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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沿袭1949年以后的官方文学体制,培养出大量庸俗腐朽,阿谀逢迎体制内作家,旷日持久地制造出人类文明时代以来巨量的文学垃圾,而少数具有精神自省的自由中国作家所创作的有着较高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学精品难以面世,导致中国当代不仅文学界,而是全社会腐朽庸俗之风日盛,精神与思想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文学作为引领人类精神的灯塔的作用日益退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初浅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的体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受西方近代女权运动的影响,涌现了一批女性主义色彩鲜明的时代作品。本文以著名作家李凖先生的经典代表作《李双双小传》为例,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女性思想变化。
关键词:《李双双小传》;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
在二十世纪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影响下,中国文学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先进思想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其中,女权思想是摆脱封建礼教枷锁的标志,更是社会风气转变的典型表现。女性思想的变化在她们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态度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映了新时代女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争取男女平等的思想更是渗透到了她们日常言谈和行为举止中。下面将从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出发,以《李双双小传》 为例,分析女权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压迫并不是个人蓄意行为的结果,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换个角度来说,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阐释,即受父权制影响,妇女只能留在家中料理家务,男人负责外出劳动,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的妇女们在经济上处于劣势,也就导致了她们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处于受压迫的地位。
女权主义者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劳动概念,在重建劳动的过程中必须避免千篇一律的、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工作,而是要在工作环境中发展自我的同时也改造着外部世界。
新中国建立以来,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她们积极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劳动中。《李双双小传》就是反映这一时期妇女思想意识发生转变的典型文学作品。创作当时正处于我国建设发展的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部作品在时代特色的渲染下鲜明地向读者传达了女性主义的思想。
作品一开始便交代了女主人公李双双的丈夫喜旺对她几个称呼,“俺家做饭的”、“俺那个屋里人”、“俺小菊她妈”,街坊邻居则称呼李双双为“喜旺家的”、“喜旺媳妇”、“喜旺嫂子”。可以看到,不管何种称呼,都是依附在丈夫和孩子的名下,李双双依然是夫权社会的一个附庸,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女子称呼的某某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双双在没有走出家庭之前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人物形象 ,完全没有李双双的个人色彩,毫无独立性,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论里所提到的“异化”――劳动者与自身的疏离,是完全没有自我的表现。妇女们所体验的不是自己的意愿,妇女们劳动的成果和妇女本身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男人,这个在男权主义家庭中的掌权者。
从作品中李双双自己写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家务事,真心焦,有干劲,股不了!整天围着锅台转,跃进计划咋实现?只要能把食堂办,敢和男人来挑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用来描述妇女工作本质的一句话――“女人的活儿永远干不完”。家务活儿干不完也就没有多余经历参与社会劳动――当时的公社化生产,所以李双双在大字报上大声疾呼,要求从繁杂的家务活儿中解脱独立出来,勇于同男性进行劳动上的竞争。
这种要求男女平等,和男人们一样参与公共劳动的想法在后来双双和喜旺的几次争吵对话中同样被双双强烈地表达出来――“人家都在大跃进哩,我就不能走出这个家?”、“外边大跃进干红了天,我还能叫这个家缠我一辈子?”。父权制的标准就是需要女人待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也如此,所以男人比女人能更自由的在家庭之外工作。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妇女解放的两个前提之一就是女性重新进入公共产业。社会主义派女权主义者通常把妇女和无产阶级对比,她们认为妇女应该放弃为男性这个统治群体的利益服务的“被男性认同”的思想意识。
作品中还有这样一个桥段:“……合作化以后,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双双虽然做活少,可也有人家一份。喜旺这时候办个什么事,也得和双双商量商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哈特曼的文章曾指出,工资差异是造成妇女屈从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妇女的工作通常不是按照个人意愿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社会性别分工限制的。工资又是家庭的核心经济基础,也是妇女在经济上长期依附男人的根源所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妇女的经济利益和独立性放在首位,正如双双在处理公社食堂的事务和与家人邻居之间的关系时所变现出来的独立自主,大公无私和正直负责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集中关注的妇女作为工人的经验和她们在家庭中位置的交叉作用。
正如学者卡罗尔?埃尔利希所说,对妇女而言,要获得这样的认识――那就是作为女人,她们受到压迫,但她们并不低人一等,而父权制社会的需求也不都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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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语言是文学形式的承载体,它对文学形式的创作形式有着天然的影响力。文学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呈现出相应的变化。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教育越来越大众化,本科阶段更强调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其基本目标由精英式的“专才”培养转型为拥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通才”培养,同时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使大学本科教学面临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调整。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必设的专业,同样应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接轨。
一、明确教学的总体思路
就甘肃农业大学的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来看,其中对学生的素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培养要求:系统掌握汉语言文学的理论和知识,具备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与沟通能力;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具有独立获取知识与信息的能力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一定的创新意识,了解本专业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具备本专业方向业务工作的基本能力与素质,具备调查研究和协调组织的能力,能适应相邻专业和相近专业的实际工作等。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既强调专业素质,又强调综合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教学过程方面都应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接轨。此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分析鉴赏能力以及写作能力,由此在教材选择、课时分配和教学方式上都与此目标相符。在教材上选用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此教材学理性强,文学史的线索清晰明了,授课就依教材的框架进行,对作品的分析教师自行补充,这是教材未展开而教学过程中必须体现的部分,给教师和学生都留有较大的发挥空间。在课时分配上,明确突出作家作品的教学与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思路,作家作品的讲授占60-70%,而文学运动、文艺思潮、社团流派、文体发展等内容占30-40%。在对具体文本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概括重要作家的创作特色与艺术风格。温儒敏先生在十多年前谈及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改革时,就已明确提出要“淡化‘史’的线索,突出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分析”,“把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的培养放到重要位置”,“注意结合学生阅读印象和问题来分析作品,侧重发掘与培育学生对文学的感受力和分析评判能力”。由此,教学的总体思路就是重点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既要重视阅读效果,提高阅读质量,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还要采用多元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思考、分析和写作能力,使学生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都能获得提升。
二、重视阅读效果,提高阅读质量,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学生的阅读尤其是对作品的阅读,但是从近年的教学实践来看,多数学生的阅读质量不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阅读量少。学生对作品的阅读大多比较被动,以教师开列书目为主,自主阅读的较少,即便是规定的必读篇目,也存在敷衍现象,少数学生要么简单了解故事梗概,要么翻阅一下简评,要么干脆不阅读,当问及其对作品的理解时,只能是人云亦云,甚至不知所云。对于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阅读是专业学习的基础,也是提高分析能力的前提,只有认真阅读了作品对文本熟悉的学生,才会认真思考,才有可能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所以,可以说,学生阅读质量的高低是影响学生收获多少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到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阅读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部分学生轻文学原著重影视作品。一些学生不去读原著,尤其是长篇小说读原著的就更少。他们通过观看改编后的影视剧来了解原作,而且一些教师也“以名著改编的影视资料辅助教学”,认为这样可以“增强学生的形象性认识,提高学习兴趣,加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感悟”,这种做法无疑会误导学生,使其以为这是一种快速便捷了解故事情节内容的有效方式,因而忽视了对文学文本本身的研读,忽视了对作品本身的感受和感悟,由此产生的后果可能是学生文学感受能力、想象能力的匮乏。笔者并不赞成用看影视剧的方式代替文学文本的阅读,一方面,影视剧为了观赏的需要,或者是编导根据自己的理解,会对情节作以改动,甚至是与原作大相径庭。比如巴金的《寒夜》,小说“尾声”的内容是: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民国路的旧居,看到的是一片阴暗和凄凉,丈夫死了,儿子跟着祖母离开,不知去了哪里。而于1955年拍摄、由吴楚帆主演的香港粤语片《寒夜》,结尾的处理却是曾树生在汪文宣的墓前放上一个金戒指,表示她与丈夫永不分离,在那里她还意外地见到了儿子和婆母,不仅婆媳和解,而且还答应跟着祖孙二人回到家乡去,过农村人的生活。巴金明确说,“这绝不是我写的曾树生。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也不会放弃她的‘追求’。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的暮秋或初冬,她们婆媳带着孩子回到家乡,拿什么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要养活一家三口并不是容易的事。曾树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别的路了。”这样的改编已经和原作相差太远,如果用电影内容理解原作,岂不南辕北辙。实际上文学文本和改编后的影视剧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企图用影视剧代替文学文本。另一方面,优美的语言文字及丰富的语言内涵只有在文字阅读中才能体味鉴赏,甚至需要反复玩味,文学文本的这种优势是影视剧无法超越的。所以,关注学生的阅读问题,正确引导学生阅读文本原著,是提高学生阅读质量,进而提升学生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前提。针对学生阅读质量不高的现状,教师可以从多方面去尝试改变。首先,应积极引导并督促学生阅读作品。除了既定的教学内容中的文学作品,还可以提供一些参阅作品,这样学生可以根据时间的宽裕度自主选择拓展型阅读。对学生的阅读效果可以采用课堂提问、讨论、写读书笔记、写论文等多种形式考查,以此督促学生的阅读,并引导其提升阅读质量。其次,引导学生阅读一些参考书籍和作家作品的研究资料,将专业领域的新理论、新动态、新成果及时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去,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比如老舍的《骆驼祥子》经过学者们的反复研究,已较难发现新意,而邵宁宁先生则认为祥子经历了一个从进城农民到城市游民的转换,他的遭遇及精神危机,固然是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产物,但从根本上说,又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那些进城农民将要长期面对的问题。文章转换了思路,把对祥子形象的分析与当代农民工进城的现状联系起来,获得了新的启示。像这种优秀的文章或书籍教师都应及时地介绍推荐给学生阅读,使学生尽可能多接触学界的最新成果,从而拓宽视野,获得启发。再次,采用比较教学法的形式,解决学生愿意观看改编影视剧而不愿意阅读文学原作的问题。可以选取两到三部作品,要求学生既看文学文本,又看影视作品,然后针对两种艺术形式展开讨论,让学生通过比较,发现两种艺术形式的差异所在,从而理解阅读文学文本的重要性。教师在教学中应重视阅读效果,紧密关注学生阅读中存在的问题,并给予积极正确的引导,从而达到提高学生阅读质量、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目标。
三、采用多元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思考、分析和写作能力
1.“文本细读”教学法
朱自清、钱钟书、孙绍振、陈思和等学者都意识到文本细读的重要性并付之于实践,陈思和明确指出,“在当下盛行新方法和新观念而忽视文本细读的学术背景下,细读文本对于以追寻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为基本特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多年的教学中,笔者一直采用文本细读教学法,一方面要求学生详细地阅读文本,通过对场面、细节的深入分析理解作品的主旨;另一方面教师选择重要的文本详细加以分析,教给学生具体的方法,使学生学会从文本出发理解文本,养成注重细节的良好习惯。比如对曹禺《雷雨》的分析,可以引导学生注意文本中的三个时间,由此发现,三十年前周朴园家赶走侍萍,所娶有钱人家的小姐并不是繁漪,繁漪到周家才十八年,也就是说那位有钱人家的小姐不知所终,甚至在周家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和侍萍、繁漪相比,她的命运可能才是最悲惨的。诸如此类的重要细节对文本的理解很重要,但如果不仔细阅读和思考,很可能就会忽略,所以只要教师从文本细节出发,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启发,学生就会发现新的知识点,进一步激发其阅读的兴趣,得到更大的收获。
2.“文本比较”教学法
