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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整体信息化、全球化的潮流下,设计的民族风格和人文特色在多元化发展中备受重视,我们可以感受出现代平面设计所显示的人文本土意识的回归,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美术色彩,其独具特色的赋色体系应用于平面设中,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全文如下:
摘要:色彩是民间美术的重要构成元素,不仅具有审美的功能,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语言,体现了作品创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近年来,随着艺术设计领域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民间美术色彩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愈发广泛,从而开拓出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设计之路。鉴于此,本文对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以期对相关从业人员有所借鉴意义。
民间美术是中华瑰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劳动人民在漫长的生活和劳动过程中创造的,反映当地民俗、民风的美术作品。这些美术作品形态各异、风格多样,贯穿于人们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各个领域。正是由于扎根于民间,民间美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有的用于日常生活,例如结婚用的嫁衣、儿童穿的虎皮帽、长命衣等;有的用于环境装饰,例如我国春节时贴的年画、房间玻璃上的剪纸等等。这些民间美术作品大多制作精巧、构思奇特,不仅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而且极具审美价值,表现出创作者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积极乐观的态度,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
色彩是中国民间美术作品中重要的构成要素,也是美术作品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在视觉艺术中,色彩给人的视觉印象更加深远,具有先声夺人的作用。当人们在欣赏某一作品时,最先关注的是色彩,然后才是形状,再是细节,这充分说明了色彩在艺术设计中的重要性。进入现代社会后,现代人的审美意识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对颜色美感的要求越来越高,色彩在平面设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所谓平面设计是指设计师在平面空间内,利用图形、颜色和字体等元素,根据各种创意和想法来传播信息和表达情感,平面设计的最终技术手段是现代印刷技术和电脑喷绘技术。
1、吉祥物设计中的民间美术色彩运用
吉祥物是中国的特色,是古代人民在与大自然斗争中形成的原始文化,中国民间的吉祥物多种多样,不仅有龙、凤凰等吉禽瑞兽,也有喜鹊、羊、牛等大众化的动物。不管何种模样的吉祥物,都代表了人们求吉祥、保平安的思想情感。直到今天,吉祥物依然在我国生活中频繁出现,象征着现代人追求幸福和美好的愿望。由于吉祥物富含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中国民族精神和特色,因此在吉祥物色彩设计中大多借鉴民间美术色彩,例如2008年奥运会的福娃就是成功的杰作之一,设计师在设计福娃时,为了将现代设计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采用中国五行的金木水火土,来设计出五种不同颜色的福娃,五个福娃、五种造型,五个颜色,诠释出浓浓的奥林匹克精神,并传递出中华民族爱好和平、追求和谐相处的理想和追求,全世界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2、招贴设计中的民间美术色彩运用
招贴是指被张贴于楼宇、公交车或者车辆上的印刷广告,是户外广告重要的形式之一,大多用于商业或者公益宣传,起到广而告之的目的。公众对招贴的第一印象就是通过色彩得到的,招贴中的色彩起到了烘托主题、表达情感的目的。因此设计人员在招贴设计中,需要着重考虑颜色的选择,来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引起大众的共鸣。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颜色的观念已经深深的影响到每一位国人,尤其是民间美术的色彩元素,其扎根于民间,有着广泛的普及性和认可度。很多设计师纷纷将民间美术颜色用于招贴设计,纵观一些知名平面设计大师的作品,都将色彩的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例如日本著名设计师衫浦康平根据中国传统文学西游记中的新悟空为原型,设计了一款形象逼真、颜色鲜艳的京剧海报(图1),作品以黑色做底,采用京剧戏服的明黄色进行搭配,黄黑颜色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再配上红底黑色的汉字,不仅展现了逼真的人物形象,又传达了京剧的艺术魅力,给现代设计风格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香港著名的设计师靳埭强,创作了大量的文化招贴。靳埭强先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会看到民间美术颜色的巧妙运用。例如靳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儒传天下》(图2),该作品用明黄色做底色,配上鲜艳的红色字母“C”。事实上,在颜色的搭配上,大红颜色做主调、黄色做辅的作品十分常见,红色让人想到火光之热烈,黄色是彩色中的亮色,红与黑的搭配是火热与明亮的融合,突出了节庆的氛围,给人一种热闹、喜庆、浪漫的感觉。该副作品中就是采用了红黄搭配,一方面展示了现代中国向全世界开放的心态,展现了中国人的热情和好客。另一方面也诠释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彰显孔子的尊贵。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申奥标志(图3),采用了传统美术作品中黑色、黄色、青色、红色配以白色作为底色,然后用太极图的形式展示出来,该作品不仅契合奥运精神,而且渲染了中国传统文化,给世界友人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和享受,这也是现代平面设计与传统民间美术色彩相融合的典范。
3、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的色彩强调传神、写意的韵味,富于装饰性,配色崇尚平淡自然、朴素幽深的意境,这与现代包装设计倡导的理念极为贴近,而在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包装设计都体现了中国民间美术色彩的韵味。中国民间美术色彩的应用手法为现代包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著名设计家陈幼坚,他将东、西方文化在他的设计理念中更为合理地融合在一起。他成功地融合西方美学和东方文化,既赋予作品传统神韵又不失时尚品味的优雅,他的设计作品中国风味浓重,却又不失优雅精细。如他的包装设计作品《英记茶庄》(图4),幽雅而传统的红色,与黑色的巧妙搭配,使我们仿佛嗅到阵阵茶香,并体验到浓浓的中国味。
总之,民间美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中国民间美术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性。色彩是民间美术情感表达的方式之一,是当代人审美心理、文化观念的反映。尽管今天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审美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趋势不断强化,但不可否认的是,民间美术色彩体现出强烈的生命力,未来将得到广为广阔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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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性艺术同样包括两大类:工艺美术和建筑。中国国内外对工艺美术这个概念的理解虽有不同的看法,但按照通常的说法,工艺美术包括了传统手工艺品、现代工业美术和商业美术三大部分。传统手工艺品如玉雕、象牙雕刻、漆器、金属工艺品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红黑色在中国传统美术中的特殊意义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从我国的岩壁画及彩陶来看,可以发现远古人类已有运用色彩的强烈意识。但从这些留存的上古之迹看,所用色彩仅为红黑二色。之后这两色在漫漫数千年的美术发展中,依旧占据着最主要的位置,无论是唐时的“金碧辉煌”,还是元季的“水墨华滋”,红黑二色始终尊享着崇高的地位。自上古时期开始,红黑颜料除了较易得到而使用的因素之外,此二色亦因在文化法中逐渐糅合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人文价值而在中国美术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可以说这二色是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情愫,渗透着民族的文化精神,富含了民族的独立个性和特色的,故而这两个色彩及其所衍生的色系更可以被视为中国美术色彩的灵魂。进一步来说,红黑色在整个美术范畴内也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与文化和审美有着密切的关联。
孔颖达疏引梁皇侃曰:“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明确中国传统的五色作为正色的身份,而赤色和黑色则都在正色之列。古人更是将正色与五行四象相关联,将色彩空间化、时间化,于是赋予了正色更多的文化意义。例如,《说文》中,将正色上升到哲学角度,红黑颜色衍生出相对的意义――“赤,南方色也。从火。属太阳”;“黑,北方色也。从水。属太阴”。杜甫诗《戏为韦偃双松图歌》所中所写的诗句“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用极致对比的手法来增强诗歌的力度。从这个角度说,红和黑就成了意义相对的一组代名词。
孔颖达疏引黄侃云:“正谓青、赤、?、白、黑,五方正色也”。邹衍将之配合五行,认为“土克水、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的规律进行,都是必然的结果,从而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提出了“五德始终”说。之后,《吕氏春秋》也沿用了类似的说法,其文曰:“……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于是秦帝国“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
作为正色,红黑色更是奠定它们在中国美术史中的重要地位,它们承载的文化积淀和审美价值代表着正气、堂皇、大方,沉稳等中华民族所看重的品格,又含有富贵、典雅、雍容、吉祥等中华民族最喜爱的审美内涵,甚至特意彰显红黑正色的可贵和尊崇,如《礼记》记载“木盈,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士黄圭。”即帝王诸侯用红黑色代表上层阶级。红黑色不仅是视觉艺术上的主要元素,还蕴含了美学以及体现民族文化思想和精神的哲学意义,如《论语?阳货》中所说:“恶紫之夺朱也。”因为古人认为紫色属于杂色,遮盖朱红的正色,故而引申为异端邪说蒙蔽正理的行为。明朝画家戴进因画乡野渔夫身披代表官阶的红袍而受到统治阶级对其“违制”的嫌恶,于是终生落魄。
历来吉祥喜庆的场合都会用到红色作为主色调。例如,清帝就要在“朝日”的典礼时穿红色朝服,而民间美术中用红色来表示喜庆辟邪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晚清海派画家任伯年常用纯朱砂绘制钟馗图,从表现手法和表现内容都能在文化范畴内得到统一。
黑色的地位除了在五行的因素外,还受到道家文化传播的影响,老子《道德经》中有“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说法,后世“玄妙”一词即由此句而来。因为深邃而不可测的意味,唯有黑色才能充分诠释出这种缥缈虚御求“意”的内涵,故而道家崇尚黑色,建筑服装皆多黑色,与道家的追求精神甚为契合,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画家多是文人士大夫,追求精神的崇高,接受的是当时普遍的道学思想,故而也影响到对中国绘画的审美标准,认为只有把神仙与山水联系在一起,山水才会和人类越来越亲近。
张彦远曾提出“运墨而五色具”,中国绘画讲究“墨分五色”,只用水墨而不用色彩的手法是可以成为一张士大夫心目中格调高标,抒写胸中逸气的绘画作品的,因为浓淡不同的黑色是可以反映出一种恬淡冲和而又有笔墨趣味的情感的,尤其到了元朝,士大夫们消极避世,更是将这种强调墨韵,饱含荒疏山林之气的画风发挥到极致,文人画的理想境界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描述的诗的境界,即“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传递的意思完全一致。
绘画是中国美术范畴中的大宗,种类繁多,如岩画、壁画、卷轴画,以及用以装饰器物的纹饰画和漆画,并呈现出相互发展相互借鉴而又保持自身独立的复杂关系,如庙底沟出土的陶缸上所绘的《鹳鱼石斧》图,因其绘画观念和以线条为主的绘画手法则是其后数千年的主流形势,故而被称为是“国画之祖”。几乎任何画种都离不开色彩的作用,吴昌硕曾说“事父母色难,作画亦色难”,说明绘画艺术的成功是离不开色彩的因素的,而色彩的运用可以说是与美术同时产生,相互发展的。
春秋时期的《考工记.画缋》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後可加文饰。”就已经谈到了色彩在绘画中的运用。在独立绘画文献中,晋朝顾恺之在《画云台山记》中就有运用多种色彩的记录,随后南齐谢赫在六法中所列有“随类赋彩”,将色彩运用放到了正式的地位,而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二《论画体、工用、拓写》中则对色彩的成熟使用方法有所谈及,之后历代文献对于色彩的描述层出不穷,分类也愈加细腻,到明朝杨慎在《论画家檀色》中曾谈道:“画家七十二色…”可见中国绘画发展到彼时,颜色种类已臻完备,清人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将色彩的制作使用归为体系,化为篇章详细阐述,近人于非?的《中国画颜料研究》更是有着非常高参考价值的关于国画颜料的著作,可见对于色彩的研究历史之源远流长,红黑色彩施用于作为常见的绘画艺术形式的卷轴画中的效果自然不必说,在其他画种中红黑色同样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色彩角色,可以说,红黑色必定是这些作品中所必然涉及的色调。
中国早期的绘画形式以岩画为多,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早在北魏的地理名著《水经注》中就记载了各地约20多处的岩画,到之后北宋的《太平广记》所引《宣室志》中记载了在福建华安仙字潭的岩画,再到《宁安县志》所记载的黑龙江海林县岩画,关于岩画的记载历代均有较丰富详细的记录。[11]可以发现,在绘画性的岩画作品中所采用的颜色基本是以红黑为主,因为用黑色用做勾勒和涂染与岩壁的对比最为鲜明,存在感强烈,适合表现形态,而描绘的物体的质感内在则需要用有彩色系的色彩来表现,既可以增加画面的装饰性又将形体表现得非常醒目。鲜血、火焰,太阳的色彩是最直观最容易对人类的视觉造成冲击的,从而在思想上会与意识形态等相关联,可以说对于红色的偏好,是人类原始意象对于色彩的一种共同的巫术观念。
壁画在南北朝至唐朝时期为盛,红色用的基本都是用厚重的矿物颜料加以提炼而成,如朱砂、银朱、矾红等颜料,如今壁画中黝黑发暗的部分原本是朱红色氧化后的结果,原作势必富丽堂皇,黑色则是黑漆。用浓烈厚实的颜料画出的作品方能“厚上加厚,美上加美”。[13]在中国绘画颜料的制作中,尤其是卷轴绘画所用的颜料,则相对提出更细腻更顺滑更纯净的要求,对于正色提取也是最为严谨小心的,赤色颜料的代表是为朱砂,从原料的选取和制作的过程都一丝不苟,如《小山画谱》所记载:“朱砂以镜面砂为上,乳细,取中心用。” 绘画中的黑色,在墨之外用的是烟煤和漆,烟煤其实是做墨的原料,但未捣磨加胶,使用范围有限,故使用远不及墨广泛。
漆画往往是作为器具上的纹饰而存在的,《韩非子?十过篇》中则记载了虞舜时期漆器的色彩:“流漆墨其上。禹做祭器,黑漆其外而朱画其内。”正是红黑两色的漆的运用,一内一外。在湖北随县擂鼓墩所出土的战国早期的五件楚衣箱漆器皆是器内髹红漆,器表髹黑漆,印证了古文献的记载。这些作品周身绘有朱色的鸟兽图案,有件描绘28星宿的作品中间用朱漆写了篆文的“斗”字,[11]而尤其巧妙的是,器盖上只描绘了青龙与白虎而用器身本身的红黑色来替代朱雀和玄武,构成四象,以抽象方式与文化相结合。而在他处的漆器绘画,亦是“髹朱饰黑,或髹黑饰朱”,可见红黑色一直是作为漆画的主色而运用的。早期马王堆的棺椁彩绘则以红色和黑色的油漆打底,上绘图案,[6]直至北魏司马金龙墓中的彩绘漆屏,依旧是红黑二色为主,即古时所称“油画”。
