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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连接过去,通向未来,指引方向,更决定命运,可以说选择走不同的发展道路,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发展结果。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时代发展的步伐,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重考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地提出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系列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实践根基和理论基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及其对“三个自信”的贡献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对在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以期能找到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时的那些理论探讨和建设经验,无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党的提出了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1]的命题。回顾建国初期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探索,我们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探索成果对于当下坚定“三个自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科学态度,主张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针对苏联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毛泽东于1955年年底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2(] P488);他认为,应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P721)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应该学会独立思考,最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适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建设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2. 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把“民众大联合”作为改造国家与社会的根本方法。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迎来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更加重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问题,并把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应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切成就的重要思想动力依据。
3. 提出了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发展理念。
一个国家如果要走向富强,就必须实现现代化,而工业化则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共产党逐步摸索出了发展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色。
第一,发展国民经济须遵循“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鉴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和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应必须把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放在经济问题的首要地位,强调发展工业也必须和农业发展相协调。这就使得当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农业经济快速恢复互为条件、互相结合、互相促进、同时并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一个创造性的新概括。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第二,统筹兼顾、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等关系是实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原则与基础。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实现提供了历史依据。
1. 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1949年9月下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说明,人民民主专政已经从一种科学构想成为了现实并在中国得以具体实践。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到了1982年,我国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我国国体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写入宪法,保证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所取得的民主成果。
2. 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新中国成立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并没有能与新生的国家政权同步产生。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恢复,全国各地先后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就为召开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宪法、法律法规的颁布,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宪法体制上的正式确立。中国人民所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共和国政体,确立民主集中制为共和国政体的基本原则,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政体和政权的坚实基础。
3. 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949年9月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形成,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出特点和优势。195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新中国首部宪法中得以确立:“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4(] P521)
4. 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也是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基本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和在国家中的地位作了更为全面细致的规定,这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历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到1956年我国基本形成全国统一的民族自治体制,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
5. 进行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尝试。
在毛泽东看来,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是适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仍需要不断完善。同时,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P543)因此,围绕适合中国社会的民主法制建设,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比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改变中央高度集权;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执政党建设,反对个人崇拜;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等设想。
此外,毛泽东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提出了改革设想。比如,1960年3月,毛泽东对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经验,称之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并冠之以“鞍钢宪法”[6](P89-90),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1961年,中共中央在《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使其中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逐步成为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毛泽东还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双为、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党的领导,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成果颇多,虽然有的没能很好坚持,有的甚至走向了错误的方向,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当今中国的改革进一步深化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法宝。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赋予了“实事求是”以全新的含义,使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中国化的科学概念,并将“实事求是”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因此,五十年代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提出探索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命题,就是能够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和共产国际与苏联经验,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实事求是,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实现历史性飞跃的结果。因此,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
2.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灵魂。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自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明确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党除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任何本党和个人的私利。”正是因为我们党很好地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才能由小变大,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充分发扬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1956 年,中共八大在党章的总纲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这是对七大关于群众路线相关论述的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更是把党群上升到事关社会主义成败的高度来看待:“就像鱼和水一样,如果党群关系出了问题,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就不可能获得成功。”[7](P488)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和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成为一以贯之的核心和灵魂。
3.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经验总结,这其中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独立自主,就是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同时积极争取外援,开展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
在毛泽东看来,要取得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作指导,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有益的先进经验,努力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千方百计探索出一条适合于我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尤其是他在1958年先后实施“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等一系列举措,虽然毛泽东想摆脱但却未能真正摆脱苏联模式,但这也说明毛泽东认为革命和建设都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正如邓小平在1988年会见莫桑比克总统若阿金·希萨诺时所强调的:“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9](P123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成果。
此外,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是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学方法论。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离不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离不开其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的实践。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性努力,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根本方向,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也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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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它才能真正成为民心工程。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新农村建设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项目,其中经济管理工作变得更为重要。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经济管理模式已经与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不适应。信息化技术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元素,其是现代化的代表,其实现了农村经济管理模式的不断创新,借助信息化技术来支持经济管理工作,为此,本文就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业经济管理;创新
农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强化新时期的农业建设变得越发重要。2015年2月,由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重视发展“三农”,强调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探究具有现代化特点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财务管理软件来对农业经济进行有效的管理是首要工作。
一、农业经济管理现状分析
(一)经济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通过对农业经济管理现状的分析,了解到由于受到环境与管理水平的影响,农村在经济管理上的规范度与严谨度不够,管理制度的设定相对落后,与现代化城市经济管理制度存在着脱轨的现象,经济管理制度的执行力度不够,制度的威严被无视。例如,农业经济管理中,由于制度不健全,导致部分财务管理人员未能严格履行制度纲要,只是将相关的财务数据进行记录,并未进行有效的审核与核对,导致经济管理质量下降。
(二)经济管理模式相对之后
由于受到农村发展水平的限制,其经济管理模式大都以人工、手工的方式进行,存在传统的纸笔时代,当然现代化信息技术在不断传入农村,经济管理模式得到创新,但是普及力度却不够,不能满足地大物博的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此外,部分农村引进财务信息化设备却不予以使用,只是闲置一边,还保持着传统的经济管理形式,在财务数据的收集、处理与整合等方面的效率不高,且精确度堪忧,制约着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
(三)缺乏专业的经济管理人员
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需要专业经济管理人员来参与,但在农村专业的财务管理人员相对匮乏,再加之原有的财务人员对计算机不够熟悉,财务信息化系统无法正常运行,进而影响经济管理的效率。
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模式的构建策略
(一)完善农业经济管理制度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旨在缩小城乡差距,保证城乡经济的收支平衡,建立完善的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十分关键。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应从不同层面予以完善与创新,强化农业经济的宏观调控,加强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与保护力度。首先,应针对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现状,对徇私舞弊、私自敛财等现象予以严惩;其次,做好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对农业市场运行体系进行有效的完善,强化科技管理服务体系的构建;再者,要打造专业化的经济管理人员,严格规范其经济管理行为,将农业经济的发展推向现代化。
(二)构建专业化的管理团队
新时期,为了强化新农村建设,应构建更为专业化的管理团队,保证财务管理人员持证上岗,对原有的财务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除了基本的财务管理课程外,还应建立计算机培训班,具备财务知识与计算机操作能力,提升经济管理专业团队的整体水平。新时期,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全面带动了现代社会的电子购物潮,企业或个人可以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进行购物。因此,为顺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应积极培养电子商务人才,能够数量掌握电子商务的运行流程,邀请专业的电商专家进行专业化培训,模拟生活中逛淘宝、天猫、京东的方式,及时将农产品上传至电子商务平台,发展新型的农业经济形式,使得农业经济管理变得更便捷、简单。
(三)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
信息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代名词,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管理的现代化与信息化,可将信息化平台与农业经济管理相结合[3],实现经济管理的电子化,能够利用电子平台及时收集、获取、处理、整合和传播电子信息,将原本的纸质财务账单转化为电子数据,数据在传输与分享上更具优势性,借助电子平台的加密技术,能够保证信息不被窥探,提高信息的安全性。在财务信息化管理系统中,记录着农村的总收入、支出,各类农产品的收入情况、收支均衡度、农业经济增长幅度等等各类财务数据,借助Excel表格等数据处理软件,能够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即可实现对数据的筛选、计算与整合,针对经济数据进行分析,以做出下一步的发展规划。同时,为了保证财务信息化管理系统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应及时对系统进行升级与维护,做好系统安全与保护措施,保证财务信息的安全性与完整性,提升财务信息的机密程度,进而提高农业经济管理水平。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加强农业经济的管理,应转变传统的管理模式,强化农业经济管理制度的完善,构建专业化、高素质的经济管理团队,创新农业经济管理新平台,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与现代化,强化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打造地区专属的特色农业经济运作模式等等,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高效性与实效性,顺应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对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肯四才.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措施探讨[J].现代经济信息,2014,23:143
[2]陈德强.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经济管理[J].福建农业,2015,05:21
[3]王丽珍.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经济管理之我见[J].现代经济信息,2013,02:5
1农业机械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1.1农机化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生产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先决条件,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而结构调整需要农机化的支撑才能完成。在农业发达,农机实现现代化的美国,一个农民可以养活50个人;而在中国,8亿农民才能养活5亿人。如何将一个泱泱大国转变为产业现代化的农业大国,对新农村建设和农民的扶持自然首当其冲,而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是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农机作业一方面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为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和商品化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可以节种、节水、节肥、节药和节省人工,降低生产成本,实现农业节本增效。如玉米残膜回收起茬机与人工作业相比,提高工效32倍左右,节约人工57个/hm2,机具工作效率0.133hm2/h,残膜回收率97%,根茬起净率95%,新增经济效益819元/hm2。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改善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条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1.2农机化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
农业机械化水平是衡量现代农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靠科技,而农业机械是推广应用先进农业技术的重要载体。如在临夏州的粮食生产方而,小麦膜侧沟播,小麦机收,玉米双垄覆膜种植机械化;围绕支柱产业、特色农产品发展的马铃薯机械化生产,膜侧‘‘双低”油菜、中药材、豌豆机械化;以保护性耕作为重点的生态农业和机械化旱作农机等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只有以农业机械化为载体,通过机械动力,才能达到生产要求。农业机械高效率替代人力完成农业生产,实现了人工所不能达到的现代农艺技术要求,进一步提高土地产出率,逐步改变了农业资源利用方式,促进了现代农业文明和社会进步。
1.3农机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
统筹城乡发展是建设新农村的重大方略。自2004年以来,国家设立了农机购置补贴专项资金,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既扶持了农民发展粮食生产,又有效拉动了农机市场需求,加快了农机工业振兴。10年来,临夏州共投入补贴资金17723万元(其中,国家补贴15333万元,甘肃省补贴资金1710万元,州级累加680万元,县级配套资金878万元),带动农民投入39018万元,投入总量达5.76亿元,全州125个乡镇73442户农民收益,广大农民群众购机积极热情,对发展农业机械化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农机化的快速发展既加快了农村劳动力的稳定转移,又富裕了农民。实践证明,要加快城乡化一体化进程,就必须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农民离土离乡,加快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
1.4农机化是加快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农机化发展的主体也是农民。农民生活要富裕,就要有宽裕的收入。发展农机化,将直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一是通过提高农机化作业水平,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转移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发展。二是农机化发展给农民开辟了与农机化相关的就业新门路,如农机维修、农机燃油供应站及农机交易市场等。三是通过开展农机技术培训,组织农机科技进村进户,使农民掌握新技术,增强致富技能。四是发展农机大户,创办农业合作钼织,引导农机户走向市场,创业致富。
1.5农机化是改善农民生活环境,保护农村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证
实践创新是农机化科技发展的前提。近年来,在农机化发展中推进的保护性耕作技术,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机械化技术,在改善农民生活环境、保护农村资源和生态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为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提供了技术与装备支撑。如通过机械化秸秆综合利用不仅使秸秆变废为宝,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从源头上清除了污染源,不仅避免了秸秆乱堆乱放,而且消除了秸秆焚烧引起的火灾隐患。通过机械化灌溉,可减少干旱给农民带来的损失,确保稳粮增收。通过大型农业机械进行土壤改良,坡改梯,深松深耕及水利工程建设,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减少水土流失;通过膜侧沟播、全膜覆盖技术,可增加干旱地区小麦、玉米等作物的产量。这些农机新技术、新机具有力地促进了农业节能减排,增收增效,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2新农村建设如何大力发展农机化
2.1建立符合新农村建设的农机化长效工作机制和农机服务体系
公益性农机推广体系和多元化、社会化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是加快科技入户和农村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新农村建设和科技技术普及的新型服务体系。各级农机管理、鉴定、推广、监理、维修及教育培训等部门和单位,要适应新的期、新阶段要求,健全职能,完善手段,加强建设,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体系建设,引导发展农机协会,农机合作社等,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组织化程度和机械化水平。
2.2抓住机遇,努力推进农机化跨越式发展
目前,农机化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发展农机化的社会氛围、经济基础、法律法规、技术条件、市场环境和体制机制等条件已经具备。要把握机遇,积极利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农机化税费优惠政策,落实对农机作业服务实行减免税,免征拖拉机养路费和农机跨区作业免费通行等措施。
2.3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发展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建立科技示范园区
根据不同区域,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选择适宜的农机化技术和机具。重点探索和示范推广经过试验、示范,不仅符合农艺要求,安全可靠,而且非常适宜农业生产的农机化新技术,创建农机科技示范园区及农机化种植基地。如在临夏州以东乡、永靖县为重点,抓好马铃薯机械化生产技术;以康乐、和政和积石山县为重点加大膜侧中药材、油菜等经济作物的全程机械化;以永靖县为重点,切实做好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示范推广等。
2.4建立国家投入为引导,农民投入为主体的资金扶持保障体系
一是各级政府要增加对农机化的引导性投入和公益性投入;二是加大对农机推广、培训机构等提供公益性服务的财政支持力度,并纳入财政预算;三是加大对农机执法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四是对农机合作组织绐予优惠信贷支持;五是对农机作业用油给予补贴政策。
2.5加大宣传,扩大社会影响,加强培训,提升服务水平
要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兴农”的原则,加大农机化新技术新机具示范、宣传和培训力度。一是通过新闻媒体和行业商报,召开现场演示会等,多层次、多角度和全方位开展农机宣传工作;二是利用“科普之冬(春)”、送"农机科技下乡”等活动,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开展技术咨询、机具调试和维修服务;三是依托"阳光工程”项目,对农机操作手、农机服务钼织和农机大户开展技能操作培训。
2.6加强安全监管,提高农机安全生产水平
加强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农机驾驶操作员的守法意识和操作技能,加强农机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切实维护农业机械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建立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h,农业机械化作为现代农业的主要标志,将起着基础性、关键性和稳定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摘要】媒介在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当前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各省级农村报在促进农村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而后者显得尤其重要。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农村报 农民话语权 农村传媒生态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媒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韩国人朴振焕在其《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一书中统计:在1974年―1980年参加过新村运动培训的高级官员及社会精英分子中,按职业来分的话,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有602人(总数为10513人),是继教授(2272人)、牧师和僧侣(782人)之后的第三大类人群。作为公益性的报纸,省级农村报在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中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一、传通信息,搭建城乡沟通的桥梁,让农民成为“传播者”
农村报的存在要打破长期以来大众媒介在城乡之间造成的信息流通不平衡:一是量的不平衡,二是流动方向的不平衡。
信息的获知是农民能做出决策的基础,随着农村经济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农村受众对信息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表现在:一是信息的量,二是信息的种类。在及时信息的提供上,农村报所起到的作用不及电视和广播,但是面对种类繁多量又大的信息时,报纸内容的持久性则为农民更好地了解各类信息提供了便利。当前,农民已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农村也不再只是信息的收集器,农村报在当前的一个重要作用便是:改变城市――农村单一的传播方向,在城乡之间搭建起信息沟通的平台。
因此,农村报要弥补电视和广播在这方面的不足,在农村受众和农村报之间建立有效的反馈制度以及传播效果评价制度,并且在平时的内容安排中加强与受众的互动。
二、服务“三农”,服务农村社会发展
农村报要在农村站稳脚跟,服务作用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服务主要体现在各类信息、技术和知识等的提供上,比如市场信息的提供,种养信息的提供以及各种健康信息的提供,对卫生知识、法律知识的普及等等。同时还要注重信息的筛选和加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农业新技术的推广,一定要注意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要看这种新技术是否适合当地的农民,是否易于被农民所理解和接受,成本和利润怎么样,怎样让农民更好地学习这种新技术,等等。
三、发挥号召力,做“集体的组织者”
