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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民事诉讼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可见,证据在民事诉讼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任何案件的审判都必须以证据审查为基础。作为证据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民事证人制度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做出公正判决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随着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证人制度在民事诉讼中显得越来越重要。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对民事证人制度不够重视,致使民事案件审理实践中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作伪证以及证言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到证言在实践中的应用,也妨害到司法公正与效率,并损害了司法权威。因此,准确评判当前我国民事证人制度的现状与缺陷,构建完善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事证人制度体系很有必要,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民事证人制度民事诉讼证据
证人是指知晓案件事实并应当事人的要求或法院的传唤到法庭作证的人,证人就自己知道的事实向法庭所做的陈述称为证人证言。证人证言是民事诉讼中普遍使用的一种证据,具有描述性和确定性的特征。它与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等证据相互印证,共同形成证据链条,证明案件事实。证言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证言的内容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部分或全部;二是证人证言为正确审查判断其他证据提供有力手段。古往今来世界各国的立法都普遍重视证人证言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在立法上,对证据问题重视不够,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法典。近年来的民事审判方式出现了弱化职权主义、强化当事人主义的明显趋势,在诉讼中弱化了法官主动收集证据的权力,而改为主要由诉讼当事人双方举证。这样,中国证据制度立法上的缺陷便暴露无遗。而在证人制度方面,暴露的问题更为突出。关于证人制度,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这一规定过于原则,程序规范疏漏、法律约束不力、可操作性不强,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证人制度体系。在学术界和司法界的强烈呼吁和共同努力下,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是我国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规定证人制度的司法解释,它的实施,对证人的资格、证人作证的程序、证人作证应以出庭作证为原则、证人证言的形式要求、对证人的询问规则等作了相应规定,初步形成了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基本符合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要求。但从实践中看,《规定》对证人作证的具体方式、程序、证言生效规则及违反出庭作证义务的法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仍存在缺陷,尤其是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权益保障等方面几乎没有可操作性的内容。
虽然《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再次重申:“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但实际情况却与法律规定相差甚远。总体来看,我国民事证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现象:
第一,证人出庭率低,普遍适用书面证言。在各地开庭审理的各类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普遍很低。有学者于2004年分别在北京、内蒙、河北随机选择了五个基层法院作为调查对象,对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情况进行了调查。在这五个法院中,得到判决结案的样本共计为1780个,其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案件为169个。在上述调查的基础上,又分别对其中四个法院2001年和2003年证人出庭作证的比率进行了统计,2001年四个法院证人出庭作证的比率分别为:7.9%、7.6%、5.2%、4.9%;2003年证人出庭作证的比率分别为:11.6%、13.1%、14.6%、9.8%。虽然2003年证人出庭作证比率与2001年相比有所提升,但从总体来看,证人出庭作证的比率仍然很低。
1.不愿卷入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受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不愿与“官司”有牵连,不愿参与诉讼,认为别人“打官司”与自己不存在利害关系,为别人作证是多管闲事,正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态度,在法庭或当事人要求其出庭作证时,以种种理由推脱,不愿意出庭,有时即使勉强出庭,态度也不严肃、不认真,草草应付了事。
2.害怕作证后受到打击、报复。通过笔者在工作中了解发现,很多证人不愿意作证是因为害怕遭到其证言不利方当事人的打击报复,不敢作证。特别是在社会治安状况比较差,自身缺乏安全感的地方这种现象更为明显,证人出于保护自身和亲属的安全,不敢出庭作证。
3.证人不愿意因作证浪费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影响自己的正常工作。有的证人缺乏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正义感,认为作证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时间、精力,有时还影响自己的正常工作,所以不愿意作证。
4.证人意识淡薄,法治观念不强。一种情况是证人与案件一方当事人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或者有亲属、朋友或同事等关系,作证会对其产生不利后果,或者与案件本身有利害关系,作证对自己产生不利后果。那么,证人就会置法律义务于不顾而不愿作证。另一种情况是证人与一方当事人有过节,如实作证会对其有利。那么证人就会存在侥幸心理而作伪证。
1.立法内容中证人的权利义务显失平衡。承担义务必须赋予权利。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法律在要求证人承担作证义务的同时,应赋予其与承担的义务相对等的权利。如果只强调义务,而没有必要的权利保障规范,或者规范不够明确具体,可操作性不强,在具体实践中无法操作,必然导致证人的权利义务失衡,从而影响证人作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具体表现为:
第一,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损失补偿规定不够明确具体。《规定》第54条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方一方当事人承担”。在强调证人作证义务的同时,明确了证人享有经济补偿权利,这是该规定的进步之处。但是,规定只提出补偿证人的合理费用,但对合理费用的具体范围没有确定,对证人获取经济补偿的具体程序也没有明确,可操作性不强。司法实践中,由败诉方承担证人费用的裁判几乎没有。
第二,未规定证人在特殊情况下拒绝作证的权利。目前,我国法律没有关于证人在何种情况下有权拒绝作证的规定,如果缺少该规定,绝对要求知道案件事实的所有人作证,可能会影响社会、家庭的伦理道德关系,从而影响社会、家庭的和谐稳定,也可能因证人的作证行为而使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还可能因证人的作证行为使证人的职业形象受到损害,从而影响整个行业形象。
第三,对证人及其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保障不力。如果证人如实作证后,由于其作证行为而使自己及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由谁应该保障证人及其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怎样保障证人及其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目前我国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处于无法可依状态,使证人缺乏安全感,面临作证义务时顾虑重重,不愿意作证或不愿意出庭作证。
第四,对证人作证缺乏强制性规范。《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凡是知道案件事实的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并没有规定如果知道案件事实的人不遵守法律规定进行作证,应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因而,知道案件事实的人是否作证,完全成为了证人的自愿行为,法庭毫无约束力,如果知道案件事实的人不合作,不愿意作证,法庭也没有办法,当事人也由于知情人的拒绝作证而承担败诉的风险。由于缺乏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案件知情人是否作证就成为一种可以规避的义务,案件知情人不作证或不如实作证的情况就无法避免。
第五,对证人证言生效条件的规定不够严格。《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又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6条规定了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的几种具体情形,从该规定看,除了规定了几种具体的可以不出庭的情形外,又有一款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的规定。以上规定看似全面具体,实则存在漏洞,首先,如果证人因几种特殊情况不予出庭,那么应由谁举证,具备怎样的证据条件就可以不予出庭没有明确规定,其次,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的规定给不愿意出庭作证的证人寻找借口提供了合法的法律依据,如果证人不愿意出庭,就可以找各种理由进行规避。因此,从某种角度看,我国目前的证人制度在实务中仍形同虚设。
另外,从立法角度而言,对证人的主体资格设置也不够严谨科学。
1.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对证人制度的认识不到位。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司法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目前部分司法人员法律素养不高。这种现象的存在直接影响了证人制度的准确贯彻落实,反映在具体案件中,就是对证人证言的重要性相比较其他种类的证据重视程度不够,对证人权利的保护也不够积极、不够重视,具体表现为:
首先,部分法官由于诉讼传统的影响,在审理实务中重视书面证据而忽视证人出庭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是书面证言经过法庭的当庭质证,和证人在法庭当庭陈述的证言是一样的,具有相同的证明效力,所以,对证人出庭不够重视,要求也不够严格。
其次,由于有些法院司法人员有限,法院的案件累积比较多,而法院对法官年终进行结案率的考核,法官为了较快的办结案件,提高结案率,有时不愿意让证人出庭作证,这样可以省去向证人送达的时间,在法庭审理中也可以省去证人的陈述时间、省去向证人的询问质证时间,也可以避免由于证人证词可能出现的反复、矛盾而引起的审判期限的延长,也可以避免由于证人的出庭而引发的经济补偿麻烦等问题,从而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审结案件,这种片面追求效率的做法,由于不重视证人出庭的作用,有时会直接影响案件的审理质量。
再次,在少部分法官的潜意识中,将证人作为审理案件工具来看待,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只要求证人如实尽其作证义务,对其权利的保护缺乏足够重视,不尊重证人,有时甚至随意呵斥证人,这就使越来越多的证人远离法庭,而且会引起连锁效应。现在,司法改革趋向于法庭审理的公开化,司法文书的透明化,这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需要,是对司法审判进行有效监督的方式之一,但这种趋势没有充分注意到证人的特殊性,部分法官在案件审理中,对证人的基本情况及其证言的内容缺乏必要的保密,也影响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2.司法投入严重不足。受国家经济条件和财政体制的制约,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部分欠发达地区,司法资金的投入严重不足,办案经费十分紧张,直接影响了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制度的落实,有的地方甚至连证人出庭的交通费和误工费都无法落实,证人因出庭而遭受人身、财产损失的经济补偿就更无从谈起,直接影响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3.少部分法官存在腐败现象。司法公正的核心是审判公正,而审判公正的核心是法官要有依法公正审理案件的职业素养,公正的司法裁判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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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狭义上讲,融资即是一个企业的资金筹集的行为与过程。也就是公司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状况、资金拥有的状况,以及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通过科学的预测和决策,采用一定的方式,从一定的渠道向公司的投资者和债权人去筹集资金,组织资金的供应,以保证公司正常生产需要,经营管理活动需要的理财行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于我国民办高校融资模式的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对于我国民办高校融资模式的探讨全文如下:
民办高等教育由于其区别于公办高等教育的特性,所以,民办高校在面对融资问题时是有很多问题的。随着高等院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民办院校学生数量也有显著的增加,这就相应带来了办学规模也要不断的扩大,新校区、新教学楼、师资力量等的建设与招录更是给民办院校的资金投入增加了很大的比例。如何构建民办高校的融资平台,建立民办高校融资渠道的创新模式,是民办院校摆在眼前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企业主导模式
这种模式在民办高校办学过程中是资金的主要来源渠道,可以为民办学校提供大量资金,同时还可以为学生将来的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就业机会,对企业的生存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模式在民办高校办学过程中往往是以某龙头企业牵头,学校从创办到发展都是借助于这些企业的资金投入。
(二)政府主导模式
这种模式可为民办高校提供财政资助与制度支持。在民办高校办学过程中,政府和民办高校的利益整体上是一致的。民办高校在办学过程中最缺的是资金;但从长远发展形势来看,制度支持将起到的作用更加至关重要。另外,政府可以通过免税、减税或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来支持民办高校的发展。
(三)民间主导模式
民间主体模式的资金来源比较广泛,虽然大多情况下筹集的资金不多,但是在民办高校筹资模式中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通过民间资助可以加强办学者的信心,给予精神上的支持。这种模式目前在很多地方民办高校中都有采用。
(四)大学生主导模式
这种办学模式主要是通过学生交纳学费来支持发展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大学生招生人数的多少直接影响着很多民办高校发展的未来命运,民办学校资金来源有一半以上是来源于生源。因此,民办高校发展成功与否,与生源的关系非常密切。
(一)多元化融资模式优势分析
1、企业主导模式的优势分析
民办高校与企业是互利的。在这种模式下,企业为民办高校的发展提供资金和就业机会,民办高校为企业的发展提供高素质的人才;企业为民办?校专业设置起了导航作用,民办高校可以让企业更好的发展,其发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另外,企业注入的大量办学资金也保证了更多民办高校得以顺利的办学,民办院校招生收入也为企业带来了一定的投资回报。
2、政府主导型的优势分析
第一、在我国,民办高校的外部管理由中央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共同管理,在很多方面和国家公办大学有共同之处。从整体上看,民办高校外部行政管理注意到了民办教育作为公共性产品所固有的特色,其管理内容与公立高校相似甚多。第二、在我国,政府是权力机关和人民利益的代表。尤其是教育的方向和目标是由政府来制定的。第三、由于要创办一所民办高校,其资金需要往往很大,政府在很多方面可以承担,又可以提高民办高校的地位。第四、我国普通高校基本上都是由政府创办和管理,其管理模式有可能会出现与市场经济不一致的情况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由民办高校来弥补。
3、民间主导型的优势分析
民办高校和民间主体的个人投资利益一致,所有权和经营权属于民间个人或团体。这些民间主体主要包括来自社会的很多力量,比如,学生家长、本校教职员工和社会其他成员等。这些人投资到民办高校,更关注民办高校的健康发展和办学模式的改进,尤其是本校教职员工的参与,由于他们整天在学校从事教育工作,所以他们可以为学校良性发展提供更多的合理建议与意见。
4、综合主导型的优势分析
这种模式的资金来源渠道比较广,是属于综合性的筹资模式。在学生缴费的前提下,根据合同规定,按资金比例相应获得利益和承担风险。这种模式有利于明确股东之间的责、权和义务;在管理方面,可以采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形式,这样可以限制相关部门的权利,也有利于多种管理方式的采用。
(二)多元化融资模式的不足之处
1、企业主导模式存在的问题
由于很多企业最终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无论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还是创办大学,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不可能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产生企业为了获得收益,基本上会按照市场规律来管理学校,而不是为了社会和学生的终身发展而去办学。在办学过程中,很多企业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适合本企业发展的人员,而不是全面培养社会需要的各阶层、各专业的人才。有很多企业即使注意到这些问题,但是由于其在管理模式上的很多不适应、不专业,也会导致人才培养目标偏离实际的情况发生。
2、政府主导模式存在的问题
第一、政府对民办高校管理的随意性较大,在产权界定上不够明晰。民办高校与政府关系存在着不清晰情况,同时,双方在责任上也往往相互推诿。第二、政府对民办高校的管理整体偏严、过死,在面对社会发展对人才的不同需求时,民办?校的办学自主权显得极为有限。第三、在外部管理过程中,传统的公立高校管理模式惯性过大,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民办高校的特殊性,这就造成了民办高校在其发展过程中收到了很多不利限制,其结果自然不利于民办高校的发展。
3、民间主导模式存在的问题
第一、民办高校在获得民间资本的时候比较困难,存在着融资难的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大额的投资人比较少,很难形成相当规模的投资群体;二是老百姓进行这样一项投资要承担的风险比把钱存人银行的风险大得多,所以,他们更喜欢将自己的前存入银行,而不是投入到未知的民办院校办学当中去。第二、关于利润的分配问题,在民办院校办学过程中,很多财务信息是不公开的,这种情况就降低了学校收入和使用资金的透明度,很容易存在分配不均和徇私舞弊的情况发生。第三、管理权问题。由于学校的创办与管理通常是由国家和政府举办的,但是民办院校在其发展过程中根据教育规律来管理还是由创办者自己来管理会存在一定的争执,很容易出现权责部分的情况。 4、综合主导模式存在的问题
第一、在办学过程中存在着具体制定产权方面没有规律可循、产权不清晰的情况。第二、因为学校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属于集体,很容易导致出了事情没有人管的局面。第三、由于投资主体的背景不同,导致处理事情的方式不同,从而引起投资主体的不和谐,甚至产生矛盾。
(一)增强规划意识
我国民办高校在发展过程中要做到统一规划,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对各项项目进行科学性和优势分析,彻底摸清所需资源设备的建设与使用情况。把筹融资项目列入学校的科学发展计划中,保证所建即所需,尽可能地减少筹融资规模,减轻我国民办高校负担,保证能对各项目的效益有充分的理解和把握。
(二)增强法律意识
我国民办高校在发展过程中,要增强法制观念,坚决贯彻相关法律精神,遵循正规筹融资规定和程序办事,对于各种筹融资渠道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严格要求,认真研究学校的财务状况和发展需要,确定科学、合理的融资规模。另外,在学校管理过程中,时刻谨记按照相关法律从事教育教学与相关工作的开展,避免出现违背我国相关法律与文件精神的情况发生。
(三)增强创新意识
我国民办高校在融资模式的改进过程中,要联系传统筹融资渠道,结合自身优势,选择更科学、更合理、更有效的筹融资渠道和方式,以此来促进民办高校健康顺利的向前发展。最大限度的组合最佳筹融资方式筹集资金,完善传统融资模式所不能实现的新途径。
(四)增强效益意识
效益性是民办院校融资应遵循的根本原则,也是民办院校融资的主要目的之一。增强效益意识就要做到:第一、在保证完成国家对于大学生培养目标的前提下,兼顾办学效益;第二、在保证办学质量和办学特色的前提下,教学质量与效益兼顾;第三、经常性的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做出正确的评价,有效合理地使用资金;第四、支持健康有效的筹资模式,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五)增强民主意识
我国民办高校的融资渠道多样化决定了它在融资的同时要注重自身对于融资资金的使用做到民主、公开、透明,使得投资人能够投的放心、使用者使用的安心。这种民主意识首先要在投资集团内部形成一定的共识并制定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定期、定向的公布资金的投入与使用情况,以此来稳定投资、稳定民办院校的健康持续发展。
(一)融资租赁模式
融资租赁是以融物的方式达到融资的目的。在租赁期间,承租单位可以拥有租赁物件的占有、使用、收益三项权益,以满足发展的需要。尽管承租企业在这项交易中没有得到资金,但是必须按照占用资金的时间偿还租金,所以,这种模式需要有长远的投资眼光,并且要辩证的分析这种投资模式。融资租赁在高校中的应用一般为后勤设施,这也属于后勤社会化引资的一种方式。它是在租赁期满以象征性价格转让给校方一种办学模式。
(二)通过学费保理融资
目前,我国民办高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学费,学费的收取每年非常集中,民办高校资金紧缺主要集中在每年上半年,部分民办高校可针对自身资金的情况,利用学费收费权质押的形式在短时间获得保理资金。民办高校应对自身合理定位,确定办学理念, 注重实际能力培养,以实际需求为导向,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在把握国家和社会对于人才需求的形势下,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得到社会、家长和学生对于民办院校的认可,保证生源的持续性,确保学费保理融资渠道的畅通。
(三)以学校冠名权方式向社会融资
这种融资方式在很多民办高校,甚至是公办高校都存在,它主要是通过对于后勤管理的形式来实现的。比如,在教育后勤服务管理过程中,鼓励社会资金以市场化方式运作。对食堂、维修、商业零售、运输等组建专业化后勤服务集团,学校后勤实行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另外,建立以留存盈利增补资本金的制度,在净利润中留有一定比例的收益用于设备设施改造等。
(四)信托融资模式
信托公司在发展传统产品的同时,也逐步探索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信托计划”,高校信托属于公益信托,属国家鼓励发展范畴,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将学校拥有的闲散资产,比如闲置设备、教学金基金、科研发展基金等委托给信托公司实现增值。第二、通过信托公司筹集社会资金,从而达到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目的。
(五)国家融资模式
第一、民办院校在通过国家融资的过程中可以以不同的形式来实现。比如,很多民办院校由于招生规模的扩大,所以需要建设新校区,在这种情况下,民办院校可以通过政府以不同的形式来节约新建校区的资金投入。第二、民办高等教育必须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借助政府的力量加大宣传力度, 间接获得政府对民办高校的融资。第三、借助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对于民办院校的认可与支持,扩大招生规模与办学知名度,以此来获得更多的融资与办学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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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年公布施行的《法国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近代民法典,是第一部资本主义国家的和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民法典。它在1804年(甲子年)公布时的名称是《法兰西人的民法典》。1807年9月3日法律赋予它《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的尊称3。该法典有1804年、1807年、1816年3次的官方版本,特别以1816年的王政复古版留传下来。所以我国商务印书馆的译本中保留着"国王"和"王国"字样。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议《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特点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议《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特点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意义全文如下:
17世纪末至18世纪,法国受英美各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也爆发了工业革命,快速发展了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到18世纪中期,法国的工业生产总值远远超过荷兰、德国,成为欧洲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但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受到原有的封建制度极大的阻碍。各个地方频繁设立关卡征税,征税体系混乱,人民受难深重;全国法律体系及法律制度极不统一,相互矛盾冲突的法例、法令较多;缺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安全极易受到侵害。这引起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废除封建法律制度并建立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新型法律制度。《法国民法典》便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
(一)确立了近代资本主义民法的三大立法原则
《法国民法典》的立法原则可以被概括为:所有权原则、契约自治原则、自由和平等原则。
1、所有权原则。法典第544-546条给与动产和不动产所有人以充分广泛的权利和保障。国家征收私人财产只能根据公益的理由,并以给予所有人以公正和事先的补偿为条件。所有权的定义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不论是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人,都有权得到该财产所生产以及添附于该财产的一切物。这一规定使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可以自由地使用、收益和出售,同时农民的私有土地也得到了保障。该法典还规定了对他人财产的用益物权和地役权,这对小农经济是重要的。
2、自由和平等原则。该法典包括两条基本的规定。第8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民事权利是指非政治性权利,包括关于个人的权利、亲属的权利和财产的权利。第488条规定:满21岁为成年(1974年改为18岁),到达此年龄后,除结婚章规定的例外外,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为。这就是说,在原则上,每个人从成年之日起,都享有平等的民事行为能力,虽然关于这种能力的享有在法律上定有某些限制。
3、契约自治原则,或称契约自由原则。这条原则被规定在第1134条中,具体为:“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如果该契约没有违反该法典第6条所说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都具有法律效力。契约,又名合约,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之间为设立、变更或终止法律权利和义务而达成的协议。契约与其他协议的区别在于法院承认合约能够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权利和义务。一份契约包含一项或数项许诺。通常,契约责任是以契约自由原则为基础的。所以,契约自治,也称为当事人意思自治。该法典赋予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的意思表示的一致以等于法律的效力,来使他们以自己的行为产生相互间的权利义务,从而改变其原有的法律地位。在《法国民法典》中有1000多条条文来规定契约之债,可见契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性。契约自治也是在形式上平等和自由的名义下实行的,并且是自由和平等原则的逻辑结果。对于这个原则,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予以深刻的批判。
(二)法国民法典的资产阶级革命性与封建性相互妥协,在折中中制定和颁布
《法国民法典》是1789年的 法国大革命胜利的产物。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异常自下而上的革命,社会各阶层对其积极响应,具有比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更彻底的革命性。革命胜利以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拿破仑政权的当务之急是巩固革命胜利果实。他说:“我们已经结束了大革命的传奇,现在我们必须着手于它的历史了,只需要在运用革命诸原则中那些现实的、切实可行的东西,不要那些纯理论的、假设的东西。”我们可以推断出法典必将是革命和封建传统妥协的产物,因为根据拿破仑对革命和即将发生的民事立法变革的态度,法典一方面保持并体现了革命精神和革命前一些进步改革,主要表现在民法典规定了近代民法的基础―所有权绝对和契约自由,并将封建的财产制度和封建性财产完全清除得干干净净。例如法典第537条第1款规定:“除法律规定的限制外,私人得自由处分属于其所有的财产。”第545条规定:“任何入不得被强判出让其所有权;但因公用,且受公正并事前的补偿时,不在此限。”第1119条规定,“任何人,原则上仅得为自己接受约束并以自己名义订立契约。”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是民法典的革命性方面。
另一方面又摒弃了法国大革命时期采取的一些具有革命性措施,返回到封建传统上,主要体现在家庭法和婚姻法规定上。大革命后在这方面的一些激进的、先进的法律――例如废除家父制度,准许协议的甚至单方面的离婚,长子继承制的废止,遗产的平均继承等――在法典中受到了限制或得到了缓和,有的甚至回复到“旧制度”的原样,以致有人说这是“对革命的反动的法典”。
正是这种妥协的特点,使得民法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能够保持高度的稳定性。
(三)具有较强的立法语言、立法技巧上的先进性
《法国民法典》在立法语言上通俗易懂,简明规范,没有较多的弹性概念,避免了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当时的法国法学学术主张法典应该通俗易懂,大文豪伏尔泰认为,一切法律都应该是明了、统一和准确的;坚决对法律的解释,认为解释必然会把法律的立法原意丧失。孟德斯鸠也主张法律的体裁要精洁简约;主张直接的说法,反对深沉迂远的辞句;法律不要精微玄奥;它是为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们制定的。第二,做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拿破仑要求民法典的语言要透明易懂,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对法典编纂具有很大的影响。 二、我国民法典制定和颁布面临的问题
编纂中国民法典是几代中国法学家的梦想。但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足、民法典制定理念比较保守、立法技术等等原因,我国民法典仍然难以在短期内出台。
民法典的制定和颁布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我国民法典制定遭受前苏联旧意识形态的严重束缚。自1949年后,中国废止了旧中国的全部法律,以后数年里,中国全面彻底地引进了前苏联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法学知识体系。但这些旧制度旧原则严重束缚着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如:前苏联法不承认公法和私法的区分,把民法也当作公法;前苏联民法否定意思自治原则;不重视立法的技术和质量,强调民法典立法的政治宣教作用。
(2)民法典制定脱离中国实际,大都是专家学者埋头于书房而形成。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民法典立法方案,都是学者们在冬有暖气、夏有空调的房子里编制出来,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方案,产生的方式大体也差不多。比如,现实中非法人团体非常多,而且越来越多,法院收到的关于非法人团体的诉讼不断增加,但中国法律只承认自然人和法人两种民法主体。
(3)中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法律技术问题。中国近代民法改造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潘德克顿法学的立法模式,因为,潘德克顿法学给我们提供的民法知识系统都是其他民法知识系统不可以比拟的。在坚持潘德克顿模式的前提下,还有四个需要解决的立法技术层次的问题。债权法总则部分是否有必要保留在民法典中?债法总则在目前的立法方案中被取消,在理论界大家没有定论。人格权法具有什么立法意义?人格权法是否应该独立成编?侵权行为法应否编撰进法典中?如何处理定位知识产权法在民法典的固有体系之中的地位?
