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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制度是指国家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组织和活动原则以及工作制度的总称。根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行使国家的检察权。人民检察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御史制度对现代检察制度建设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 伴随着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巩固和加强,封建御史制度同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一样,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 成为世界其他各国从来没有过的一项特殊的政治法律制度。它始终被控制在皇权之下,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并逐步扩大它的组织,提高它的地位,使之在维护封建纲纪、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和发挥官僚机构的统治效能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加强党风政风建设,健全法律监督机制,完善人民检察制度,对于封建御史制度,我们可以批判地加以借鉴。
御史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项政治法律制度,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一般说来,秦朝为御史制度的发端或初创阶段,其正式确立是汉代,其发展的顶峰是唐代,其衰落是清代。御史机构具有十分广泛的职权,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纠察百官;(2)参与会审;(3)审判监督;(4)规谏建议。总之,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力图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职能作用来加强国家机器, 巩固其统治地位。
我国的检察制度是指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的设置、性质、职权、人员任免、组织与活动原则以及法定工作程序的总称,是国家的法律监督制度,也是国家整个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检察制度是根据列宁关于检察机关的职权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原则,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几十年来,我国的检察制度虽然经历了漫长路程,但是由于检察机关几经挫折、起落兴衰很不稳定,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步走上正规化的建设道路。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我们认为:御史制度中的一些合理因素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御史制度具有通过御史纠劾百官, 控制官僚系统,进而维护皇帝专制独裁,实现对人民统治这个显著的作用, 因而它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赞赏并加以运用。检察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主义法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在依法打击敌人、追究犯罪、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依法保护人民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保护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也具有重要作用。唐太宗非常重视御史制度,促进了初唐“贞观之治”的产生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践也证明,重视检察制度,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状况就好,社会就能稳定与繁荣。
封建皇帝通过御史控制各级官吏, 防止削弱、分散君权,有力地维护了其专制的中央集权。党的领导是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检察机关的优良传统。党对检察机关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检察机关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一条不能动摇的政治原则。
封建社会的御史机构, 自成独立的垂直系统,直接对皇帝负责,完全不受吏部和地方机关的干涉。历史证明,这种体制有利于其监察权的独立行使。人民检察院也必须独立行使检察权,才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当前, 我们要正确认识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党的领导的关系, 认真接受党的领导,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
封建御史冤滥无辜、生灵涂炭的情况时有发生,是因为他们可以“风闻奏事”,即御史在向皇帝奏事时,可以不经过调查核实,不需要真凭实据, 允许把道听途说的东西作为弹劾的根据。这是一个反面教训。检察工作涉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权益,一定要严肃认真、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检察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及要求是:
(1)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2)必须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反对逼供。(3)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4)坚决反对主观唯心主义。
犯罪、贿赂犯罪、渎职犯罪的力度封建御史机构的主要职能对封建官吏是否尽忠于皇帝, 是否遵守法律实行监督和纠举,以维护和加强封建专制制度。为了国家安全稳定,促进廉政建设,在当前以至今后一个长期内, 检察机关要把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案件的打击放在首位,加强对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局、渎职犯罪侦查局的建设。
监督机关也需要被监督, 这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我国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形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诸如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的监督、上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监督,新闻界的舆论监督,以及公民的社会监督等等。在这些监督中最重要的监督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 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效力。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保障检察机关正当行使检察权、严格执法所必需的手段。加强人大的监督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的重要步骤。
为了保证御史独立行使职权, 御史的工作安排,或由皇帝直接诏任,或由御史台的主官委派。在挑选御史上,“选之甚精, 授之不苟”。检察人员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具体来说,这些基本素质包括以下几点:
(1)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2)知法懂法,信仰法律;
(3)心存正义,公正廉洁;
(4)具备良好的分析和判断能力;
(5)形成正确的思考方式。
检察人员的职业道德,就是从事检察工作的人员在其业务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职业行为规则的总和。检察人员的职业道德与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一般司法人员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如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廉洁奉公,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要有求实精神等等。检察人员都应严格遵守,努力做到。除此之外,根据检察工作的特点,检察人员还有特别需要加以强调的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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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另外一个模样,新时期的文学,也将面目全非。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尤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与渗透是全方位、多层次、无处不在的。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传统文化孕育、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学,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新型社会人们在精神、情绪和感觉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解体,新一代作家们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开始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面向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鲁迅的《呐喊》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30年代,受弗罗伊德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不过,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形式,而没有深入中国文学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精神。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学习,也仅停留在表层上,没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处。
建国后几十年的禁锢,将西方现代思潮一律挡在了国门之外,偶尔作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译的国外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丛书,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抗拒、怀疑、批判和漠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门重新向世界敞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刚刚从十年“”的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渴求。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亲睐。伴随着思想界不断掀起的西学热,如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解释学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断地产生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中国的批评家们,也从中学到了各种方法论。如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法论年”,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当代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中国作家也纷纷从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中吸取养分,将他们从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技巧及受到的启发运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带有摹仿与学习的痕迹。如王蒙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识流”小说的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罗布—格里耶;孙甘露、格非的作品,飘荡着博尔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外国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国作家感到深深的焦虑,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成熟,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作家逐渐从外国作家的阴影中走出,在发现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曾经风靡一时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热逐渐降温,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逆反性的变化: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和启蒙工程的崩塌,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优越地位归于消解,不再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文学在90年代也逐渐由中心走向了边缘。中国社会在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解构性话语成为文坛主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的学说,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中国的文学,受此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后现代倾向”。在90年代流行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潮还有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这两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国文坛“新历史小说”与“女性文学”兴盛一时。
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将选取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六个思潮: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以它们为代表来分析和透视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的社会现实虽然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发源地拉丁美洲千差万别,但是,同样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相近的生活土壤却使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最终导致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在80年代中期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
魔幻现实主义在70年代末和其他哲学和文学思潮一起进入中国,对它的介绍与研究在1985年前后达到了高潮,进入90年代后,它也始终是中国作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1979年,《外国文艺》发表了由王央乐翻译的多篇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交叉小径的花园》、《马克福音》、《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这些作品后来成为中国作家们学习与模仿的经典范本,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作家们还沉浸在“伤痕”与“反思”的氛围之中,讲究叙事结构、醉心于营造“迷宫”的博尔赫斯的作品并未引起重视。1980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在这期间,《外国文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博尔赫斯答记者问》、《博尔赫斯就诺贝尔奖金问题答记者问》等博尔赫斯谈话的文章,中国作家由此开始了解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随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1982年,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一事件激发了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兴趣。同年,《世界文学》杂志发表了《百年孤独》的选译片段,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1984年,高长荣翻译的《百年孤独》全译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期间,《当代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了解渐渐深入。
1985年前后,随着中国文坛“寻根热”的掀起,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的出版也出现了高潮,如《族长的没落》(山东文艺出版社)、《霍乱时期的爱情》(漓江出版社)、《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南开大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当代文学评论》(漓江出版社)等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于魔幻现实主义,开始有了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90年代以后,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并未因为“寻根热”的退潮而降温,事实上,整个9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一直是出版界、研究界、创作界关注的热点。在90年代出版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有:《将军和他的情妇——迷宫中的将军》(南海出版公司)、《劫持》(中国电影出版社)、《巴比伦抽签游戏》(花城出版社)、《巴比伦彩票》(云南人民出版社)、《生活的迷宫——博尔赫斯传》(知识出版社)、《拉美四作家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拉美作家谈创作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两百年的孤独》(云南人民出版社)、《解读博尔赫斯》(人民文学出版社)、《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马尔克斯》(辽海出版社)、《我们看拉美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博尔赫斯——书镜中人》(中央编译出版社)等等。1996年,由陈众议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三卷本《博尔赫斯文集》出版后,再次掀起国内学习和研究博尔赫斯的热潮,这套丛书,也一度成为热门的畅销图书。
魔幻现实主义思潮之所以会在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广为流行,并对中国的“寻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吸收了西方现代思潮养分,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和现实境遇的魔幻现实主义能够发展成为世界先进文学,对中国作家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他们由此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中国作家一直有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情结,拉美作家的成功使他们更加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学理念。为了寻找与世界对话的途径,中国作家开始了自己的“寻根”之旅。他们以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为范本,借鉴着博尔赫斯们、马尔克斯们成功的经验及写作技巧。魔幻现实主义传统在中国的传播因此有了心理契机;
其次,在80年代中期,中国对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的达到了一个高峰,面对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中国作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西方的东西再好,毕竟也是人家的。中国文学的位置在哪里?应当如何发展?这成为当时的作家共同寻找的问题。与此同时,80年代初王蒙等创作的“伪现代派”作品也暴露出了致命弱点:虽然借鉴了“意识流”等现代主义的手法,但是,一方面,未能更为全面广阔地反映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也与实际的生活经验发生了极大的偏离。如何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创作出既中国又现代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作家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于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便有了现实契机;另外,随着文学“反思”由政治向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化,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国文化的“断裂”现象。如阿城所说:“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更加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甚至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韩少功也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中国作家渴望通过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的断裂。这,便是魔幻现实主义流行一时的文化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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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个体的心性觉解、人格提升是道德修养所要推崇的某种境界,而达此境界的道德修养方法、途径及其过程在本质上则既受制于人们生活所依的微观生存处境,更受制于人类发展所处的宏观社会形态。放宽到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下来谈道德修养,目的在于将作为人类道德实践活动之传统方式的道德修养置于一个恰当的社会语境进行讨论,以给予其道德社会学的重新关注,而不是褊狭地将其嵌套在某种既定话语下进行传统式的个体道德解读。由此看来,道德修养与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尚不为学界关注但却兼具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伦理学问题。任何企图脱离社会生活历史进程的道德修养,无异于自我放逐和自我边缘化。伴随人类生活公共化与异质化的演进,原本植根于同质性社会形态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体系已欠活力,顺应现代社会异质化与公共化的转型之势,从封闭走向开放,以构建一种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生活方式语境中的道德修养理论,乃是笔者想要言说的重要理论旨趣。
时至今日,社会转型的发展语境已经成为我们讨论一切中国现象,包括道德修养现象无法摆脱的时代背景。按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的理论,我们可以将社会转型理解为是一种需要接受“灵魂的分裂”的挑战及对挑战的回应过程。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社会转型的挑战已成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经验事实。以社会存在方式及其变迁的历史眼光鸟瞰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灵魂的分裂”情景中所直接承负的诸多挑战,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
首先,依附性的“臣民人格”遭遇个性张扬的挑战。在与传统伦理文化和人格范型相适应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中,民众个性在整个社会格局或者说漫长的封建社会演变中是个隐形而不彰显的存在体。产生并服务于封建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同质性社会结构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文化,无论是其原生形态,还是秦汉以后的流变形态,本质上只是一种奉行人身依附关系的、塑造模具式系列道德人格的宗法等级道德修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传统社会虽有本质差异,但在道德修养方法和途径策略上已然还是以一种国家伦理的“独特权威”继续强化着经过改良过的种种新型依附关系。由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所推动的中国现代化所带来的,以个性张扬和人的解放为特征的异质性转型社会,打破了同质性社会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之间的可通约性格局,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不可通约性的文化特征。换句话说,传统的依附性道德修养范型或系统对现代人的约束力日渐式微或近乎塌陷。异质性社会由于削弱甚至消解了外在于具体道德主体的唯一性、权威性规定,使道德主体得以赢得独立性人格以及自由价值的认知与判断空间,从而打开了传统道德修养被禁锢的封闭之门。