红色在中国传统书法中也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古代的碑刻制作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步骤――“书丹”,顾名思义是以笔蘸红色颜料将所要凿刻的文字书写于石上,是按笔迹进行凿刻前的一个步骤,后来泛指为书写墓志,往往由书法名家完成。因为一般石碑色泽偏暗,用墨书写并不明显,唯有用红色方能辨识清晰,后世拓印碑刻则用墨,因为白纸上拓印,黑色最为明显。篆刻艺术更是以这种印拓手法来完成创作的方式作为中国特有的艺术种类而立身世界艺林,印面为朱,边款拓印为黑,并呈一纸,相得益彰。
在书法范畴中,除了作为批文的红色字迹,只有黑色占据着书法的主脉,以适合任何字体而为正格。然而,不像绘画中的墨色是可以丰富变化的,墨色的浓度在一张绘画作品中是可以有着很大的跨度的,对于传统的书法艺术,墨色统一才是书法的正道,浓黑饱满被看作是堂皇的气象,自被明成祖誉为“我朝王羲之”的沈度与其齐名的胞弟沈粲那工整匀称,平正圆润的楷书风格风靡而始,乃至清时形成以“乌方光”作为书法真诀的馆阁体,统领了书法艺术的审美,讲究端庄正气,只有浓郁的黑色才有这种效果,一度占据书法的主导位置,虽然后世对馆阁体拘谨而缺乏意趣的面貌不乏贬低之词,但是其最初目的还是为了求得端庄肃穆堂皇正气的楷书作为记录重要文件的书体而存在的,还是以美观清晰易识作为标准的。在白纸上,越是黑越是拉大对比度,使得字体十分精神活力。
红色与黑色都是色彩中非常强烈的颜色,而红色偏暖,有向前凸显的感觉,往往画面中红色的色彩是最向外突出的,而其他颜色随着色调的偏冷而逐渐出于后退的位置。所以红色往往成为平面空间内最前面的层次,也最为醒目,前文所提及的书丹就是利用了这一特性才能将笔迹显示的最为清楚。类似的作用屡见不鲜,如就要用红色批阅文件,能将批改意见直接醒目地凸显在纸面上,盖印亦是如此,朱红的印文最为醒目,出现在视觉的最前沿,则不会对正文或者画面内容造成干扰,反而可以作为一块平面的有分量的色彩来平衡起到画面的作用,绘画作品中常常在边角的位置加盖闲章作为压角,就是靠利用色块的分量来安稳画面。
另外,红色作为有彩色系波长最长的色彩,相较黑色有着较宽的色域,在早期色彩并不发达的年代,可以更多表现出物象的色彩性,所以,古希腊时代古风时期的“黑绘风格”的瓶画逐渐发展为古典时期的“红绘风格”的瓶画艺术,相对彼时没有深浅的黑色,红色可以呈现多种深浅的变化来表达层次和前后关系。黑色则成为所有色彩中最后面的位置,于是平面的空间有了纵向的层次,故而漆画多用黑漆作底色而用其他色彩在上面绘画,能使物象凸显精神同时又富有浪漫深邃奇幻的效果,在平面的空间内展现出无限的空间深度。
黑色内敛,适合造型勾勒,以线存形,红色外扩,感觉变大。南宋姜夔《续书谱》:“笔得墨则瘦,得朱则肥。故书丹尤以瘦力奇,而圆熟美润常有余,燥劲老古常不足,朱使然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红黑色既对比强烈又有完美的统一性,所以齐白石的红花墨叶才会呈现厚重而凝练的面貌,利用丰富的墨色将画面处理的热情响亮却不落俗套,富于画面安静雅致的气氛,大俗大雅亦庄亦谐。
只要运用得当,可以收获到胜于色彩斑斓的效果:一明一暗,一放一收,以少胜多,无论在什么视觉范畴内的艺术形式,即便是绘画、雕塑、设计等,都可以借鉴这两色所体现出的作用而为作品带来相应的艺术效果。更深层次意义来说,以红黑色作为基础,汲取两种色彩所具有的对比或者统一的模式,也可以运用到其他的艺术形式甚至艺术观念中去。这就是红黑两色即便脱离了整个文化和哲学范畴后也能呈现出的单纯色彩构成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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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及信息化,各国文化也在日益发生着相互激荡、碰撞及交流。在这样的时代,我国现代建筑设计需要适应时代潮流,积极吸取传统元素的优点,融汇于自身以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推动现代建筑事业的发展。文章主要对此进行阐述,讲述了齐齐哈尔市清真寺修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详细论述其应用,以推动我国现代建筑设计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如何把民间工艺美术色彩及传统元素应用在古建筑修缮中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的玛雅在其《装饰艺术手册》一书中,论述了对传统文化、历史主义和艺术的喜爱。该书畅销世界各地,也在表述着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绝对的分离也是不存在的,其中,传统文化可以为艺术设计提供丰富的艺术灵感与经验资料,艺术设计也是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传承与创造。于是,可以说,传统文化与建筑设计的关系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方面。深化对于两者关系的认识,有利于给予传统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准确的定位与传承发展。
作为一个艺术品种,工艺美术是通过视觉形象,通过对一定物质材料的艺术加工、制作而完成的物质产品。如果说材料是制作工艺品的“血肉”,那色彩就是工艺品的“皮肤”了。正如人的皮肤是最外露的机体一样,工艺品的色彩则是整个作品中最能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的、最敏感的部分。为此,色彩美就是整个工艺美中最具直观效果的一种美了。
多品种多门类的中国民间工艺品颜色的丰富多彩表现得令人目眩心醉,是极具审美价值的。作为审美客体的色彩是客观存在,但以怎样的色彩为美却是极具主观情调的。怎样使审美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获得对工艺品色彩美的准确的审美把握呢?我们认为,应根据具体的工艺品制作、形成的过程,就其材料、质地、装饰手段、工艺条件等多方面的因素去品鉴工艺美术的色彩美。
据《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一书介绍,单就釉色而言,明清期间就有鲜红、霁红、宝石红、豇豆红、霁蓝、宝石蓝、孔雀绿、浇黄、鱼子黄、鳝鱼黄、茄皮紫等。再加上“戗金”、“炙金”、“描金”、“抹金”、“抹银”等技术方法的创新,色彩就更艳丽多姿了。工艺品的这种色彩风格,能满足不同人的不同审美情趣以及不同环境、场所对色彩的不同要求,反映了工艺品以其外在的形式所烘托的气氛、情调可以影响、作用于人们的情感思想的功能。
建筑设计也是一种艺术,一种文化的反映,即必须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展示的,传达的也是一种理念、一种价值及审美观念。而人们的建筑设计又往往是建立于前人的基础之上或者以前的经验基础上,所以,可以说是,建筑设计立足于传统文化之中。另一方面,尽管有些设计师尝试脱离于传统,实现真正的“新设计”,这也是不现实的,纵然再新颖的设计也是吸收传统的经验而进行的创新。如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贝津铭在巴黎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设计,则正是源于古老的埃及金字塔的灵感创意,成功地与卢浮宫首尾呼应,成为一大文明建筑。同样是贝先生的建筑设计风格,在苏州的苏州博物馆则大大吸取了老子的《道德经》里的空间观念,融汇了自然与建筑的魅力,充分做到了尊重历史、尊重自然,实现了“苏而新,中而新”。这些,都是将传统元素很好的融入到现代建筑设计之中得以巧妙传承。
事物总有发展的源头,建筑设计也一样,一般任何一个建筑设计都可以在传统文化的漫漫长河中找到源头。建筑设计是一种艺术的创新,而创新是在原有源头上的发展。在现代建筑设计中,要想实现真正的建筑设计风格的突破,往往需要尊重历史,尊重传统的建筑文化,从中吸取优秀的传统经验与理念、方法等,加以融合与现代建筑之中,才可以实现“艺术的再生”。如2010年我们的上海世博中国馆的建筑设计便是传承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其中,传统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传承的淋漓尽致。也可以看出,传统文化是现代建筑设计得创作源泉。在色彩应用上采用了中国红的设计,把中国的传统色彩体现的淋漓尽致。
冷暖对比是民间美术作品中运用的较多的一种表现手法。色彩的冷暖是相对心理反映而言的。色彩心理学把橘红的纯色定为最暖色,把天蓝色的纯色定为最冷色。凡在色相环上临近红色的红橙、橙、黄橙、黄看成是暖色;凡临近蓝色的紫、蓝绿、绿、黄绿看作是冷色。以冷暖差别组合形成的对比就是冷暖对比。如图民间手工艺中的风筝的色彩在色彩使用时使用的就是色彩对比中冷暖对比的方法,色彩丰富、变化新颖。现代设计中色彩的丰富运用也是很重要的原则。
古建筑是人类的宝贵遗产、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保护历史古迹,是文明进步战胜愚昧落后的显著标志。随着古建筑的减少,古老的记忆正在消失,传统的文化气息也日益淡化。如何有效保护古建筑,延续中华文明的文脉,已经成为一项重要任务。要认识到保护建筑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在保护与利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中,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应对现代社会节奏带给古建筑的冲击,使古代建筑遗产受到妥善保护,把中国工艺美术的色彩及中国传统元素应用在古建筑的修缮中,使其文化价值得以彰显并得到最大化的利用,这才是古代建筑遗产传承与发展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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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承不息的精神财富,文章在分析当今高校美术教育对传统文化的现实需求基础上,指出存在的不足,提出立足传统文化土壤,应在多个方面进行努力,以期发展提升。
关键词:传统文化美术教育发展提升
传统文化对锻造人文素养、完善人格的作用不可小觑。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生态,并且难能可贵地有机统一、相互融合。古往今来,教育都强调“文道结合”,在“传道授业”的同时培养道德品质,高校美术教育除了注重知识传播和技能锻炼,更重要的是通过艺术的熏陶砥砺道德品质、完善人格修养,实现对人精神世界的塑造。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传统文化积淀的精神财富则是取之不尽的瑰宝,中国传统文化中闪耀着崇高的人性光辉,胸怀、仁爱、诚信、修身、立志、廉洁、牺牲……这些美德都是传统文化的信仰,也同样应该成为我们锻造人文素养、完善人格的信仰。
传统文化对拓宽审美视野、提高艺术修养大有裨益。中国传统文化凝结了哲学和艺术的结晶,在中医、科技、文学、艺术、教育各个领域积淀了无数令人为之倾倒的作品,其形态、功能、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和精神状态,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宝贵财富。脱离传统文化的积淀空谈艺术修养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人们欣赏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时,如果对《洛神赋》毫不知晓,则很难对画中展现的情节和意境有深刻的理解,进而体会其巨大的艺术价值,更无法进入“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艺术境界。同样,如果不了解“云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在古代建筑、雕塑中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其代表的“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理念,那么北京奥运火炬“祥云”的诞生也是不可想象的。传统文化和高校美术教育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关系,是美术学习和创作永不枯竭的智慧源泉,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才能真正拓宽审美视野、提高艺术修养,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入更深的艺术境界。
“重知识,轻素养”根深蒂固。当前高校美术教育在提升人文素养上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重知识,轻素养”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善。一是注重美术技能传授,忽视审美感受培养;二是注重美术形式学习,忽视文化底蕴积累;三是注重美术学科本身,忽视跨学科交流。这种局面下,美术教育容易流于形式,导致部分学生文化素质苍白、难以厚积薄发,因此,强化传统文化的熏陶,从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汲取精华,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积累文化功底,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重洋轻土”一度普遍存在。毋庸讳言,当前我国高校的美术教育实践中仍然存在“重洋轻土”的现象,表现为大量采用西方的美术教学模式,侧重西方美术能力锻炼,比如绘画上过分重视素描、色彩(水粉、水彩、油画)、速写等西方画种教育,忽略中国画的表现技法和形式。重视这些并无不妥之处,西方的焦点透视、解剖学、光影素描等能力的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妥的是厚此薄彼、“重洋轻土”。这种情况下,容易使人在文化意识尚且模糊的状态下,盲目追求“中西结合”,追求表面形式,忽视精神内涵,这对培养真正优秀的美术人才并无益处。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是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我们应该时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传统文化,我们才能“拿来”得更理直气壮,避免陷入盲从和消极。
中华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立一个兼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社会,在各个方面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将大有裨益,对高校美术教育而言,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在优化课程设置上下功夫。课堂教学是最直接、最基本的教学方式。可以考虑在高校美术课程中增加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课程的比例,加大跨学科交流的力度,把优秀艺术作品引入课堂,充分利用课程设置的示范作用,鼓励学生广泛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引导学生欣赏传统文化的艺术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学生的传统文化底蕴。
2.在创新教育模式上下功夫。美术教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既可以让优秀的内容走进课堂,又可以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博物馆、美术馆,走进节日风俗、祭祀仪式,有条件的高校还可以鼓励学生“走出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进行社会实践,到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实地考察感受,了解我们国家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起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进而进行保护和传承。同时,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教育和交流也是创新教育模式的应有之义,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师生之间的教育关系也应相应扩展,发展充分交流、合作、激励的互动教育关系。