分析一部作品,可以将其纳入到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相关作家群体的比较场域中去理解。“文本比较”教学法,就是引导学生从不同作家的相关作品中发现彼此的冲突与差异,或对同一作家的原文本与改编本进行比较,从而发现原文本的风格特征或原始意蕴。如讲到萧红《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可以联系到冰心《最后的安息》中的翠儿、王西彦《命运》中的路三嫂子、老舍《柳家大院》中的小王媳妇、沈从文《萧萧》中的萧萧等,引导学生思考这些童养媳形象的异同;讲到老舍的《月牙儿》,联系鲁迅《伤逝》中的子君,鲁迅对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分析,启发学生思考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因素;讲到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时,可以联系繁漪、虎妞等人物,比较现代文学画廊中的“恶女人”形象。也就是说,课堂讲授不能局限在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定要有横向或纵向的延伸,使学生在不同文本的比较中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通过具体个案的分析,学会阅读、分析和研究的方法,由此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只有掌握了方法,学生在面对其他作品时才能够独立赏析、评价,从而真正具备独立学习和分析的能力。
3.“专题讨论”教学法
目前高校大多数课堂的教学模式依然是“我讲你听”、“我启你蒙”的师生关系,学生在教学中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这种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效果不见得一定理想。在教学中,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就要给他们一定的发言机会,所以设计适当的专题讨论课就尤为必要。可将意蕴丰富的经典作品作为专题讨论课的内容,就作品主题、人物形象等方面,有针对性的开展讨论,积极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不局限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能形成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比如萧红《生死场》的主题问题,是抗日主题还是已超越了抗日主题探讨人的生存问题、社会制度问题;对曹禺《雷雨》中的周朴园形象界定问题,他是封建家长的典型,还是有情有义的爱情坚守者,都是可供讨论的话题。在讨论课的教学中,学生经过阅读、思考、讨论、最后发言陈述观点这样一个完整过程的训练,既培养了其自主学习、思考的意识,也锻炼了其阅读能力、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深化了其对作品内容的理解,体会到文学阅读中“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乐趣。当然,专题讨论中也可能会出现部分学生的观点缺乏新意、表述不清晰等,这就需要教师进行正确引导和合理控制,最大化地优化专题讨论课的效果。
4.“论文写作”教学法
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写作能力也是必须具备的一项能力。温儒敏先生说:“中文系的学生培养有什么特点?和其他文科专业比较有什么更‘强项’的地方?我看就是‘语言文学’的能力,包括文学感受力和评判力,而这一切还要落实到写作的综合能力训练上。中文系不一定能培养作家,但应当能培养‘写家’,就是‘笔杆子’。”学生的写作能力仅靠写作课程的训练是远远不够的,在其他课程上也应尽量给学生创造练习写作的机会。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教师不仅要督促学生提高阅读质量,掌握分析研究的方法,还应要求学生课后撰写课程论文,包括平常练习的小论文,课程中期考核的大论文。论文的写作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还能很好地反映出学生的阅读与思考状况。比如,在对巴金的《寒夜》进行了讨论之后,一些学生就将其思考的内容反映在了论文中;课堂上引导学生对小王媳妇、小团圆媳妇、萧萧等童养媳形象进行比较,课后就有学生写分析童养媳形象的论文,这些例子表明课程教学具有连贯性和完整性,教师对每一个环节都应充分重视,给予学生正确的引导和积极的鼓励。论文写作中,教师对论文的批改、点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教师对每一份论文都应认真评点,写出评语,多鼓励,少批评,充分肯定学生的思想,注意阐发学生观点中的学术价值,解答学生思考中的疑惑。对其中比较优秀的论文还可以向院刊、校报及省级期刊推荐发表。在教学过程中同时还要求学生为毕业论文的写作做准备,先明确选题方向然后搜集资料准备提纲。这种连环递进式的写作训练,使学生在经历小论文到学期论文再到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既开拓了视野,训练了思维,又逐渐掌握了学术论文的写作格式、文体要求等基本知识,具备论文写作的基本能力。在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教师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不仅授之以鱼,还授之以渔,使学生在获得了知识的同时,还培养了兴趣、形成了能力,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生的阅读能力、分析鉴赏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在课程学习中都能得到锻炼和提升,为将来进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近年来,中文专业毕业生就业比较广泛,中小学教师、文秘、出版社编辑就业岗位比较普遍,村官、公务员等也是部分学生的选择,这反映出学生不仅具备了专业素质,也具备了不同行业需求的综合素质。从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实践来看,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他课程,只有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各个方面探索课程改革与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从重理论向重实践转变,不断推陈出新,才能实现培养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面广、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适应面广的应用型人才的总目标。
现代文学具体指在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一定的历史变革影响下,广泛接受外来文学思想而逐渐形成的新文学形式,不仅使用现代化的语言反映了我国现代社会的科学民主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以及表现手法方面都与传统文学具有较大差异,并且在新时期出现了现代小说、话剧、散文诗、新诗和报告文学等文学体裁,具有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特征,与世界文学潮流一起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文学形式。现代文学的教育意义,在我国研究较早,现阶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下面本文就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一、现代文学教育意义研究
关于现代文学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和对当今社会的教育意义,许多学者在研究中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为武永明对张志公文学教育思想的分析,认为其站在促进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高度思考当前我国语文教育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较为实用的看法,特别是其在文学教育功能方面的论述,对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化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郭虎妹也在其硕士阶段的研究中指出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领域语文教学存在的缺陷,且在综合分析后对语文教学进行了重新定位,站在文学阅读的角度,探究了现代文学教育对学生人文素质培养方面的重要意义,最终提出了较为科学的多维度文学观念,将西方文学的教育批评方式引入到职业学院的语文教学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文学教育的影响力[1]。此外还有诸多学者也对现代文学及其教育意义进行了分析,不仅丰富和现代文学教育意义的研究内容,也对我国高校现代文学教育课程的开展提供了相应的指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现代文学的教育意义
文学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是一个无争的事实,并且文学的教育意义对我国各个时期的人才培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一)现代文学是一种艺术形式和审美对象
阅读现代文学作品,不仅是为了接受文学作品中的教育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感受文学作品的娱乐作用和审美能力,也就是说,通过分析文学作品所塑造的生动形象,优美的文学意境以及积极向上的生活趣味等获得自由的文学享受,进而体会审美主体的自由和自豪之感,这在本质上表现出对现代文学教育意义的升华
。例如教师在引导学生阅读《荷塘月色》、《凤凰涅槃》、《再别康桥》等经典作品时,学生总能够被作品中的优美意境、生动的形象、气势磅礴的语言和高尚的生活趣味等感动,进而得到心理和生理两方面调节,促进学生完美人格的形成。
(二)现代文学作品具有审美和认知双重功能
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被称之为文学界的百科全书,对人的认知能力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文学作品的认知功能在审美过程中得以实现。这种实现简单的说就是通过对作品进行阅读和欣赏,使学生深入了解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面貌以及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等,拓展学生的视野,加深学生对历史发展本质规律的深化认知。就以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其根植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一定的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思想倾向,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由衷的向往和追求,能够加深对学生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认知和认同感。例如在具体分析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药》,巴金的《寒夜》等作品时,学生就能够在体会作品内涵的和接受作品精神教育的同时,对当时社会的历史发展以及新民主主义精神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三)文学作品的核心教育功能
我国古代文学特别重视教育性,希望通过文学作品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倾向、精神意志品格等产生影响,人们将文学作品称之为精神食粮就是对其教育性质的最生动表述。高尔基曾经对文学的教育意义进行分析,认为文学的本质目的就是帮助和引导读者正确的认识自己,进而提高其生活的信心,产生追求真理的愿望和勇气。这表现出对现代文学作品教育意义的深刻阐述,简单的说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在精神层面对人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转移人的心理倾向,促使人焕发出一定的精神面貌。综上所述,现代文学及其教育意义对我国当今教育领域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研究现代文学的教育意义对于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所以现阶段应该加强对现代文学的重视,在教育领域充分挖掘其教育功用,为我国素质教育的深化开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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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是相对于应用创新而言,可分为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基础研究科学理论创新。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包括:哲学理念创新、思想观念创新和文化创新等、法学原理创新等。科学基础理论创新涉及面更是广泛,难以界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几点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发生一定的改变,经历了几番创新,从原始的“政治革命一体化”渐渐地过度为启蒙现代性以及文学现代性的新文学史,在发展为当下的文学与历史通融的良好发展现状,为此本文将就现当代文学史理论的创新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与思考。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史;创新;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很多事情也在时时的发生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现当代文学史理论也经历了几次变革,为了更好的适应发展的社会进行一定的革新,进行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思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学史创新关键便在于进行文学史理念的革新,进行理论的创新可以实现文学史更好的发展,同时为文学史的良好革新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我国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时由王瑶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再次著作中作者对于“史”的思考依然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要思想,但是却摒弃了严重的浓郁的政治色彩,使人们在进行相关阅读时可以更加的心情舒畅,得到一定的放松,而不是过多的被其中存在的政治色彩所左右,影响读者的感官体验。再次著作之中作者根据自身良好的文学底蕴修养,进行多种史料的搜索与总结,运用自己独特的目光进行相关问题的阐述,对于发展历史中各种文学历史现象进行了详细的综合的且极为可观的评述。
因此,此著作的阅读不仅使读者感受到鲜明的“史”的特点,同时兼顾了文学的特性,这也是王瑶所要呈献给读者的其所认为的文学史理念。在王瑶的著作之中充分的运用自身所掌握的各种知识进行“文学”与“史”的良好结合,这一创新性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是之后的文学史却没有这样发展下去。
1955年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对于文学史进行相关阐述时十分突出的强调了革命运动对文学的影响,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使作品中的政治色彩较为浓郁,同年张毕来执笔的《新文学史纲》中更是出现了“革命史化”,按照政治态度对作者进行详细的划分;1956年由刘授松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对于阶级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强化,文中无论是在阶级立场还是相关的观点上都在时时的强调政治性,认为文学是政治观念的附庸。由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年代文学史正在朝着政治革命一体化方向发展。
不同的文学史理念影响之下会出现不同的文学史体例,观念的革新会影响到体例的革新与发展。文学史中的体例大体分为四种类型:专题史型,文体史型,作家论型以及混合型。就以往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涉及的体例进行分析,混合型体例应用较多,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呈现出一种“板块结构”的特点,直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出现,这种板块结构才出现了一定的变革,突破了以往的写作模式,在以往的文学史的编些过程中,作者在进行事件的阐述时往往采用分时期进行文学运动事件的阐述,之后进行座驾作品框架的构造,进行文学史连续性以及发展轨迹的呈现,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在进行相关事件的描述时更多进行了事件的综合分析,统一进行相同点的分析,具有更好的参考作用。
但是对于体例的创新不能仅仅的局限在写作方式的改变,还应该从选择上进行创新。在进行事件的选择时,如何进行取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问题,编者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具有良好的文学底蕴,通过长期的文化积累形成个人眼力,进行事件的甄选。不同的编者拥有着不同的文学底蕴,编者的眼力差距也会影响着文学史的编些发展。
文学史的编写需要以史实为依据。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严格的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以史实为基础,同时以“论”为文学史的主体进行编写。在对“史”的阐述时,作者需要严格的遵守史实,进行客观真实冷静的辨别,进行客观的阐述,但是对于文学史的编写又不同于对于纯历史进行编写,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进行文学思潮以及每个时期文学现象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梳理,将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真实的再现,使读者可以更好的进行相关了解。
