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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是指发生在医疗卫生、预防保健、医学美容等具有合法资质的医疗企事业法人或机构中,一方(或多方)当事人认为另一方(或多方)当事人在提供医疗服务或履行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时存在过失,造成实际损害后果,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但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对所争议事实认识不同、相互争执、各执己见的情形。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是:中国特色的医疗纠纷现状研究及防范应对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中国特色的医疗纠纷现状研究及防范应对全文如下:
作为一类纠纷的指称,医疗纠纷并不存在着一个确切的法律定义,学者们对其含义的理解也没有得到统一。有的学者认为,医疗纠纷是指病员及其家属与医疗单位双方对诊疗护理过程中发生的不良后果及其产生的原因认识不一致而向司法机关或卫生行政部门提出控告所引起的纠纷。
实际上,医疗纠纷的存在并不以向司法机关或卫生行政部门提出控告为条件,同时,因履行医疗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纠纷(例如医院的治疗未能达到通常情况下所应达到的治疗效果而引起的纠纷)也应属于医疗纠纷。笔者认为,医疗纠纷是指在医疗护理过程中,医疗单位与病人及其家属之间基于医疗关系而发生的纠纷。医疗纠纷是外化为当事人行为的纠纷,而不仅是一种内心的不满,其根本的特征在于其应受并且可受法律评价。
2002年4月14日,国务院颁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取代1987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作为处理医疗事故的法律依据。《条例》颁布以前,我国学者一般根据《办法》的规定,将医疗纠纷分为医疗过失纠纷和非医疗过失纠纷。医疗过失纠纷包含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两个下位概念。医疗事故是指在医疗护理过程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办法》第2条)。
同时,医疗事故还分为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责任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因违反规章制度、诊疗护理常规等失职行为所致的事故;技术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因技术过失所致的事故(《办法》第5条)。医疗差错是指因医疗单位的过失而给病人造成一般损害后果的医疗事件。医疗差错又可根据其后果轻重分为一般医疗差错和严重医疗差错。一般医疗差错是指未给病人造成任何后果;严重医疗差错是指医护人员的过失给病人造成了不良后果。非医疗过失纠纷可分为无医疗过失纠纷和医疗以外原因引起的纠纷。无医疗过失纠纷最常见的是医疗意外和并发症。并发症和医疗意外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可以预见但难以防范;后者则难以预见又难以防范。所谓医疗以外原因引起的纠纷,有的是由于医务人员语言不当或病人误解,有的是由于病人对医疗结果的期望值过高或医师未向病人说明严重后果,有的是病人不配合诊疗或不遵守医院有关规章制度而造成的等等。
七 结语
柳经纬、李茂年:《医患关系法论》,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
李运午:《医疗纠纷》,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孔志学:《医疗纠纷与法律处理》,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庄洪胜:《最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与纠纷处理全书》,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
植木哲:冷罗生、陶芸、江涛译,《医疗法律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刘善春、吴平:《卫生行政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张丹:《医疗纠纷调处的法制化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4月。
单文苑:《我国媒体医疗纠纷报道的话语变迁与话语倾向》,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5月。
杨淑娟:《新形势下的医疗纠纷防御体系构建》,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
李运华:《医患关系法律问题研究》,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5月。
张琦:《医疗纠纷及其法律救济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
仇龙妹:《医疗纠纷问题探讨》,华东政法学位论文,2005年10月。
高新强:《医疗纠纷成因分析与干预研究》,第二军医大学学位论文,2006年5月。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维权部:《谁来保障医务人员的权益》,《中国卫生》2005年第3期。
袁吕平:《上海4所综合医院152例医疗纠纷剖析》,《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1999年第2期。
吴金良,赵燕燕:《医疗纠纷的特点及防护措施》,《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5年第5期。
吴爱京,晋爱莲:《浅谈导致医疗纠纷增加的原因及对策》,《中国医药指南》,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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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培仁:《媒体的当下使命及社会责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年第6期。
王君平:《新医改能否“药到病除”》,《人民日报》,2008年11月14日。
王连邵:《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运用问题答记者问》,《人民法院报》,2004年4月12日。
苏旅明姚增鑫:R 94起医疗纠纷原因分析及防范对策》,《医药产业资讯》,2002年第18期。
杜彩风:《312起医疗纠纷分析》,《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年第4期。
肖绍文:《44起赔付的医疗纠纷特点分析与预防对策》,《基层医学论坛》,2008年第1期。
董树虹:《浅谈医疗纠纷的特点及防范处理》,《重庆医学》,2007年第2期。
郑雪倩:《三甲医院年均赔偿逾百万》,《中国社区医师杂志)) ,2005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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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形式,能够有效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和谐,同时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离不开协商民主持续发挥作用,从多角度分析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关系及其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决策与政党执政以合法性的过程。为此,要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改革开放35年来,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变革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民主法治建设、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公民社会发育、民主意识与文化的形成,以及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等。但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同时面临着诸多挑战。而协商民主理论,作为现代政治理论的最新发展,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党的报告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明确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对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丰富协商民主的形式和内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等作出了全面阐述,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协商民主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笔者结合有关协商民主的阐述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作一粗浅探讨。
国内学界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无论是在译介和引入西方成果方面,还是在推进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实践探索方面,无疑陈家刚教授是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学者之一。根据陈家刚教授的研究,协商民主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兴起的学术热潮。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Joseph M. Bessette)首次提出“协商民主”概念,尔后众多的西方思想家都介入了对协商民主的讨论。根据陈家刚教授对国外研究进展的梳理,国外的协商民主研究一直以来都伴随着西方政治发展的过程,研究成果非常丰富。1996年,圣露易大学的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教授出版了《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1997年博曼和威廉姆?雷吉(William Rehg)合编《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乔?埃尔斯特(Jon Elster )主编的《协商民主》,200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约翰?德雷泽克(John S. Dryzek )教授推出了《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2002年南非开普敦大学哲学教授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Maurizio Passerin D’entrèves ) 发表了《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2006年德雷泽克发表了《全球协商政治》,而后2007年,马克?沃伦发表了《设计协商民主:英属哥伦比亚公民大会》,2012斯科特?威尔士出版了《夸张的民主表象:协商理想是如何削弱民主政治的》,等等。
这一段时期内是国外研究协商民主走向成熟并且成果不断丰富的重要时期,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开始广泛关注并且译介外国著作,开始将目光转向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并结合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展开了理论探讨与实践分析。从陈家刚教授对国内研究成果的梳理来看,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虽然相对滞后,但是2000年以后,学术界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敏感的热点问题,从译介相关著作开始,努力跟进。2003年,俞可平教授发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热点问题》,从四个维度解读了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发表《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思考》,通过分析协商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探讨了协商民主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可行性;2004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开辟专栏,从理论解释、基本概念、实践价值等方面介绍了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随后,陈家刚教授的译文集《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学术研讨会”文集《协商民主的发展》相继出版。此后,可以说协商民主纳入了中国学界视野并出现了一个研究的高峰期。2006年,俞可平教授主编并出版了“协商民主译丛”。2007年,“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译丛等成果不断涌现,2005~2008年,各类基金设立的协商民主课题研究也相继出现,比如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各省政协成立的研究会以及它们的研究成果、各类期刊和网络上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章不断增多。
概括起来,已有研究文献中,陈家刚教授已经从政府形式、宪政体制、决策形式、治理模式[1]等方面来分析和厘定了协商民主的概念内涵,针对对于协商民主的多维理解,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粗浅地做了以下几方面的梳理来进一步理解协商民主的内涵与范畴。
1.作为政府组织形式的协商民主。协商民主的内涵,“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协商民主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共同体。”毕塞特认为,协商民主的现实体现就是美国建国者设计的代议民主体制。美国政府体制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建立的,既尊重多数又保护少数的政府。在此基础之上,梅维?库克则突出了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过程,即“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1]科恩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共同体。[2]也就是说,协商民主是一种重要的政府组织形式。
2.作为宪政体制的协商民主。从起源来看,协商民主是源于对美国宪政体制的思考的结果。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在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毕塞特竭力为“美国宪法的民主特性”辩护。“在1787-1789年间的美国人看来,制宪者观点的两个方面――既需要限制大众多数,又要使多数原则有效――是一致的。调和这些看似矛盾的倾向的关键,存在于制宪者建立‘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明确意图之中。”通常情况下,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具有否决权的总统、高等法院以及选举和分权制衡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中,特别在美国历史以及当代的西方政治实践已经成功证明了立宪者的设计理念中就包含了宪政制度的内涵。 3.作为政府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一般认为,政府决策只有在获得广大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实施。协商民主能够通过讨论、审议等过程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戴维?米勒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作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3]在协商民主模式中,民主决策是平等公民之间理性讨论的结果:“在协商民主中,公民运用公共协商来作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协商民主的吸引力源于其能够形成具有高度民主合法性决策的承诺。”[4]协商民主要求决策者要广泛吸纳每个利益相关的公民的建议、实现参与的实质性经济政治平等,实现利益相关者在决策方法和确定议程上与政府决策者的平等、自由权利,并在政府与决策相对人之间实现信息公开并赋予其协商的充分理由。
4.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协商民主。有学者指出,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5]现代社会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思想的多元化。社会舆论场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公民社会的碎片化、分散化。作为国家理念的协商民主,就是要以公共利益为取向,通过利益主体间的民主协商对话来形成合作共识,进而作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公共决策。也就是说,协商民主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原则的现代民主体制,其中,自由平等的公民,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的对话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和执政党以起码的合法性。其基本要义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它以代议制、分权与制衡、选举与协商为根本内容,以民主对话、理性参与为基本特征,既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又超越狭隘个人观念并诉诸公共利益、体现了以政府决策、政府形式、国家治理以及政府合法性为目标的治理形式。
5.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协商民主。1987年,伯纳德?曼宁在《政治理论》第15期上发表了《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所谓合法性基础,即在政府作出特定决策、或者政党上台执政获得合法性认同之前,必须经过听取利益相关者的各种观点并相互比较、借鉴、加工并优化的过程,通过比较借鉴实现不同利益相关者间的平等合作。这种协商合作过程既体现在集体层面的共商,也吸纳少数甚至是个人的建议,使得最后的政府决策与执政党执政获得多数认同和理性的支持。政治协商作为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不应该排斥任何人参与和民主协商的权利,以及有效行使这种权利所必须的充分自由。这样,合法性协商民主为政府组阁和政党执政提供了一种尽可能合理的、广泛的和理性的社会支持与认同。正因如此,科恩指出:“我们有理由确定,作为合法性基础的不是他们业已确定的意志,而是他们决定他们意志的过程。这就是协商的过程。”[6]即,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协商民主是基于利益共同体的多数人授权的结果,这种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在于将民主协商作为达成共识的前提和基础,从而对特定的政治正当性提供了共同的价值支撑,而这种共同体的价值正当性是在价值主体间的民主性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
综上所述,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它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代议制、分权与制衡、选举与协商为根本内容,以民主对话、理性参与为基本特征,既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又超越狭隘个人观念并诉诸公共利益,体现了以政府决策、政府形式、国家治理以及政府合法性为目标的民主治理形式。正如陈家刚指出的:协商民主的这一本质性规定使得“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本身隐含了多元化的理论思路,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既体现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上,也吸收了共和主义的精神内核,同时把批判性与建构性理论统一起来。”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协商政治发展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正如陈家刚指出的,中国政治发展经历了历史文化传统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变革双重背景,辗转变迁于内生市场化改革和意识形态变革、社会转型与自治能力增强、制度化分权与基层民主并进、历经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党内与党外、政府与民间、组织与个体的互动推进的艰难过程,形成了自身特色模式并对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并给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以新的深刻启示。
(一)从国家层面看,协商民主已成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党的报告从三个层面系统对中国当代协商民主进行了全面定位:第一,从性质定位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第二,从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上进行了规范,即“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第三,从我国政党制度性质和人民政协功能定位上界定了协商民主的广泛内涵,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当前乃至未来政治发展的目标设计,同时也是对协商民主实践的全面概括。 从实践来看,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特别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人民政协充分地发挥了人民政协实践协商民主的优势与条件,即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机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以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联系广泛、代表性强、包容性强,在政治、组织(34界别)、制度(宪法、章程等)、职能(反映社情民意、开展协商对话、参与政治决策、加强权力监督),以及人才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与条件。可以说,人民政协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从国家制度层面到基层治理领域,体现着人民政协丰富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包括政治协商制度、听证会、社区议事会、民主恳谈会、公共网络论坛等等。这些协商民主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绩。
