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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珍贵历史遗产。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早期国家形成的肇始,它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并有所衍变。近代以来,民本思想从封建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官方意识形态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赋予民本思想以全新的理论内容。今天,梳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文化内涵及其发展衍变的历史脉络,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尽管学者迄今对“民”早先的身份地位尚有不同理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民”在先秦时代是城邦国家的被统治阶级,也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劳动者。“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见于传世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我们虽然无法判断《五子之歌》已佚原文是否存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但根据可靠的先秦文献,完全可以认为民本思想在商周时代已见端倪。
贾谊《新书》和董仲舒《春秋繁露》等书释“民”为“盲”、“瞑”、“懵懵无知”,意为没有文化和愚昧,这种含有轻蔑意思的训诂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但它是否是“民”字所以得声取义之由,还是大可怀疑的。因为在先秦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民”的另一种叙述。《尚书·盘庚》:“朕及笃敬,恭录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同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可见在先秦时代,在统治阶级心目中,“民”是很受尊重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民”提升到统治阶级的行列。
在国家尚未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包括氏族和部落首领在内,每个人都是氏族和部落的成员,他们的身份是平等的。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有了国家,有了阶级,也有了君主、贵族、平民和奴隶之别,但是氏族制度的古老传统并没有迅速消亡。一般的氏族和部落成员虽然变为君主和贵族所治理的“民”,但先辈所曾拥有的尊严和荣誉还遗留在他们的记忆中。正是氏族制度的这种古老传统,成为文明社会“民惟邦本”的思想渊源。
“民惟邦本”的另一层意思,是承认“民”是社会和国家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如果离开了他们,国计民生都无从谈起。《国语·周语》说,周宣王即位之后,不籍千亩,虢文公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蔗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蓄殖于是乎始。”天子带领群臣和庶民籍田,表示重视农业生产和与民共劳,“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
“民惟邦本”的观念在早期国家的一个显著体现,就是原始民主的传统在城邦政治生活中还起着重要作用。《尚书·洪范》说周武王问政于箕子,箕子建议他除了“谋及卿士”、“谋及卜筮”外,还要“谋及庶人”。《周礼·秋官·小司寇》职文说:“掌朝外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尚书》言治之意者,则惟言庶民。《康诰》以下九篇,周之经纶天下之道胥在焉。”《国语·周语》说,厉王暴虐,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厉王把有怨言的民众都加以杀害,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厉王不听,终于引起国人暴动,把厉王赶跑。这个例子说明,民众在不堪忍受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时,会像冲破堤防的洪水一样,使统治者遭受灭顶之灾。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各国的公室和卿大夫之间,以及卿大夫互相之间,经常发生争夺权位和财富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民众的向背起着重要的作用。《左传》昭公三年说,齐国的田桓子把粮食贷给民众,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民众十分感激,“归之如流水”,齐国的政权终于落入陈氏(即田氏)手中。晋国的公室腐败,“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相望而女福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晋国的政权于是也被六卿所把持。鲁昭公被季孙氏驱逐出国。赵简子问史墨,为什么“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史墨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三十年)国君失德,置民于不顾,就难免为民所弃。所以《孟子·尽心》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孟子所说的“民”、“社稷”和“君”的关系,乃是早期国家形成时“民为邦本”的政治文化概念,到了战国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秦汉以后,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并没有把民本思想排除在官方意识之外。不仅一些儒学思想家、政论家经常宣扬民本思想,不少皇帝也公开承认“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这是因为,稍微明智一些的封建统治者都深知人民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而都要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保护者。如果他们公开否定民本思想,就等于抛弃自己的子民,也就会毁坏统治的合法地位。假托记录孔子言行的《孔子家语·五仪》说:“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历史实际也确实如此。尽管专制主义皇权对民众可以予取予求,残酷剥削和压迫,但是一旦民众奋起反抗,任何煊赫的王朝都可能顷刻瓦解。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和规模之大,足以使许多封建统治者引为警戒。这一点,唐太宗体会最为深刻。他曾经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又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君道、政体》)封建统治者把民众视为邦国之本,把自己和民众的关系比喻为舟和水的关系,希望民众能够安居乐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能够和睦相处,这并不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说教,而是基于期望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但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以阶级剥削为前提,民本思想与这种剥削制度有着天然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民本思想必然由于“二律背反”而受到种种限制,并且最终变成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政治空话。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态,实际上是对民本思想的无情嘲弄和践踏。
农业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并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色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封建社会民本思想的核心,可以说就是要保护小农经济这个广阔基础。春秋战国以前,土地属于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的共同体所有,农民家庭需要定期“换土易居”,当时并不存在农民丧失土地的问题。但随着私有制因素的增长,这种以“井田制”为特征的共同体土地所有制逐渐瓦解。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加速了土地私有化的进程。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制虽然获得了广泛发展,但由于其固有的弱点,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摧残,自秦汉以后很快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丧失土地的农民不是成为地主豪强的劳动力,就是外出逃荒成为流民。自耕农数量的减少不仅使得封建国家征发赋税徭役的源泉日趋枯竭,而且大规模的流民浪潮还往往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威胁封建国家的统治。因此,历代王朝都要想方设法维护小农经济,减少国家版籍上农民户口的流失,因而劝课农桑就成为封建国家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西汉渤海太守龚遂,“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东汉桂阳太守茨充“教民种植桑柘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履,民得利益焉”,就是地方官吏劝课农桑的典型(《汉书》与《后汉书》《循吏传》)。对无地少地的农民,封建国家还实行“授田”、“假田”、“赋田”以及移民实边等政策措施,把国有土地分配给他们耕种。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战乱之后,往往出现大量的无主荒地,这就为封建国家调整土地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为了解决“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身,或因饥谨以弃业”(《魏书·高祖纪》)的严重社会问题,下令推行均田制。从北魏经北齐、北周至隋唐,均田制基本上一直沿袭下来,只是授田的标准和实施的情况有所变化。安史之乱后,由于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封建国家手中已无多余土地可供分配,均田制终于宣告废弛。明末清初的几十年战乱,使全国各地又出现了大量荒芜的田土。康熙帝下令禁止满族王公贵族圈地之后,鼓励农民垦荒,“永准为业”。与此同时又实行“更名田”,把明朝藩王散在各地的田产交给原来承佃的农民耕种,“改入民名”,使自耕农的人数得以大幅度增加。
促使农民破产流亡的主要原因是频繁的自然灾害、繁重的封建赋税徭役和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忽视饱经战乱的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的愿望,“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造成“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以至“海内愁怨,遂用溃畔”的后果(《汉书·食货志》)。贾谊在《过秦论》中,曾以秦亡的历史教训,指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汉初崇尚黄老“无为”的学说,轻徭薄赋,减省刑罚,使残破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自汉迄清,历代赋役制度屡有变化,但大体上可以看出,所谓“盛世”和“乱世”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当封建国家的赋税徭役稍有节制时,广大农民就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宽松的环境从事生产,全家老小得以糊口;而当封建国家的赋税徭役异常繁重时,农民不仅饥寒交迫,还不得不卖田宅鬻子孙,四处流亡。一般说来,对于制度内的赋税徭役,农民尚能勉强忍受。但封建统治阶级并不会满足于这种制度内的剥削。一些无道昏君和贪官污吏往往不顾农民死活,在定制之外肆意横征暴敛,从而把农民驱向破产和死亡的深渊。隋朝初建时,赋役较轻,农民在籍户口数量增多,但隋炀帝即位后,穷奢极侈,又多次对高丽用兵,农民赋役负担空前加重,以至许多地区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隋书·食货志》)。清初整顿赋役,康熙诏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对明末以来备受摧残的小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吏治腐败,农民的负担仍然很重。雍正为了遏制官吏对农民的非法盘剥,对官吏实行发放“养廉银”制度。但在封建制度下,提高俸禄并不能杜绝官吏的贪污。许多官吏在领取“养廉银”之后,照样对农民“横派滥征”,以饱私囊。
反对地主豪强对农民的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持这种主张的士大夫反对封建的剥削制度。它实际上只是封建统治阶级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存在矛盾的一种反映。晁错说,商人地主“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董仲舒则主张“限民名田,以澹不足”,指责地主豪强“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汉书·食货志》)他们都是从封建国家整体和长远的利益出发而反对地主兼并农民的。东汉末年,士大夫中有人主张恢复井田制,“限夫田以断兼并”(仲长统:《昌言·损益》)。但即使是这种“限田”的主张,其实也根本无法付诸实现。西汉末年封建国家曾一度颁布限制诸侯王、列侯和吏民名田的方案,结果就因为遭到朝中权贵的反对而束之高阁。
民本思想在封建社会“二律背反”的条件下没有能够实现维护小农经济的目的,但它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却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民惟邦本”这个思想命题在近代中国被注入了新的理论内容,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武器。
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在承认专制君主权威至上的前提下,来观照“民”之为“邦本”的。这种内在矛盾是注定它无法实现其政治理念的根本症结。但是,“民惟邦本”的思想既然成为历代士大夫精英的政治信条,它不但哺育了一批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腐朽,它必然会促使其中一些人利用民本思想来反对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统治。早在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就猛烈抨击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还批评君主****制度下的臣僚所以“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只是因为“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黄宗羲对封建****制度的这种批判,已经触及了传统民本思想的要害,透露了近代民主启蒙的气息。梁启超曾谈到,《明夷待访录》对他那一代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传入中国,对传统民本思想向近代化的演变起了催生作用。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时,巧妙地援引了传统民本思想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就引《洪范》、《孟子》、《周礼》的有关记载,证明自己主张“君民同体”,符合“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的古训。这种比附虽然牵强甚至荒诞,但认为“君民同体”,主张“君民同治”,这与传统民本思想把君与民比喻成舟与水的关系,显然是有区别的。严复和谭嗣同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严复在《辟韩》中把君主和臣民的关系看作是历史早期阶段社会分工的一种需要:“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谭嗣同在《仁学》中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认为君臣皆因“卫民”的需要而设,民才是“天下之真主”,“君末也,民本也”,民可举君,也可废君。这些观点已经带有浓厚的近代民主色彩,可以说是突破传统民本思想内涵的一大进步。
资产阶级改良派承认人民是国家之“真主”,但又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这在理论上显然是有矛盾的。他们对此的解释是因为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由****而达共和需要经过立宪这一阶段。康有为说:“欲速变法以救危亡,非先得圣主当阳不为功;欲定良法而保长久,非改为立宪民权不为治。”(《康有为政论集》卷上)梁启超则宣称:“共和的国民心理,必非久惯****之民能以一二十年之岁月而善成”,“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饮冰室文集》第二册)。这就暴露了他们主张民权的不彻底性和虚伪性。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在要民主共和还是要君主立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接受的”;“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他指出改良派诬蔑中国国民不够资格实行共和这种谬论,“是将自己连檀香山的土民、南美的黑奴都看作不如了”(《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革命派阵营对于如何伸张民权的思想认识是比较混乱的。如章太炎因为看到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容易被少数政客豪富所把持,竟然提出:“与效立宪而使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权于上,规模廓落,则苛察不遍行,民犹得纾其死。”(《代议然否论》)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于如何实现“民权”虽然主张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不了解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相信人民群众才有当家作主的能力。只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李大钊在建党初期撰写的《平民主义》一文中说:“‘平民主义’是democracy译语,有译为‘民本主义’的,有译为‘民主主义’的,……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毛泽东在《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中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和《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论着中,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做主”,“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还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思想文化演进的历史表明,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会被扬弃而不会完全消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古代和近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地继承,吸取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教训。“以民为本”的思想,将在社会主义中国真正焕发出其历史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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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及信息化,各国文化也在日益发生着相互激荡、碰撞及交流。在这样的时代,我国现代建筑设计需要适应时代潮流,积极吸取传统元素的优点,融汇于自身以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推动现代建筑事业的发展。文章主要对此进行阐述,讲述了齐齐哈尔市清真寺修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详细论述其应用,以推动我国现代建筑设计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如何把民间工艺美术色彩及传统元素应用在古建筑修缮中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的玛雅在其《装饰艺术手册》一书中,论述了对传统文化、历史主义和艺术的喜爱。该书畅销世界各地,也在表述着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绝对的分离也是不存在的,其中,传统文化可以为艺术设计提供丰富的艺术灵感与经验资料,艺术设计也是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传承与创造。于是,可以说,传统文化与建筑设计的关系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方面。深化对于两者关系的认识,有利于给予传统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准确的定位与传承发展。
作为一个艺术品种,工艺美术是通过视觉形象,通过对一定物质材料的艺术加工、制作而完成的物质产品。如果说材料是制作工艺品的“血肉”,那色彩就是工艺品的“皮肤”了。正如人的皮肤是最外露的机体一样,工艺品的色彩则是整个作品中最能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的、最敏感的部分。为此,色彩美就是整个工艺美中最具直观效果的一种美了。
多品种多门类的中国民间工艺品颜色的丰富多彩表现得令人目眩心醉,是极具审美价值的。作为审美客体的色彩是客观存在,但以怎样的色彩为美却是极具主观情调的。怎样使审美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获得对工艺品色彩美的准确的审美把握呢?我们认为,应根据具体的工艺品制作、形成的过程,就其材料、质地、装饰手段、工艺条件等多方面的因素去品鉴工艺美术的色彩美。
据《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一书介绍,单就釉色而言,明清期间就有鲜红、霁红、宝石红、豇豆红、霁蓝、宝石蓝、孔雀绿、浇黄、鱼子黄、鳝鱼黄、茄皮紫等。再加上“戗金”、“炙金”、“描金”、“抹金”、“抹银”等技术方法的创新,色彩就更艳丽多姿了。工艺品的这种色彩风格,能满足不同人的不同审美情趣以及不同环境、场所对色彩的不同要求,反映了工艺品以其外在的形式所烘托的气氛、情调可以影响、作用于人们的情感思想的功能。