文学史中“论”的编写是文学史的主体,因此作者在进行相关文学现象,文学运动进行分析时应该更好的尊重史实,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价,在兼顾准确,真实,客观地进行问题的分析时,作者进行相关的阐述还应该突出自身的特色,在进行事件的分析时更多的融入自己的风格,使文学史更具个人进行文学史的编写,不仅需要作者更好的向读者进行文学运动的展示,加深读者的了解,并应该努力的通过自己的方式更好的使读者进行文学发展历程中出现的重大事件的了解。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史才可以更好的吸引读者,被更多读者所接受。
中国的文学发展历程十分悠久,在这样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文学运动,文学史的编写经历了多次的发展,正渐渐的脱离政治色彩进行事件更加真实,可观的阐述,更好的向消费者进行事件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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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政权的建立,为更广泛地吸取与借鉴中外文化遗产提供了精神与物质的可靠保证。50、60年代,曾有计划地广泛介绍了东西方古代和18、19世纪的文艺理论与文学作品;由于复杂的内外原因,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则相对隔膜。对50、60年代新中国文学创作起着重大影响的仍然是俄罗斯、苏联和西方进步文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师院校中文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该课程的教学改革首先应该从优化课程设置入手,实行“文史分离”,同时,加强课程群的建构;此外,还要重视教学方法的革新,通过改变教学模式、扩充教学空间、举办特色活动等方法来培养学生的自主式学习习惯及创造性思考的能力。最后,课程教学改革一方面要注重技能的培养,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人文精神的养成。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改革;文史分离;课程群;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教育部规定的二级学科,是高师院校中文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自这门课创立以来,关于其教学方法革新的研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近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推进和现代教育科学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讨论又掀起新一轮的高潮。研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必须结合当下的教育环境,探索一条适应当下大学生人才培养的改革创新之路。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面临的尴尬是,中文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读书无用论”再次甚嚣尘上,学生越来越难以安于课堂;另一方面,随着网络时代、消费时代的到来,传统的阅读方式受到极大冲击,学生对文学的热情正在急剧消退。在当今情势下,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如何适应高等教育的新形势,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达到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这无疑是值得从教者深思的一个问题。
在以往的课程设置中,一般高师院校都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划分为“中国现代文学”(1917―1949)和“中国当代文学”(1949―2000)两个部分,设置了《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这两门专业课。这种课程设置,把对作品的解读纳入到文学史的框架中,执教者在教学中,主要侧重文学史的梳理,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史”的架构,加强了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潮流的关注,而对经典作品的阅读分析则用力不足。这样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一个学年下来,学生对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特色、创作发展情况说的头头是道,但一旦具体到某个作品的分析便显得相当茫然,一筹莫展。这显然背离了文学教育的初衷,也不符合当下人才培养的要求。关于文学教育,很多专家与同仁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我们今天所迫切需要的文学教育是那种回归文学本体的教育,是充分张扬文学性的教育,[1]文学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学作品再解读的过程。[2]
真正使文学教育回到文学本体,当下最积极有效的办法是在课程设置上“文史分离”,即把作品选和文学史设立为相互独立的两门课,增加作品选的课时数。“文学史”课负责帮助学生架构“史”的知识框架,而“作品选”课则是让学生接近文本本身,去感受、领悟、吸纳活泼的文学养料。北大温如敏教授提出呼吁:“本科基础课淡化‘史’的线索,突出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把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的培养放在重要位置”。[3]在这方面,很多院校已经做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与尝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复旦大学的课程改革。在陈思和教授的倡议与带领下,复旦大学在中文系开设了原典精读课。
就现当代文学而言,他们的具体做法是,把文学史推迟到二年级,在一年级开设现当代文学名著选读,安排最优秀的教师来上这门课(陈思和教授本人也以身作则,亲自担纲),鼓励学生进行文本细读与研讨。目前,陈思和教授领衔的原典精读系列课程是国家级精品课程,成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一块活字招牌,同时,文本细读的学习方式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也已蔚然成风。复旦大学在现当代文学课程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无疑具有可以推广的示范性效果,率先验证了“文史分离”课程设置的可行性与能效性。
在推行“文史分离”的课程设置时,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文史分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结合”,“分离”为“结合”打下基础,“结合”是“分离”的终极目标。“文史分离”的最终效果是,以“文”带“史”,以“史”促“文”。如果说文学史是星光璀璨的银河,那么优秀作品就是镶嵌在银河之上的一颗颗耀眼的星星,二者不是分离的,而是互为一体,互相依托。因此,在具体推行“文史分离”的时候,要求我们要精心设计教学大纲,教师在授课时能够“有法可依”,做到“文学史”与“作品选”互相配合,而不是各行其是。
另外,在课程设置改革中还应该加强课程群的设置。围绕现当代文学教学,增设多个体现专业特色的相关课程,形成以“文学史”、“作品选”为主,以其他相关特色课程为辅的课程群,这是课程设置改革的大势所趋。除了开设选修课以外,还可以举办名家讲坛、学术沙龙,邀请校内外的专家学者给学生开设第二课堂。这一系列的课程设置必将形成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课程群,形成专业课为主、其他课程为辅,互相依托,互为补充的课程体系。这种课程群的设置,即能照顾到普通学生,帮助他们夯实专业基础,呵护他们对文学最初的感动和热情,同时,亦能“喂饱”那些对现当代文学有特别兴趣的学生,拓宽他们的专业视野,挖掘和培养他们的科研能力,满足他们的求知欲。
教学方法的革新是现当代文学课程改革的一个老话题,自这门课诞生以来,它就一直是大家热衷研讨的一个课题。现在再来谈论教学方法改革可谓是老调重弹,但是又不能不弹,因为这门课无论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结构在每一时代都在发生着变化,这就要求从教者不得不适时的调整和更新教学方法,以适应当下的教学目标。现当代文学是个没有时间下限的课程,一直在生长发展中,不断有新的作家作品诞生,延展着这门课程的历史时间;而不断涌出的文学热点、学术热点,也在不断充实、丰富着这门课程的历史空间。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将教学方法改革的调子一直弹下去,当然,要弹出新意。
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对于“教”“学”二字,一直是把侧重点放在“教”上,而忽视了“学”。而实际上,“教”只是手段,是出发点是“学”,并且学有所获,这才是目的,是现当代文学教学的遵旨。现在,有必要打破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反客为主,还他们本该有的课堂主体地位,让他们由被动学习转变为自主式学习。为了做到这点,教师可以围绕教学内容设置一些问题,并且在课堂上设置问答和讨论环节,让学生带着问题听课,培养他们的“问题意识”,通过课堂互动让他们真正参与到教学中来。
另外,也可以选择某个专题安排学生来讲授,布置他们自己做PPT,自己准备教案,上课时自己上台来讲,让他们边“学”边“教”,边“教”边“学”,通过角色的转换来激发学习兴趣,感受文学的魅力。需要注意的是,安排学生讲课不代表教师可以袖手旁观。教师要选出适合学生讲的章节,把学生分成小组将任务布置下去,然后给他们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同时,在准备的过程中要适时加以指导,在上课的时候则应该及时点评、总结。除此之外,还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拓展教学空间。例如建立以现当代文学为关键词的QQ群或者知识论坛,利用网络平台来实现与学生的交流互动,让现当代文学的“教”与“学”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而是形成开放型的新格局。
与本文的第一部分内容相呼应,教学方法的革新应该配合课程设置的改革。“文史分离”,意味着教学方法也要进行相应的变革。教师不能够再继续捧着一本文学史照本宣科。文学史有文学史的教法,作品选有作品选的教法,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腔调,应该具体课程具体对待。“文学史”,主要是从“史”的角度对20世纪的文学进行梳理,它主要讲述文学思潮、文艺运动、文学流派等,这要求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既要顾全大局,又要照顾局部,做到条理清楚,主次分明,培养学生对“文学史”的理性把握;而“作品选”却是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它重视文本细读,在授课过程中既要注意对人文精神的挖掘,又要注重对文本细节的感悟,要呵护学生对作品的“感性”认知,培养他们解读作品的能力。
在以往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对于作品往往讲的太多。教材怎么说,某些专家怎么看,把一系列的定论一股脑的倾倒给学生。这些“定论”淹没了学生的感性认知,他们带着这些既有的“定论”去读作品,很难有新的认识。对于作品选的教学来说,讲的太多,过犹不及。所以,在“作品选”的教学上,应该善于“留白”,把学生直接带到作品面前,让他们自己去感悟,自己去发现。
此外,教学方法的改革还应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能力。任何知识的吸收都有一个在头脑中沉淀、发酵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才能够转化为自身知识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灵活的为我所用,同时,内化为一种人格素养,指导着我们的生活与人生。作为从教者,要帮助学生迅速实现这种转换,就要想办法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那么,如何才能培养创造性思考能力呢?首先,可以通过布置写小论文的形式来督促学生整合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还可以开展一些与课程相关的各类活动,诸如诗朗诵比赛、名著改编的话剧或舞台剧表演、现当代文学作品研讨会、读书笔记大赛等。通过这些活动,激发他们的灵感,挖掘他们的潜力,提高他们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高师现当代文学教育要达到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出既有健全的人格结构,有着较高的艺术感知能力,同时,又掌握了丰富的文学知识,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这要求我们在落实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既要“务实”,又要“务虚”。“务实”指的是对学生文学知识的传授,专业技能的培养,而“务虚”则指帮助学生构建人文精神,养成健全的人格。
高师院校是以“师范”为特性的大学,为中、小学培养优秀的教学人才是其主要的目标。因此,我们的课程改革就不得不与这一培养目标挂钩。就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课程来说,需要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各个环节上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紧密结合,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为将来做一个合格的中(小)学语文老师打下基础。“语文”能力是一个外延相当宽泛的概念,但总的来说,不外乎就是“听、说、读、写”的能力。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在务实的同时,还必须坚守人文立场,去关注人类精神、价值、观念、信仰等‘务虚’的问题”。葛红兵教授也认为“我们要让学生通过教育,了解到自己的人生与社会需要的切合点;通过教育,让学生产生个性化的人生观念,最后形成自我决断、自我选择、自我造就的信念和勇气。教育的结果不是知识,不是道德,而是一种自我的能力,就是说,要让学生用自己的脑子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选择自己的职业,选择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大学教育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4]因此,我们的课程改革应该牢牢把握人文教育的根本,以人文精神作为我们教育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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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标志是上至国家和地区,下到旅游城市、旅游地、旅游企业以及旅游活动的象征,是另外一种旅游“名称”。它给人们以直观、明了、美好的印象,在旅游视觉形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国旅游交通业、酒店、旅行社等旅游企业由于市场运作相对较早,基本都具有各自的企业标志,但旅游地、旅游活动的标志设计应用则相对滞后。因此,加强我国旅游标志的研究及设计是非常必要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城市旅游标志设计中的表现形式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发布《2014年上半年旅游经济运行分析与下半年趋势预测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旅游经济运行总体良好,国民旅游消费的基础性需求依然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同时预计全年旅游接待总人数37.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3.3万亿元。城市旅游标志对树立城市品牌、带动旅游经济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本文结合现实中的中国城市旅游标志实例,从图形、色彩、文字符号、图文综合四个主要表现形式进行研究。
图形在信息传播上有快速、广泛、信息量大、识别性高等特征,从而成为城市旅游标志的一种管用表现手法。
(一)具象图形表现
具象图形表现是对客观事物的描述或是依据客观事物进行概括、提炼、变形而成的图形。主要形象表现:历史古迹、景观建筑、自然地貌。例如:杭州的城市标志运用了江南建筑中具有标志性的翘屋角与圆拱门作为表现形式,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江南地域特征。标志右半部分隐含了杭州著名景点“三潭印月”的形象,体现了杭州的地域特征。
(二)抽象图形表现
抽象图形表现指的是以高度概括的图形符号来表达标志的含义。抽象的图形可以是几何形、字母、符号化的图形形态。例如:海南三亚城市旅游标志图形取材于“风舞天涯”之理念,拼音字母“Sanya”首字母“S”突显“凤”的造型,寓意深刻,充分表达三亚城市包揽的凤凰岛、凤凰机场、凤凰镇、凤凰路等以“凤”文化为概念,取其美名,名扬三亚,“凤”表达中华民族吉祥美好的期盼,同时也说明三亚是中国南海最美丽的旅游度假城市,与三亚城市中文名片“美丽三亚,浪漫天涯”达成共识。
色彩是旅游标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美化和装饰,色彩是一种重要的视觉语言,具有地域文化代表性的颜色,是当地实体环境中所有色彩要素所形成的相对综合、群体的面貌,是一个地方文化集聚体现。例如:香港城市旅游标志在色彩应用上,主色系透过美术设计和色彩带出澎湃的动力和不断前进的感觉,而黑色的选用则体现中国书法的神髓。一如主副色系,主副字款起互相呼应的作用,象征“继往开来,创建明天”,显现香港这亚洲国际都会璀璨的未来;无锡城市旅游标志在颜色使用上可谓独具匠心,分别选取了最具无锡地方特色、最富吴地文化深意的太湖蓝、人文黄、甜美红和生态绿。太湖蓝是自由的蓝,千帆过尽湖水的颜色,万鸟翱翔的天空颜色。人文黄是乐观的黄,辉煌的色彩,代表着“华美、富丽、宝贵、光明”等意义。