3.在搭建交流平台上下功夫。交流平台是课程教育的延伸和扩展,要结合高校实际,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加强高校之间资源共享,充分利用学术研讨、课题研究、艺术展示、访问学者等方式,搭建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交流沟通平台,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其中。既强调学习交流,又注重发展创新,让学生在充分贴近吸收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寻找创作灵感源泉,探索在创作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
文化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血液,中华文明在经历几千年的发展后,留给我们后人如此巨大的精神财富,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广大美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立足传统文化土壤,坚持民族化、本土化,融合国际化、全球化,美术教育一定能够更加硕果累累。
[1]常锐伦.美术学科教育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梁方晓.论民间美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课程文化建构[J].艺术教育,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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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美术是由中国人民群众创作的,以美化环境、丰富民间风俗活动为目的,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流行的美术。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衰落与蜕变 ,百年中国民间美术态势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世纪的中国,以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内的全面转型为特征,整体地沉浸在由农业手工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潮流中。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形态的中国民间美术,处身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文化变革,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总观百年历史履迹,原生形态的衰落与蜕变形态的生发,构成民间美术随社会文化变革而呈现的两种基本态势。
中国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的衰落是整体性的。百年来不断扩展、深入的社会文化变革,以及对“原始生态环境”日甚一日的改造,深重地瓦解了民间美术古风承传的基础,以致今日的衰落现象,难以和历史上不断经历的“变异”相提并论。本世纪的现代化革命,有别以往那种改朝换代式的变革,它建立在生产方式和世界观彻底改变的基础上。其势所及,前工业时代所构筑的价值体系,莫不呈现紊乱甚至分崩离析。
就实质而论,贯穿中国百年社会文化变革运动的现代化主题,远非古代自然时间观中的星移斗转。它被现代线性时间观纳入到直线式单向发展轨道,内蕴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规定性。西方世界所策动的工业革命,以其征服自然的强大力量,向整个现代世界提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主题。因此,包括西方人所特有的阐释方式在内,现代化主题的逻辑规定性显示为对工业生产方式和科学世界观的普遍认同。工业化、城市化和科学化等西方文明色彩的阐释方式,相应地构成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一般演绎趋势。就人类的生存理想而言,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否真能够实现它对美好未来的承诺,依然悬而未决,甚至眼下也并非不容置疑。但是,它从一开始就被视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意味着“文明”与“进步”,以致广泛持久地激励着满天下怀抱幸福理想的芸芸众生。在它的缀满五彩花环的旗帜下,现代人义无返顾,蜂拥向前,势不可挡。
随着中国大众对现代化运动从痛苦无奈的被动承受到满怀理想的主动参与,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的创造者便逐渐离它而去。就民间美术的衰势而言,创造主体的丧失显然不同于一品一物的毁弃,它是内在的决定因素。这里着重从社会经济结构和精神世界的裂变,来考察民间美术创造主体的丧失。
鸦片战争以及结束这场战争的《南京条约》,是古老中国开始其现代化历程的蒙辱的前奏和标志。为自强和富国,清廷曾兴办“洋务”,力图建立官僚资本的现代工业。辛亥革命后,中国兴起资本主义工业热潮。尤其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在口岸城市和一些交通便利的城市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初奠了中国的现代工业基础。本世纪下半叶,政府高度强调工业的主导地位,努力发展科学化、集约化、机械化的现代工业生产,使之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值逐渐超过农业。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通过引入外资和市场调节机制,进一步促进了城乡特别是乡镇社队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繁荣。
从无到有、由弱渐强、自零趋整的现代工业,使中国经济由单纯农业发展为农工并举。经济结构的二元化,意味着工业生产方式及其文化因素,由基础层面进入中国社会生活,成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现实力量。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裂,便是其作用的使然。早在起步阶段,工业生产即凭机器制造的优势和颖异的造物观念,强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手工产业,使之在实用品生产领域迅速退却。这不仅意味着那些与传统织造、印染、锻铸、烧造或髹饰相关的民间实用美术势呈失落;更意味着赖之谋生的农民或小手工业者,不得不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土地和家园。
像所有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其它国家一样,城市与乡村的离异和聚落的城市化趋势,也是本世纪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中国曾有过世界最大的城市,却和现代意义的城市相去甚远。它既不是商品流通中心,也不是吸引社会精英和一般人的去处;它不具有独立于乡村的自立性质,彼此有着难以割舍的社会经济联系,市民和乡民、商人与士绅保持文化共通的一致性。口岸城市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社会聚落的空间格局和形式,与四周汪洋大海般的乡村社会形成鲜明反差。以现代城市为中心,工业生产构筑起向外辐射的商品经济网络,在其势力范围,农民或小手工业者的生产与消费越来越依赖于远方市场。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经不住打击,被迫涌向城市,靠出卖廉价劳动力谋生,逐渐汇集成一个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新型市民群体。
相对中国社会的传统格局,这个在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中迅速崛起的社会群体,体现了社会结构的裂变。作为二元结构的一端,他们疏远了乡村社会的家族文化,转而介入到更强调个人主义和横向关系的城市社会秩序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文明氛围,使他们日益在职业技能、社会地位、生活行为、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方面,与依然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拉开距离。他们也因此成为农民羡慕和仿效的对象。
百年来,现代市民的崛起和有增无减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势头,对作为二元结构另一端的农民群体的影响,已不止于数量上的削弱。出于对工业文明的身心认同,成分复杂的市民群体在整体上构成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主力军。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获得提升,逐渐是他们而不再是数量依然庞大的农民,主导着这个时代的风尚。社会主导力量的历史性转移,造成农民社会地位的相对低落。他们身处现时代的性质和状态,被一言蔽之为“土”,而这个“土”字的现代底蕴便是“落后”。这种史无前例的变化,动摇了农民在“以农为本”千年国策中树立的“天大地大,农夫为大”的自信心。现代传媒或其它现代运作方式,让越来越多的农民意识到城乡间的天壤之别,一种相形见绌的自卑心理不断滋生和蔓延。他们开始向往城市,向往进工厂或坐机关,与日俱增地渴望摘掉“乡巴佬”的帽子。支撑传统价值的心理基础,因此受到难以估量的削弱。原先那些习以为常或者引以为豪的东西,如今他们已自觉“土得掉渣”而羞于示人。中国民间美术的创造主体,由于自身社会心理的变化而日趋萎缩。
当然,单纯的自卑感并不足以深刻地改变农民的精神世界,而且由于地理或空间距离所造成的天然障碍,使得很大一部分农民在相对封闭的氛围中,坦然自若地过着与往常一样的生活。在那些交通不便的边地僻壤,这种情况实际维持了大半个世纪,甚至不乏持续至今者。在那里,人们依然虔诚地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圣牌位,祭祈迎拜的习俗活动依然构成乡间里闾的人文景观,诸如慎终追远、尊神事鬼、重义轻利等传统观念依然影响着众人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和看法。
不过,这一切在本世纪下半叶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从早先由中央政府强力推行的政治与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小学教育的大范围普及,以及通达社队一级的公路网、有线广播网和邮政体系的建设,到近20年来广泛实施的农村改革和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落户农家,还包括““””的“上山下乡”和目前的“民工潮”两次大规模人口迁移,都对乡村社会构成前所未有的、持续强劲的冲击。它所引发的最重要的结果,在于当代社会主导的观念系统和价值体系日趋社会化。
不难理喻,百年来的一系列变革都是围绕中国的现代化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前后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力量,尽管在意识形态和实践方式上各有差别,但在追求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这个根本价值取向上却无二致。诉诸国家政权和社会精英集团的这种价值选择,构成纵贯和俯瞰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导价值。而寄蕴其中的要质,则是整个现代世界概莫能外的唯科学主义。
自鸦片战争以来,用科学技术装备的西方工业文明,以其咄咄逼人的物质优势激起中国人对科学的崇信。由此,一种认为世界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和把握的唯科学主义,首先在思想界和社会上层崛起。进而,通过包括政治、经济、教育、通讯在内的一整套控制和传递机制以及无所不在的工业产品,它日益广泛、深入地向社会基层传播渗透。在唯科学主义视野中,现代自然科学创立的基础原则和方法具有综合宇宙观和人生观的一元性。西方中心主义仗恃工业文明的物质优势所营造的文化不平等,使现代中国人普遍怀有一种文化自卑心理,它和唯科学主义特有的批判意识,汇成社会主导价值中持续震荡中华文明传统的反叛思潮。潮涌之下,传统架构被从整体上和根本上视为一种非科学的体系。许多传统文化因素或形态,被渴望国富民强的现代中国人当作迷信、愚昧或落后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毁弃。唯科学主义极力倡导和尊崇的科学的世界观,大范围地占领了精神世界的制高点,并对有悖社会主导价值的一切构成俯射之势。
在一个世纪的历史跨度中,由国家政权强力推动的社会改造和移风易俗、市场经济的竞争压力、新式教育的科学知识灌输、工业技术的巨大生产效益、现代生活方式和消费品的物质诱惑,都在不断促使庶民百姓接受唯科学主义的价值取向。无论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他们愈来愈深地沉浸到科学世界观的“西洋景”中。在这里,人们不再崇仰超自然的“神性”,宇宙生命一体化的信念仿佛被现代航天器抛向外太空;人们不再相信时间是循环运动的,在拉直的时间中祖灵的庇护力量日益远去于在生之灵;人们不再拘泥古代圣贤的道德训诫,重义轻利的价值原则在愈演愈烈的市场竞争中犹如被淘汰的商品;人们不再顺从长辈老者的意志,“老人们传下来的东西”已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劳什子;人们不再执著自己的心声心志,浪漫绮丽的“土地梦”被客观规律碾得粉碎……科学一元论、物质决定论、数学式思维和工业进步观等唯科学主义思想,已经或正在成为农民尤其青年农民的思想。尽管他们在理解上难免肤浅、简单甚至混乱,但这一点却越来越深入人心:科学而非神灵才是福祉之源。
农民精神世界的“科学化”,如同釜底抽薪,使民间美术原生形态不可挽回地丧失着它的创造主体。虽然事态尚未发展到“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程度,但是还能承传几分古风、保持些许纯粹的传人,已是凤毛麟角。一个曾经具有主导地位的庞大创作主体群,如今正在边缘化、老龄化、孤独化趋势中,走向暮色的深处,至于那些与他们的精神信仰、价值观念、社会习俗、生产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东西,诸如祭祀、起居、穿戴、器用、装饰、游艺的一系列品物,自然要随人自身的脱胎换骨式的变化,而渐渐失去以其原有意义和形式继续存在的支点。
百年中国民间美术的另一番景观,却不乏生机。这种景观由一系列蜕变形态构成,它们或许依然带有原生形态的某些形貌或风味,却顺应现代化主题下的社会需要,经历了一系列的适应性变化。
诸如诉诸集约化生产的所谓传统民间美术品或手工艺品,以现代社会生活为主题的新年画,纯粹用于陈设或把玩的彩扎塑作,仅为节庆娱乐甚或兼容广告意图的龙舞灯会,还有且作“中国迪斯科”或“健身操”的街头秧歌,以至取用任意的装饰化纹样等等,人们都可从中领略到蜕变形态的时下之味。与原生形态的衰势适成对比,它们在城市或深受城市风影响的乡镇地区,方兴未艾地发展着。本世纪初或更早的时候,当那些经不起工业文明冲击的农民沦为城市街头的游方艺人,或者不得不在村落里为遥远的消费者出卖手艺时,民间美术的蜕变过程便已启动。随后,社会革命、社会运动、经济建设和商业运作的需要,曾经从不同角度促进了这一过程。如今这种蜕变形态,在比以往更加强烈的现代化氛围中,已形成相当的规模和吸引力,并可望成为现代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潜力丰厚的增长点。
整体地来看,民间美术的蜕变形态呈现着三个主要特征或变化趋势。
1.生态脱俗化
大量的民俗材料表明,以往民间美术的创造,包括某种造型活动的开展或某种造型样式的推出,其动机总关联着比审美要求远为宽泛、复杂的社会生活意义。即便作为一种审美现象来看待,也必须结合特定的社会活动背景才能证实它的审美价值,领略它的特殊审美意蕴。譬如,灯彩的扎制迎送,在中国南北地区多出于“祈子”“祈雨”社会要求和动机,并按约定俗成的方式进行。它于何时何地开展,它的每个程序环节、各种造型处理,以至活动中人们的具体反应方式,都紧扣着“祈子”“祈雨”中心意向,并以稳定持久的风俗形式固定下来。一方人士莫不遵循俗制,适时适地、合规合范地从事制作,开展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凡参与者也按家喻户晓的程序定式和“说头”,渐入心满意足的审美佳境。对中国老百姓来说,那些在与有神有灵的天地打交道的漫长岁月中形成的祭祀、祝祷、纪念、祈禳、敬仰、迎送习俗,都与一定的节气、时令、气候、水土和人事紧密关联,遵守如同法律的俗规是达到特定目的的前提。原生形态的民间美术,通常是民俗活动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不具有游离其外的生态独立性。它排斥一切脱离习俗的或个人主义的创作动机。
然而,在持续变革的现代氛围中,民间美术的蜕变形态日益脱出传统俗套,成就它的动机变得来源广泛,不拘常规。一项政令法规的传播宣教,一个公司的促销考虑或者张三李四一时的兴致,都可能成为推出一项活动或制作一件作品的动机。动机的实施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目的和主题,自由地安排活动开展的时间、地点、规模和程序,也同样自由地选择某个门类样式,把握每个造型细节。出于脱俗的创作动机,民间美术的蜕变形态实已孑然一身,原先与之交融一体的风俗完全被背景化,如同一张可以随意更换、远近任调、色淡形虚的“背景纸”。举目所及,诸多原本习俗规定性很强的品物与样式,如“拴娃娃”、“扫睛娘”、“送老花”、“春公鸡”、“傩面具”、“百衲衣”和“龙灯”、“狮舞”等等,都获得很大程度的解放。这无疑增进了它们的适应性,以至可以不受时空条件限制地汇入现代生活潮流。