建筑设计也是一种艺术,一种文化的反映,即必须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展示的,传达的也是一种理念、一种价值及审美观念。而人们的建筑设计又往往是建立于前人的基础之上或者以前的经验基础上,所以,可以说是,建筑设计立足于传统文化之中。另一方面,尽管有些设计师尝试脱离于传统,实现真正的“新设计”,这也是不现实的,纵然再新颖的设计也是吸收传统的经验而进行的创新。如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贝津铭在巴黎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设计,则正是源于古老的埃及金字塔的灵感创意,成功地与卢浮宫首尾呼应,成为一大文明建筑。同样是贝先生的建筑设计风格,在苏州的苏州博物馆则大大吸取了老子的《道德经》里的空间观念,融汇了自然与建筑的魅力,充分做到了尊重历史、尊重自然,实现了“苏而新,中而新”。这些,都是将传统元素很好的融入到现代建筑设计之中得以巧妙传承。
事物总有发展的源头,建筑设计也一样,一般任何一个建筑设计都可以在传统文化的漫漫长河中找到源头。建筑设计是一种艺术的创新,而创新是在原有源头上的发展。在现代建筑设计中,要想实现真正的建筑设计风格的突破,往往需要尊重历史,尊重传统的建筑文化,从中吸取优秀的传统经验与理念、方法等,加以融合与现代建筑之中,才可以实现“艺术的再生”。如2010年我们的上海世博中国馆的建筑设计便是传承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其中,传统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传承的淋漓尽致。也可以看出,传统文化是现代建筑设计得创作源泉。在色彩应用上采用了中国红的设计,把中国的传统色彩体现的淋漓尽致。
冷暖对比是民间美术作品中运用的较多的一种表现手法。色彩的冷暖是相对心理反映而言的。色彩心理学把橘红的纯色定为最暖色,把天蓝色的纯色定为最冷色。凡在色相环上临近红色的红橙、橙、黄橙、黄看成是暖色;凡临近蓝色的紫、蓝绿、绿、黄绿看作是冷色。以冷暖差别组合形成的对比就是冷暖对比。如图民间手工艺中的风筝的色彩在色彩使用时使用的就是色彩对比中冷暖对比的方法,色彩丰富、变化新颖。现代设计中色彩的丰富运用也是很重要的原则。
古建筑是人类的宝贵遗产、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保护历史古迹,是文明进步战胜愚昧落后的显著标志。随着古建筑的减少,古老的记忆正在消失,传统的文化气息也日益淡化。如何有效保护古建筑,延续中华文明的文脉,已经成为一项重要任务。要认识到保护建筑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在保护与利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中,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应对现代社会节奏带给古建筑的冲击,使古代建筑遗产受到妥善保护,把中国工艺美术的色彩及中国传统元素应用在古建筑的修缮中,使其文化价值得以彰显并得到最大化的利用,这才是古代建筑遗产传承与发展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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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美术是由中国人民群众创作的,以美化环境、丰富民间风俗活动为目的,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流行的美术。流行于普通人民之中的剪纸、农民画、刺绣、印染、服装缝制、风筝等更是直接来源于群众之手,并装饰、美化、丰富了社会生活,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心理、愿望、信仰和道德观念,世代相沿且又不断创新、发展,成为富于民族乡土特色的优美艺术形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现代设计角度看中国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相关论文。具体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从现代设计角度看中国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全文如下:
民间美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之一,是民族、民间文化的载体。在中国璀璨的民族文化中,民间美术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近年来,由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撞击,出现了一股“现代艺术热”,之后,又形成了一股对传统文化反思之后的“寻根热”。 艺术设计是时代应用的创意活动和行为,民间美术也是多元化的。如何正确认识民间美术的文化价值,弘扬优秀的文化遗产并应用于现代设计,是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工作者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民间美术如何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实际上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和联姻。将中国民间美术的各种元素融入到现代设计中来,可以为设计提供更多的研究元素,对于民间美术也是一种传承与发展。那么要将民间美术同现代艺术设计结合起来,必须对传统民间美术有一个重新认识。
中国民间美术的概念,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也是一个多义的概念。从广义的角度讲,它包含着城乡大众的美术,狭义的即可指农村的生产劳动者的创造的美术。人们在衣食住行和节日习俗等社会生活之中,为了美化环境、丰富民间风俗活动,有劳动人民自己创作出的能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流行的美术,是劳动人们智慧的质朴的艺术思想和艺术语言的体现。所以民间美术具有可观赏性和实用性,是生产者的艺术。民间美术的种类繁多,按照现代设计的角度来划分,总共可以分为几类:民俗的民间美术,服饰佩戴的民间美术,建筑中的民间美术,生活摆设的,环境装饰的等等。
中国民间美术在造型方法上继承了原始艺术,人们受图腾崇拜的影响,民间艺术家们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常常以象征或者是意象的装饰及变形手法处理,不受具体形象的约束,常常根据客观构图的需要和自己主观情感的需要来表现。所以,民间美术往往造型大胆夸张,极具装饰性,并蕴涵深意。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与社会实践,民间美术逐渐创造出了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单独纹样、适合纹样等装饰造型模式。并总结出了装饰造型的审美法则与原理,如对称与均衡、对立与统一、重复与多样、虚形和实形、节奏与韵律等。
民间美术带有浓郁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色,反映着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审美观念,性格特征和理想愿望,具有装饰性、实用性、程式化等显著的特点, 在造型上常用主观意象法、隐喻象征法、几何造型法等造型手法。民间美术的这些造型手法深刻影响着现代设计形的发展,至今仍有着广泛的应用。
(一)现代设计对于中国民间美术的传承
民间美术与设计艺术之间是有着密不可分关系。民间美术和设计艺术的源头,可以上溯到遥远的原始年代。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珍品“舞蹈纹彩陶盆” 有两组人物手拉手的舞蹈纹图案,整个构图活泼生动,线条洗练,应该是我们所见最早的二方连续纹样,具有较高的艺术鉴赏价值。
这些具有原始的创作的民间美术,经历了几千年的变化,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了劳动人民的精神支柱,大大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在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里,都倾注着劳动者的心血与智慧,比如剪纸窗花、木雕梁柱、蓝印花布、挑花围裙等等,随处可见民间美术的踪影和艺术的设计。因此说,只要有民间美术的地方,就会处处体现出设计艺术,从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两者是水乳交融、难分难解的。
从象征性寓意和造型特征来看,现代艺术对民间美术有着一定的借鉴和传承。比如在民间美术中,团花的剪纸寓意着团结和睦,抓髻娃娃常被用来避邪、招福等(如图1、图2)
这些造型是民间美术造型中最富有美学价值的一部分,寓意着美好的向往和深刻的内涵,现代艺术设计从这些民间美术中寻找到灵感,一些具有中国风格的设计佳作,逐渐被国际设计界认可,它们成功地借鉴了民间美术当中的元素,成为了具有本土风格的典范。比如中国银行的标志设计,把中国的“中”字和中国传统的圆形方孔币作为金钱象征结合起来,就十分地巧妙(如图3)。还有中国联通的标志,也是非常直接地采用了民间 “盘长”纹样(如图4)。这些设计将传统图形及其元素赋予了现代的新意,具有较深的文化内涵,这些看似简洁的造型中蕴涵的深意,只要是了解中国民族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解读出来。
我国地域辽阔,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为不同的地域性、原始性和特色性,再结合当地的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及经济状况,所以体现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具有不同的个性文化。各民族间的相互借鉴,对于现代设计的创造也提出了不同的发展空间。
图 1 年年有鱼
图2 花纹
图3 中国银行标志
图4 中国联通标志
(二)现代设计对于中国民间美术的发展
现代设计艺术如何从中国民间美术中获取创作灵感,如何将二者进行更好的融合与创新,如何在现代艺术中介入中国传统审美精神,如何在古老和现代、东方与西方艺术之间搭起一座坚实的桥梁,是现代设计师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鲁迅先生曾说:“有地方特色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这就是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所谓的“地方特色”,就是指民间艺术。中国具有丰富多样的民间艺术资源,是中国现代设计的重要源泉。可是由于文化、经济和人文背景的改变,以及现代艺术思潮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生活节奏乃至人们的审美口味和标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工业社会与传统手工艺之间,我们既不能抛弃民间传统美术样式,也不能试图以民间美术来代替大工业时代的产品,这是违背社会规律的。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民间工艺的民族性和原始性,不强调现代材料、不追求现代时尚之美,只是单纯的再现而不是创造性的再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继承和发展。
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中国的设计师, 应对民间艺术和本土文化进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民间艺术里潜藏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和视觉价值。设计师应从现代设计的角度对民间艺术进行借鉴与创新,为中国现代设计赋予崭新的内涵, 民间美术质朴、纯真的风格与现代艺术提出的艺术要回归自然、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如出一辙,显示出相同的审美个性。
那么,具体怎样才能促进民间美术与当代设计结合呢?
第一,要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手艺文化产业,充分利用丰富的民间美术资源,。在发挥民间艺人创造力的同时,要加强创意设计,要有时代气息。我们应建立民间美术与当代设计的联系,寻找民间美术与当代生产生活的衔接点,着眼当代生活方式,激发民间美术内在的动力和创造活力,民间美术植根于民间生活,只有融入当代的生产生活方式,才能获得创新与发展。在对民间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同时,还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
第二,把民间美术的元素和文化精神融入在产品的设计创意和研发过程中,积极从民间艺术语言中借鉴和吸收丰富的艺术元素,将传统形式内容重新整合,使民间美术作为文化资源发挥“可持续”的创造作用。如民间美术对自然材料、吉祥图案、造型风格的巧用,以及民间美术对比色彩的运用等等。进一步突破传统民间美术的审美研究,探索其功能的、文化的、社会的综合内涵,建立民间美术与当代设计的联系,这也是对民间美术植根生活的本质回归,激发的是更根本的艺术理念。
民间美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重要的表达形式和符号象征,是一种不断传承演进的文化形态,凝聚着民族情感的力量。在当今工业社会的大背景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如何将民间美术与当代设计联系起来,是现代设计师们共同面对的课题。我们不但面临着如何保护与传承民间美术的问题,同时还面临着如何发展与演进的问题。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只有在保持本民族的独特艺术特征之上再进行发展和创新,提升民间美术中的精华,创造出一种中西文化艺术相结合的民族艺术,这样才能在世界艺术海洋里占有自己的位置。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只有同时结合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国际的审美规则,才能引领国际潮流,才能真正融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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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美术是由中国人民群众创作的,以美化环境、丰富民间风俗活动为目的,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流行的美术。它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心理、愿望、信仰和道德观念,世代相沿且又不断创新、发展,成为富于民族乡土特色的优美艺术形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当代中国民间美术的认识和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民间美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当代,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现代化设计形式的出现,对中国民间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其面临新的挑战,加强中国民间美术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现代艺术设计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欧洲,在美国发扬光大。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以及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现代艺术设计的重要性,艺术设计这一概念开始被我国人民接受。90年代,伴随着“工业设计热”“CI热”“室内装修热”,一大批专业设计公司应运而生,专业设计机构和设计师不断增加,极大地促进了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
但在我国,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得设计出现趋于同化的趋势。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生活环境不断改善,生活质量有非常大的提高,大量的西方现代工业产品设计、时装设计、建筑设计等进入我们的生活。它们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美,外国文化对我国设计的影响日趋显现。很多时候设计师将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思想不断引入,并且片面追求所谓的国际设计,但在参照国际标准的同时,却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内涵,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性格。
另一方面,随着现代艺术设计工具的发展,不断出现新的计算机设计软件技术,人们对计算机产生太多的依赖。很多人认为,有几个设计软件就可以做设计,这种想法是非常可笑的。有些人在做设计时,有去网上寻找信息的习惯,然后用程式化的设计方法,在计算机上拼凑了事。这些人仅仅是熟练的“工人”,将充满创意的设计变成一件乏味的事情。形式美和文化内涵的缺失,使这样设计苍白而平淡,缺乏生命力。
虽然现代艺术设计已经离不开计算机软件以及摄影和数字技术的支持,但这一切只是一个设计师在进行设计表达艺术时所使用的工具。意境的表达是没办法用软件来说明的。同时,设计者不仅要有文化内涵,还要知道如何利用现代技术表现自己的创造力。
当今社会,民间美术的转型必须符合社会需求。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传统民间美术生存的土壤――那种乡土生活已经不能在现代中国社会广泛流行。也就是说民间美术要发展,就要遵循现代空间模式下的规律发展。完整的民间美术的变革要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外在形态的适应性为主要目的。
民间美术的发展,民间美术中的经典元素,和激活应用程序,都是民间美术转型的重中之重。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继承和发展,没有形成之后就可以一劳永逸的。民间美术的发展并非孤立前行,其要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同时必须坚持 “民间”的性质,这是民间美术发展的基本原则。
述及民间美术的发展问题,要考虑我国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可以说,民间美术以我们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各种方式不断发展,并给人们带来了效益。中国这个民族的不朽,中国民间美术也不会真的死了。死亡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不是民间美术的文化因素。民间美术现在所处的局面,是受社会多元化的影响而成。现代文化渗透到各级民间社会中,思维方式已经从传统走向现代。所以,我们只要认清这些问题,民间美术的发展就会充满希望。
如何保护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如何引导它渡过危机,走出低谷,成为我国民间美术工作者一项艰巨的工作。
民间美术也面临后继无人的现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间美术的危机,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手工技能的传承的消失。民间美术若要不断延伸和发展,一是要改变原有的传播方式,变个人和家庭的传承方式为面向所有人的社会遗产。中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张道一探讨民间美术时说:“对于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传统文化的厚积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应该继续发展,使其延续下去。最低限度是保住传统文化的“火种”,不至于熄灭和中断。
因为在传统文化中保存着高贵的精神品质和优秀基因,一旦发挥出来,将会形成无穷的力量,其意义是深远的、无可估量的。”在现代社会中,当处于狭小封闭世界的民间艺术改变个人传承的,顺应整个国家的发展,那么对于这一优秀文化遗产――民间美术来说,其终会寻觅到令其生生不息、充满活力的艺术土壤。同时,我国还应大力拓展国家艺术教育资源,将民间美术纳入教学内容体系,使民间美术不断发展,并且可持续发展。
加强对中国传统民间美术的学习及研究,有利于该部分文化的传承以及发展,将更加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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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才艺和技术的统称,词义很广,后慢慢加入各种优质思想而演化成一种对美,思想,境界的术语.艺术是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文学、书法、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等。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美术“对艺术100年历史的误读与偏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美术”这一学科名称,在中国已存在和使用了100年.做为一个专门学科,无论是正式的书面表达还是口头表达,在中国都明确指向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具体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和工艺四大门类.这已经是家喻户晓和熟练使用的词语和概念。
做为一门学科,“美术”这一名称不论是学术研究机构和专业团体,还是艺术教育及普及、出版传播和商业等领域,在冠名的使用上都已成为不可替代的学科名称。但由于“美术”和“艺术”做为一百年前从西方输入的外来语它们都源于同一英文单词“art”,在正式的书面表达和对艺术文献原文的翻译上存在着普遍混乱现象,而在西方及世界许多国家的辞典解释和实际运用中,“art”从来就没有象中国一样把它明确指向表示“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的概念范畴。从语言学和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显然是不严谨、不科学的。尽管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我们并不在乎它的含混性,也从未出现过大的歧义,但问题在于中国的视觉艺术所面临的艺术发展状况和现实与100年前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和信息社会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当代视觉艺术和艺术教育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加之“美术”与正处于困惑中的“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术”做为一个专门学科名称不论从具体使用的科学性,准确性及应用性上显然已无法承载它所涵概的范围和当代艺术的发展状况。
因此,有必要对“美术”这一学科概念及它的使用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疏理,使它从中国100年对艺术的误读与偏离中解脱出来,踏上科学和健康的发展轨道,这已经是当代中国艺术和艺术教育所面临的紧要问题。
“美术”一词来源于英文“art”,再往上溯,英文“art”又是来源于拉丁语的“ars”。当代出版的由牛津大学和商务出版社主编的《牛津现代高级英汉辞典》(1987年版)是这样对“art”进行解释的:
① 美的事物的创造和表现;艺术,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儿童艺术、风景画艺术等。
② the fine arts;美术,包括绘画、雕刻、建筑、音乐、舞蹈等。
③想象力及个人鉴赏比精确计算更为重要的事情;人文学科,如历史文学、教学演说等。
④诡计、诈术、巧计、策术、魔术、妖术。
从《牛津现代高级英汉辞典》的解释中,显然未将“art”指向今天我们所理解的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而“the fine arts”(美术)则包括了绘画、雕刻、建筑、音乐、舞蹈等各个艺术门类。而英国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art”这一条目又是这样解释的:
“用技术和想象力创造可与他人共享的审美对象、环境或经验。艺术一词亦可专指习惯以所使用的媒介或产品的形式来分类的各种表现方式中的一种,因此,我们对绘画、雕刻、电影、舞蹈及其它的许多审美表达方式皆称为艺术。”
