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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愈加汹涌的背景之下,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度变革,以金融及信息革命全球化发展为特征的科学技术革新浪潮正在推动世界服务业加速发展。如今服务业占各国经济比重越来越大。据统计,目前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发达国家已达70%,中等收入国家接近60%,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也达到40%左右。随着服务业国际分工的发展,国际间的服务交换规模也在日益扩大,2009年,世界服务出口额达到了3.3万亿美元,数据来源于World Bank Database、BEA Database和中国商务部网站。
相比1970年的不足710亿美元增长了45倍,目前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已占世界贸易总出口额的1/5。同时,面对此次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的影响,服务贸易占比较大的国家在后危机时代较快地出现了复苏势头,其恢复速度快于依赖货物贸易的国家。由此可见,服务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流趋势已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对中国的GDP及就业影响较小,以2009年为例,服务业产值占中国GDP的42.6%,当年从事服务业的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33.2%。中国经济结构中,由于第一、二产业占较大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较小,致使中国服务贸易虽然增长速度较快,但其对国民经济贡献度较低。
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由1997年的522.3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2 86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34.5%,是美国年均增长率的4倍多。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在1997—2002年间平均维持在10%以上,2003年下降为9.57%并保持到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再次下降,降为8.7%左右,2007—2009年又小幅上升并维持在9%左右。就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而言,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仅有2009年相比2008年下降12.11%。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由1997年的245.0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 286亿美元,13年间扩大了5.25倍。2009年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为3.88%,世界排名第五位。然而,中国2009年服务贸易出口额仅是美国的1/4。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比重,在1997—2007年间由16.30%下降至11.91%,2008—2009年稍有上升维持在12%以上。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与出口额类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由1997年的277.3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 582亿美元,13年间扩大了5.7倍。虽然2009年在世界服务贸易进口前十位国家中,中国是惟一与2008年相比没有出现下降的经济体(德国和英国进口额分别为2550亿美元和1600亿美元排名第二、三位,美德英进口额同比均出现10%左右的降幅),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比重为5%,世界排名第四位,但服务贸易总量只占到美国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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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作为参与国际分工的一种途径,对于国际分工的基本原理与合理内核仍然适用。我国服务贸易的要素密集度结构体现了我国当前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现状。随着我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变迁,应尽快将我国生产要素优势转化为我国服务产业和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大力发展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技术知识密集型和新兴跨界服务贸易。要充分利用开放型经济大国优势,培育服务业双向投资优势;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培育服务贸易市场多元化优势;利用制度优势,不断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服务产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管理协调机制、财税、金融、贸易方式等政策及统计制度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比较优势原理的合理内核,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及其他基础要素资源的相对优势,通过深入参与国际分工,赢得了制造业和货物贸易的竞争优势。当前,随着我国工业经济逐步向服务经济的转型过渡,服务业必将成为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在继续巩固提升货物贸易竞争优势基础上,大力培育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推动建设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双强国,必将是未来我国从经济贸易大国迈向经济贸易强国的战略性任务。服务贸易作为服务业参与国际分工的一种形态,虽然与制造业国际分工有诸多不同,但参与国际分工的诸多原理仍然适用于服务贸易。考察当前我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变迁,将国际分工理论中的内核运用到服务贸易发展中,对于研究制定服务贸易发展战略与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4年,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服务贸易总额为5686亿美元,同比增长近6%;其中出口1853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0%;服务贸易进口383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约15%;逆差累计1980亿美元。①我国服务贸易是短板,服务贸易逆差年年攀升,国际竞争力与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服务贸易逆差连年增长,表明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处于劣势。从具体行业看,我国服务贸易优势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密集型行业,而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资本密集型服务、环境资源密集型服务,以及与货物贸易紧密相关的服务贸易均呈现逆差,这是当前我国服务贸易领域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客观反映。