由于把握丰富的媒介资源,媒体在号召力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媒体不仅仅是社会环境的监测者,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更应该充分发挥组织作用,发挥媒介的号召力,参与到社会中去。作为“三农”类媒体,农村报在组织作用上必然不能缺席,这既是时代的需求也是“三农”的特殊性使然,围绕农民的迫切需要和利益,将语言上的表达转化为行动,将为“三农”服务落实到实实在在的行动中。
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沿海沿江地区的一些企业逐渐恢复了生产,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用工荒,而此时安徽的一些农民则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犯愁,从5月份开始《安徽日报农村版》牵头联手苏浙一带的部分媒体,组织了大型公益活动“为农民工找岗位”,此次活动还特别关注了年轻一代的外出务工者(也就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所说的“新生代农民工”)以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在岗位信息的收集过程中除一般用工信息外还特别注意这类群体的用工信息。作为一家媒体,农村报在发挥了组织作用的同时,还能通过自己的组织活动提供一些对社会有思考、借鉴价值的信息,比如说:通过对用工荒和就业难的分析,可以为各类职业学校以及培训机构提供参考信息。其次,民工对于工作条件的要求(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和权益的保障等不仅为企业招工提供了参考价值,也为相关政府部门就如何做好农民工工作提供了参考意见,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报纸的沟通协调功能得到了发挥。
四、维护农民权益,还农民主体地位
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农民的血缘和家族观念非常重,在这种传统关系网络下,他们的一个弱点是不善于进行自我组织和协商,遇到一些涉及到他们普遍利益的问题时,总是希望能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讲,农村报应该主动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者,这一作用在当前的社会中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对农民权益进行维护,媒体常用的做法就是进行舆论监督,用一种守望的态度来监测社会环境。以《安徽日报农村版》为例,其“民情热线”专版主要是做农民权益维护的,并有专门的记者负责舆论监督。比如说对农民土地权益的维护、对各种坑农害农现象的调查、对农民卖粮“白条”现象调查以及对各地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一些不好的现象的调查等等,尽力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对农村的社会环境进行监测,为相关部门了解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依据。当前,在农民维权上,农村报除了关注单个的农民权益受损案例,还重视那些具有普遍性的权益受损案等重大案例,为决策层提供了参考资料和意见。近些年来,对于外出农民工权益的维护以及民工形象的构建也逐渐成为农村报关心的重点,当然“要解决农民工问题,最首要也是最关键的,是要给农民以最基本的公民权利”①,改变“农民”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失语”“边缘化”的状况,维护农民的“话语权”,这也是众多“三农”学者和农村工作者所关心的,农村报应主动承担这份责任。
五、变革农民观念,推动农村社会的发展,为新农村建设助力
常言道: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智。刘建明教授讲过,“在西部发开发中,媒体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沟通消息,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媒体应成为改变西部落后观念的理性力量。”②这一说法不仅仅是针对西部农村,对整个农村社会来说都是这样的。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关键的力量还在于处于建设主体中的“人”,在农村社会的发展及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居于主体地位的,许多学者也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新’主要体现在农民主体地位的确认,而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最关键的是其观念的变革,而不仅仅是外部物质条件的改善。
观念的变革主要通过“教育”,农村报作为纸媒具备这样的条件。首先,与电视和广播相比,报纸内容具有持久性、可保留性,农民读者拿到报纸后,可以自己安排恰当的阅读时间,农村报可以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做文章,尤其是政策解读、舆论监督以及各类知识的普及。其次,电视和广播的节目内容往往不需要受众进行太多的思考,而且偏都市化的节目安排也导致了农村受众在对其选择时的“娱乐消遣功能倾向”,长期下去对提高农村受众的文化素质和变革农民观念是不利的。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曾经指出,大众媒介具有麻醉人精神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让人沉醉在虚幻满足之中,二是由此剥夺了人的行动能力”③,而且“电视这种媒介由于信息的清晰度太高而恰好缺乏对受众理解需求的满足,更能满足这一需求的反而是报纸”④,电视注重的往往是情感话语,而报纸的话语呈现则更理性一点。
以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来看,“作为其建设的主体,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更为简单具体,并且集中在住房的规划和改造、生活水平与经济条件的改善、村庄环境的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改进等几个方面。”⑤这是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但不是全部,农民对新农村的认识还只是局限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而对“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理解则显得很缺乏,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出农民当前对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急切愿望,同时也是受到传统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农民在休闲生活的安排上缺乏有意义的文娱活动。《安徽日报农村版》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开设“新农村专版”,涉及到新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在对新农村建设进行了舆论造势的同时,让农民对新农村建设有个具体、完整的认识,通过对新农村建设中的问题的揭示,为相关部门更好地规划和实施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
六、平衡农村传媒生态
平衡农村传媒生态,首要的是保证农民能充分接触各类媒介。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作为三大传统媒体,在面对农村受众和农村市场时,或许“共建共赢”会比“争”更好,通过共同努力去建设农村传媒生态,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三大传统媒体的优势。比如说,从技术层面上来看,电视可以充分利用声画并茂以及直播优势满足农村受众的娱乐需求和对新闻的需求,广播则可以利用其传播的便捷性满足受众对即时信息的需求,而电视和广播有个共同的劣势是“一过性”,且内容的安排是有时间顺序性的,对于农村受众尤其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民来说在收看或收听上不方便。时效性对于电视和广播来说是优势。对于农村报来说则是个瓶颈,但是作为纸媒,农村报可以充分发挥报纸易保存性、内容的持久性和阅读时间的可选择性,丰富传播内容,在传播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做文章。
参考文献
①陈永:《南中国“三农”问题调查――<南方农村报>记者与农民全接触》[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177
②张宁、方晓红,《加强农村传播 服务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学术研讨会综述》[J].《新闻记者》,2002.12:67
③张国良:《新闻媒介与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68
④顾炜程,朱娇娇,《社会转型中农村的传播媒介与观念变迁:交往格局的关系研究――以青浦农村家庭调查为例》 [J].《新闻大学》,2007(02)
⑤李小云等主编:《2006-2007中国农村情况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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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丽中国是我党面对中国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而提出的保护我国环境的伟大的战略。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生大学生建设美丽中国的对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美丽中国”理念的阐述
1“美丽中国”的提出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成就斐然,由日本内阁统计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GDP为58786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6]。国民收入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开始面临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约束趋紧、居住环境恶化、居住区场所归属感缺失等现实问题[7]。应对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七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新的要求列入小康社会建设;“”在总结实践经验,研究发展问题的基础上,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战略高度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7],开幕式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要“建设美丽中国”。
2深层含义挖掘
“美丽中国”不仅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新的发展需求,也是当前中国民众的迫切希望。园林行业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之一,负有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使命。“”中提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3个概念,居住区显然属于生活空间与生态空间范畴[8],与群众实际生活联系紧密。从居住区园林设计角度解读“美丽中国”理念,必然要回答3个问题:(1)何谓“美丽中国”;(2)如何建设“美丽中国”;(3)“美丽中国”建成之后是什么。“美丽中国”除广义上“美丽的中国”之外,还应包括生态、环保、健康、可持续、实用、和谐等属性,同时要满足美观与功能地结合,地域环境与居民习惯地融合,民族精神与文化地体现。它是一种理念,而非一种形式。这种理念应当贯穿未来居住区园林环境设计的各个环节。将一棵国外的昂贵树种更换成一棵合适的乡土树种,是在建设“美丽中国”;将一片硬质的平台更换成合适的绿地,也是在建设“美丽中国”。融合这种理念设计建成的居住区园林环境就是“美丽中国”的一种具体体现,建设目的是为创建“幸福中国”营造必要氛围。
“美丽中国”理念与居住区园林环境的现实关系
1“天人合一”思想与“美丽中国”理念的关系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在多个领域有多重理解,在园林设计中一般认为“天人合一”是在尊重自然和理解自然的前提下,人与自然可达到和谐统一,进而共同发展。道家认为,天地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也应是自然的一部分,《庄子》中也记载了“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的“天人本合一”观点[9]。人居环境不仅能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同样影响居民的行为心理。优美适度、功能齐全、内涵丰富的人居环境可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促进人际关系,提高社会和谐度,反之亦然。现代城市发展让环境遭受破坏,人类某些活动也违背自然生态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变得不和谐。“归根曰静,是谓复命”的回归思想开始复苏,复归于自然,成为人们心目中理想人居环境的必要条件之一。回顾人类居住方式及环境发展的脉络,从原始聚落到里坊制,从街巷制到胡同住宅,从机关大院再到今天的特色风情居住区和主题小区等,进而发展成为以自然、生态、文化为特色的城市居住区[9]。“天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观点已被全社会广泛接受和应用,它在遭受文化冲击与中国国情发展的特殊环境下转换为“美丽中国”理念。这种理念成为了“天人合一”思想在新时代的一种表达声音。它不仅有延续“天人合一”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古典哲学追求,也包含新时代下中国居民对居住区园林要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及传承中国文化的迫切希望。
2现代居住区园林中“美丽中国”理念的体现
东方人对于居住环境优美雅致的特殊爱好,热爱自然的自身性质及渴望与自然交流融合的传统愿望以及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已经被中国园林设计大师在传统园林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如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拙政园及留园等。在当代为数不多的优质小区项目中同样能有所领略,比方说广州云山诗意、上海九间堂、深圳第五园等。广州云山诗意属于现代中式风格居住小区,项目位于白云山麓,园林景观设计面积为55000m2。园林景观注重自然环境与人居环境和谐统一,各种人际交流场所营造,传统文化与现代风格协调。不仅以堆山辟湖、立庭设桥的手法弥漫“人在画中游”的意境,也注重功能布局,满足现代城市居民交通、交往、健身、游嬉需求,同时突出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的优、雅、静。古韵园、藕园、梨园3个部分组成小区的主体性园林[10]。以水景结合泳池的参与式园林作为小区入口,自然式向规整式过渡平滑。徽派“四水归堂”的建筑格局被改用墙体、钢结构、玻璃等现代元素表达,很好地诠释了“新东方”的园林寓意和现代东方文化精神。九间堂别墅区位于上海世纪公园东面,项目占地面积约10hm2,园林同属现代中式风格,设计师通过对传统文化意境的理解,将有中式意味的材料、图案、色彩、雕塑、植被品种、空间组织方式恰当地融入现代景观之内。整个园林的宏观规划思路为“以水为脉,以绿为纲”,用龙形水系将全区的景观串连起来,突出表达了江南水乡的民居情怀,特质性与创新性上的优势使九间堂成为现代江南园林的代表作品[11]。总体而言,“美丽中国”理念在部分当代居住区园林环境中已有所体现,以上2个项目仅为众多优质小区中的个案,但这仍不足以完全满足人们对人居环境日益提高的内在需求以及应对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更高标准。
小康时代人居环境发展的新需求
随着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人们对居住区园林环境会有进一步需求。恰当理解“美丽中国”理念需要用“以人为本”的精神及小康时代的眼界深入挖掘居民的新需求。
1先进民族性的需求
过去10年,中国居住区园林环境的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设计手法的变化多端与设计形式的层出不穷都令人赞叹,但多数设计师依然易犯注重形式美而忽略民族内涵的失误。国内学者将“注重形式美”的产生原因归纳为2条:对传统园林缺乏思想的抄袭式模仿;忽略具体场地情况对西式园林的刻意追求[12]。对于传统园林缺乏思想的抄袭模仿不仅不能体现文化内涵,有时甚至起到相反作用,让人们开始厌恶传统,想要逃离传统。对西式园林的刻意追求则是近些年来房地产业爆炸式增长带来的附属品。西式园林有其非常美的一面,很多设计手法与理念值得学习,也产生了很多经典作品,如绿篱迷宫、凡尔赛的园林、芳草地艺术中心等[13]。然而,居住区园林环境设计中不顾及具体场地与居民的具体情况片面追求,可能造成场所归属感缺失、资源浪费、居民日常的公共空间生活与社交存在障碍等问题。先进性民族性的需求体现在先进性与民族性2个方面。先进性的需要要求设计手法对现代生活有更具体的解读,对传统园林有更深刻的领悟,所选材料无毒环保、可以循环利用,所选植物能健康生长并能产生良好的景观效果等,并非西式代表现代,而是科学理念代表现代,科学选择代表现代。民族性的需求要求设计的园林环境空间符合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例如,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均收入普遍偏低,住房压力过大等现实情况没有变,过于昂贵的树种,过于华丽的硬质铺装等应当酌情应用;是否可考虑在居住绿地间设置一块由居民自我创作的空间等。
2友好参与的需求
居住区园林环境的设计大致可以分为4个发展阶段:(1)点缀型园林景观,小区中的一抹绿意;(2)绿化型园林景观,以大面积绿地草坪为主;(3)观赏型园林景观,只可远观不可亵玩;(4)参与型园林景观,从观赏到参与[14]。由参观型园林到参与型园林的转变,不仅是设计师观念的转变,同样是居住区消费者的客观需求,这种理念正在起步阶段,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2011年东莞开盘的中信兰溪谷森林湖项目,它的参与式主要表现在结合环境本身的南加州西班牙风情,以会所的形式进行参与来体现“都市闲情”,自然大气的天然湖水唤起人们的亲水天性,沿湖就能走入会所并下到泳池。这种将园林的水景结合会所泳池和室外休闲茶座的模式,对于青中年住户有良好的体验,他们多数有赚钱能力,并且消费理念前卫,而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老年人对于消费休闲的模式还不习惯于全盘接受。如北京胡同里的部分老年人,很多人生活富足,衣食无忧,还依然习惯于胡同里摆一张摇椅,放一个茶壶的休闲模式[15]。又如广东地区,一些建成时间较长的居住区中,大树底下常常能看见一些老年人聊天、下棋,甚至成群结队的打麻将的现象,在现代小区的会所中并不多见。这种免费参与模式的稀少体现现代居住区园林设计的又一个特点——突出的满足青少年与中年住户的需求,而对于老年人的关注则明显不足。参与式园林环境的设计不仅需要能够参与,而且这种参与的成本应当低廉、参与方式应当简单、参与形式应当广泛,结合以上3种特性的参与式园林才可称为友好参与式园林环境。
3生态产品属性的需求
“”报告中在提到“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时,提到了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生态产品的具体定义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固有定义,居住区作为现代城市居民生活中接触最紧密的空间,居住区园林环境作为其生态载体的表达形式,应当算入生态产品范畴。这种生态产品应当是可持续的,是完全可以满足现代人居住需求,又可以作为宝贵资产馈赠给子孙后代。这种需求让居民在居住过程中会更自发的保护树木,自觉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并开始从观念上转变名贵树木与进口树木优于乡土树木的观点,大气昂贵的喷水雕塑要比自然流淌的戏水溪涧更上档次的观点,并将这种观点传播开,进而影响之后地产开发商与园林设计师的价值取向。
总结
“美丽中国”理念,从居住区园林设计角度解读,可以简单理解为:在景观结合生态的设计理念基础之上,预测全面小康社会可能对居住区园林提出的新课题。笔者认为先进民族性、友好参与性及生态产品属性3个新的需求值得业界设计师们与相关学者关注。居住区建筑外环境的设计最终需要回归空间中人类活动的身心需求及居住体验,盲目拼概念设计和景观效果的时代将会终结,全面小康社会的到来对居住区园林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美丽中国”理念的持续深入,“幸福中国”终会到来。
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此,我国迈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本文试对“五位一体”视野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多维机制建构作初步探讨。
一
美丽中国的基本内涵:美在科学发展;美在生态优良;美在和谐共生;美在永续发展。具体来说:
第一,美丽中国,美在科学发展。发展是时代永恒的主题,发展是硬道理;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搞发展,但也不能以保护环境为名不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落实“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推动社会整体的发展和进步。科学发展观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理论指导和保障,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归根结底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发展。提倡“美丽中国”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种方式,可以说,“美丽中国”的提法既指出了科学发展的具体方式,又指明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美好愿景。
十六大以来,“绿色发展”、“绿色中国”的理念逐渐进入党的执政视野,过去10年间,从巴厘岛到哥本哈根、德班,历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中国作为有责任的大国,带头许下并切实履行绿色发展、节能减排的庄严承诺;从“十一五”首次设立约束性指标,到清理整顿钢铁等高耗能行业,从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等系列生态工程到出台节能减排计划,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2.9%到划定生态红线和生态补偿机制稳步推进,中国正逐渐告别“黑色发展”,走上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之路。
第二,美丽中国,美在生态优良。“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这是美丽中国的直观体现和空间格局。马克思指出,从理论方面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或者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或者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都是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是人为了能够宴乐和消化而必须事先准备好的精神食粮。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优美的生态环境,是人类健康成长的物质条件,是美丽中国得以实现和展现的物质载体。
第三,美丽中国,美在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人与自然和谐最为重要。我们要建设的美丽中国就是这样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为基本宗旨的生态伦理形态。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把自己当做自然中的一员,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关爱自然就是关爱人本身。我们要彻底改变那种认为自然界是一种可以任意索取的资源库,而没有把它作为人类发展的一种基础和生命源泉的错误态度和行为,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科学健康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为建设美丽中国打牢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第四,美丽中国,美在永续发展。建设美丽中国,不仅是为了改善当代人的生态和生存环境,更是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一位哲学家指出,我们虽然不能确切地知道后代人的利益需求,但我们可以从当代人的利益和需求中推导一二,即首先我们为后代人开发可以替代的能源作出真诚的努力,其次我们有义务保护自然资源,再次是我们欠下了后代人获得幸福的机会,所以我们应当尽量补偿。为此,我们要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正所谓“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不能吃老祖宗的饭,断了子孙的后路。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的高效利用;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为后代人留下环境资源和财富,确保代际公平和环境正义,为后代人建设美丽中国创造条件和空间,使美丽中国实现一代又一代永续发展。
二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并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之中。建设美丽中国,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建设“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的美好家园。
1、树立生态文明的价值观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要在全社会形成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工业文明时代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为自然立法,过分膨胀了人的主体性,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改变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单向度的思维定势,树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观,深刻认识人与自的和谐共生关系,并在实践中加以落实。培育生态文明建设主体,提高全民族生态道德素质。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过程,需要动员全员参与的“大合唱”而不是少数人的“独角戏”。应大力提高全民族生态道德素质,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关爱自然的道德责任感,自觉履行人对自然生态的责任和义务,做自然界的守林人和看护者。
2、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
建设两型社会最基础、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使经济纳入到生态系统的循环中,实现经济生态化,逐步建立与生态系统相协调的社会经济体系。循环经济注重在生产过程中,将自身纳入整个生产、消费的系统过程中来考虑,将自然摆放在正确的位置,而不仅是我们的资源库和垃圾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规划引导,完善扶持政策。二是扎实推进节能减排,加强生态环保建设。
3、树立生态消费新模式
生态文明倡导一种文明、健康、理性的消费方式,消费方式对我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都很大的影响,对我们的生产理念和生产活动也有着深刻的影响。首先,构建居民绿色消费的科学引导和宣传机制。开展全方位绿色消费宣传,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各种大众媒体,广泛开展节能环保宣传活动。其次,构建政府对绿色消费发展的宏观调控机制。加强绿色消费发展的顶层设计,加强对绿色消费的宏观调控。制定绿色消费发展中长期规划;制定绿色消费全民公约,使之成为居民普遍遵守的消费道德准则;制定节能减排推进政策,定期公布主要污染物减排情况;制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加快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制定财税支持政策,鼓励消费者使用节能环保产品。
4、健全生态文明制度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首先,加强重点领域的环境立法,进一步充实完善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应更多地通过司法途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为公民提供宜居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第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无形的手”的作用。尽快建立操作性强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以体现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生态产品公平分配原则。第三,完善生态环境教育与公众参与制度,促进民间环保组织和团体健康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事关百姓的美丽生态和生活品质的提高。公众既是生态文明的建设者,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受益者。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建立一个政府主导、市场推进、公众参与的新机制。提倡和鼓励社会团体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监督,只有大幅提升全社会的生态文明意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公众的积极作用,生态文明建设才会有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5、完善生态法规体系
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建设成功的经验中,不难发现,这些生态城市建设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效,和完善的环保法律制度和管理机制密不可分。同时,这些发达国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并配有相应的保障体系。这给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第一,完善我国的生态法律体系。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但是缺乏对环境破坏行为的赔偿措施和强制手段,同时,随着新形势的发展,许多新问题也相继出现,现阶段的法律和法规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更高层次的需要。生态法律更应该具有普及性。时下的工业生产涉及的社会活动范围较广,生态法律调整的范围也应该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要同时适用于公法、私法和社会法,要将环保法律渗透到各个法律领域中去。
第二,构建综合环保管理机制。生态文明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立体化的过程,要宏观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国家环保部门、林业部门、水利部门开展的事业,而应该是各部门之间交流和合作,共同参与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情。国家应当明确环保部门的主要的环保职责,同时也要明确其他部门的责任和义务,其他政府部门应该主动配合环保部门工作,献计献策,相互配合共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
6、确立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
旧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以GDP论英雄,掩盖了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分配的公平性、民生状况的改善、环保的成本、幸福指数等。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应该破除传统的经济至上主义,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整体过程来考量,实现经济社会的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良性互动。
尽快建立我国的“绿色GDP”指标考核体系,推进政府行政的全面创新。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标准更多地注重从经济指标、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等多方面综合评价,树立“破坏生态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改善民生”的生态文明新理念。通过建立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和干部考核体系,正确引导领导干部贯彻“发展与环保并存”的方针,在经济建设中保护环境、在保护环境中发展经济,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通过正确发挥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指挥棒”和“风向标”的作用,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保护青山绿水,建设美好家园。
总之,美丽中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绿色经济、和谐社会、幸福生活、健康生态等中国元素的总称,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的中国实践。建设美丽中国是新时期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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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丽中国”旨在破解可持续发展难题,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网络传播在中国对外传播格局中优势突出。在信息全球化和中国生态文明转向的历史背景下,互联网技术与生态发展内在契合的网络传播是“美丽中国”对外传播中影响范围最广、最有效的方式。当前,“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重视自身网络平台利用,国外网络平台借助不足;重视信息发布,受众关注度不足;重视传播数量,内容关联度不足;重视传播过程,用户共鸣不足。重构“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格局,应当着眼于提高网络影响力,实现“四个转型”,提高对比度、改进表达方式,再造信源;实现“四个转变”,提高触及率、增强信任度,再引信宿;实现“四个转向”,提高曝光度和共鸣水平,重建信道。
关键词:“美丽中国”;网络传播;国外网民;对外传播
