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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面纱》是根据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同名长篇小说 The Painted Veil 改编拍摄。2006年由此改编拍摄的电影呈现出不同的中国形象,反映了时代变迁中,西方世界打量中国的不同目光。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解读电影《面纱》中的中国形象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电影《面纱》是根据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同名长篇小说《面纱》改编拍摄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讨论电影《面纱》对中国形象的美化与丑化,反映出西方注视者打量中国的不同目光。
关键词:面纱 形象学 中国形象
电影《面纱》讲述的是一个与爱情救赎有关的故事。在20年代初期,一对英国夫妇来到美丽却瘟疫肆虐的中国乡村,经历了重重波澜最终领悟到爱的真谛。电影《面纱》改编自英国小说家毛姆的同名小说,导演用清新、唯美的画面讲述了男女主人公――瓦尔特和凯蒂之间凄婉的爱情故事,忠实地再现了小说中凯蒂――一个为了逃离伦敦浮华社交圈的小女子,如何从对爱情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到最后勇敢地承担生活责任的精神蜕变。电影与小说相比,人物的塑造更鲜活、更真实。
《面纱》的主角虽然是一对英国夫妇,但故事却呈现了百态的中国形象。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形象学主要研究一国文学中所塑造和描述的异国形象。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近年来比较文学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以电影《面纱》为文本,以形象学的方法讨论影片对中国形象的美化与丑化。毛姆在中国形象的塑造上,既受到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主观想象的影响,又受到自己对东方古老文化向往之情的影响。因此,他笔下的中国形象不可避免地被美化或丑化,呈现出两种极端的形象。这是毛姆带着西方文化的有色滤镜所看到的中国形象,西方文化在毛姆身上打下的烙印,造成他对中国产生误读和歪曲,中国是作者基于西方这个“自我”形象之上的“他者”形象。毛姆将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构筑为一个“他者”,一个与自身对立的文化影像,这个影像一方面是理想化的、神秘的,而另一方面,它是被丑化了的、异类的。下面就从这两方面分析《面纱》中的中国形象。
回顾整部影片,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许多中国人卑躬屈膝、甘愿做别人的仆人,并且唯唯诺诺、沉默一言不发的画面。作者对中国人的描绘,流露出西方社会集体无意识的优越感,以及对东方人民的蔑视之情。据法国形象学家巴柔的观点:“看似个人创作产物的异族形象事实上是创作者所处社会的产物。形象受社会和时代条件的制约,反映的也是当时社会的整体看法和观念,是群体想象的结晶。”①
病情灾区的人们似乎都是野蛮而愚昧的,为了凸显男主人公瓦尔特的伟大,中国的民众仅仅是作为背景人物而出现,他们对外籍人士的排斥也让观者觉得不舒服,也让中国人的形象大打折扣。而影片借助女主人公凯蒂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肮脏杂乱的一面:破败的房屋,肮脏的玩偶,古怪的奴仆,污秽的街道。总之,在她的眼中,这是一个疫情泛滥、破败不堪的村庄以及一群丧失话语权、死气沉沉的行尸走肉。男女主人公都是高尚的救世主,而中国民众则扮演着愚昧、丑陋、迂腐的被拯救者的角色。毛姆为了实现心中那个崇高而伟大的救世主理想,那个英雄主义理想,把瓦尔特塑造成这样一个英雄人物,而中国人民则理所当然地成为英雄周围沉默的背景。
与小说《面纱》相比,影片中的人物虽然不再是毛姆笔下“沉默的他者”,他们也表达着自己的爱与恨,可是强烈的民族情绪发展到极端就变成对所有外国人盲目的粗暴攻击。此时,小说中迂腐懦弱的中国人又变成了热爱祖国的愤青,于是才有了挥着臂膀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驱除鞑虏”的勇气,有了对凯蒂围追堵截的愤怒,有了与瓦尔特对峙的勇气,可是这一切最终却败给了瓦尔特的机智勇敢。影片中这一情节的描写明显地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自负色彩,好像中国人民在他们面前永远是那么不堪一击,永远是羸弱的“东亚病夫”,永远只能充当英雄的背景人物。在这一群背景人物当中占绝对优势的中国军阀,也被塑造成蠢材,影片中短短一段对话,把军阀无能、腐败、势力的丑陋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不可否认当时的军阀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样的刻画无疑丑化了中国军阀的形象,这与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对中国存有偏见是分不开的。
《面纱》的时代背景为20世纪初,此时的西方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由于毛姆长时间游历东方国家,他对神秘的东方及中国情有独钟,将这遥远的国度视为精神的伊甸园。工业革命给人们带来充裕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侵蚀着人们的精神领域,而西方的____文明无法承担起使得人们在精神上走向统一的任务,只有从文明生命力最为持久的东方文化中,才有可能找到这种引导人类精神统一大业的思想力量。
中国的神秘与魅力在影片中首先表现在凯蒂的改变上。在来湄潭府之前,凯蒂是一个爱慕虚荣、耽于爱情幻想的女子。与瓦尔特结婚之后,她觉得丈夫古板、木讷,不是自己真正爱的人,于是她出轨了。而丈夫隐忍了这一切,决定让凯特与他共赴霍乱肆虐的湄潭府,作为对她出轨的惩罚。刚到这儿的时候,凯蒂厌恶这里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脏乱不堪,她想尽一切办法想要逃离。当她渐渐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之后,尤其是在与韦丁顿先生的几次谈话之后,她的思想慢慢地发生了转变,她不想再整天无所事事,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这样她会觉得自己很没用。于是,她决定做点有意义的事――在修道院帮助修女照顾孤儿。在全心全意照顾孤儿、与孤儿相处的日子当中,凯蒂渐渐找到精神寄托,并且她对丈夫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甚至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那个自己曾经以为不爱的人,真正领悟到了爱的真谛。
其次,影片中所塑造的海关专员韦丁顿的形象是让人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他在中国待了二十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小说以及历史典故了然于胸,谈论起来也是滔滔不绝、妙趣横生。这个人物俨然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韦丁顿充分吸收了中国道家的思想,而这种中庸之道恐怕就是他之所以能在霍乱横行的湄潭府豁达地生活的原因了。影片中他和凯蒂有过几次谈话,他的表现非常幽默而机智,让凯蒂深受启迪,他在凯蒂的灵魂重生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根本上说是中国文化在起作用,毛姆本人也非常欣赏中国的庄子,他从中领略到的中庸之道也许正是他给当时迷茫的西方社会开出的一剂良方。
最后,在《面纱》中毛姆将自己的古代中国情结寄托在海关专员韦丁顿的中国情人这个人物形象上。这个人物没有名字,出场时间很短,但是通过凯蒂的眼睛,我们就可以领略到她的神韵。但是毛姆将目光集中在这样一位满洲女人身上,欣赏她的教养与美丽,完全是出于猎奇的心理。因为这位满清格格的美必须有韦丁顿这位西方人的存在才能有所附丽,这体现了西方人潜意识中对自我文化持有优越感。
影片《面纱》中,作者和导演力求以相对客观的眼光描写他们心中向往的神秘天国。《面纱》于1925年问世之后,曾多次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2006年,中影华纳横店影视有限公司和耶瑞电影发行集团联手,再次将这部经典之作搬上银幕。与小说相比,电影对于中国形象的再现要相对客观公正一些。影片中的中国只是一个被外国列强的炮火轰醒,在战乱中蹒跚前行的古老国度。那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以一种全新的眼光近距离打量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他们逐渐抛开狭隘的优越感,将苦难与希望交织的中国历史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但是真实也只是相对的,在影片中由于受到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潜意识中轻视的影响,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丑化了中国,或者作者也由于自身受到对东方文化崇拜之情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多多少少美化了中国。从形象学的角度来看,异国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它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于真实情况。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我们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去接受异国对我们的评价,并且反思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存在一些问题,同时审视我们在评价别的国家时是否也由于受自身文化的影响而有失客观公正。
①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孟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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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音乐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第一首电影歌曲《寻兄词》电影《野草闲花》的插曲)问世以来至今已经有近90年的发展历史。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不论是在声音制作技术上,乐曲的配器使用上,以及人们的听视觉的审美观念上都在不断的进步。但是不论怎么发展变化,对于我国的电影音乐有一个灵魂主线是长久不变的,就是它的民族风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族风格在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构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迅猛发展,区别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的中国电影,不论是在量的积累还是质的提高,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发展状态,依附于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的电影音乐也区别于21世纪之前民族风格的单纯继承与纯粹阐释,将当下现代化的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本文分别从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使用素材、艺术表现立足点、发展依据等方面来说明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构成模式。
21世纪以来,随着电影表达艺术思潮的日益充沛,电影艺术类型的不断拓展,电影音乐这门独特的视觉与听觉的艺术综合体呈现出了蓬勃的发展局面。电影音乐的发展是电影艺术全面成长的意志体现。英国文艺批评学者佩特说过,“一切艺术到精微境界都求逼近音乐”。电影音乐的风格多种多样,21世纪以来的电影中不论是民族题材电影还是武侠、科幻等电影类型,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的运用时常被创作者容纳,《卧虎藏龙》光从音乐本体的乐器使用上就充分的体现出中国古代武侠的侠肝义胆,琵琶、鼓这些具有鲜明中国符号的乐器所演奏出来的民族韵调,比如玉娇龙窃剑逃走的那个部分,鼓点的快慢缓和、声部的起承转合等与画面相得益彰,使每一位观众都在浓郁的中国气息中充分的感受到中国武战的紧张氛围与畅快体验。“对民族风格音乐的运用是中国电影音乐的永恒主题,很多源自百姓生活、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音乐是影片引起观众共鸣、激发联想的最有力保障。人们在富有民族文化特征的旋律中寻内心的希望,电影音乐也在博大精深的民族音乐沃土中汲取营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带给观众美得享受。”然而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的构成不仅仅只是依靠这些民族乐器的演奏而产生的,其中不同音乐艺术体裁和不同民族调式以及现代民族风格创造的运用,比如民歌、戏曲、民族文化元素、民族曲调的再创作、民族风格与西洋乐器的融合等也为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那么,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模式是如何构成的呢?
象征着中国音乐符号的乐器以及曲调有很多,比如:弹拨类的古筝、吹奏类的竹笛、拉弦类的二胡、打击类的锣、梆子、鼓,民歌的曲调、戏曲的曲调等等,这都在影片整个观赏中加入了深深的中国符号烙印。21世纪的民族风格模式构成不仅仅像是在80、90年代那样纯粹的使用以上元素,随着音乐创作视野的拓展,吸收国际电影音乐制作的先进技术,“洋为中用”的思潮基于中国元素的基础上被良好的运用在我国国产电影音乐的创作中。
比如在影片《英雄》中,传统的中国武侠一对一对决模式,长空与无名的决斗上,电影音乐创作为了模拟再现强烈的民族侠气风格,在乐器本体上选择了传统文化浓厚韵味的古琴以及西洋小提琴作为“对决”乐器,其配乐曲《棋馆古琴》,“以东西方不同的浪漫表现手法,获得了传说中的‘秦弦子’那如同马头琴、二胡、三弦结合的美妙音色。抑扬顿挫的弦音展现出高手过招如同于大音希声,有型似无形的神韵,达到了听觉与视觉画面的完美结合。”另外一部电影《卧虎藏龙》主题曲运用在影片的开始部分,当人们被中国风格的“马头琴”音色带入哀怨怅惋、神秘东方的民族情景中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被这个乐器的音色所“欺骗”,这其实是由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用大提琴演奏的散板旋律片段,如谱例1:
谱例1:《卧虎藏龙》电影音乐片段
在这里,大提琴完全失去了西方的古典时期音色特征,取而代之的是中国马头琴的苍凉悠长音调,表现出浓郁的中国韵味。民族的曲调特征与西方的乐器音色特征合二为一,在西洋乐器的音色中充分感受民族曲调的清新之风。《卧虎藏龙》可以说是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音乐中“中西合璧”的代表性作品。该“音乐以西洋乐器大提琴等为主奏乐器,配器中以西洋管弦乐队做衬底,用中国有特色的民族乐器:葫芦丝、热瓦甫、琵琶、板鼓、中国鼓、竹笛、二胡等作为色彩乐器,在旋法上采用民族特色鲜明的民歌及戏曲旋律、节奏素材,尤其是中国民族打击乐的运用等手法,使整部电影音乐得以完美的诠释”。
电影音乐是电影艺术的综合有机组成部分,其音乐的创作和发展都要随着电影主题的发展而变化,电影音乐收益效果的接受者是听众,而听众同时也是观众,视觉传导在前,听觉感知在后,电影音乐要服务于电影本身。所以,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构成的生命体在于自身的电影主题表现,音乐会随着影像而体现出相应的时代特征,从而在影像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音乐的文化风貌。
电影《一九四二》故事发生在河南,影片中浓郁的河南口音已经深深的烙上一种民族风格文化在其中,电影音乐在河南人、河南事、河南灾的故事基础上,作曲家赵季平运用河南当地的音乐元素和乐器为整部电影进行配乐,从听觉的效果上已经先入为主的阐释了这是发生在河南的历史性灾难,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时代性。而基于民族素材基础上的电影音乐民族风格同时也具有电影音乐传导和渲染的一般共性,会让观众充分的感受到电影中无形的民族气息,加深观众的审美感受力。
2010年由徐克导演的《龙门飞甲》(又称《新龙门客栈》续集)中中国传统武侠英雄代表人赵怀安狭义非凡,与明朝恶势力抗争的狭义壮举等这些电影民族元素,都被相对应的民族乐器竹笛、琵琶等进行了详实的描述,身揣宝剑,牵马阔步行走在无际沙漠之中,表现出中国古代武侠的高深义气,唯有竹笛、琵琶等民族乐器将其描述尽致。类似于这样的影片还有《十面埋伏》、《大兵小将》、《大闹天空》等。这些都是在已有的民族素材基础上进行再加工的艺术听觉表现,如果自身电影中的民族素材表现不强烈的话,比如在纽约的大都市画面中吹奏起国乐《百鸟朝凤》,那么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也就无法立足。
反之,在民族元素的基础上进行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渲染,那么就会加强电影自身的艺术表现力,也会促进观众对于电影音乐审美的自身需要。由此可见,“音乐的民族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是由一个民族长期的风俗习惯、精神气质、语言体系、审美趣味、哲学思想形成的,有一定的凝聚性,又随着历史的前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它表现着不同时代的民族的不同的人物和环境”。
21世纪随着电影视觉3D艺术效果的出现和发展,听觉艺术如果还只是停留在80、90年代的单纯叙事、抒情表达的话,那么科技和创作者的想象所带来的艺术冲击力会将电影音乐摒弃在后,会使得观众感觉审美体验的不统一性,从而影响到电影艺术的整体性发展。那么民族风格的现代化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音响效果的现代技术制作。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比如民歌或者戏曲被单纯的全套的搬到荧幕中来会因强大的艺术本体审美而宣兵夺主,也会因为观众现代化的审美眼光在科技含量较高的电影中而显得格格不入。
所以,在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创作中要善于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比如电影《智取威虎山》中,传统的京剧版本没有在电影中完全照搬,而是将戏曲主题进行了配器和旋律上的重新改编,其中电子效果器的运用使得3D效果的杨子荣与座山雕斗智斗勇显得更加惟妙惟肖,主题片段时而出现在斗志昂扬的情绪渲染处,当人们听到熟悉的电声效果圆号独奏时,既有过去经典京剧版本留下的故事印记,也有现代跟得上3D效果版本的时代步伐,让观众从听视觉感官上享受电影艺术的魅力。其次,民族风格歌曲的深刻的艺术再创作。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体现要素一个是民族音乐实物比如民族乐器、民族歌谱、民族演唱等,另一个是隐形的民族要素体现,比如曲调风格、歌词抒写、乐器配置等。当下的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构成一方面是基于原歌曲要素素材上的再创造,另一个方面是基于民族要素基础上的再创造。不断的随着时代观众审美方式的变革而改变,才适应电影艺术的整体性发展。
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电影中,为了使观众具有现代眼光来看待爱恨情仇、权力争夺的情感表现,由周杰伦创作的具有浓厚中国民族风格的《菊花台》便孕育而生,不论是歌词的抒发,还是旋律的哼唱,曲风的表述以及配器的使用等都充分的体现出民族风格的现代化特征。最后,民族音乐风格的世界性传播。有句话说的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下中国电影音乐能在国际上立足,被世界电影音乐所熟知,只有民族风格的体现才能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电影《冰雪奇缘》中主题曲《let it go》被世纪各国译为了多个版本进行演唱体验,而我国《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等电影的成功也让世界各国听到了属于东方人的曲调风格、器乐属性、音乐特质等,从而了解到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
中国电影音乐的艺术根基在于民族风格的充分体现,21世纪的民族风格的模式构成除了“中西合璧、民族素材、现代化体现”之外,既需要有传统乐器的引入,也需根据电影表达效果有现代电声技术音色的融入,既需要有传统民族曲调的抒写,也需要有根据现代艺术审美改变的曲调编配,即需要有传统演唱技法的基调渲染,也需要有现代流行唱法的独特体现。总之,民族风格的构成模式基于民族文化基础、观众审美体验、科技发展进步等要素将会跟随时代前进步伐而不断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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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魁拔》系列动画电影第一部上映,票房惨败,却在网络上好评不断。在一些关注度高的网络评论网站,如豆瓣网上,相比于同年国产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兔年顶呱呱》6.3分,而《魁拔之十万火急》的评分一度达到8.0分罕见的高分。很多网友在看过电影之后甚至感慨, 它让我看到了国产动画的希望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魁拔》对中国动画电影发展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由北京青青树动漫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系列动画电影《魁拔》在2011年上映,接着在后期推出相应的系列作品,并在2013 年 7 月 27 日在北美地区首映。尽管其在国内外票房惨淡,但是却在互联网上获得了大量的好评,甚至许多网友看过之后忍不住感慨,“看到它,让我看到了国产动画的希望!”可以说动画电影《魁拔》的出现,让我们颠覆了对中国传统动漫的认知,也为中国原创动画行业增强了很多信心
从动画产生至今,短短百余年涌现了诸多经典作品,不管是日本创作的产业型动画抑或是好莱坞商业巨制,还是风格特异的俄罗斯动画,都引发了人们对动画艺术的追捧。尽管我国动画产业模仿了好莱坞的产业模式,但是创造出的不过是类似《喜羊羊与灰太狼》 这种虽然叫座, 但缺乏内涵深度的低龄动画电影。在2011年出现的 《魁拔》,可谓点燃了国人心中的希望之火,这部作品以其精致的画风、震撼磅礴的场面以及对人性深刻的挖掘,被国内动画领域誉为“中国动画的文艺复兴之作”。在第一部作品上映之后,国内外反响空前,甚至发行范围拓展到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地区。在国产动画行业低迷的今天,看到《魁拔》的闪亮登场,我们仿佛回到儿时, 再次感受到国产动画给予我们“80后”“90后”的感动。
许多青少年之所以喜欢这部作品,因为该动画中包含了他们期待的“热血”元素。确实,电影《魁拔》称得上是我国首部基于架空世界观的原创青少年热血类型玄幻动画。片中讲述的“魁拔”是创作者设计的一种怪兽,由于天地玄幻的错误,在宇宙漏洞中产生的一种生物。在天地之间的勇士们会每333年摧毁魁拔一次,而每次斗争都让他们感到无上的荣耀。
在过去,我国许多动画作品例如《大闹天宫》等都是取材于古籍的动画片,但是反观电影《魁拔》,却是创作者重新建构的一个奇妙世界,可谓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创作者认为全宇宙皆脉,而各种脉往复不断循环建构出一个平衡的世界,也就是说脉才是整个世界的能源。在这个世界中,以不同的脉具体分为了三个空间,即天、 地、 灵三界,在天界中,诸位天神的责任就是守护元点,也就是整个宇宙的核心、源头;在地界中,存在着11个不同类型的种族,这些生物形态各异,顺应着天赐的生存法则与制度,并不断进化,成立了神圣联盟,想要去将地界统一起来。尽管天与地两个境界有衔接的通道,但是两地的人们并不会往来,直到他们共同的敌人“魁拔”出现之后,这两个境界的生命才开始汇合、交流,想要通过协作来打败敌人。虽然这是一个假设的世界,但是却是一种全新的创作角度,可谓第一次打破了传统国产动画片中禁锢的想象空间,值得被国内动画人欢呼与肯定,因为多少年来,中国的动画片确实需要原创!