人力资源密集型服务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中国服务贸易的优势领域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密集型服务行业,2013年这一领域的服务贸易顺差达到466亿美元,2014年由于统计口径调整,商务服务差额由正转负,使得这一类服务贸易顺差减少至152亿美元。
建筑业是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这是我国当前的优势领域,随着我国周边基础设施开发计划、“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带动的建筑服务和劳务输出服务的快速增长趋势是可以期待的,建筑服务的贸易顺差还将进一步增长。2014年建筑服务增长近40%,贸易顺差10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7亿美元。
信息和计算机服务属于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但对于我国的信息和计算机服务出口而言,更多地是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尤其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离岸服务外包,更属于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离岸服务外包作为一种服务业新型国际分工方式,未来的市场前景可观。随着2015年初《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的意见》的实施,作为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占主导的我国离岸服务外包,在未来5年将保持不低于20%的速度增长。因此,信息和计算机服务仍是我国的优势领域。2014年信息和计算机服务贸易增长25.6%,贸易顺差26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亿美元。
咨询服务也是人力资源密集型行业,我国拥有大量相对较低成本的高素质劳动力,因此,有发展咨询服务的优势。同时,咨询服务贸易收支也会受到国内外金融环境的影响,不排除各类企业通过咨询服务贸易收支转移资本的可能。从短期看,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元会有升值预期,加之人民币进入适度宽松周期,国际资本通过咨询服务收支流入我国境内的动能将逐步减弱。因此,咨询服务贸易顺差会有所减少,贸易总额将会保持适度增长。
技术知识、资本、环境密集型服务是竞争劣势领域。技术知识版权密集型服务、资本密集型服务、环境资源密集型服务总体竞争力不足。2013年贸易逆差分别达到190亿美元、5亿美元、769亿美元,2014年逆差分别变化至219亿美元、9亿美元、1136亿美元。
专有权和特许权的转让与许可贸易是技术贸易的一种形式。由于我国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仍将持续相当长时间,总体上,我国这类服务逆差还会持续一段时期。但随着我国技术实力的增强,技术引进的增长速度会放慢,而技术出口会有所加快。
广告、影视等文化服务属于知识密集型和版权密集型产业。在这方面,我国要素禀赋优势决定了相关产业的竞争力不会太强。但是,随着国内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中国文化“走出去”步伐会逐步加快,这一竞争劣势会逐步得到缓解。
金融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虽然我国是金融大国、外汇储备全球首屈一指,但是,金融业开放度低,体制机制、管理和经营模式、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与先进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
旅游服务是对良好的自然风景、历史文化遗产及良好的生活休闲服务的一种消费。然而,我国目前景区因旅游环境、大气污染等客观因素,加之受国际经济增速回落影响,国外游客消费能力收缩,使得我国入境游市场发展惨淡。同时我国国民收入持续稳步增长,国内旅游社等机构仍然热衷做出境游。目前,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证制度逐渐便利,总体上旅游服务贸易会保持持续快速增长态势,但入境游将长期滞后于出境游,服务贸易逆差扩大趋势和国际竞争力不足的现实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扭转。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旅游服务贸易包括了教育、医疗等服务,数据有虚高成分。2014年旅游服务贸易增长近20%,贸易逆差为1136亿美元,为第一大逆差来源领域,逆差比上年增长367亿美元。
与货物贸易紧密相关服务的竞争优势远未发挥出来。运输和保险这两类服务与货物贸易紧密相关。虽然我国拥有每年超过4万亿美元货物进出口规模,但是相关的国际运输和国际保险服务却并不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两类服务的竞争力仍然较差,这直接体现在贸易差额上。2014年运输服务和保险服务贸易逆差共758亿美元,仅比上年增长10亿美元。但随着我国货物贸易企业在国际贸易中话语权的提升,将逐步掌握跨境运输和国际保险的权利,这会使我国运输和保险服务贸易逆差迅速扩大的趋势有所缓解。
中国服务贸易的优势和劣势领域在短期内很难改变,我国服务贸易逆差高企的态势短期内也难以扭转。但是,未来一个时期,为实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支撑中国制造升级换代的目标,就必须大力提升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既要弥补竞争劣势部门的短板,又要巩固优势领域的长处,全面实现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的跃升,这是实现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关键。
服务贸易是服务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具体体现。国际分工的基本原理与合理内核仍然适用于服务产业的国际分工。其中,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优势理论等所包涵的生产要素分工思想,以及生产要素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互动,对于筹划服务贸易发展战略与政策显得尤其重要。