2015年6月,世界权威学术期刊Science网上数字版———ScienceAdvances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由于气候变化、污染和地表植被破坏等原因,地球正在步入最新一轮的“大灭绝时期”,而人类将率先遭遇灭绝。①这份研究报告再次告诫世人: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现代战争,不是重大瘟疫,也不是意识形态斗争,而是生态环境破坏。为破解可持续发展难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共首次提出“美丽中国”新理念,努力建设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并将其全面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②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③“美丽中国”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美丽中国”是美丽世界的重要组成。中国应当遵循网络传播规律,充分利用网络传播优势,用“美丽中国”主动影响西方网络社会,提升中国软实力,塑造中国新形象。
一、相关研究综述
课题组分别以“美丽中国”“对外传播”“网络传播”为主题词,在CNKI数据库共搜索到4620条结果,其中具有一定相关度的论文139篇,出版物34部。这些学术成果的关切点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从生态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角度,解读“美丽中国”的内涵与意义。周生贤认为,“美丽中国是科学发展的中国,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是生态文明的中国”。王如松认为,“美丽中国”的提出,“体现出中国人民的生活已从基本物质生活需求,走向对精神生活和生态真善美的追求,彰显了中国人类生态的进步和对富强健康文明美好未来的追求”。
万俊人提出,“‘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文学隐喻,显然不只是表达我们对天更蓝、水更美、空气更加洁净、山河更加美丽的期待,同时也形象而充分地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全新视境”。二是运用定性与定量结合、案例分析等方法,探索“美丽中国”建设路径和评估体系。蔡尚伟等在参考国内外城市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五个维度提出美丽中国评价指标体系,自2012年起,连续发布《“美丽中国”省区建设水平研究报告》和《“美丽中国”省会及副省级城市建设水平研究报告》。
王金南等从资源节约保护、自然生态保育、环境质量改善、地球环境安全四个维度构建美丽中国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三是从网络传播技术角度,探索对外网络传播的技术更新与格局重建。徐佳认为,世界信息传播资源的长期稀缺和不平衡占有是造成国际传播结构不平衡的深层次原因,下一代互联网将成为中国参与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新起点。四是运用实证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思考对外网络传播策略和政策。王庚年认为,中国国际传播有三重境界:中国内容中国表达、中国内容国际表达、全球内容中国价值,并提出了相应的传播策略。
姬德强认为,中国的全球传播需要践行社交媒体时代的扁平化操作路线,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充分考量网络社交媒体的传播潜力,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彭兰认为,针对由“个人用户”推动的传播模式变革,外宣媒体需要深入研究海外网民的需求和心理。王东迎探究了我国网络媒体对外传播问题,提出了提高我国网络媒体对外传播实力的对策。五是运用要素分析等方法,探索对外网络传播效果评估。郭可、毕笑楠研究了中国网络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和效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进一步提高网络媒体对外传播效果的对策。程曼丽、王维佳立足中国对外传播的历史经验与主要问题,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对外传播效果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法。
①随着“美丽中国”被党和国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转向,迫切需要国际社会了解、理解、认同“美丽中国”乃至支持、参与“美丽中国”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是一种国家形象的新塑造和新传播,一种跨越意识形态传播的新策略和新考量,一种网络外交的新视野和新角度。总体来看,学者们对“美丽中国”和对外网络传播分别开展了诸多研究且著述颇丰。但是,由于“美丽中国”是中共首次提出的新理念,当前的研究还没有涉及“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问题,亟需学术界在理论研究上进行探索,在战略策略上提出参考,在政策对策上提出建议。
二、对外网络传播概念及其优势
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认为,当代的媒介社会是一个仿像的世界。在这个仿像世界里,因特网充当了最后的媒介,成为其他媒介的终结者。今天,网络传播已经成为覆盖面最广、受众最多、参与度最高、互动性最好的传播形式。2014年,全球网民已突破30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1.5%。②截止2015年6月,中国网民6.6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8.8%,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高达88.9%。③
(一)对外网络传播的概念
对外网络传播是特定国家或地区针对国外(境外)受众通过网络开展的传播活动。在传播主体上,既可以是政党、政府、社会团体、企业、传统媒体,也可以是网络用户个人。在传播对象上,主要针对其他外国(或地区)网民(本文统称“国外网民”)开展传播,寻找思想共识,谋求价值认同,树立良好形象。在传播内容上,既有只适合互联网媒体传播的内容,又有传统媒体内容。在传播方式上,既有网站、电子邮件、即时通讯、社交媒体等互联网应用,又有手机APP、手机浏览器等移动互联网应用。
(二)对外网络传播的优势
互联网把联网计算机、智能手机联结成覆盖全世界的公共传播系统,“开放、平等、协作、分享”互联网精神得到普遍尊重和遵循,形成“世界一网、地球一村”“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摄像机”的传播奇观。与传统传播易受目的国的意识形态、法律法规、信息管理制度、新闻传播制度、人文习俗等制约相比,网络在对外传播中的优势十分突出。一是交互、融合、便捷。“媒介即是讯息”。①在网络传播中,受者与传者、受者与受者之间可以进行直接双向交流,受者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性。同时,传统媒介传受之间的界限也被打破,传者也是互联网海量信息的受者,每一位网民也能够上传信息,成为传者,特别是自媒体出现之后这种特征得到强化。无论是传受信息、发起对话还是分享知识,网络传播都比传统传播更便捷、更快速、更全面。网络传播的这些优势对于超越国界,调动受众的关注度、积极性和能动性,意义十分重大。二是多样、选择、窄播。传统媒体提供的内容相对单一,传播形式受到自身媒体属性制约。网络传播的数字化信息容量无限、内容无所不包,并且十分便于复制和传输,极大增强了信息的多样性和用户的选择性,因而大幅摊薄其他媒体受众份额,形成网络媒体“一家独大”的局面。在浩瀚的网络信息中,那些突出小群使用者需求的内容,虽然关注度不高,但总会受到对此感兴趣用户的欢迎和喜爱,这就是“长尾效应”(LongTailEffect)。“窄播”(narrowcasting)是其中的代表,这种传播方式针对特定小众化人群,通过专门化的网站(网页)、社交媒体、博客、播客、网络电视等载体,以满足其特殊信息需求。通过对外网络传播可以为国外网民提供丰富多样的内容信息,总会受到特定人群的关注,收到相应的传播效果。三是集体行动、网络合作。克莱•舍基(ClayShirky)认为,网络的力量在于它使构建群体的努力变成一件“简单得可笑”的事情。②互联网可以使人与人之间超越传统的种种限制,超越国界的重重阻碍,灵活而有效地通过多种社会化工具把不确定受众联结起来。更为重要的是,网络传播允许人们分享兴趣、经验,把不确定的陌生人邀约起来,按约定时间、地点、方式组织离线的集体行动,以实现网上达成的共同目的。网络传播的这种构建国外网民群体并促成网络集体行动的优势,是其他任何传统媒体无法企及的。
三、对外网络传播与“美丽中国”的内在契合性
尼葛洛庞帝(NicholasNegroponte)指出:“数字化生存有四个强有力的特质,将会为其带来最后的胜利。这四个特质是: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③网络传播是对权力的分散,也被赋予权力;是对全球化的促进,也是实现和谐世界的重要途径。在信息全球化和中国生态文明转向的历史背景下,互联网技术与生态发展内在契合的网络传播是“美丽中国”对外传播中影响范围最广、最有效的传播方式。
(一)媒介演进与文明样态的当代性契合
从媒介演进历史来看,我们先后历经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四个时代,“这个过程,是人类使用的传播媒介不断丰富的历史,也是社会信息系统不断发达、不断趋于复杂化的历史。”①以网络传播为代表的电子传播,把人类的传播活动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大众传播的面貌。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看,我们经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正在转向生态文明。这是一种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美丽中国”是中国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做出的科学判断和重大抉择,必将引领中国走向生态文明这个最新文明样态。网络传播与“美丽中国”都是自身演进的最新形态,二者在发展趋势上具有内在契合性。
(二)人人传播与普遍关注的广泛性契合
在互联网时代,出版不再是一种稀缺资源,媒体不再掌控机构特权,大规模业余化的旗帜被高高举起,社会化工作清除了公众表达的障碍,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发布任何事情,这是人人都是“自媒体”(WeMedia)的时代。②美国主要社交网络门户Facebook用户数2015年达到惊人的24亿人,③比中国人口还要多80%。在社交网络中,一个话题一旦受到关注,就会在数量庞大的用户群里极速传播,产生覆盖面广、渗透力强、互动性好、影响力大的传播效果。随着环境污染问题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威胁越来越大,生态问题逐渐成为人类最关注的问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2014年“全球态度项目”调查结果显示,环境灾难排在对人类最大威胁的第二位,而大多数中国人称污染和环境问题是最大威胁。④传播方式的人人参与和传播内容的全球普遍关注,使得“美丽中国”与对外网络传播具有天然的内在一致性。
(三)中国对外传播生态重构与生态环境重建的统一性契合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对外传播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国传统媒体拥有了与西方一流媒体差异不大的全球覆盖率,但在国际传播体系中仍处于弱势地位。中国迫切需要大力加强对外网络传播,改变传统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困局,形成有利于重塑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舆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创造能力超出地球承载力,造成资源的巨大耗费与环境的严重污染,出现全球生态危机。建设“美丽中国”是中国走出资源困境、重建生态环境的根本途径。通过网络对外传播“美丽中国”,一方面是在重构对外传播生态,另一方面也是在重塑中国国家形象。
四、“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现状及其制约因素
近年来,中国对外传播自主意识明显增强,投入力度持续加大,整体实力和水平提升显著,对外网络传播体系已经基本成型。在“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方面,依托现有对外网络传播体系,各传播主体开展了大量“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活动。总体看,这些传播存在“四个重视”“四个不足”:
一是重视自身网络平台利用,国外网络平台借助不足。通过已有对外网络传播平台,“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初步形成了“8+24+X”的传播格局(“8”即新华网、人民网、央视国际网站、中国网、国际在线、中国日报网、中青网、中国经济网等8家国家重点建设的外文新闻网站,“24”即千龙网、东方网等24家地方新闻外文网站,“X”即政府网站和腾讯、新浪等商业网站英语频道以及重点涉外单位外文网站)。但是,在Yahoo、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世界顶级网站上,“美丽中国”的传播自发、零散,没有形成主题化、主动式传播。
二是重视信息发布,受众关注度不足。从传播内容上看,“美丽中国”的中文报道一般都能翻译成外语版,但是没有针对国外受众的需求和阅读习惯进行重新设计,加之中国网络媒体在国外影响力有限,国外网民关注度较低,产生的传播效果不佳。而一旦出现负面新闻,国外关注度迅速升高。课题组选取世界上访问量最大的视频播客类网站Youtube进行考察。“美丽中国”正面视频关注度一般很低,比如“China,Biodiversity,andtheEnvironment”(中国生物多样性与环境)2个月的点击观看量仅有72次;负面视频“TheDevastatingEffectsofPollutioninChina”(中国污染的破坏性影响)的半年点击观看量就达到1135994次。三是重视传播数量,内容关联度不足。提出“美丽中国”后,各大对外网络媒体纷纷开展“美丽中国”对外传播。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1月11日,新华网英语频道发布与“beautyChina”相关的信息6129条,人民网英语频道发布1257条。
但这些传播内容彼此相关性不大、持续性不强,呈分散点状,主题不突出,更没有形成系统的传播体系。四是重视传播过程,用户共鸣不足。课题组选取在国外拥有一定用户的中国网英语版进行考察。以“environmentchina”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显示4725条结果;以“beautychina”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显示出801条结果。“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的信息数量不可谓不多,但是这些网页信息普遍打开速度慢,几乎没有网友评论。这样的对外网络传播,引不起国外受众的关注,无法激发他们的情绪体验,不会产生情感共鸣。可见,虽然我们通过网络对外开展了大量“美丽中国”传播活动,但是传播内容吸引力不强,热点焦点话题曝光度不足,表达方式不能很好适应网络传播需求,自身网络平台传播力不足、“美丽中国”的国外网民接触率较低,国外网民的信任度不高,不能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
“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局面之所以打不开、效果欠理想,除了“美丽中国”提出时间不久,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尚未形成,整体传播战略和具体传播策略未提出之外,主要受制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信源策划设计不足。信息社会里,信息不再稀缺,甚至过剩,而注意力却变得稀缺了。
吸引受众注意力,关键在于内容。在“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中,由于缺乏足够的策划设计,传播的信息比较庞杂,信息之间缺乏关联性和连续性;叙事方式上普遍采取将中文报道翻译成外文的方式,自说自话、自娱自乐,不适应国外网民的信息消费需求,针对性和有效性不强、吸引力不足。正面信息我们主动传播多,负面消息国外网站关注多。二是信宿引导不力。我们对国外网民特点分析不够深入,对其网络使用习惯了解不透彻,对其意见表达提供的渠道不畅、反馈有限、吸纳很少,更没有开展关于吸引国外网民参加的“美丽中国”网络共享合作活动。
三是信道建设存在缺陷。重视以我为主的网络传播,忽视国外网络平台的借助使用;重视PC互联网的使用,忽视移动互联网的运用;重视网站在“美丽中国”传播中的作用,忽视网络社区、自媒体的作用;重视“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的过程,忽视传播效果的提高。
五、重构“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格局
2014年,克里斯•布洛根和朱利恩•史密斯(ChrisBrogan&JulienSmith)提出网络影响力方程式:影响力Impact=对比度Contrast×(触及率Reach+曝光度Exposure+表达方式Articulation+信任度Trust+共鸣水平Echo)。①这一方程式对于破解中国当前对外网络传播困局具有重要启迪意义。重构“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格局,需要着眼于网络影响力六个基本因子,提高对比度,改进表达方式,再造信源;提高触及率,增强信任度,再引信宿;提高曝光度和共鸣水平,重建信道。
(一)再造“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信源
即使是在信息时代,内容为王的黄金定律仍然适用。在信源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对劝服效果的影响方面,存在霍夫兰(CarlHovland)“休眠效果”(sleepereffect):从短期来看,信源的权威性与可靠性对劝服效果的影响更大,但从长期来看,人们会渐渐只记得信息内容,而忘记信源的权威性与可靠性。在国际网络传播领域,中国虽然处于明显弱势,但通过致力于内容建设,对传播内容进行精心设计、精心打造,能够对国外受众产生“休眠效果”。围绕影响力方程式的对比度和表达方式这两个影响力因子,再造“美丽中国”信源,需要实现“四个转型”。
一是由分散自发向主题传播转型。“美丽中国”包括资源、能源、环境、生态等诸多领域,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传播内容十分广泛。在对外网络传播中,突出什么主题、从哪些方面切入、重点推送哪些信息、信息之间的关联性和连续性如何考量等问题,都要精心设计、统筹规划,才能吸引国外受众的注意力,受到关注,得到认同。
二是由自说自话向西式叙事转型。费希尔(Walterfisher)认为:所有传播皆叙事。①中西方在新闻报道文本叙事风格上有很大差异。“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的受众是外国网民,应当采用能够为他们普遍接受的人性化叙事方式,而不是国内常用的抽象式、说教式叙事。把“美丽中国”故事讲得生动感人、入情入理,情节清晰、前后呼应。故事之间相互印证、彼此吻合,故事人物可查、可信,不能让受众产生虚空感和距离感,故事对社会现实进行精确再现,可信、可靠。
三是由文字为主向图像呈现转型。在艾尔雅维茨(AlesErjavec)看来,我们已经进入多媒体和多感觉时期,图像是主要的传播媒介。②美通社的一项调查显示,90%的媒体乐于采用附有高清晰图片的新闻,而拥有相关配图的文章的总阅读量比没有配图的高出约94%。
“美丽中国”是一幅幅美丽图像:五千年历史文化是一幅幅穿越时空的古典画,地大物博、山清水秀是一幅幅绝美的中国画,团结友爱、幸福和谐是一幅幅充满人文情怀的风俗画……这些图像画面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和吸引力,甚至不需要文字、不需要解说就能传递出丰富的信息和内容,通过图片、动画、视频等形式,易于网络传播,易于为国外网民接受和理解。四是由单向提示向两面提示转型。霍夫兰经过测量表明,单方面消息对最初赞同该消息者和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最有效,正反两方面消息对最初反对者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最有效。
“美丽中国”既有美丽的一面,也有不够美丽的一面。我们既要传播中国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勤劳智慧、笑语欢颜等美好的一面,也要传播水土流失、沙尘肆虐、雾霾重重、污染严重等不美好的一面;既要传播中国把生态理念贯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过程的思路做法成效、向环境污染宣战的坚定决心、治理环境问题的坚强意志、人民生活质量日益向好等积极面,也要传播发展理念转变需要一个过程、经济社会转型面临困难大、环境问题欠账多、环境治理与保护压力大等消极面。用正面疏导反面,用积极消解消极,争取获得国外受众的理解与认同。
(二)再引“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信宿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理论认为,主体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多个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主体既是以主体间的方式存在,其本质又是个体性的,主体间性就是个性间的共在。在对外网络传播中,对“美丽中国”这个客体进行认知的主体是国外网民,他们既是个体性存在,又是主体间存在,彼此又有多重交互关系。因此,“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必须充分尊重国外网民的关切和需求,根据国外网民的特点和心理进行有效引导,实现“四个转变”,提高“美丽中国”网友触及率、增强信任度。
一是由忽视国外网民特点向注重国外网民需求转变。兹兹•帕帕夏利斯和阿兰•鲁宾(ZiziPapacharissi&AlanRubin)研究表明,人们使用互联网最重要的动机是寻找信息。
“美丽中国”关乎人类生存环境,话题与国外网民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相关信息能够满足国外网民的信息需求,而这是网民最重要的上网动机。应当在深入分析国外网民具体需求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美丽中国”传播。例如,可以通过网络对外传播“美丽中国”相关新闻报道、影视作品、艺术作品等,使国外网民获得信息、知识并增进对“美丽中国”的理解,满足其认知需要;通过网络传播“美丽中国”影视作品、微视频等,讲述“美丽中国”故事,使国外网民获得感情的、愉悦的体验或审美经验,满足其情感需要;通过社交网络传播、分享、讨论“美丽中国”相关内容,使国外网民提高个人可信性、自信心和社会地位,增进与朋友的联系,满足其个人整合和社会整合的需要。
二是由忽视国外网民注意力向适应网民习惯转变。因特网之争其实就是争夺眼球的战争。在“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中,如果表达方式不能适应西方网民习惯,很容易引起西方网民的刻板印象反应。可以通过增强“美丽中国”的吸引力(如异质性、趣味性、可信性),采取国外网民喜欢的方式和风格,引导他们与“美丽中国”“会聚”(convergence),发现“美丽中国”与他们日常生产与生活的相似之处,增强他们对“美丽中国”的信任和认同。同时,强调“美丽中国”与西方话语体系不同的特质及其表现策略,允许国外受众保持自身观点和主张的背离(divergence),保持彼此的角色差异,避免引起他们的反感和抵制。
三是由忽视国外网民意见表达向注重意见反馈转变。网络传播为话语的“去精英化”乃至“去中心化”提供了技术可能,传统传播环境中的“失语群体”得到了逆转,获得了广阔的话语空间。建设“美丽中国”,既是构建中国生态文明,也是促进世界生态文明,是全世界网民的共同关切。要围绕“美丽中国”主题,为他们提供网络平台、传播渠道、反馈通道、讨论空间,设置具体议题、议程,激发国外网民的话语表达意愿和主动传播热情,使他们能够主动分享信息、互帮互助,表达意愿、宣泄情绪,作出评论、提出建议。四是由忽视共享合作向引导集体行动转变。
网络传播能够大幅降低管理成本,突破企业管理成本的“科斯地板”,把网民凝聚成松散结构的群体,并使这些群体可以出于非营利目的、不受管理层指挥而运行,甚至还可以跨越国界开展行动。群体行为按照难度级别递进,分别是共享、合作和集体行动。
①在共享阶段,通过网站、社区、博客、微博等广泛传播“美丽中国”特定主题,实现资源、信息等共享。在合作阶段,在网上就某些认识达成一致,促成共识,确定行动目标,激发行为动机。在集体行动阶段,通过网络特别是移动网络,保持线上线下互动,推动活动有效开展,并在线上大力宣传推广活动,扩大影响力。
(三)重建“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信道
尼葛洛庞帝认为,数字化将使组织更平等,使社会全球化,使控制分散化,使人民更和谐。②通过“美丽中国”的网络对外传播,将推进中国网络传播平台与国外网络传播平台的对话与交流,有力促进“美丽中国”主题的全球关注,消解西方发达国家网络霸权,促进中外网民相互理解、和谐共处。应当努力实现“四个转向”,不断提高“美丽中国”曝光度和受众共鸣水平,重新构建“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信道。
一是由重视以我为主转向中外兼顾。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建设突飞猛进,对外传播能力显著增强,但落地率较低,国外受众占比很低。我们在做好自身对外网络传播的同时,应当积极拓展国外网络传播渠道。“美丽中国”是人类共同话题,可以通过中国网络平台与Google、Facebook、yahoo、msn等国外著名网站开展共享和合作,在网站之间、频道之间、论坛之间等多个层面,围绕“美丽中国”主题,开展内容互转、用户相互登录、广告客商互投等方面的战略合作,直接发布“美丽中国”相关信息,“借船出海”,消除国外网民的陌生感与异质感,有效解决“美丽中国”国外落地和受众覆盖面问题。
二是由重视新闻网站转向网站、自媒体兼顾。自媒体是最受欢迎、使用最活跃的网络传播方式。在用好新闻网站开展“美丽中国”对外传播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国外自媒体传播。要主动在Facebook、Instagram、Pintrerst等国外主要社交网站,WordPress、Technorati等主要博客网站,Digg、Reditt等主要掘客网站,Twitter等主要微博网站,Youtube等主要视频网站,Topix等主要网络论坛,Flickr等主要网络群组上,注册若干账号,形成自媒体账号群。积极开展自媒体传播活动,组织上传“美丽中国”相关主题的文字、图片、视频等内容。建立自媒体团队,引导网络评论,利用注册账号开展主题推送、重点推介、评论引导等网络议程设置和网络舆论引导。
三是由重视PC互联网转向PC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兼顾。目前,全球上网人数达到30亿人,全球72亿人口中有半数使用移动设备,近20亿人活跃的社交账户,活跃的移动设备社交账号占了16.8亿人。①PC社交已经基本停滞,而移动社交正在快速增长,除了巨头产品移动时间继续增加外,新的社交应用也是层出不穷。移动端接入互联网有两种形式———App应用浏览和手机浏览器浏览,其中App应用占比八成以上,而手机浏览器占比不足两成。所以,开发出能被国外移动用户广泛认同的“美丽中国”APP应用产品,或者在已有最爱欢迎APP应用产品中扩大“美丽中国”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是“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战略转型的重要方向。
四是由重视传播过程转向形成共鸣。“网络世界可以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重塑我们自身,让我们能够在他人心中激发出新的共鸣”。②要精简信息,无论文字、图片还是音频、视频,都尽可能视野开阔、思路宽广,着眼于人类文明进步、人民生活幸福,采取最紧密、最锐利的表达,传递出让受众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回味悠长的“美丽中国”相关信息。要倾注情感,在“美丽中国”相关信息中注重激发国外受众责任、希望、感激、自豪等核心情感,避免骄傲、自负、自以为是等负面情绪,避免受众产生抵触、被摆布的感觉。要注重互动,鼓励国外受众对“美丽中国”信息通过电子邮件、跟贴、网站评论等进行反馈,同时第一时间回复,感激网民关注、重视网民评论、尊重网民意见、吸纳网民建议。要让网民觉得“美丽中国”跟他们是彼此关联的,是存在共同语言的,他们的观点和关注对于“美丽中国”建设来说是富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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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自身的价值出发,文学与道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属性是文学的社会属性之一,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亦是文学突出的功能之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文本阅读成为本课程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本文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现状进行分析与研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现状;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即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及作家作品,对于当下高校改革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重点在于讲解作家作品,而对其他新闻或者汉语国际等专业来说则是集中讲解作家作品,因此对于这门课程来说对于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把握成为授课重点。而要学好中国现代文学这门文学课程,关键点就在于需要学生认真阅读文本,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自己对于文本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和把握,才能逐渐提升学生分析和把握作品的能力,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1]但是现实是因为种种原因,当下学生的阅读状况差强人意,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我们都说要培养学生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可是如果学生连基本的作品都不去阅读,连起码的阅读能力都不具备,也就是说他们连分析和理解的对象都无从把握,那么培养分析和理解能力不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吗?”[2]笔者就所在学校中文系2013、201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学生的实际阅读情况,从而因地制宜提出解决对策和方案。
二、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现状及特点
在本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情况调研中,采取自制问卷调查法,问卷一共有20道题目,其中有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其他均为结构式选择题,主要就学生对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特征、行为、态度等多方面进行调研,以期全方位多角度地探讨学生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现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与研究发现目前学生就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阅读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态度和行动不匹配。在这次调查中一共有368名学生参与问卷调查,98%的学生都认为阅读对于学习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很重要或重要,并且78%的学生很喜欢或喜欢该门课程,20%选择一般,其余2%选择不喜欢。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在思想上对于阅读的重要性和中国现代文学都持认同态度,都认为其对于个人发展与成长重要而且有益。而2%选择不喜欢这门课程的学生都是在高考志愿填报中,汉语言文学并非其第一志愿。然而在被问及每天的现代文学经典阅读时间的选项中,绝大多数的学生选择的是每天的阅读时间在一个时以下,或者周末有时间多读一点,平时不怎么阅读,或者选择从来不阅读。在课余时间里最愿意做的事情里选择阅读的人员较少,很多选择了上网、QQ及微信聊天、兼职、应付英语及计算机等众多考试或者什么也不干。这就可以看出现在的学生对待阅读思想上很重视但是行动上不匹配的特点,阅读情况不理想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是课时偏少时间不够,心态浮躁。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从1928年开设至今,课时的安排几经变化,就笔者所在学校而言就经历了从200课时减至150再到100在到90课时的这样一个过程,其他如新闻专业和汉语国际专业就只有40课时。[3]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学科的建设,这门课程的内容被大大地丰富而课时却在急剧地减少,造成教师在上课时只能择经典作家重点讲解其他内容则只能简单带过。因为课时不够,很多作家作品教师讲解不透彻,学生当然也无从理解,从而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使得课堂效果大打折扣。在高校改革的大背景下,高校专业课时被一再削减,一方面是为了减轻大学生的负担,但是另一方面也是高校被市场化的结果,所有的学生都面临毕业就业的问题,为了提高就业率,学校为学生增设了大量与就业接轨的公共基础课程诸如计算机、英语、就业指导等,专业课程被一再压缩,课余时间也相应的减少。一方面是课时减少,另一方面因为各种考试的存在使得学生心态很浮躁,更多的课余时间是拿来应付各种考证,以至于功利主义学习成为一种常态。
三是阅读氛围不强,缺乏阅读目标。大学本是一个最适合读书的环境,然而现在的校园里充斥着各种功利主义,或许是在培养着各种如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的功利主义者”,在课余学生们关心的是如何在毕业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或者怎样努力考取研究生,从而使得就业前景更乐观。更糟糕的是,因为就业率的压力,学校和各院系正在有意无意间成为这一思潮的推手。大部分学生是在努力学习,但是这种学习是以应付各种考试为目的,因此没有一个更好的、专业的、纯粹的阅读氛围。因为没有形成XIANDAIYUWEN2016.01教学研究一种健康积极的阅读氛围,使得学生缺乏阅读目标,缺乏自觉自主去阅读的能动性。学生的阅读目的性不强主要源于如下原因,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内容丰富,名家经典层出不穷,而教师在课堂上对很多作家作品的讲解都是在文学史的授课中蜻蜓点水的带过,因此没有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学生对着教材或者书目没有明确的阅读目标。二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是专业课程,在课程结束时是要以考试的方式来进行的,十二年的中小学学习已经让学生们形成一种为考试和分数而读书的学习模式,学生需要的是直接应付课程考试的答案和要点,因此很多学生表示他们只是翻翻故事梗概简单了解故事情节应付了事,只要考试过关就万事大吉,至于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自己的各方面能力到底是否得到提升就不是他们的关注重点。因此在这样一种功利主义心态之下,学生们普遍感觉缺乏阅读目标。
四是电子产品和设备的巨大诱惑。目前智能手机和QQ、微信正以其巨大的诱惑力对国人进行殖民和笼络,看似进入了一个全民写作和全民阅读的时代,但是充塞其中的是大量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和泛阅读,内容则是娱乐性和趣味性的大众读物,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则由于其严肃性文学性强和年代久远被学生们所不喜。因此大量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和泛阅读对于学生的专业学习来讲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反而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消磨了大量宝贵的时间。朱光潜曾在《谈读书》一文中说到:“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的,许多书都没有一读的价值,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了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须慎加选择。”[4]被调查的学生中,有92%的学生都选择了平时在课余甚至上课时间用微信和QQ进行聊天刷屏的选项,这一数据令人惊叹,因此,这种消遣休闲型阅读与功利性阅读成为学生阅读中最主要的两大选项。
三、对策及建议