客观地讲,这些制度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协商民主的特征。以人民政协在推动协商民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例,中国的当代政治发展充分发挥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从人民政协这个角度来看,报告中提出“协商民主”,一方面是对人民政协在我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作出的重大贡献的高度肯定,另一方面意味着将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民政协将担负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更为重大的使命,也使得协商民主成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二)从地方治理看,以协商民主推进地方治理创新进行了大胆探索与实践
正是在全国人民政协推进协商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并取得重大成效和积累丰富经验的基础上,近年来,包括广东省在内的许多地方人民政协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在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主渠道功能的基础上,努力推进协商民主向广度和深度领域探索。早在2008年,广东省委在政协提案督办会上特别强调了政治协商的重要性,并提出广东要率先研究制定政治协商规程。201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颁发试行,2011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正式颁布实施,这是全国首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规程》的推出,不仅受到了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而且通过近两年的努力实践,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经验和成效。
第一,从制度层面和程序设计上把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真正纳入了决策程序。可以说,《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正式颁布实施是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一大突破,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规程》从试行到正式颁发实施,其生命力在于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设计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是人民政协“软法”机制建设中的重要实践和突出成果。《规程》明确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细化了政治协商的具体内容,把是否重视政治协商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察考核指标,首次明确将省委、省政府是否重视政治协商,能否发挥好政治协商的作用作为检验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明确要求省委领导牵头,建立政治协商督办落实联席会议制度,并每年组织对政治协商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第二,细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根据广东的实践过程,首次适时地提出“中共广东省委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重要文件”、“拟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审议的重要地方性法规(草案)”、“省委或省委、省政府联合作出的有关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大局的重要决议、决定、意见”。这就不仅从制度上细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也从实践上强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操作程序。
第三,明确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渠道形式。即,中共广东省委同广东省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民主协商会、谈心会、专题座谈会、通报会、书面建议等5种;省委在省政协同省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9种,包括省政协全体会议、书面协商等。无论是从政策制度层面看,还是从协商民主的实践成效看,广东已经明确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渠道形式及其重要地位。
第四,统一并规范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要程序。即,制订协商计划、做好协商准备、开展政治协商、汇总协商成果、协商成果办理与反馈等5个程序。客观来讲,《规程》的有效实施更加注重行为激励机制而不依赖法则法律和国家强制力,但这种“软机制”不等于不需要“硬约束”,恰恰相反,它应当有一定的“硬约束”来保障,否则难以发挥“软法”作为法律重要组成部分的实际效力。为此,广东省委是较早将政协提案办理作为实现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形式,要求全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和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都要亲自督办政协提案,并将其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切实实现了“从‘关心协商’到‘必须协商’,从‘可以协商’到‘程序协商’,从‘软办法’转变为‘硬约束’”,真正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
第五,大力推进人民政协理论进课堂。2012年12月,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黄龙云专门召开会议,就推进人民政协理论进课堂的提议向省委提出了具体方案,并与广东省委党校达成共识,制定具体设施方案,顺利将人民政协理论纳入省委党校干部培训课堂。
从成效来看,广东用两年多的时间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全国第一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在广东诞生绝非偶然,广东也必将率先从《规程》中受益。这一点也被近两年来广东各级政协的工作实践所证明:在提案办理方面,截至目前,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和121个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已经全部牵头督办政协重点提案,42个省直单位的主要领导也自行确定本单位的重点提案进行牵头领办,实现了“一把手”督办政协重点提案的全覆盖。只要被列入重点提案,所提的意见建议一定能够被落实,已经成了广东各级政协委员的共识。在民主监督方面,广东省政协采用明星委员个体监督与媒体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形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理性反思: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检视
从理性的角度来反思,在看到协商民主推进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地方推进以协商民主为目标的地方治理创新取得了成效的同时,也应看到当前中国的政治协商实践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如不给予正面应对,也将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带来障碍,为此,笔者在此做一简要的实践检视。
第一,人民政协具有实践协商民主的优势与条件,但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包括理论挑战和实践难题。同时人民政协自身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性质及定位问题,目前在制度定位与机构性质之间没有清晰界定,导致内在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二是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没有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作为重要的协商民主形式,人民政协尚未在《宪法》、《组织法》及相关法律保障上得到应有的体现;三是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实现形式的制度规范不健全,相关条例、办法及实施细则极不健全甚至缺失。四是推进人民政协广泛协商的体制机制建设滞后,相关机制的可操作性程序设计(比如广东的“政治协商规程”)离现实实践尚有距离,加上人民政协本身能力与意愿的差距及其机构民主政治文化因素,极大地制约了协商民主的深度推进。
第二,从人民政协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看,仍然还有一个过程。2004年中央提出“必须坚持把人民政协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部署和推进。”在完成改革开放这一崇高使命的伟大实践中,“人民政协应该也完全可以发挥更大作用”。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概念。2005年、2006年,中共中央两度发文,明确指出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2007年,“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写入十七大报告,“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和内在要求。”这些论述本身表明,完成人民政协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仍然还有一个艰难的过程。
第三,从地方治理创新的现实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同其他改革一样,这一制度化过程同样需要磨合期,要真正实现协商民主从“程序公开”到“细化规则”也势必在实践摸索中不断完善。从广东来看,人们最关心的是广东的《规程》可以走多远?会不会因为换届等因素而弱化?客观讲,广东跟全国一样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关系、社会结构等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通过制度安排调整利益关系、规约权力运行,扩大民主参与,既要重视单项制度的针对性,尤其要着力研究制度体系结构的合理科学,制度措施的匹配协调。因此,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是由性质及定位问题,导致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这一矛盾导致了协商主体的主动性还不够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同参政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同为协商主体,两者的主动性都存在一些问题。同时民主协商的反馈力度不够,政协的一些协商成果报送到党委、政府以后,没有后续信息和处理结果,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政协规程的有效实施和完善。
二是由于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没有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使得协商制度执行不到位的现象时有发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随意性大、有关程序执行不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践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社会公民的民主意识、民主知识和民主习惯。因此,在全社会建立和形成浓厚的民主风气、民主氛围,对推进“制度化”建设尤为重要。这就要求,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就现阶段而言,广东乃至全国面临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
三是人民政协由于协商活动尚缺乏法律支持,除《宪法》对人民政协的地位、作用有所提及外,关于政协的组成及职责、权限仍无专门的法律规定,政协的所有活动几乎无法可依,而这直接影响了政协协商民主的过程、结果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效力。
四是《政协规程》的一些条文太原则,操作难度大,而且,在涉及“三化”建设的具体问题上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因此,体制机制建设的滞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从上到下对政协履行职能还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的支持。
以上分析说明,无论是从协商民主已作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看,还是从协商民主推进地方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着眼,抑或从理性地反思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及其对促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问题来检视,我们都无法否认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客观逻辑,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
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利益冲突也日渐突出。为提高我国政治体制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尽可能将民间的参政需求和民主冲动纳入到现行体制框架内来有序释放,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就必须高举人民民主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协商民主理论的引入,为我们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成果和经验设计。体现在:协商民主有助于推进“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 有机统一的民主机制建设;有助于制衡行政权的膨胀,推进法治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助于推动政府与社会关系重构,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有助于促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基层民主发展;有助于公民社会健康发展,奠定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有助于构建健康政治文化,形成理性的民主对话氛围。
为此,本文就健全协商民主形式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精神,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
党的报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特别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协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当前乃至未来政协工作的目标设计。
第二,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政策性协商本质上是一种“咨询性参与”,协商的组织、内容、程序等都是由执政党政策进行调整的;而制度性协商则是一种“程序性参与”,协商的组织、内容以及程序等都是由国家的法律制度进行调整的。从本质上说,政协规程的实施推进的政治协商依然是一种政策性协商,协商的组织、形式、内容乃至程序等都是由执政党的政策进行规范的,导致作为协商的制度载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制度上并没有被纳入国家机构的序列。某种意义上说,政策性协商一方面体现和适应了中国的实际需要。但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转型期,政协的性质、职能等都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上升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为此,政策性协商的模式也应当相应地转变为制度性协商的模式,通过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来健全制度性协商。
第三,切实创新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拓展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
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协商的内容和方式,这也是政治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的核心问题。目前存在两种非常接近、但又不尽相同的协商,一种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
商,另一种是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不少地方在谈到政治协商时,都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协商混为一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政治协商功能的有效发挥。其次,要深入探索民主协商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社会界别的分类与引导方面深入研究,提高界别划分的科学性及其参与的实效性。在专题协商中,要针对关涉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广泛的调研,就重大问题进行专题协商并提出有约束力的协商建议。
再次,强化社会对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工作的积极有序参与。协商民主的实质是实现公民的有序参与。要发挥人民政协在统一战线、协商机关这一国家政治机构的制度层面上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优势,推动建立党委、政府重大事项协商信息公开制度,发动组织社会公众全程参与和监督重大事项的协商;建立公民参与政治协商会议、政协提案制度等,动员组织公民以各种形式参加政协履职活动;建立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鼓励支持政协委员运用微博、博客、电子信箱等现代技术手段,通过深入所在社会组织、界别,加强与公民的沟通。
第四,加强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能力和质量。
面向未来,不断加强人民政协自身建设是提高民主协商能力的关键。以广州为例,为了做好政治协商工作,广州市政协颁布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决定》,强化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其中,加强区、县级市政协机构建设成为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决定》要求各级党委要重视解决区、县级市政协“编制缺、人员少”等突出问题,试行各区县级市专职主席会议成员和专委会主任或副主任的编制在地方行政编制中单列,不占机关编制,将这部分编制用于增加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同时,广州还探索了推进人民政协的基层组织建设,着眼于推进协商民主的创新发展,提高政协委员的履职能力和水平,加大提案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无疑,这些措施必将为政治协商的广州实践带来强大的后劲,也可以作为经验供其他地方进行借鉴。
第五,建议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
协商民主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以平等理性讨论为途径,求得共识,从而做出科学的决策。在政协这个平台上,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观点可以在公开、公正的程序中进行平等的协商、探讨、交流。为了使各方利益、各种观点得到充分表达,就应当引入辩论机制和程序,从而改变长期以来政治协商和民主评议的实际运作中,党委先有倾向性或实质性意见,然后通过协商赋予党委意见合法性与民意基础的做法,在具体事务的协商过程中有效引入公开辩论程序和听证机制,尽量做到协商程序的公开、透明,通过辩论,进行不同意见和观点的沟通与交流,最终达成妥协,形成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意见,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这正是协商政治的基本目的。
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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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方案的核心课程,中宣部、教育部非常重视实践教学环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课程改革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 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要引入国际、国内最新的事件作为支持理论的素材,以开放性的观点、国际化的视野,在此基础上,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逐步培养其辩证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
关键词: 价值观;互动式教学法;以人为本
1.1 课程性质本课程是教育部确定的高校必须开设的公共必修课。从课程内容、学时安排等多方面看,它是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中的重要课程。该课程作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配套和深化课程,能够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使学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人生方向。
1.2 课程目标