我国生产要素优势的动态变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生产要素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随着经济成长而带来的生产要素尤其部分中高级生产要素的积累,使得我国生产要素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劳动力绝对优势在逐步消弥,而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优势正在形成。随着用工成本的上升,我国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模式,中国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趋势,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然而,我国受过较好教育和职业训练的劳动力占比正在上升,目前新增就业中受到高等教育的数量超过一般劳动人口。因此,对外贸易发展模式正面临从利用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向利用劳动力的高效率转变。劳动力优势内涵的转变,也给我国发展人力资源密集型服务业创造了条件。
其次,资本要素已经由稀缺转变为相对丰裕。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约4万亿美元,高居世界榜首。我国已经由资本净流入国转变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其中对外直接投资也已超过千亿美元,在未来几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有望超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资本要素的相对丰裕,也为我国发展金融、保险、运输、电信等资金需求大的基础设施服务业创造了条件。但是,要把要素优势转变产业竞争优势,还需要诸多其他条件。
再次,在技术和知识要素方面,我国仍相对稀缺,体现为我国技术贸易主要以技术引进为主,专有权利转让费和使用费总体处于较大逆差状态,制造业领域的核心零部件、关键设备仍主要依赖进口。我国80%芯片都要靠进口,而在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有2/3的设备投资依靠进口。技术和知识要素的短缺,是制约我国大文化行业、技术服务以及自主、高端的信息和计算机服务发展的重要因素。
最后,自然资源要素在我国也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不仅石油、矿产等资源需要大量进口,而且由于环境污染等因素,导致我国旅游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开发利用和消费也受到影响。这对我国发展旅游服务极为不利。
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亟待转化为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首先,服务贸易对生产要素优势的开发利用远不足货物贸易。虽然生产要素优势作为客观既定的现实,反映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中的竞争力表现则有较大不同。根据我们的研究,在货物贸易中,劳动密集型商品贸易仍是货物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商品贸易也是贸易顺差来源之一,仅有自然资源密集型商品是贸易逆差。这与服务贸易的要素密集度结构有较大差别。这表现为,虽然生产要素优势的动态变迁是培育竞争优势的基础,但是,货物贸易对要素优势的开发利用更加充分,相关政策支持手段更加完善,甚至可以将部分劣势转变为竞争优势。在培育服务贸易竞争中应加以借鉴。
其次,应在开放型经济体系中寻找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虽然竞争优势来源于要素禀赋及由其决定的比较优势,但现实中的国家竞争优势更具多样性、丰富性,如大国优势、制度优势、加工制造产业优势、外汇储备优势、中华文化优势等,如何将这些丰富的或是局部的优势转化为我国参与国际服务产业竞争与合作的优势,需要在战略和政策上加以引导。
从货物贸易看,我国货物贸易优势还未转化成为自主运输服务、保险服务优势,生产制造加工优势还未转化成为技术优势、知识产权优势和品牌优势。从服务业开放看,服务业开放度低,国际竞争力较弱,贸易逆差大,货物贸易优势还未转化成为相关的国际运输和保险等服务贸易优势,中华文化优势还未转化为文化贸易和版权贸易优势,服务贸易中的人才优势还未显现出来。从吸收外资看,利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现更高水平引进目标,实现从引资向引技、引智、引制的转变,外资企业在促进服务贸易发展中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从对外投资合作看,我国资本和外汇储备优势还未转化为更大规模服务业“走出去”的优势。从国家战略与政策看,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还未完全转化为参与对外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政策优势,尤其是体现在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发展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性问题仍然突出。
培育我国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必须立足当前我国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动态变迁,在开放型经济大格局下不断拓展服务贸易竞争优势来源渠道,推进服务贸易发展模式与促进政策的创新与完善。
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领域应与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总体格局相适应。当前,我国部分高级生产要素优势正在局部形成,新型生产要素正在加速积累。如劳动力优势正逐步向劳动力资源、人力资本优势转化,资本优势正逐步传导到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知识产权、标准等高级生产要素优势的积累中。因此,我国在确定服务贸易发展重点领域时,应充分考虑我国的比较优势现状。
一是大力发展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这类服务贸易主要包括建筑服务、信息和计算机服务、咨询服务、商务服务,以及离岸服务外包等。中国应充分利用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丰富及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大力发展此类服务,在相关领域培育一批在世界知名的服务产品和服务型跨国公司,如高铁、桥梁、电站等建筑服务品牌,以及软件外包、信息技术服务、呼叫中心等服务产品。
二是推动将开放型经济大国优势转化为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如利用货物贸易优势,逐步发展运输服务和保险服务;大力发展海洋运输服务,包括转口服务贸易;利用“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培育我国欧亚铁路运输服务优势。
三是积极发展跨界服务,利用中国优势服务弥补中国服务短板。如充分利用我国中医药优势,积极发展健康旅游服务产业,吸收国际游客消费中国的中医药、保健和养生服务,带动我国入境游市场。
充分发挥双向投资大国优势,积极培育服务业国际投资新优势。服务业国际投资是服务贸易四种提供模式之一。虽然我国双向投资规模均超千亿美元,其中服务业双向投资均超过制造业,但服务业投资质量有待提升,服务业双向投资优势还不够突出。应充分发挥我国双向投资大国优势,培育服务业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新优势。