造成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情况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一直以来教育系统和学校层面的缺失,教育改革一直是一个呼声很高的话题,素质教育也一直努力在以各种方式推进,但是实质上因为高考这根“指挥棒”的存在,中小学阶段的应试教育实质从未真正改变过,学生在长达十二年的中小学受教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为应付考试而进行功利性学习和阅读的习惯,一到大学课堂里,自主学习和阅读的能力短时间内难以形成,而中国现代文学往往是放在大一开设,因此自觉主动阅读情况不理想。二是社会层面就业压力的存在,造成学生心态浮躁,读书功利。在毕业后的就业市场,用人单位的择人标准往往是用各类等级证书和获奖证书来体现,为了在毕业后有更好的就业前景,一进大学校门的学生更是不敢松懈。一旦功利性考试完成后,就是彻底的狂欢,消遣休闲型阅读替代了功利性的阅读,真正为提高自身素养、提升文学鉴赏力的经典阅读对学生来讲是镜中月,水中花。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学生的阅读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和应对。一是合理采取多媒体教学设备,增加课堂信息量。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教学时间,增加课堂的知识量和信息量。多媒体教学设备还可以集图、文、影、声于一体,对学生形成多重感官刺激,从而激发学生对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的兴趣,提升阅读效果。采用多媒体教学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是针对本校及部分二本院校的实际情况,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多媒体教室资源不足,在运用多媒体教学资源的时候出现排队现象,不能满足所有课程都用多媒体教室授课的现象。二是部分授课教师只是简单地把多媒体设备当成是无尘黑板,简单的把授课框架做上去,课件制作粗糙,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三是利用多媒体教学给学生播放影视资讯,偏离课堂带动阅读提高学生分析和理解力的初衷。最主要的一点,无论多媒体教学设备如何运用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教学效果,在课前学生要有很好的阅读习惯,课后在带着问题和兴趣进行更深层次的精读方能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二是增加课时。学校在针对每个专业的课程开设上应更加谨慎而不是跟风,对一些专业性不是很强的公共课进行削减,在不增加学生负担的前提下增加针对专业素养的专业课时和选修课时,使得本课程能有更多机会给学生讲的得更透彻更生动,学生能有时间在教师的带领下学会阅读,爱上阅读,从而增强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三是开出具体书目与教师指引相结合。给一门专业课程开专业阅读书目是非常必要的,这样会使得学生在开始这门学科之时就有了清晰的阅读目标,使得好学之生可以帮跟随着授课计划的进行而相应的开展阅读,巩固教学效果。在我校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开课的第一节课上,教师就会给学生开出具体的阅读书目,包括精读篇目和泛读篇目。但是光有书目是不够的,大部分的学生很难认真自觉主动地去阅读文本,因此在开出书目之后,授课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跟着教学进度一边学习一边阅读,也就是在每次上课后告知学生下次课要讲解的作家作品,要求学生提前阅读,只有学生提前阅读文本了,才能真正在课堂上进行师生互动,提升学生分析理解鉴赏的能力,进一步激发学生在课后去进行文本的精读,把阅读带入到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逐渐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和良好的阅读氛围。四是建立阅读小组或者读书会。现在各大高校都有名目繁多的校园活动和校园社团,学生的课余时间也是流连其中。文本阅读也可以利用社团等群体以校园活动的方式来营造阅读氛围,宣传发动学生们沉下心来认真阅读。比如建立阅读小组或读书会,有相关专业老师任指导老师,定期进行读书交流活动,或者以宿舍为小组举行读书会,互相讨论交流阅读心得。授课教师也可以利用学生愿意进行电子阅读和刷屏等习惯建立QQ群或者微信群,在课后向同学们推荐经典阅读文本,交流阅读体会,带动学生更加合理、理性、有效的利用课余时间,或者说从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消遣休闲型阅读中夺回学生。五是图书馆和资料室的配套服务更新缓慢。图书馆和专业系部的资料室作为给学生提供阅读资料的重要职能部门,在图书资料的更新方面有待加强,现在图书馆的书籍尤其是文科书籍过于破旧成为常态,或者是教师推荐学生阅读的作品在图书馆的存量不够,满足不了学生的借阅需求和借阅欲望。因此图书馆或者专业系部的资料室应该定期更新相应的报刊杂志和图书书籍,合理设置开放时间,更新配套设施,方便学生去图书馆或资料室查找或借阅图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毕业后将会从事与教育相关的工作,如果一批又一批阅读习惯不好、阅读情况不理想的学生成了老师,只会带出一批又一批阅读习惯不好、阅读情况堪忧的学生,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而加强文本阅读的指导或许会改变这种循环向着良性方向发展。俄罗斯学者利哈齐夫曾说:“‘读书’和‘崇尚书籍’能够为我们和未来的后辈保存自己崇高的使命,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活立场形成过程中、在伦理和审美价值的选择中保持崇高地位,以便不让各种低俗读物和无内容、纯消遣的俗气污染我们的意识。”[5]
注释:
[1]李婷:《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现代语文,2012年,第2期。
[2]刘勇,李春雨:《现代文学大学课程教学的几点考察及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
[3]李婷:《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现代语文,2012年,第2期。
[4]孙琴安:《名家谈读书》,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5]吴晓都、王焕生译,[俄]德•谢•利哈齐夫:《俄罗斯古典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在华夏民族内部沧海桑田巨变的过程中应运而生。中国现代文学利用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语言形式阐明现代化的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形式上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一脉相承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继承。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为研究视角,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旨在为进一步挖掘和传承民族文化贡献力量,推动现代文学迈向新的发展高度。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前言
伴随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日益提高。文学作为人们修身养性的重要文化产品,在陶冶情操、愉悦精神方面甚至精神文明建设层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文学的消费者数量不断攀升,使得文学市场欣欣向荣。现代文学面临如此发展环境,必须进一步挖掘古代文学资源,提高现代文协的发展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笔者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一题的研究谈论具有现实意义。
一、中国现代文学语境概述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中国的国门从此打开,中华儿女开始漫长的屈辱与斗争的历程。广大知识分析不堪接受侵略的屈辱,文学界开始觉醒,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产生。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哪些岁月如斯?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面临何种语境上的危机呢?笔者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娓娓道来: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有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自发革新的一种文学发展形式。现代文学倡导通过直白的语言文字表达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政治生活的期待、对民族兴亡的认知。现代文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表达形式上创新、多样,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都是现代文学的体裁。在抒情方式、叙述方式、描写手段以及结构特征上,无不体现新时代的创造思维。从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到郭沫若的新诗《女神》《屈原》都是现代文学的轨迹1。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十年”,1917年到1927年之间,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期,“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成为这一阶段的基本思潮与核心思想,虽然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但是也埋下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资源衔接不当的伏笔;1927年到1937年之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是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丰收期,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等文学形式在这一阶段发展开来,正式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1937年到1949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转折期,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文学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2。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穿越小说、科幻小说、都市言情小说等进入人们的视野,虽然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但是也使得中国先到文学的发展与古代文学资源的轨迹出现偏离,而且偏离的越来越远,所以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瓶颈期”。
(二)中国现代文学语境面临的困境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了苦难艰辛、走过了战争屈辱、走向了发展和平。但是纵观现代文学作品中,却没有一部小说能够与“四大名著”相媲美,没有一位诗人能够与李白相提并论,没有一首情诗能够与《无题》相抗衡。文学是一种感性的社会人文科学,本应该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式,理应根据时代特征反应时下百姓的真实境遇和心声,但是又不能过分的脱离历史的母体。在历经风霜雨雪之后,岁月如斯带来了“大浪淘沙”般的洗礼,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优秀作品却鲜少出现,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只是机械的伴随光阴荏苒,却不知“回首往事”。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局面,使得文学发展呈现“物是人非”的本源缺失现象3。
二、古代文学资源分析
(一)古代文学资源阐述
中国古代文学是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丰富的。从百家争鸣时代的《论语》《孟子》到汉代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安风骨”到唐代诗词歌赋的振兴,从宋词的唯美到元曲的大气,从明史上的《水浒传》到清朝的《红楼梦》,无不展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绚丽多姿、旖旎多彩。古代文学资源当然不仅仅局限在一本书、一行字上,里面包含的智慧、涵盖的生活热情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和追逐的实质。或许是时代索然、或许是社会使然,亦或是生活造就,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饱含了人民群众无尽的情思、历史的苍凉、社会的兴衰4。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人类文明伴随时光任然不断发展,但是灿烂的人类文明不应被淹没在洪流中,我们既需要时代创新又要回首往事。所以在发展现代文学的过程中需要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挖掘和传承。但是现阶段,我国现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明显捉襟见肘,所以在日后的发展历程中首先需要在理念上进行转变,再现古代文学的辉煌和真实。同时,对古代文学资料进行研究和梳理的过程中,要在多角度、多维度的视野上进行评价,对历史文学的评价要建立在科学客观的角度上进行,切记不可将现代化的主观思维过分的应用到其中,更不能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刻意、肆意的褒贬。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本是同宗同源、同气连枝的,具有一脉相承特征。没有古代文学资源中的“天人合一”何来今日的“以人为本”?没有古典诗词的寓意深刻何来散文诗的诗情画意?现阶段,物欲横流、生活节奏加快,返璞归真势在必行,使得人们在嘈杂生活之间感受到心灵的净化。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中,不能摒弃古代文学资源,应当在充分挖掘古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保证二者没有冲突、一脉相承,共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四、结语
希通过文章的讨论分析,全面激发文学创作工作者对古代文学资源的关注力度,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够通过有私下的方式方法对古代文学资源充分挖掘、并在其基础上实现创新,为我国文学辉煌的明天注入显现的血液,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注释:
1.徐汉晖.现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资源[J].文艺评论,2015,02(01):79-82.
2.吴承学.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J].文学评论,2015,01(02):208-218.
3.吕双伟.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06(03):131-136.
4.吴晓东.古典语境在现代文学中的移植——何其芳对中国古代志异文本的改写[J].名作欣赏,2011,10(07):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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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景象的生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现代文学出版机制运行状况的反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代文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自国家提出高校应用型建设的教育方向以来,以就业而非学术为导向,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成为转型高校的培养目标。中国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和相关文科应用型专业的必修课程,在教学上要与时俱进,开展有意义的探索,不仅需重塑教学体系,更要落脚于教学模式的具体创新,帮助学生构建知识体系,培养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并将其内化为人文素养,以适应当前人才培养的需要。
一、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改革的现实语境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不仅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支撑,也使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即既有专业素养、技术实力,又有创新创业能力以及较强的职业适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目标的必然选择。现今很多高校都在适时向应用型院校转型,这使得应用技术人才成为高校的培养目标,毕竟社会更多需要的是应用型人才。高校应用型转型以及应用型专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是坚定不移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社会管理全面创新的重要举措,也为针对不同学习条件、学习风格、学习能力及水平的学子,实施不同进度、广度、深度的教育模式,使他们未来走上社会能够找到更为契合自身能力水平的职业发展之路提供了现实依据。中国现代文学一直是中文及相关专业的基础课之一,历来备受重视。20世纪80年代,众多博士点、硕士点的建立,不断强化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作为一门基础必修课程,在汉语言文学及相关文科应用型专业中都有开设。随着应用型专业转型的不断深入,中国现代文学在教学上也出现了一些阻遏学科发展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的学习越来越明显的倾向性。一些应用型专业,如戏剧影视文学、播音主持艺术等,和专业技术课相比,部分学生严重忽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习,他们认为那些文人墨客和风花雪月与自己所学的专业没什么关系,因此缺乏主动学习的积极性。由于不重视,导致课上不专心听讲,课后的文学品鉴时间也被挤压殆尽。作为文科专业基础课程的中国现代文学,其教学核心是让学生了解文学史,感受文学的精神,体验文化的魅力。阅读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学习的作用巨大,学生若缺乏阅读量,就难以理解教师讲授的内容,也无法掌握品鉴文学作品的法门,更不能感受文学作品无限生动、具有丰富内涵的精神世界。诚然,出现如此现状不排除学生在就业压力下产生的急功近利心理的消极影响,但更为复杂的原因还有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本身的定位不够精准。只有正视和认真思考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才能够夯实课程改革的基础。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已开设多年,无论是相关教材的出版,还是各高校教师团队的建设、教学设备的改进以及教学方法的完善等,都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在高校应用型转型背景下,在专业导向的指引下,原有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已不适应文科应用型专业转型的需求。中国现代文学既是文科应用型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主干课程,其教学成效直接作用于文科应用型专业毕业生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影响着培养质量。当前,社会对人才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改革势在必行,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体现新的专业特色,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提高综合素质是发展的题中之意。
二、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改革的有效路径
(一)确定注重基础、突出能力、追求创新、发展个性的培养目标
当前,应用型转型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出能够很好地适应社会、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具有一定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经过四年的学习,学生不仅要掌握某一特定职业领域的相关理论知识,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专业技术,能完成管理工作,更要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为此,各高校纷纷提出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教育理念。同样,中国现代文学除注重学生的素质教育,包括文化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更注重能力的培养,弱化学术探讨。这里说的能力涵盖学生毕业后能够胜任某项工作的专业能力,在工作中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以及人际交往、协调关系、适应工作环境等能力。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要打通学科专业知识与当下社会人生的联系通道,因材施教,使学生通过学习,能够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感悟,以宽广的人文情怀去感知与体验,以较强的审美感悟力及探究和判断力,展开对社会的审美与思辨。第一,将人文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培养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核心。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过多注重学术,人文关怀不够。这是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没有热情、缺乏激情的重要原因。从根本上讲,中国现代文学不只是一门“学科知识”,而是与每个人的人生意义、人生追求有着强烈关联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应该注重研究经典作品,透析其中蕴含的审美意象和精神传承,也就是说,要将人文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培养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核心。第二,将创新能力的培养渗透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实践中。“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开拓创新精神,创新能力是学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素质。文学是人学。“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是这个时代的缩影”。“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是这个时代的千姿百态的社会风俗画和人文风景线”。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为学生呈现出一个宏大的信息源,反映着创作者对社会的关心,对人生的关注,对自然的关怀。其中既有本体层面的终极关怀,又有现实人生层面的人间情怀。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自觉主动地去研究、解读,创造精神和创新实践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内化、升华。第三,将阅读感受积极转化为审美感悟能力。文学以对美的寻求、揭示、建构和表现,满足了人类的审美需要,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并因此确立了自身存在的根据和价值。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对经典作品包含的文化、艺术品格和思想价值的解读,积极培养学生的审美性情感,使其具备正确感知世界的能力。第四,在对作品的梳理中加强语言表达及写作能力的培养。对于文科应用型专业学生而言,能说、会写是他们必备的基本素质与技能。深厚的专业基础、高水平的写作能力、高水准的交流沟通能力,是应用型专业毕业生将来立足社会的本领,其功夫的高下直接决定着未来职业的发展。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学生通过阅读经典文学作品,表达和写作能力都将有大幅度的提升,而在梳理作品思路的过程中,分析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二)教学内容既以文学为本位,追求文学的生命力,又不拘泥于课本
一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都较注重文学史知识的传授,追求的是学科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教学模式呆板、僵化,不能深刻地解读作品,仅停留在对文学知识的讲解层面。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缺乏综合素质与能力的提升、修炼。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蓬勃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之所以能够延续,就是其作品中体现的个性特点,正是这些差异性的特质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审美属性。而中国现代文学呆板、僵化的教学模式,恰恰扼杀了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应用型转型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应以文学为本位,突出作品的审美属性,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审美力和情感体验力。首先,在教学中要“精选”作品,开拓学生的思维。“精选”的作品既要突出文学审美的标准,尽量选收艺术成就高的作品,也要使学生思考当下的生存状况,积极地寻求答案。其次,在教学中要“精讲”作品,引导学生进入广阔世界。即要求教师摒弃对“深厚”理论素养的炫耀,为学生梳理中国现代文学独特的思想、艺术特征,打开通往无限生动、无限丰富的文学作品世界之窗,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现代人的精神追求,有效激发出学习的兴趣和激情。最后,在教学中要“精练”作品,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几乎没有“精练”作品的概念。这是一种“把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的培养放到重要位置”的教学理念,目的是进一步强化课程的文学品性,把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作为重要的目标,使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阅读和写作能力得到提高。在“精练”作品的过程中,深度考量其中所包含的人文情感,将其渗透到学生的思维中,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三)创新教学方式,增强教学吸引力,不断提高教学实效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由此可见,为了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应改变以教师为主的授课模式,以学生为主,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要创新教学方式,吸引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帮助他们从简单的知识接收变为深入的认知建构。第一,合作探究,促使学生进行主动的认知建构。首先要求学生课前对作品有一定的了解,形成自己的阅读体验;然后,在课堂上请同学做体验报告;再后,其他同学可以对报告展开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拓展观点;最后,教师进行引导性的总结。引导学生在实际的讨论中学会感受、思考、判断,而不是从教师那里直接获取知识。在这样的课堂上,教师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课堂的组织者;学生也不是被动地接收知识,而是建构着自己的认知体系。第二,创设情境,促进教学实效性的提升。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有利于导入新课,能激发学生探索研究的热情。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授课内容,设计一些有创意的、学生可以自由发挥的环节。如针对重点问题,让学生用一个新颖的表演形式来“表演”问题,然后教师再根据学生的“表演”查缺补漏,因势利导。在这样的情境中,没有枯燥乏味,有的是学习的乐趣,学生进行的是有效的、有意义的学习,大大提升了课程教学的实效性。第三,注重课外拓展,开阔学生的文学视野。教师应该充分发挥课外学习的辅助作用,帮助学生在教学计划之外,开展与课堂教学联系紧密的、有意义的课外活动,如成立话剧社,把经典的艺术作品搬上舞台。在丰富的课外活动中,学生充分感受着艺术的魅力,思考着作品的思想精髓,在对作品的讨论中,拓展自己的文学体验,获取文学知识,感知文学精神,形成个人独特的文学思想。在高校应用型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面临新的挑战。积极应对挑战,致力于学科的改革转型,是应对社会对应用型人才需求的必然之路。综观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僵化陈旧的教学模式已不利于新形势下的人才培养要求。因此,需要重新定位课程的教学内核,精选教学内容,探索多样化的教学模式,设计全新的课程教学安排,将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提高综合素质作为发展的题中之意。
要想确保我国教育的不断发展与实力的不断增强,就必须要不断促使教学质量的提高,在具体的教学改革实施的过程中,有效规划培养人才的目标,课堂是教学的关键场所,教师必须实施科学、可行的现代化文学课程教学策略,在具体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实施人性化、开放化的教学策略,促使教育实践的有效实现。
一、教学重点的转变
教师在对文学课程的内容以及知识进行讲授的过程中,必须对文学教学内容进行重点讲解,对客观事物的学习重要性给予讲解,使学生对文学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自我探索与分析,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加强对文化实践价值的重视。教师还需要将文学派系以及文学运动进行有效的联合教学,使各个学生对文学的动力给予充分的了解,过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没有对学生的拓展性学习给予充分的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都较模式化,阻碍了学生的正确文化思想的有效形成。在中国现代化文学课程教学中,不仅要对学生讲解课程的具体内容,还需要对有效学习的方式给予重视,教师可以根据一些辩论赛、文学活动等,使文学在学生心中塑造成良师益友的形象,培养学生洞察力,使学生在课程教学中能够互相合作,互相帮助,使语文素养的不断提高。
二、教学方式的转变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需要转变教学方式,建立开放性的一种学习方式,为中国现代化文化课程提供动力,将创痛的教学逐渐向现代化教学的方式转变,教师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建立有效的师生交流,一同建立现代化的教学方法的有效发展路径,将传统的学习思路进行改变,采用现代化教学方法将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充分的实现,设计合理的学习任务,将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的发挥出来,师生通过建造社会化与互助化的学习社群,一同享受文化的学习过程,营造开放性的学习课程,将自我知识的构建以及能力的培养有效的实现。
三、考核方式的转变
首先,单纯对课程培养目标的要求给予重视,没有将整体目标与实际教学与阶段性学习考核充分的联系。传统的章节教学中,其要求较不具体与明确,这对学生自我评价造成了困难,对学生阶段性的成果的考量也不够强,不能进行自我调控。只在期末进行一次考试,没有对学生的改进与发展功能进行充分的评价,盲目追求学生考试分数,并没有真正关心在考试过程中学生存在的具体问题,也没有对学生其他方面发展中的不足给予重视。其次,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考核方式还不够开放,绝大部分的信息与文化、生活的关系脱离,考核程度没有使学生的人文精神与社会意识得到拓展,课程的综合性内容也没有很好的实现,学生学习的知识不能将自身的真正水平充分的反应出来,社会实践也没有纳入到考核中,致使学习内容与社会实际严重脱离,特别是在考核中,只重视知识的检测,没有设计对学生的人文素养的提高。
四、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策略创新的有效方法
(一)明确评价的内容与标准,实现自我测评
自我测评能够促使学生的自我调控能力不断增强,也是促使学生后设认知能力不断提高的一种关键方法。在进行评估时,必须使学生对专业培养的目标有所明确,同时使其内化为课程学习时的主动追求,另外,还需要对此课程的学习整体目标以及具体章节要求给予充分的了解,促使学生在具体章节学习过程中,能够对自身的学习有所反思,将存在的距离充分明确,能够及早的改正,获取与课程目标要求统一的学习成果,促使学生在自我测评以及反思的过程中掌握学习的方法。
(二)对学习评价体系的不断完善
在学生群体中开展课程全新的学习方式,可以开设一些小论文的比赛,采用口试制度,教师进行点评,将传统的学习思路有所改变,除了加入鄙视内容以外,还需尽可能的提供合理、有效的学习体制,文学教学内容必须教学要求、标准充分的结合,加设口试以及自主发挥的部分,促使各个文学学生能够综合评价。中国现代文化课程学习的主要目标就是促使学生文学鉴赏能力的不断提高,所以,在文学课程的各个学习阶段,学习的内容必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小论文的撰写能够促使学生的学习思路不断的提高,口试制度的剑客能够将学生只会读写,不会说评的不足有所改善,学生可以根据口试内容进行答辩,促使学生的知识学习以及自身能力的不断提高。
(三)考核方式的开放性
走出考场,实现研究课题的开放性考核方式。学生能够将课程目标有效的完成,主要是在是不是将所学习的知识内化为全面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在对课程的整体评价考核时,给学生一个全面的命题,在较充裕的时间范围内,走出考场,根据资料的有效查阅,对问题的深入思考与研究,对学生的知识体系以及能力体系充分的调动起来,并对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充分的考查。
五、总结