文字本身就是一种高度符号化的表现,在城市旅游标志设计中,对文字进行夸张、解构、重构等,突出表达出旅游地域文化的精神形象和情感气质,可以使标志指向明确、易懂、易理解,而且具有丰富的表现意义和很强的识别性。使受众者通过图形本身就能直接了解其意义和文化内涵。例如:浙江富阳城市旅游标志,以“山水富阳”作为主要视觉元素,以中国书法技巧为表现手法,并巧妙地引入了富阳籍文化名人郁达夫的手迹,较好地体现了“富裕阳光之城”这个城市品牌的深度内涵;武汉城市旅游标志,以“汉”字为主要创意元素。武汉简称为“汉”,是“江汉朝宗”之地,标志以繁体“?h”字为设计创意点,融入篆书写法,在文字部分采用水墨毛笔表现的英文字体,给城名以灵动的国际化表达。
图文综合在城市旅游标志设计中表现更丰富,表现形式更多样,应用范围更广泛。
(一)文字与图形的并置
文字与图形一起出现在一个标志中,共同成为标志的组成部分,有写城市旅游标志还连同广告宣传语一起出现。例如:东莞城市旅游标志以东莞特有的莞香花为核心设计元素,花簇的组合形式和五花瓣的造型充分体现了莞香花的特征;花瓣造型在莞香花清新柔美的基础上进行了突破,糅合了“东莞”及其拼音字母等设计元素,造型刚柔并济、充满张力,寓意东莞的多元发展和无限活力。
(二)文字与图形的互补融合
用某个能够表达一定含义的图形,融合补充文字中的部分,从而加强了所要表述的意义,亦或是赋予新的意义。例如:长沙城市旅游标志以草书汉字“长”为设计单位,巧妙地将长沙英文字首“C、S”融入其中,写意设计、自然亲和、大气洒脱、内涵丰富,体现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时尚活力的意境,突出了“快乐长沙”的城市形象;广元城市旅游标志以“广元”英文缩写“GY”有机地变化为展翅翱翔的凤凰、蜿蜒的江水,同时融入雄伟的剑门关、奇险的蜀道,结合外围雄奇的群峰,突出广元鲜明的地域文化以及独具魅力的旅游品牌。
城市旅游标志设计中的运用表现,并非只是针对旅游主体进行创作,其核心策略在于创意要完整地对旅游地的人文历史进行归纳与提炼,寻找其具有代表性的名胜景观、建筑、艺术等元素和精神内涵,着眼于通过旅游形象标志实现人与旅游环境之间关系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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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大众审美水平的提高,中国当代城市公共艺术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而多元化的形式又为公共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建筑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艺术,是当代公共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自身的构造、材质、色彩等充分展示其艺术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议现当代城市公共艺术的审美发展趋势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公共艺术,作为一门包括建筑、景观、壁画、雕刻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艺术表现形式具有非常鲜明的公共性,它较传统的艺术形式显得更为复杂。公共艺术的审美发展必须摒弃千篇一律毫无特色的艺术塑造模式,在展示其美感的同时,也要注重实际功能,不能流于形式。公共艺术是一门复杂的艺术形式,要求我们从内心深处去领会它的审美价值。
公共艺术起源于美国,指的是对公共环境从满足群众的内心所需出发进行的文化、艺术设计以及用公共设施作为主要对象,利用综合性的现代设计手段实施的创造美的方式。现阶段,公共艺术的蓬勃发展依赖于政府的促进作用以及公众对美的最求对生活质量提高的内心诉求。公共艺术在现代社会对改善环境,创造公共空间,美化日常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广义的公共艺术,指设置在公共空间中一切艺术品和艺术美化活动,可包括影视、网络、表演、音乐、节庆活动、等等;狭义的公共艺术,指设置在公共空间中的视觉艺术。公共艺术包含艺术创作、公共空间和民众参与三项要素,是在政府及专业人员指导下开展的艺术化的社会运动。在现实中,一切位于公共环境中的永久性或临时性的艺术陈列、经过美化的公共环境和艺术活动,都可以称为公共艺术。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对公共艺术的可能性形式做出描述:它可以是一个具体存在于空间的物体,如雕塑、绘画、实体造型、墙、柱等;也可以是一个活动的过程,如舞蹈、表演、装置、游行、聚会,等等。但在上述这些艺术活动中,有一些是自成体系的,所以目前我们对公共艺术的关注点也还多侧重于造型艺术领域,这个欣赏课的内容暂且也限定在视觉艺术范围内。
现代社会公共艺术在城市中起到改善环境、美化日常生活、创造公共空间的作用。也在城市的形象工程构建,以及传达历史脉络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今社会对公共艺术的研究旨在探索公共艺术在现代社会的大背景下,利用自己综合的艺术形式来为公众进行服务。
公共艺术这个词独立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在现代社会大部分研究起源于美国。随着人们对公共艺术加深了认识,公共艺术设计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公共艺术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公共艺术为现代社会提供的帮助和服务的基础上,如果脱离了这个大的时代背景,对于公共艺术的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
所谓审美一般指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发生的美学关系。即人作为审美的主体通过实践活动从客体上感知和发现美,在欣赏的过程中认识它的美学特征。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不同程度的美,存在的只是人们在感知美的过程中所用的不同方法,从而得到了不同层次的美学感受。公共艺术的审美是积极的永恒存在的。
公共艺术的审美包括个人审美和社会审美两个不同方面的含义。个人审美指的是单独的个体对于事物的审美体验水平和品味,社会审美指的是全体社会成员对审美的总体评委和水平。它们相互补充、相互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只有社会上的每个个体的审美能力得到了提升,整个社会的审美水平才会得到改善。反过来,如果社会总体审美水平上升,那么个人也会受到感染,从而提高自己的审美修养。公共艺术的审美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旨在找到公共艺术对现实生活上实现的超越,要让公共艺术审美研究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服务。
公共艺术的审美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对公共艺术的欣赏,在让公众得到审美享受的同时,进而使公众的审美能力得到提高,陶冶公众情操,塑造审美境界,推动公众的文化心理建设。
(一)公共艺术可以给公众带来审美愉悦
公共艺术是具有开放空间、使艺术创造与所处环境相结合的艺术设计,是一种视觉艺术,给公众带来视觉上的享受,使公众在体会视觉美感的同时得到审美愉悦。
(二)公共艺术可以培养公众的审美能力
首先,公共艺术近距离的接触大宗,对公众审美敏感力的培养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 意义。公众将公共艺术作为感知、把握的情感对象,充分培养了公众感知美的能力。其次,公共艺术培养了公众的审美创造力。公共艺术近距离密切接触公众,人们在充满公共艺术的空间逐渐的被感化,形成艺术造型能力,从而从根本上提高了公众的审美创造力。
(三)公共艺术有利于公众审美境界的塑造
审美境界是通过公众对公共艺术进行情感上的自我陶冶和锻炼培养产生的自由境界。公共艺术不但可以使公众获得审美愉悦,同时也可以把感性的欲望、情绪、冲动在审美形式中体现出来。通过疏导、规范和精华,将公众引向审美境界,使公众完成审美塑造。
(一)公共艺术审美发展趋势反应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
公共艺术的审美发展,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繁荣、进步的标志,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具体体现。公共艺术在我国出现初期是20世纪60年代,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了大批量的映衬当时社会现象的作品。那时候毛主席雕像,工农兵雕像等都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公共艺术作品,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趣味。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80年代,则出现了反应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公共艺术产物,这个时期,大多是体现改革开放、人文思想等主题的公共艺术作品,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主人翁意识的提高。
(二)公共艺术的发展揭示了公众的内心情感
公共艺术审美品位在彰显时代特征的同时,也是对公众内心情感的展示。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公众的审美品位是随着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的改变而转变的,内心感受和内心所想也随着这个时期的公共艺术作品充分的得以充分展露。
五、公共艺术审美发展中体现的问题
(一)公共艺术发展中使公众审美疲劳
近年来,很多的公共艺术作品存在着重复性和普遍性,让公众在视觉上产生了审美疲劳。审美疲劳主要反映了公共艺术作品的创作者缺乏审美品位,一味的照搬照抄,使大批量的公共艺术作品都千篇一律,致力于模仿国内外的知名艺术作品,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模仿照抄,使公共艺术作品失去了艺术美感和感染力。让人们觉得厌倦、乏味、缺乏感召力,长此以往,必定导致公众的审美能力受到影响。
(二)公共艺术发展中过于追求审美特征忽略了实用性
公共艺术设计不能只基于公众视觉上和形式上的审美体验,还应当在美的基础上体现其功能性。那种只注重审美而忽略其实用价值的公共艺术设计,只能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当今社会是不可取的。单纯为了审美而产生的公共艺术设计忽略了公众的参与性和使用性,只适合封建王朝。如今,公共艺术作品更加重要的价值体现是在给予人们美的享受的同时,提供人们完善的设施,给予公众参与的机会,提高大众的审美品位的同时,为公众的生活提供便利。
(一)公共艺术应具有深刻的审美体验
公共艺术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为公众提供更加有深度的审美体验。深刻的审美体验式公共艺术作品给公众带来的一种内心情感的涌动,这种情感的感召力是深层次的,使公众不仅停留在对公共艺术表层美感的观赏中。如果公众被公共艺术的颜色、材料所吸引,从中得到的审美感受是没有持续性的。这种浅表化的审美是肤浅的,这种美是千篇一律的,对公众感官的刺激也只停留在初级阶段。然而,公众只有从内心深处感受到公共艺术的审美内涵,才不会很快的失去兴趣。所以,当今社会,用用艺术的审美发展趋势是摒弃美艳的表面化审美,创作更多的富有内涵的能够冲击公众内心的公共艺术作品,创造更多公众可以亲自参与审美体验的机会,借以提高公众的审美能力。
(二)公共作品的审美需要广度
公共艺术作品需要给公众一个宽广的审美体验维度。公共艺术要像一个城市一样给公众复杂、多维的审美感受,使公众获得宽广的艺术思维体验,开启公众更加宽广的视野。公众在欣赏公共艺术的同时把公共艺术与整个环境结合起来,感受城市的历史脉络。公共艺术还可以用自身的创作激起公众的内心反思,使公众对公共艺术创作的价值得到充分的认识。公共艺术也为公众提供了生态与艺术相融合的新的审美感受。公共艺术的不同审美维度体现了公共艺术的不同艺术特质和艺术价值。
现代社会公共艺术创作很容易走进一个误区,那就是过于注重审美表现的形式,忽略了艺术的真实情感和内涵。公共艺术要求我们从内心深处去体验和领会其深层的艺术价值。所以,必须抛弃形式主义的审美体验方式。提高公共艺术的深度和广度。让公共艺术带给人们多维度的丰富体验。公共艺术的本质就是用来直观的给予公众丰富的世界体验。所有公共艺术的设计和创作都必须围绕为公众提供审美体验进行。
综合以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公共艺术的研究也不断深入,由于公共艺术自身的复杂性,在实践中还存在着许多需要改善的问题。公共艺术的审美发展必须摒弃千篇一律毫无特色的艺术塑造模式,在展示其美感的同时,也要注重实际功能,不能流于形式。公共艺术是一门复杂的艺术形式,要求我们从内心深处去领会它的审美价值。抛弃浅表化审美体验,给公众提供有深刻内涵、独有启发性的审美创作。让公共艺术作品与公众进行交流,激发人们的内心情感。只有这样,公共艺术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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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文本是审美沟通中可以激发审美体验的符号形式与意义系统.一首诗.一幅画.一件雕塑等等,都可以称为审美文本.。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高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文本审美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因文本本位意识和文本细读能力的缺失,目前高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存在着与大学生文本审美能力培养相脱节的问题。作为文学教育的中心,文本审美始终无法得到有效的重视与实践。只有通过改革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方法等方式逐步培养学生文本审美的主体意识和能力素养,才能弥合现当代文学教学在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间存在的差距。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文本审美;实际效果;应该效果
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开设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文学审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健康的心灵情感,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窘境:学生普遍缺乏对文学文本的解读能力,和文本始终无法进行审美层面的沟通与交流,文学审美心灵和情感始终无法得到开启和深化。也就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在实际效果和应该效果之间出现了悖离。学生大多津津乐道于一些具体的文学史细节、常识和故事,热衷于外部文本的社会性、时代性因素,而完全忽略了对内部文本文学性的审美实践,将审美这一课程教学的主体推向幕后,降低了自身对于文学审美的吁求。
学生进行文本分析时,必须首先借助于对外部文本的前理解,这种前理解固然完善了对作家和文本真相的解读,却弱化了学生独立鉴赏分析文本的审美积极性。学生在面对陌生文本时十分茫然,不知如何走进文本内部,这种对于外部文本的强烈依赖性势必损害大学生文学审美能力的提高。如何厘清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文学审美能力培养之间两极悖离症候的发生呢?下面笔者拟从思维意识与操作方法两个层面作一具体探讨。
从思维意识层面来说,忽视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忽略文学审美心灵的启蒙。这种文本本位意识的缺失是互见的,同时依存于教学主体和客体身上。
就教师而言,果鲁伯柯夫文学教授模式与目前文学研究时尚对教师文本本位意识缺失的影响很明显。1995年果鲁伯柯夫在《文学教学法》里提出了文学教学的整个过程:起始、背景和作家简介、研究课文的方式(包括主人公分析、艺术手法分析、作品结构、文学语言等)、结束、总结、巩固知识、考查等。这种苏联文学教学模式对当时的中国中学语文教学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并拓展至大学文学教学范畴内。无疑,它有其合理性的存在:由外部文本进入内部文本,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契合作者的期待视野,较为全面地探讨理解文学文本的外部意义和内部意义,生成深刻的文本记忆与意义联想。作为这种步步引导预设的教学模式的受众,学生在审美体验过程中一帆风顺,不需要主动付出积极的思考与揣摩,迅速与教师达成共识,形成既定的审美感悟。
不少教师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时采取的还是这种传统的果鲁伯柯夫文学教授模式,往往花费很多的力气和时间去讲述作家的生存环境及作品生成的时代精神、作品的思想意义,对于作品的精神实质和艺术特征则说得太少。这种颇具故事性的讲述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课堂气氛活跃。一旦受到学生的认同,教师容易把这种教学方法经典化,成为课堂教学的一套标准和范式;但是学生内心深处的审美自觉和审美感悟无法被唤醒。此外,大学教师在教学的同时亦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搞科研,而在当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纯粹的文学审美批评逐渐成为一种稀有品,漫溢于人们视野的都是文化、现代性、后现代性、身体、政治寓言等等修辞。类似修辞的运用成为研究界的一种时尚,隶属于文学文本审美范畴内的主题、形式、叙事、隐喻、表现等等修辞则越来越被疏远,“这种文学研究被‘空洞化’的现象值得警惕。作为教学者与研究者身份于一体的现当代文学专业教师在从事教学活动时,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轻审美、重文化的思潮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当代文学教学亦陷入了空洞化的困境。
就学生而言,中学文学审美教育本来就存在一些缺失,加上现在特殊时代精神的影响,已经把大学生与文本之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学生对于文学审美变得越来越陌生。现有的轻审美的文学教授模式只能让大家满足于对文本外部意义的接受,文本本身的审美特征及其价值被一带而过。作为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往往会把这种经验带入中学语文教学的课堂。所以会经常听到一些招聘学校的抱怨,如某次试讲时应聘学生讲《故乡》,都一节课了还没有进入正题,她把时间都花在对鲁迅及鲁学的介绍上了。纵横捭阖,侃侃而谈,看似知识渊博,实则背离了文学作品教学的精神实质,是一种空谈。中学与大学文学教育如此的恶性循环,所造成的审美缺失可想而知。现在不少高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复试时重点突出的就是作品的阅读量,提出的问题非常细致,甚至涉及到文本中的细节,如《秋夜》中对枣树的重复性表达的意绪、《棋王》中王一生叹气的情感意味、《古船》中隋抱朴向何处求索人类苦难的根源等等。毫无疑问,把握住了这些细节,基本上就把握住了整个文本的精神内涵。
