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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形象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等有着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纽约时报》,CNN,VOA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相关的新闻报道为例,从跨文化角度分析报道中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结果显示报道中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以负面居多,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从跨文化角度来看,主要有我族中心主义、刻板印象和媒体宣传手段这三个方面。
关键词:中国国家形象;美国主流媒体;跨文化
一、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作为反映在媒介和人们心理中的综合印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等有着重要影响。
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无论是传播者还是接受者,皆有对此形象进行“自定义”的可能。因此,他国公众尤其是他国媒体在建构国家形象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们对一个国家的报道和评论直接影响着该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是2011年中国值得庆祝的两项重大事件。西方媒体对这两大事件所进行的报道,无疑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以美国《纽约时报》,CNN,VOA三家主流媒体对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相关的新闻报道为例,分析报道中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从而对其背后隐含的文化因素进行探索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理论
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和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以《纽约时报》, CNN, VOA 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新闻报道为分析素材,通过分析文本中的词语,句子来解读中国国家形象。选取《纽约时报》是基于这份报纸至今已由百余年历史,是美国最有影响的高级报纸,素以信息灵通、言论权威著称。CNN同样是美国重要的主流媒体,每天24小时的全球直播新闻报道,对于公众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有着深远的影响。VOA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闻广播机构之一,每周向世界各地广播1300多个小时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听众一亿多人。因此这三家媒体在美国众多媒体中更具有代表性,更能代表美国的价值观。
三、对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报道的文本分析
据相关资料整理统计显示,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的新闻报道,《纽约时报》6篇,CNN 4篇,VOA 2篇,共计12篇。关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新闻报道,《纽约时报》8篇,CNN 1篇,VOA 5篇,共计14篇。分析结果表明,《纽约时报》和CNN针对这两项事件的报道,基本以否定态度为主。而VOA对此报道态度相对中立,但其中也不乏负面报道。总体来说,这三家主流媒体对这两项重大事件的报道,内容选取具有偏向性,对中国取得的成就不予以重点报道,而对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大肆渲染。本文将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解读,中国的腐败问题,台湾问题,建党__周年民间庆祝活动这四个方面进行内容分析。
1.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解读。
在有关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报道中,《纽约时报》和CNN塑造的中国共产党多以强权专政的形象出现。报道中对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贡献和取得的成绩或是一笔带过或是避而不谈,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进行丑化。
以《纽约时报》于2011年6月30日一篇名为“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 90”的报道为例。在这篇报道中出现: “a bit like many 90-year-olds”; “increasingly infirm, fearful, experimenting with ways to prolong life, but overwhelmed by the complexities of managing it.” 文本中将中国共产党类比为“日渐衰老的90岁高龄老人”,“内心充满恐惧,想尽一切办法延长寿命,但在处理复杂事情过程中总是被压垮。”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老人是脱离主流社会的少数群体,年轻人不愿意过多与老人交谈接触①。因此《纽约时报》把中国国共产党比喻为90岁的老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心理暗示,是对美国读者的误导。
CNN在关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报道“China can not confront truth of century-old revolution”中,多次使用 “low-key celebrations(低调庆祝)”来形容中国举办的纪念活动。“low-key”在牛津字典中的解释为“not intended to attract a lot of attention”其中“intended(意图)”有主观愿望的感情色彩,所以“low-key”一词不单意味着“低调”,实则暗指主观上的消极态度,所以CNN一定程度上意在指责中国共产党没有积极主动承办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活动。同时,CNN指责当前中国政府全完抛弃了辛亥革命的精神:民主与个人自由。“1911 was a revolution inspired by ideals of democracy and personal liberty. Those ideals are cynically disregarded -- or brutally suppressed -- by China’s present government.(直译:辛亥革命是一场追求民主和个人自由的革命,而这些理想被中国当前政府无情地抛弃和残酷地镇压了)”。
而《纽约时报》也指责中国当前政府忽视民主和个人自由。其中的一篇报道从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具体时间存在争议这一角度对其进行评价: “They want you to remember what they want to tell you, and not what the truth is, whether you know already or not. And even after you know, it still doesn’t matter.”(直译:他们只想让你记住他们想要告诉你的事情,而非事实真相,无论你知道与否,即便你知道真相,都已经不重要了。)意在指责中国共产党一味向民众灌输一切信息。
2.中国的腐败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的系列报道中,《纽约时报》和CNN都对中国的腐败问题予以关注。2011年7月2日《纽约时报》和CNN的两篇报道中都分别提到了胡锦涛同志在建党__周年大会上关于腐败问题的讲话。胡锦涛同志讲话的原文如下:“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纽约时报》对于讲话的翻译为“The course of 90 years of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tells us that resolute punishment and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will decide where people place their faith and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for the party.”虽然从翻译内容上来看,忠于原文,较为客观,但是从新闻内容的选取上却是具有偏向性的。例如“corruption”一词在整篇报道中出现3次,较之其他主题,出现频率较高。
而CNN的报道中则翻译为“Chinese communists need to fight corruption if China’s ruling party is to survive, China’s president said Friday.”翻译中使用到了“if”语句,if语句是指c语言中用来判定所给定的条件是否满足,根据判定的结果(真或假)决定执行给出的两种操作之一,if的返回值为真或假。原文的意图是在说明反腐败是至关重要的,但是if语句的使用却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能否生存的唯一条件就在于反腐败的成功与否。翻译文本在措辞上强化了中国的腐败问题。
3.台湾问题。
VOA在报道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五篇新闻中有四篇涉及到台湾问题。在纪念辛亥百年活动期间,台湾问题在中国大陆是极其敏感的政治话题,而在题为“China Urges Reunification at 100th Anniversary of Demise of Last Dynasty”,和“China Marks Centennial End of Dynasty With New Call for Reunification”两篇新闻报道中,题目中纷纷出现的“reunification(统一)”一词,意在强调两岸统一的问题。
其中“China Urges Reunification at 100th Anniversary of Demise of Last Dynasty”一文,分别重述了胡锦涛和马英九的讲话。台湾问题在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原文中所占份额较少,而在VOA的这篇报道中,虽然陈述较为客观,但台湾问题则成为重点话题。
马英九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原文为“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相互提升。我们关心大陆的人权发展,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珍视的核心价值,也是测量与拉近两岸距离的重要指标。”而VOA对马英九讲话的重述为 “emphasized values that differed from his mainland counterpart.(重点强调了台湾不同于大陆的价值观)”和“called on mainland authorities to remember Sun Yat-sen’s founding ideals of China as a nation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he urged Chinese leaders to, in his words, "bravely march" in that direction.(直译:号召中国大陆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当年的建国理念:自由、民主、民生。同时他呼吁中国领导人朝着这个方向勇敢前进。)”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马英九讲话原文中,在价值观问题上倡导“彼此激励,相互提升”,而非报道中所强调的价值观的不同。报道中有关号召中国大陆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理念的言辞在马英九讲话的原文中没有体现。
4.建党__周年民间庆祝活动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的民间活动中,“唱红歌”现象尤为突出。美国媒体也对此现象给予了关注。在这个题材的报道上,VOA 和CNN保持了高度一致,报道内容均较为客观。以 2011年6月30日VOA在一篇题为 “Chinese, Young and Old, Sing Communist Party’s Praises”的新闻报道为例,记者采访了景山公园中唱红歌的老老少少。报道中提到中老年人对唱红歌有着极大的热情,认为可以通过唱红歌来表达其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而对年轻人的采访记录,似乎显示了年轻一代对唱红歌热情不高,“ they would be more comfortable with a songbook that helps remind them of the correct words.(直译:他们更喜欢有一个歌词本来提示歌词)”。报道中男女老少欢声笑语,高唱红歌的场景似乎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老百姓们十分满意当下的生活,对党和政府充满着感激之情。这篇报道中,较少涉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负面形象。
四、 从跨文化角度分析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通过对《纽约时报》,CNN,VOA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相关报道的内容分析显示,《纽约时报》和CNN针对这两项事件的报道,基本以否定态度为主。而VOA对此报道态度相对中立,但其中也不乏出现负面的中国形象。总体来讲,这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这两件大事的报道基本以负面新闻为主,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而从跨文化学科的角度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西方发达国家惯有的优势民族意识形态对美国三大主流媒体有着深远影响,他们习惯从美国人固有的思维角度出发,从事着看似自由民主的新闻报道活动,实际上却参照他们的宗教观念、世界主义和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用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评判别国的标准,与其保持一致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和愚蠢的。这种现象即是跨文化学科领域中的“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即为“在以多元化为基础的全球化社会,我族中心主义者,常因文化优越感(cultural superiority)的作祟,认为多元文化是引起族群不安的元素,因此试着以自己的文化作为事情判定的标准,并且忽略或刻意摒除多元文化可能带来的利益。”②
在关于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报道中,三家媒体指责中国政府忘却辛亥革命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理念,这种偏见的产生是由中美两国对民主与自由的理解不同所导致的,而对于民主与自由的理解实际上没有对错之分。美国以本国对自由与民主的观念来评判别国的标准,是一种典型的我族中心主义的行为。
其次,这三家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负面报道与历史原因是息息相关的。冷战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一种敌对心理,这种思维定势发展到今天也有一定历史的承袭,从而决定了主流媒体的基本定位、立场和倾向,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报道便成了这种历史“惯性”的牺牲品。即便是冷战后,这种刻板印象依然在美国主流媒体中有所体现。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的报道中,《纽约时报》和CNN多用贬义、负面的词句来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这不仅是由于我族中心主义在作祟,更是因为冷战时期对中国共产党形成的敌对心理的延续的结果。
再次,《纽约时报》,CNN和VOA虽然在美国具有根深蒂固的传媒地位,但在媒介选择多元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多媒体时代,如何有效地吸引和保持受众的注意力无疑仍是他们生存的根本。这三家媒体对中国这两大事件的报道中多用激进的语言和负面的形象来塑造中国国家形象,这种营销策略一方面能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同时也能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
五、结语
通过分析结果表明,美国三大主流媒体《纽约时报》,CNN和VOA对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报道中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较为负面。由于受西方价值观的支配及特定的媒体旨趣,西方媒体对中国存有不同程度的偏见。但是,中国局部存在的一些问题的确不如人意,同时中国方面有时不能提供细致和全面的信息服务,新闻透明度不够也是造成相关新闻负面报道的原因。这就需要我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在自身形象建设方面加快步伐,转化劣势,逐步改善中国在他国政府和民众心中的印象。
参考文献
[1]刘继南,何辉,《镜像中国》,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
[2]滑明达,《文化超越与文化认知:美国社会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
[3]魏娟,《西方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解读—以美英法主流报纸对中国60周年国庆报道为例》,传媒观察,2010年1月。
注释:
① Larry A. Samovar, Richard E, Porter, Edwin R. McDanie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49.
② 陈国明:《跨文化交际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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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唐宋词史上,柳永都是一个极引人注目的人。这不仅因为他的词在北宋时期达到了“有水井饮处皆能咏柳永词”的地步,而且还在于其词带有一种特殊的、有别于正统文人的世俗化的市民色彩。即变“雅”为“俗”,着意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市民的生活情调。而在其词中占据大多数的就是艳词,柳永正是以女性书写的方式,塑造了许多的女性形象,成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里的最为称职的女性代言人。
柳永出生在一个封建仕宦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与其兄三接、三复均负文名,世称“柳氏三绝”。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庒,后改名永,字耆卿,福建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因排行第七,故也称柳七,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
从家世来看,柳永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早年受母亲的影响很大。柳永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生活在父权体制下的中国传统女性,出身书香门第。但嫁入柳氏之后,也不得不落入为一个父权为中心的家长制家庭中的女子。他的父亲长期北上治黄,柳永几乎是被他的母亲抚养长大的。母亲经常会写一些想念他父亲的词:“甫又重逢又别离,未知何日是归期?盼书长怨马行迟。脉脉相思传锦字,秋水瑟瑟寄征衣,一腔心事赖君知。他的母亲所具有的女性的文弱气和才赋气都毫无保留的遗传给了柳永。他的母亲代表着封建时代的女性,权力被无情地剥夺,处于社会的底层,这让小小的柳永在心里就感到了不平。因此当柳永处在和她们一样的地位时,他便能够以一个平等的视角来关照对方了。从这个角度看,柳永后来艳词中女性代言书写就不是无水之源啦。
柳永,正是由于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他不免养成追求仕宦的用世意志。但另一方面,他生性浪漫,有特别喜好音乐,精通音律,故“多游狭邪,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1]而他这种生活的方式在那个封建伦理社会又岂能容忍,自然被视为有才无行浪子,而他的词也被视斥为淫靡之作。他的浪漫天性与其执着的用世意志就是一种矛盾,他却想要二者兼具完美,终究只能悲剧收场。然而也正是这种悲剧命运注定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也教会了他站在全面的人性的角度去关照社会与人生,将自己“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与歌妓们的遭遇结合在一起,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然而柳永并非是一开始就能够深入了解风尘女子的悲哀的,年少时期的柳永在赴京赶考之时,正是处于一个歌舞升平时期。年少的他在这样的一个艳丽浮华的、风流散漫、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都市之中,他也是一个沉溺其中,并奉行及时行乐的人。这是他的词大多写明媚秀丽的山河和轻歌曼舞的歌女:
“世间尤物意中人。轻细好腰身。香帏睡起, 发妆酒酽, 红脸杏花春。”
“心娘自小能歌舞, 举意动容皆济楚。 ”
“酥娘一搦腰肢袅 , 回雪萦尘皆尽妙。
这些女子仿佛就是毫无愁苦,只会轻歌曼舞,尽情享受的。这就反映了当时的柳永笔下的女性形象是没有思想和人格符号的,柳永对这些女子仅指停留在欣赏把玩的层面,正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啊!然而,他在第一次落榜后,写下的《鹤冲天》传入了皇帝耳中。没想到,及临放榜, 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 何要浮名!”认可柳永的“浅斟低唱”,并以此为借口剥夺了柳永的“浮名”,迫使柳永打出了 “奉旨填词”的旗号。这次来自最高权贵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突然被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只能够在痛定思痛之后被迫接受命运的安排。从此,咽泪装欢,玩世不恭,沉醉于烟柳之地。
柳永虽然有着执着的用世意志,就像李白一样怀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但是他长期不第,滞留汴京,穷困潦倒。出于人生低谷的柳永抱着“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心态,降低自己的身份,放下傲视权贵的“白衣卿相”的架子,以心换心,开始将笔伸向她们那个长久不被关注的世界“他长期生活在都市下,对社会底层妇女的境况比较地熟悉, 他同情她们,常以代言的方式表达她们的不幸。他将她们的悲剧命运与自己的坎坷遭遇融为一体,道出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凉之感。或许就是这种比较狭隘的共命运心里情绪,放大了他与风尘女子的情感共鸣。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对秦观的“将生时之感打并入艳词”产生了影响。