1.2.1 能力目标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要引入国际、国内最新的事件作为支持理论的素材,以开放性的观点,国际化的视野,引导学生以客观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实和未来。引导学生把理论学习与对国内外重大现实问题、热点问题的分析研究结合起来。让学生感受到自己心跳的脉搏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律动是一致的,“大学不应是象牙塔,大学应该是一个审视世界的窗口。”在此基础上,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逐步培养其辩证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
1.2.2 价值观(信仰)目标同其它几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本课程内容政治性、理论性和知识性较强,学生掌握基本的政治理论知识是非常必要的,但这不是最终目的。知识和能力都是为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服务的,学生掌握思想政治理论知识最终要转化为一定的社会理想和社会信念。
通过知识能力的培养和价值观的浸润,我们要帮助学生构建起自身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不能靠单一的政治说教,更是漫长的文化浸润的过程,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内化为学生的信仰,外化为学生的行为准则”。
本课程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教学过程始终要坚持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教学原则,努力实现“教、学、做”一体化。在本课程的教学中,我们运用了多种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主要有:
2.1 互动式教学法这是一种师生双边活动,目的是既体现了老师的主导作用,又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引导学生多想、多问,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教师要克服“满堂灌”的传统模式,留足学生思考问题的空间,学生就所思考的问题向老师提出来,师生互相答辩,把课堂变成论坛,促进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开展互动式教学,可以在课堂上通过专题辩论、课堂讨论等形式开展。在课堂教学中,要求教师注重体现思想理论教育课程特色和文科学生特点,采用从现实社会中学生关注的现象中提出问题、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相互讨论中明晰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解决问题的方式进行教学,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探究性、参与式学习的能力。
2.2 专题讲授法(即“精讲”法)本课程内容比较多,而学时有限,所以教师讲课切忌面面俱到,浅尝辙止。专题讲授既不脱离教材,但又不停留在教材上。专题讲授要求教师把各章节的重点和难点讲透,有理论深度,以理服人,但讲授理论要注意深入浅出,结合案例和实际增加讲课的趣味性,这样才适应高职学生的特点。同时,专题讲授有利于拓展讲课内容,使得本课程的内容丰富多彩,有新鲜感。
2.3 案例教学法典型的案例,是理论与实践最佳的契合点。案例导入的方法,不仅仅是案例教学,而是老师们在讲解新内容前,先采用典型的案例或典型的观点或典型的问题作为讲解新知识的切入点,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和讲解,引出与本节课相关的知识点。选择的案例要精当,注重新颖性、典型性和真实性,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这样的案例教学就使学生不仅仅是获得一些抽象的教条,而是获得思考的乐趣,也容易得到学生的认同。选择的案例要精当,注重新颖性、典型性和真实性,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现实。
2.4 人人参与的说新闻这也可以称为“时事杂谈、时事评述、新闻集锦、畅所欲言”等,发言的内容不局限与教材和本课程,可以涉及到国内国外,校内校外或身边发生的一系列社会事件和趣闻,可谓五花八门。学生的发言可能只停留在事件本身,不免有些肤浅,老师必须作一定的讲评、归纳和提升,不仅只看到问题并解决问题,一方面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改变其心智模式,培养和锻炼他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和语言表达力,同时,为学生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搭建了一个舞台。另一方面,由于“时事新闻”设计的内容十分广泛,也就要求老师要有相应的应变能力、较强课堂控制能力以及广博的知识。
虽然“概论”课是一门比较重要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但上好“概论”课确实有一定难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少数同学觉得本课程内容枯燥重复,不够吸引人等。我认为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改革:
①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在每学期教学中,教师要紧跟形势发展,及时把党的新思想、新论断贯穿到教学内容中去。如要把“十二五”规划纲要的精神及时襂透到教学内容中去,把重大时事充实到相关章节的教学中去。②丰富实践教学环节。可以选择一个演讲主题组织学生进行演讲比赛,争取经费组织学生去实践基地参观考察,还可以利用寒暑假安排学生参加调查实践活动,撰写社会调查报告等。③充分开发网络资源。争取教案和课件等教学资料早日上网,开通网上互动平台,安排任课教师定时在网上答疑解惑。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引入时事及社会案例,培养学生的时政掌握能力,培养其政治敏感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④完善考核机制。如何考查学生对本门课程的知识掌握程度以及内化为自身素质情况,如何使任课教师全面、客观、公正地给学生打分,如何使学生对教师的授课评价及时反馈给教师,需要完善相应的考核机制。
[1]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人民出版社,2006.
[2]陈莉.大学生创新教育目标体系研究[J].教研,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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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伴随电子商务发展而来的电子商务法律法规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对于是否应对电子商务征税及如何对其征税等问题,欧美等一些国家已出台了部分专门的法规。而对于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而言,电子商务税收管理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中国电子商务税收管理体系的研究与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通过阐述目前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以及电子商务的特点,分析现阶段电子商务对中国税收管理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最后,在结合其他国家电子商务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对中国现行的电子商务税收管理制度的完善措施与意见。
关键词:电子商务;税收管理;网络交易
电子商务是指借助于计算机网络(主要是指Internet网络),采用数字化电子方式进行商务数据交换和开展商务业务的活动。实质上,电子商务并未改变“商品(劳务)货币一商品(劳务)”这一商品(劳务)贸易的本质,只是改变了传统的交易形式,提高了贸易的效率,使商品劳务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空间概念得到全球化的拓展。从资金流方面看,电子商务和传统贸易一样,同样涉及到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而资金流则是据以课税的重要依据。
1.电子商务的商品数字化的特点导致税种,税率确认困难。在传统贸易中,商品、劳务、特许权容易区分,因此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的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对商品销售收入、劳务收入和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的适用税种、税率均有不同的规定。然而,通过因特网传送数字化商品、进行在线交易,税务机关难以掌握交易的具体信息,因此对交易性质及适用税种税率难以确认。
2.电子商务交易隐蔽流动的特点导致税源控制管理困难。在传统交易的情况下,经营者一般都有固定的经营场所或住所,而在电子商务条件下,经营者通过服务器在网上从事商务活动,不需固定的经营场所,服务器也很容易移动,交易地点灵活多变,税务机关难以从地域上进行清理控管,因而经营者为逃避税务管理,不办理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极易产生漏征漏管,造成国家税款流失。
3.电子商务中的商品交易程序简化引发征税环节的减少。传统交易模式下,商业中介如代理人、批发商、零售商、包括常设机构等有规范的税务登记和固定营业地点,征税和管理相对容易,在电子商务交易中,产品或劳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直接交易,在征税环节减少的情况下,难以从批发商、零售商等中介环节取得税收;而买卖双方均具有较高的隐蔽性,税务机关难以控管,可能导致大量的税收流失。
4.电子商务的交易地点集中导致税源分布失衡。目前中国对网上交易的征税地点尚未作出明确规定,实际操作中为方便起见,都以售货方或劳务提供方所在地为征税地点,这样,一方面由于采用汇总缴纳规则造成所得税税源向生产地或劳务提供地集中,另一方面由于采用售货方或劳务提供方所在地为征税地点的办法造成流转税税源向生产地或劳务提供地集中,从而加剧了税源的不均衡分布,造成了国内税源分配面临争议。此外,跨国公司可以在避税地设立服务器,将网上交易的提供地或接受地转至该地以规避某些税收。
5.电子商务使得传统的税收稽查陷入窘境。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在电子商务交易的条件下,随着交易代理人、批发商、零售商的消失,产品直接提供给消费者,整个商品的选择、订购、支付、交付都在网上完成,税务机关从代理人、批发商、零售商等课税点课税,变为直接向消费者课税,其流动性与隐蔽性造成税务稽查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课税凭证的电子化加大了税收稽查的难度。电子商务的各种报表和凭证,都是以电子凭证的形式出现和传递的,而且电子凭证可以轻易修改、删除而不留痕迹和线索,无原始凭证可言,使得传统的税收管理和稽查失去了直接的凭证和信息
最后货币流量的不可见性增加了税务检查难度。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发票、账簿等在计算机网络中均可以电子形式填制,且能修改,不留任何痕迹,而且购销双方也可通过交易密码掩藏交易信息,并用非记账的电子货币完成付款业务。此外,在网上贸易中已经开始出现在避税港开设联机银行为交易方提供“税收保护”的现象,这使得税务机关难以获取交易价格及款项支付信息,无法对交易人的银行账目进行经常性检查,丧失了货币监控能力和对逃税者的威慑力。
最后,电子商务会使得税制要素难以确认。一是纳税人的身份难以确认。在电子商务条件下,无纸化的网上交易使税务机关无法得知进行网上交易的是谁,同时,因特网网址与所有者身份并无必然联系,无法提供有关所有者的真实信息,不易确认纳税人的位置。二是征税对象的性质和数量难以确定。电子商务征税对象以信息流为主,有形商品和服务的界限变得模糊,税务机关难以掌握交易信息以及交易金额,即便是掌握了数字化信息的内容,也难以确定交易的类别。同时,因为没有物流,税务机关难以掌握有关信息,导致税收流失。如果是国外数字化商品销售给国内,还会导致关税的流失。三是电子商务纳税义务发生时间难以认定。在电子商务条件下,无纸化的网上交易使税务机关无法得知网上交易在什么时间发出商品、收到货款,无从掌握税收情况,无法对企业进行日常稽查,税收征管的链条难以连接。
虽然中国电子商务在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但是电子商务的发展却非常迅速,由电子商务引发的税收问题也将越来越突出。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必须加快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和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税收部门要尽早实现与国际互联网全面连接和在网上与银行、海关、网上商业用户的连接,对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活动进行有效的监控,实现真正的网上监控与稽查。
1.借鉴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实际,确定中国电子商务的税收原则。一是在制定相关税收政策时,应以现行税收制度为基础,针对电子商务的特点,对现行税收制度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二是暂不单独开征新税,不能仅仅针对电子商务这种新贸易形式而单独开征新税。三是保持税制中性,不能使税收政策对不同商务形式的选择造成歧视。四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在互利互惠基础上,谋求全球一致的电子商务税收规则,保护各国应有的税收利益。
2.加强与相关管理部门的数据联网和信息共享。网络交易全过程的完成涉及到银行、网络运营商、物流运输等各个部门,税务机关应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数据联网和信息共享,并实现基础数据的实时更新和及时反馈,随时掌握经营者注册网店信息变化、资金动向、商品流向等详细信息,为网络税收管理提供全面、准确和详细的第一手基础数据信息。
3.研发电子商务的网络交易税收管理信息系统。针对电子商务和网络交易的步骤、流程、关口和特点,研发一套类似于金税工程或CTAIS征管系统的网络交易税收管理信息系统,内置链接于税务机关的部门网站之中,以方便经营者随时登录办理涉税事项。尽量促使该系统实现工商、财政、税务、银行、国库、海关、网络运营商等多部门集成联网,信息共享。具备税务登记、网店注册、户籍管理、交易监控、计征税款、扣缴入库、票据打印、统计查询于一体的综合管理功能,促使税务机关实现网络的实质性监控 。
4.紧紧围绕银行资金结算、资金监控这一关键环节展开税务稽查。从支付体系和支付手段入手解决电子商务税收的征管问题,杜绝税源流失。虽然电子商务具有高流动性和隐匿性,但只要有交易就会有货币与物的交换,可以考虑把电子商务建立和使用的支付体系作为稽查、追踪和监控交易行为的手段。目前,在中国通过网上银行,还未实现大额、实时、跨国资金结算,电子货币还未推行,电子商务法律不健全,电子票据的法律效力尚未确立。因此,付款手段不可能发生根本变化,通过银行资金账户往来情况进行税务稽查是当前对付电子商务的重要手段。最后,通过总结税务部门已建设和运行的以增值税发票计算机交叉稽核、防伪税控、税控收款机为主要内容的“金税工程”的经验,针对电子商务的技术特征,开发、设计、制定监控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软件、标准,为今后对电子商务进行征管做好技术预备。
5.利用互联网进行纳税申报。税务机关可在互联网上开设主页,将规范的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设置在主页中。纳税人通过计算机登录访问该主页,将需要的纳税申报表等下载到自己的计算机中,输入有关的申报数据后,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到税务机关的电子信箱中,同时签发一封信件寄给税务机关,以确认该项申报的有效性。税务机关在收到确认信后,对电子信件进行安全性检查,然后转入税务机关计算机处理系统中,确认该项申报有效。
6.利用电子商务提高为纳税人服务的质量。电子商务给税收征管带来困难的同时,也提供了机遇,税务机关可以通过电子商务更好地为纳税人服务。税务机关与纳税人间的联络可以通过网站进行,如税务机关可以通过网络发布税务信息、处理电子邮件、接受电子申报、建立自动退税系统,等等。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做法。美国国内收入局在互联网上设立了专门的税收站点,免费提供税收资料、接受电子申报。美国还提出“电子税务管理”方案,以便更高效地为纳税人服务。
7.在税收征管和稽查过程中加强国际情报交流和合作。由于电子商务是全球化、网络化、开放化的贸易方式,其高流动性、隐匿性削弱了税务系统获取交易信息的能力,更会引发诸多国际税收问题。单独一国税务当局很难全面掌握跨国纳税人的情况。这对各国的税收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各国税务机关的密切合作,收集纳税人来自世界各国的信息情报,才能掌握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国的站点,特别是开设在避税地的站点,以防上网企业偷逃税款。这些都离不开国际税收协定的配合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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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反映人类现实生活情感的一种艺术。音乐可以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类型,又可以分为古典音乐、流行音乐、民族音乐、乡村音乐、原生态音乐等。在艺术类型中,音乐是比较抽象的艺术,音乐从历史发展上可分为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钢琴音乐中的民族特色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在钢琴音乐作品中如何融进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体现中华民族风格是我国几代作曲家努力追求的目标。近一百年来,我国作曲家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借鉴西方作曲技术,中西共融,创作了大量的经典钢琴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在标题的文化内涵、旋律的线性特征、调式和声的创新及民族乐器音色的模拟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和民族韵味。
关键词:音乐艺术;钢琴音乐;传统文化;旋律;和声;音色
钢琴是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它音域宽广、表现力丰富,享有“乐器之王”的美誉。几百年来,钢琴以它独有的魅力吸引各国众多的作曲大师创作大量不同风格、不同文化底蕴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已成为世界音乐文库中的瑰宝,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赵元任创作的钢琴曲《和平之歌》(1915年)是自钢琴传入中国后由中国人创作并公开发表的第一首钢琴曲,从此,接受西洋作曲技法训练的中国作曲家们慢慢地拉开了中国民族风格钢琴音乐创作的大幕。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蕴含着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民族传统音乐,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在历史上对音乐的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时时刻刻对中国作曲家的创作活动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一百年来,中国作曲家在钢琴音乐民族化道路上的艰难探索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风格钢琴作品已逐步走出国门登上了国际乐坛。这些作品的内容不仅传播了中国古老的文化,同时还反映了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不同时期的精神生活、审美观念和情感需求,优秀并能流传的音乐作品往往都具有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和时代特色相结合的特点。
中国传统音乐在发展与流传的过程中深受本土文化和民风民俗的滋养与熏陶。传统音乐一般都会有一个饱含浓厚的生活情趣或文学色彩的标题。乐曲的标题往往是乐曲情感和意境的高度概括,具有鲜明的意象特征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有些乐曲是依照山水风景来命名的,如古琴曲《清风弄竹》、筝曲《高山流水》;有些是以历史故事、传说、典故来命名的,如琵琶曲《十面埋伏》;有些依照特定的场景或情景来命名,如《渔舟唱晚》;有些则与特定的地方风俗和民间庆典紧密相连,如吹打乐曲《合家欢》、《喜气盈门》等。透过标题,我们仿佛看到了起伏的山峦、薄薄的晨雾、潺潺的流水、弯弯的小桥、扁扁的渔舟、采桑的少女、挑柴的樵夫、欢闹的街市等一幅幅充满了审美意境和生活情趣的画面。这些传统音乐的标题所预示的不仅仅是描绘大自然风景的山水画或乡村风俗图,而且表现了这些特殊场景中的主体――“人”的情感活动,充满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和谐相生的诗情画意。对于欣赏者来说,这些标题是一种提醒或暗示,有一种召唤感,指向那些存在于标题背后的更为深刻的音乐内涵和精神世界。
受传统音乐的影响,“标题性”同样也是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重要特征。目前在社会上流传广泛且深受大众欢迎的钢琴曲大都带有一个彰显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文字标题,如《夕阳箫鼓》(黎英海)、《平湖秋月》(陈培勋)、《彩云追月》(王建中)、《二泉映月》(储望华)、《幻想曲――听评弹》(倪洪进)、《楚汉武士的诗篇与故事》(崔世光)等等。凡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中国人,只要读了这些标题,就可以充分想象出音乐所包含的内容、意境和情感。这些中国特色的乐曲标题与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的标题比较起来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欧洲音乐的标题总是与某种情景画面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如《四季》(柴可夫斯基)表现的是一年四季不同的自然风光,《蓝色的多瑙河》(约翰・施特劳斯)描绘了多瑙河清澈的河水在微风吹拂下波光粼粼的美丽风景。而中国钢琴音乐的标题所标示的不仅是大自然的美丽风光,而且要通过对美丽风景的描绘来表现人的心理情感。
《火把节之夜――云南风俗往事》(廖胜京曲),表现的不仅是少数民族青年男女在月光下歌舞的场景,更多的是表现男女青年们的欢乐喜悦和青春萌动的心理状态。钢琴组曲《庙会》(蒋祖馨曲)展现在听众面前的是一幅栩栩如生的民间风俗画,这里有赶集的村民、购货的商贩、玩杂耍的艺人、打鼓说书的老汉和乡间小戏的演员……恰如一幅音乐版的《清明上河图》,充满了浓郁的民俗文化气息。
由此可见,中国钢琴音乐的标题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性,讲究字面的寓意,而且还注意文字背后深刻的含意以及文字与音乐密切结合后所表达出的情与景的关系。在中国传统音乐中,情与景是始终相互交融的,这种交融是相互感应、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相互共鸣而产生的。