从操作方法层面来说,文本细读能力极度缺乏。细读文本是进入文本内部世界和人物心灵的重要途径,细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主体审美水平的高低。由于在大学教学中存在着轻文本的倾向,细读作为一种审美方法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作为一种能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大学生即使意识到了文本的重要性,但是面对陌生文本时,还是无从下手,不知如何找寻审美的切入点,在写评论时往往喜欢打擦边球,始终摸不到作品的内在精神。细读需要一定的叙事和审美批评理论知识的积累,这种积累对于文学审美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当下现当代文学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单向度的引导,引导学生直接介入文本,直抵作品的精神实质,固然痛快,实际上遏制了大学生自主思考及求索的积极性。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更重视细读方法的引导,这样一来即使在教师缺席的情况下,学生也依然能够理性介入文本,做出有效地分析与解读。
那么,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该如何去努力改进,以实现现当代文学教学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之间的重合呢?为此,笔者深入南京师范大学等相关国家级、省级精品课程组进行调研,结合调研单位的科学经验和规范,试着提出几点具体实际的想法,以就教于方家。
首先,改革课程体系。本人所在课程组负责人傅瑛教授针对中文系学生进入大学以前课外阅读量小、文本分析能力匮乏的现实,率先提出了建立“先导课”(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作品选读)、“基础课”(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专题课”(专业系列选修课)的设想,其中作品选108 学时、文学史108 学时,并在本科生中试行,经过近8 年的实践,特别是近5年来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目前已大见成效。课程体系改革注重文本阅读,一年级“先导课”强调以作品阅读为主,重在引导和分析,通过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相互结合,反复强化学生对文学作品解读分析能力的培养;二年级“基础课”和三年级“专题课”强调学生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的培养。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文学史和文学专题的讲授中仍然突出文本审美之于现象研究的重要性,突出“基础课”、“专题课”是对文本审美的全面深化和拓展,从而构成了一个文本审美能力培养的有机机制。这种培养机制重视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强调文学传播、文学消费都是基于文学生产层面上的延续性现象,文学史研究、专题研究都是基于文学文本层面上的拓展性研究。应该说,这是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文学文本审美能力培养之间脱节问题的较合适的策略性选择。
其次,改进教学方法。作为高校专业培养计划的一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课时毕竟有限。有很多老师反映,在目前课时设置中想完成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讲授,会显得比较仓促。通过专题课,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但纯粹时间上的增加,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这就促使我们在教学方法的改进上下工夫,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里,笔者试着提出两种文本审美方法:“四步阅读法”和细读引导法。
温儒敏在探讨如何消除读者与历史经典之间的隔膜时,曾提出一个“三步阅读法”,即第一步直观感受,第二步设身处地,第三步名理分析。受此启示,笔者认为在培养学生文本审美方面可以四步走:直观感受———细读文本———知人论世———名理分析。第一步直观感受,引导学生直接介入文本内部,作积极思考;进而展开文本内部的细读,实现理性审美;在此基础上,知人论世,经由外部文本的引导,实现文本外部与内部理解的熔铸;从而真正完成文本审美的感性与理性经验的综合。四步阅读法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重在强调理性的二度介入:第一次文本内部的理性审美,第二次文本内外部相结合的理性审美。理性的二度介入,一方面既可以锐化学生独自面对陌生文本审美的感悟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实现学生文本审美的理性升华。
我们说,四步阅读法侧重于文本审美过程的引导,而细读法则着眼于文本审美的技巧范畴。现在也有不少人提倡文本细读,出现了陈思和、王晓明、蓝棣之、孙绍振等等一批学人的文本细读成果,但专业性的细读与课堂教学毕竟又不是一回事。如何在课堂讲授中给学生养成细读的良好习惯,是文学教育教学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考虑到教学的实际特点,还是应该侧重一下细读技巧的培养。教师应该打破“主题思想+艺术特色”的笼统概述,具体细致地引导学生如何介入文本,譬如主题多义性、结构、节奏、声音、作者与叙述人、悖论等等审美关键词都是介入文本的重要提示。这种关键词引导法对于缺乏相关叙事学理论基础的学生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反复困扰他们的就是,面对陌生文本,到底选择怎样的切入口。那么,在作品选课程的讲授上,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将文本告诉学生,而是要学生知道为什么这样告诉。
当然,方法不是一元的,我们还可以尝试其他能够提高学生文本审美能力的教学方法。笔者在进行作品选课程教学时,就某些文本’ 譬如《阿(正传》、《百合花》、《铁木前传》等,要求学生细读后预先进行综述性研究,这种对于文本接受史的研究能够深化学生对于文本的审美理解,同时也会增强其审美感知力。
第三,创建日常训练与综合考核模式。课堂讲授时间毕竟有限,对文本审美能力的培养而言远远不够,我们应该努力去创建一种日常训练与综合考核的良性模式。日常训练方面,通过开设《文学评论与写作》、《文本细读训练》等选修课程,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选择现当代某些细读的经典文本作为范文,引导学生学习、借鉴、比较和创造。综合考核方面,改进考核内容和形式,祛除死记硬背的弊病,灵活出题。譬如作品选课程考核,可以采取作品鉴赏分析的形式,但并不一定都要以单篇论文来完成,亦可以几个片断、两三个细节、一两个人物的分析形式进行。文学史课程考试,可以试行开卷,文本分析的内容应该占一定比重。
我们深知,问题的提出固然重要,后期的改革与实践则是重中之重。目前现当代文学领域的一批研究者正在做着普及和实践这种理念的工作,其中有很多处在教学第一线。相信他们的努力一定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具体有效的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现当代文学教学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之间的差距
[1]果鲁伯柯夫. 文学教学法[M]方拯, 等, 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
[2]温儒敏.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空洞化”现象[J] 文艺研究,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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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的画卷翻到20世纪的时候,伴随着五四运动的滚滚春雷,东方地平线上古老的中国终于迎来了民族复苏、嬗变与奋起的新时代。产生并发展于社会大变动与民族大奋起背景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也随之奏响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中最激越、最华美的乐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几个问题的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引导学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树立科学的文学史观,培养学生开放的思维视野和文学性思考能力,从而建立系统性知识结构。
[关键词]文学史观 文学思考 系统性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职类院校语文教育专业的主干课程。它不像本科教学分得那么细,而是把现代和当代合为一个板块,把史料和作家、作品介绍揉进一本教材,这就给教学带来了难度。笔者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就如何使学生将知识内化为判断和把握事物的认知能力,谈几点自己的认识。
还原历史场景,尊重历史事实。既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当代人视角解读历史,又不能机械地用当代人的评判标准苛求前人,实事求是地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定性定位,从而做出科学的价值判断。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毫无疑问,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对于指导我国数十年文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讲话》毕竟是六十多年前的一部文献,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其中有些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是先进的,而拿到现在看,则是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在教学过程中,如果纯粹用当代人的评判标准去解读文本,肯定会产生历史的错位,必须把学生的思绪引导到20 世纪40 年代初那个炮火连天的特定历史场景中,让他们设身处地地去体验一个政治家、战略家对文艺问题的严肃思考。
让学生进入历史并不等于沉溺于历史,还要让学生跳出历史回到当代,站在当代人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判断。如毛泽东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工农兵占人民的绝大多数,是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把文艺服务的侧重点向他们倾斜完全是应该的,这样提有利于抗战。然而,这种提法拿到现在显然过时,因为现在是和平建设年代,文艺的服务面应该更宽,所以邓小平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艺术的典型性时,强调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在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中,又强调共性和普遍性;在谈到文艺创作题材时,强调宏大叙事,强调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从而无形中忽视了作家、作品和人物塑造的个性化要求。站在文学的角度,这无论如何也是理论上的缺失。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偏颇或缺失,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却是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毛泽东《讲话》发表于1942 年,正处于最艰苦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需要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抗击日寇的侵略。在那样一个时代,个性必须融于集体,个人意志必须服从国家意志,一切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战争。毛泽东对文学的要求,强调塑造人物的共性和普遍性,强调宏大叙事、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是完全正确的。至于作家、作品和人物塑造的个性化要求,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中就相对不那么重要了。
学生通过历史—当代—再历史—再当代反复的思维转换过程,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文学现象终于有了全面的、科学的把握。类似这样的教学难点,只有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能破解,破解的过程,就是对学生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过程。
一部中国现代史,是一部民族的苦难史和阶级的压迫史,也是一部民族解放史和阶级斗争史。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艺术再现,中国当代文学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形象记录。20 世纪30 年代左翼文学,就是体现这一特征的最典型的文学现象。在该段历史中,左翼文学盛行,马克思主义逐步取得主导地位,左翼文学在同国民党文化围剿及自由主义思想斗争中取得胜利。在创作实绩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茅盾“社会分析小说”的创作,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他的鸿篇巨制《子夜》,就是用文学的方法,通过对艺术形象的塑造和对20世纪30 年代初中国社会风云的再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命运和前途。让学生学习这门课,要抓住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发展紧密相连这一最显著的特征,正确认识历史,科学把握历史,从而激发学生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中国现当代文学不仅是中国现当代社会发展历史的形象记录,同时也是一部现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
左翼作家们善于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关照生活,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们恰恰忽略了从艺术的角度对人的心灵史、人性史的关照。这一点缺憾正好被其他作家所弥补。对与左翼文学相对立的自由主义文学这种文学现象应怎样处理,在传统的教学中,在充分批判的时候,没有勇气对其合理的部分进行科学评价。其实,以京派、海派为主要创作群的自由主义作家们还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很大贡献,虽然他们不屑于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反映生活,但他们善于从人性和伦理的角度挖掘人的心灵奥秘,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引导学生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革命事业紧密相连这一特征时,必须让学生同时把握心灵史、人性史这一特征。既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左翼作家的创作,突出文学的宣传教化功能,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还要使学生认识到左翼文学过分夸大了文学的宣传教化作用,造成文学的功能尤其是人文和审美功能的缺失,在思想上导致极“左”思潮的泛滥,在表现手法上出现公式化、概念化和政治图解非艺术化倾向。既要让学生看到作家作品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云,还要引导学生进入作家作品所建构的艺术世界,进而窥见作家创作时的内心世界和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学生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脉搏,在解读文学史的同时,解读人的心灵史,解读由共性和个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构成的人性的存在史。这才是科学的、完整的文学史观。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学精华和外国文学新鲜血液中成长的,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该学科的教学,不仅要引导学生学进去,还要让学生跳出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积极扬弃论,既不能走复古倒退或崇洋媚外的极端,又不能关起国门、割断历史。引导学生汲取历史教训,反思历史失误,养成多元视角审视历史的思维习惯,培养学生开放的思维视野。要让学生站在历史的高度和世界文化的视野,用科学的、多元的、创新的、开放的态度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精髓和脉搏,不断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水平。
要引导学生处理好兼容并包与“个体化理解”的关系。我们知道,真正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新鲜活力的,是包括西方伦理主义、人本主义、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它的两面性。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并没有培养出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和品格,造成先天的对政治文化现实、世俗文化现实、文学文化现实的依赖性症候,造成20 世纪偌大中国除鲁迅之外难有作家和世界级大师比肩的尴尬。正如吴炫教授所说,“如果要问20 世纪中国文学艺术与西方文学艺术的差距体现在那里,那么我想说,正是在‘个体化理解’的程度上,我们很多作家不能从文化批判走向人类批判,进而也就不能对中国文化的问题进行独到的理解。