秦楼楚馆,歌女舞妓,柳永过着那种““依红偎翠”的生活。有了这种透彻的了解和体验之后他开始将笔端伸向下层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愁“万种千般, 把伊情份, 颠倒尽猜量。”他的创作一方面可以消解释闷,另一方面又可以维持生计。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女子地位低下,歌妓的地位更属低贱,没有独立的人格,更不会作为讴歌的对象把他们写进作品。柳永由于自己的身世之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她们,以其忧愁为忧愁,以其痛苦为痛苦,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的书写她们。
第一:他用满腔的热情描写了一群年轻美貌、心性温柔的歌妓形象。他笔下的歌妓,如花之妖烧,水之洁净,兰之芬芳。他常用美好的词汇来赞美她们。《玉女摇仙佩》中就塑造了这样一位美丽的女子:“取次梳装,寻常言语,有得几多姝丽?拟把名花比……争如这多情,占得人间,千娇百媚……为盟誓,今生断不孤鸳被。”词中女子可谓美若天仙,楚楚动人。“占得人间,千娇百媚”,作者一见钟情,爱恋之心顿生。也正是在这个形象中,洋溢着柳永对那些被压迫、被损害的人的爱,是一种高级、永恒的审美情感。
第二:赞美了风尘烟花女子的真挚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世人也许皆道风尘女子的水性杨花、朝三暮四,但在六次中他们确是痴情女子的化身,是执著地追求爱情与幸福的多情女子。如《望远行》云:“永日画阑,沉吟独倚,望远行,南陌春残悄归骑”希望以此来感悟对方,博得爱。还写出了女子不见君的思君幽怨,如《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限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构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拌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第三:代歌妓批判谴责男子的薄情寡义。在柳永的陛下也并非所有的女子都是温柔软弱的,也有有个性的大胆的、泼辣的女子。如《锦堂春》:“依前过了旧约,甚当初赚我,偷剪云鬟。几时得归来,香阁深关。待伊要尤云雨,缠绣衾,不与同欢。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更敢无端?写出女子并非为求爱而委曲求全的个性。
第四:道出了烟花女想要洗心革面从新做人的愿望和心事。宋代妓女严蕊在其《卜算子》词中所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既反映了身不由己的苦闷,又表达了她希望跳出火坑,赎身从良,重新获得自由的愿望。柳永的《迷仙引》:“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词反应了风尘女子对卖笑生活的厌恶和渴望得到“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的真正爱情生活愿望。
第五:柳永笔下的歌妓都是充满了聪明才智的。宋代歌女,不仅聪明美丽,能歌善舞,而且能作诗填词,甚至有的还能和柳永和词,如《惜春郎》“属和新词多俊格,敢共我勍敌。恨少年,枉费疏狂,不早与伊相识。”这就肯定了她们的价值,并且真实的映了她们的面貌。
在宋词中,也有很多文人如欧阳修、晏殊的笔下也出现了许多的女子,但他们对女子的看法,是以自己为本位,站在一个欣赏者的角度,她们希望从她们的美丽、温柔、多情中得到享受,却没有平等的交流。或者是把情感生活看作是自己性情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生命。”“但柳永不同, 他总是直接进入闺情之中, 体会或是承担那种种的喜乐哀怨, 从而用自己的心喊出闺阁的声音。”有时他甚至亲自充当故事的主角, 将自己的情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总之,在我国古代词史上,柳永是第一个站在全面的角度上观察和了解烟花女子的,从她们身上发现了真善美,代她们抒写怀抱,做她们忠实的、称职的代言人。这就使得他的艳词充满了女性人格魅力,闪出点点的人性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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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早期的中国在英国人眼中是一块令人神往的人间乐土。在14世纪的英国散文家曼德维尔笔下,中国是一个世间珍宝无奇不有的蛮子国,那里有世上最强大的大汗君王,以及他那布满黄金珍石,香满四溢的雄伟宫殿。到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更是进入了“中国热”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几乎成了英国人眼中的典范,中国的理性主义,王道思想以及科举制度受到了众多英国文人的赞赏和追捧,大部分英国人把中国视作一个和平繁荣文明的乌托邦国度。虽然这期间也有少数作家对中国持否定态度,如十八世纪初的著名小说家笛福,曾在其《鲁滨逊漂流记续编》及第三编《感想录》中肆无忌惮的攻击中国文化,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正面的。
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开始,情况有所改变,英国人对中国的批评开始日益尖锐。1793年,英国派马噶尔尼出使中国,试图打开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但因为清政府的封闭无功而返。马噶尔尼使团回国后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和书籍,撕碎了中国理想国的面纱,西方人似乎恍然大悟,原来那个被他们所崇拜仰慕的理想国竟是如此封闭落后,停滞不前。中国形象开始一落千丈。
到了十九世纪,“中国热”现象已经彻底结束,欧洲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摒弃期。这时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落后愚昧,停滞不前,野蛮的国度。中国人逐渐被视为劣等民族,成为被蔑视的对象,毫无疑问,这种观念会融入英国作家的创作之中,并直接影响他们对中国形象的塑造。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将中国人视作与印第安人,摩尔人,马来人,东印度人一样的低等民族。华兹华斯没有到过中国,他对于中国的印象来自巴罗所写的《中国见闻》,巴罗是马噶尔尼使团的成员之一。这本书对于中国的评价非常低,书中写道:“这个民族总的特征是傲慢和自私,伪装的严肃和真实的轻薄,以及优雅礼仪和粗俗言行的牢固结合。表面上他们在谈话中及其简单和直率,其实他们是在实践着一种狡诈的艺术,对此欧洲人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去应付”巴罗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很多英国文人对于中国的看法。
而在散文家德•昆西笔下,东方中国是一场恐怖的噩梦,是个停滞腐朽的国家,中国人低能又野蛮无知。他说:“如果被迫离开英国住在中国 ,生活在中国的生活方式,礼节和景物之中,准会发疯。”所以他不仅赞成向中国贩卖鸦片,还主张用武力去教训那些未开化的中国人。
在拜伦眼中中国人也是受到嘲笑蔑视的对象。他在《唐璜》第13章第34小节中写到 “一个满清的官吏从来不夸什么好∕至少他的神态不会向人表示∕他所见的事物使他兴高采烈”。在这里表现了中国人的虚伪、冷漠、和对内心真实情感和自我的压抑,而这些都被是注重表现人内心真实情感的浪漫主义者所鄙视和嘲笑的。
诗人雪莱也把中国人当作“未驯服”的野蛮人,他在其抒情诗剧《希腊》中写道:“如果没有希腊文明,西方人也许至今仍是野蛮人,或许更坏,社会会弄到那种停滞而悲惨的境地,像日本和中国那样”
达凯莱在其叙事诗《一个悲惨的故事》中也写到了一个中国人,他唯一操心的就是一条神秘的 “英俊的猪尾巴”“他费劲儿的想把它拿到前面来,他却总是垂在屁股后面,他对此束手无策”这条猪尾巴,暗示了中国人的落后停滞与保持原状。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国力已经非常强盛,慢慢走上了霸道之途,他们的民族优越感和傲慢感也愈演愈烈。对中国人的蔑视也是与日俱增。狄更斯笔下人物曾说过:“中国怎么可能有哲学呢?”丁尼生也说:“在欧洲住五十年也强似在中国过一世”
1858年4月10日,英国的《笨拙》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首为广州写的歌》的诗歌,诗中写道:“约翰•查纳曼简直是混蛋,他要把全世界来拖累,这些顽固残酷的中国佬长着小猪眼,拖着大猪尾。一日三餐吃的是令人作呕的老鼠,猫狗,蜗牛与蛆蜒。他们是撒谎者、狡猾者、胆小鬼。约翰牛来了机会就给约翰•查纳曼开开眼。”这份杂志在英国家喻户晓,影响力很大。短短半个世纪,中国已经从欧洲人眼中的理想国沦为被侮辱和耻笑的对象。
到了十九世纪最后一二十年,英国进入一种文化自我怀疑时期,面对逐渐崛起的东方国家如日本和中国,西方人的态度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西方人一如既往的贬低中国人,认为黄色人种是低劣的人种,只有白人具有高贵血统。另一方面,中国义和团在抵抗外敌入侵时表现出的英勇气概给了欧洲人强烈的震撼,很多欧洲人开始对中国人感到忧心和恐慌。一种被称为“黄祸论”的论调席卷西方世界。
皮尔逊是“黄祸论”的第一个阐释者,他在其《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中论述了中国人的可怕,认为“如果中国有一个足够出色的君主,再学习到西方先进的科技,就会成为一个任何西方国家都不敢轻视可怕的国家,他们早晚会溢出自己的边界,扩张到新的领土,并且把较小的种族淹没掉。对欧洲国家造成军事、道德、经济上的威胁。”1900年,有关义和团的传闻给西方带来了了普遍的恐慌,在他们的想象中,“漫山遍野的黄种人在亚洲广阔的天幕下,排山倒海的扑向西方人孤岛式的据点,哪里的文明之光将被这野蛮残暴的黄色浪潮吞噬。”
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当时在英国甚至出现了一些描写中国入侵的小说,这些小说表现出强烈的种族歧视态度。到20世纪初,甚至演变成了一种妖魔化中国的风气,最突出表现在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塑造的一个阴险邪恶的中国人物形象身上,他就是傅满楚。这个人物集整个东方民族的狡诈残忍于一身,暴露了西方人恶意丑化和妖魔化中国人的阴暗心理。
总的来说在摒弃中国文化的十九世纪,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中华民族被视为野蛮愚昧的民族。但是主流之中也有例外,比如:英国作家兰陀就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之邦,在其《想象的对话》中有一篇题为《中国皇帝与清蒂之间想象的对话》的文章,文中他以理想的中国与英国相对照,指出中国是一个和平、公正、民主的国家。唯美主义者王尔德也很向往东方艺术,对《老庄》哲学颇有共鸣。然而这种艺术理想,在欧洲19世纪的中国文化摒弃大潮中显得非常脆弱。
总之,从18世纪末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就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世纪,中国已经从文明古国彻底沦为野蛮落后毫无生命力的国度。这个变化绝不是偶然的,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晚清政府的封闭落后,腐败无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原因。
从18世纪后期开始这个自诩为世界中心的大清国就开始走下坡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无能表现令中国人民饱受屈辱,清政府的专制、黑暗可见一斑。于是当时的西方人习惯性的将中国描绘为一个贫穷落后,腐败成风,没有民主人权的国家,虽然其间不免有夸大之词,但与当时中国的状况也绝非没有吻合之处。即使按照我们所学过的教科书的观点,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政权腐败,民不聊生,而这也正是我们要推翻封建专制进行民主革命的原因,因此我们绝不能简单的斥责西方对我们的歪曲和丑化,而是必须首先审视自身,正确的认识自己,这是我们能够不断进步的先决条件。
同一时期的英国国力却已很强大,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进步,交通也越来越便利,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到中国,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日益增多。这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不再是来自传教士带有美化的宣传,而是褪去了理想色彩,更加接近真实的中国。随着自身国力的日益强大,优势日彰,英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前所未有的高涨起来,面对在许多方面比自己落后的东方文化,一种鄙夷之情就油然而生。“社会基础即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以及文化实力在异国形象的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时强大的英国面对日渐贫弱、没有进步、闭关落后的中国自然的就会采用俯视的视角和轻视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这也是这个时期中国负面形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在异质文化接受交流的过程中,一个国家往往被另一国家视为“异已”的他者而存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是这样,在英国作家眼中,中国是一个和他们自身不同的“他者”,是一个文化利用的对象。早期的英国对中国了解有限,很多思想家和文学家感到了他们自身文化中的缺憾,就把自己的文化梦想投射到与他们自身完全不同的东方文化中,希望从中国形象中找到一种可以改变现状的力量,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英国人内心的渴望,所以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往往是理想化的。
到了19世纪,英国的国力逐渐强盛,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优越感也与日俱增,这样的英国需要一个“他者”作为对比来肯定自身的优势。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被否定的他者,他们试图从中国的落后,愚昧贫穷中来印证他们自身的强大,先进和优越,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形象就被夸大的负面化。虽然这里面并非没有真实的成分,但很多都被恣意的夸大了,甚至还有很多刻意的谩骂和侮辱。建立在欧洲中心论和种族歧视基础上的黄祸论不仅反应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仇视心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们自身的一种文化恐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华民族的逐渐崛起。
至于19世纪的少数作家对中国文化深表赞同,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利用的现象。西方人向来很有自省意识,他们对照自身文化的不足之处,渴望从异质文化中寻找一些可以改善自身的东西。但这并不表示中国文化就真的融入了英国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归根到底,他们只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异己的“他者”,一个文化利用的对象。所以其笔下的中国形象也并非真实的中国,而是建立在他们自身需要基础之上的想象物,是其自身欲望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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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今人逯钦立辑录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陈诗》统计,江总现存诗歌103首。在其诗歌中,宫体诗约有30首。沈玉成先生曾经在《宫体诗与玉台新咏》一书中讲到关于宫体诗的所包含的内容,认为“(宫体诗)较永明时期更加狭窄,以艳情为多,其他大都是咏物和吟风月、狎池苑的作品。”《隋书》对官体诗的评价是“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宫体诗。这是时代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在宫体诗中,涉及到许多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江总生活在梁陈年间,其诗歌必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在众多的诗歌中又有其独特的一面。
在官体诗中,有许多诗歌内容描写的是历史上那些特别的传奇女子,她们或坚强不屈、不畏强权,或忠贞为一,从一而终;或一朝背弃,终生凄苦,江总诗歌亦是如此。
“绿珠含泪舞,孙秀强相邀”(《洛阳道·其一》),描写的是西晋石崇的爱妾绿珠被孙秀看上,绿珠誓死抵抗一事。绿珠能歌善舞,为世人所艳羡。当时附和司马氏的孙秀因得不到而生恨,嫉恨于石崇,绿珠受牵连,坠楼身亡。“羞作秋胡妇,独采城南桑”(《梅花落·其一》)用了“秋胡戏妻”这一典故。汉代刘向《列女传》记载了秋胡婚后五日到陈地求官,五年后返回故地。在路旁遇见美女采桑,以金钱调戏,妇女不接纳。回到家后,妇女才发现施以重金的男子竟然是自己魂牵梦萦的丈夫,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投河而死。绿珠与秋胡妇含恨而死,皆为忠贞的化身,在江总的诗歌中,表现了对她们命运的同情和慨叹。历史已成为过去,但历史长河中总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弦心艳卓女”(《和衡阳楼下高楼看妓》)、“卓女弄弦心”(《赋咏得琴》),卓女指卓文君。这两首诗主要是侧面烘托出歌妓高潮的琴艺。“织素那复解琴心”(《杂曲·其一》),“琴心”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在这首诗中作者反意用之,用来表现弃妇的幽怨心理。自己只懂得织布,欣赏不了高雅的琴声传来的美妙用意,然而夫君却弃我而不顾,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不懂琴声吗?
“团扇箧中言不分”(《怨诗·其二》),汉代班婕好曾作过《团扇歌》,又名《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如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置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写出了一个薄命女子的怨情。班婕妤才貌兼备,颇受成帝赏识,其后赵飞燕姊妹进宫,班姬失宠,退守太后,红颜薄命,凄苦一生。
悲剧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不完美的结局更能引起人的共鸣。与梁陈文人稍微有点不同,江总诗歌中这些历史女性都有着悲剧命运,皆“为情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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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为基础数据,分析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近15年来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加剧。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气候变化中国经济论文相关范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关键词:气候变化 经济
气候变化中国经济论文
本文的主要数据源是年鉴资料(1992~2006)、公报资料(1991~2005)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公布的统计资料(1991~2005)。依据以上数据源,整合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8种影响,即洪涝、干旱、台风、风暴潮、风雹、低温冻害、病虫害和火灾对农林牧渔业以及其他领域的直接影响。其中的小部分资料为量化非经济指标,参考了1991年以来《中国物价年鉴》的统计价格,先将直接从数据源中获得的量化非经济指标转化为与该时期价格相匹配的量化经济价值指标,然后将量化的经济指标与统计资料中直接获取的经济指标按照以上的分类计算得到各种影响的经济损失,8种影响的直接经济损失总和即为气候变化的经济响应评估值。
2.1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直接影响1991~2005年气候变化对农业经济的直接影响1992~2005年洪涝灾害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在214亿~1159亿元之间,经济损失的上升趋势不明显;1991~2005年干旱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在102亿~603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
1991~2005年风雹、低温冻害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24亿~90亿元、8亿~74亿元,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5年农作物病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38亿~245亿元之间,1991~2000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4~2003年台风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上升趋势不明显,经济损失为3亿~58亿元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近百年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近50年来气候变暖尤为明显。
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不显著,但区域降水变化波动较大。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农业是对气候变化反应最为敏感的领域之一。1991~2005年干旱、病虫害、风暴和低温冻害对农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均呈现上升趋势,洪涝和台风的损失上升不明显。在未来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极端高温事件将增加,未来的干旱和洪涝灾害亦将增加。农业生产将更加不稳定,产量波动增大,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出现变动,种植制度和作物品种将发生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将发生变化,农业成本和投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受气候变化影响,农业遭受的损失会更加严重。
2.2中国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响应1991~2005年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623亿~2551亿元之间,经济损失上升趋势不明显;1991~2005年干旱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02亿~603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现上升趋势1995~2005年台风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54亿~90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上升趋势不明显;1991~2005年风暴潮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3亿~308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5年农作物病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38亿~245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3年森林病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33亿~88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下降趋势;