除了原创的世界观值得被我们肯定,另外《魁拔》的一大亮点就是角色的设定。这部作品架构出一个14岁左右青少年的心理群,希望顺应现代中小学生心理来进行人物设置。虽然这样的设定是正确的出发点,但是创作者依旧要考虑其他因素,否则最终就会让部分最真实的点被冲淡。例如怎样引导十几岁的青少年耐心坐下来听你讲完故事,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是极其重要的。电影中蛮吉(第六代魁拔)和谷鸡泰等人物被创作者赋予了鲜明的性格特点,对白幽默风趣,都会给观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都知道,一部好的动画作品必须要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与特点,只有那些富有个性的角色才可以吸引人们观看,例如小丸子、一休哥、名侦探柯南、米老鼠等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格。纵观整体,电影《魁拔》中设置的人物是成功的,例如让我们记忆颇深的蛮吉和谷鸡泰。然而也会有部分角色造型雷同,让人一看就不会产生较大关注度,例如雪伦和卡拉肖克?潘二人都穿着长袍,有着同样的飘逸长发,年龄、身形也都类似,如果不认真观看,很容易看成一个人。再比如,笔者认为蛮小满的造型趋向于日本武士的样子,猛一看以为是日本动漫,缺乏中国传统元素的特色,其他部分角色也有些模仿日本动漫之嫌,而这也是电影的不足之处。
从目前中国动画电影市场来看,许多卖座叫好的动画作品都是由国外引进的,而豆瓣的高分电影更是鲜有中国动画的影子,即便部分票房较高的国产动画也多数是改编的作品,而电影《魁拔》作为纯原创的国产动画电影系列的横空出世,将中国动画产业引领到了新的高度。
(一)世界观正常,富有深度的主题
我们看过的多数动画电影基本都是在诠释“人的成长”或“正义战胜邪恶”等经典主题,但是一部优秀的作品能够将这样固定的核心主题包装或巧妙设计,例如《超能陆战队》中精通机器人技术的小神童阿宏发现,这座充斥高新技术的城市正遭遇着一场犯罪危机,为了拆穿阴谋拯救家园,他将携伙伴机器人大白,与一伙生拉硬凑的菜鸟团队组成“超能陆战队”联盟,共同作战,抗击罪恶。虽然大白憨态可掬,但是他敢于与恶势力做斗争,并且主人公也由开始的年少轻狂逐渐成长,这使动画影片不仅是让儿童暂时饱腹的快餐,也包含了许多人生启迪和生命感悟,让孩子与大人看后都会有深层次的思考。而在电影《魁拔》中,作者也将正义与邪恶融合为一体,塑造出“魁拔”这个崭新的形象。主人公魁拔其实是一个纯净、善良的少年,但是恶魔属性的他却是无比凶残,他的善良战胜邪恶的过程就代表了“人在成长”的过程,这是从幼稚到成熟的逐渐认知的过程。部分影评人认为《魁拔》如同《火影忍者》的剧情一样,但是在《火影忍者》中,漩涡鸣人身体内的九尾狐并不是其真身,而是曾经被封印其中的。然而在电影《魁拔》中,魁拔和蛮吉两者是同一人,因此在未来他一定会考虑到“我是谁”这个问题,而就这一角度而言,其实《魁拔》远比《火影忍者》的内涵深奥许多。
(二)为热血青春精神点赞
曾几何时,中国传统动画市场潜意识地将低幼儿童作为主要目标观影人群,诸如《喜羊羊与灰太狼》《葫芦兄弟》等作品,这些低龄观众并没有主动消费的能力,尽管家长会带领这些孩子们进入影院,但是家长们在影院中几乎是处于感觉枯燥无味的状态。2008年,好莱坞动画《功夫熊猫》在国内上映,其中人物角色幽默的设定吸引了许多孩子们去观看,而多数成年人也主动地走入影院,据统计18岁以上的观众占到观影总人数的85%。所以国内动画人看到动画电影的市场不只要将视界停滞于家庭中,很多成年人群也会结伴来到影院看一些幽默、新奇的动画电影,而他们是潜在的巨大的受众群体。 《魁拔》系列动画电影则拥有较为广泛的观影群体,许多低龄儿童痴迷于新颖的剧情,并且电影中“我只要还活着,就绝对不会认输”的热血宣言也吸引了大量青少年群体观看,甚至中国著名青年作家韩寒为了支持这个“纯国货”,专门录制了一段VCR来发声力挺,他认真地说道,“电影《魁拔》的诞生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是这个时代的动画巅峰当之无愧,其中最为吸引我的是魁拔背后的一些东西。因为动画片并不是幼稚,只是代表真实影像无法到达的地方。”他觉得这部优秀作品让自己仿佛重新回到童年,拥有了更多的感动。许多年轻人也像韩寒一样,在观看《魁拔》的过程中感受到其中的热血精神,回到了青春时代,为曾经的年少时光而感动。
(三)崭新的视听语言视角
1.关于镜头
笔者最开始并没有认真地看这部影片,但是从开场的宏大战争场面、蛮吉学艺时的把式,与后期人物角色的打戏,都显得做工精良、细致,因此逐渐被影片所吸引。尽管它只是一部2D动画,但是作品中却有着较多值得圈点的地方,对于中国动画而言,这起码是一个好的发展苗头,让许多动漫人士对其赞赏有加。
不管是动画作品还是电影,所有的镜头与画面都依靠台词进行补充,或者我们可以说一切的台词内容都必须与“剧情有关系”,在创作过程中,不能只是让人物去念那些台词,而是需要配合肢体语言在故事中体现出来。这部作品多数的剧情发展都是依托于人物对话,可以说这是《魁拔》的不足之处。因为电影创作基础是故事,然后才是对人物形象的构建与塑造,一切生动的情节都有助于塑造角色,而不是依靠台词去阐释剧情。而且,这部作品的主要受众群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他们内心正处于叛逆期,不喜欢说教式的言语,因此会产生反感情绪,也许这些孩子可以从“热血”中汲取经验与教训,受到价值观的洗礼。
当然在电影中也有值得我们去赞扬与肯定的地方,例如有几段故事十分精彩,其中一个是蛮吉去接木质文耀,另一个片段是蛮吉放弃“协脉术” 的共鸣保护。笔者认为这两个情节堪称电影最为经典的桥段,也是影片出彩的地方。与传统国产动画电影相比,电影《魁拔》确实进步了一大截,基本上没有粗制滥造的地方,在影院观影的感受是很舒服的,多数场景制作精良,是同类型国产动画作品难以媲美的。
2.关于剪辑
动画人士公认《魁拔》比传统国产动画作品流畅,而人物动作帧数也较多,在电影前半部分的人物动作场面十分激烈,有力道。然而由于作品中涉及过多的特写镜头,因此导致后半部分的打斗场面几乎都使用了特写与慢镜头,这让后期剪辑手法生涩,很多观众觉得转场过于突兀,整部电影让人感觉头重脚轻,虎头蛇尾,这也充分说明创作者对于动画的节奏把握上不太精确,因此未来的国产动画应当注意这一方面,对节奏把握要经得起推敲与打磨。假如动画作品节奏不好,只会让叙事不够顺畅,观众观影时会有不适,违背了人们的心理,降低观看过程中的兴奋点,最终影响票房与评价。
3.关于声音
电影《魁拔》应用了较多的抒情音乐,这能够烘托影片的独特氛围。笔者认为作曲者内心是有自己的设计目标的,希望能够烘托出青少年热血的奋斗精神,因此选择了较多具有表现主义色彩的环境声音。因此这部作品不只是充满丰富的中国本土元素,也富有较为明显的流行元素,让人感觉亲切而新鲜。
尽管我国动画产业模仿了好莱坞的产业模式,但是创造出的依旧是类似《喜羊羊与灰太狼》 这种虽然叫座, 但缺乏内涵深度的低龄动画电影。在2011年出现的 《魁拔》,可谓点燃了我们国人心中的希望之火,这部作品以其精致的画风、震撼磅礴的场面以及对人性深刻的挖掘,被国内动画领域誉为“中国动画的文艺复兴之作”。许多青少年之所以喜欢这部作品,因为该动画中包含了他们期待的“热血”元素,电影《魁拔》确实称得上是我国首部基于架空世界观的原创青少年热血类型玄幻动画。除了原创的世界观值得被我们肯定,另外《魁拔》的一大亮点就是角色的设定。这部作品架构出一个14岁左右青少年的心理群,希望顺应现代中小学生心理来进行人物设置。
毋庸置疑,动画电影《魁拔》的横空出世成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里程碑,当前国内的动画电影逐渐从艺术属性走向了商业化模式,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好莱坞动画也是最好的典范。国产动画要想在国际市场站稳自己的位置,必须要不断汲取他人的优秀经验,并且结合自己的特色元素与创造力,渗透中国独有的文化资源,同时摸索好莱坞动画创作的思路与精髓,这样才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笔者相信中国动画行业在未来定能攀登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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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协商民主异军突起,在罗尔斯、哈贝马斯等著名政治哲学家的推动下,协商民主逐渐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承认,成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步步紧逼下,人们发现:“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类型,它能够有效地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的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协商民主机制在中国环境法治中的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一) 协商民主机制的缘起、发展和理论基础
1978年,美国学者约瑟夫?M.毕塞特在其博士论文《国会中的协商:一项初步的研究》中最早提出了“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概念,1980年的《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则令“协商民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毕塞特看来,协商的观念意指“公共政策价值的论辩”[24]。 “协商民主或者说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协商来进行集体决策的观念绝非是一种创新,而是一种复兴,这种理念与实践几乎和民主的概念本身一样久远,都来自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5]69“在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伯克、密尔的政治理论,以及20世纪早期的理论家约翰?杜威的著作中,都可以发现协商的先例。”[6]54
大约在1990年前后,民主理论呈现出协商转向之势,在协商转向之前,民主被看成是集体决策偏好与利益聚合的决定;在协商转向之后,沟通和反思被置于民主的核心,某一集体决策的所有相关者致力于这一决策的真实协商才是民主合法性的基础[7]。民主理论的协商转向“标志着民主理论向其原始意义――‘人民统治或者人民治理’的回归,因而,这一转向也被某些学者视为一种向‘社会主义’的靠拢”。“罗尔斯、哈贝马斯、阿克曼、桑斯坦、科恩、费斯金等学者都对这一转向做出了理论上的推进”参见王荔《当代中国司法民主问题研究》,吉林大学法学院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综合性理论含义在西方理论界争论很大。从理论渊源上说,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发展和人格完善的关注,社群主义对公民参与的重视、地方性的关怀以及公民美德的倚重,共和主义对利益平衡与妥协的阐释,法团主义对国家与社会有序沟通的构想,社会民主主义对实质平等和民主的关注等多元观点均为协商民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启迪[8]。
比起罗尔斯、哈贝马斯等协商民主学说的代表,毛泽东是中国协商民主理论的提出者和实践者,其《论联合政府》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协商民主的萌芽。该文有关中国宪政设计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都可找到协商民主的痕迹[9]。
“中国政治文化核心价值之一是‘和’,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和为贵’。‘和’是政治的最高境界,是国泰民安的基本表征。”“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这种文化精神的最直接体现是‘和平共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对多样性和多元文化的肯定以及对多元共存和发展的强调,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这种文化基础为协商政治的确立提供了良好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背景”[10]21。
(二) 环境协商民主机制的界定
笔者认为,环境协商民主机制的目的并不在于让受某一决策影响的所有人能坐在一起,坐在一起只是其外在的表现,其实质是在平等的环境下各协商主体动态地解决环境问题,维护环境的公平、正义。其运行的机理及目的在于:所有受到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能坐在一起,通过协商的方式就权力的分配达成一种共识(或决策),对这种经过协商达成的共识在其实施时要有相应的监督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当这种共识受到损害或共识中出现空白时,要有相应的填补机制、应急机制。换言之,环境协商民主在环境法治中并不仅仅表现为一项原则、规则和制度,而是贯穿于环境法立法、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全过程的一套动态运行机制,它有一套基本的、法制化的运行程序,然而一旦运行程序出现问题,它又有相应的机制实现自身的调整、修复、修补功能。通过环境协商民主这一套动态运行机制保证环境法治的实现。
从实质意义上说,环境协商民主机制实际上是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团体三方互动来解决环境问题的一套运行机制,通过这种机制的运行,随时就环境问题涉及的重大利益进行协商、谈判,就权力的配置、环境法律责任的承担等重大问题达成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是基于一种平等协商的机制而达成的,必将具有良好的实施效果。中国环境法治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恰恰说明协商民主机制在中国环境法治中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协商民主机制的淡化已经为我国环境法治带来了困境,摆脱这种困境也只能依赖于环境协商民主机制。
(一) 环境法律制度虚化源于环境协商民主机制淡化造成的环境治理参与意识的淡薄
随着雾霾天气的常态化,饮用水污染、垃圾围城等环境事件的频发,环境问题与日常生活的密切相关性日益被公众所认知,环境治理也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然而对于环境民生问题,公众往往将治理的希望寄托于政府,政府也视其为自己的责任,这种认知不仅造成环境治理的效果不佳,甚至造成了政府与公众的对立和冲突。尤其是近年来环境问题涉及的利益冲突更为复杂和尖锐。仅仅是“可能的风险”已足以酿成一场风暴。
2005年,浙江东阳受到污染侵害的群众多次群体上访造成冲突,是学界公认的具有影响力的第一起环境群体性事件,属于“事后救济型”环境群体事件。自厦门PX事件延续至今的,则是崭新的“事先预防型”环境群体事件,针对的都是尚未上马的项目。频发的环境突发事件似乎显示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热情高涨,实质上却恰恰表明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不足或缺失。公众反对的建设项目已不仅局限于污染项目,有些形式合法的项目也遭到公众的强烈反对,如2012年什邡宏达钼铜矿属于国家支持的四川灾后重建项目,技术并不落后,环保投入并不少,再比如2012年宁波镇海炼化一体化项目仅治污设备就投入了36亿相关信息可参见李雪峰《宏达股份什邡105亿钼铜项目被叫停》, 载《证券时报》2012年7月3日,第B1版; 《宁波镇海区回应“镇海炼化一体化项目”网友仍存不满》, 2012年10月24日,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10/24/18533429_0.shtm, 2014年9月29日。。公众反对的建设项目,有些是环评走了过场的污染项目,有些却是建设项目的企业和同意其上马的审批部门认为是有利于环保的项目,而当地民众却认为是不利于环保的项目。如此频繁的环境突发事件的发生要么是因为公众没有事前或事中参与政府决策的路径;要么是公众参与走了形式,没有真正参与到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这种现象的发生固然有政府信息不公开、决策不透明、没有重视公众参与等原因,然而其根源还在于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团体互动网络化协商参与环境治理机制的缺乏导致各环境治理主体平等参与环境治理意识淡薄,没有以积极、有效的方式参与到环境治理过程中,而是以一种极端的、非理性的行为来表达诉求,不仅无益于环境治理的有序、良性运转,也是对环境法律秩序的冲击。 公众参与或征求公众意见已是我国环境法律明确规定的一项制度或法律要求。我国环境法律中有关公众参与的规定大致从1996年开始,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9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02)、《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2006)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2007)都有公众参与的规定,201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也明确以第五章专章规定了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然而设计良好的公众参与制度却由于缺乏参与环境治理的意识而沦为一个形式化的程序性过程,未能发挥其真正的价值。
对我国某些环境法律的正当性产生疑问也是公众之所以发起一些群体性环境事件的重要诱因。这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某些建设项目的兴建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公众参与或征求公众意见已经是我国环境法律明确规定的一项制度或法律要求,没有切实实施公众参与制度的建设项目,实际上就是不符合环境法律的相关规定;二是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某些建设项目上马虽然符合法律规定即具有合法律性,但是其所依据的法律规定本身缺乏正当性。
哈贝马斯通过提出商谈理论力图从法律的角度为立法决策提供合法性来源,他认为现代社会已是一个非中心化的社会,不论是在非正式还是正式公共领域的话语协商中,所有意见或主张都要平等地受到理性的批判。哈贝马斯提出“双轨制商议民主路径”,即非正式的公共领域中社会意见和正式的公共领域中国家意志形成一个理性“交往之流”。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律的正当性只有通过公民民主参与形成公共意志的立法程序,才能让法律规则得到人们的普遍同意[11],受到普遍认可的法律才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执行。依赖这种协商民主机制来化解法律的正当性危机,可以使公众减少使用过激手段这种非法治化的表达方式,转而求助于环境司法程序解决问题。
在环境问题上,我们每个人不仅是环境破坏的受害者,同时也是环境破坏的加害者。环境治理应该是一个由广泛主体参与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每一个与环境利益有关的主体都应该参与到环境治理中,这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中国环境治理中却缺乏一种参与机制,造成环境治理参与意识的缺乏或淡薄,公众参与等环境法律制度虚化,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环境治理参与意识的培养有赖于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能为各利益主体参与环境治理提供一个有效的路径,能保障各利益主体充分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从而为环境参与治理的制度设计提供思想理念的支撑,这个机制无疑应该是环境协商民主机制。环评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等环境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不佳,环境法正当性危机的存在,其瓶颈就在于环境协商机制的长期淡化造成的环境治理参与意识的缺乏或淡薄,瓶颈的突破也只有依赖于环境协商民主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二) 环境协商民主机制的淡化造成环境治理参与主体的不足或错位
1.环境协商民主机制的淡化导致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错位
“传统治理模式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公共权力资源配置的单极化和公共权力运用的单向性,其深刻根源在于统治者获取公共权力主要依靠暴力或对稀缺性的权力资源(如土地、资本等)的垄断性占有,而不是依靠公共的选择”[12]181。
中国对待环境问题有个认识过程,198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确立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这个经济优先的理念,并以基本国策为实施机制,即强调理念的超前性与手段的强制性。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却一直不见好转,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失灵了(工业化国家在人均GDP 5 000美元左右时,环境状况会随经济发展转向缓解趋势,即出现曲线拐点,但这个拐点在中国至今未出现),雾霾却戏剧性地出现在这个拐点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这种情况的发生与长期以来的一种错误认知即政府是环境治理的唯一主体密不可分,从而导致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出现了错位,将政府的地位置于另两个主体之上,政府似乎是环境治理的唯一主体,因此不管是不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全部一并承担,这不仅加重了政府的责任,也造成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还造成公共资源的不经济性。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错位表现为淡化了企业、公民社会团体在环境保护中的平等主体地位,但其更深层原因就在于环境协商民主机制的淡化。其他治理主体要么没有能够参与到环境治理中,要么当了陪衬,走了过场。
2.环境协商民主机制的淡化导致市场机制在环境治理中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中国的环境保护强调行政主导,宪法规定环境保护是国家的职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七块论也把环境法归入行政法之列,大陆法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法理论界也热衷于把环境法解释为行政法本体构造。环境法属性的这种历史性选择,究其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规律追求的是财富的最大化,而环境问题却是人们在追求财富最大化时罔顾了生态环境容量带来的恶果,环境保护当然需要对这种追求财富最大化的行动加以限制。因此,环境保护与市场经济规律具有一定的对立性,即所谓环境不经济外部化。既然(市场)经济规律及其左右的法律不能有效地调整,人们自然祈灵于强制性的行政控制,类似卢梭《社会契约论》中所说的让渡自己的权利与自由以获得必要的安全。因此,环境保护行政主导还应当有下文,这就是契约,即协商机制。通过协商机制就契约内容达成理性共识。而这种理性共识的达成仅仅有政府一方主体显然不足,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企业等市场主体必然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环境治理引入市场机制就成为一种必需的选择。市场经济刺激机制的引入有助于弥补行政主导的不足和缺陷。
市场机制的引入可以有效克服“政府失灵”,催生出环境保护的内生性力量,有利于提高环境治理主体的广泛性和参与的广泛性。环境不经济内部化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现实性说明了企业主体可以而且也必须是协商主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外,企业的参与实质上将市场经济引入了环境保护领域,市场经济刺激手段的实施有利于扩大环境治理资本融资的范围。环境治理主要还是得依靠新技术的研发,比如新能源的利用开发技术、污染物处理技术的创新升级等。环境科技研发仅仅依靠政府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制度,实质上就是为社会资本进入环境保护领域提供了保障。只有充分调动市场的经济刺激性手段,发挥出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环境保护行政主导带来的困境。 3.环境协商民主机制的淡化导致公众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颁布以来,私主体利用自然资源的制度设计受到空前的重视,自然资源物权涉及全体人民包括后代人的利益,如果没有充分的协商民主,这种自然资源物权必然是灾难性的。在我国,与之伴生的问题是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表达有明显的非理性趋势,例如近年来因环境问题出现的一些公众暴力抗法事件。我国当前环境保护包括自然资源利用的领域,公众参与的欠缺已成为制度的瓶颈。
对于公共事务,要是仅仅由公众自己处理,那就是“公地悲剧”; 要是仅仅由市场处理,那就是“外部不经济”;要是仅仅由政府处理,就是当下中国环境保护的现状。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制度与机制安排,政府、市场与社会各有其独特的行动资源和行动逻辑,也各有其特定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在公共治理理论的视域下,政府、市场主体与公民社会团体都不应成为唯一的治理主体,三者的运行机制中各有优势与不足,只有三者互动合作才是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三边互动。为了实现环境公共领域的良性治理,应当且必须建立起三者良性互动的网络治理机制,在互动中开辟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途径。而建立这个机制的最佳途径应当是协商民主。
当然,中国环境保护协商机制一直都有一定的体现,旧的有“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环境统一监管与部门分工相结合”、“环境综合治理”,新的有“生态补偿”、“联动机制”、“五个融入”、“全面协调”等,但公民主体的欠缺使之与协商民主还有根本的差距。
(三) 环境协商民主机制的淡化导致环境法律责任不明确
环境立法应当体现环境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是一个模糊和抽象的概念。正是由于环境公共利益概念的模糊,各方利益群体都以此为借口来谋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规避环境法律责任的承担,最后牺牲的恰恰是环境公共利益。在环境协商民主机制下各个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对话、协商,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最后确定利益的分配方案;也只有通过平等主体的参与、协商并达成利益及责任分配方案,才能获得各个利益主体的认同,使环境法律规范具有正当性。
