院也有必要设立巡回法庭[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正是响应了这种观点。虽然最高院所提出设立的巡回法院与基层法院所实施的巡回审判试点工作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证明,“巡回”的基本概念也是沿革于我国的历史传统。在我国古代便有类似的巡回审判,主要是中央派员到地方代表皇帝审理重大、疑难案件,并发挥监督地方官员的作用。如唐朝的监察御史、宋朝的提点刑狱司和御史台、明朝刑部下设的司务厅和十三清吏司,都具有代表皇帝到各地审理申诉案件、重大案件的职能。
应当看到,设置巡回法院和法院分院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便利诉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制度对于统一法律适用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更有利于减少来自地方的控制和干预。这些目标与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是相契合的,也是值得参考与借鉴的。
(一)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权从中央分散到地方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华北六大“巡回法院”,其中的法理内涵在于其中央司法审判权的下放。最高院作为拥有死刑核准权的最高级别审判机关,位于政治中心的首都北京。在此之前,所有应当由最高院审理的案件都会移送到北京进行审理,而巡回法院的设立将最高院的司法审判权从中央集中分设于各地区,在分担最高院工作任务的基础上,又保障了司法权力的平均分配,为审判权公正、客观的行使提供了条件。
(二)法院案件管辖权发生变化
《刑事诉讼法》第22 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此外,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最高院审理的案件均是在全国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最高院审理一审案件的情况是相当少见的,由于其审级的最高性导致无法上诉,因此最高院审理的案件多是由高级法院上诉过来的案件,也有部分最高院自己提审的案件。除了案件审理外,最高院还拥有死刑核准权。分设的巡回法院对于最高院的案件管辖权产生的变化在于,设立于六大区块的巡回法院,分担了原来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接管的案件,由于巡回法院的设立,并不是所有的全国性重大案件或死刑复核权都会由最高人民法院管辖。
(三)审级制度并未改变
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法院有四级:基层、中级、高级与最高院。巡回法院的设置,作为最高院的派出机构,其在级别上高于高级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同级。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院,虽然在我国六大地方区域中增设了法院种类和机构,但并未改变我国四级二审的审级制度,这种跨行政区划的巡回法院,在不影响我国基本的审级制度的前提下,保证了司法的独立公正以及去地方化、行政化。
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中应该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积极利用他国司法建设的经验。上海社会科学院倪正茂教授在《发展法系构想》一文中提出:“中国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在此过程中,应该创建兼具中华法系、英美法系、罗马法系等各大法系优长的发展法系。” 十八届四中全会重点强调,将人权司法保障作为司法改革重点目标,贯彻依法治国重要指导思想,并加速我国批准联合国人权公约。巡回法院沿袭并发展了中国历来传统,并吸收了西方国家先进制度,在司法体制改革大的背景下使得审判权设立,司法独立,人权保障等理念继续深入发展。
巡回法院的改革是现实主义进路下的选择。即选择巡回法院,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来行使死刑复核权。具体如下:(1)性质和人员。巡回法院在性质上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巡回法院的法官在编制上都属于最高人民法院。(2)跨地区设置。按照地理上的区划,而不是行政区划来设置巡回法院,如华东地区巡回法院、华南区巡回法院。巡回法院可以设置在本地区的交通枢纽城市,不一定设置在政治、经济中心。(3)经济保障。巡回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经费保障方式供给人财物等司法资源,不受地方财政的掣肘。(4)管辖。有学者认为,设置初期负责死刑复核案件,时机成熟时逐步扩展到重大再审案件、重大行政诉讼案件等。
(一)在当前中国具有现实可行性
1. 符合中国地域特点
中国国土资源辽阔,地大物博,但地区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且差异较大。设置巡回法院有利于结合案件的地区特色进行审判,实现审判权的因地制宜,通过实质公正来实现司法正义。2005 年10 月26 日,最高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决定将死刑复核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死刑复核权的全面回收,对于贯彻“少杀、慎杀、防止错杀”的死刑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一个人是否足以被判处死刑,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可以参考其行为对该地区所造成的影响,也可以参考该地区的经济、文化环境等因素,通过巡回法院的设立,可以使法官更加结合当地的社会环境,来考量该罪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程度。
2. 加强中央与地方司法机关的联系
巡回法院作为最高院的派出机构,可以加强中央与地方司法机关的交流。长期以来,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于中央,与地方的交流并不多,对地方的司法实践状况只能通过调研或其他书面材料来了解。巡回法院的设立,为中央司法机关深入基层,了解各地区司法环境提供了机会,在认知更为深入的情况下,以最高监督者的身份与下级法院进行交流、合作,保证审判权实现地更为科学、公平和正义。同时,也能防御地方行政保护主义现象的发生。
3. 节约司法资源
巡回法院的设置,初步设立时可能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包括办公地点的选择、法官编制的配备、资金的投入等等。但从长远来看,它减轻了地方法院移送案件到最高院的司法资源负担。在财力方面,减少了运输成本与多投入的文书材料费用;在时间方面,更是节省了在路途上耽误的时间,免去了司法工作人员相互沟通、交流案件信息的时间,保证了司法效率。
4. 司法领域与其他领域机构改革的先例