1996~2002年草地病虫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在6亿~3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5年风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5亿~138亿元之间;1991~2005年低温冻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6亿~180亿元之间;1991~2003年森林火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亿~17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6~2002年草地火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0.06亿~1.25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下降趋势(1991~2005年因气候变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932亿~357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明显上升趋势;相当于当年GDP的1.08%~5.70%,比重呈下降趋势。GDP年际增长率呈下降趋势,而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直接经济损失年际变化率呈上升趋势。在GDP增长过程中,因气候变化造成的直接损失显著抑制国民经济的增长,成为削弱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3.1结论
以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为基础数据,分析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近15年来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加剧。1991~2005年期间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932亿~3570亿元之间,呈明显上升趋势;所占GDP的比重为5.70%~1.31%,呈下降趋势。在此期间,干旱、农作物病虫害、草地病虫害、风暴潮、森林火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呈现上升趋势;洪涝灾害和台风上升趋势不明显;森林病虫害和草地火灾呈下降趋势。2000年以来自然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一直稳定在相当于GDP1.08%~2.05%的水平,气候变化对国民经济存在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3.2讨论
据《中国灾情报告》统计,我国每年仅气象、洪水、海洋、地质、地震、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灾害等7大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折算成1990年价格):50年代平均每年约480亿元,60年代平均每年约570亿元,70年代平均每年约590亿元,80年代平均每年约690亿元,90年代前5年平均每年约1190亿元,经济损失逐年增加。建国近50年来,各种自然灾害经济损失高达25000多亿元,平均每年造成的损失大约是平均GDP的3%~6%,财政收入的30%左右,是发达国家的数十倍。
我国GDP连续多年保持8%的高速增长,但各种灾害造成的损失也在逐年上升。1989~1996年,中国每年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在3%~6%之间,平均为3.9%。
所不同的是,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自然灾害不包括地震、赤潮、人为诱导的地质灾害和火灾等。1991~2005年由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932亿~357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明显上升趋势;损失相当于当年GDP的1.31%~5.70%,呈下降趋势。尤其在2002年GDP首次突破10万亿之后,2003~2005年GDP保持13.96%、16.99%和33.55%高增长率的情况下,2000年以来经济损失一直维持在GDP1.08%~2.05%的水平上,直接经济损失对我国GDP的负面影响并没有随着经济迅速增长而减弱。
我国目前观测到的气候变化影响远不止上述8种,还有:20世纪50年代以来,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1.4~3.2mm•a-1,西北冰川面积减少了21%,西藏冻土层减薄,最大可达4~5m,四川、青海和甘南草原产草量下降;20世纪80年代以来,春季物候期提前2~4d,海南和广西还发现珊瑚白化现象,六大江河实测径流量都呈下降趋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祁连山山地森林面积减少16.5%,林带上升400m,覆盖度减少10%,西南地区、三江平原和青海的湿地面积减少,功能衰退,气候变化对虫媒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洪涝灾害后,感染性腹泻,如霍乱、痢疾、伤寒、副伤寒等病例增加。这些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缓变性影响尚没有从经济的角度开展研究,若不采取应对和缓减措施,其中一些影响将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致命的毁坏,功能的衰退或丧失造成的潜在价值损失可能也远超过直接经济损失。我国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与2000年相比较,2020年年平均气温将升高1.3~2.1℃,2050年将升高2.3~3.3℃;未来50年年平均降水量将呈增加趋势,预计到2020年,全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增加2%~3%,到2050年可能增加5%~7%。未来100年,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可能性增大;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荒漠化可能加重;沿海海平面仍将继续上升,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将加速退缩,一些小型冰川将消失;草原承载力和载畜量的分布格局将发生变化;
主要造林树种的分布发生变化;河流的径流量下降,平均年降水量偏少,以及海平面升高、冰川退缩、湖泊水位下降、湖泊面积萎缩、海水入侵、海岸侵蚀、冻土融化、河湖冰迟冻与早融、中高纬生长季延长、动植物分布范围向极区和高海拔区延伸、某些动植物数量减少、一些植物的开花期提前,冰川、珊瑚礁岛、红树林、热带雨林、极地和高山生态系统、草原湿地、残余天然草地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等仍面临适应能力有限的问题,容易受到严重的、甚至不可恢复的破坏危险,缓变性的经济影响随气候变化的加剧继续加重。未来加强研究其经济影响对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气候变化影响至关重要,但是评价难度也远大于直接突变性经济影响,需要各国给予足够的重视,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从我国15年来GDP的增长率与气候变化直接经济损失增长率的变化趋势来看,我国GDP增长率逐渐下降,气候变化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增长率逐渐上升。随着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政策性措施的实施,以及节能减排技术的进步,经济损失增长率应该会有所下降。
但是,目前灾害直接损失没有统计毁坏设施的灾后重建和修复费用,还有一些没有从经济的角度量化到已有的直接影响。因此,对直接经济影响的评估值可能比其真实值要小得多,实际经济损失值增长可能会更快。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灾害评估方法的改进和认知水平的提高,以及对灾害影响的研究愈来愈受到重视,前期的直接经济损失缩微化的程度可能比后期要大得多。
过去的十几年中,一直致力于探索统一的灾情损失评估指标体系和完善的评估技术规程,以提高灾情损失结果的可信度和可比性,以便更准确反映灾害的实际损失状况。可是由于评估内容复杂而且繁琐,加上还需统计因灾毁坏设施的修复和重建费用,更增加了准确估算损失的难度,以致到目前为止仍是灾害研究面临的一个关键而棘手的问题。
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评估结果与实际损失越来越接近,但灾害发生过程中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关系极其复杂,影响广泛,亟待构建更科学完善的评估系统来提高气候变化造成损失评估结果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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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仍有少量电影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女主人公对曲折命运的抗争、对自我信仰的救赎等主题,阐释了女性直面苦难生活、追求自我价值所做出的努力。这些女性形象以其坚忍、顽强、执着散发出地母般的光辉,深入人心。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国产电影女性形象对大学生心态的影响探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国产电影女性形象对大学生心态的影响探析
近年来,国产影片在商业化大潮的推动下蓬勃发展,作为国民的精神文化产品,它不仅仅只是一种娱乐方式,其影响因子越来越多地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建构着人们的审美判断、价值取向和消费生活。大学生相对宽裕的时间、激荡的闲情使其成为观影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加上网际传播的迅猛发展,为其观影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因此,国产影片潜移默化地塑形着大学生的道德及理念。本文即以近年来国产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为切入点,尝试分析其对大学生文化心态的影响。
近年来经济利益的驱动掀开了影视女性唯美朦胧的面纱,作为票房链条的重要一环,大部分女性形象重归附庸和花瓶的角色,为满足官能享受抛弃了精神的追求,对钱权欲的张扬、对色相的赞美被作为释放生命本能而加以浓墨重彩。
《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巩俐雍容华贵,机关算尽,不甘命运束缚,这种宫廷争斗有些意思。但影片靠丰乳来博得观众眼球,将叙事和女人身体联系起来,编码视觉刺激,以满足男性凝视快感的意图实在明显。《北京遇上西雅图》中汤唯洗尽铅华,收放自如,女人味经过每个毛孔,魅力放浪于举手投足间,这是影片最具酣歌处。
至于剧情,闯入西雅图的北京小三,因为漂亮,不再承受道德惩戒,刁蛮任性的她身边尽是浑金璞玉、仁言利博,生活给予了全部的温情脉脉,拜金女瞬间蒸腾成情义兼具的高贵女神,最终与稳重、善良的男主人公花成蜜就、功行圆满,看上去不过是虚假老套的桥段。《小时代》中闺蜜真情固然可贵,但影片在展示女主人公美貌上不惜血本,娇俏杨幂、女王郭采洁、温柔郭碧婷都少了太多的现实感,其中赤裸裸地拜金、炫富灼伤人心。
商业价值驱动电影女性形象欲望化、他者化,这对大学生价值导向起了重大影响。父权制消费文化决定了美丽、温柔、依附方是女性的美好品格,塑造女性身体获得靓丽外形才是一生奋斗的目标,嫁个好男人从此富贵逼人才是成功的终极意义。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几十年来女性不断努力而逐渐觉醒的个体意识又复归失语,女性再次沦为边缘,集体性的选择缄默与屈从。
在调查走访中我们发现,认为“干的好不如嫁的好”的女大学生比例占到48.2%,支持“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的女大学生占到71.6%,去过美容院、整容机构或对其关注渴望,想要改变自身容貌的女大学生占到了88.7%。在女性启蒙、女性教育不断深化的今天,这一数字比例所呈现出的女性自我认同及性别意识低下的状况是引人深思的。可以说,很多国产电影正在用男性的控制权力,实施着对女性形象的剥夺,致使女性尤其是处在成长期的女大学生们再一次向父权中心回归,成为市场开放、经济发展的祭品。
“青春”是永具魅力的话题,近年来几部记录青春成长的影片以温情的回忆和细腻的体验引发了集体的青春记忆,其中女主人公们或桀骜不驯或温婉可人,比起空洞的貌美炫富更为真实动人。
《山楂树之恋》中坐在自行车后欢笑的静秋所守护的干净纯粹、至死不渝的爱情温暖人心。《致青春》中敢爱敢恨的郑微,真实坦诚又霸道任性,为了爱勇往直前,无论是在舞台上高唱《红日》亦或是在男生宿舍内无赖纠缠,她的执着惹人怜爱,而受伤后的坚强与成长更显露真实。《失恋33天》中鲜活泼辣的黄小仙逐渐摆脱失恋阴霾重建生活信心的故事也让人感动。至于《那些年》和《同桌的你》虽然女主人公都流于内向、羞涩,但其中对于真诚、质朴、单纯的讴歌仍给人难以磨灭的记忆。
迷茫与空虚,反叛与暴力,励志与理想,单纯的爱情,这些青春的独特体验纷纷在影片中呈现,朴实而真挚,不仅勾联起不同年龄段人群对青春往事的追忆,更以一种青年人独有的视角对人的生存意义进行探寻,对精神世界铺陈书写,这些青春女性形象引领了大学生思想成长的航路,并为其提供可借鉴的社会生活情境和经验,给予孤独、焦虑的现代大学生以精神上的慰藉。
近年来仍有少量电影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女主人公对曲折命运的抗争、对自我信仰的救赎等主题,阐释了女性直面苦难生活、追求自我价值所做出的努力。这些女性形象以其坚忍、顽强、执着散发出地母般的光辉,深入人心。
《立春》围绕女主人公王彩玲的艺术追求与生活坎坷展开,出生于封闭小县城的王彩玲相貌丑陋,却钟爱高雅的歌剧艺术,她渴望爱情,渴望实现艺术理想,拥有崇高的精神追求。虽然影片展现了她在生活现实的磨折中一步一步消磨后退的无奈,但那不甘平庸、与现实痛苦抗争的执着让人感动。影片是残酷的现实主义作品,以统归庸常收束,但其中对理想的狂热追求亦在阐释人生应该用过程的精彩对抗结局的虚无这一哲理意义。
《金陵十三钗》讲述1937年南京沦陷时秦淮河畔风尘女子与教会女学生共同面对一场生死浩劫的故事。这群被视为下贱胚子的妓女活在社会底层,但她们在侵略者的屠刀前激发出的侠义血性感人至深。墨玉说要记住世人的谩骂,正正这千年恶名,她的高格调源于悲苦的命运、辛酸的过往和不能泯灭的人性。那些秦淮名妓的价值追求给现世万千搏出位的女艺人好好上了一课,原来身体是这样用的。
进入新世纪后,对底层民众生活状态的关注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主题,然而电影作品却因过分追求商业效益、追求经济噱头而轻视了对庸常生活的表现,仅有的几部优秀作品展现了底层女性的生活境遇与理想追求,心灵救赎和自我解脱的过程,真实刻骨震撼人心。这些看似贫瘠、丑陋、卑微的生活弱者却因拥有不畏艰难、永不放弃、不甘平庸的心而熠熠生光,这对价值迷茫、精神贫困的现代大学生而言,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总之,近年来国产影片中女性形象以貌美富贵型为主,虽也有单纯青涩、坚强执着等类型作为补充,但仍免不了流于对钱权欲的膜拜,这就对整个国民文化心态尤其是处于成长期的大学生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在全民追星的年代,国产电影责无旁贷地需要塑造出有价值有意义的偶像形象,以引领社会风尚、体现社会文明,反映人们精神世界更高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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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论文:浅论新世纪女性诗歌。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浅论新世纪女性诗歌全文如下:
摘要:女性写作在当下面临双重困境,从文本来看,要么是表达女权主义性政治的肉身写作,要 么就反其道陷入与男权话语同谋的无性别写作当中。21世纪的女性诗歌率先打破了这样的困惑,以 更为先锋的姿态,总体表现了技术更加内在、启蒙的另一种承诺和超前性的身体叙事,为女性文学在 新世纪面临存在身份的转换时,开辟了一条必经的先驱之路.
关键词:女性诗歌;技术内在化;自由;先锋
论文正文:
上世纪80年代,翟永明、伊雷们以大胆想象 创造的“黑色意识”,让世人惊厥地赞叹,从而完成 了女性写作觉醒、确认的历程。到20世纪90年 代,女性诗歌则进入了一个回归词语本身、直面语 词世界、较前更加偏重技术成分的语言写作阶段.
然而面对时代车轮的快速前行,其本身技术的制 约和有意淡化性别意识的方法并没有将当初女性 诗歌的先锋地位坚守。这种看似热闹实为无序的 诗歌,普遍缺乏博大的襟怀、理想的终极追求和高 迈伟岸的诗魂支撑。进入21世纪,历史场景的深刻变迁赋予了诗人新的历史身份与社会地位,迫 使试图继续写作的女诗人重新定位,重新设计自 身,因而一种对新维度、新叙事、新先锋的吁求显 得极为迫切。女性诗歌以分外的灵性,紧跟时代步 伐将自己从女性文学当中再次托举。一时之下我 们嗅到的这股诗风,似乎将我们从上世纪女性文 学辉煌后的遗憾当中重新振奋,使我们聆听并隐 约看到了女诗人正在为女性文学确立起新的姿态 和新的品格.
如女诗人郑敏所说:“女性主义诗歌中应当不 只是有女性的自我,只有当女性有世界、有宇宙时 才真正有女性自我”。[1]进入21世纪,女性诗人在 创作上展开了她们新的探索,诗歌外表更加朴素, 技术更加内在,立场更加清晰,目的都是为了摆脱 之前极端“私人化”的窠臼,不再局限于身体和欲 望,而是将视域投射得更远。她们更多地作为生存 个体对事物与心灵本身进行了充分而有的放矢的 表达,对事物及其细节的纹理把握更为合理且更 具说服力,其共有的当下的个人立场,让我们真实 地感受到了她们是站在此时此地的生活中发言.
这种加强心灵力量的探索,有效地矫正了上世纪 80、90年代女性写作当中过多关注个人内心、少有 对外在事物眷顾的写作取向,从而在文本上做出 了一种既表达内在心灵的感受,同时给予外在事 物以真诚凝视的先锋举动.
这首先表现在老一代诗人翟永明进入21世 纪后新风格的形成。早在20世纪末时,翟永明就 在一篇文章中自省地说:“女诗人正在沉默中进行 新的自身审视,亦即思考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一种 超越自身局限,超越原有的理想主义,不以男女性 别为参照但又呈现独立风格的声音。”[2]显然,这段 话表明了翟永明已经走出了上世纪80年代激情 反叛的阶段,以超越性别的声音召唤新风景的到 来。走出黑夜的翟永明,她的诗歌仍然具有女性意 识,只是淡化了性别对抗的色彩,侧重表现历史和 文明进程当中的大事件。以一首写在柏林的最后 一首诗《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为例,我们看到了 这位女性作家在数年的时光打磨中,依然才思过 人,并以优异的想象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中处 理了对事物的体验和对外在世界的认知。
战争中 的柏林,在诗中不是史实地呈现,更不是虚构,它 依靠女诗人的“记忆”,将“城市”、“建筑”作为记忆 的主体,去想象,让读者捕捉到经历了战火洗礼的 柏林在诗人这里更值得审视。“轻伤的人,重伤的 城市/六千颗炸弹砸下来/留下一个燃烧的军械 所”———于此,在同情城市建筑不幸遭遇的同时引 导读者不由得去追溯战争的本质。这时,那个曾以 《女人》组诗崛起的诗人,在当下,她的女性意识并 不限定在以外在技术的陈列来伶牙俐齿地反叛男权上了,战争、权谋、罪责的主题在注重朴素外表 的内在技术下,将这个历史场域中的大事件通过 个人立场的表达为女性诗歌存在转换的起点明确 了方向.
相对于一代老诗人的转变,在新世纪表现更 加突出的一些新锐诗人中,蓝蓝的诗歌以强烈表 现对事物保持的“温度”和敏感力,成长为新世纪 引人注目的亮点。其诗歌中不仅有宽阔的视域、奇 异的想象,文本特异的朴素技巧也更加呈现出丰 盈的美感和生命力。在这迅疾变化和充满诱惑的 时代,蓝蓝忧伤的叹息、感恩的赞美和不灭的童 心,让我们葆有一种不曾放弃的品质;她节制的表 达实现了对心灵世界的追问和对事物深入而内在 的思索。如《鹤岗的芦苇》、《野葵花》等对生命感怀 的诗歌———“我看见秋天活在一根芦苇上/呼唤我 进去/湮没或者下沉/芦花像一场铺天盖地的大 雪/纷纷落满湖泽”,“野葵花到了秋天就要被/砍 下头颅。/打她身边走过的人会突然/回来。天色已 近黄昏,/她的脸,随夕阳化为/金色的烟尘/连同 整个无边无际的夏天”。诗人将创作主体与对象主 体的并置,让人感觉到生命原本对于“野葵花”、 “芦苇”也会那么重要,与此同时,诗人在忧伤而美 的抒情中,以心灵的共鸣呼吁了世人对大自然的 爱和同情。用诗人黄礼孩对蓝蓝的评价:“蓝蓝正 走在完成自己的途中,正走在给予世人更多爱和 信的途中。”我们不妨也可以说成,女性诗歌正在 走出偏狭,正在走向通往宽阔的途中,到达心灵与 事物的本身.
无可置疑,上世纪80年代的女性诗歌是先锋 的诗歌,女诗人们以强调个人自由,反叛男权为目 标,启蒙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但在经历了20世 纪90年代写作意识集体继承并逐步在文学领域 完成女性意识的确认之后,这样的启蒙似乎显得 平庸和传统。新世纪,一些女诗人在有意寻求转变 的同时,仍然以先锋的势头担当起这个文学的最 高理想。这时她们以成熟的理念参与整个世界,在 人性、存在的光芒下,维护着尊严、理想、受难和博 爱,公正、自由、平等以新的模式进入人们的视野.
洪治纲在《守望先锋》里提到,带有先锋气质的文学,它们“不是针对文化蒙昧的社会现实,不只强 调理性的思想建构,而是指证自我精神的觉醒,即 人对自身生命潜在状态的发掘、人性本质的拷问、 非理性生命景观的描述,它是一种人性的启蒙和 存在的启蒙”[3]。正是这样,新世纪的女诗人在先锋 探索的途中尽管显得各自为阵,但她们从不同角 度,以不同的体验方式,展示了不同境遇中的生存 感受。在启蒙的感召下,她们承诺要作为独立的 “人”,并以“女人”特有的性征投入到提升灵魂、丰 富思想、充实精神的神圣使命当中.
作为女性,女性诗人们在建构启蒙命题时首 先能做到的便是以她们人性中固有的博大和温 情,仁爱、善意地看待这个世界,爱怜、呵护弱小, 伤感与恐惧于苦难。明智的是她们并不以此过多 地对社会现实提出批判,而是以个人的觉醒,提示 自己应该做什么,自己引导自己。翟永明在本世纪 初创作了诸如《雏妓》、《老家》等关怀社会弱者的 诗歌。《雏妓》一诗,对一个未成年少女被蹂躏的遭 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她12岁瘦小而且穿着肮 脏/眼睛能装下一个世界/或者根本已装不下哪 怕一滴眼泪;”《老家》:“蜂拥而至的/除了玉米肥 大的手臂/还有手臂上密密麻麻的小孔……老家 的皮肤全部渗出/血点血丝和血一样的惊恐”。读 这样的诗,我们看到转变后的翟永明用敏锐的疼 痛感和一颗朴素灵魂对世界深切而悲悯的抚触.
作为读者,我们同情着诗歌里的人,而同时更是给 自己一个明辨,它是悲切过后的精神壮大,是自己 呼唤自己的智性苏醒.
崛起于新世纪的女诗人宇向,她从一开始出 现就站在了成熟诗人的行列。写在2005年的一首 《洪》———“我的儿女们自远方传来消息/他们在我 之前/携手死亡/而依然流连这世界的人们/你们 还不来/咒骂我/我为你们的死已写诗多年”——— 其中的一种痛楚感使人深深震撼。然而更值得关 注的是,这首诗所写作的时间显示它显然是受到 2005年某镇山洪灾害中小学生死难惨剧触发写下 的,但诗人在论坛贴出诗作时,注明并不是为因这 次“惨剧”而发起的“纪念专题”而写。由此,可以看 出诗人的写作态度,即她试图超越一种社会关怀, 而达到一种更深切的反省和自信的个人承担。对于女性诗歌来说,关于启蒙的命题建构还 表现在她们总是以精致的思维、巧妙的角度将社 会和历史的变动聚焦在“精神性存在”上面。
“精神 性存在只可能出现、存活在人们的精神性生活中, 也就是说,只有过着精神性生活的人才会留意并 感知到它们的存在”[4]。对于女性诗歌创作者来说, 她们对新世纪的存在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 即通过形而下的物质经验和外在体验,最终却用 精神捕获把捉,去感受,体认,从而达到了存在启 蒙的先锋实验。诗人林雪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 写下了一系列如《在绵阳》、《请允许我唱一首破碎 的苕西》等诗歌,诗中她对悲剧性和不幸的存在给 以关注和观照,其中有深情的呼唤:“一首诗能拯 救什么?/能不能让一个人活下去/并且唤回游荡 在玉米田/和空旷野地上的亡灵”,此外还有一些 诗句,她将直观的场景纳入为自己的感受、体验对 象。“在这里,我才知道,以前/我用过的‘破碎’, 从没像现在/我看到的这么绝望、彻底”,但终究作 者让我们感动的是“:破碎中,我们还有灵魂/是完 整的。并且继承着了‘/海岸上的大地,以及大地之 上。那太阳’”,就在这沉重的、厚厚的感情中,它们 已然将作者从外在体验中抽升为赋有内蕴的、十 分到位的启蒙特质,作者也自然要对其中积极进 取的启蒙要素作出自我的推介和挺立.