“艺术亦可进一步特指一种对象、环境或经验作为审美表达的实例。例如我们可以说“这张画或壁毯是艺术”。传统上,艺术分成美术(the fine arts)与语言艺术两部分。美术(the fine arts)一词译自法语“beaux-arts”,偏重于纯审美的目的,简单说即偏重于美。“
从西方对“art”的词语解释来看,将“art”做“美术”(the fine art)解,是一个涵概面很广的形容词性质的词语,即:美的艺术。而未指向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及工艺四大门类的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不论是“美术”还是“艺术”,这两个专门名词实际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外来语。直到中国清未洋务派运动对西方工业文明开始引进,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不论是书面表达还是口头表达上都从未出现过类似英文“art”(艺术)或“the fine art”(美术)的概念表述和中文字样。中国古籍中也只有“绘缋之事”、“刻削之道”、“锦绣文采”等类似术语的运用。
中国古籍中“艺”的概念与西方的“art”(艺术)在传统的狭义表述上有共通之处,那也只限于“艺术”这一概念的技术层面,与我们今天理解的“艺术”或“美术”没有直接的关联,如古籍中,“藝”等于“蓺”,意为种植之技。《说文解字》中说:“周时六藝,盖亦作蓺,儒者之于礼、乐、射、御、书、数,犹农者之树蓺也”。中国古籍中的“藝”又等于“术”(術),引伸为技术、技艺,这和西方“art”源于拉丁语的“ars”,泛指作学问和专司具有文化涵意的手艺工作很相近,此“艺术”表示一种可学的而非本能的技巧和特殊才能。实际上在古代的西方,象木工、外科医生、烹饪术、建筑术均包含在艺术中,艺术的全部形式大约有400余种。[1]这种对艺术的理解持续了相当长时间。
古希腊时期,尽管创造了许多杰出的艺术品,但当时人们并不是用今天我们看待艺术的眼光看待它们,而是将其当作一种高超的技巧的结果。中世纪时期,艺术有两种含义,一种以是文科艺术,包括:修辞、逻辑、格律和语法;一种是高级艺术,指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四大学科。这其中一些,在当时被称为自由学科。然而,所谓自由学科并未包括绘画、雕刻、和建筑,很象中国古代周时的“六艺”学说。文艺复学时期,艺术是一种高超技巧的观念又得以重新恢复,但是艺术家当时仍是被视为工匠。虽然达·芬奇等具有广泛人文知识的全才式艺术家大量涌现,绘画、雕塑和建筑等造型艺术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但由于在他们的实际创造行为中,艺术研究与科学研究很难分开操作,并且又都是按着契约者的表现要求和完成期限来工作,因此仍未具备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艺术”或“美术”做为一门感性创造学科的特质。
直到17世纪,艺术这一术语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含义,即“美学”上的意义。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学者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中,艺术就包括了绘画、雕塑、建筑、诗歌和音乐,后来则进一步形成了优美的艺术(the fine arts)和实用艺术(applied arts)的区别,而所谓“优美的艺术”并不单纯以技巧和实用功利为其特色,而是一种精神意义的“美”的艺术。这种观念在西方一直延续至今。
不论从今天辞典的释义还是从东西方艺术历史的发展史实来看,不管艺术是局限于技术的层面,还是纯精神意义上的“美”艺术。西方先哲们难道是出于疏忽还是有意让后人为难,竟从来没有从空间、感性和媒介等特质上对艺术的种类进行说明和分类,或者确立一个叫做“美术”的学科概念。这也真叫中国人难免陷入困惑之中。
实际上,在西方及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是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美术”叫做视觉艺术。从书面文献的表达和口头表达,从学术研究机构到学术团体再到艺术教育,“art”始终是一个涵概诸艺术门类的总称(这里包括纯精神性的“美术”(the fine art)也包括实用艺术及各类艺术的变体,从来没有一个类似于我们指称为视觉艺术的“美术”这样一个名称概念。在这一点上,世界各国只有中国把“art”即做“艺术”解,又做“美术”解,并应用于不同的学科范围来使用。那么中国人为什么置本来属于西方的学科概念在定义和使用上的事实与不顾?而在概念的运用上把艺术划定为涵概各艺术门类的一级学科,把“美术”划定为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等视觉艺术的二级学科?这有其深刻而客观的历史原因。
我们知道,由于中国古文的坚涩难懂,加之特定的传统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与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19世纪末,中国人引进西方文化的时候在翻译外来的人文学科概念和词语上遇到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中国早期的许多人文学者便采取了一种迂回变通的方式,从邻国日本引入了大量的汉字词汇,而这些汉字词汇则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关词语的翻译。这种词语的输入与19世纪末中国开始引进西方工业文明正好同步。而对于从未接触过西方工业文明的封建中国,引进西方工业文明必须从学习和教育开始。于是西方的艺术学科也便同时输入进来。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人幡然领悟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强大,于是中国人开始重视科学,关注经世致用发展实业的实用知识。在“西学东渐”的理念下,中国西式的“新学”如雨后春笋般萌发出现。1867年,洋务派为推行“洋务运动”,开始大量引进西方技术,大举开办新式工厂和对西方技术进行学习和研究的“新式学堂”。由于“新式学堂”引进的数理化、医学、生物、工学等科目大多与图画有关,(如算术要使用图形,地理要使用地貌,医学和生物则需要解剖图与标本图样,工程建筑更离不开建筑绘画与设计图。)于是从科学和实业的观点认识到“美术”为促进社会物质文明生产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1902年创办的我国最早的两江师范学堂及后来的许多类似的实业学堂,都培养了大量的能“画图”的工艺人才,而这些学校则都是仿照当时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学模式,并聘请日本教员来执教,教授的课程包括:西洋画、用器画、图案画、雕塑、解剖学及艺术史等课程。
日本引进西方工业文明和技术,是在“明治维新”时期,比中国早三十多年,当时“明治维新”时期的历史背景与中国非常相象。由于当时图画类的科目完全从属于工业技术,是为了培养产业后备军所需要的技能。日本人把本来属于西方艺术科目下的视觉艺术表现称之为“美术”则不足为奇了!事实上早在“明治维新”时期,“美术”的汉字词语就已经出现在日本工业学校的教科书和教学中。那末是谁后来把“art”译成“美术”两个汉字?又是出于什么具体的想法现在已无法做具体的考证。我们只能从当时日本从西方引进“美学”而把在西方本意为“感性学”的“aesthetics”译成“美学”的原因上找到一些理念上的依据。[2](关于“美术”与正处于困惑中的“美学”纠缠不清的关系,本文作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加以详尽论述。)日本人肯定是把西方人将“art”做“the fine arts”(美的艺术)解的内容做了直接的汉字简化翻译,加之对西方传统“感性学”的误读和理念上的偏差,在学科的概念使用上含混地加以运用直至后来恐怕是不得已而为之地加以延续并指向了与“图画”有关的视觉艺术了。
不论是把西方的“感性学”译成“美学”还是把“art”译成“美术”,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不仅包含着词源学上的误读,更表现了审美文化的偏颇,同时也表现出东方人片面狭隘的价值取向。这主要反映在东方人对外来文化的理解上通常只是以形式与方法两方面介入和把握对象,即只吸收其技术及方法,而其思想和精神一般是不能考虑吸收的。中国的“洋为中用”的“用”字正是泛指技术与方法之意,而日本的“和魂洋才”的说法(意指“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与中国也是同出一辙。
那未无论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是中国的“洋务派运动”,在一个急需西方的技术来增强国力的功利思想背景下,日本人把本来表示为纯精神性和欣赏性的艺术,即“美的艺术”理解成“美的技术”并将“美术”的简化词语应用到工科的视觉表达上,这种误读和偏离显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中国人在19世纪末并不仅是从日本引进了西方的技术文明,许多人文学者亦曾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献,并在“新式学堂”里也聘请了许多西方人来授课,那未中国人为什么未加分辩和详细考证就全盘照搬了日本人的观念呢?这除了以上中国人对外来文化与日本人有着相同的功利色彩和狭隘的东方思想观念外,语言上的障碍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今中国的人文学科70%的专门词语都来自于日本的外来语,[3]以及在对西方文化的翻译史上严复严译后来败给日本人的史实就是很好的证明。
1900年,“百日维新”后在引进西方工业文明并大办实业工厂和实业学堂的同时,许多人文学者也远赴国外学习。这对于迫于经济文化落后压力下的中国也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最初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之命东瀛,并不懂日文的他接触了很多日文书籍。由于日文是由假名和汉字组成,他多少也能看个大概,后来回国之后,不懂日文更不懂西文的梁启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译了大量的西方文献,其中许多词语大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词语的翻译。由于在中国古文里很难找到相应的词语,所以梁启超只能原样照搬日本人的翻译了,并很轻易地把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美术一类词介绍给中国读者,已至延续至今。
1901年,大学者王国维亦远赴日本留学(东京物理学校),回国后在武昌农学校任译授,并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其中大量的学术名词都是从日本外来语直接借用过来的。尽管留学欧洲并深切了解西方学术思想的严复有其中国特色的译法,但王国维则主张借用日本已有的译语,强调新学语的输入。一来他认为方便可行,二来避免了严复严译中的“古雅”的“自我作故”。于是在王国维的大力倡导下,严复对西方思想的译法败给了日本人的译语,从此日本外来语大量进入汉语之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和学术用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中国牢牢扎下了根。
中国最初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引进,由于重视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生产的功利主导思想和狭隘的东方民族心理,在引入西方艺术思想的概念上,便造成了“美术”对“艺术”的第一次误读和偏离,把在西方直至当代一直被理解为具有“纯审美”的精神特质内容的“美的艺术”限制在“美的技术”。“美术”的概念和名称并由此延续至今。
“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等人开始意识到近代工业文明一味追求物质欲望与情感生活匮乏的弊端,于是把席勒极力推崇的古希腊所具的的完善人性的培养和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人格的自然完美和关注精神陶冶的理念结合起来,并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提倡美育才是吸收外来文化融会贯通的正确方式。这使中国的视觉艺术在继续采纳“新学”的同时,从“美的技术”又回归趋向于“审美”的“美术”概念上来。但是,这种“以美育代宗教”,即以美育代替道德训诫和人伦教育的思想从现在来看本身就是值得怀疑。它把本身具有“自律性”的艺术引导到社会伦理的层面上,这本身便违背了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和做为一种感性文明的重要特征。实际上蔡元培先生对“美术”概念的进一步明确,当时也没有把它限定于视觉艺术的范畴,他早期运用“美术”这个术语也包括了诗歌和音乐等诸多艺术形态,还是相当于今天我们理解的“艺术”的概念范畴。问题在于,新文化运动时的“美术”概念,从某种程度上对后来中国艺术的发展和对艺术的价值定位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即中国艺术一直以来无法摆脱的对政治、社会伦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依附性、工具性和功利性。而没有将艺术导向感性文明的正确发展轨道,这便造成了“美术”对“艺术”的第二次偏离。
解放初至70年代末,由于政治的原因,中国的视觉艺术狭隘地独尊前苏联的理念,西方发达国家的艺术理论与实践受到坚决的抵制和排斥。由于明确地强调艺术的工具性,为政治和实用服务,使苏式自然主义的艺术表现方式和职业技能第一的观念全面统治了中国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同时,视觉艺术完全从艺术学科中分割出来,并确定了“大美术”的概念,将视觉艺术划分为国画、版画、油画、雕塑、工艺五大学科专业,并全面地推广至中国社会及艺术教育、艺术创作领域。而“”的十年,频繁的_运动和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完全隔离于世界文明和艺术发展潮流之外,在批判“封资修”的口号下,实用功利的思想,甚至发展成完全为政治服务的“样板戏”、“样板画”,艺术在感性、个性表现和创造性精神的本质特征完全丧失。这是“美术”对艺术的第三次偏离,也是最远离艺术本质特征的偏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终于向世界敞开,国外特别是西方的艺术表现形态和思想蜂涌而入,艺术界逐渐认识到艺术的人文特征以及感性和创造性的本质。但由于历史长期积淀的原因,强调职业技能和实用目的艺术体系和自然主义的艺术表现方法因广泛的社会基础仍处于主流地位。尤其在艺术教育上,徐悲鸿的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写实主义思想与前苏联的具象写实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工作者难以逾越。直至今日,许多大专院校及社会办学的视觉艺术学科(甚至包括现代艺术设计学科)依然延续着这种所谓“美术基础”的单一技能表现方式。而在艺术人才目标的培养上依然固守着严格的学科专业划分及职业技能教育模式,缺少与其它艺术及相关学科的联系与综合,更缺少从人文性、主体性、创造性等艺术特征角度对艺术人才进行培养教育。
这种偏离艺术本质特征,重技术、轻艺术的现象不知何时才能彻底改变!特别是从未来人才的发展、人文素质的培养和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值得每一位有责任的艺术工作者和艺术教育工作者警醒和深思,否则我们仍然会偏离在违背艺术自身发展规律和艺术本质特征的轨道上,而误国、误民、误人子弟!
“美术”时艺术的误读和偏离,究其历史的原因难免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沉重的历史负担,让我们积重难返!从1898年梁启超亡命东瀛开始翻译西方文献到1902年的“新式学堂”以科学和实业的观点引进技能性的“美术”教育,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如果100年前中国没有日本这样的一个近邻,也许我们只能使用严复严译的概念或根据我们自己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和考证来理解西方思想及学科概念,并应用于艺术等领域。
或者,一开始我们没有把“art”译成“美术”而是仅已译成“艺术”或象西方一样把我们理解的“美术”一开始就叫做“视觉艺术”,同时把研究人类感性文明的“感性学”不是译成“美学”,不在单一的“美”的感性方式上留恋往返,那么今天艺术的发展结果会是怎样?再如果,我们没有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把前苏联“老大哥”请进门来而狭隘的独尊其为政治和实用服务的理念,那么结果又会怎样?中国的视觉艺术的发展是否会像今天一样面临这么多困惑而积重难返。这些问题不仅反映在我们的艺术创造和艺术教育领域,也反映在中国人文学科的方方面面。这个问题太大,越想越沉重,越想越可怕!同时,也是摆在中国人文学者,包括我们艺术工作者和艺术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
[1]美国著名的美学家托·门罗认为,在古代不仅绘画、音乐、戏剧、文学是艺术形式,而且美容、整形外科、美食、服装、理发、刺绣、酿酒、烹饪术、香料制造、畜牧业等都属于艺术形式。
[2]日本“明治维新”在有选择地学习西方科技文明之后,也意识到西方文艺思想对文艺启蒙的重要性。日本许多人文学者从西方引进“美学”作为文艺启蒙的突破口,传播人文科学思想,但未能及时消化。最初日本人西周把一本《aesthetics》译做《善美学》,强调“善就是美”、“和就是美”、“节度与中庸就是美”。中村兆民译介了维龙的《aesthetics》,把在西方本意为“感性学”的“aesthetics”译成“美学”。在序论中,他将艺术方法分为“摹拟美人之迹”、“务求其似真”和“将感慨表露于外”来阐明艺术本质,强调娱乐人心,使人的气质和品格趋于高尚为目的的“雅艺”。这些都说明日本人在接触西方人文思想上浓厚而狭隘的东方色彩。
[3]从词源上考证,中国在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汉语名词70%是从日本输入的,并且都是日本对西方相应词语的翻译。如: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理论、哲学、原则;还有经济、科学、商业、干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文学、抽象、美学……数不胜数。“艺术”和“美术”也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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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美术是由中国人民群众创作的,以美化环境、丰富民间风俗活动为目的,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流行的美术。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衰落与蜕变 ,百年中国民间美术态势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世纪的中国,以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内的全面转型为特征,整体地沉浸在由农业手工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潮流中。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形态的中国民间美术,处身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文化变革,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总观百年历史履迹,原生形态的衰落与蜕变形态的生发,构成民间美术随社会文化变革而呈现的两种基本态势。
中国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的衰落是整体性的。百年来不断扩展、深入的社会文化变革,以及对“原始生态环境”日甚一日的改造,深重地瓦解了民间美术古风承传的基础,以致今日的衰落现象,难以和历史上不断经历的“变异”相提并论。本世纪的现代化革命,有别以往那种改朝换代式的变革,它建立在生产方式和世界观彻底改变的基础上。其势所及,前工业时代所构筑的价值体系,莫不呈现紊乱甚至分崩离析。
就实质而论,贯穿中国百年社会文化变革运动的现代化主题,远非古代自然时间观中的星移斗转。它被现代线性时间观纳入到直线式单向发展轨道,内蕴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规定性。西方世界所策动的工业革命,以其征服自然的强大力量,向整个现代世界提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主题。因此,包括西方人所特有的阐释方式在内,现代化主题的逻辑规定性显示为对工业生产方式和科学世界观的普遍认同。工业化、城市化和科学化等西方文明色彩的阐释方式,相应地构成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一般演绎趋势。就人类的生存理想而言,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否真能够实现它对美好未来的承诺,依然悬而未决,甚至眼下也并非不容置疑。但是,它从一开始就被视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意味着“文明”与“进步”,以致广泛持久地激励着满天下怀抱幸福理想的芸芸众生。在它的缀满五彩花环的旗帜下,现代人义无返顾,蜂拥向前,势不可挡。
随着中国大众对现代化运动从痛苦无奈的被动承受到满怀理想的主动参与,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的创造者便逐渐离它而去。就民间美术的衰势而言,创造主体的丧失显然不同于一品一物的毁弃,它是内在的决定因素。这里着重从社会经济结构和精神世界的裂变,来考察民间美术创造主体的丧失。
鸦片战争以及结束这场战争的《南京条约》,是古老中国开始其现代化历程的蒙辱的前奏和标志。为自强和富国,清廷曾兴办“洋务”,力图建立官僚资本的现代工业。辛亥革命后,中国兴起资本主义工业热潮。尤其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在口岸城市和一些交通便利的城市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初奠了中国的现代工业基础。本世纪下半叶,政府高度强调工业的主导地位,努力发展科学化、集约化、机械化的现代工业生产,使之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值逐渐超过农业。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通过引入外资和市场调节机制,进一步促进了城乡特别是乡镇社队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繁荣。
从无到有、由弱渐强、自零趋整的现代工业,使中国经济由单纯农业发展为农工并举。经济结构的二元化,意味着工业生产方式及其文化因素,由基础层面进入中国社会生活,成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现实力量。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裂,便是其作用的使然。早在起步阶段,工业生产即凭机器制造的优势和颖异的造物观念,强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手工产业,使之在实用品生产领域迅速退却。这不仅意味着那些与传统织造、印染、锻铸、烧造或髹饰相关的民间实用美术势呈失落;更意味着赖之谋生的农民或小手工业者,不得不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土地和家园。
像所有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其它国家一样,城市与乡村的离异和聚落的城市化趋势,也是本世纪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中国曾有过世界最大的城市,却和现代意义的城市相去甚远。它既不是商品流通中心,也不是吸引社会精英和一般人的去处;它不具有独立于乡村的自立性质,彼此有着难以割舍的社会经济联系,市民和乡民、商人与士绅保持文化共通的一致性。口岸城市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社会聚落的空间格局和形式,与四周汪洋大海般的乡村社会形成鲜明反差。以现代城市为中心,工业生产构筑起向外辐射的商品经济网络,在其势力范围,农民或小手工业者的生产与消费越来越依赖于远方市场。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经不住打击,被迫涌向城市,靠出卖廉价劳动力谋生,逐渐汇集成一个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新型市民群体。