大区制的设置方式在我国近期的机构改革中也有先例。作为央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在1998 年的改革中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了九家分行,其后又在上海设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二总部。央行的机构改革可以为司法体制改革提供现成的经验。其实,“巡回”一词在我国法院的一些规范性文件中也比较常见,如基层人民法院大力推广的巡回审判或巡回法庭。巡回法庭的设立是基层法院为方便群众诉讼,在辖区内设置巡回地点,定期或不定期到巡回地点受理并审判案件的制度。
(二)符合司法体制改革潮流
在中国司法体制改革潮流推动下,巡回法院对于司法审判权的合理分配,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有着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1)避免了最高人民法院本部的人员膨胀,有助于实现人员的合理分离。(2)有利于最高人民法院的重新定位。位于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本部,既不应该陷身于大量的死刑复核或上诉审案件,也不应当围绕着事实问题试图成为司法系统纠正事实认定错误的最后关卡,而应当在精简案件数量的前提下以法律审和政策审为核心,从而主要致力于为全国司法把握大方向。(3)分散社会矛盾,避免申诉、上访集中于北京。(4)便于就地办案、会见当事人和组织听审。减少办案人员负担,减轻财力、物力耗损。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死刑复核依赖于行政化的书面审,为诉讼化的符合程序和有效纠正司法错误奠定基础。
(三)符合联合国人权公约要求
《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被国际社会誉为“国际人权宪章”。我国于1998 年10 月5 日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人权法中一项重要的法律文件。公约对于司法机关的权力也进行了规定,比如审判要独立、公正、公开。巡回法院的设立彰显了我国政府对于公民权利保护的人文关怀,更好地实施审判权,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司法的公平正义,更好地保障公民的权益。结合中国国情与司法环境现实所确立的最高院的巡回法院符合了联合国人权公约要求,顺应了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潮流。
总体而言,这次改革方案的设计是低风险、低成本和高收益的合理方案。既能够解决现实中死刑复核制度存在的问题,又能顾及各方现实利益和司法成本等问题;既有其他国家相关先例,又有我国央行大区制改革为参考;既能够维护社会稳定,又有助于争取民心,还能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因此,这一改革设想可以说是当下可以接受的现实主义方案[9]。不过,在当下,巡回法院的设立仍然面临着一些困境,如何在这些困境中寻找出新的出路,值得我们反思。
(一)机构调整重组方面
由于巡回法院是单设的一个独立机构,虽然隶属于最高院,但在地址的选择,办公机构的设立等问题都需要结合地区特点进行界定。而且涉及宪政框架下的司法体制问题,改革难度大。但我们应当看到,四级两审制并未改变基本框架,只要中央肯下决心,改革阻力将相对较小,需要修改的法律法规也相对较少。此外,由于司法权力的下放,可能会导致死刑复核的地方化,影响到司法统一,其实不然,巡回法院的设立可能在形式上给人以死刑复核权地方化的错觉,但其并不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置而存在,其中的法官仍然具备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身份,这一以来,有利于防御地方保护主义与行政干涉。因此,最高院设立巡回法院的调整本质上并未将死刑复核权下放,只是通过机构调整改革。
(二)司法资源成本方面
作为一类新设立的机构,最高人民法院的巡回法院成立初期必然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投入,但比起三审制的改革或者在现有框架下采行诉讼化的改革,显然要节约成本;从另一方面来看,案件数量与案件审理压力的减少也为最高人民法院本部节省了大量司法成本。在人力方面,虽然工作地方发生了变化,但最高院的法官编制不应改变,在保留法官最高人民法院身份的前提下,为法官提供了晋升空间,也能够提高法官的积极性,从而降低机构改革阻力。政府需要加大对巡回法院的经费投入,以保证其合理运行、处理法律业务。对于最高院与巡回法院人员的考评监督机制、福利待遇等应当总体上保持一致,但仍应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在总体公平的基础上保证因地制宜。
(三)最高院重新定位方面
巡回法院的设立需要我们对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定位。从长远来看,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仍然任重道远,而最高人民法院派出巡回法院之改革将为未来的改革留下空间。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功能来看,其不应当将主要力量投入到事实审的实体纠纷之中,而主要考虑法律审和政策审的问题。换言之,应主要关注法律如何解释或者公共政策如何实现等问题。未来,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涉及事实审的二审、再审案件可以考虑由巡回法院来承担,这能为最高人民法院的重新定位厘清障碍,最大限度地排除干扰实现法院独立审判。从长远来看,巡回法院的改革还将关涉到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社会治理与政治议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我们应当看到,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院刚刚被提上日程,在之后的初期试点工作中也面临着许多挑战,不过在当下中国依法治国指导方针与司法体制改革的浪潮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巡回法院的设立能跨越重重困难,走向更加光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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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艺术在技术上是一直伴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的。古代版画主要是指木刻,也有少数铜版刻和套色漏印。独特的刀味与木味使它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与地位。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新兴版画在现代美术史上的突出贡献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兴版画是绘画的一种体裁、样式,是画种之一。有人说版画只不过是一个小画种。孰不知正是这个小画种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我们称版画为新兴版画,当然是指它与古代版画不同,古代版画基本上是复制版画,画的作者与刻作者不是同一个人,新兴版画则是创作版画,从作画到制作都是作者亲自完成的。另外从内容上看,新兴版画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受到普罗美术思潮的洗礼,倾向性明显,同情劳苦大众,表现劳苦大众。我们不妨略为了解点有关情况。