众所周知,上世纪女性文学呈现的先锋叙事 特征主要归功于她们对性和身体的大胆探索。但 她们在反叛和无畏的精神当中,尽管以先锋的姿 态保持着对抗和消解,却将女性诗歌置于个人化 的极端张扬与过度欲望化的审美误区。尹丽川、伊 雷们的诗歌,从肉身和下半身出发,强调“这只是 一个起点”,事实证明其中内在化的男性视点反倒 消解了自己。确实,如评论家谢有顺申明的那样 “写作中的身体绝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肉体———肉 体只有经过了诗学转换,走向了身体的伦理性,它 才最终成为真正的文学身体”[5]51.
相比起来,21世纪的女性诗歌在审美叙事上 从来没有放弃对身体的介入,20多年走过来,她们 看明白的是,女性诗歌不应该为了表达敢于站在 某种势力的对面,就以肉体的敞露为代价,而是更应站在女性自身的立场,去发现“灵魂才使身体有 超出身体拘限的感受能力,有差异的肉身感受认 识力是灵魂赐予的”[6]。当下的女性诗歌中,一些创 作者在努力地做到为肉体安插上灵魂的翅膀,在 文字中自由而诗意的栖居。女诗人安琪的《像杜拉 斯一样生活》,通篇并没有出现惊世骇俗的字词, 而是通过用词的节奏营造了“性爱”的氛围,“脑再 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快些/快些快些 再快些快些我的杜拉斯亲爱的杜/拉斯……我累 了亲爱的杜拉斯我不能/像你一样生活”。比起 之前身体写作的“情欲”描写,安琪的诗歌算不上 颠覆,她肯定身体的存在,却以自由略显凌乱得排 序组织了这些普通的词语。她仅仅通过这样一种 身体的在场感,强调了她的反思性思想———“我不 能/像你一样生活”,有力地形成了一次对“下半 身”的反驳。在充满了“性爱”气息的诗歌里,我们 看到更多来自女性诗人颇具思辨的灵魂言说.
一位崇尚自由的女诗人王小妮,走过了女性 诗歌发展历程的20年,在她看来,最能让她不倒 的法宝就是这份“自由”。王小妮的诗歌很少描写 情欲,也少有人将她看作身体写作的代表,但诚如 “身体是人的自由得以施展的最后一个堡垒”[5]49, 对她而言,自由常常与她独立的写作姿态紧紧相 伴,然而实践了自由、独立,王小妮在新世纪以她 成熟的女性身心体验,完成了像《十支水莲》这样 可以代表她又一次高峰的力作。在诗里,我们看到 了身体、灵魂和自由这三种先锋特质的有机结合, 诗人移入母亲的体验观察水莲,它们“对水发笑”、 “站在液体里睡觉”、“兴奋把玻璃瓶涨得发紫”。显 然,这一切景象与胎儿、生殖有关,水莲唤起作者曾经带着疼痛而又幸福的生育体验。在诗学层面 上,这样的叙事已经将之前诗歌主体或为女神或 为女巫的境界完全打破,转变为充满灵魂的注入、 而又不失肯定肉体意义的日常化身体写作.
四、结语
女性诗歌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如今正走向主 体的独立、成长和成熟,女性诗人已经开始用自己 的语言和思想书写真实的自己,而非男性象征意 义系统中的女性。她们在经历了漫长的缺席、被遮 蔽后,已从幕后的黑暗走了出来,走向新世纪的大 舞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唱出了自己的歌声。也 许,离真正成熟的歌唱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其中每 一个小小的进步都是值得期待和应该为之拍响鼓 舞的掌声的.
[1]郑敏.女性诗歌研讨会后想到的问题[J].诗探索,1995 (3):60-61.
[2]翟永明.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J].诗探索,1995 (1):128-129.
[3]洪治纲.守望先锋:兼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发展[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2. [4]王昌忠.中国新诗中的先锋对话[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8:193.
[5]谢有顺.先锋就是自由[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6]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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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史记》中平民女性形象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史记》中平民女性形象分析全文如下:
摘 要:司马迁创作《史记》之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司马迁又尤其彰显人的历史主体性及其独特价值,司马迁对于“人”的独特认识不仅表现在他为刺客、游侠、医生、商人等小人物立传,还表现在他对女性人物的刻画之中。本文通过分析《史记》中平民女性形象,把《史记》中平民女性形象按个人精神面貌分类为小市民妇媪、高义母、孝顺女三类,并一一进行了分析,司马迁笔下的女性不以柔弱、温婉取胜,而以坚强、睿智流芳,司马迁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尊重了女性,以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史笔,真实记录了这些平民女性的生活。
关键词:史记 平民女性 人格
《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文学史上,她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人物描写与刻画。司马迁在写人时,又严格遵循着“实录”的原则。他笔下的人物,既是历史人物的真实,又具有撼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读《史记》,我们看到的不是木乃伊,也不是寺院庙宇里的泥塑像,而是跃动在各自“历史舞台”上有血有肉、有灵有感的活生生的人。且不论帝王将相、诸侯大臣,即或是其中的几个女性形象也很出色。 女性,是人类永远不衰竭的话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历来处于从属的卑微地位。从《诗经》中的“赫赫宗周,褒拟灭之”开始,女性大多被定位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倾国倾城的祸水。尤其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更是造就了不少关于女性的历史谎言。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女生的描写还是比较公正的。不论是《殷本纪》中“洗澡时因吞吃燕子蛋而生契的简狄,还是《周本纪》中外出见巨人脚印因心爱踩之而生弃的姜原,虽然有些离奇,但那是本着”契“和”弃“都是奉天意而诞生的这个意图而引用《诗经》上的传说罢了;不论是《周本纪》中“奔密康公”的三个女子,还是《吴太伯世家》中为争抢采摘桑叶而使楚吴相互攻杀的少女们;不论是《秦本纪》中释放三囚的文赢,还是《外戚世家》中的后妃和妃殡们……总之,司马迁对她们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平的。尽管对她们的描写着墨不多,且大多是只述其事而不记名,但在这众多的女性中却有几个个性鲜明、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
平民女性,指出身于平民的女性,其中包括帝王、诸侯、大臣家为人作奴仆杂役者,和没有封地的小官的女儿。《史记》平民人数不多,约有25人。因平民女性和政治事件关联较少(医官女儿缇萦除外),不宜按政治分类。按个性精神风貌可划分为小市民妇媪、高义母、孝顺女等。太史公塑造的平民女性个性突出,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史记》中有很多小市民特色的平民女性。她们为《史记》人物画廊增添了许多滑稽和幽默的亮色。所谓小市民特色,从《史记》人物看,比较倾向于指势利、实利、虚伪、狭隘自私的一类市民风格。《史记》涉及的小市民妇媪很多,有王媪、武负、刘邦嫂、淮阴亭长妻、苏秦嫂等。
著名的势利人物是苏秦嫂。苏秦落魄而归,其嫂挖苦嘲笑;苏秦衣锦还乡,富贵而来,嫂子恭敬侍侯,不敢仰视。当苏秦打趣地问她为何前倨而后躬时,嫂子回答:“见季子位高金多也。” 话语单纯、直率、粗俗得可爱。俗话说:丑到极点就是美。苏秦嫂可谓美。
还有一种势利是小气中带着实利。以刘邦嫂、淮阴亭长妻为代表。当刘邦未发迹时,游手好闲,时常带人来大嫂家吃饭。时间一长,大嫂就不耐烦了。当刘邦再次带人来时,大嫂用勺子故意将锅底刮得啵啵响,刘邦只得走开。他记恨大嫂,后来当了皇帝,故意不为大嫂的儿子封侯,经太公请求,才特意封为羹颉侯。无独有偶,淮阴亭长妻对前来白吃饭的韩信颇不耐烦,故意一大早就吃饭。当韩信赶来,锅里已经没有饭了。刘邦嫂和亭长妻的小心眼举动,充满了山野村妇的朴实可笑。这种实利的乡土女性,太史公写得素朴可爱。
刘邦故里小酒店主王媪和武负的势利,则透出一股趋炎附势的世故气息。
(刘邦)“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王媪和武负是两个小酒店主。太史公虽然写刘邦为真龙附体而生,但决然不会相信刘邦当真是真龙天子转世。但太史公用一本正经的语言,不经意间揭穿了刘邦自己刻意编织的神话。武负、王媪“见”刘邦头上“常有龙,怪之。”奇怪的方式当然就是大呼小叫,逢人便说。刘邦为真龙天子的神话便广为传播,于是 “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也就是说,自从“见怪”以来,高祖每次喝酒,都给武负、王媪酒酬数倍。两人年末虽“折券弃责”,实际上得到了很多好处。在这部小小的戏法里面,刘邦是个导演者,王媪武负二人便是演员。
在平民女性里面,还有一组光辉感人的平民母亲形象,学术界称之为高义母。有春秋时期介子推母,战国吴起卒母、和秦末汉初的漂母。
首先是大义从子志的介子推母。介子推追随保护晋文公有功,晋文公论功行赏,却忘了介子推。介子推心有怨言。《史记•晋世家》记载了他们母子的一段对话: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偕隐。”至死不复见。
俗话说,母以子贵。没有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富贵的。然而介子推母为了儿子高洁的志向,慨然提出入山隐居,直至烧死,也不肯出来见晋文公。正是因为有如此深明大义的母亲,才有介子推如此狷洁之士。
吴起卒母,战国魏文侯时人,军事家吴起士卒之母。吴起在为将带兵时,爱兵如子,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争为其效命,万死不辞。吴起为一个皮肤生疽的士卒吮吸伤口。士兵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哭了起来。请看太史公的感人记载:
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於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别人以为:名将吴起为一个小小的士卒吮疽,这应该是士卒和其母的荣幸。为何卒母还要哭呢?卒母的回答让人感叹不已:“往年吴公为丈夫吮疽,结果丈夫拼命战死沙场。而今吴公又为儿子吮疽,不知儿子又将死于何方?!所以大哭。”对此,台湾蔡师信评论说:“卒母前有丧夫之痛,后有失子之忧,也都毫不怨尤,而连称‘吴公’两次,以示衷心尊崇,该多不易。” 卒母深明大义,明白吴起爱兵是报国,而士卒拼死是报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吴起卒母能够从大义出发,忍痛割爱,夫死子继,可谓高义。
秦末漂母,慈善仁爱。当韩信面有饥色,钓于城下。漂母见而怜惜,一连几十天都来河边漂洗,次次给韩信带来饭食。韩信表示将重报。漂母却大怒:“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施之不图报,这就是朴素而真挚的平民女性。明钟惺对此评论说:“信喜而言报,母怒。此一怒,何其有品也。”漂母之怒,怒在韩信把她同一般施恩图报之人那样看待。何其高义和高洁的村媪、再者,或许漂母慧眼识人,看出韩信不是等闲之辈,便极力相助。漂母的关爱给了韩信极大的奋斗勇气,当韩信被封为楚王之时,最先想起的是回报漂母、后人记住了漂母的慧眼识人,和那份雪中送炭的温暖。当寒门士子怀才不遇,倍感孤独和苦闷时,禁不住怀念漂母。唐人崔国辅有一首专门吟咏漂母的五言排律近体诗《漂母岸》:
泗水入淮处,南边古岸存。秦时有漂母,于此饭王孙。王孙初未遇,寄食何足论。后为楚王来,黄金答母恩。事迹遗在此,空伤千载魂。茫茫水中渚,上有一孤墩。遥望不可到,苍苍烟树昏。几年崩冢色,每日落潮痕。古地多圮,时哉不敢言。向夕泪沾裳,遂宿芦洲村。
体现了一种对漂母的缅怀和怀才不遇的孤寂。李白更是大声直呼:“沙丘无漂母 ,谁肯饭王孙”他深念漂母,在《宿五松山下荀媼家》,《贈新平少年》《猛虎行》等七首诗中都用了漂母饭信的典故,呼唤一种温情和相知。漂母的形象已成了深邃识人、和智慧慈祥的母亲代名词。
平民女性中,司马迁还塑造了一位贤明睿智的妻子形象,那就是《管晏列传》中晏子御之妻。《史记》记载如下: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晏子御之妻是一位贤明的女性。首先,她有一双慧眼,能够从丈夫的驾车姿态表现能看出其浅薄和洋洋自得,能从晏子的谦卑平凡看出其志念深邃。其次,身为人妻,她能当机立断,请求离去,激夫励志上进。使丈夫不断自新,提升人格,从一个平凡的车夫成长为一名大夫。晏御之妻,其贤明胜过男儿。《史记》中这样的平民妻虽只此一人,但光彩夺目。
平民女性中,还有一个孝顺而勇敢的才女,就是缇萦。缇萦,汉文帝时太仓令淳于医之女,事迹见于《孝文本纪》和《扁鹊仓公列传》。文帝十三年五月,淳于医因行为不慎,触犯法律,按规要去长安处以肉刑。汉代肉刑断损肢体,轻者致残,重者会死。五个女儿在后边嘤嘤哭泣。太仓公将行,骂其女说:“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小女缇萦自伤泣,于是随父到长安,上书汉文帝说:“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下诏废除肉刑。
缇萦上书,陈述肉刑之过,甘愿入官府当婢女,替父赎罪,求让父亲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情、理俱在,感动孝文,从而使肉刑废除,父刑得免,并为一朝百姓造福。缇萦可谓一位急智勇敢的孝顺才女。正如太史公所称赞:“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
司马迁还塑造了一批极有个性平民女子:卓文君夜奔相如,大胆当炉卖酒,可谓勇敢叛逆;聂荣为了扬弟大名,义奔韩市辨认聂政,铿锵有力,高呼苍天,悲恸而死,可谓勇敢刚烈。
太史公还怀着赞叹和敬意,记载了两位能干的女性商业家。四川寡妇清,经营祖传丹砂矿业,得秦始皇尊重,为其筑女怀清台,礼抗万乘,名显天下,被太史公称为素封。妇人陈君夫,以相马闻名天下,可称女中伯乐。
太史公还满怀同情,记载了为贵族做杂役而饱受压榨的女性,如汉济北王府中侍者韩女,和高级技工女子竖。女子竖是汉济北王买来的高级技工,被剥削压榨,日夜辛苦劳作,最后累得吐血而死。
除了以上贵族、平民两大类外,还有的女性充满神秘色彩,所以归入他类女性,共有三人:白帝子母,黑夜田野哭子。西王母,周缪王见之而“乐之忘归”,应该是一个长生不老的美貌妇人,而到了司马相如的笔下,西王母已“皬然白首”而穴处,是一个能够使唤三足乌的白发老妇。素女,神秘而幽怨。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素女鼓瑟,音悲而幽怨,太帝不忍闻,禁令停止,素女不听,太帝将其瑟断为二十五弦。后世李商隐的《无题》诗,就以素女之幽怨和叛逆而起题:“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总之,《史记》中的女性形象,贵族女性形象复杂多变,平民女性个性突出,充满了社会生活气息,可以说是《史记》伟大而成就的一部分。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3]韩兆琦.史记通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韩兆琦.史记赏析集[M].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版.
[5]杜芳琴.女性观念的衍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6]任继愈.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季羡林.先秦两汉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聂石樵.司马迁论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9]张克.史记人物辞典[M].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施丁.司马迁研究新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1]于兰.《史记》中的几个女性形象[J].语文知识,2005,(2).
[12]于兰.谈《史记》中的几个女性形象[J].语文天地,2005,(11).
[13]王晓红.简论《史记》中的女性人物[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3).
[14]张莺.尊重历史 尊重女性——浅议《史记》中女性形象[J].安康师专学报,2004,(1).
[15]蒋建梅.司马迁对女性的赋形—浅论《史记》中的女性形象意义[J].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2).
[16]田文红.试论司马迁《史记》对女性人物的记载[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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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的传统节日其中之一就包括女人节。在9月2日“女人节”期间,尼泊尔境内的印度教妇女都要进行斋戒,并为家人祈福。 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首都,当地印度教妇女身着节日艳服,在寺庙内唱歌,进行“女人节”祈祷。那么在中国有没有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古代汉族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的文化透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古代汉族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的文化透视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在中国众多古代传统节日中,天穿节、观音会、碧霞元君庙会、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寒衣节等节日都是以女性为核心人物的节日,这类节日以其来源传说或礼仪习俗表现了对某一女性的礼拜和祈祝。在这类节日中,亦包涵了古代中国对女性的道德修养和行为修养的要求。
【关 键 词】神祗信仰/传统道德/女性文化
中国传统节日是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活化石,它使我们以直接的行为活动重温和展示古人的生存模式。在异彩纷呈的中国古代传统节日中,有一类节日是以纪念某一个或某一些历史人物为其主题的。其中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占了很大比例。众所周知,在男本位的思想统治下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女性背负着“阴为地处下而卑”的理论枷锁演绎着与男性事实上的不平等。那么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在男本位时代的存在,是历史创造的谬误还是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涵义?