相对中国社会的传统格局,这个在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中迅速崛起的社会群体,体现了社会结构的裂变。作为二元结构的一端,他们疏远了乡村社会的家族文化,转而介入到更强调个人主义和横向关系的城市社会秩序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文明氛围,使他们日益在职业技能、社会地位、生活行为、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方面,与依然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拉开距离。他们也因此成为农民羡慕和仿效的对象。
百年来,现代市民的崛起和有增无减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势头,对作为二元结构另一端的农民群体的影响,已不止于数量上的削弱。出于对工业文明的身心认同,成分复杂的市民群体在整体上构成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主力军。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获得提升,逐渐是他们而不再是数量依然庞大的农民,主导着这个时代的风尚。社会主导力量的历史性转移,造成农民社会地位的相对低落。他们身处现时代的性质和状态,被一言蔽之为“土”,而这个“土”字的现代底蕴便是“落后”。这种史无前例的变化,动摇了农民在“以农为本”千年国策中树立的“天大地大,农夫为大”的自信心。现代传媒或其它现代运作方式,让越来越多的农民意识到城乡间的天壤之别,一种相形见绌的自卑心理不断滋生和蔓延。他们开始向往城市,向往进工厂或坐机关,与日俱增地渴望摘掉“乡巴佬”的帽子。支撑传统价值的心理基础,因此受到难以估量的削弱。原先那些习以为常或者引以为豪的东西,如今他们已自觉“土得掉渣”而羞于示人。中国民间美术的创造主体,由于自身社会心理的变化而日趋萎缩。
当然,单纯的自卑感并不足以深刻地改变农民的精神世界,而且由于地理或空间距离所造成的天然障碍,使得很大一部分农民在相对封闭的氛围中,坦然自若地过着与往常一样的生活。在那些交通不便的边地僻壤,这种情况实际维持了大半个世纪,甚至不乏持续至今者。在那里,人们依然虔诚地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圣牌位,祭祈迎拜的习俗活动依然构成乡间里闾的人文景观,诸如慎终追远、尊神事鬼、重义轻利等传统观念依然影响着众人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和看法。
不过,这一切在本世纪下半叶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从早先由中央政府强力推行的政治与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小学教育的大范围普及,以及通达社队一级的公路网、有线广播网和邮政体系的建设,到近20年来广泛实施的农村改革和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落户农家,还包括““””的“上山下乡”和目前的“民工潮”两次大规模人口迁移,都对乡村社会构成前所未有的、持续强劲的冲击。它所引发的最重要的结果,在于当代社会主导的观念系统和价值体系日趋社会化。
不难理喻,百年来的一系列变革都是围绕中国的现代化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前后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力量,尽管在意识形态和实践方式上各有差别,但在追求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这个根本价值取向上却无二致。诉诸国家政权和社会精英集团的这种价值选择,构成纵贯和俯瞰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导价值。而寄蕴其中的要质,则是整个现代世界概莫能外的唯科学主义。
自鸦片战争以来,用科学技术装备的西方工业文明,以其咄咄逼人的物质优势激起中国人对科学的崇信。由此,一种认为世界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和把握的唯科学主义,首先在思想界和社会上层崛起。进而,通过包括政治、经济、教育、通讯在内的一整套控制和传递机制以及无所不在的工业产品,它日益广泛、深入地向社会基层传播渗透。在唯科学主义视野中,现代自然科学创立的基础原则和方法具有综合宇宙观和人生观的一元性。西方中心主义仗恃工业文明的物质优势所营造的文化不平等,使现代中国人普遍怀有一种文化自卑心理,它和唯科学主义特有的批判意识,汇成社会主导价值中持续震荡中华文明传统的反叛思潮。潮涌之下,传统架构被从整体上和根本上视为一种非科学的体系。许多传统文化因素或形态,被渴望国富民强的现代中国人当作迷信、愚昧或落后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毁弃。唯科学主义极力倡导和尊崇的科学的世界观,大范围地占领了精神世界的制高点,并对有悖社会主导价值的一切构成俯射之势。
在一个世纪的历史跨度中,由国家政权强力推动的社会改造和移风易俗、市场经济的竞争压力、新式教育的科学知识灌输、工业技术的巨大生产效益、现代生活方式和消费品的物质诱惑,都在不断促使庶民百姓接受唯科学主义的价值取向。无论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他们愈来愈深地沉浸到科学世界观的“西洋景”中。在这里,人们不再崇仰超自然的“神性”,宇宙生命一体化的信念仿佛被现代航天器抛向外太空;人们不再相信时间是循环运动的,在拉直的时间中祖灵的庇护力量日益远去于在生之灵;人们不再拘泥古代圣贤的道德训诫,重义轻利的价值原则在愈演愈烈的市场竞争中犹如被淘汰的商品;人们不再顺从长辈老者的意志,“老人们传下来的东西”已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劳什子;人们不再执著自己的心声心志,浪漫绮丽的“土地梦”被客观规律碾得粉碎……科学一元论、物质决定论、数学式思维和工业进步观等唯科学主义思想,已经或正在成为农民尤其青年农民的思想。尽管他们在理解上难免肤浅、简单甚至混乱,但这一点却越来越深入人心:科学而非神灵才是福祉之源。
农民精神世界的“科学化”,如同釜底抽薪,使民间美术原生形态不可挽回地丧失着它的创造主体。虽然事态尚未发展到“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程度,但是还能承传几分古风、保持些许纯粹的传人,已是凤毛麟角。一个曾经具有主导地位的庞大创作主体群,如今正在边缘化、老龄化、孤独化趋势中,走向暮色的深处,至于那些与他们的精神信仰、价值观念、社会习俗、生产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东西,诸如祭祀、起居、穿戴、器用、装饰、游艺的一系列品物,自然要随人自身的脱胎换骨式的变化,而渐渐失去以其原有意义和形式继续存在的支点。
百年中国民间美术的另一番景观,却不乏生机。这种景观由一系列蜕变形态构成,它们或许依然带有原生形态的某些形貌或风味,却顺应现代化主题下的社会需要,经历了一系列的适应性变化。
诸如诉诸集约化生产的所谓传统民间美术品或手工艺品,以现代社会生活为主题的新年画,纯粹用于陈设或把玩的彩扎塑作,仅为节庆娱乐甚或兼容广告意图的龙舞灯会,还有且作“中国迪斯科”或“健身操”的街头秧歌,以至取用任意的装饰化纹样等等,人们都可从中领略到蜕变形态的时下之味。与原生形态的衰势适成对比,它们在城市或深受城市风影响的乡镇地区,方兴未艾地发展着。本世纪初或更早的时候,当那些经不起工业文明冲击的农民沦为城市街头的游方艺人,或者不得不在村落里为遥远的消费者出卖手艺时,民间美术的蜕变过程便已启动。随后,社会革命、社会运动、经济建设和商业运作的需要,曾经从不同角度促进了这一过程。如今这种蜕变形态,在比以往更加强烈的现代化氛围中,已形成相当的规模和吸引力,并可望成为现代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潜力丰厚的增长点。
整体地来看,民间美术的蜕变形态呈现着三个主要特征或变化趋势。
1.生态脱俗化
大量的民俗材料表明,以往民间美术的创造,包括某种造型活动的开展或某种造型样式的推出,其动机总关联着比审美要求远为宽泛、复杂的社会生活意义。即便作为一种审美现象来看待,也必须结合特定的社会活动背景才能证实它的审美价值,领略它的特殊审美意蕴。譬如,灯彩的扎制迎送,在中国南北地区多出于“祈子”“祈雨”社会要求和动机,并按约定俗成的方式进行。它于何时何地开展,它的每个程序环节、各种造型处理,以至活动中人们的具体反应方式,都紧扣着“祈子”“祈雨”中心意向,并以稳定持久的风俗形式固定下来。一方人士莫不遵循俗制,适时适地、合规合范地从事制作,开展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凡参与者也按家喻户晓的程序定式和“说头”,渐入心满意足的审美佳境。对中国老百姓来说,那些在与有神有灵的天地打交道的漫长岁月中形成的祭祀、祝祷、纪念、祈禳、敬仰、迎送习俗,都与一定的节气、时令、气候、水土和人事紧密关联,遵守如同法律的俗规是达到特定目的的前提。原生形态的民间美术,通常是民俗活动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不具有游离其外的生态独立性。它排斥一切脱离习俗的或个人主义的创作动机。
然而,在持续变革的现代氛围中,民间美术的蜕变形态日益脱出传统俗套,成就它的动机变得来源广泛,不拘常规。一项政令法规的传播宣教,一个公司的促销考虑或者张三李四一时的兴致,都可能成为推出一项活动或制作一件作品的动机。动机的实施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目的和主题,自由地安排活动开展的时间、地点、规模和程序,也同样自由地选择某个门类样式,把握每个造型细节。出于脱俗的创作动机,民间美术的蜕变形态实已孑然一身,原先与之交融一体的风俗完全被背景化,如同一张可以随意更换、远近任调、色淡形虚的“背景纸”。举目所及,诸多原本习俗规定性很强的品物与样式,如“拴娃娃”、“扫睛娘”、“送老花”、“春公鸡”、“傩面具”、“百衲衣”和“龙灯”、“狮舞”等等,都获得很大程度的解放。这无疑增进了它们的适应性,以至可以不受时空条件限制地汇入现代生活潮流。
2.功能审美化
原生形态的民间美术始终保持着“实用——审美”的综合价值结构,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这种功利性不仅直接地表现为它的物质实用功能,还渗透到它的审美机制,表现为诉诸视觉形式的,对现实需要的替代的满足。后者显示了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有别于纯粹审美形式的特殊性质,即它的精神功利性。它通过理想化视觉形象的塑造和观照,使主体在审美想象的心理状态中,抒发被现实所压抑的功利意愿,从而有效地消除有碍社会实践的心理紧张和焦虑。
在与科学世界观和工业文明的遭遇中,民间美术千古承传的“实用——审美”价值结构迅呈瓦解之势。无论是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关联的物质功利性,还是和传统信仰相关联的精神功利性,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失去了功效。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实惠,使原先多靠“替代性满足”来对付“匮乏”的百姓,欣喜地发现或现实地掌握了一种强有力的物质生存手段。民间美术的相应变化,通过功能的审美化表现出来。民间美术蜕变形态多实现了这种价值转型,并因此获得继续发展的生机。然而,随着功利价值的萎缩和消失,它也丧失了许多与之相关的重要美学品质。
在功能审美化的趋势中,一些审美倾向原来较强,或其功利性侧重精神意愿而非物质功能的原生形态,其价值转型显得更为自然流畅,也更为现代人所钟情。这方面以年画、剪纸、刺绣、蜡染、挑花、编结、雕塑、玩具、灯彩等,表现得最为突出。它们原来显强的装饰性和审美娱乐性,在当代被极大地强化和纯化。它们作为富有历史感和民族色彩的审美价值形态,构成艺术商品的特有魅力。它们与日俱增的商品价值,不仅激活了一些个体作坊,还启动了许多集约化的专业生产。
3.结构零散化
在前工业时代,影响和支配民间美术活动的观念是集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统一。作为传统势力的集体意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作用于主体。它不仅在现实情境中通过主体向客体渗透,使当下的心理投射包含历史和集体的成分,而且还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通过主体历史地向客体渗透。许多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物,因此被赋予了包括情感、意愿、知识、评价和理想在内的丰厚的精神因素,并以风俗为主要载体相对固定并延续下来。这些符号化了的精神因素和相应的符号形式,汇成一个社会化意义系统,构成一种家喻户晓的“集体的契约”。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民间美术创作,实际操用着一套共用艺术语汇。虽然每个人遣词造句的风格差异造成作品文采的变化,但其语义结构的深处却贯穿一条亘古至今的文脉。社会化意义系统的精神之链,把社会个体的丰富的创造和这些创造的各个组成部分,维系成一个浸透集体意识的有机整体。俗称为“说头”的意蕴的统一性,内在地规范了民间美术形象构成的一般定式,同时也为人们的阅读和评价提供了普遍依据。
作为社会文化变革的体现,移风易俗之势在本世纪愈演愈烈。如此形势下,原有的社会化意义系统随载体的失落而不断分化瓦解,其维系力量已难以为继。现代意识所鼓励的个人主义乘虚而入,把非集体意识的个人观点注入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的语义结构的深处,从基础层面解散了统一形式元素的精神之链。由此引发的蜕变,通过造型结构的零散化显示出来。与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由“说头”链结的有机整体相比,蜕变形态的造型结构是肢解状、拼凑状的,缺乏一以贯之的连续感和驭一统万的完整感。人们从供奉造型中挪出糖塑面花,从营造天地里卸下雕饰构件,从社火傩戏上摘走面具脸谱,从穿戴款式中截取花样绣片;或者把诸多从原有整体上剥离的零件断片,驴唇马嘴地错接、杂拼,强扭为一,使之脱离功利性的统一体而单纯向审美方向发展。
现代商品经济尤其刺激了这种肢解性、分裂性的蜕变,使碎片式民艺商品的开发在近20年来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显而易见,这种繁荣并不意味着原生形态的民间美术的复苏或重振,它只是容易造成这种错觉的假象。其更大程度的实际情况是,现代商品经济通过利用甚至鼓动民间美术的价值转型来追求自身的实利目标。它调动起各种方式甚至工业化方式,批量地复制传统民间美术的碎片,并把它修补、放大成一个似有古风之美的完整的类像。市场经济的复制能力是巨大的、超出一切其它努力的,以致某些一度销声匿迹的民俗事象和相关民间美术品物,仿佛在一夜间奇迹般地“复苏”。一些号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灯会、庙会,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生龙活虎的游艺舞具、奇光异彩的电光花灯、五色斑斓的缀挂把玩,以热烈的声色刺激吸引着四方来客,他们在愉悦中给主办者留下可观的票房价值和产品订单。
新风从现代城市兴起,蜕变的乡土艺术构筑起一道别致的风景线。被现代潮流推着前奔的城市中人,是这一切的建设者。摆不脱的中国文化情怀,使他们努力寻求一种既无俗套限制又有旧日温馨,既不失现代功效又和现代样式适成反差的审美方式。蜕变的民间美术,显然很合乎这种口味。人们可以坐在舒适的沙发上悠闲地欣赏已失“连年有余”苦涩意义的剪纸花样,也可以纵情于龙灯滚舞的审美狂欢而不必计虑“祈雨”、“兴农”的神圣使命,一切都止于审美,一切只在艺术形式的层面运作,“实用”的苦难背景和严峻内涵已经消散。因此,一种放弃民俗深度追寻的浅表感,一种注重物质实效的笃实感,一种热衷声色气氛的浮艳感以及一种突出自我价值的个性感,可谓民间美术蜕变形态表现于现阶段的一些品格特征。
或衰落或蜕变,中国民间美术以命运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势,明确地提示了现代社会文化的大变动。对中国民间美术难以磨灭的美好情怀,无疑会使人们集结到保护与承传的社会实践主题下,为它思寻通往新世纪的生命之扉。实际上,中国民间美术百年间的遭遇,并不等于文化价值判断的终结。所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一切,仅仅表明人类文明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阶段性状态。但无论如何,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运动的中国民间美术,它的针对性已随文明背景和社会主导价值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作为社会实践主题的保护与承传,不能以培养菌种似的封闭方式,来呵护它的某种原始风貌。这种意义上的保护与承传,无疑已把民间美术视同毫无生命力和现实价值的历史文物。当然,看护好一种文物,譬如各种样式的民间美术文物,是迫切需要的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这种需要和意义,多属于我们看待历史文物的那种需要和意义。
应该认真思考的是作为社会实践主题的保护与承传,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主涉合理性文化结构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相信,诉诸广大有识之士以至大众的相关思考和体行,将在新的文明条件下,通过针对性的调整和价值立点的转移,使中国民间美术的基本文化功能发扬光大。在此意义上,中国民间美术势必作为一种相对社会主导价值的边缘性、补偿性价值运动,显示它在健全现代人格构成,促进身心和谐发展,复归人类生存的完整性和丰富性等方面所具有的潜在文化价值。不同于一般文物价值,这种文化价值是切实地参与并改善现代社会生活的持续的作用力。
民间美术曾经含有这样一种基本文化功能:即当庶民百姓面对一时无法靠物质实践来扼制或改变的消极现实状况时,它帮助人们转到另一个角度或自我方面,以可以主动把握的精神方式追求某种替代的满足和切实的心理调节,使心灵世界不至于被严峻的现实压力所摧垮。民间美术实际是昔日文明条件下,由农民为主体的大众所创造所把握的一种“超越现实”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功能或机制,正是民间美术有可能参与和改善现代社会生活的生命潜力,也是它足以跨时空承传延续的精神财富和伟大传统。
诚如其衰落之势所表明的,生活在工业时代的我们,已不能也不必直取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来“超越现实”。因为它所针对的“现实”,是物质生存条件相对匮乏的现实,其价值立点取决于大众的物质性功利要求,即便它的审美价值也因此深含精神功利性。而事实上,今日工业技术的强大力量已帮助现代人空前地“超越”了物质性匮乏意义上的“现实”,人们已发现或现实地掌握了一种能够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生存手段。这是工业文明最值得骄傲的成就。它注定我们只能在现代化的既定发展模式中,探索和确立包括民间美术现代形态在内的文化建设的针对性。
提出问题的契机,恰恰出自与工业文明成就并存互动的负面。也就是说,新文明同样令其属民有“匮乏”之虞,它的巨大物质财富并不能掩饰或改变其精神生存条件相对匮乏的现实。体现科学世界观和技术理性精神的现代文化结构,日益趋向理性化,以致“神性”、“感性”不断被驱逐,不断被压抑。这种偏执的结构,使工业文明现实暴露出工业生产方式难以自赎的严重缺陷。它同样是一个有待人们转到另一角度或自我方面,以主动把握的精神方式加以“超越”的匮乏性“现实”。民间美术也由此获得新生的可能。
显而易见,现代工业技术以全新方式开发世界。它把自然物质和人类自身存储的能量抽取出来,转换成可以另行存储的非感性形式,使之可以按人的意志重新分配和使用。往日具体可感的能量形式——“手工”,如今已被“电能”、“核能”或“程序”等抽象无形又实在有力的能量形式所取代。现代人曾满心欢喜地以为这一切能无条件地受控于人类的自由意志,而不曾想到实际情况会出现异样。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入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一种寄蕴在科学世界观或技术理性中的非人格化意志,不仅以客观规律的姿态“创立”世界向世界“挑战”,还“创立”人向人“挑战”。对人和世界的整体性而言,这种非人格化意志的价值目标是“分裂”。它把人类从自然界中孤立出来,又将之投入现代技术的奴隶庄园。作为现代技术理性的主机,工业机器代手而起,成为现代人类的“所有器官的器官”。它所规定的内涵和效益目标,使分裂性因素向主体全面渗透,以致现代人像奴仆那样,在单一方面为现代技术的意志实现作出贡献,为单纯追求物质和经济效益的机器化、自动化生产服务。取代手而成为人类创造器官的延伸形式的工业机器,迫使人们必须预先按数学方式描述的机器法则来思考,必须把个人的意志“数字化”为“计算机语言”,然后输入机器,最终转换成产品。在这一系列的转换过程中,人的丰富性被滤失了,只剩下一个合乎技术理性“网眼规格”,和机制产品一样标准化、模数化、统一化的“人”。不难理喻,现代人正在失去支配自身能力的自由,正在失去形成和表达自我意志的可能。现代技术在极大地提高人类物质生存能力的同时,日益转化为一种超越人类控制的外在力量。它成功地从物质世界和人那里抽取了征服自然的巨大能量,同时也通过对手工生产方式的排斥,冷酷地将人的丰富感性和自由意志从现代文明中抽空。人们由失望进而惊惧地看到:现代技术愈强有力地控制自然,人离异于自然和身心的现象就愈明显;物的价值愈增值,人的价值就愈贬值。
现代文明的这种二律背反,暴露了现代文化结构的重大缺陷——偏执异化色彩甚重的技术理性,而大大失落了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然情感。感应于现实的心理反应,如失落感、孤独感、烦躁感、冷漠感、茫然感等,以及出于心理障碍的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忧郁症和性心理变态等,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大为流行的一种“时髦”。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导源于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精神性“匮乏”——情感、幻想、激情、希望和梦想等丰富的感性因素,不断地被逐出理性的现实,沦为“下意识”。幸福的现代人,未必享有充足的幸福感。他们生活得并不完整,人的丰富性表现得并不充分。
诚因如此,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一股文化反省势力也以披靡全球之势发展起来。对于既定价值标准和生活模式,现代人不乏批判的态度,并试图以各种方式来改变现状。然而,这种努力毕竟不可能颠覆现实。生活在这个时代,人们不得不承认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方式在解决人类基本生存问题上的必要性和主导性,甚至还应该承认它业已深深地规定了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显而易见,像“电”、“程序”一类的现代技术产物,已是主控当今社会秩序和经济运作的君主,失去它们的世界图景简直不堪设想。
似乎难以逆转的命运,使现代文化反省势力只能将改造现实的希望寄托于人自身的主动调整和把握,诉诸自我的感性体验。以感性体验超越理性现实的社会需要,日甚一日地呼唤相应的价值形态,要求创造和把握一种使之足以实现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曾经具有的基本文化功能,恰好与这种社会需要保持同构。这正是民间美术有可能作为一种相应价值形态,参与现代生活和文化建设的潜在能力。这种潜力的显发,有赖实践针对性的调整和价值立点的转移。应该予以充分估量的是,工业文明愈益明显的负面,已经提示出有待人们作出相应努力的实践目标和价值立点。
质言之,这个实践目标便是“手工文化”建设。
支持现代文明理性大厦的巨大工业生产效率,是以否定“拖泥带水”的手工生产方式为前提的,它禁止人们“抽袋儿烟”、“估摸着做”或“独运匠心”;不允许“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缘心感物”、“以象制器”;也容不得“质则人身,文象阴阳”、“错彩镂金”、“气象万千”。而这一切,莫不紧密关联着人的丰富感性和自由意志的表达,体现着人类手脑协调运动的和谐生存状态。通过手和手工,人的包括理性和感性的完整而丰富的心灵,人的所有社会和文化的经验,自然流畅地抵达物品的表层和深层,构成体现人类价值全面实现要求的“文化”品。复苏手和手工的现代活力,在要求维护理性与感性平衡发展的社会呼声中,迅速转化成文化建设问题。它事关现代文化结构合情合理的调整。它重新出场的意义,已超出一种物质生产力的利用或开发,而意味着一种有可能向大众提供广泛精神关怀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的确立。后者可谓“手工文化”建设的中心内容。
出自手的创造,极富手工人文魅力和技艺资源的中国民间美术,具有针对这个社会实践目标的“天然”优势。弥补工业文明缺陷的迫切需要,势必促使中国民间美术在蜕变中实现其针对性的调整。事实上,在世纪末的今天,如此趋势已有潮起之征。
有必要指出并强调的是,在调整的社会实践目标即“手工文化”的建设中,“手”和“手工”的性质将发生重大的改变,它们将从混合功利价值的生产器官和生产力,转变成着重纯粹审美价值的创造器官和创造力。在大众的主动把握中,它们势必与工业机器生产的理性倾向,保持一种互逆的关系,充分地表达人类的自由意志和丰富情感,把审美的阳光和感性的温馨投注到工业文明的暗区。在浪漫美学或文化哲学的案头,审美与宗教、美学与神学、艺术与上帝,几乎被放在同等意义加以思考。定论暂且没有,但在“诸神”隐遁以至死亡的时代,审美的艺术被赋予“神性”而扶摇直上,却是现代世界的事实。中国民间美术将借此机遇,在蜕变中实现其价值立点的转移,即全面地审美化。