(4)目前在中国法典无相应资格的职业机构操作层面。
合理性的法律须由合理性的职业机构来操作,法典是一种工具理性,必须由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职业机构操作才能发挥实效。这类职业结构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它的管辖范围与其它机构范围由法律明确界定,机构内部的权力分布和每个职员的职位与责任由法律划分清楚,它保障每个人在法律面前获得形式上的平等。每个职员秉公执法,持价值中立的态度排除个人的专断的偏好,他的判断是可计算、可预测的。这种机构把效率放在首位,以专业技术知识为基础操作法律,因而每位职员的选拔以受教育的水平和专业资格为标准。
唯有这样象机器一样的职业机构才能保证法典象机器一样运转。在中国的文官制、法官制没有完全改革,实现专业化、技术化、知识化、制度化以前,没有相应资格的职业机构操作法典。近讼在中国过去俗称,“打官司”现在改成“打关系”,这一方面说明由于法律不健全,法官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任意判决,不负责任,另一方面说明由于人的任意拘情的可能性存在,当事人或律师往往不信任法律而改向可能回护自己一方的感情因素求胜诉机会。如果这个现实障碍不克服,有法典也不能有效地运作。
1804年,《法国民法典》以其先进的立法思想和成果推动了近代各国民法典的编纂,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也有特殊的知道、借鉴意义。因此,在当前我国热议和准备编纂民法典之时,认真回顾和分析《法国民法典》的体例和特点,能够给我们许多启蒙性的思考。
(一)立足我国国情制定民法典
法国民法典脱胎于法国大革命,是新兴资产阶级制度代替旧制度的产物。我国民法典编纂应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结合我国的立法传统与现今时代背景来制定。当前我国编纂民法典的国情主要有:
(1)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每个民事主体都应具备私法理念,私法精神,对于私法中的平等、自由、公平的价值理念深深信服,熟练应用,从而使已经规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守。
(2)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时要考虑本国国情,制定基本法律要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符合宪法精神;
(3)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农业大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编纂民法典时,要考虑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特别是站在农民的立场,要综合考虑我国农村中的风俗习惯,以契合实际为目标来制定。
(二)对法典中保障人权、契约自由、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法律意识的借鉴
在当今日益强调以人为本和注重人权的现况下,中国的民事立法更应注重《法国民法典》体现的价值理性。《法国民法典》在制定之初就注重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确定了近代西方民法的基本原则,如契约自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过错原则,对后世影响极大。我们可以轻易复制法国民法典的外在表现形式,但是很难移植者这些作为其灵魂的价值理性。立法者的理想是追求民事立法价值理性与形式合理的完美融合。我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封建文化影响的国家,“取义轻利”、“重利轻义”的思想,“厌讼”的司法文化传统,阻碍着人们对合法私有财产的追求。因此,在制定民法典时要坚决剔除传统文化中的阻碍因子,注重保障人民私有财产权利,发展和树立私法理念。
(三)我国民法典要注重有效性、实用性,避免概念的空洞和抽象,脱离我国国情
《法国民法典》的实用性表现在没有总则部分,没有过多的抽象概念和弹性概念,法典的编纂从实际使用方便出发,具有措辞简洁、法律语言通俗易懂的法律文风。注重实际运用是《法国民法典》的一个重要特点,虽然是法律门外汉,但拿破仑对《法国民法典》的起草、讨论和修改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时具体参与某些法律条款的制定和修改。拿破仑作为注重实际的最高统治者,直接影响到法典的充分实用性。
另外,拿破仑任命的四个法典的起草者都具有长期和丰富的立法实践经验,他们在坚持法典实用性的基础上抽象概括,使法典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者更应当充分追求法典的实用性,要使普通百姓读懂和理解制定出来的民法典,而不能像德国民法典那样含义艰深、用语晦涩、结构的极端严谨,不然也只是一个花瓶。只有这样,民法典才能满足社会对民法日益旺盛的需求,承担起促进和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杠杆的作用。
(四)在立法语言、立法体例等立法技术上的借鉴
立法技术是指立法活动过程中所应体现和遵循的有关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和补充的技能、技巧规则的总称。其核心内容包括立法结构技术和立法语言技术。中国民法典的制定需要借鉴《法国民法典》先进的立法技术。首先,在立法理念上,要借鉴法国民法典的,注重吸收西方自然法、罗马法、普通法的先进理念,同时要汲取我国自土地革命时期便开始的立法经验和立法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实践经验,另外,要面向世界民法典立法趋势和潮流,做到现实和传统的结合、现在和未来的结合、外国先进经验与本土实践的结合、民法抽象理论和司法具体实践的结合。
其次,从法典体系上看,我国民法典要学习《法国民法典》,不能根据民法学者理论演绎法典的体例编排,更不能盲目套用外国的立法理论,而是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民事实践具体编排民法典各篇章,注重方便实际。例如:单独列人格权法、知识产权法、侵权行为法为一章。再次,在编排技巧方面,中国民法典要向《法国民法典》那样采取系统和列举并存的方式,篇下分章,章下分节,节下分目,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将人法放在物法前面,彰显对人权的保障。
综上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虽然十分艰辛和曲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只要吸收《法国民法典》以及其他各国先进的民事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实践不断探索创新民法理论研究,终有一日人们会看到中国民法典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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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析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全文如下:
关于民族主义,一向说法甚多。首先,对于“民族是什么?”这一问题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以致一位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竟会说:“‘民族’乃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借着民族主义来预想‘民族’存在的各种情况。……真实的民族却只能视为既定的后设产物,难以讨论。”他还进一步说:“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1] 前一句有些走极端,矫枉过正,导致谬误。后一句有一定的道理,但终有片面之嫌。
现在人们通常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从斯大林的定义来的。稍加严格考察就可发现,这个定义很难普遍适用。所以不能绝对化。而且,霍布斯鲍姆考察政治生活特别是国家产生与发展及政府作为在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无论如何不应该把民族看成是想象或被设定的产物。至于说“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能去详细讨论有关民族主义的诸多理论问题。
中国古代关于民族的观念,主要是“华夷之辨”。而“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区分。华,是华夏,指以汉族为主体,生息繁衍于中原地区的人民。夷则指周边民族。中原地区的人民,其文化高于周边民族。随着历史的发展,华的范围逐渐扩大,可以认为它包括陆续接受汉文化的其他民族。华人以文化高于周边民族,因而长期存在着只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的民族观念。这是近代以前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到了近代,中国遭遇到众多完全不同于古代周边民族的民族,所谓“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中国人首先认识到,西人之技艺远过中国;进而认识到西人治事、治政皆有可法处。康有为1879年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敌视之”[3]。张之洞谈到仿西学,亦不限于西艺,包括西政(自然不包括根本政治制度)。但直到民国初年,除少数先进分子,绝大多数中国人仍认为在礼教人伦方面,中国仍远胜于西方。此点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来,才有根本性的转变。
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即近代东来的“西夷”,步步进逼,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在这样严峻的挑战面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被震荡,被激化,为谋求生存,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奋起抗争,自求振作。
这就是说,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空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在具有高度文化的“西夷”面前,不得不放弃古代的华夷观念。一方面,在“西夷”的侵略面前,为谋自救而激活民族意识,此民族意识已逐渐摆脱古代的华夷观念,而导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因此是一种近代的民族主义。
海内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几乎都一致认为梁启超是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其首倡之功至伟。
初步检索一下,梁氏明确谈论近代民族主义问题是在1901年10月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其中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4]梁氏同时指出,西方民族主义已发达数百年,当时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期,我中国人民正受此民族帝国主义侵害。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5]。就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首以抵抗帝国主义,维护我民族之独立为主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数月之后,梁氏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又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6],为此后学者谈民族主义问题立一典范。梁启超于1902年2月—4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7] 建设民族国家,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梁氏最早揭明此义,亦属可贵的贡献。此后梁氏之言论、活动均不脱建立民族国家,争取中华民族之国际地位这一总目标。
他积极投入立宪运动并承担舆论之指导是为此;辛亥年与国内立宪派一起转为赞成迫清帝退位,成立共和亦是为此;民国后维护共和国体,以及其后积极活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为此。有一种说法认为,梁启超在揭出民族主义的旗帜之后又放弃了民族主义。此说大概是根据他与革命党辩论时,因强调种族革命不可行,主张集中力量从事政治革命,故谓“民族主义,赘疣已耳”。其实,此话明显是指排满的民族主义,而非指对抗帝国主义,以谋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之民族主义。所以,根据这一句话即断定梁启超放弃民族主义是不妥当的。说到排满的民族主义,应加以分析。带有强烈复仇主义情怀,以恢复汉人之统治地位为目标者,此属近代以前的民族主义。在孙中山揭出三民主义之前,相当多的革命党人不同程度地持此主义。此后则逐渐减少。大多能进一步,以排满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手段。孙中山说:“我们推倒满清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又说:“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8]陈天华则说:“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9]孙、陈两氏都是以排满为实现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手段。可见,不能因有排满思想就笼统地说革命党人都不曾摆脱狭隘民族主义,因而都不能算是近代民族主义者。
这里有必要指出,曾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在戊戌后至1903年间,仍有排满思想,因而说他这时期也不能算是近代民族主义者。[10]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说梁氏这时期有排满思想,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已经是个近代民族主义者。杨氏所举证之最重要者为1902年旧历四月梁启超致康有为的信。其中有一段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11]此段话语意甚明。今日“决不能弃者”,明显说的是近代民族主义,即以民族建国为目标的民族主义。下面两句,前一句意思是说,为了唤起这种民族建国的民族主义,不能不攻击清廷。后一句则是说,中国欲改革有成,应学日本。当年日本以讨幕而凝聚人心,振拔锐气,终达立宪之目的。今日中国应以攻击清廷,振奋人心,聚集民力,以助立宪成功。显然,梁氏是站在近代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为民族建国而攻满。所以,不应因此而否定梁氏之为近代民族主义者。
总起来说,梁启超等人之追求立宪,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之追求倒满以创共和,都是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目标,都是近代民族主义者。辛亥以后,孙中山之护法,梁启超之护国,仍是在为民族建国而奋争。
迨1920年代之初,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之民族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那就是为争取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而奋争。孙中山所说“健全之反帝国主义”[12]求“世界人类各族平等”[13],要“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14],以及他的名言:“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等,都反映了这种民族主义的新内容和新意义。
至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其成立第二年就加入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当然要遵循国际主义的原则。所以,中共的民族主义,是与国际主义密切联系的民族主义,以各国家、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为最高原则。在共产党人看来,各国无产阶级当然是各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共产党的这种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得到孙中山相当程度的认同。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他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讨论“中国人的自觉”的问题时,提出“世界主义的国家”的观念。他解释道:“怎么叫做‘世界主义的国家’?国家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偏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15]“世界主义的国家”即是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尊重世界各民族,联合世界各民族的民族主义。梁氏在同年(1919年)所写的《国际联盟与中国》一文中,明确地反对大国、强国操纵小国、弱国的命运。他指出,在国家之上,应有人类共同的利益,使各国联合起来。他主张“以现在之国家保持现状为基础,使之各应于境域而有发达其本能之圆满机会。同时,使相互间发生种种共同利害,其关系愈密接,则其必须共守之规律亦日增。久之,则畛域之见渐泯,驯致成为一体”[16]。他的意思,首先是各国应有平等地发达自己之本能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加强彼此间之交往,以谋日益增加共同的利益。这同样表达了一种与国际主义相联系的民族主义思想。
当然,我并不是说,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民族主义从此有了新内容、新意义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讨论民族主义的问题,还应注意到另一个层面,即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问题。
近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因此,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一直是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之一。在长期斗争中,民族主义有过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发生过各种不同的结果,其中经验与教训不一而足。
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有各种层次:有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行为;有知识阶层与绅商阶层的略有组织的斗争;有下层群众自发的反抗运动。
就政府一方面说,以武力反抗,屡以失败告终,结果是割地、赔款,出让利权。谈判交涉亦因无实力做后盾,加之朝廷昏聩,官吏无能,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丧权失利告终。以此,清政府丛怨山积,人民之反清,民族主义亦正为一种动力。但过去有关著作中经常把办理对外交涉、丧权失利的官员都斥为投降卖国,似不妥。盖近代中国,凡对外交涉,其最高决定权一直由朝廷或中央政府之最高领袖承担。他们基本上都不懂近代外交,手下官员亦多无识无能之辈。因此,斥其昏聩无能当属确论;皆视为卖国,有欠妥当。
就知识阶层和绅商阶层的斗争而言,在有相当组织的情况下,又得到下层群众的适当支持,往往能取得一定的积极结果。如不少次的收回利权斗争,抵制外货的斗争,等等。
就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而言,情形不尽相同。在战争状态下,人民自动武装起来,抗击侵略者,即不能取得完全胜利,也能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表现了人民爱国保家的英雄主义精神。只是由于政府的干预而未能取得胜利。大多数的自发斗争是在非战争状态下,如各地层出不穷的反洋教斗争。这些斗争无例外地都是由于外国势力欺压民众,积怨太深,遇有机会就爆发出来。这种反压迫的斗争,无疑都具有相当的正义性。但斗争起来之后,往往缺乏组织,漫无约制。加之,政府官吏处置不当,遂往往导致破坏性的结果,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更进一步的损失。
民国时期,这三个层次的民族主义仍然存在。大致说来,第二个层次的斗争成长进步较快,第一个层次,亦较清代有所不同,第三个层次的斗争,纯自发的性质已逐渐减少。
总起来说,民族主义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因具有民族主义的动机,就做什么都可以,怎么做都行。像过去流行的说法那样,只要大方向正确,具体做法可以不论,这是不对的。我们说过,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目标是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近代民族国家大致可以涵盖以下最基本的内容: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因此,凡是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动,就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应予完全肯定。否则,就不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就不应无条件地给予肯定。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人们不加区别地肯定和颂扬一切指向外国势力的言论和行动,起了误导群众的不良作用。民族主义会牵及民族感情,甚至可以承认,民族主义有其心理和感情的基础。但绝不可以因此将民族主义归结于感情,或停留在感情的层面上。要完成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这样艰巨的任务,必须依靠健全的理性指导。因此,我认为应当明确地确立“理性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大约五、六年前,我在一次学术演讲中首次论述“理性的民族主义”的问题,获得听讲者的热烈赞同。可见是心同此理。
既然是理性的民族主义,就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要反对民族沙文主义;既要反对崇洋媚外,也要反对盲目排外。
排外的心理是一种很原始的民族心态,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类的发展,总的趋势是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大。因而人类的群体结合也越来越大,由家族而部落,由部落而国家。如今,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各种联合的方式,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交往非常频繁。各国家、各民族当然首先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的范围越来越大。他们通过互相交往而相互学习和借鉴。近代世界史上,哪个国家开放得早,与其他国家交往得多,哪个国家发展和进步就会快些。即使不是绝对如此,至少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中国如果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之后就实行开放,主动与西方国家交往,则中国近代史将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要进步,就必须虚心,必须知自己之不足,学他人之所长。近代思想史上,多次发生围绕中西文化关系的争论。凡是持开放进取态度的人,都能勇于承认中国之不足,努力介绍西方先进的东西。从魏源到王韬、严复、梁启超、胡适,都是如此。相反,持封闭保守态度的人,则一味闭眼不看世界,迷醉固有传统,对西洋文化恐惧、诅咒,甘于落后,以陋劣为质朴,以怠惰为稳健,以求新为浮躁,以进取为大戒。倭仁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上世纪30年代,曾有关于如何建立民族自信心的争论。一些人认为,要建立民族自信心,就绝不可以批评老祖宗,对祖宗的遗产只能全盘承受,并加以颂扬、礼赞。倘若批评传统文化的不足之处,就会令人丧失民族信心。另一些人,极不赞成这种意见。他们认为,民族自信心要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既要知道自己民族的长处,也要知道自己民族的短处。用胡适的话说:“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17]。信心绝不可能是盲目自信的结果,只有严格反省,知己知彼,才能建立可靠的民族自信心。如同一场体育比赛那样,一个运动员或是一个运动队,如果既不充分了解对方的长短,也不总结自己的长短,只靠关上门自吹自擂,表决心,喊口号,那怎么能有可靠的战胜对手的信心呢?这个道理非常明显。
总之,只有理性的民族主义,才能引导我们走上健全发展的康强之路。
[1]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10页。
[2]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第255页。
[3]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条,见《戊戌变法》(四)第115页。
[4]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0页。
[5] 同上,第22页。
[6] 金冲及先生在其《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一文中,最早指出了这一点。见《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03页。
[7]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35页。
[8]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25页。
[9] 陈天华:《绝命书》,《民报》第2号。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 (上),第155页。
[10] 见杨肃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1896—1907),李国祁编:《民族主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
[11] 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6页。
[12]《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9页。
[13] 同上,第6卷,第56页。
[14] 同上,第9卷,第226页。
[15] 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21页。
[16] 见《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17] 《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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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思想,要到明末才发达。过去中国所讲的,是治国平天下,想像中的是一个“天下国”而不是狭隘的“民族国”。国家的观念,十分淡漠,因此没有偏激的国家主义,也没有国际主义,而是讲大同主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探讨全文如下:
研究一个民族的思想特质,颇不容易。因为思想的特质,即使可以反映某一民族思想的特殊部分,但不能以部分来概括全体。而每一时代的思想,受该时代的影响所表现的趋势,各有其着重之点,且各时代有各时代之不同。同时思想家的思想与一般社会的思想,颇有距离。思想家固然可以领导时代,而时代亦可以影响思想家或其学派的学说。即以此三点而论,要来研究某一个民族的思想特质,就感到不易着手。一个民族在某种自然环境中,承受其文化之遗产,所形成的某种状态之下,再加上某几种对外思想接触后所发生的影响,从这里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该民族思想趋向的大势。例如英国的政治思想,侧重经验,德国重玄学,法国则讲逻辑。此种判断,虽不能表现一切,但可看出他们民族思想的大概。研究中国的思想,也应当先讨论它自然的环境,文化的遗产和外来思想所予的影响,然后找出它思想的特质。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所不能离开的特殊自然环境。这个环境也就从多方面给予这民族以莫大的影响。单就气候一项来说,比方俄罗斯那样苦寒的地方,人们时时感到受自然环境的压迫,郁积于心,结果就形成勇猛阴鸷的民族性。也许因为终年蛰伏的时候多,在屋子里静坐凝思,从炉边闲话中,许许多多的计谋便容易打好稿子。在印度则不然,终年炎热,精力蒸发,人们露宿的时候多,仰观星斗,近听恒河,而感觉生灭无常,生命渺小,于是崇拜宇宙发生印度教及佛教的思想。中国的气候是温带性的,它的文化始自黄河大平原,然后至于长江流域。温带的气候,没有酷热严寒,因此养成趋向中和的民族性,中和的思想便容易发达。