2.功能审美化
原生形态的民间美术始终保持着“实用——审美”的综合价值结构,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这种功利性不仅直接地表现为它的物质实用功能,还渗透到它的审美机制,表现为诉诸视觉形式的,对现实需要的替代的满足。后者显示了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有别于纯粹审美形式的特殊性质,即它的精神功利性。它通过理想化视觉形象的塑造和观照,使主体在审美想象的心理状态中,抒发被现实所压抑的功利意愿,从而有效地消除有碍社会实践的心理紧张和焦虑。
在与科学世界观和工业文明的遭遇中,民间美术千古承传的“实用——审美”价值结构迅呈瓦解之势。无论是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关联的物质功利性,还是和传统信仰相关联的精神功利性,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失去了功效。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实惠,使原先多靠“替代性满足”来对付“匮乏”的百姓,欣喜地发现或现实地掌握了一种强有力的物质生存手段。民间美术的相应变化,通过功能的审美化表现出来。民间美术蜕变形态多实现了这种价值转型,并因此获得继续发展的生机。然而,随着功利价值的萎缩和消失,它也丧失了许多与之相关的重要美学品质。
在功能审美化的趋势中,一些审美倾向原来较强,或其功利性侧重精神意愿而非物质功能的原生形态,其价值转型显得更为自然流畅,也更为现代人所钟情。这方面以年画、剪纸、刺绣、蜡染、挑花、编结、雕塑、玩具、灯彩等,表现得最为突出。它们原来显强的装饰性和审美娱乐性,在当代被极大地强化和纯化。它们作为富有历史感和民族色彩的审美价值形态,构成艺术商品的特有魅力。它们与日俱增的商品价值,不仅激活了一些个体作坊,还启动了许多集约化的专业生产。
3.结构零散化
在前工业时代,影响和支配民间美术活动的观念是集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统一。作为传统势力的集体意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作用于主体。它不仅在现实情境中通过主体向客体渗透,使当下的心理投射包含历史和集体的成分,而且还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通过主体历史地向客体渗透。许多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物,因此被赋予了包括情感、意愿、知识、评价和理想在内的丰厚的精神因素,并以风俗为主要载体相对固定并延续下来。这些符号化了的精神因素和相应的符号形式,汇成一个社会化意义系统,构成一种家喻户晓的“集体的契约”。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民间美术创作,实际操用着一套共用艺术语汇。虽然每个人遣词造句的风格差异造成作品文采的变化,但其语义结构的深处却贯穿一条亘古至今的文脉。社会化意义系统的精神之链,把社会个体的丰富的创造和这些创造的各个组成部分,维系成一个浸透集体意识的有机整体。俗称为“说头”的意蕴的统一性,内在地规范了民间美术形象构成的一般定式,同时也为人们的阅读和评价提供了普遍依据。
作为社会文化变革的体现,移风易俗之势在本世纪愈演愈烈。如此形势下,原有的社会化意义系统随载体的失落而不断分化瓦解,其维系力量已难以为继。现代意识所鼓励的个人主义乘虚而入,把非集体意识的个人观点注入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的语义结构的深处,从基础层面解散了统一形式元素的精神之链。由此引发的蜕变,通过造型结构的零散化显示出来。与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由“说头”链结的有机整体相比,蜕变形态的造型结构是肢解状、拼凑状的,缺乏一以贯之的连续感和驭一统万的完整感。人们从供奉造型中挪出糖塑面花,从营造天地里卸下雕饰构件,从社火傩戏上摘走面具脸谱,从穿戴款式中截取花样绣片;或者把诸多从原有整体上剥离的零件断片,驴唇马嘴地错接、杂拼,强扭为一,使之脱离功利性的统一体而单纯向审美方向发展。
现代商品经济尤其刺激了这种肢解性、分裂性的蜕变,使碎片式民艺商品的开发在近20年来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显而易见,这种繁荣并不意味着原生形态的民间美术的复苏或重振,它只是容易造成这种错觉的假象。其更大程度的实际情况是,现代商品经济通过利用甚至鼓动民间美术的价值转型来追求自身的实利目标。它调动起各种方式甚至工业化方式,批量地复制传统民间美术的碎片,并把它修补、放大成一个似有古风之美的完整的类像。市场经济的复制能力是巨大的、超出一切其它努力的,以致某些一度销声匿迹的民俗事象和相关民间美术品物,仿佛在一夜间奇迹般地“复苏”。一些号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灯会、庙会,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生龙活虎的游艺舞具、奇光异彩的电光花灯、五色斑斓的缀挂把玩,以热烈的声色刺激吸引着四方来客,他们在愉悦中给主办者留下可观的票房价值和产品订单。
新风从现代城市兴起,蜕变的乡土艺术构筑起一道别致的风景线。被现代潮流推着前奔的城市中人,是这一切的建设者。摆不脱的中国文化情怀,使他们努力寻求一种既无俗套限制又有旧日温馨,既不失现代功效又和现代样式适成反差的审美方式。蜕变的民间美术,显然很合乎这种口味。人们可以坐在舒适的沙发上悠闲地欣赏已失“连年有余”苦涩意义的剪纸花样,也可以纵情于龙灯滚舞的审美狂欢而不必计虑“祈雨”、“兴农”的神圣使命,一切都止于审美,一切只在艺术形式的层面运作,“实用”的苦难背景和严峻内涵已经消散。因此,一种放弃民俗深度追寻的浅表感,一种注重物质实效的笃实感,一种热衷声色气氛的浮艳感以及一种突出自我价值的个性感,可谓民间美术蜕变形态表现于现阶段的一些品格特征。
或衰落或蜕变,中国民间美术以命运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势,明确地提示了现代社会文化的大变动。对中国民间美术难以磨灭的美好情怀,无疑会使人们集结到保护与承传的社会实践主题下,为它思寻通往新世纪的生命之扉。实际上,中国民间美术百年间的遭遇,并不等于文化价值判断的终结。所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一切,仅仅表明人类文明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阶段性状态。但无论如何,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运动的中国民间美术,它的针对性已随文明背景和社会主导价值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作为社会实践主题的保护与承传,不能以培养菌种似的封闭方式,来呵护它的某种原始风貌。这种意义上的保护与承传,无疑已把民间美术视同毫无生命力和现实价值的历史文物。当然,看护好一种文物,譬如各种样式的民间美术文物,是迫切需要的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这种需要和意义,多属于我们看待历史文物的那种需要和意义。
应该认真思考的是作为社会实践主题的保护与承传,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主涉合理性文化结构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相信,诉诸广大有识之士以至大众的相关思考和体行,将在新的文明条件下,通过针对性的调整和价值立点的转移,使中国民间美术的基本文化功能发扬光大。在此意义上,中国民间美术势必作为一种相对社会主导价值的边缘性、补偿性价值运动,显示它在健全现代人格构成,促进身心和谐发展,复归人类生存的完整性和丰富性等方面所具有的潜在文化价值。不同于一般文物价值,这种文化价值是切实地参与并改善现代社会生活的持续的作用力。
民间美术曾经含有这样一种基本文化功能:即当庶民百姓面对一时无法靠物质实践来扼制或改变的消极现实状况时,它帮助人们转到另一个角度或自我方面,以可以主动把握的精神方式追求某种替代的满足和切实的心理调节,使心灵世界不至于被严峻的现实压力所摧垮。民间美术实际是昔日文明条件下,由农民为主体的大众所创造所把握的一种“超越现实”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功能或机制,正是民间美术有可能参与和改善现代社会生活的生命潜力,也是它足以跨时空承传延续的精神财富和伟大传统。
诚如其衰落之势所表明的,生活在工业时代的我们,已不能也不必直取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来“超越现实”。因为它所针对的“现实”,是物质生存条件相对匮乏的现实,其价值立点取决于大众的物质性功利要求,即便它的审美价值也因此深含精神功利性。而事实上,今日工业技术的强大力量已帮助现代人空前地“超越”了物质性匮乏意义上的“现实”,人们已发现或现实地掌握了一种能够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生存手段。这是工业文明最值得骄傲的成就。它注定我们只能在现代化的既定发展模式中,探索和确立包括民间美术现代形态在内的文化建设的针对性。
提出问题的契机,恰恰出自与工业文明成就并存互动的负面。也就是说,新文明同样令其属民有“匮乏”之虞,它的巨大物质财富并不能掩饰或改变其精神生存条件相对匮乏的现实。体现科学世界观和技术理性精神的现代文化结构,日益趋向理性化,以致“神性”、“感性”不断被驱逐,不断被压抑。这种偏执的结构,使工业文明现实暴露出工业生产方式难以自赎的严重缺陷。它同样是一个有待人们转到另一角度或自我方面,以主动把握的精神方式加以“超越”的匮乏性“现实”。民间美术也由此获得新生的可能。
显而易见,现代工业技术以全新方式开发世界。它把自然物质和人类自身存储的能量抽取出来,转换成可以另行存储的非感性形式,使之可以按人的意志重新分配和使用。往日具体可感的能量形式——“手工”,如今已被“电能”、“核能”或“程序”等抽象无形又实在有力的能量形式所取代。现代人曾满心欢喜地以为这一切能无条件地受控于人类的自由意志,而不曾想到实际情况会出现异样。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入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一种寄蕴在科学世界观或技术理性中的非人格化意志,不仅以客观规律的姿态“创立”世界向世界“挑战”,还“创立”人向人“挑战”。对人和世界的整体性而言,这种非人格化意志的价值目标是“分裂”。它把人类从自然界中孤立出来,又将之投入现代技术的奴隶庄园。作为现代技术理性的主机,工业机器代手而起,成为现代人类的“所有器官的器官”。它所规定的内涵和效益目标,使分裂性因素向主体全面渗透,以致现代人像奴仆那样,在单一方面为现代技术的意志实现作出贡献,为单纯追求物质和经济效益的机器化、自动化生产服务。取代手而成为人类创造器官的延伸形式的工业机器,迫使人们必须预先按数学方式描述的机器法则来思考,必须把个人的意志“数字化”为“计算机语言”,然后输入机器,最终转换成产品。在这一系列的转换过程中,人的丰富性被滤失了,只剩下一个合乎技术理性“网眼规格”,和机制产品一样标准化、模数化、统一化的“人”。不难理喻,现代人正在失去支配自身能力的自由,正在失去形成和表达自我意志的可能。现代技术在极大地提高人类物质生存能力的同时,日益转化为一种超越人类控制的外在力量。它成功地从物质世界和人那里抽取了征服自然的巨大能量,同时也通过对手工生产方式的排斥,冷酷地将人的丰富感性和自由意志从现代文明中抽空。人们由失望进而惊惧地看到:现代技术愈强有力地控制自然,人离异于自然和身心的现象就愈明显;物的价值愈增值,人的价值就愈贬值。
现代文明的这种二律背反,暴露了现代文化结构的重大缺陷——偏执异化色彩甚重的技术理性,而大大失落了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然情感。感应于现实的心理反应,如失落感、孤独感、烦躁感、冷漠感、茫然感等,以及出于心理障碍的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忧郁症和性心理变态等,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大为流行的一种“时髦”。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导源于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精神性“匮乏”——情感、幻想、激情、希望和梦想等丰富的感性因素,不断地被逐出理性的现实,沦为“下意识”。幸福的现代人,未必享有充足的幸福感。他们生活得并不完整,人的丰富性表现得并不充分。
诚因如此,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一股文化反省势力也以披靡全球之势发展起来。对于既定价值标准和生活模式,现代人不乏批判的态度,并试图以各种方式来改变现状。然而,这种努力毕竟不可能颠覆现实。生活在这个时代,人们不得不承认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方式在解决人类基本生存问题上的必要性和主导性,甚至还应该承认它业已深深地规定了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显而易见,像“电”、“程序”一类的现代技术产物,已是主控当今社会秩序和经济运作的君主,失去它们的世界图景简直不堪设想。
似乎难以逆转的命运,使现代文化反省势力只能将改造现实的希望寄托于人自身的主动调整和把握,诉诸自我的感性体验。以感性体验超越理性现实的社会需要,日甚一日地呼唤相应的价值形态,要求创造和把握一种使之足以实现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曾经具有的基本文化功能,恰好与这种社会需要保持同构。这正是民间美术有可能作为一种相应价值形态,参与现代生活和文化建设的潜在能力。这种潜力的显发,有赖实践针对性的调整和价值立点的转移。应该予以充分估量的是,工业文明愈益明显的负面,已经提示出有待人们作出相应努力的实践目标和价值立点。
质言之,这个实践目标便是“手工文化”建设。
支持现代文明理性大厦的巨大工业生产效率,是以否定“拖泥带水”的手工生产方式为前提的,它禁止人们“抽袋儿烟”、“估摸着做”或“独运匠心”;不允许“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缘心感物”、“以象制器”;也容不得“质则人身,文象阴阳”、“错彩镂金”、“气象万千”。而这一切,莫不紧密关联着人的丰富感性和自由意志的表达,体现着人类手脑协调运动的和谐生存状态。通过手和手工,人的包括理性和感性的完整而丰富的心灵,人的所有社会和文化的经验,自然流畅地抵达物品的表层和深层,构成体现人类价值全面实现要求的“文化”品。复苏手和手工的现代活力,在要求维护理性与感性平衡发展的社会呼声中,迅速转化成文化建设问题。它事关现代文化结构合情合理的调整。它重新出场的意义,已超出一种物质生产力的利用或开发,而意味着一种有可能向大众提供广泛精神关怀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的确立。后者可谓“手工文化”建设的中心内容。
出自手的创造,极富手工人文魅力和技艺资源的中国民间美术,具有针对这个社会实践目标的“天然”优势。弥补工业文明缺陷的迫切需要,势必促使中国民间美术在蜕变中实现其针对性的调整。事实上,在世纪末的今天,如此趋势已有潮起之征。
有必要指出并强调的是,在调整的社会实践目标即“手工文化”的建设中,“手”和“手工”的性质将发生重大的改变,它们将从混合功利价值的生产器官和生产力,转变成着重纯粹审美价值的创造器官和创造力。在大众的主动把握中,它们势必与工业机器生产的理性倾向,保持一种互逆的关系,充分地表达人类的自由意志和丰富情感,把审美的阳光和感性的温馨投注到工业文明的暗区。在浪漫美学或文化哲学的案头,审美与宗教、美学与神学、艺术与上帝,几乎被放在同等意义加以思考。定论暂且没有,但在“诸神”隐遁以至死亡的时代,审美的艺术被赋予“神性”而扶摇直上,却是现代世界的事实。中国民间美术将借此机遇,在蜕变中实现其价值立点的转移,即全面地审美化。
目前中国社会上方兴未艾的一些文化生活热潮,诸如旅游热、气功热、游艺热、足球热、收藏热、节庆热、家庭装饰热等等,表明人们已自觉不自觉地通过某种生活形式或艺术形式,寻求积极的心理调节,缓解生活和心理节律。这些来自社会基层的改善生活质量、追求高情感的自发要求,将会不断汇聚成一种共识性的战略眼光,把“手工文化”建设提升为跨向新世纪的重大社会实践主题。这预示了“手工文化”性质的新型“民间美术”的光辉前景。实际上,中国民间美术百年间发生的衰落和蜕变,应该视为趋向这一前景的运动状态,视为社会文化变革过程中的一种形态学意义上的捩转。这并不意味着它作为大众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切实而朴素方式的丧失,更不意味着它作为一种“超越现实”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在新文明环境中的失落。
应该意识到,在本质上并非某种审美样式而是一种文化实践方式和文化运作机制的中国民间美术,势必会适应新的民俗文化背景和社会价值体系,以相应变化了的形态继续在当代社会文化结构中有效地发挥其调节和补偿功能,即“艺术”的一般文化功能。因此,对中国民间美术的价值判断和前景评估,不能仅仅看重其艺术形式特征一类的美学价值,或视之为某种固定的价值实体,而应该关注它相对社会主导价值的边缘性价值运动,更应该强调它对于文化建设的结构意义。任何一种有关发展中国现代文明的高远战略意识,都不能忽视流行、运作于社会基层的民间美术,不能忽视它所具有的朴素而深刻的功能性文化价值。有鉴于此,对当代社会出现的一些高度社会化的“通俗艺术”,应该从文化建设的合理结构或功能意义上加以分析和重视,尽管它目前尚有粗陋浮艳、驳杂无序之嫌。