目前中国社会上方兴未艾的一些文化生活热潮,诸如旅游热、气功热、游艺热、足球热、收藏热、节庆热、家庭装饰热等等,表明人们已自觉不自觉地通过某种生活形式或艺术形式,寻求积极的心理调节,缓解生活和心理节律。这些来自社会基层的改善生活质量、追求高情感的自发要求,将会不断汇聚成一种共识性的战略眼光,把“手工文化”建设提升为跨向新世纪的重大社会实践主题。这预示了“手工文化”性质的新型“民间美术”的光辉前景。实际上,中国民间美术百年间发生的衰落和蜕变,应该视为趋向这一前景的运动状态,视为社会文化变革过程中的一种形态学意义上的捩转。这并不意味着它作为大众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切实而朴素方式的丧失,更不意味着它作为一种“超越现实”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在新文明环境中的失落。
应该意识到,在本质上并非某种审美样式而是一种文化实践方式和文化运作机制的中国民间美术,势必会适应新的民俗文化背景和社会价值体系,以相应变化了的形态继续在当代社会文化结构中有效地发挥其调节和补偿功能,即“艺术”的一般文化功能。因此,对中国民间美术的价值判断和前景评估,不能仅仅看重其艺术形式特征一类的美学价值,或视之为某种固定的价值实体,而应该关注它相对社会主导价值的边缘性价值运动,更应该强调它对于文化建设的结构意义。任何一种有关发展中国现代文明的高远战略意识,都不能忽视流行、运作于社会基层的民间美术,不能忽视它所具有的朴素而深刻的功能性文化价值。有鉴于此,对当代社会出现的一些高度社会化的“通俗艺术”,应该从文化建设的合理结构或功能意义上加以分析和重视,尽管它目前尚有粗陋浮艳、驳杂无序之嫌。
震荡全球的现代化潮流,没有颠覆反倒强调了一个恒久之理:安身立命的家园,需要不断地去建设。因此,只有建设而非“设置温室”、“复制古董”,才不至于丢失传统文化形态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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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密切,有利于大学生文化认同和健康人格形成。当前在大学生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将传统文化内容与时代紧密结合,改进传统文化教育形式,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是汉文化圈的源头和中心,在宽广的中华大地上,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独树一帜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经过世世代代几千年的继承和发展,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对世界、社会、人生的看法,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有道、佛等思想的多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大学生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保证,是党的要求,社会的需要,也是大学生个人成长的必须。教育大学生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思想教育资源,与当今时代相结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1.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
文化具有连续性,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一经诞生,就对人发生作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个人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接受文化熏陶,形成与特定文化一致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过程。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经过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或多或少接触到传统文化理念,已经初步完成了社会化,具有朦胧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思维行为取向。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其已形成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
2.传统文化是抵制不良文化渗透的屏障。
社会不良文化是侵蚀、腐化人们思想,对社会发展进步起阻碍、破坏作用的文化。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成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社会不良文化具有存在传播的土壤。社会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诋毁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宣传物质享乐,奢靡浮华;讲求个人中心,崇拜权势和金钱;放弃道德操守,崇尚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抵御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渗透,最根本的是弘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3.传统文化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归根结底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性文化,核心部分是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具有明显的育人功能。它关爱肉体,关心生命,不自虐,不极端,讲中和,讲奉献,设置了提高自身修养,为国家集体服务的人生价值。传统文化认为,个人生命由父母给予,同时承担延续祖宗生命的重任。因此,个体是生命链条中的一环,是生命之树上的枝叶,其价值在于更好的促进大树繁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契合,具有内在统一性。
1.有利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与欧洲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相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集体主义。集体是价值的主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原有宗法制集体主义存在各种弊端,完全无视个人利益的极端集体主义已经被否定,但集体主义不会过时,它滋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爱国志士,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是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生动的素材。
2.有利于大学生基本道德规范培养。
儒家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和”,最高理想的实现,依赖每个社会个体知礼守规,道德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后形成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等道德标准。依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我国现阶段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容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脱胎于传统文化,扬弃了传统道德中等级、忠君等封建糟粕,发扬了爱国、勤俭等内容。传统文化为大学生提供了道德的生动解释,以“诚信”为例,流传着许多关于诚信的名言和故事。
3.有利于大学生健康人格养成。
心理学上的“人格”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可以笼统的称之为“个性”。目前对于健康人格的评价标准一般为: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正确的自我意识;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大学生处于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刘洋泼熊”“马加爵行凶”等校园案件,凸显了当前大学生群体人格障碍问题。大学生中常见的不良人格倾向有妒忌、偏激、自卑、自我中心、孤僻等。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现实完美人格的典型“君子”,为大学生提供了目标。
1.近代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开始了近百年的屈辱历史。中国思想界痛定思痛,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力图引进西方文化,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在批判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内容被放大,甚至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在这种批判多于继承的历史背景下,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认同程度不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自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在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根据时代发展赋予新的内涵,通过营造校园文化环境、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等传递给大学生。
2.受教育者大学生喜新求异的群体特点。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大学生处于人生智力发展的高峰时期,思维独立性和批判性显著增强。进入大学校门后,大学生脱离了家庭的呵护,学业压力减轻,开始独立面对社会,并思考人生问题,成人意识增强,渴望证明自己的成人地位。大学生不迷信书本,不拘于传统,相对于已有结论,他们更倾向于经过自身思考,提出新的见解。传统文化作为自古流传的内容,本身并不具有吸引大学生的新奇特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提高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充分利用班会年级会,开辟第二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3.学校教育体系中传统文化内容缺失。
我国教育体系重技能轻人文、重“成才”轻“成人”的倾向依然非常严重,升学率依然是社会衡量中学教育的绝对标准。在就业率考量标杆下,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越来越向应用型靠拢,绝大都数高校都没有传统文化教育体系。大学生面临就业的激烈竞争,学习的重心大都放在过级、考证、考研等更有实际效用的内容上,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仅限于兴趣爱好或消遣。各类学校应提高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传统文化素养。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植根民族土壤,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养料,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民族品格,自觉抵御不良文化渗透,开拓向前,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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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通篇报告中,有六处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字眼:过去五年最大的成绩归根结底就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而体现在思想上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而科学发展观就是这一路径指导下的最新成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必将引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就是在超时空思维指引下,构建融会中西、贯通古今、“道法自然”、揭示规律、“格物致知”、统一科学、捍卫真理、统一信仰、强化“两个巩固”、引领世界潮流、指引人类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语言系统和话语体系,完成辩证唯物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终结西方的“哲学终结论”和“资本主义终结论”,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精神、智力、方法支撑。
通过学习一系列重要讲话、报告和十八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给我们以最直接的震撼和感悟,就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的到来必将引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以同志为的党中央实现了贯彻落实党的精神第一年的良好开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的到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开启中国未来三十年、六十年、九十年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承前启后、开创未来,十八届三中全会责无旁贷、毫无悬念地具有划时代意义。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我们应当拿出什么样的理论创新成果来回应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两个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自成完整体系。经过邓小平理论“面”的描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线”的勾勒,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点”的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面、线、点三要素具备,也完美地自成体系,让后来者几乎无法再续进新的内容。怎么办?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的到来能不能引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是,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
2011年,国家将“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写进“十二五”规划纲要;同年,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2012年,党的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这一系列意见、论断、指引,体现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达到一个又一个新高度、进入一重又一重新境界,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意见》出台近十年,十年磨一剑,我们应当交出一份比较圆满的答卷。
我们认为,开启的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的到来必将引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必将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真理体系的基础性整体性飞跃和突破,实质上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为哲学真理体系的基础性整体性飞跃和突破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两次飞跃为哲学真理体系的基础性整体性飞跃和突破提供了理论基础、阳光雨露、光辉指针;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哲学思想文化,为哲学真理体系的基础性整体性飞跃和突破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不能搞文字搬家游戏,不能仅仅是对导师、领袖们的经典著作进行重新梳理,不能仅仅是对现成的理论观点、思维成果、基本结论进行逻辑调整,编纂一批批新的教材体系就算交差、完事。既然是真理体系的基础性整体性飞跃和突破,就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实现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构建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方向,必须通过解答一系列全局性基础性课题,达到“既符合社会实践和民众生活的现时代迫切需求,又符合中华民族、地球人类未来发展战略需要”的目标。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要求我们必须拥有广袤的宇宙视野、博大的政治胸怀、高超的战略智慧、敢于担当的真理勇气、挑战未来的雄才胆略,来进一步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反对食古不化、全面复古,反对妄自尊大、闭关自守,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反对关门主义,淡化师承姻亲、抛弃门户之见,汇聚正智慧、凝聚正能量,团结一致向前看。
要站在太空地球村时代的高度,站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尖锐化的高度,站在夺取国际话语权的高度,站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在实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构建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过程中,说到做到科学不分界别、学术不设禁区、思维不受禁锢、真理不套牢笼、人才不定标签、英雄不问出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一切妨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指导思想和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进一步揭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统一科学,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真理,统一辩证唯物主义文化精神信仰,强化“两个巩固”,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精神、智力、方法支撑。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面临的全局性战略性重大现实课题:
(1)如何拯救全球环境生态危机、人文生态危机和中华文化信仰危机。
(2)如何构建并运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语言系统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故事,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开放、贯通古今、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3)如何在世界思想多元化中确立主导,如何在人类文化多样化中达成共识。
(4)在西方文化霸权阴影笼罩下,如何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形而上”思维方式在现时代重新放射出真理智慧的光芒,早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从而为中国人的“三个自信”再增强一个文化自信。
(5)如何克服和避免政党信仰与民众文化灵魂之间的两张皮现象。
(6)如何强化“两个巩固”,根除腐败。
(7)如何早日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8)如何确保中华民族顺利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不能引领世界潮流并指引人类未来,从而终结西方的“资本主义终结论”?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面临的基础性前瞻性高端前沿课题:
(1)为什么文化精神具有超时空性?宇宙万物是否皆具有超时空性?认真梳理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最具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术研究价值的关键词“跨越时空”、“超越时空”,不应当被中国学术界忽略。2009年4月,同志指出:“焦裕禄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永远定格在历史上,永远不会过时。”同年10月,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上又指出:“我们认为,文化的影响力是超越时空、跨越国界的。”标志拥有超时空思维的这两个论断,实质上提出了“文化、精神在本质上是超越时空的”,这一现代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时代性国际性前沿高端重大课题。
(2)在人类社会和思维诞生之前,什么与存在对立统一?什么与物质对立统一?西方哲学通常把思维和存在、物质和意识当作对立统一的两对重要范畴。显然,在人类社会和思维诞生之前思维不可能与存在对立统一,意识不可能与物质对立统一。这一课题击中了西方哲学的智慧盲点、文化软肋。解答这一课题也会让唯心主义失去自然根基。
(3)意识的共性和个性是什么?列宁完美解答物质的共性与个性是客观实在性之后,还没有人解答意识的共性与个性课题。
(4)意识有没有空间时间自然形态?意识的空间时间自然形态是什么?现行中国大中专哲学教材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基本上是从苏联哲学体系引进的。苏哲体系时空观认为“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方式”[1],主观武断地让物质运动独占了空间和时间,把思维和意识排斥到了自己的时空观之外。依据恩格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2]的经典自然时空观,找不到思维和意识的空间时间自然形态,就无法从理论上证明思维和意识的存在。而实际上,思维和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且是不同于物质运动的客观存在。苏哲体系时空观与全面彻底系统完整科学正确的恩格斯经典自然时空观相比较,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矛盾和冲突。
(5)意识的本质和规律是什么?专家们认为,意识的本质是当代最具挑战性的基本科学问题,一旦突破将极大深化地球人类对自身和自然的认识,引起信息与智能科学技术新的革命[3]。找到意识的空间时间自然形态,且不与物质的空间时间存在方式相冲突,是捍卫恩格斯经典自然时空观的必然要求,是揭示意识的共性和个性、本质和规律的突破口,也是揭示文化精神具有超时空性、宇宙万物皆具有超时空性的突破口。
(6)中国人能不能率先揭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
(7)中国人能不能率先实现科学的自然统一,进而实现人类科技文化智慧知识体系的统一,从而终结西方的“哲学终结论”?