其次,内向性的“尽心知性”遭遇公共领域的挑战。作为传统道德修养根基的儒家伦理之目的在于追求个体之德的圆满,所谓“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劝学》)的“慎独”境界。与传统社会私人领域独大的状况不同,现代社会的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与文化多元不仅造成了德沃金所说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明显界分,而且促成了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张。广阔的“公共空间”使现代人在自由与个性得以充分彰显的同时,发生着与私人领域之外的人、物、事之间更为密切的公共关系。然而如何与陌生环境共生、与不同人群共存、与时间流动共进?传统的以纯粹追求自我人格的心性觉解,或者片面局囿于对熟人领域的道义承诺为宗旨的“尽心知性”内向性道德修养体系已力所不及。人们生活世界所显示出的公共取向和公共意义,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道德修养的认识论视域:在公共生活日益扩张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独具的个性、卓越的私人美德,而且更加迫切地需要基于现代公共生活要求,符合个体社会身份与公共角色的职业化、专业化的公共美德。诸如:基于政治参与所需要的正义感,基于人际交往所需要的平等、诚信、宽容、明礼守法,基于公民身份所应当具备的爱国主义、法制意识等等。显然,这种认识论的转向再一次撼动了囿于狭小私人领域的“尽心知性”的内向性道德修养的根基,从传统相对封闭的私人领域走向开放广阔的公共领域已成当代中国社会道德修养的选择路径。
最后,“成圣成贤”的精英道德遭遇公民道德的挑战。既推崇“天人合一”道德人格形上境界,又诉诸日常生活礼仪纲常,具有相对成熟和完备规范架设的,发端于传统同质性社会的中国道德修养体系,对于完善和拓展少数社会精英分子个体精神家园无疑有其一定的道德修养价值。但是,这种以“成圣成贤”为个体境界的精英道德修养,既放逐或远离了仅以谋求有尊严地活着的广大民众道德主体的普适性资格,更遭遇经济成分多元、社会职业多样、地位差距拉大、价值取向多元的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所成长起来的公民道德的挑战。公民道德对“成圣成贤”精英道德的挑战既表现为对传统道德修养体系的怀疑、动摇,更积聚着一种建构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生活方式道德修养体系的深刻的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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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焦虑与狂喜
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另外一个模样,新时期的文学,也将面目全非。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尤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与渗透是全方位、多层次、无处不在的。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传统文化孕育、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学,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新型社会人们在精神、情绪和感觉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解体,新一代作家们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开始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面向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鲁迅的《呐喊》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30年代,受弗罗伊德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不过,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形式,而没有深入中国文学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精神。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学习,也仅停留在表层上,没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处。
建国后几十年的禁锢,将西方现代思潮一律挡在了国门之外,偶尔作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译的国外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丛书,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抗拒、怀疑、批判和漠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门重新向世界敞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刚刚从十年“”的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渴求。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亲睐。伴随着思想界不断掀起的西学热,如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解释学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断地产生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中国的批评家们,也从中学到了各种方法论。如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法论年”,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当代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中国作家也纷纷从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中吸取养分,将他们从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技巧及受到的启发运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带有摹仿与学习的痕迹。如王蒙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识流”小说的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罗布—格里耶;孙甘露、格非的作品,飘荡着博尔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外国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国作家感到深深的焦虑,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成熟,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作家逐渐从外国作家的阴影中走出,在发现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曾经风靡一时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热逐渐降温,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逆反性的变化: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和启蒙工程的崩塌,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优越地位归于消解,不再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文学在90年代也逐渐由中心走向了边缘。中国社会在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解构性话语成为文坛主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的学说,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中国的文学,受此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后现代倾向”。在90年代流行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潮还有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这两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国文坛“新历史小说”与“女性文学”兴盛一时。
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将选取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六个思潮: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以它们为代表来分析和透视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的先锋文学是在十年“”造成的信仰废墟之上生长起来的。它的萌芽、壮大以及衰落都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息息相关。
十年“”对人们,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的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摧毁是致命的:他们对曾经“伟大”和“崇高”的各种观念产生了怀疑,他们心中的信仰支柱逐渐消失,他们因生存迷失了确定的依托和方向而陷入迷惘与彷徨;而此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则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人们工作与生活的重心,由从前的“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的确立,也为人们接受更多的西方先进文化提供了一个大环境;另外,改革中变幻的生活使人们对世界和艺术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体验,以往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模式、表现手法已经使许多人感到了表达上的局限;长期处于闭塞状态中的中国人,在这历史急剧变革的时刻,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投向了世界。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在信仰危机、人的异化和自我价值迷失基础上产生的现代主义思潮,以锐不可挡之势涌入了中国。
从1978年开始,国内的各种文学刊物便开始大量发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论文,各出版社对现代派作品和现代主义研究著作的出版,也蔚然成风,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其中影响较大的图书有:《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漓江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漓江出版社)、《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外国文学出版社)、《欧美现代派作品选》(云南人民出版社)、《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意识流小说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现代小说美学》(湖南文艺出版社)、《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等等。另外,西方现代派小说作家的经典作品,如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芙的《到灯塔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川端康成的《雪国》等等,也纷纷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的先锋小说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对中国的先锋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对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了解主要来自于翻译家们的翻译和介绍文章,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2年,各刊物发表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多达400多篇。以袁可嘉、陈焜、瞿世镜等为代表的批评家为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译介文章和论著有:袁可嘉的《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及理论》、《象征派诗歌·意识流·荒诞派戏剧——欧美现代派文学述评》、《意识流是什么》、《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述》、《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意识流问题》;瞿世镜的《“意识流”思潮概观》、《伍尔芙意识流小说家》;李春林的《东方意识流文学》等等。
随着翻译工作的展开,从1980年开始,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争论,也在创作界和评论界拉开了序幕。由于在此之前,人们长期接受的主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滋养,思维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定势,因此,当反现实主义传统的现代主义突兀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有相当一部分“忠诚”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家们便纷纷撰文抨击现代派文学,并从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角度来否定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另一些批评家对保守派们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持赞同现代主义观点的批评家们一般不否定现实主义文学既定的种种原则,如“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源于生活”等,也都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有颓废和消极的一面,但是,他们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比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层次和侧面来反映生活,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小说创作提供更多的写作技巧和文学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80年代中期,批判现代主义的论调渐渐销声匿迹,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可以开拓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空间、适当运用可以丰富与深化文学的表现力这一观点逐渐达成了共识。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有助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肯定,使80年代中期的中国先锋文学勃兴一时,也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界限的暧昧态度,以及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模糊不清,使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们对西方现代主义产生了“误读”,并使中国的先锋文学成为带有浓厚现实主义色彩、富于中国特色的先锋文学。
1986年,鲁枢元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提出文学艺术要“向内转”,即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的主张。鲁枢元的这一文学理念马上遭到了以周崇坡为代表的一批评论者的反击。于是,一场关于文学是否应当“向内转”的争论以《文艺报》为阵地热烈地展了开来;1988年,争论中心又转移到《文艺争鸣》。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代表性的文章有:周崇坡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童庆炳的《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创作规律》、鲁枢元的《大地与云霓——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武林伟的《“向内转”与文学的现代意识》、张炯的《也谈文学“向内转”与艺术规律》、曾镇南的《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之我见》等等。这一争论直接导致了当时文化界的“本体论”热。中国的知识分子因此更多地关注存在、价值、对话、心灵交流等一系列哲学、美学、文学问题。人们不仅注意到宇宙“时空本体”的总体存在性,现代“人的本体”存在语境与状况,而且注意到文学“作品本体”存在的诗意表述,“主体间性”存在的“价值本体”交流,以及读者和作者间的“本体对话”等问题,使得文坛出现了理论深化和文学作品的深度意义发掘的连锁效应。在同一时段,中国的先锋文学运动也被推向了高潮。
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在新时期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学曾出现过以“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在文学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进行探索的实验作品。代表作家和诗人有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李金发、卞之琳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或者在小说的形式、节奏、手法上带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注重捕捉新奇的感觉,以表现作家眼耳感官里的城市风貌;或者受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的影响,更重于心理分析;或者用朦胧的意象和含蓄的语言来暗示、表现感觉和情调……不过,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它们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80年代初中国文坛现代派文学创作潮流的兴盛繁荣,也不是二、三十年代前后现代派文学思潮的简单回归,而是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入催生的产物。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最早在诗歌界显现出来。顾城、北岛、舒婷等人的“朦胧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对传统文学的理念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朦胧诗所强调的“自我”,也使人们开始思考“人”这一命题,文学也由此开始向文学本身回归。“朦胧诗”虽然不能算作现代主义文学,但是,它的怀疑精神、它的诸多创作手法、它的荒诞意识,却是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互相呼应的。
当理论界正在掀起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理论高潮的时候,小说家们也迫不及待地将这些刚刚被引入的理论运用到创作实践中。一向被奉为文坛大哥的王蒙,重出江湖后在创作中有意识地突破传统小说的写法,大胆地吸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些表现手法。从1978年初到1985年上半年,他先后发表了19部充满探索精神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夜的眼》、《布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蝴蝶》等作品,很明显是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意识流”的影响,在形式上体现出与传统文学很不一样的特征。与此同时,一批像王蒙一样曾经活跃于50年代文坛的老作家们也纷纷加入了探索的阵营。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用电影蒙太奇镜头组合的手法,扩大了作品的容量,使作品内容具有立体感,并通过梦幻,突破时空局限,给人以全新的感受;宗璞的《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作品着力用荒诞的历史、荒诞的现实、荒诞的环境,乃至荒诞的思想、感情的描摹等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开掘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另外,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的《减去十年》的小说,也都有意无意地借鉴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写作技艺。
随着创作实践轰轰烈烈的展开,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探讨与争鸣,也一发不可收拾。其间涌现出来的代表性文章有: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等。这些争鸣探索文章和当时译介论著一起,汇成一股强有力的理论体系,影响着中国新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
80年代前期的探索性作品,虽然在形式上开始打破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结构方式,以主观的心理意识流程来安排叙事时空,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并没有触及到中国作家深层的审美观念、创作观念和创作模式。所谓“现代主义”只是运用了象征、变形、意识流等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和技巧,其作品整体上仍是充满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社会写实文学”,其目的是为了表达作家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认知与意见,即对主观意识的描写是为反映客观现实服务的,作品的主题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忧虑,而不是西方现代派所表现的对“个体生命”的忧虑,因此他们的创作事实上仍旧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延续。正因为此,他们的创作被人们称为“东方意识流”或“心理现实主义”,也有人称其为“伪现代派”。
但是,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却为后来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对现代主义具有亲和力的读者群和评论者群体。他们的作品是80年代中国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取得的最初的成果。#p#副标题#e#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如心理分析小说,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以及理论界的形式主义、叙述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在80年代中期成为人们所关注与争论的热点,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也开始深入人心。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刺激下,中国的先锋小说创作在1985年后呈现出一种“井喷”的态势。
最早引发“井喷”的是于1985年先后发表的两部小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用“音乐式”的结构和“黑色幽默”的语言方式,以看似荒诞的情节,展现某音乐学院僵死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们心灵的扼杀;《无主题变奏》则将心理片断和生活片断“无主题”地串联起来,通过一个自动由大学中退学,并安心于做一个“无所事事”的饭店服务员的青年的自述,展现出年轻一代孤独、迷惘的生存状态。和王蒙、宗璞等“伪现代派”作品相比,这两部作品已经超越了形式探索的层面,将现代主义精神融入到作品中,在思想意识、文学精神和表现手法上更加成熟,更具有现代主义的特点。正因为此,批评家们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正在步入繁荣期。而《你别无选择》也被称为“第一部成功的中国现代派文学作品”,是“一代人‘情绪历史’的一个浓缩”。
继刘索拉、徐星之后,马原、洪峰、格非、残雪、余华、孙甘露、莫言、苏童、扎西达娃、北村等一批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开始了先锋文学之舞。中国的先锋文学先天地带有现代文学影响的痕迹。如莫言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比喻为“两座灼热的高炉”,认为他们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余华则对卡夫卡和川端康成推崇倍至,他的小说也充满了新小说和罗布-格里耶的痕迹;残雪的作品,飘荡着卡夫卡的影子;格非、孙甘露的作品,受到了博尔赫斯的深刻影响……当然,他们的探索并不是纯粹的摹仿,也体现出了很强的个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如马原、格非等人不同于博尔赫斯对纯粹的幻想世界的迷恋,带上了一种传统东方关注“现象”而不重视“真”与“幻”的区别的亦真亦幻色彩;孙甘露的诗性探索也立足并着力于对现代汉语诗性功能的挖掘,等等。
在对“形式”的变革上,马原无疑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的《拉萨河的女神》,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他在《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大师》、《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小说中,使用元叙事的手法打破了小说的“似真幻觉”之后,又进一步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马原的这引起叙述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并以独特的方式消解了此前人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手法所造成的真实幻觉,成为以后的作家的模仿对象和小说实验的起点。