震荡全球的现代化潮流,没有颠覆反倒强调了一个恒久之理:安身立命的家园,需要不断地去建设。因此,只有建设而非“设置温室”、“复制古董”,才不至于丢失传统文化形态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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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美术是一种带有原发性的,带有强烈本民族色彩的美术形态,对它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是哲学、美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的重要课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中国民间美术的发展历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民间美术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发展道路漫长而曲折,整个发展过程中有蜕变有衰落。本文简要论述了民间美术的起源和现状,并对民间美术如何能有更美好的未来提出了建议,希望能对民间美术的传承发展起到作用。
关键词:民间美术;传承;发展
民间美术的产生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的彩陶艺术。原始彩陶艺术是纯粹的劳动者的艺术,也是民间美术的源头。原始时期,由于营养不良和医疗条件的落后人的寿命很短,因此原始人便产生了生殖崇拜意识。到农耕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人民渴望丰收,会请巫师做一些祭祀活动,于是巫术信仰意识就产生了。传统的男耕女织生产方式也为民间美术的产生打下了基础,男的下地耕种妇女便留在家中纺织。可以说远古时期的民间美术中多表现出对多子多孙、驱邪免灾和丰收的愿望。
远古民间美术特点明显的表现在象征性上。这种象征性表现在谐音、寓意、符号三种手法。在劳动者眼中他们周围的事物绝不单单是一件纯粹的物,而是渗透着人的情感并且有一定灵性的东西。在物的身上往往寄托着人们的精神期望,甚至包含着巫术性的祈祷。例如在民间美术表现对生殖的崇拜时,人们大都选择繁衍能力很强的动物或植物如石榴、葡萄、莲花蓬等。还有运用了谐音寓意的《喜上眉梢》等,这些题材、图案等艺术形式所包含的吉祥寓意,丰富了民间美术的内涵,使她成为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快速转变,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民间美术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审美需求。为了不被历史所淘汰,传统的民间美术也在不断吸取新的构成观念、新的形式和新的语汇,来反映现代人的生活及情感。这种改变表现在:传统的民间美术由以实用功能为主转变为以满足精神审美为主;以美好寄托为主转变为以经济利益为主;以与民俗信仰紧密结合为主转变为以自身的目的和需要为主等等。这种转变也不是完全脱离了民间美术的精髓,它是在不对其“母形”否定的基础上,赋予了新的审美观念和新的时代元素。要想民间美术依旧保持质朴、率真和稚拙的特点继续传承下去,民间美术产品需要创新,需要研发。
民间美术的发展正在面临严峻的考验,有些已经消失,有些正濒临灭绝,只有极少数民间美术完整的保留了下来。为了能更好的传承,我们需要做一些努力。首先,要把现有的民间美术通过文字、摄影、录音录像等记录手段保留下来,在此基础上进行存录、立档、建立数据库。建立文化街、非遗产品专营店、民间文化产业园、民俗村等,这样不仅实现了保护的目的也起到了宣传作用;其次,确保民间美术可以顺利的传承下去,这就需要资金的支持。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在扩大民间美术产品销量上改进,不断研发新产品;最后,要保证有人继承。传统民间手工艺的传承都是封闭式的家族传承,要打破这种习俗,和现在教育事业想结合,从小学就开始培养学生的保护意识。根据不同阶段,制定不同计划:
1.初级班。初级班针对的是一到六年级的学生,主要培养的是学生对传统民间艺术的兴趣。初级班又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授课,第一阶段是一到三年级的学生,授课老师可以选择向学生讲一些关于传统民间艺术的童谣、民间故事、神话故事,让传统民间艺术富有神秘性,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传统民间艺术的喜爱。第二阶段是三到六年级的学生,授课教师可以发一些简单工具,让学生动手去实践,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耐心以及对民艺制作所需工具的简单了解。
2.基础班。基础班针对的是初中的学生,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开始对真和美有了追求,这就要求授课老师要系统的把关于民间艺术的基础知识讲授给学生,然后再动手制作帮助学生消化吸收。也可以组织学生去参观文化市场、拜访民艺传承人,让学生知道艺术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生活中。
3.职业班。职业班针对的是高中学生,他们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形的塑造已成熟,这时我们可以着重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可以专门去聘请民间艺人,传承人,当面制作工艺品并教授、指导学生,达到学生可以独立完成民艺作品的制作。
民间美术是一门土生土长的艺术,是属于劳动者的艺术。它的创作者是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他们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生产生活,来源于民俗信仰,民间美术作品中寄托的是他们美好的愿望。民间美术的起源与原始艺术有着不解之缘,民间美术的传承发展和中国的民俗信仰息息相关。现如今,在西方文化和经济改革巨浪的冲击下,民间美术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有些已经消失,有些正濒临灭绝,还有一部分虽然保留着却已失去传统的稚拙与率真,日渐商品化。民间美术艺术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它的艺术价值远远超越了民间美术本身,具有极为丰富的哲学、美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内涵。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份宝贵的资源给与重视,给与保护,把这份巨大的宝藏挖掘出来,使其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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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价值,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自身需求为基础的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有以下特征: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和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这样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一方面有利于人们重视道德的作用、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压抑了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忽视了法律的作用,将个人消融在群体之中,限制了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关键词:中国传统价值观 道德 群体 家国同构
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某种需求的属性,价值具有层次性、多元性、动态性等特征。价值观是主体以自身多种需求为基础对客体的观点和看法,因此,人们的价值观也是分层次的、多元的和动态的。如对同一事物的评价的价值标准可以是真、善、美的标准,也可以是物质、精神的标准,还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标准。对同一事物评价的价值取向可以是个人的角度,也可以是群体的角度。对事物的评价模式也是多样的,可以是家国同构的模式,也可以是家国各异的模式。
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自身多种需求为基础的对事物的观点和看法。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明显的阶级分层和等级秩序,因此,与之相适应,中国传统价值观也是不同的,有着等级层级差别之分。中国传统价值观既有作为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主流价值观,也有零散的非主流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主流价值观是指经过思想家系统化、理论化的、为统治者所倡导的、成为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主要为统治阶层所掌握。而零散的非主流的价值观主要是在民间流行的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它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普遍的社会心理,因此,这种价值观主要存在于一般贫民阶层。本文讨论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观,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价值观。
相比世界其他文化,中国文化较早地摆脱了对神的权威的崇拜,而是以礼乐教化为中心来支撑人们的精神信念,维持社会的统一和稳定,这使得儒家精神具有非宗教的早熟理性特征。《左传》里说,古有三不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宣言,并为历代统治阶级和正统思想家们所吹捧,成为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根本特征就是:以伦理道德作为评价事物的根本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在事物的道德价值和实用价值的选择上,表现为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法。
1.重义轻利。“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命题,“义”者,宜也,意思是正当、合理、且应当做的举动或行为。孟子将“义”与“礼”、“廉”“耻”合在一起,称为“四维”,后来儒家又将“义”与“仁”、“理”、“智”、“信”合在一起,称为“五常”。因此,“义”主要是一种道德价值,是人们的思想、行为应该符合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而“利”主要是指人们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和实际好处,是一种物质价值。在中国传统社会,统治阶级和主流思想家们为了维护社会统一稳定,便于其统治,往往表现为崇义贬利、尚义反利的倾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孔孟的共同主张都是舍利取义,即在道德价值和物质利益的两难选择中,道德价值高于物质价值,要舍弃物质利益,选择仁义道德。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标准,使得人们形成羞于谈利的社会心理,奉行“不言利”“耻言利”的行为规范。
2.重理轻欲。“理”与“欲”的争论实际上是“义”与“利”争论的派生,只不过是“理”更加强调和强化当时的伦理道德。“理”是绝对的主体:“理是本”“理终为主”;“理”又是天、地、人的最高主宰。而“理”的内容就是伦理道德原则:“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重“理”轻“欲”的价值取向,认为仁义理智高于一切,要求人们“寡欲”、“节欲”、“灭欲”,以符合仁义的道德规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存天理、灭人欲”。
3.重德轻法。道德和法律是进行社会约束的两种重要手段。道德是指主要通过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风俗和社会舆论的方式来规范和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标准、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也指那些与此相应的行为、活动等。它是人们自己提出和要求的、约束、规范个人和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因此它不具有强制性。而法律则是由统治阶级制定,依靠警察、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关强制执行的行为规范和活动规则,因此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违背法律条文,就要受到暴力机关的相应制裁。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普遍缺乏法律观念和法律思维,人们在行为之前,通常考虑的不是是否违法,而是是否符合社会伦理习俗;若是出现了问题,也不习惯于诉诸法律的裁决,而选择或者被选择由长辈、族长或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来出面调解。至于调解时所采用的标准,也不是参考法律规范,而是运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黑格尔就说过:“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那乃是一个国家的道德……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姊妹间的义务。”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实际上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样就片面夸大了道德的功能,导致对法律建设的忽视。
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法的价值观一直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它对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和社会心理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伦理原则成了绝对的价值尺度,这也决定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伦理性质。
中国传统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西方社会历来比较注重个体价值,保障个体利益。从古希腊时期的全城邦公民民主选举、民主投票,以维护个体权利;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倡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以尊重个体价值;再到18世纪发展为利己主义、个人主义,都认为个体有着独立的存在合理性和独特的价值,应该充分尊重个体价值和保障个体利益。而群体至上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根本取向,在中国传统社会,个体不能独立存在,而必须依附于家族、国家等群体之中,个体只是家族、国家大集体中的小小一份子,群体有着超越个体的绝对价值,因此,人们应该首先维护集体的利益,为了集体价值可以压制、泯灭自我价值。这就形成了以泯灭个体价值为前提的集体主义,并且产生了公私对立、崇公抑私的文化观念,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绝对服从于群体利益,从而使个体消融于虚幻的群体之中。