在我国传统音乐中,旋律艺术有着主宰作用,音乐中横向运动的单线型旋律与中国书法中的点画变化在运动形式、对比变化、原则方法上有很多共同之处,恰如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偏好大屋顶、单层四合院一样,呈现线性的、平面的特征,“线条美”是我国传统艺术的美学特征之一。汉语言文化对传统音乐的旋律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汉字抑扬的声调上,在朗读的顿挫上都具有明显可辨的高、低、长、短及音色变化,与音乐旋律有着最原始的相似之处。各地区的方言差异对音乐旋律的产生及风格特点的形成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语言特色使我国的民族音乐具备了强调声音的波动、追求横向曲线上独特变化的音乐韵味和艺术特征。从表象上与西方块状结构的交响乐相比,中国线性结构的传统音乐没有交响音乐那样宏大的音量,和声立体效果似乎也没有西方音乐那样丰满,显得简小单薄,但线性结构具有块状结构所不能替代的审美功能,欲达到“大音希声”的高超境界,中国音乐线性结构的优越性往往会充分地体现出来。一句看似简单的横向运动着的单声部旋律,经过演奏者在节奏上或具体到对每个音的装饰变化的处理上,往往能挖掘出深厚的音乐内涵和情感,这无论是在我国的歌舞音乐、民间戏曲,还是在运用共性技法创作的钢琴曲、交响曲中都有所体现。可以说,“以少言多”、“计白当黑”、“以有限为无限”、“韵在言外”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有特征,覆盖了音乐、戏剧、书法、篆刻、中国画等诸多种类。
传统音乐内容陈述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旋律来进行的,因此,我国钢琴音乐创作在继承发展民族音乐文化的过程中必然要强调旋律的表现性能,挖掘旋律的内涵,使之与钢琴在和声效果、复调手法等方面进行纵向、横向多层次的叠合,使旋律更为丰满,更具有民族风韵和表现力。多年来,中国钢琴艺术家创作了许多深得大众喜爱且广泛流传的优秀作品,他们在创作过程中熟练运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对富有中国特色的旋律进行和韵味渲染都起着丰富和强化的作用。
改编曲是我国钢琴作品曲库中的重要内容,改编大多根据传统乐曲或经典歌曲创作,旋律耳熟能详,这些作品流传广泛,很受欢迎。黎英海先生创作的钢琴曲《夕阳箫鼓》,其“原型”是一首传统琵琶名曲,作曲家在改编时基本保留了原曲的结构,但对乐曲内容做了剪裁和压缩,使其显得更为精粹凝练。音乐飘渺潇洒,用钢琴弹奏后产生出一种新颖别致的风格,有人称之为东方情调的小夜曲。作曲家在织体写法上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支声织体手法,发挥调式和声的色彩功能,对旋律进行细腻的渲染和润色,让旋律在不同的声部、不同的音区流动出现,音韵生动,情景交融,极大地丰富了音乐的内涵。乐曲的尾声用对比复调手法把类似古琴奏出的浑厚的低音和类似古筝弹奏音色的高音主题交织在一起,在渐弱的音乐声中听众仿佛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归舟远去,漂浮在江面上的鼓声、歌声、桨声连同笙、箫、琵琶的乐音均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万籁俱寂,只剩下水面上的粼粼月光。乐曲格调清新淡雅,宛如中国水墨画的意境。
储望华根据华彦均的同名二胡曲改编的钢琴曲《二泉映月》是一首非常成功的经典作品。作者在改编时对旋律进行梳理,删去乐曲中即兴演奏的成份,使之更适合在钢琴上演奏。作品充分发挥了钢琴乐器本身在音乐表现上的特长,丰富的和声效果、宽阔的音域、宏大的音量和音色的变化给听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乐曲的主旋律以单音、双音、八度、和弦等形式在不同的声部出现,对加音三和弦,变功能和弦及七、九和弦的运用,进一步强化了乐曲的民族风格,也进一步增强了旋律的表现功能。改编后的钢琴曲不仅融进了作者对苦难人生历程的叹息,更多的则是体现了对自由、光明和幸福生活的渴望。乐曲高潮处仿佛表现了作者在风清月明之夜乘风翱翔、直上广寒宫的意象,然而那高处不胜寒的天宫毕竟不是凡人居住的地方,这里所表现的是一个与阿炳原曲所表达的哀怨不尽相同、更为超脱的艺术境界了。
几千年来我国的传统音乐在发展流传的过程中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旋法特征和调式结构。它以五声音阶为主,又在五声音阶的基础上发展成了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由于六声、七声音阶均由五声音阶发展而来,所以五声音阶的旋法特点、调式法则等一系列逻辑规范都渗透到了六声、七声音阶中。在六声、七声音阶中,五声骨干音就成为“正”音,其余音被称为“变”音或“偏”音。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作曲家在钢琴音乐创作中不断探索中西互融的民族化道路,在和声风格的民族化,和声技法的现代化、多样化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使功能和声与调式色彩和声的手法在钢琴作品中得到了广泛而有效的使用。
在钢琴音乐作品中,和声是重要的表现手段之一,和声风格的发展与创新不仅和音乐表现的内容密切相关,而且还和社会生活的需求和特定的民族审美心理有着直接的联系。作曲家要根据作品内容表现的需要,根据作品风格的需要,使西洋传统和声的功能性与民族和声的色彩性相融合,前者在作品中起逻辑―主干作用,后者在作品中起表现―烘托作用。我国民族调式和声的依据不是大小调体系,而是民间的“宫、商、角、徵、羽”五声及六声、七声调式,因此,民族调式和声的运用范围要比西洋传统和声的范围更为广阔,灵活性更强,色彩更为绚丽,浓淡相间,显示出我国民族调式和声色彩更富有民族性、独特性。为了使钢琴作品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更好地体现自己的民族风格,中国作曲家们在和声的使用上表现出灵活多样的选择,打破传统的三度叠置结构的和声形态,使和弦出现了自由多变的结构形态,如四度叠置和弦、二度叠置和弦及以此为基础的各种附加音和弦,从而使作品在民族特色上更加富于创新。
小二度音程是尖锐的不协和音程,对听觉有较强烈的刺激。近现代作曲家非常喜爱小二度音程所蕴藏的丰富表现功能。在许多中国作品中,小二度音程有着不可替代的表现功能。为表现我们民族音乐的特性音调,作曲家用同时出现的小二度音程来表现陕北、甘肃一带民间音乐中微升高的清角音(约为1/4个全音,音高约在Fa与#Fa之间)和微降的变宫音(约为1/4个全音,音高在Si与bSi之间),原本在平均律的键盘乐器上是无法弹奏的,但作曲家运用小二度音程的同时出现,两音的碰撞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大二度音程在我国钢琴作品中使用也较多,在五声调式中,大二度在五音列之内十分常见。在传统和声中,大二度音程列在“温和的不协和音程”――但在中国作品中使用恰当,会使民族色彩更加突出。
四、五度结构的和声,是以四、五度和声音程为基础而形成的,因为它与传统的三度叠置功能和声的结构不同,在上世纪30年代我国作曲家创作的作品中就开始使用以四度、五度叠置的和声方法来体现中国作品的民族风格。如贺绿汀创作的《牧童短笛》等。
四、五度音程和声结构也可以组合在一起使用,形成四、五度叠置构成,在这一情况下,四、五度结构的和声大多采用平行进行,以服务于线性的旋律。四度叠置的和弦也会以八度为一个框架的两组纯四度的拼叠,在音响上与传统和声不同,与我国民间曲调常见的四度旋律音程和琵琶、笙等乐器的自然和声方法一致。由于音程关系与我国琵琶乐器的空弦音高相同,其音响效果符合我国民众的听赏习惯,在乐曲中使用极易获得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四度、五度和弦中插进不同的附加音,可以增加音响纯净的四、五度和弦的力度感、动力感。
由于中国的传统音乐讲究线性美,所以中国乐器在演奏上特别注重富有个性特征的音色的变化。传统乐曲中的每一个单音上都可以被装饰,用波动、振动、滑奏、力度变化等丰富的手法对旋律加以润饰,从而使中国音乐产生了特殊的东方韵味。20世纪以来,随着对我国传统音乐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作曲家和演奏家的想象力、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使得更多的传统音乐精品得到流传。作曲家们创作了更多的新的民族音乐作品,为适应这些新作品内容表现的需要,对演奏技术也就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我国音乐家在对民间乐器的演奏技术进行梳理总结的基础之上进行提炼,使各种技法得到进一步完善。针对中国民族乐队低音乐器不足的情况,吸取西洋低音提琴的长处,发明了“革胡”。从小提琴的制造工艺得到启发,把二胡的“千斤”从丝弦缠扎改为可调节音准的“千斤”,适当增加了二胡琴杆的长度,把二胡的缠弦改为类似小提琴的金属弦,这样就使得二胡换把的把位增加,音域拓宽。
二胡的弓也从马尾扎弓改为类似小提琴的调节弓,长度也明显增加,推动了二胡右手运弓技术的发展。这些融合了西方乐器制造工艺和演奏技艺的创新,对我国传统乐器演奏技术的提高、传统乐器的音色开发、传统音乐内容的表现力的增强都起到了有效的拓展作用。中国乐器音色变化的内涵和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是紧密相连的。和谐、含蓄、均衡的中庸之美对传统音乐影响深远,强调“天人合一”、“大音希声”,在思维方式上不太重视所描述具体对象的精确性,而主要表现总体的“气质”、“意境”、“神韵”。在音乐表现中,要求虚虚实实、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对音色要做到刚柔相济,这些都是表现中国音乐特殊韵味的重要手法。因此,要在西洋乐器上完全模拟再现出由中国乐器演奏所产生的特殊韵味是相当困难的,钢琴是击弦乐器,就乐器本身而言,它的音色有着金属般的明亮感,但在具体作品中,作曲家可以通过创作技法的处理,手指触键部位不同及下键速度的变化,使音色产生微妙的变化而达到预期的民族乐曲演奏的效果。
中国钢琴曲中对特殊音色的追求,多半属于对民族乐器音色的模仿。在《二泉映月》中,作曲家采用大量三度与二度的单倚音模拟二胡的滑音奏法;杨矛创作的钢琴曲《无锡景》充分利用钢琴音域宽广、低音浑厚的特点,形象地模拟出了古琴和箫的音响效果,使作品达到了诗一般的意境,具有中国音乐的特殊韵味。
纵观中国的钢琴音乐作品,其创作历史虽不足百年,但经过几辈作曲家的努力开拓,学习运用西洋创作技艺并融入我们自己的传统音乐文化,使中国钢琴作品在旋律特色、调式和声、复调及其音响色彩上呈现出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特色,是中西共融的音乐文化结晶。这对于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中华民族文化,揭示民族精神气质和生活风貌是大有益处的。中国的民族音乐文化若要以自己独特的风韵自立于世界,也需要继续吸收西方优秀的音乐文化,将一切可用技艺都融化于中国民族音乐的精髓之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的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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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思想,是有声的思想,应该成为一般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并进入中国思想史,创立属于自己的思想史分支学科;音乐还包含思想,音乐里的思想是一般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音乐思想史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品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的现状和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近代以来,有很多学者都对音乐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出现了很多音乐史的杰出著作,还有些学者经常会以某个历史人物以及历史时期的音乐思想进行研究,但是这些零星的研究以及在个别领域取得的成果都无法代表中国音乐思想史的整体全貌,也没有对中国音乐思想史确立具体的学科。本文主要阐述了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的现状以及国音乐思想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音乐也是一种独特的思想,一种带有声音的思想,这种思想应该受到音乐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并以音乐思想史作为研究对象,创立独特的音乐思想史的特殊学科,中国音乐思想史属于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音乐思想史需要打造属于自己独特的学科特点以及学科品格。
事实表明,在汉语学术界,还没有建立一部具有现代意义比较完整系统的中国思想史的著作。所以,不难发现,中国音乐在整个学术界都没有比较完善的音乐思想史具有代表性的学科观念,在大部分音乐学院的课程安排上都没有中国音乐思想史这一重点课程的学习和研究,而是分别在中国音乐美术史或者是中国音乐史的课程中稍微概括的讲述一下音乐思想史的基本内容以及对个别思想流派、个别音乐思想家进行简单的介绍。
按照学术界基本的通识可以将学科大致分成两个类型:第一种类型主要是以对象作为研究中心的具体学科系统,另外一种类型主要以问题作为研究中心的具体学科系统。但是,在学科系统中缺少对音乐思想史的基本认识,所以很难建立第一种类型的学科对音乐思想史进行研究,又因为确立对象的存在是成立学科的基本要求和条件,对于真正意义的音乐思想史的具体问题拥有淡薄的意识,这也就造成第二种类型的学科也很难在音乐思想史中建立。在音乐史学界对于基本的音乐思想史这种学科的意识还仍然非常淡薄,即使是有一定的研究但是却没能成立比较系统科学的知识体系,即使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思考研究但是却没有具体的学科归宿,并且存在个别研究却没有对整体的发展进行描述。
从整体上看,仍然无法开展音乐思想史的研究,没有形成音乐思想史研究的具体思路,从音乐思想产生的前后关系进行分析,无法明显的展出音乐思想变化的具体线索以及学科具有的特殊性质。这些情况的产生主要由于我国目前对于音乐思想史研究缺乏基本的学科意识。虽然,目前大部分思想史著作都极少的对音乐思想进行论述,对于这些对中国思想史进行研究的著作,都对学者进一步研究中国音乐思想史有很大的利用价值,能够有效地帮助学者把握住中国音乐思想的具体内容,理解中国思想的重要氛围。无论是在理解传统音乐思想知识具有的系统性以及科学性还是这些思想史著作中蕴含的学术方法以及学术观点,这些内容都是对中国音乐思想史进行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强调以往对中国音乐思想史进行研究的重要价值以及意义的同时,不能彻底否认少数学者持有的个人观点以及某些精彩的见解,不能掩盖住学者想要表达出的思想内容,他们也质疑了对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存在的诸多问题。目前对于中国思想史研究虽然比较少,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中国的传统学术界对于音乐思想史的研究仍然非常淡薄,音乐学术界对于现代音乐思想史的研究仍然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识。音乐思想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也造成了音乐思想史迟迟不能作为专门的学科教育出现在众多学者的面前。
传统学术界之所以在音乐学术界比较淡薄的主要原因就是时代在不断变迁,对于古代的传统知识早就成为了比较专业的专家学问。除了比较少的专家以外,传统的学术界已经脱离了现代的各种知识理论,现代的学者们也对传统的音乐思想甚至是音乐技巧的专业知识都并不了解。在现代对于音乐思想史的研究缺乏基本的了解,并且音乐学术界也存在一些自身问题,大部分只是将音乐作为审美的主要对象,按照一般美学的研究,音乐只是一种艺术,只体现出了人们的感性经验却并没有涉及到任何的思想内容,音乐思想被认为是非常抽象、理性的,只注重对音乐进行研究,并没有把音乐理解成一种独特的思想形态。实际上,音乐是一种有声的思想,但是这种理解方式很少被人认同,人们无法全面地了解到中国音乐中蕴含的丰富独特的音乐思想,大部分音乐学者对于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的具体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没有过多的兴趣,对这方面的内容也缺乏一定的了解。
总之,音乐包含着一种有声的特殊思想,目前,我国对于音乐思想史的研究还比较浅薄,在音乐思想史的某些领域还都是空白的,对于中国音乐思想史的研究可以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中国音乐思想史的研究还存在很多的不足,只有正确认识到各种问题和不足,逐渐建立比较系统的属于音乐思想史的特殊学科,才能不断完善音乐学术界对中国音乐思想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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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方案的核心课程,中宣部、教育部非常重视实践教学环节。新乡医学院在教学中以此为重点,从改革实践教学形式、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全程监控教学改革、科学设置教学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作为改革的重点和特色,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重知识、轻能力,重记忆、轻创新的现象影响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为了提高教学的实效性,我们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考试中提出构建一种多样性、立体化、实践性,更具针对性和互动性的考核方式。
【关键词】考试;多样性;创新性;多元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份量最重的一门课程,是每一个大学生的必修课。该课程主要是对学生进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提高思想政治理论素质。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了解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为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自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一代新人,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而在现实中《概论》课的教学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出现了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考试中普遍存在着重视成绩、轻视品德,只靠期末一张试卷来反馈学习的效果。这种评价方式必然导致学生平时不上课、不听课,不注重能力和素质的提高,而到了期末则忙于对付考试的现象;从考试内容上看,《概论》课程考试的内容局限于教材中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缺乏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综合考察,记忆性成分所占比重过大。这样,学生平时不听讲,只要期末突击就会得到高分,结果是平时上课玩,考前紧,考后头脑一片空白,这种考试方式有悖于素质教育的要求。这样的考核是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灵活学习与应用,也抑制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创新思维的培养,更没有充分体现《概论》课的教学目标。长期以来,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得不到培养,也逐渐弱化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育功能。因此,必须进行考试改革,以考试改革促进教学改革,从根本上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实效性。
传统的观念将考试作为检测学生学习效果和教师教学效果的一种评价体系,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认为必须要完全的改变,要将考试看做是一个教育过程,是一个培养学生多方面能力的过程。考试不完全是理论性的考试,还应该有实践的过程,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素质教育。这两年来,我们在我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课程考试过程中做了以下探索:
(一)、考核方式多样性
我们这门课是一年的课程,因此我们在上、下两个学期采用的考核方式都不同。我们采用了论文写作和开卷考试两种方式来进行对学生的测试,这样改变了传统的“一锤定音”的考试形式。考试的命题各章节分配合理,重点突出,社会热点分析,体现科学性和合理性。我们把社会实践题目放在平时来进行,真正的给学生时间来与社会接触。因为要使这门课真正走进学生头脑,仅靠书本和课堂是不够的,必须强化时间教学这个环节。我们根据教学内容,组织学生深入社会进行实地考察,参观。比如在讲授国有企业改革时,带领学生参观黄海汽车厂,在讲授党的建设时,带领学生到社区、到基层与老党员、先进工作者对话,积极引导学生投身社会实践,将先进的理论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结合起来,使学生在接触、参与中接受教育,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社会调研和专题讨论能能集中体现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 是训练学生收集资料、分析资料、提炼观点和论证观点等能力的有效途径。平时考核包括平时作业完成情况、课堂问答的表现、观后感、读书报告、调查报告等多种形式。这样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考核内容的创新性
为了加大对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的考核,我们在考核内容上进行了调整,减少了对纯粹记忆性内容的考核,加大理论联系实际试题的比重。在论文考试中,我们的考试内容既有对学生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的考核,也有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热门话题、理论界的新成果等具有时代气息的内容。在开卷考试中,我们加大了案例分析、材料分析等理论联系实际试题的比重, 考查他们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度。比如,刚刚结束的是学生关注的热点,也是我们考核的一部分。考试内容涵盖的范围很广泛,包括学校、社会、国内、国际。考核内容的改革既有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才能,又有助于减少学生考试作弊,还能促进学生平时多下工夫、减少考前临阵磨枪的现象。
( 三) 考试分数的多元性
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真正的考核学习的情况,我们在考试分数的分配中进行了调整。在分数中,我们包括三部分:卷面成绩、平时成绩和实践成绩。为避免平时成绩打分的随意性, 我们把平时成绩的考核指标细化为课堂表现、课堂笔记、作业、考勤、课堂提问等几个部分。任课教师还可根据自己的上课特点和学生的具体情况,对每一部分具体化, 如课堂表现之下又分为课堂讨论、课堂发言、课堂提问等, 这样对学生学习态度和参与度的考核也落到了实处。比如,我们在讲授改革开放时,为了让学生更好的了解改革开放的成果,让学生自己查资料,做PPT,到前边来讲讲改革的成果,可以说效果非常的好,一方面锻炼了学生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能让学生更深的体会到改革开放前后国家的变化,真正的体会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这种考核方法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去学,而不是被动填鸭式地去学,促进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易形成教与学的良性互动。
经过4个学期的考试改革实践,我们取得了一些较好的效果。对于老师来说,在日常教学中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讲出特色,不能照本宣科,不能是单一的传授知识,而要注重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重视挖掘学生的潜能,注重学习方法的传授,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沟通与合作的能力等。对于学生来说,调动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实践证明,这种考试改革对于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提高学生整体素质、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改革研究》,夏永林,《中国电子教育》2008 年第2 期.
[2]辛敏英.当前高校考试改革面临的若干问题及其对策[J].中国科技信息,2006,(10).