说到中国与外界的接触,在印度的佛教未进入中国以前,可以说很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中国以前接触的均是文化较低落的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他们往往是受中国文化所沐浴,受我们的同化。印度的佛教在汉末已进入中国,至唐代为止,所予中国文化的刺激最大。但佛教文化也是和平的思想,而不见阴险残暴的成分。随后到了明末万历年间(三五○年前),西洋思想也与中国接触了。当时西方正是伽利略、牛顿的时代,耶稣会的教士们,带着新兴的科学思想来到中国。
他们的目的,本为传教,但为了适合中国的传统思想并博得宫廷的欢心,他们一方面不反对中国崇拜祖先的习俗,认为是慎终追远,一方面将天文、数学的理论,天文的仪器,乃至日用的钟表等进贡到中国的朝廷。教士中竟有屈身作钟表匠的,希望得朝廷的信任。那时最有名的教士如利马窦、南怀仁、汤若望等很为一班朝野所欢迎,汤若望并且主持了中国的钦天监。只可惜传教士中,对于传教的手段,内部发生矛盾,有的认为前面一派人士的作风是离经叛道,更不当涉足宫廷,因此跑到教皇那面去告状。同时明末以后,清朝的大君之中,雍正是最反对西洋教士的。他自己是个喇嘛教徒,即位以后,即将那些教士赶跑,这一段时间,前后不到百年。一直要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方与西方科学思想再度接触。不然的话,中国的科学化要早三百年。
现在我们再来看中国文化的遗产。上古已古不谈,因没有确靠的材料,比方说尧典舜典都不是当时的作品,是假的。为了求材料的可靠起见,我们最好从周秦诸子说起,按时代的递嬗,来看思想的变迁。分时代本不容易,例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可谓是划时代的,但这个时代的思想虽然有大的改变,却不是一切都变,还有它未变的成份。我们讨论到中国的思想,姑且按下面几个时期来划分:
一、诸子时期
这一个时期是从西周起至董仲舒主独尊儒术前为止,乃学子最发达的时期。西周三百年是个封建时代,到东周以后,虽然仍为封建,但已经不是定于一尊,而变成霸权争雄的局面了。所谓霸权,争的是执牛耳,即是盟主,因为各邦国会盟的时候,必杀牛歃血为盟,由盟主执着牛耳去杀牛,因此通常称盟主为执牛耳。因霸权鼎盛,社会上合纵连横之说遂兴。各邦国的君主,皆欲收罗人心,招养士子,以为己用,最大的士子如苏秦,竟作到六国的宰相。上面所说的纵横家,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他尚有儒家、墨家、法家、道家、农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等。最要紧的,却是儒道墨法四家。儒家的代表人物首推孔子。
孔子在中国恰和释迦牟尼在印度、苏格拉底在希腊一般,同在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又都是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文化最发达的时候。孔子注重私人讲学,没有采用宗教式的组织。道家则不然,除广收门徒,开有讲座外,还含有宗教式的组织兼以实行。但道家并非道教,道教是张道陵所创,是世俗的迷信。冯友兰先生曾将中国道家分为三派,一为杨朱式之道家,一为庄周式之道家,一为老子经典派之道家。至于道家之是否为老子所创,尚是疑问,不过老子确有其人,比孔子老,孔子曾问礼于他。四家之中墨家是主兼爱非攻的,代表人物是墨子。法家的巨子是韩非,申不害,法家盛于秦,秦始皇就是以法家统一中国的。如商鞍就是法家。这四大家在中国此后的时代思想中,均有他们的成份。其他如公孙龙的名家,许行的农家,孙膑的兵家,都可惜没有充分的发展,不然中国的逻辑学、农学、兵学,早就该有很有系统的学说成熟。
自秦以后,汉初名君中,高祖崇尚法家,萧何定律,他便是个法律专家。汉高祖溺儒冠,对儒家不感兴趣。文帝尚黄老。武帝思想很复杂,后来他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学时代便告结束了。
二、儒学奠定时期
自汉武帝独崇儒术,至东汉末年为止,可称为儒学奠定时期,儒学在这时成了官定的国学,政府设有五经博士,经成为一种专门研究的学问。特别是儒家的经典,细细推敲研究,分别今古,成为汉学。汉学到郑康成马融,遂集其大成。
三、佛学时期
佛教输入中国,始于汉末,盛于唐。汉末以后,中国进入大动乱的时代,经三国东晋而历五胡十六国,连年战伐,群情彷徨,受离乱之苦,又痛受北方异族的残杀、文人无力恢复,只知对面而泣。过去所谈的孔子之学,一时无从实现,人人想退而求个安身立命的归宿。因此与老庄之学接近的佛学,这时介绍到中国来遂大受欢迎。中国通称汉明帝梦金神而求佛,其实不然。明帝以前即有人拜佛,宫中亦有信徒,而佛像是在释迦牟尼死后五百年方兴,汉明帝虽然是做梦,也不能梦到个金佛像,因这时根本没佛像。佛教输入中国后,当时的佛学大师如法雅、道安、支遁等,皆以老庄的思想来诠释佛义,鸠摩罗斯也是个在中国宣扬佛教的得力人物。黄老之学与佛学合流,而蔚为思想的主流。但彼时谈佛教,谈的是禅机,重讨论,尚清谈,实际上未必个个笃信佛教。译述的经典,尚未成熟。以后经南北朝而唐,到唐玄奘自印度回去,大乘佛教在中国乃特盛。译述的经典也日益加多,由过去生粗的认识,进而至深邃的研究。佛学和老庄的思想,笼盖了一切。中国和印度的佛教有其不同之点,中国的佛教里,自己创造的成份很多,有些派别,在中国有的,印度没有,即使印度有的,而解释又各不同。中国有所谓十大派十三派,如唐三藏的法相宗、天坛宗便是自家所创。其中首重哲理的探讨,而于宗教的迷信部分却很少,只有密宗与净土宗算是有迷信的意味。
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探讨
四、理学时期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对佛老之学的一种反动,早在唐代佛老之学最盛的时候,已经在酝酿中了。本来儒学在唐代还是相当尊重,国家选拔人才,亦以儒学为准。到了唐末宋初古典派的儒家兴起,便力倡排斥佛老之学,先有韩李,后有欧阳修。唐至北宋这一段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在自己创造佛教。冯友兰先生称这一派的人为新儒家,他们将儒学里面缺少的形而上学部分,加以补充,因孔子只讲人伦、社会、教育,不谈性理与天道。孔子不是不懂形而上学,他说过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就是性理之学。不过他不讲,他有另外的一种境界。宋儒吸收了佛教思想中的形而上学部分,融化后拿来补充儒学,成功了性理之学。他们决不承认理学是佛教的思想。理学之中又分程朱与陆王两派别。此一时期自宋至明为止。
五、朴学时期
明末清初,中国思想上又发生了大的变动。此时中国已开始与西洋接触,耶稣会的教士将新兴的科学思想介绍到中国来,而又因受满族统治,革命的民族思想也发生了。由于西洋科学思想的接触,乃不再谈性理之学。如颜习斋、李恕等,均讲实用之学,研究数学与地理学。在儒学部分终而变为考据之学,用极严谨的归纳法来考据经典。而欧洲的学者如培根,却是拿科学的归纳法去研究自然。在反对异族统治的部分,在思想上变成了民主主义,如黄宗羲的原君原臣,反对专制,比卢梭的民约论,早了一百余年。这一时期的思想讲实讲考据,故又称朴学。至于此后的思想,由于鸦片战争,西洋思想再度进入中国,便进入到科学思想的时代了。
以上是中国思想变迁的大概情形。就中国本身的文化遗产而言,儒道墨法四家之中,可惜墨家法家早衰,只剩有儒道两家。道家因为加上了佛家的力量,故道家也成了中国思想中的重要部分。每一时代所着重的地方虽有不同,但思想的主流,总是少不了这几家的学说。
根据已经讲过的自然环境,文化遗产,外来影响,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
一、尚人伦
中国思想最重人与人的关系,是人本主义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儒家发达得最厉害,孔子讲仁、讲忠恕之道,所谓仁,便是将人的性格发出去,忠的意思是推己及人,恕的含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处处都着重人与人的关系,要在好的人伦关系之上,建立一最发达最平衡的社会。孔子亦讲重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民无所措手足。”因为当时名实不符,他希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尽其道。君有君应尽的责任,臣有臣当守的本分。父对子的慈爱,非为物质的目的,而系出于本心的慈蔼天性。子的孝父,亦不是为报酬、为名誉,是出于纯真。孔子还讲义。行而宜之谓义,尤其对朋友的关系重在义。其次也讲礼,讲智,他提倡人们从仁义礼智上去求发展。孔子以古来的思想,加上自己的理想,发挥人性想建设一个最和谐最美善的人伦关系。
二、去玄学中国思想少玄学的部分。孔子是见鬼神而远之,他的儒家思想里不谈宗教,只谈哲学的真理,伦理的哲学。他不否认宗教,不反对祭祀,祭祀是慎终追远,明德归厚。他所指的天命,也不是天父或神,而是真理。
三、集大成
这一传统也来自孔子,所谓集大成主义、是融和一切。培根讲求知的方法,有蜘蛛式的吐丝法,蚂蚁的搬积法,蜜蜂式的采蜜法,孔子却讲集大成法,因为这样,中国便容易接受外来的思想。在西洋,哥白尼的地动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比人和猿猴同一祖先,均引起西洋人猛烈的反对。1922年美国有一中学教员,即因讲进化论,而被辞退。在中国却没有。中国很乐意吸收他人好的思想。
四、与自然融合
中国的思想家,觉得人是自然系统中的一部分,与自然合而力一,只有在整个自然的中间,方可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西洋讲征服自然,印度讲崇拜自然,中国则从了解自然之中,与自然合一。中国也有讲征服自然的,如荀子:“大天而颂之,孰若执天命而用之。”此天乃自然之天,但此说未盛行,中国的自然科学因此不能发达。
五、主容忍
此一思想的特质,可以从对宗教的容忍上看出来。中国从来没有宗教的残杀,历史上确曾有过魏武帝、唐武帝、周武宗,三武杀僧侣的事情,但都是因为牵涉到政治的问题。如唐武帝杀僧侣,因为佛教徒要叛乱。至于韩愈、李德裕排斥佛老,所排斥的是佛教的组织,是因为僧侣不生产,并非在思想上反对佛老的哲学。而韩愈的至友之一还是个和尚。至于今日中国西北的回教问题,那更是政治的关系。
六、爱大同
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思想,要到明末才发达。过去中国所讲的,是治国平天下,想像中的是一个“天下国”而不是狭隘的“民族国”。国家的观念,十分淡漠,因此没有偏激的国家主义,也没有国际主义,而是讲大同主义。
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是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深置在中国民族之深处。即使一时有残忍险恶的反动发生,但这是违反中国民族思想的素性的,要以一时的反动来淹没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更是不可能的。我们并非以中国人的态度,来论中国的思想,我们觉得世界欲生存,文化要光大。中国的思想趋向中和,崇尚仁义礼智,在一个和谐的人伦关系上,建立大同的人类社会。这一种思想,既不鼓吹仇恨斗争,也非厌世离世,在当前的世界上,实在是一条思想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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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际军事理论相关论文:美国民族主义的悖论。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美国,民族主义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人们公开鄙弃之,认为民族主义与旧世界的狭隘和自视优越相关。但是,这些怀疑美国民族主义观念的人士乐意承认,美国人总体而言是非常爱国的。当要求他们解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时,这些怀疑论者也许会不情愿地承认二者之间区别细微,并无实质性差别。政治学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来证明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别,他们将爱国主义等同于对国家的忠诚,而将民族主义定义为种族—民族优越感的情绪。实际上,就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心理及行为表现而言,二者之间难以区分,它们对政策的影响亦然如此。
民意测验组织的定期调查显示,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最强烈。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指出,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攻击之前,90%接受民意测验的美国人同意这样的说法:“我更愿意成为美国的公民,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一员。”38%的人支持这样的观点:“如果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像美国人,则世界更加美好。”(“9·11”恐怖袭击之后,同意以上观点的人分别上升为97%和49%。)美国密歇根大学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The World Values Survey)的测验结果与此相近,70%以上的被调查者宣称他们对自己作为美国人“非常自豪”。与此相对照,在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丹麦、英国和荷兰,只有不到一半的被调查者对他们的国籍“非常自豪”(参看下表)。
民族自豪感(对自己国籍“非常自豪”的民众比例)
国家1990年1999—2000年
英国 53 49
丹麦 42 48
埃及 未调查81①
法国 35 40
墨西哥56 80
荷兰 23 20
菲律宾未调查85①
波兰 68 71
美国 75 72
越南 未调查78①
①2001年调查数据。
美国人不仅对自己的价值观非常自豪,而且认为这些价值观是普世性的。根据皮欧全球态度调查公司(The Pew Global Attitudes)的调查结果,79%接受民意调查的美国人同意“美国观念和习俗在全球推广是有益的”;70%的人说他们“喜爱美国的民主观念”。即使在作为自由主义和民主另一个堡垒的西欧,这些观点也并非普遍共享。皮欧公司发现,在西欧国家中,只有不到40%接受民意测验的人赞同美国观念和习俗的传播,不到50%的人喜爱美国的民主观念。
美国人所秉持的美国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优越的信念在其社会、文化和政治实践中展现无遗,几乎不可能忽略它们:学校每天举行的爱国宣誓(The Pledge ofAllegiance)仪式,运动赛事之前通常要奏国歌,无处不在的美国国旗等。与其他国家一样,民族主义情绪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美国政治之中。候选人利用焚烧国旗、国家安全等高度敏感的话题来攻击对手没有爱国之心。
为什么这样高度民族主义化的社会一贯自视为没有民族主义?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保持美国民族主义长盛不衰的势力。科技成就、军事力量、经济财富和无可匹敌的全球政治影响力无疑将造就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是,导致美国民族主义真正与众不同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其诸多表现方式非常自然,不着人为痕迹。
美国民族主义最强大的源泉之一是公民自愿,普通民众愿意通过个人主动或公民团体提供公共物品。自19世纪早期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以降,外国观察家无不惊诧于美国活力的渊源。托克维尔指出,“年龄不等、身份不同、性格各异的所有美国人都组成团体”,他称许美国人依靠自身力量而非政府来解决社会问题。
推动美国社会生活发展的基层活动同样使得美国民族主义充满活力、引人向往,因为绝大多数确保美国民族主义长盛不衰的制度和活动是民间的,而非政治性的;各种仪式是自愿参加的,而非强制推行的;这些价值观被民众欣然接受,其中并无人为灌输。在世界其他地方,政府在促进民族主义中的作用必不可少,其民族主义常常是精英阶层进行政治操纵的产物,因此必然存在人为性质。但在美国,尽管政治家个人常常试图利用民族主义获得政治收益,但政府的不介入引人注目。例如,美国联邦法律并未规定在公立学校背诵爱国誓词,或要求在赛事之前唱国歌,或强迫在个人所有的建筑物上悬挂国旗。
爱国誓词的历史对美国独特的民族主义形式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诠释。浸礼会牧师弗朗西丝·贝拉米(Francis Bellamy)在1892年撰写了誓词初稿,美国三大公民团体(国家教育协会、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革命之女”)创立、改进和推广了背诵爱国誓词的仪式。后来,联邦政府参与进来。但直到1942年,国会才正式宣布赞同爱国誓词;直到1954年,在宗教组织哥伦布骑士会(The Knights of Columbus)(注:美国天主教徒1882年建立的国际互助慈善团体——译者注。)的压力之下,国会才对誓词文字进行修改,加上了“在上帝保佑之下”的字样。
实际上,利用政府权力强行促进民族主义制度化的任何企图都会遭到强烈的抵制,因为民众普遍怀疑政府会侵犯美国个人的自由权利。20世纪30年代,一些学校的董事会试图使爱国誓词仪式变成义务性的,耶和华见证会(The Jehovah's Witness)对此发动挑战,并诉诸法律。该宗教团体认为,爱国誓词迫使孩子们崇拜伪神。此后八年间,禁止焚烧国旗修正案在美国国会两次遭到否决。
在美国,促进民族主义是私人事业。在其他社会特别是那些威权主义政权执政的国家里,政府调配各种资源,从政府控制的媒体到警察、到“爱国价值观”的宣传。在庆祝国庆节时,这些国家的政府会特地组织大型的阅兵典礼,展示其精锐部队和最新式武器装备。(据称,1999年北京举行盛大阅兵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花费数亿美元之巨。)然而,尽管美国拥有令人生畏的高科技武器,但这种政府主办的、纵欲式的民族主义表现在美国的独立日庆祝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当然,美国人也在7月4日举行庆祝游行和观看烟火,但这些活动大多是公民团体组织的,当地的工商团体提供了部分经费。
此中包含着美国民族主义生命力与持久性的根源:对普通大众而言,公民自愿的主导作用——而非政府强制——使得民族主义情绪更加纯真、富有吸引力与合法性。美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如此寻常,不着斧凿痕迹,除非外人甚至难以觉察。
美国民族主义隐身于平淡无奇之中。但即使美国人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存在,他们也并不视之为民族主义。这是因为,美国的民族主义与其国外姻亲不同宗不同种,并具有如下三大特征:
其一,美国民族主义基于政治理想,而非文化或种族优越感。这一概念非常适合仍然自视为文化和种族大熔炉(Melting Pot)的美国社会。正如乔治·W·布什总统在去年7月4日演讲中指出的,“没有美国种族,只有美国信念”。在美国人看来,这一政治信念的至高无上是不证自明的。
美国政治制度、政治理想与其实践成就相结合,使美国人坚信他们的价值观应该是普世性的。反之,当美国人受到威胁时,他们将对自身的攻击首先视为对其价值观的攻击,美国精英与民众对“9·11”恐怖主义袭击的诠释可谓明证,绝大多数美国人理解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这些袭击体现了对美国民主自由和民主制度的攻击。
其次,美国民族主义是胜利诉求的,而非悲情诉求的。在绝大多数国家里,昔日外来强权造成的悲痛刺激着民族主义情绪。在印度、埃及等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里,民族主义最为强烈。但是,美国的民族主义与这种遭受侵害的民族主义截然相反。美国的民族主义源自开国以来战争与和平中的诸多胜利;而一系列民族屈辱和惨败构织着遭受侵害的民族主义。胜利诉求的民族主义者庆祝他们的积极成就,对悲情诉求的民族主义者的哀鸣甚少同情。
最后,美国民族主义向前看,而大多数国家的民族主义恰恰相反。那些坚信美国价值观和制度优越感的人士并不停留在历史荣耀之上(尽管这些荣耀构成了美国民族特性的核心)。相反,他们向前看,认为本土和外国的未来都会更加美好。这种动力使得美国民族主义充盈着传教士精神和短暂的集体记忆。这种向前看和普世性的观点与其他国家种族—民族主义的向后看、排他性的观点发生冲突势在必然。在中东地区,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以来西方军事入侵的记忆萦绕不去,它们对美国“解放”伊拉克人民计划的怀疑是情不自禁的。就中国而言,而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台湾视为脱离的省份,美国支持台湾自然是双边关系中最有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失去台湾——不管是1895年日本的割占还是1949年国民党的盘踞——被视为民族赢弱和屈辱的标志。
美国民族主义的独特之处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最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之一在应对海外民族主义时如此笨拙。美国民族主义第二个悖论的最佳例证是越南战争。美国普世性政治价值观(越南战争时期的_主义)、美国实力的必胜信仰与短暂的民族记忆相结合,导致美国制定了与越南人的民族主义相冲突的灾难性政策。抵抗外国(中国和法国)统治界定了越南人民的民族经历,他们压倒一切的目标是独立和统一,而不是在东南亚推行共产主义。
美国其他国家
基于普世理想(民主、法治、基于种族特性、宗教、语言和地理
自由市场)和制度(分权)
普通民众自愿的产物;民众 政府精英培育,国家机构(警察、军
欣然接受价值观和仪式,没 队、国有媒体)推动
有人为强制灌输
胜利诉求的,源自战争与 悲情诉求的,源自一系列民族屈辱和
和平中的胜利 惨败
向前看,短暂的集团记忆 向后看,停留在昔日荣耀和历史
和传教士精神 积怨之上
在与几个高度民族主义的国家打交道时,美国很少关注民族主义在确保这些敌对国家政权、赋予其合法地位方面的作用。美国对待这些国家的政策或者漠视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如菲律宾和墨西哥),或者一贯坚持美国民族主义的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偏见,夸大竞争对手(如中国和古巴)所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对抗性。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秉持后殖民地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拒绝与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或苏联阵营建立战略联盟,华盛顿官员对此困惑不解,他们无法想象在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斗争中一个国家可以保持中立。这种心态在当今的回响,就是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或者与我们一起或者反对我们”的最后通牒。
美国仍然不能有效地应对海外民族主义,导致了如下三个直接后果:第一也是较次要的是,美国的麻木不仁在外国政府及其人民之间引起了强烈的怨恨情绪;第二显然也是最严重的,这种麻木不仁的政策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恶果,当美国力图削弱外国敌对政权时尤其如此。毕竟,民族主义是堪与民主自由主义力量抗衡的少数原始思想之一。以当前富有戏剧性的朝鲜半岛核危机为例,南韩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情绪勃兴,他们把制造麻烦的北方邻居视为亲戚而非恶魔,这是华盛顿在应对平壤边缘政策时未曾考虑在内的。与以前事例类似,在这些情况下,美国的政策往往与盟国人民的看法相去甚远,且导致事与愿违的后果,即推动盟国人民支持美国所反对的政权。最后,鉴于民族主义推动着美国的政策,其他国家必然认为美国的海外行为是伪善的。当美国以捍卫本国主权为名削弱全球制度(如《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和《全面禁试条约》等)时,这种伪善尤为突出。美国拒绝多边协议也许在国内得分,但在外国人看来,美国人普世辞令、其信奉的理想与美国看来决心在海外追求狭隘国家利益的行径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长此以往,这种行为必将侵蚀美国的国际信誉与合法性。
如果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地理位置和距离上不是这样隔离,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冲突也许不会这样严重。实际上,地理隔离并未削弱美国人政治理想普世性的信念。美国建立在如下原则之上:即所有人民(并非仅仅美国人)被赋予“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信念薪火相传,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世界建立在四大自由之上的观点到乔治·W·布什的“人类尊严不可商榷的需求”。
但是,美国的相对孤立必然导致对其他国家理解不够,在美国人与其他国家人民之间造就了巨大的交流障碍。皮欧全球态度项目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5年间,只有22%的美国人到过其他国家,与此相对照,66%的加拿大人、73%的英国人、60%的法国人、77%的德国人到过他国。与外国缺乏直接交往并未被信息革命所抵消。2001年“9·11事件”之前的几年间,只有30%的美国人声称“对其他国家的消息非常感兴趣”。即使“9·11”恐怖袭击之后,一般美国人并未保持对国际事务的强烈兴趣。根据皮欧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2000年初的民意调查,只有约26%接受调查的美国人说他们“密切关注”国外消息,45%的美国人说国际事件对他们并无影响。
政治理想主义、民族自豪感与相对褊狭相结合造就了美国民族主义,海外对此的感触颇为复杂。许多人羡慕美国的理想主义、普世主义和乐观主义,承认美国的实力和领导地位对世界的和平、繁荣不可或缺。其他人则抵制美国的民族主义,认为它不过是恃强凌弱、伪善和误入歧途的表现。在一般情况下,国际社会的这种矛盾态度带来的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当美国民族主义驱动其外交政策之时,它引致了广泛的反美主义。在这种状况下,美国民族主义的自相矛盾和内在张力、它对美国海外合法性造成的伤害就变得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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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是与学生为主体的、具有一定的诉求的群体性活动,发源于南宋时期,在近代达到高潮。提及学生运动史,一般都从“五四”说起。其实,学生运动的历史可前溯到古代社会,而且不乏先例,至有规模、势超过“五四”者。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区位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是以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为先锋和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1945 - 1947 年,也就是从争取和平民主到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两年间,国统区进步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三次全国性的斗争高潮,即一二·一运动、抗暴运动、五·二〇运动。前两次斗争的最初发生,分别在昆明、北平,第三次则以南京、上海和北平、天津为主要的发生和高潮地区。随着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进步学生运动遍及全国,而以南京、上海为主的华东城市,以北平、天津为主的华北城市,以重庆、昆明为主的西南城市,始终是学生运动的主要聚集区和斗争的主要战场。
作为第二条战线的主要构成,国统区学生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其重要意义和历史影响,无论华北、华东、西南以及其他地区,具有相同的内在联系。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不同地区的斗争呈现出不同的态势、不同的过程,甚至出现不同的结果。以毛泽东关于第二条战线的阐述为基础,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研究战后中国城市学生运动的主流。然而对于学生运动主体自身的研究,对于学生运动发生时空的探查,对于学生运动客观区域的比较,已有成果尚未显现出足够的重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1]( P731)通过对同一性内部差异的分析,比较三大区域学生运动中的异同,对于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总结历史经验,深化共性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于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三大区域的研究,要立足于区域的形成。而区域的形成则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即所谓历史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P668)如果仅就前一个历史时期而论,重庆 ( 西南区) 、南京 ( 华东区) 、北平 ( 华北区) 在抗日战争中充当了不同的角色。三座城市中,一座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一座是汪伪中央政权所在地,一座是地方伪政府的治所。战后学生运动在这三个区域迅猛爆发,并且先后成为运动的中心,必然有其相同的内涵。