综上所述,要想使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质量不断提高,促使学生自身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使学生具备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就必须要将中国现代文化课程教学重点、教学方式以及考核方式进行不断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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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凝聚着现代中国丰富的历史体验,是现代中国人文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主要是发现理解人和人性,不仅具有反封建革命的意义,还具有不同的风格,为读者提供丰富阅读体验。但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处于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因此同其他国家和时代关于蛮性书写书籍之间具有显著差异性。笔者通过梳理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来寻找蛮性同启蒙、文明以及人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蛮性题材美学价值发展。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蛮性
前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基于作家的经历、创作思想和思想资源各不相同,同时,加上环境和文学语境的不断变化,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各具特色,内涵复杂多样,不仅是对启蒙和救亡的诉求及焦虑,还承载着作家对人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为作家们提供特殊的现代性审美价值及体验,并且能进一步探索人性和人的深层次心理状况。
1、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类型及特点
1.1植根乡土—书写“蛮性”之美
在中国新文学开始时,乡土农村就出现蛮性这一特征,作家对故乡和农村的风俗习惯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审视,并揭示和批判农村的蛮荒愚昧及落后。早在乡土文学第一个十年时期就出现了“蛮性”书写作品,但数量不多,且立意和宗旨同乡土小说较为相似。研究显示,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蛮性”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中,东北和西南为两个浓墨重彩的版块。不管作家是东北的还是西南的,其笔下的地域不仅为故事的发生地,同时,还为作品提供复杂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作品的感染性及可读性。且作家能通过特定地域,让人们认识蛮性和人性理论,合理的批判道德等,最后将“蛮性”的生存及生命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1.2触碰心灵—对个体解放的意义
研究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是表现中国农村边远地区的野蛮生存状况及原始旺盛的生命力,还希望通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来窥探人性及心灵深处的隐私,便于很好地理解人性内涵,观照人生存困境的诗性和质询人为解放自身的途径方法。说到蛮性的这个特点,很多作家便会提高曹禺先生的《雷雨》,该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最高成就。事实上,曹禺先生的创作也很好地将关于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事实折射出来,该事实为“蛮性”书写的大量出现同当时政治文化之间具有直接关系,在发展中受到政治、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较为严重的为政治、地域文化,其对大多数作品艺术风貌和思想水准起到决定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潮流前一些成就比较高的作品,试图超于潮流,他们不仅辨析整合伦理,不依赖于抒写特定地域风情,同时,还用一定方法碰触人性深处,寻找“蛮性”的无限可能,最终摆脱概念束缚。
1.3转向革命—“蛮性”的升华及纯化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部分作家的眼光便转向乡土中国的蛮荒,在人们生存的蛮荒中具有一定的力量之美,但没有人能明确这股力量的来龙去脉。直至20年代中后期,人们发现蛮性同乡土联系暂时被分割。“蛮性”为一种让人们在受到迫害或是不公时自发发出的殊死反抗力量,该种力量已经被纳入到革命视野中,具有明确的合法指向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变革和阶级革命。
2、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价值
2.1连通“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
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特点为启蒙和救亡双重变奏,换言之,启蒙和救亡二者一会相互促动,一会又相互压倒。同时,启蒙和救亡还相互交缠渗透,出现了像“蛮性”书写这样的钮结点。通过上文所述,便会发现“蛮性”作为一种书写题材,不仅是启蒙者借用的“辟人荒”和“立人”途径,同时,还是救亡者号召“革命”及“反帝”的方式。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指明对感情和人性国民性的思考,同时还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将“蛮性”书写放在钮结点上能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蛮性的价值。
2.2新的审美品格极端体验
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限于思想内涵上,“蛮性”作为一种写作题材,在现代文学发展后两个十年中,该种题材承载的启蒙和救亡内容有限,钮结点为主要贡献价值。在促成审美风格多样化上,“蛮性”书写具有一定的成就和价值,并且该种成就及价值是其他题材作品难以替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蛮性”书写逐渐深沉博大凝厚,呈现出摄人心魄的“极端体验”之美以及雄健壮阔的“力之美”。
3、总结
“蛮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上作为一种创作题材,并不是只有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是当时中国环境较为特殊,因此,关于“蛮性”创作风貌较为独特。不管是启蒙诉求还是救亡迫切需求,作家均将眼光转向“蛮性”,逐渐深入认识“蛮性”,并探索和尝试表现内容及方式,为创作提供多样化新质,代表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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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对于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在人文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浅谈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之间的关系、两者融合的有机途径,以及两者结合产生的教育价值。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高职;人文教育
面对新一轮的教育改革,高职语文教学实施人文教育势在必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所占的比例较大,然而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缺乏兴趣,难以对其进行阐释,导致其教学流于形式,为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增加了障碍,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基于此,本文简单阐述了人文教育的内涵,且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产生的教学价值以及两者结合的途径展开阐述,期望能够为高职语文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一、人文教育的内涵
人文教育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因此,人文精神的内涵就是人文教育的内涵。人文教育是对人价值的肯定及尊重,而且人文教育凸显了人的精神追求(包括情感、审美、道德、认知、创新与创造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总的来说,人文精神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生活之根。人文教育在高职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主旨在于:在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学生自主发挥聪明才智,创造独具特色的学习联系,形成良好的学习体系,从而全面提升学习质量。人文精神着重强调人的兴趣爱好,尊重人的自由追求与发展,强调人的创造力、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自我完善,因此,在高职语文教学中,强化人文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的融合途径
(一)在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的与时俱进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是经过时间的淘洗,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且赞美的文质兼美精品,承载了人类高尚的思想情感、高贵的理想判断,是对丰富人生的记载,囊括了知识、能力、意志、观念等等,涵盖了多种人文素养,是优秀精神文化的集成品。但是,由于经典诞生的时间较为久远,空间、时代背景、文化环境等均与如今的信息化时代具有较大的距离,大部分学生对于这种“距离”难以理解,同时也缺乏学习兴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充分挖掘文学经典的现代意义及其深刻内涵,做到立足于“传统”,着眼于“现实”,积极寻找切合点,消除经典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做好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且保留经典特色。如在讲解《家》时,教师可以以家庭背景为切入点,通过家族中人物关系,引导学生对家的理解与思考,且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联系,与学生的情感产生共鸣,从而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可以融合学生的就业,对经典进行解读,帮助学生更加深刻掌握经典的内涵。再如《狂人日记》讲解时,传统的阐释往往重在揭示异化现象,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而且该小说的人物、时空、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等与现代社会有较大的“距离”,若单纯进行说教,学生难以吃透,难以转化为自己的认知,而且该小说中的四种异化现象在现代社会具有较高的普遍性,因此,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联系自己的实际生活,将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影子”与《狂人日记》对应,如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生活或者工作压力、亲情的淡化、自然环境的破坏、人格扭曲等,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文化批判能力。
(二)优化教学内容,制定科学教学目标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蕴藏着深厚的教育资源,因此,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高职语文的教育对象全是中文专业学生,其语文水平低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太多的急功近利案例严重影响着学生的判断,使得学生忽视经典学习,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对文学经典教学具有明确的认识,制定科学而操作性比较强的教学目标,即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创新性专业人才,并且不奢望学生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掌握文化经典的学习技巧,可以量化文言文知识,鼓励支持学生根据兴趣爱好,多涉猎经典,让学生自主学习。另外,要有专业与非专业的明确划分,对待专业的学生,经典阐释需要从时代背景、作家生平、社会思潮等多个领域入手,并且与现代社会发展相比较,引发学生对经典作品的思考;针对非专业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阅读的内心感受。总之,文学经典作品的阐释不能停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需要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系统进行剖析解读。除此之外,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以及内在发展需求,需要因材施教,不得将教学目标设置过高,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也要尽可能征求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内容设置要适宜,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体系,进行文本整合
根据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涉及领域的不同,将经典进行分类归纳,形成良好的文学经典作品阐述管理体系,从而实现其教学的有序性。如处世待人,可以将《荷塘月色》《阿长与〈山海经〉》分为一类。在《荷塘月色》的讲解中,可以将其观点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相联系,如其中包含的品德修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根据学生的学习情绪,专门设置一个学习专题或者话题,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感受到经典的魅力,从而转化为学习行动力。再如在《阿长与〈山海经〉》的讲解中,可以将令人讨厌却富有爱心、人情味的保姆——阿长的形象与学生实际生活中遇到的人相联系,如环卫工人等,让学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宽容、欣赏等,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价值观,督促学生自主能动性的提升。
三、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所产生的教学价值
(一)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且高尚的三观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已经成为各个学科的重点任务,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正确且高尚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指导,在语文教学中,强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的融合,即:在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的与时俱进,优化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内在发展需求进行调整),制定科学的教学目标,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体系,进行文本整合,并且积极鼓励支持学生多实践,学生可以自主创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兴趣学习小组,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把课堂教学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魅力,而且学生还要不断强化对文学经典的学习兴趣,强化科学认知,自主涉猎不同性质的经典,开阔自己的眼界,在良好的教学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将兴趣、感悟等转化为学习行动力,在全面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的条件下,及时纠正学生三观的认知偏差,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且高尚的三观,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在高职语文教学中,强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可以通过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视频、音效、动漫等功能),帮助学生更加直观、真切地感受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感受其魅力,从而有效的帮助学生更加深刻理解经典,激发学生对文学经典的学习兴趣,将兴趣转化为学习的行动,从而对学生起到情操陶冶的作用,同时有效、全面、深刻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另外,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学习实践活动,鼓励支持学生自主组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兴趣学习小组,学生在实践学习的过程中,彼此交流沟通,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学生全身心投入到经典作品的赏析之中,感受经典作品的魅力,便会潜移默化将从经典作品中感悟出来的思想情感与自身经历结合起来,将学习到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素养,教师起到辅助的作用,能够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有利于人文教育的顺利开展。总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产生的教学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且高尚的三观,也在于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为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创新型中文人才打好基础。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是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的两大内容,两者的结合,对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整合两者的优势,取长补短,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具备高素质复合型、创新性中文专业人才,同时,为高职语文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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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风建设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色。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既要崇尚法律的至上权威,又要不断追求公平正义。只有如此,才能使得法治理念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关键核心作用不断凸显,也才能更好地发挥执政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廉政建设的关键五年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廉政建设有使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大目标。目前,在持续的反腐高压态势下,干部“不敢腐”的短期目标已初步实现。未来五年应聚焦于“不能腐”这一中期目标,即通过制度预防和技术预防,降低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和成功率,通过减少腐败机会抑制腐败动机。
【关键词】反腐 廉政建设 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实现“十三五”规划提供坚强保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到“反腐不能停步、不能放松。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落实‘三严三实’要求,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巩固反腐败成果,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这说明未来五年,反腐和廉政建设依然是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丝毫不可掉以轻心。
实现两个转变:从建设廉洁政府扩展到建设廉洁社会,从打击腐败升级到预防腐败
未来五年,廉政建设要实现战场与战略的双重转变。
首先要扩展反腐倡廉的战场,从建设廉洁政府扩展到建设廉洁社会。我国一直致力于党政系统的廉政建设,然而事实证明,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其意识和行为深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同时也反过来影响社会风气。由于腐败现象已向社会各个领域蔓延,在很多行业行贿几成“潜规则”,仅仅局限于在党政系统内部推动廉政建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将反腐败的战场扩展到整个社会,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消除腐败现象的社会土壤,才能为廉政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廉洁社会建设作为中国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其内涵外延都在不断探索过程之中。廉洁社会建设应以廉政建设为中心,同时包含社会廉洁教育、反商业贿赂、公益慈善事业廉洁管理等重要任务。
要实现“不能腐”的中期目标,未来五年反腐倡廉的战略战术也要相应调整。具体地说,就是要溯本求源,从打击腐败(治标)升级到预防腐败(治本),从事后惩治提升为事前预防。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我国廉政建设有一个基本的经验教训,就是以查案为主的治标代替不了治本的作用。查处腐败案件主要是解决“存量腐败”,但要想从根本上夺取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必须能有效地防止“增量腐败”,有效防范未来发生的各类腐败行为。事实证明,没有有效的预防措施,反腐败工作就会始终滞后于腐败行为本身的发展,最终陷于查不胜查的困境。鉴于“不敢腐”的目标已初步实现,未来五年应致力于消除腐败行为的必要条件,降低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和成功率,使广大干部“不能腐”,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
完成两个延伸:构建起上下贯通、令行禁止的公共权力体系,建立覆盖各行各业的社会监督网络
腐败行为的本质是公权私用。我国腐败高发多发,直接原因在于一方面公共权力过多,另一方面权力运行缺乏监督制约。要改变这种现状,廉政建设必须纵向深化,构建起上下贯通、令行禁止的公共权力体系,从源头上防止公权私用。
重构权力体系涉及到一系列任务:通过权力普查,掌握公共权力现状;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压缩公共权力的种类和总量;通过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划定权力的边界和禁区;通过廉政风险防控,发现权力运行中的风险,等等。这些基础性工作都是从源头预防腐败的必要条件,不可或缺。
在纵向深化的同时,廉政建设还应横向扩展,建立覆盖各行各业的社会监督网络,压缩监督“暗区”,消除监督“盲区”。提到反腐倡廉,公众的第一反应就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各级官员。其实凡有利益之处,皆有腐败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反腐倡廉不应再局限于掌握公共资源与公共权力的党政部门,而应扩展到所有掌握资源与利益的机构,包括各类企业单位、教育文化团体、公益慈善组织等。
构建社会监督网络,除了自上而下的法律监督,更重要的是推动自下而上的信息公开与管理透明以及行业本身的廉洁自律。只有建立起多主体、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监督和治理结构,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行为的社会土壤。
夯实三个基础:法律制度基础、社会文化基础、信息技术基础
第一,夯实廉政建设的法律制度基础,就是要根据依法治国的原则,全面提升廉政建设的法治化与制度化水平。这涉及到几项具体任务:一是全面整合党规政纪等廉政规则,改变廉政规则总量极大而执行力偏弱的现状,建立起简明、清晰、权威的廉政规则体系;二是要加强党规政纪与法律的衔接,尤其是要解决“双规”的法律依据等长期困扰纪检监察机关的难题;三是要从法律上明确纪检、监察、检察院等各个反腐败实务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加强工作协同,减少重复劳动,提高运行效率。
第二,夯实廉政建设的社会文化基础,就是要通过持之以恒的廉洁文化建设,尤其是社会廉洁教育,培养全社会的廉洁意识与习惯,最终形成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文化,为廉政建设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廉洁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培养全社会的公开透明意识,牢固树立凡是涉及到公共利益,“公开是惯例,不公开是特例”的原则,以此来调动自下而上、无处不在的群众监督,防范各类腐败行为。
第三,夯实廉政建设的信息技术基础,主要是指纪检监察等部门要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自身主动发现已有腐败行为(发现存量)和预防未来腐败行为(防范增量)的能力。在当前的大数据时代,信息获取和共享的成本日益降低,不应再出现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腐败行为。国家应通过强制要求大额收支实行电子支付、建立全国互联的不动产登记系统、严格金融资产实名制管理等措施,全面掌握全社会各类资金资产的流转情况,同时加强各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及时发现各种可疑操作和利益输送。这是改变当前查案工作严重滞后局面的必经之途。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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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方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以此为契机,在1956年双方又签订了《苏中文化合作协定》,目的是推动两国间广泛的文化交流。这一时期在文化艺术领域中,苏联音乐文化对中国音乐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苏联音乐文化在中国建国初期时的传播与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立足于新中国成立至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的音乐文化,从音乐文化思想和传播在中国的苏联歌曲两个方面研究这一时期苏联音乐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苏联音乐文化;中国音乐文化;1950-1960
(一)社会主义在音乐上的创作:1933年的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词进行了分析,认为该称谓具有文学色彩。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民族主义形式方面的文化。诞生于文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丰富多样的文学创作手法变成了迎合时代的单一创作。强调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原则来创作音乐是有一定哲学理论思想基础的,可以保证音乐为无产阶级服务。
(二)批判资产阶级音乐:1950年,苏联代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争霸,形成了两极对垒的世界格局。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军事上、在经济上,甚至在文化上都视彼此为宿敌。苏联对20世纪出现的音乐――以勋伯格为代表的表现主义音乐、序列音乐、印象派音乐以及偶然音乐等现代音乐门类都进行批判。苏联音乐的创作目的决定了苏联音乐代表了资产阶级形式主义音乐的对立面。
(三)对传统音乐风格的继承:苏联音乐要想发展,必须紧紧依靠传统民族文化,但只是在形式上的继承,而在内容上则是要以人民群众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等政治问题为主。对音乐创作的要求是要承认古典音乐文化遗产,尤其是俄罗斯音乐文化进步的作用,以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继续推广苏联音乐。
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苏两国的交流,尤其是音乐文化交流也随之变化。首先,20世纪上半叶最显著的变化是两国友好的外交政策为两国音乐文化交流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中苏两国亲密的关系以及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得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苏联热”,当时值得追捧的就是学唱苏联歌曲。其次,中国派遣了大量的专业音乐人才赴苏联进行系统化、专业化的学习。他们肩负起了文化传习的责任,更承担起了文化传播的功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建立。
(一)中国有大量的留学生在苏联学习,留苏学生成为新中国成立时期各个领域的领头人,不仅对自己的专业领域,而且对文化交流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音乐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留学生对革命的热忱以及崇高的理想使他们愿意去接受苏联歌曲,在上山下乡期间,他们将苏联歌曲带到了广大人民群众中。
(二)书刊、媒体等对音乐文化的推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51年,上海万叶书店出版了由涅斯契也夫撰写的《论苏联群众歌曲》,这是我国建国后的第一本介绍苏联歌曲的译著,介绍了苏联20世纪上半叶群众歌曲的发展情况。
(三)1933年,苏联歌舞团首次到上海表演新兴革命艺术,而这种形式在50年代更为常见。1952年,来访的苏联各文艺团体大多都要演唱苏联歌曲,特别是合唱类的。
(一)中国音乐美学中的“反映论”
“反映论”的观点阐述了音乐艺术体现的内容是客观与实际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各种音乐思想的基础,是现实的一切声音在人脑中的反映。1950年,中国在对苏联音乐的批评与译介中对“反映论”的观点已经悄然接受。斯大林在1936年1月17日的讲话中提到:苏维埃人民现实主义歌剧必须是社会主义题材、音乐语言必须是现实主义、歌剧中的角色从当代人中选取。从以上特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50年代创作的《洪湖赤卫队》、《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等歌剧受苏联“反映论”音乐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二)音乐的社会功能
苏联音乐非常注重其音乐的社会功能效用。其本质就是要利用音乐自身的教化功能构建一种异于资本主义音乐文化体系的思想统治工具来发展和巩固其社会主义政权。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百废待兴,此时的音乐所充当的角色同文字一样,都是呼吁和倡导建设祖国。
尽管在50年达末至60年代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但外交关系上的急刹车并没有中断两国音乐文化思想的交流,中国依旧按着苏联音乐思想理论运行和发展着。整个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作为学生向苏联学习各种文化的一个时期,从苏联借鉴与融合来的音乐理想思想体系需要很长的时间在理性中批判的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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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也正处在十字路口的胶着状态,如何进一步发展,这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不仅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有世界观意义。通过对中国民主建设理论探索、国情分析、基层民主发展态势、以及基层民主发展的意义考证,得出中国发展民主就是要以基层民主为重点或突破口的逻辑结论。
关键词:民主建设;基层民主;出路
民主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明成果,是人类普遍追求的一种价值观,也是现代文明国家的显著标志。中国民主建设从封建王朝“民为贵、君为轻”的民主思想萌芽,到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企图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宣告破灭;从建国初期民主法制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到“”时民主建设遭到极大破坏, 走了一条十分艰难曲折的道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民主建设才步入正轨。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民主建设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也面临处在十字路口的胶着状态。中国民主建设如何进一步深入发展,出路何在?这将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且具有世界观意义。透过理论和现实,总结我国民主发展经验,不难考证,中国发展民主政治的重点或突破口就在于努力探索基层民主渐进改革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日益重视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近几届党代会,都对民主建设进行了总结,并寻求新的发展路径。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扩大农村基层民主,保证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最广泛的实践,是确保农村长治久安的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十七大首次将“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写入党代会报告。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要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切实推进党内民主。”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发展民主要以基层民主为突破口的意图。因此,其重心必须向基层下移,起始点和着力点要放在基层。?