协商民主机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赋予公共决策以正统性、民意性和权威性,使决策容易被公众接受和服从,在一定程度上为未来决策事项的执行清除某些潜在的阻力。目前我国环境法治淡化了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团体作为平等主体进行的协商民主机制,缺乏多方、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协商、讨论,甚至根本没有运行环境协商民主机制,很容易造成优势利益群体的寻租现象,由此达成的利益分配方案中对某个或某些群体的保护可能并不是基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而是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诉求的体现,体现和维护的并不是社会整体公共利益,且环境责任承担主体、承担的责任内容不明确,造成环境行政执法困难等困境,而这些困境又进一步恶化法治环境。因此,明确环境法律责任主体及其承担的责任内容,改善环境法治也必须依靠协商民主机制。
中国环境法治中协商民主机制的淡化导致了目前环境法治的困境,要想突破困局,必须强化环境法治中的环境协商民主机制,从而培养环境治理参与意识,建立政府、企业、公民社会主体等各环境治理主体平等参与环境治理的程序机制,明晰环境法律责任,维护环境法律秩序,实现环境法治。
(一) 明确环境协商民主机制的“造法”功能
1.环境协商民主机制“造法”的可能性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提出了“理性多元论”,认为自由主义协商民主的理想背景条件是原初状态之下的无知之幕;民主协商的主体选择和参与共同协商的原则是正义原则;自由主义协商民主追求的现实目的是民主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合法性。从民主角度看,原初状态的主要积极特征是:(1)普遍性。在原初状态中达成的结果将对政治共同体有普遍的适用性。如果结果只适用于现在活着的人和目前协商中的政治共同体,将失去普遍性。(2)包容性。所有的利益集中在“那里”,在协商中得以体现。环境协商民主必须包含几代人的利益甚至非人类的利益。如果不能包含未来和过去几代人的利益以及非人类利益,组成协商团体的将是一个有限的共同体,将失去包容性,体现的民主可能就不是所有受到影响的人的民主。(3)公正性。所有人都能充分平等地接受结果的公正性。(4)效率。它能不停地产生上述结果,不可能出现僵局。(5)协商的面对面性质。这些特征是现实世界协商制度或背景设计的规范性准则[13]。如果通过环境协商民主机制达成的理性共识上升为环境法治的原则、理念和惯例,表现为一种“软法”规则,甚至成为成文法律规范,环境协商民主机制就具有了“造法”功能,而协商民主机制所具有的这些积极特征使其“造法”功能具有了可能性。
2.环境协商民主机制“造法”的现实性
(1)环境协商民主机制对环境法理念、原则创制的作用。原初状态的假设和特征要想在现实世界尽可能多地重现,至少要提出一个观点,以便为各种广义和狭义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议程设定及决策机制的出现提供解释,无疑这个观点在环境法治中最恰当的表述应当是可持续发展。在国际法层面,以联合国为例,协商民主的最大成功就在于可持续发展,这是联合国有史以来在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上第一次取得基本的共识,“合作原则”从环境保护扩展到一切重要国际事务。可持续发展、合作原则就是环境协商民主机制运行的体现和产物。而且在环境协商民主机制下,环境法治的理论和实践一定会创造出更多有价值的理念和制度。
(2)环境协商民主机制在中国环境法律实践中的运用。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中国人民大学周珂教授主持了奥运空气质量保障政策法律研究的课题,其中一些措施如单双号限行、外地车辆进京限制、机动车尾气上路检测联合执法等,在当时受到行政法学界和民法学界一些学者的强烈质疑,认为这是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也违反了行政许可等。万般无奈之下,课题组采取了社会问卷调查等方式,结果是绝大多数市民普遍赞成采取这些强制措施。课题所用的社会问卷调查方式实际上就是为公民社会团体参与环境协商民主提供了路径,由于协商主体的扩展,多元利益得到了体现。奥运期间空气质量的改善充分说明通过这种方式的环境协商民主达成的共识,不仅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而且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尽管中国目前尚没有明确的环境协商民主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但环境协商民主作为强制措施的理论根据,居然在奥运期间成功地实施了。这说明了环境协商民主机制在环境法律实践,尤其是中国环境法治不完备的情况下,应该并能够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环境协商民主机制为各种平等主体参与协商提供了机会,只要保证这种机制良好、有效的运行,那么在环境协商民主机制下达成的决策、共识就是一种民意的表现,就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协商民主的“造法”功能具有正当性,应当被认可。
(二) 建立保障各利益代表以平等的主体身份进行协商的程序机制
在我国的立法工作中,开门立法、民主立法等理念早已有所体现,然而其实施的效果差强人意。实践层面上,开门立法中很难见到各方利益主体之间意见交流和交锋。利益相关者、人大代表、政协代表、专家学者的参与也极其有限。就安徽省合肥市2013年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八项立法来说,近一半立法在征求意见的环节,参与的市民人数不足百人。广东省人大会法工委即使“走出去”“上门”请代表发表意见也请不来,每一次法规征求意见稿都发电邮给947名代表,每次收到的反馈仅有1%[14]。因此,在环境立法中推行开门立法,要建立一套长效的机制来避免“走过场”。
立法机构为保障多元、多方协商主体参与协商机制必须建立一套明晰的、长效的程序性机制。首先,立法机构应对立法项目进行深入调研并及时公开相关立法信息;其次,立法机构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征询公众及各方利益代表的意见,并及时向社会及公众反馈这些意见;再次,立法机构应委托相关顾问公司对所收集的意见进行数据整体统计、分析,撰写相应报告;最后,立法机构还应提出相关的综合性立法建议。这套程序必须以一种规范性的文件将其固定下来,使其成为环境法律协商民主机制的程序之一。当然,为了保证立法能充分体现各方利益,需要公民有权利投票,选择更具有代表性的团体, 避免随机选择代表造成的协商主体事实上的不平等。通过平等的协商辩论,使各方充分尊重和理解彼此的立场,促进公共理性的形成。
(三) 必须厘清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团体在环境保护中权责的范围,健全责任追究制度
1.要转换政府职能,刺激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鼓励公民社会参与
环境协商民主机制强调的是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团体三方协商主体身份的平等,只有在平等的前提下,各方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表达,并在决策中得到充分尊重,由此达成的共识才具有价值和意义。然而,实践中,三者的主体身份并不具有天然的平等性,我国环境法治长期以来主要依赖于行政主导,政府在三方机制中实际具有优势地位,因此,必须转变政府的环境行政职能,厘清政府的职权范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要“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说明市场机制在环境保护领域内的作用已经得到党和国家的认可,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团体协商主体地位的平等已经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然而要想让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职权范围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该政府管的事,政府不能推卸责任,政府不该管的且依靠市场机制运行就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也必须管住自己的“手”。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该伸到何种领域,该抓多大的权责,必须要在多元、多方主体平等参与下,经过充分的协商来达成权力分配的共识。换言之,环境协商民主机制运行的成败关键在于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团体的权限范围的划分是否合理、有效,这种合理性、有效性依赖环境协商民主机制的运行得以实现,同时环境协商民主机制也依赖于这种合理性、有效性而得以存在。
协商民主机制是一种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团体的三方互动机制,环境权利的享有和环境义务的设置也需要这三方以平等主体的身份进行协商,明确各自所应承担的权责,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真正使公众参与到决策中。
2.明确责任主体和协商主体的权责范围
公共决策中的环境协商民主机制为政府的环境行政活动增强了正当性, 但也可能会带来政府责任不明和责任回避的问题。环境协商民主机制要求环境公共决策必须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任何参与决策协商的人似乎都对决策负有一定的责任。然而,权力寻租现象和部门利益的追逐可能导致协商过程中出现操纵决策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决策就不一定是公共协商的结果, 当决策失误时,决策者可能会以这是公共协商的民意体现为借口,将本应由自身承担的一部分责任推卸给所有环境协商参与者, 从而逃避自身的责任,混淆协商主体和决策主体的责任区别。协商主体承担的责任是保障其他协商主体平等地参与协商,使各方利益表达的路径通畅;决策主体承担的责任是保障决策是在充分尊重各方利益诉求之上的理性共识。换言之,协商主体有权以平等主体身份平等地参与到环境讨论、协商过程,自由表达,同时承担不妨碍其他主体平等参与民主决策的责任。责任主体有权在充分尊重各方协商主体的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做出最终的决策,其承担责任的基础是决策不得违背环境公共利益,而且是多元、多方协商主体平等协商做出的决策。毕竟“公共协商一旦被利用, 将使决策责任变得扑朔迷离”。“因此, 必须厘清协商过程中决策者和参与者的相应责任, 明确谁应该对最终决策负责, 应该负多大程度的责任, 同时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15]105
(四) 建立司法联动机制,保障环境法律法规的实施
环境协商民主机制重点在于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团体三者之间的协商,尤其是要注重公民社会团体的参与,然而也不能忽视各主体内部之间的协商。
1.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的设立应与环境司法机制相衔接
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发布的《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明确表示:为提高环境保护司法水平,在环境保护纠纷案件数量较多的法院可以设立环保法庭,实行环境保护案件专业化审判。自该意见出台后,各地法院纷纷以环境保护审判庭、合议庭以及巡回法庭等形式积极开展环境司法专门化试点。作为司法审判的专门机构的“法院是维护环境法治、环境法律权威和环境公平正义的基本的、有效的、最终的保障”[16]11。 环境司法实践中往往出现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与环境司法没有很好衔接导致的司法难题。对此,应改革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给予一些原隶属行政管理体系的机构以独立第三方地位。例如,环境诉讼制度中环境损害的鉴定是一个难题,目前在环境诉讼的司法实践中遇有需要进行环境损害鉴定的问题时法院常常指定各级环保局下属的环境监测站为案件的鉴定机构。按照行政管理体制而设立的、隶属于各级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的环境监测站,其独立主体资格的不充分,中立性的缺乏,使这种鉴定结果的公正性具有一种天然的不足。因此,为保证鉴定结论的公正性,应对中国目前的环境监测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使其成为中立的第三方组织。
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的设立要考虑与环境司法的衔接,要摆正政府、市场、社会在环境司法行为中的位置,为环境诉讼活动中必要的调查、证明、执行等活动提供公正、客观的服务,保证环境司法机制的良好运行。
2.建立环境司法联动机制
环境协商民主机制为环境司法与环境行政有效对接提供了基础。环境司法联动机制是指综合运用环境立法权、司法权和环境行政执法权等权力,采取多种手段和方式,充分调动、协调、整合各方环境执法力量,构建立体的、全方位的、多部门的环境保护联合行动机制,形成行政和司法等部门齐抓共管的网络化生态环境保护运行体系。环境问题的解决是一项综合工程,这意味着环境法治需要发挥立法、司法、行政等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环境司法联动机制的创设就是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团体建立起三者良性互动的网络治理机制的体现。
鉴于环境要素自身的特点,生态环境纠纷案件具有类型错综复杂、当事人众多、涉及面广、影响面大、利益诉求多样性等特点。因此,在环境司法中,不仅要加大环境公益诉讼的推行力度,完善环境诉讼程序,还需要行政机构和其他社会团体的配合,形成生态保护的合力。司法部门应及时与环境资源行政部门如环保、国土、林业等的行政执法部门“加强沟通,互通信息,交流经验,通过执法联席会议等形式将涉及本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案件信息进行平台整合和资源共享,共同探讨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措施和可行办法,合力打击和制裁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从根本上促进本地区环境的改善和发展”[17]。例如,最早设立的贵州省清镇环保法庭为了解决环境案件的案源难问题,提出了“政党驱动,多方联动”的方法,即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驱动之下,联合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环境行政执法部门、社会团体协同作战,形成网络化协商机制并使其成为一种长效制度。
协商民主如今成为热门话题,它既是高层主动提出来的顶层设计,也顺应了民意。环境保护协商民主机制在中国虽然是新事物,但已显示出一定的价值和美好的前景。对于解决环境问题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环境协商民主机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协商民主机制将为环境法的理念、原则、制度、实践创新提供源泉和动力。环境协商民主机制无疑会促进环境法治良好、健康的发展,应当成为环境法学界关注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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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电影以其朴实无华的美学叙事书写着对个人生存现状的深切关注并体现出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情怀。在创作理念、镜像语言等方面,重庆乡土电影以其新颖、独特的美学特征而别具一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乡土电影的美学特征及流变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新时期以后,中国乡土电影经历了一个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发展历程。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断发展与变化,对乡土电影的关注角度和表达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就要求电影工作者根据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不断地更新创作观念,挖掘电影自身的潜在特性和时代内涵,以适应新的发展空间和社会环境。本文主要讲述了中国乡土电影发展的分期与流变以及乡土电影镜像中的美学特征,并深入探索了新时期中国乡土电影的发展趋势。
中国乡土电影的发展不仅表现在乡土题材电影的创作艺术与创作手法上,还表现在电影这种艺术形式自身所存在的价值与社会意义的探索上。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及电影的不断发展,中国乡土电影的内在规律、自身属性及社会功能也日益凸显出来。
(一)乡土电影概念解读
由于时代背景和具体的文化语境不同,中国乡土电影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称谓,比如“农村电影”“乡村电影”“乡土电影”等。一般来讲,以文化角度为出发点关注此类影片时,称作“乡土电影”;以社会角度为出发点关注此类影片时,称作“乡村电影”;以政治角度为出发点关注此类影片时,称作“农村电影”。
文化视野中的“乡土电影”通常是指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农村题材电影。乡土电影不仅反映了农村所特有的浓厚的乡土文化,同时也凝聚了乡土电影编剧和导演浪漫的乡土情结。
社会视野中的“乡村电影”一定程度上涵盖了“乡土电影”和“农村电影”。“农村”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乡土”包含了浓厚的文化色彩,而“乡村”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中性词,它指的是电影表达的客观对象。
政治视野中的“农村电影”又分为狭义“农村电影”和广义“农村电影”。广义“农村电影”是指以农民为目标观众,以农村为目标市场的电影,它以满足农村观众的需求为出发点。而狭义的“农村电影”通常是指与农民、农村、农业相关的电影。此外,农民工题材电影也属于“农民电影”范畴。
(二)中国乡土电影发展阶段与流变
以不同时代乡土电影的总体特征为依据,中国乡土电影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七个阶段,依次是“抗战阶段”“革命阶段”“国家阶段”“政治阶段”“艺术阶段”“市场阶段”“产业阶段”。
“抗战阶段”是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段时间。主要代表作有《迷途的羔羊》《春蚕》《凯歌》《狂流》等。在这一阶段,中国的乡土电影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成果,中国乡土电影的概念、理论以及实践都在这一阶段产生。
“革命阶段”的乡土电影主要演绎了中国农民从个体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的整个过程,同时反映了中国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代表作有《人往高处走》《葡萄熟了的时候》《一场风波》《白毛女》等。这一阶段的乡土电影较之抗战阶段的乡土电影,不论电影的主题、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乡土电影的“国家阶段”始于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双百”方针的提出为电影创作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代表作有《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枯木逢春》《老兵新传》等。这一阶段乡村电影的发展为此类型电影艺术风格的创作和文化策略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经验。
““””把中国乡土电影的发展带进了“政治阶段”。乡土电影在这一阶段俨然成了政治斗争的手段和工具。比如影片《火红的年代》和《艳阳天》主要描述了不同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欢腾的小凉河》和《盛大的节日》意在倡导人民群众与“走资派”做斗争。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中国乡土电影的发展也迎来了它的“艺术阶段”,乡土电影开始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和电影风格体现农民丰富的内心世界。《咱们的牛百岁》《芙蓉镇》《喜盈门》《徐茂和他的女儿们》都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中国乡土电影的发展随即进入了“市场阶段”,代表作有《我的父亲母亲》《被告山杠爷》《秋菊打官司》《香魂女》等。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元素也逐步融入这一阶段的乡土电影中。此外,这一阶段的乡土电影还体现人们勇于面对现实、质疑现实的决心。
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乡土电影的发展逐步进入“产业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有《美丽的大脚》《两个人的教室》《荔枝红了》《村官李天成》等。
(一)诗意化的叙事镜头
电影创作者在创作之初大都本着客观、真实地还原人物、事物、景物的目的,但由于受创作者主观意识及故事本身内容的影响,最终呈现在观众眼前的电影都会与客观现实产生一定的偏差。乡土电影的叙事镜头始终游离在主客观之间,这又被称作“诗意化的叙事镜头”,它主要体现在镜头的主观性和镜头的客观性两个方面。
镜头的客观性:由于镜头前的物质都是真实存在的,且不以人的主观意识转移,因而电影的叙事镜头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乡土电影中不同的乡土景象、人物形象都是真实存在的,它们通过电影镜头呈现在观众眼前。比如电影《黄土地》中朴实善良的翠巧和思想保守的翠巧爹的原型就在现实的农村中。电影《那人 那山 那狗》中连绵不绝的群山、潺潺的溪流、古老的石板路等镜头客观还原了现实生活中的农村景象,并不是导演凭空捏造出来的。《红高粱》中“颠轿”的习俗也不是导演杜撰的,而是通过镜头客观还原了当地的乡风民俗。乡土电影中的镜头影像都取材于现实的农村生活。乡土电影只有在尊重真实乡村生活的基础上,真实地还原乡土文化,才能得到受众的支持与认同。
镜头的主观性:电影创作者的政治倾向不同、文化素养不同,创作出的乡村电影的风格及电影表现手法自然也不同。这就是创作者的主观意识对电影镜头进行主观操作的结果。乡土电影的影像叙事虽然是对真实农村生活的客观反映,但由于受镜头视角和电影故事内容的影响,注定了它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反映农村生活和农村景象。创作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想法选择并确立最终出现在镜头中的乡土影像。农村生活中的景象、事物有千种万种,电影《那人 那山 那狗》中为什么只出现了群山、溪流、石板路等镜头,这是创作者根据自己的思想、灵感主观选择出来的。创作者只有把握好主观镜头和客观镜头之间的关系,才能通过诗意化的镜头创作出高品质、高品位的乡村电影。 (二)理性化的主题思想
由于市场的冲击,不少电影创作者只从商业利益出发,创作出许多单纯追求视觉快感的商业影片,此类乡土电影的主题思想过于理想化,结果反而导致电影内容失真。有的则无限夸大事实,甚至进行杜撰,以求达到电影戏剧性的效果,结果忽视了人文关怀的表现。乡村电影的主题思想应该把握好理想和现实的表现尺度。
理想化的主题思想自动屏蔽了社会中的阴暗问题和现象,而将重点放在了弘扬社会主流意识和对先进人物与事迹的歌功颂德上,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递社会正能量的作用。人文关怀和道德情怀是乡土电影必不可缺的主题思想。乡土电影应该通过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与和谐的生活氛围,使受众树立对生活、对未来的信心。如影片《红高粱》通过主人公人性的光辉让受众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与信心。
现实型的主题思想将镜头对准了社会中黑暗、丑恶的一面,通过揭露和批判社会中的假、丑、恶现象,引起受众的心理共鸣与反思。悲天悯人、忧国忧民是乡土电影主题思想所必备的情怀,只有这样,才能让受众在现实面前不断地反思并积极进取。电影《黄土地》以八路军的视角描述了陕北地区一个贫困、落后的山村。电影镜头中压抑的构图和真实的乡土叙事让受众对陕北地区农民的困境有了深刻的感受,并为之震撼,进而引起受众的反思。
乡土电影的主题思想应该把握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保证其既能给予受众人文关怀和精神慰藉,又能针砭时弊,促进受众反思、进取。
(三)立体化的农民形象
乡土电影中的农民形象随着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此外,创作者对时代精神、时代生活的把握程度直接影响着其对乡土电影中农民形象的塑造。许多乡土电影创作者在塑造农民形象时往往会出现两个误区:一是个体农民形象的脸谱化、符号化,二是农民群体形象刻板。
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原型大都来源于现实生活。现实中的人物往往比较复杂,具有多面性。乡村电影中农民形象的脸谱化,使人物形象的饱满度和故事情节的吸引力大打折扣。乡村电影须把农民形象塑造得既真实又丰富,打破原先比较片面的人物形象刻画。同时,还要尽力消除受众对农民的刻板印象,包括愚昧、无知、落后、迷信等负面形象。乡土电影应该在深入了解农民生活、深刻剖析农民个性的基础上,塑造出全新的立体化农民形象。
乡土电影30年的流变过程证明,凡是得到受众认可和欢迎的乡土电影无一例外都客观展现了农村现实生活,反映老百姓真实的心声。因此,新时期乡土电影在多元化发展的进程中,应继续坚守现实主义创作路线。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农村的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思想观念、道德操守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乡土电影的持续发展应关注时代变迁下农村人物命运及其情感变化,真实反映和传达农民心声,客观展现农民不甘落后、拼搏向上的精神。同时,对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的贡献进行赞美和颂扬。
其次,新时期乡土电影的进一步发展要注重影片品质的提升。乡土电影的品质好坏不仅表现在其创作技巧和表现手法上,还体现在影片本身所承载的精神内涵上。因此,乡土电影应对社会主义荣辱观、人生价值观进行正确的引导。同时,弘扬社会共同理想、民族精神以及时代精神,为新农村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
市场是产业发展的助推剂,乡土电影的发展也离不开市场的支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乡差距逐渐缩小,乡土电影的题材和主题开始不断向城镇扩张。由于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所以乡土电影的受众也不再局限于农村。乡土电影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潜力,乡土电影要想持续发展必须深入挖掘潜在的市场。
新时期以后,乡土电影经历了一个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发展历程。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断发展与变化,对乡土电影的关注角度和表达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就要求电影工作者根据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不断地更新创作观念,挖掘电影自身的潜在特性和时代内涵,以适应新的发展空间和社会环境。