本文从文化的角度洞析这类节日之所以存在和流行的原因,并以现代人的眼光透视此类节日中所含的古代关于女性的一系列观念、意识,以期揭示这类节日的深层涵义,并为当代女性的人格重塑提供启示。
综观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女性成为节日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从节日的起源看,有的起源于与女性有关的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如天穿节、端午节、(注:关于端午节的起源众说纷纭,《会稽典录》中将端午节说成是为纪念汉代为尽父孝而投江溺死的曹娥。本文即取这一传说。)寒衣节;有的起源于民间对具有超凡神力女性的礼拜,如观音会,碧霞元君庙会;有的在起源初始与女性无关,随着时迁世异,则渐渐注入了与女性有关的新的内容,并使之成为节日的中心,如乞巧节、中秋节等。从节日活动的参与者看,女性占了绝对比例,她们或于节日中寄托自己美好的心愿,或借节日三五成群地嬉戏游玩,或于节日中尽现女性之娴淑敏惠,或借节日表达自己的忠情孝心,节日礼仪纷繁多样,形成了中国古代节日文化的一道美丽风景,这些节日的基本情况,见下表。
节日名称日期核心与节日有节日主要礼仪
女性关的事迹
天穿节以正月二(1)以红线系煎
(补天穿、十四日为炼五色石饼放在屋顶,叫
祉天漏、天多,也有正女娲以补苍天。“补天”。
饥日,补天月初七、正(2)以煎饼放在
地)月十二、正庭中,叫“熏
月二十三天”。
观音佑护信徒(1)寺院诵经聚
二月十九菩萨安康、送会
观音会六月十九(送子子。(2)民间素食、妇
九月十九观音)女拜佛求子。
碧霞主持人间(1)道观斋醮
碧霞元四月初八元君美恶、送(2)民间信徒进
君庙会(泰山子、赐福、供朝拜,祈求送
娘娘)婚配。子、护儿、疗疾、
婚配。
端午节曹娥之父食粽子、赛龙
(天中节、被江水溺舟、挂香袋、饮
天长节、五五月初五曹娥死,曹娥沿雄黄酒、采百
月节、粽子江嚎哭七草、插艾蒲、系
节、女儿日,投江而五彩线、踏青。
节)死。
七夕节
(乞巧节、织女聪明(1)年轻姑娘这
小儿节、双 七月初七织女能干、心灵天以各种形式
七节、香桥手巧、工于向织女“乞巧”。
节、女儿衽织。(2)少女捣凤仙
节)花染红指甲。
中秋节(1)女子斋月宫,
(仲秋节、嫦娥祭拜月神。
团圆节、八八月十五(月嫦娥奔月(2)妇女“走月
月节、女儿神)亮”,即妇女三
节)五成群,结伴出游。
孟姜女千
寒衣节十月初一孟姜里寻夫送为祖先及亲友
(送寒衣女 寒衣,哭长亡灵焚烧纸制
城。衣服。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节日的核心女性全是神或神化了的人。她们大多归于民族始祖神、爱神、生育神、生产生活保护神的行列中,以信仰心理产物和精神力量的存在形式,在某些方面寄托了古人于人间难以企及的慰籍、期盼和愿望。
(一)远古社会对女性神圣能力的崇拜影响后人的信仰心理
距今六七千年前,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远古居民正经历着女性至上的社会,原始人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斗争中用奇特的想象创造了一批创世女神,对她们的信仰乃是包含着原始人对女性重要作用的肯定和崇拜。
女娲便是众多创世女神中的一个,在先民的心目中,女娲无所不能,她的业绩受到后人的无比尊敬,被奉为最高女神,女娲的最大功绩在于抟黄土以作人,炼五色石以补天。
女娲神话在民间影响的最直接体现是天穿节的形成和流传。早在晋代,便有关于天穿节的记载,东晋王嘉《拾遗记》:“江东俗称,正月二十日为天穿日,以红丝缕系煎饼置屋顶,谓之补天漏。相传女娲以是日补天地也。”(注:分别转引自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第59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人们以节日的形式和简单的模拟补天的动作来纪念传说中的创世女神。这种纪念和礼拜,实质已不仅是对女娲这个具体女神的直接崇拜,而是将所有女性的神力抽象为一种意识层面上的神格,对之加以信仰和礼拜。在我国少数民族传说中,也有类似于女娲这样的创世女神,如壮族的“洛甲”、侗族“萨天巴”、瑶族的“密洛陀”等。
尽管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女性被视为无能的群体,但关于女性具有神圣能力的远古神话始终或明或暗影响着人们的信仰心理。人们一方面极力否认着女性的能力,一方面却又被女性诸如生育等不可替代的能力所震撼,因而在男本位的思想主流中,对女性能力的信仰始终作为一般微弱但顽强的潜流默默涌动着,历经千年。这也为以纪念女性为核心的节日的相沿不绝培植了信仰理念的土壤。
(二)宗教的盛行导致古人对宗教神的信仰
汉代,道教和佛教成为注入中国传统思想领域的新鲜血液。道教教义宣扬炼丹成仙以求长生不老;佛教教义宣扬业报轮回,告诫人们以今生的修行来换取来世的安宁。这两套思想体系既满足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理,又符合统治阶段镇压和约束百姓的需要,因而,在中国南北广泛流传。
佛道二教除其精妙玄奇的教义系统外,更有各自庞杂有序的宗教神谱系。众多佛、道诸神的存在,正是依托于中华民族多神信仰的理念基础。古人从宗教中寻求精神慰藉,他们认为,每一位宗教神都在某一特定方面与人类社会密切联系,各司其职,因而,无论是道教神、佛教神还是民间俗神,无论是男性神还是女性神,一旦披上“神”的外衣,便成为冥冥神力的象征。人们乐意把内在景仰心理外化为语言活动和特定仪式,从而使拜神节日构成为中国古代传统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
观音会和碧霞元君庙会是众多佛、道教节日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礼拜女宗教神的节日。观音菩萨(注:观音菩萨在印度佛教系统中是男身,但到中国后,大约从唐朝开始,逐渐演变为女身,宋元后定型为女身。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故对观音的汉化及性别转化不作分析。)为佛国诸菩萨之首,佛教宣称观音慈悲为怀,救助众生,而观音“中国化”后,更是被加上一项送子功能,因而,其在妇女信徒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佛祖。观音会会期一年三次,分别定于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每逢会期,各地观音庙游客如织,香火极盛。一年三次礼拜同一宗教神,这在中国古代民间极为罕见,由此可见观音信仰在中国古代具有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碧霞元君是北方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道教女神,她具有送子、护儿、疗疾、保佑婚配、农耕、经商、行旅等多种神力,在信徒心目中,碧霞元君更成为吉祥、慈爱、圣洁的象征。民间修建了许多碧霞元君庙,并以农历四月初八为碧霞元君庙会,每逢会期“四方以进香来谒元君者,辄号泣如赤子久离父母膝下者。”(注:转引自马书田:《中国民间诸神》第12页,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观音会与碧霞元君庙会的形成和流行,乃是宗教信仰冲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产物,它们的存在符合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大众心理,具有世俗化和功能化的特点,因而易被民众接受,并相沿成习。
(三)追求真善美的审美意识导致古人对理想女神的信仰
细数中国古代传统节日的女性神或神格化的女性,大都作为理想典型而被赋予真善美的意义。她们或被定型为端庄雍容、慈善安详的典范,如观音菩萨、碧霞元君;或被固化为巧淑敏惠、柔美善良的化身,如嫦娥,织女;或被标榜为坚贞不渝、英烈忠义的象征,如曹娥、孟姜。因此,一定程度上来看,对这些女神的信仰是在人们内心固有的审美意识的需要和驱动下,衍生的一种意念和行为产物。
七夕节关于牛郎和织女的传说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织女本是天界一位美丽聪慧、擅长织作的女神,但她不顾神人之别,毅然下嫁牛郎,与牛郎在人间过上了男耕女织、相亲相爱的生活。织女由此而成为人们心目中敢于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女性典型。牛郎和织女的传说反映了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对爱情自由的渴望,也反映了男耕女织小农经济下的农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中秋节嫦娥奔月的故事可谓关于月亮的最动人传说。尽管嫦娥奔月故事的雏形是将嫦娥描述成窃食后弈之灵药,而后变成蟾蜍的自私自利的妻子,但随着时迁世异嫦娥却被民间传颂为一位美丽、善良的月神。她作为月神的象征,在百姓心目中具有神圣而崇高的地位,青年男女向月神祈求美满姻缘,老人向月神祈求合家团圆,她赐给人们福禄和平安。嫦娥形象的由丑而美,包含了古人崇善尚美的心理。
当然,古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并不仅仅局限于外在美,他们也追求并崇尚道德美,节日习俗中的英烈女神便是古人追求道德美的一个印证。这类女神往往是人而非神,但却被人门当作神低崇拜。例如端午节中为尽父孝而投江溺死的曹娥,寒衣节中为丈夫千里送寒衣的孟姜,以及其他具有道德美而最终由人而神的女性。她们或表现出对爱情的坚贞,或表现出对父辈的孝道,或表现出对某种信念的矢志不移,对她们的礼拜一方面表现了古人对人间美德的追求,另一方面表现了古人对女性德化教育的需要。古人把英烈女神的高贵品质作为对当时女性的德行要求,希望她们能效而行之,从这一角度看,古人纪念英烈女神寄托了她们对女性价值取向的期望和要求。
中国节日习俗同中国历史一样源远流长,节日中的礼仪习俗都与中国文明息息相关。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内涵是重现实人生,重人伦道德,因而,纷繁多样的中国古代节日便集中反映了传统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作为封建社会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也包含了古代中国关于女性的一系列文化观念、文化要求和文化行为。
(一)孝道——中国古代女性的为妇之道
中国之孝道渗透于社会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个人人生的整个历程,具有根深蒂固的宗法人伦基础。而中国古代女性为人女、为人媳更是以“孝”作为自己的为妇之道,李晚芳在《女学言行录》中指出,女性之“孝顺”应是“事父母之道能尽,则在家为孝顺之女;他日于归,孝便可移于舅姑而无过,顺亦可移于事夫子而无违”。(注:转引自胡坤:《蓝色的阴影——中国妇女文化观照》第33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古代女性之孝,具有事父母和事公婆的双重含义,成为女性一生都必不可少的道德规范。
在中国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中,“孝”的思想时有体现。与曹娥有关的端午节之来源传说颂扬了一个以死殉父来捍卫孝道的女性。《会稽典录》载:“女子曹娥为会稽上虞人,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是江溯涛波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曹娥沿江嚎哭七日,投江而死。”(注:分别转引自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第61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嘈娥选择了死来为父尽孝,这种精神和行为可谓为孝道的典范和极端,她用死为自己赢得一世孝名,却也体现了孝道重压下中国古代女性生命之卑微。
七夕节中染红指甲的习惯也源于与“孝”有关的传说,相传是日少女捣凤仙花汁染指甲,将染红的指甲留护至次年元旦,让家中老人看了,可使其双目不至昏花。虽然染红指甲的习俗得以流行一方面是迎合了少女们的爱美之心,但更主要的是在这一传说中融入孝道,则多少包含了人们崇尚孝道的思想状况,从而也使这一习俗避免了唯美主义的低调色彩而具有顺应社会道德风气的内涵。
观音会和碧霞元君庙会从另一角度映影出中国女性之孝道,即生育。中国传统历来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因而,事舅姑之孝道的首要任务便是为夫家添丁生子,倘若无子,则女性自感有负夫家,辱没门庭。由此,无后的恐惧使众多女性把求子的狂热倾泄于神道之上,一批专司人间妇女生育的女神群像应运而生,并受到了古代女性的敬慕。观音菩萨和碧霞元君都是生育神,因而在礼拜她们的节日中,包含了女性祈求赐子的强烈愿望。
(二)女红——中国古代女性的“才”的标准
中国古代汉族从封建社会初始便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弱化女性的文化取向,因而在“才”的理解和评价上自然也有了男女之别。女子之“才”与男子之“才”相形之下显得暗淡而平庸。
女性之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精于女红。七夕节的“乞巧”习俗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妇女向心于女红的实际思想状况。相传织女是一位聪明能干,心灵手巧,工于衽织,在天上织云锦天衣的仙女。这一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古人对女性“性”格的期望,七夕节从而成为年轻女性向织女祈求巧淑的特定节日。是日,女性向织女且拜且祈,以各种各样的“乞巧”礼仪来寄托她们对巧淑的渴望。西晋葛洪《西京杂记》曰:“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开襟楼,俱以习之。”(注:分别转引自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第6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七夕,幼女以孟盛水曝晒于日下,各投小针,浮之水面,然后慢慢观看水底日影,有的散如花,有的动如云,有的细如线,有的状如锥,以是夕卜女之智巧”。
其实,七夕节最初与“乞巧”无关,它源于古人对天象的关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至汉代,七夕节便开始注入了“乞巧”的礼仪,从节日民俗化和功能化特点来看,“乞巧”礼仪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对古人希望女性“手巧于技”的世俗观念的认可和映证,也是促使女性勤于女红的有效形式。而“乞巧”礼仪自汉至清在汉族女性中的相沿不绝,更是历代女性为获取“巧淑”之名而做出毕生努力的真实写照。
“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乃中国古代女性悲剧文化发端之根源,在这些宗法人伦观的影响下,女子为夫守节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下成为社会施加于女性的职责。中国女性的自视卑微为节义观的滋长提供了感性土壤,女性将夫命等同于天命,她们毅然将自己的生存意义寄托于为夫守节的精神苦役中。
(三)节义——中国古代女性的精神苦役
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节义观在中国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中也有所反映。嫦娥奔月的传说原型实质上是论证了女性“失节”的悲哀。《淮南子·览冥训》中关于嫦娥奔月的大致内容是,帝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而羿之妻嫦娥窃取食后成仙登月,变成了蟾蜍。这一传说中的嫦娥与人们心目中美丽善良的月神相去甚远,却透露出古人对女性失节的厌恶和谴责。
与嫦娥奔月传说不同的是,寒衣节中孟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哭倒长城捡尸骨的传说,是从正面颂扬了女性事夫的节义。其实,据传说,孟姜女与范喜良成婚并无爱情基础,仅仅是因为孟姜女在花园洗澡时被范喜良偶然看见,而后出于“女人身体不可给丈夫以外的男人看”的观念而结为夫妻。结婚后仅一日,范喜良就被抓去修长城,从此一去不返。由此可知,孟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的驱动力并非源于爱情,而正是源于封建礼教施加于女性身上的为夫守节之观念。因而,孟姜女手捧寒衣,踏上漫漫征途,便也踏上了她一生最壮烈的价值实现之途。尽管她受到了苦难的挑战,但她同时赢得了节义的光环。极端的结局是她被完全神格化,成为英烈女神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中国古代传统节日流传至今已成为逝去岁月的见证,因此,对中国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的文化透视,当是一种对文化遗产的品味与分析。节日中所体现的诚可感天的拜神求子,手巧于技的灵心慧质,恭承曲顺的孝亲事夫都成为封建社会女性生存意义的印证和标志。
中国古代女性是一个既伟大又卑微的矛盾群体,她们既立于人格和精神的山峰之巅,又被宗法人伦规范压于彼时代的社会底层,因此,那神力超凡的女娲娘娘,仁慈博爱的观音菩萨、碧霞元君,聪慧美丽的织女、嫦娥,忠孝节烈的曹娥、孟姜,便一面散发着神性的光辉,一面却影射了在传统的性别制度和性别文化下女性人格扭曲所带来的悲哀。
把中国古代女性和中国古代传统节日在文化层面上的结合,只是一次小小的尝试,但作为一种特定时代的特殊文化现象,中国古代女性悲剧文化已在节日习俗这块活化石中显得真实和生动起来;而中国古代女性文化的渗透,也使中国古代传统节日有了更深刻的内涵。
(1)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张茂华、丌宏易:《中华传统文化辞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王景琳、徐陶:《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
(4)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韩养民、郭兴文:《中国古代节日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胡坤:《蓝色的阴影——中国妇女文化观照》,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7)马书田:《中国民间诸神》,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8)詹石窗:《道教与女性》,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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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它主要是一种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后殖民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一种铁板一块的僵化的理论;自诞生之初它就常常变化,以适应不同的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从属关系以及阅读实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后殖民批评与民族主义潜流--以中国形象为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后殖民批评与民族主义潜流--以中国形象为例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中国形象的异文化表述已经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跨学科课题。本文从西方哲学中的真理观转型入手,以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为个案解剖,对后殖民批评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在背后起着支配作用的民族主义潜流,作了积极认真的探索。
在西方形成知识领域权力结构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西方古典哲学建立在实体论的基础上,相应的古典真理观,其实质即在于真理的客观符合论,认为真理乃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知识体系。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里,"逻各斯"指的就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它是客观的和普遍存在着的(1)。这种观点在现代西方特别是以波普尔为代表的科学哲学那里仍然产生着强有力的影响,波普尔本人就反复强调科学知识的可证伪性,注意理论知识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对应关系,认为这才是真理性之所在(2)。西方哲学史上的大多数流派,不管它们有多么大的差别,但是它们的共同特点都在于是寻找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坚信知识的公正、客观和普遍性,并以此作为自己探求知识的最高境界。
十九世纪以来,这种情况逐渐有了改变,西方哲学逐渐向意义论哲学转移和过渡。不是和实体观念相联系的客观事实,而是和主体的解释相关联的知识体系本身的内在结构更多地唤起了人们的关注。马克思在著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一重要命题,认为意识形态乃是一种"虚假的意识",从阶级分析的视角,较早地揭示了知识领域的权利控制所造成的扭曲现象。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列宁以俄罗斯思想领域为个案研究,对这些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提出了著名的"两种文化学说",认为在每一个社会都不存在统一的民族文化,而是按照阶级社会中的压迫与被压迫的权力关系,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再次肯定了两种文化地位的不均衡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具有实践意义,并不是任意的意识形态即单个人的成见,而是一定的社会团体的共同生活在观念上的表达,他把这种意识形态称之为"有组织的意识形态"(organic ideologies),并把当时第二国际的失败归咎于工人阶级运动在抵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渗透上的无能,因此他提出了和传统的政治领导权(political hegemony)相区别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也译作文化霸权)的概念(3)。以"文化霸权"概念为切入点,知识领域的权力结构研究由此蔚为大观,到二十世纪中期的法国哲学家福柯手里,权力概念成为知识领域的一根魔杖,福柯宣称:
我所关心的问题从来都是一贯的:权力的效应和"真理的生产"。……总之,谎言的运作机制。我研究的问题是真理的政治。(4)
福柯认为自己从事的研究不是"真理"本身的内容,而是有关"真理"的产生的政治历史(5),在福柯看来,"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6),从这样的思路出发,福柯强调知识领域内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知识的虚构性与非真实性。
这些思想构成了西方的后殖民批评的重要思想资源,并产生了明显影响。后殖民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在他著名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的"绪论"中,以较长的篇幅谈到了葛兰西和福柯对自己思想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有意识地具体运用于西方传统的东方学研究领域,旨在揭示西方学术界对东方的文化暴力与霸权,以及西方对东方社会的压制、想象与歪曲。他认为:"西方和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7),他引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样一句话来描述东方人的处境:"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8),而在西方人来表述东方的这样一个学术领域,萨义德认为,"政治帝国主义控制着整个研究领域,控制着人们的想象,控制着学术研究的机构"(9),"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10),东方学领域"充斥着欧洲优越性的陈词滥调,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将东方视为某种理想的、不变的抽象存在的教条观念",因而东方学有两个特点"一是扭曲,一是不准确"(11),所以在萨义德看来,标准化和文化类型化加剧了十九世纪学术研究和公众想象中"妖魔化东方"的倾向,在二十世纪当然更是如此,西方的东方学研究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的知识体系是不存在的。
这些观点近年来在中国获得强有力的回响,涉及许多重要学术领域和重大理论问题,包括西方人在国际汉学研究以及在文学艺术和大众传播媒介中"妖魔化中国"的问题,作为鲁迅文学创作自觉理性基础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否充满谬误的问题,近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的输入究竟是"窃火者"还是"文学殖民"的问题,这不仅有知识的客观性与公正性问题,也有政治和学术的关系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新世纪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的问题,既令人深思,也有不少理论逻辑的混乱扭结。是否果真存在着"妖魔化中国"呢?由于文学研究前沿领域各学科的相互交叉,文学理论领域的后殖民研究已经和比较文学领域的形象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跨学科的胶着状态,中国形象的异文化表述已经成为学界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因此本文拟从中国形象入手,对照中国的自我表述,进而通过他者反观自身,反思后殖民批评在中国的接受状况,这是一个极富学术意义与现实针对性的课题,希望能引发更具学术深度的思考。
在论述西方人所描绘的中国形象时,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西方如同东方一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从空间范围来看,从欧洲诸国远及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从时间范围来看,从古希腊罗马经中世纪至今,从语种来看,涵盖英、法、德、俄等多种语言,因而不宜把西方复杂多样的文化传统简单化。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描述,到底哪些是强权体制下的歪曲与附加,哪些是合乎客观事实的知识,我们还需要借助中国人自己的表述来仔细地加以区分。
简要地讲,西方人并非一概贬斥中国,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历史上,西方对中国曾经有过充满美好礼赞的时期。
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本是,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于十三世纪来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在中国为官和游历17年,回国后出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根据该书记载,元代中西交通频繁,各种人士往来很多,世界各国皆希望通与高贵的元帝国的贵族联姻来修好政治关系,那时候亚洲北极地区的商品和贸易主要都是运往中国的。书中描绘了中国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雄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对我国古代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举世闻名的发明,用"黑色石头"(煤)做燃料等,均有不少的记载。书中把中国描写得黄金遍地,美女如云,绫罗绸缎应有尽有,简直就像天堂一样。这部游记传达出的中国人是一个高度文明、和平而繁荣的民族。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的人都无限神往。这本书问世后在欧洲广泛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与财富的倾慕,最终引发了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
马可·波罗的书并不为其同时代的欧洲人所相信,同时代的人称他为说谎者。因为在当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欧洲,人们根本无法相信在东方有如此的高度文明,他们把《游记》中的许多叙述看作无稽之谈,诸如拿黑色石头(煤)当燃料;整个原南宋地区共有1200多个城镇等。实际上,马可·波罗时代的欧洲人判断失误,正如清末的中国人对欧洲没有正确的理解一样,纯属愚昧落后所致。
在十八世纪的欧洲,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亲中国浪潮",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师念诵道:"圣人孔子,请为我们祈祷",伏尔泰满怀激情地赞颂中国人,莱布尼兹则建议西方君主都应该向中国学习,请中国的文人来,并派西方的文人去那里,以便发现普遍真理。欧洲人对中国怀有同样的信念:
存在着一种由人自己管理自己和由理性来管理人的模式。没有宗教,没有教会: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这个模式只要照搬就可以了。它的盛誉传遍欧洲。伏尔泰肯定地说:中国君王的身边都是文人,在人民苛求的目光注视下,文人的意见,甚至是责备的意见他都认真地听取。人们曾把这种热情编成两句韵文:
沃修斯带来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书里把这个国家说得奇妙无比。
……
重农主义者吹捧中国的专制制度,魁奈发现他自己的体系与中国的天地和谐,突出农业,国家负责组织的概念完全相同。
启蒙时代的人对欧洲的一切都重新评价,但对中国社会却全盘肯定。(12)
耶稣会士、启蒙主义哲学家将中国渲染成一个世俗乐园,中国的开明帝王,宗教宽容的政策,孔夫子的睿智,都使当时的西方人自愧弗如,这是一个强大、繁荣和高度文明的中国。西方人是否受骗了呢?