1. 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突出特点。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 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2]( P626)毛泽东所言,对于理解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以及城乡间、城市间的发展不平衡,予以了深刻的揭示。
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以外国资本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增长为主要动因。外国资本入侵的巨大影响,沿海、沿江、沿边地带首当其冲。辛亥革命之前,上海及周边的南京、宁波、杭州,天津及邻近的秦皇岛,西南诸省的昆明、重庆,已被开为通商口岸和商埠。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倚重于轻工业,尤以纺织、面粉加工等业地位显着。这些不需要大量矿产原料的产业,在交通运输发达的中心城市形成规模,促进东南、华北、西南地区的城市形成群落。至抗日战争胜利时,人口 100 万以上的行政院直辖市有 5 个,依次为上 海 ( 430 万 ) 、 天 津 ( 170. 7 万 ) 、 北 平( 167. 2 万) 、南 京 ( 103 万) 、重 庆 ( 100. 2万) .[3]( P215 -216)北平、南京、重庆曾先后被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上海、天津则是这一时段中国工商业城市之伯仲。这些城市是“五四”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城市,成为全国或者区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倚借现代交通、工商贸易、文化传播的影响,这些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日益显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区域化格局。
近代城市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冲击着本土文化,也促进了文化间的交流。从地域上讲,平津、沪宁、成渝分属燕赵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有着历史形成的社会传统和生活方式。近代社会对传统文化颠覆的初期过程,产生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加大了区域内的文化交流,使地方文化内涵的体现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增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使现代社会的思想和信息更快传播。接受现代文化的青年学生,思想观念上的影响尤为明显。文化交流的结果,是社会整体思想观念的进步,区域文化的现代性增强,而区域内的文化个性日渐消弱。作为地域与观念的结合体,文化区域在社会生活和近代思潮的变迁中继续显现。
2. 近代以来的中国教育事业,显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中国自与欧美各国以及日本接触以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生破天荒的大变,教育不得不随着大变”.[4]( P2)一方面,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在中国出现和形成,成为中国社会与文化变革的重要培基; 另一方面,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也使得学校教育制度推进缓慢,加剧了中国教育的发展不平衡。
20 世纪初叶,中国开始大学教育的规模发展,形成以大学堂、高等学堂及大学预备科、专门学堂为主的大学类别。 “高等学堂及预备科,定各省城设置一所”,后发展到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省治城市。据 1909 年清政府统计,直隶以19 所、四川以 10 所、江宁以 9 所的大学数量,居全国前三位。[4]( P117 -125)私立大学始于上海中国公学,而后有复旦公学等; 教会大学较多分布在口岸城市,以及外国势力进入较早的华北、东南、西南地区。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大学的分布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抗战中的大迁徙,保存和发展了 “流亡大学”,也促进了西南地区的教育。1945 年与 1937 年相比,高等学校由 108 所增加到 141 所,在校学生由 41922 人增加到 83498 人。1946 年大学复员时,国民政府虽对西北、西南高等教育有所扶持,但全国的教育分布格局并未改变。教育部长朱家骅坦言,“我国大学集中京沪平津之不合理,尽人皆知”.[5]
1948 年,国统区有高等学校 218 所。在59 所 国立、私 立大学中,上海 10 所,北平 8所,天津、南京、成都、武汉各 3 所,超过半数; 在全部专科以上学校中,上海 36 所,广东17 所,四川 16 所,北平 14 所,重庆 12 所,南京、江苏各 11 所,分列前六位。[6]( P582 -587)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平衡,是学生运动区域形成的自然环境。
教育发展不平衡性也体现在城市的发展与分布上。城际联系是斗争联盟的载体,也是形成区域性斗争规模的重要因素。1948 年的省会以上城市高等学校数量,依序为上海、北平、广州、重庆、南京、天津、武汉、成都、福州、南昌、西安等。不仅这些城市大中学校的数量和规模都在国内前列,而且平津、沪宁、成渝分别与其周边城市的大中学校形成群落,成为城际斗争结盟的优厚条件。武汉、广州、福州、南昌和西安的进步学生,亦曾踊跃投身第二条战线,武汉大学六一惨案震惊全国。但其所处的中南、西北等地区,城市规模或城市群落的发展有限,文化信息的传播相对滞后,城际间的力量聚合也相对薄弱,因而难于同比。
3. 中心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的重点区域
中心城市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革命斗争资源的积累雄厚。中国现代爱国主义运动的第一把火在北平点燃,中国工人阶级在上海首次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在这些城市设立代表机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直接领导革命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白区尚未系统形成科学的工作方针与斗争策略,中心城市的工作几经挫折。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宁沪相继失守,中共中央及其地方组织积极领导开展沦陷区的斗争。1940 年 9 月,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 ( 第一号) ,决定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中央强调,“全党同志应把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7]( P492 -493)中央提出的 “依靠乡村打入城市积极的开展城市工作”的方针,逐渐完善的城市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部门,[8]( P319)为解放战争时期城市斗争准备了思想与组织基础。
中央在 “第一号通知”中明确,以上海、北平、天津等中心城市及有关根据地为据点,以重庆为推进整个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以延安为推进整个北方工作的中心。中央、中央( 分) 局和各根据地都成立了相关部门和机构,开展城市工作。在中央的部署和领导下,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秘密工作取得显着成效。一是领导和组织机构逐步系统建立,发挥了城市斗争的核心作用; 二是 “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思想日臻完善,成为指导秘密斗争的科学的工作方针; 三是对于党员的思想、气节和斗争策略教育的不断开展,促进了革命斗争的坚定性和科学性; 四是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适度的斗争运动,推进了城市民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中心城市 “以适当的方法建立广泛的社会统一战线,适当的进行群众工作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使党能得到社会掩护真正的埋藏于广大群众中”,[9]( P72)为第二条战线积蓄了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城市工作中采取了不同的方针与策略。中共南方中央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卓越贡献。不仅如此,南方局在中心城市的工作,对爱国民主运动和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推动和持续民主运动的开展,极大地强化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其次,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为日后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准备了基础。再次,学校工作的持续开展,促成了爱国民主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格局形成。最后,形成了一套适合白区环境和特点的斗争策略与斗争形式,为第二条战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爆发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但就三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高潮而言,则有着不同的背景环境、发生过程、主体目标、斗争方式,以及特点和意义。列宁认为,“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是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观点。[10]( P710)从这个角度考察 1945 -1947 年间的学生运动,三大区域的形成及其对三次斗争高潮的影响更加清晰。
1. 西南区域
西南区域泛指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省份大中城市的学生运动,以重庆、昆明、成都的大中学校学生斗争为主要力量。以一二·一运动为标志,西南区域掀起了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以 “反对内战,争取自由”为主题的一二·一运动发生在大后方,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后方处于和平与内战、民主与独裁、爱国与卖国的矛盾焦点。持续八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使共产党的办事机关合法存在。共产党的思想主张和方针政策,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群众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不仅进一步加重了共产党在大后方民众中的位置,更增进了社会对共产党关于战后和平建设主张的了解。因此,西南地区既是国民党在体制上统治最为严密的地方,又是国统区民众对共产党了解最多的地方。
举国上下正为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奔走呼号之际,在全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区域,各种政治力量聚集的地方,矛盾爆发自然首当其冲。1945 年 11 月19 日,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在重庆集会,成立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在国统区发出民主运动的先声。
悠久的中国历史,把西南造就成一个民族与文化特色鲜明的区域。而鲜明的特色又对近代社会,对中国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20 世纪30 年代,工农红军转战川、黔、滇,以疲惫之师冲破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胜利北上。除去战争双方的政治立场,南京国民政府和西南地方政权,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和西南军阀的复杂关系,乃至地域、民族、风俗的种种差异,都成为影响国共角逐力量对比的因素。云南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前线,与太平洋战场的结合部和唯一的国际通道,更加形成独特的历史环境。抗战胜利前夕, “由于地方政权之没有和中央政府清一色,自由的民族主义者能够得到机会在云南和四川西部都 发 行 报 纸,相 当 进 步 的 批 评 中 央 政策”.[11]( P19)战后龙云彝族统治集团在云南处于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汉民与边民、党团与军队、政府与学校等多重矛盾之中,成为民主运动发生的客观条件。
一二·一运动肇始于 “民主运动的堡垒”昆明。抗日战争时期,由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聚集了一大批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在南方局关于 “勤学、勤业、勤交友”[12]( P58)的方针指导下,进步力量从思想到队伍形成强大的阵营。自八一五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当日,西南联大举行 “从胜利到和平”时事晚会起,昆明的民主和平活动接连不断。而此时的重庆位于国共谈判的中心,国民党对大中学校的控制甚为严密。
蒋介石尚处在内战的准备之中,对学生的欺骗与利用仍在发挥作用。共产党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在谈判桌内外努力避免矛盾激化。民主同盟和各进步团体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采取一致策略。成都、贵阳等城市,以青年学生为主的进步力量相对薄弱,成为斗争的主要参加者和响应者。“以昆明罢课为标志”[13]( P1177)的民主运动爆发后,重庆各界率先行动起来,抗议反动派暴行,声援爱国学生。成都、乐山、贵阳、遵义进步力量纷纷响应,形成了西南地区民主运动的区域规模。
2. 华北区域
华北区域指北平、天津及其周边保定、唐山等城市的学生运动,以平津大中学校学生斗争为主要力量。华北区域的初步形成,以抗暴运动为标志,掀起了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第二次高潮。19 世纪末,北平是中国封建势力的最后营垒; 20 世纪初,北平又是先进文化的聚合地。
新旧势力的针锋相对,爱国与卖国的矛盾尖锐激化,使这座文化古城成为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发生地。20 世纪中期,这里又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与华东地区相比,共产党在华北敌后的力量更加强大,平津地区与大后方的距离更远,苏联进军中国东北后的影响也更甚。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出发,以及与蒋介石出于制衡苏联、抢占东北的格局考虑,使华北地区成为美军最先进入也是驻兵最多的地方。从 1945 年 9 月30 日第一支美军部队登陆塘沽时起,3 个月内华北地区美军已超过 5 万,接近同期也是驻华美军总数最多时的 11. 3 万的一半。[14]( P330)美军控制北宁铁路山海关内沿线之后,不断侵入解放区,其挑衅滋事行径一再遭到共产党方面的揭露。
虽然在 19 世纪 20 年代后期,北平作为政治中心已然不复存在,文化中心却未被取代,继续着主流和上层文化。在历史的转折时期,这里既能够形成引导民众的思想潮流,掀起社会变革的风暴,也能够造就学术大家和意见领袖,推进民主运动的开展。由于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和贡献,中国社会曾经普遍给予好感。知识层面高度评价美国的民主,甚至以之作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和自由的楷模。于是在 1946 年 2 月英美苏同时公布雅尔塔协定时,国统区发生了只针对苏联的抗议游行,北平亦在其中。但从抗战胜利时起的短短一年间,这个阶层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看来,民族与民主并不矛盾,气节比自由更加重要。毛泽东在延安向美军观察组说,我们不害怕美国的民主影响。每一个在华 的 美 国 士 兵 都 应 该 是 一 个 民 主 的 活 广告。[15]( P224 -228)美国士兵没有做好这个广告,而是 “把坦克、装甲车开过王府井”. [16]( P7)美国式的民主与其所扮演的和平角色,开始在中国内战的危机中被否定。
北平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在城市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着名高校成为学生运动的堡垒,北大、清华、燕京甚至被称作 “小解放区”,统治当局则叹其 “形同租界”.[17]( P168)北平解放前夕,全市3300 多名中共地下党员中,“学委所属党员约为其半”;[18]而 “小解放区”的党员及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已 “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19]( P140)由于学校多、学生多,报纸 “都特别注重学校的消息,往往专辟一栏刊载”.[20]( P14)1946 年大中学校的陆续复原,更增加了文化与教育界对社会的影响力。
12 月 24 日美军暴行发生后,北平市警察局即告知中央社机构,要求各报不得报道这一事件。首获消息的亚光通讯社和一些报社,还被要求到警察局具结承诺执行。26日,消息仍在北平见报,中央社阻挠刊登的电令甚至被编成新闻,迅即激起抗议浪潮。北京大学48 位教授联名致函美驻华大事司徒雷登抗议,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主持北大、清华、燕京三校联席会议,决定对游行学生不加阻止,并请求有关机关保护。抗暴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形成声势浩大的学运高潮。
3. 东南区域
东南区域泛指宁沪与江苏、浙江等东南地区省份大中城市的学生运动,以南京、上海、杭州的大中学校学生斗争为主要力量。东南区域的学生运动,自 1946 年高校复员后形成规模,在五·二〇运动中,构成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第三次高潮。
1946 年 5 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国的政治中心迁移,对于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布局产生重大影响。南京成为五·二〇运动的中心战场,连同沪、杭、苏构成斗争的主要区域,都与此直接相关。首先,作为国民政府所在地,国民党的政令、法规出自南京。反饥饿、反内战成为这次运动的主题,斗争的目标直指统治中国的国民党中央政权。5 月 20 日,宁、沪、杭、苏学生联合在南京游行的目的,就是向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以及教育部、国民参政会请愿。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当日开幕,部分参政员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平的提案。南京政府为“确保首都秩序”,冲突必不可免。其次,国民党的腐败和政府体制的腐败,成为教育发展的极大障碍。行政院长张群在答国民参政员问时承认: “此次学潮,最先发生于二三大学学生关于学校行政、学制与待遇诸问题的请求”.[21]
所指既包括学生反映的共性问题 “待遇”,也包括个性问题 “行政”“学制”.南京报界称,“今天的大学教育正如一个垂危的病人”; “教育极度混乱”的原因,除去内战、物价者外,即为 “党派斗争白热化”和 “学生无书可读”.[22]( P115 -116)五·二〇运动中,各地学生冲破 “不得越级请愿”的禁令,聚集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与自身利益相关的要求。上海 51 所中学应届毕业生反对 “会考”,举行盛大游行送代表到南京请愿。
江浙地区是中国工业的发达地区,上海为民国时期的工业中心。毗邻南京,上海起着双重作用。其一,上海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剥削中国人民的中心城市,方便于蒋介石在政治和经济上依赖帝国主义。其二,上海拥有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五四”以来的历史表明,进步学生与工人阶级的结合,即先锋与主力的结合,是城市斗争运动推进的重要模式。裴宜理在描述“中国工人的政治影响”时说, “五卅运动中,由于激进派学生的刺激,工人们愤怒抗议日英帝国主义的暴行,要求结束军阀统治”; “20 年后,即 1946 -1948 年的内战时期,上海广大工人和学生充塞于街道,抗议国民党的统治”.[23]( P2 -3)1946 年 6 月 23 日,上海发生 5 万余人反战游行,2 万余名工人成为游行队伍的主力。到五·二〇之前,上海的工会已发展到 400 多个,有组织的职工近 40 万人。
就在国民党当局大肆镇压学生运动时,上海工人阶级发出了 “向伟大的学生运动致敬”的口号。[24]( P462 -472)六·二三运动显示了沪宁地区开始成为民主运动的重心,但青年学生在斗争队伍中的构成有限。1946 年暑期大学复员后,爱国民主阵营的结构出现了变化,青年学生成为斗争的主要力量。抗暴运动后期,领导学生斗争的部分骨干分别由华北等地聚集上海,筹建全国学生抗暴联合总会。在共产党组织和进步团体处于秘密状态的情况下,以普遍性群众团体的名义公开组织斗争成为有效形式。它能使学生运动中的骨干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不仅加大了对学生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号召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统治者的赤裸镇压。五·二〇运动中,南京、上海、浙江等地学生团体和华北学联在上海筹建中国学生联合会,并决定以 “京、沪、平、浙四区学联为大会秘书处”.全国学联第一次理事会的出席者,为“南京区、平津区、浙江区、武汉区、上海区”,主席为南京区,秘书处设上海区。[25]( P362 -366)由此可见宁、沪、杭、苏学生斗争在全国学生运动中的重要影响,以及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形成的巨大声势。
三次学生运动的高潮中出现了斗争的三个集中区域,或者说三个核心区域形成了三次斗争运动的高潮。实际上,这是学生运动本身和发生时空的主客观互为作用。毛泽东提出历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时说,要 “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26]( P400)对国统区学生运动进行区位研究,就是考察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及内在联系,是对事物的个性与共性关系的考察。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国统区学生运动、发起第二条战线斗争的历史过程,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过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成功领导国统区学生运动的一条基本经验。
十六字方针是中共指导白区工作的唯一的科学方针。无论在哪一个区域、哪一个时段、哪一次斗争运动,贯彻和执行十六字方针是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而在领导不同时期、地区,针对不同群体、对象,争取不同目标的具体斗争中,同一方针下可能策略不同,同一策略下可能运用不同。三大斗争区域的形成和三次运动高潮的兴起,正是在不同的时空,坚持正确的工作方针、实施灵活的斗争策略的成功实践。
1. 紧紧抓住斗争主题,在不同的时期确定不同的斗争目标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一目标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实现。但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不同阶段,斗争的任务不同,提出的口号不同,实施的策略也不同。形成于不同时段的国统区学生运动三大区域,其间最大的区别也在于此。一二·一运动缘于国民党在签订 “双十协定”的同时大举进攻解放区,始于国民党施暴昆明大学校园,“反对内战,争取自由”遂成为学生斗争的基本口号。[27]( P123)抗暴运动缘于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始于驻华美军在北平的暴行,中共中央立即提出 “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的斗争要求。[28]( P3)五·二〇运动缘于国民党内战政策导致的国统区经济危机和教育危机,始于宁沪平津等地学生请愿游行被蒋介石斥为 “恣肆暴戾”的 “越轨行动”,[22]( P236 -237)斗争的中心口号便由最初的 “反饥饿、反内战,挽救教育危机”,发展成为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围绕不同时段的中心工作和斗争目标,中共各级组织在不同时段和不同地区运用了不同的斗争策略。一二·一时期利用蒋介石尚未摘下“和谈”面具,以及西南地方势力的反蒋情绪,争取更多的民主力量加入阵营。抗暴运动则是以青年学生为现身说法,把美军暴行与美国对华政策直接联系起来,动员起平津地区全部大中学校学生,最大限度地激发国统区群众的民族自尊心。五·二〇时期的斗争策略,是 “从生活斗争的不断发展中来突破”, “使每个生活斗争成为另一面的政治斗争”.学生们 “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三个要求,也就成为斗争不断深入、目标不断提高的三步过程。五·二〇运动之后,随着军事战场的不断受挫,蒋介石“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30]( P310)针对这种形势,学生运动主要与自身的直接利益相关,如浙江于子三运动、上海一·二九运动、北平助学运动,到反美扶日运动掀起新的高潮。各地在斗争策略上都做了调整。一是不与反动当局做碰硬的较量; 二是斗争要求较多的关注经济与社会层面; 三是群众运动组织性更加严密。
2. 灵活掌握斗争策略,在不同的环境中形成不同的斗争模式
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北平、昆明均是国统区中心城市,但所处区位不同。抗战胜利时,蒋介石对南京的接收策略是,必须在解除日军武装的同时 “即能完全掌握之,以期构成受降及恢复治安之有利态势”.国民政府还都后,更进一步强化对南京的政治控制。北平为国民党在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却临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后国民党依靠美军帮助进入北平,“因受共军之牵制,故进行较为迟滞”.[31]( P3 -7)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名义上管辖 2 个战区、3 个直辖市和 5个省,实则政令不出,故而自嘲 “上不沾天,下不着地”.[32]( P601)昆明是战时国际交通线的联络站,又是大后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战后西南成为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争控的焦点,云南首当其冲。昆明行营主任龙云为阻止蒋介石势力,一定程度上开放和支持云南民主运动。如闻一多所言,“抗战末期,昆明是民主运动的先锋”.[33]( P355)昆明事变后,云南当局压制民主的措施,无疑成为一把双刃剑。
战后初期,成规模的学生运动最先出现于收复区南京、北平,而不是民主力量最强、国共交锋最直接的后方重庆、昆明。1945 年 9 月萌起的反甄审运动,由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群体引发,直接涉及收复区以公立大中学校师生为主的利益。反甄审运动并未形成全国性的高潮,既是受争取和平重建大势的影响,也在于利益群体的相对有限,加之国民党调整了相关的政策。尽管如此,这场斗争由沦陷时期建立的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率先行动,斗争从东南、华北兴起,波及到整个收复区,区域间的不平衡依然可见。
与反甄审运动并行的争取和平民主运动在昆明出现高潮,是种种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首先,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种势力、两个命运和前途的较量无处不在。其次,更多的社会问题聚焦昆明。蒋介石集团强势解决地方势力,以枪炮迫使主政 18 年的云南王龙云就范,新的当局崇信武力的心理一再膨胀。而中央军势力的大举进驻,一蹴而就的集权控制与久已形成的民主氛围,形成了表面与深层的矛盾,也就是之后的 “开会”与 “开枪”的尖锐对立。进步师生抵制当局的禁令,成功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不熟悉环境的特务们,由于自己割断电线而无法行动,使关麟征 “因为这些人的愚蠢而大发脾气”.[27]( P463)即令在时事晚会上讲演的教授一半为国民党员,即令美国领事也认为教授们的讲话只不过 “温和地批评了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即令学生所提关于美军撤离中国的要求“还看不出有反美情绪”,当局仍对学生 “采取如此野蛮的无法无天的手段”.