中国电影人用自己的热情和心血浇灌着中国特色的乡土电影,使其成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中的一朵奇葩。它不仅是一部书写中国农村发展与进步的史书,同时也是反映中国三农问题及中国乡村文化的一个窗口。创作者一方面要不断地探索乡土电影的内在规律,并在乡土电影的人物形象塑造、表现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不断突破;另一方面还要不断追寻乡土电影的精神内涵,将作品内容立足农村现实生活,以审视的眼光揭露并批判乡土文化中黑暗、丑恶的现象及农民身上存在的愚昧、无知、落后的劣根性,从而引起受众的反思和进取。同时通过讴歌和赞扬乡土生活中和谐的人际关系、简单的人生追求、质朴淳厚的民风民俗,为现代生活中感到焦躁、麻木、紧张、压抑的受众提供一片心灵栖息地和精神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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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问题是各国政府和人民最大的敌人,我党作为执政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反腐败都有不同的思路和策略。新中国建国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班子依靠民主思想治国,以民主政治作为打败腐败分子的强大武器,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国家权力,同时贯彻民主集中制,建立民主监督机制,让权力运行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发动人民群众来打击腐败现象。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班子发展了民主反腐的思想,认为民主必须以法制化为前提,从而形成了法制反腐的思想,不仅仅重视调动人民的力量,更重视建立一个合理的、科学的、有效的和严谨的法律法规体系,利用法律规范的普适性和国家强制性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现阶段社会转型时期,改革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新一代的领导集体在毛泽东民主反腐思想和邓小平的依法治国思想下形成了法治反腐思想,提出建构民主监督和权力制约机制,加强反腐的体制创新,坚持标本兼职。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也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充分说明新时期法治反腐策略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为我们探索法治反腐的路径提供了许多方向。
中国缺乏法治意识,从而导致千百年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停滞不前,不仅法律法规系统混论,而且实践中执法不严,法律威信丧失,国家信用下降。俗话讲:“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则,公共权力的运行必然夹杂私人利益的衡量;有规则但不严格执行,社会就会陷入拜金主义或者人情主义。规则和对规则的运行,都是合情的必要条件。所以,要实现法治反腐,首先要建立完备、合理、科学且可以实施的反腐法律体系,同时要建立相应的反腐执法体系,保证国家法律得到贯彻和实行,切实追究腐败分子的法律责任。
权力为社会服务,权力运行的效益成本来自于社会成员的公共纳税。所以,公共权力行使必须有一定的界限,否则极易被权力寻租者利用以寻求私人利益。公共权力正常行使要求政府科学地划分公共事务,并依据划分结果合理设置权力机构,同时理清权力机构运行的合理条件,合理配备公务人员和财政物资投入,提高权力运行的效率,避免腐败发生的可能性。
廉政生态建设主要包括三个维度:即开放、参与和公开,政府公务活动必须依法予以公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杜绝暗处执法;同时激励公民广泛参与政府的廉政建设,将政府内部反腐和外部反腐相结合,构建政府与公民共同反腐的机制建设;最后要保障公民的检举、申述和控告的权利,当政府的公共权力侵害公民合法利益的时候公民可以将政府诉诸法院,追究违法腐败分子的法律责任。
法治反腐体系建设仅仅依靠政府内在单方面的机制改革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充分发挥我国人大的权力监督机制、民众及社会组织的社会监督机制、党内领导监督机制以及参政党参政议政的多党监督机制,全方位多角度地对我国政府公务人员进行监督,把腐败的萌芽扼杀在摇篮之中,推动政府的廉政和亲民建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建设的步伐。
习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会议上强调构建科学合理的责任评价体系,落实主体责任追究机制,让法律规定和反腐制度建设不再是纸老虎。责任追究机制主要从干部个体是否清正、政府行为是否廉洁和责任是否具有具体可行的量化指标三个方面进行衡量,尽可能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多元化评价主体以及严格的责任追究程序对腐败分子进行法律责任追究。
中共建国60年来,反腐一直是关系国家存亡和人民切身利益的政治斗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形成了不同的反腐策略,从新政权建立时期的民主反腐,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法制反腐,再到现阶段全面改革发展时期的法治反腐,都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不懈进行的反腐斗争。反腐斗争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新的社会环境下要结合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党的全面建设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新阶段的过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体系建设,坚持法治反腐,坚持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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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些年的电影事业发展还算不错,有什么纯情的爱情片,大场面的商业片,励志的文艺片,小成本的搞笑片。唯独中国科幻片的宝座还是空空如也……没有比较吸引人眼球的作品。光从文化来分析原因也有不少:比如:一,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保守的,因此无论是电影人还是观众都不太能接受科幻电影,人们更喜欢有思想性的电影,而非靠视觉效果堆积起来的大片。二.人们因为文化的影响在特效的需求方向也不同,神话中幻想出来的工具也不能称为科学,本身文化的不同以至在电影的理念上不够先进。三.最后就是相关方面的资源不行,资金、技术、市场运作的不足,中国对于电影的一些投资和世界一流的特效技术稀缺,科幻电影的体制也不完善。所以从文化层面上来讲中国缺少科幻电影。
《星球大战》系列电影集中对宇宙中各种星系、文明、生物的描述,它所创造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外星人与航天器,它所表现的波澜壮阔的太空场景和星球大战场面,超出常人所思,一种梦幻般的视觉奇观。标志着电影从默片时代进入有声片时代,又从黑白片时代进入彩色片时代后,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数字化时代。
中国的科幻电影发展缓慢,而且一开始的时间也远远落后于国外。再加上国人保守的思想,对这些宏大的科幻场面也不是很欣赏,对剧中的服装,家具也没有很多研究。也导致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而且是各个方面的输。差距越大以至于越来越落后。
《第五元素》中我记忆犹新的是那把z140型,由钛合金制成,由精神念力控制的枪型。以及之后展现出的未来世界人们的出行方式和那些很酷的井然有序的在空中行驶的车。在他们创造莉露的过程中,先是快速地创造出了骨骼,继而快速的出现了肉体,换上了独特的衣服。看呆了研究室的所有人。
《2012》中将圣经中讲过的在世界末日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变为现实。在影片中海啸,火山爆发的灾害的特效也做得很逼真,让人光是看就感到恐怖。
从以上两部电影,都是有宏伟的特效的影片。可以想到中国光是这些制造特效的的道具就不够好,不够多。由于从古至今的文化人们的意识里还是原来的那些魔幻电影,如腾云驾雾般的特技,云里雾里的场景。所以并没有太多人和经费花费在对科幻片的特技的机器和技术的研究上,就导致没导演能有《第五元素》导演这样的拍摄理念,没人敢来拍科幻片。要好的特效,又要请国外的团队,也是笔不小的开销,久而久之导致中国缺少科幻电影。
《终结者3》中的特效场面让人耳目一新。那种重机械所赋予影片的力度感是穿着黑色大氅的救世主所无法企及的。看过关于终结者的访谈节目,制作人说过这样的话“最起码,我们得制作出一些人们以前从未见过的新东西”。
钢铁侠讲述了史塔克的心脏被换成了一个能量源。还有一副铁制外骨骼式护甲赋予史塔克巨大的力量与其他能力,不但能让他的心脏继续跳动,还可以让他逃脱。
在中国,书籍中可以见得,人们设想抵抗侵略的方法并不是高科技枪支弹药,而是法术或者特异功能。造人的方法也不外于女娲造人或莲藕哪吒的造法。以至于人们缺乏对高科技的思考和未来生活方式的思考,就如日常生活中的交通工具,与我们息息相关,但却没动过脑筋,没想过设想个更科学的出行方式,大家总不能做筋斗云出门吧。所以传统文化中对科技的不重视,也倒至了中国缺少科幻电影
擎天柱会他变身后是一架美国F-22猛禽战斗机。大黄蜂的原型为通用雪佛兰,爵士是一辆漂亮的“庞蒂亚克”轿车。力捷本是一辆救护车,但在电影里改为通用“悍马H2”。铁皮他变形后是一辆通用公司的GMC越野车。威震天能变成飞机、坦克····
大家从小就看过变形金刚,对他方方正正的外表,金属的构成,以及机车与机器人之间的转换都令人惊叹不已!在外国机车发展的迅速,且有很多自己的品牌。这也源于美国的机车文化,从人们对哈雷文化的热爱,就可见人们有多爱机车,正因为有各式各样的车种,以至于构思出汽车人。而中国自古讲究小农经济,对工业的发展并不重视。交通工具是越来越先进,可没有很多自主研发的机车并未形成自身的文化。所以这种机车文化的缺失也是中国没有科幻片的原因。
综上所述,可国人对科幻片的需求不高,但不代表我国就应该缺少科幻片!科幻片是科学的对未来生活的设想,所以有很多原来的科幻片现在成了真,变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的的思想和电影不能向长远方向看,那未来也不会精彩。缺少科学的引导和大胆想象,就只能一味的抄袭别人,跟在别人屁股后边走。虽然话说我们的文化是比较传统的,历史是悠久的,但也不能原地踏步只知道啃老本吧,这不是借口,只是我们没有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已。所以新一代的年轻人接收到了更多知识和不同文化,我们也就更有能力和责任,在至少文化方面做到对科幻片的理解和贡献。真的希望有朝一日能看到国产的科幻片,虽然知道旅途漫长······还是期待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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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建设所经历的各个阶段,从设置到完善,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它深刻回答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价值功能、内在要求、基本原则、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如何依法治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如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形成系统认识,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时代特征及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学发展观与中国财政法治建设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财政法治建设全文如下: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财政法治 公民权利
【论文正文】
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已逼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适时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法治既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这一发展内容和目标不可缺少的手段和路径。财政[1] 法治,由于关涉政府与人民,财产与税收,自由与福利,从而在中国当前的法治建设中,起着排头兵和突破口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如何在财政法治建设中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和理念,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目的和要求,是当前财政法学界需要认真思索和回答的重大课题。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 这一点,对于中国财政法治建设而言,可谓直接指明了发展的目的和归宿,道出了财政法治的理念和精髓。财政,是一个多维概念,它是一个政治的范畴,也是一个经济的范畴,还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然而,在宪政时代,它首先是一个法律的范畴。财政直接关涉国家与其国民[3] 之间财产和自由权利之分割。
从直观和表象上看,国家的财政权及行动权力[4] 与国民的财产权、自由权利属于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从本质和深层次而言,两者又是对立统一和相互依存的。国家财政收入仰仗国民财富之创造和供给,由此决定国家财政权以国民财产权为存在之前提和基础;[5] 另一方面,国民的财产权有赖于国家财政权之保障。“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它所余财产的安全和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
[6] 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社会的平稳发展以及公民的福利保障更有赖于国家财政资金的有效运作。因此,公民的自由发展权还有赖于国家财政权的有效行使。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财政权力并不总是能够时刻铭记国民财产权之基础性地位,同时,更常常基于权力趋于腐败和滥用的本性,走向国民自由权利之反面。因此,在理念上厘清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之本末关系,在制度上保障国民权利之本源性地位,是确保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关系中统一超越对立,依存发展为良性互动的唯一路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一命题的破解是以宪政取代专制政治,以权利本位取代权力本位,以人民主权、法治和人权保障作为财政权运作的宪法规则,以公民各项权利的保障和实现作为财政权运作的目的和归宿,从而有效地确立公民权利的本源性地位,并将财政权驯服于公民财产自由权之下。我国在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之后,同样以人民主权的形式确认了人民利益的本源性地位,并以财政权力的积极运作,确保人民基本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平等实现。可惜的是,国家权力的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湮没了公民个体权利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使得公民权利成为臣服于国家权力、仰仗于国家权力的第二位的权利,公民义务则成为领先于公民权利的先在而受到过分强调。
在财政领域,尽管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解决了财政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但是国库中心主义、财政权力本位的观念占据了财政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过程,过于泛化的财政权力大大限制了公民自由安排劳动财富并自主发展的权利和空间。[7] 在这种状况下,权利必然驯服于权力,敬畏和顺从于权力之下,难以确立自身本源性的地位和伸张自己自由发展的本性。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昭示着中国财政法理念的正式转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取代计划、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工与互补,义务本位的法制建设逐渐转型为权利本位的法治建设;而财政,也在国有资产的大量退出和税收依存度的逐年上升中,逐渐从全面干预缩小和规范为公共物品提供的必要限度之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最初阵痛期而走向成熟和完善之时,将财政法的基本理念由国库中心、财政权力本位观转型为公民权利本位观是非常必要和适时的。
所谓公民权利本位观,即公民权利为国家财政权存在的全部意义和目的,国家财政权不仅以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为前提和基础,而且以实现公民各项基本权利为目的和方向。公民基本权利具有本源性和第一位的意义,而国家的财政权以及以其为依托的各项行动权,全部服务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公民自由发展权的促进。除此之外,国家财政权别无自身独立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必然表现为公共财政。即国家财政权作用的力度和范围,以满足公民的公共需求和促进公民的全面发展为尺度和界限,超出此界限和尺度,财政权就构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并有腐败和滥用之危险。
德国宪法法院在1995年6月22日的一项判决富有深意,法院认为,如对纳税人征税使其整体税负超过其财产收入的50%即违反德国宪法保护的财产自由处置权,而且这种违反并不属于社会福利目的的限制范围。[8] 此判决给我们最大的警示和启示是,税赋取之有度,即使高举社会福利之公益旗帜,也不能侵夺纳税人对财产的自由处置权。
对于我国而言,由于从计划财政和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因此,政府与市场的功能还需进一步界分,以此确定政府财政的量度,避免财政的过分攫取超越公民财产权承受界限,侵害公民自主处置财产和自由发展的空间。还有一个更为重要且需引起警示的问题是,目前我国的财政收入体系很不规范,税收的依存度并不高,尽管自1999年以来税收收入连年超常增长,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国财政收入的规模和结构,就会发现税收、收费和国债呈三足鼎立的局面,明目繁多的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收入并未纳入预算收入的口径。
相对于刚性较强,立法较为健全的税收而言,尚未纳入法律控制的收费和国债等隐性税收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更为隐蔽和危险,前者常伴随着权力的腐败和滥用,而后者则易引发预算赤字和财政风险,而比这更为严厉和深刻的是,一旦政府的收入不必依赖刚性日强的税收,或者不必完全依赖税收时,公民也就失去了以财产权和征税的民主同意权对抗和制约政府的机会,也就难以监督和保证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服务于公益,服务于纳税人之所需。因此,当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财政法领域的贯彻和执行,不仅需要在理念上确立公民基本权利本位,更需要在制度上切实保障这种理念之践行,而这种制度的选择只能是财政立宪。
所谓财政立宪,就是将国民生存发展所依凭的财产权和国家履行职能所需的财政权均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且为保证国家财政权服务于国民财产权和其他自由权利,对国家财政权进行分权和限权,并以财政民主原则、财政法定原则、财政平等原则、财政健全原则予以宪法规制。 财政民主原则是指财政权力实行民主统制,它包括横向的财政分权和纵向的财政分权。横向分权,是指财政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权力在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横向划分。横向分权是实现财政权的民主统制的核心,它要求财政立法权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所独享,即使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授权行政机关立法的必要,也必须严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先原则,确保财政立法的民主统制。
纵向分权,是为了反映地方居民在公共物品需求方面的地区性偏好,实现财政的纵向公平,在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基础上,将财政权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进行的有效划分。无论是横向分权,还是纵向分权,我国均未能很好地体现财政民主原则。目前政府主导立法在我国财政法律体系占据显著的地位,大量的部门规章更是侵蚀了立法的民主性和法定性。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也并未建立规范的财政分权体制,而是由中央政府根据中央财政收入的需要随意以规范性文件调整,严重损害了财政的民主性和法定性。地方政府缺乏与其职权相适应的必要的财权,是当前我国县乡财政极度困难,地方财政行为失范,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根源。
财政法定原则,要求将一切财政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避免权力作用的任意性和随意性,保障国民对国家财政行为的可预见性。财政法定原则与财政民主原则紧密相关,一体两面。要实现财政的民主统制,一定是财政法治;而要实现财政法治,一定是法律充分体现主权民意。当前,我国财政法治建设中,除了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地位外,还应赋予公民对财政事项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政府具有将收支情况公布于众的法定义务,以增加财政收支管理的透明度,确保财政权的行使内容、方式和目的服务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之所需,同时便于公民的监督权的行使。
财政民主和法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所有的财政收入均应纳入预算内管理。除了继续加强税法执行的刚性外,收费、公债以及国有资产的管理运营均应纳入法治化轨道,避免成为政府部门任意裁量决定的自由领域。另外,要提高税收的依存度,不仅是使公民在税痛感中加强对政府财政支出的监督力,而且要使政府在收税难的税痛感中,真正认识到财政取之于民、服务于民的本质,从而加强对财政资金的审慎运用。在税制的结构方面,也应该加强直接税在整体税收收入中的比重。间接税的一个弊端是使真正的负税人处于“植物人”的地位,不能以纳税人的身份行使权利,也无法对自身的税负有更确切的了解,从而使纳税人作为主权者享有的监督、控制租税国家的权利的宪政机制难以实现。[9] 至于财政平等原则,是确保财政符合正义公平的法律理念,确保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法则。此处的平等不仅指形式公平,还是实质公平。
在财政收入面,税收应该遵循量能负担原则,以此将税收的缴纳与公共物品的获取相隔离,保障每一个公民基本生存权不受侵犯。财政的支出面的平等,则是保障全体国民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务,而且对于弱势群体,财政的支出应该体现倾斜和更多关怀,确保他们能享有同质的平等发展机会和社会福利水平。至于现在问题颇多的收费,应该严格遵循成本补偿原则,避免成为相关部门和个人垄断谋利的工具。[10]
财政健全原则,关注的是财政运行的安全稳健,其核心问题是财政风险的防范和控制。近年来,我国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规模很大,累计发行的国债虽未超出国际警戒线,但是如果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国有企业的债务、社会保障的负担、银行的不良资产等隐性负债纳入进来,我国财政风险早已突破警戒水准。因此,当前需要调整财政政策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实现财政健全原则的要求。同时,应该修订预算法和制定国债法,加强预算外资金的控制以及国债发行规模和结构的法律控制。各级人大及其会应该加强预算监督,防止政府部门通过不规范的“预算调整”来增加举债的数额,依预算法行使改变权或撤销权,切实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11] 财政健全原则事实上是财政民主和财政法定要求的延伸。如果政府不遵循财政健全原则,财政的民主和法治必然丧失殆尽,严重的还会引发财政危机,这既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也会危害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财政健全原则是中国今后财政法治建设需要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则。