一是充分发挥外资企业在发展服务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我国服务产业的外向化程度。要加大服务产业招商引资力度,把外资企业逐步打造成为提升我国服务业竞争力、增强我国服务业出口能力的一支重要力量。重点引进一批面向国际市场的外资项目,积极鼓励外资企业发展服务出口业务。
二是积极推动服务业“走出去”,不断增强我国服务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一方面,“中国服务”可以支撑我国能源资源、制造业“走出去”,另一方面,也可带动国内服务更加贴近国际市场。2013年,虽然我国对外投资中近70%都是服务业投资,但很多投在香港地区,而且集中在商贸批发、商务服务等领域。服务业海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不高。中国制造业、矿产资源等领域的海外投资需要大量的“中国服务”跟进,除了与投资直接有关的投资咨询调查、会计律师、金融、保险、物流等服务外,还有生活性服务,都需要中国本土服务企业跟随“走出去”。同时,随着制造业服务化的深化发展,“中国服务”升级“中国制造”已成必然趋势。必须培育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双重优势。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日本,其高水平的制造业都有高水平的高度国际化的服务业支撑,制造业的国际化必然伴随着服务业的国际化。
深入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合作,逐步形成我国服务贸易多元化国际市场新优势。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国际市场主要集中在香港、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占比较小。今后,要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引导下,加强与沿线国家服务产业合作,推进服务贸易国际市场的多元化布局。
一是以服务贸易引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合作。“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每一方面都与服务贸易紧密相关。传统上,我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俄罗斯、中亚、西亚等国家的合作重点在于货物贸易和制造业领域。然而,服务贸易是更高层次的合作,是人心相通的关键,要在技术、建筑、运输、旅游、文化、商务咨询、品牌管理、跨境电子商务等方面,提升与相关国家的合作层次,扩大对沿线国家服务贸易规模,提升在我国服务贸易中的比重。
二是加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合作。积极配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加大对东盟各国开展服务业贸易投资合作的力度。重点加强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提高我国在东盟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大型公共设施建设与运营、旅游、文化、医疗保健、技术和知识产权、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等领域的商务存在规模。
发挥制度高效灵活与政策创新优势,逐步形成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优势。一是体制机制。服务业作为三大产业中最大的产业,其在经济增长、就业中的贡献最大,也是决定中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地位的关键。建议强化服务业综合统筹协调机制,如建立国家服务业委员会或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协调机制,在此机制下,制定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年度推进计划,解决制约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体制机制、发展规划和其他重大政策问题。
二是财税政策。我国财税政策是按照制造业的模式来设计的,相关财税优惠政策也主要是针对制造业和货物贸易的。出口退税、对出口的财政政策支持等也主要是针对货物贸易来设计,而对于服务贸易出口,还没有统一的财税支持政策。下一步应逐步将制造业时代的财税政策过渡到服务经济时代的财税政策,逐步建立一套适应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财税政策体系。
三是金融体制。与财税政策类似,我国的金融财政也主要是针对制造业和货物贸易而设计的。然而,服务业由于轻实物资产,没有像制造业那样的大型厂房、机器设备、不动产等可以抵押,因此,服务业的融资更难。对于针对服务贸易出口的信用保险、贸易融资等政策也不完善,支持力度远不及货物贸易。因此,建议要加大针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特点的金融产品,利用无形资产和公共融资平台等方式加大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金融支持。
四是招商引资政策。货物贸易发展的经验之一就是特别重视招商引资,尤其是充分利用外资的外向化程度高的优势,把招商引资作为促进各地经济增长和促进出口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各地的招商引资仍然更青睐制造业项目,对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项目的招商引资力度较小。应像过去抓制造业招商引资那样来抓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领域的招商引资工作,制定相关的招商规划、投入足够的招商资源、制定相应的招商激励措施等,这是将国家鼓励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落地的关键举措。
五是服务贸易方式政策。发展一般服务贸易、离岸服务外包、边境服务贸易和境外分支机构服务销售,不断创新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方式。在继续建立和完善一般服务贸易、离岸服务贸易和境外分支机构服务销售政策的同时,重点加大创新边境服务贸易政策力度。边境地区适合自然人流动,也有利于境外消费服务贸易提供模式的发展,应针对边境地区毗邻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优势,大力发展两头在外的服务贸易,利用边境特殊经济区,在旅游、分销、医疗保健、娱乐等领域发展“飞地型”服务贸易,在服务市场准入、人员出入境管理、服务提供人员资质互认等方面建立和完善与边境服务贸易相配套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体系。