毫无疑问,任何解释都只能是主体的解释,纯粹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这些描述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想象、美化和失实的地方,和当时历史上真正的中国已经有了距离,从"焚书坑儒"到清代的"文字狱",中国并不存在什么"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全盘否定知识的客观性,实际上,这些描述和当时中国的繁荣富强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在漫长的古代史上,在与周边邻国的交往中,辽阔的疆域,丰饶的物产,发达的文明,都使中国人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有一种"天朝上国"、"八方来朝"的感觉,所谓"华夏与夷狄"之分,以及"中国"的命名,都突出地传达出这种优越感,中国意即"中央之国",其余皆是边缘,现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有一个栏目,中文叫"中华艺苑",英文为"centre stage",直译为"中央舞台",就是沿用了这个意思。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多次提到唐僧取经途中所到之处,一提到来自"东土大唐",令异域国王顿生敬意。王维在《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写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是大唐帝国鼎盛时期的气象。而元代开国君主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蒙古骑兵的铁蹄踏至多瑙河流域,建立起跨越欧亚的庞大帝国,也使中国声威远播。
不仅如此,在彼时彼地的东亚邻国的眼里,中国的形象也是美好的。日本大约是世界上最早派遣留学生的国家之一,古代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特别是唐朝文化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致后来宋、元、明、清历代更迭,都无法改变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崇敬、羡慕的心理。历史上的许多日本乃至朝鲜的文人都能写漂亮的汉文诗,甚至也像中国一样写"诗话",这些事实本身表明,在当时的中国的自我表述和异文化表述中,中国形象是一致的,也是美好的。
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文化体制不同,多元化始终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使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思想界也存在着为数不多但截然相反的观点。贝克莱认为孔子的思想只不过是些简单化的教条,笛福抨击了这个"竟敢声称可以自给自足,而把勇敢的英国商人视为不受欢迎的蛮夷"的中华民族,耶稣会士富凯批评了他的同事撰写的颂扬中国的文章,孟德斯鸠始终反对当时欧洲的亲中国浪潮,并说"我从来都说中国人不象《耶稣会士书简集》里所说的那样诚实"。(13)伴随着中国国势的逐渐衰颓和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的逐渐征服,这类观点在整个西方世界变得越来越有影响。以男人蓄辫、女人缠足和残酷的刑罚为特征的近代中国(这也是早期的好莱坞电影中描绘中国时反复出现的意象),在世界上的总体形象,就是老弱、保守、愚昧、落后,以至出现了"支那"这样一个带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的词汇作称呼中国,在日本便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荷兰字典《标准范罗德字典》在解释"支那"时这样写道:"支那,即愚蠢的中国人,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等。"西方其它字典对"支那"一词的解释也大同小异(14)。
如果说,由于古代交通条件的限制和往来的不便,使西方对中国的记载稀少和含混外,那么,由于近代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和中西之间往来的日益频繁,以及作为学术体制化的国际汉学的逐步形成和发展,东亚大陆的中国变得不再遥远,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也变得逐渐清晰。大致说来,这个时期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丑陋和负面的。
这个时期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描述中最突出是专制和停滞。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他又写道:"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那里笼罩着不安全与恐怖。它的统治只有靠大棒才能维持",还要依靠因袭旧套,"礼是老百姓服从安静"(15)。黑格尔在1822年写道:
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的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16)
西方人敏锐地观察到,专制和停滞给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许多方面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875年7月6日的《纽约时报》在题为《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中写道:
在大清国,士,或称知识分子,……他们反对电报、铁路以及一切新鲜的东西。他们阅读的经典是孔夫子时代创作的……清国男人们的心智的发展也被抑制在孔夫子时代的水平。……知识的缺陷使他们难以理解近年来侵入他们领土的那些外国人,洋人对他们而言几乎是不可思议的。(17)
这其实也就是十九世纪末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浦(Authur H Smith)撰写的《中国人的素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论述中国人国民性格中的心智混乱、麻木不仁、因循守旧等。明恩浦曾在中国乡村生活长达20年,直接的经验观察、诚实和客观的态度,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使此书成为西方人介绍与研究中国国民性格的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该书在赞扬中国人节俭、勤劳等优点同时,也论述了中国人许多民族弱点,包括缺乏公共精神、同情心的缺乏、漠视时间、言而无信等。此书不仅影响了西方人和日本人的中国观,甚至对中国的现代国民性反思思潮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一些观点今天已经不仅是西方,而且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普遍接受的观点。
赛珍珠小说以及改编成的电影《大地》、《中国的天空》、《龙种》等小说中,中国是一个贫穷闭塞、愚昧落后、盗匪猖獗、充满灾荒与战乱的国家,中国人都是坚忍不拔、勤劳憨厚的农民,这其实正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真实写照。马文·马特力克(Marvin Mudrick)在论述中国古典小说时,认为谋杀、自杀、处决和严刑逼供几乎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家常便饭,慨叹"中国酷刑"之可怕,斥责中国将领乱军中竟然舍太太逃命而毫无忏悔意识,缺乏高贵情操,男女之间眉来眼去不是做成浪漫史的材料,而是祸水的根源(18),这些都是中肯而发人深思的。
事实上,中国社会的一批先知先觉者,他们比西方人更了解中国,也更热爱中国,"爱之愈深,恨之愈切",因而他们对中国历史与现状批判的激烈程度,甚至远在西方人之上。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扼要地描述了当时中国的现状:
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
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19)
梁启超由此提出了一个后来影响深远的思想--"新民"即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并以文学作为新民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著名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梁启超以小说改良为发端,以改造国民性为途径,全面提出了他改造中国的主张,包括"欲新道德","欲新宗教","欲新政治","欲新风俗","欲新学艺","乃至于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20)。梁启超的这些影响是深刻的,在青年毛泽东所组织的长沙"新民学社"那里,依然有梁启超思想的影子在闪动。
作为五四新文化思潮的主要代表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新青年》、《我之爱国主义》等文中,多次痛心疾首地谈到中国国民性的种种问题:
债权无效,游惰无惩……官吏苛求,上下无信……
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质……艰难辛苦,力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为。
公共卫生,国无定制;痰唾无禁,粪秽载途。沐浴不勤,恶臭视西人所蓄犬马加甚;厨灶不治,远不若欧美厕所之清洁。试立通衢,观彼行众,衣冠整洁者,百不获一,触目皆囚首垢面,污秽逼人……(21)
闻一多在著名的诗歌《死水》中,以"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来作为象征中国的意象。潘光旦研究生物学与遗传学,毕生探索中华民族的强种优生之道,致力于改善民族素质。鲁迅多次写到中国人看客式的冷漠、麻木和愚昧,在为俄译本《阿Q正传》写的"序"中,鲁迅表示要通过阿Q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22)这些深刻的探索与尖锐的批判凝聚着中华民族伟大先驱者智慧的光芒,响彻着他们前进的脚步声。对近现代中国社会与国民性格的观察,中西之间的表述基本一致,正如《白雪公主》里那面不讨人喜欢的魔镜一样,你可以勃然大怒,可以摔碎它,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真的,这的确是反映中国现实与历史的一面真实的镜子。王富仁在论述鲁迅的创作时指出: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外力的压迫下结束了自己的封闭状态而介入了广泛的世界联系,它所暴露出的中国的落后不是单方面的,而是整个社会的。经济上的贫穷落后、政治上的封建专制、思想上的愚昧保守是同时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三个最现实的根本问题。中华民族为结束自己的这种落后状态所作的所有努力有其社会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个伟大的文化巨人,对中国国民性改造的思想追求形成了他思想和创作的最明确的理性基础。(23)
这些情况,直到今天,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中国的现实之中,在八十年代的知青作家朱晓坪的小说《桑树坪纪事》中,在王蒙的小说《冬天的话题》、《高原的风》、《风筝飘带》中,我们看到了这一思想的延续与深化。因而这决不仅仅是鲁迅,也是近百年中国思想界苦苦求索的一个重要主题。
愚蠢的偏见和恶意的歪曲当然是有的,但这不是西方人描绘中国形象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主体,并且其中一些在西方也受到严厉的批评。乔治·安森(George Anson)的《世界旅行记》中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混乱不堪,中国的书写文字根本就不存在等。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一书中正确地指出,由于安森本人只是一个海军军官,并且在未经中方许可的情况下在广州强行抛锚,因而他和中国人之间相互抱有强烈敌意,安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想家,他所说的话十足地荒诞无稽。虚幻、荒诞和真实混杂在这部作品里。"(24)早期美籍华人在美国受到的种种迫害及不公正待遇,在美国人撰写的有关中国移民的书籍中也得到了真实的叙述和描写(25),笼统地斥为"妖魔化中国"是没有理由的。
尽管我国翻译的后殖民理论的著述迟至1999年才先后出版,这主要是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当年1月出版,罗钢、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同年4月出版,5月萨义德的《东方学》中译本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但是自九十年代初以来,后殖民批评却蔚为大观,风行中国大陆文学研究界。其实迄今为止,我们对后殖民批评的了解是比较有限的。就艺术领域来说,后殖民主义广泛涵盖文学、电影、建筑等各艺术门类,对这些我们知之甚少。就后殖民理论批评本身而言,它具有复杂和多方面的内容,它广泛涉及文化与帝国主义、殖民话语与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再现、第三世界的文化抵抗、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身份,以及种族、阶级、性别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后殖民理论批评本身的方法也可以划分为结构主义的,女权主义的,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等等"(26)。
在后殖民理论批评的诸多代表人物中,我们所熟悉的不过霍米·巴巴(Homi Bhabha),弗郎兹·法农(Frantz Fanon),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萨义德(Edward Said)等数人(27),就在这有限的几个人中,除了萨义德的《东方学》有中译本外,其余仅有零星的论文译成中文。这样误读、扭曲甚至附加就在所难免,如詹姆逊(Fredic Jameson),其实很难归入后殖民批评谱系,但是在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一书中却名列榜首。就东方学本身来说,我们的后殖民批评者的主要知识都是来自姗姗来迟的中译本即萨义德的《东方学》,这乃是一本抨击西方东方学领域的著作,而对于东方学本身的产生、历史沿革和当今发展动态,其实并不了解。中国的后殖民批评有二多二少,介绍性质的多,生搬硬套的更多,理论上的独创性少,真正具有说服力的更少。这使我国的后殖民批评从一开始就带有理论上的先天贫血,而是更多地和我们固有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挂上了钩。
后殖民批评在中国闪亮登场,产生较大影响,是在《读书》杂志于1993年第9期以显著位置刊发张宽、钱俊和潘少梅三人介绍萨义德的《东方学》及其新著《文化与帝国主义》之后。稍后,《钟山》杂志于1994年第1期发表了陈晓明、张颐武、戴锦华和朱伟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其后《文艺报》等处也陆续刊载了大量的论述,后殖民批评开始在中国大陆掀起强劲冲击波,这种冲击波一浪高过一浪。从一开始进入中国,这种理论思潮就带上了强烈的本土化特征,我们把它高度简化为一个概念,即"文化霸权",随之而来的是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隐藏其中的则是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建构就是"中华性"论、"改弦更张"论、"失语症"论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论,在逻辑上环环相扣,组成了我国后殖民批评的主要逻辑链条。如果说,《读书》、《钟山》等杂志主要是对萨义德等人的思想的介绍和对"东方主义"的批判,那么这些观点则是正面阐述了我国后殖民批评的主要主张。
张法、张颐武、王一川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的,西方他者的规范成为中国定义自身的根据,中国的"他者化"成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特色所在,中国的现代化显示为一种"他者化"的过程,现在应当力图跨出"他者化",放弃西方式的发展梦想,悉心关切民族文化特性和独特的文明的延展和转化,作者把这种趋势概括为从"现代性"到"中华性"的转变,并认为这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状况所发生的极其引人注目的转变(28)。
季羡林对近现代以来中国的中国文艺理论与文化的发展状况持尖锐的批评态度,大声疾呼"世界文明,东西方文化要互补,我们不是不借鉴,但是,我想,中国的文艺理论要走出自己的路,必须改弦更张。……改弦更张不是修修补补的问题。……如何改弦更张?首先必须对西方文论彻底检查一番,以决定取舍,不能奴隶般地当应声虫。中国的文艺理论,无论是整理旧的,还是创造新的,绝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东方的思维,东方的文化应大放异彩,不能作西方的奴隶,而要作自己的主人"(29)。
曹顺庆在《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中,把当前文论研究中最突出和最严峻的问题概括为"文论失语症",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30)。当务之急是要接上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曹顺庆鲜明地提出了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理论主张,并陆续撰文系统地阐述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方法与途径,包括对话语核心概念、范畴的清理,对文化架构的清理,对话语表述方式、言说特征的清理,然后在与西方文论话语对话中使之凸现、复苏与更新,再将初步复苏的中国文论话语放到中外文学批评实践中加以检验,在实践操作中对传统话语进行改造与更新等(31)。
总体来说,我国的一些文学研究者沿袭了僵硬的东西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从知识领域的权力关系入手,猛烈抨击西方文化霸权,不加任何具体分析,笼统地斥责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在社会思想领域和文化上进行"西化"渗透,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后面是"传教士们陈旧而又高傲的面孔"(32)进而质疑西方的价值标准和现代化模式,发展到否定近百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斥为西方文化殖民的结果,表现在作为文学研究核心的理论话语领域,就是力图通过排斥和清除西方话语,从中国固有传统重新建构一套本土话语体系,反抗西方话语霸权,从而实现在中外文学交流中话语权利的争夺。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和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弘扬形成呼应之势,文学研究已经成为民族主义的讲台,并且由于占领了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制高点而大行其道,这在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表现得极为充分。从更广阔的背景看,这是九十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界的一个显著特点,反映了它的主流走向,其实质也就是直截了当地反西方文化,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西方思潮,这种以文化孤立主义形式出现的"反西方主义"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不安和新闻传播媒介的广泛关注(33)。
后殖民批评属于广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实质上乃是一种政治话语(political discourse),中国文学批评具有强调"美刺"、"教化"的古老传统,现代又有"文艺为政治服务"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模式,因而这两种批评模式在政治话语的内在本质上具有某种亲和性。这使我们很容易进入"文艺为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服务"的后冷战思维模式,这使我国的后殖民批评能够将来自官方的主旋律和来自民间的理论探索找到了共同点,同时它的反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我们使倍感熟悉和亲切,契合了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人的反抗心理,能够酣畅地宣泄我们的屈辱心理,因而在中国迅速形成蔓延之势。罗志田认为:
近代百多年间,中国社会始终呈乱象,似乎没有什么思想观念可以一以贯之。……但若仔细剖析各类思潮,仍能看出背后有一条潜流,虽不十分明显,却不绝如缕贯穿其间。这条乱世中的潜流便是民族主义。(34)
其实还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积贫积弱而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民族主义思潮始终强劲,不管我们曾经打出过多少主义或思潮的旗号,它都一直是潜藏在背后的中国思想界主潮,并往往发展为义和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和盲目排外的思潮。近百年中国的民族主义通常以西化和传统两种不同的方式出现,但是人们"往往难以真正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强国’ 而激烈反传统甚至追求’西化’的民族主义心态"(35),因而西化派在意识形态话语上往往居于劣势,而"从历史的光荣中寻找文化认同的基础,是世界民族主义的通例" (36)因而主张回归中国古典传统的国粹派或者说是民族化倾向在更多的时候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制高点,因为他们更多地喜欢缅怀祖先的光荣传统,在文学研究领域同样如此。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倾向日益强烈,加之后冷战思维模式的延续,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上的西化派由于非学术原因而全盘崩溃,一度在八十年代受到压抑的民族化倾向便迅速抬头,所以当后殖民理论进入中国的时候,具有丰厚土壤的民族化倾向找到了来自西方的学理依据,便迅速繁荣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以马克思和列宁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却否认民族文化概念,以阶级文化取而代之,而我们的弘扬民族文化论者却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重要的理论观点。
我国后殖民批评的基本弱点在于,它是情绪型的而不是理智型的,使中国知识分子可以扬眉吐气地揭露西方的帝国主义文化暴力,宣泄我们胸中郁塞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绪,从一开始就延续了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侵略与反侵略、霸权与反霸权的一整套我们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陈旧思维定势,把国际文化交流定位为意识形态领域水火不容的斗争,这和极左思潮肆虐时期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批判有着惊人的相似。它把现代性与所谓"中华性"相对立,全盘否定来自西方的东西,用知识领域的权力概念彻底取代了客观真理性内容,一切都成为中西之争,也就是真理与权力之争,这是我国后殖民批评在理论上无法克服的痼疾,因为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彻底取消知识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从我国一些后殖民批评所乐于引证的"中国形象"的辨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完全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认为真理只不过是权力的表现形式,就会发展到把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统统视为"思想理论战线"与"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断地展开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夺权"活动,"“”"结束的时间不算太长,殷鉴尚且不远,难道我们就对此种思维的荒谬性就毫无警觉与意识吗?如果说,阶级文化论被推到极端(只承认阶级性而否认超阶级的共同性)之后出现了许多偏执与谬误的话,那么,二十余年后的今天,我国的后殖民批评把族群推到极端,一切以国家或民族(nation)划线,简单地以非中即西的民族文化身份来作为泾渭分明的分水岭,而否认每一国家或民族中均含有超越东西方的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东西(如时下被极力贬斥的来自西方的"现代性"与"西方文论话语"),那就更是荒.唐了。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理论旅行"开始关注,特别是西方文论到中国的"理论旅行"中所带有的权力色彩更是成为我们理论的聚焦点,但是我们同时还更应该关注一种理论到另一国旅行中所产生的变异,即该理论的延伸、附加与扭曲。正如马克思主义可以俄国化一样,后殖民批评本质上并非倡导东西之间互不相容的僵硬对立和相互对抗,而是西方知识话语内部的一次自我批判与重新清理,但是到中国旅行的结果,也带上了浓重的中国化色彩,质言之,这种来自西方的理论在我们这里已经成为反西方和自我表扬(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利器,它已经完全变味了,这大约是西方后殖民批评的始作俑者所始料未及的吧。
(1)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上册,第44-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第35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3)俞吾金《意识形态论》,第241-2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4)(5)《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第43页,第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福柯《疯癫与文明》,"前言",第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7)(8)(9)(10)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8页,第28页,第18页,第10页,第1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2)(13)(15)(16)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30-31页,第32页,第32页,扉页,北京三联书店1993。
(14)http://home.zsu.edu.cn/pyramid/special/history/03.HTM
(17)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第9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8)黄维樑、曹顺庆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第2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9)(20)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207-2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1)吴晓明编选《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第17页,第35页,第4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22)《鲁迅全集》第七卷,第81-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3)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第195-19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24)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第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5)James A. Banks,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Ethnic Studies(A Simon & Schuster Company, 1991),p.411-412.