马斯格雷夫认为财政有三大职能:配置职能、分配职能和稳定职能。配置职能即基于公共需要和市场失灵而对社会总资源在私经济与公经济部门进行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分配职能即通过国民收入与财富的分配和调节,使之符合社会公平或正义的分配状态;稳定职能,即利用预算政策等手段,对经济进行有效调节,从而保持高就业率,稳定的物价水平和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12] 无论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还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均离不开财政三大职能的有效作用。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分工与合作更为精细和紧密的时代,公民个人的发展、企业的竞争力以及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均需要财政三大职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挥作用,而不能有失偏颇。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突出矛盾表现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为此,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五个统筹的要求,下面,本文将结合财政职能的发挥,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具体解析我国财政法制变革的方向。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是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引起社会各界重视的“三农”问题而提出的发展对策。“三农”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民增收长期迟缓,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这不仅是农民作为公民的平等权问题,还是一个国家容易引发合法性危机的政治问题。三农问题的关键和核心仍是农民权利保障问题。对于财政法制变革而言,应该整合现有的财政支农政策,根据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从财政的收入面、支出面和配套政策方面予以调整,充分发挥财政的配置和分配职能。在收入面,农业税费一直是农民不能承受之重,也是治乱循环的症结。
自从2004年国家大规模减免农业税以来,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备受指责的农业税已经准备提前退出历史的舞台,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因为农业税减免而造成的乡镇财政缺口如何解决,农村是否成为无税区?如何形成规范的农民与国家的财政法律关系?这是财政的分配职能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可行的方案是建立城乡统一的税制,将取消农业税后的农业收入、农用土地和农业产品纳入统一的所得税、财产税和商品税等税制体系中,在税法上彻底改变农民身份的歧视性待遇,也解决依附于农业税的各种集资、收费、摊派等不规范的财政现象。乡镇财政缺口问题[13] 需要中央财政以转移支付加以解决。目前我国尚未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这对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区域财政发展不平衡的解决均是一个重大的缺失。另外,法定的财政分权应该从省级进一步细化到县乡级财政,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财权,以财产税制解决地方财政资金的稳定供给问题。
在财政支出面,突出需要解决的是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农民与城市居民最大的不公平待遇不在于收入面,而在于支出面。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本应由政府负担的公共支出,主要的两块是教育和医疗。其中,教育不仅涉及农民的减负减支,更关键的是涉及农民及其后代的发展权问题。因此,财政支农力度,不仅是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扶持和投入,更重要的是建立免费供给的农村义务教育体系和农村公共医疗体系。养老保险的制度体系也应逐渐覆盖到农村和农民。此外,财政在农村地区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方面也应加大投入力度,不仅改善农民的公共服务质量,而且也使得农村与城市具有同等的发展机会,促进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
财政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提高农业的竞争力,也是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的举措。发达国家对农业一般均给予特别的税收减免和优惠政策。我国在涉农税收方面同样可以在税率、计税依据、税额核定以及征收方式方面适用较工商业税收更为优惠的规定,以实现不同产业之间税负的实质公平。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发展失衡的另一个表征。这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策略以及偏重沿海东部地区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具有极强的关联性。目前,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国家已经出台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基本政策,财政支持力度也逐渐从东部转向西部和中部。但是,当前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主要是,过渡时期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规范的法律依据,资金管理不规范,而且受财力所限,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能力十分有限;其次,现行财政体制按“基数法”进行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不仅未能解决历史积累的地区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而且以体制方式肯定这种差距,不利于改善落后地区的财力状况
;第三,专向拨款和结算补助均没有规范的分配方式,随意性较大,导致东部地区的拨款实际仍多于中西部落后地区。
[14] 第四,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不清,财权配备也不合理,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税收立法权,制约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使得以第三产业为主要税源的营业税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难以起到支撑地方财政收入的主导作用。协调区域发展的财政法改革方向是,首先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建立以宪法为统率,预算法、财政收支划分法和财政转移支付法为主体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赋予地方必要和适度的税收立法权,规范财政在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方式;其次,加大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因素法代替传统的基数法确定转移支付的比例和额度,将人口数量、城市化水平、人均GDP、人口密度等纳入因素法考量的范围,以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客观公正性,使财政的支持力度真正体现在落后经济地区。
再者,简化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重新归并现行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税收返还、专向拨款、结算补助等四种转移支付形式,建立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重点,专向转移支付相配合,特殊性转移支付为补充的复合型财政转移支付形式。[15] 第四,建立规范的省对地市县的转移支付制度,以解决省以下地方政府财政失衡和公共服务差距问题。最后,加快财政立法,在已有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尽快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和《财政转移支付法》,加强财政支付的刚性,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稳定、规范的制度供给。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在当前经济的发展中,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均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障碍。目前,我国失业问题严重,就业形势严峻。2004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另外,我国还大约有1.6亿的隐性失业者和1.5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
借鉴国际经验,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可以包括:根据税收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原理,适当降低企业税负,鼓励投资,以增加就业机会;中小企业是活跃市场的基本力量,也被誉为“创造就业岗位的机器”,国家应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差别税率、财政贴息、财政担保、财政投融资等综合手段,扶持和鼓励中小企业和个体、民营经济的发展,吸纳社会就业人员;对城市新弱势群体[16] 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者给予支持,大力发展灵活就业[17] ;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设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加大税收政策包括房产税、营业税、教育费附加以及企业所得税方面对劳动力教育、培训的支持力度,改善劳动供给结构,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由政府定期举办环保、绿化、基础设施维护等公共工程,为下岗失业者提供工作岗位。
我国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一方面,是巨额的历史债务,另一方面则是养老保险基金在由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转轨中透支了在职职工个人账户基金,造成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对此,作为短期政策,政府应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的财政预算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拨款机制。
通过征收环保税、遗产税或划拨部分个人所得税的方式,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对国有股减持、资产置换、土地拍卖等国有资产变现收入,发行彩票收入,社会捐赠收入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收益等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养老金缺口的补偿力度。[18] 长远来看,应该借鉴国际经验,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以代替现在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社会保障收费局面,使社会保障有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同时扩大社会保障税的覆盖范围,将我国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均作为雇主与其雇员一同作为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公务员也不例外,但对农业人口则尚需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先将部分富裕地区的农民纳入试点范围,并逐渐探索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中,义务教育问题也是需要财政资金加大力度的一个领域。义务教育属于纯公共产品,它涉及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我国财政对教育整体投入严重不足,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占全国教育经费的比重过低,现行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责任主体也不合理。当前我国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教育体制,义务教育经费由地方各级政府分担,大约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省财政负担11%,中央财政负担不足2%。由于县财政困难,实际无力保证教育经费的及时、足额支付。因此,应尽快建立“以省为主,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教育资金管理体制,加大中央财政的拨款力度和教育经费的投入。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当承担至少50%的经费,对于西部地区和贫困省份,中央财政还得加大义务教育专向转移支付力度,以保证全国各地区义务教育水平的均等化。
[19] 对于日益加大的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税收应该在量能负担和累进性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的税制改革主要是个人所得税的修订和消费税税目的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应该充分体现人权保障,除了提高生计费扣除标准外,还应将纳税人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赡养老人和子女抚养、教育费用等因素纳入扣除项目的考虑,同时结合经济的通货膨胀率,对费用扣除实行指数化,并允许物价指数和生活水准偏高的地区,适当上浮扣除费用标准,在保证纳税人基本的生存需要的前提下,体现地区差异的纵向公平。在适当的时机我国还应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既进一步加大收入差距调节力度,同时调节代际公平、鼓励勤劳致富和鼓励社会公益捐赠。
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标识着我国在正确认识自然、环境和资源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后,由“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观念的重大转变。由于生态环境资源具有产权不明晰、强烈的外部性特征,因此存在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属于适宜由政府提供的典型的公共物品。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应该从行政管制转为更为有效地利用财政税收手段进行经济调节,以引导和促进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财政在此方面的作为包括两方面,在财政的支出方面,运用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环保信贷、建立环境保护基金、清洁能源基金等方式加大财政对环境保护和污染综合治理的投入,帮助修建污水处理厂等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鼓励和支持开发经营可再生能源的企业以及研究、开发、推广、应用清洁生产技术的企事业单位;另一方面,在财政的收入方面,主要是建立完备环境税费体系,除了遵从受益者负担和污染者付费等原则建立环境污染排放和整治的收费机制外,更为重要的则应该是建立一套有机配合、公平、合理的环境税制体系,以促进能源的节约利用和鼓励清洁能源的使用。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环境税制。以丹麦为例,1992年率先开征二氧化碳税,对含碳燃料根据含碳量的高低按差别税率征收;1996年为回应国际条约关于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标准要求,开征了二氧化硫税,以增加使用含硫燃料从事生产的成本,降低整体能源消费,刺激以低硫燃料代替高硫燃料,减少排放量。其他开征的环保税则包括垃圾税、车用燃油税、自来水税、一次性使用餐具税、氯化熔剂税、杀虫剂税、镍镉电池税等。
[20] 在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环境税制,目前与环境有关的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现行的资源税偏重于对资源使用的级差收益进行调节,而缺乏能源节约利用和清洁能源替代使用的刺激作用;对汽油开征的消费税也未区分无铅汽油和含铅汽油实行差别税率;在增值税方面,对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居民用煤碳制品、化肥、农药等适用的均是低税率,仅顾及作为生产的初级投入品和居民生活的必需品的低税负要求,而缺乏环保方面的考虑。此外,机动车船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在税制设计方面明显表现出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因此,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国亟需建立涵括所有资源、污染物在内的公平、效益的环境税制体系。
改革的方向是健全资源税,改变资源税覆盖面窄、税负低的现状,将资源税征收范围扩大到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滩涂、地热、大气、水等资源的各个领域,同时要调整税率,不仅要将资源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纳入到税额中,而且还需将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成本考虑在内。其次,对污染物开征环境税,征税对象包括车用燃油、二氧化碳、氟里昂、一次性包装袋和餐具、镍镉电池、杀虫剂、农药、化肥等。三是充分利用差别税率,如对汽油区分无铅汽油和含铅汽油,低碳燃料和高碳燃料,低排放量车辆和高排放量车辆,高回收产品和低回收产品进行能源消费的引导和调节。四是充分运用直接税扣除、减免措施,鼓励清洁生产、环保企业的发展。如与环境有关的资本支出包括防治污染、废物回收或利用等项目的资本支出可以在税前列支,对环境无负效应的投资或旨在减少对环境负效应的投资按一定比例进行税前抵扣,对控制和治理污染的固定资产允许加速折旧,对环保企业的所得税进行减免等等。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无论是从经济的全球化,还是从中国加入WTO的现状来看,中国已经不能脱离世界经济的规则独立发展,而是必须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开放、循环的世界经济体系,在尊重和遵循国际法律规则的前提下,谋求自身最大的发展。当务之急是遵照WTO的要求,建立统一、公平、透明、高效的税制体系。统一是公平税负的前提,公平是税制的核心,而透明则需提高我国各税法的法律级次,将暂行多年的法规条例尽快上升为法律,同时增强规章性文件的公开性和规范性。高效应该是最具技术含量的税制改革要求,无论是企业所得税的合并还是税收优惠措施的取舍,既要符合国际条约和双边税收协定的要求,同时还须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对经济的稳定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要求。例如,上文所提的环境税的开征,并不是一个单纯考虑环境保护、能源节约利用的问题,而是必须统筹考虑国民经济的竞争力问题。
尽管美国、日本以及荷兰、丹麦等国家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甚至自身标榜为地球环境保护的领头羊,但在税制的设计上却非常顾惜企业的竞争力。例如丹麦开征的二氧化碳税,对企业适用较居民家庭为低的税率,并且对能源密集型企业以及总税负超过企业增值额3%的企业可以选择与环境能源部签署协议,获得减税。在能源密集型企业中,则选择参与国际竞争的钢铁、水泥企业采用低税率,而对那些竞争力影响不大的企业,则使用了世界上最高的二氧化碳税税率。此外,丹麦还实行绿色税收的返还,将全部或部分的绿色税收通过减少其它与企业相关的税收以及使用补贴支持环保的方式返回企业。[21] 因此,我国在相关税制的设计时,也必须结合考虑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企业竞争力的保持。仍以环境税为例,在课税对象上,结合资源优势,对影响本国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环境税缓征、少征或不征,对资源优势和工业竞争力不大的环境税收则尽早开征并适用较高的税率。
在课税环节的选择上,兼顾效益性和公平性,某些对竞争力影响大的税收尽量在消费环节征收而不是生产环节征收。在税收的减免退和补贴方面,则可以考虑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对用于公共服务、服务于弱势群体和保持工业竞争力的项目免税。[22] 另外,对企业的税负进行综合衡量,在提高环境税负的同时,适当降低所得税、增值税等税种的税负。通过绿色税收的返还,减少企业对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以保持企业竞争力。再如时下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必要性已经无需多言,时机也不能再拖,关键是如何处理曾在吸引外资方面立过汗马功劳的外资企业税收优惠问题。可行的策略是“先并再调”。
首先应果断地将两税合并为一税,统一基本的课税要素,包括纳税人、税率、计税依据、扣除标准等,以解决长期以来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的问题;其次,安排一个适当的过渡期,如2-3年,继续保留曾经适用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这一方面是兑现先前外资企业设立时的承诺,另一方面也给予外资企业调整、适应的必要时间,以期平稳过渡。再者,将普遍优惠的税收政策转为重点优惠政策。对我国急需的高新技术和短缺资源实行重点优惠,增强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最后,还应充分利用WTO规则所允许的补贴规则,扶持本国经济发展。例如,对小型产业的普遍性补贴;资助由企业直接进行或通过与高等教育或研究机构签订合同进行的研究活动;资助国内落后地区;对企业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对现有设施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环保要求而产生的财政负担等给予资助。[23]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理查•马斯格雷夫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一个国家处于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初级阶段时,政府对公共部门的投资在整个国家经济投资总额中应有相当的比重,以便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起飞”的中级阶段奠定基础;而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级阶段以后,政府仍应对公共部门进行投资,只不过此时的公共部门投资将逐渐成为日益增长的私人部门投资的补充。[24] 我国当前仍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发展阶段,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属于政府主导型,这决定了政府的财政行为在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仍将发挥重大的作用,尤其在经济的宏观调控、城乡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社会保障的供给以及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应该发挥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然而,愈是需要财政权力作用的地方,则愈是凸现控制财政权力之必要性。
以人为本所折射的公民权利本位的理念在现代法治社会起着“权利控制权力,权力服务于权利”的根本导向作用,在制度建设上则须加快财政立宪的步伐,依据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平等主义、财政健全主义四大基本原则切实将财政权力纳入民主法治的宪政轨道。如此,方能构建一个法治的政府,一个和谐的社会。
1 本文所言的财政,是包括税收在内的广义的财政。现代社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绝大比例,也是法治国家汲取财政资金的主要途径,因此,税收历来因其重要性而有独立于财政研究的事实。但,这并不表明税收可以脱离财政的范畴而自行发展,相反,因为对税收支出的关注,对税款用途的监督,使得税收有着重新融入财政大循环中予以系统研究的必要,由此也带动了整个财政法的勃兴。税收是财政框架下的税收,财政是以税收资金运动为核心的财政,财政税收本为一体。因此,本文并不为突出税收而采用时下流行的“财税法”之提法,而力图以“财政”代之。
2 温家宝:《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29日11:22新华网。
3 需要声明的是,本文对于国民、公民、人民等概念并不加以严格区分,而是视不同语境需要而交互使用。
4 笔者所称的行动权力是一个概括的指代,指一切建立和依托于财政之上的国家的公权力,主要是行政权,但也包括立法权和司法权。正如公民需以一定的财产权为基础方能行使自由权,国家的行动权也须仰仗财政权。国家的财政权与公民的财产权相对应,国家的行动权与公民的自由权也是相对应的。
5 “物质财富首先是以公民劳动成果的形式存在的,然后才由国家这个公共机构加以提取。也就是说,公民权利是公民劳动成果的转化和派生形式,国家权力则是国家以税收等法定形式抽取自公民社会的物质财富的转化形式。”引自童之伟:《法权与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页。
6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213页。
7 这种国家权力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源于这样一种理念,国家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高于公民个人利益,并能取代和自动实现公民个人利益,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人民民主性质能当然保证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体利益的一致性,由此国家财政权力可以代行和安排公民的财产权,由此指导的财政不以税收为依赖,而以国有企业的集中计划运营为核心,广泛深入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领域。国民创造的大部分财富非以公民财产权的形式存在,而是成为财政统一计划分配的资金。由此,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公民自由发展权自然受到很大的限制。
8 2 Bvl 37/91 published in Official Tax Gazette (BStBl)Ⅱ 1995 at 655 ff.