以至于西南联大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负责人、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风潮的扩大,全是由于军人的盲目泄愤”,李宗黄、关麟征 “热情有余,见识太差”.此前力主在收复区实行甄审的傅斯年,受蒋介石之命调停昆明学潮,也认为 “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27]( P409 -410)在西南联大,国民党籍教职员占了很大比例,教授中的党员甚至可能接近半数。就是这样一所大学,被关麟征称作 “共产主义的温床”,有的教授被指为“穿着国民党外衣的共产党”.[27]( P479)然而,在对云南当局的谴责上,无论是坚持民主正义,还是出于义愤激情,或者为统治者出谋献策,西南联大乃至云南知识界的公开态度都是一致的。
从抗暴斗争到五·二〇大游行,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中央与地方处置民主运动的差异,以及北平当局与知识界的联系,都在影响着北平学生运动的外部环境。李宗仁说 “我在平三年,与北方教授们揖让往还,相处甚得,这也是我平生殊可引以自慰的事”.[32]( P606)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认为蒋介石 “整饬学风”的文告 “不很公道”,学生干预政治起因是政治不上轨道。[34]( P350)由于李宗仁、胡适以及北平市长何思源的立场,加之民主人士对他们和社会的影响,北平的政治氛围与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控制下的昆明,与蒋介石的 “首善之区”、汤恩伯任职卫戍司令的南京,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二·一事件被比作1926 年段祺瑞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使国民党在和平特使马歇尔面前十分被动。蒋介石表白 “不打算重蹈 ‘段祺瑞’的覆辙”,并曾一天5 次与关麟征通电话, “明确下令不能再在学校发生流血事件”.[27]( P484)国民党策略的调整,对之后由北平发起的抗暴运动迅速推向全国,产生了一定客观影响。
与一二·一运动和抗暴运动不同,五·二〇运动在南京形成高潮,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五·二〇运动主题的形成,显示了斗争规模由小到大、斗争目标由低向高的发展。1947 年 4 月 28日,中共上海中央分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5 月将是新的高潮开始, “这一高潮不像抗暴带有突然性”, “是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分散的生活斗争,是生活斗争与政治相互协通到一定时机又汇合成为全面性的政治斗争”.[29]( P365)五·二〇运动的源头,一说为中央大学教授会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的 “五六宣言”,一说为学生抗议副食费降低的 “吃光运动”.有此二说,恰恰体现了五·二〇运动酝酿过程中,斗争阵营的不断壮大。五·二〇前夕的口号是反对饥饿,斗争目标局限于经济和教育方面。
五四纪念活动之后,北平学生较早把 “反内战”与 “反饥饿”的口号直接联系起来,5 月 18 日即已向社会广泛发起反饥饿、反内战的宣传。而同一天,中央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方研究决定,在斗争中增加 “反内战”的口号。19 日,中央大学第八次系科代表大会以 102 票对 10 票,通过在宣 言 和 标 语 中 加 入 “反 对 内 战 ” 的 原则。[35]( P95 -96)在斗争口号中增加新的内容,显示了运动在向更深层面发展。5 月 18 日 《中央日报》刊登三青团骨干的 《复课宣言》中说,“我们尤其反对请愿的目的中途变质”.南京提出“反内战”较晚,有利于更加广泛的争取社会群众,也避免出现时机不成熟的交锋,不失为成功的斗争策略。1945 - 1947 年,是中国城市学生运动的一个特殊时段,三个区域和三次高潮均形成于此。
自 1947 年下半年起,国共对于城市民主潮流的方针策略都作了较大调整,使得学生运动的区位特点开始淡化。国民党在中心城市加大镇压力度,全面实施白色恐怖,边远地区的氛围相对宽松。共产党则不再强调反对内战的口号,这与人民解放军发起战略进攻同步,也表明进步学生把希望寄托于革命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个区域和三次高潮促进了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而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为学生运动开辟了新的斗争模式与更加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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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阀特指北伐战争之后,国民党各派系形成的控制中国大陆割据一方,拥兵自重的军事政治集团。北伐战争是一场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是由以广州政府为形式上的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各反北洋势力联合起来发动的一次旨在推翻北洋政府,统一中国大陆的战争。北伐军是一支军阀联军,其中南方北伐军由粤、桂、湘军队以及客居广东的滇、湘客军组成,北方北伐军指冯玉祥的国民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两大军事集团。北伐战争本身的性质是国民党新军阀形成的根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国民党新军阀形成及其影响的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一些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投靠国民党的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国民党新军阀与旧军阀有共同点,但同时又有与旧军阀不同之处。
[关键词]国民党;新军阀;形成;特点
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等北洋军阀,这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但是军阀却并没有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消失, 1927年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军阀”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拥有武装部队,并能控制政权的军人或军人集团。”
由此可见“军阀”大体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拥有武装,自成派系,割据一方(或控制中央政权)。
在《新华词典》中有关“中国近代军阀”的解释是“拥有军队,霸占一方,为害人民,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表示中国近代军阀,除了具备了过去的军阀的性质之外,还兼有“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这“近代”的特色。
对于“国民党新军阀”,张同新提出,这是“对1927年叛变大革命后,霸据一方,实行反动统治,互相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总称。”①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并由此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的开展,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武装力量和旧军阀系统中的军阀,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他们都有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发展自己势力的要求,但又感到缺乏力量,于是纷纷带着自己的私家军队投靠国民党,并改编军队,于是这些武装力量成了国民党新军阀的主要来源。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⑴大部分是从旧军阀系统中分化出来,整建制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如南方的原国民革命第二、六、八军(即谭延 派,程潜派,唐生智派等湘军),第三军(即朱培德的赣军),第七军(即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的桂军),第九、十军(即彭汉章,王天培的黔军),北方冯玉祥统属的国民联军,阎锡山统属的晋军。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而改变为国民党旗号的原北洋系统的地方小军阀则更多,如夏斗寅,周凤岐,陈调元等。⑵来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组建的所谓“党军”,我党虽曾在这些军队中作过大量工作,但由于这些军队的首领不允许对其军队进行改造,同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因此这些军队仍是旧式雇佣军队的性质。②
这些武装力量参加北伐大革命,主要出于以下几种原因:
⑴这些武装力量受到大军阀的压迫,希望借革命力量的庇护来保住自己的势力;
⑵他们看到直系,奉系等旧军阀的垮台已是大势所趋,而暂时归顺大革命的潮流;
⑶由于各地均被旧军阀分割而难以发展,他们期望借助革命的旗号扩展实力;
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期望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制。
这些武装力量虽然表示愿意接受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是他们参加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所以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所戴着的“革命信徒”的假面具也逐渐脱落。
大革命打击了封建势力,农民和城市工人要求土地,减轻剥削,实现政治民主的斗争不断深入,在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中更提出了废除军阀制度,实行军队生活民主化的要求,这些都威胁着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切身利益。他们既想“脱离革命,同时又企图找到一条既能攫取更大的统治权,又能打着革命旗号来取消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其他的国民党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国民党新军阀的形成除了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是在背叛大革命的情况下产生的之外,还有着与北洋军阀相同的外部原因和阶级根源。
毛泽东提出:“现在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从广州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④
这说明,新军阀产生的国内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是地方性农业经济的存在和地主买办阶级对人民大众的残酷剥削,而帝国主义划分范围的分裂政策则是其形成的外部原因。
国民党新军阀与先前旧军阀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同样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⑤
首先,国民党在外交上采取投降妥协的政策。
1928年3月,国民党政府向1927年3月炮击南京、镇压中国革命的英、美帝国主义政府赔款、道歉,并宣布要“逞凶”;同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一万多人,蒋介石竟然命令中国军队不准抵抗,并任由日军缴械。
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如日本控制了中国铁矿生产的99%以上,生铁生产的95%以上。在轻工业上,外资也占相对优势。1930年,中国民族资本纱厂的资本和公积金共合12,700余万元,而外资纱厂则合16,100余万元,占56%。而外资拥有的纱锭数更占67.4%,拥有布机数也占56.4%。这说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他们对中国控制程度越发严重了。
其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封建土地占有制度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国民党新军阀和地主官僚大量掠夺农民的土地,土地占有状况也日趋集中。
1933年,广东地主富农人口占6%,却占有66%的土地,而贫雇农人口占74%,却只占有19%的土地。
再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中国官僚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扩大军费、增加赋税的过程中,把大量财富塞进自己的腰包。1928年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为21,000万元,1929年为24,500万元,1930年为31,200万元,三年间增加了50%。从1930年至1936年间,历年的军费均在三亿元以上。关税、盐税、统税在国民党政府中央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重为:1928年48%,1931年88.2%。
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至1936年共发行公债达26亿元,四大家族通过他们控制的银行,大量承购公债,独占了公债利润。
同时孔、宋、陈氏家族独占商业,工农业,垄断经济命脉。1935年,国民党政府设立了资源委员会,作为垄断全国重工业和矿业的执行机构,它垄断了钨、锑、锡等物资的生产和运销。
到1936年前后,在积累了大量财富后,正式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成为了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
但是国民党新军阀也有着同旧军阀不同的特点:⑥
其一,以曾经是革命的国民党做幌子,得以施展反革命的政治欺骗。
国民党曾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国民党的新军阀大都参加过反对旧军阀的革命,国民党政权暂时地实现了中国在形式上的“统一”,标榜自己“反对”帝国主义,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这种影响在短时间内仍然存在,而他们就利用这种影响进行反革命的欺骗。
其二,拥有庞大的反革命军队和全国系统的特务组织。
国民党新军阀是有一个以政党为形式的集中组织,并有各种辅助形式的组织,作为反革命的工具。新军阀篡夺了这个曾是革命的政党的领导权,把它变为反革命的政党,而旧军阀是没有这样的政党的。
国民党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反革命武装,其常备军数量之多,超过了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据1929年国民党官方提供的材料,当时“全国军额达二百余万,年需军费约三万万余元”,占国民党政府总支出的75%以上。
国民党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1929年11月,蒋介石授意陈立夫、陈果夫建立“中央俱乐部”,又称“CC”团或“CC”系。在这个组织内部有一个由职业化特务分子组成的专门特务机构,“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主要用来控制国民党的党务部门和文教部门。1932年3月,又成立了另一个特务组织“兰衣社”,其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它侦缉迫害的主要对象是军队中的先进分子和异己力量。从1927年到1928年,屠杀了革命人民337,000多人,到1931年,被杀害的群众达100万人。
以上两点是新旧军阀最主要的区别。
其三,拥有表面上统一的全国政权。
从“宁汉对立”到“宁汉合流”,经过1928年上半年的“北伐”,6月占领北京。1928年12月29日,满洲四省军阀张学良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这也是中国自1916年来第一次名义上实现统一。⑦
其四,同时得到几个帝国主义的支持。
蒋介石集团,在经济上有江浙财阀的支持,同时又得到英、美与别的帝国主义的支持。1927年3月,上海资本家向他提供300万元,作为回报,他答应制止上海劳工骚动,并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共产党势力。4月25日,上海商人和银行家又给了蒋介石700万元。⑧
其五,用政治强制和军事掠夺的手段,逐步地形成了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这个统治的经济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实际上存在着由新旧军阀控制的三个反动政府,即:蒋介石国民党
南京政府;汪精卫国民党武汉政府;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他们各霸一方,为争夺对于全中国的统治全,进行着激烈的争斗。
同时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林立,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利益的矛盾,他们同样想得到整个中国的统治权,争斗同样不可避免。
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事实上反映了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害矛盾,毛泽东指出“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战争。”⑨
到1928年初,国民党军阀北进之前,便形成了蒋(介石),桂(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四个主要派系,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原奉系军阀武力转化为国民党新军阀的武力。
从1929年3月至1930年11月,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蒋、冯、阎中原大战。由于多方因素,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占了上风,最后建立了表面上统一的全国政权。
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到1930年的3年之中,除上述几次大规模军阀战争外,还有云南的唐(继尧)龙(云)之战,山东的韩(复榘)刘(珍年)之战、四川的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等军阀战争,不下六、七次之多。连年军阀战争,战火遍于大半个中国,兵连祸结,百姓遭殃,估计战死人数不下五十万之众。⑩
同时,随着国民党统治的确立,它也以更疯狂的屠杀政策来扑灭中国革命的烈火,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员人数由60,000多人减少到10,000人左右。城市工人的斗争由进攻转为防御,工会会员由300万人减至30,000人。农民斗争此起彼落,处于分散而不集中的状态。民族资产阶级则退出了革命的营垒,而附和了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贫苦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革命的形式由高潮转入了低潮,这是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确立后带给中国的又一影响。
但是由于中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的殖民地化并没有减弱,帝国主义仍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土地占有制也仍然保持;工人在大革命时期争得的权利统统被取消;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全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因此,革命的高潮再次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注释:
①②③同张同新 《国民党新军阀的形成及其混战的历史线索》 教学与研究 1984.2
④⑤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P47-48
⑥胡汶本等主编 《中国现代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P211
黄元起主编 《中国现代史》上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4 P245
⑦[美]费正清 费维恺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3 P142
⑧[美]费正清 费维恺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3 P149--150
⑨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P47-48
⑩张同新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P32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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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快递、TNT、UPS、DHL四大国际快递巨头纷纷抢滩国内国际快递业务,面对国内民营国际快递公司在国内快递业务的强劲竞争力,国际快递巨头在布局国内快递业务上下了很大的血本。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我国民营快递企业发展困境及对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近十年来我国快递业形成了国营、民营、外资相互竞争的市场状况,民营快递企业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是中国民营快递企业目前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本文对中国民营快递企业的现状及优劣势进行系统的分析,找出我国民营快递企业发展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民营快递企业 竞争劣势 对策.
近年来,我国快递行业形成了国营、民营、外资相互竞争的市场状况。
中国邮政(EMS)处于政策垄断的地位,有着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世界四大快递公司已经全部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办事处,凭借资金、设备和技术优势,对中国民营快递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民营快递企业何去何从,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是目前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一)我国民营快递企业发展规模及现状.
中国的快递业高速发展,据调查,中国快递业的增长率达到 20%以上,而其中,民营快递企业的规模与市场份额日益增大,速度远高于国内快递市场的增速,据国家邮政局和国家统计局 2007 年联合开展的全国首次快递服务业统计调查表明,仅国内同城快递业务收入较 2005 年就实现了 54.4%的增幅,市场份额提升了6.8 个百分点,这表明民营快递企业的增速发展。
截止 2011 年在中国从事快递业的民营企业达到近万家,从业人员在120 万人以上,年营业规模 150 亿元人民币左右。我国民营快递市场发展较快的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以江浙沪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和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当前,发展得比较成功的民营快递企业有申通、宅急送、顺丰这三家快递公司。
民营快递企业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同城快递这一市场板块上。大部分的民营快递企业的规模不大,其业务能力范围只能够在同城之内,国内异地的快递市场占取市场份额仍然较低,当然,规模较大的民营快递企业的业务就有主要包括国内异地快递业务和国内同城快递业务。
由于大部分的民营快递企业业务主要是同城快递,因此在同城快递这一市场板块上民营快递企业同行竞争相当激烈,甚至出现无序的竞争状况。按企业的规模来划分,民营快递企业可以分为大型民营快递企业和中小型民营 快 递 企业。大型的民营快递企业发展得比较成功,都能建立出自己的品牌,在快递市场上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但大型的民营快递企业只是占民营快递企业的少部分,大部分民营快递企业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属于中小型民营快递企业。而中小型民营快递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结构松散、信息技术落后、资金匮乏、人才短缺、管理混乱、服务水平差的现象。
(二)民营快递企业与邮政EMS、外资快递企业竞争力比较分析.
通过表 1 我们不难看出,民营快递企业无论与享有政策垄断地位的国营快递企业还是拥有丰厚资金、设备和技术的国际外资快递企业相比,都具有很大的弱势。民营快递企业想要在市场上谋求长足的发展,只有寻求与国营快递企业、国际外资快递企业的错位,提供国营快递企业和国际外资快递企业无法提供的服务,实行差异化的市场定位,尽量发挥长处,才能在中国快递市场上长足发展。
(一)优势(strength)行业管理.
1、价格低廉.
EMS 标准资费不论路程的长远统一定价为 22.5 元,而民营快递收费则是根据路程远近进行灵活定价,如在长三角或者珠三角区域内,基本价格大概只需要 8—10 元。而外资快递企业的标准资费是在三大经济主体上最高的,比 EMS 和民营快递企业要高。国内快递市场上,民营企业在价格方面有着国外快递巨头们不可比拟的优势。
2、速度快.
民营快递企业的国内快递速度比 EMS 和外资快递巨头都要更快,无论是同城快递,还是城际快递,民营快递都比 EMS 快约 50%。民营快递企业就是由于速度快赢得了大众的支持,才能够在市场上异军突起。
3、服务方式灵活.
民营快递实行门到门、手对手交接,上门收件送件的服务方式,对大客户还可派驻专人到客户处服务,且对寄件封装、重量、尺寸等没有过多限制。民营快递业运输机制灵活,飞机、轮船、火车甚至汽车也不能到达的,他们就用摩托车、自行车直至步行解决。无论何时,客户只需一个电话向业务中心提出服务请求,业务中心即通过电话或短信联系客户,并尽快地为客户解决问题。因此服务方式灵活,更符合大众的需要。
4、国内网点比外资快递多.
国有快递企业平均建设一个营业网点需十几万元,而国外快递巨头为了满足规模经济的要求平均建设一个营业网点需几十万元,有的甚至达到了一百多万元。民营快递企业网点建设初始投入少、注册资金较低,而这些都是国外快递巨头和国有快递企业所不具备的。但国有快递企业在中国市场上服务网点依然是覆盖面最大的。
(二)劣势(weakness).
1、管理体制问题.
民营快递企业由于行业进入门槛比较低,管理方面良莠不齐,总体来讲体制很不完善。民营快递企业大多采用家族管理模式,缺乏现代的管理技术,管理水平较低。管理体系尚不成熟、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高、信息化水平不高、经营理念和管理体制落后等问题普遍存在。
2、企业规模小.
我国民营企业的代表如顺丰、申通、宅急送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中型快递企业为数较少,大多数民营企业还是属于中小型的快递企业,呈现出小、散、弱的现象。市场竞争处于无序状态,出现恶性竞争,竞争激烈。
3、技术落后.
我国民营快递企业技术水平明显落后于竞争对手,表现在,基础设施落后,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普遍不高,技术装备和设施落后,运输工具转载率、装卸设备荷载率及仓储设施利用率不高,多数仍然以劳动密集型方式运营;信息处理技术落后,民营快递企业在信息处理技术方面大都没有建立统一集中的信息管理系统,缺乏必要的公共信息平台,各快递系统之间兼容性、协调性较差,在全球性的货物追踪系统、网上自动货物动态查询系统等关键的信息系统方面,远远落后于国外同行,严重制约了我国民营快递企业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提高。
4、缺乏专业人才且素质不高.
现阶段我国民营快递企业主要以粗放型为主,从业人员流动性大,员工队伍不稳定,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形象,削弱了客户对企业的忠诚度;其次,员工文化水平层次较低,企业中管理人员素质普遍偏低,接受过高等教育或专业教育的较少,高素质的物流管理人才非常少;再次,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民营快递企业不注重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不愿花费较高成本引入高素质人才。
5、品牌知名度还比较小.
民营快递企业普遍不注重品牌建设,广告宣传力度不够。和国外相比,我国民营快递品牌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许多不足,有的企业甚至都不为人所知。即使有些民营企业有意识进行品牌建设,也是缺乏内涵,效果不是很明显。
(三)机会(opportunity).
1、良好的经济环境.
我国加入 WTO 后,中国 GDP 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2001—2004 年,大体上 GDP 增长 1%,快递市场规模增长 3%;2006—2010 年,GDP 的年增长率将持在 8%以上,这为我国快递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快递行业整体发展势头良好,近几年来,快递行业保持了年均 20%以上的增长速度,即使在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下,2008 年全年快递业务量平均增长达到了 22.7%,业务收入平均增长也达到了 18.6%。经济的发展为民营快递企业的发展铺好了光明的道路。
2、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
近年来,互联网的普及和上网人数的迅速增长,使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电子商务在中国盛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民营快递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3、政策的扶持.
国务院发布了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通知,物流业入选国家十大行业振兴规划之一。另外,2009 年出台的新《邮政法》为民营快递企业确定了法律地位,也为今后快递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大、中型民营快递企业正可以借此机会重塑市场秩序,走出低价恶性竞争的怪圈,适应者生存,不适应者淘汰,促进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四)威胁(threaten).
1、来自国营快递企业的竞争.
EMS 作为中国本土上最大的快递企业,拥有政策上的绝对优势,具有中国最大的快递服务网络,是民营快递企业在市场上的最大竞争者。
EMS 是唯一一家在国际快递市场、国内异地快递市场、国内同城快递市场三大市场板块中都运营的服务提供商,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
2、来自国际外资快递企业的全面冲击.
国际外资快递四大巨头在中国凭借其丰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机制,在中国占有很大市场份额,且知名度远远超出民营快递企业的知名度。特别是在国际快递这一块业务中,国际外资快递企业是占有绝对的优势,对民营快递企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威胁。
3、政策的不利影响.
刚出台不久的《邮政法》对邮政专营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党政军机关的公文,商务信函同城 50 克、异地100 克由邮政专营,邮政专营实质上是一种行政垄断行为。这些政策问题给广大的民营快递企业带来新的挑战。另外,新邮政法提高了快递的准入门槛,这是对中小型民营快递企业来说是又一新的挑战。
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于 1993 年成立,总部设在深圳,是一家主要经营国内、国际快递及相关业务的服务性企业。在1996 年,随着客户数量的不断增长和国内经济的蓬勃发展,顺丰将网点进一步扩大到广东省以外的城市。
至 2010 年初,顺丰的速递服务网络已经覆盖国内 32 个省及直辖市和港澳台地区,成为中国速递行业中民族品牌的佼佼者之一。顺丰速运发展至今,无论是在速度、还是在经营方式上都具有优势。
一是速度快。据了解,不管是同城快递还是同城异地快递,民营快递企业都比 EMS 快 50%,而顺丰,则比其他民营快递快约 20%。同时,顺丰在 2010 年创办了属于自己的航空公司,有着自己的专运货机,这使得顺丰在配货及输送快件上都具有主动性,而且这也是造就顺丰速运成功的因素之一。
二是服务更加灵活。在服务方式上,民营快递实行门到门服务,手对手交接,上门收件送件,对大客户还可派人到客户处提供收发件服务,且对寄件封装、重量、尺寸、递送要求没有过多的限制。在服务时间上,灵活的民营快递企业更具有竞争力,顺丰速运目前实行两班制,属于昼夜不间断的运营机制,保证客户的快件能够在第一时间内进行中转派送。
从顺丰速运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看出:顺丰虽然是国内发展最好的快递企业,但依然存在不小的困境与问题,如何提高从业人员的操作质量及服务质量;如何加强组织结构的优化与控制;如何制定合理的经营目标及公司长远的发展策略,这都是顺丰需要好好研究的课题。
(一)完善快递业法规,促进快递业规范化发展.
我国快递业已有 30 多年的发展历史,产业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部专门的《快递法》,新《邮政法》虽然在明确经营主体条件与经营业务范围上有很大进步,但是依然延续了“邮政本位”
的惯性思维,把快递包含在邮政里,这对于快递行业的监管和发展是很不利的。
(二)提升快递服务质量,赢得消费者信任.
据国家邮政局 2010 年 10 月调查显示,消费者对快递服务的意见主要集中在投递和售后服务两方面。
我国民营快递企业本身竞争力就弱,只有在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上有较大提升,才能消除消费者对民营快递企业的信任危机,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三)加强快递企业间的联合与协作,增强整体竞争力.
金融危机加剧了快递市场的竞争,对于规模大、实力强的企业,金融危机可能是一个加快兼并扩张、做大做强的机遇;对于中小物流企业,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优势互补,“抱团取暖”,进一步加强企业间的合作尤其重要。
(四)积极引进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益.
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快递行业不仅可以减少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而且可以使快递服务更加安全便捷。国际四大快递巨头之所以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占取快递市场份额的原因就是不断开发和应用新技术。如 UPS 于 2006 年 9 月在中国指定的城市部署了 DIADIV(第四代速递资料收集器)。DIADIV拥有与蓝牙、WiFi、GPRS 以及 CDMA四个无线网络实时连接的能力,确保一对一的可靠服务。所以,民营快递企业应充分利用现代技术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服务。
■参考文献
①李谦,吕利平.:我国快递业的产业环境分析[J].商业经济,2008,(8):110—111.
②肖磊. 我国快递业发展的思考[J].商业现代化,2008,(7):343.
③晏敬东,石银萍,李谦.我国快递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中国科技信息,2008,(18):205—207.