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小说中的世界,都是变形的,她的人物,都带有某种“神经质”,互相间缺乏沟通、信任,并存在一种“自虐”和“他虐”的心理。她的小说以一种丑恶意象的堆积凸现外在世界对人的压迫,把一种个人化的感觉上升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寓言的层次。
格非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便致力于叙事迷宫的构建,他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序性构筑出一团线圈式的迷宫──其中有缠绕、有冲撞、也有意识的弥散与短路。如他的短篇小说《褐色鸟群》,首次运用了“叙述空缺”的手法,叙述了一个似真似幻的故事。它打破了传统文学对“真实性”的追求,透露出现代人对“存在”的实在本质的怀疑。
在小说的语言方面,先锋小说家们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等作品,着力于使小说语言诗化的诗性探索,词语被斩断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搭配起来,使能指自我指涉与相互指涉。他的小说语言实验,其实最接近的是超现实主义诗歌与绘画,他的小说是这些语言的与视觉的幻象集合而成的恍惚暧昧的梦与诗。
余华的小说,如《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难逃劫数》等,以一种冷静的笔调描写死亡、血腥与暴力,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
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作家们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与生存探索这三个层次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和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相比,先锋作家大多力图追求一种“现代性寓言效果”,刻意追求情节的淡化和荒诞,追求“有意味的形式”,将叙述角度、语法修辞的独特做为创作的最大目标。这些特点,是“先锋小说”得以区别于被人厌倦了的传统现实主义而繁荣一时的最大特征,然而同时,这些特征中也蕴含着先锋派的创作局限,正因为此,中国的“先锋小说”在80年代末开始盛极而衰,许多作家的创作也开始转向。
90年代初,由于先锋作家们的作品过于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容,在读者中逐渐失去市场,先锋作家们因此纷纷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作品的叙述风格采取了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方式,有的甚至和商业文化结合,作品转型到小说的其他领域。但中国先锋小说的探索并未从此停止,在90年代,仍然有一批作家坚守“先锋”孤寂的阵地,如韩东、朱文、海男、黑孩等等。他们依然用自己的创作继续着中国文学的先锋之舞。
中国先锋小说的繁荣期虽然短暂,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打破了传统写实模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终结了一个被政治权威控制着的小说时代,中国的小说创作,从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另外,先锋作家们所取得的探索成果,如时空错位、零度情感叙述、叙事的圈套等等,也被90年代的作家们适当而娴熟地运用着,中国的文学,因此也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景象。
存在主义思潮是80年代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但是,存在主义绝不是在70年代末才进入中国的,在70年代以前,我国就翻译和出版了一些存在主义的著作。如1955年,萨特访华时,《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为配合其访华,《译文》杂志发表了他的剧作《丽瑟》。60年代,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小说集《厌恶及其他》等等,曾经作为批判材料出版过。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存在主义的传播和影响都非常有限。
70年代末,刚刚从“”十年中走出来的人们对浩劫心有余悸,在精神上都有一种危机感。他们对过去进行着反思,对现实充满了怀疑,对未来感到迷茫。迷惘、彷徨、失落与孤独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把人的重要性放在第一位,认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崇尚自由,倡导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在重新被引入中国的时候,便取得了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一代人心灵上的共鸣。一时间,“他人即地狱”、“人被判决为自由”、“人被无缘无故地抛到这个世界上”等存在主义的格言成为大学生们的口头禅,中国的新一代人面对无趣的世界、森严的戒律,也有足够的底气喊出“厌恶及其它!”在哲学界和文学界,各种存在主义的讨论会也纷纷召开,研究者们运用各种途径、以各种形式介绍存在主义,一时间,存在主义成为一股受到遍关注的社会思潮。
正因为人们对存在主义心灵的渴求,翻译家和出版社也开始大量地翻译和出版存在主义的著作。在80年代产生巨大影响的存在主义著作和研究论著有:《萨特戏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厌恶及其他》(上海译文出版社)、《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鼠疫》(上海译文出版社)、《加缪中短篇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萨特其人及其“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探索”人生的奥秘:萨特与存在主义》(北京出版社)、《萨特论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存在主义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等等。其中取得较大成就的翻译家和批评家有:柳鸣九、袁树仁、郑永慧、亚丁、施康强、潘培庆、刘放桐、徐崇温、黄颂杰、杜小真、魏金声等等。
90年代,存在主义不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对存在主义的研究却没有停止,存在主义的著作依然在不断地被出版着,有价值的研究文章也不断地被发表。如1998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萨特小说集》(上、下卷)曾经成为图书界的热点,畅销一时。而关于存在主义的研讨会,也经常举行,如1994年在西安举办的“‘存在’文学与20世纪文学中的‘存在’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存在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强调的是人的自由选择与自由承担责任,萨特认为人生的意义只有在个体的自由选择中才能得以实现,海德格尔也认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人的“筹划性”。但在现实世界中,人的处境往往是只能处在一种“被选择”与“被筹划”之中。因此,“自由选择”与“被选择”、“筹划性”与“被筹划性”就构成了人生的一种无可逃避的矛盾。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和人生的意义的追问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可以说从80年代中后期到整个90年代,中国各流派的小说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
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批评家们看来,存在主义思潮作用于当代文学最集中体现在三个文学思潮上:“反思文学”、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和“新写实主义小说”。下面,我们就这三个文艺思潮谈存在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反思文学”是与“伤痕文学”在同一时段崛起的文学创作思潮。“反思”一词,最早来源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著作中,他将“心灵内部活动的知觉”,称为“反思”。“反思文学”中的“反思”指从理的角度去沉思历史,去发现畸形的政治、十年浩劫给我们的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根源。同时,在历史和自然的大的环境背景中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考。
存在主义探讨的是人的存在,是一种“人学”。萨特认为:万物尽管存在着,但它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因而不是真正的存在,只有人才能认识到自己存在,并且能揭示万物的存在,因而人的存在是真正的存在。没有了人的存在,万物的存在就失去了确定性和意义。人比物高贵的地方就在于人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人都是特殊的,只有表现自己的特殊性,“成为他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存在。“人的本质靠自己的行动去创造。是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是懦夫使自己成为懦夫。”他还指出,人之初是一种虚无,外部自在世界又是偶然的,人的行动就会有多种可能性,人选择哪种行动,完全是自由的,所以人命定是自由的。既然每一行动都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那么他就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存在主义的这些人道主义的观点,与“反思文学”所要探讨的“人”的诸多问题不谋而合,而“反思文学”兴起的时段,正是存在主义被重新发现并广为传播的时段,因此,我们认为,“反思文学”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在此之前的文学作品,人基本上都是集体的一份子,主人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国家,为了集体,人只是一个符号。而“反思文学”在其“反思”过程中,逐渐将作为个体的人重新发现出来。早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如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弦的《记忆》等作品,从政治的层面,反思个体在大时代背景中的生存;随后的作品,如《离离原上草》、《女俘》、《驼铃》、《如意》等,开始从人际关系、母子亲情、友情和爱情等层面思考人本身。中国文学也以此为起点,将写作重心转向了“人本身”,如“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力量”等更深刻的问题的思考上。代表作品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活动变人形》、《芙蓉镇》、《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等。
“”十年的作品,“阶级性”几乎取代了一切的世俗的情感,如八个样板戏中甚至干脆取消了主人公的配偶设置。“反思文学”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刻意张扬的是被左倾思潮压制多年的“人道主义”。例如谌容的《人到中年》,写的是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作品中,作者描述了中年一代“人”的基本生存境况、探讨人的价值和“人”所应该得到的权力,可谓是一篇典型的人道主义的宣言。刘心武的《如意》通过描写一个老校工的爱情悲剧,揭示出一个深刻的人道主义主题:应该把人当成人,理解人的感情,尊重人的选择。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讲述了发生在不同阶级阵营里的人们的感情故事,赞颂了超越阶级和政治的人类之爱。这篇小说发表后有人认为它“在人性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但作者所要传达的文学理念是:人性、人道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特有的东西。可以说它与当时正在流行的存在主义思潮是互相呼应的。
一些“反思文学”作品在揭示人性的时候,不自觉地触及到了政治和环境对人的异化的问题。例如《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写出了人的理想如何被平庸的生活现实磨灭、人的追求如何屈从于社会环境、“物的世界”如何将人“物化”的过程,向读者展示了人生世事的复杂和不可捉摸;张贤亮的小说,率先把反思的目光由外部世界转向自己内心,他冷静地直面真实的自我,暴露出自己尴尬甚至可鄙的负面,并由点及面,进而对整个民族知识分子灵魂进行深刻的剖析;《桑那高地的太阳》写到了平庸却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何战胜个人的理想主义,最后逼迫主人公抛弃“自我”,与环境同化的过程,揭示了环境对人的异化。#p#副标题#e#
存在主义对“反思文学”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反思文学”中表现出来的许多与存在主义相近或者一致的特征,大多来自作家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历史的反思,而非从存在主义的学说中直接汲取得来。国内作家真正有意识地接受存在主义的滋养,并将存在主义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基本上是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
研究者们认为,新时期文学对存在主义的学习,在1985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残雪的《苍老的浮云》等作品,都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
这些作品着力于揭示现代人的孤独感,世界的荒诞性以及对“人性”的呼唤。这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如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知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等等,是相互对应的。如《你别无选择》中的主人公,陷入了生活为他们设定的怪圈中难于自拔,时常陷入“别无选择”的绝境中,人生的荒诞性,在他们的经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又如《无主题变奏》中的“我”,总在追问自己:“我是什么”,“我搞不清除了我现有的一切之外,我还应该要什么……”,“我”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孤独得要命”,生存的荒谬性,在徐星的笔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它深化了当代文学的主题上,也表现在它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力量。以刘索拉、徐星、残雪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他们的作品很明显地带有一种反主流的“存在的危机”意识。他们在作品中对人本体存在进行的形而上的思考,事实上就是一种充满存在主义色彩的思考。
1989年3月,《钟山》杂志隆重推出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专刊,意味着“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正式在中国文坛亮相。在这期杂志的“卷首语”中,有一个关于“新写实小说”的宽泛定义:“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的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褪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性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新写实小说作家在创作意向上,受到了存在主义的极大影响,作家们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可以被看作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
存在主义对“新写实小说”的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
“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热衷于选取那些平庸的、丑恶的、甚至残酷的生活现象为他们的写作素材。如池莉的《烦恼人生》通篇以流水帐一般的形式叙述武汉的一名普通工人一天的琐碎生活:上厕所、挤公共汽车、吃早点、发奖金、接待日本人参观、给自己父亲和老丈人买生日礼物、支付昂贵的菜金、儿子就近入托、黑白换彩电等等,这些事情,都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一种令人十分无奈的灰色。方方的《风景》勾勒出“五、六十年代”这一一向被描写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儿童幸福生活在红旗下”的时间段底层百姓穷困生活的“风景”。小说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生存图景是触目惊心的:在一个肮脏破旧的河南棚子中,“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火车平均七分钟一趟从屋侧呼啸而过,父亲毒打母亲的行为几乎成为夫妻之间的一种娱乐,孩子们在贫困狭窄的环境中彼此压榨斗殴,而拾破烂、捡菜叶、偷煤及父亲的打骂则构成了他们幼年时代的主要记忆……等等。这样的描写,无疑是对萨特所说的“人生存在是既痛苦而荒诞的故事”的观点的最好的诠释。
“新写实小说”作家常常通过叙写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揭露人性的丑恶,探究人性丑和恶与人类生存境况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作品可以让读者透过貌似平静的生活水面,去感知隐伏于生活里的大量不合理和荒诞的漩流。例如方方的《一波三折》,将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放大、突出,将小人物在大灾难面前的无助与绝望展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可以更真切地了解到小人物是怎样地不能把握自己——不论“已遇到什么或将遇到什么”,“小人物”有的只是对生活的无奈与无助。“新写实小说”也常常涉及人的“异化”问题。如刘震云的《单位》,就写到了沉重的生活现实如何使一个充满热情和理想的年轻人变得平庸的“异化”过程。
存在主义对“新写实小说”的影响,正如一些批评者所说的:“‘新写实’崛起,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在沉重的氛围中,作家关注现实中那些愚昧的、落后的沉积,那些反人民反人道的蒺藜,有意去展露那荒诞的,令人‘恶心’的生活现象。”当然,“新写实小说”产生的背景与存在主义产生的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它在对人生与世界的绝望方面,也与存在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大多数“新写实小说”,虽然基调是灰色的,但总是在作品中注入一些亮光,让读者看到生活的希望。例如《烦恼人生》中的主人公印家厚,虽然在生活中充满烦恼,但他并没有对生活感到绝望:他从妻子早晨目送自己的目光、傍晚递到手中的热毛巾、催促自己多吃菜的话语中感到家的温馨;从往昔知青伙伴的来信中对比出自己处境的优越;从渡船上与同事关于诗的讨论、他人对自己工作的赞许中,感到做人的自信。他的“烦恼”,用作者池莉的话来说:“是一种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正是当今之世我们在贫穷落后之中要改善自己生活的一种民族性格。”
9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小说”逐渐偃旗息鼓,但是,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却并未消失。其后的“新生代小说”或者“晚生代小说”也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这些作品在探讨非理性的意志、情感、直觉、本能欲望等精神因素对人的作用方面,在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图景方面,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果。
中国的社会现实虽然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发源地拉丁美洲千差万别,但是,同样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相近的生活土壤却使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最终导致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在80年代中期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
魔幻现实主义在70年代末和其他哲学和文学思潮一起进入中国,对它的介绍与研究在1985年前后达到了高潮,进入90年代后,它也始终是中国作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1979年,《外国文艺》发表了由王央乐翻译的多篇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交叉小径的花园》、《马克福音》、《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这些作品后来成为中国作家们学习与模仿的经典范本,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作家们还沉浸在“伤痕”与“反思”的氛围之中,讲究叙事结构、醉心于营造“迷宫”的博尔赫斯的作品并未引起重视。1980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在这期间,《外国文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博尔赫斯答记者问》、《博尔赫斯就诺贝尔奖金问题答记者问》等博尔赫斯谈话的文章,中国作家由此开始了解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随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1982年,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一事件激发了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兴趣。同年,《世界文学》杂志发表了《百年孤独》的选译片段,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1984年,高长荣翻译的《百年孤独》全译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期间,《当代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了解渐渐深入。
1985年前后,随着中国文坛“寻根热”的掀起,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的出版也出现了高潮,如《族长的没落》(山东文艺出版社)、《霍乱时期的爱情》(漓江出版社)、《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南开大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当代文学评论》(漓江出版社)等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于魔幻现实主义,开始有了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90年代以后,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并未因为“寻根热”的退潮而降温,事实上,整个9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一直是出版界、研究界、创作界关注的热点。在90年代出版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有:《将军和他的情妇——迷宫中的将军》(南海出版公司)、《劫持》(中国电影出版社)、《巴比伦抽签游戏》(花城出版社)、《巴比伦彩票》(云南人民出版社)、《生活的迷宫——博尔赫斯传》(知识出版社)、《拉美四作家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拉美作家谈创作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两百年的孤独》(云南人民出版社)、《解读博尔赫斯》(人民文学出版社)、《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马尔克斯》(辽海出版社)、《我们看拉美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博尔赫斯——书镜中人》(中央编译出版社)等等。1996年,由陈众议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三卷本《博尔赫斯文集》出版后,再次掀起国内学习和研究博尔赫斯的热潮,这套丛书,也一度成为热门的畅销图书。
魔幻现实主义思潮之所以会在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广为流行,并对中国的“寻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吸收了西方现代思潮养分,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和现实境遇的魔幻现实主义能够发展成为世界先进文学,对中国作家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他们由此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中国作家一直有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情结,拉美作家的成功使他们更加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学理念。为了寻找与世界对话的途径,中国作家开始了自己的“寻根”之旅。他们以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为范本,借鉴着博尔赫斯们、马尔克斯们成功的经验及写作技巧。魔幻现实主义传统在中国的传播因此有了心理契机;