9 王怡:《立宪政体中的赋税问题》,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
10 当前,很多规费的收取超出填补或弥补成本的范围。如高速公路、桥梁费等在收回成本以后继续收取。
11 张守文:《财政危机中的宪政问题》,载《法学》2003年第9期。
12 [美]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佩吉•B•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第五版),邓子基、邓力平译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3 自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先后取消了原先纳入乡镇财政预算和村级财务开支的税费项目,如乡统筹、教育集资等,乡镇可用财力突然间变得极为窘迫。一项调查显示,全国现有乡镇近五万个,平均每个乡镇负债约400万元,共计2200亿元左右。如果将村级组织的债务一并考虑,债务总额约4000亿元~5000亿元。引自《中国税务报》2005年2月16日头版《县乡日子过好了,农民减负才持久》。
14 潘明星、张静:《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载《税务研究》2005年第4期。
15 参见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16 城市新弱势群体是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失业率上升而出现的城镇贫困人口阶层。他们由于职业技能差、文化水平低而难以就业,即使就业也基本属于临时就业或弹性就业,就业质量低,不稳定,享受不到各种保险和有关福利待遇。下岗失业人员和进程务工的农民是城市新弱势群体的主要组成者。在数量上,他们已经超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在生活水平上他们出于社会的最低点。这一新的弱势阶层现在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参见刘军:《城市新弱势群体的就业与税收探索》,载《税务研究》2005年第2期。
17 灵活就业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一个或几个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上的传统、主流的就业形式。包括临时工、季节工、劳务工、承包工、派遣工、小时工等。据《中国就业报告》的统计,目前在累计2550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约1500万人从事灵活就业;大量的进城务工农民也从事着灵活就业。(参见刘军:《城市新弱势群体的就业与税收探索》,载《税务研究》2005年第2期。)灵活就业能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有效解决城市新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但需要关注的是灵活就业的劳动保护、社会福利保障问题。
18 安体富:《5000亿的增收税款往哪花》,载《中国税务报》2005年3月4日第8版。
19 安体富:《5000亿的增收税款往哪花》,载《中国税务报》2005年3月4日第8版。
20 参见高萍:《丹麦“绿色税收”探析》,载《涉外税务》2005年第4期。
21 参见高萍:《丹麦“绿色税收”探析》,载《涉外税务》2005年第4期。
22 参见侯作前:《经济全球化、WTO规则与中国环境税之构建》,载《政法论丛》2003年第2期。
23 [印]巴吉拉斯•拉尔:《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概要》,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7页,转引自侯作前:《经济全球化、WTO规则与中国环境税之构建》一文。
24 转引自杨荣学:《建立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协调机制》,载《税务研究》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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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美国文化的强大影响和英语的广泛使用使得美国电影海外文化折扣相对较小。中国文化世界的影响力并不深,汉语的海外使用率也不高。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也蕴含着中国的文化,加之国产影片类型单一,缺乏创新,很少有反映民族当下现实生活和原创性的影片难能打动国内外观众使得其文化折扣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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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折扣与跨文化预测寻找:中国电影“走出去”之路
随着我国电影产业化改革步伐的进一步加快,近年来国内电影票房在快速增长,国产电影投资规模和生产数量急速提升,2013中国电影票房的国产片已经反超进口片。但与国内电影市场发展得如火如荼相比,国产影片在海外市场和国际电影节上的表现却依旧差强人意。2013年只有45部影片销往海外,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仅有14亿元人民币,不到国内票房的7%,这与电影大国的形象严重不符。
在国际电影节方面,华语影片也依旧延续了近几年的惨淡,只有《郊游》在威尼斯电影节有所收获。而电影作为最具国际化特征的文化产品类型,要推动其“走出去”,就一定不能忽视文化折扣对其重要影响,以及跨文化预测对其的重要作用。跨文化交流在国际文化贸易中是必不可少的,文化折扣是影响电影跨国贸易水平的重要因素,电影作为一种媒介产品其跨文化传播是以本土的方式进行接受在本土接受过程中价值的损失以及票房绩效的预测, 已成为生产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在解释美国媒介产品为何主导全球市场时, Hoskins 和Mirus 发明了“文化折扣” 一词: “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 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 因为国内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 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会减退, 因为那儿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
折扣来源多方面,电影的制作看作是“编码”过程,观众的观看则是“解码”过程。外国电影对国内观众来说,新鲜感吸引观众的同时,复杂性又驱逐着观众。加之电影台词的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本身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语言所在的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
由于翻译者水平参差不齐,在很多翻译中常出现前后意义不符或者句子意思不通的现象从而导致进口国受众不能正确理解影片中传递的信息,带来观看障碍。且各国文化的差异受众偏好和审美预期也是不同的,有文化亲缘性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和历史交叉重叠较多,受众对彼此的文化内涵也就有了天然的亲和力。韩剧之所以可以在中国热播就是因为中韩两国的文化价值取向十分相似。
跨文化预测性是指媒介产品在一种文化中的表现, 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其他文化中的同类产品表现来预测。预测性缺乏可表现为: 一国流行的媒介产品在另一国家不一定会受欢迎[6]。如2013年在国内票房超过12亿元的《泰?》在北美市场收入却不到6万美元,《一代宗师》其国内票房虽不被看好,但是其却是2013年华语电影中海外票房最高的。媒介产品的国内成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该产品的国际成功程度, 但是两个市场文化差异增加时,可预测性进一步缺失。
因为不同电影因为其文化特定性程度不同, 其文化折扣程度不同。我们可以说《一泰?》在海外的表现没有《一代宗师》好,因为前者的文化折扣比后者大,文化折扣几乎都在关注产品价值的损失。但另一方面, 预测性的缺乏也有可能增加产品的价值, 现在的媒介产品会纳入多种文化元素, 迪斯尼的《功夫熊猫》、《木兰》从美国传播到国内时, 不可能仅仅产生文化折扣, 同样也具有增值的可能。文化折扣和跨文化预测性关系密切, 但仍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都建立在文化差异存在的假设上, 通过内容普遍化的媒介产品, 降低文化差异。文化折扣是指价值的丢失而非对价值可预测性的丧失,文化折扣对于跨文化预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虽简单的票房比率并不能够反映出文化折扣但跨文化预测性可通过票房数据来研究。
不同于美国文化的强大影响和英语的广泛使用使得美国电影海外文化折扣相对较小。中国文化世界的影响力并不深,汉语的海外使用率也不高。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也蕴含着中国的文化,加之国产影片类型单一,缺乏创新,很少有反映民族当下现实生活和原创性的影片难能打动国内外观众使得其文化折扣相对较大。然文化折扣的高低直接影响观众的接受程度和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效益。所以中国电影要“走出去”,就一定要尽可能减少文化折扣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一)开展大规模发行与营销并有的放矢
增大力度推广既有平台,同时全面提升中国电影的能见度和知名度。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媒介产品在海外市场的价值不能完全由其国内市场表现来预测,电影一般可归为九大电影类型: 喜剧片、动作片、惊险片、爱情片、科幻片、冒险片、家庭片、歌剧片及恐怖片虽然一部电影有可能从属于不止一种类型,用跨文化预测性的概念进行检验可知不同电影类型的文化折扣程度是否不同的,其中喜剧比其他类型电影的文化折扣要大,幽默跨越文化不易被接受, 难以在翻译中表现出来,例如《泰?》的幽默中国色彩太浓,无法获得更广泛影响力。
反之科幻片的文化折扣较小,因为现代科技和科学幻想本身就是当代世界最普遍的观念,受特定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影响较少,这也是美国主推的各类科幻片在全世界广受好评的重要原因。因此在进行影片国际推广时对于不同的影片品种其推广宣传的则重要不同。
(二)题材应具有普适性
只有能为大多数观众接受的电影才能行销到不同国家,其必须具有足够的文化吸引力,才能减少观众认知差异所带来的问题,因此对于电影的题材要尽量减少和本土文化直接相关的成分,多使用普世的、广为接受的价值观念,以免降低受众对消费文化差异较大的影片的意愿。
走向全球影坛的导演有很多,但实现票房口碑可谓名利双收的只有李安一人,不同于张艺谋的中国旧农村、“”等题材的影片文化局限性较强,从李安拍摄的影片从“父亲三部曲”到“少年派”都不难看出其题材其中涉及的伦理、情感、观念等的冲突是属于的全人类的。
也就是说,人类共同的情感和问题不仅是东西方文化的交叉点、共鸣点,还成为电影普世的文化价值标准。我们应承认文化差异,并尽量弥合、调节文化差异性,普适性题材的影片能形成一种“熟悉的陌生感”。这样,影片就可以拓展国际观众的接受空间。
(三)注重文化接近性市场,同时借用他国元素寻找文化混合
韩国电影能成功打入中国市场关键就在于它找到了中韩两国不同文化的契合点,实现了文化心理的接近。由于历史、地理、语言等方面的原因,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因此,中国的文化产品在这些地区所遭受的文化折扣较低,使得国产电影更容易被这些地区的受众所接受,从而实现“走出去”的第一步。对于文化亲和力较弱的国家可以通过融入他国元素以此来减小文化折扣,虽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同质化颇受争议但从电影的角度,要想降低文化折扣,文化混合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方法,按不同国家的市场需求来配置故事、场景、人物、明星等资源,从而有机融合各种文化元素,扩大电影产品在国际市场的适应面。
如《变形金刚4》为了更好的进入中国市场,不仅在汽车人的设计上融入了中国侠客的元素,在影片场景中广泛取材了中国的北京长城、香港、重庆武隆等,更是邀请了中国当红影星李冰冰加盟造势为影片创造了良好的效益。
电影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承载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使命。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具有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现实意义,其出口不仅可以促进一国价值观念的输出,还可以引领后续相关产业的整体发展。重视普遍存在于跨国文化营销中的文化折扣现象,并认真加以研究,掌握文化折扣发生的科学规律,找到有效的应对方式,为中国电影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有意义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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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影视像一个万花筒,令影视迷们心迷神驰。从题材看,当代中国影视作品有的表现中国古代社会,如《孔子》《康熙大帝》;有的表现中国近现代社会,如《走向共和》《山楂树之恋》;有的表现中国当代社会,如《秋菊打官司》《幸福来敲门》。透过当代中国影视作品,我们感受到中国古代社会、中国近现代社会和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着不同,中国社会发生的嬗变、转型。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国门被撞开,中国进入近代社会。腐朽没落的清朝危机四伏,垂垂欲倾,西方列强蚕食鲸吞,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流产。“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成立国民政府,李大钊、陈独秀等缔造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的一个结果是发动北伐战争,推翻北洋政府。蒋介石篡夺国民党的权力后镇压共产党,中国进入两党角逐时期。中国近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延续,仍是整体主义社会。几千年形成的整体主义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继续发酵。在乱世中的中国近代社会,人人只有依靠于一个强大的集团才能自保,集团的地位和利益远远高于个人的地位和利益。
1949年至1979年的中国社会依然是整体主义社会。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它强调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实行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实行计划经济,权力高度集中,运动频仍,党的机构渗入农村、工厂、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种社会团体,国民被党严密控制,几乎没有私人空间,公民社会不存在。每个国民都是党掌控的社会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没有个人独立、自由和权利。
当代中国影视作品表现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清楚地说明中国近现代社会具有整体主义的特点。以下以电视剧《走向共和》和电影《山楂树之恋》为例来说明。
张黎导演的59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叙述1840年至1920年的中国历史,再现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立宪新政、辛亥革命、隆裕退位、缔造共和等重大历史事件。剧中,面对列强入侵,清朝统治者节节让步、丧权辱国,社会动乱日益严重,民不聊生,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光明大道。该剧展现的中国近代社会具有明显的整体主义的特点,即以国家和社会为本,强调国家的地位和利益,个人要为国家的前途命运做出牺牲。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山楂树之恋》讲述一个发生在““””时期的爱情故事。美丽纯洁然而是地主后代的静秋与帅气又有才气且是军区司令员的儿子的老三阴差阳错地在西坪村碰撞出爱情火花。在那个年代,他们的爱情不合时宜,因为他们的出身是天壤之别。他们的恋爱受种种阻挠,但老三愿为静秋牺牲一切,给了静秋无穷力量。老三默默等静秋毕业、工作、转正。等到静秋的心愿实现,老三却染上白血病去世了。该片表现的““””时期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整体主义社会:社会以党为本,党控制社会的一切资源,党的权力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党严密控制国民的思想和行动,党发动各种思想改造运动,努力使国民树立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反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个人的自由、利益和权利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而受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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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对好莱坞的辐射影响已经持续了70个年头。从最初生硬刻板的利用中国元素点缀电影,展现他们眼中负面的中国形象到对李小龙代表的中国功夫元素的着迷使用再到深入地探讨了解中国真实的传统文化、历史沉淀,努力展现中国人民认同的形象和文化符号。这是一个文化认知的过程,好莱坞电影也成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必不可少的传播媒介。逐渐正确的解读中国元素,力图向世人展示一个更真实的东方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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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好莱坞电影中国文化元素的误读和趋同
近几年,中国元素逐渐变为必备要素出现在好莱坞电影中,不仅成了好莱坞电影投资方在东方宣传的一个噱头,同时也勾起了东方观众的好奇求异心里。从《阿凡达》中融入张家界奇幻美丽景观,《功夫熊猫》中音乐、词汇、服饰等充斥整部影片的东方元素,《黑衣人3》中对姚明等中国明星的调侃,以及2014年5月23日最新上映的《X战警:逆转未来》中演员范冰冰作为中国面孔的出镜。
中国元素逐渐主动与被动相结合,一方面利用好莱坞电影这一媒介呈现于全世界人们的面前,传播中国文化进行文化输出,同时也利用这一元素特点即文化认同感吸引票房支撑大户――广大的中国受众。而好莱坞电影中东方中国形象的建构也从起初的歪曲丑化即固定的“东方主义”烙印下西方对东方人的刻板印象逐渐向反东方主义下民族真实传统文化的展现传承方向改变。尽管无法避免不同文化背景差异下,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元素把握展现仍然存在着深层文化误读的现象,同时,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增强,文化霸权将渐弱,未来中美文化在好莱坞电影中的趋同化势不可挡。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默片时代好莱坞电影刻画华人形象的开始。由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种族主义偏见根深蒂固,加之中国的开放程度未像如今这样发达,还有自我民族对外传播的力度较弱,在理解和塑造东方中国形象时出现认识上的错位和误读,电影中塑造的中国形象倾向于以负面形象为主,即欧美人想象中的东方:19世纪末,落后愚昧腐朽的中国形象,20世纪初,在贫困边缘挣扎的“未开化”中国形象,“”前后“妖魔化”中国形象。
电影中呈现的昏暗的唐人街,男人麻花及地的长辫,女人艳丽紧裹的旗袍等元素细节几乎成为中国形象的典型特征。在西方强势文化霸权的语境行为下,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元素只能通过片段、辅助性静物残缺式夹杂在电影中。这所体现的无疑是刻板僵化的东方经验,同时对西方文化的自我优越感的深化与评估。西方这种白人至上的优越感和东方主义始于对东方所有的民族即非白人全部适用,动画片《风中奇缘》中对于宝嘉康蒂的东方女性形象也是白人对东方刻板印象的典型印证,他们眼中的东方是野蛮与迂腐的象征。
随着世界不同地区跨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美国电影中对中国印象的主观极端化、不负责任的一味猜想逐渐开始发生变化,西方观众也需要了解更多真实而深刻,生动而具体,具有中国独特性和代表性的中国元素。无疑,20世纪60年代,李小龙以中国独有的中国功夫为符号,以正义健美的姿态冲击了美国电影界。从此,好莱坞对于中国文化价值的审视与理解进入了新的阶段。
李小龙作为中国独有的文化符号在传播过程中的消逝伴随着其电影全盛时期的结束。在此之后,中国元素的呈现与传播又进入了灰暗地带。直到1998年,好莱坞动画电影继《风中奇缘》将美国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宝嘉康蒂故事改变呈现赢得广泛欢迎以后,又将目标瞄准中国市场,以妇孺皆知的替父从军、女扮男装的花木兰为主角,中国传统的民族故事为基准,打造了一款虽然一度被热议为文化输出还是文化入侵,至少是大部分还原了中国的历史故事;2003年中国功夫作为元素在电影《黑客帝国》第二部、第三部中展现――将中国功夫与东洋传统兵器纳入,刀、枪、剑、戟等各式兵器在片中被广泛运用,将中国的传统独特性的一面尽情施展,又一次引发了新的“中国热”在美国电影中的酝酿。李安凭借《卧虎藏龙》更是把这种中国功夫热潮推向了沸点。