(26)参阅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第51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27)在"Post Colonialism: New Mailing List"中,后殖民理论批评的代表人物包括Homi Bhabha, Partha Chatterjee, Amilcar Cabral, Frantz Fanon, Ranajit Guha,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Edward Said, Trinh T. Minha, Ngugi wa Thiong’o, Abdul Jan Mohamed等,其中多数人我们不熟悉
(28)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29)参阅《文艺理论建设要改弦更张--季羡林教授访谈录》,《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期。
(30)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31)曹顺庆有关论述尚多且较为系统,择其要者有《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载《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32)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收获》2000年第2期。
(33)参阅赵稀方《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歧途》,《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
(34)(35)(36)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1页,第2页,第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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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沿袭1949年以后的官方文学体制,培养出大量庸俗腐朽,阿谀逢迎体制内作家,旷日持久地制造出人类文明时代以来巨量的文学垃圾,而少数具有精神自省的自由中国作家所创作的有着较高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学精品难以面世,导致中国当代不仅文学界,而是全社会腐朽庸俗之风日盛,精神与思想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文学作为引领人类精神的灯塔的作用日益退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初浅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的体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受西方近代女权运动的影响,涌现了一批女性主义色彩鲜明的时代作品。本文以著名作家李凖先生的经典代表作《李双双小传》为例,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女性思想变化。
关键词:《李双双小传》;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
在二十世纪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影响下,中国文学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先进思想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其中,女权思想是摆脱封建礼教枷锁的标志,更是社会风气转变的典型表现。女性思想的变化在她们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态度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映了新时代女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争取男女平等的思想更是渗透到了她们日常言谈和行为举止中。下面将从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出发,以《李双双小传》 为例,分析女权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压迫并不是个人蓄意行为的结果,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换个角度来说,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阐释,即受父权制影响,妇女只能留在家中料理家务,男人负责外出劳动,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的妇女们在经济上处于劣势,也就导致了她们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处于受压迫的地位。
女权主义者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劳动概念,在重建劳动的过程中必须避免千篇一律的、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工作,而是要在工作环境中发展自我的同时也改造着外部世界。
新中国建立以来,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她们积极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劳动中。《李双双小传》就是反映这一时期妇女思想意识发生转变的典型文学作品。创作当时正处于我国建设发展的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部作品在时代特色的渲染下鲜明地向读者传达了女性主义的思想。
作品一开始便交代了女主人公李双双的丈夫喜旺对她几个称呼,“俺家做饭的”、“俺那个屋里人”、“俺小菊她妈”,街坊邻居则称呼李双双为“喜旺家的”、“喜旺媳妇”、“喜旺嫂子”。可以看到,不管何种称呼,都是依附在丈夫和孩子的名下,李双双依然是夫权社会的一个附庸,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女子称呼的某某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双双在没有走出家庭之前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人物形象 ,完全没有李双双的个人色彩,毫无独立性,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论里所提到的“异化”――劳动者与自身的疏离,是完全没有自我的表现。妇女们所体验的不是自己的意愿,妇女们劳动的成果和妇女本身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男人,这个在男权主义家庭中的掌权者。
从作品中李双双自己写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家务事,真心焦,有干劲,股不了!整天围着锅台转,跃进计划咋实现?只要能把食堂办,敢和男人来挑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用来描述妇女工作本质的一句话――“女人的活儿永远干不完”。家务活儿干不完也就没有多余经历参与社会劳动――当时的公社化生产,所以李双双在大字报上大声疾呼,要求从繁杂的家务活儿中解脱独立出来,勇于同男性进行劳动上的竞争。
这种要求男女平等,和男人们一样参与公共劳动的想法在后来双双和喜旺的几次争吵对话中同样被双双强烈地表达出来――“人家都在大跃进哩,我就不能走出这个家?”、“外边大跃进干红了天,我还能叫这个家缠我一辈子?”。父权制的标准就是需要女人待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也如此,所以男人比女人能更自由的在家庭之外工作。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妇女解放的两个前提之一就是女性重新进入公共产业。社会主义派女权主义者通常把妇女和无产阶级对比,她们认为妇女应该放弃为男性这个统治群体的利益服务的“被男性认同”的思想意识。
作品中还有这样一个桥段:“……合作化以后,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双双虽然做活少,可也有人家一份。喜旺这时候办个什么事,也得和双双商量商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哈特曼的文章曾指出,工资差异是造成妇女屈从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妇女的工作通常不是按照个人意愿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社会性别分工限制的。工资又是家庭的核心经济基础,也是妇女在经济上长期依附男人的根源所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妇女的经济利益和独立性放在首位,正如双双在处理公社食堂的事务和与家人邻居之间的关系时所变现出来的独立自主,大公无私和正直负责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集中关注的妇女作为工人的经验和她们在家庭中位置的交叉作用。
正如学者卡罗尔?埃尔利希所说,对妇女而言,要获得这样的认识――那就是作为女人,她们受到压迫,但她们并不低人一等,而父权制社会的需求也不都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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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恰好是中国电视剧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政治经济的变迁、生活方式的改变、思想意识的革新,强有力地影响着电视剧的生产。电视剧不仅折射了社会的集体意识和主流价值,也构成了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之一。从第一部大型室内剧《渴望》诞生以来,九十年代女性形象的塑造开始成为提升电视剧收视率的亮点和引人关注、思考的社会热点。此后,女性问题越来越成为电视剧从业人员关注的焦点之一,出现了一大批以女性形象为主人公的电视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电视剧解读社会发展与女性形象变迁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电视剧塑造了诸多典型女性形象,《渴望》中传统女性典范刘慧芳、《北京人在纽约》中女强人阿春、《杜拉拉升职记》中新女性形象杜拉拉,描摹了中国改革开放到现代化转型这一漫长时期中中国女性形象嬗变的轨迹。社会性文本之外的中国现实社会,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等方面呈现出巨大变迁。文本与现实的相互折射,为解读中国社会发展与女性形象变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联系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社会性文本 女性形象 社会变迁 文化镜像
从新中国建立至今,各类以中国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电视剧塑造了了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具备时代典型性的女性形象:从《渴望》中作为传统女性典范的刘慧芳,《北京人在纽约》中作为改革开放奋斗时期女强人代表的阿春,以及《杜拉拉升职记》中象征新时期独立自主女性的杜拉拉。电视剧中女主角形象的演变折射了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中女性从自我意识缺失到角色定位斗争再到回归平衡对话的嬗变,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社会漫长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表征。因此,本文通过对三部电视剧做出本文解构梳理出女性形象的变革,对中国社会在发展变迁过程中方方面面变化的分析了解电视剧形成的宏观语境,进而透析出中国社会发展与女性形象变迁之间存在的丰富文化镜像意义。
著名的女性主义波伏娃认为,“女人并非是生就,而是逐渐形成的”。故而,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构建与呈现则是在相应的特定社会与文化的打磨中形成的。《渴望》、《北京人在纽约》、《杜拉拉升职记》等三部电视剧播放期间都引发了中国民众的高度关注,甚至引发社会大众对于爱情观、价值观乃至人生观的热议。以下就针对三部电视剧文本展开解读,解构电视文本中女性形象的特征及不同时期出现的形象变化。
1.《渴望》――传统女性典范刘慧芳
1990年出品的电视剧《渴望》开创了我国家庭伦理据的先河,它凭借世情、友情、爱情、人情的魅力让千千万万的观众为之牵挂,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它创下的巅峰效应成为一个时代的神化。而《渴望》中塑造的中国式传统好女人“刘慧芳”更是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这(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因而,在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品,被安置在一种被动的、从属的位置,而男性则依据他的视角能动选择“观看”。这恰恰是形成了《渴望》这部电视剧高达90.78%收视率的深层原因之一,它遵循男权中心文化的模式制造了一种男性观看的视角,建构了一个符合“看”的主体心目中女性应当呈现的形象,即刘慧芳是一个集合了所有中国民间传统女性优点于一身的女性形象:秀外慧中、善良无私、勤俭隐忍、任劳任怨、甘于奉献、自我牺牲……
简而言之,贯穿《渴望》的主线就是一个“完美”女性在受苦中以一种自我意识缺失的形式按照男权社会的规则完成自我实现。
2.《北京人在纽约》――改革开放奋斗时期女强人阿春
《北京人在纽约》作为中国第一部“移民题材”的电视剧讲述了是北京人在纽约奋斗和扎根的故事,与《渴望》中塑造的贤妻良母型女性形象所截然不同的,引发中美两地热议和追捧的电视女主角阿春则是事业型女强人形象。
一个时代的职业女性,甚至是女强人类型,她们都是女性作为主体能够拥有对客观世界中地位、作用于价值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被称为女性主体意识。[]聪明能干、独立自强的阿春身上就表现除了一种女性意识的萌发,不再需要“依附”于男性主体,渴望通过自我奋斗完成价值的创造和认可。一般而言,婚恋、家庭、工作、物质是考量女性在一个社会中存在或生活中的重要量表,《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形象则有意可以摆脱厨房、家庭、琐事、纷争等传统女性相关联的“符号”,并试图通过工作为突破口开展角色斗争,寻求事业上的成功来打破女性作为“弱者”的惯常思维。在男权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的角色设定限制了男女按照既定的模式扮演。从人们获得社会角色的方式来看,社会角色的类型可分为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所谓先赋角色是指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的或生理的因素基础上的社会角色,所谓自致角色则是通过个人的活动与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角色。阿春正是希望通过事业活动来完成这种社会角色的转换。
如果说《渴望》中的刘慧芳以其隐忍、忘我的形象将传统观念中女性的刻板印象进一步确立,那么《北京人在纽约》的阿春则通过“女强人”形象统治荧屏,进而大声宣告公共领域绝非男性的天下,这二者成为了中国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两极。
3.《杜拉拉升职记》――新时期独立自主新女性杜拉拉
《杜拉拉升职记》的热播一度引发了女性的“职场热”,电视剧展现了一个特定阶层的女性群体形象:职场白领。这是一群有着较高知识水平和教育程度,经济相对独立、生活内容相对丰富、最具“现代感”和开放精神的现代女性群体。[]电视剧中的女主角杜拉拉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外企中通过个人努力而取得成功。由于职场女性白领拥有不薄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自然而然地传递出一种女性自我独立与自我解放的呐喊,所以杜拉拉这部分形象的设置表明了她不愿沦为男性附属品的独立个性,深切渴望女性话语权。
然而,杜拉拉与《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不同,与女强人阿春相比,杜拉拉不仅仅是会呼风唤雨的女强人,卸下“女强人”面具后的脆弱也构成了这一女性形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拉拉职场成功女性的形象必然打破了传统女性的定位,但也跳出了极端女权主义的泥淖。传统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归因于男女差异境遇,因而以“求同的路径诉求妇女的解放”[],而杜拉拉恰恰是选择了一种承认两性差异的方式来寻求平等。在《杜拉拉升职记》中,杜拉拉没有将自己摆在一个与男性对立的位置,也并不试图征服或是被征服,而是通过不断的碰撞、了解和沟通,化解彼此由于经历不同所造成的世界观、价值观冲突,从而化解矛盾,在事业圆满后也收获了爱情的圆满,实现两性之间的平等与和谐,回归了一种家庭与事业的平衡。
二、语境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一阈
社会语境是我们解读电视文本的钥匙,只有将文本放入到宏观的社会语境中,把握动态的社会发展情境,才能够解码电视文本中隐含的真实面貌。《渴望》、《北京人在纽约》以及《杜拉拉升职记》三部电视剧分别出品于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深刻阐释一系列的中国社会变迁才能够捕捉到电视文本中女性形象嬗变的根源。
社会变迁的步伐从未停止,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社会起步与动荡、改革开放洪流冲刷中国大地再到中国现代化转型号角的吹响,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开放社会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故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将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以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政治变迁。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从新中国建立到度过了六十年代的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为呈现欣欣向荣的蓬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引入一条民主化的路径。民主政治,是凭借公共权力,和平地管理冲突,建立秩序,并实现平等、自由、人民主权等价值理念的方式和过程。在社会学中,依据男性和女性群体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差异形成的一种适应社会的主观意识,即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概念相对。中国传统男权统治社会中,女性作为社会主体所该有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剥夺的,而民主政治的趋向打破了这种格局,从政治制度上认同了男女平等的地位,创造了男女平等对话的模式。
第二,经济变迁。改革开放后的计划经济加剧向市场经济转型,高度市场化搅动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经济回报的提高也进一步吸引了传统家庭主妇迈出家庭的门槛进入到职场,女性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开始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形成一道道独特的女性职场风景。“女性就业不仅是维持自身生存发展的基本保证,同时也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内在需求,是衡量社会文明与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女性职业形象的塑造也进一步打破了传统性别的刻板印象。
第三,文化变迁。一方面,在转型语境中,中国社会主导文化逐渐后退,九十年代开始大众文化更以一种娱乐化的形式逼退主导文化、重塑精英文化,唤醒了深埋在大众心中的自我个性的声音。大众文化的崛起打破了中国主流文化一枝独秀的局面,形成了中国社会文化多元、开放、包容的局面。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一直奉行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而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了中西方文化的传递与交流,西方思潮的流入,也进一步导致各种文化价值观念交织与冲突。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广大女性的知识形象也越来越受重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已经消亡,现代社会中,知识水平或文化教育程度也成为了衡量男女的同样指标之一。
第四,社会结构变迁。至2011年,我过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50%,这也标志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已经蔚然成风。城市化进程使得过去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大量农村人口转而成为城市人口,被新兴城市创造出的就业机会所吸纳,而迅速增多的城市女性也更多投入到就业岗位中。另一方面,城市化也促进了中国传统礼俗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的迅速转型,依法治国也从法律制度上进一步明确了男女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作为社会性文本的典范,无论是《渴望》、《北京人在纽约》还是《杜拉拉升职记》,这三部电视剧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特定时期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境遇。而通过语境分析,又可以看到社会现实与电视文本间的文化镜像意义,因而,以下将借助三个考察电视剧文本中对应的典型女性,考察分析中国现实环境中女性形象的变迁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照。
首先,《渴望》一剧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而电视剧内容设置的时代背景则跨越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说是对中国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可以说,中国社会刚经历完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动荡时期,还未喘息又将面临改革开放带来的剧烈转型之痛,这种社会形态的变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冲击也是史无前例的,也因此,传统文化形成一种迅速而决绝的抵抗姿态,电视剧作为一种媒介传播方式成为了捍卫中国主流社会价值观的重要阵地,隐含于该社会性文本之下的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写照。
因而,在此时期的电视文本中,“女性形象不可避免地要屈服于一种强制性的、带有性别歧视的凝视”[]之中。扩大而言,传统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延伸令女性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也是依附于男人、孩子或者是家务劳动中,正如刘慧芳所传递出的美好价值一次次体现于照顾弃婴、操持家务、传宗接代、体贴丈夫、孝敬公公等琐碎凡事之中的。刘慧芳的善良、美丽为那个时期的大众树立了一个具象的可衡量的道德标杆,而从这个完美道德标本中流露出的却犹如在传统道德和封建礼教压迫下被彻底磨灭了性情与个性的女人形象,形成了忍让的女性气质以谋求在男权制度下的认同。此外,刘慧芳身上还闪现出另一种主流社会价值观,即女人所蕴含的母性光辉,爱、无私、奉献都是对于母亲刘慧芳的道德“枷锁”,再一次显现了中国社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需求。
而后,《北京人在纽约》出品时间晚于《渴望》几年,是在90年中国市场经济确立的背景下诞生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内开放的市场观念、转变的经营模式、革新的生活消费方式,无疑刺激着这一时期国人的神经,新奇、刺激而又恐惧的气氛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大氛围。打开的国门涌入的不仅仅是西方现代化如火如荼开展的文明景观,西方张扬个性、突破常规、力求创新的新思潮也如暴洪般涌入,双重文化的碰撞、光鲜物质的刺激,引发了以“洋插队”的留学生为主的一次大规模移民潮。《北京人在纽约》就是反映当时社会一批知识水平相对较高的精英分子在面对变革迷茫被被美化的“美国梦”所吸引,走上一条前往美国“淘金”却遭遇生存挣扎之路的社会现象。女主角阿春的人生脉络阐述的女性形象也正是表现了该时期社会变迁在中国女性身上烙上的印记。 改革开放以及出国潮的高涨,给长期屈从于男权制度压抑下的女性带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有着深厚的女性主义思潮,西方社会的这种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和成熟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灌输到中国女性的心田,并且推动了一批具备新知的女性开始寻求摆脱“弱者、他者和附庸”的形象。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将个体存在的需求从低到高依次分成:生理、安全、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这六个层面的需求。中国社会的开放是导致这一时期女性“复归”声潮产生的导火线,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则为女性通过就业走入公共领域视野提供了丰厚土壤。而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传统性与现代性相互交织的矛盾也深刻反映了在那一时期女性形象上,通过艰辛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后往往陷入一种个体的的孤寂,最终也因为婚姻、家庭生活的落败而又陷入到被社会否认的境地。
电视剧《杜拉拉升职记》拍摄的时代背景是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中国在市场经济的洪水猛兽中以一种“中国模式”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高速路,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无数的“中国奇迹”,而在中国日益占据世界民族之林扬眉吐气的背后,确实隐含着无数由于片面的、激进的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社会改革二产生的隐患,一种“不均衡”、“不持续”的危机正步步逼来。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这些主要声音也迫使中国主流价值取向的转向,寻求回归与平衡成为了现下时代主旋律。
一个特定的时代,总有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社会心理,并对社会所推崇的女性形象产生重要影像。这一时期指引中国女性发展的是一种全新的理念,正如英国的新女性主义者多丽丝・莱辛在其《金色笔记》中提出:“人类社会是由女性和男性组成的,无论是男性统治女性还是女性统治男性,都是片面的过激的行为。她认为解决女性自由的唯一途径就是摆脱消极无为的思想,积极投入到生活中去,肩负起个体对社会的责任,和男性共同面对困境。只有两性间相互支持、和谐共处才是女性乃至男性实现自由、幸福生活的唯一出路”。因此,《杜拉拉升职记》正是一种顺应时代的言说方式,以杜拉拉为典型的中国新女性不仅仅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从家庭、事业这些具象的追求上升到一种心灵层面的追寻和满足。西方的新女性主义倡导者就认识到:“一味追求所谓‘女性话语’的建构有可能诱发新的两性之间的对立甚至斗争,两性和谐共处,既不取决于男性霸权,也不取决于女性主义,而是不仅‘取决于男性与女性认识对方的努力’,还更取决于男性与女性认识自己的努力,认识自己社会性别的努力,这正是当代女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以,以主流倡导的女性形象为原型的“杜拉拉”就是以和谐为终极目标,通过对男性个体的认同,实现与其在爱情、婚姻和责任等方面的和解,最终实现彼此的双赢,进入到平衡的发展状态。
早在公元四世纪文学家多纳特斯(Alius Donatus)就曾说“戏剧是人生的模仿”“习俗的镜子”“现实的影像”,而电视剧就是戏剧在现代传媒中的展演。社会性文本以社会现象为描述对象,文本内容透露出中国社会变迁中女性形象嬗变的轨迹,与此同时,文本也对社会产生反向作用,显现出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走向。
[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本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第309页。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本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崔丽媛.《流行时尚潮流下职业女性在家庭伦理剧中的形象建构》[J].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30卷第2期.2013年4月.