新兴版画是鲁迅先生提倡的。鲁迅最初介绍欧洲版画是从1928年12月初与柔石等合组“朝华社”时开始的。成立这个社团的目的就是为了“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1〕。1929年编《艺苑朝华》计划出版12辑,结果只出版了5辑。在第5辑《新俄画选》的小引里,鲁迅介绍了多取版画的原因有二:“中国制版之术至今未精,与其变相,不如且缓,一也;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二也。
《艺苑朝华》在初创时,即已注意此点,所以自一集至四集,悉取黑白线图……”〔2〕从19 世纪末西学大兴之后,我国一直在热衷于介绍西方艺术。西方绘画传入很早,三百多年前已经开始,其主要渠道有:一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绘画的复制品;二是西方画家到中国传授西方绘画技法;三是随商品广告而传入我国的香烟牌子、布牌子、糕点盒子上面的洋画片、照相布景的景片;四是新兴办的美术教育;五是数量有限的留学生。除少数留学生能到国外去见到西方绘画真迹外,对大多数人来说接触到的多是复制品或印刷品。不少复制品就是印刷品。西方绘画一向重视色彩,而印刷的复制品,经常是色调失真,根本看不清色彩关系的油画、水彩,拿来作为临摹的范本,使人的视觉产生许多误差,所以鲁迅才说“与其变相,不如且缓”。 鲁迅“并不劝青年的艺术学徒蔑弃大幅的油画或水彩画”〔3〕,但他认为老看那些制版未精的艺术品,对我国艺术发展是不利的。同时又考虑中国处于革命年代,版画制作起来容易得多,有顷刻能办的优点。
中国新兴版画真正兴起来确实与中国革命有密切的关系。鲁迅开始介绍欧洲版画是1929年,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标志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兴起。左翼文艺是以文艺大众化作为中心思想开展的。左翼文艺关注的是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艺术家从同情他们的遭遇到歌颂他们的觉醒。这在美术创作来说应该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虽然历朝历代的画家有接触到劳动题材的作品,但和现代画家从根本上关心劳动者的命运,寻找摆脱贫困之路,寻找彻底解放并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新观念是绝对不同的。将艺术事业与劳苦大众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这是过去从未明确过,甚至是过去从未触及到的课题。
因此鲁迅才写出:“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文化无关,但决不是zhǒng@①中枯骨,换了新装,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所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4〕那么什么是“现代社会的魂魄”? 中国近现代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列强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把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人民饱经侵略压迫之苦,而不得不奋起反抗。30年代新兴版画诞生的时候,也正值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民族危机又一次加剧,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的时候
。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之日,也就是新兴版画发展壮大之时。构成现代社会的魂魄,应该是救亡图存、反抗侵略的民族精神。新兴版画正是在艺术品当中体现了这种精神,否则“新兴”二字就没有意义;仅只从复制木刻发展为创作木刻,还不能概括中国现代版画的全貌。所以有时候争论起现代木刻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见并不完全一致。的确,李叔同、丰子恺都刻过木刻,而大家公认现代版画还是由鲁迅提倡、发展壮大的,原因主要是从画作的内容来认识新兴版画。从“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上出现的胡一川的《流离》、《饥民》和汪占非的《五死者》为最有代表性。在他们之后,则有江丰的《要求抗战者!杀》、《码头工人》、陈铁耕的《母与子》、野夫的《黎明》、陈普之的《黄包车夫》、夏朋的《清道夫》、力群的《病》、张望的《负伤的头》等。这一系列作品,从题材上考察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作者们面对人民的苦难,怀抱深切的同情;对于社会黑暗,他们愤懑痛恨;对于中华民族的命运,深感忧患。他们用自己的作品激发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起去反抗和战斗。因此新兴版画是时代的写照、社会的魂魄,是以清醒的意识,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中国现代美术的现实主义作品正是由新兴版画开拓的,它是以崭新姿态出现在艺坛上,发挥了它特殊的战斗作用。它虽然是艺术品,但是它是有倾向性的艺术品,在社会生活当中它就带有政治性。从事新兴版画的人就要被捕,蹲监狱,就要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作出很大的牺牲。在政治斗争的旋涡里,也就脱离不开政治,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密切起来也是从新兴版画开始明显的。当然艺术并不等于政治,鲁迅早就告诫:“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斧是木匠的工具,但也要它锋利,如果不锋利,则斧形虽存,即非工具,但有人仍称之为斧,看作工具,那是因为他自己并非木匠,不知作工之故。”〔5 〕把艺术作为战斗的武器也是从新兴版画开始实践的,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着理论的认识。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热情更加高涨。美术家到战地写生,选择与抗日有关题材作画,如徐悲鸿、司徒乔以当时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作画,唐一禾画《七七的号角》,吴作人画《不死的城》,张善zī@②以自己擅长画虎来表现《怒吼吧!