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学术界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党内民主、基层民主特别是乡镇选举方式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的生长点,这是较强烈的声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提出“渐进式增量民主”。他认为,在当前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中国的民主发展进程不会是激进的,重点内容是逐渐由基层民主向高层,按照一种时间上渐进、规模上可控的路径达成的增量民主。这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优战略,是中国实现政治软着陆的最佳途径。从量上增加民主,适时将发生“突破性”的变革,这是一种厚积薄发的改革。瑞士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提出“内需”说。他认为,在中国发展民主要从内需出发,目前阶段,最强的内需应该是反腐机制建设、基层民主机制建设,这些领域可以成为我们民主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的民主政治,不能按西方的民主模式,只能吸收借鉴有益成份,走中国特色之路。中国民主内部的生长发展,有两条路:一条是国家层面的上层民主;另一条是基层民主。我国作为超大规模社会,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历程短,国民文化素质低,走上层民主条件还不成熟。我国国家层面的、最根本的民主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目前,除了县乡级的人民代表是直接选举之外,其余的都是间接选举。全国各级人大代表加起来大约有50多万。这是一种精英政治,是代议制民主决定的。但是,相对于我国的13亿人口来说,这还是极少数。13亿人民仅仅依靠国家层面的民主还远远不够,要真正让绝大多数人民也感受到民主,除了参与选举人大代表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参与本社区、本村的、本单位的社会事务管理,实行基层直接民主与国家层面代议制民主相互结合。在国家层面民主“巩固和完善”的前提下,更主要的是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民主的战略选择。
基层民主是广大基层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制度。它由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构成。包括基层自治民主、党内基层民主、基层政权民主等方面。
⑴农村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伴随着农村家庭承包制而兴起。最早发生在1980年,广西宜山县合寨大队的6个生产小队的85户农民创立了我国第一个村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果作村民委员会。1987年,全国人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 》;1998年,修订通过该法并去掉试行而全面实施,至今已有20多年。全国现有60多万个村委会中的绝大多数进行了6至7次的换届选举,250多万个村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民自治最突出的进展是实行“海选”,即村主任等完全由村民提名和选举产生。随着民主选举的深入,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得到高度重视,以与民主选举相配套。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5月访问西安时,也在演讲中将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称为“自由的微风”。
⑵城市社区居民自治。以1989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为起点,社区居委会普遍进行了5次以上的换届选举。城市社区自治最突出的进展是将高度个体化、分散化,缺乏组织性,呈一盘散沙状态的城市居民组织起来,就共同关心的事务进行讨论。到2008年底,全国共有社区居委会8万多个,居民委员会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⑶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198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明确规定:“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利的机构。”目前,公有制企业中有52.8%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非公有制企业中有32.6%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的突出进展是,工会组织由福利工会向维护会员合法权益的组织转变。
2.党内基层民主发展状态。村支书实行“两票制”和“两推一选”制,扩大了村党支书的民意基础。党支书不再是少数党员或者上级党组织所决定,而由多数村民所决定。中央甚至提倡先选村主任,选不上村主任就不要再参加选村支书了。不仅村支书进行“公推直选”,而且也为递升到乡镇党委班子选举直选创造了条件。
3.城乡基层政权民主发展状态。城乡基层政府是最前沿的政权机构,其民主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⑴在民主管理上吸收更多群众参与。变政府单边行为为政府与公共参与的互动行为。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利益早已走出基层自治层面,而向基层政府公共事务层面扩展。⑵在民主选举改革上进行直选探索。1998年,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开启了首次乡镇长直接选举试验,突破了将“乡镇人大选举产生乡镇长”的间接选举扩大为乡镇群众直接参与的直接选举。
1.基层人民民主向基层党内民主推进。村委会的民主选举,诱发了村党支部书记乃至乡镇党委选举实行“两票制”、“公推直选”、“海选”的诞生,形成基层人民民主倒逼基层党内民主的发展。
2.基层自治民主向基层政权民主推进。村委会选举的成功使得乡镇长直选列上了政治改革日程,一些地方在乡镇长直选方面取得了突破。
3.农村向城市推进。基层民主首先发端于村民自治然后向城乡居民自治推进;由农村人民民主、党内基层民主向城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人民民主和党内基层民主推进。
4.基层民主发展倒逼国家的法律和政治体制。基层民主直选,暴露了许多问题如党组织如何以法定的、民主的方式推荐产生政权系统的候选人?直选产生的乡镇长与非经直选产生的乡镇党委书记又是什么关系?是向授权方负责还是向非经选举的党委负责?这些问题牵涉的就是法律和政治体制的问题。
从以上基层民主发展的状况看,基层民主发展已成“倒逼”趋势,事实上已形成中国民主建设的突破口。
在中国,如果基层不稳定,共产党执政的根基将发生动摇。历史经验表明,许多国家在推进民主政治进程中都遇到了各种矛盾和冲突,如果解决得不好,就会延缓现代化的进程,甚至出现社会动荡,结果是欲速则不达。而且,社会不稳定因素往往出现在基层。只有扩大基层民主,理顺各方面关系,正确处理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保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实现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基层民主是以人人参与为显著特点的。人民群众在直接参与基层各项事务的决策、管理、监督的过程中,逐渐会了解什么是民主、怎样做才是民主,逐渐养成民主的习惯和能力。在民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用民主的办法加以解决。在民主实践中学习民主,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长点。作为大众参与的民主化试验,基层民主的实践建立起一系列民主规则和程序,这为中国的民主化提供了示范性作用。在更深层次上,规范的选举提升了农民的权利意识,提高了“公民权”的地位。在基层民主选举和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关系上,基层民主的发展改变了权力的分配,改进了基层治理。更为重要的是,基层民主的实施也为党在基层社会的存在方式提供了新的制度平台,为调整党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契机,为更高层的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与上层民主政治涉及面广,牵扯矛盾复杂有所不同,基层民主政治涉及面小,主要是一个单位、一个组织或社区内部的事情。社会中许多矛盾和问题,往往是一个单位或组织内部产生的,人民群众也更关注自己身边的事情。因此,把每一个基层单位或社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搞好,整个国家的安定团结就有了根基。即使由于某种原因,某一单位或社区在民主政治建设上走了弯路,出了问题,也容易调控,不至于出现大范围的社会动荡。以推进基层民主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生长点,与其他政改路径相比较,具有风险小、成本较低、成效显著等特点,因而更具有可操作性。
综上所述,中国民主建设应以推进基层民主为重点或突破口,这既是中国民主建设理论探索的结晶,也是现实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中国国情。源于基层民主的实践,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必将成为一种无可抵抗的力量自下而上地逐渐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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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独立、富强一直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的梦想与追求。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推进了民主政治实践的步伐,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道路充满了艰难曲折。时至今日,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仍在积极探索适应中国的新型民主政治模式。请阅读下列材料,回答相关问题。
材料一 (辛亥)革命给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容易混乱。
——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
(1)辛亥革命给中国人带来的“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是什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又是如何实践的?结果怎样?
材料二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
(2)结合所学知识思考,为实现“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设想,新中国确定了怎样的民主政治原则?在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上取得了哪些成就?
材料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类民主政治发展史上前无古人的创造,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发展也非一帆风顺。历时十年的““””使中国的民主政治走了大弯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
——房宁《新中国60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3)十年““””时期,中国的民主政治走了大弯路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材料四 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是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这几个方面的建设。……民主政治也可以说就是一个精英政治。这个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看,一方面,民主选出来的是精英分子,精英阶层进入决策层,国家的大事由他们决定;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基层民主的选票,人民投票的问题,关键是如何运作人民投票。
——海内外知名历史学家张朋园谈民主政治
(4)依据材料四,概述张朋园的民主政治主张。请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点与曲折历程,对张朋园的民主政治主张作一简要评述。
参考答案:(1)最先进的制度:民主共和制。实践:制定和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同时实行责任内阁制。结果: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重建专制政体。
(2)原则:民主集中制。成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3)表现:党和国家的决策缺乏法制约束;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失去保障;民主政治制度中断;各级党政与法制机关遭到破坏。
(4)主张:民主政治是中国现代化内涵之一;民主政治是精英政治,人民选举,精英决策。评述: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张朋园将民主政治进程视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主张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张朋园仅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定位为精英政治和人民选举,则严重偏离了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点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突出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和民主集中制。今天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如加强民主监督体系的建设;不断完善法制建设;发展多层次民主协商;加强民主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培养;积极推进城乡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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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建设所经历的各个阶段,从设置到完善,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它深刻回答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价值功能、内在要求、基本原则、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如何依法治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如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形成系统认识,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时代特征及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学发展观与中国财政法治建设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财政法治建设全文如下: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财政法治 公民权利
【论文正文】
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已逼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适时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法治既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这一发展内容和目标不可缺少的手段和路径。财政[1] 法治,由于关涉政府与人民,财产与税收,自由与福利,从而在中国当前的法治建设中,起着排头兵和突破口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如何在财政法治建设中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和理念,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目的和要求,是当前财政法学界需要认真思索和回答的重大课题。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 这一点,对于中国财政法治建设而言,可谓直接指明了发展的目的和归宿,道出了财政法治的理念和精髓。财政,是一个多维概念,它是一个政治的范畴,也是一个经济的范畴,还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然而,在宪政时代,它首先是一个法律的范畴。财政直接关涉国家与其国民[3] 之间财产和自由权利之分割。
从直观和表象上看,国家的财政权及行动权力[4] 与国民的财产权、自由权利属于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从本质和深层次而言,两者又是对立统一和相互依存的。国家财政收入仰仗国民财富之创造和供给,由此决定国家财政权以国民财产权为存在之前提和基础;[5] 另一方面,国民的财产权有赖于国家财政权之保障。“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它所余财产的安全和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
[6] 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社会的平稳发展以及公民的福利保障更有赖于国家财政资金的有效运作。因此,公民的自由发展权还有赖于国家财政权的有效行使。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财政权力并不总是能够时刻铭记国民财产权之基础性地位,同时,更常常基于权力趋于腐败和滥用的本性,走向国民自由权利之反面。因此,在理念上厘清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之本末关系,在制度上保障国民权利之本源性地位,是确保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关系中统一超越对立,依存发展为良性互动的唯一路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一命题的破解是以宪政取代专制政治,以权利本位取代权力本位,以人民主权、法治和人权保障作为财政权运作的宪法规则,以公民各项权利的保障和实现作为财政权运作的目的和归宿,从而有效地确立公民权利的本源性地位,并将财政权驯服于公民财产自由权之下。我国在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之后,同样以人民主权的形式确认了人民利益的本源性地位,并以财政权力的积极运作,确保人民基本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平等实现。可惜的是,国家权力的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湮没了公民个体权利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使得公民权利成为臣服于国家权力、仰仗于国家权力的第二位的权利,公民义务则成为领先于公民权利的先在而受到过分强调。
在财政领域,尽管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解决了财政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但是国库中心主义、财政权力本位的观念占据了财政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过程,过于泛化的财政权力大大限制了公民自由安排劳动财富并自主发展的权利和空间。[7] 在这种状况下,权利必然驯服于权力,敬畏和顺从于权力之下,难以确立自身本源性的地位和伸张自己自由发展的本性。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昭示着中国财政法理念的正式转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取代计划、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工与互补,义务本位的法制建设逐渐转型为权利本位的法治建设;而财政,也在国有资产的大量退出和税收依存度的逐年上升中,逐渐从全面干预缩小和规范为公共物品提供的必要限度之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最初阵痛期而走向成熟和完善之时,将财政法的基本理念由国库中心、财政权力本位观转型为公民权利本位观是非常必要和适时的。
所谓公民权利本位观,即公民权利为国家财政权存在的全部意义和目的,国家财政权不仅以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为前提和基础,而且以实现公民各项基本权利为目的和方向。公民基本权利具有本源性和第一位的意义,而国家的财政权以及以其为依托的各项行动权,全部服务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公民自由发展权的促进。除此之外,国家财政权别无自身独立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必然表现为公共财政。即国家财政权作用的力度和范围,以满足公民的公共需求和促进公民的全面发展为尺度和界限,超出此界限和尺度,财政权就构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并有腐败和滥用之危险。
德国宪法法院在1995年6月22日的一项判决富有深意,法院认为,如对纳税人征税使其整体税负超过其财产收入的50%即违反德国宪法保护的财产自由处置权,而且这种违反并不属于社会福利目的的限制范围。[8] 此判决给我们最大的警示和启示是,税赋取之有度,即使高举社会福利之公益旗帜,也不能侵夺纳税人对财产的自由处置权。
对于我国而言,由于从计划财政和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因此,政府与市场的功能还需进一步界分,以此确定政府财政的量度,避免财政的过分攫取超越公民财产权承受界限,侵害公民自主处置财产和自由发展的空间。还有一个更为重要且需引起警示的问题是,目前我国的财政收入体系很不规范,税收的依存度并不高,尽管自1999年以来税收收入连年超常增长,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国财政收入的规模和结构,就会发现税收、收费和国债呈三足鼎立的局面,明目繁多的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收入并未纳入预算收入的口径。
相对于刚性较强,立法较为健全的税收而言,尚未纳入法律控制的收费和国债等隐性税收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更为隐蔽和危险,前者常伴随着权力的腐败和滥用,而后者则易引发预算赤字和财政风险,而比这更为严厉和深刻的是,一旦政府的收入不必依赖刚性日强的税收,或者不必完全依赖税收时,公民也就失去了以财产权和征税的民主同意权对抗和制约政府的机会,也就难以监督和保证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服务于公益,服务于纳税人之所需。因此,当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财政法领域的贯彻和执行,不仅需要在理念上确立公民基本权利本位,更需要在制度上切实保障这种理念之践行,而这种制度的选择只能是财政立宪。
所谓财政立宪,就是将国民生存发展所依凭的财产权和国家履行职能所需的财政权均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且为保证国家财政权服务于国民财产权和其他自由权利,对国家财政权进行分权和限权,并以财政民主原则、财政法定原则、财政平等原则、财政健全原则予以宪法规制。 财政民主原则是指财政权力实行民主统制,它包括横向的财政分权和纵向的财政分权。横向分权,是指财政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权力在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横向划分。横向分权是实现财政权的民主统制的核心,它要求财政立法权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所独享,即使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授权行政机关立法的必要,也必须严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先原则,确保财政立法的民主统制。
纵向分权,是为了反映地方居民在公共物品需求方面的地区性偏好,实现财政的纵向公平,在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基础上,将财政权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进行的有效划分。无论是横向分权,还是纵向分权,我国均未能很好地体现财政民主原则。目前政府主导立法在我国财政法律体系占据显著的地位,大量的部门规章更是侵蚀了立法的民主性和法定性。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也并未建立规范的财政分权体制,而是由中央政府根据中央财政收入的需要随意以规范性文件调整,严重损害了财政的民主性和法定性。地方政府缺乏与其职权相适应的必要的财权,是当前我国县乡财政极度困难,地方财政行为失范,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根源。
财政法定原则,要求将一切财政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避免权力作用的任意性和随意性,保障国民对国家财政行为的可预见性。财政法定原则与财政民主原则紧密相关,一体两面。要实现财政的民主统制,一定是财政法治;而要实现财政法治,一定是法律充分体现主权民意。当前,我国财政法治建设中,除了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地位外,还应赋予公民对财政事项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政府具有将收支情况公布于众的法定义务,以增加财政收支管理的透明度,确保财政权的行使内容、方式和目的服务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之所需,同时便于公民的监督权的行使。
财政民主和法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所有的财政收入均应纳入预算内管理。除了继续加强税法执行的刚性外,收费、公债以及国有资产的管理运营均应纳入法治化轨道,避免成为政府部门任意裁量决定的自由领域。另外,要提高税收的依存度,不仅是使公民在税痛感中加强对政府财政支出的监督力,而且要使政府在收税难的税痛感中,真正认识到财政取之于民、服务于民的本质,从而加强对财政资金的审慎运用。在税制的结构方面,也应该加强直接税在整体税收收入中的比重。间接税的一个弊端是使真正的负税人处于“植物人”的地位,不能以纳税人的身份行使权利,也无法对自身的税负有更确切的了解,从而使纳税人作为主权者享有的监督、控制租税国家的权利的宪政机制难以实现。[9] 至于财政平等原则,是确保财政符合正义公平的法律理念,确保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法则。此处的平等不仅指形式公平,还是实质公平。
在财政收入面,税收应该遵循量能负担原则,以此将税收的缴纳与公共物品的获取相隔离,保障每一个公民基本生存权不受侵犯。财政的支出面的平等,则是保障全体国民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务,而且对于弱势群体,财政的支出应该体现倾斜和更多关怀,确保他们能享有同质的平等发展机会和社会福利水平。至于现在问题颇多的收费,应该严格遵循成本补偿原则,避免成为相关部门和个人垄断谋利的工具。[10]