④黄菲菲. 中国民营快递业的发展战略研究 [J]. 科技和产业,2009,(7):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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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国际商会成立于1988年,是由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产业的企业组成的民间商会组织,社团法人。主要任务是以企业为核心,以为企业服务为宗旨,充分利用商会的手段和渠道为企业提供广泛的国际商贸服务,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依照国际惯例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促进企业与国际经济接轨,积极参与国际经贸活动,繁荣天津对外经贸事业。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究1928—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天津商会的整顿改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国民党在推定商民运动之初,就对商会持有一种偏激片面的认识,认为商会是由买办等少数人操纵的旧式商会,不仅不支持革命,甚至还勾结军阀与贪官污吏反对革命,必须用严厉的方法加以整顿,希望由新的商人革命组织取代商会。
1924年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商民部,并于当年底在广州成立了第一个商民协会。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确立了成立商民协会以取代商会的政策。所以,国民党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以自己成立的组织取代原有商会。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将整顿改组商会作为整理民众组织的重点。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国民党成为了执政党,认为原有的民众组织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对所有的民众团体进行整理,1928年6月7日国民党第144次中常会通过《各级民众团体整理委员会组织条例》,开始对包括商会在内的各民众团体进行整顿改组。
政府对商会的改组,导致了工商界与政府的矛盾。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完成政治统一后,开始整理财政经济秩序,试图控制经济,强化统治,增加财政收入。然而,晚清以来,商人群体逐渐成长为一支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与国家权力形成了既冲突又合作的关系,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商人的势力开始受到挤压。
在天津,南京政府为了控制天津的盐税收入,试图通过逮捕天津长芦纲总的暴力方式,削弱商人势力、改组控制旧商会,进而控制天津的工商界及经济命脉。1928年10月19日,国民党当局突然逮捕了天津长芦盐纲公所首席纲总李赞臣、纲总王君直、杨丹忱、郭少岚、李少舫等5人,导致了震惊全国的“长芦五纲总被捕案”。最终,因案件查无实据,在社会各方的重重压力下,南京政府不得不于1931年3月2日对五纲总罚款50万元后释放。但是,案件发生期间,天津工商界的纷扰,为国民政府在天津改组商会、控制商人团体提供了机会。
为了进一步整顿改组商会,鮷南京国民政府在业公会法迅速改组,其余无同业公会组织的行业,凡同业商号满7家以上者,均遵照工商同业公会法迅速组织同业公会”,限制各公会一个月内办理完毕并呈报商会转呈政府立案。
事实上,改组同业公会的法令执行情况并不理想,1930年1月末,离天津商会规定的期限已过了将近一个月,天津社会局局长鲁荡平还在为旧行业公会改组备案的事情致函催促天津商会。
为了进一步促进各同业公会改组,国民政府规定了具体主管改组的政府部门、公会成立后制定章程的期限,甚至连公会的印章图记的尺寸和印文都做了要求。
直到1930年12月初,除去天津市银行公会另由财政部约束,尚在等候改组,天津芦纲公所因为特殊情形,暂缓改组,商会所属全部37个行业都已完成改组,天津市商会向市党部呈报了已改组各同业公会名单。
政府改组了同业公会后,又加紧了对商会自治权利的限制,国民政府颁布了《人民团体组织方案》,规定各同业公会在成立或改组前应向党部申请许可,但是各同业公会多在此方案颁布前已完成改组并向政府备案,为此,天津商会派员赴市党务整理委员会请求变通办理,最后委员会决定已备案的公会可以不计,此后新成立公会,都要遵照人民团体组织方案办理,此外,委员会还对帽业等16个行业公会章程逐一进行了修正。
两个月后,政府开始直接干涉天津商会选举。天津市党务整理委员会派人前往津商会,以指导选举为由,明令商会呈报选举日期、会员名录。
1931年,国民会议将于5月在南京召开,各地提前开始选举代表,国民政府严格限制商人的选举权,采取间接选举办法,导致“津市纱厂每厂工人恒在三四千人,而商以经理主体人并店员代表合计,则有选权者充其量不过仅四五人,不平孰甚。”天津商会主席张仲元就商民选举权事致电中央党部及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希望采取直接选举制,使同业公会和商店内的所有人员都有选举权。但却遭到了拒绝。
1931年11月,天津发生了便衣队暴动,天津商会为了安全起见,搬入意租界临时办事处,暂借席业公会会所办公。虽然商会负责人员曾一度辞职,但是经会议议决,除主席张仲元请假休养外,其余一概挽留,一切会务正常进行。但是,天津党务整理委员会却乘机挑动商会内部矛盾,怂恿茶食业同业公会告发商会“内部复杂,新旧不能一致,故屡次发生风潮。近者各执委又均纷纷辞职,所有各同业公会事项,该会以负责无人不能受理为辞,因之各业痛苦无人解除……”,茶食同业公会又在委员会授意下提出商会已名存实亡,影响地方商业“为解除各业痛苦,便利商人运动,计拟依据工商部颁布新商会法第八条之规定,由津市各同业公会联合呈请设立天津市商会分事务所,以资拥护党务进行,振兴党国精神。”可见,天津党务整理委员会希望趁机解散天津商会,重新设立由自己控制的天津商会分事务所。天津商会终于忍无可忍,予以回击,声明“本会内部复杂,新旧不能一致各节,悉属摭拾浮言,并非真相…… 现在一切会务进行如常,毫无停顿”。并将事实一一陈述,同时指责茶食公会不尽义务:“自加入商会后从未缴纳会费、出席会员大会及其他会员所应尽之义务云云……”最后依据商会法驳斥“该同业公会等所拟组织商会分事务所之程序,与商会法之规定显有不合,前已签呈在案”。最终,在天津商会的据理力争下,政府未能如愿解散商会。
政府虽未能解散商会,却依然对商会严加控制,一直明令天津各同业公会将章程呈报天津市党部市党部、社会局备案,而且章程必详细写明公会名称、经营内容、地址、会员条件、公会职员姓名、公会经费来源及征收办法……此外,各公会于“每年年度终了时,造具预算决算清册,并连同主要会务办理情形编印报告,分发会员公布,并呈报天津特别市党部、天津社会局备案。”以便控制各同业公会的所有活动。
伴随着对各同业公会活动的控制,政府开始对各同业公会逐步改组,将旧有的同业公会逐一重新选举并成立,从1933年5月11日至1934年5月27日,天津各同业公会都进行了重组,并向政府呈报了选举情况。所有同业公会完成改组以后,政府认为已经完全控制了各同业公会,天津商会不满权利被架空,就宣布暂停会务,并将“所有本会各部分已办、未办事项,一律暂行封锁,仍由各该原任人员妥慎负责保管,听候核办。”以示抗议。
政府也不甘示弱,随即授意新组成的各同业公会发表宣言,指责商会“结党营私、把持会务、蒙蔽官府、宰割会员,各业商人久已积愤难伸、怨声载道……”又召开联席会议,提出不信任案,要求“中央及党、政当局依法令饬该会职员即日停职,另由各同业公会根本选举负责职员,组织健全天津市商会……”天津商会和政府相持不下,双方矛盾达到白热化。
从1934年7月初直到9月末,矛盾持续两个多月,商会一直暂停活动,导致商人和政府都深受其害。会务停顿后,“芝加哥赛会征品以及签证海外贸易、辅助法院调查,并证明国货输运国产等事,均已尽行辍废……”更严重的问题是,当时营业税由商会代征。因商会停顿会务,政府改为直接派人征收,调查征收情况时“又未能依法由商会协助办理,以致税方之调查员等不谙商情,诛求估计”,结果“商民既感苦痛,官方亦觉掣肘。”最终,天津银行同业公会等致函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天津市党部、天津市社会局希望迅速解决商会改选纠纷。
迫于压力,政府有所让步,承认了天津商会的合法性,允许其继续行使职责,但对商会选举加以限制,规定“公会委员任期,依法均为4年,惟工年应改选半数,不得连任。”试图通过频繁的人员更迭,使商会和同业公会失去实际作用。导致从1935年年初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期间,天津商会及各同业公会人员变动频繁。1935年1月末,商会委员第二次选举完毕,当选委员名册被呈报给政府,其中“年光垚,职务:执行委员,年龄37岁,籍贯:保定,新选为旅栈业同业公会代表”;“蒋志林,职务:候补监察委员,年龄49岁,籍贯:天津,新选为转运业同业公会代表……”很多委员都是新人,共计选举:主席委员1人,常务委员4人,执行委员10人,监察委员7人,候补执行委员7人,候补监察委员3人,人员换了一半。1935年3月至1941年10月,各同业公会陆续进行改选补选,从《天津市各业同业公会选举改选补选情况简表》来看,情况与1935年1月的商会委员选举一样。
大部分同业公会反对过于频繁的人员更迭,1936年10月14日天津市社会局抄发训令,处理逾期未改选的各同业公会,认为“兹查历经依法改选者固有之,然逾期改选者实居多数。本局前曾迭经令饬从速改选去后,迄未遵办,似此故意延宕,殊属非是。更查现在会务停顿,负责无人,以及曾经令饬停止现无恢复工作之必要者,亦属不少,亟应彻底整顿,以资解决,而期健全……”,最终决定,市内共80个同业公会,除去银行业、保险业、轮船业、旅栈业、胶皮车业已经依法改选;酒业、棉业已经全部改选;报关业正在筹备改选;报馆业、胰皂化妆品业未到改选之期;电料业、磁业已经另案办理外,其余各业都彻底整顿:一、席业、麻袋业、叫卖业、洗衣业……等9业。会务无形停顿、负责无人、曾经停止活动,一律予以解散。二、转运业、兑换业、商栈业……等5业。成立后已满四年未曾改选一次者,一律予以解散。三、药业、米业、干鲜果品业……等45业。成立已满四年,曾经改选一次或二次,现又逾期未改选,一律停止行使职权,重新全部改选。四、茶食业、房产业、货栈业、玻璃镜业……等9业。成立未满四年,未进行第一次改选,一律停止行使职权,重新全部改选。这样一来,80个公会中有68个都要解散或重新全部改选。
限令大部分同业公会解散和重新选举后,天津市社会局又严格拟定了同业公会会员等级和各等级会员会费缴纳数额,会员定级为:“甲、公会会员:特等1000元以上按照1000万元以上者如银行公会。甲等一级1000元按照500万元以上者如钱业公会,二级900元。乙等一级800元,二级700元。丙等一级600元,二级500元。丁等一级400元,二级300元,三级250元。戊等一级200元,二级150元,三级100元。”;“乙、商店会员:特等100元以上,按照5万元以上者。甲等一级100元按照4万元以上者,二级90元。乙等一级80元,二级70元。丙等一级50元,二级40元,三级15元。戊等一级10元,二级8元,三级6元,四级4元。”会员会费数目:“丁种一级轮船业公会规定会费额400元,二级旅栈业公会300元……”,“戊种一级转运业公会200元……”,“戊种二级商栈业公会100元,货栈公会100元……”。
对于政府解散和重新选举公会、强行制定会员会费等级的行为,各公会会员采取了消极抵制。抵制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拒绝加入政府授意新成立的同业公会。导致公会会员锐减,从天津市各行业同业公会成立组织及备案情况表上可知一斑,“货栈业同业公会,民国23年1月(1934年1月)成立,会员家数17,于民国24年1月(1935年)在市党部、社会局、实业部立案”。天津市的货栈数量很多,可是加入公会的只有17家。二是拒绝缴纳商会会费。
1934年至1936年,各行业公会普遍出现了会员欠缴会费的情况,例如:“商栈公会会费原定额200元,转运业公会会费原定额500元,旅栈业公会会费原定额500元。23年、24年、25年均未缴纳会费”其他没加入公会的商人,也是这种情况。以货栈行业为例,很多商人在1936年10月政府解散旧的同业公会后,就没有加入新成立的公会:“晋记货栈会费原定额8元23年未缴费,24年缴费8元,25年未缴费。退会未能准。”,“同华茂棉花栈,会费原定额24元,23年未缴,24年缴费24元,25年未缴”。
对于商户消极抵制的行为,政府于1937年5月28日发出训令决定制裁不加入同业公会的公司和商号,强令各业商店均应依法加入本业同业公会,倘若于限期内仍不加入,即报由主管官署执行罚办,罚办后仍不入会者,请勒令停业。各商号听后惶恐万分,只好迎合政府说“查现代社会无论若何事业,苟无相当团结,恐难图存,”被迫请求恢复同业公会,还将准备加入公会的商号名称、负责人姓名、商号地址开列清单一份,转交社会局备案,请求社会局指定人员成立筹备委员会。
国民政府于1936年5月5日先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1937年7月公布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并开始国大代表选举。1937年6月28日根据修正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施行细则,天津特别市市长张自忠请津商会详细申报登记各同业公会会员以便参加国大代表选举,并于5日内登记完毕。
但是对于政府的要求,“各业公会对于填造表册多持观望”,这一方面是因为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局紧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政府一直对同业公会采取限制政策。直至7月8日上午仍未办理完毕,商会主席、亲赴市政府请示办法。得到指示,希望商会依然按照限期申报。几天以后,津商会汇总呈送各同业公会及商店会员登记表册至国民大会天津市代表选举事务所,表册上共等级有绸布棉纱呢绒业等54同业公会及永利化学公司等14商店的会员及职员名册。但是原定进行的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终因当时东北和华北沦陷区代表选举困难而搁浅。同时由于抗战的全面爆发,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至1937年期间,对工商界和商会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没有认识到商会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重要影响与作用,对商会采取了比较偏激的举措。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以后,开始对商会进行种种限制,具体做法有:
1、颁布法令,控制商会及各同业公会的活动。
2、限制商人参加政治活动。
3、挑拨商会及各同业公会的矛盾,以便趁机插手商会内部工作,解散商会。
4、通过改组商会及各同业公会来架空商会,导致商会会务停顿。
5、干涉商会、同业公会内部选举,使其内部人员更迭过于频繁,从而使其不能顺利行使职能。
对于政府的种种干涉,商会及同业公会采取消极抵制的做法,具体说:
1、暂停会务,以示抗议。2、拒绝加入政府控制的同业公会,导致公会会员锐减。3、拒绝缴纳商会会费。
在商会及各同业公会的不断抗争下,整顿改组后的商会并未完全丧失作为民间商人社团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与政府还是既有合作又有对抗。而南京国民政府因为在限制商会的实际操作中遭遇了困难,不得不稍微采取了一点缓和措施,但是商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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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思想,是有声的思想,应该成为一般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并进入中国思想史,创立属于自己的思想史分支学科;音乐还包含思想,音乐里的思想是一般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音乐思想史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品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的现状和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近代以来,有很多学者都对音乐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出现了很多音乐史的杰出著作,还有些学者经常会以某个历史人物以及历史时期的音乐思想进行研究,但是这些零星的研究以及在个别领域取得的成果都无法代表中国音乐思想史的整体全貌,也没有对中国音乐思想史确立具体的学科。本文主要阐述了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的现状以及国音乐思想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音乐也是一种独特的思想,一种带有声音的思想,这种思想应该受到音乐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并以音乐思想史作为研究对象,创立独特的音乐思想史的特殊学科,中国音乐思想史属于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音乐思想史需要打造属于自己独特的学科特点以及学科品格。
事实表明,在汉语学术界,还没有建立一部具有现代意义比较完整系统的中国思想史的著作。所以,不难发现,中国音乐在整个学术界都没有比较完善的音乐思想史具有代表性的学科观念,在大部分音乐学院的课程安排上都没有中国音乐思想史这一重点课程的学习和研究,而是分别在中国音乐美术史或者是中国音乐史的课程中稍微概括的讲述一下音乐思想史的基本内容以及对个别思想流派、个别音乐思想家进行简单的介绍。
按照学术界基本的通识可以将学科大致分成两个类型:第一种类型主要是以对象作为研究中心的具体学科系统,另外一种类型主要以问题作为研究中心的具体学科系统。但是,在学科系统中缺少对音乐思想史的基本认识,所以很难建立第一种类型的学科对音乐思想史进行研究,又因为确立对象的存在是成立学科的基本要求和条件,对于真正意义的音乐思想史的具体问题拥有淡薄的意识,这也就造成第二种类型的学科也很难在音乐思想史中建立。在音乐史学界对于基本的音乐思想史这种学科的意识还仍然非常淡薄,即使是有一定的研究但是却没能成立比较系统科学的知识体系,即使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思考研究但是却没有具体的学科归宿,并且存在个别研究却没有对整体的发展进行描述。
从整体上看,仍然无法开展音乐思想史的研究,没有形成音乐思想史研究的具体思路,从音乐思想产生的前后关系进行分析,无法明显的展出音乐思想变化的具体线索以及学科具有的特殊性质。这些情况的产生主要由于我国目前对于音乐思想史研究缺乏基本的学科意识。虽然,目前大部分思想史著作都极少的对音乐思想进行论述,对于这些对中国思想史进行研究的著作,都对学者进一步研究中国音乐思想史有很大的利用价值,能够有效地帮助学者把握住中国音乐思想的具体内容,理解中国思想的重要氛围。无论是在理解传统音乐思想知识具有的系统性以及科学性还是这些思想史著作中蕴含的学术方法以及学术观点,这些内容都是对中国音乐思想史进行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强调以往对中国音乐思想史进行研究的重要价值以及意义的同时,不能彻底否认少数学者持有的个人观点以及某些精彩的见解,不能掩盖住学者想要表达出的思想内容,他们也质疑了对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存在的诸多问题。目前对于中国思想史研究虽然比较少,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中国的传统学术界对于音乐思想史的研究仍然非常淡薄,音乐学术界对于现代音乐思想史的研究仍然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识。音乐思想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也造成了音乐思想史迟迟不能作为专门的学科教育出现在众多学者的面前。
传统学术界之所以在音乐学术界比较淡薄的主要原因就是时代在不断变迁,对于古代的传统知识早就成为了比较专业的专家学问。除了比较少的专家以外,传统的学术界已经脱离了现代的各种知识理论,现代的学者们也对传统的音乐思想甚至是音乐技巧的专业知识都并不了解。在现代对于音乐思想史的研究缺乏基本的了解,并且音乐学术界也存在一些自身问题,大部分只是将音乐作为审美的主要对象,按照一般美学的研究,音乐只是一种艺术,只体现出了人们的感性经验却并没有涉及到任何的思想内容,音乐思想被认为是非常抽象、理性的,只注重对音乐进行研究,并没有把音乐理解成一种独特的思想形态。实际上,音乐是一种有声的思想,但是这种理解方式很少被人认同,人们无法全面地了解到中国音乐中蕴含的丰富独特的音乐思想,大部分音乐学者对于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的具体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没有过多的兴趣,对这方面的内容也缺乏一定的了解。
总之,音乐包含着一种有声的特殊思想,目前,我国对于音乐思想史的研究还比较浅薄,在音乐思想史的某些领域还都是空白的,对于中国音乐思想史的研究可以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中国音乐思想史的研究还存在很多的不足,只有正确认识到各种问题和不足,逐渐建立比较系统的属于音乐思想史的特殊学科,才能不断完善音乐学术界对中国音乐思想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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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音乐类型和种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民族音乐代表着一个国家音乐的发展特色,也代表了一个国家在音乐方面悠久的历史文化。因此在我国,现代民族音乐经历了比较长久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问题的出现,也有闪光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的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具有丰富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象征。然而,随着世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我国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也受到了重大冲击和挑战。本文着重探讨了我国民族音乐当前面临的这一困境与机遇,并尝试探索出一条属于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之路。
我国民族音乐是由民间歌曲、戏曲、曲艺、原生态民歌、说唱等传统艺术发展而来,经过各个历史时期的筛选与融合,并与地方语言相结合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对我国艺术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曾经较长一段时间内,民族音乐受到人们广泛的喜爱与认可。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与各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外来音乐文化逐渐进入我国,对民族音乐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流行、摇滚、爵士等西方音乐受到大批年轻人的追捧和喜爱。人们发现音乐的演唱形式并非只有一种,还可以通过更多种表现形式和演唱技巧进行表达,并由此也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形式的民族艺术作品,民族音乐的发展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多元化艺术时期。
但也正由于多元音乐文化格局的形成,民族音乐的发展也受到了来自西方音乐文化的重大冲击。面对这一情形,如何使我国民族音乐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主动参与到格局中,成为民族音乐发展的重要问题。就未来发展趋势而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我们要主动吸收和引进外来音乐文化元素,并将其融入到我国民族音乐中,不仅表现在民族音乐的创作中,也表现在作品的演唱方法上。演唱者在塑造不同人物时,除了选择相应声部的演员外,还要注重声音的色彩、位置、音乐的风格、语言特点及不同地域作品的差异等。这便要求民族音乐的发展在保留其自身独特风的同时,还要不断进行改革与创新。
另外,在党的报告中也有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在强调文化软实力的今天,推动民族音乐的创新与多元化发展,不仅是民族音乐本身需要不断完善的过程,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
(一)表现形式过于单一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的发展,我国逐渐发展为多元化的国家。我国民族音乐也应如此,但是在当下的民族音乐中,民族音乐的载体和表现形式还是以歌曲为主,甚至只有民歌这一个载体,一提到民族唱法就会想到民族歌曲,就像一提到美声唱法就会使人们不自觉的想到西洋歌剧一样,民族歌曲已经成为了民族音乐的代名词。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就是在歌曲的创作上,由于歌曲创作的比较多,并且在表演上也比较容易表现和把握;其次主要是民歌能够让大众更容易接受,形式普遍,易于理解,而且民歌更具有时效性,歌手很容易借助歌曲成名,因此像民族歌剧、戏曲等越来越少,歌曲成为了民族音乐的主要载体,形式单一,不符合如今多元化的社会形式。
(二)歌唱方法和表演模式千篇一律
当前我国民族音乐的歌唱方法和表演模式大致相同,因为在民族音乐的平台上有一批让人难以忘怀的艺术家,例如宋祖英、阎维文、蒋大为等,他们的歌众人周知,并且他们的歌唱方法和表演模式成为了当时民族音乐的样板,导致许多人一直在模仿他们的歌唱方法和表演模式,从而形成了舞台上前篇一律的现象。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局面,主要的原因有媒体的影响和民族音乐发展的不均衡,首先由于媒体在进行宣传时,为了迎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口味,使民族音乐主要趋向于大众化和娱乐化的风格,失去了原本的特色;其次是由于民族音乐各系列发展不均衡,使得演唱风格普遍一致,并且在民族音乐的教育上也过于追求标准化和规模化。
(三)缺乏相应的民族音乐理论知识
中国民族音乐经历了从传统民族音乐到近现代民族音乐的过程,传统民族音乐历史悠久,展现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性格、生活、情感等,受制于地理环境和传播媒介,传统民族音乐的传承发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地域性。自西方音乐进入我国后,传统民族音乐在吸收部分西方音乐理论及演唱方式,再结合自身特点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近现代民族音乐,出现了大量优秀民族音乐作品,如《走进新时代》、《春天的故事》等。但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却停滞不前,再加上中国民族音乐的多样性、复杂性,音乐理论发展匮乏,难以支撑现代民族音乐的发展步伐,也无法达到规律性的理论共识。
如何在把握民族音乐的民族性、艺术性、世界性的基础上,研究出中国民族音乐的教学体系和学术理论,是中国民族音乐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因此,要使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跟上时代发展,必须打破音乐实践单方面发展的路径,建立起和西方美声理论体系并行不悖的民族音乐理论体系和教育体系,实现音乐艺术实践与理论携手并进。
(四)民族音乐教育不受重视
由于应试教育长期长期占主导地位,视音乐教育一直受不到应有的重视,带有传统色彩的民族音乐就更是如此。民族音乐课的教学情况几乎处于无人问津、无人监督、无人指导的状态,致使音乐教育无法从根本执行教学大纲,更无法完成规定的内容,音乐课教学几乎只流于形式。另外,民族音乐教学科研严重不足,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模式单一,也致使很多学生对民族音乐课程丧失学习兴趣。
(一)增加表现形式,实现多元化
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民族音乐也应该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不能局限于民歌一种形式,可以发展多种表现形式,例如戏曲、说唱、歌剧等,尤其应大力发展歌剧,因为歌剧能够评定我国音乐和音乐的水平,也能够充分的体现我国各民族的文化,在民族音乐的发展史中,我国的歌剧也有一定的成果,例如家喻户晓的中国歌剧《白毛女》就影响了几代的人们。由此看来民族歌剧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也比较久远,但是没能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因此要想实现民族音乐的多元化,就要从观念上重视民族歌剧等多种形式的发展。 (二)总结经验,不断创新
民族音乐不能只是一味的模仿老一辈的演唱方法和表演形式,应从中总结经验,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要将原有民族音乐的优点融入到的当今的新作品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出具有一定特色的民族唱法。另外还应该根据歌手的特点,将民族文化与现代方法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民族唱法。
(三)加强音乐理论研究
加大对民族音乐理论的研究、增加研究的投入、在原有经典的民族音乐作品中寻找理论的依据是促进民族音乐发展的方法之一。我国民族音乐具有科学和系统的理论基础,讲究一定的演唱技巧和方法,因此若想研究我国民族音乐理论,就要从传统的民族音乐理论中吸收营养,找到理论研究的根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我国民族音乐的核心特点。
(四)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
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提高民族音乐在世界的话语权,将优秀的民族音乐艺术传播到更远、更多的地方。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就是一个有效的方式,不仅为国家选拔出大批优秀音乐人才,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民族音乐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五)树立民族音乐品牌意识
树立民族音乐的品牌意识,就是要增强中国民族声乐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双向联系,不断提升中国民族音乐在世界音乐舞台上的地位。因此,中国民族文化也可大胆借鉴中国其他传统文化的成功案例,将创新力度加大加快。如,美食文化节目《舌尖上的中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以记录日常生活的方式作为切入点,向世界人民展现中国各民族原生态歌曲的创作由来、演唱方式、语言习惯、民间歌手的生活形态等,用生动活泼的方式讲述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加强民族音乐与民族文化的关联,使中国民族音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符号,这样才能树立起品牌意识,让民族音乐长存于世界音乐文化之林。
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丰富多彩,是世界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民族音乐的生存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世界的发展要求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国民族音乐的只有在传统音乐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多元化的发展途径,完善并创新民族音乐艺术,才能更好的提高我国民族音乐在世界文化中的影响力,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添上更为绚烂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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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是中国民间美术作品中重要的构成要素,也是美术作品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在视觉艺术中,色彩给人的视觉印象更加深远,具有先声夺人的作用。当人们在欣赏某一作品时,最先关注的是色彩,然后才是形状,再是细节,这充分说明了色彩在艺术设计中的重要性。进入现代社会后,现代人的审美意识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对颜色美感的要求越来越高,色彩在平面设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所谓平面设计是指设计师在平面空间内,利用图形、颜色和字体等元素,根据各种创意和想法来传播信息和表达情感,平面设计的最终技术手段是现代印刷技术和电脑喷绘技术。
1、吉祥物设计中的民间美术色彩运用
吉祥物是中国的特色,是古代人民在与大自然斗争中形成的原始文化,中国民间的吉祥物多种多样,不仅有龙、凤凰等吉禽瑞兽,也有喜鹊、羊、牛等大众化的动物。不管何种模样的吉祥物,都代表了人们求吉祥、保平安的思想情感。直到今天,吉祥物依然在我国生活中频繁出现,象征着现代人追求幸福和美好的愿望。由于吉祥物富含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中国民族精神和特色,因此在吉祥物色彩设计中大多借鉴民间美术色彩,例如2008年奥运会的福娃就是成功的杰作之一,设计师在设计福娃时,为了将现代设计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采用中国五行的金木水火土,来设计出五种不同颜色的福娃,五个福娃、五种造型,五个颜色,诠释出浓浓的奥林匹克精神,并传递出中华民族爱好和平、追求和谐相处的理想和追求,全世界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2、招贴设计中的民间美术色彩运用
招贴是指被张贴于楼宇、公交车或者车辆上的印刷广告,是户外广告重要的形式之一,大多用于商业或者公益宣传,起到广而告之的目的。公众对招贴的第一印象就是通过色彩得到的,招贴中的色彩起到了烘托主题、表达情感的目的。因此设计人员在招贴设计中,需要着重考虑颜色的选择,来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引起大众的共鸣。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颜色的观念已经深深的影响到每一位国人,尤其是民间美术的色彩元素,其扎根于民间,有着广泛的普及性和认可度。很多设计师纷纷将民间美术颜色用于招贴设计,纵观一些知名平面设计大师的作品,都将色彩的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例如日本著名设计师衫浦康平根据中国传统文学西游记中的新悟空为原型,设计了一款形象逼真、颜色鲜艳的京剧海报(图1),作品以黑色做底,采用京剧戏服的明黄色进行搭配,黄黑颜色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再配上红底黑色的汉字,不仅展现了逼真的人物形象,又传达了京剧的艺术魅力,给现代设计风格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香港著名的设计师靳埭强,创作了大量的文化招贴。靳埭强先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会看到民间美术颜色的巧妙运用。例如靳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儒传天下》(图2),该作品用明黄色做底色,配上鲜艳的红色字母“C”。事实上,在颜色的搭配上,大红颜色做主调、黄色做辅的作品十分常见,红色让人想到火光之热烈,黄色是彩色中的亮色,红与黑的搭配是火热与明亮的融合,突出了节庆的氛围,给人一种热闹、喜庆、浪漫的感觉。该副作品中就是采用了红黄搭配,一方面展示了现代中国向全世界开放的心态,展现了中国人的热情和好客。另一方面也诠释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彰显孔子的尊贵。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申奥标志(图3),采用了传统美术作品中黑色、黄色、青色、红色配以白色作为底色,然后用太极图的形式展示出来,该作品不仅契合奥运精神,而且渲染了中国传统文化,给世界友人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和享受,这也是现代平面设计与传统民间美术色彩相融合的典范。
3、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的色彩强调传神、写意的韵味,富于装饰性,配色崇尚平淡自然、朴素幽深的意境,这与现代包装设计倡导的理念极为贴近,而在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包装设计都体现了中国民间美术色彩的韵味。中国民间美术色彩的应用手法为现代包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著名设计家陈幼坚,他将东、西方文化在他的设计理念中更为合理地融合在一起。他成功地融合西方美学和东方文化,既赋予作品传统神韵又不失时尚品味的优雅,他的设计作品中国风味浓重,却又不失优雅精细。如他的包装设计作品《英记茶庄》(图4),幽雅而传统的红色,与黑色的巧妙搭配,使我们仿佛嗅到阵阵茶香,并体验到浓浓的中国味。
总之,民间美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中国民间美术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性。色彩是民间美术情感表达的方式之一,是当代人审美心理、文化观念的反映。尽管今天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审美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趋势不断强化,但不可否认的是,民间美术色彩体现出强烈的生命力,未来将得到广为广阔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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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投资领域正在不断拓展,这对于解决就业、扩大内需、加入WTO参与平等竞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受到政策、体制、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其拓展的范围仍局限于竞争性领域之中,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投资效益增长,阻碍了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因此探讨我国民间投资领域的拓展,研究政府如何进一步大胆放手发展民营经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所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我国民间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近年来,我国的民间投资快速的发展壮大,已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它的发展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对全社会的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我国的民间投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本文主要是对我国民间投资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根据国内现阶段民间投资存在的一些问题,研究分析出造成这些问题的因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及建议,从而促进我国民间投资快速稳定的发展。
(一)民间投资的现状
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我国民间投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1)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以前,国民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然而在民营经济所占的份额比较少。(2)我国对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民间投资才算是迎来了真正的大发展时机。同时,民间投资的来源逐渐多样化,既有私人资本和其他经济成份的积累资金,也有信贷资本;总之,民间投资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投资力量,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对社会新的就业率以及对高新科技产业领域的投资地位也日益加强。
(二)我国民间投资的特点分析
关于民间投资,目前经济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两者的范围界定,一般包括两种方法:一种是从投资的资金来源划分;另一种是从投资主体划分。国内很多学者和一些市实际部门,通常按照投资主体来划分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当然民间投资与国民经济投资相比较,有以下特点:(1)个人是民间投资的主体,集体或个人掌握着民间投资的产权,因此形成了民营经济。(2)民间投资的投资对象大多数是非垄断型行业等领域。(3)利益的获得是民间投资的主要目标。(4)在地区分布上,我国的民间投资存在的地区差异比较明显,如我国东部地区的民间投资远远大于中西部地区。(5)民间投资往往会随着国民经济大的波动趋势进行周期性波动。
1、民间投资项目进入审批门槛高
我国政府对民间投资与国有经济、外贸经济相比较,其在很多环节上政府实行了更多的审批工作,例如:资格认定及注册方式、经营范围、投资项目的许可、外贸渠道的开放等。这严重导致了民间投资过程中手续办理复杂、效率低下且费时费力,使得民间投资与外商或国有企业在竞争资格、条件等方面处于劣势,使得很多民间投资的企业对此丧失了积极性和信心。
2、企业税收不公平
根据数据显示,我国民间投资的民营企业除了与国有企业所缴纳的33%税款一样以外,还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然而,所得税减免政策对外资企业则是从获利年算起,对于民间投资的民营企业则是从企业的开办年算起。不仅如此,政府对民间企业的不合理收税问题非常严重,我国大部分民间投资企业都要缴纳50多种不同的税款。这样的征税方式严重影响了民间投资的发展。
3、管理部门多,导致政出多门
目前,我国对民间投资企业的管理,特别是对民营投资企业的管理部门涉及到工商、税收、公安、城建卫生等20多个部门。这就导致了管理部门多,政府出台的政策没有一个能够综合型管理的部门,尤其是在投资方面,没有一个投资主要管部门。所以,近几年很多民间投资企业由于没有相应的投资主管部门而在履行程序上受到很多阻扰。
4、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民间投资的环境受到了制约,主要原因就是没有针对民间投资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说,我国制定的《中小企业促进法》中,没有提到有关民间投资、金融财税产业进入等方面的配套政策,造成了制度保障不力的现象。
(一)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改变投资管理方式
实现投资主义多元化和渠道多样化是目前我国投资体制的改革目标,这可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目前民间投资需要进一步明确投资主体和责任划分,按照国民经济各行业的特点和市场的供求状况,把建设项目划分基础项目、竞争性项目和公益项目等。企业是投资主体的基础,政府应当尽量减少竞争性项目的投资,增加基础性项目和公益项目的投资,吧竞争性项目的投资主体让给民间投资。