(8)中国人能不能成为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领头羊?
(9)中国人能不能夺取国际思想文化科学技术话语权?(10)中国人能不能率先实现人类文化精神信仰的统一?
超时空思维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智慧启迪、方法指引。经过进一步探索不难发现,超时空思维具有很强的融贯性,不仅仅文化精神具有超时空性,而且宇宙万物皆具有超时空性。超时空性的本质是宇宙万物之间相对的空间差、时间差、时空差。空间差、时间差、时空差是万物运动的根本动力,是人类认识的起点、创新的摇篮、智慧的核心、文明的灵魂,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不竭动力源泉。宇宙万物的超时空性还泛指宇宙万物相对于人类社会和生命个体,具有空间上的普遍性、广泛性、广袤性、深邃性、多样性、复杂性、宏观性、微观性和时间上的短暂性、持续性、恒久性。超时空性是实在性与虚在性、超越性与局限性、无限性与有限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对立统一体。
人类社会的一切发现发明创造,皆源自对宇宙万物之间相对的空间差、时间差、时空差的发现、认识、创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是超越时空的科学技术,现代交通通讯是超越时空的交通通讯,离开地球人类一次又一次对时空的超越,就没有现代社会的一切。但人类对超时空现象和规律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和水平,还没有公开的公认的高度理论化、系统化的超时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超时空思维抓住了宇宙万物、文化精神的内在本质,碰撞触动了我们这个时代超越时空的时代精神和时代总特征,点拨叩响了我们这个时代超越时空的主旋律,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生存发展持续不断超越时空的总规律、总趋势、总方向。
超时空思维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涵盖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贯穿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渗透方法论、认识论、实践论,架通高新科技和民众日常生活,是揭示宇宙奥秘、打开人类智慧知识宝库的金钥匙,为解答上述一系列全局性、基础性课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智慧启迪、方法指引;为中国人率先揭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为实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为统一辩证唯物主义文化精神信仰,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地球村时代的辩证唯物主义――超时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开启了智慧之门。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有新内涵、新高度、新境界。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19世纪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代表了19世纪上半叶地球人类(西方)思想的最高成就,构成马克思主义三大直接理论来源。可见,马克思主义直接理论来源中,缺少的正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哲学思想文化这堂课。列宁主义、苏哲体系、西方哲学,均不可避免地缺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堂课。缺课现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本原因,也是西方哲学、文化、文明应当中国化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就是不但要进一步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精神相结合,更要进一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根部对接、深度融合,为辩证唯物主义添加中华文化元素、智慧因子,为马克思主义打上中国文化烙印、智慧标签,且能进一步揭示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统一科学,捍卫真理,统一信仰,强化“两个巩固”,解答中华民族、地球人类面临的诸多现实课题和思想困惑,更加管用。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时代化,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根部对接、深度融合的基础上,揭示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实现科学的自然统一,完成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没有飞机、没有宇宙飞船的时代,人类的活动足迹限制在地球生物圈以内,人类的哲学思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创新重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必然趋势。
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时代化课题,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紧扣时代精神、时代特征、时代主旋律和社会发展的总规律、总趋势、总方向,进一步揭示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实现科学的自然统一。依据人类活动足迹所达到的时空领域,我们可以将人类社会的过去、现代和未来,划分为五个时代:森林莽原时代(原始社会)、内陆近海时代(封建社会)、远洋新大陆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兴盛、社会主义社会诞生)、太空地球村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并存之后,逐渐过渡到“全民共享社会物质文化生产劳动成果”的初级共产主义社会),将来地球人类超出太阳系、银河系,发现外星人之后,可能进入银河系地球人时代(实现“全人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生产劳动成果”的高级共产主义社会)。
以美国人登月为划时代标志,人类已经进入太空地球村时代。太空地球村时代的社会标志是高度发达的现代交通、现代通讯。现代交通、现代通讯日益改变着社会生产方式和民众生活方式,其本质就是不断超越时间和空间对地球人类的种种局限,让我们生存的星球变成远隔万里也可朝发夕至、远在天涯海角却也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社会信息化的本质就是以光的速度超越时空传递信息。社会信息化、信息光速化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支撑、核心标志。我们的时代迫切需要将现代科学、现代技术、现代意识、现代思维理论化、系统化的“太空地球村时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大众化,就是将辩证唯物主义揭示出的宇宙万物一般规律转化为民众的日常行为准则和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民众谋生手段和发展智慧,实现地球人类文化精神信仰统一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思维规律、人生规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由于马克思主义客观地存在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哲学思想文化缺课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信仰与灵魂两张皮现象,即政党倡导的信仰与部分党员和民众的灵魂深处的文化传统信念不统一、不一致的现象。
所谓信仰不仅要管思想灵魂,而且要管日常行动。之所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近一百年来,仍然是政党的信仰、政府的信念,始终没有更深入地转化为广大民众的生活信仰、人生信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从而导致社会乱象丛生、诚信缺失、道德滑坡、消极腐败滋生漫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没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更加深刻的对接、融合,没有实现政党信仰、民族信仰、社会信仰、生活信仰、人生信仰在更高境界上达到协调一致、有机统一。
这是中华文化信仰危机的思想根源。信仰是一个民族核心层次、灵魂级别的内生力量。没有信仰、没有方向、没有原则、没有责任的民族和社会,是非常危险的民族和社会。信仰问题,信仰与灵魂两张皮现象,是我们的党和国家、我们的民族和社会面临的比消极腐败更加可怕百倍的危机和风险。通过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让政党信仰、民族信仰、社会信仰、生活信仰、人生信仰在更高层次更高境界上达到自觉的协调一致、有机统一,从而实现党性、人民性、规律性与文化精神信仰的高度同一、统一,是达到“两个巩固”的根本标志。“两个巩固”是击溃西方文化渗透伎俩的精神支柱,是挫败敌对势力政治颠覆活动、和平演变图谋的智慧神器,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法宝。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必须特别注意克服彻底复古、全盘西化两个极端主张和倾向。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彻底复古的道路走不通。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全部是内陆近海时代以前的产物,受到地域、历史时空严重局限的中华传统文化、文明,不可能让太空地球村时代的中国成长为现代国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通过时代化,即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碰撞、洗礼、改造、提升,完成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之后,才能古为今用。我们在坚决反对彻底复古的传统保守主义的同时,还要坚决反对全盘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也就是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全盘西化的道路更加危险,将有可能覆灭中华文化、中华文明。
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我们更应当站在率先揭示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率先实现科学的自然统一、率先完成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终结西方的两个终结论的基础上、高度上、境界上,在拥有文化自信、自豪、自尊和尊严的精神思想状态下,俯视、透视、吸纳、借鉴西方文化、文明,更加全面彻底系统科学地学习研究西方文化的根源和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而不是盲目崇拜、仰视西方文化、文明。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更要始终牢记自己的文化使命,就是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新文化走向世界。西方文化、文明只有被中国人进行时代化、中国化的改造、提炼之后,才能洋为中用。这是充满哲学智慧且不丧失本民族文化灵魂的学习西方文化、文明的方式方法。
可谓发达先进的西方文明有两个致命的终结论思想。一个是资本主义终结论,宣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直到人类终结,都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社会制度。一个是哲学终结论,主张解构同一性的思维,解构、摧毁形而上学,以至于解构哲学,迎来哲学的终结,宣称哲学的使命已经被科学取代,人类不可能再产生大一统哲学。两个终结论禁锢了西方人的思维和行动,让西方人故步自封、不思进取,阻滞了西方“现代”文明进程,本质上宣告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终结。西方文化、文明由于受到两个终结论的深刻影响,不可能率先达到揭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统一科学、统一信仰、克服两个生态危机、指引人类前进方向的智慧高度、时代高度、未来高度,根本不能算彻底的现代文化、现代文明,不值得中国人顶礼膜拜、奉若神明,不值得中国人盲目地把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闻“自由”当作救世良方。
当马克思主义吸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哲学思想文化的智慧力量,实现文化灵魂的中国化之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显示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必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终结西方的“哲学终结论”和“资本主义终结论”,必将让中华文明在西方人如梦初醒般的惊呼声中实现弯道超车。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目标:在超时空思维智慧启迪、方法指引下,通过解答上述一系列全局性、基础性课题,完成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即率先揭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率先实现科学的自然统一、率先实现人类科技文化智慧知识体系的统一、率先实现辩证唯物主义文化精神信仰的统一,终结西方的“哲学终结论”和“资本主义终结论”,勇做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领头羊,夺取国际思想文化科学技术话语权,构建融会中西、贯通古今、“道法自然”、揭示规律、“格物致知”、统一科学、捍卫真理、统一信仰、强化“两个巩固”、引领世界潮流、指引人类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语言系统和话语体系。
在超时空思维指引下,在社会实践和民众生活的各个层面,广泛运用超时空新哲学、新思维、新理念、新方法、新文化,推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坚定而自豪地迈向更加自然、全面、彻底、系统的、能够保持环境生态和人文生态可持续科学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强国、现代文明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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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整体信息化、全球化的潮流下,设计的民族风格和人文特色在多元化发展中备受重视,我们可以感受出现代平面设计所显示的人文本土意识的回归,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美术色彩,其独具特色的赋色体系应用于平面设中,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全文如下:
摘要:色彩是民间美术的重要构成元素,不仅具有审美的功能,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语言,体现了作品创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近年来,随着艺术设计领域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民间美术色彩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愈发广泛,从而开拓出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设计之路。鉴于此,本文对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以期对相关从业人员有所借鉴意义。
民间美术是中华瑰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劳动人民在漫长的生活和劳动过程中创造的,反映当地民俗、民风的美术作品。这些美术作品形态各异、风格多样,贯穿于人们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各个领域。正是由于扎根于民间,民间美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有的用于日常生活,例如结婚用的嫁衣、儿童穿的虎皮帽、长命衣等;有的用于环境装饰,例如我国春节时贴的年画、房间玻璃上的剪纸等等。这些民间美术作品大多制作精巧、构思奇特,不仅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而且极具审美价值,表现出创作者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积极乐观的态度,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
色彩是中国民间美术作品中重要的构成要素,也是美术作品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在视觉艺术中,色彩给人的视觉印象更加深远,具有先声夺人的作用。当人们在欣赏某一作品时,最先关注的是色彩,然后才是形状,再是细节,这充分说明了色彩在艺术设计中的重要性。进入现代社会后,现代人的审美意识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对颜色美感的要求越来越高,色彩在平面设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所谓平面设计是指设计师在平面空间内,利用图形、颜色和字体等元素,根据各种创意和想法来传播信息和表达情感,平面设计的最终技术手段是现代印刷技术和电脑喷绘技术。
1、吉祥物设计中的民间美术色彩运用
吉祥物是中国的特色,是古代人民在与大自然斗争中形成的原始文化,中国民间的吉祥物多种多样,不仅有龙、凤凰等吉禽瑞兽,也有喜鹊、羊、牛等大众化的动物。不管何种模样的吉祥物,都代表了人们求吉祥、保平安的思想情感。直到今天,吉祥物依然在我国生活中频繁出现,象征着现代人追求幸福和美好的愿望。由于吉祥物富含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中国民族精神和特色,因此在吉祥物色彩设计中大多借鉴民间美术色彩,例如2008年奥运会的福娃就是成功的杰作之一,设计师在设计福娃时,为了将现代设计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采用中国五行的金木水火土,来设计出五种不同颜色的福娃,五个福娃、五种造型,五个颜色,诠释出浓浓的奥林匹克精神,并传递出中华民族爱好和平、追求和谐相处的理想和追求,全世界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2、招贴设计中的民间美术色彩运用
招贴是指被张贴于楼宇、公交车或者车辆上的印刷广告,是户外广告重要的形式之一,大多用于商业或者公益宣传,起到广而告之的目的。公众对招贴的第一印象就是通过色彩得到的,招贴中的色彩起到了烘托主题、表达情感的目的。因此设计人员在招贴设计中,需要着重考虑颜色的选择,来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引起大众的共鸣。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颜色的观念已经深深的影响到每一位国人,尤其是民间美术的色彩元素,其扎根于民间,有着广泛的普及性和认可度。很多设计师纷纷将民间美术颜色用于招贴设计,纵观一些知名平面设计大师的作品,都将色彩的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例如日本著名设计师衫浦康平根据中国传统文学西游记中的新悟空为原型,设计了一款形象逼真、颜色鲜艳的京剧海报(图1),作品以黑色做底,采用京剧戏服的明黄色进行搭配,黄黑颜色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再配上红底黑色的汉字,不仅展现了逼真的人物形象,又传达了京剧的艺术魅力,给现代设计风格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香港著名的设计师靳埭强,创作了大量的文化招贴。靳埭强先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会看到民间美术颜色的巧妙运用。例如靳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儒传天下》(图2),该作品用明黄色做底色,配上鲜艳的红色字母“C”。事实上,在颜色的搭配上,大红颜色做主调、黄色做辅的作品十分常见,红色让人想到火光之热烈,黄色是彩色中的亮色,红与黑的搭配是火热与明亮的融合,突出了节庆的氛围,给人一种热闹、喜庆、浪漫的感觉。该副作品中就是采用了红黄搭配,一方面展示了现代中国向全世界开放的心态,展现了中国人的热情和好客。另一方面也诠释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彰显孔子的尊贵。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申奥标志(图3),采用了传统美术作品中黑色、黄色、青色、红色配以白色作为底色,然后用太极图的形式展示出来,该作品不仅契合奥运精神,而且渲染了中国传统文化,给世界友人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和享受,这也是现代平面设计与传统民间美术色彩相融合的典范。
3、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的色彩强调传神、写意的韵味,富于装饰性,配色崇尚平淡自然、朴素幽深的意境,这与现代包装设计倡导的理念极为贴近,而在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包装设计都体现了中国民间美术色彩的韵味。中国民间美术色彩的应用手法为现代包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著名设计家陈幼坚,他将东、西方文化在他的设计理念中更为合理地融合在一起。他成功地融合西方美学和东方文化,既赋予作品传统神韵又不失时尚品味的优雅,他的设计作品中国风味浓重,却又不失优雅精细。如他的包装设计作品《英记茶庄》(图4),幽雅而传统的红色,与黑色的巧妙搭配,使我们仿佛嗅到阵阵茶香,并体验到浓浓的中国味。
总之,民间美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中国民间美术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性。色彩是民间美术情感表达的方式之一,是当代人审美心理、文化观念的反映。尽管今天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审美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趋势不断强化,但不可否认的是,民间美术色彩体现出强烈的生命力,未来将得到广为广阔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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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美术是一种带有原发性的,带有强烈本民族色彩的美术形态,对它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是哲学、美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的重要课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中国民间美术的发展历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民间美术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发展道路漫长而曲折,整个发展过程中有蜕变有衰落。本文简要论述了民间美术的起源和现状,并对民间美术如何能有更美好的未来提出了建议,希望能对民间美术的传承发展起到作用。
关键词:民间美术;传承;发展
民间美术的产生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的彩陶艺术。原始彩陶艺术是纯粹的劳动者的艺术,也是民间美术的源头。原始时期,由于营养不良和医疗条件的落后人的寿命很短,因此原始人便产生了生殖崇拜意识。到农耕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人民渴望丰收,会请巫师做一些祭祀活动,于是巫术信仰意识就产生了。传统的男耕女织生产方式也为民间美术的产生打下了基础,男的下地耕种妇女便留在家中纺织。可以说远古时期的民间美术中多表现出对多子多孙、驱邪免灾和丰收的愿望。