中国》,王式廓也画过《台儿庄大战》,但和当时非常活跃的木刻、漫画相比较,则不仅数量少,而且也不像漫宣队的宣传画以及像李桦木刻《怒吼吧!中国》、马达木刻《保卫大西北》,那样直接宣传抗日、表现抗日,在群众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如“小画种”那样激动人心。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我国美术活动中心,也从沿海城市向内地转移,由城市生活转移到深入农村和部队生活。过去在城市中想要解决而实行起来非常困难的艺术家与劳动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得到了空前的改善。艺术家更多地接触社会,接近生活,对劳动人民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表现人民大众也就有了现实依据。特别是不少过去在上海从事普罗文艺运动的美术家来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始生活在人民政权之下,体验到了新旧社会的不同光景。他们实际参加了抗日斗争生活,成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士艺术家。他们是战士又是艺术家,这在美术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八路军新四军多数是拿枪的战士,又增加了以艺术作为战斗武器的文艺战士。
把艺术作为战斗武器比起30年代初期更加明确,艺术作为武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它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版画家们到了40年代,更多地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来发挥艺术的政治作用。在这一点上又较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延安木刻是这种进步的突出代表。古元的《减租会》、《哥哥的假期》、《离婚诉》、《区政府》;彦涵的《抢粮斗争》、《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快把她们隐藏起来》;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胡一川的《牛犋变工》;罗工柳的《马本斋将军的母亲》,不仅反映出当时的斗争生活,而且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这些翻身作主人的劳动人民成了画面的主人。这一点也是与过去表现劳动人民题材的美术作品的不同之处。谁是美术作品的主人公,这不是小事,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人物,过去时代的美术品表现的不是王公贵族,就是士大夫、仕女形象,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广大劳动人民是没有地位的。
新兴版画在画面当中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劳动人民,这不能不说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新兴版画首先迎来了人民美术的诞生。这种质的飞跃首先由新兴版画来实现,是与当时的战争环境、物质条件十分困难,没有条件从事大幅的油画和国画制作有一定的关系的。新兴版画的作者过去也多有油画和国画的基础,从后来的发展看,一旦条件变化了,版画家也有不少转入其他画种,因此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不是什么大画种和小画种的问题,而是五四以来新美术所一贯追求的新的绘画所取得成绩的集中代表。新美术到了延安时期有了质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新兴版画来完成的。
新兴版画所起的政治作用也在周恩来同志把它们带到国统区举行的木刻展和新开辟的解放区举行的展览中看出来。起码它帮助新解放区人民认识了解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生活,看到了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对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诬蔑性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说新兴版画为新中国建立过功勋是一点都不过分的,今天看起来也仍然是优秀的历史画卷,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艺术不再是个人的无病呻吟,作者的关注是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作者的自我是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融合在一起的。
另外,从艺术形式方面来考察,新兴版画也是从借鉴外来形式转向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提到这个问题,应该感谢从前“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功绩。“鲁艺”木刻工作团曾将全国木刻第三次流动展征集到的作品带到敌后,在晋西双池镇、沁县、长治等地开过多次展览会。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观众很多,当然是农民和八路军战士。
当新兴版画真的和观众见面的时候,群众并不满意,根据“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归纳集中,意见主要是两条:“第一,内容不够深刻,不够丰富,不够生动,最好有头有尾;第二,形式不美观,满脸毛,不好看,最好有颜色。”〔6〕艺术到群众中去了, 艺术家接触到人民群众的意见了,双边关系大大改善了,于是,如何作到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等一系列问题也就提出来了。光有为群众服务的愿望和感情还不够,还需要从作品内容到形式作多方努力,于是“鲁艺”木刻工作团率先向民间美术学习,利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这种旧瓶装新酒的作法仍然不能让人满意,主要原因是内容与形式不统一。一件艺术品,如果不能做到新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当然还谈不上是好作品。直到古元、彦涵等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品问世之后,内容与形式的问题才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得以突破。他们的实践体现出深入生活的重要。