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决定的。首先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家庭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在分散的土地上耕作,生产工具非常简单,以农耕为主,兼搞家庭手工业、家畜养殖业,来满足一个家庭正常的生活、生产需要,并且产品仅供自己消费,基本上不从事商品生产。由于小农个体经济十分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低下,遇到灾害年头,就可能颗粒无收,以至于背井离乡,逃荒乞讨。因此,个体独立的生存状态非常艰难,必须依靠群体才能维持生存。其次,中国传统社会的血亲宗法制度也是强调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在每一家族中,为了实现家族内部的安定有序和团结统一,发展壮大家族的整体实力,往往都非常强调维护家族的整体利益,而忽略个人诉求和个人利益。最后,更重要的是,群体本位的价值观是中国传统社会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中国传统社会,在小农经济和家族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封建专制的主要表现就是绝对王权和官僚等级制度,它实际上是一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统治阶级为了防止地方分裂,维护整个国家的安定有序和团结统一,往往强调群体利益、国家利益过于个人利益,个体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群体。
1.血亲拟制,爱有差等。由于中国古代氏族社会的瓦解极不彻底,原始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也就没有得到彻底瓦解,而是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延续,并在社会关系中占支配地位。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是在家族的宗法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人们总习惯于将一切社会关系用带有血缘关系的词汇进行“比拟”,以突出亲密性和可靠性,如“师父”、“师兄”、“父母官”、“子民”等日常用语都带有血缘比拟的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中,家庭伦理关系不只是纯粹的生物性的血亲传承,更重要的是社会性的道德恩亲关系,所以家庭伦理关系自然就有亲疏远近之别,儒家也明确提出“亲亲为大”、“急亲贤之为务”。因此,血缘拟制的过程是将私人领域的血缘、伦理关系在公共领域泛化、滥用的过程,它不可避免地将处理家庭关系、血缘关系中的伦理道德标准应用到公共领域和社会范围,用道德的准则和血亲血情的标准来处理社会关系和公共事务。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是以“自己”为中心,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拟制社会关系,来层层扩展社会关系,离自己越近,血亲关系越深,道德标准也就越宽松。因此,这种血亲拟制的判断标准是有差等的,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也是有差等的。
2.君父一致、家国同构。君父一致、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大特点。由于原始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延续,血缘关系成为社会的纽带,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组织,并且推广到社会领域,使社会结构成为放大的家族结构。从生产方式来说,每个家庭都是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是一个小小的生产单位,而每家每户又处在整个大家族的关系网中,多个大家族就可以形成一个自然村落,再往外扩展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家庭到宗族,宗族到国家这样层层扩展开来的,家庭往外扩大就是宗族,宗族再往外扩大就是国家,因此,君主就是这个扩大了的家庭的家长。在这种层层扩展的关系网中,人与人之间有很强的隶属依附关系,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尊卑等级也非常森严,为了维系这种关系,统治者就将用来规范家庭宗族内部的伦理道德准则推广到整个国家和社会,使之成为维护封建秩序的一种思想观念上的统治工具,从而也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
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认为,从修身到齐家,从治国到平天下是一个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提升过程。原先的“亲亲、尊尊”的意思是指在家庭结构和宗族结构之中,对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者亲,对自己宗族中辈分高者尊,现在也随之变成在国家这样的大社会结构中,对帝王君主亲、对权高位重者尊。例如从对家庭、宗族的“孝”可以推至对君主、国家的“忠”。因为“孝”本意是为子养父之意,强调的是子辈对父辈的服从和奉养,但如果能做到对家庭、宗族、国家的孝,就不会“犯上”,就不会“作乱”,就会忠于职守、忠于国家。因此,“忠”是“孝”的扩展,“忠”将“孝”的服从对象由家庭、宗族扩展到君主、国家,两者都蕴含着下对上的自觉服从,绝对服从。
中国传统价值观它没有过分的宗教迷狂,而是非常强调现实生活中的世俗实用性,它以理性精神对抗宗教迷狂,以人本抵制神本主义。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重视人事,从而开创了中国世俗实用的价值传统。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淡薄,而且往往抱着世俗的、实用的心理对待宗教,儒释道兼容并蓄,纯粹的信仰理念非常淡薄,信仰宗教的目的也是为了祈求神灵保佑现实幸福,即所谓的有灾有病就拜佛,没灾没病忘了佛。
同时,中国传统价值观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使得人们以“经世致用”“广大高明而不离日用”作为为评价事物的目标。一切知识、理论、事物必须在现实生活中的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才算是有用的东西;人们也只关心各种与日常伦理社会关系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知识性认识,缺乏严密的逻辑思维训练和对自然科学执着追求的热情。
第一,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有利于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思想觉悟,也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稳定。但也导致人的价值活动的单一化,使得主体对客体的多层次、多元化的评价活动仅仅归结为单一的、一元的道德评价。本来人们的价值观念是一个多对象、多层次、多元化的体系,评价的标准也是多元的,如有真、善、美的标准,物质、精神的标准,政治、经济、文化的标准等。但中国传统价值观却树立了一个绝对的伦理的价值尺度,并将它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去衡量一切事物。以伦理道德标准为绝对价值尺度,使人们形成羞于言利的社会心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正当利益要求受到严重压抑。实际上,在一般民众的世俗生活中,儒家理想中道德标准是很难实现的,人们只能表面上奉行无所不在的道德,实际上追求欲望的满足,从而造成了“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娼女盗”的假道德,导致了外圆内方、世故圆滑的人格和人性的虚伪。同时,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扩大了道德的功能,以道德代替法律,而忽视了法律的建设。
第二,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认为群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要求个人利益绝对服从于群体利益,这一方面有利于顾全大局、保障群体利益,利于社会统治。另一方面也使个体消融于虚幻的群体之中,导致人的抽象化,使个人的自我价值和个性发展受到全面压抑。现代社会的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求道德观念的完善,而且要求智力的充分发展,身体的健康发育,美好的精神追求,劳动能力的不断提升等等,这都要关注个体的正当利益,使得个体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
第三,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使得父为子纲的伦理规范扩展到君为臣纲的社会约束,使家长式的家庭统治模式扩展为等级森严的社会统治秩序,从而是人们都陷入层层扩展、层层分化的人伦关系网中,每个人必须在他的等级位分内安分守己,中规中矩,而缺乏自由流动、自由发展的机会,个人的个性、才能、欲望、自由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使得个体成为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牺牲品。
第四,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使得人们缺乏长远发展的目光和深度思考的逻辑,而只是抱着极强的世俗功利心态,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对事物不探究“是什么”、“为什么”,而只求对自己有用,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好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追求纯粹知识性的理论体系的完善,忽视逻辑性的认知方法,还反对没有日用效果的发明创造,或没有实用价值的技术。中国传统价值观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一方面阻止了形而上学的泛滥,提供了有效的人生哲学和早期相对发达的实用技术;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中国人思辨理性的发育健全和知识性理论体系的发展完善,反过来又阻碍了实用技术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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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长廊中的一块瑰宝,具有重要的影响以及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文章以同仁堂的企业文化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指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仍然有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企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
企业文化是指以企业为主体的、广义的、深层的文化,是在企业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企业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传统作风、群体意识及整个企业人员的素质,是一种重要的经营资源,是企业的无形资本和灵魂,具有很大的渗透力和凝聚力,是维护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从层次上看,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物质层文化,行为层文化,制度层文化,精神层文化。本文主要对企业的精神层文化加以论述。
日本是最早用企业文化来管理企业的国家。利用大和民族的文化形成其独特的企业文化理念,因此二战后的日本经济获得了飞跃发展,仅用了30多年的实践就成为了在经济上能与欧美相抗衡的大国。
而我国本土企业则更是在其企业文化中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下面以同仁堂为例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
北京同仁堂是中药行业著名的老字号,创建于清康熙八年。在三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历代同仁堂人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传统古训,树立“修合无人见,存必由天知”的自律意识。确保了同仁堂金字招牌的长盛不衰。
翻开同仁堂的历史,我们立刻可以感受到其浓厚的文化底蕴。
首先,其名称――同仁堂――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仁”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古语有云:为仁者安天下、世事如棋局局新、仁者胜乃万古之理、仁者无敌等等。同仁堂以一个“仁”字无敌于中药行业,在百年历史变迁中永葆青春。可以说这以“仁”字就是同仁堂企业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其他各个方面都是以此为基础加以展开的。
其次,走进位于崇文门的同仁堂办公室,在其一层的同仁堂药店端端正正的挂着古训“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也是同仁堂深厚文化底蕴的表现之一。
同仁堂古训始于康熙四十五年同仁堂编纂的《乐氏世代相传散膏丹下料配方》一书的“序言”中,几百年来,同仁堂人始终坚持贯彻执行。
这一古训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诚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讲求诚信,只有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才能真正赢得顾客。诚信观念也是中国人一直所推崇的。诚信是中国传统企业的道德核心,是中国古代社会商业经济活动中一项重要经营原则。诚信的本意是真实无妄、重信守诺。宋儒周敦颐在《通书》中写道:“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中国历来就有“言必行,行必果;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等词语来反映诚信观念对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影响。诚信是一个企业经营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在我国历史上晋商和徽商都是坚持诚信经营的典范,他们的经营理念和精神至今仍有深刻的影响。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都不应该也不能牺牲诚信来获取暂时的利润。同仁堂的诚信经营理念为同仁堂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该古训已成为同仁堂人刻骨铭心的行为准则,将世代传承。
一、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企业精神
同仁堂的企业精神简称为“仁德”精神。上面谈到同仁堂的名称是就讲到,一个“仁”字体现了其企业文化的核心,修仁德自然成为同仁堂人的必修课。“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仁者爱人”、“求人得仁”讲的是一种人的内在的价值观念,要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坚持真理正义,同时以博大的胸怀来爱护民众也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仁”。而为了达到其中“仁”的境界就必须“修”,而且是内外兼修。同修仁德,对内就要修身养性;对外就要报效国家,“杀身成仁”。同仁堂的仁德精神就是要求同仁堂人做到内外兼修,做人要正直诚信,而作为一个企业就更加要严格要求自己,要多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
“济世养生”是“仁德”的最高境界和目标,历代同仁堂人始终以“济世”“养生”为己任,对待求医购药的八方来客一视同仁,坚持以爱国爱人之心,仁药仁术之本,取信于民,造福人类。
“精神”是一个企业行动的指南,而同仁堂人以“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精神为自己行动的最高标准,时时牢记“医者父母心”,以病人的利益为自己的行为向导,做最好的药,力求把中华民族“中医”理论的精华全部融合在同仁堂国药之中,为弘扬中国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仁堂“济世”的精神也被历代同仁堂继任者牢记并始终贯彻始终。“济世养生”是“仁德”的最高境界,同仁堂始终关注人类健康,关注病人生命。同仁堂成立至今,时刻牢记要为社会做贡献。早在成立之初,每当京师会考,同仁堂向应试举子赠送四季应时药品,而每年冬天,同仁堂都要开粥厂,使那些饥寒交迫的贫民能够勉强糊口,夏天则会发放一些治疗预防中暑的药。直到今时今日同仁堂依然牢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年都会从企业利润中取出部分用于慈善事业。同仁堂以这种贡献精神在社会上树立起了一个“仁德”的形象。