六是统计制度。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统计制度极不完善,存在大量的漏统、统计不准确等情况,低估了我国服务经济发展程度,这直接导致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资源投入不足。服务业统计应改变按社会管理来分类的模式,引入国际通行的服务业分类标准,细化服务业分类,增加对近年来新兴的服务产业的统计分类。对于服务贸易统计,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BOP统计,将教育、医疗等服务贸易从旅游项下剥离出来,增加环境等服务贸易分类,细化旅游、咨询、商务服务等服务贸易分类,增加国别双边服务贸易统计以及企业所有制性质的服务贸易统计方式;另一方面,推进实施境外分支机构销售统计,并择机发布相关数据,完善行业管理部门的服务贸易业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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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可以促进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率,还可以调节各国市场的供应需求,所以国际贸易在国际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低碳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低碳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和环境保护在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着。随着经济步伐的加快,自然灾害的产生越发的频繁,对我国经济损失也造成了不可估计的程度。然而自然灾害的产生与国际贸易脱不了关系。当今时代,实现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协同发展,是整个社会乃至全国人们都十分重视的问题。
(一)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近几年来,由于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主要原因是我国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和地球受污染严重造成的,所以我们要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就是一个很好的实施方法。我国相关法律有明确规定,环境保护主要包括自然环境保护和防止环境污染两大方面。我们要用促进祖国未来发展的长远眼光看问题,环境保护是一项长久且有意义的工作。我国环保工作主要表现在几个阶段。现阶段,与我国环境的比重相比较,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污染排放量程度是非常大的。85%以上的村镇河流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污染,74%以上的湖泊也出现了污染问题,大部分的生态功能也逐渐退化了。可见我国的环境遭受了非常严重的破坏。如今,在我国经济逐渐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也体现的十分明显。所以必须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只有做好了基础工作,我国的科学发展观才能进一步落得到落实,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合作才能发展的更好。
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保障,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可以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自由的发展空间,所以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二)国际贸易的重要性
国际贸易可以促进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率,还可以调节各国市场的供应需求,所以国际贸易在国际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世界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是分布不均衡的,有的国家土地资源丰富,有的国家发展落后,如果没有国际贸易,这些国家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将会受到限制,得不到充分发挥。由于世界各国的生产力水平高低不同,科学技术水平分布也不平均,所以生产力和市场供应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通过国际贸易不仅可以解决这类差异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缓解了这类矛盾,在市场中调节了供求关系。
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二者是对立关系。一方面,环境保护想要控制国际贸易,另一方面国际贸易阻碍了环境保护的发展。
当今社会,贸易自由化已经成功世界各国努力追求的目标,为减少贸易自由的阻碍,人类根据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的利用世界资源。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贸易自由化来促进,来清扫贸易障碍。但生态资源的过度开发,会使贸易自由化放任自流,生态环境逐渐的遭到破坏。
现阶段,很多发达国家根据自己的优势,做出很多不国际经济秩序的事情,以环境优势取胜,然而正处于发展中的国家,现阶段都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为主要贸易交往。也是建立高强竞争优势的基础性工作。这也正是当今社会中,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发达国家,一直是以低污染、低浪费的形式来做贸易市场上的初级产品的买卖。
现阶段,环境安全的事情即将产生,近期,很多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危害较为严重的工业组织即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关于设备产品和其他有害环境健康的工业也在陆续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平衡。在国际贸易组织日益自由化、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也越来越受到威胁。
首先,我认为我国应该积极的与环保工作较好的国家合作,来不断的学习他国的优势,使我国环境也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从中也不断寻找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不足,以及可以改进环境和贸易平衡发展的办法,来提升我国的环境和贸易可协调发展的形式。同时也应该采取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抵制外来国家的产业环境污染,和其他不合规贸易产品对我国的环境侵略。
其次,我国还应该加强对贸易环境污染的宣传教育,来提高我国整体环境,提升我国人们的环境保护认识。有很多人认为环境污染不是我们关心的事情,是国家各个机关部门所需要掌控和管制的条线,特别是对国外环境侵略更是觉得事不关己,与寻常百姓无关,对国家的低碳环境保护也毫不关心,这更加放纵了很多违法环境的事情时常发生,使得我国低碳环境受到了影响。