其次,在80年代中期,中国对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的达到了一个高峰,面对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中国作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西方的东西再好,毕竟也是人家的。中国文学的位置在哪里?应当如何发展?这成为当时的作家共同寻找的问题。与此同时,80年代初王蒙等创作的“伪现代派”作品也暴露出了致命弱点:虽然借鉴了“意识流”等现代主义的手法,但是,一方面,未能更为全面广阔地反映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也与实际的生活经验发生了极大的偏离。如何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创作出既中国又现代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作家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于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便有了现实契机;另外,随着文学“反思”由政治向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化,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国文化的“断裂”现象。如阿城所说:“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更加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甚至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韩少功也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中国作家渴望通过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的断裂。这,便是魔幻现实主义流行一时的文化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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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急剧变动及当代西方思潮的涌入导致了社会思潮异常活跃。由于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国际社会,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如何积极应对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挑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所以,我们认真研究其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应对挑战的措施,对于提高我们的政治敏锐力和政治鉴别力,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全球化
一、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概况
所谓社会思潮,是指某一特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并适应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状况和要求,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影响较大的思想潮流。其实质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学术文化观点和实践在社会层面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与社会政治经济间相互制约的总和或总体特征。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是指产生于西方社会,发生于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会思潮。它派系庞杂、学说众多,首先就学科领域而言,社会思潮可表现为政治思潮、经济思潮、文化思潮、哲学思潮等。具体到各个领域,诸如政治自由主义、政治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属于政治思潮;诸如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货币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属于经济思潮;诸如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抽象主义等属于文化思潮;诸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属于哲学思潮。当然这种区分也只是大致性的并非绝对化的,有些社会思潮同时涉及多个领域的内容,像全球化思潮既包括经济全球化,也包含了文化全球化,同时又涉及一系列政治问题。各种思潮内部还存在许多派别,这些派别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理论体系,而且又都有其符合社会心理的情感内容,在社会的某一层面占有一席之地,在各自领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总而言之,这些思潮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因而又有如下共同的特性。
第一,非理性主义色彩浓厚。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最早源头可追溯到l9世纪末2O世纪初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流派——意志主义。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引发出以无意识、泛性论等非理性的“欲”为主要特征的弗洛依德主义,以及以个人的情绪体验为核心的存在主义,影响到以社会批判为核心,鼓吹“爱欲解放”论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影响又从哲学波及到众多其他领域、文化形态史观、宗教社会等也有浓厚的非理性倾向。
第二,相对主义的流行。相对主义最先冲击的是科学上的绝对主义,主要依据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是从反对黑格尔的绝对主义哲学开始的。以晚年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和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新相对主义思潮,目前正深层次地影响着西方社会思潮的各个流派。
第三,人本主义倾向明显。西方社会人性异化的事实乃是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普遍关注人的问题的根本原因。人本主义强调以人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给人的生存与发展以及人性的解放等等“属人的问题”以合理的说明。在现象学、存在主义、人格主义和哲学人类学等人本主义流派看来,思想家们不应关注科技发展和物质文明的成果,而应力图关心现代人的困境、痛苦、恐惧和迷惘的现实。
第四,注重全球问题,关注人类未来发展。20世纪下半叶开始,以世界新科技革命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特点。它既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泛的前景,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许多全球性问题。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到来,在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中产生了未来主义。未来主义从全球角度探究人类面临的新问题,并探讨新科技的应用和发展对社会的影响,体现了理论的超前性、预测性。
如果说,在农业社会里,人们总是着眼于传统的历史经验,工业化社会里,人们总是注重现实的实践活动和利益得失,那么,在步人信息化社会时,人们更注重从现实中把握未来,从未来规则中发展现实。
二、分析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对我国的影响
社会思潮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对社会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已经深深地融人国际社会,庞杂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起了消极作用。例如,存在主义思潮在我国的流传,曾导致不少人不恰当地强调个人自由,反对社会制约。这种思潮也就一度成为“自我设计”、“自我造就”的理论基础。在我国80年代的“弗洛伊德热”中,精神分析学说的某些观点曾成为一些人丢弃社会道德理想,把自我与社会对立起来的理论依据。它早在上世纪2O—3O年代就传人我国,80年代又会同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我国广泛流传,以至继“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之后,又形成一股“尼采热”。尼采及其先驱叔本华的某些观点曾成为我国一度蔓延的悲观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心态的理论依据之一。在前些年出现的中西文化比较热潮中,有些人受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无视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精华,导致文化虚无主义的出现。所以,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社会的稳定,我们必须对西方社会思潮进行正确地引导,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合理地传播,做到批判与借鉴有机结合。
首先,应当追踪有关思潮,特别注意在改革开放环境下西方思潮的冲击,深人分析和评判其本质。事实表明,社会思潮是动态的,常常可以跨越地界、国界,跨越世纪,影响极大。特别要明确的是,对我国社会产生消极影响的许多西方思潮,尽管它们在产生之时对其社会环境而言或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西方社会制度与我国社会制度的差异性决定了他们流向我国以后则往往变成祸水。况且,有些进入我国的社会思潮本来在当今的西方社会已不再时髦。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盲目追随,除了给人的思想造成混乱之外,别无他用。这方面的教训是相当深刻的,我们应当认真吸取。以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情况为例,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社会文化也开展了广泛的交流。本来,如果及早有意识地分析研究可能由之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后发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必然被大大限制,甚至未必能形成气候。应当承认,当时介绍和出版的大量哲学、政治、经济和文艺方法有影响的思潮,对于刚刚步人改革开放时期的人们来说,有开阔眼界、促进学术的作用。其中的某些观点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即使如此,其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矛盾反应的本性也并没有改变,仍然不能掩盖其很大的消极作用。可惜的是,长期封闭导致的信息饥渴使人们疏于分析和防范,忽视了中国的背景和特点,对帝国主义推行其价值观的意图即和平演变的阴谋没有足够的分析。结果,西方思潮很快便在中国泛滥成灾。于是,许多人人生观倾斜,价值观缺失,道德观沦丧。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也是我们在分析思潮时必须记取的。
其次,必须认真分析我国社会矛盾有关方面的相应变化,揭示社会思潮形成和流传的社会基础。社会思潮得以形成和流传,需要许多条件,其中最根本的是社会特定的生产方式。社会思潮起初作为一种思想观点或口号,当然要由少数人或某个人倡导。但是,至于能不能形成规模,则是由其是否与某些人的利益有关了。事情往往是这样,先是社会矛盾的复杂化,然后是某些群体感到危机,而某些观点和口号恰恰适合了他们的需要。因而,看起来是眼花缭乱的社会思潮,实际上却是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涌动所导致的现象。因此,把握了社会矛盾的运动特别是社会矛盾双方各自向对立面转化的性质,便可以提高防范思潮的针对性。比如,社会思潮向对立面转化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作为绝对主义表现形式的个人崇拜思潮盛极之后,继之而起的则是怀疑一切的相对主义思潮。极“左”路线践踏了人的尊严和价值,改革开放之后,乘机而人的西方所谓人道主义哲学正中一些人的下怀,并孕育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了解了社会思潮相互转换的规律,就要注意,在反对一种错误思潮的时候,不应忘记可能导致的另一种思潮,并注意在其未形成广泛影响时,及早因势利导,努力将其引向正确轨道或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
最后,分析西方社会思潮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剖析。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其理论学说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思潮,能帮助我们加深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了解。例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为我们送来了新技术革命的信息,通过这些思潮的理论学说,我们可以了解到新技术革命给发达工业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了解到许多我们以前不甚了解的事实、数据和议论,不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新技术革命的社会意义,以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抓住有利机会,迎接挑战,发展我国经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有关材料,这个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虽然失之偏颇,它鼓吹的“阶级同化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它所提出的许多情况,如在工业文明地区劳动阶级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却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很有参考价值。唯意志主义、存在主义、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也都为我们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矛盾提供了线索。
三、中国应对西方社会思潮挑战的对策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作为社会生活中变动着的精神之流,不断渗透于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两个层面。在全球化的大潮中积极应对当代社会思潮及其实践性和批判性的挑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我们不但要认真地去分析吸收,还要勇于面对,主动出击。
第一,积极投身于社会思潮全球化的洪流,保障中国话语权。随着中国民主宪政建设步伐的加快和与国际交流的加深,国际上各种立场和观点的社会文化思潮都会很快地从思想和行动上影响到国内的方方面面。像国内十余年来激烈而又持久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其理论基础和思想出发点都来源于国际思潮中的新左派运动和新自由主义思潮,他们大都奉哈贝马斯或哈耶克等人为圭臬,其思想也仅是对他们观点与理想的中国化表述。当前,国际性的社会思潮主要是欧美的声音,还缺少中国的表白。我们不仅不能远离全球化的运动而“放弃”话语权,更要勇敢地主张、捍卫和实施自己的话语权。现在我们还处在思潮的“引进”阶段,很容易在话语权和价值评判标准上受制于人。我们应当成为社会思潮的输出者,勇敢地站在时代思潮和道德的制高点上。我们要积极勇敢地参与社会思潮全球化的洪流,要成为“表述”自我的主体,不能成为“被表述”的对象。
第二,未雨绸缪,迎接社会思潮实践性和批判性的挑战。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会越来越成为各种意识形态或各种“超越意识形态”的思潮、组织与行动关注的主要对象。可以想见,当年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勇士”号抗议船对澳大利亚的抗争行为,今后我们也有可能受到这样的组织和类似行动的影响。如何与他们打交道?一旦在一段时间被他们“盯上”、或在某件事上被他们“缠住”乃至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如何争得国际主流舆论的同情和理解?这不仅是具体的行为结果,也是政府的国际形象问题,更为深远的是国际舆论与民意对中国发展和崛起的态度认同问题。我国传统外交是“重政府、轻议会”,现在决不能再走上“重政府议会、轻民间思潮”的道路。由于这些思潮和运动对西方各国政府的超然独立性,一旦出现这种现象,仅靠传统“外交”是无济于事的;对其回避、绕开或置若罔闻也是不可能的。与其主动交往、增加了解、建立友谊,以未雨绸缪,把矛盾减到最小,把不利降到最低才是根本之道。因为,能否正确处理这种思潮的实践化,对于我们的和平发展战略的实现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吸收优秀时代思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当今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当代西方哲学与文化理论已较多地在中国被介绍、引人,正确了解、研究它们才能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既有分析地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又抵制消极或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机械地移植、嫁接西方文化会导致本土文化停滞、断裂。我国的新文化建设,应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审视“中外古今”的气概,继承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融冶合理的外来文化成果,在“综合创新”中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以适应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此外,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思潮,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资本主义不仅要重视硬件,即重视资金、资源、技术等这样一些属于物质层面的东西,还要重视软件,即重视思想层面的内容。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理论学说部分,作为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是现代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马克思主义是在广泛吸取世界文明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样,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对现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广泛吸取,其中当然少不了吸取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理论学说中的合理因素。
四、结语
总而言之,研究当代西方思潮,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需要,也是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实事求是地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就必须克服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极端态度。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曾对当代西方思潮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开展对当代西方思潮的研究有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并取得了初步成果。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接触西方理论原著的人越来越多,对当代西方思潮进行科学分析,成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但也有少数人走向另一极端,对西方思潮持全盘肯定态度,不加分析地接受其观点。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必须认真克服的。
研究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应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认清其理论根本性错误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它提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问题、新观念,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反映了现代科学和人类文明的进展,包含着某些合理因素。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对待当代西方思潮,批判与借鉴结合,这就是我们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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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发展进程显现出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的竞争和比较。当下,“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成为世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是一种理论思考的反映。当中国社会主義现代化事业在金融危机的考验中表现出强大优势时,我们对中国社会主義现代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更加明确,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義道路上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充满必胜的信心。
我们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表明“只有社会主義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義才能发展中国”的立场和态度。邓小平曾严肃指出:“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義,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義,不能靠资本主義”,“为了实现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義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義、毛泽东思想”;以此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是理解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的起点。
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时起,将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探索就存在一个“中国现代化向何处去”的问题。如果说在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之前,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西化”主张(包括孙先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可以称作关于中国前途的一种探索的话,那么,在此之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关于在中国建立资本主義制度的主张,就是一种错误的主张了;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有过倒退到资本主義的声音,一直到今天,关于中国是否离开社会主義而选择别的道路的议论也并未绝耳,那就更说明关于“西化”之争的实质与警示值得引起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奋斗,建立起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義道路,并为走向现代化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这是中国最大最根本的实际。中国的现代化不应该也不可能离开这个基点,否则,就会失去立国之本和广大的民众基础,就可能造成民族和社会的分裂,就可能陷入深重的社会危机,那就什么美好的事情也做不成了。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正表现出世所瞩目的伟大成就;在现代化建设中所表现出的社会主義本质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其价值取向的理解,由此把握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的内在根据,使我们在效率与公平上选准定位,坚持公平基础上的效率原则,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以克服“左”的和右的干扰,保持社会主義现代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发达资本主義国家虽然走在现代化前列,但在发展中仍不可能解决社会的分裂及其阶级矛盾,其现代化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的选择开创了一条通过社会主義而不是通过资本主義来实现现代化的新路,打破了只能按西方现代化模式行事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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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不断有新的道德事件冲击我们的心理承受底线,我们的血似乎越来越冷,自焚已经不能使我们愤慨与怜悯,得到的是更多的冷视。大众整体冷漠的情绪让这个社会冰冷到极点。在自由的网络里网民在骂声一片,同时悲观的观点像洪水一样蔓延。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是此篇论文探讨的方向。
首先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心态?“社会心态”是指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心理特征和心理倾向,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
现在中国社会的心态是怎样呢?学生认为主要有三种心态:悲观,愤怒,冷漠。这三种心态分别像水火风,将这个社会框架冲击的摇摇欲坠。
这三种情绪如何产生?这个“和谐”的社会怎会这样?
首先,学生先谈下关于愤怒。当人遇到不公的事情时,就会产生愤怒,是一种天然的情感。在现在这个社会体制下,许多基本的合理的权利受到限禁,对于极多数人而言。对于极少数人而言,他们的权利被无限的扩大,愤怒源于此。例如公务员招考,报纸上不断地登出关于其舞弊的内幕,“一个萝卜一个坑”。报考的人多不胜数,有的岗位甚至达到1000选一,而招的进去的都是与相关单位有关系的人。真正有才能的人总是名落孙山。有实力又怎样,笔试以超高分过了又怎样,面试就不让你过。更有况者笔试直接作弊,网上成为“开挂”。苦读寒窗十几载,有何用?除了公务员招考,社会不公的现象比比皆是,招商投标暗箱操作,房屋强拆,摆摊糊口被城管驱逐,贪官贪污几千万只需坐几年牢,石油价无理高涨,住保障房屋的人都是开小车……社会方方面面都是不公,人们的没有得到政府公正的对待,相应地,人与人之间逐渐也形成彼此的不公,你瞒我瞒,你欺我骗。愤怒逐渐积聚,正如名言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火焰很高,而且不是一般的高。政府当然亦感觉到人们的火气,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增大维稳费用,将上访的人截回控制住,将揭露矛盾的人屏蔽掉等。可是,这些措施都没用,相反变相添加柴火,火焰更高了。