远古民间美术特点明显的表现在象征性上。这种象征性表现在谐音、寓意、符号三种手法。在劳动者眼中他们周围的事物绝不单单是一件纯粹的物,而是渗透着人的情感并且有一定灵性的东西。在物的身上往往寄托着人们的精神期望,甚至包含着巫术性的祈祷。例如在民间美术表现对生殖的崇拜时,人们大都选择繁衍能力很强的动物或植物如石榴、葡萄、莲花蓬等。还有运用了谐音寓意的《喜上眉梢》等,这些题材、图案等艺术形式所包含的吉祥寓意,丰富了民间美术的内涵,使她成为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快速转变,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民间美术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审美需求。为了不被历史所淘汰,传统的民间美术也在不断吸取新的构成观念、新的形式和新的语汇,来反映现代人的生活及情感。这种改变表现在:传统的民间美术由以实用功能为主转变为以满足精神审美为主;以美好寄托为主转变为以经济利益为主;以与民俗信仰紧密结合为主转变为以自身的目的和需要为主等等。这种转变也不是完全脱离了民间美术的精髓,它是在不对其“母形”否定的基础上,赋予了新的审美观念和新的时代元素。要想民间美术依旧保持质朴、率真和稚拙的特点继续传承下去,民间美术产品需要创新,需要研发。
民间美术的发展正在面临严峻的考验,有些已经消失,有些正濒临灭绝,只有极少数民间美术完整的保留了下来。为了能更好的传承,我们需要做一些努力。首先,要把现有的民间美术通过文字、摄影、录音录像等记录手段保留下来,在此基础上进行存录、立档、建立数据库。建立文化街、非遗产品专营店、民间文化产业园、民俗村等,这样不仅实现了保护的目的也起到了宣传作用;其次,确保民间美术可以顺利的传承下去,这就需要资金的支持。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在扩大民间美术产品销量上改进,不断研发新产品;最后,要保证有人继承。传统民间手工艺的传承都是封闭式的家族传承,要打破这种习俗,和现在教育事业想结合,从小学就开始培养学生的保护意识。根据不同阶段,制定不同计划:
1.初级班。初级班针对的是一到六年级的学生,主要培养的是学生对传统民间艺术的兴趣。初级班又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授课,第一阶段是一到三年级的学生,授课老师可以选择向学生讲一些关于传统民间艺术的童谣、民间故事、神话故事,让传统民间艺术富有神秘性,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传统民间艺术的喜爱。第二阶段是三到六年级的学生,授课教师可以发一些简单工具,让学生动手去实践,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耐心以及对民艺制作所需工具的简单了解。
2.基础班。基础班针对的是初中的学生,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开始对真和美有了追求,这就要求授课老师要系统的把关于民间艺术的基础知识讲授给学生,然后再动手制作帮助学生消化吸收。也可以组织学生去参观文化市场、拜访民艺传承人,让学生知道艺术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生活中。
3.职业班。职业班针对的是高中学生,他们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形的塑造已成熟,这时我们可以着重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可以专门去聘请民间艺人,传承人,当面制作工艺品并教授、指导学生,达到学生可以独立完成民艺作品的制作。
民间美术是一门土生土长的艺术,是属于劳动者的艺术。它的创作者是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他们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生产生活,来源于民俗信仰,民间美术作品中寄托的是他们美好的愿望。民间美术的起源与原始艺术有着不解之缘,民间美术的传承发展和中国的民俗信仰息息相关。现如今,在西方文化和经济改革巨浪的冲击下,民间美术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有些已经消失,有些正濒临灭绝,还有一部分虽然保留着却已失去传统的稚拙与率真,日渐商品化。民间美术艺术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它的艺术价值远远超越了民间美术本身,具有极为丰富的哲学、美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内涵。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份宝贵的资源给与重视,给与保护,把这份巨大的宝藏挖掘出来,使其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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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美术是中华五千年来辉煌灿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所体现的 本元文化 特质为现代平面设计提供了传统文化的营养,特别是民间美术中造型方式和审美观念等精神层面上的精髓都与平面设计相融合,并提供了启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民间美术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价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为我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间美术所体现出来的本源文化可以将传统文化的营养提供给现代平面设计,尤其是民间美术中所具备的审美观念以及造型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很多的精华,平面设计与这些元素充分的融合能够有效地提升自身的审美性。
关键词:民间美术;现代平面设计;运用价值
从表面上来看现代平面设计和民间美术之间并没有关系,现代平面设计属于现代文明催化下的一种商业化程式,而民间美术则属于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美学思想,然而在当代设计艺术的构成主义风格以及功能主义方面,现代平面设计和民间美术之间却具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尤其是民间美术的造型元素、审美功能、使用功能、色彩特征以及象征寓意等方面都与现代设计存在着十分广泛的联系。民间美术以现代平面设计的表现手法和理念充分的结合了起来,而且广泛地运用在了室内装饰、动画、服装、包装以及书籍装帧当中,在现代设计中有效的融合民间美术的各种形式能够使自身的设计艺术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
象征寓意在民间美术的艺术创造中属于一项基本的艺术手法,其主要是通过对某一事物外在特征的借助,从而将艺术家某种深邃的思想寄寓在其中,或者将某种特殊意义的事理表达出来。在民间美术中经常运用象征寓意的方法从而将美好的祝愿表达出来,经过长期的发展,民间美术的寓意方面包含了十分深厚的民族情感,并且将丰富多彩的吉祥图案与相应的稳定的象征寓意形成。比如,团花剪纸就具有团结和气的寓意,牡丹具有富贵的寓意,鲤鱼和莲花结合在一起具有“连年有余”的寓意。在现代平面设计中运用象征寓意虽然无法如同民间美术一样保证任何造型都具有寓意,然而只要与民族传统方面的设计有关,设计师总会将这些民间美术中蕴藏的意义运用在平面设计中,比如民间祥瑞图案“盘长”就在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中得到了应用,其主要就是采用相互缠绕的造型寓意着联通公司沟通无障碍以及连绵不断的发展,这就将民间美术的象征性充分的运用到了现代标志设计的理念中。
在民间美术中造型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几千年的文化积蓄能够在造型艺术上充分地反映出来,而我国民间艺人独特的造型意识和思维方式、特定的社会文化形成的审美观念是造型艺术的主要来源,现代平面设计如果要想有效地结合民间美术,除了要对民间美术中的精华进行吸取之外,同时要做到真正的创新,这样才能够将与现代审美相符合的作品创作出来。
现代平面设计中已经广泛的运用到了越来越多的民间造型元素,比如,某电视台台标以彩陶上凤鸟的图形为根据,再经过变形以及夸张的手法,采用两鸟相对的方式取代一鸟的图案,这样就通过旋转的翅膀将表现出了很强的动感,从而将主题的完美性很好的体现了出来。这种变形以及夸张的手法主要是吸取传统物象,而并不是刻意的去追求,其最典型特征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将一般特征舍弃了,这样就使设计作品的审美力度得以增强。总之,该台标的设计属于在现代平面设计中成功运用民间图形与造型手法的典范。
在书籍的装帧设计以及商品的包装设计等现代平面设计中都将审美功能和使用功能的完美结合体现了出来,并且在设计的过程中直接地借用民间美术中的工艺制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构成形式等,这样就使得我国现代平面设计艺术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民族性。这种方式的审美原则广泛地运用在了现代产品包装设计中,比如某果汁就设计了非常有吸引力的包装,其主要的设计图案就是描述具有鲜明的民间绘画形象的两个小孩通过竹竿打果子的一个场景,其中拿着竹竿打果汁的是小男生,而在旁边用布兜兜接果子的是小女生。这个设计图案之所以具有非常强的吸引力,主要是采用活泼以及生动的图案打动消费者,从而使消费者对这种生活产生一种憧憬。
通过上述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质朴的审美观念是民间美术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现代设计除了要对民间美术造型元素求全之外,同时也要对美进行追求,并且将主题突出出来,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形成和谐与统一的境界。
色彩在民间美术中属于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并且具有非常丰富的社会内容,而现代平面设计也对民间美术色彩中的红、黑、白三色进行了充分的吸收和借鉴。原始社会的“单色崇拜”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民间美术的“五彩彰施”。“阴阳五行说”以及“单色崇拜”是形成民间美术色彩“五色观”的主要来源。将黑白两色作为基础,再加上青、黄以及赤这三种颜色就是所谓的“五色观”,在现代平面设计中运用最多的就是白色、黑色和红色,这是由于这三种颜色具有非常好的视觉效果,也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比如五粮液、郎酒以及茅台等各种酒的包装中就对红、黑、白”三色进行了充分的运用。
人类利用最早的颜色就是红色,红色在我国很多朝代都被看作是国色,从而希望体现国威以及振兴国运,红色在民间活动中被看作是吉祥的象征,而在中国的春节中更是崇尚红色。总之,因为红色具有积极以及热烈的情感,所以被广泛地运用在了现代平面设计中,而且常常被用做体现积极以及鲜明的调子的颜色,而且具有很大的表现范围。设计者在现代平面设计中会对红色进行大面积的借用,从而将设计的象征性反映出来,并且取得良好的审美效果。
在中国很长一段时期中黑色都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就下诏“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而在汉高祖的时期曾经建立“黑帝之祠”。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黑色属于中国古代一种非常受崇拜的颜色。黑色在民间美术作品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管是在工艺品还是在绘画作品中都会将黑色作为强烈鲜艳的色调中的间隔部分,从而能够取得较好的视觉效果。
“计白当黑”在我国传统的绘画中被看做属于一种典型的应用,一般都是通过对留白手法的利用从而对想像的空间进行发展。黑色和白色都广泛地运用在了民间美术作品中,比如在白底色上直接印刷的各种木板年画等,白色也被广泛的运用在了现代平面设计中作为设计主色调。比如某公司在设计海报的时候就是选择白色作为设计的主调,通过对简单明了的设计手法的利用从而将公司的个性和特色很好的体现出来,在对自身的设计理念进行传达的同时,还能够将白色所拥有的特殊个性很好的突出出来,这样就使得整个作品都体现出了一种非常清晰和高雅的风格。
因此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充分地运用民间美术的色彩,并且能够有效地结合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这样就可以将更多更好的设计作品创造出来。作为一个具有很大涵盖面的概念,民间美术具有人数最多的享有者和创造者,而且民间美术与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色彩可以最直接以及最快捷的带给人以视觉感,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充分地融入传统的色彩,可以在彰显个性的现代社会中利用最本质以及最朴素的色彩语言对视觉设计的词汇进行描绘,这样就能够极大的提升和发展现代平面设计水平。对民间美术的运用的最为主要的意义就是其不仅能够对我国的民族文化进行有效的弘扬,同时也能够将更有价值的东西提供出来,从而促进人类的发展,而这一点能够在现代平面设计作品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作为我国传统艺术中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广阔的地域性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的一种艺术形态,民间美术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广泛应用能够有效地满足现代人对设计作品的要求。总之,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必须要对我们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积极的传承,并且还要对其他的文化进行学习,这样才能够有效的促进我国现代平面设计水平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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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传统意识的觉醒与民族文化比较问题密不可分。艺术史中的国粹主义者、传统主义者正是在东西方文化对比的历史语境中确立了自我的身份。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美术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秘色瓷 摘要:本文阐述一种瓷器—秘色瓷,和简述什么是中国工艺美术,中国工艺美术之一的金属工艺在中国工艺美术中的地位,发展和金属工艺在当代有哪些需求的市场,以及金属工艺在设计、艺术中的一些可行性的创造。
关键词: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景泰蓝烧瓷花丝镶嵌斑铜工艺锡制工艺、金属工艺用途、秘色瓷额等等。"秘色瓷"是我国唐宋时期浙江上林湖地区越窑烧制的一种青瓷。越窑青瓷创烧于东汉时期,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的发展,越窑青瓷成为我国最先形成的窑场众多、分布地区广阔、产品风格相近的瓷窑体系。制瓷工艺基本摆脱了东汉晚期承袭陶
器和原始瓷器工艺的传统,形成了自已的特色。由于烧制技术的日趋成熟,故瓷器大多呈现出青润的光泽,称为"漂瓷"。唐朝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鼎盛期,越窑青瓷被列为七大名窑之首,其釉色细腻纯净,均匀润泽,深受社会各阶层的青睐,还率先进入宫廷,成为皇家喜爱的器皿。
"秘色瓷"一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诗人用青翠欲滳的千峰秀色,贴切地描述越窑青瓷的釉色,令古陶瓷专家和收藏爱好者叫绝。五代人徐夤的《贡余秘色茶盏》更是极尽遣词造句之能事,用一连串的比喻把越窑青瓷的釉色描绘得犹如美女簪花:"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宋人赵德麟有"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的记载。前蜀王王衍的赞美:"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则对金棱秘色瓷碗作了生动描述。
古人记载颇多,但后人却从未见过实物,究竟什么是秘色瓷,长期以来一直成为陶瓷界悬而未决之迷,自唐以降,宋、元、明、清历代文人对它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观点有两种: 一、庶民不得用,故称"秘色"。《中国陶瓷史•越窑》:"五代十国时,割据两浙、苏南十三州的吴越国王钱氏利用越窑成熟的制瓷技术,采取唐代贡窑的办法,在余姚上林湖一带建立官窑,烧造宫廷用瓷和贡唐 、贡晋、贡辽、贡宋等的贡品,因为这些窑专门烧造宫廷用瓷和进贡用瓷,臣庶不得用,故称秘色瓷。"这种看法与宋人对秘色瓷的理解相同。二、民间相传其烧造工艺、釉料配方秘不示人,故称“秘色瓷"。
1987年,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了13件瓷器,其形状规整,造型精美 ,晶莹凝润。釉色有湖绿、青绿、青灰、青黄和淡黄,其中两件为银棱金银平脱鸟纹瓷碗。另有碗5件,盘4件,碟2件。这批瓷器,地宫《物帐碑》有明确的记载:"真身到内后,相次赐到物一百二十件。……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格……"。这是迄今所见惟一能与实物相互印证的有关"秘色"瓷器的记载。清楚说明这批瓷器的来源、件数以及唐人对其称谓。可知秘色瓷至迟在咸通十五年(874年)地宫封闭以前已烧制成功。专家确定,这就是千百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秘色瓷。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是中国人民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采用各种物质材料和工艺技术所创造的人工造物的总称。它是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了工艺美术的一般本质特征,在内涵和形式上保持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又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身所具有的鲜明个性。中国工艺美术以其悠久的历史、别具一格的风范、高超精湛的技艺和丰富多样的形态,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创造史谱写了充满智慧和灵性之光的一章。工艺美术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又重属性,尽管它不是纯艺术,创作不以震撼人心或道德说教等为宗旨,但它对人的影响又绝不小于纯艺术。因为,人可以不去欣赏纯艺术,却不必去专门欣赏它,而它却永远在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形式语言,潜移默化地培育起人的基本审美意识,如影随形般左右了人的终极审美判断。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夙享盛誉,长期是中华文明传播的承载体,域外人士在使用中国工艺美术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认知了中华文明。(参考《天公开物》)
工艺美术这个词,就具有悠久技艺传统的,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反映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传统工艺美术,其主要门类有烧造、煅冶、染织、编扎、雕刻、木工、髹饰工艺等等。而金属工艺就是其中一项中国优秀的传统民族技艺。金属工艺是中国工艺艺术的一个特殊门类,主要包括景泰蓝(景泰蓝是用细扁铜丝掐成图案的,焊在铜胎上,再填点上彩色釉料,经烧制而成)、烧瓷(又名“铜胎画珐琅” ,与景泰蓝的区别在于不用掐丝,而是在以铜制胎之后,在胎体上敷上一层白釉,烧结后用釉色进行彩绘,经二、三次填彩、修正后再烧结、镀金、磨光而成。)、花丝镶嵌(又叫“细金工艺”。它是用金、银等材料,镶嵌各种宝石、珍珠,或用编织技艺制造而成。)、斑铜工艺(斑铜工艺品是云南独有的民间传统工艺品, 它采用高品位的铜基合金原料,经过铸造成型,精工打磨,以及复杂的后工艺处理制作而成,它"妙在有斑,贵在浑厚",褐红色的表面呈现出离奇闪烁、瑰丽斑驳、变化微妙的斑花而独树一帜,堪称金属工艺之冠。)、锡制工艺、铁画(也称铁花,是以低炭钢为原料,将铁片和铁线锻打焊接成的各种装饰画。)、金银饰品等等。
中国金属艺术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技艺精湛,风格独特,是中华民族璀璨的瑰宝,亦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结晶。我认为中国金属工艺在从古至今的岁月变迁中,是处在半消亡半沿袭状态的下的。这相对于其他中国工艺美术门类的发展情况看来,是趋于一个悲哀而并不绝望的状态,一种发展的涌动的状态。
金属工艺在当今,也占有非常大的需求量。这不会象我们在现在的生活中,去更多的去用塑料代替漆器,用玻璃代替了陶瓷,用工业印染的面料代替了传统织物等等。我们现在有许多酒吧、别墅、环境雕塑、绿化景观围栏等等,这些都需要去用到许多传统金属工艺的沿袭手段的,并且将金属工艺加以发扬光大,再设计再创造,使其与传统形式又有所区别,使得金属工艺更花样百出,更为当今的产业,人文,大众审美,或艺术家的创造所提供材料与技术的服务。但是,当今的金属工艺纯手工的几乎灭亡,这些内容也只是通过工业手段完成,利用机器,科技。我们能看见的传统的,废功费时的纯手工制作的金属工艺制品或许只有在一些艺术院校,或金属手工工作室内产出。
纯科技带领的金属工艺的大量浮现,这样的情况势必使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有关金属工艺的商机出现,商机出现会带动这个种工艺的的需求量,也会增加这种工艺本身的种类变化。达到我们以前通过手工艺无法达到的目的。古时候,我们祖先基本只用金属制作兵器和餐具,或者是女子装饰物和居室装饰物。如今,金属工艺大到被用做建凿高楼大厦,航天航海工具,小到肉眼无法看到科学仪器。电器需要它,店面装饰需要它,城市雕塑要它,房屋中的旋转楼梯需要它„„
中国古代人就对冶金技术很是着迷,他们迷恋于发现金属工艺能创造出不同性质的物体所带来的装饰性。但是,中国古代金属技术的成就及其在科学技术上的地位,并未为世界乃至包括中国人自己所充分了解。中国的青铜器早已举世闻名,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商周青铜器的冶铸技术仍被视作是难解之谜。中国的古人更乐忠于金属工艺的装饰。而如今,我们生活中的金属工艺更简洁,更注重它的性能方面,如有:黑色金属的两瓣式发夹,简洁大方从小姑娘到老奶奶都可以使用。弹簧式的发夹;圈套丁字形发夹等等;
除了在这些金属工艺的使用方面以外,我们更可喜的是能看到,金属工艺被我们所创作和设计。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喜欢使用金属做为他们艺术创作的材料。如,著名北欧家具设计IKEA,也喜欢利用金属工艺做一些金属家具,如,床。在中国我们个大美术院校也力在培养大量的金属工艺沿袭者。并且还有专门的当代金属艺术作品展览。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建院五十周年,美院工艺美术系于10月26日至11月5日在美院举行了金属艺术展。在他们学院,金属艺术专业随着他们美术学院特艺系的建立,经过了几十年的逐步完善和发展,目前形成了金属艺术和首饰艺术这两个有特色的专业方向。他们的作品,这些金属艺术作品也从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参考《现代艺术设计丛书》——《金工艺术》)
21世纪高端的科技引领金属工艺手段,可以说是“加工型”的金属工艺,这需要我们通过大脑和手工艺实践,所谓的“创意型” 相互的结合,并且是后着影响牵引前者发展。那么随着人们的艺术修养的提高,金属工艺从古至今会越走越好。并且创造出更灿烂的金属创作的未来。
摘要:本论文针对我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的整个社会文化风气和学术流派演变对书法风格及书体发展趋势的影响作出分析与探究。在这两个时代由于分别处于史学上的“乱世”和“治世”,人民生活条件与社会政治经济方面产生了极为剧烈的变化,加之学术思想、士族阶层的兴起也在随民族迁移、战争等因素不断地变化与产生、消亡。这些综合因素使得处于这一时期的中国书法在形式内容、题材、艺术性、文学性、独立性、综合性方面有了很显著的提升和进步。地域和时代的书风差别也同样较为明显。因此本人认为对这一时期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历程研究是很有必要的。这对整个中国美术史的影响也相当深远。
关键词:魏晋时期 隋唐时期 书法变革
1 前言
中国书法艺术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影响正在一天天的扩大,书法艺术的魅力也逐渐引起了世界艺坛的兴趣,原因何在呢?