[4]王丽英.社会学基础[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12页.
[5]郝朝帅.《“女性意识”再思辨――解读今年电影中的职场女性》[J].艺苑.:观点关注,第32页.
[6]杨凤.《范式转换:新旧女性主义之间》[J].思想战线,2010年第5期.
[7] 刘海明.劳动就业中女性权益保护[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2).
[8] 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M].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6页.
[9]陈飞强.稳定与变迁:女性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对《中国妇女报》女性人物的分析[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3年2月.第1期.
[10]薛晓颖.莱辛作品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9期.
[11]彭丽华,林桂敏.莱辛与良性和谐的新女性主义[J].求索,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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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电影是我国电影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是电影女性形象百花园中的奇葩。少数民族电影中的女性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真善美的化身、传统与现代的结晶。少数民族影片对观众无不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在此背景下的女主人公自然也就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充满着神奇的魅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女性形象的表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能看到众多的女性形象,有柔弱的的女性形象,还有刚强的女性形象,这些电影中表现如此不同的女性形象,是真正少数民族的女性形象,还是社会赋予的女性必须的形象。我们需要在本文中进行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女性形象的类型探讨和这些类型形成要表达少数民族真正内容的探讨。
关键词:女性形象;少数民族电影;身份认同
不是所有的“民族电影”都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只有以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为主要题材和表现对象的影片才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确定了这个概念之后,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可谓是数不胜数。
在男权社会下,在以男权话语中心下,女性的身份认同的模糊性是女性能否真正认识到自己女性形象本身的真实性。由于长期在夫权制度之下,女性的形象受到了限制,无法摆脱男性的权力话语下,女性自身也慢慢模糊了自己的身份意识,是在男性权力下女性必须处于边缘位置,没有话语权的身份角色。
(一)女性性别与身份
在弗洛伊德的眼中,性别身份是人类身份的首要构成元素。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人与人之间最为自然的关系就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在父权制的国家里,女性就是被边缘化的身份角色,没有处于社会形态的主体部位,是在男权社会中被处于弱势的地位。在我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女性形象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被压迫的女性,现在都得到了解放,女性思想也得到了解放。
(二)性别与民族
少数民族中的女性形象大多都是遵守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照顾好孩子和丈夫的美好女子的形象。不同的性别可能在不同的民族中都会有不一样的呈现。例在不同的民族中性别也决定了社会分工的不同从而导致社会地位的差异。未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中,目前笔者认为由于社会发展的迅猛,一些少数民族的女性也有了自己的思想和意识,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女性也冲破了男性群里束缚下的捆绑,逃脱到自由的境地。电影《花腰新娘》中的凤美看见舞龙队只有男的,她也觉得女的也可以参加舞龙队,就组建了一个女子舞龙队,这一些颠覆传统民族观念的事情,是凤美给闯了出来。再次展现了一个民族也可以不分性别,也可以冲破民族固有的一些风俗,给观众带来了一丝新鲜感的新少数民族女性形象。
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数量较多,所以不同地区生产出来较多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其中女性形象的类型也数不胜数。
潘多拉式代表恶魔恶毒女子的形象,是以负面形象示人的女性形象角色。《钱,这东西……》是由天山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讽刺喜剧片中的有个女主人叫做泰来罕,是个好虚荣,爱财如命的暴发户,性情泼辣,没人敢惹。少数民族中的女性形象都是勤劳能吃苦且善良的,但是这位泰来罕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完全不同于以往,这里展现的是狡诈、泼辣、不诚信的女性形象,由此可以看到,此时影片中所呈现的女性形象已然是多元化的了。
在我国的刚成立的十七年间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有很多的女性形象属于革命女青年或者是女英雄式的。例如影片《景颇姑娘》中的景颇姑娘黛诺从小失去父母。成为早昆山官的家奴,日夜干活,受尽折磨。黛诺长大后,早昆山官要以九头牛的价钱把她卖给勒乱做媳妇,黛诺不从,乘机逃走,忽遇一辆解放军军车,她偷偷钻进车里来到了解放军这个大家庭,从此黛诺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帮助自己的民族景颇族人民进行土地改造。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展现的女性革命形象。
善良的母亲形象或者是贤惠的妻子形象都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常见的女性形象。为了显示出民族的友好和睦团结。在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电影《成吉思汗》中成吉思汗的母亲,就是一位善良的母亲、贤惠的妻子的形象。这部影片的主体不是女性形象,它是以成吉思汗的英雄史诗为主要线索来叙事的。女性形象只是影片中的陪衬的角色,而成吉思汗的母亲她那要把成吉思汗培养成民族英雄的气魄,是一个普通母亲望子成龙的一个信念。
少数民族少女是影像表现的一个特别的符号,由此还构筑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一道巡礼夺目的视觉奇观。电影《诺玛的十七岁》中的诺妈,每天从家里背着玉米去镇上烤卖,眼里是与满街晃动的人影相协调的单纯与温顺。《红河谷》中的丹珠,骑着雪白的牦牛,在美丽的草原上徜徉,一声“我喜欢谁就喜欢谁”的宣告,更是给予了男性无限的遐想。
通过整理的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以及对上述的阐释过后,笔者认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类型的女性形象的原因如下。
(一)不同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会不
一样
在这些影片中我们不难发现,首先在十七年期间拍摄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的女性形象都是一些阶级、革命性的主题比较多,这一时期的女性形象更多的是工农兵形象的劳动者,或者是从受奴役被压迫的地位走向了新生而且在政治上也更加觉悟的女性形象,还有的她会积极投身于革命,投身于社会建设的人民大众的一员。
(二)不同民族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会不
一样
笔者在这里想说的是,女性形象也代表着整个民族的形象,所以不同的少数民族,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民族形象和他们的民族精神。每个女性角色的塑造终究都是在塑造民族形象,体现出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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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面纱》是根据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同名长篇小说 The Painted Veil 改编拍摄。2006年由此改编拍摄的电影呈现出不同的中国形象,反映了时代变迁中,西方世界打量中国的不同目光。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解读电影《面纱》中的中国形象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电影《面纱》是根据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同名长篇小说《面纱》改编拍摄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讨论电影《面纱》对中国形象的美化与丑化,反映出西方注视者打量中国的不同目光。
关键词:面纱 形象学 中国形象
电影《面纱》讲述的是一个与爱情救赎有关的故事。在20年代初期,一对英国夫妇来到美丽却瘟疫肆虐的中国乡村,经历了重重波澜最终领悟到爱的真谛。电影《面纱》改编自英国小说家毛姆的同名小说,导演用清新、唯美的画面讲述了男女主人公――瓦尔特和凯蒂之间凄婉的爱情故事,忠实地再现了小说中凯蒂――一个为了逃离伦敦浮华社交圈的小女子,如何从对爱情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到最后勇敢地承担生活责任的精神蜕变。电影与小说相比,人物的塑造更鲜活、更真实。
《面纱》的主角虽然是一对英国夫妇,但故事却呈现了百态的中国形象。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形象学主要研究一国文学中所塑造和描述的异国形象。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近年来比较文学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以电影《面纱》为文本,以形象学的方法讨论影片对中国形象的美化与丑化。毛姆在中国形象的塑造上,既受到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主观想象的影响,又受到自己对东方古老文化向往之情的影响。因此,他笔下的中国形象不可避免地被美化或丑化,呈现出两种极端的形象。这是毛姆带着西方文化的有色滤镜所看到的中国形象,西方文化在毛姆身上打下的烙印,造成他对中国产生误读和歪曲,中国是作者基于西方这个“自我”形象之上的“他者”形象。毛姆将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构筑为一个“他者”,一个与自身对立的文化影像,这个影像一方面是理想化的、神秘的,而另一方面,它是被丑化了的、异类的。下面就从这两方面分析《面纱》中的中国形象。
回顾整部影片,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许多中国人卑躬屈膝、甘愿做别人的仆人,并且唯唯诺诺、沉默一言不发的画面。作者对中国人的描绘,流露出西方社会集体无意识的优越感,以及对东方人民的蔑视之情。据法国形象学家巴柔的观点:“看似个人创作产物的异族形象事实上是创作者所处社会的产物。形象受社会和时代条件的制约,反映的也是当时社会的整体看法和观念,是群体想象的结晶。”①
病情灾区的人们似乎都是野蛮而愚昧的,为了凸显男主人公瓦尔特的伟大,中国的民众仅仅是作为背景人物而出现,他们对外籍人士的排斥也让观者觉得不舒服,也让中国人的形象大打折扣。而影片借助女主人公凯蒂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肮脏杂乱的一面:破败的房屋,肮脏的玩偶,古怪的奴仆,污秽的街道。总之,在她的眼中,这是一个疫情泛滥、破败不堪的村庄以及一群丧失话语权、死气沉沉的行尸走肉。男女主人公都是高尚的救世主,而中国民众则扮演着愚昧、丑陋、迂腐的被拯救者的角色。毛姆为了实现心中那个崇高而伟大的救世主理想,那个英雄主义理想,把瓦尔特塑造成这样一个英雄人物,而中国人民则理所当然地成为英雄周围沉默的背景。
与小说《面纱》相比,影片中的人物虽然不再是毛姆笔下“沉默的他者”,他们也表达着自己的爱与恨,可是强烈的民族情绪发展到极端就变成对所有外国人盲目的粗暴攻击。此时,小说中迂腐懦弱的中国人又变成了热爱祖国的愤青,于是才有了挥着臂膀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驱除鞑虏”的勇气,有了对凯蒂围追堵截的愤怒,有了与瓦尔特对峙的勇气,可是这一切最终却败给了瓦尔特的机智勇敢。影片中这一情节的描写明显地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自负色彩,好像中国人民在他们面前永远是那么不堪一击,永远是羸弱的“东亚病夫”,永远只能充当英雄的背景人物。在这一群背景人物当中占绝对优势的中国军阀,也被塑造成蠢材,影片中短短一段对话,把军阀无能、腐败、势力的丑陋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不可否认当时的军阀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样的刻画无疑丑化了中国军阀的形象,这与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对中国存有偏见是分不开的。
《面纱》的时代背景为20世纪初,此时的西方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由于毛姆长时间游历东方国家,他对神秘的东方及中国情有独钟,将这遥远的国度视为精神的伊甸园。工业革命给人们带来充裕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侵蚀着人们的精神领域,而西方的____文明无法承担起使得人们在精神上走向统一的任务,只有从文明生命力最为持久的东方文化中,才有可能找到这种引导人类精神统一大业的思想力量。
中国的神秘与魅力在影片中首先表现在凯蒂的改变上。在来湄潭府之前,凯蒂是一个爱慕虚荣、耽于爱情幻想的女子。与瓦尔特结婚之后,她觉得丈夫古板、木讷,不是自己真正爱的人,于是她出轨了。而丈夫隐忍了这一切,决定让凯特与他共赴霍乱肆虐的湄潭府,作为对她出轨的惩罚。刚到这儿的时候,凯蒂厌恶这里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脏乱不堪,她想尽一切办法想要逃离。当她渐渐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之后,尤其是在与韦丁顿先生的几次谈话之后,她的思想慢慢地发生了转变,她不想再整天无所事事,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这样她会觉得自己很没用。于是,她决定做点有意义的事――在修道院帮助修女照顾孤儿。在全心全意照顾孤儿、与孤儿相处的日子当中,凯蒂渐渐找到精神寄托,并且她对丈夫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甚至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那个自己曾经以为不爱的人,真正领悟到了爱的真谛。
其次,影片中所塑造的海关专员韦丁顿的形象是让人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他在中国待了二十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小说以及历史典故了然于胸,谈论起来也是滔滔不绝、妙趣横生。这个人物俨然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韦丁顿充分吸收了中国道家的思想,而这种中庸之道恐怕就是他之所以能在霍乱横行的湄潭府豁达地生活的原因了。影片中他和凯蒂有过几次谈话,他的表现非常幽默而机智,让凯蒂深受启迪,他在凯蒂的灵魂重生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根本上说是中国文化在起作用,毛姆本人也非常欣赏中国的庄子,他从中领略到的中庸之道也许正是他给当时迷茫的西方社会开出的一剂良方。
最后,在《面纱》中毛姆将自己的古代中国情结寄托在海关专员韦丁顿的中国情人这个人物形象上。这个人物没有名字,出场时间很短,但是通过凯蒂的眼睛,我们就可以领略到她的神韵。但是毛姆将目光集中在这样一位满洲女人身上,欣赏她的教养与美丽,完全是出于猎奇的心理。因为这位满清格格的美必须有韦丁顿这位西方人的存在才能有所附丽,这体现了西方人潜意识中对自我文化持有优越感。
影片《面纱》中,作者和导演力求以相对客观的眼光描写他们心中向往的神秘天国。《面纱》于1925年问世之后,曾多次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2006年,中影华纳横店影视有限公司和耶瑞电影发行集团联手,再次将这部经典之作搬上银幕。与小说相比,电影对于中国形象的再现要相对客观公正一些。影片中的中国只是一个被外国列强的炮火轰醒,在战乱中蹒跚前行的古老国度。那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以一种全新的眼光近距离打量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他们逐渐抛开狭隘的优越感,将苦难与希望交织的中国历史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但是真实也只是相对的,在影片中由于受到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潜意识中轻视的影响,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丑化了中国,或者作者也由于自身受到对东方文化崇拜之情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多多少少美化了中国。从形象学的角度来看,异国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它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于真实情况。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我们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去接受异国对我们的评价,并且反思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存在一些问题,同时审视我们在评价别的国家时是否也由于受自身文化的影响而有失客观公正。
①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孟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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