[3]于明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测评系统探讨[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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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旗帜。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建立并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与执法监督,扩展与规范法律服务和援助,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内容。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管理和法的关系理论来说,社会管理是法存在和发生的前提,法从属于社会管理,是进行社会管理的工具。从社会的普遍管理秩序回归社会的本质和功能来讲,其目的就在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构建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追求最大程度的社会公平与自由。所以,社会秩序管理回归社会依赖于法律制度,作为进行社会管理的工具和途径,法律是现代社会实现规则整合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方式。
一、实现社会管理法制化
在我国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将法治纳入到社会管理体制之中,有助于进一步推进社会管理向社会的回归,也会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活力。社会秩序的维持离不开法治的保障,是政府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支撑,并使该服务本身处于受规范之具体处境之下,使规范效力保持外在的合理运行时,又保证了其内在的合法性。在当前经济环境中,社会管理面临的是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要建立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民主、平等的社会合作关系,解决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就应当有一个公平正义的解决机制,而法治无疑最有效的制度形式,这是由法治的优越性决定的。
同时法治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和正义性等特点,将法治纳入社会管理机制,能够使社会管理合法化、程序化和效率化,使社会管理的整个过程有法可依,不因个别行政意志而改变,保障了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和公正性。进而,社会管理法制化可以有效实现法律的社会治理效力,最大限度地确保社会管理的程序性与正义性,使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参加社会管理的广泛的民主权利,真正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人,这正是社会管理和法回归社会的本质涵义。可以认为,当前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推进,是实现社会管理和法回归社会的必由之路。因此,法治是实现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条件,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必须实现法制化。
二、保障人民依法行使社会管理之民主权利
既然社会管理和法原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平等地保护社会成员的利益和需要,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只是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管理和法沦为了阶级统治的工具,成为压迫人的力量,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就是消灭阶级压迫的力量,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使社会管理和法重新实现其社会性和共同性,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那么从社会主义实践上说,实现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也就是实现广大人民真正享有和行使民主权利,使社会管理和法回归社会,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作为是社会的主人,社会管理必然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主要途径。所以,当前的社会管理实质上是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实现人本化管理,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如胡锦涛同志强调的:“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三、规范政府的社会管理活动
“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民主制中法的本质的揭示,说明了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人民的民主愿望和法制的民主精神在内涵上是相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占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法反映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在这里,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由历来的体现少数剥削者意志的法,变成了体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法。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法同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的法的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的法是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统治的工具,从而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民主。
所以在法律的社会治理问题中,社会管理工作人员特别是行政干部,必须遵守法律规则,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充分避免了政府社会管理过程的随意性,保障了其他社会组织对社会管理的参与,保障了他们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开创了新的共治型的社会管理格局。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法治一方面以法的权威力量保证人民充分地行使社会管理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也使社会管理的民主原则转化为一种规范化和秩序化的运作机制,确保了人民进行社会管理的真实性、平等性和可行性。可以看出,社会管理法治化是保障民主原则在社会管理中的贯彻和落实、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最有效的手段,也是马克思法学中国化的根本任务。
摘要:本文通过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含义及两者的关系,分析了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主题的转换,并针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及发展阶段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意义,包括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促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为社会主义在实践拓展中提供新路径、引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四个方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十分有限,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化基础十分薄弱的时期。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历史性难题。这就有了一个在现实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正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和特殊的国情基础上,才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但不能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方案。在中国现实的社会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会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在现实的基础上,根据实践经验,依据时代要求,把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来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科学社会主义是其质的规定,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是其具体要求。从质的规定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科学社会主义,必须要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本质规定和根本原则。从具体要求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发展进程和表现形式,同时还要反映时代特征和世界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统一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相联系的过程。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推进于江泽民及其后继者,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和理论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活水,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活水的源头。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主题转换
(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形成和发展的阶段
19 世纪 40 年代后半期到19世纪 90 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形成和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也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
1848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对此后 50 年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主题的第一次全面阐述。《共产党宣言》集中论述的就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被未来社会所代替,亦即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
(二)科学社会主义由革命实践为主转变为建设实践和改革实践迅速发展的阶段
20 世纪50 年代中期以来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广泛地运用于实际,科学社会主义由革命实践为主转变为建设实践、改革实践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逐渐转换为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共存、交流和冲突、对抗中发展自身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
同时,中国和苏联两党之间的裂缝已经显现,到60 年代爆发了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引发了对原来苏联模式弊端的揭露和反思,也引发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核心问题就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而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而后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市场化取向的思考,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借鉴、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机制中的合理因素,包括吸收和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等理论与实践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交流和合作的空间得到极大的拓展。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意义
(一)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社会主义方法论、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社会主义价值是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其中,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命题,是从最深层次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由社会主义方法论、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社会主义价值组成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价值,并在实践中深化认识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
(二)促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构建基础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基本国情,其理论支点是时代主题转换论和初级阶段论,其理论创新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实现了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即“产品经济论”的创新和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空前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为一些国家的探索和对历史经验的反思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起到了示范作用。
(三)引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径,符合我国国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因而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而产生,并将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进程不断创新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不仅将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坚定我国人民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也向世界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将以其科学的理论体系和发展道路而成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范例,从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和发展。
四、结论及展望
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的 ,在随后不到一个世纪的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又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有成功的经验 ,也有失败的教训。但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追求“理性的王国” 的希望之所在。
无论生产力如何发展,只要真理不倒、正义常在,科学社会主义就将永葆青春;无论生产关系如何变化,只要人类的平等和人权得到尊重,科学社会主义就将能面对任何挑战;只要社会主义执政党始终教育人民和自身反对“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始终坚持“三个代表”,社会主义执政党将永远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阳光就会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就会出现。
民族传统文化是一定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生产中的积淀,是民族的“共同记忆”,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一个民族无论怎样现代化,都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尤其是现如今西方意识流对中国文化冲击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就更应继承和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生态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化特点,表现为华夏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泯灭的文明;华夏文化还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点,承继着黄河文明几千年的智慧结晶;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家国乡土观念,兼容并蓄的民族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延续下来的基本精神思想。民族精神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积淀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价值观和价值追求等共同特质,是指具体特定的民族借助传统文化来维系、协调、指导、推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1]最早对民族精神进行探讨的是卢梭和孟德斯鸠,而对民族精神进行全面论述则是黑格尔。他认为“(世界精神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级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2]中国民族精神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发展中逐渐凝聚而成的,这些精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内容表现。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儒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张岱年将中国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内核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是内因,是中国人对自己的道德的基本要求;“厚德载物”是外在表现,是中国人对他者的态度。这种精神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
1、“厚德载物”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基于“万物一体”的基本认识,是在充分尊重人、动物、自然界生命的生存权基础上的认识,自强不息是对所有民生的精神鼓励,“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滋养,是中国之所以历经世代更替、命运多舛却依然能凝结成一个整体的根本。正是这种自强不息,中国人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学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支控力量,还是一种美好社会理想的信仰基础。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人在“德治”下憧憬的“大同”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没有阶级基础的缺乏正确革命道路的但却与共产主义理想有着天然联系的社会。《礼记?大同篇》中说“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与马克思主义“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也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有着相同之处,中国人憧憬的劳动是自我能力的释放,劳动力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大同世界“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与马克思描述的“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人们不再将其收藏起来据为己有”相通。共产主义社会与中国人所梦想的状态有着相似的状态,又远远高于中国“大同世界”的生活,显然,这更具有现代性,也更符合中国人对未来社会的追求。
2、“入世”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认知的基础
自春秋战国起,诸子的“百家争鸣”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哲学基础,其中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国哲学辩证法和对待人生的一种“入世”态度。而中国哲学最显著区别于欧洲的就是中国的“入世哲学”,即注重社会的人伦关系,强调社会道德价值和人的今生今世。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凭借着传统文化中朴素的辩证思想,很快就把马克思主义高深的哲学转化成了中国哲学的一部分。至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资本主义金钱拜物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以来重农轻商的传统,反对奸商和社会财富不平等思想也有契合。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观,虽然从中国古代很难找到与“本位论”、“主体论”完全吻合的哲学话语。但是,从思想取向上看,自孔慕大同到杨朱、管子等思想家的主张,“入世”哲学本身就是现实社会实践在哲学基础上的反映,所以中国哲学探究的“养吾浩然正气”、“向善”、“求真”追求人类幸福的远大志向,这些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整体价值目标是一致的。
三、在传承和创新中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当中国社会开始改革时,大多数人持怀疑态度,因为世界上一大部分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对东方民族缺乏客观的认识,导致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也是落后的。然而,中国不仅没有在世纪之交演化成资本主义,还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成就,而决定的力量并不是中国拥有最多的人口、广褒的内陆,而是文化的力量。
1、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建设
毛泽东在《新民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用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3]文化作为21世纪一国发展的软实力,对一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而在西方文化构成强势文化的背景下,一些人把庸俗、媚俗的糟粕当成了时髦,考古、旅游商业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这种文化低俗化的倾向与我们社会主义文化极不相符,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4]而在当代中国,要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就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谐文化的构建。和谐文化指一种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融合思想观念、社会风尚、行为规范、制度体制于一体的一种文化形态。[5]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首先要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要大力挖掘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弘扬时代新风,为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供充足的精神食粮;再次,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正确方向,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与自信,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文化自觉与自信
党的报告中指出,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成果。党在则进一步号召在文化建设中树立起文化自觉与自信。文化自觉与自信是扎根于民族文化基础上的。文化自信首先是来自民族自信的。民族文化的存在以一个民族分享一种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想法和共同的生活方式的存在为身份。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每一成员具有凝聚力量,是中华民族成员的归属栖息之地。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来强化民族身份,培植民族身份认同感,使民族凝聚力得到加强,培养一种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与自觉还表现为对“他者”立场下的自我定位。由于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一些国家把自己的本民族文化上升到普世价值,甚至企图以本民族的文化指标取代他国文化,而中国的民族文化正面临着这一文化霸权的严峻挑战。如今有些国人已经习惯了“中国任何一种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的生活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为此,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如果中华民族不能正视自己的文化,“中华民族就成了一个灵魂漂泊的民族,一个不能回答‘我们从哪里来’,也不能回答‘我们到哪里去’的民族。”因此,追求和谐的中国,迫切需要立足于自身民族文化的根,在继承中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
3、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需要正确处理好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首先,要正视文化的多样性、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费孝通说过:“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定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共同的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的共处原则”。[6]其次,吸收外国文化的同时,要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保护本国文化的独立个性和民族特色,提高本民族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已成为世界性话题。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既要主动融入世界、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又要高举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新秩序。再次,加强对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近年来,中国文化贸易一直处于逆差地位,这既与国内文化产业政策有关,更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和商业化有关。我们既要善于学习和吸收优秀文化,更要让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工程,它的建设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要更加强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建设将翻开美好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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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音域范围从A2(27.5Hz)至 c5(4186Hz),几乎囊括了乐音体系中的全部乐音。钢琴普遍用于独奏、重奏、伴奏等演出,作曲和排练音乐十分方便。演奏者通过按下键盘上的琴键,牵动钢琴里面包着绒毡的小木槌,继而敲击钢丝弦发出声音。钢琴需定时的护理,来保证它的音色不变。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彝族钢琴作品的民族特色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彝族有着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和鲜明的音乐特质,本文以廖胜京先生的中国钢琴曲《火把节之夜》为例,对彝族地区钢琴作品的民族特色进行探索,通过分析《火把节之夜》中的少数民族民风民俗在钢琴音乐中的体现以及作品中民歌旋律和民族舞蹈元素的运用等方面来理解彝族风格的中国钢琴作品,从而阐释中国钢琴作品的少数民族特色,意在表达中国风格的钢琴作品创作可以在吸收西方传统音乐精髓的同时弘扬我们的民族音乐,不失为寻求“中国风格”钢琴作品创作的最佳途径。
【关键词】彝族;中国钢琴作品;少数民族
中图分类号:J64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4-0103-02
作为舶来艺术的西洋乐器――钢琴,最初就是以强化中国文化大层面来进行传播的,利玛窦教士依循中国音乐古例,用“边唱边奏”古汉语填词的方法,进行了钢琴在华夏开元似的进献。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隆隆。包括钢琴教会艺术在内的西方文化以各种形式全面进入中国,使中华民族透过缓缓沉重开启的锁国大门视听到了叮咚铿锵的钢琴之声。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宽广的地域特征和少数民族文化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音乐特色,其深厚的审美特质与钢琴文化逐渐交融,在我国老一辈作曲家的带领下,经过几代音乐人的不懈努力,将钢琴的西方作曲技法和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统音乐特色等“中国化”钢琴元素相结合,使得中国钢琴正在民族化的道路上逐步成熟,形成了一大批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的钢琴音乐作品。这类以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创作的中国钢琴作品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利用本民族的音乐元素、民族风俗特色,运用西方的作曲技法展现少数民族生活的;另一类是根据民歌或民族器乐主题改编的钢琴作品,这一类作品主要采用的是对民族传统音乐的移植的手法。
在西南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彝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彝族是古羌人南下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文化。彝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男女老少皆喜歌唱,每逢年节,婚丧嫁娶,各种仪式中都要歌唱,诗人何其芳曾称赞彝族民歌“很有特别的色彩,就像在辽远的寂寥的山谷中忽然出现的奇异的迷人音乐”。彝族音乐富有特色,舞蹈多与歌唱相伴,常用伴奏乐器有筝、箜篌、铜鼓等。自古以来,彝族民间歌曲以“打歌”最为流行,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跌踏舞”、“烟盒歌”、“左脚舞”、“三弦舞”等至今仍然流传在民间。据统计,我国作曲家根据彝族音乐元素创作的中国钢琴作品有:廖胜京《火把节之夜》、章纯创作的钢琴组曲《凉山音诗》、谷娜《彝寨风情》、王建中的《云南民歌五首》之三、朱践耳的《云南民歌五首》之三、储望华的《中国民歌七首》之七、陈怡的《猜调》、刘敦南的《童谣――赠21世纪小钢琴家们》之八、朱践耳的组曲《南国印象》等等。
火是彝族追求光明的象征,火把节是彝族最隆重的节日,多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日举行。节日来临的夜晚,火把的行列从村头照到田野,人们围着熊熊燃烧的火堆,尽情歌舞。中国钢琴曲《火把节之夜》是作曲家廖胜京于1953年根据西昌凉山彝族的火把节欢乐壮观的场面创作的,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全曲热情奔放,纵然是在钢琴作品中,作曲家也极力表现中国少数民族特有的韵律、旋律、节奏、织体、调式调性,模仿少数民族乐器的音响特点,从而使得整个作品最大程度地彰显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
彝族有许多传统的民族节日,如火把节、彝历年、密枝节、插花节、赛装节等,其中火把节是彝族最为盛行和隆重的传统节日。彝族又被称为“火的民族”,每到火把节,彝族男女老少,身穿节日盛装,打牲畜祭献灵牌,尽情跳舞唱歌、赛马、摔跤、斗牛、甩火把、驱邪、祭祖、祈丰。夜晚,人们手持火把,转绕住宅和田间,然后相聚一地烧起篝火,翩翩起舞。火把节前一个月人们便开始准备,彝族人们相信火把做得越多越能祛污辟邪。这首用彝族音乐元素创作的中国钢琴曲《火把节之夜》中炽热、动情的歌舞场面和音乐表达让人立即联想起身临火把节现场狂欢之夜的情景和体验到火把节这一彝族人民特定的民族节庆的气氛。不仅如此,火把节的时候,彝家姑娘要准备彩衣彩裙等,有的还会为情人赶制衣裤、腰带等。小伙子们也要为自己的情人购置银领扣、耳环,甚至还会专为情人擀制蓝色披毡,买黄布雨伞等,因此有的艺术家也称火把节为充满情恋的情歌会。在乐曲的中部,彝族民歌的优美旋律呈现就表现出在节日上青年男女相互倾诉爱慕之情的温婉场景,此段的乐谱上多有“PP”力度标记,音色要求空灵、柔美,三连音的出现和演奏使得旋律显得非常温柔甜美,好像是隐约的笛声从远处传来。
民歌是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劳作中产生的歌曲,多以口头创作、流传的方式存在,表达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状态和情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民歌的收集和整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中国民歌集成》的编辑工作,这样的势态同样影响了中国钢琴作曲家们的创作思路,将中国民歌或传统音乐的旋律与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相结合,赋予了中国钢琴音乐新的感染力。民间歌舞活动一直以来都是彝族人民传统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民歌具有节奏自由、音域宽广、旋律起伏跳跃大等特点,其演唱形式多种多样,有独唱、对唱、重唱和一唱众和,或在同一首山歌中,几种演唱形式兼而有之。
在彝族风格的钢琴曲《火把节之夜》中,乐曲一开始由节奏型很强的固定音型来表现节日来临时,人民从村子的四面八方走向火把节的中心广场。随后而来的乐句呈现出彝族民歌《月芽曲》的欢快旋律,展现出参与节日的人们身着艳丽的民族服装聚集在山腰的平地上,手拉手、肩并肩载歌载舞欢度节日,参与打磨秋、抹黑脸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现了彝族同胞能歌善舞的才艺和勤劳勇敢的智慧。在钢琴曲的主部还出现了彝族民歌《跳团乐》的旋律,“跳团乐”以其完整的曲式结构、优美的旋律、多变的速度和节奏在彝族人民聚居地区深受欢迎,彝族地区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使得彝族的舞蹈风格具有高原粗犷、豪放的特征。彝族舞蹈种类繁多,舞蹈动作大多刚劲有力而且动感十足。
《火把节之夜》是中国钢琴作品中运用少数民族音乐元素进行创作且很成功的曲目之一,原因就在于作者紧紧地抓住了少数民族的节庆风俗的氛围,作为大的创作背景,同时又合理地运用了少数民族音乐的特色,适时地对音乐素材的民族内涵进行深度挖掘、利用和处理,在音响色彩、音乐旋律、节奏、织体等主要环节上应用了自己的现场体会,使得一些看似自然寻常的因素创造出了特殊的效果。
另外,作曲家在民歌旋律的改编中,在技法上多以原作为基础进行编创,在旋律线条、和声、音色、奏法等方面进行了明显带有炫技性的改编,让原民歌的特色得以充分展现。通过对彝族钢琴曲《火把节之夜》的研究分析,可以得知少数民族民风民俗、文化生活、音乐元素都可以为“中国风格”的钢琴音乐创作提供灵感,钢琴作品的创作不论是在音乐的表现力、技法、音响效果等方面都与我们的传统民间音乐有着相似、相同之处。钢琴的“中国化”需要从传统中寻找创作的根源,把握住中国钢琴作品与少数民族民间音乐之间的必然联系,合理地把握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势必就会创作出优秀的中国风格钢琴作品。
[1]普忠良.中国彝族[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
[2]和云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上、下册)[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3]姚岚.浅析中国钢琴曲《火把节之夜》[J].北方音乐,2012(4).