最后,我觉得我国应该加大对低碳环境的财政方面的支持,在资金上基于较大程度上的支持政策,适当的在低碳环境的建设方面倾斜。在国家高度重视低碳环境建设的同时,为我国在国际上低碳环境形象的塑造也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还可以在国家的带领下,全国人民都重视起低碳环境的建设,从大型企业和国有性企业做起,大力宣传低碳贸易,来带动我国中小型企业的低碳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然而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我国人民也都树立起环境保护意识,我相信我国的低碳环境以及低碳贸易也可以全面建设起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然环境问题已经严重的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效益。所以要想在国际上实现可持续发展政策,就必须加强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改进不良现象的发生,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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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反映了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通过国际利益比较机制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合理化。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论文关键词:贸易 产业 结构 研究
论文正文:
中国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不断调整国际贸易发展政策,进而促进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继我国加入WTO后,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加强,国际贸易与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和复杂,相互之间的影响日益明显。因此,分析和研究我国国际贸易与国内产业结构之间的联系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世界贸易迅猛发展的国际大环境中,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迅速,增长速度快于世界贸易增长的平均水平,在世界贸易中占据的份额逐渐提高。2005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占全球总额的6.1%,货物贸易出口额占全球总额的7.3%,均大幅超越位居第四的日本,跃居世界第三。2009年至2011年,中国始终是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2012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在世界货物进口和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了9.7%和11.13%;2013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到了10.32%和11.74%。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强,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在不断提高。1990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为30%,在1995年上升到40%,2011年则达到了50.1%,2013年外贸依存度虽然出现回落,但仍高达46%。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迅猛,外需拉动已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十年来,中国外贸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年均超过2个百分点。可以预计的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会更离不开国际市场,离不开国际贸易的带动。
产业结构,即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主要是指国民经济各产业的构成以及产业间的联系和构成比例。中国的产业结构分配不太合理,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小。农工商发展不均衡,基础产业实力较为薄弱,重工业发展不协调,服务业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
为了顺应经济发展,中国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视第三产业发展。目前,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有小范围的波动,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所占比重有大幅度提升。第二第三产业现在已经代替第一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整个产业结构呈现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的趋势。
虽然中国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保持良好的态势,但是在产业机构调整中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与不足制约着整个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实力的增强。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过大,内部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生产效益低下,优质产品率较低,具有较强竞争力行业较少且对第一产业贡献较小。第二产业技术水平较低,缺乏自主创新的企业精神,生产效率不高。高新技术产业落后于发达国家,基础设施不完善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发展迟缓,落后于发达国家,缺乏核心竞争力。发展较快的传统服务业生产率低下、经济效益差,现代服务业则没有充分发展,这对第三产业未来发展极为不利。
产业结构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产业结构的水平决定了国际贸易的水平。国际贸易是建立在本国比较优势基础上进行的,进行贸易的产品要受国内供给结构、要素禀赋、技术水平等产业结构相关因素的制约。
国际贸易反映了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通过国际利益比较机制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合理化。中国在进行国际贸易时,会通过贸易中利益比较机制,自发性地调节产业结构,使其向着有利于国际贸易的产业结构模式演变,例如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经济效益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内产业结构就会自发地将劳动密集型向资本货技术密集型转变;在国际贸易中相对成本较低的专业化生产会具有竞争力,较低的成本会利于国内的生产资源集中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会促使国内产业结构调整。