熊猫――这个具有中国符号印证的动物加之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宣传背景,使得《功夫熊猫》在200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风靡全球。而叫好又叫座的灾难片《2012》中,中国人以正能量出现,成为世界的拯救使者,诺亚方舟的中国制造又一次证明了中国人和文化的不可或缺性。美丽的张家界美景在高大穿越的《阿凡达》中出现时,也让中国观众有着民族自豪感。2014年5月23日最新上映的《X战警:逆转未来》中演员范冰冰作为中国面孔一句台词5分钟的出镜也是被国内外媒体热议,中国形象中国元素在电影中的体现以及逐渐淡化和隐退的东方主义民族歧视。逐渐地,我们发现,如今的国外影片多以中国的广告元素,如伊利牛奶;中国面孔,如李冰冰、范冰冰、章子怡,中国美景等作为文化符号吸引着中国受众,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化元素的传播。
中国文化对好莱坞的辐射影响已经持续了70个年头。从最初生硬刻板的利用中国元素点缀电影,展现他们眼中负面的中国形象到对李小龙代表的中国功夫元素的着迷使用再到深入地探讨了解中国真实的传统文化、历史沉淀,努力展现中国人民认同的形象和文化符号。这是一个文化认知的过程,好莱坞电影也成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必不可少的传播媒介。逐渐正确的解读中国元素,力图向世人展示一个更真实的东方中国形象。
文化误读,顾名思义是对于文化的错误解读,其原因莫过由于文化的差异及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两种文化交织时,对一个元素的理解和性质的判断产生的不可避免的错误解读。作为受众及观众抑或影片的生产者文化的缔造者,当面对新来的或者是异国的文化时往往会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或刻板印象去解读这种文化。例如,早期好莱坞电影东方的印象,总是无法脱离低等和野蛮这样的描绘。这些误读的成分通过逐渐的演变或自我的纠正更新,其最终的结果却是各国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传播。 人们的思维方式是由于文化和个人的不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
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思维偏向,有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思维方式的差异能够影响人们对其他国家文化的理解及阐释,而且因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文化信息对于不同的接受者有不同的解释方式,所以很容易产生歧义。好莱坞电影主要攻占国际市场,目的是将自己的电影让整个世界接受,与此同时文化霸权如影随形,用电影语言讲述美国人眼中的东方。
这其中包括广为传颂的历史故事改编的人物,《风中奇缘》中的印第安公主宝嘉康蒂为了自己部落的和平生存放弃了自己与白人爱情的故事;《花木兰》中替父从军的木兰,也常常被我们评论为东方面孔下隐藏着一颗西方的心。好莱坞电影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是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对中国的故事进行改写的,强调的主要是美国人所肯定的价值取向。而中国人在观看电影的时候,又往往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理解美国电影。经过这样的改写和理解的阶段,就产生了跨文化的巨大差异。如果这样理解,则好莱坞电影在诠释中国文化的时候出现文化误读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而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也越发深入。好莱坞已经开始摆脱对中国元素的完全拿来主义,近几年来好莱坞电影对中国表层文化的解读也日趋正确。当然因为自身文化差异的问题,好莱坞电影仍然存在着对中国深层文化无意识的误读现象。
2.1 对中国表层文化的正确解读
动画片《花木兰》取材于中国传统故事,展现了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最终凯旋的事迹。无论是具有东方典型特征的人物塑造还是具有园林特色的中国生态文化的展现,都将外国观众带入一个真实的中国。在动画片中,木兰的棕色皮肤及厚嘴唇的特征还有杏核式的眼睛符合西方对东方形象的审美,而水墨山水、古老长城、祭祀庙宇、中式庭院等场景的生动也使西方关注中置身其中。而更具中国特色的饮食文化和物质文化也有表现,木兰与家人食用的面条和水饺,在战场杀敌所运用的中国功夫,成功凯旋时迎接他们的舞龙舞狮,还有对镜贴花黄的传统服饰等以形象具体的方式展现给予外国受众,使其认识了中国文化。
动画片《功夫熊猫》2008年版和2011年版在场景设置和人物形象性格塑造也趋同于中国化。在场景布置方面,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中国本土,高山峻岭,山水相依,绿树苁蓉犹如中国传统山水画,朦胧中透着些清灵,幻境中透着些生机。
在人物角色的形象性格塑造方面,主角为中国的国宝大熊猫阿宝,胖和慵懒是他最大的特征,在不断尝试练武之余不惧失败;同样是武功高深莫测的还有螳螂、老虎、猴子、毒蛇、丹顶鹤,这几个角色分别展现着传统的武术和独具特色的不同拳法,如“螳螂拳”、“飞腿”、“金鸡独立”等也有引意。表层文化的认同中,用拼音代替英文的词汇如:“乌龟”、“功夫”、“师傅”甚至“豆腐”等,用中国传统乐器唢呐、箫、二胡、古筝、木笛、锣鼓等奏乐穿入其中。而生活细节中的中国特色无处不在,它们穿着的马褂,医疗中运用的中医针灸,庙会中的皮影戏与剪纸。动画片电影通过细节展现给予西方受众一个真实的世界。
2.2 对于中国深层文化的误读
1998《花木兰》成了好莱坞继1995年出品的《宝嘉康蒂》之后第二个以真实的人物故事改编的动画电影。我们所熟知的则是木兰因父亲年老弟弟幼小,替整个家庭去从军。而在美国电影对故事改编中,逐渐弱化了民族特有的伦理情感及家庭奉献精神替父从军,强调的则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成功路上的自我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木兰是贤良淑德,孝顺有加(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木兰辞》)。
在电影中出现的歌词为:什么时候我才能展现那个真正的自我?突出了木兰的疑惑思考,强调了其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实现个人价值的渴望。从此我们可以看出,看似是以不同的视角来解读,实则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中方的集体意识和民族意识在这部影片中淡化而西方所推崇的英雄主义和个人价值显得尤为突出。
西方价值观还承担着叙事功能在动画电影《功夫熊猫》中呈现,当笨拙的熊猫瞬间的顿悟:只要相信自己,任何事情都能做到。这种信念让他在拯救和平谷遇到苦难与挫折时觉醒,使他打败了武功高强的泰狼。熊猫阿宝认为所有梦想的实现都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获取的。这种奋斗后必有既定成果是一种美国精神的折射,它体现着美国人崇尚自由不懈追求的个性和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尽管这里的“空”、“无”等概念彰显的“无中生有”文化想象都直指最具民族特征的道家文化。
美国创造者在自己不变的文化立场至上遵循着西方个人主义的逻辑,《功夫熊猫》影片中的主角熊猫其实是披着中国文化外衣的西方“传奇英雄”,他所具备的是西方式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熊猫阿宝最终实现了自己成为功夫达人拯救世界的梦想,它就是美国青年的一个缩影,无处不在地体现了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
正如潘皓在《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读”现象》一文中所言:“文化内部的人们认为是误读,但这种理解却补充了新的视角,揭示了潜在特征,是对内容的一种丰富和扩展”。每种文化的内部蕴含着理解的多样性、历史的复杂性,而这两者并非亦步亦趋的。每种文化的侧重选择不同,我们要带着尊重的心态去理解,当然每种文化的解读也并非是单一的,所以我们要站在他者的角度去观察。好莱坞电影在运用中国元素,解读中国文化的时候出现深层的文化误读是正常的现象。
文化的趋同现象就是文化趋近相同,指受众在某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对于文化的价值和审美上具有相似性和认同性,从而使文化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的区域内具有相应的特色。[3]民族文化具有独特性,而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说明具有特殊性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影响。文化趋同中的同指的是“求同存异”的“同”,“大同小异”的同,特殊性与普遍性、一元与多元的结合统一。有共同的价值理解文化形式与所有文化模式化同类化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们所期待的是百花齐放,多种文化相互碰撞而出的流光溢彩,而最终趋同的是被多方所认可的客观的文化价值理念。随着中美文化交流的深入,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认识和理解逐渐加深,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对于外界有着无可比拟的魅力。美国梦工厂不会满足于对于中国文化元素的拼接与重组。不断的感悟和参透中国文化的内蕴和精神,试图深入把控中国文化的深层含义。而由中国文化元素参与的好莱坞电影就是体现的产物,美国梦工厂动画巨制《功夫熊猫》和《功夫熊猫2》是以电影为载体,以熊猫功夫为主题核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念线索,融合中西方文化理念的相似元素,展现了当代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同时这是中西方文化融合趋同的典型例证。
3.1 人物形象的文化融合
中国的国宝是熊猫,而中国的四川大熊猫闻名世界,这位憨态可掬的动物也担任着和平使者的任务,成了中国外交过程中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元素。如今它走入了好莱坞的影片,更是以憨厚可爱的特点展现于观众。然而正是这样一只憨态可掬的中国熊猫拥有着看似平凡的生活却心怀成为武功大侠的梦想。正是这一信念不断的支撑着他努力奋斗执着向前,最终实现了他的美国熊猫梦。而与中国特色大熊猫不同的是这个具有西方典型习性的浣熊,同样是我们所熟知的美洲动物。在他的身上穿着中国式长袍,留着长长的胡须而且还能熟练地使用中式餐筷,在影片中的角色是众多人的武侠师傅,这些明显的中国风格虽在美国文化的映射,但总体拥有着相通的文化认同,人物形象成了文化融合的最外在体现和最显现的元素本体。
3.2 不同传统的文化精神
宗教是思想的最前沿的体现,“君权神授”的思想存在于西方“先知型宗教”是____的重要特征。在电影中,我们可见熊猫阿宝乘坐着爆竹火箭意外闯入,误打误撞站在了乌龟大师的手指下,这一切的预设与象征都不难发现,这个看起来一无是处的熊猫居然就是即将拯救整个和平谷的命定英雄,然后这一由神选产生的钦定之熊猫在“拜师学艺”很短的时间内就练成高深的武功,最终得以完成伟业,都是因为他是神选产生的“the chosen one”。好莱坞电影的一大特点就是预设性和英雄魔幻赋予的超能力,这一点在《冰雪奇缘》中的女主角身上也有体现,在指定英雄出场时就给予了超能力和非常强大的学习深造能力。很显然,电影不仅体现了西方基督____选思想,同时也集合了中国儒家、道家和佛教的传统文化思想。
在东方佛教中的宿命思想认为“一切皆有定数”,无论戒备多么森严都无法阻止恶豹逃出天牢,无论机会多么渺茫,能力多么的不均,功夫熊猫阿宝注定要成为神龙大侠并最终擒胜恶豹。熊猫阿宝的鸭爸爸说没有秘方就是最好的秘方,于是阿宝从无字的神龙手卷中悟出的神龙秘籍――没有秘籍就是最强的秘籍。这正应了东方文化对于“无”和“有”两者关系的微妙之处的深刻认识,如老子所言“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3.3 不同背景的价值观念
理智与尊严,独立与自由是在西方世界人们所追求强调的。而美国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则是强调个人价值,主张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人生价值和梦想,个人奋斗的过程中的艰辛与成功后的感悟才是“美国梦”的精髓所在。《功夫熊猫》中的主人阿宝是和平谷最懒的动物,但是他拥有着看似不切实际实则勤勤恳恳,无时无刻不存在于生活每个细节的梦想――成为武功大侠。这位最懒,大家最不看好的主角为了自己的梦想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幸运与命运的眷顾,熊猫终于摆脱了懒惰臃肿的形象,他用勤奋与坚定的信念、高超的武艺,最终战胜了恶豹,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功夫英雄。
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与价值取向。在中国文化中,和中国受众的成长环境、教育环(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境的熏陶下,我们所强调是个人对集体的责任,个人对集体社会的义务,从而才能行使社会集体给予我们的权利,人的价值因群体而存在并借以实现。我们所提倡的是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
在电影《功夫熊猫》中,对于有一技之能的各位武侠壮士将个人的安慰置之于脑后,在和平谷民众遇到危险和恶报的威胁时,他们能够除暴安良挺身而出,为整个谷的村民而牺牲。这种团体协作和集体主义精神在影片中潜移默化的渗透,同时此举也成了功夫熊猫努力练武保护和平谷的动力,也是他牢记他肩膀上所担负的重大责任。这种精神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团结合作,也是集体主义精神的胜利展现。
无论是中国特有的功夫还是博大精深的国学,中国文化元素以碎片式、快速度等特征冲击着好莱坞电影,无形中进行着文化的渗透与传播。这种文化的渗透,实际上比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更加有利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完全从东方人的视角对东方人进行解读和定义是太过绝对,但如何正确的描述东方,在两种文化中找到最大的(下转第页)(上接第页)趋同点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正如霍尔所说的:“全球化绝不是一个文化同化的简单过程。就如语言翻译一样,得出的大致含义并不等于其真实含义,我想很多新汉语词汇的同声在英文词典中的出现也是一个典型的表现。最终,我们所需要的是地方的民族的特色的与全球的世界的相结合。以此趋势,文化的融合继续存在于未来的好莱坞影片中,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中西文化的相互碰撞与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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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微电影进行普法宣传,一方面在于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普及法律知识;另一方面在于惩恶扬善,给受众以正反两方面的警示和启示。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法治微电影探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法治微电影探析
近两年,伴随着人们法制观念的增强、法律意识的提高和行业微电影的大力发展,法治微电影异军突起,在全国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法治微电影大赛,像司法部和全国普法办举办的全国首届法治微电影大赛、苏州法治微电影大赛、昆山法治微电影大赛等,吸引了大批微电影创作者和法制工作者投身其中,并创作出了数量可观的法治微电影作品。
所谓“法治微电影”,是讲述普法领域的人和事儿,以普法传播为目的的微电影,是行业微电影的一种。
目前,法治微电影在法治传播专业领域和微电影领域,都已初显影响力。
法治微电影作为微电影的一个分支,具有微电影的共性,比如讲求创意、故事短小精悍、形式比较灵活、创作手法多样等,此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一)具备法理点
所谓法理点,是与法律法规直接相关的内容核心点,比如当事人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法规,应当受到什么处罚和惩罚,具有什么权利义务等,法理点不同于伦理道德。法治微电影不同于其他微电影,它的故事是围绕着法理点来展开的,故事中的法理点可以有一个,也可以有多个。
比如有一部法治微电影,就是围绕着“商品经营需要开具发票”的法理点来叙事的:
一个商店老板,以种种借口不给顾客开发票,他的儿媳是一个税务工作者,主张给顾客开发票,两人产生了一些矛盾冲突。后来,商店老板进了一批货,发现是假冒伪劣,就去找人家退货,但因为当初没开发票,自己没有证据,人家不承认,这个老板只能自认倒霉。最终,在儿媳的影响和进假货的教训中,商店老板转变了思想,主动给顾客开起了发票……
这部微电影就是围绕着税务法规中――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时间,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这一法理点来做文章的。
(二)具有启示和警示意义
法治微电影进行普法宣传,一方面在于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普及法律知识;另一方面在于惩恶扬善,给受众以正反两方面的警示和启示。
比如,有一部讲述警察帮助吸毒青少年的微电影:一个吸毒青年从戒毒所出来后,找不到工作,生活陷入困顿,女友也离他而去。在民警的帮助下,他找到了工作,逐步走上了人生正轨。影片中,青年毒瘾发作时的痛苦、丧失理智后的疯狂、生活的无助、爱情的无奈,都给广大青少年以警示和启示――一定要远离毒品;而故事的结尾,毒贩子被公安干警一网打尽,则具有惩恶扬善的意义。
(三)不失人文关怀
法网无情,法治微电影看上去有冷冰冰的感觉;其实不然,好的法治微电影具有人性的光辉、人情的温暖,不失人文关怀。
法治微电影的人文关怀,不仅体现在执法者和普通百姓的“鱼水关系”上,也体现在普通人那种温暖的情感上,比如,有一部关于亲子鉴定的微电影:
夫妻两人吵架,丈夫怀疑孩子不是亲生的,要做亲子鉴定――这本是气头上的事儿,但当亲子鉴定结果出来时,丈夫发现孩子竟然真不是自己亲生的。要是这桥段放到别的故事里,故事的发展一般是丈夫拿着鉴定书去找妻子,最终两人吵闹、离婚。但在这部微电影中,丈夫却犹豫了,他想起了跟孩子相处的四五年时光,两人建立起了很深的感情;想起妻子也坦白地告诉他,自己并非有意背叛,当初怀上这个孩子是出于无奈……。最后,丈夫下定决心,隐瞒事实,接受这个孩子。为了孩子以后的生活不受影响,丈夫用一纸假亲子鉴定书,把孩子变成了“亲生”……
这部法治微电影就体现了人性光辉和善良的一面,整个片子格调很光明。影片中,丈夫的心理变化也做的很充分、很真实,使影片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法治微电影目前有多种分类方式。一种是按照法律法规的类别来划分,比如涉及民事纠纷的,属于民法微电影;涉及刑法案件的,属于刑事微电影等;还有一种是按照执法部门的不同来分类,比如分为公检法微电影、工商税务微电影、交通法规微电影、消防微电影等等。
此外,还有一种常见的、通俗的划分方式,是以执法者的参与程度和普法传播的主客观性不同来分类,分为两类:
(一)主观法治微电影
这类微电影,采用一种主观视角进行普法宣传,执法者直接参与叙事,成为故事的主角或者重要角色,他们在电影中惩恶扬善,并针对人物的违法犯罪行为现身说法,答疑释惑。这类主观视角的法治微电影,不仅普及法律知识,还展现执法队伍的精神面貌。
像前面提到的发票微电影中的税务工作者,以及青少年吸毒微电影中的民警,都是如此,他们出现在微电影中,他们的事迹是微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直接普法说法,直接惩恶扬善。
(二)客观法治微电影
这类微电影,执法者不参与电影叙事,不在故事中扮演角色,不直接进行执法和说法。电影以客观的视角,先向观众讲述一个普通人违法犯罪的故事,等到故事结束,再针对故事中的违法犯罪内容,将相关的法理法规和结论呈现在受众面前。
有一部讲述职场人员利用微博造谣的微电影:一个公司的员工喜欢散布谣言、造谣生事,他看到老板跟一个女子逛街,就在同事中散布谣言,说老板包养了情妇。老板患感冒咳嗽,他就造谣说老板得了禽流感。他不仅在公司内部造谣,搞得人心惶惶,而且还利用微博将老板得了禽流感的谣言发布了出去,弄得公司外的很多人也误以为老板得了禽流感。
故事的结尾是一场审问的戏,公安干警并没有出场,只有短短的几句旁白,表面造谣者被惩处,然后通过一屏字幕将造谣行为的相关法律责任和后果交代了出来,整个故事执法者都没有现身,影片承载的普法传播是通过普通人的故事、而不是由执法人员的言行来完成的。
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微电影,法治微电影的演员阵容一般没有明星大腕加盟,承载法理点的故事也不煽情,创意并不突出,内容上标新立异的东西也不是很多,但法治微电影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一)贴近民生,实用性强
法治微电影普及的法律法规大多涉及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针对性。通过法治微电影,受众可以学到处理法律问题的很多知识和技巧,一但遇到纠纷和麻烦事儿,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比如,有一部微电影就讲述了两车剐蹭如何处理的故事,通过看微电影,受众可以知道:大的交通事故由交警出面处理,小的交通事故像两车剐蹭这种,不需要警察出面,只要填写当地交管局制定的轻微事故处理书,就可以到保险公司理赔,这样既省去了报警的麻烦、又避免了私下争执不休的烦恼。这种实用性和指导性往往是别的微电影所难以具备的。
(二)法治题材有冲击力
法治微电影选取的都是典型的违法犯罪的案例故事,关乎情感纠葛、经济纠纷或者刑事犯罪,题材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视觉和情感冲击力,用微电影的形式呈现出来,讲好一个法治故事,能够吸引受众眼球。
相比于其他题材的微电影,法治微电影的优势并不多,但却很鲜明、很强大;上述两个优势也都是其他微电影所不具备的。
目前,法治微电影异军突起,发展很快,但还远未走向成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影响到法治传播的效果:
(一) 偏离生活真实,故事和法理点结合生硬。
有些法治微电影过于致力突出法理点和警示意义,过于致力对法制工作者正面形象的塑造,导致故事偏离生活真实和生活逻辑,与法理点结合生硬,甚至有生拉硬扯之嫌。
比如,有一部讲述夫妻闹离婚、法院调解的微电影:
一对夫妻到法院打官司,声称感情破裂,法官发现俩人与众不同:虽然俩人的经济状况都很好,也都声称没有第三者,但却都不想要八岁的儿子,难道孩子不是亲生的?后来法官调查了解得知,他们离婚的原因出在这孩子身上:八岁的儿子患有脑瘫。夫妻因此心理压力很大,导致经常吵架,最终闹到离婚的地步。于是,法官从孩子入手来挽救这段婚姻;她走访医院,了解脑瘫儿童的情况,法官告诉家长孩子还有治愈的希望;她又联系学校,帮孩子入学……,在法官耐心的帮助下,这对夫妻看到了孩子治愈的希望,最终破镜重圆、重归于好。
故事很感人,但不符合生活真实和生活逻辑:既然这对夫妻的经济状况不错,那么孩子患有脑瘫,他们自然会想法设法进行治疗;孩子都八岁了,做家长的不会不清楚孩子的状况,但片子中却由法官来告诉家长孩子还有治愈的希望;而且两人家庭经济状况不错,却要由法官去帮助孩子上学――这都显得不真实、不可信;而且即便生活中确有这种不合理的事儿,也不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
如果一部法治微电影的故事不真实,那么传播效果也就事与愿违了。
当然,片子如果改一下:这对夫妻生活贫穷、又没多少文化,在孩子的问题上压力很大,导致争吵离婚。法官帮助他们,在孩子的治疗和求学上做了一些事情,让这对夫妻重拾生活的信心,并决定和孩子一起直面人生的风风雨雨――这样逻辑上就合理的多、故事也更具有普遍性、能让人信服,传播效果也会好的多。
(二)创作方式单一,普通受众参与少
目前,法治微电影主要有两种创作方式:
一是执法和普法部门负责微电影创作的投资和把关,而将微电影的摄制工作交由专业的影视机构来完成。由于懂艺术的人不见得懂法,这种方式创作的微电影故事性较强、艺术水平较高,但法制水平往往一般。
比如,有一部法治微电影,讲述的父子俩和假钱的故事:父子二人相依为命,开出租车的父亲不小心收了一张百元假钞,在犹豫中没有上交银行,而是放到了家中。上小学的儿子要交生活费了,他体谅父亲的辛苦,也是在一念之间,就把假币交给了老师……,后来在老师的帮助下,孩子认识到了错误,把假币换了回来。父亲在得知孩子用假币交费之后,非常后悔:是自己没有及时地、坚决地将假币上缴,才导致孩子有违法的举措。这个故事洋溢着浓浓的父子情,很感人,但法理点过于简单,属于大家熟悉的常识性内容。
另一种创作方式是执法和普法部门自己完成微电影创作,这种方式创作出来的微电影,法理点突出,法制业务水平高,因为毕竟是由懂法的人来创作的,但往往故事性不强,艺术水平一般。
所以,两种创作方式各有利弊,目前能将法律和艺术进行有机结合,创作出既具有较强故事性和艺术性,又具有较高法律水平的法治微电影,还比较少见。
此外,法治微电影在微电影里创作门槛相对较高,普通观众参与创作较少,受法律意识和法律水平的限制,完全由普通受众找选题、写剧本、进行法治微电影创作的,目前还不多。
法治微电影的异军突起是社会文化与法制进步的体现,也是行业微电影发展的必然,尽管目前法治微电影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相信,随着人们法律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普法力度的加大,法治微电影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走向成熟的明天,对建设法治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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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很多80后的年轻人回想起童年看过的国产动画片,都应该记得西游记里有情有义的哪吒、活泼可爱的人参娃娃、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等这些经典的荧幕形象。最近这几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国外动画片像海上风暴一样涌进国内,对国内动画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儿时的经典形象,依然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这归根结底跟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是分不开的。归根结底是与我们五千多年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分不开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一些民间艺术为中国早期的动画片创作提供了特别充足的养分。
关键词:应用;影响;结合
在动画片的创作中,角色是片中的核心、灵魂,动画角色设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部动画片的成功与失败。所以要求我们设计师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要对角色进行精确的定位,根据动画剧本里所提供的年代背景、地域特点等,全方位挖掘动画角色的内在个性,从而对角色进行深入剖析。在动画片的创作过程中,动画造型的设计师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一定要符合剧本中的角色外形以及性格特征。所以说,我们在进行角色创作时,一定不要只专注于它的外在形象设计,还要考虑到它的气质、性格以及身份特征。想要创作出成功的角色,平时还要多注意观察,留心生活细节,综合运用形式美法则对角色进行设计。
在辉煌时期的中国动画,不乏优秀作品。《阿凡提的故事》这部作品在创作风格上体现出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从片中的不难看出,创作灵感取材于中国新疆的传统文化例如,阿凡提的服装造型上参考了新疆人民的特色装扮。阿凡提是新疆地区流传已久的传奇人物,角色的塑造深入民心,受到了大家的喜爱。总之,动画角色的创作是整个动画片的核心与灵魂。在创作中,恰当地运用传统文化符号,强调角色的地域民族风情,对观众来说,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从而使影片达到一个叫好又叫座的效果。
如果说动画角色设计是一部动画片的灵魂,那么剧本的好坏就是动画片的精华。好的动画剧本有着一定的思想高度和社会深度。它必须具有一个广泛关注的题材,能够引起大家共鸣的故事情节,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带动作品的成功,从而达到动画片创作的最终目的。综上所述,在进行动画剧本设计时,一定要把握好题材,以及它所体现的现实意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谓历史悠久,从中选择能够演绎的优秀题材那就太多了。比如说,神话故事、寓言故事、成语故事、民间传说等等都是中国历史文化题材的代表,这些题材承载了中国文化的寓教于乐的精神。这些独特的文化题材,为我们中国动画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也是我们区别于他国的重要文化符号。中国动画辉煌时期出了很多动画片,比如说,《小蝌蚪找妈妈》、《阿凡提》、《山水情》、《牧笛》《大闹天宫》等等。这些作品在国内、国际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这些作品中不难发现,它们都是从传统民族文化中提炼而来。动画创作人员在保留了大部分原作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合理的再创作,与当代的动画技术相结合,达到充分体现角色外在形象与内部特征的效果。这些知名动画的成功,都来自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素材的理解与运用,对观看者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编创作时,一定要注意保持真实性,要对当时当地的民俗传统、思考方式进行缜密的分析和全方位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抓出其中的精髓,从而创作出优秀的动画剧本。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动画创作的表现手段也是越来越丰富多彩。想要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动画电影,必须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素材,并且利用现代先进的表现形式,这样做,既能丰富动画电影的表现形式,又能在传统的文化中注入当今元素,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创作出优秀成功的动画片。放眼看看现今比较成功的动画电影,多数是把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制作方面,随着数字技术在影视制作领域的发展,和数字软件的增加,在技术上弥补了原始拍摄的不足,增强了场景中的空间感和真实感,实现了动画与场景的完美结合,使得影片效果更加丰富,使得观众在观看影片的同时享受了一场视觉盛宴。数字技术的产生,不仅仅是丰富了视觉效果,同时在成本计算中,大大降低了影片的制作成本。但是,就像我们之前所说,动画片的精髓在于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数字技术只是属于锦上添花,在动画片的成功与否上,并不起核心作用。近几年,出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动画公司,但是优秀作品却少的可怜,大家都在拼技术,却对片子的核心东西缺乏研究;一味的模仿别人,却没发现中国的民族文化与别国不同。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自身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认识不足,作品缺乏根基。没有根基的作品,就像没有根的大树,是不会存活的。在动画片的创作中只顾及技术层面的进步,缺少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识,创作出来的片子只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所以,我们现阶段需要的做的是,放下跟风的脚步,脚踏实地的认真研究与探讨中国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符号在中国动画中的应用。
总之,中国动画电影想要得到广泛的认可,还需要在对自身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深刻理解上下功夫。只有这样,中国动画电影才能走出中国,才有可能被世界人民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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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电影的商业成功,无论是从单纯的票房价值、产业的规范良性发展,还是美国电影的全球化影响,文化传播的博弈渗透,均在电影学界和经济领域得到广泛的认可,分析其背后的根源对国产电影有一定启示。首先是国产电影不能一味的模仿;其次,应注重中国电影品牌经营的必要性;再者,中国电影应该注重后电影市场发展战略。
关键词:好莱坞大片 国产电影 整合营销 品牌
近期好莱坞大片又开始集中上映了,如:《碟中谍4》、《猩球崛起》等等,几乎所有的好莱坞影片似乎都有十分鲜明的特色,宏大的制作阵容、超级明星、火爆的画面和震撼人心的视听效果,虽然好莱坞电影一直以他太过商业化的运作受到诟病,但是其出品的影视大片少有投资效益倒挂的作品,足以说明其商业营销模式的成功。下面通过对影片《2012》分析,探索好莱坞大片的营销方式。
《2012》一部灾难影片,为什么能引起轰动效应呢?重要的是它引发了人们一度曾经十分关注的蛊惑人心的“玛雅预言”中关于“世界末日”的许多不安与猜测。在影片《2012》中,中国元素破天荒的成为好莱坞电影中的强大正面力量,显现出好莱坞开始谋划新的市场策略,并以此展开一系列的工作,从影片剧本撰写、取景拍摄、目标人群文化展现等,都无不体现其良苦用心。环顾《2012》播映前后,国内媒体自发式铺天盖地的宣传,不断刺激了大众的期望,可以看出《2012》确切的中了中国人的内心需求,而这更进一步地验证了好莱坞在关注人们心理的需求方面的高明。在电影上映前,还通过各种各样的线上活动为影片造势,利用此机会宣扬“2012年是世界末日”,还有一些一直想红的科幻作家、危言耸听的作家都听到了这部电影的“召唤”,纷纷成为这部电影的最佳推手,帮影片在网络上拼命写一些信息。
这就是美国好莱坞电影的整合营销运营体系。美国电影的商业成功,无论是从单纯的票房价值、产业的规范良性发展,还是美国电影的全球化影响,文化传播的博弈渗透,均在电影学界和经济领域得到广泛的认可,分析其背后的根源,宏观经济稳定、产业化结构合理、商业环境活跃等固然是其重要的因素,但是,在美国电影的商业运营中,营销像在其他商业经营领域一样,起到了激活全局、攸关成败的关键作用。
整合营销传播的中心思想是:以通过企业与消费者的沟通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价值为取向,确定企业统一的营销策略,协调使用各种不同的传播手段,发挥不同传播工具的优势,使企业达到低成本、高收益的战略目的。所以好莱坞电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们知道如何分析观众,了解电影观众需要,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和制定战略,认真剖析观众心理。例如,根据市场调查,结论是轻松电影和严肃型电影分别占据该调查的76.7%和60.6%。而美国各大电影公司正式按照这种比例来决定拍摄影片类型的,这样保证了影片有良好的潜在市场,而这个市场正是营销传播的基础和舞台。
中国电影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否需要借鉴好莱坞成功电影的营销策略,以实现产业化经营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呢?抑或是在发展中不断探索自己新的出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营销之路?在不断地了解中国电影营销并且结合美国好莱坞电影的营销策略后,我自己产生了一些关于中国电影营销的一些思考。
首先,中国电影在营销策略上不能一味地追求打造中国电影的“大片”。以好莱坞为典型代表的一种大投入、大制作、大营销、大市场的“四大”商业电影模式固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它本身取得的巨大成功也促使我们去模仿,但是我们还应时刻记得我们自己的中国国情,盲目模仿好莱坞“大片”模式、走资源耗费型电影生产与消费模式会使得电影的发展走上一个一味跟风的道路,所以应时刻立足于国情,走中国自己特色的电影营销发展之路,带动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
其次,应注重中国电影品牌经营的必要性。电影品牌同其他商业品牌一样,就是一个可以依赖的,而且被观众所确认的、电影产品的标志。一个正常的消费市场,是由不同的品牌商品来带动的,不同商品的不同功能定位、价格定位、消费者定位组合成了一个丰富多样的消费市场。电影市场也不例外。电影进入市场后,在某种意义上说,电影就变成了一种商品,观众就是消费者。而要培养观众一种成熟稳定的电影消费习惯,就要树立品牌。好莱坞的环球电影公司把拍摄场地变成了主题公园,接着电影的魔幻技术,魔幻般地把主题公园开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并且凭着对电影明星的包装,还开发出一系列的附加产品引领消费的潮流,这种潮流既带动了观众对电影的消费热情,也会引发其他消费行为的发生,这样,两者相互促进,给美国电影产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所以,好莱坞电影市场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就是电影品牌的繁荣。而中国电影就应该努力打造自己的品牌,形成具有品牌优势的电影。
再者,中国电影应该注重后电影市场发展战略。后电影市场是指非电影票房收入的,由电影而产生并与其密切相关的所有的产业市场,它包括电影品牌、玩具、电子游戏、主题公园等衍生产品市场,电影书、DVD、CD等市场。在好莱坞电影王国中,一部电影的票房收入可以只占到这部电影总体收入的1/3左右,其他收入主要是靠着后电影市场的开发。而目前中国电影在后电影市场开发上还处于不成熟阶段。在后电影市场开发上,中国电影可以整合非娱乐企业资源(联合促销、贴片广告、相关产品开发和特许经营),也可以对纪录片、电玩、游戏等多元化市场全面出击,以取得较好效果。形象产品开发,利用影片剧照制作海报、T恤、图书等产品。还有,与企业做贴片广告,获得巨额利润;在影片中加入软广告,为企业宣传产品。总之,充分利用影片资源,做好后产品开发。
最后,中国电影还应注重良好的口碑效应,整合营销配套。酒香也怕巷子深,卖电影重吆喝已经成为营销重戏。中国电影营销显然已经度过单一票房营销模式为主的初级阶段,迈入以票房营销为主、以非票房营销为辅的营销模式的进入市场完善期,和好莱坞的银幕营销和非银幕营销齐头并进、互为支持的连锁式营销方法,相距甚远。美国电影业总收入中约20%是从影院的票房收入中获得的,而有约80%则是由非银幕营销所得。也就意味着非银幕营销的成功更能决定电影营销的成功与否。而中国现状恰恰相反,中国电影营销还有要经历以票房营销和非票房营销并重的营销模式(发展期)———以非票房营销为主、以票房营销为辅的营销模式(成熟期)两个阶段。20%票房对比80%的非银幕营销时候,我们的电影才形成真正的文化产业。
就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全国电影票房迎来了130亿元的好成绩,比起2010年票房突破“百亿大关”再度大幅提升,不过在这个让人欢欣鼓舞数字里国产片特别是大片的成绩却有些令人失望,因为在去年国产影片数量明显占优势的情况下获得的票房却难达到总票房的一半,同时截止2011年12月25日统计数字显示去年国内票房前三甲分别为《变形金刚3》、《功夫熊猫2》、《加勒比海盗4》,而国产片却无却无缘前三强。尽管去年保持了电影市场飞速发展的势头,不过隐忧不断的国产电影能否在在2012年迈向更高的目标就需要更多的中国电影人共同努力了。
[1]彭吉象: 《影视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2]蓝爱国: 《好莱坞制造——娱乐艺术的力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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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律师法》的规定:律师是按法律的规定和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的执业人员。2013年8月26日,全国律协向社会公开发布《中国律师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报告总结了中国律师近年来在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服务和保障民生;积极参政议政,服务法治政府建设;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开展多元化公益服务,慈善捐助、回报社会;行业协会引领公益法律服务发展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展示了中国律师努力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公益服务回报社会的良好形象。这是全国律协首次向社会发布中国律师行业社会责任报告。
深入分析律师的社会责任内涵,把握律师社会责任的本质要求。可以看出律师的社会责任,包括:1.律师作为“法律人”的人格责任。律师是指导、辅助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的准则行事,律师的指导、辅助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当事人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律师的职业行为必须对该行为及其后果承担法律和社会责任。2.律师的社会责任也是律师的法律责任。《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这不仅需要律师对当事人负责,同样要对法律、对社会负责。它是衡量一个律师是否遵守法律的标志。3.律师的社会责任还是律师的职业道德责任。道德是由社会舆论的评判及个人的内心信念所约束的行为准则。坚持公平正义的律师是具有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有职业操守的合格律师。4.律师的社会责任是一种历史使命。当一名律师能义务为社会提供大量的法律服务,帮助化解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也是在完成当代中国律师的历史使命。5.律师的社会责任是律师自身修养和素质表现。律师不仅以法律服务为生计,更应为人之师。律师以端正的修养、优良的素质可以身体力行,为他人做表率。6.律师的社会责任感是推动构建和谐社会的特殊力量。律师的社会责任感关系到律师的社会形象评价、社会作用大小,律师个人的未来命运和前途。7.律师的社会责任感可以推动律师成为积极参政议政、建设民主政治的骨干力量。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政治协商制组成的中国民主政治体制,就是由人民代表作为选区人民的权利代言人;由政协委员作为社会各界的权利代言人。从权利代言人这个层面看,律师恰恰是职业化的权利代言人。如果由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律师将高素质的权利代言运用到中国的代议制中,中国的民主政治将更加健全完善。
在当今的社会发展中,大力弘扬律师履行社会责任的使命感和成就感意义重大。
一、可以为加强全民普法和守法的社会管理机制服务。开展在各社区,进而延伸至各小区的大面积、全覆盖的各种形式的义务法律咨询,使地区性普法工作从原来地毯式的平面普及走向高密度、有针对性的深入普及,使社区公民的守法水平因法律服务的及时到位而得到提升;使家庭矛盾、邻里矛盾和其他纠纷在萌芽状态时得到缓解和正常调处。
二、可以为政府依法行政提高咨询。基层政府及其各部门、各社区、各小区四级法律顾问制度的常规化、长效化,可以使基层行政部门的依法执政能力和执法水平得到专业辅助和专业督促。
三、可以化解群体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各级司法行政机构可以搭建起网格化义务法律服务平台,保证律师的专业服务能第一时间到位,可以及时缓解区域内的突发性事件、群体性矛盾冲突,进而跟踪疏导,最终解决矛盾。由此能发挥出律师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专业服务特色。
四、整合人民调解、促进和谐稳定。随着社区街道的司法所改由司法局垂直领导,律师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服务功能将产生更为积极的叠加效应,可以将律师的社会服务功能引申到社区的人民调解等基层司法行政职能中。
从以上的律师社会责任内容分析,可以看到,律师的社会责任是以法律人的专业素养,维护法律的公正实施,推动法治社会的发展。为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发挥专业知识。用自觉意识和无私奉献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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