陈娟娟(1980-),女,汉族,四川省内江市人,硕士,讲师,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研究方向:钢琴教学与演奏、民族音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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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钢琴作曲家之一,是波兰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以波兰民间歌舞为基础,同时又深受巴赫影响,多以钢琴曲为主,被誉为“浪漫主义钢琴诗人”。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肖邦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特色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肖邦是人类钢琴音乐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以自己独特的音乐鉴赏力和创作能力,一生中为人类带来了近二百部优秀的作品,每一部作品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肖邦在进行音乐创作的过程中,是以浪漫主义音乐为基础,并将具有特色的波兰的民族音乐融入其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独属于肖邦的音乐特色。十九世纪起,古典音乐被浪漫主义音乐所取代,音乐家开始用音乐来表达个人的情感,而肖邦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代表。
【关键词】肖邦 钢琴音乐作品 民族特色 研究
在肖邦的音乐作品当中,将浪漫主义这一音乐风格表达到了极致,在肖邦的手下,钢琴拥有了生命。肖邦钢琴曲当中能够将他的国家经历过的战争和英雄气概表现的淋漓尽致,同时也包含了很多感慨国家前途和未来的曲子。肖邦在进行音乐创作的过程中,以自己独有的音乐天赋改变了传统的音乐形式和风格,他将自己国家的民间曲调融入到钢琴曲创作当中,并进行了再创造的过程,无论是歌曲的体裁还是风格都是音乐历史上的一种推进。
肖邦从小就跟随波兰著名民族音乐家埃斯涅尔进行学习,因此,民族音乐对肖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肖邦在进行钢琴曲创作的过程中开始尝试将民族音乐融入其中。在民间调式的影响下,更加细腻的旋律从肖邦的钢琴作品中体现出来。也正因为如此,肖邦创作出来的钢琴曲也具有了歌唱的性质。当肖邦将民族音乐融入到钢琴创作当中的时候,传统的波兰没有伴奏的民族音乐忽然之间就能够通过钢琴的旋律被哼唱出来,歌曲的音调与器乐音调就这样融为了一体,将钢琴音乐的优美与真挚的民间音乐巧妙的表达了出来[1]。
同时,和声语言在肖邦的创作之下也变得更加的生动,这是建立在丰富性旋律提高的基础之上的,肖邦将钢琴独特的特点与和声创作相结合,促使和声方面对以后的钢琴音乐产生了长久而深刻的影响。肖邦的和声创作,将钢琴的语言能力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将弦外音和形象融入到了古典主义的和声方法之上,特殊处理了七和弦,单独的和声体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其效果更加能够吸引人。肖邦这种创作手法革新了和声手法,弦外音和属功能的出现,都使音乐增加了厚度。同时,清晰的声部和复调性的伴奏声部是肖邦创作过程中最为重视的创作语言。在严谨的古典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上将波兰的民族特色融入到了钢琴音乐当中,促进了丰富的和声色彩的形成和和声语言的多变性[2]。
弗里几亚和利底亚调式时传统的波兰民间旋律当中经常使用的调式,其中当然还包括传统的大小调的应用,在肖邦创作的音乐作品中,不仅由于运用了民族音调而使音乐作品更加的质朴,还将三度并置的方法应用到了转调上,在此之上进行着同一旋律片段在不同调式上的重复。这是波兰民间音乐当中经常出现的一种交替调式手法。
民族特色不仅存在于肖邦钢琴音乐作品的旋律、和声调式语言之中,同时还存在于节奏和结构当中。肖邦将波兰的民族语言以切分、舞曲、不对称等节奏在他的钢琴音乐作品当中进行了充分的展现。波兰的民间舞曲库亚维亚克、奥别列克和马祖尔三者之上产生了玛祖卡舞曲,肖邦将其中的三拍子节奏挑选出来并进行了重新的创作和运用,从而产生了肖邦独具特点的玛祖卡舞曲钢琴音乐作品。这部曲子能够充分将肖邦对祖国的思念进行充分的表达,在前半部分对于民间生活的热爱是通过欢快的形式进行展现的,而炙热的爱国之情是通过紧凑而跳动的节奏体裁进行展现的。马祖尔舞曲充分体现了肖邦独特的音乐语言,四连音和五连音在其中与规整的拍子进行了结合,与歌唱性的旋律进行了完美的组合[3]。
在表情符号的节奏上,肖邦表达浪漫主义情感的时候喜欢充分运用rubato和stetto。在演奏肖邦音乐的过程中,最能够体现肖邦民族语言特点的就是rubato这一舞曲节奏。肖邦运用rubato的过程中往往属于即兴的发挥,这也是受到波兰民间音乐所影响而来的。例如,马祖卡舞曲当中,肖邦在很多的段落都运用了rubato,这一应用在休止符和附点音符当中更是明显,将时值尽可能的拉长,而缩短了它后面的音,并在其他的段落将挪用的时间进行了补充。这种创作手法就将诗歌一般的灵性融入到了波兰音乐语言中[4]。
在肖邦创作的所有钢琴音乐作品当中,最能够体现肖邦特色和显示肖邦成功之处的作品往往是练习曲、前奏曲等短小精悍的钢琴小品,这些作品当中将诗情画意进行了充分的表达。高超的技术性是肖邦练习曲的主要特点,看上去给人一种枯燥乏味的感觉,然而练习曲当中的旋律和歌唱性质只有在你称心聆听的时候才能够充分的显现出来,并且这感觉是非常的激烈的,这也促使旋律化音型形成了肖邦的练习曲令人难以忘怀的特点,令人久久难以忘怀。肖邦的练习曲彻底的将单纯的技术性联系模式进行了改革,将富有诗意的旋律建立在了高超的专业技能的基础之上。在肖邦所有的练习曲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c小调练习曲十中的第十二首,它被称之为“革命”[5]。
而更能够将肖邦的创作特点进行充分展示的要属肖邦的24首前奏曲,这部作品被称为“浪漫主义的音乐格言”。其中将肖邦的梦想和思考以及他对生命和大自然的热爱和认知充分的以精炼的语言进行了表达。在作品当中,器乐与声乐的结合。充分运用的复调和化彩妆试音都是民族特点旋律的充分表达,促成了前奏曲的精炼和震撼。人们只要听到第一个音符,就能够马上体会到肖邦的思绪。其中《d小调前奏曲》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战斗精神在这首曲子的第一个音符响起时就能够被人们所感知到,充分表达了肖邦的内心世界。
肖邦从小被民族音乐所感染和熏陶,再加上他个人的音乐天赋,在创作钢琴音乐的过程中,有效的将民族音乐的种种特色融入到了钢琴音乐作品当中,使钢琴音乐更加具有歌唱性,同时是对传统钢琴音乐的一种深刻的改革,对今后的钢琴音乐具有着深刻的影响。
[1]曲歌.试论20世纪下半叶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特色[D].吉林大学,2010.
[2]李蕾.从肖邦的玛祖卡舞曲和波兰舞曲的创作中观其民族精神[D].东北师范大学,2008.
[3]梁晶.探析肖邦波兰舞曲的创作与演奏[D].辽宁师范大学,2014.
[4]徐德贞.肖邦钢琴音乐与贝里尼歌剧音乐共性特征初探[D].福建师范大学,2010.
[5]史辉.肖邦钢琴作品在高师练耳教学中的运用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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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高层次的管理人才,人才的培养则需要我们大力发展管理教育。 现代意义下的中国管理教育是顺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中国的管理教育实现了史无前例的跨越式发展。在当前新时代的特征下,管理教育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管理教育现状及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管理教育是为提高我国教育管理研究水平而搭建的学术平台。本书旨在呈现本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和最新研究进展,传播教育管理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倡导健康向上的思想趋向和学术风气,尤其注重教育管理研究方法的突破,以引导我国的管理教育研究不断前进,为理论研究和实践变革提供最有价值的认识,从而改善中国管理教育的知识状况,提升中国教育的实践水准。
中国管理教育历史悠久,由来已久。我国自古以来特别重视管理教学,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在前人经验的日积月累,教育工作者的开拓进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管理教育起源于古人修身养性的理论,古人特别注重对道德品质的培养,传统的私塾教育注重对《论语》等名著的学习理解,为了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治国齐家,管理教育由此而生。我国的管理教育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现如今存在着许多问题,文章从我国管理教育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了管理教育现状,分析了如何透过现状看本质,以促进其发展。
建国初期,由于我国之前经历了抗日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国民经济基础薄弱,社会体制还不健全,所以我国的现代管理教育发展刚刚起步。随着国民经济如火如荼地建设,社会体制的逐渐健全,我国现代管理教育逐步完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提出了以经济为中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出了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逐渐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国管理教育又迎来发展的复苏时代。随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管理教育事业迎来发展的大机遇,党和国家制定了管理教育的大纲,实行积极的政策加大对管理教育的投入。
(一)现状。
知识的教育是人才的根本,是科技发展的基础。然而光有知识是不够的,要成为有能力的才人,还必须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我们的人才结构出现严重失衡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现代教育体制思想问题。因为我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决定的教育价值取向,而我们的教育取向,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结构。如今我们关注的是把教育和将来的工作、生活、居住、收入以及名声等紧密联系在一起,都认为读了大学,而且是要上名牌大学才是好事,只在乎形式和结果,并不在乎现在的大学教育的实际效果是否理想。从中国国情考虑,中国要想建立一个庞大的管理教育体系,是要付出巨大惊人的成本费用的。我国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教育经费的分配不公平。教师在我国地位不高,得不到社会的重视与尊重,对于教师队伍建设往往出现资金短缺的现象。
(二)解决措施。
首先进行教育观念的改变,树立传承中华文明之教育思想,吸纳西方教学经验,逐步确立新时代中国教育思想理念。读书和做人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文化知识的教育是一方面,而思想道德却是重点。教育的目的不是“升官发财”,而是服务社会,造福苍生。其次对于教育机构进行深刻的改革,清正廉洁的教学机构方能教化出清正廉洁的学子。制定出科学合理并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教学体系,使传统的科举教育逐步过度到全民素质教育的正确轨道上来,而不是为了升学考试。提倡“有教无类”,因人而异,重智育,更重德育,同时加强体、美、劳的教育;对于教师,师风、师德应当成为首选,而教学灵活多变应成为现代教学的特色,并能走出课堂,进入社会生活,寓教于乐,寓教于生活。
三是改革教育制度,整顿社会教学秩序。现代社会教学秩序十分混乱,公办与私立并存,而教学质量和教学环境却差别很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原则上应该不主张民办学校,即便是民办学校,也应纳入中国教育部门统一监督管理。而在另一方面,中国教育制度缺乏灵活性和教条,行政化的管理严重影响了教学思想的自由发展,同时也制约了中国教育对社会需要的适应性和变革发展。四是重视传统文化思想,吸纳外部文化思想,展开学术争鸣和交流,从而在辩驳中找到适合或正确的思想或方法。过去历史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将来也不会改变西方人这种本质属性,这是源自于西方人的思想文化内核所决定的。
五是逐步改革中国吏政制度,完全实现公务员制度。中国吏政是一个不可触摸的敏感问题,2000多年来的政治精髓也在于此,因此要改革,也是十分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前期引入“公务员制度”,虽然效果不好,但也是一种尝试。在权力面前,除非是权力者本身愿意改革,否则一切改革都是妄言。公务员制度无疑是较为民主的制度,只是在中国,我们依旧缺少这种制度存在的土壤和环境,现在的公招,而那些相对优秀的“平民”,则需要有某种被“赏识”或“推荐”或其它的关系,方可渐进入政。
1992年党的十四大做出决策:到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两基”作为当代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这是我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贯彻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措施。新时期我国的国情,决定我国实行新型的管理教育模式,管理教育对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绝不能忽视,需要全体教育工作者高度重视,并肩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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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现实的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服务必须以缓解制度性民生问题为首要的建设目标,由此才能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基于社会主义国家肩负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服务必须以民主为手段。要实现公共服务的民主化,必须充分开发社区层次的基层自治体系;实现政府角色由执行者、控制者向公民参与帮助者的转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中国式民主的民生特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人的民生追求,在价值观及实践路径上,经历了从民本到民权再到民主的探索历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把中国的民主与民生两大奋斗目标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发展民生作为衡量政治制度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准,权力下放式的民主改革、民主立法、社会参与、协商民主以及问责制、监察制、纠错制的施行在推进民生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民主与民生,既是中国人的理想目标也是现实追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民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自身不断发展完善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进步及民生发展,这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式民主的民生绩效,而且在国际比较中,也凸现出我国民主体制的民生特色。
《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认为“民生”即人民的生计,只是与个人的勤奋相关的事情,这也是人们最早对民生的认识。孔孟等儒家思想家从民本主义价值观出发把人民的生计与国家的责任联系起来。他们认为,由于物质需要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因此,百姓的生计是国家的根本,政府确保人们基本生活的责任是高于一切的,改善民生是治国的最高境界,而人们评判统治者主要取决于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的努力。由于儒家对保障人们基本需求的关注,使中国的统治者更倾向于相对平等的经济发展模式。
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思想的基本方面之一,其民生哲学是在传承儒家思想精华以及吸收西方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在谈到其思想渊源时指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1] 60。孙中山将美国前总统林肯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国家公墓揭幕式上发表演说中提出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翻译成“民有、民治、民享”,指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是与 “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观相通的。他认为:“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2] 394而且,他认为中国是极贫之国,三民主义必须以民生为归宿。他指出:“我们国民党所提倡的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3] 181“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3]177
至于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他认为,如果民生问题专从经济范围入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先要从政治上着手。例如,他曾在演讲中讲到,中国自古就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农民很辛苦,但权利得不到保障,种的粮食却要被地主夺去大半,政府应该从政治上制定规范来保护农民。孙中山认为真正的民生主义是从民权出发的,而民权包括了人权、事权、物权三项基本权利,其中最基本的是“事权”。他提出共享事权的主张:即“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3]191。产生于近代中国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虽有民权内涵,但缺乏彻底的民主精神。例如,他主张民生主义不能以“农人革命”夺富人之田,只能以温和的“收买”政策来实行改良。1928年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将民权革命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批判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他说:“当民权革命发达到最高点(土地革命)的时候,你们发抖、你们动摇、你们叛变……”[4]800
民主与民生,并不是相互割裂的两个领域,民生领域的革命是以民主革命为前提的。事实上,孙中山所主张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等体现均贫富思想的民生主义宗旨必须通过彻底的民主革命来实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把中国的民主与民生两大奋斗目标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1925年毛泽东就曾指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5]21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将孙中山的民生理想逐步予以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是彻底的民生主义,而其实现的政治保障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制度。1937年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提出:“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6]368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构建起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开辟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民生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认为改善民生必须尊重人民群众在经济领域的自主选择,并且认为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1987年邓小平指出:“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7]252 1996年江泽民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与发展孙中山民生理想方面作出的贡献:“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志,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牺牲,终于完成了他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他一生追求的振兴中华的目标,他所憧憬的一个现代化中国的美景,正在一步步地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而且在许多方面远远超出了他的设想。”[8]594
无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从民本说民生、孙中山从民权求民生,还是中国共产党从民主谋民生,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价值观及实践层面对民生理想的不懈追求。同时,也说明民生目标的最终实现必须以民主的进步为基础。
真正的民主应当是注重实际效果的,即使一些国家按照带有明显意识形态特征的民主标准建立起民主体制,也要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满足民生需求等方面让人民群众切实享受到民主的成果,徒有其表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民主相对于西方式民主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其特殊的民主特色。近现代西方民主理论以西方自由主义作为衡量民主的重要价值标准,并不注重民主的实际成果。以萨托利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主观认为,现代民主主义晚于自由主义,因而它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尤其是个人的政治自由基础之上的。萨托利指出:对于西方文明来说,“要么是自由主义民主,要么什么民主都不是”[16]444,“只要自由主义的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16]445。
社会主义民主是“自由主义民主之外的民主”[16]437,是“极权主义民主”[16]444。正是由于萨托利民主观的意识形态色彩,所以,他不惜自相矛盾地攻击林肯关于民主的定义。他在《民主新论》中明确指出:“政府为人民而存在而不是相反这样的原则时,才有民主制度存在。”[16]38但在下文中他又贬低体现林肯“民享”观的共产党国家实行的是一种专政制度。他说:“只有第三个因素‘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民享)是不含糊的,‘民享’明确地是指为了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福祉。但过去有许多政权从不自称民主制度,却宣布自己是‘民享’的政府。今天,共产党的专政制度自称民主,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16]38并且,他还在这段话的注释中说明:“大概‘民享’在林肯看来只是一种说法,并不具有定义的特征。”[16]42
2012年年初,当金融、经济危机进入第5个年头时,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在答记者问说:“今天的问题是,在失控和可能仅为少数人自私地谋取好处的金融体系下,在缺乏任何有效框架来给予我们更大、更雄心勃勃的目标的情况下,民主是否还能繁荣,这还真是一个问题。”[17]葡萄牙社会学家阿?德?桑托斯直接地指出了问题的根源,他说:“欧洲的民主和宪法都不合格,现在主宰它们的是高盛公司。”目前的危机让人“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是反民主的”[17]。如果西方民主只让少数人发大财而不会给多数人带来幸福,这种民主是合法的吗?一直在向全世界输出民主的西方国家,却在自身的民主框架下孕育出仅为少数人或个别集团自私谋利的金融体系,目前仍然深陷危机之中。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若里翁对法国《论坛报》记者说:“选举改变不了什么。……在这个逐渐衰落的制度面前,政客们已经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无论身在哪个阵营,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假装还控制着局面。”[17]曾因提出“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教授,近年来也对西方民主政体质疑。《纽约时报》2012年4月22日发表的文章指出:“他(福山)的研究引导他针对美国当今的政治秩序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问题,即美国是否已从一个民主政体变成了一个‘否决政体’――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的制度,变成了一个谁都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从而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18]与西方国家为少数人谋利且缺乏效率的民主体制形成反差,中国的民主体制不仅始终在为多数人谋利而且是十分有效的,这也是中国在世界性经济危机背景下仍能在主要经济体中保持经济较快增速的重要原因。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拉米在2013年6月接受法国《快报》杂志专访时评论说,自从邓小平在1979年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呈现出很多优点,中国是40年来在经济领域犯错误最少的国家。[19]
邓小平在概括我国的体制优势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7]240中国政治体制的有效性确保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及有效的执行,为实现中国的民生绩效奠定了基础。2013年7月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在《治理》杂志(Governance)上发表题为《什么是治理》的文章中,对西方民主与善政进行了区分,让西方思想接受了一种新的可能:对于善政而言,西方民主既不是必要、也不是充分条件。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教授指出:“否认中国存在‘善政’是非常愚蠢的。”[20]
西班牙独立记者托马斯?芒廷针对西方向非洲输出的民主,探讨了对于非洲“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的问题,他指出:“如果问一问大多数的非洲人,他们希望领导者为其做些什么,他们的回答一定是:充足的食物、饮用水、一个栖身之所、享受医疗和教育。”“在非洲,穷人占大多数。如果一个国家的首要任务不是满足这部分人的需要,那就算不上民主国家。如果选举就意味着民主,数百万生病的人和饥饿的儿童都被当作交易的对象,那么厄立特里亚人一定会告诉你:收起你的民主吧。”“他们想把奴隶主的民主输出到非洲吗?至少在厄立特里亚,‘我们人民’知道想要什么,也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那就是从最需要的人开始,急人民之所急。”[21]
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低收入国家。人民群众期望中国政府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这是中国人民真实的民愿诉求。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数亿人口的脱贫,而与此同时,所有实行西方民主的新、老国家的脱贫人口远不及中国。没有中国这些年来在减贫方面的卓越表现,全世界的减贫成就就不值一提。2013年10月17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格林斯潘在“2013全球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中国对实现到2015年将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全球减贫目标作出了积极贡献。根据世界银行提出的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从1999年至2009年,生活在此贫困线下的中国居民从4.46亿下降到1.6亿。(1)而取得这些成就的中国,并没有实行西方民主。在欧美国家,有不少人不理解为什么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一党制还能够继续存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内森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仍然能够被中国人支持并继续掌握政权有六个方面的原因,其中列第一位的原因是:“对大多数民众来说,过去20年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2012年的调查显示,70%的中国人认为过去5年他们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如果经济运转良好,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就会支持他们的政府。”[22]西班牙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恩里克?凡胡尔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党,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选择的这个新方向使共产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经济革命的主角,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如此庞大的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物质生活条件如此根本性的改善。”[23]事实证明,能够实现民愿的体制才是真正的民主体制。
中印对比一直是国际上的热门话题,西方习惯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好印度而贬低中国,内心里藏着一个迫切的愿望:印度是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而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则没有实行西方式民主,印度一定能够在经济成就上超越中国,从而证明他们所讲的民主确实是普世价值观和最好的政治制度。2013年2月7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加顿?阿什在西班牙《国家报》上撰文说:“印度的现状和中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中国的政治体制显然不是对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等民愿不管不顾的政治体制,西方以意识形态而不是实际效果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标准,是僵化而缺乏务实精神的。
(1)2013年10月17日中国国务院副汪洋在“2013全球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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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他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倡导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正式提出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基本经验。
关键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毛泽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经过民主革命实践检验并逐步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长期以来被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里熠熠生辉,魅力长存。他所倡导并亲身实践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所积累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辩证统一的基本经验,依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构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不可或缺的基本思路和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亦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与获致世界意义的完美典范。