国际贸易通过国际利益比较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但在调整过程中,国际贸易中的进口与出口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不同的。出口变动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动、促使产业的研发新技术和与世界贸易市场适应的能力;进口则给国内产品带来冲击,行业内会对生产资源重新分配,刺激有竞争力的企业不断前进,同时淘汰生产效率低下的企业。在产品进入国内时,相应经验也会随之而来,这将为相关企业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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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公共服务以合作为基础,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强调公民的权利。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公共服务市场化与政府的作用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旅游公共服务是提升旅游业发展的基础,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其中良好地引入市场化机制能让当前相关设施应用适应民众和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提升经济。政府部门在偏向民众需求下有效地完成自身供给者和监督者的角色职能将最终促进旅游公共服务的可行性发展,为人民谋取真正的福利。
关键词:旅游公共服务;市场化;政府职能;供给者;监督者;旅游业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后,人们逐渐开始重视起精神文明的丰富。《泰?濉芬徊�电影就能�?起泰国旅游的大热足以说明,旅游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已经是一件极其普遍的事情。在节奏越来越快的当前社会,每个人所承受的压力也与日俱增,适当的旅行计划能更好地完善精神世界并放松心情、调剂生活。因此,在旅游如此普及的情况下,良好的旅游公共服务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1 旅游公共服务的状况
旅游公共服务是主要由政府供给安排的,以满足公众旅游和消费需求为核心具有公共特性的服务总称,是一种公共服务在旅游中的具体实践。这是属于一个公共服务项目的,但目前由政府所承担的大部分职责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无论是从种类上还是从数量上都无法满足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而日益上涨的需求,旅游公共服务的供需就是当前所存在的主要矛盾。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市场中不断涌现了科技旅游、农业旅游、电子商务旅游等诸多全新的旅游业态,这使得支持这些新业态发展的信息平台以及相关公共硬件设施的建设都有了一个全新的更高的要求,而目前状况完全达不到大众所期望的状态。
旅游需求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重视精神文明提升的一项重要需求。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当前十分重视的一个话题,这将有效地促进提升个人的整体素质,从而使得社会能更加和谐发展,良好的旅游公共服务是所应具有的基本行为。这是作为公民的权利与诉求,政府有职责承担起旅游公共服务的建设。
1.2 政府部门所起的作用
政府部门终究是为人民服务、替人民办实事的部门,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满足公民的合理需求是政府部门所应尽到的职责。旅游公共服务是属于政府职能,良好的建设与改善是政府部门应该做到的事情。但是面对上述现象足以说明当前许多地方的政府部门并未做好这一点。
良好地促进旅游的发展能极大地提高当地财政收入,合理的开发固然重要,但配套的旅游公共设施也一定要跟上进度。毕竟来旅游的人都是来享受生活,来放松心情的,相应的设施条件跟不上,又怎么能有一个良好的口碑来吸引游客呢?最后即便来了,没有一个好的体验感,又怎么能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来增加收入,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呢?旅游业的兴起是能全方位地带动整个城市经济的,完善的公共旅游设施是最为基础的部分,也是政府部门所应该承担的部分,做好这一点才能更为有效地将旅游业发展起来,这才是真正地为人民利益着想,替人民办实事。
2.1 市场化机制的引入有利于促进提升竞争力
对于公共服务决策问题其实就是对于公共物品均衡配置在公共服务领域内的具体体现。虽然公共物品供给配置问题绝不可能通过一个机制就能彻底解决,但市场化机制的引入能够良好地促进竞争力的形成和体现。
我国现有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体制中,是以一种以政府为主导和控制,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也就是说,市民的需求、旅游公共设施的建设全都由政府部门来自行决策,这也就导致了大量地区出现了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单一落后、更新缓慢的现象,达不到旅游时游客的自身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公众永远都是一个被动接受的群体。特别是在资金条件的限制下,旅游公共服务所表现出来的往往更多地偏向于政绩的提升而非实际群众的真实需求偏好,这就导致了在经济的一定支出下却起到了反效果,让旅游公共服务并未达到具体的现实效果。因此,良好地引入市场化机制就是改革当前决策机制的根本方案,这样才能让旅游公共服务的相关建设能真实地体现消费者的需求偏好。
2.2 让旅游公共服务真正地适合当前消费者需求
在旅游公共服务中合理地应用市场化机制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组织旅游公共服务的生产方向和具体实施。通过在旅游公共服务部门的内部合理引进竞争机制,从而达到让公众有自由选择公共服务的机会,并提供了多元化的参考模板的效果,让公众作为监督,达到适应当前旅游消费的相应需求。
通过绩效的引入和评估对旅游公共服务部门进行一个良好的监督和促进,让具体建设和工程实施的真实效果反映在绩效中,能更好地了解到群众对于旅游公共服务的真实反响。良好的监督和合理的竞争机制的推进将更为有效地促进当前旅游公共服务适应消费者的需求,这样才能真正地帮助推广和发展当地的旅游业,从而提升经济水平,为人民真正谋取福利。
3.1 建设服务中的供给者
在结合了当前民众和消费者的一定综合需求之下,政务部门依然不能忘记自身的根本职责,就是旅游公共服务的最终供给者。旅游公共服务同样是属于公共设施范畴,也就属于了政府部门的建设管理范围之内。
即便引入了市场化机制后,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时更加偏向于公众和消费者的需求,对于决策的实施和管理,同样需要政府部门的负责完善和规范化操作。按照民众的最终需求偏向来进行相关建设将是政府部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竞争机制此时也能起到一个良好的推进作用。合理的竞争将更好地推进整个旅游公共服务的进程。项目的完成度和与预期的符合度通过绩效加以显现,让政府内部的工作人员能够更加认真地对待当前工作,良好地以民众为需求的旅游公共服务实现才是最为符合消费者利益的,也才能更好地体现政府为民办实事的真正职能。
3.2 生产现实中的监督者
在完成了供给者角度的任务的同时,不要忘记自身的监督职责。公共设施是需要政府部门进行维护和管理监督的。在进行建设维护的同时,也需要良好的监督才能促进旅游公共服务的正常发展。放任自流或者仅以民众自行监督是难以将一个好的旅游公共服务流程一直走下去的。政府作为权威部门,也是建设实施的供给者,要更有效地监督和管理旅游公共服务的正常发展。不完善的监督最终只会导致旅游公共服务的虎头蛇尾,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在缺少完善的监管机制下,大都难以长期地维持下去,一段时间后又变回原样,使得经济的投入难以得到相应的回报率,这一点是非常不可取的。