(二) 加大政府投资,促进民间投资力度
1、建立和完善为民间企业服务的金融组织体系。
首先,应该尽快实现国有银行体系的市场化、企业与银行之间关系的商业化、政府与银行之间关系的规范化,这会大大消除国有制银行的所有制歧视,加大对民间企业的贷款金额。同时,还可设立专门负责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
2、 针对融资担保建立相关机构。
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应当建立一些非营利性的融资担保公司,专门为民间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业务,鼓励和促进民间中小企业的发展。如果一旦贷款失败,企业拍卖的固定资产优先支付给担保公司作为担保金,使得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风险。
(三)鼓励金融创新,拓宽融资渠道
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政府必然会加大投资力度,但是政府投资的增长会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直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是对民间投资产生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又有两个方面:一是可以刺激民间投资:二是当政府投资总量超过一定程度时,民间投资会被政府投资“挤出”,也就是说这是民间投资总量减少。所以想要带动民间投资的发展,必须要增加民间投资总量。不仅如此,政府也应尽快推出竞争性投资行业,让出部分投资效益高和行业或项目,从而刺激民间投资。同时,政府要充分发挥国债政策的投资功能,扩大短期国债的发行,配合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的开展,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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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自华夏子孙初次踏足于这片土地,声乐美学便成为国人民族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戏曲文艺更是其中之翘楚。而随着时代的不断更迭,戏曲的形式也多种多样,不再拘泥于单一框架式的曲艺形式,上至唐诗宋词元曲,下衔近代的茶馆说书,乃至于现在极具特色的地方民歌,无不显示着中国人民对艺术的不断渴求。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美学特征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 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具有典型的美学特征,在社会历史的不断演进过程中,随着艺术领域的逐渐扩大,其美学特征也不断呈多样化趋势发展。本文拟从情感美学特征、创造性美学特征和现代性美学特征三个方面来详细论述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美学特征,旨在促进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良性发展,同时也为其今后的传承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音乐被称之为流动性的建筑,能够给人一种美好的感受,不但可以有效地触动人类的感情世界,强化人类的专注力,调节人类的情绪波动,而且能够激发人类的丰富想象力与创造力。在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悠悠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与积累下来了无数珍贵的文化历史遗产,而民族声乐艺术就是其中最为璀璨的明珠之一。从广义角度去看,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包含范围非常广泛,即曲艺、戏曲、民歌、小调等都在其范畴之内。从狭义角度去分析,民族声乐艺术主要是指继承民歌传统唱法并汲取西方美声唱法的一种现代化民族音乐艺术。步入21世纪之后,在这个充满歌声的新时代,更是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向前推进的关键时期。因此,随着民族声乐艺术理论与研究的迅速发展,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探究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音乐领域也把民族声乐艺术的理论范畴与美学特点探索提上了重要日程。
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对审美的追求由来已久。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形态下便会形成其相对应的美学理念,长久以来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血缘关系和人伦关系是促使我国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美学理念形成的根本条件。而传统艺术文化中的美学理念对我国声乐艺术的演进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我国传统的音乐美学理念的形成产生于西周时期,经过了萌芽阶段、百家争鸣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发展时期,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这几个发展时期来看,便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音乐美学理念是在著名的儒家与道家音乐思想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环境下发展的,以当时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对音乐的理论,指出音乐必须要受到礼的约束,在审美的过程中注重将主客体、感性与理智等形式的统一,以给人们带来轻松、愉快的审美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民族声乐艺术自产生之日其便深受传统声乐审美理念的影响,经由社会历史的千锤百炼,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儒家和道家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天人合一、中正和谐的审美思想。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近代社会的开始,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开始广泛传进中国,促进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向具有现代美学特征的民族声乐艺术美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音乐美学理念既充分吸收了我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精髓,同时也借鉴了西方社会音乐美学理念中的积极性元素,兼容共生,完全符合当下的美学思想观念,声乐艺术美学特征尤为显著,形成了典型的中国式民族声乐美学特征。
声乐艺术简单的说是指音乐和诗词二者的相互结合,其突出特征是借助艺术的表演形式将高级的社会情感传递给他人,即艺术情感。因此可知,声乐艺术的首要表现方式便是“声”,也就是歌声,演唱者本身具有的并通过一定的学习掌握到的发声技巧和能力;其次便是“情”,是指歌唱者对歌曲情感的把握与表达。古代音乐人士认为歌唱就是对某种事物表达内心情感的过程,情不仅仅只表达内在美,同时也在歌唱中占据重要地位,毫无情感表达的歌唱并不会被定义为艺术。古人认为声乐必须声情并茂,用声音将内心情感表达出来其最基本的要求。
从记载先秦之后的文献资料与近现代的歌唱实际表演去分析,把情感作为歌唱表现方式的基本理念具有主导性与一贯性。从如家学说中的孔子、孟子、荀子至《乐记》等在内的诸多历史文献,都将“用歌表达感情”当做审美音乐艺术的核心。在古代,唐朝著名的诗人与音乐艺术评论家,白居易就曾明确指出“唱情”的美学定义,其推崇声情兼具的演唱方式,反对没有任何任何唱情的演唱,这种新颖、独特的音乐理论观点对后世的音乐艺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还有清朝的李渔,也认为明晰歌曲的感情并充满感情的去演唱,才能全神贯注并将应有的精神贯注到歌曲之中,不仅能够给予演唱生命,而且能够促使演唱变得自然、流畅、迷人。
从中可以看出李渔对“情”在歌曲中的重视程度,这是对白居易“唱情”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发展。近代以来,我国声乐艺术在西方浪漫派情感美学思想的重要影响下,把声情、词情和曲情融合后在歌唱上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特征,进而实现了音乐创作的水准。词情是指作者在进行声乐创作时将内心情感和心理感受借助能够抒发内心情感的词曲进行转化,因此不同的情感便通过不同的声调表达。
曲情是指作者在进行音乐创作时运用特定的调式与和声等艺术形式将音乐所包含的内心情感表达出来。声情是指以词情和曲情为核心,借助歌唱的方式将音乐中的情感幻化成非固定的音符,表面来看向听众传递的只是一种声音,但其中更多的则是对情的传递。必须对声乐具有一定程度的感知并能够较好地把握其中的情感才能将音乐中的声情表现的完美无瑕。
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兼容了古今中西的音乐美学思想,是一门具有创造性的综合艺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日渐形成了其特有的存在方式。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创造性美学特征简单的可以归纳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继承传统艺术精华的同时积极借鉴西方美学思想中的优势,在具有民族特色的同时也为其增添了时代性。
“古为今用”主要是指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创作、歌唱、审美等诸多方面都具有传统与当代的差别。当代中国民族声乐艺术是在传统声乐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的诸多优秀艺术思想和美学理念都是对传统声乐艺术的精华部分的传承与创新。“洋为中用”指的是在音乐表达形式方面,要学会借鉴西方国家美学思想中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歌唱技巧和审美观念,学会有选择性、有针对性地吸收其所包含的积极性因素。“洋为中用”于声乐艺术方面,表现为中西方的完美结合,一方面科学合理地吸收西方国家声乐艺术中的呼吸、共鸣、声音位置等表演和歌唱方法,赋予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表演形式和歌唱方面西方声乐艺术美学独特的审美感受和听觉体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创造性美学特征在中国民族声乐的艺术创作中也有着完美的呈现。不难发现,当前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创作的旋律、节奏、和声、配乐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现代气息。
我国的声乐艺术是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与西方声乐艺术思想、中国传统声乐艺术和现代民族声乐艺术、西方没声艺术与戏曲艺术一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各种声乐艺术的表现形式在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舞台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智慧与创造性的象征。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时代的不断进步,世界各国文化频繁交流往来,人民的文化视域不断扩大,审美需求和欣赏水准也日渐提高。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这种新时代的背景下,在演唱、创作、审美等方面都紧跟时代潮流,呈现出时尚现代的美学形象,符合新时代的审美趋势,贴近现代人的审美观念。
纵观当下的民族声乐艺术舞台,不管是在表演者的外形包装上,还是在舞台布景方面,无一例外地都给观众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充满了鲜明的时尚气息和强烈的视听感受。在听觉上,多种演唱方式的融合、音响伴奏的标新立异、歌唱风格的时尚多元等,都企图给人民大众带来独特的听觉体验;除此以外,新时代下的民族声乐艺术也伴随着个性的外部造型、璀璨的舞台布置、风格迥异的服装、三维立体的视频影像,都给观众强烈鲜艳的视觉冲撞力。在呈现方式上,演唱者打破常规,试图尝试和探索与众不同的表演形式,给予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一定的时代性,顺应了当下求异求新的美学艺术品味。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在维也纳演奏大厅、美国肯尼迪表演大厅、鸟巢和台北小巨蛋音乐厅等都曾举办过独立的音乐演唱会。在诸多音乐会上,宋祖英与和多明戈、朗朗等音乐人士皆有过完美合作,将民族和声乐、民族和通俗、声乐和器乐结合,从多个方面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现代性美学特征,不断将其推向全世界人民的眼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
当包括电子音乐在内的抽象类音乐出现在世界的音乐之林时,时代发展的烙印就深深的刻在了声乐艺术中,对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而言,传统和时尚相互统一在一起是与华夏民族独特的审美特征相一致的。中国音乐具有别具一格的中华民族音乐的特色气息,这一系列因素都是中国民族音乐艺术与其他音乐艺术相区别的根本所在。因此,将传统演唱方法、表演与审美教特征与现代化的音乐表现相融合,是推动我国民族音乐艺术走向全世界的必经之路。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大背景下,要实现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现代化发展,以开放化、多元化的思想对待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而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我们以传统文化为根基,汲取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精髓,并促进声乐意识的现代化构建,培养坚定的民族声乐艺术主体观念;努力推动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多元化进步发展。另外,加强声乐艺术从业者的理论知识学习与研究,深深扎根于作品的创作,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声乐制作体系,提升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全方位、民族化、现代化与创新化发展。范围宽广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具有鲜明的时代美学特征。我们要始终坚信,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推进与各国的相互往来,必会进一步加强音乐艺术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也必定会在世界音乐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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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对房地产业发展水平有着决定作用,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住房的商品化程度是影响房地产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同时经济发展周期决定房地产业的发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国民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GrossDomestic Products的缩写,是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常住单位是指在中国大陆的经济领土范围内拥有一定的活动场所,从事一定规模的经济活动,并持续经营一年以上的单位,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香港、澳门以及中国领土台湾省内的单位。
从生产活动和范围看,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全部生产单位所生产创造的增加值的全部或总量。它表示生产活动的总规模或生产成果的总水平。生产成果是支持人民生生活和各种消费、各种投资,或者说是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它非常重要。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有三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生产法是从生产的角度衡量所有常住单位在核算期内新创造的价值,是国民经济各行业在核算期内新创造的价值和固定资产的转移价值的总和。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收入的角度,根据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收入份额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向政府支付的份额角度来反映最终成果的一种计算方法。支出法也称使用法,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衡量核算期内生产的所有货物和服务的去向。
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跟踪和吸收国际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展的新成果,以力求保持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同步与接轨。2008年世界各国GDP总量排名,中国已经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4016亿美元,美国和日本分别为142646亿美元、49238亿美元。虽然就GDP与日本GDP总量仅相差5222亿美元,但日本人口仅为中国人口的9.69%,日本人均GDP为38536.43美元,而中国人均GDP为3338.82亿美元,人均GDP与是日本相差11.54倍,所以目前中国人均GDP仍然排在世界100位以后.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21日公布的初步核算数据,2009年中国GDP为335,353亿元,以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7%,按照2009年人民币兑美元年平均汇率中间价6.831计算,约为49,092.81亿美元。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于世界前列,但我们的人均GDP居于世界100位以后。,GDP逐渐演化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真正进步的最重要的指标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骄傲的划时代的事情。首先,它表示中国实力稳步增强;第二,中国几十年来所进行的探索和奋斗是卓有成效的;第三,路子和方向是正确无疑的;第四,只要完善这些经验和方法继续顽强努力下去,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还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差距确实巨大。如何提高在GDP增长的同时提高人均收入。除了各种要素外,还要更有效的控制人口数量,我们人均收入低,源于我们“人均实力”低。只有提高我们的“人均实力”,才有可能逐步提高我们的人均收入。
“人均实力”,取决于人口中的个体素质的均衡。如果中国人中大多数人的综合素质都接近于现代化标准,那么中国的人均实力肯定不是现在这个低水平。比如高中(中等职业)文化水平;电脑运用水平;文明守法水平;现代生产技术适应能力;吸收现代专业知识的基础知识平台;现代社会环境养成的较完善的个人意识等等。我国的现状是,一半的人口是在闭塞落后的环境下成长起来;高中(职业)文化素养尚不普及;大量的劳动力在不具备现代生产技术能力的前提下强行与现代生产接轨等等。整个人口素质参差不齐,次多良少。
“人均实力”,取决于人口的合理组合(有机组合)。人口也是具有市场化高低之分。市场化分工程度越高,人口实力的量化达到程度越高;市场化分工程度越低,人口实力的量化程度就越低。我国的人口素质较低,所以人口市场化水平太低,主要表现为倾向单一市场化或低端市场,所以人口实力倾向于低端市场、单一市场;还没有形成流向合理分布的格局,以致中高端市场未能发挥出应有的实力。
“人均实力”,取决于社会能够多大程度的释放个人的能量。如果一个社会不论出于什么目的进行限制,必然会限制社会中人的能量释放。限制多,能量释放受阻就越多;限制少,能量释放受阻就少。
我们的国家,要充分认识到“人均实力”是人均收入的首要因素,没有“人均实力”的上升,就不会有人均收入的上升。切切实实地改善个人的能量和人的组合能量得到充分发挥的环境,只有这样,我国的人均实力才能得到最快的提升,进而最快速的提升人均收入,最终实现人均国力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整体国力更是达到无与伦比的地步。
摘要:1992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3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宣告MPS退出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舞台。文章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模式的变迁进行分析。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变迁
一、供需框架
为了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主体的不同,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类。在这一领域成绩最为突出的是V·w·拉坦(VenronW·Ruttan)和林毅夫。v·w·拉坦应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将舒尔茨和诺斯等的理论推进了一步。
二、主体博弈
一般来讲,SNA供给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官方)。供给结构单一、成本巨大、投资期长,风险远高于收益。官方供给SNA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因而SNA在此具有公共品的性质。相比而言,SNA需求主体则不同,它由政府、企业、个人所组成。需求主体多元化,因而需求的利益目标(动力)不同(注:在此所言的需求利益目标,类似诺斯的术语“外部利润”):对政府而言,其需求目标基本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比较;对企业而言,其利益目标包括企业管理、经营的市场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以及企业家个人努力的社会实现;对个人而言,其对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需求是为了寻求完备信息,减少市场交易的环节和风险,即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加其经济利益,实现其个人经济目标函数最大化。
三、基于需求缺口的变迁方式
由于需求主体多元化、需求目标函数多层次化,相对于供给主体的单一结构及目标函数的单层次化,就存在一个需求缺口,这反映在对SNA信息的总量及结构需求分布上。可以说,SNA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这种需求缺口。
消除需求缺口,从理论上讲应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减少SNA供给,二是增加SNA需求。
四、为什么是强制性变迁
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认识:
(一)国民经济核算是公共产品
这一观点最早是由邱东教授提出的。因为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在属性上就具有了公共产品最根本的特点。
(二)解决制度安排中“搭便车”问题
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搭便车”是产权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公共产品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之一。“搭便车”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可以简单地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从而使创新者缺少激励。
五、较为一般的集体行动(注:此说法是为了区分统计与一般制度分析中的集体行动) 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诱致性安排,可能会是政府更看重的。因为,政府需要了解权力以外的变迁因素。在强调制度变迁主要力量的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变迁是强制性的;而在强调核算变迁的目标等方面时,这种诱致性变迁就更重要了。
SNA体系也具有区域性和超区域性的双重特性。这表现在SNA不仅有联合国的版本,各国也有适应其本身特点的SNA,尽管各国的SNA都是以联合国SNA体系为基本指导原则的。因此,我国的SNA制度安排需要做出相应的灵活性和开放性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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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明显提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国民经济小论文,供大家参考。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Gross Domestic Products的缩写,是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常住单位是指在中国大陆的经济领土范围内拥有一定的活动场所,从事一定规模的经济活动,并持续经营一年以上的单位,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香港、澳门以及中国领土台湾省内的单位。GDP核算与GDP不同,GDP表示的仅仅是一个总量指标,而GDP核算则是指在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下围绕GDP这个总量指标而进行的一系列核算活动。GDP可以通过三种方法计算得到:分别为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生产法是从生产的角度衡量所有常住单位在核算期内新创造的价值,是国民经济各行业在核算期内新创造的价值和固定资产的转移价值的总和。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收入的角度,根据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收入份额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向政府支付的份额角度来反映最终成果的一种计算方法。支出法也称使用法,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衡量核算期内生产的所有货物和服务的去向。“绿色GDP”即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是对现行的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经济生活中投入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后得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是中国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
“绿色GDP”理论的国际研究背景: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特别是在战后全球经济普遍复苏的背景之下,GDP逐渐演化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真正进步的最重要的指标。20世纪6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使用GDP来表达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地增长与发展存在明显的缺陷。他们强烈呼吁改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纠正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的缺陷。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需要对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修正,力图从传统意义上统计的GDP数字中扣除不属于真正财富积累的虚假部分,从而再现一个真实的、可行的、科学的指标,即“真实GDP”,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绿色GDP”,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真实发展和进步,使其能更加确切地说明增长与发展的数量和质量表达的关系。国内“绿色GDP”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从政府层面上来看,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大致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1951-1981)当时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基本上实行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这一体制是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
第二阶段(1982-1991),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制度的转型阶段,两种核算制度(MPS与SNA)并存,它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的。第三阶段(1992-1995),1992年我国正式启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实质内容上,与当时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核算制度基本相同,并与国际统计口径相接轨。因此,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基础,并对其进行改革,构建以“绿色G D P”(GGDP)为核心,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指导思想的核算体系,是学术界和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紧迫而艰辛的任务。第四阶段(1995年至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和向联合国新的国民核算体系和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过渡。从总体来说,环境经济综合体系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概念上是一致的,其本质不同在于前者在资本使用概念上对后者做了拓展。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跟踪和吸收国际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展的新成果,以力求保持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同步与接轨。推行中国绿色GDP核算模式建议:1、搭建统一的工作平台;2、选择合适的核算模式;
3、确定核算的重点和范围;4、构建科学完整的环境资源统计指标体系;5、加快开展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Gross Domestic Products的缩写,是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常住单位是指在中国大陆的经济领土范围内拥有一定的活动场所,从事一定规模的经济活动,并持续经营一年以上的单位,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香港、澳门以及中国领土台湾省内的单位。
从生产活动和范围看,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全部生产单位所生产创造的增加值的全部或总量。它表示生产活动的总规模或生产成果的总水平。生产成果是支持人民生生活和各种消费、各种投资,或者说是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它非常重要。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有三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生产法是从生产的角度衡量所有常住单位在核算期内新创造的价值,是国民经济各行业在核算期内新创造的价值和固定资产的转移价值的总和。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收入的角度,根据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收入份额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向政府支付的份额角度来反映最终成果的一种计算方法。支出法也称使用法,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衡量核算期内生产的所有货物和服务的去向。
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跟踪和吸收国际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展的新成果,以力求保持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同步与接轨。2008年世界各国GDP总量排名,中国已经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4016亿美元,美国和日本分别为142646亿美元、49238亿美元。虽然就GDP与日本GDP总量仅相差5222亿美元,但日本人口仅为中国人口的9.69%,日本人均GDP为38536.43美元,而中国人均GDP为3338.82亿美元,人均GDP与是日本相差11.54倍,所以目前中国人均GDP仍然排在世界100位以后.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21日公布的初步核算数据,2009年中国GDP为335,353亿元,以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7%,按照2009年人民币兑美元年平均汇率中间价6.831计算,约为49,092.81亿美元。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于世界前列,但我们的人均GDP居于世界100位以后。,GDP逐渐演化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真正进步的最重要的指标。
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骄傲的划时代的事情。首先,它表示中国实力稳步增强;第二,中国几十年来所进行的探索和奋斗是卓有成效的;第三,路子和方向是正确无疑的;第四,只要完善这些经验和方法继续顽强努力下去,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还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差距确实巨大。如何提高在GDP增长的同时提高人均收入。除了各种要素外,还要更有效的控制人口数量,我们人均收入低,源于我们“人均实力”低。只有提高我们的“人均实力”,才有可能逐步提高我们的人均收入。 “人均实力”,取决于人口中的个体素质的均衡。如果中国人中大多数人的综合素质都接近于代化标准,那么中国的人均实力肯定不是现在这个低水平。比如高中(中等职业)文化水平;电脑运用水平;文明守法水平;现代生产技术适应能力;吸收现代专业知识的基础知识平台;现代社会环境养成的较完善的个人意识等等。我国的现状是,一半的人口是在闭塞落后的环境下成长起来;高中(职业)文化素养尚不普及;大量的劳动力在不具备现代生产技术能力的前提下强行与现代生产接轨等等。整个人口素质参差不齐,次多良少。
“人均实力”,取决于人口的合理组合(有机组合)。人口也是具有市场化高低之分。市场化分工程度越高,人口实力的量化达到程度越高;市场化分工程度越低,人口实力的量化程度就越低。我国的人口素质较低,所以人口市场化水平太低,主要表现为倾向单一市场化或低端市场,所以人口实力倾向于低端市场、单一市场;还没有形成流向合理分布的格局,以致中高端市场未能发挥出应有的实力。 “人均实力”,取决于社会能够多大程度的释放个人的能量。如果一个社会不论出于什么目的进行限制,必然会限制社会中人的能量释放。限制多,能量释放受阻就越多;限制少,能量释放受阻就少。 我们的国家,要充分认识到“人均实力”是人均收入的首要因素,没有“人均实力”的上升,就不会有人均收入的上升。切切实实地改善个人的能量和人的组合能量得到充分发挥的环境,只有这样,我国的人均实力才能得到最快的提升,进而最快速的提升人均收入,最终实现人均国力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整体国力更是达到无与伦比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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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多维度的整体,涉及到一个国家所有的经济利益群体,意义重大,因此需要通过国民经济统计来反映其总体状况和发展趋势。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国民经济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第1章 前言
长期而言,我国的产业结构域经济正常之间具有共同的随机变动趋势。因此,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从而控制经济增长的产业政策在中国是有效的。
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及需要重组是一个老话题。应该肯定,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业已有所调整。例如,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外贸结构中初级产品比例有所调整;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中国加入WTO,经济结构的调整与重组,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是十分复杂的话题,需要做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及基础工作。
第2章 我国三大产业结构现状
2.1产业结构的现状
产业结构,指的是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和每个产业部门内部的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的经济联系和数量对比关系,亦称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它是通过产业之间的关系有机结合,在一般分工和特殊分工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所谓产业优化升级,其含义一是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或在相关政府政策引导下,一国的产业结构演变呈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并优化完善的过程,即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的过程。二是指产业个体向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发展的过程,即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状态演变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为适应全球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发展的大局和趋势,我国坚持体制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着力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2010年国内生初步核实数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为,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401202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32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为10.4%,比初步核算数提高0.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40534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37亿元,增长速度为4.3%,与初步核算速度相同。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87581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1100亿元,增长速度为12.4%,比初步核算数提高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73087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2082亿元,增长速度为9.6%,比初步核算数提高0.1个百分点。按初步核实数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占10.1%,第二产业占46.8%,第三产业占43.1%。
近年来,我国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其中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可见服务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第三产业需继续大力发展。总体上目前我国的三大产业结构较为合理,逐步改变了各个产业之间的相对比重和技术关联,提高了产业结构的整体效率,优化了产业结构。