二、自主创新的企业使命
同仁堂“以弘扬中华医药文化、领导绿色医药潮流、提高人类生命与生活质量”为企业使命。
同仁堂具有强烈的弘扬中华医药文化的使命感,同时在继承发扬中华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力求与国际接轨,开拓绿色医药的新潮流。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民族。《易经》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同仁堂人把中华民族的这一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同仁堂在继承中国博大精深的中医药理论的基础上,不断研究创新,致力于新的绿色产品的开发,着眼于是中老年人的养生保健,力求实现高科技与绿色医药的结盟。现在的同仁国药不仅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融合着高科技,实现制药技术的现代化。如今的同仁堂不仅使中华儿女看到了中医传统的博大精深,而且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极大力量,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相信中医的疗效。相信中国的中医文化必将在同仁堂人手中更加发扬光大,对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理论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同仁堂人不会固步自封,必将研制出更多更有效的中药产品,为人类的健康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三、以义为上,义利共生的企业价值观
同仁堂以“同修仁德、济世养生”为企业使命,讲的是一种对社会的贡献。以“义”为上的企业价值观再次反映了它的企业精神。强调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感,讲“义”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企业才能不断发展。任何一个企业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润,可以这样说“利”是一个企业存在的价值,如果企业不能获得利润,那它的存在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任何一个企业都存在与一个社会之中,这是一个社会的共同体,如果为了获得利润而牺牲他人的利益,那这个企业可能会获得一时的繁荣,但必将不会有一个长远的发展,因此对一个企业来说就必须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所以同仁堂把“以义为上,义利共生”作为企业的经营哲学。所谓“以义为上,义利共生”就是要以义取利,不取无义之利;尤其是当义、利发生矛盾时,坚持以义为上。坚信重义才能取信于市场,有了信誉才能赢利。
中国有句古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国人讲义气,任何事情都把义字放在首位。我们这里所讲的义,当然并不是那种所谓的哥们义气,而讲的是大义,是对社会、对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一个企业来说,就是一个企业的信义和对社会的贡献。
同仁堂的历史就是谋求信义的历史,同仁堂的金字招牌就是信义二字凝结而成的;同仁堂的未来发展必须发扬重信厚义的传统,坚持产品高质量,不掺杂使假;坚持诚信经营,不求暴利;坚持以信用原则处理经济关系,不坑梦拐骗。同时自觉投身于社会公益活动,以自身的义举,赢得更高的市场美誉度和顾客的信任。任何一个企业只有得到社会和消费者的认可,才可能有生存发展的空间。“顾客是上帝”永远是企业经营的金玉良言。
四、同心同德、仁术仁风的管理理念
这其实讲的是同仁堂的人才观,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靠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同仁堂的全体员工。
同心同德,语出《尚书・泰誓》,意为同一心愿,同一行动,为同一目标而努力。对同仁堂而言,这目标就是要以精湛的医术,优质的产品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来治病救人,济世养生,奉献社会。同仁堂管理者遵从这句名言,意在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和人心齐泰山移,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并推动历史发展的哲理。
在中国儒家的思想中,管理的本质是治人,管理的关键是得人,管理的方式是人治,就是一切都不能离开人。在一个企业中,员工才是企业的主人,只有依靠员工的力量才能把企业发展壮大。
同心同德、仁术仁风作为一种管理思想,已经成为一种纽带,用它来凝聚全体员工的力量,使同仁堂成为一个强大的团体,这个团体就集中了众人的智慧和力量,在它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
为了使全体员工能够到同心同德,同仁堂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才观,积极培养人才。同仁堂从创业之初的小作坊发展成为现代化企业集团,始终与发挥人才的作用密不可分。无论在历史,还是在当今,同仁堂都出现过许多既精通医药理论,又善于经营管理的专家型人才。如今的同仁堂更是为各方面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为人才提供公平竞争的舞台,制定和完善以人才为中心的各项政策待遇等等,总之是为了培养利用留住人才,做了许多工作。今天的同仁堂吸引并且留住了许多人才于企业领导对人才的尊重,对员工的倚重分不开的。
上面以同仁堂为例谈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建设的一些影响,其实不仅是同仁堂,我国的许多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许多优秀的文化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中有些思想观念已经陈腐过时,但只要条分缕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必将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志迎.企业文化通论[M].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
2、李柏松.企业文化宣言[M].蓝天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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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生产部门,作为农业生产实践产物的农业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先出现的文化形式。中国古代发达的农业,创了独特的、无与伦比的农业文化。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丰富的文化内涵都是在农业社会里形成的,无不带有农业文化的特征。在最近几年的文化讨论中,人们似乎忽视了这个问题,在种种的文化热中,农业文化很少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是同农业文化的地位与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的。农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是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缺少对农业文化的认识,要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困难的。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一直延续至今,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影响广泛。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从小在农村长大,从书本中我了解到中国古代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又见证了古代农业文明在现在的深刻影响。下面我农业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进行分析。
中国以其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自然地理条件成为世界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同时孕育了华夏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形态。早在四五千年前,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原始的农业。三代时期,农耕业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此后,随着历代统治者“重农固本”思想的推行,和农业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国古代农业逐渐走向成熟。此后几千年内,农作物种类、农业生产工具、耕作制度、耕作方法等基本没有大的变动,直到现在还一直被人们所沿用。
土地是农耕社会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所有制是农耕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最显著标志。在进入封建社会以前,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度,国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然后收取赋税。现在的土地制度也是国有制,国家将土地分给劳动者耕种。我记得从我很小的时候,村里每家每户每年都要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否则就不能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二者虽然具有本质上的差别,但形式上却具有某些方面的相同点。虽然从06年开始我们国家已经废止了农业税,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现在的土地制度在某些方面还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古代土地制度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重农固本”思想一直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推崇的,所以这种思想在普通民众的心中根深蒂固,直到现在对人们的影响还是很深的。我们村里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很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都会回家。大家坐在一起交谈的时候,有些年级较大的老人就会教育他们,在家陪着妻儿本本分分地种地多好,何必到处奔波呢?只要家里有地在就衣食不愁。也许这种思想在我们这些80后、90后们看起来是顽固的,过时的,但在古代这确实是社会上的主流思想,并且这种思想在现在社会里还深刻地影响着一部分人。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年代里,守着妻儿侍弄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是很多人的梦想。由此可见,“重农固本”的思想不仅在古代,就是在现代社会的某一历史时期内它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在中国悠久的农业历史中培育出了粟、稻、黍、稷、麦、桑、麻等多种农作物。其中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不同,北方主要以麦为主要农作物,南方主要以稻为主要农作物。从这一分布格局形成至今,其分布形式基本没有大的变动。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一大特点,这种特点一直延续至今,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耕作方法和田间管理三个方面。
中国古代主要的耕作方式是铁犁牛耕,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牛耕这种形式已经被动力更强,工作效率更高的机械所取代 。但铁犁却被广泛地接受和采用,并与现代科技完美地结合起来,使生产力水平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而且,现在在贵州、云南等许多偏远的地区,机械化无法使用的地方,铁犁牛耕这种古老的耕作方式仍然被沿用着,对于促进当地农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的农业与欧美国家的农业不同,欧美主要是粗放型农业,而中国主要以集约型为主。中国人口众多,耕地人均占有量少,农民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耕种,而且还要向国家缴纳赋税。在这种背景下,精耕细作,进行有效的田间管理以提高来那个是产量先得十分重要。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们就懂得开沟排水,除草培土等田间护理方法。进入封建社会后,中国的田间管理技术已日趋成熟,还发明了许多先进的灌溉设备,对于提高粮食产量具有积极作用。今天,我们的农业已经有了更加先进的设备进行灌溉,可以运用农药除草灭虫,减少了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程度,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正是对传统农业技术的一脉相承和创新发展,才推动了现代农业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产生的基础,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中国传统农业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治、经济产生了十分紧密的联系。众所周知,中国的农耕文明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但由于黄河流域优越的自然条件更适宜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运用和粟、稷等旱作物的生产,所以农业首先在黄河中下游达到较高水平,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也就成了中国上古时代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隋唐以后,随着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业迅速发展起来,并出现了经济重心南移的现象。农业的发展关乎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古代是这样,现在更是如此。
农业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农业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勤劳智慧的中国年先民们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传统文化我们不能一概继承,一概否定,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让它在现在文化中重新焕发生机,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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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美术是由中国人民群众创作的,以美化环境、丰富民间风俗活动为目的,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流行的美术。流行于普通人民之中的剪纸、农民画、刺绣、印染、服装缝制、风筝等更是直接来源于群众之手,并装饰、美化、丰富了社会生活,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心理、愿望、信仰和道德观念,世代相沿且又不断创新、发展,成为富于民族乡土特色的优美艺术形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现代设计角度看中国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相关论文。具体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从现代设计角度看中国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全文如下:
民间美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之一,是民族、民间文化的载体。在中国璀璨的民族文化中,民间美术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近年来,由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撞击,出现了一股“现代艺术热”,之后,又形成了一股对传统文化反思之后的“寻根热”。 艺术设计是时代应用的创意活动和行为,民间美术也是多元化的。如何正确认识民间美术的文化价值,弘扬优秀的文化遗产并应用于现代设计,是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工作者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民间美术如何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实际上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和联姻。将中国民间美术的各种元素融入到现代设计中来,可以为设计提供更多的研究元素,对于民间美术也是一种传承与发展。那么要将民间美术同现代艺术设计结合起来,必须对传统民间美术有一个重新认识。
中国民间美术的概念,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也是一个多义的概念。从广义的角度讲,它包含着城乡大众的美术,狭义的即可指农村的生产劳动者的创造的美术。人们在衣食住行和节日习俗等社会生活之中,为了美化环境、丰富民间风俗活动,有劳动人民自己创作出的能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流行的美术,是劳动人们智慧的质朴的艺术思想和艺术语言的体现。所以民间美术具有可观赏性和实用性,是生产者的艺术。民间美术的种类繁多,按照现代设计的角度来划分,总共可以分为几类:民俗的民间美术,服饰佩戴的民间美术,建筑中的民间美术,生活摆设的,环境装饰的等等。
中国民间美术在造型方法上继承了原始艺术,人们受图腾崇拜的影响,民间艺术家们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常常以象征或者是意象的装饰及变形手法处理,不受具体形象的约束,常常根据客观构图的需要和自己主观情感的需要来表现。所以,民间美术往往造型大胆夸张,极具装饰性,并蕴涵深意。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与社会实践,民间美术逐渐创造出了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单独纹样、适合纹样等装饰造型模式。并总结出了装饰造型的审美法则与原理,如对称与均衡、对立与统一、重复与多样、虚形和实形、节奏与韵律等。
民间美术带有浓郁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色,反映着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审美观念,性格特征和理想愿望,具有装饰性、实用性、程式化等显著的特点, 在造型上常用主观意象法、隐喻象征法、几何造型法等造型手法。民间美术的这些造型手法深刻影响着现代设计形的发展,至今仍有着广泛的应用。
(一)现代设计对于中国民间美术的传承
民间美术与设计艺术之间是有着密不可分关系。民间美术和设计艺术的源头,可以上溯到遥远的原始年代。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珍品“舞蹈纹彩陶盆” 有两组人物手拉手的舞蹈纹图案,整个构图活泼生动,线条洗练,应该是我们所见最早的二方连续纹样,具有较高的艺术鉴赏价值。
这些具有原始的创作的民间美术,经历了几千年的变化,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了劳动人民的精神支柱,大大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在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里,都倾注着劳动者的心血与智慧,比如剪纸窗花、木雕梁柱、蓝印花布、挑花围裙等等,随处可见民间美术的踪影和艺术的设计。因此说,只要有民间美术的地方,就会处处体现出设计艺术,从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两者是水乳交融、难分难解的。
从象征性寓意和造型特征来看,现代艺术对民间美术有着一定的借鉴和传承。比如在民间美术中,团花的剪纸寓意着团结和睦,抓髻娃娃常被用来避邪、招福等(如图1、图2)
这些造型是民间美术造型中最富有美学价值的一部分,寓意着美好的向往和深刻的内涵,现代艺术设计从这些民间美术中寻找到灵感,一些具有中国风格的设计佳作,逐渐被国际设计界认可,它们成功地借鉴了民间美术当中的元素,成为了具有本土风格的典范。比如中国银行的标志设计,把中国的“中”字和中国传统的圆形方孔币作为金钱象征结合起来,就十分地巧妙(如图3)。还有中国联通的标志,也是非常直接地采用了民间 “盘长”纹样(如图4)。这些设计将传统图形及其元素赋予了现代的新意,具有较深的文化内涵,这些看似简洁的造型中蕴涵的深意,只要是了解中国民族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解读出来。
我国地域辽阔,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为不同的地域性、原始性和特色性,再结合当地的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及经济状况,所以体现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具有不同的个性文化。各民族间的相互借鉴,对于现代设计的创造也提出了不同的发展空间。
图 1 年年有鱼
图2 花纹
图3 中国银行标志
图4 中国联通标志
(二)现代设计对于中国民间美术的发展
现代设计艺术如何从中国民间美术中获取创作灵感,如何将二者进行更好的融合与创新,如何在现代艺术中介入中国传统审美精神,如何在古老和现代、东方与西方艺术之间搭起一座坚实的桥梁,是现代设计师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鲁迅先生曾说:“有地方特色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这就是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所谓的“地方特色”,就是指民间艺术。中国具有丰富多样的民间艺术资源,是中国现代设计的重要源泉。可是由于文化、经济和人文背景的改变,以及现代艺术思潮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生活节奏乃至人们的审美口味和标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工业社会与传统手工艺之间,我们既不能抛弃民间传统美术样式,也不能试图以民间美术来代替大工业时代的产品,这是违背社会规律的。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民间工艺的民族性和原始性,不强调现代材料、不追求现代时尚之美,只是单纯的再现而不是创造性的再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继承和发展。
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中国的设计师, 应对民间艺术和本土文化进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民间艺术里潜藏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和视觉价值。设计师应从现代设计的角度对民间艺术进行借鉴与创新,为中国现代设计赋予崭新的内涵, 民间美术质朴、纯真的风格与现代艺术提出的艺术要回归自然、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如出一辙,显示出相同的审美个性。
那么,具体怎样才能促进民间美术与当代设计结合呢?
第一,要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手艺文化产业,充分利用丰富的民间美术资源,。在发挥民间艺人创造力的同时,要加强创意设计,要有时代气息。我们应建立民间美术与当代设计的联系,寻找民间美术与当代生产生活的衔接点,着眼当代生活方式,激发民间美术内在的动力和创造活力,民间美术植根于民间生活,只有融入当代的生产生活方式,才能获得创新与发展。在对民间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同时,还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
第二,把民间美术的元素和文化精神融入在产品的设计创意和研发过程中,积极从民间艺术语言中借鉴和吸收丰富的艺术元素,将传统形式内容重新整合,使民间美术作为文化资源发挥“可持续”的创造作用。如民间美术对自然材料、吉祥图案、造型风格的巧用,以及民间美术对比色彩的运用等等。进一步突破传统民间美术的审美研究,探索其功能的、文化的、社会的综合内涵,建立民间美术与当代设计的联系,这也是对民间美术植根生活的本质回归,激发的是更根本的艺术理念。
民间美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重要的表达形式和符号象征,是一种不断传承演进的文化形态,凝聚着民族情感的力量。在当今工业社会的大背景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如何将民间美术与当代设计联系起来,是现代设计师们共同面对的课题。我们不但面临着如何保护与传承民间美术的问题,同时还面临着如何发展与演进的问题。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只有在保持本民族的独特艺术特征之上再进行发展和创新,提升民间美术中的精华,创造出一种中西文化艺术相结合的民族艺术,这样才能在世界艺术海洋里占有自己的位置。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只有同时结合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国际的审美规则,才能引领国际潮流,才能真正融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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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美术是由中国人民群众创作的,以美化环境、丰富民间风俗活动为目的,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流行的美术。它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心理、愿望、信仰和道德观念,世代相沿且又不断创新、发展,成为富于民族乡土特色的优美艺术形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当代中国民间美术的认识和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民间美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当代,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现代化设计形式的出现,对中国民间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其面临新的挑战,加强中国民间美术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现代艺术设计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欧洲,在美国发扬光大。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以及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现代艺术设计的重要性,艺术设计这一概念开始被我国人民接受。90年代,伴随着“工业设计热”“CI热”“室内装修热”,一大批专业设计公司应运而生,专业设计机构和设计师不断增加,极大地促进了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
但在我国,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得设计出现趋于同化的趋势。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生活环境不断改善,生活质量有非常大的提高,大量的西方现代工业产品设计、时装设计、建筑设计等进入我们的生活。它们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美,外国文化对我国设计的影响日趋显现。很多时候设计师将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思想不断引入,并且片面追求所谓的国际设计,但在参照国际标准的同时,却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内涵,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性格。
另一方面,随着现代艺术设计工具的发展,不断出现新的计算机设计软件技术,人们对计算机产生太多的依赖。很多人认为,有几个设计软件就可以做设计,这种想法是非常可笑的。有些人在做设计时,有去网上寻找信息的习惯,然后用程式化的设计方法,在计算机上拼凑了事。这些人仅仅是熟练的“工人”,将充满创意的设计变成一件乏味的事情。形式美和文化内涵的缺失,使这样设计苍白而平淡,缺乏生命力。
虽然现代艺术设计已经离不开计算机软件以及摄影和数字技术的支持,但这一切只是一个设计师在进行设计表达艺术时所使用的工具。意境的表达是没办法用软件来说明的。同时,设计者不仅要有文化内涵,还要知道如何利用现代技术表现自己的创造力。
当今社会,民间美术的转型必须符合社会需求。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传统民间美术生存的土壤――那种乡土生活已经不能在现代中国社会广泛流行。也就是说民间美术要发展,就要遵循现代空间模式下的规律发展。完整的民间美术的变革要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外在形态的适应性为主要目的。
民间美术的发展,民间美术中的经典元素,和激活应用程序,都是民间美术转型的重中之重。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继承和发展,没有形成之后就可以一劳永逸的。民间美术的发展并非孤立前行,其要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同时必须坚持 “民间”的性质,这是民间美术发展的基本原则。
述及民间美术的发展问题,要考虑我国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可以说,民间美术以我们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各种方式不断发展,并给人们带来了效益。中国这个民族的不朽,中国民间美术也不会真的死了。死亡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不是民间美术的文化因素。民间美术现在所处的局面,是受社会多元化的影响而成。现代文化渗透到各级民间社会中,思维方式已经从传统走向现代。所以,我们只要认清这些问题,民间美术的发展就会充满希望。
如何保护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如何引导它渡过危机,走出低谷,成为我国民间美术工作者一项艰巨的工作。
民间美术也面临后继无人的现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间美术的危机,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手工技能的传承的消失。民间美术若要不断延伸和发展,一是要改变原有的传播方式,变个人和家庭的传承方式为面向所有人的社会遗产。中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张道一探讨民间美术时说:“对于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传统文化的厚积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应该继续发展,使其延续下去。最低限度是保住传统文化的“火种”,不至于熄灭和中断。
因为在传统文化中保存着高贵的精神品质和优秀基因,一旦发挥出来,将会形成无穷的力量,其意义是深远的、无可估量的。”在现代社会中,当处于狭小封闭世界的民间艺术改变个人传承的,顺应整个国家的发展,那么对于这一优秀文化遗产――民间美术来说,其终会寻觅到令其生生不息、充满活力的艺术土壤。同时,我国还应大力拓展国家艺术教育资源,将民间美术纳入教学内容体系,使民间美术不断发展,并且可持续发展。
加强对中国传统民间美术的学习及研究,有利于该部分文化的传承以及发展,将更加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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