如果说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的新潮文学作品普遍缺失‘个体化理解’,那么我想说,20 世纪诸多重要的作家,如巴金、茅盾、沈从文、无名氏、王蒙、汪曾祺、贾平凹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个体化理解’缺失的问题———这不仅影响着中国20 世纪文学艺术的‘艺术性’,也影响着20 世纪中国文学艺术世界级经典作品的诞生”。对教材的分析,并不是要用历史虚无主义误导学生,而是要通过对具体历史现象的分析,培养学生用开放的态度认识历史,用“个体化理解”的标准解读历史。这是现当代文学教学中一个最大的难点。
解读作品固然可以运用历史学、文化学、伦理学、哲学等社会学科的知识作为理论支柱,但其他社会学科的思考永远代替不了文学的思考。文学的思考包含以下几个特征:
1. 整体性特征。所谓整体性特征,就是从整体上把握文本的解读。如巴金早期创作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我们绝不能让学生完全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去解读他的作品,而应该从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角度去整体感受作品。同样道理,郭沫若的《女神》明显受泛神论的影响,但我们绝不能误导学生用泛神论的理论去死抠《女神》中的每一首诗,而应该从整体上感受诗人追求个性解放时那种火山爆发式的激情。
2. 多向性特征。文学欣赏绝不是数学中的1+1=2,而是大于2的关系。一个好的文本摆放在学生面前,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如《起死》这篇小说,它的显性主题是对庄子相对主义哲学的文化批判;隐形主题表现了鲁迅把“铁屋子”的人唤醒之后却让他们无路可走的痛苦;如果再细细地解读文本,还会发现先生面对死亡的那份坦然、淡然和超然的态度。在讲到现代派的作品时,尤其是现代派诗歌,往往能从一个文本中衍生出多个题意的解释。“横看成岭例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经典的文本,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愉悦。一堂成功的课,在师生积极的互动中,往往能够通过对一部作品的研讨中,品咂出不同的味道。
3. 自圆性特征。对文学作品的讲解和解读,必须以教材为蓝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师生对文本的理解,一般来讲,要符合作家的创作原意,但作家的创作原意与文本的客观审美效果并不都是完全一致的。如臧克家创作《老马》的原意,是要表现像马一样的坚忍主义精神,可是不少评家却把老马看成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的象征。这种不符合诗人创作原意的观点反而被评论界广泛认可。其实,不少大师级的经典作品所表达的主题都不是单一的,这就造成作家创作文本的原意与文本客观解读效果之间的矛盾。教师在引导学生欣赏作品时,不要先入为主,不妨把作家创作文本的背景资料先“藏”起来,让学生凭着直觉去见仁见智,对学生的要求不必过高,学生只要能够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就可以了。等学生充分讨论过后,再把“包袱”抖出来,让学生接着讨论。总之,教师不要轻易下结论,结论让学生自己下,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
4. 超越性特征。如果把文学作品比做一列火车的话,作家和评家就是驾驭火车飞奔的两道铁轨。铁轨在支撑列车时发挥着相同的重要作用,而两轨却永远靠不到一起。解读文学作品和创作文学作品思维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评家主要靠逻辑思维,作家主要靠形象思维。评家对文本的理解既要源于作家的创作思路,又不能完全依赖于作家的创作思路。评家对文本的理性把握应该超越作家本人对文本的理性把握,在对文本的理性挖掘中,评家应该比作家站得更高,挖得更深。教师在讲解文学作品时,必须注意到这一文学性思考的特征,兼顾好作家、作品、评家三者的关系。
大学生与中学生的知识结构明显不同。中学生的知识结构侧重于基础性,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侧重于系统性。就大学生整体知识结构而言,是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以课程为单位,又分为若干子系统。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文类专业知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学好这门课,必须对该门课程的性质、规律、特点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还要有一条清晰的史的线索。
最重要的是把握好史料与作家作品的关系。史料即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性介绍,包括每个时间段的时代背景、文学发展的趋向、文学流派的形成、文学实绩的评价等,是形成该学科的知识框架。只有从整体上掌握该学科的历史知识,才能形成学生的系统性知识结构。而对于大专生来说,仅仅满足于知识的系统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知识的深厚性。教材好比一本详尽的导游册,要想让学生在该学科知识的山水中徜徉,必须按照教材要求,引导学生课外阅读大量作家作品。如果说史料是该学科知识的骨架,那么,作家作品就是与骨架紧密相连的血肉。没有骨架,知识就会凌乱,就不会形成知识的系统;没有作家作品,知识就单剩下一个干巴巴的骨架,就失去了底蕴,失去了厚度。只有把史料与作家作品紧密结合,才能形成系统而丰满的知识结构。因此,教师在授课时,一定要按照教材要求,引导学生尽可能更多的阅读文学原作,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师生之间的积极互动,才能把课上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对于高职类院校来讲,该学科的教学仅处于摸索尝试的初级阶段,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
[1]吴炫.穿越中国当代文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解读作品固然可以运用历史学、文化学、伦理学、哲学等社会学科的知识作为理论支柱,但其他社会学科的思考永远代替不了文学的思考。文学的思考包含以下几个特征:
1. 整体性特征。所谓整体性特征,就是从整体上把握文本的解读。如巴金早期创作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我们绝不能让学生完全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去解读他的作品,而应该从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角度去整体感受作品。同样道理,郭沫若的《女神》明显受泛神论的影响,但我们绝不能误导学生用泛神论的理论去死抠《女神》中的每一首诗,而应该从整体上感受诗人追求个性解放时那种火山爆发式的激情。
2. 多向性特征。文学欣赏绝不是数学中的1+1=2,而是大于2的关系。一个好的文本摆放在学生面前,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如《起死》这篇小说,它的显性主题是对庄子相对主义哲学的文化批判;隐形主题表现了鲁迅把“铁屋子”的人唤醒之后却让他们无路可走的痛苦;如果再细细地解读文本,还会发现先生面对死亡的那份坦然、淡然和超然的态度。在讲到现代派的作品时,尤其是现代派诗歌,往往能从一个文本中衍生出多个题意的解释。“横看成岭例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经典的文本,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愉悦。一堂成功的课,在师生积极的互动中,往往能够通过对一部作品的研讨中,品咂出不同的味道。
3. 自圆性特征。对文学作品的讲解和解读,必须以教材为蓝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师生对文本的理解,一般来讲,要符合作家的创作原意,但作家的创作原意与文本的客观审美效果并不都是完全一致的。如臧克家创作《老马》的原意,是要表现像马一样的坚忍主义精神,可是不少评家却把老马看成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的象征。这种不符合诗人创作原意的观点反而被评论界广泛认可。其实,不少大师级的经典作品所表达的主题都不是单一的,这就造成作家创作文本的原意与文本客观解读效果之间的矛盾。教师在引导学生欣赏作品时,不要先入为主,不妨把作家创作文本的背景资料先“藏”起来,让学生凭着直觉去见仁见智,对学生的要求不必过高,学生只要能够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就可以了。等学生充分讨论过后,再把“包袱”抖出来,让学生接着讨论。总之,教师不要轻易下结论,结论让学生自己下,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
4. 超越性特征。如果把文学作品比做一列火车的话,作家和评家就是驾驭火车飞奔的两道铁轨。铁轨在支撑列车时发挥着相同的重要作用,而两轨却永远靠不到一起。解读文学作品和创作文学作品思维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评家主要靠逻辑思维,作家主要靠形象思维。评家对文本的理解既要源于作家的创作思路,又不能完全依赖于作家的创作思路。评家对文本的理性把握应该超越作家本人对文本的理性把握,在对文本的理性挖掘中,评家应该比作家站得更高,挖得更深。教师在讲解文学作品时,必须注意到这一文学性思考的特征,兼顾好作家、作品、评家三者的关系。
大学生与中学生的知识结构明显不同。中学生的知识结构侧重于基础性,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侧重于系统性。就大学生整体知识结构而言,是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以课程为单位,又分为若干子系统。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文类专业知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学好这门课,必须对该门课程的性质、规律、特点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还要有一条清晰的史的线索。
最重要的是把握好史料与作家作品的关系。史料即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性介绍,包括每个时间段的时代背景、文学发展的趋向、文学流派的形成、文学实绩的评价等,是形成该学科的知识框架。只有从整体上掌握该学科的历史知识,才能形成学生的系统性知识结构。而对于大专生来说,仅仅满足于知识的系统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知识的深厚性。教材好比一本详尽的导游册,要想让学生在该学科知识的山水中徜徉,必须按照教材要求,引导学生课外阅读大量作家作品。如果说史料是该学科知识的骨架,那么,作家作品就是与骨架紧密相连的血肉。没有骨架,知识就会凌乱,就不会形成知识的系统;没有作家作品,知识就单剩下一个干巴巴的骨架,就失去了底蕴,失去了厚度。只有把史料与作家作品紧密结合,才能形成系统而丰满的知识结构。因此,教师在授课时,一定要按照教材要求,引导学生尽可能更多的阅读文学原作,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师生之间的积极互动,才能把课上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对于高职类院校来讲,该学科的教学仅处于摸索尝试的初级阶段,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
[1]吴炫.穿越中国当代文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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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是高校中文系及相近专业(新闻、秘书等)重要的基础课和辅修课。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选本众多,为各高校自订自用。但或因选本陈旧,忽略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作家作品;或因选题思路偏狭,不能充分反映现当代文学整体面貌;或因选目过少,不能充分适应教学需要;或因篇幅太大,给学生造成的经济负担过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浅析应用型专业的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现当代文学课程是中文专业的必修课程,同时也是一些应用型专业如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程,是该专业学科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它不但承担着文学基本理论知识的传授功能,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为日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针对播音主持专业的培养目标,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要以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为导向,在教学过程中突出经典选读,不断革新教学方法,促进专业技能和文学学习之间的良性互动。
主持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远古时代,“部落的酋长和巫术祭祀中的巫师,是我们先民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的‘主持人’。”1从远古的巫师演变到现代的主持人,其中贯穿的基本精神是对民众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引导。尤其是在当下传媒时代,节目主持人在大众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是社会形象和公众利益的代表,是连接媒体和观众的桥梁,因此,主持人的文学素养,语言表达,形象气质是能否得到观众和社会认可的主要条件,文学素养是一个主持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它对塑造主持人的个人风格和节目的文化品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优秀的主持人不但要具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同时还要具有深厚的文学知识。丰富的文学知识储备,可以使主持人在面对镜头时从容冷静,挥洒自如,增强语言表达的文采性,更好的引导和吸引观众,而一个不具有文学素养的主持人充其量只是一个传声筒,无法形成自身的风格魅力。其次文学素养指的是一个人对文学作品的鉴赏、理解的综合能力,它可以提高主持人对语言的感受和表达能力,更加准确深入的把握和传达节目内容的核心精神。同时,文学素养还有利于塑造主持人的形象和独特的主持风格,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话揭示了文学知识和个人风度气质之间的内在联系,文学不但可以让人增长学识,扩大视野,还能提升个体的人格修养。一个具有文化内涵和文学修养的主持人,通过自身的思想语言魅力会赢得观众的信服和认可,从而更好地发挥媒介传播的作用。总之,文学素养是一个主持人形成自身风格并能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播音专业所采用的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教材,大都篇目较多,无法在有限的学时全部讲完,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就要有所选择,根据播音主持专业的培养目标选讲篇目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作品选讲首先要选择文学经典。所谓文学经典是指“那种能经得住(纵向的)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是指那种能够穿越具体时代的价值观念、美学观念,在价值与美学维度上呈现一定的普适性的文学文本。…?是具有权威性、神圣性、根本性、典范性的文学文本。”2文学经典是经过历史淘选代表了汉语言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蕴涵着民族的智慧和精华,其普适性的价值观念对不同时代的读者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经典的功能之一就在于建立、承传和维护人文主义传统,因此,经典教育的意义首先在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比如鲁迅的小说典型地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把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立人”作为文学创作的要义。通过对这些经典的阅读有利于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增强社会责任感。
其次经典阅读可以让学生了解文学发展的脉络,把握时代精神演进的历史轨迹,比如郭沫若的《女神》集中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郁达夫的《沉沦》则代表了弱国子民的复杂心理,不读作品我们无法了解那个时代文学的风采与精神,也无法深刻体验历史文化的核心。总之,选择现当代文学经典进行重点教学不仅可以使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得到继承和弘扬,而且播音主持人是社会形象的一个代表,他们的整体文化素养的提升对民众具有积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从而促进社会精神文化的良性发展。
播音专业现当代作品的选择同时要兼顾文学性。文学作品呈现出来的首先是一种语言组织,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语言艺术上必然达到了较高的层次,准确优美的语言能够更好的描绘事物表达情感。唐朝贾岛“僧敲月下门”诗句中对“推敲”二字的反复斟酌成为千古佳话,说明了语言在表达中的重要性。有针对性地选择文学性强的文学作品可以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这对一个优秀的主持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现代文学著名诗人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起伏有致的音节,轻快鲜明的节奏,形象生动的语言,形成了语言而和音乐上的双重审美效果,表现了徐志摩轻盈飘逸、潇洒灵动的精神追求。通过对这首诗的学习,不仅可以对学生的人格塑造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可以从文学鉴赏的角度领悟到语言表达的技巧和方法,增强播音专业学生的业务实践能力。