在他们投身于火热斗争生活之后,从观察、体验当中认识生活,了解生活,捕捉形象,确定题材,形成主题鲜明的好作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更加明确了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条真理,延安木刻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了这条原则应是文艺创作所必须遵循的。脱离了这条原则,艺术创作的思想感情问题、群众欣赏者的关系问题、艺术形式问题,都不好解决。有了这个第一位的原则,其他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源泉问题解决之后,如何借鉴中外古今优秀作品经验,特别是向我国丰富的民间美术传统(其中如年画、剪纸等是在民间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艺术形式)学习,以实现让群众喜闻乐见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这都是些历史经验,主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企盼新的艺术能和时代同步,与国家民族同命运,同广大人民同呼吸共患难,从而发挥艺术的社会功能,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所积累起来的成功的经验,是开拓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所创造的经验,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必经之路。
建国以后,从战争年代逐渐过渡到和平建设时期。新兴版画又在解放区美术成绩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出现了四川版画、北大荒版画、江苏版画以及各地的新成绩。新兴版画在题材、体裁的多样化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个性化以及风格的多样化方面也有很大进步。个性风格正从群体地域特征当中突出出来,四川的牛文、江苏的黄丕漠、北大荒的晁楣、云南的李忠翔、李秀、浙江的赵宗藻、赵延年、上海的盛增祥、广东的肖映川,都为新兴版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的工业版画、农民版画、儿童版画所取得的成绩,都一再向我们揭示版画不仅不是一个小画种,而且是新中国艺术成就的杰出代表。尽管当今版画展览看的人少,卖不出高价钱,在艺术商品化过程中不占优势,但是它所体现出的艺术规律,仍然值得重视和发挥,因为我们的社会需要自己的艺术,需要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艺术。
〔1〕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载《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4卷36页。
〔2〕鲁迅:《新俄画选》小引,见张望编《鲁迅论美术》。
〔3〕鲁迅:“连环图画”辩护,载《南腔北调集》。
〔4〕鲁迅:《“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张望编《鲁迅论美术》。
〔5〕鲁迅致李桦信,1935年6月16日,载《鲁迅书信集》。
〔6〕罗工柳《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敌后方》,原载1960年第23 期《版画》,收《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五十年》。
@①原字为土右加冢
@②原字为孑右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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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的字源来自民主,通常指的是一个独立经济体社会的统治阶层成为控制社会的政治实体后,统治阶层进行的制宪和其控制的政党为普选进行的民主参选人的实质差额提名。但是在一般人与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解中,民主化通常是指从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等其他各种政治体制转变成自由民主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威的组织方式可能会出现本质上的改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问题及教训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兴起的全球民主化浪潮席卷许多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改革虽风起云涌,但大多数国家并未实现和平发展、稳定繁荣的预期目标。 相反,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倒退,普遍深陷民主化困境。 审视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问题,剖析深陷引发问题的原因,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纵观 20 世纪后期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并不尽如人意,普遍出现政局动荡、国家分裂、经济衰退、社会混乱、民生凋敝、腐败丛生、恐怖势力猖獗等问题。
(一)政局动荡、国家分裂、社会混乱
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主要效仿的是西方的多党制、竞争性选举。 为争夺权力,朝野政党展开激烈角逐,导致政局的持续动荡,国家分裂,民族凝聚力散化,社会陷入严重混乱之中。 亚洲的菲律宾、印尼、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过程中,危机频发,动荡不止,尤其是泰国,政治纷争不断,自 2006 年至今,已更换多位,2013 年 12 月后,反对派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一度导致严重的社会混乱。 中亚的乌克兰,在“橙色革命”后,国内矛盾丛生,武装冲突不止,国家面临分裂,社会陷入混乱之中。 非洲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 发生政变更是司空见惯, 仅 20 世纪 90年代,就先后发生近 10 起政变。 2003 年,非洲的科摩罗、中非、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几内亚比绍、毛里塔尼亚、几内亚等国,一年内陆续发生 8 起军事政变,有人称之为非洲的“政变年”. 拉美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厄瓜多尔等国,都曾在民主化进程中发生过军事政变, 其中厄瓜多尔最为频繁, 仅 1997 至2007 年的十年间,先后更换了七位总统。
(二)经济衰退、民生凋敝、腐败丛生