财政健全原则,关注的是财政运行的安全稳健,其核心问题是财政风险的防范和控制。近年来,我国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规模很大,累计发行的国债虽未超出国际警戒线,但是如果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国有企业的债务、社会保障的负担、银行的不良资产等隐性负债纳入进来,我国财政风险早已突破警戒水准。因此,当前需要调整财政政策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实现财政健全原则的要求。同时,应该修订预算法和制定国债法,加强预算外资金的控制以及国债发行规模和结构的法律控制。各级人大及其会应该加强预算监督,防止政府部门通过不规范的“预算调整”来增加举债的数额,依预算法行使改变权或撤销权,切实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11] 财政健全原则事实上是财政民主和财政法定要求的延伸。如果政府不遵循财政健全原则,财政的民主和法治必然丧失殆尽,严重的还会引发财政危机,这既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也会危害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财政健全原则是中国今后财政法治建设需要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则。
马斯格雷夫认为财政有三大职能:配置职能、分配职能和稳定职能。配置职能即基于公共需要和市场失灵而对社会总资源在私经济与公经济部门进行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分配职能即通过国民收入与财富的分配和调节,使之符合社会公平或正义的分配状态;稳定职能,即利用预算政策等手段,对经济进行有效调节,从而保持高就业率,稳定的物价水平和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12] 无论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还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均离不开财政三大职能的有效作用。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分工与合作更为精细和紧密的时代,公民个人的发展、企业的竞争力以及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均需要财政三大职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挥作用,而不能有失偏颇。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突出矛盾表现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为此,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五个统筹的要求,下面,本文将结合财政职能的发挥,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具体解析我国财政法制变革的方向。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是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引起社会各界重视的“三农”问题而提出的发展对策。“三农”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民增收长期迟缓,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这不仅是农民作为公民的平等权问题,还是一个国家容易引发合法性危机的政治问题。三农问题的关键和核心仍是农民权利保障问题。对于财政法制变革而言,应该整合现有的财政支农政策,根据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从财政的收入面、支出面和配套政策方面予以调整,充分发挥财政的配置和分配职能。在收入面,农业税费一直是农民不能承受之重,也是治乱循环的症结。
自从2004年国家大规模减免农业税以来,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备受指责的农业税已经准备提前退出历史的舞台,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因为农业税减免而造成的乡镇财政缺口如何解决,农村是否成为无税区?如何形成规范的农民与国家的财政法律关系?这是财政的分配职能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可行的方案是建立城乡统一的税制,将取消农业税后的农业收入、农用土地和农业产品纳入统一的所得税、财产税和商品税等税制体系中,在税法上彻底改变农民身份的歧视性待遇,也解决依附于农业税的各种集资、收费、摊派等不规范的财政现象。乡镇财政缺口问题[13] 需要中央财政以转移支付加以解决。目前我国尚未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这对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区域财政发展不平衡的解决均是一个重大的缺失。另外,法定的财政分权应该从省级进一步细化到县乡级财政,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财权,以财产税制解决地方财政资金的稳定供给问题。
在财政支出面,突出需要解决的是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农民与城市居民最大的不公平待遇不在于收入面,而在于支出面。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本应由政府负担的公共支出,主要的两块是教育和医疗。其中,教育不仅涉及农民的减负减支,更关键的是涉及农民及其后代的发展权问题。因此,财政支农力度,不仅是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扶持和投入,更重要的是建立免费供给的农村义务教育体系和农村公共医疗体系。养老保险的制度体系也应逐渐覆盖到农村和农民。此外,财政在农村地区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方面也应加大投入力度,不仅改善农民的公共服务质量,而且也使得农村与城市具有同等的发展机会,促进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
财政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提高农业的竞争力,也是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的举措。发达国家对农业一般均给予特别的税收减免和优惠政策。我国在涉农税收方面同样可以在税率、计税依据、税额核定以及征收方式方面适用较工商业税收更为优惠的规定,以实现不同产业之间税负的实质公平。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发展失衡的另一个表征。这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策略以及偏重沿海东部地区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具有极强的关联性。目前,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国家已经出台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基本政策,财政支持力度也逐渐从东部转向西部和中部。但是,当前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主要是,过渡时期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规范的法律依据,资金管理不规范,而且受财力所限,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能力十分有限;其次,现行财政体制按“基数法”进行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不仅未能解决历史积累的地区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而且以体制方式肯定这种差距,不利于改善落后地区的财力状况
;第三,专向拨款和结算补助均没有规范的分配方式,随意性较大,导致东部地区的拨款实际仍多于中西部落后地区。
[14] 第四,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不清,财权配备也不合理,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税收立法权,制约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使得以第三产业为主要税源的营业税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难以起到支撑地方财政收入的主导作用。协调区域发展的财政法改革方向是,首先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建立以宪法为统率,预算法、财政收支划分法和财政转移支付法为主体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赋予地方必要和适度的税收立法权,规范财政在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方式;其次,加大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因素法代替传统的基数法确定转移支付的比例和额度,将人口数量、城市化水平、人均GDP、人口密度等纳入因素法考量的范围,以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客观公正性,使财政的支持力度真正体现在落后经济地区。
再者,简化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重新归并现行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税收返还、专向拨款、结算补助等四种转移支付形式,建立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重点,专向转移支付相配合,特殊性转移支付为补充的复合型财政转移支付形式。[15] 第四,建立规范的省对地市县的转移支付制度,以解决省以下地方政府财政失衡和公共服务差距问题。最后,加快财政立法,在已有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尽快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和《财政转移支付法》,加强财政支付的刚性,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稳定、规范的制度供给。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在当前经济的发展中,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均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障碍。目前,我国失业问题严重,就业形势严峻。2004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另外,我国还大约有1.6亿的隐性失业者和1.5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
借鉴国际经验,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可以包括:根据税收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原理,适当降低企业税负,鼓励投资,以增加就业机会;中小企业是活跃市场的基本力量,也被誉为“创造就业岗位的机器”,国家应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差别税率、财政贴息、财政担保、财政投融资等综合手段,扶持和鼓励中小企业和个体、民营经济的发展,吸纳社会就业人员;对城市新弱势群体[16] 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者给予支持,大力发展灵活就业[17] ;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设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加大税收政策包括房产税、营业税、教育费附加以及企业所得税方面对劳动力教育、培训的支持力度,改善劳动供给结构,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由政府定期举办环保、绿化、基础设施维护等公共工程,为下岗失业者提供工作岗位。
我国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一方面,是巨额的历史债务,另一方面则是养老保险基金在由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转轨中透支了在职职工个人账户基金,造成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对此,作为短期政策,政府应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的财政预算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拨款机制。
通过征收环保税、遗产税或划拨部分个人所得税的方式,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对国有股减持、资产置换、土地拍卖等国有资产变现收入,发行彩票收入,社会捐赠收入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收益等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养老金缺口的补偿力度。[18] 长远来看,应该借鉴国际经验,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以代替现在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社会保障收费局面,使社会保障有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同时扩大社会保障税的覆盖范围,将我国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均作为雇主与其雇员一同作为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公务员也不例外,但对农业人口则尚需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先将部分富裕地区的农民纳入试点范围,并逐渐探索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中,义务教育问题也是需要财政资金加大力度的一个领域。义务教育属于纯公共产品,它涉及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我国财政对教育整体投入严重不足,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占全国教育经费的比重过低,现行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责任主体也不合理。当前我国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教育体制,义务教育经费由地方各级政府分担,大约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省财政负担11%,中央财政负担不足2%。由于县财政困难,实际无力保证教育经费的及时、足额支付。因此,应尽快建立“以省为主,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教育资金管理体制,加大中央财政的拨款力度和教育经费的投入。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当承担至少50%的经费,对于西部地区和贫困省份,中央财政还得加大义务教育专向转移支付力度,以保证全国各地区义务教育水平的均等化。
[19] 对于日益加大的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税收应该在量能负担和累进性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的税制改革主要是个人所得税的修订和消费税税目的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应该充分体现人权保障,除了提高生计费扣除标准外,还应将纳税人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赡养老人和子女抚养、教育费用等因素纳入扣除项目的考虑,同时结合经济的通货膨胀率,对费用扣除实行指数化,并允许物价指数和生活水准偏高的地区,适当上浮扣除费用标准,在保证纳税人基本的生存需要的前提下,体现地区差异的纵向公平。在适当的时机我国还应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既进一步加大收入差距调节力度,同时调节代际公平、鼓励勤劳致富和鼓励社会公益捐赠。
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标识着我国在正确认识自然、环境和资源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后,由“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观念的重大转变。由于生态环境资源具有产权不明晰、强烈的外部性特征,因此存在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属于适宜由政府提供的典型的公共物品。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应该从行政管制转为更为有效地利用财政税收手段进行经济调节,以引导和促进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财政在此方面的作为包括两方面,在财政的支出方面,运用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环保信贷、建立环境保护基金、清洁能源基金等方式加大财政对环境保护和污染综合治理的投入,帮助修建污水处理厂等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鼓励和支持开发经营可再生能源的企业以及研究、开发、推广、应用清洁生产技术的企事业单位;另一方面,在财政的收入方面,主要是建立完备环境税费体系,除了遵从受益者负担和污染者付费等原则建立环境污染排放和整治的收费机制外,更为重要的则应该是建立一套有机配合、公平、合理的环境税制体系,以促进能源的节约利用和鼓励清洁能源的使用。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环境税制。以丹麦为例,1992年率先开征二氧化碳税,对含碳燃料根据含碳量的高低按差别税率征收;1996年为回应国际条约关于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标准要求,开征了二氧化硫税,以增加使用含硫燃料从事生产的成本,降低整体能源消费,刺激以低硫燃料代替高硫燃料,减少排放量。其他开征的环保税则包括垃圾税、车用燃油税、自来水税、一次性使用餐具税、氯化熔剂税、杀虫剂税、镍镉电池税等。
[20] 在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环境税制,目前与环境有关的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现行的资源税偏重于对资源使用的级差收益进行调节,而缺乏能源节约利用和清洁能源替代使用的刺激作用;对汽油开征的消费税也未区分无铅汽油和含铅汽油实行差别税率;在增值税方面,对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居民用煤碳制品、化肥、农药等适用的均是低税率,仅顾及作为生产的初级投入品和居民生活的必需品的低税负要求,而缺乏环保方面的考虑。此外,机动车船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在税制设计方面明显表现出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因此,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国亟需建立涵括所有资源、污染物在内的公平、效益的环境税制体系。
改革的方向是健全资源税,改变资源税覆盖面窄、税负低的现状,将资源税征收范围扩大到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滩涂、地热、大气、水等资源的各个领域,同时要调整税率,不仅要将资源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纳入到税额中,而且还需将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成本考虑在内。其次,对污染物开征环境税,征税对象包括车用燃油、二氧化碳、氟里昂、一次性包装袋和餐具、镍镉电池、杀虫剂、农药、化肥等。三是充分利用差别税率,如对汽油区分无铅汽油和含铅汽油,低碳燃料和高碳燃料,低排放量车辆和高排放量车辆,高回收产品和低回收产品进行能源消费的引导和调节。四是充分运用直接税扣除、减免措施,鼓励清洁生产、环保企业的发展。如与环境有关的资本支出包括防治污染、废物回收或利用等项目的资本支出可以在税前列支,对环境无负效应的投资或旨在减少对环境负效应的投资按一定比例进行税前抵扣,对控制和治理污染的固定资产允许加速折旧,对环保企业的所得税进行减免等等。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无论是从经济的全球化,还是从中国加入WTO的现状来看,中国已经不能脱离世界经济的规则独立发展,而是必须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开放、循环的世界经济体系,在尊重和遵循国际法律规则的前提下,谋求自身最大的发展。当务之急是遵照WTO的要求,建立统一、公平、透明、高效的税制体系。统一是公平税负的前提,公平是税制的核心,而透明则需提高我国各税法的法律级次,将暂行多年的法规条例尽快上升为法律,同时增强规章性文件的公开性和规范性。高效应该是最具技术含量的税制改革要求,无论是企业所得税的合并还是税收优惠措施的取舍,既要符合国际条约和双边税收协定的要求,同时还须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对经济的稳定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要求。例如,上文所提的环境税的开征,并不是一个单纯考虑环境保护、能源节约利用的问题,而是必须统筹考虑国民经济的竞争力问题。
尽管美国、日本以及荷兰、丹麦等国家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甚至自身标榜为地球环境保护的领头羊,但在税制的设计上却非常顾惜企业的竞争力。例如丹麦开征的二氧化碳税,对企业适用较居民家庭为低的税率,并且对能源密集型企业以及总税负超过企业增值额3%的企业可以选择与环境能源部签署协议,获得减税。在能源密集型企业中,则选择参与国际竞争的钢铁、水泥企业采用低税率,而对那些竞争力影响不大的企业,则使用了世界上最高的二氧化碳税税率。此外,丹麦还实行绿色税收的返还,将全部或部分的绿色税收通过减少其它与企业相关的税收以及使用补贴支持环保的方式返回企业。[21] 因此,我国在相关税制的设计时,也必须结合考虑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企业竞争力的保持。仍以环境税为例,在课税对象上,结合资源优势,对影响本国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环境税缓征、少征或不征,对资源优势和工业竞争力不大的环境税收则尽早开征并适用较高的税率。
在课税环节的选择上,兼顾效益性和公平性,某些对竞争力影响大的税收尽量在消费环节征收而不是生产环节征收。在税收的减免退和补贴方面,则可以考虑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对用于公共服务、服务于弱势群体和保持工业竞争力的项目免税。[22] 另外,对企业的税负进行综合衡量,在提高环境税负的同时,适当降低所得税、增值税等税种的税负。通过绿色税收的返还,减少企业对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以保持企业竞争力。再如时下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必要性已经无需多言,时机也不能再拖,关键是如何处理曾在吸引外资方面立过汗马功劳的外资企业税收优惠问题。可行的策略是“先并再调”。
首先应果断地将两税合并为一税,统一基本的课税要素,包括纳税人、税率、计税依据、扣除标准等,以解决长期以来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的问题;其次,安排一个适当的过渡期,如2-3年,继续保留曾经适用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这一方面是兑现先前外资企业设立时的承诺,另一方面也给予外资企业调整、适应的必要时间,以期平稳过渡。再者,将普遍优惠的税收政策转为重点优惠政策。对我国急需的高新技术和短缺资源实行重点优惠,增强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最后,还应充分利用WTO规则所允许的补贴规则,扶持本国经济发展。例如,对小型产业的普遍性补贴;资助由企业直接进行或通过与高等教育或研究机构签订合同进行的研究活动;资助国内落后地区;对企业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对现有设施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环保要求而产生的财政负担等给予资助。[23]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理查•马斯格雷夫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一个国家处于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初级阶段时,政府对公共部门的投资在整个国家经济投资总额中应有相当的比重,以便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起飞”的中级阶段奠定基础;而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级阶段以后,政府仍应对公共部门进行投资,只不过此时的公共部门投资将逐渐成为日益增长的私人部门投资的补充。[24] 我国当前仍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发展阶段,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属于政府主导型,这决定了政府的财政行为在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仍将发挥重大的作用,尤其在经济的宏观调控、城乡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社会保障的供给以及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应该发挥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然而,愈是需要财政权力作用的地方,则愈是凸现控制财政权力之必要性。
以人为本所折射的公民权利本位的理念在现代法治社会起着“权利控制权力,权力服务于权利”的根本导向作用,在制度建设上则须加快财政立宪的步伐,依据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平等主义、财政健全主义四大基本原则切实将财政权力纳入民主法治的宪政轨道。如此,方能构建一个法治的政府,一个和谐的社会。
1 本文所言的财政,是包括税收在内的广义的财政。现代社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绝大比例,也是法治国家汲取财政资金的主要途径,因此,税收历来因其重要性而有独立于财政研究的事实。但,这并不表明税收可以脱离财政的范畴而自行发展,相反,因为对税收支出的关注,对税款用途的监督,使得税收有着重新融入财政大循环中予以系统研究的必要,由此也带动了整个财政法的勃兴。税收是财政框架下的税收,财政是以税收资金运动为核心的财政,财政税收本为一体。因此,本文并不为突出税收而采用时下流行的“财税法”之提法,而力图以“财政”代之。
2 温家宝:《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29日11:22新华网。
3 需要声明的是,本文对于国民、公民、人民等概念并不加以严格区分,而是视不同语境需要而交互使用。
4 笔者所称的行动权力是一个概括的指代,指一切建立和依托于财政之上的国家的公权力,主要是行政权,但也包括立法权和司法权。正如公民需以一定的财产权为基础方能行使自由权,国家的行动权也须仰仗财政权。国家的财政权与公民的财产权相对应,国家的行动权与公民的自由权也是相对应的。
5 “物质财富首先是以公民劳动成果的形式存在的,然后才由国家这个公共机构加以提取。也就是说,公民权利是公民劳动成果的转化和派生形式,国家权力则是国家以税收等法定形式抽取自公民社会的物质财富的转化形式。”引自童之伟:《法权与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页。
6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213页。
7 这种国家权力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源于这样一种理念,国家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高于公民个人利益,并能取代和自动实现公民个人利益,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人民民主性质能当然保证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体利益的一致性,由此国家财政权力可以代行和安排公民的财产权,由此指导的财政不以税收为依赖,而以国有企业的集中计划运营为核心,广泛深入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领域。国民创造的大部分财富非以公民财产权的形式存在,而是成为财政统一计划分配的资金。由此,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公民自由发展权自然受到很大的限制。
8 2 Bvl 37/91 published in Official Tax Gazette (BStBl)Ⅱ 1995 at 655 ff.