一、倡导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乃是其创立者们与他们自身所处的时代直接对话的产物,因而马克思主义并非一种仅囿于书斋和学院之中的学问,而是一种直面现实、改造现实的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给我们的与其说是一种既定的理论与知识,毋宁说是教给我们一种改造世界、变革现实的方式,一种不断与时代现实、具体实践有机结合的实践与批判精神。对此,恩格斯这样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这些论述无疑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然而,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并不是被所有的人视作“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科学,而是被当成生搬硬套在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的现成教条。这种情况不仅在欧洲历史上出现过,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尤其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同样出现过。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后不久,就立即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大革命运动和节节胜利的北伐战争之中,并且充当了革命战争的急先锋。中国共产党人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但是,由于当时中共领导人没有认识到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革命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和革命的主要特点缺乏认识,同时又过分依赖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指导,缺乏自身独立自主性和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整体把握能力,因而找不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可行性方案,抵御不住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以至于使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这也说明。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间明显存在间距,并未得到有机的结合。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在主要城市发动武装暴动,诸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另一条是走在偏僻农村进行武装暴动的路,诸如毛泽东所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然而,这两条道路,到底哪一条道路更适合中国国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实践。他们认识到,第一条道路适合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因为近代大机器工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而且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组织纪律性。共产党人依靠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在反动统治势力集结的大城市进行武装暴动,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当时的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交通都非常落后,各地区发展也极不平衡;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队伍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在大城市进行革命,进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地步。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要走向胜利,必须要打破在中心城市夺取政权的模式,打破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必须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同时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所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就是自觉结合的典范,这一结合在客观效果上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事业中获得了自觉性、主体性与能动性。
但是,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当时党的领导人在思想上要么陷入右倾保守主义,要么沦为“左”倾冒险主义。右倾保守主义者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如“二次革命”的理论),主动放弃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以致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送给了国民党;“左”倾冒险主义者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不顾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力量的悬殊对比,急躁盲动,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极大的危害,使得红色根据地在反动派的围剿下几乎丧失殆尽。在随后进行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又遭受到重大损失,以至于濒临绝境。
在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才由此转危为安。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红军和党中央到达延安以后,党内主要领导人的认识才逐渐趋于一致,即一致认为要打破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驱散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迷雾。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总的指导原理”(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的意识在这个时候已渐露端倪。
1939年,毛泽东在《发刊词》一文中第一次对“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作了理性表达,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命题。194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又说道:“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在这20年里,中国共产党人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做出了巨大努力,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付出了血的代价换来的。1956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也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此外,在《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中,毛泽东也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中多处使用了类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字样。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得以真正中国化的一个实践诠释原则,同时也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这一思想原则,从内容构成看无疑包含三个要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二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具体实践,就是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三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即具体运用及其成效。毛泽东借“有的放矢”这个成语来形象地比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用“矢”比喻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的”比喻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放”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也就是二者的有机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必须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既不能乱射,也不能不射,而是既要敢于在实践中开拓、试验、探索、创新,又要善于检验、总结、概括和提升。通过这个成语,毛泽东十分清楚地告诉党内同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间不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而是一种“辩证互动”的关系。
另外,毛泽东还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较好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既不是用其他的什么主义或者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也不是教条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生硬地相结合。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既要“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要坚持不懈地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来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实现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并理性、自觉地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辩证对接起来,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符的部分加以改造与提炼,因为中国的实际还包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故而领导干部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而非一种异己的存在。毛泽东是他那个时期党内领导人中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最为熟悉的理论家,他深刻理解中国的国情和民情,了解任何一种外来的文化要成功实现其本土化,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既要结合本国的具体实践,又要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找到二者之间的耦合生长点、契合融通性。这是被无数中外文化交流、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的一个客观规律。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十多年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总结了党领导民主主义革命前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和惨痛教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革命的领导阶级、动力和主要特点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完整和系统。这是毛泽东对我们党在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上,所做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既包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做了初步尝试和理论准备。
二、正式提出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科学概念。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无疑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民族化。这是因为作为世界性学说的马克思主义仅就理论形态上而言还只是基于历史发展大势而形成的“总的指导原理”,它需要“在‘化’的系列中存在并发展着自身”,同时,只有将其具体化、穿上本民族的服装,才能变理论理性为实践理性,变观念智慧为行动力量,才能不断在种种“化”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世界性的范导功能加以呈露与凸显。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进行伟大的革命实践和建设实践,倡导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这是毛泽东一生为中国历史做出的最大贡献。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他没有像其他青年知识分子那样出国留学,而是选择留在国内从事革命斗争。他有这样的认识,要想在改造中国的伟大事业中有所作为,就要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准确和深入地了解,并对之做出实地调查及研究。在其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是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亲身实践,尤其注重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根本实质始终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相关联,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需要理论的指导,理论也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才能实现它的价值。
李大钊曾经说,马克思主义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表明李大钊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就是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同样为毛泽东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他在陕北时对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读了这些书之后,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样就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把《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内容归结为“阶级斗争”,这就紧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根本,因为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阶级社会的主要方法。他从中找到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充分表明他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僵死的教条。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人并不罕见,如瞿秋白,王明等人。特别是王明,由于曾经留学苏联,经过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可谓烂熟于心、出口成章,号称“党内理论家”,但他不了解中国社会,对中国的实际问题没有真真切切的具体理解和感受。可以说,王明是“经院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是“实践派”的理论家,更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家。这也是中国革命早期所面临的问题。教条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背诵得滚瓜烂熟,但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却无能为力,甚至给革命带来巨大危害。这种状况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都极为不利。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像背诵《圣经》那样去背诵马克思主义信条。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首先实现了这样一种转变: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精髓,形成了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做出简单阐释,而是要进行革命实践并从中取得成功经验,才有可能形成明晰的科学概念。到抗日战争时期,民主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考已经初步成熟,毛泽东等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初步总结,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也形成了自身完备的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范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范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主要方面,或者说这是一个过程的前后两个阶段。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所结出的重要理论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简言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刘少奇在代表党中央作的《论党》报告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之统一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和政策”。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毛泽东思想是我党创立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指导思想和理论。叫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因而“七大”成为中共党史的重要里程碑。从此之后,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
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的理论品质,是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进行改造和创新的结果。毛泽东思想有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博大精深的内涵,凝结着毛泽东及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它对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具有广泛的世界性品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实践中,针对党内长期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倾向而提出的。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伟大的力量,就在于它是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相结合。离开中国社会的实际和革命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只是不切实际的抽象而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中国特色,具有一定民族形式,容易被人们掌握并用于指导实践。
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的品质,它的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进一步发展。他在“七大”政治报告中严厉批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倾向,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他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表明,他认为党内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斗争,即香的、活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观同臭的、死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具有不断发展的品质,是系统的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毛泽东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总结了党成立以后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对“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准确的科学定位,并且全面而精辟地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动力、前途、发展阶段、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等重大理论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总结和深刻反思的结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和建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继续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在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中,坚决反对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得对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个历史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仍在发展。比如,在人民民主专政理论、革命转变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执政党建设理论等方面,提出和阐发了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特别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从事经济建设工作,失误无疑是难免的。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在会议的报告中,毛泽东总结了经验教训,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这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思想的延伸,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其体系和内容包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确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体现革命战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和国际问题等诸多内容;涵盖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各个方面,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如何革命、如何夺取革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等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和进入了新的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己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理念。“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形成过程。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主要方面。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来看,毛泽东思想既是一个伟大成果,又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源头,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又为实现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做了具体解释,回答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所谓立场,就是要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完全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并且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在多个场合讲过要坚持共产党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工农兵的立场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明确反对国民党的立场、资产阶级的立场、地主买办的立场和少数反动分子的立场。这实质上就是在中国这个特殊国情下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所谓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要观点,就是运用这样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搬硬套中国革命的实际,这是教条主义的方法,不仅没有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而且没有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存在的实际问题。所谓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理论联系实际、辩证协调和整体系统的方法,可以说,用这样的方法彰显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变革现实”的理论品格是毛泽东以一贯之的行动诉求。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三者密切联系并相互交叉。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也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精髓。
摘 要: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产物,在指导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和创建繁荣的祖国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建国之后的思想改造产生重要影响,为近代思想改造指出了“人人都是改造对象、树立正确价值观、掀起群众路线”等思路。
关键词: 毛泽东思想 近代思想改造 影响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特色是其思想改造论,然而,毛泽东的思想改造论强调通过对外在的人的灵魂教化达到内在的精神升华,进而达到主观伦理意志的高度统一。毛泽东的思想改造论对近代思想改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毛泽东思想影响近代思想改造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毛泽东思想作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内在的思想改造论对近代思想改造起到了很大的借鉴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1.1认识到人人都是思想改造的对象。
毛泽东曾经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针对不同的人群毛泽东采用不同的改造方式,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全面性和战略性:(1)对于剥削者的思想改造,毛泽东提出应当采取强迫性的改造。对地主阶级的改造主要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通过土地改革强迫地主参加劳动,使其在劳动中改造自身思想,成为新社会的农民;对民族资产阶级则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转变其剥削阶级立场,使其参加劳动,成为工人阶级一员。(2)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毛泽东思想中最为重视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因素,要成功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倡导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尽管在后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出现了过急、过“左”的错误,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一种先进的想法。(3)对领导干部的改造则主要从反腐败展开。1951年的“三反”斗争,1957年的“开门整风”运动,以及60年代初的“四清”运动都是围绕反腐败这一主题展开的,也是对领导干部思想改造的一系列实践。后期的““””运动尽管也是一种体制外的解决干部问题的实践,但由于“_”的利用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也证明了解决干部问题仅仅靠思想改造而没有制度辅佐是难以顺利实现的。(4)对农民的思想改造。对农民的思想改造是重中之重,毛泽东一直将其放在重要位置,认为通过向农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来消除农民自身落后、分散、自私自利等落后思想。
毛泽东针对不同人群的思想改造方式为近代思想改造提供了新的思路。
1.2思想改造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通过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之后建立了新中国,然而长达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彻底消灭的,因此,建国之初整个新中国的思想改造核心便是针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改造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毛泽东在当时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将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作为思想改造的目标。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主张自私自利,强调官本位,一切都以“我”为中心,从自己出发建立私人关系网络,官本位则是官僚主义的“老爷”作风,这些都违背了毛泽东“公平”“公正”的价值观。针对这些残留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论是处于什么岗位上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谋取私利。在当时也树立了诸如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榜样。只有具备了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品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克服种种困难。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直备受人们重视,在近现代思想改造过程中也一直被奉为圭臬。
1.3以群众运动作为思想改造的推动方式。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一直以来所坚持的,毛泽东认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群众是所有工作的基础,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多年间,我国几乎每年都有群众运动。在思想改造中走群众路线,一方面在广大群众中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浪潮,解剖自己,改造自身思想,另一方面通过广大群众带起的思想改造浪潮对各阶层人民产生强大的压力,迫使其转变思想,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为了强化群众运动的作用,毛泽东将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融入到群众运动之中。借助毛泽东的“四大”,群众一方面通过批判、批斗等形式帮助改造对象完善其思想改造。而另一方面,通过对别人的揭露、批判等形式,可以起到教育自己的作用,实现自身思想的完善。