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信息和多媒体技术,给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带来的新的活力和机遇,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之外,我们要充分利用多媒体开展多样性的教学方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结合播音专业的培养目标从以下几个方面有针对性的训练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
播音专业要求较高的语言表达能力,诵读法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可以培养学生的语感,提升语言表达的综合能力。诵读法是我国语文教学的一种传统方法,它通过口诵心惟,熟读静思,从而达到对文本全面深入的理解,古人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强调的就是反复朗读对领悟文义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诗歌教学中,诵读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提升学生语感和理解力的教学手段。
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中积淀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郭沫若的《女神》,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这些诗歌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层次,通过对经典诗歌的诵读学习,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语言素材,并内化为自身的知识储备,有一个强大的文学仓库才能在言谈中的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另一方面诵读也训练了学生的语感,叶圣陶先生曾经指出“文字语言的训练,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训练语感”。3语感是一种语言直觉,没有语感的人说的话就不动听,而语感的培养必须通过大量的阅读才能获得,课堂教学对经典的诵读就是强化学生对语言的感受和把握能力,更好的驾驭语言表情达意的功能。只有让学生在反复诵读中感知文学语言的魅力,才能拓展和提高学生的精神境界和语言表达能力。
针对一些具有多义性的文学篇目开展讨论式教学,在观点的交锋中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茹志鹃的《百合花》的主题历来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军民情,这是茅盾对其主题的概括,另一种是茹志鹃本人的阐释,认为小说表达的是“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对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结合文本分析形成自己的认识,展开辩论,充分发挥学生在分析文学现象的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语言组织清晰准确的表述自己的观点,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
播音专业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处在不断地探索阶段,对于我校的播音专业而言,可以以中文专业为学科依托,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重点培养文学语言类节目的主持人, 为国家培养具有高素质的播音主持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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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惩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之弊,曾令江淮诸郡毁废城垣,故淮南、荆襄、江南东西、两浙、福建、广南、四川等南方地区,被迫或自发毁弃城壁的现象较普遍,导致许多府州县治所城市长期没有城郭,或虽有旧城而长年不加修理,使其自然废弃。这种在内地州县不提倡筑城的政策,基本上延续了整个宋代;事实上,两宋时代的内地(虽然南北宋间“内地”的含义并不相同)州县治所亦大部分没有较完整的城郭,基本上处于无城状态。在我们所研究的宋代汉水流域49个州(府)县治所中,北宋中期可以确定仍存有城郭的只有11个,占全部治所城市的22%稍强;可以确定在南宋时得到维修、重修或新修城垣的,只有7个,占全部治所城市的14%;到了元中后期,可以确证仍存有城垣的只有襄州、郢州和均州3座了。换言之,自北宋以迄于元,汉水流域筑有城郭的州县治所城市呈现出逐步减少之势。我们认为,这应当是内地的晋遍趋势。
与在内地不提倡筑城、内地州县确亦普遍不筑城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宋代比较重视边地的筑城,很多边地州县治所确电筑起了城垣。北宋前期,主要是在北边与西北边的河北、河东、陕西诸路筑城;北宋中后期以迄于南宋,主要是在广南西路、荆湖南路的缘边地带及福建、广东路的沿海地区筑城。但是,对边地州县筑城的普遍性也不宜估计过高。熙宁十年(1077年),中书门下在回复神宗诏问的奏疏中说:“看详天下城壁,除五路州军城池自来不阙修完、可以守御外,五路县分及诸州县城壁多不曾修葺,各有损坏,亦有无城郭处。”则即便是沿边的河北东、西路及河东、秦凤、永兴军等五路也只有州、军城得到定期修护,五路县城及其它地区的州、县城则多久不修葺而自然废隳,有的州县治所并“无城郭”。
一般说来,蒙古、元朝统治时期,在各地普遍推行了毁城和禁止修城的政策,特别是在蒙古军队数遭挫折的四川、襄汉、荆湖、两淮地区,平毁了大量的城郭。元朝法律也曾禁止在汉人地区特别是南宋故地修筑城郭。因此,虽然元末一些地方曾自发兴筑了不少城垣,但总的说来,蒙古、元朝统治时期,基本上可视作“毁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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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文本是审美沟通中可以激发审美体验的符号形式与意义系统.一首诗.一幅画.一件雕塑等等,都可以称为审美文本.。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简要分析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侧重介绍实施教学过程中所作的教改探索——注意授之以法、把握学科动态、完善教学手段、加强课外阅读,以期为高校中国当代文学课及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 教学现状 课程改革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学好这门课程对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乃至人生理想都有重要帮助。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价值观念的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不能产生即时效应的基础学科一样,日益受到冷落。较之上个世纪80 年代,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积极性普遍降低,身为中文系学生不明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名家名作的大有人在,不了解当代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作家作品现象也屡见不鲜。为数不少的学生并不通过阅读体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厚意蕴,当然也就不能深刻理解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时也动了些脑筋,作了些尝试性的教改探索,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学习中国当代文学, 不单是让学生了解一些文学现象、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透过现象、知识把握其内在联系,即把握文学发生发展规律,从现象、知识上升到理论的概括和思辨,给学生以理论武器,使之学会用以观照、解读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在教学中凡能联系上升到理论的地方我们尽量突出理论色彩,讲出理论高度,力求以文学艺术规律来贯穿史的脉络,按规律来整合文学史的建构。如讲朦胧诗,不重于详尽解析某几位诗人及其诗作,而重在对朦胧诗整体性的理论阐释上,重心放在讲授朦胧诗的产生原因、概念界定, 特别是审美艺术特征上。诗人诗作只在讲审美艺术特征时作为例子举出,与理论观点相印证。
最后再讲朦胧诗何以为美-模糊认知、模糊美、美与模糊的“血缘”关系问题。这样,学生就会对这个新崛起的诗群有个宏观上的理论的认知。再如讲新时期探索戏剧时,先讲探索戏剧的概念、类型、审美艺术特征、价值评估,然后再讲代表作《屋外有热流》、《野人》、《狗儿爷涅梁》、《桑树坪纪事》,学生就可以对戏剧探索潮流态势、成就有较为完整全面的了解。再如讲王蒙小说,如果用较多篇幅分析他的作品,介绍他的“敏锐感知、发现问题”、“既有传统手法,又有现代手法的文体革新实验”、“价值判断的矛盾性与多向性”,如此论述固然面面俱到、全面完整,但点到为止,理论穿透力不够,王蒙最突出的特点还是没能揭示出来。我讲此专题时把王蒙作为“东方意识流小说”的代表,突出他“第一个吃螃蟹”借鉴外国现代派手法写作意识流小说的开创之功,着重介绍其意识流小说三种主要技法,即追求感觉印象、内心独白以及自由联想的基本手段、梦幻描写、时空交叉的放射型心理结构形态。
讲这些观点时把王蒙的诸多作品作为例子穿插结合进去,这样既评介了王蒙作品,也显示了意识流小说的基本理论,使学生不独了解一位作家、几部作品,而且懂得意识流小说的精义,以后再读此类作品就可以举一反三了。再譬如讲一部作品的主题,倘若就题论题,单讲该作品主题必显单薄,如果探源索流,挖掘一下文学史母题,从主题学的视点审视该作品的主题,就深刻丰赡得多。如讲《红高粱》以“童年视角”为本体,从父母——当时13 岁的豆官的感觉记忆中来写抗日斗争,从孙子“我”的追忆中回叙爷爷、奶奶的浪漫人生、在扭曲中蓬勃生长的人性。由此引申出文学史上的父亲主题。从最早的原型、荷马史诗奥德修纪海上漂流年后回乡与妻儿团聚的父亲讲起,讲到近现代流浪汉小说的寻找父亲——斯丁小说的恭维父亲——司汤达小说的敌视父亲——巴尔扎克小说的嘲笑父亲——卡夫卡小说的顺从父亲——乔伊斯小说的呼唤父亲,联系到中国文学的孝父主题,最后串连起当代文学王愿坚小说《亲人》的将错就错假认父亲、张承志小说《北方的河》渴望父亲、主人公在黄河找到了父亲周克芹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关爱父亲、洪峰小说《奔丧》的冷漠父亲,这样便把作为父权文化产物的父亲主题的发展线索梳理出来,使学生从中了解文学主题自身的演变进化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文艺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大量西方新潮文论被介绍进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诱发了深刻的变化,带来了不少新课题、新方法。事实上,如今许多文学批评方法,如社会学、叙述学、女性主义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研究分析方法都已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里。在学术研究中,人们正用多向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全方位、多侧面、多视点的研究,这众多的研究实绩在课堂教学上并没有充分被描述和运用。课堂上我们充分吸收这些最新学术成果,根据课程情况为学生讲解这些新理论、新方法。因为一种批评方法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文学观念、一种批评视界。
新理论、新方法的介绍不仅有助于学生在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下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丰厚意蕴,而且可以极大地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不同的批评方法后有不一样的名著名篇,文学史中的名家常常会受到质疑,而未进入文学史的可能随着观念的更新,方法的转换能使人们重新发现它的价值。比如通俗文学过去一向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史几乎不涉及它,但现在,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不是敌对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又譬如对沈从文这样一位倾心于原始风情的作家,传统的分析方法往往将之排斥于文学史之外,然现今换一个角度,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则可以发掘出其作品隐含的民间原型意象,并从中体味到为何《边城》及“边城”类作品会获得超越时空限制的艺术魅力。张爱玲同样如此,她的一篇篇带着苍凉意味的人生传奇小说,在主张写人生飞扬一面的时代里常被认为是市井小说而被漠视,但现依据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张爱玲小说,便可发现其小说的价值和意义。
她虽然写的大多是家庭婚姻,不写重大政治主题,但绝不是所谓市井小说。她以女性的深刻洞察力以及出众的才华对处于男权文化压力下的女性作了全面的描写,揭示了女人作为弱势群体既可怜又可厌的性格层面。而余华、残雪、格非等先锋派作家的作品则更是需要依据存在主义理论才能彰显出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先锋派作家们在文本中大多沉迷于写暴力和死亡,但他们书写的暴力和死亡与过去的文学描写不同,在先锋文学中,暴力成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存景观,死亡也是一件轻易发生的、日常的事件。先锋作家们这样描写暴力和死亡最终目的在于揭示生存的荒诞与虚无。这样的讲述学生觉得新鲜,课堂效果很好。当然在讲述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的过程中,应非常谨慎,不盲目拿来大肆“推销”,而是尽量做到自己理解不透的不讲,不切合我国国情的不讲,与中国现当代作品分析本身关系不密切的不讲。
早在2002 年,我们便尝试着把教学内容做成课件进行讲授,多媒体教学不仅节约了时间,加大了课堂的教学信息量,而且也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表明,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十分有效的手段之一:第一,能将复杂的事件叙述简单化。如小说《围城》的情节是以方鸿渐的生活道路为线索展开的,由于其经历复杂,所以叙述起来颇费时间,而运用多媒体课件,将其经历绘成图表,则一目了然,避免了烦琐的叙述。这不仅对于一般比较复杂的叙事作品行之有效, 而且对于梳理文学史的线索尤为实用。第二,能将相关背景材料文字图像化。在介绍作家、引证材料、相关比较等方面,都涉及到大量的文字板书,运用课件形式直接提供给学生,只须辅之以简单叙述,这很能节约有效的教学时间。譬如,老舍是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执着地体味北京城文化以及在里头生生死死的中下层人群。他用他的大部分小说构筑了一个广阔的“市民世界”,并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方方面面。
考虑到我校学生大多生长于南方小城,如果仅凭对小说文字的解读,确实很难深入且全面地理解老舍作品中如此丰厚的京味文化,因而在教学时,我在多媒体课件中剪辑了电影《骆驼祥子》以及《离婚》的一些片断,借助于这些多媒体背景材料大大缩短了学生与作者的时空距离,加大了他们对作品理解的深度,起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第三,能将婉曲的诗歌意象直观化。在诗歌教学中,有些诗歌的意象比较朦胧含蓄,甚至难以言传。运用多媒体转化为画面的形式,化朦胧为清晰,化含蓄为直观,可以启发想象,减少课堂语言,如教学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时,可先给学生展示了几幅不同情态的康桥的画面,并配音朗读以引导学生感受诗歌所蕴藉的“不忍离别”的感情,之后又推出《是否》这一首具有伤离别情味的歌曲,这样既把诗人那种对“康桥”浓得化不开的情感意蕴揭示了出来,同时又加深了学生对该诗歌意境、意象的感知和理解。
以课外阅读配合课堂教学,以课堂教学深化对课外阅读内容的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涉及的作家作品众多,仅靠课堂内有限时间的传授是远远不够的。要使课堂授课的效能最大化,必须做到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以课外阅读配合课堂教学。那么,如何做到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呢?我们主要从两方面进行,首先,编写课外阅读书目和教学指导书,对课外阅读内容作明确要求,并要求学生完成一定量的读书笔记。其次,在具体授课组织上,每一章节的教学内容完结时,有针对性地设计与教学内容相关,又超越课堂教学的问题。
专题性的教学课节之后,一般会要求学生自拟题目,查阅资料写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小评论、小论文,例如在“余秋雨的散文”课节讲授之后,我们让学生各抒已见,发表对余秋雨散文的看法,学生表现得相当活跃。这样的作业既能培养学生主动读书的习惯,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和评论能力,可谓一举两得。师范专业的学生,为了提高其教学能力,合适的章节还让学生自己写教案讲课。一般是“教师给定章节、分组——学生课后查阅资料备课——学生写出教案——教师检查指导(要求做成多媒体课件)——学生上台讲课——学生反馈教学感受——师生共同分析得失”。这样的教学过程受益的不仅仅是学生,教师也在听课和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反观自己的教学,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达到教学相长。总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授课过程中,我们要始终牢记:课堂教学是深化、指导、解疑、答难,课外阅读是拓展、补充,是思考的延伸,是知识的源头活水。
[1]吴晓东. 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2]温儒敏.关于现当代文学基础课教学改革的思考.中国大学教学,2004 (2) .