发展中国家希望引入西方民主模式能给他们带来经济的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但事实并未能如其所愿。 相反,民主转型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导致经济的持续衰退,甚至停滞不前,民众生活日趋贫困。 如中亚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坦,2003 年起先后爆发了所谓的 “玫瑰革命”“橙色革命”和“郁金香革命”,但“颜色革命”并未能促进其经济发展,使百姓生活因此而好转,却普遍陷入通货膨胀、经济衰退、民生凋敝的漩涡中;爆发“阿拉伯之春” 的西亚北非国家, 同样陷入经济困境,其中利比亚损失尤为惨重,国家的经济活动基本停止。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 同样深陷经济衰退或停滞的泥沼,人民生活较民主转型前更加贫困。 此外,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不但使经济陷入困境,而且也未能有效遏制腐败,相反腐败问题更加严重。 如菲律宾被称为亚洲“民主的窗口”,但腐败已成为其标签;印度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典范,但印度的腐败举世公认;而印度尼西亚的腐败几乎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西亚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被民主化”后更是迅速腐败,在“透明国际”2013 年腐败程度排行榜上,这些国家均排在全球最腐败国家的后十名之列。 从透明国际公布的 2013 全球贿赂地图看,腐败最严重的仍然是非洲、中亚、东南亚、拉美等实行民主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1].
(三)民族仇恨、暴力冲突、恐怖活动猖獗
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 政局持续动荡,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秩序失控,导致部族、教派及利益集团之间暴力流血冲突不断,恐怖势力频繁制造事端。 2008 年 9 月,印度佛教和____发生连续数周的暴力冲突,造成约 20 人丧生。 2009 年 11 月,菲律宾因家族争夺省长引发政治仇杀,57 人殒命。
2010 年 6 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爆发种族暴力冲突事件,伤亡逾千人。 2010 年尼日利亚不同利益集团及宗教派别流血冲突,致使数千人死亡。 2011 年 6月,埃及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使千余人受伤。 2014年 2 月 18 日,乌克兰政局动荡,引发暴乱,首都基辅冲突区域成为一片火海,官方确认示威者与警方在激烈冲突中造成至少 26 人死亡[2],至今仍处在持续动乱中。 泰国自 2013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4 年 2月 23 日,由于政局动荡,发生暴力袭击,据其公共卫生部官方统计, 已造成 17 人死亡、739 人受伤[3].
此外,布隆迪、卢旺达、肯尼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不同宗教信仰派别之间经常发生残酷的暴力冲突事件。 持续动荡的发展中国家,也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 从亚洲到非洲、拉美,恐怖势力活动最为猖獗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国,恐怖事件频发,犹如家常便饭。
发展中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在推进民主化过程中产生问题的原因较为复杂。 但从宏观视角考察,普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经济发展缓慢,埋下社会动荡的祸根
民主化改革应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虽然穷国也有可能实行民主,但一般来说,民主更有可能在富国获得成功。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如果你想造就民主, 就请促进经济增长。 ”从发展中国家来看,民主化改革之前,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民众生活窘困,因此,人们期望通过剧烈的社会变革来改变生活状况和自己的命运。
但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选择了“以民主促发展”的道路,期望通过民主化改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 结果事与愿违,民主化不但没有带来广大民众生活质量的改善, 反而使之不断下降,让民众陷入绝望,引发强烈不满,产生对抗情绪。 这就很容易被政客蛊惑和煽动,成为政党角逐的工具,使社会陷入持续动荡之中。 此外,由于经济低迷,民众生活困苦,又往往易于导致饥饿的民众以选票换面包,政客则以金钱换取选票,出现严重的政治贿选。 而政客们一旦当选,则又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恣意挥霍,激起民众更大的愤怒,使整个社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二)“激进式”民主化策略,违背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
民主化策略方式的选择不是任意的,需要遵循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本国的现实条件出发,准确把握民主的时机和方式,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但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大多选择的是“激进式”民主化道路,这与其客观现实条件并不相符。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但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缺乏民主的历史传统,而且社会结构呈现为“哑铃形”,权贵阶层与贫苦农民阶层两极分化,各自利益诉求的巨大差异,往往更易于产生矛盾和对立,甚至爆发冲突。 如东南亚的泰国,农民选举出来的,中产阶级选民并不认同,而中产阶级选出的领导人,农民不承认,由此,政府与反政府之间冲突不断,恶斗不止。
此外, 民主需要公民普遍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能够充分理解和认识民主的意义,形成对民主的广泛共识。 但从发展中国家看,教育普遍落后,各阶层民众受教育程度较低,政治素养不高,政治认知能力有限,民主意识普遍淡漠,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诉求,也未形成对民主的统一共识,往往被政客操纵、利用,成为其玩弄政治手段的工具,导致政权合法性危机。 可见,不顾客观现实条件,违背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的“跨越式”“激进式”民主,最终可能导致民主的挫折或失败。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出现了问题,主要是那里的激进民主化所致”.