究其原因,我认为存在主要的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汉字的特色,二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本质。
我中华民族祖先,早在5000年前,就已开始创建自己的文字工具。既非依据外人摹仿,也非在别人已有的文字基础上加以改造。乃完全独立依靠自身民族智慧,创本民族文字,并形成一套完整的造字法则——六书。以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方法来创造新字。在不断发展之中,中国文字也渐渐形成以形表意的特点,这便于将不同语种不同方言的各民族统一起来。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本身语言相对复杂。然而政令通讯却畅通无阻,中国字在此作用功不可没。最关键一点,将本民族文字发展成为一本独立高雅之艺术者,为中国所独具。中国书法由日用文字引导出来,经千年的发展变化,内涵与特色极为丰富。
除了上述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所铸成的汉字特色而外,我国汉字还具备实用和欣赏的两重性。既是纪事的工具,同时带有装饰美、艺术美的成分。此种功能是其他字种所不具备或很少具备的。
然则中华书法艺术其本质是什么?
根据名家归纳总结,大致看来有这样的几点:
1.方块字的形式美——“外松内紧”和“内松外紧”两大类型与六种结构模式对方快性的变化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2.概括性的意象美——经过漫长的岁月,早期汉字不断趋向简化,于先民的智慧勤劳中,删繁就简,概括为一些简练的形符。使书法也成为了一门抽象性的表现艺术。
3.笔法的节奏美——有弹性的兽毛笔书写汉字,能够从运笔的过程中,显示出节奏美。赋予笔触以不同质感和笔意。夹以技法与墨色变化,便可表现出多种内涵,使每一笔具有生命力,而且令观者体验出动感甚至弦外之音!
既然已说到书法艺术的众多关键性的理论细节,那么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
1 前言
书法艺术到底于何时产生?又于何时产生了各门书体书风?在历史上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这门艺术在未来还将会怎样持续下去?
这就不能不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待,自殷商时期开甲骨文之先河,历春秋秦汉而变大小篆、隶,至魏晋而真草隶篆皆备,隋唐时五大书体均已成熟,书法在历史高度上也达到了一个顶峰。名家名作辈出,后代无不推崇备至。以后宋元明清虽有不少继承发展,但已逐渐走向衰退。及至近现代,书法地位被重新提上民族艺术的道路,今后的发展正向一个新的高度不断攀登。
而对于书法史上,不能不提到至关重要的两个时代——魏晋和隋唐。不论是对于书体变革还是笔法提炼,抑或是书法家与书法作品的流传,这二朝均是首屈一指的。历代书法大家和书法理论家,都相当看重这两个时期。不用多说,原因就是有太多的碑帖可供临摹,有太多的理趣可以从中体会揣摩,有太多的神秘可以等待后世去发掘。那究竟这两个时期产生了何种变化导致了书法艺术如此剧烈的革命?这个书法史上辉煌灿烂的巅峰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它究竟带给后世以怎样深远的影响?这些问题,我将做一个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帮您解答„
2 魏晋至隋唐时期我国书法艺术风格的转变
2 魏晋至隋唐时期我国书法艺术风格的演变
2.1 魏晋风韵与北魏朴质
2.1.1相似的时代及玄学清谈之发展
我国历史上有两个极其相似的时代:战国后经秦统一而汉朝得一个较长时的长治久安;汉末经隋统一使唐朝又得一较长时间的长治久安。秦统一混战多年的春秋战国近10余年,为汉王朝所代替。此间书法发生了隶变,结束了约1000多年的篆书,而以隶为通用的标准字体。
汉末王室失驭,军阀混战,形成三国鼎立。跟着便是两晋南北朝,中间出现了玄学与清谈新思潮,约40年时间,隋朝统一约30年后,为唐王朝所替代而稳定下来。书法上从隶书经真书形成唐楷。
稍加比较即可发现,这两个时期是多么的近似。大汉与大唐之间,间隔着魏晋、南北朝,有似一个哑铃形。汉唐疆域辽阔,国威远扬,科技、文学及艺术三者都是彪炳辉煌。反之,魏晋、南北朝则疆土缩小,国力不振。但其科技文学与艺术方面却并不逊于汉唐,尤其是书法艺术更有其独到之处。然其原因何在?
一.老庄之学乘虚而入
汉末王权旁落,老庄之学乃乘虚而入,出现了玄学和清谈两个特有的意识形态,并风靡一时。
老庄之学乘虚而入的原因,约有四点:
a. 秦始皇焚书坑儒,书籍残缺,于是而有章句、训诂之学,读书人死啃书本,皓首穷经,在纸堆里讨生活,不断地重复着老一套,成为了死水一潭。 b.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人的思想圈在了儒家思想里,进一步禁锢了学术发展。
c. 新莽篡位,大搞复古活动,毫无新意。
d. 东汉时刘秀虽是中兴之主,却迷信名教之说,进一步加强人的思想僵化。 由于上述四点原因,人们思想僵化,知识范围狭隘。士大夫觉得老庄中所谈乃是另一个天地,主要探讨宇宙奥妙与人生观求索,不涉及一般的世教。
2 魏晋至隋唐时期我国书法艺术风格的转变
万物等观点;重性灵美,而轻外相,重虚而轻实,即遗形骸而重性灵;说真心话,有真感情,不搞虚伪。
二.由玄学发展为清谈的概况
曹魏的正始年间,何晏、夏侯玄和王弼三位学者对《易经》、《老子》和《庄子》三书,都有深厚的研究。以往人们这三本书本有“玄学”之称,有了王弼的新注解后,士大夫争相阅读、讨论,蔚然成风。引起的玄学讨论,鉴于汉末党锢之祸,乃只谈哲学问题。意旨玄远而立意新颖,探究宇宙之奥妙及人生观等。
西晋后,陷于“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晋室只得偏安于江左的建康。士族阶层更觉失落潦倒,玄学也逐渐发展为清谈。老庄仍为主旨,唯内容已大有改变。概括为唯美主义或唯情主义。偏重于情感,多谈人的仪容、举止和服饰方面。及至南北朝,因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凋零、人民苦难。清谈之风虽存在,但已缺乏内容,成了形式,流为笑谑。
这是当时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集中表现在士大夫阶层。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在文学艺术上大都有一技之长。于是在有意或无意识地将老庄之虚玄澹远之风带入了文学艺术之中,形成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这就是“江左风流”。
除吸收了老庄思想而外,也融入了荆楚文化。因荆楚文化是重情主义而具有浪漫色彩的,这与江左的名士风流是密切相关的,也必然要影响到这些清谈之士。
2.1.2 南北书风与书法艺术的独立
书法,自从秦汉之际的隶变后,东汉后期趋于衰落,逐渐向新兴的真书过渡。这一改变在三国时魏与吴有明显的表现,而偏远的蜀汉找不到实物的证据。
曹魏的真书以钟繇的“五表”(《宣誓表》、《贺捷表》、《荐季直表》、《调元表》和《力命表》)最具代表性。其后便有卫铄、王羲之父子等。东吴故地出土的《谷朗碑》和《葛府君碑》,都是很好的真书。北魏可说是集真书之大成,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东北的高句丽有《好大王碑》,云南有“云南四古石”之瑰宝。
一.魏晋书法的韵致美
一般书法史及通常说法,只提魏晋书风或晋代书风,而且常说晋书之“韵”。如果不加说明,则有失粗略,并遗漏了延续时间长和范围广的北方地区。人们常说书法之“晋韵”主要是指西晋和东晋的150年间。“晋韵”不论是真书还是草书,皆有书法艺术的明显特色,它代表了中国书法的又一高峰。晋韵的特点是笔
法的从容不迫,结构上疏朗宽博,形有尽而意无穷,笔与笔之间的牵连顾盼,部首与部首的映带超脱以及波磔等摇曳多姿,显示出一种难以言表之气象,有天然雅澹之致,这就是晋书的韵致之美。
我国书法艺术在近代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其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两点:
一是老庄思想的渗入和清谈的影响。此派之人往往养成一种举止安详,辞让有节,雍容不迫的行止区处之度,而表现在书法的行笔布局上,为具有特致的“韵”。
二是书法本身的笔法有了新发展。隶变之后,制笔技艺上大为改进,隶之体式与篆相比在用笔上很不相同,破弧曲为方折,以基本笔画代替形符,某些笔画出现了挑势,故笔法上与篆书很不一样。魏晋以来,制笔技艺又有新的成就,有些书家本身就能制笔,相应的笔法也有了新的内容。
隶笔一般在一笔之内粗细是一致的,只某些笔画如悬针竖及有雁尾的和长竖出现了提按有别。现在真书在一个笔画之内有提按的不同,可以先提后按,或先按后提,甚至两头按中间提等等。各画之间也可有提按的不同。
经上两大因素促成了魏晋书法艺术出现了独具风格的韵致美。但时间出现得较短,仅150年。
二.北方书法的朴质美
西北的拓跋氏向中原内移后接触到了华夏文化,但还未染上那种士大夫之习,仍保持了西北大草原的风度。所谓江左风流,以及玄学、清谈等,由于历史地理、人文及政治的不同,,未能把这股腐靡之气吹到北地。故北方文化基本仍保持着比较古朴的风气。书法上虽也遵守从隶向真转变的轨迹,只不过在风格上,与江左大异其趣,表现为一种宽博雄浑之气,又具有朴质稚拙之真纯。在阳刚的豁达中,却透露出几分天然之稚气。当时之所以能取得这种真趣,大致原因有:
a. 中原的文化影响。
b. 五胡未染中原的不良腐习,仍具北地犷悍之气,刚毅豁达。
c. 二者结合,遂得凝成既刚毅,又天真淳朴,于是表现为书法上的朴质美。
三.书法艺术独立成为一门学科
在摆脱了汉代经院式的陈陈相因和正统伦常束缚之后,书法艺术得以老庄思想为指导,超脱于世俗,崇尚自然,保持个人精神自在。这超脱是一种崇高的闲情逸致和与之相适应的美的追求。这是书法艺术真正超然独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表现。
2.2 唐楷整饬与狂草意象
从李唐开国之初,其书法艺术本应表现为阳刚之美,具雄强之势的。但在初唐所见,却并非如此,原因何在?
我们应知道,书法艺术,要形成一种风格,代表一个时代的气象,绝不是在一个短的时间里所能办得到的。它必然经过一定时间,使生活在本时期内的人们,特别是从事于书法的人,有充分的时间接触、认识、消化之后,才能表现于书写而形成当时的风格。
李世民上台后,他清楚当务之急是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经过400年的劫乱,人都是久乱思安,所以他采取措施,让人心安定下来。可当时的书法,新的还没有,只好将前朝留下的善书者请出来。初唐四家就是这样成了典型人物。欧、虞、褚、薛都是经历过陈、隋之人,又都走的是钟、王一路。而李世民又特别推崇王羲之,大树其书圣之形象。书法理论方面也基本是张扬魏晋之风韵。
唐代是以楷书为标准书体,其他四体也都在应用,且都有能手,篆有李阳冰及韩择木,隶书则有蔡有邻及唐玄宗,草书有张旭、怀素及高闲上人。行书则有李邕和颜真卿,楷书就更多,初唐四家,中晚唐有颜、柳等。
唐楷是在真书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化而形成的。初唐几位大家仍保存有真书的意味,欧、虞、褚、薛诸人之作,看起来都有飘逸潇洒之感,丝毫也不觉板涩,只见气度雍容,有温文尔雅之慨。中唐后颜、柳之作就很不相同,志在革新,富阳刚之气。却使人觉得有板实塞逼之感,而无活泼之意,法度多而生气少,丝毫看不见有奇致跌宕之趣。一般常说的唐人尚“法”,主要是指楷书,而草书、行书、都没有那么多的“法”。由于“法”一多,框框条条从各方面来把人的手眼限制得死死的,会显得毫无生气。
不过,唐代仍继承了汉魏以来的阳刚之美,书作都表现了雄浑奔放、劲健飞动的审美风采。唯有时过于重于形式而遗神情。
颜真卿、张旭、怀素、李邕在楷、草、行三种不同书体领域表现了唐代的阳刚之美。他们都挣脱二王之羁绊,减少传统影响,成为独辟蹊径的革新人物。和韩愈一样,他们都是“起”往代之“衰”的命世大才。
颜真卿的楷书,笔力雄强浑厚、壮丽沉穆。他摆脱二王之藩篱,另辟蹊径,自成一格,世以为法。阳刚之气,凛然不可干犯之像,具有旺盛勃郁的精神力量。唐楷是颜真卿所开拓出来的一代新风。他那种横轻直重,循规蹈矩,可谓是整饬美。
张旭与怀素在草书方面表现了时代的新风貌,一变自魏晋以来那种娴雅恬澹、雍容尔雅之风,重在阳刚之美,奔放豪迈,富于动感。他们创为狂草,较为张芝、二王又有发展。在书法上怀素能“以狂继癫”,以更为迅疾继之笔意字势,达唐代狂草的极致。与张旭相较,他更突出行笔之速度,“迅疾骇人”的程度。
他们的狂放,从总体上看,并未超越书法形式美的范畴,而又具意象之美,体现的是情感力度和强盛德阳刚之气。
李邕和颜真卿的行书,放弃了魏晋以来二王的规范,另自冶铸而成,李邕从北魏的碑意,取其浑厚强劲,顿挫起伏,转折提按分明,大胆取侧势为险绝胜。其风格对宋代苏、黄、米及以后之书家,都产生过深厚的影响。
唐之行书,李、颜二家皆不依傍前人,自铸器识,摆脱了数百年之积习,独辟蹊径,为后世立法,这种革新与开拓之精神,实足为我们学习的良好典范。
3 结语
可以看出,我国在这几百年的时间内书法艺术经过了极为丰富的神奇变化,使得书法真正得以独立于中国的艺术之林,而成为东方文化中一道灿烂辉煌的艺术胜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与政治变化,造就了成就非凡的书法与其他文学艺术。
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灿烂的文化,是由各个时期各民族的互相融合交流之后,逐步形成而来。在中国美术发展上,先民创造出伟大的独有的中国书法,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今后的中国艺术将如何去走?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很艰巨,对于绘画界、书法界来说,将中国特色的艺术之路怎样传承发扬,创出有民族特点的时代风格,仍是任重道远。或许,历史的经验可以为今天的困惑与迷茫指出一点传承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黄源.书法讲座[M].广西:广西大学出版社,2007.10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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