2.2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2.2.1农业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业产业结构经过不断调整形成了较好的格局。但是,目前的农业产业结构仍存在不少的问题。
(1)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薄弱。供水、供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有些地区的矛盾还比较尖锐。例如华北、西北等地区缺水较为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2)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尚不优化,农产品优质率较低。我国的牛、羊、猪等肉类产品、苹果、梨等水果产品、花卉产品,以及水产品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但面临着品种不优、质量不高的困扰。
(3)农产品加工业尚处在初级阶段,保鲜、包装、贮运、销售体系发展滞后,初级产品与加工品比例不协调。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大都在2:1以上,而我国只有0.43∶1,与国外相比差距比较大。
(4)农产品区域布局不合理,各地没有充分发挥自身的地区比较优势,未能形成有鲜明特色的农产品区域布局结构。
2.2.2第二产业存在的问题
第二产业总量扩张明显,但生产结构不够合理,结构升级较慢,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1)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产业升级面临困难。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批量化生产的成本优势使我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但我国的比较优势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得的,这导致行业的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低附加价值的非核心部件制造和劳动密集的装配环节中,产品的附加值难以提高。
在总出口额中,加工贸易所占比重同样超过了50%。这表明,即使是本土企业,也严重依赖外国企业的订单,而不是依靠自主研发和自有产品来开拓国际市场。这种对订单的依赖是中国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的又一明证。而一旦国外市场出现疲软,这种模式就难以为继。此次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产业研发投入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差。目前,我国制造业总量规模占全球的6%,而研发投入仅占0.3%,研发投入严重匮乏,产业共性技术研究队伍出现严重萎缩。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差,导致对国外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高度依赖,企业无法在品质、创新等差异化竞争中取得优势,只能靠低成本维持收益。这正是我国的企业在彩电、空调、手机等诸多领域都深陷价格战泥潭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
2.2.3第三产业存在的问题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内部结构需进一步调整完善。我国第三产业增长非常快,在就业中已经发挥了主渠道的作用,但存在总量偏小和行业结构不合理问题,发展水平滞后。从总量来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目前,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在70%左右,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50%左右,而我国的第三产业比重长期徘徊在30%~40%之间。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主要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而我国的商业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占40%以上;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等基础性服务业以及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比重仍然不高,发育仍然不足。
2.3产业结构存在问题原因
2.3.1由于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农业剩余劳动力自非农产业的转移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同对资本、技术,以及其他新兴资源相对短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别的国家相比明显较小。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极其庞大,向城市转移又遇到各种障碍和限制的情况下,我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较多地采取了就地转移的方法,走出了一条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但由于这种“农村工业化”并没有与农村的城市化相结合起来,加上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低,从而导致他们的消费水平低,服务业发展受到当地需求的限制,而工业生产能够从城市市场为依托,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大多数向农村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转移,而第三产业没有得到相应的较快发展。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工业的超高速增长推动的,而工业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乡镇工业的超高速增长,乡镇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85年为17.7%,1990年上升为29.7%,1995年进一步上升到42.5%,但是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对第三产业增长的作用较小,这主要是由于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自第二产业的高度倾斜所导致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我国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偏差。
另一方面,农村中资本、技术,以及管理知识、人才、信息等资源的短缺更加突出,技术更新和技术进步远远跟不上农村工业扩张的速度,工业结构的升级相当缓慢。而第一、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其结构升级的进程相应受到影响。由于乡镇企业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其产业结构状况越来越突出 影响到整个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
2.3.2我国的产业结构偏差,与改革前片面强调工业化所留下的滞后影响有很大关系,这种影响在改革以来的二十多年中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首先中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的。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特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和人口数目巨大使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1952年开始工业化时我国的人均GDP只有119元人民币,在改革前的二十多年中,我国的工业化一直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大幅推进的,工业产值的比重上升几乎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动失去了联系,1978年时人均GDP只为379元人民币,明显低于钱纳里等人关于人均收入水平与工业化变动关系的“一般模式”中作为工业化起点的人均收入水平而这一年中我国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为94.3%,与1952年的7.6%相比上升了26.7%个百分点。这种工业比重提高与人均收入水平上升相分离的特殊现象,所带来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其次我国是在市场化落后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开始时,市场化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较高,随着工业化阶段的前进,市场化继续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以低于工业化率的速度继续上升。而我国在工业化起点时市场化程度和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较低,特别是在工业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市场化没有得到相应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没有逐步提高,市场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状况,导致了改革初期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比重偏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结构性偏差。在改革后,八十年代城市第三产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没有根本性地改变第三产业的状况,而九十年代以来,在农村工业化的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增长结构倾斜的影响下,又趋于加深。 最后,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脱离。由于我国的工业化是在在计划经济时期打下基础的,计划推动的工业化,与市场推动的工业化的不同特点,是产业结构的变动与需求结构的变动相分离。人为因素导致了片面性,并阻碍了工业化过程中市场机制的形成和作用,改革前的工业化主要是一种城市的工业化,但只有少数的农民被有计划地安排“农转非”而到城市就业,其余的大量农村人口被排除在计划之外而继续滞留在农村,结果在迅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城市化的进展很慢,农村人口的比重依然很高,工业产值比重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农业的就业比重仍居高不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出去,这种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的状况,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大改变,城市化的滞后,给我国的产业结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主要是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大了产业结构的偏差,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与城市化相联系的,只有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扩张才能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较为广阔空间。
第3章 当前国内外新形势的挑战及演进方向
3.1国际环境的挑战
尽管我国产业结构对比改革开放之前有着质的飞跃,我们的产业结构在内外环境的双重影响下,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从国际环境来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当前欧盟、日本、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均已经陷入衰退,有些国家仅有一些复苏的迹象,世界银行等机构仍然降低了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全球经济将进入一个缓慢增长期。
同时,中国对外出口有效需求下降,国外外商投资不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大幅下滑,导致企业业务持续萎缩,尽量减少新增投资。可见经济危机也是一次优胜劣汰的过程,一些旧产业、旧技术不得不退出战场,采用新产业、新技术是必然选择,部分企业利用这一国际形势的机遇,进行产业升级,而此时产业升级的难度与风险都大大增加。
中国对外贸易量的持续扩大、贸易摩擦增加以及货币快速升值等因素使得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变得越来越困难,欧美日等经济的衰退也给我国产品的出口蒙上了阴影,因此过度依赖外需暴露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脆弱性,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不稳定性。
3.2国内环境的挑战
除了外部世界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外,中国产业的发展困境也有内部因素的制约,中国经济在经过30 年的高速发展后,正逐步进入经济转型期。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虽然使得资本与劳动的比重有所改善,但中国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低水平生产能力的扩张,即在生产能力迅速增长的同时,软实力上升速度相对滞后,部分技术将必须继续依附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不能得到提高,难以形成自己的自主创新产品,即便是企业加强研发投入,目前我们综合水平的设计开发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并还处于较低位置;同时中国企业高层跨国人才缺乏,海外拓展人员水平较弱,国际市场开拓能力没有相应扩大。
当前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特点仍然是普通劳动力相对丰富而高端人才紧缺,且信息技术等资本也相对稀缺,长期依赖低廉生产要素成本优势的中国产品逐步丧失其竞争力,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和比较优势的演化,中国产业发展必须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进行转型,这种转型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与全球经济放缓双重作用,使得中国经济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产业是否能够抓住历史机遇,选择正确的升级路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是现今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3.3三大产业演进的方向
对三次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总体判断是,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期阶段可能将持续到2020年之后。 一、 二、 三大产业中, 以第二产业为主的格局不大可能在 2020 年前发生变化。“ 十一五” 到 2020 年, 第一产业收入比重将持续下降; 第二产业比重在“ 十一五” 期间还有可能上升, 在 2010年前后达到顶点后, 有可能开始下降; 第三产业比重在“ 十一五” 期间基本稳定, 2010 年之后可能出现明显增加。
1.农业基础地位不变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持续下降,但其重要性和基础地位不会改变。传统农业中,种植业比重将下降,渔业、畜牧业的贡献将会增加。在种植业内部,粮食作物的比例会缓慢下降,经济作物、瓜菜作物和其他作物的比重将会上升。
2.工业内部结构调整
(1)重工业化阶段不可逾越,霍夫曼法则表明,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出现重工业化趋势,是许多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规律。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攀升的时期,居民消费结构随之持续升级,即从吃饱穿暖、有耐用消费品可用、有屋可住,向吃好穿好、改善居住条件、提高耐用消费品质量、扩大服务消费转变。与之对应的是,汽车、住宅、建材、通信等行业将会有长足的发展,从而带动钢铁、机械、建材、化工等重化工业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快速发展,重化工业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2)信息产业将成为我国未来的主导产业。据统计,1985-2003年,世界高技术产业出口年增长14.3%,比中低技术和低技术产业出口年增长速度高5~6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正在逐步替代传统产业变为主导制造业的部门。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IT产品消费国家之一,同时也是当今世界参与信息产业制造业国际分工最多的国家。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集中了大量发展信息产业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同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是我国的IT产业制造业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我国通过参与IT产业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既能实现充分就业,也能获得较高的比较利益,通过不间断的“干中学”和“用中学”,将逐渐积累起强大的IT产业技术开发能力 。信息产业应该而且也能够成为我国未来的主导产业。
摘 要
消费需求作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对总需求具有很重要的影响,进而对总需求政策的制定也有明显的影响,它影响着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本文 首先建立模型,利用SPSS软件,研究了影响国民消费的因素,并对模型的分析结果进行了经济意义检验,以及统计推断检验。最后得出居民的收入水平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是最显著的,其他因素则次之。通过对消费支出用途结构的分析,了解到居民的生活水平消费支出结构上的变化趋势,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都随时间变化而下降,这表明了我国居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过对比分析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进出口需求这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得出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明显大于净出口, 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而消费需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国民消费,消费结构,消费需求
一、研究国民消费的意义
按照经济学的分析,社会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消费需求作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对总需求具有很重要的影响,进而对总需求政策的制定也有明显的影响,它影响着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
现阶段,我国有条件也有必要依靠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首先,我国处于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发展阶段,较高的国民储蓄率和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为拉动需求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其次,我国居民生存型消费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并正向发展型消费需求升级过渡,但产业产品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区域协调发展程度及消费政策和观念等严重滞后于消费结构升级变化的需求,既导致了消费需求的缩减,也给社会生产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
关于如何扩大国内需求方面,中央经济会议曾指出增加居民消费是重点。从理论角度讲,消费需求的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消费结构上,要增加居民消费,就要从研究居民消费结构入手,只有了解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掌握消费需求的热点和发展方向,才能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引导消费者合理扩大消费,才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相协调,才能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二、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分析
(一) 模型建立与求解
居民消费水平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收入水平,消费价格指数以及恩格尔系数。下表给出了从1991年到2010 年消费水平的相关数据。基于表1和表2的数据,分别建立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关于其三个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二)模型检验
1、经济意义检验 根据回归结果:城镇:y?4672.999?0.736x1?5.937x2?52.900x3 农村:y?470.486?0.721x1?1.793x2?8.827x3,得知,其中x1前面的系数0.736与0.721分别表示在城镇(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城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不变的条件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元,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绝对数平均增加0.736元(0.721元),与理论中描述的居民收入水平增加对居民消费水平变化有明显的影响,居民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水平增长的重要原因这个结论是一致的。
2.统计推断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
由上面分析数据知两个模型的决定系数R分别为0.994、0.998,调整的决定系数为0.992、0.998,可见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关系极为密切,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效果非常好,解释变量能对被解释变量99.4% 99.8%的离差做出解释。
(2)方程显著性检验—F检验
给定显著性水平?=0.05,由表中可以看出F=823.034(3195.1),查F分布表中自由度分别为k=3,n?k?1?4的临界值2F?3,4??6.59 ,由于0.05
F>F0.05?3,4?,所以认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Y对x1, x2, x3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式是显著的,即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联合起来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
(3)变量显著性检验—t检验给定的显著性水平?=0.05,查t分布表得出自由度为4的临界值t?4?=2.776,由于回归分析表中: 0.025
城镇: t1?25.622,t2??0.371,t3??1.956
农村: t1?37.832,t2?0.812,t3??1.838 由检验可知,城镇t1?2.776是显著的,而t2?2.776,t3?2.776都是不显著国民经济统计分析论文的,农村t1?2.776,t2?2.776,t3?2.776也是不显著的,即可以认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居民恩格尔系数对居民消费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在建立模型时,可以不作为解释变量引进模型。而居民的收入水平对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
结论
通过对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分析,得出居民的收入水平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是最显著的,其他因素则次之。通过对消费支出用途结构的分析,了解到居民的生活水平消费支出结构上,生存型消费所占的比重会出现下降的趋势,而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所占的比重会呈现上升的趋势。对恩格尔系数分析得出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都随时间变化而下降,这表明了我国居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比分析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进出口需求这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得出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明显大于净出口,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而消费需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必须从思想上彻底摒弃“投资至上”的观念,牢固树立“消费第一”的思想。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和动力,才能不断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李宝瑜.《国民经济统计分析》[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2]徐小飞、龚德恩、吴成业.《关于生产函数的新思考-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3]潘文卿、李子奈、张伟.《21 世纪前20 时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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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对房地产业发展水平有着决定作用,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住房的商品化程度是影响房地产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同时经济发展周期决定房地产业的发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国民经济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前言:
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一体化逐渐深化的过程中,国家要想在国际上占有优势,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提升自身的经济水平,而生产过程的同化导致服务水平的差异直接决定其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占有份额,所以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一、现代服务业分析
现代服务业是在信息技术、知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新型服务业,其利用现代化新技术、新服务方式和管理理念,使传统服务业的业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能够向其他行业释放较强外溢效应,是对整体经济竞争力具有提升作用的服务行业的集合体,其需要去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高层次、知识型的生产及生活服务,由此可见其具有现代性、高新技术性、知识密集性、动态性、生产性等特点,其是信息化、现代化经营理念的发展成果,公共服务职能愈加突出,所以现代服务业不同于第三产业,其广泛分布于三大产业之中[1]。
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一)现代服务业的产业波及效应
首先市场上对现代服务业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将直接推动其产品生产中所需要的相关产品行业的发展,形成相互消耗式的波及效应,例如现代服务业中的物流业发展会带动汽车生产企业的壮大,现代服务业中的房地产业发展会带动钢筋、水泥等企业的生产等,由此可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因消耗会波及相关产业,而相关产业的消耗又会形成现代服务业的间接消耗波及,以此推动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长;其次,受消费者“以此购齐”消费心理的影响,现代服务业会形成配套需求式波及效应,例如消费者最初购买智能手机的目的是观看直播球赛,但其在业余时间可能会利用智能手机拨打电话、观看付费电子小说、付费视频,玩付费游戏等,为满足这种配套消费需求,现代服务业的产品会自觉与相关产品形成互补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除此之外,由于现代服务业是在信息科技和现代管理理念的基础上产生的,属于新兴产物,所以其具有示范作用,形成示范波及效应,例如其自身的特色决定会出现咨询、管理等新的行业形式,会在信息传播交流速度逐渐加快中影响人的消费观念,以此引领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二)现代服务业激发生产者新的投资需求
首先,随着现代物流业、信息传输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出现和发展,生产者舍去了建造仓库、配置车队、信息交流、寻找市场等环节的成本开支,使其生产成本相比过去得到明显的提升,为生产者队伍壮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可能;其次,金融业的发展、技术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使生产者的融资渠道扩宽,例如民间小额贷款,为中小型生产者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持,使生产者产品升级、提升自身管理水平等方面更有保证,这不仅有利于生产者开拓产品相关产业,也有利于其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结合市场需求扩大规模,以此拉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再次,现代服务业中的市场调查服务、会展服务、媒体宣传服务等可以使生产者及时、全面的了解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从而针对市场需求进行产品的开发和改进,为生产者提供展示自身产品、服务优势的平台,使其在市场中的影响力得到加强,从而为生产者创造更多的经济利润;除此之外,现代服务业中的调研、策划、咨询服务及保险业使生产者的投资风险在事前事后都得到有效的控制,由此可见现代服务业可以使生产者的生产难度降低,而生产利润增加,由此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现代服务业激发消费者消费需求
首先,现代服务业重视产品的研究开发,而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个性化、品牌化的追求愈加旺盛,生产者为追求经济利润,积极与现代服务业相关服务相结合,使其产品供应相比过去更加具有吸引力,以此激发消费者消费;其次,随着现代服务业分期付款等服务形式的出现,使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由传统的“先赚钱后消费”向“先消费,后付款”转变,而且使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更加旺盛,使房地产、汽车行业等一次性消费成本较多的产业在消费模式发生变化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以此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再次,随着现代服务业中的各种保险服务的出现,使消费者对工作、健康等方面有可能出现的风险的恐惧心理得到缓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热情;最后,现代服务业中为消费者提供的多种支付方式,如信用卡、网上交易等,使消费过程的安全性、便利性等更有保证,也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而消费需求的增加将直接推动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国名经济增长。
(四)现代服务业的就业机制
现代服务业的显性就业机制和隐形就业机制都非常明显,显性就业机制是现代服务业自身发展中创造了庞大数量的就业机会,例如淘宝行业作为现代服务业中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截止2014年向社会提供近20万的就业岗位,而且仍以每月5000个新店铺开张的速度持续增长,而隐形就业机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对其相关产业就业机制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对就业收入产生的乘数效应、因推动技术进步而创造就业机会、对供需结构的调整,从而使就业结构发生变化等方面,例如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劳动力市场运行不稳定等,以此扩大就业的空间,在现代服务业刺激消费者需求,推动产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由此推动国民经济增长。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民经济的增长对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对现代服务业充分认识,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强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项长期伴随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代服务业。
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对国民经济的主要影响
(一)衍生出依托互联网的新经济形态
由于互联网自身具备的高效便捷的通信能力和快速准确的运算能力,产生了一批依托互联网庞大的消费群体而形成的全新的经济形态,这一类经济形态被称为“互联网经济”。狭义的互联网经济主要由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即时通讯、网络游戏四大核心产业构成。其中以电子商务产业中的“阿里巴巴集团”发展态势最为迅猛,其创立初时资产总规模仅为1亿元人民币,此后依靠电子商务迅速扩张,2014年在美国上市时净资产总额估值已超2300亿美元。
(二)传统产业的营销模式得到了革新
美国著名学者波拉特早在1977年就准确的预见传统产业在遭遇互联网经济所产生的变革,并创造性的将社会产业部门划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果不其然,当下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使得信息服务业迅速与其他传统产业实现融合和渗透,传统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间的边界已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也是互联网经济另一个重要特征———信息高度渗透性。以汽车电子产业、光学电子产业为例,两大产业充分融合了信息服务和基础制造,实难再以单一的产业结构学说来进行清晰划分。
二、国民经济立足于互联网金融下的发展前景
创新不仅是技术成长的动力,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过去,为了提高国家的技术水平,我们采取的是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但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当前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没有自主创新为支撑,即使用市场也换不到核心技术,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也难提高。须知,单纯地依靠技术引进、技术模仿和技术移植绝不会成长为一个有强大竞争力的国家。所以,借助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态势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共同促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一)将重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互联网经济带领我国走进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先导、以农业为基础、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为重点的全面产业格局。在此环境下,国民经济发展不仅要坚持市场调节和政府引导相结合,比如,积极改造传统产业,对信息程度大、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予以政策扶植和资金鼓励,对于产能相对落后的“僵尸”企业提供兼并和信息化改造指导。加快推进第三代移动通讯和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研究和运用,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竞争水平上的重要作用,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比如新型工业化与工业化、信息化的融合,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带动工业化,运用工业化提升互联网技术水平,推动传统工业走上科技含量高、资源耗费少、环境污染小的道路。
(二)将直线提高企业生产经营能力
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产品的出口能力正逐步被削弱。经济学家认为,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的第三驾“马车”就是净出口,因此,依托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成为了提高国内企业生产经营能力的突破口之一。由此,企业可利用自动化设计和生产系统(CAD、CAM)来提高企业劳动生存率和产品质量;或借助管理信息系统(MIS)来综合分析经营管理水平,为管理者提供科学的决策建议;或采取业务处理系统(TPS、EDP)来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又或是运用经理信息系统(EIS)向企业所有者及最高层管理者提供全面的企业管理信息,集合多元信息技术合力共同推进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
(三)将加快市场经济活动释放速度
互联网经济下的社会消费需求被直观的反映到了网络之中,但民间投资和国外投资却仍然没有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这正是市场活力被压抑的结果。可见,政府仍需继续深化行政体制的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力度。比如,逐步试行取消行政审批流程,下放行政审批权力,稳步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重点修订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积极扩大“营改增”试点,为民间创业和企业发展松绑;放宽存贷款利率管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间融资机构和中小企业股份转让试点,为企业发展增添动力;进一步加快各自贸区金融自由化改革步伐,深入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努力提高国内投资吸引力。
三、结语
综上,借助互联网经济带来的契机,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重点依托互联网技术,努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深入释放市场活力、全面提高企业生产经营能力,实现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在新的发展阶段和重要的战略转型期,我们必须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有所思考,不断提高认识,有效应对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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