[3]张志云.“名作”从“欣赏”读起——《名作欣赏》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改.名作欣赏,2006 (1) .
[4]王卫平.师范大学文学课程教学的困惑、问题与出路.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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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两汉以迄于明清,历代王朝对于州县治所修筑城郭的政策与重视程度历有变化,州县治所城垣之实际兴筑、维护亦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认定历史时期大部分州县治所在大部分时段里均有城垣环绕,形成“城墙内的城市”;相当部分筑有城垣的治所城市,都普遍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城下街区,有些城市城下街区的面积、居住人口、商业规模都超过城内。因此,不宜以“城墙内的城市”概括中国古代治所城市的形态特征。
[关键词]治所城市;城墙;城下街区
在中国古代史上,历代王朝是否一直奉行修筑城垣的政策?如果王朝奉行这一政策的话,那么,它是否在各地均得到普遍执行,即事实上地方城市是否普遍修筑起城墙?对此,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并得出了一些初步认识,认为“至少在中国王朝后期的宋、元两朝以及明代的前中期这长达五百年的时间内,中国很多地方城市长期处于城垣颓圮、甚至无城墙的状态”【7】。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研究以及对其它地区城市的认识,我们认为,可以将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城墙的修筑、存废情形,大致区分为四个时期:#p#分页标题#e#
(1)汉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普遍奉行筑城政策,事实上各地城市也普遍兴筑起城垣。
《汉书·高帝纪下》记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颜师古注云:“县之与邑,皆令筑城。”论者多据此认为汉代奉行筑城政策。从今见史料看,这一政策也确实得到较普遍的执行,大多数郡县治所均筑有城郭(虽然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沿用先秦特别是战国时期所筑之旧城),而且经常得到维护、修缮【8】。在汉水流域,南阳郡治宛(在今河南南阳)、汉中郡治西城(西汉,在今陕西安康)与南郑(东汉)、江夏郡治西陵(在今湖北云梦县城关镇)及宜城、冠军、博望、育阳、西鄂、棘阳、比阳、堵阳、湖阳、郦、安众、新都、邓、襄乡、舂陵、朝阳、临沮等县均筑有城郭,且已得到考古勘查或发掘之证明【9】,从而进一步说明汉代郡县治所较普遍地筑有城垣,没有城垣的县治当不会太多【10】。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谓中国古代史上的“城居时代”:一方面,自汉末三国以迄于隋唐之际,中原板荡,变乱频仍,“百姓流亡,所在屯聚”【11】——“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坞堡,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12】;西迁、北徙、南来的移民,亦大多据城壁以自保,从而形成以城邑、坞堡、戍垒为中心的聚居状态。另一方面,各政权对于地方的统治,或藉豪族所筑之坞堡,因其地而立州郡县,遂使坞堡成为州郡县治所;或由地方长吏“敛民保城郭”,选择险要处另立城郭,以为据守之资。于是,这一时期各地普遍兴筑了很多城郭。据刘淑芬统计,这一时期魏晋北朝所筑城郭见于记载者共有137座【13】;而章生道的统计则表明,自西晋以迄于隋统一(265—289年),南北方新筑的城郭共有169座,其中位于秦岭一淮河以南地区者有121座。显然,这一时期南方地区新筑的城郭要比北方地区多得多【14】。因此,虽然很难估计此一时期所筑城郭的总数,但认为此一时期各地均普遍兴筑各种类型的城壁坞堡、著籍户口多居于其中或附城而居,当无大误。
(2)隋唐五代时期,王朝虽然提倡筑城,但各地往往因地制宜,或沿用旧城垣,或新筑、增筑城垣,或根本没有城垣。
《隋书·炀帝纪下》记大业十一年(615年)二月庚午诏称:“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随近给,使强弱相容,力役兼济,穿窬无所厝其奸宄,萑蒲不得聚其逋逃。”于是,“郡县乡邑,悉遣筑城,发男女,无少长,皆就役。”【15】则隋炀帝时尝奉行筑城政策。然其时大乱之势已成,欲“令人悉城居”以强化其统治,实无可能,故虽天下郡县悉皆筑城,而成者则甚鲜。
唐初,至少在北方诸边,曾颇提倡筑城。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六月,“遣边州修堡城,警烽候,以备胡。”【16】武德九年春正月《修缘边障塞诏》称:“其北道诸州所置城寨,粗已周遍,未能备悉。……其城塞镇戍,须有修补,审量远近,详计功力,所在军民,且共营办,所司具为条式,务为成功。”【17】诏命“所司具有条式”,则筑城或已成为制度。《唐律疏议》卷8《卫禁》“越州镇戍城垣”条云:“诸越州、镇、戍城及武库垣,徒一年;县城,杖九十。(原注:皆谓有门禁者。)[疏]议曰:诸州及镇、戍之所,各自有城。若越城及武库垣者,各合徒一年。越县城,杖九十。纵无城垣,篱栅亦是”【18】。则按照制度规定,诸州镇戍县皆当“各自有城”,“纵无城垣,篱栅亦是。”
然而,这些制度规定并不意味着唐代州(府)县治所即皆普遍筑有城郭。在爱宕元所列的《唐代州县城郭一览》表中,共有164个州县城郭注明了筑城年代,其中有90个是唐天宝以后(不含天宝年间)所筑,占全部已知筑城年代之州县城的55%【19】。注明筑城年代在唐天宝以前(含天宝年间)的74座州县城中,注明其筑城年代在先秦时期者实颇为可疑,不足凭信【20】;几个注为后汉或三国孙吴所筑的城郭,也须详加考定【21】。那么,唐天宝以后所筑城郭在全部已知筑城年代的州县城郭中所占的比例,只能更大;更遑论未注明筑城年代的那些州县城郭,也有相当部分为天宝以后所筑。换言之,这些天宝以后方修筑城郭的州县治所,在天宝以前,也就是唐前中期100多年里,并未修筑城垣;而在唐前中期,可能有一半以上的州县治所,并未修筑城垣。
当然,文献中未见有关筑城的记载,并不说明州县治所本身即无城垣,而很可能沿用汉魏以来旧有城郭,只是在唐前中期未加维修而已。研究表明,在唐前中期汉水流域的58座州县治所城市中,隋及唐初新筑或重修的城郭只有2座,占全部治所城市的3.4%:沿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旧城垣有40座,占全部治所城市的69%;其余l6座州县治所在唐前期很可能并无城垣,占全部治所城市的27.6%。显然,沿用旧城与基本可断定没有城郭的州县城,占据了全部治所城市的绝大多数。唐代汉水流域的58座州县城,虽然仅占唐帝国1500余座州(府)县城的4%弱,其城郭之有无、沿用与修筑情形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然结合爱宕元对331座唐代州县城郭的细致考察,基本可以断定:在隋以至唐前中期,绝大部分州县治所均沿用前代遗留下来的城垣,或者根本没有城郭,只有极少部分州县治所新筑或改筑了城垣。
因此,只是到“安史之乱”后,各地才普遍地兴筑、增修或扩修城垣,特别是很多州府治所城市,普遍修筑了罗城,这就是爱宕元曾充分论证过的“唐末五代州县城郭规模的扩大化”【22】。后世文献及考古发现所见的唐代城郭,大部分都是晚唐五代兴筑、扩修或重修的。换言之,只是在晚唐五代,大部分州县治所才渐次筑起城郭。
(3)宋元时期,王朝基本不提倡筑城,内地州县亦普遍不筑城,只在边地城市和部分重要城市,才兴筑或注意维护城垣。
宋初,惩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之弊,曾令江淮诸郡毁废城垣,故淮南、荆襄、江南东西、两浙、福建、广南、四川等南方地区,被迫或自发毁弃城壁的现象较普遍,导致许多府州县治所城市长期没有城郭,或虽有旧城而长年不加修理,使其自然废弃。这种在内地州县不提倡筑城的政策,基本上延续了整个宋代;事实上,两宋时代的内地(虽然南北宋间“内地”的含义并不相同)州县治所亦大部分没有较完整的城郭,基本上处于无城状态【23】。在我们所研究的宋代汉水流域49个州(府)县治所中,北宋中期可以确定仍存有城郭的只有11个,占全部治所城市的22%稍强;可以确定在南宋时得到维修、重修或新修城垣的,只有7个,占全部治所城市的14%;到了元中后期,可以确证仍存有城垣的只有襄州、郢州和均州3座了。换言之,自北宋以迄于元,汉水流域筑有城郭的州县治所城市呈现出逐步减少之势。我们认为,这应当是内地的晋遍趋势。#p#分页标题#e#
与在内地不提倡筑城、内地州县确亦普遍不筑城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宋代比较重视边地的筑城,很多边地州县治所确电筑起了城垣。北宋前期,主要是在北边与西北边的河北、河东、陕西诸路筑城【24】;北宋中后期以迄于南宋,主要是在广南西路、荆湖南路的缘边地带及福建、广东路的沿海地区筑城【25】。但是,对边地州县筑城的普遍性也不宜估计过高。熙宁十年(1077年),中书门下在回复神宗诏问的奏疏中说:“看详天下城壁,除五路州军城池自来不阙修完、可以守御外,五路县分及诸州县城壁多不曾修葺,各有损坏,亦有无城郭处。”则即便是沿边的河北东、西路及河东、秦凤、永兴军等五路也只有州、军城得到定期修护,五路县城及其它地区的州、县城则多久不修葺而自然废隳,有的州县治所并“无城郭”【26】。
一般说来,蒙古、元朝统治时期,在各地普遍推行了毁城和禁止修城的政策,特别是在蒙古军队数遭挫折的四川、襄汉、荆湖、两淮地区,平毁了大量的城郭【27】。元朝法律也曾禁止在汉人地区特别是南宋故地修筑城郭【28】。因此,虽然元末一些地方曾自发兴筑了不少城垣,但总的说来,蒙古、元朝统治时期,基本上可视作“毁城”时代。
(4)明清时期,王朝比较提倡筑城,但这一政策的实施存在很大的阶段性与区域性差别;实际上,大部分州县治所城市只是到明中叶以后,才普遍修筑起城郭;清代主要是维修明代旧城,只是在清后期兴筑了少数新城。
一般说来,明清两代均奉行提倡筑城的政策,州县官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修筑、维护城垣濠池,如有疏失,要被追究责任【29】。但是,这一政策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因时因地各有不同。概言之,明代有两个筑城高潮期:一是明初洪武、永乐朝(1368—1424年),不仅在山东、南直隶、两浙、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及部分内地修筑了大量的卫所城市【30】,而且大部分府、州(包括散州)的治所均在这一时期兴筑或重筑了城郭【31】;二是明中后期,特别是景泰至万历初(1450—1573年)的100余年间,不仅重修了大多数府州城郭(主要是甃以砖、石),而且兴筑、改筑了多数县城,到明后期,估计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城均筑有城垣【32】。显然,明代府州县治所筑城之先后与其军事、行政地位之间存在对应性关联。
在明清之际的动乱中,大部分府(州)县城郭均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故顺治、康熙、雍正时期,各地均普遍修葺了残毁倾圯的旧城郭。清朝前期的修城主要是在明代旧城基础上培土、瓷砖、加高以及修理楼堞,特别注意城门、城楼的维修,但较少有新的创制,也很少兴筑新城。直到嘉庆以后,为因应社会动乱加剧而引发的治安、防守问题以及火器使用越来越普遍对于城池攻守所带来的影响,才又兴起了一场修治城郭的高潮:主要是加固城垣,增高马面,添设炮台,疏浚濠池等;在这一过程中,原来一直没有城郭的一些山区县治也兴筑了城垣。因此,到清朝末罕,绝大部分府(州)县治所均筑有城郭,而且得到不同程度的维护。各地今存城郭残迹,大多即为清代城郭的遗存。
综上可知:自两汉以迄于明清,历代王朝对于州县治所修筑城郭的政策与重视程度既历有变化,其政策在各地的实施又往往因时因地乃至因人(地方官)而各有不同,故州县治所城垣之兴筑、维护亦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认定历史时期大部分州县治所在大部分时段里均有城垣环绕,形成所谓“城墙内的城市”。我们认为:至少需要有超过一半的州(郡)县治所筑有城郭、而且这些城郭至少在制度规定上是得到经常性维修的,方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为“筑城时代”。然则,概括地说,两汉魏晋南北朝(公元前206年—公元589年)、中晚唐五代(755年叫60年)、明中期至清末(1450年—1911年)这三个时段或可得称为“筑城时代”;其余的隋唐前中期(589年—755年)、宋元至明前期(960年—1450年),则基本可以断言,其筑有城郭的州(郡)县城在全部州县治所城市中不会超过50%,或可称之为“非筑城时代”。虽然“筑城时代”占据了1500余年,而“非筑城时代”只有600多年,但这已足以说明:以“城墙内的城市”概括中国古代治所城市的特征。至少是不完全准确的,它既不能适用于所有历史时段,也不能适用于所有治所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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