(三)“移植”西方民主模式,脱离本国国情
任何民主都有其适合的条件,西方的选举民主制度不是民主的唯一方式,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及本国国情, 一味简单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和政党制度,注定难逃失败的厄运。 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其思想文化条件、历史传统及其经济发展水平等基础之上的,是历经几百年的发展逐步形成的。 西方民主制度虽然符合西方国家的国情,但并不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相适应。 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大多既无民主的历史传统,也缺乏西方民主所必备的思想文化、经济社会条件,民主的土壤贫瘠。 如果在这样的土壤上,“移植”、推行西式民主模式,其结果或者难以存活,或者导致“劣质民主”. “民主的种子不是任意撒播都可以生长开花的,只有适合于本国的国情,并深深扎根于本国国情的深厚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传统、经济状况、思想文化条件、 民族价值观等与我国存在巨大差别,但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其民主化进程中的问题与教训,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应始终注重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其民主化过程中,之所以引发群众的强烈不满,产生对抗情绪,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秩序失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民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这启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始终注重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要始终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展开,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进行民主政治建设,通过制度、体制创新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 因为只有促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和真诚拥护,才能筑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群众基础。 如果经济发展缓慢,甚至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很难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即使建立了某种形式的民主,也难以保证长治久安。 当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不是要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相反,应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
尤其是当今时代,人们的思想日益活跃,独立性、自主性、选择性日渐增强,民主意识彰显,维护自己权益的要求更加强烈。 要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来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的民主权益,彰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概括地说,就是要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走以发展促民主的道路,实现二者的科学发展,协调推进。
(二 )社 会主义 民 主 政治 建 设 ,应立 足 现 实 ,循序推进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之路充满了坎坷和曲折,甚至遭遇‘民主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权利的急遽扩大超过了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最大承载能力,形成了权利超速现象”.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立足我国的现实国情,循序推进。
立足我国的现实国情,就是要从我国的历史传统、思想文化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民族价值观等实际出发, 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要从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中吸取营养,又要以人民群众鲜活生动的实践为源泉,创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形式,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化道路。 循序推进,就是要在保证社会政治环境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民主的实行除了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外,还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在动乱的社会里,无法实施真正的民主”[6]124. 坚持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出发,精心谋划,科学部署,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分期、分阶段有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 我们应当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不能无所作为,但也必须考虑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不能急于求成,草率行事,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 此外,应注重培育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形成科学的民主价值观,达成对民主的广泛共识,并逐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拓宽参与途径,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稳妥、审慎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可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发展中国家推进民主化,之所以会落入“民主陷阱”,其直接原因是由于脱离实际,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民主并非一项出口商品;它不能像棵玫瑰一样从一片文化土壤移植到另一片文化土壤。 它需要得到与当地条件相适应的细心照料和调整”[9].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可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持走自己的路,就是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前提下,遵循民主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 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可以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治中的积极有益的成分, 如西方的权力制约机制、监督体制以及司法制度中的合理做法等。 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通过博采众长,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自信。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具有本质的区别。 西方民主模式虽有其历史的进步性,但也有其适用的条件和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并非具有什么“普世价值”,不应把西方民主作为标准范式,用以衡量、评价本国民主。
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实质是推行新殖民主义,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获得垄断利益。 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吸取发展中国家推进民主化过程中的教训,既要坚决抵制任何外部强加的民主,又防止“移植”外来民主。
[1]“透 明 国 际 ”公 布 2013 全 球贿赂地图 :四 分 之一的人曾行贿英美腐败增加[EB/OL].[2013-07-11]
[2]张喆。基辅广场血腥一日:乌克兰骚乱致死 26 人,俄全力助乌维稳[N].东方早报,2014-02-20(4)。
[3]马勇幼。暴力让泰国局势更加恶化[N].光明日报,2014-02-25(8)。
[4][美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 波-20 世 纪 后 期 民 主化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98:4.
[5]郑永年。反思民主是为了中国更快、更好的民主化[EB/OL]. [2008 -02 -27]
[6]邱 慧 青,郑 曙村。 发 展 中 国家 的 “ 民 主 化 失 灵 ” 表现、原因及教训[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2)。
[7]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M].北京:人 民出版社 ,1994:168.
[8]房宁。从实际出发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J].求是,2013(23):36.