谈完愤怒,谈下悲观吧。愤怒完,悲观开始。公务员考不进,好吧,去打工糊口。一月一千多块,照五晚九,企业接单多时,直接加班,加班费是有的,不过连加班费加起来,亦是两千出头,这就是多劳多得的制度。两千多块,除去房租水电费伙食费,能剩下一千算是节俭了。生病了,去次医院就要几百。想买房?想都不要想。想结婚?想摆酒席买嫁妆存多几年吧,但是没房,住哪?租房?哪个女孩愿意跟你?有!好,终于有了。孩子教育怎办?好在高中前上学不要钱,可高中大学可不便宜啊,即使都读了又怎样,没钱没权,有好前途吗?穷二代继续吧。在这个社会里,前途的光芒是如此的渺茫,无论如何努力,人们始终摆脱不了穷的标签,生活的枷锁无论怎样都冲不破,能不悲观吗?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被黑暗吞噬,路已经看不清了,悲观在人们的心理挥之不去,悲观的从人们的眼里溢出,化成一滴滴泪水,汇成一条条河流。水将漫金山,政府当然也FEEL到,于是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电视台里歌舞升平,幸福美满,和谐无比;不断向人民说经济增长了;又说物价下降了……可是生活是如此的残酷,众人正在切身经历,况且政府说的与现实的差太远,经济是增长了,可是我们的钱包并没有增加,还减少了,电视是不错,可是与现实差太大了。落差感太明显,于是,政府又干砸了,河流又增加了。
谈完悲观,冷漠不可避免。愤怒完,悲观完,生活还得继续,要使自己情绪平稳点,戴上眼罩,装成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没发生。强拆自焚?有发生吗?没有,一切很和谐。就算有,很正常。我们要交很多税吗?没有,政府一直给我们很多福利,虽然暂时没轮到我们。就算有,很正常。官商勾结?没有,政府一直高喊八荣八耻。就算有很正常。小悦悦死了没人救吗?没有,绝对没有。就算有,亦很正常。对,一切很正常,无论身边发生什么事,都不关自己事,保存自己是那么的艰辛,哪还管的上别人?有良知人在这个社会会遇到更多的摧残,良知得蒙蔽。我们开始失去人的天性。我们的眼睛被蒙蔽,心也蒙蔽,道德已经沦丧。冷漠之风在人们之间刮起,冰冷刺骨。
到了这个程度,社会已经十分危险,因社会心态是社会各个方面的集中反映,是一个国家的雨晴表。冷漠中的人是最危险的人,因其充满了愤怒与悲观,理智已不受控制,只要有一丁点导火线,他将会彻底发狂,一发不可收拾。到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政府当然不会说凉拌,一直说政改,可是什么都没改变,因为再改下去,真的要革命了——自己革自己的命。如果自己不革,会被别人来革,被发狂的人群包围,淹没于人海里。当然,自己革自己的命不一定会死,君不见国民党现在还活的好好的,只是自己的命不是属于自己而已。要如何做,很清晰明了,时间无多,趁我们还没发狂,赶紧抉择,自革留活或被革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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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自身的价值出发,文学与道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属性是文学的社会属性之一,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亦是文学突出的功能之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文本阅读成为本课程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本文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现状进行分析与研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现状;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即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及作家作品,对于当下高校改革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重点在于讲解作家作品,而对其他新闻或者汉语国际等专业来说则是集中讲解作家作品,因此对于这门课程来说对于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把握成为授课重点。而要学好中国现代文学这门文学课程,关键点就在于需要学生认真阅读文本,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自己对于文本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和把握,才能逐渐提升学生分析和把握作品的能力,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1]但是现实是因为种种原因,当下学生的阅读状况差强人意,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我们都说要培养学生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可是如果学生连基本的作品都不去阅读,连起码的阅读能力都不具备,也就是说他们连分析和理解的对象都无从把握,那么培养分析和理解能力不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吗?”[2]笔者就所在学校中文系2013、201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学生的实际阅读情况,从而因地制宜提出解决对策和方案。
二、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现状及特点
在本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情况调研中,采取自制问卷调查法,问卷一共有20道题目,其中有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其他均为结构式选择题,主要就学生对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特征、行为、态度等多方面进行调研,以期全方位多角度地探讨学生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现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与研究发现目前学生就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阅读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态度和行动不匹配。在这次调查中一共有368名学生参与问卷调查,98%的学生都认为阅读对于学习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很重要或重要,并且78%的学生很喜欢或喜欢该门课程,20%选择一般,其余2%选择不喜欢。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在思想上对于阅读的重要性和中国现代文学都持认同态度,都认为其对于个人发展与成长重要而且有益。而2%选择不喜欢这门课程的学生都是在高考志愿填报中,汉语言文学并非其第一志愿。然而在被问及每天的现代文学经典阅读时间的选项中,绝大多数的学生选择的是每天的阅读时间在一个时以下,或者周末有时间多读一点,平时不怎么阅读,或者选择从来不阅读。在课余时间里最愿意做的事情里选择阅读的人员较少,很多选择了上网、QQ及微信聊天、兼职、应付英语及计算机等众多考试或者什么也不干。这就可以看出现在的学生对待阅读思想上很重视但是行动上不匹配的特点,阅读情况不理想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是课时偏少时间不够,心态浮躁。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从1928年开设至今,课时的安排几经变化,就笔者所在学校而言就经历了从200课时减至150再到100在到90课时的这样一个过程,其他如新闻专业和汉语国际专业就只有40课时。[3]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学科的建设,这门课程的内容被大大地丰富而课时却在急剧地减少,造成教师在上课时只能择经典作家重点讲解其他内容则只能简单带过。因为课时不够,很多作家作品教师讲解不透彻,学生当然也无从理解,从而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使得课堂效果大打折扣。在高校改革的大背景下,高校专业课时被一再削减,一方面是为了减轻大学生的负担,但是另一方面也是高校被市场化的结果,所有的学生都面临毕业就业的问题,为了提高就业率,学校为学生增设了大量与就业接轨的公共基础课程诸如计算机、英语、就业指导等,专业课程被一再压缩,课余时间也相应的减少。一方面是课时减少,另一方面因为各种考试的存在使得学生心态很浮躁,更多的课余时间是拿来应付各种考证,以至于功利主义学习成为一种常态。
三是阅读氛围不强,缺乏阅读目标。大学本是一个最适合读书的环境,然而现在的校园里充斥着各种功利主义,或许是在培养着各种如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的功利主义者”,在课余学生们关心的是如何在毕业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或者怎样努力考取研究生,从而使得就业前景更乐观。更糟糕的是,因为就业率的压力,学校和各院系正在有意无意间成为这一思潮的推手。大部分学生是在努力学习,但是这种学习是以应付各种考试为目的,因此没有一个更好的、专业的、纯粹的阅读氛围。因为没有形成XIANDAIYUWEN2016.01教学研究一种健康积极的阅读氛围,使得学生缺乏阅读目标,缺乏自觉自主去阅读的能动性。学生的阅读目的性不强主要源于如下原因,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内容丰富,名家经典层出不穷,而教师在课堂上对很多作家作品的讲解都是在文学史的授课中蜻蜓点水的带过,因此没有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学生对着教材或者书目没有明确的阅读目标。二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是专业课程,在课程结束时是要以考试的方式来进行的,十二年的中小学学习已经让学生们形成一种为考试和分数而读书的学习模式,学生需要的是直接应付课程考试的答案和要点,因此很多学生表示他们只是翻翻故事梗概简单了解故事情节应付了事,只要考试过关就万事大吉,至于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自己的各方面能力到底是否得到提升就不是他们的关注重点。因此在这样一种功利主义心态之下,学生们普遍感觉缺乏阅读目标。
四是电子产品和设备的巨大诱惑。目前智能手机和QQ、微信正以其巨大的诱惑力对国人进行殖民和笼络,看似进入了一个全民写作和全民阅读的时代,但是充塞其中的是大量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和泛阅读,内容则是娱乐性和趣味性的大众读物,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则由于其严肃性文学性强和年代久远被学生们所不喜。因此大量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和泛阅读对于学生的专业学习来讲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反而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消磨了大量宝贵的时间。朱光潜曾在《谈读书》一文中说到:“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的,许多书都没有一读的价值,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了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须慎加选择。”[4]被调查的学生中,有92%的学生都选择了平时在课余甚至上课时间用微信和QQ进行聊天刷屏的选项,这一数据令人惊叹,因此,这种消遣休闲型阅读与功利性阅读成为学生阅读中最主要的两大选项。
三、对策及建议
造成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情况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一直以来教育系统和学校层面的缺失,教育改革一直是一个呼声很高的话题,素质教育也一直努力在以各种方式推进,但是实质上因为高考这根“指挥棒”的存在,中小学阶段的应试教育实质从未真正改变过,学生在长达十二年的中小学受教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为应付考试而进行功利性学习和阅读的习惯,一到大学课堂里,自主学习和阅读的能力短时间内难以形成,而中国现代文学往往是放在大一开设,因此自觉主动阅读情况不理想。二是社会层面就业压力的存在,造成学生心态浮躁,读书功利。在毕业后的就业市场,用人单位的择人标准往往是用各类等级证书和获奖证书来体现,为了在毕业后有更好的就业前景,一进大学校门的学生更是不敢松懈。一旦功利性考试完成后,就是彻底的狂欢,消遣休闲型阅读替代了功利性的阅读,真正为提高自身素养、提升文学鉴赏力的经典阅读对学生来讲是镜中月,水中花。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学生的阅读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和应对。一是合理采取多媒体教学设备,增加课堂信息量。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教学时间,增加课堂的知识量和信息量。多媒体教学设备还可以集图、文、影、声于一体,对学生形成多重感官刺激,从而激发学生对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的兴趣,提升阅读效果。采用多媒体教学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是针对本校及部分二本院校的实际情况,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多媒体教室资源不足,在运用多媒体教学资源的时候出现排队现象,不能满足所有课程都用多媒体教室授课的现象。二是部分授课教师只是简单地把多媒体设备当成是无尘黑板,简单的把授课框架做上去,课件制作粗糙,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三是利用多媒体教学给学生播放影视资讯,偏离课堂带动阅读提高学生分析和理解力的初衷。最主要的一点,无论多媒体教学设备如何运用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教学效果,在课前学生要有很好的阅读习惯,课后在带着问题和兴趣进行更深层次的精读方能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二是增加课时。学校在针对每个专业的课程开设上应更加谨慎而不是跟风,对一些专业性不是很强的公共课进行削减,在不增加学生负担的前提下增加针对专业素养的专业课时和选修课时,使得本课程能有更多机会给学生讲的得更透彻更生动,学生能有时间在教师的带领下学会阅读,爱上阅读,从而增强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三是开出具体书目与教师指引相结合。给一门专业课程开专业阅读书目是非常必要的,这样会使得学生在开始这门学科之时就有了清晰的阅读目标,使得好学之生可以帮跟随着授课计划的进行而相应的开展阅读,巩固教学效果。在我校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开课的第一节课上,教师就会给学生开出具体的阅读书目,包括精读篇目和泛读篇目。但是光有书目是不够的,大部分的学生很难认真自觉主动地去阅读文本,因此在开出书目之后,授课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跟着教学进度一边学习一边阅读,也就是在每次上课后告知学生下次课要讲解的作家作品,要求学生提前阅读,只有学生提前阅读文本了,才能真正在课堂上进行师生互动,提升学生分析理解鉴赏的能力,进一步激发学生在课后去进行文本的精读,把阅读带入到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逐渐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和良好的阅读氛围。四是建立阅读小组或者读书会。现在各大高校都有名目繁多的校园活动和校园社团,学生的课余时间也是流连其中。文本阅读也可以利用社团等群体以校园活动的方式来营造阅读氛围,宣传发动学生们沉下心来认真阅读。比如建立阅读小组或读书会,有相关专业老师任指导老师,定期进行读书交流活动,或者以宿舍为小组举行读书会,互相讨论交流阅读心得。授课教师也可以利用学生愿意进行电子阅读和刷屏等习惯建立QQ群或者微信群,在课后向同学们推荐经典阅读文本,交流阅读体会,带动学生更加合理、理性、有效的利用课余时间,或者说从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消遣休闲型阅读中夺回学生。五是图书馆和资料室的配套服务更新缓慢。图书馆和专业系部的资料室作为给学生提供阅读资料的重要职能部门,在图书资料的更新方面有待加强,现在图书馆的书籍尤其是文科书籍过于破旧成为常态,或者是教师推荐学生阅读的作品在图书馆的存量不够,满足不了学生的借阅需求和借阅欲望。因此图书馆或者专业系部的资料室应该定期更新相应的报刊杂志和图书书籍,合理设置开放时间,更新配套设施,方便学生去图书馆或资料室查找或借阅图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毕业后将会从事与教育相关的工作,如果一批又一批阅读习惯不好、阅读情况不理想的学生成了老师,只会带出一批又一批阅读习惯不好、阅读情况堪忧的学生,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而加强文本阅读的指导或许会改变这种循环向着良性方向发展。俄罗斯学者利哈齐夫曾说:“‘读书’和‘崇尚书籍’能够为我们和未来的后辈保存自己崇高的使命,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活立场形成过程中、在伦理和审美价值的选择中保持崇高地位,以便不让各种低俗读物和无内容、纯消遣的俗气污染我们的意识。”[5]
注释:
[1]李婷:《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现代语文,2012年,第2期。
[2]刘勇,李春雨:《现代文学大学课程教学的几点考察及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
[3]李婷:《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现代语文,2012年,第2期。
[4]孙琴安:《名家谈读书》,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5]吴晓都、王焕生译,[俄]德•谢•利哈齐夫:《俄罗斯古典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在华夏民族内部沧海桑田巨变的过程中应运而生。中国现代文学利用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语言形式阐明现代化的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形式上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一脉相承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继承。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为研究视角,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旨在为进一步挖掘和传承民族文化贡献力量,推动现代文学迈向新的发展高度。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前言
伴随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日益提高。文学作为人们修身养性的重要文化产品,在陶冶情操、愉悦精神方面甚至精神文明建设层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文学的消费者数量不断攀升,使得文学市场欣欣向荣。现代文学面临如此发展环境,必须进一步挖掘古代文学资源,提高现代文协的发展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笔者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一题的研究谈论具有现实意义。
一、中国现代文学语境概述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中国的国门从此打开,中华儿女开始漫长的屈辱与斗争的历程。广大知识分析不堪接受侵略的屈辱,文学界开始觉醒,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产生。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哪些岁月如斯?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面临何种语境上的危机呢?笔者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娓娓道来: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有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自发革新的一种文学发展形式。现代文学倡导通过直白的语言文字表达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政治生活的期待、对民族兴亡的认知。现代文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表达形式上创新、多样,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都是现代文学的体裁。在抒情方式、叙述方式、描写手段以及结构特征上,无不体现新时代的创造思维。从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到郭沫若的新诗《女神》《屈原》都是现代文学的轨迹1。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十年”,1917年到1927年之间,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期,“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成为这一阶段的基本思潮与核心思想,虽然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但是也埋下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资源衔接不当的伏笔;1927年到1937年之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是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丰收期,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等文学形式在这一阶段发展开来,正式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1937年到1949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转折期,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文学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2。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穿越小说、科幻小说、都市言情小说等进入人们的视野,虽然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但是也使得中国先到文学的发展与古代文学资源的轨迹出现偏离,而且偏离的越来越远,所以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瓶颈期”。
(二)中国现代文学语境面临的困境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了苦难艰辛、走过了战争屈辱、走向了发展和平。但是纵观现代文学作品中,却没有一部小说能够与“四大名著”相媲美,没有一位诗人能够与李白相提并论,没有一首情诗能够与《无题》相抗衡。文学是一种感性的社会人文科学,本应该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式,理应根据时代特征反应时下百姓的真实境遇和心声,但是又不能过分的脱离历史的母体。在历经风霜雨雪之后,岁月如斯带来了“大浪淘沙”般的洗礼,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优秀作品却鲜少出现,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只是机械的伴随光阴荏苒,却不知“回首往事”。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局面,使得文学发展呈现“物是人非”的本源缺失现象3。
二、古代文学资源分析
(一)古代文学资源阐述
中国古代文学是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丰富的。从百家争鸣时代的《论语》《孟子》到汉代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安风骨”到唐代诗词歌赋的振兴,从宋词的唯美到元曲的大气,从明史上的《水浒传》到清朝的《红楼梦》,无不展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绚丽多姿、旖旎多彩。古代文学资源当然不仅仅局限在一本书、一行字上,里面包含的智慧、涵盖的生活热情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和追逐的实质。或许是时代索然、或许是社会使然,亦或是生活造就,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饱含了人民群众无尽的情思、历史的苍凉、社会的兴衰4。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人类文明伴随时光任然不断发展,但是灿烂的人类文明不应被淹没在洪流中,我们既需要时代创新又要回首往事。所以在发展现代文学的过程中需要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挖掘和传承。但是现阶段,我国现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明显捉襟见肘,所以在日后的发展历程中首先需要在理念上进行转变,再现古代文学的辉煌和真实。同时,对古代文学资料进行研究和梳理的过程中,要在多角度、多维度的视野上进行评价,对历史文学的评价要建立在科学客观的角度上进行,切记不可将现代化的主观思维过分的应用到其中,更不能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刻意、肆意的褒贬。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本是同宗同源、同气连枝的,具有一脉相承特征。没有古代文学资源中的“天人合一”何来今日的“以人为本”?没有古典诗词的寓意深刻何来散文诗的诗情画意?现阶段,物欲横流、生活节奏加快,返璞归真势在必行,使得人们在嘈杂生活之间感受到心灵的净化。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中,不能摒弃古代文学资源,应当在充分挖掘古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保证二者没有冲突、一脉相承,共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四、结语
希通过文章的讨论分析,全面激发文学创作工作者对古代文学资源的关注力度,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够通过有私下的方式方法对古代文学资源充分挖掘、并在其基础上实现创新,为我国文学辉煌的明天注入显现的血液,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注释:
1.徐汉晖.现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资源[J].文艺评论,2015,02(01):79-82.
2.吴承学.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J].文学评论,2015,01(02):208-218.
3.吕双伟.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06(03):131-136.