9 王怡:《立宪政体中的赋税问题》,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
10 当前,很多规费的收取超出填补或弥补成本的范围。如高速公路、桥梁费等在收回成本以后继续收取。
11 张守文:《财政危机中的宪政问题》,载《法学》2003年第9期。
12 [美]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佩吉•B•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第五版),邓子基、邓力平译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3 自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先后取消了原先纳入乡镇财政预算和村级财务开支的税费项目,如乡统筹、教育集资等,乡镇可用财力突然间变得极为窘迫。一项调查显示,全国现有乡镇近五万个,平均每个乡镇负债约400万元,共计2200亿元左右。如果将村级组织的债务一并考虑,债务总额约4000亿元~5000亿元。引自《中国税务报》2005年2月16日头版《县乡日子过好了,农民减负才持久》。
14 潘明星、张静:《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载《税务研究》2005年第4期。
15 参见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16 城市新弱势群体是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失业率上升而出现的城镇贫困人口阶层。他们由于职业技能差、文化水平低而难以就业,即使就业也基本属于临时就业或弹性就业,就业质量低,不稳定,享受不到各种保险和有关福利待遇。下岗失业人员和进程务工的农民是城市新弱势群体的主要组成者。在数量上,他们已经超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在生活水平上他们出于社会的最低点。这一新的弱势阶层现在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参见刘军:《城市新弱势群体的就业与税收探索》,载《税务研究》2005年第2期。
17 灵活就业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一个或几个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上的传统、主流的就业形式。包括临时工、季节工、劳务工、承包工、派遣工、小时工等。据《中国就业报告》的统计,目前在累计2550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约1500万人从事灵活就业;大量的进城务工农民也从事着灵活就业。(参见刘军:《城市新弱势群体的就业与税收探索》,载《税务研究》2005年第2期。)灵活就业能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有效解决城市新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但需要关注的是灵活就业的劳动保护、社会福利保障问题。
18 安体富:《5000亿的增收税款往哪花》,载《中国税务报》2005年3月4日第8版。
19 安体富:《5000亿的增收税款往哪花》,载《中国税务报》2005年3月4日第8版。
20 参见高萍:《丹麦“绿色税收”探析》,载《涉外税务》2005年第4期。
21 参见高萍:《丹麦“绿色税收”探析》,载《涉外税务》2005年第4期。
22 参见侯作前:《经济全球化、WTO规则与中国环境税之构建》,载《政法论丛》2003年第2期。
23 [印]巴吉拉斯•拉尔:《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概要》,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7页,转引自侯作前:《经济全球化、WTO规则与中国环境税之构建》一文。
24 转引自杨荣学:《建立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协调机制》,载《税务研究》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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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即在高校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通过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平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材建设,培养了一支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师资队伍,在广大教育工作者中开展以学习为重点的思想改造运动等一系列措施来推动这一工作,从而为新中国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新型知识分子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高校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关 键 词:新中国成立初期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高等学校
高等学校是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因此,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即在高校进行普遍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这是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题中之义,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高校的实践。当时,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动这一工作,为新中国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新型知识分子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对当今高校的思想理论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并颁布的《共同纲领》提出了新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为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人民政府在接管、接收公、私立高校时,废除了原有法西斯式的训导制度、特务统治和反动的政治教育,取消了“国民党党义”、“公民”、“军事训练”等反动课程。重视对高校师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早在苏区中央局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均开设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与党的基本政策知识课程。新中国初期,在高等学校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就成为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大学的重要措施。
1949年上半年,燕京大学自动添设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中国社会史、历史哲学、共产党宣言和联共党史等新课。1949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以“废除反动课程(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添设马列主义课程”、“逐步地改造其他课程”为各院系课程的实施原则;同时规定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和政治经济学为文学院与法学院的共同必修课程,前两门为各大学专科学校各院系共同必修课。这个规定还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文法学院的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政治、法律等七个系的课目进行改造,各学科添加不少与学科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课程,这“是用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用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代替国民党反动统治时充满唯心论、机械论,以及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反动课程的重大措施。”[2]
1949年11月17日,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华北地区及京津19所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讨论高等教育改造的方针,明确指出:当前课程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加强政治课学习。这确立了政治理论课在新中国高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1949年12月和1950年6月先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再次强调,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型骨干,高校要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肃清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会议通过的并由教育部于1950年8月14日颁布的具有法规性质的文件《高等学校暂行规程》,把对学生进行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列为高等学校任务的首条。教会学校亦不例外。195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教会学校应遵守政府法令设政治课为必修课。之前,即5月19日,教育部颁发了经过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的《北京师范大学规程》,规定政治课约占本科各系全部课程的15%。同时强调,在文化业务课中,也应贯彻革命的思想与政治教育,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3]这些规定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列为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并予以法制化。
1951年6月,教育部召开高校课程改革讨论会,针对当时存在的“把政治课与业务课对立起来”和认为“只有政治课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错误的或片面的看法,进一步明确政治课与业务课的关系,强调政治课是各系科的基本课程,要着重于系统的理论知识的讲授。9月10日,教育部就政治课问题向华北各高校发出指示:(一)“各系拟定教学计划时,应把思想政治课作为业务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取消“政治课”的名称,将《社会发展史》改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论》,与《新民主主义论》及《政治经济学》同为独立课目,并“应将上述三课目同其他业务科统一计划”。(二)将“政治课教学委员会改为各该课目的教学研究指导组,由教务长负责计划、组织、督导检查”。从此,在我国各高校,各门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目列入整个教学计划,成为各系、各专业学生的公共必修课。
1952年10月7日,教育部在认真总结近3年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具体规定了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门数、学时及其讲授的次序。迄今,高校开设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仍大致沿袭这一体系,只是名称有所改变。同年底,教育部制定的中国语言文学、编辑、历史学等三个文科专业的四年制教学计划(草案)中,马列主义基础、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四门政治理论课,为专业主要课程,总课时480学时。[4]1953年11月27日,高等教育部制订的《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暂行办法(草案)》,把马列主义理论列入教学计划。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高校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设置主要是依据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结合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情况而加以调整并发展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作为公共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成为高校“进行经常的系统的政治教育的最基本形式和根本方法”,[5]使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接受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同时,在旧文科的改造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注意运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与方法,构建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实现“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及国际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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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第六次全体会议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做了深刻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见文化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性任务并提上日程。同时也说明当前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还不能满足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发展的需要,也没有满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加强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与全球化相串叉的新局面,多元化的社会思潮给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一方面,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利益主体也多元化。同时各种外来的文化和观念杂乱纷呈,涌入人们的生活和冲击人们的思想,人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影响。而社会分配相对不公正现象也在各行各业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其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的错综复杂化。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之名,打着经济合作的旗帜,暗地里推行"思想全球化""和平演变"政策。江泽民同志曾指出:"从十月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各种攻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与西方国家长期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有密切关系。"[2]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铺天盖地的冲击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意欲统治我们的思想,霸占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控制我们的民族,成为他们的奴隶。"他们始终把意识形态作为颠覆和控制别国、实现自身战略意图的重要工具,凭借经济、科技等优势推行文化霸权,加大文化输出和思想价值观念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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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制度是指国家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组织和活动原则以及工作制度的总称。根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行使国家的检察权。人民检察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御史制度对现代检察制度建设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 伴随着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巩固和加强,封建御史制度同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一样,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 成为世界其他各国从来没有过的一项特殊的政治法律制度。它始终被控制在皇权之下,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并逐步扩大它的组织,提高它的地位,使之在维护封建纲纪、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和发挥官僚机构的统治效能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加强党风政风建设,健全法律监督机制,完善人民检察制度,对于封建御史制度,我们可以批判地加以借鉴。
御史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项政治法律制度,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一般说来,秦朝为御史制度的发端或初创阶段,其正式确立是汉代,其发展的顶峰是唐代,其衰落是清代。御史机构具有十分广泛的职权,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纠察百官;(2)参与会审;(3)审判监督;(4)规谏建议。总之,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力图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职能作用来加强国家机器, 巩固其统治地位。
我国的检察制度是指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的设置、性质、职权、人员任免、组织与活动原则以及法定工作程序的总称,是国家的法律监督制度,也是国家整个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检察制度是根据列宁关于检察机关的职权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原则,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几十年来,我国的检察制度虽然经历了漫长路程,但是由于检察机关几经挫折、起落兴衰很不稳定,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步走上正规化的建设道路。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我们认为:御史制度中的一些合理因素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御史制度具有通过御史纠劾百官, 控制官僚系统,进而维护皇帝专制独裁,实现对人民统治这个显著的作用, 因而它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赞赏并加以运用。检察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主义法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在依法打击敌人、追究犯罪、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依法保护人民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保护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也具有重要作用。唐太宗非常重视御史制度,促进了初唐“贞观之治”的产生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践也证明,重视检察制度,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状况就好,社会就能稳定与繁荣。
封建皇帝通过御史控制各级官吏, 防止削弱、分散君权,有力地维护了其专制的中央集权。党的领导是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检察机关的优良传统。党对检察机关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检察机关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一条不能动摇的政治原则。
封建社会的御史机构, 自成独立的垂直系统,直接对皇帝负责,完全不受吏部和地方机关的干涉。历史证明,这种体制有利于其监察权的独立行使。人民检察院也必须独立行使检察权,才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当前, 我们要正确认识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党的领导的关系, 认真接受党的领导,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
封建御史冤滥无辜、生灵涂炭的情况时有发生,是因为他们可以“风闻奏事”,即御史在向皇帝奏事时,可以不经过调查核实,不需要真凭实据, 允许把道听途说的东西作为弹劾的根据。这是一个反面教训。检察工作涉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权益,一定要严肃认真、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检察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及要求是:
(1)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2)必须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反对逼供。(3)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4)坚决反对主观唯心主义。
犯罪、贿赂犯罪、渎职犯罪的力度封建御史机构的主要职能对封建官吏是否尽忠于皇帝, 是否遵守法律实行监督和纠举,以维护和加强封建专制制度。为了国家安全稳定,促进廉政建设,在当前以至今后一个长期内, 检察机关要把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案件的打击放在首位,加强对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局、渎职犯罪侦查局的建设。
监督机关也需要被监督, 这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我国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形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诸如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的监督、上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监督,新闻界的舆论监督,以及公民的社会监督等等。在这些监督中最重要的监督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 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效力。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保障检察机关正当行使检察权、严格执法所必需的手段。加强人大的监督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的重要步骤。
为了保证御史独立行使职权, 御史的工作安排,或由皇帝直接诏任,或由御史台的主官委派。在挑选御史上,“选之甚精, 授之不苟”。检察人员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具体来说,这些基本素质包括以下几点:
(1)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2)知法懂法,信仰法律;
(3)心存正义,公正廉洁;
(4)具备良好的分析和判断能力;
(5)形成正确的思考方式。
检察人员的职业道德,就是从事检察工作的人员在其业务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职业行为规则的总和。检察人员的职业道德与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一般司法人员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如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廉洁奉公,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要有求实精神等等。检察人员都应严格遵守,努力做到。除此之外,根据检察工作的特点,检察人员还有特别需要加以强调的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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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民民主”、“法制建设”、“有效政府”、“政经结合”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四点基本共识。中国推进民主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克服“制度起点高”和“基础比较低”的巨大落差,继续坚持“四点基本共识”。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继续坚持经济建设和公民社会建设,加强党的执政建设和政府职能建设。
关键词:民主;共识;现代化
“党的执政举旗帜,人民当家,世界大趋势。波澜壮阔三十年,实践证明硬道理。现代民主路远兮,漫漫荆棘,成功贵坚持。世纪书写中国卷,科学发展是共识。”以一首不规范的“蝶恋花”开启本文,是想表达这样两句话: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中国民主现代化的实现还需要很长时间。
有人会说,你这个标题有问题,共识在哪里呀?按照西方的民主模式和发展经验。中国还称不上“民主国家”,至多可以称得上“转型期”国家,是从专制制度转向民主制度。如果说得严重一点,你就是个典型的“党专制”国家,哪有民主?有人当然反对这样的观点和评价,认为西方那一套在中国行不通。普选目前不可行,竞争性政党制度不可行,权力制衡和公民社会自治也不可行。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相比有巨大的制度优势。此谓好得很,彼谓糟得很,总之没有“共识”。
如何认识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和评价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治建设的成败,国内外确实存在不同的意见和分歧。但科学的评价不是凭学者们的主观看法,而是由中国政治建设的实践决定的。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中国政治建设的实践出发,无论对中国政治建设持何种看法和观点,以下基本事实是不能否认的:
1,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那一天起,人民民主就是中国政治建设的主题。也就是说,中国要建立的政治制度,属于民主性质的政治制度,不是属于专制性质的政治制度。不过这种“人民民主”与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有本质的区别。邓小平就讲过:“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分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邓小平讲到的这“五个结合”,是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基本特征。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本质区别是“人民当家作主”,而自由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本质区别是“个人权利优先”。人民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人民主权,强调的重心是“主权在民”,所以人民民主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要动员国家和社会力量为实现人民这个阶级联合体的权利和根本利益而奋斗,个人权利的实现要以人民权利和根本利益的实现为前提。而自由民主首先就不承认“人民权利”的存在,认为“人的权利”都是个人的,没有集团的。个人权利的根本是生命、财产和自由。所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个人权利,强调的重心是“自由在人”。个人权利优先,人权高于主权,这也是近代以来为何西方接受民主制度的真实原因。因为经自由主义改造后的民主实质实现了自由对民主的转换或替代。自由民主要体现和维护的不是多数民众的意志和利益,而是所谓在法制面前人人平等的个人权利,其实质是保障社会精英集团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和垄断,保护私有制下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不受国家公权力的侵犯。在现代西方,熊彼特也好,达尔也罢,无论主张什么民主的内涵和定义,经验的或规范的,其基本内涵都是强调个人的参与权、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的实现,尤其体现民主化的最重要的指标是平等的选举权的法制规范和保障。现在西方比较有共识性的自由民主的经验性定义都与个人权利有关。因此,我们可以把自由民主作这样的经验性描述:“一次性授权的资本和强势集团多元竞争的人权民主”。而“人民当家作主”,从我国目前正在探索的典型经验和发展趋向出发,则是追求“人民大众在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的全程参与与党政统合的有效政府体制相结合”。“全程参与”和“有效政府”是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两个关键区别点。
2,改革开放前我国曾尝试走国家民主社会化的实现道路,给人民以充分的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项自由,并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法定形式加以保证。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统治阶级掌控的超越社会之上的一种强制力。阶级社会的国家就是以暴力为依托使社会服从阶级统治秩序的一种力量。所以,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不仅要为实现最广大的人民权利和根本利益而奋斗,同时也要在这一过程中探索国家回归社会的实现道路,为消灭阶级和国家、实现社会自治创造条件,即实现社会从强制管理向自觉管理过渡。但改革开放前的民主政治道路的探索给我国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十年动乱”证明:国家民主的社会化和人民自治是需要条件的;人民行使自由权是要有限度的;无政府、无秩序、无法纪、暴力盛行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社会基本秩序和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的“民主”,更不是民主。现代化的民主不仅要实现“主权在民”,更要实现“自由在人”。“主权在民”和“自由在人”的结合是现代民主的一般特征。不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两者的关系上和政治主体的定位上排序和目的不同。但无论什么性质的民主,现代民主都需要法制化,“主权”和“自由”都需要制度化和法律化来规范和保证。没有法制规范和监督的权力和权利,哪一个走向极端或滥用都会使国家和社会陷入动乱和灾难。正是基于“十年动乱”的教训,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人民民主要通过制度、法律来规范、保障和实现,是邓小平为中国人民留下的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沿着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实践路径不断推进,人民民主的法制化建设和体制创新不断加强。“依法治国”成为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中国发展进步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普遍共识。
3,共产党领导的相对集中的国家政权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组织和集中使用有限的国家和社会资源,用于国家和社会发展最急需的领域、实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解决国家和社会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保证现代化建设有步骤按计划推进,保证持久的宏观政治稳定。较之现代发达国家的政权体系,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理念基础上的国家政权,建立在私人资本基础上的国家政权,无法实现国家和社会资源的有组织的高度凝聚和优化配置。“有效政府”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一个以“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建设目标的执政党,一个集7000多万社会精英和先进分子、组织严密、具有巨大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执政党,一个能够动员和调动所有国家政权力量和政治资源于同一个目标和任务的执政党,这笔巨大的组织和政治优势是任何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家和社会所不具有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社会快速稳定发展的事实证明,中国党政统合的政权体制,不仅可以保证“政府的有效性”,集中力量办大事,还可以使对执政党的先进性要求贯彻到国家政权建设体系,使政府这一在西方看来“必要的恶”成为“为人民谋福利”的强大的“公共善”。中国政府内在于人民的公益性和有执政党保障的“有效性”,这是一些仿效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梦寐而求不来的。索马里海盗之所以如此猖獗成为国际商贸的巨大威胁,需要各国派军舰护航,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失效”,四分五裂的国家和三个总统的政府根本无法履行最起码的安全职责。政府能够为国家和社会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优化的经济建设环境和服务,满足经济政治社会不断增长的发展需求,这不是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可以轻易做到的。中国党政体系强大的组织资源和政治影响力不仅保证了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也保证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安全。这不仅为中国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稳步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
4,中国建国以来近6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是密不可分的。改革开放前,我国是经济社会建设服务于政治建设,因为错误地判断了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颠倒了政治和经济社会建设的排序,所以导致了“十年动乱”的发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颠倒了的经济政治秩序重新颠倒过来。经济建设是中心,政治建设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拨乱反正,释放了中国人民期盼许久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极大热情和创造力,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致富潜能和震惊世界的经济建设能量创造着人类最大经济共同体快速持久发展的奇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发展中大国的民主现代化建设作了新的诠释。民主是什么?在经济社会领域就是个人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的伸张和保障,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民主社会化的实现形式。改革开放使我国人民首先实现了经济社会领域的自由,实现了经济社会权利的自主。政治领域的民主服务于经济社会领域的自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革。同时在狭义的政治领域,民主政治建设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推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和权利保障的诉求和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就是中国“政经结合”的成功实践诠释的不同于“政经分离”的另一种民主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宣告了所谓“普世主义”的狭义民主政治观的破产和“特色论”的广义民主政治观的诞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不能孤立地进行,要与经济社会建设相结合,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民主政治建设不能破坏和干扰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也要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相适应。这种观念和逻辑是中国经济社会能够创造发展奇迹的真谛。解开中国经济奇迹的钥匙要在政治领域中寻找。
中国的政治发展和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人民当家作主是本质,党的领导是保证,依法治国是方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变革要求,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和权利保障的诉求和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就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获得的基本经验和共识。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政治建设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这个共识。这个共识也可以称作“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有了基本的政治共识和民主制度框架,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实现了民主现代化。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按哪种评价标准,民主化的实现都需要一段较长的历史发展时期。美国1787年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经历了1865年、1868年、1870年、1920年、1964年、1971年宪法第十三条、十四条、十五条、十九条、二十四条、二十六条修正案,共180多年,才真正实现公民普选权不受种族、性别、财产、年龄限制。英国经历的时间更长一些,从1688年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到1928年取消选举权的男女不平等经历了240年。中国1954年颁布第一部共和国宪法,到今日不过半个多世纪。50多年,虽然经历了两代人,但在人类民主化发展的历史长卷中,时间不算长。但有一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起点比西方发达国家要高得多。中国从第一部宪法颁布就规定,除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之外,我国“年满18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种比较高的制度起点还体现在,中国要建设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这种民主既要体现民主主体的多数性,又要探索民主参与的全程性,又要落实民主实现的真实性。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民主存在的资本势力和强势集团对国家权力的垄断问题,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还要解决民主与效率的矛盾。把发展的效率与民主、平等、公正等统一起来,把政府的有效性与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统一起来,把一次性授权参与拓展为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的全程参与。真正实现“全程参与的大众民主”与“党政统合的有效政府”的有机统一。并且要把这种民主追求社会化为实际的政治生活。这样一个比较高的民主政治建设目标,比之西方以代议制、普选、竞争性政党制度、公民权逐步扩大为基本特征的民主化进程,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和更为优越和复杂的制度设计。
若想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目标,实现中国特色的民主现代化,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首先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民主这种比较高的制度起点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比较低的基础之间有巨大的落差。民主现代化的实现不是空中楼阁,需要一些基础性条件。西方的经验证明,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财富与教育或识字率有利于建立民主制。其中公民社会自治是民主化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我国是一个缺乏民主和法制传统的国家,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基础条件都比较欠缺,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条件就更加不足了。比如社会主义追求民主实现的真实性,而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实现经济社会生活的共同富裕和平等,因为经济社会生活的不平等必然会造成政治上的不平等。在没有基本消除城乡、区域、不同职业及群体之间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的不平等,甚至这种差别还在不断扩大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人民大众平等的政治参与只能是法权意义上的,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人们不可能具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机会和影响力。比如我国城乡人大代表选举比例的差别就是政治不平等在法制上的表现。在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平等实现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社会大多数人对政治权利的需求还没有像对经济社会文化的需求那样迫切,社会主义的平等意识和法治权威还在形成过程中,公民的政治人格还不完全独立,国家实力在国际竞争中还处于弱势等等诸如此类的现实基础上,不仅民主实现的真实性得不到保证,甚至还会导致一些严重的问题和弊端。建国以来几十年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证明,我国民主建设这样一种比较低的基础,使我国民主政治在实际的运作中发生了许多的变异。比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家长制问题。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权力滥用和腐败问题,党的执政、国家权力运作、人民行使权利缺乏制度化和法律化问题等等。不解决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中这些基础性条件,社会主义民主高起点的制度优势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和充分的发挥。
我国民主政治“制度起点高”和“基础比较低”的巨大落差,需要我们创造条件,也就是在这个高的起点和低的基础之间架起连接桥,使我们既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框架和追求,又从比较低的基础出发找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的实践道路。这就好比要在一个高山峡谷中架起绳索,前人没有走过。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但只要爬过去,就会尽快领略彼岸的无限风光;当然也可能爬不过去。甚至付出跌落山谷的危险,或者无奈退回来重走别人盘山的老路。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已经形成了基本经验和共识。这些基本经验和共识就是在“高起点”和“低基础”之间架起的连接桥。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找到了爬过高山峡谷的绳索,但这条路还仅仅是几条绳索,不仅极具诱惑力也充满了危险和困难。敢不敢义无反顾地爬过去,能不能坚韧不拔地爬过去,不仅挑战我们的勇气、决心和意志,也挑战我们的毅力、实力和耐力。这也是我在开篇“蝶恋花”中提到“现代民主路远兮,漫漫荆棘,成功贵坚持”的含义。所以目前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仍然是基础性的。我们要把这几根绳索加宽加粗,把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使我们爬过峡谷的“路”更结实更安全,即不断完善和优化人民民主、法制建设、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体说来重点要把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和政府建设这“四大建设”搞好。
首先是继续为创造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基础条件而努力。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不过“谋发展要讲科学”,要更加注重社会和人的需要,更加注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发展,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实现的基础就不牢固。其次要加强社会自治和公民文化的培育。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实现的社会基础条件。公民独立人格的形成和平等法制秩序观念的牢固确立,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的实现是重要的主体条件。而这种现代的人格培育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有耐心和恒心,无论教育还是文化都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同时要大力培育社会自治,马克思高度赞扬巴黎公社是未来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形式,其主要原因就是发现了巴黎公社的政治体系从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管理转变为公社社员的自觉管理,也就是社会自治。社会自治代替国家管理是人类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由之路。所以要大力倡导和鼓励地方和基层民主自治创新,把“全程参与的大众民主”推广到全国的城镇社区和乡村。再次是加强党的执政法制化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法定的执政党如何保持它的先进性,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党的严峻考验。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使共产党人永远保持“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也就是“公为天下”的本色,真正实现“三个代表”,一方面还要把党的执政作为一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用法制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党的执政行为制度化和法律化,使党权受到必要的约束和规范。作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法定执政党,作为没有反对党和在野党竞争压力的执政党,党的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和执政法制化建设哪一个方面都不可缺少。再次是强化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建设,不仅使政府公权力的行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且要大力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尽快实现政府职能向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
如果说,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西方自由民主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已经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那么,作为一种超越西方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框架和形态,在中国正方兴未艾。蓬蓬勃勃创始并实践于中国广大城乡的各具特色的民主实现形式,正如晨雾散去后的曙光,已在中国大地上显露。我们既要展开双臂,去迎接那初生的太阳,普照神州;又要集中精力、加固绳索、强化自身,爬过高山峡谷,尽快领略那未来中国民主的无限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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