[9][美] 霍华德·威亚尔达。 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
意大利着名政治家马基雅维利早就指出,不可能在那不勒斯建立和佛罗伦萨一样的政体,这是政治体制本身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同所决定的。 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皮特也认为,他所主张的竞争式民主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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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是反映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积淀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宗教,民族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等共同特质,是指民族传统文化中维系、协调、指导、推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研究进展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精神的理论观点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不断提高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和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自觉性。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研究主要通过总结民族精神、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的研究概况以及中国四代领导人民族精神的内容,分析出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研究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
所谓民族,斯大林认为,“民族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和共同文化传统的稳定的成员共同体。”[1]民族精神一方面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源泉,另一方面集中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想核心,是民族意识中最优秀的与最有价值的“精气神”。报告指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从“建设”到“建成”的转变,是党中央置身民族与国家发展实际,现代化建设目标实现条件下的伟大决策转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持与弘扬民族精神,更需要孕育和培养符合新时代的民族精神。本文就学术界关于“民族精神”问题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以便促进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德国的赫尔德把一般的人类精神上升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最先提出民族精神这一概念,被称为“民族主义、历史主义和民族精神之父”。他认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自由发展的权利,都能相互激励,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一切,理解一切。黑格尔从理性统治世界及世界历史的基本理念出发,继承了赫尔德关于民族精神的概念,进一步提出了“民族精神”的概念。他认为,“(世界精神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段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
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2]民族精神概念的研究,是培育和发展民族精神的基本理论问题。20世纪以来,民族精神的研究掀起两次热潮,学者们多层次、多方面地概括总结了民族精神的概念,但学术界对民族精神的概念界定始终没有达成一致的理解。
党的十六大之后,大多数学者都认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精神状态的综合反映。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共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统一、思想情感等的综合反映。
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民族精神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对“民族特性”、“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国民精神”等与民族精神相关、相近的问题进行过生动描述与精辟论述。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精神的理解,可概括为民族精神的世界性、特定性和巨大的影响性。
恩格斯说过:我毕竟是一个德国人,我不能摒弃德国人从亚当那里继承下来的天性。马克思强调,当遭遇民族压迫时,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最基本条件。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不仅对犹太人的解放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论证,同时强调犹太人在实现解放过程中需要有民族牺牲精神,阐述了民族精神在民族解放中极其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曾指出:只有伟大的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才能拯救民族,只有牺牲市民社会的一切利益,在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作为一种罪行受到惩罚的基础上,人民才能得到更多自由和权利。
毛泽东民族精神是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断受到西方各种思潮的渗透和冲击,在中国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既继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又吸收了西方文化及价值观念中的优秀成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精神。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使毛泽东民族精神思想具有时代性、革命性和实践性。
主要内容包括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和艰苦奋斗精神、实事求是精神、人本人和精神等,并且在中国革命和实践中体现为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具体的民族精神形态。毛泽东的一系列民族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高中华民族战胜各种困难的能力,在抵御外强,振兴中华民族和开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局面的过程中都具有重大意义。
邓小平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策略,在不断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及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出发,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继承毛泽东民族精神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总结民族工作的实践经验,丰富了民族精神思想的新内涵。邓小平民族精神思想强调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发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维护祖国的完整统一。同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将民族精神具体阐释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改革创新精神,以民为本精神和民主法制精神等。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也是指导同时期民族工作的思想武器。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动摇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价值观和心理认同。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快速发展,在推动科技进步的同时,也冲击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刻内涵:“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3]江泽民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科学阐释,是关乎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思想保证,有利于民族思想道德文化体系的建立健全,是推动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
目前学术界对胡锦涛民族精神进行系统研究的还不多,主要是对胡锦涛民族精神内涵的研究。胡锦涛强调要继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继承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各种精神。他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在报告中,胡锦涛再次强调,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有学者认为,胡锦涛将中华民族精神科学内涵解释为以人为本、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社会和谐、和平发展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胡锦涛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青藏铁路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范畴,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经过近百年的研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民族精神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对民族精神的内涵、特征及发展的历史阶段,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和途径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和探索,也有很多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关系,如在内在关联性、同一性、辩证关系等方面进行论述,取得了一些成果,为下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了重要借鉴。但从整体来看,民族精神的研究还存在着不足之处,具体表现为:
(1)对民族精神实质的概括没有完全体现与时俱进,只是顾及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民族精神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没有从实质上说明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概念的来源。
(2)没有突出四代领导人民族精神的创新精神,没有体现出民族精神与文化的结合,也就是说民族精神应该上升为文化精神。
(3)对前面三代领导人民族精神的研究比较多,对第四代领导人的民族精神研究比较少。
(4)没有从哲学层次上突显出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的哲学根源,即实事求是的观点,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实质,但并不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在具体方法和路径上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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