4.吴晓东.古典语境在现代文学中的移植——何其芳对中国古代志异文本的改写[J].名作欣赏,2011,10(07):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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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景象的生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现代文学出版机制运行状况的反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代文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自国家提出高校应用型建设的教育方向以来,以就业而非学术为导向,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成为转型高校的培养目标。中国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和相关文科应用型专业的必修课程,在教学上要与时俱进,开展有意义的探索,不仅需重塑教学体系,更要落脚于教学模式的具体创新,帮助学生构建知识体系,培养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并将其内化为人文素养,以适应当前人才培养的需要。
一、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改革的现实语境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不仅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支撑,也使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即既有专业素养、技术实力,又有创新创业能力以及较强的职业适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目标的必然选择。现今很多高校都在适时向应用型院校转型,这使得应用技术人才成为高校的培养目标,毕竟社会更多需要的是应用型人才。高校应用型转型以及应用型专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是坚定不移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社会管理全面创新的重要举措,也为针对不同学习条件、学习风格、学习能力及水平的学子,实施不同进度、广度、深度的教育模式,使他们未来走上社会能够找到更为契合自身能力水平的职业发展之路提供了现实依据。中国现代文学一直是中文及相关专业的基础课之一,历来备受重视。20世纪80年代,众多博士点、硕士点的建立,不断强化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作为一门基础必修课程,在汉语言文学及相关文科应用型专业中都有开设。随着应用型专业转型的不断深入,中国现代文学在教学上也出现了一些阻遏学科发展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的学习越来越明显的倾向性。一些应用型专业,如戏剧影视文学、播音主持艺术等,和专业技术课相比,部分学生严重忽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习,他们认为那些文人墨客和风花雪月与自己所学的专业没什么关系,因此缺乏主动学习的积极性。由于不重视,导致课上不专心听讲,课后的文学品鉴时间也被挤压殆尽。作为文科专业基础课程的中国现代文学,其教学核心是让学生了解文学史,感受文学的精神,体验文化的魅力。阅读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学习的作用巨大,学生若缺乏阅读量,就难以理解教师讲授的内容,也无法掌握品鉴文学作品的法门,更不能感受文学作品无限生动、具有丰富内涵的精神世界。诚然,出现如此现状不排除学生在就业压力下产生的急功近利心理的消极影响,但更为复杂的原因还有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本身的定位不够精准。只有正视和认真思考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才能够夯实课程改革的基础。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已开设多年,无论是相关教材的出版,还是各高校教师团队的建设、教学设备的改进以及教学方法的完善等,都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在高校应用型转型背景下,在专业导向的指引下,原有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已不适应文科应用型专业转型的需求。中国现代文学既是文科应用型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主干课程,其教学成效直接作用于文科应用型专业毕业生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影响着培养质量。当前,社会对人才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改革势在必行,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体现新的专业特色,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提高综合素质是发展的题中之意。
二、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改革的有效路径
(一)确定注重基础、突出能力、追求创新、发展个性的培养目标
当前,应用型转型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出能够很好地适应社会、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具有一定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经过四年的学习,学生不仅要掌握某一特定职业领域的相关理论知识,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专业技术,能完成管理工作,更要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为此,各高校纷纷提出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教育理念。同样,中国现代文学除注重学生的素质教育,包括文化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更注重能力的培养,弱化学术探讨。这里说的能力涵盖学生毕业后能够胜任某项工作的专业能力,在工作中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以及人际交往、协调关系、适应工作环境等能力。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要打通学科专业知识与当下社会人生的联系通道,因材施教,使学生通过学习,能够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感悟,以宽广的人文情怀去感知与体验,以较强的审美感悟力及探究和判断力,展开对社会的审美与思辨。第一,将人文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培养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核心。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过多注重学术,人文关怀不够。这是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没有热情、缺乏激情的重要原因。从根本上讲,中国现代文学不只是一门“学科知识”,而是与每个人的人生意义、人生追求有着强烈关联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应该注重研究经典作品,透析其中蕴含的审美意象和精神传承,也就是说,要将人文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培养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核心。第二,将创新能力的培养渗透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实践中。“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开拓创新精神,创新能力是学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素质。文学是人学。“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是这个时代的缩影”。“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是这个时代的千姿百态的社会风俗画和人文风景线”。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为学生呈现出一个宏大的信息源,反映着创作者对社会的关心,对人生的关注,对自然的关怀。其中既有本体层面的终极关怀,又有现实人生层面的人间情怀。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自觉主动地去研究、解读,创造精神和创新实践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内化、升华。第三,将阅读感受积极转化为审美感悟能力。文学以对美的寻求、揭示、建构和表现,满足了人类的审美需要,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并因此确立了自身存在的根据和价值。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对经典作品包含的文化、艺术品格和思想价值的解读,积极培养学生的审美性情感,使其具备正确感知世界的能力。第四,在对作品的梳理中加强语言表达及写作能力的培养。对于文科应用型专业学生而言,能说、会写是他们必备的基本素质与技能。深厚的专业基础、高水平的写作能力、高水准的交流沟通能力,是应用型专业毕业生将来立足社会的本领,其功夫的高下直接决定着未来职业的发展。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学生通过阅读经典文学作品,表达和写作能力都将有大幅度的提升,而在梳理作品思路的过程中,分析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二)教学内容既以文学为本位,追求文学的生命力,又不拘泥于课本
一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都较注重文学史知识的传授,追求的是学科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教学模式呆板、僵化,不能深刻地解读作品,仅停留在对文学知识的讲解层面。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缺乏综合素质与能力的提升、修炼。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蓬勃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之所以能够延续,就是其作品中体现的个性特点,正是这些差异性的特质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审美属性。而中国现代文学呆板、僵化的教学模式,恰恰扼杀了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应用型转型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应以文学为本位,突出作品的审美属性,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审美力和情感体验力。首先,在教学中要“精选”作品,开拓学生的思维。“精选”的作品既要突出文学审美的标准,尽量选收艺术成就高的作品,也要使学生思考当下的生存状况,积极地寻求答案。其次,在教学中要“精讲”作品,引导学生进入广阔世界。即要求教师摒弃对“深厚”理论素养的炫耀,为学生梳理中国现代文学独特的思想、艺术特征,打开通往无限生动、无限丰富的文学作品世界之窗,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现代人的精神追求,有效激发出学习的兴趣和激情。最后,在教学中要“精练”作品,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几乎没有“精练”作品的概念。这是一种“把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的培养放到重要位置”的教学理念,目的是进一步强化课程的文学品性,把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作为重要的目标,使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阅读和写作能力得到提高。在“精练”作品的过程中,深度考量其中所包含的人文情感,将其渗透到学生的思维中,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三)创新教学方式,增强教学吸引力,不断提高教学实效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由此可见,为了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应改变以教师为主的授课模式,以学生为主,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要创新教学方式,吸引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帮助他们从简单的知识接收变为深入的认知建构。第一,合作探究,促使学生进行主动的认知建构。首先要求学生课前对作品有一定的了解,形成自己的阅读体验;然后,在课堂上请同学做体验报告;再后,其他同学可以对报告展开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拓展观点;最后,教师进行引导性的总结。引导学生在实际的讨论中学会感受、思考、判断,而不是从教师那里直接获取知识。在这样的课堂上,教师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课堂的组织者;学生也不是被动地接收知识,而是建构着自己的认知体系。第二,创设情境,促进教学实效性的提升。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有利于导入新课,能激发学生探索研究的热情。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授课内容,设计一些有创意的、学生可以自由发挥的环节。如针对重点问题,让学生用一个新颖的表演形式来“表演”问题,然后教师再根据学生的“表演”查缺补漏,因势利导。在这样的情境中,没有枯燥乏味,有的是学习的乐趣,学生进行的是有效的、有意义的学习,大大提升了课程教学的实效性。第三,注重课外拓展,开阔学生的文学视野。教师应该充分发挥课外学习的辅助作用,帮助学生在教学计划之外,开展与课堂教学联系紧密的、有意义的课外活动,如成立话剧社,把经典的艺术作品搬上舞台。在丰富的课外活动中,学生充分感受着艺术的魅力,思考着作品的思想精髓,在对作品的讨论中,拓展自己的文学体验,获取文学知识,感知文学精神,形成个人独特的文学思想。在高校应用型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面临新的挑战。积极应对挑战,致力于学科的改革转型,是应对社会对应用型人才需求的必然之路。综观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僵化陈旧的教学模式已不利于新形势下的人才培养要求。因此,需要重新定位课程的教学内核,精选教学内容,探索多样化的教学模式,设计全新的课程教学安排,将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提高综合素质作为发展的题中之意。
要想确保我国教育的不断发展与实力的不断增强,就必须要不断促使教学质量的提高,在具体的教学改革实施的过程中,有效规划培养人才的目标,课堂是教学的关键场所,教师必须实施科学、可行的现代化文学课程教学策略,在具体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实施人性化、开放化的教学策略,促使教育实践的有效实现。
一、教学重点的转变
教师在对文学课程的内容以及知识进行讲授的过程中,必须对文学教学内容进行重点讲解,对客观事物的学习重要性给予讲解,使学生对文学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自我探索与分析,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加强对文化实践价值的重视。教师还需要将文学派系以及文学运动进行有效的联合教学,使各个学生对文学的动力给予充分的了解,过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没有对学生的拓展性学习给予充分的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都较模式化,阻碍了学生的正确文化思想的有效形成。在中国现代化文学课程教学中,不仅要对学生讲解课程的具体内容,还需要对有效学习的方式给予重视,教师可以根据一些辩论赛、文学活动等,使文学在学生心中塑造成良师益友的形象,培养学生洞察力,使学生在课程教学中能够互相合作,互相帮助,使语文素养的不断提高。
二、教学方式的转变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需要转变教学方式,建立开放性的一种学习方式,为中国现代化文化课程提供动力,将创痛的教学逐渐向现代化教学的方式转变,教师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建立有效的师生交流,一同建立现代化的教学方法的有效发展路径,将传统的学习思路进行改变,采用现代化教学方法将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充分的实现,设计合理的学习任务,将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的发挥出来,师生通过建造社会化与互助化的学习社群,一同享受文化的学习过程,营造开放性的学习课程,将自我知识的构建以及能力的培养有效的实现。
三、考核方式的转变
首先,单纯对课程培养目标的要求给予重视,没有将整体目标与实际教学与阶段性学习考核充分的联系。传统的章节教学中,其要求较不具体与明确,这对学生自我评价造成了困难,对学生阶段性的成果的考量也不够强,不能进行自我调控。只在期末进行一次考试,没有对学生的改进与发展功能进行充分的评价,盲目追求学生考试分数,并没有真正关心在考试过程中学生存在的具体问题,也没有对学生其他方面发展中的不足给予重视。其次,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考核方式还不够开放,绝大部分的信息与文化、生活的关系脱离,考核程度没有使学生的人文精神与社会意识得到拓展,课程的综合性内容也没有很好的实现,学生学习的知识不能将自身的真正水平充分的反应出来,社会实践也没有纳入到考核中,致使学习内容与社会实际严重脱离,特别是在考核中,只重视知识的检测,没有设计对学生的人文素养的提高。
四、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策略创新的有效方法
(一)明确评价的内容与标准,实现自我测评
自我测评能够促使学生的自我调控能力不断增强,也是促使学生后设认知能力不断提高的一种关键方法。在进行评估时,必须使学生对专业培养的目标有所明确,同时使其内化为课程学习时的主动追求,另外,还需要对此课程的学习整体目标以及具体章节要求给予充分的了解,促使学生在具体章节学习过程中,能够对自身的学习有所反思,将存在的距离充分明确,能够及早的改正,获取与课程目标要求统一的学习成果,促使学生在自我测评以及反思的过程中掌握学习的方法。
(二)对学习评价体系的不断完善
在学生群体中开展课程全新的学习方式,可以开设一些小论文的比赛,采用口试制度,教师进行点评,将传统的学习思路有所改变,除了加入鄙视内容以外,还需尽可能的提供合理、有效的学习体制,文学教学内容必须教学要求、标准充分的结合,加设口试以及自主发挥的部分,促使各个文学学生能够综合评价。中国现代文化课程学习的主要目标就是促使学生文学鉴赏能力的不断提高,所以,在文学课程的各个学习阶段,学习的内容必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小论文的撰写能够促使学生的学习思路不断的提高,口试制度的剑客能够将学生只会读写,不会说评的不足有所改善,学生可以根据口试内容进行答辩,促使学生的知识学习以及自身能力的不断提高。
(三)考核方式的开放性
走出考场,实现研究课题的开放性考核方式。学生能够将课程目标有效的完成,主要是在是不是将所学习的知识内化为全面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在对课程的整体评价考核时,给学生一个全面的命题,在较充裕的时间范围内,走出考场,根据资料的有效查阅,对问题的深入思考与研究,对学生的知识体系以及能力体系充分的调动起来,并对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充分的考查。
五、总结
综上所述,要想使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质量不断提高,促使学生自身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使学生具备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就必须要将中国现代文化课程教学重点、教学方式以及考核方式进行不断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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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凝聚着现代中国丰富的历史体验,是现代中国人文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主要是发现理解人和人性,不仅具有反封建革命的意义,还具有不同的风格,为读者提供丰富阅读体验。但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处于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因此同其他国家和时代关于蛮性书写书籍之间具有显著差异性。笔者通过梳理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来寻找蛮性同启蒙、文明以及人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蛮性题材美学价值发展。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蛮性
前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基于作家的经历、创作思想和思想资源各不相同,同时,加上环境和文学语境的不断变化,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各具特色,内涵复杂多样,不仅是对启蒙和救亡的诉求及焦虑,还承载着作家对人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为作家们提供特殊的现代性审美价值及体验,并且能进一步探索人性和人的深层次心理状况。
1、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类型及特点
1.1植根乡土—书写“蛮性”之美
在中国新文学开始时,乡土农村就出现蛮性这一特征,作家对故乡和农村的风俗习惯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审视,并揭示和批判农村的蛮荒愚昧及落后。早在乡土文学第一个十年时期就出现了“蛮性”书写作品,但数量不多,且立意和宗旨同乡土小说较为相似。研究显示,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蛮性”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中,东北和西南为两个浓墨重彩的版块。不管作家是东北的还是西南的,其笔下的地域不仅为故事的发生地,同时,还为作品提供复杂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作品的感染性及可读性。且作家能通过特定地域,让人们认识蛮性和人性理论,合理的批判道德等,最后将“蛮性”的生存及生命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1.2触碰心灵—对个体解放的意义
研究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是表现中国农村边远地区的野蛮生存状况及原始旺盛的生命力,还希望通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来窥探人性及心灵深处的隐私,便于很好地理解人性内涵,观照人生存困境的诗性和质询人为解放自身的途径方法。说到蛮性的这个特点,很多作家便会提高曹禺先生的《雷雨》,该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最高成就。事实上,曹禺先生的创作也很好地将关于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事实折射出来,该事实为“蛮性”书写的大量出现同当时政治文化之间具有直接关系,在发展中受到政治、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较为严重的为政治、地域文化,其对大多数作品艺术风貌和思想水准起到决定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潮流前一些成就比较高的作品,试图超于潮流,他们不仅辨析整合伦理,不依赖于抒写特定地域风情,同时,还用一定方法碰触人性深处,寻找“蛮性”的无限可能,最终摆脱概念束缚。