以群众运动推动思想改造的方式在建国期初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成功实现了冲破封建主义思想束缚、转变人们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目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群众运动也存在一些负面效应,一些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靠群众的批判、批斗运动往往会造成混淆政策标准、颠倒是非、伤害人心、践踏民权的后果,这些也是以后思想改造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方面。
2.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继续完善思想改造
2.1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科学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是革命前辈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漫长的革命史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继续完善思想改造必须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科学性。在漫长的革命史中新中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思路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整个新中国的
进步和繁荣也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实现的。要深入理解和贯彻一个思想,首先要做的是认识其科学性,从灵魂深处对其认可。
2.2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重大作用。
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在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的时候要坚持认识事物的两面性原则,客观公正地对其进行评价。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是不能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否定其思想的重要历史作用;二是不能以毛泽东思想中一些具体结论过时为由否定其思想的先进性。
2.3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任何一个思想的完善都是不断坚持和发展的过程,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变成现实我们应当学会传承,毛泽东思想之后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理论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需要我们在以后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拓展和完善。
3.结语
毛泽东思想为近代思想改造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起到很大的借鉴作用。无论是建国之初还是现在,毛泽东思想始终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延续并发展。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我们必须在以后的思想改造过程中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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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视学习、不断加强学习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也是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在每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关头,中国共产党都因善于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而避免和克服了各种危机。毛泽东十分重视学习问题,其学习思想十分丰富,对于指导我们的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政党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学习思想;学习问题;学习方法;意义
什么是学习呢?其实,孔夫子在几千年前就给出了答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道出了学习的本质。学习是一个探索知识、寻求真理的过程,任何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才能不停地进步,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学习作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举措。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的活动也开展地如火如荼,“学习”正在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和使用的一个高频率词汇。
一、毛泽东学习思想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战略家,更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从小爱读书爱学习,在其一生的诸多论著中,阐述了不少关于学习的真知灼见。最近拜读了《毛泽东选集》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学习和时局》等文章,感触颇深。这些文章使我认识到毛泽东同志不仅在革命的军事理论方面思想深刻、认识深远,而且在学习方面也有着深刻辩证的开拓精神和总结性的思想认识。由此引发了我对毛泽东学习思想的研究兴趣。
所谓学习思想,是指人们对学习的本质、学习观念、学习态度、学习原则、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等问题的基本看法和观点,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多层次的思想体系。关于毛泽东学习思想的含义,至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为学界所公认的概念。我认为,毛泽东学习思想是在广泛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华,经过反复的实践和综合探索,总结、继承和发展了许多治学经验和优秀成果,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革命为中心和以工农群众为对象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学习思想体系。在《论语》中,孔子主张学、问、思、习、行相结合,而毛泽东同志对学习思想的论述也相当广泛,包括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等诸多方面。
毛泽东同志一生博览群书,从古代的传统文学到近现代文学,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惊人不已。他博古通今,学识渊博,真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学问家。
毛泽东同志爱学习,但认为学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特别重视学习方法。他读书的时候特别喜欢做读书笔记,读完一本书后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字迹,有的是对自己有疑问的地方做出的标记,有的是对书中某一观点得出的自己的见解,而且遇到好书要反反复复地读好几遍,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他常常跟身边的人说,学习要活学活用,不能刻板教条、死记硬背。毛泽东同志说,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是讲义之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毛泽东就想说明一个道理:一个人光有书本知识是不行的,一定要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学习实际的知识,这是最丰富最生动的知识。
毛泽东同志一直秉持严谨的学习态度,他认为学习要踏踏实实、谦虚谨慎、不耻下问、孜孜不倦、持之以恒,不能投机取巧、半途而废、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形象的说:“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这是说我们学习要脚踏实地,不能徒有虚名。他认为:“知识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虚的态度。”他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他说到做到,到晚年一直坚持学习,即使自己不能读书了,还坚持让人给他读报纸,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向我们展示了一代伟人的风范。
毛泽东同志学习思想十分丰富,对于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态度等方面都有着精湛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他的学习毅力和求知精神,令我们钦佩,这对于知道我们的学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当前我们的学习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在经济建设大潮和文化多元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不管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在学习的目的、方法、态度和学风等问题上依然存在一些的问题。
(一)学习目的不明确
不知道自己缺少什么知识,应补什么知识,不加选择地、毫无目标的拿来便学;不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学,单纯的为了学习理论而学习;有些人学习不是为了报效祖国、为祖国做贡献,而是为了一己私利,利用学到的知识技能谋取利益、危害人民。
(二)学习方法不得当
往往只注重理论的学习,学而不思,不会学以致用;不注重与实践相结合,不注重调查现状、研究历史,不会结合实际进行灵活运用,不会指导和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停滞不前,不敢大胆创新;不注重知识的积累,容易一知半解,做不到持之以恒、举一反三。
(三)学习态度还不够端正
把学习看作是一种负担,看作武装自己语言、装点自己门面的需要,学习往往是为了某种功利性的目的,失去了学习本来的意义,并没有真正地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和意义。
(四)学习氛围不浓厚,缺乏良好的学习风气
学习的主动性不强,积极性不高,往往是三分钟热度,想学了就多学一点,不想学了就把学习抛之脑后,做不到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在学习中往往囫囵吞枣,浅尝辄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缺乏学习的灵气和灵感,缺乏钻研到底的决心。 (五)一味地崇洋媚外,不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
对中国的历史一知半解,不学老祖宗几千年积淀下来优秀文化,只读西方的东西,看西方的影视作品,过西方的节日,有的就只会忙于网络,走所谓的时尚。
三、我们应该如何学习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无论是科学地总结经验还是顺利地推进又好又快的发展,抑或建立学习型的无产阶级政党,都需要认真地加强学习。因此,研究毛泽东的学习思想,发掘其深远的学理和科学的方法,对我们都有着深刻的启示。我们必须通过“有的放矢”的学习,不断掌握新知识、新方法,才能适应新挑战,解决新矛盾,富于新活力。具体来说,当前形势下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学习观,我个人认为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树立长远的奋斗目标,有终身学习的理念
知道自己的优势和短处,取长补短,扬长避短,知道自己学习是为了什么。给自己制定一个合理的目标才能激发自己学习的动力。在学习中,要像毛泽东一样善于思考和质疑,有目标、有计划,不懂就问或反复阅读从而达到理解和消化知识的目的。在科学知识日新月异的今天,世界在飞速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知识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我们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就必须把学习从单纯的求知变为生活的方式,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
(二)在学习方法上要坚持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课堂学习和自学相结合,做到学以致用
要始终保持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在学习中树立创新意识、增强创新能力、拓宽创新领域,切实解决学习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毛泽东学习的经验可以看出,社会实践的知识也是同等重要的。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是实践的总结和升华,但反过来又需要用实践来检验。因此只有把书本知识融汇到社会实践中去,同时在广泛的社会实践中强化自己的知识,多读、多想、多写、多问,增强自学能力,发挥学习的自主性,拓宽自己的知识结构,才能在这种相互融汇的过程中有所创造和有所发明。才能提高学习能力,增强学习效果以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
(三)要端正我们的学习态度
要使每一个人都深刻体会到学习不仅是个人获取知识、提高素质、增长本领的重要方式,而且还是一个民族和国家传承文明、繁荣进步的重要途径。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成功、成就、升迁等原因的85%是因为我们的态度,而仅有15%是由于我们的专门技术。要把学习视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学习不能与生活割裂,只有把学习与日常工作生活融合在一起,把学习当作一件快乐的事情,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彻底摒弃懈怠之心、功利之念,真正把学习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在学习中生活、在生活中学习,学习才能自觉,才会恒久,才会有生命力。
(四)要建立良好的学习机构、体制和教育制度
有组织、有系统的学习,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使习惯成自然。并且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有“钻劲”和“挤劲”,不能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五)要注重学习和研究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其继承与发展,对西方文化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防止西方文化渗透,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总之,我们一定要摆脱考试性被动的学习模式,要主动在国际化的视野下读书学习,寻找最前沿的一流的知识,并通过一些实践活动提高自己的动脑、动手能力,边学边做,为解决实际问题去读书学习。我们应明确学习中最重要的不是死记硬背某些知识,而是要深入理解和认识,学习只是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关键是要抓住理论的精髓,活学活用,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具体的实际工作中去,实现科学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和推动作用,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用科学的知识和理论去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更好地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我们要把学习作为一种乐趣、一种态度、一种追求、一种境界,孜孜以求、苦学不倦,在学习中拓宽视野、提升能力、增强本领;在学习中陶冶情操、开阔胸襟、提高修养。我们要时常反躬自省,对自己在学识、眼界、能力等方面的不适应保持警醒,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中,重视学习、热爱学习,在坚持不懈的学习中补“钙”、健“脑”、充“电”,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观念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更好地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人类若不懂学习,不会学习,一切都无从谈起。毛泽东的学习思想有一个核心议题,那就是:学习是人的一种追求理想、追求真理的社会实践活动,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为了创建学习型社会,创造人人奋发学习的氛围,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学习思想的精华,做到全民学习,人人学习,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才能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胜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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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是指企业为满足消费者或用户的需求而提供商品或劳务的整体营销活动。而战略是确定企业长远发展目标,并指出实现长远目标的策略和途径。战略确定的目标,必须与企业的宗旨和使命相吻合。战略是一种思想,一种思维方法,也是一种分析工具和一种较长远和整体的计划规划。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入世后中国电信的市场形势及营销战略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针对入世后中国电信市场的形势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营销对策。对于促进我国电信产业的快速发展,适应激烈市场竞争的需要,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 :中国电信 市场形势 营销战略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电信业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改革开放浪潮,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电信业从政府统一管理的基础设施部门转变为竞争激烈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从欧美发达国家开始,包括后来跟上的发展中国家,各国电信企业纷纷与政府邮电管理部门脱钩,实行企业化经营。首先,是从对电信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转变为股份有限公司。其次,发达国家各国政府纷纷放松管制,开放市场,并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主要渠道,呼吁并实施在世界范围内放松电信管制。
1997年2月15日,世界贸易组织中的69个成员国,代表了全球90%以上的电信业务,正式签署了2000年的电信市场对外开放协议。主要内容为:1998年1月1日,美国、加拿大、欧盟部分国家和日本(相当于世界电信收入的75%)全面开放电信市场。
入世后,中国电信企业面临外资入局的挑战,到2004年12月11日,中国入世3周年已满,依据我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电信行业已在2003年底全面取消了增值服务开放地域的限制。在2004年年底,外资在移动语音和数据服务中的持股比例限制由开放初期的25%逐步提高到49%,并可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建立中外合资企业,提供基础电信服务。2005年,外国电信运营商进入中国的最关键时期已经到来。
在中国的良好经济环境和巨大市场潜力的诱惑下,矢志复苏的国际电信巨头一直对中国的电信业有着强烈的兴趣:AT&T苦苦争取了8年才得以落地浦东;沃达丰不声不响地增股中国移动;澳大利亚电讯渴望借奥运会之机赢得一席之地;SK电讯与中国联通建立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合资电信企业———联通时科;DoCoMo、法国电信在北京设立了研究中心;英、德电信等都在与中国网通、中国电信等企业协商,试图找到进入中国的最佳途径。在向中国电信市场的迈进中,外资的步伐越来越急迫。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电信业还是一个由邮电部一统天下的纯国有的、绝对政府垄断的、低效率、非盈利部门,根本不是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打破行政垄断、引入竞争机制等方面,中国电信进行了改革。1994年,中国联合通信公司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中国电信行业的大统一的天下被打破。但是,至今电信业在破除大统一局面、引入新的竞争主体方面的工作尚未完全到位,中国电信与政府的“血缘”关系并未完全割断,现有的几个国有电信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企业内部还没有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效率不高导致规模不经济、无成本优势;竞争还仅局限于价格竞争的低层面上,缺乏技术含量高的创新性竞争。
入世给我国电信业市场带来负面影响,如国外信价比高的产品将大量进入我国电信产品市场,外国实力强劲的电信公司将纷纷进入我国的电信市场,对我国电信企业造成巨大冲击。
当国外电信企业进入中国电信产品与服务市场后,他们势必凭借先进的技术平台、科学的管理模式和优良的服务品种与水平,对在经营机制、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等方面与他们有很大差距的我国电信企业形成巨大的挑战。从其它行业的外企进入中国市场的营销战略特点来看,外企电信公司进入后,必将采取人才本土化的战略,其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优厚的待遇将使我国电信产业丧失大量的人才。这些挑战是我国电信产业从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必须应对的,我们别无选择。
如何增强我国电信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电信业的整体实力,如何调整我国电信产业的营销战略,以便我国电信业能在激烈的国际和国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我国电信业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为此,我们应采取的市场营销战略应为如下几点:
(1)引入竞争机制,重组电信行业资源,组建企业集团。中国的电信产业过于分散,企业过小的现状仍十分严重,难以与国际上电信巨头进行竞争。因此,必须大刀阔斧地开放国内市场,整合国内电信优良资源,鼓励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参与电信业的竞争,将民营经济的活力注入国有电信企业的实体之中,加快国有电信企业的重组、改造,壮大我国电信业的整体竞争力。
(2)坚持技术创新。市场竞争最终归结为电信产品所蕴涵的核心技术和专有技术的竞争。电信产业的技术创新,主要在三个层面上开展:第一是电话、有线电视、互联网通讯和卫星通讯的结合;第二是通讯与计算机、新闻媒体和文化产业的结合;第三是通讯与商业和金融产业的结合。只有在不同层面上逐步占领技术的制高点,中国企业才能既适应市场需要,又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3)以顾客为中心,提供更多的电信产品。由于我国电信产业大统一的历史局面还没有完全根除,几个大的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在价格层面上展开,所以我国电信产业市场上电信产品仍十分单一化,适应不了顾客的需要。在发达国家,电信企业的产品品种众多,业务量很大,如美国通过AT&T电话实现的“家居购物”销售额,1994年达1 000亿美元,约占全美零售总额的25%~42%,1997年年底以前,沃玛特8万种商品全部上网销售。在国外,电信产品的开发遍及保险、储蓄、旅行、炒股、娱乐等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4)实行国际市场营销战略,参与国际市场的运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企业必须树立全球竞争意识和全球市场意识,制定全球市场营销战略,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为此,我国可以跨行业组建一个电信企业集团,如将电信的研究院所、制造业和电信服务业的优良资产进行组合,组建一个有活力的大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电信产品供给和电信运营业务。在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我们只有能走出去,拿进来,并通过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与合作,互通有无,才能逐步发展壮大。
总之,入世后中国的电信企业既面临了激烈的竞争,又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的电信企业要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营销战略,才能适应激烈竞争的需要,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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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至今已逾半个多世纪。从20世纪30至40年代的萌芽,到50至60年代的初步形成,到70至90年代的恢复与发展,再到90年代末开始的学术化转型,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实用化到学术化,从单一写作模式到多样化转变的过程。目前,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刻,我们应充分运用新知识和新方法,以促成学术的转型。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讨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历程及特点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从萌芽、初步形成、恢复与发展以及转型四个阶段,对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历程及不同阶段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以期为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音乐 通史研究 历程 特点
在我国,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伴随着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开始逐渐向着近代音乐文化转变,对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历程以特点进行探讨,对于促进音乐文化的转型和发展是非常必要的。这里主要从以下四个阶段,对其进行分析和讨论。
我国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萌芽于20世纪30-40年代,主要是针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历程的研究和论述。在1936年,李树化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中,以19世纪欧洲“国民乐派”的兴起为参考,对西方音乐文化传入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音乐发展历程进行了评述,对中国音乐流布嬗变态势及发展格局等进行了分析,非常直观地体现出了作者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与传统音乐之间差异性的认识。
之后,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造性地开设了“新音乐运动史”课程,从当时社会背景和教学目的出发,出现了许多以左翼和救亡音乐的成长和发展为主要脉络的《中国新音乐运动史》,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有冼星海的《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陈原的《中国新音乐运动之史》等。在萌芽时期,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明确了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思想基础,同时对史料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汇集。但是受客观条件及思想认识局限,部分研究缺乏科学性与可靠性。
在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音乐工作者以保卫革命音乐传统为口号,开始了对五四运动以来的音乐发展历程的研究,也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对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工作的开始。在研究中,一方面,针对许多老一辈的音乐家、戏曲艺人等进行了采访录音,对相关素材进行了完善,同时,对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宣部资料室等存在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另一方面,在通史编撰中,采用了综合史学研究方法。例如,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的编写中,采用了新的综合史学研究方法,将全书的内容分为了两大部分,针对音乐创作、音乐理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论述,同时,在编写过程中,应用了规范化的学术标准。
在““””结束后,一度被搁置的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81年10月,在当时第一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术讨论会”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音乐简史》两部史稿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的音乐院校了陆续开始了对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出现了许多近现代音乐通史著作,如《中国音乐史讲义》、《中国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等,这些资料从整体框架层面上看,多是以时间分期法,实现对于章节的划分;从内容方面看,涉及了传统音乐文化和新音乐文化两个部分,包括了著名音乐家、作品、乐器等相关内容;在史料的应用方面,力求历史资料的多样性,强调文物与文献考证研究的互补结合的史学研究传统。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了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教材类的通史迅速增加,为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参考依据,如1991年孙继楠主持编写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2003年陈秉义编写的《中国音乐通史概述》等,都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一些以多元化、边缘化研究视角编撰的音乐通史著作也随之出现,如臧一冰的《中国音乐史》、居其宏的《20世纪中国音乐》等,从多个方面对近现代音乐的发展进行了研究,颇具新意。
首先,历史观念新。在该时期,对于音乐通史的研究,着重介绍了近现代中国音乐的发展情况,同时加强了对于流行音乐历史的研究,在描述方面更加细致,富有个性;其次,研究视野新。在该时期的著作中,都体现出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唯物史观与知行相统一的风格,无论是研究目的还是研究视野,都有了很大的创新,开始逐渐由单纯的课堂讲义向着全社会普及,同时推动了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文化的交流;然后,结构布局新。在这一时期,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已经开始针对现有的基本章节和框架,进行相应的改进和完善,突破了传统结构和叙述方式的束缚,使得相关著作的结构更加合理,层次更加分明,条理清晰,便于研究人员的参考和应用;最后,知识内容新。从著作的内容分析,在这一时期,对于音乐通史的研究,不仅追求充分性和详实性,而且注重内容涵盖范围的广泛性,对于许多对音乐发展存在一定贡献,但是被埋没或者遗忘的音乐家进行了挖掘,拓展了研究的范围,保证了研究的全面性和可靠性。
从上述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历程,经历了从政治化治史方式向学术化治史方式的转变,各种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的应用,以及西方音乐文化的引入,推动了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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