1.3转向革命—“蛮性”的升华及纯化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部分作家的眼光便转向乡土中国的蛮荒,在人们生存的蛮荒中具有一定的力量之美,但没有人能明确这股力量的来龙去脉。直至20年代中后期,人们发现蛮性同乡土联系暂时被分割。“蛮性”为一种让人们在受到迫害或是不公时自发发出的殊死反抗力量,该种力量已经被纳入到革命视野中,具有明确的合法指向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变革和阶级革命。
2、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价值
2.1连通“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
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特点为启蒙和救亡双重变奏,换言之,启蒙和救亡二者一会相互促动,一会又相互压倒。同时,启蒙和救亡还相互交缠渗透,出现了像“蛮性”书写这样的钮结点。通过上文所述,便会发现“蛮性”作为一种书写题材,不仅是启蒙者借用的“辟人荒”和“立人”途径,同时,还是救亡者号召“革命”及“反帝”的方式。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指明对感情和人性国民性的思考,同时还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将“蛮性”书写放在钮结点上能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蛮性的价值。
2.2新的审美品格极端体验
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限于思想内涵上,“蛮性”作为一种写作题材,在现代文学发展后两个十年中,该种题材承载的启蒙和救亡内容有限,钮结点为主要贡献价值。在促成审美风格多样化上,“蛮性”书写具有一定的成就和价值,并且该种成就及价值是其他题材作品难以替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蛮性”书写逐渐深沉博大凝厚,呈现出摄人心魄的“极端体验”之美以及雄健壮阔的“力之美”。
3、总结
“蛮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上作为一种创作题材,并不是只有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是当时中国环境较为特殊,因此,关于“蛮性”创作风貌较为独特。不管是启蒙诉求还是救亡迫切需求,作家均将眼光转向“蛮性”,逐渐深入认识“蛮性”,并探索和尝试表现内容及方式,为创作提供多样化新质,代表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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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对于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在人文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浅谈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之间的关系、两者融合的有机途径,以及两者结合产生的教育价值。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高职;人文教育
面对新一轮的教育改革,高职语文教学实施人文教育势在必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所占的比例较大,然而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缺乏兴趣,难以对其进行阐释,导致其教学流于形式,为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增加了障碍,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基于此,本文简单阐述了人文教育的内涵,且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产生的教学价值以及两者结合的途径展开阐述,期望能够为高职语文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一、人文教育的内涵
人文教育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因此,人文精神的内涵就是人文教育的内涵。人文教育是对人价值的肯定及尊重,而且人文教育凸显了人的精神追求(包括情感、审美、道德、认知、创新与创造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总的来说,人文精神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生活之根。人文教育在高职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主旨在于:在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学生自主发挥聪明才智,创造独具特色的学习联系,形成良好的学习体系,从而全面提升学习质量。人文精神着重强调人的兴趣爱好,尊重人的自由追求与发展,强调人的创造力、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自我完善,因此,在高职语文教学中,强化人文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的融合途径
(一)在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的与时俱进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是经过时间的淘洗,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且赞美的文质兼美精品,承载了人类高尚的思想情感、高贵的理想判断,是对丰富人生的记载,囊括了知识、能力、意志、观念等等,涵盖了多种人文素养,是优秀精神文化的集成品。但是,由于经典诞生的时间较为久远,空间、时代背景、文化环境等均与如今的信息化时代具有较大的距离,大部分学生对于这种“距离”难以理解,同时也缺乏学习兴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充分挖掘文学经典的现代意义及其深刻内涵,做到立足于“传统”,着眼于“现实”,积极寻找切合点,消除经典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做好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且保留经典特色。如在讲解《家》时,教师可以以家庭背景为切入点,通过家族中人物关系,引导学生对家的理解与思考,且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联系,与学生的情感产生共鸣,从而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可以融合学生的就业,对经典进行解读,帮助学生更加深刻掌握经典的内涵。再如《狂人日记》讲解时,传统的阐释往往重在揭示异化现象,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而且该小说的人物、时空、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等与现代社会有较大的“距离”,若单纯进行说教,学生难以吃透,难以转化为自己的认知,而且该小说中的四种异化现象在现代社会具有较高的普遍性,因此,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联系自己的实际生活,将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影子”与《狂人日记》对应,如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生活或者工作压力、亲情的淡化、自然环境的破坏、人格扭曲等,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文化批判能力。
(二)优化教学内容,制定科学教学目标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蕴藏着深厚的教育资源,因此,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高职语文的教育对象全是中文专业学生,其语文水平低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太多的急功近利案例严重影响着学生的判断,使得学生忽视经典学习,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对文学经典教学具有明确的认识,制定科学而操作性比较强的教学目标,即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创新性专业人才,并且不奢望学生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掌握文化经典的学习技巧,可以量化文言文知识,鼓励支持学生根据兴趣爱好,多涉猎经典,让学生自主学习。另外,要有专业与非专业的明确划分,对待专业的学生,经典阐释需要从时代背景、作家生平、社会思潮等多个领域入手,并且与现代社会发展相比较,引发学生对经典作品的思考;针对非专业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阅读的内心感受。总之,文学经典作品的阐释不能停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需要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系统进行剖析解读。除此之外,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以及内在发展需求,需要因材施教,不得将教学目标设置过高,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也要尽可能征求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内容设置要适宜,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体系,进行文本整合
根据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涉及领域的不同,将经典进行分类归纳,形成良好的文学经典作品阐述管理体系,从而实现其教学的有序性。如处世待人,可以将《荷塘月色》《阿长与〈山海经〉》分为一类。在《荷塘月色》的讲解中,可以将其观点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相联系,如其中包含的品德修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根据学生的学习情绪,专门设置一个学习专题或者话题,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感受到经典的魅力,从而转化为学习行动力。再如在《阿长与〈山海经〉》的讲解中,可以将令人讨厌却富有爱心、人情味的保姆——阿长的形象与学生实际生活中遇到的人相联系,如环卫工人等,让学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宽容、欣赏等,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价值观,督促学生自主能动性的提升。
三、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所产生的教学价值
(一)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且高尚的三观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已经成为各个学科的重点任务,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正确且高尚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指导,在语文教学中,强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的融合,即:在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的与时俱进,优化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内在发展需求进行调整),制定科学的教学目标,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体系,进行文本整合,并且积极鼓励支持学生多实践,学生可以自主创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兴趣学习小组,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把课堂教学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魅力,而且学生还要不断强化对文学经典的学习兴趣,强化科学认知,自主涉猎不同性质的经典,开阔自己的眼界,在良好的教学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将兴趣、感悟等转化为学习行动力,在全面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的条件下,及时纠正学生三观的认知偏差,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且高尚的三观,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在高职语文教学中,强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可以通过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视频、音效、动漫等功能),帮助学生更加直观、真切地感受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感受其魅力,从而有效的帮助学生更加深刻理解经典,激发学生对文学经典的学习兴趣,将兴趣转化为学习的行动,从而对学生起到情操陶冶的作用,同时有效、全面、深刻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另外,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学习实践活动,鼓励支持学生自主组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兴趣学习小组,学生在实践学习的过程中,彼此交流沟通,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学生全身心投入到经典作品的赏析之中,感受经典作品的魅力,便会潜移默化将从经典作品中感悟出来的思想情感与自身经历结合起来,将学习到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素养,教师起到辅助的作用,能够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有利于人文教育的顺利开展。总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产生的教学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且高尚的三观,也在于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为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创新型中文人才打好基础。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是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的两大内容,两者的结合,对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整合两者的优势,取长补短,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具备高素质复合型、创新性中文专业人才,同时,为高职语文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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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建设、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结构的变化、制度控制手段的法律化等等,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都在摆脱传统模式向现代化发展,法治社会的最后形成是社会转型的终极目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转型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传统的经济结构比重也进行了调整,传统的农业为主,工业为辅的经济体系转变为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为辅的经济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依托传统经济结构而产生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临着消失的危险。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民族瑰宝的一部分,承载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情感,在新时代下保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对此,笔者分析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民族体育文化面临的危机,并试图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寻找新的文化含义,帮助其重新焕发新的活力。
【关键词】社会转型;民族体育文化;变迁动力
前言
我国幅员广阔,民族众多,有着丰富的民族体育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农业效益占经济效益中的比重下降,加上外来体育文化活动的冲击,我国传统民族体育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少,许多珍贵的民族体育文化由于缺乏传承和宣传,正在面临消失的危险。
1.社会转型影响民族体育文化变迁的因素
在传统社会形态中,社会变迁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行为,一次大型的灾难或者战争都可能导致大规模的迁移,由此,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也会发生改变。民族体育文化是基本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而产生的,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改变而改变,因此社会变迁对民族体育文化有着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如果人们能够在社会变迁后及时改变传统体育文化中的内涵,为其融入与新时代相符的精神特质,就能够使体育文化得以常新;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固守传统,不愿意汲取新时代和外来文化中的精华为自己所用,就容易使传统体育文化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最终因为无法适应新的时代而被淘汰。
2.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迁和传承的动力
2.1丰富民族节日内涵。民族节日是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每一个特定的民族节日都包含了人们浓厚的感情,传统的风俗习惯和特定的文化意义。例如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中秋节中人们不管身在何处都要与家人团聚,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月饼,赏圆月;而七夕节因为牛郎织女的传说而笼罩上了一层动人的爱情光辉,因此成了青年男女们谈情说爱的节日。由此可见,民族传统节日中包含着许多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了解了民族节日,就是了解了中华民族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不仅是汉族,许多少数民族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节日,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傣族的泼水节,壮族的歌节等等,这些节日中体现了各民族独特的风俗人情,是富有生命力的文化遗产。遗憾的是,当前社会由于受外来节日的冲击,许多民族节日正在消失。当代青年人更喜爱热闹而时尚的外国节日,却不屑于了解中国传统民族节日。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赋予传统民族节日新的含义,使其变得更加多元化和时尚,以此来吸引年轻人的目光。比如国家可以在大型传统民族节日中举办相应的体育文化活动,如在七夕节举办单身男女相亲活动,在中秋节举办全国圆月摄影大赛等等,通过活动的影响力来宣传传统民族节日,使得更多的人了解民族节日背后的内涵和文化底蕴。除此以外,还可以设立传统民族节日研究部分,对民族节日涉及的文化背景,相关人物进行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帮助民族节日树立更加扎实的文化支撑。
2.2巧妙利用民族节日开展旅游业。这项措施对于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发展尤为有利,不但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增进该民族节日的影响力,提高选宣度,还能够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下面笔者对于具体发展措施进行详述:首先,以少数民族旅游业为卖点的地区可以大力挖掘当地独一无二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资源,找出该节日最为传统和著名的活动,将其发扬光大,成为旅游活动的一部分。如内蒙古可在7,8月份开展草原赛马比赛,云南西双版纳可开展拨水相亲大赛,这类依据少数民族节日而形成的独特活动由于只能在当地感受,因此会受到游客的欢迎,同时主动宣传。其次,在民族节日传统活动演变成当地旅游项目的一部分后,一些时尚的元素就会主动融入传统民族节日中,甚至由于全国范围内游客的了解和参与,还会增添其他民族的一些活动元素。长期以往,民族传统节日就成为了兼容传统与时尚,具有民族性和开放性双重特点的特色民族体育文化。
2.3加快民族类高校建设。学校不仅是培养致力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人才的园地,更是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苑,当前我国专业的民族高校数量较少。发展势头不猛,导致民族体育文化类研究人才比较缺乏。为了改善目前的研究现状,国家教育部门应该大力扶持民族类高校建设,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新的民族高校,在高考时对于少数民族考生给予适度的优待。在民族类高校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在课堂上着力体现我国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培养学生对于民族文化的热爱和兴趣;此外,应该设立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既注重传统体育项目的练习和继承,也在文化背景上进行深入了解。民族高校的教材编写应和普通高校区别开来,其首要任务是保证教材的民族特色和传统特点,鼓励学生开展以实用为目的的实地学习研究,增加教材中实践的比例。只有民族类高校改变了现在尴尬的发展现状,才能够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和研究上提供足够的支持,才能为民族节日的变迁和革新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可以说民族类高校能否发展直接关系到民族节日未来的去向和命运。
3总结
在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要避免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两种极端的错误思想,既能够开放地汲取国外发展经验,实现取长补短,也要保留自己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使其推陈出新。总观全文,在社会变迁的视角下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前景有着巨大的可行性和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王洪,李博.关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现代体育发展,2010(2).
【摘要】文章认为分工水平的提升是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转型的关键在于利用分工促进机制。而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与信息化的推进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范围、提高社会知识水平与降低协调成本,从而提高分工水平,使得浙江经济从之前以部门分工为主的县域经济向以产业链分工为主的城市经济过渡。最后,文章得出“县域经济转型依靠内在的产业转型与外在的都市圈经济辐射”的启示。
【关键词】浙江省;县域经济;城市经济;转型;动力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新世纪以后,浙江“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空间布局分散”(低、小、散)的县域经济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面临转型升级路径锁定的困境,给浙江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滞缓、高端要素短缺、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等。因此,浙江县域经济亟须转型升级。2014年,浙江人均GDP为72967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1878美元),跨越10000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这一发展阶段对浙江经济形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城市经济以集约集群集聚与高端高质高效的优势无疑成为理想的经济形态。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机制。
二、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新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呈现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一是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超越县域经济;二是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区发展;三是发达县(市)进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期。这些表明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已成必然趋势。
(一)城市经济高效发展,成为驱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主导性力量
随着城市化重心从小城镇向大中城市转移,各类生产要素和产业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经济快速、高效发展。2012年①,11个设区市GDP达16479.67亿元,占全省的47.74%,人口仅占31.77%,而58个县(市)②GDP达18038.49亿元,占全省的52.26%,人口却占了68.23%。11个设区市的经济发展效率远远高于58个县(市)。而且11个设区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财政总收入分别占全省的52.74%、56.34%,占据了半壁江山。随着新型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以城市群和都市区为载体的城市经济将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2013年杭甬温三大中心城市市区集聚了全省17.18%的人口,却创造了33.35%的地区生产总值。
(二)都市区和城市群逐渐形成,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区发展成为新趋势
都市区和城市群的形成增强了县(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促使县域经济从支撑城市经济发展为主向接受城市经济辐射为主转变,促使区域空间结构网络化发展。目前,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和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逐渐成形,将近50%的县(市)已被纳入网络化城市体系中。杭州都市区吸纳了临安、富阳、德清、桐乡、海宁和绍兴等6个县(市);宁波都市区吸纳了余姚、慈溪、奉化、宁海和象山等5个县(市);温州都市区吸纳了瑞安、永嘉、乐清、洞头、文成、平阳和苍南7等个县(市);金华-义乌都市区吸纳了东阳、浦江、兰溪、武义和永康等5个县(市)。这意味着这些县(市)必将受到城市经济的辐射,外围县(市)与中心城市融合发展将成为趋势。城市经济正在一步步“吞噬”县域经济。
(三)发达县(市)进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
“四换三名”①、“退二进三”等一系列产业转型升级措施促使各种城市经济业态不断涌现,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或生产性服务业转型,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县(市)服务功能不断提升。2013年,绍兴县、义乌市、慈溪市、嘉善县等22个县(市)人均生产总值跨越10000美元(见表1),迎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商贸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信息产业等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人数比重持续上升。以义乌市为例,从2000—2013年,义乌市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比重从43.5%持续增长至57.05%。发达的商贸服务业提高了义乌市服务其他县(市)的能力。此外,部分县(市)以“智慧城市”为抓手促进“生产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带动了信息产业等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了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
三、分工视角下的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动力机制
浙江县域经济呈现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并非偶然。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其转型的动力机制。如此,一来可以更好地推动浙江县域经济转型;二来可以为全国其他县域经济提供发展的参考。
(一)概念界定
县域经济是农村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成果,本质上是农村工业化与以小城镇(建制镇)为重心的城镇化在县域空间上融合互动促使县域产业分工所产生的特征鲜明的经济形态。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以传统产业为主导产业,县域功能以生产为主;二是县域城市化水平不高,空间集聚度低,产业布局分散,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三是县级行政区划为经济发展的空间依托,县城与中心镇往往是县域经济增长极;四是区域分工水平比较低,以部门间分工或区域产品分工为主,缺少产业链层面分工。城市经济伴随城市化进程而发展,本质上是集聚经济,是分工与集聚在地理空间上互动所产生的具有较强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的经济形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的支撑力;二是在集聚与分工的互动中,生产性服务业从第三产业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产业,城市以服务功能为主;三是城市人口以非农人口为主,城市化水平比较高,中心城市集聚、辐射能力比较强;四是产业链分工水平高,城市之间分工明确、错位发展,都市圈经济是其演化发展的高级形态。由上可见,从分工角度来看,县域经济是一种以部门分工为主的经济形态,而城市经济是一种以产业链分工为主的经济形态。因此,从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可以理解为分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也就是说,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经济形态的转变,分工水平的提高,使得城市经济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而不是行政区划的调整②,更不是县域经济的“消灭”。
(二)动力机制分工
从县域与区域两个层面作用于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县域层面,分工深化提高个人或企业专业化水平,引起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推动人口集聚、产业集中,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促进服务业大发展,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带动县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转变。区域层面,分工深化使得中心城市经济能级提升,使得城际之间分工协作、经济联系密切,增强了县域与中心城市的融合互动,促进都市圈形成与发展,基于明确的城市等级体系与密切的城际经济联系,县域经济受城市经济辐射而转型。因此,转型的关键是利用促进分工演进的机制。基于贝克尔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1],杨格(Young,1928)[2]与杨小凯(1998)[3]等人的研究,分工受到交易成本、市场范围、社会知识水平与协调成本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与信息化是县域经济转型的促进机制。市场化有助于明确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消除市场壁垒,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建立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扩大资源配置范围,促进区域分工。城镇化推动人口、产业等资源向城市集聚,提高空间邻近程度,加快知识、信息、技术等要素的传播与分享,提高社会知识积累水平,降低生产活动的协调成本。工业化推动制造业发展,为服务业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为城市化提供基本动力。信息化释放空间与时间对资源配置的约束,扩展了市场空间与容量。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正是在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化的作用下,浙江县域经济呈现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
1.动力机制Ⅰ: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亚当?斯密最早提出“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观点即“斯密定理”。阿林?杨格(Young,1928)充分肯定“斯密定理”,并深化了这一观点,认为“分工一般的取决于分工本身”,即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是相互影响和决定的一种网络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市场化深化县域分工,推动分工网络形成与扩展;分工深化提高市场化程度,扩大市场规模。市场化从广度与深度两个层次提高分工水平。在广度层面,市场化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扩大了资源优化配置的空间范围,直接推动市场规模扩大和区域分工深化;在深度层面,市场化明确政府与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消除市场准入限制、行业垄断等各种市场壁垒,改善了经济活动所需环境。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市场化深化的过程,是一个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互促互进的必然结果。20世纪80年代,浙江率先实施农村工业化,开始市场化取向改革。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市场化进程,推进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村工业化与市场化的互动开启了县域经济支撑城市经济发展之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浙江经济呈现出两个发展特征。一是各类商品和要素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相应的商品与要素市场逐步建立,区域市场体系逐渐形成,区域贸易流量大大提高,典型地表现为各类专业市场的快速崛起、扩张与国内外贸易量上升。二是在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引导下,县域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条件,依托区域市场体系,融入区域产业分工,建立自身的产业体系,这不仅推动了浙江区域产业结构的形成,也固化了区域产业分工体系。进入新世纪,信息化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影响力融入经济活动的每个环节,提升提速市场化进程。各类专业市场在信息化的作用下,无论是规模还是功能都得到极大地提升,分工网络进一步扩展,县域产业结构得到优化。目前,随着义乌小商品城、余姚中国塑料城等专业市场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贸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
2.动力机制Ⅱ:人口集聚、产业集中与县域空间集聚度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的提高能深化县域层面分工,推动产业转型,进而带动县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转变。钱学锋、梁琦(2007)[4]认为分工与集聚之间的内在联系乃是通过报酬递增作为媒介而实现的。也就是企业为获得递增的报酬必然会集聚。贝克尔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5]在《劳动分工、协调成本和知识》一文中指出分工不仅受市场容量的限制,更受到协调分工的成本以及社会知识水平的限制。只有在不存在协调成本或者协调成本相对较低而市场又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分工才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人口与产业的集聚或者说城市化的推进加速知识积累,缩短空间距离,方便经济主体之间信息交流,大大降低了生产活动的协调成本。综上所述,人口集聚、产业集中即县域空间集聚度提高的过程就是县域层面分工深化的过程,就是县域产业转型的过程。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以建制镇为重心的城镇化向以县城与中心镇为重心的城市化演进的过程,表现为人口、产业等资源从向建制镇集聚到向县城与中心镇集聚。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物质基础,推进城市化;城市化则为工业化提供空间依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中,人口、资金、技术、产业等各类经济资源向县(市)地理空间集聚,城镇就业人数不断增长,产业种类也不断增加。县域空间集聚程度的提高使得需求多样化,引起中间产品需求扩张,进而深化了县域层面分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使得县域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20世纪80年代,浙江以小城镇为重心的城市化与农村工业化的互动推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乡镇企业与专业市场的融合互动导致产业集群发展,形成特色鲜明的“块状经济”。在该城镇化战略的指引下,浙江经济出现“弱市强县”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90年代,浙江省政府不失时机地提出以中小城市为重心的城市化战略。中心城市开始快速发展,城市经济崛起。县域经济进入自身产业结构调整期,开始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但对城市经济的支撑作用并没有减弱。2006年开始,浙江率先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自此,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得到加强,使得县域经济受城市经济辐射效应越来越强。
3.动力机制Ⅲ:都市圈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都市圈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是都市圈以集聚能力强、辐射能力强的中心城市为核心;二是具有发达完善的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周边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交通通达性高、信息交流通畅;三是圈内城市之间产业分工明确、职能互补;四是圈内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与劳务自由贸易,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强。可见,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与信息化在区域空间互动发展的结果。这是因为:市场化消除市场壁垒,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劳务自由贸易,是都市圈形成与发展的前提与保障;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高级要素与高端产业向中心城市集聚,增强中心城市的集聚与辐射能力;信息化统筹提升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促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短城市之间空间距离,扩大了市场规模,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而且加速了知识积累,进一步深化分工,最终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熟都市圈由强大的中心城市、紧密的城际联系与清晰的城市等级体系的构成。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在空间上的融合互动,促使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与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都市区形成。随着“七线两枢纽”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城市化的集群化、网络化发展趋势日渐明显。“十二五”时期,浙江四大都市区、三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积极推动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大力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和功能,提高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之间的产业梯度,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县(市)则主动承接中心城市产业转移,因地制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商务、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发展旅游、商贸等生活性、消费性服务业;中心城市与外围县(市)之间以交通、信息通道等基础设施为依托实现链接。这些规划都将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的融合互动,最终实现中心城市拉动县域经济转型。
四、启示
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与市场化的影响下,区域分工水平不断提高,县(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一体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未来,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应坚持“强县战略”与“都市圈战略”双轮驱动转型。在“强县战略”指导下,深化县域内部分工,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型,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产业转换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在“都市圈战略”指导下,深化区域层面分工,城市化重心从中小城镇向大城市倾向,促进高级要素、高端产业等资源向中心城市集聚,提高中心城市集聚与辐射能力,将县(市)纳入都市区发展。深化县域内部分工关键在于以城市化与信息化优化工业化,重点在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主动力在于县(市)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政府作用则在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针对性地实施“招商选资”,延长产业链。具体表现为:一是加快推进县(市)城市化,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合理发展服务业,重点发展现代物流业与信息产业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二是以“智慧城市”、“数字城市”建设为着力点,努力提高企业、产业发展平台与社会领域信息化水平,加快实现企业产品、研发、生产过程与管理、营销等环节的信息化;三是提高经济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区域甚至全球分工,围绕主导产业承接中心城市或国际转移产业,采取“补链式”招商引资,提高生产迂回度,提高中间产品生产量,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深化区域分工关键在于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新型城市化与信息化融合互动,重点在于明确县(市)区域地位,主动力在于新型城市化的引领作用;政府作用则在于扩大区域合作范围,加深区域合作深度,努力消除区域壁垒,实现地方政府共赢。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完善县域经济发展的“硬环境”与“软环境”,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二是创新区域经济管理体制,构建区域协调机构,消除行政区划与体制机制对都市圈发展的限制;三是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构建“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城市等级体系,同时要重点提高中心城市经济能级,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以城市经济反哺县域经济。
【参考文献】
[3]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钱学锋,梁琦.分工与集聚的理论渊源[J].江苏社会科学,2007(2):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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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方案的核心课程,中宣部、教育部非常重视实践教学环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课程改革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 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要引入国际、国内最新的事件作为支持理论的素材,以开放性的观点、国际化的视野,在此基础上,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逐步培养其辩证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
关键词: 价值观;互动式教学法;以人为本
1.1 课程性质本课程是教育部确定的高校必须开设的公共必修课。从课程内容、学时安排等多方面看,它是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中的重要课程。该课程作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配套和深化课程,能够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使学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人生方向。
1.2 课程目标
1.2.1 能力目标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要引入国际、国内最新的事件作为支持理论的素材,以开放性的观点,国际化的视野,引导学生以客观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实和未来。引导学生把理论学习与对国内外重大现实问题、热点问题的分析研究结合起来。让学生感受到自己心跳的脉搏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律动是一致的,“大学不应是象牙塔,大学应该是一个审视世界的窗口。”在此基础上,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逐步培养其辩证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
1.2.2 价值观(信仰)目标同其它几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本课程内容政治性、理论性和知识性较强,学生掌握基本的政治理论知识是非常必要的,但这不是最终目的。知识和能力都是为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服务的,学生掌握思想政治理论知识最终要转化为一定的社会理想和社会信念。
通过知识能力的培养和价值观的浸润,我们要帮助学生构建起自身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不能靠单一的政治说教,更是漫长的文化浸润的过程,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内化为学生的信仰,外化为学生的行为准则”。
本课程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教学过程始终要坚持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教学原则,努力实现“教、学、做”一体化。在本课程的教学中,我们运用了多种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主要有:
2.1 互动式教学法这是一种师生双边活动,目的是既体现了老师的主导作用,又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引导学生多想、多问,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教师要克服“满堂灌”的传统模式,留足学生思考问题的空间,学生就所思考的问题向老师提出来,师生互相答辩,把课堂变成论坛,促进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开展互动式教学,可以在课堂上通过专题辩论、课堂讨论等形式开展。在课堂教学中,要求教师注重体现思想理论教育课程特色和文科学生特点,采用从现实社会中学生关注的现象中提出问题、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相互讨论中明晰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解决问题的方式进行教学,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探究性、参与式学习的能力。
2.2 专题讲授法(即“精讲”法)本课程内容比较多,而学时有限,所以教师讲课切忌面面俱到,浅尝辙止。专题讲授既不脱离教材,但又不停留在教材上。专题讲授要求教师把各章节的重点和难点讲透,有理论深度,以理服人,但讲授理论要注意深入浅出,结合案例和实际增加讲课的趣味性,这样才适应高职学生的特点。同时,专题讲授有利于拓展讲课内容,使得本课程的内容丰富多彩,有新鲜感。
2.3 案例教学法典型的案例,是理论与实践最佳的契合点。案例导入的方法,不仅仅是案例教学,而是老师们在讲解新内容前,先采用典型的案例或典型的观点或典型的问题作为讲解新知识的切入点,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和讲解,引出与本节课相关的知识点。选择的案例要精当,注重新颖性、典型性和真实性,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这样的案例教学就使学生不仅仅是获得一些抽象的教条,而是获得思考的乐趣,也容易得到学生的认同。选择的案例要精当,注重新颖性、典型性和真实性,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现实。
2.4 人人参与的说新闻这也可以称为“时事杂谈、时事评述、新闻集锦、畅所欲言”等,发言的内容不局限与教材和本课程,可以涉及到国内国外,校内校外或身边发生的一系列社会事件和趣闻,可谓五花八门。学生的发言可能只停留在事件本身,不免有些肤浅,老师必须作一定的讲评、归纳和提升,不仅只看到问题并解决问题,一方面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改变其心智模式,培养和锻炼他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和语言表达力,同时,为学生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搭建了一个舞台。另一方面,由于“时事新闻”设计的内容十分广泛,也就要求老师要有相应的应变能力、较强课堂控制能力以及广博的知识。
虽然“概论”课是一门比较重要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但上好“概论”课确实有一定难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少数同学觉得本课程内容枯燥重复,不够吸引人等。我认为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改革:
①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在每学期教学中,教师要紧跟形势发展,及时把党的新思想、新论断贯穿到教学内容中去。如要把“十二五”规划纲要的精神及时襂透到教学内容中去,把重大时事充实到相关章节的教学中去。②丰富实践教学环节。可以选择一个演讲主题组织学生进行演讲比赛,争取经费组织学生去实践基地参观考察,还可以利用寒暑假安排学生参加调查实践活动,撰写社会调查报告等。③充分开发网络资源。争取教案和课件等教学资料早日上网,开通网上互动平台,安排任课教师定时在网上答疑解惑。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引入时事及社会案例,培养学生的时政掌握能力,培养其政治敏感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④完善考核机制。如何考查学生对本门课程的知识掌握程度以及内化为自身素质情况,如何使任课教师全面、客观、公正地给学生打分,如何使学生对教师的授课评价及时反馈给教师,需要完善相应的考核机制。
[1]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人民出版社,2006.
[2]陈莉.大学生创新教育目标体系研究[J].教研,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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