公共设施属于公共和国家的财产。从维护国家和公民的利益来看,政府部门的有效监督就是在公众财产安全的具体保障,这才是对人民、对国家真正负责。
政府部门只有结合民众和消费者的需求来制定旅游公共服务的相关决策,才能更好地贴近人民自身的生活利益,达到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最终目的。政府在了解人民的需求的基础上也要严格履行好自身供给者和监督者的建设监管任务,有效地让旅游公共服务运行下去,从而让人民利益得到真正的维护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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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RTC (Web Real-Time Communications)是一项Web用户间的实时通信技术,它为浏览器提供了音视频通信、数据传输、桌面分享等能力,目前Chrome、 Firefox等浏览器都支持此项技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于WebRTC的浏览器端Web服务器的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WebRTC具有简单易扩展、开放标准、开源免费的特点。通过介绍利用WebRTC提供的标准API快速开发Web应用,研究了传统Web服务器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其存在问题的瓶颈,并实现了基于浏览器的Web服务器。系统地实现WebRTC技术可以为Web服务器提供支持,并能为信息的传播和分享带来更多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WebRTC Web服务器 浏览器 Nodejs
WWW从首次亮相以来20多年过去了,如今万维网给全世界人民的信息获取、检索和发布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不同地域、民族和年龄段的人们可以通过网络交流并分享信息。网络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且不断向传统行业渗透,越来越多的行业都在使用万维网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随着通信网络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基于浏览器的实时通信技术RTC Web或者是WebRTC受到了各大IT巨头和初创公司的青睐。这种技术使得浏览器之间有了对等通信的能力,使用该技术浏览器可以运用P2P的特性实时传送内容。和目前基于浏览器的准实时通信技术相比,该技术在时延、成本和安全性方面都有较大的优势。
本文围绕WWW信息分享需求和WebRTC提供的Peer-To-Peer特性,提出了一种新的,有别于传统服务器和免费个人建站的解决方案,给用户提供了一种分布式、基于浏览器的低成本、高可用性的Web服务器。同时,文章中也分析了传统Web服务器的弊端和新的服务器带来的可能性,并对未来Web发展做出了展望。
Web服务器即WWW(WORLD WIDE WEB)服务器,其主要提供网上信息浏览和检索服务。WWW是Internet上最受欢迎、最为流行的多媒体信息查询工具,是Internet上20多年前诞生的服务,也是发展最迅速和当前应用最广泛的服务。正是因为有了WWW工具,近年来Internet和移动互联网才能得到迅速发展,PC端和移动端的用户数量不断激增。
Web服务器的主要功能是存储、处理用户请求的资源及数据,同时向客户端分发网页。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交互通过HTTP协议进行。通常分发的页面是HTML文档,主要是文本内容,包括图片、样式和交互脚本。
2.1 传统Web服务器处理客户请求的过程
客户端的请求交给服务器处理,服务器端的监听程序被动等待客户浏览器发起请求。用户的每次请求都交由服务器处理,解析URL、寻找请求的文件、生成静态页面文档并发回客户端浏览器,具体过程如图1所示。当服务客户数量过多或者同一时间网络流量过大,则会造成服务器资源负荷过大、处理速度过慢、带宽不足,从而导致响应速度变慢等问题,更有甚者会造成服务器崩溃无法访问。
2.2 集中式和分布式
传统Web服务器采用集中式管理,所有资源和数据放置在机房或者公司内部,服务器故障或者断电将导致站点或者服务无法访问。即使有做服务器分布式配置,也不能保证服务的不间断运行,在管理和配置不当时则可能导致大量数据和文件丢失。该技术提出的解决方案,所有资源放在用户自己的电脑中,即使面临数据丢失的风险,造成的损失和传统服务器的灾难性故障相比也是可以接受的。分布的世界各地作为服务器的浏览器,可以有效利用PC和网络资源,带来更多的价值。
2.3 安全性和稳定性
Web服务器使用的操作系统份额最大的是Windows、Linux与Unix。这些Web服务器的配置和管理比较繁琐,且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最近爆出的OpenSSL漏洞导致众多科技公司账号泄露,引起了大家对互联网安全的一阵恐慌。相反地,由于浏览器属于用户特别广的产品,安全性极高,各大公司应对问题的速度相应较快,即使存在漏洞,影响的数据也很有限,不会导致整个系统发生故障。
2.4 成本问题
传统Web服务器需要购买硬件和网络带宽,必要时可能需要CDN加速。现行的云服务器价格也不算便宜,在用户需求简单,只需要分享信息和发布公告功能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杀鸡用牛刀的尴尬局面。近年来,节能减排的需求日益迫切,有关服务器的功耗问题被提出,众多科技公司纷纷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谷歌自建机房,提出了多种降低能耗的解决方案,并应用于实战,但是巨大的资金投入不是一般公司能承受的。本文提出的服务器内置于用户的浏览器,能有效利用PC的各种资源,并能合理使用当前的带宽,极大地降低了服务器的运行成本。
WebRTC(Web real-time communication,Web实时通信)从名称上看即知它是一项使用Web实现实时通信的技术。WebRTC能够在浏览器内进行实时视频和音频通信,还支持远程协作与网络游戏等实时性交互式应用,已被W3C纳入HTML5标准。Web 2.0在过去的几年里扩展了浏览器的可编程性和交互性,增加了更多的动态内容和格式。然而,Web技术还不足以应付实时双向的视频和语音通信需求。如果使用Adobe的Flash或Microsoft的Silverlight等浏览器插件则明显存在灵活性和性能等方面的不足。利用WebRTC技术能够开发具有实时音视频通信功能的Web应用,移动应用也可以使用其核心功能实现实时音视频通信。有了这些应用作为基础,再结合其他的优秀技术,则可以开发出更多具有创意的Web APP和移动应用。
WebRTC系统架构根据面向的用户不同分为3个部分和1个核心库。面向Web应用开发者的Web API部分、浏览器厂商API部分和浏览器厂商自定义部分,这3 个部分共享WebRTC核心库。Web应用开发者调用W3C制定的JavaScript API开发WebRTC的应用。浏览器之间双向媒体流的发送和接收通过PeerConnection API进行管理,使用JSEP(JavaScript session establishment protocol,JavaScript会话建立协议)进行媒体参数的协商。使用Data Channels API进行浏览器之间收发多媒体的数据流是WebRTC最常见的应用场景。WebRTC技术的主要优点如下:
(1)开放的标准
互联网的成功离不开开放和免费,其中HTTP、HTML和TCP/IP都是功臣。WebRTC已加入到由W3C和IETF标准组织共同定义的一个开放的HTML5标准。为支持高质量、完整的音视频传输解决方案,W3C的WebRTC工作组为开发者定义了基于浏览器的WebAPI。
(2)简单和易扩展性
为方便开发者通过互联网提供音视频和多媒体数据等多种应用和服务,WebRTC提供简单的、可扩展性强的技术框架。WebRTC本身并不定义媒体流的路由方式、同用户之间的交互方式、呼叫协议、身份认证及同其他网络的互联方式等。这些规则由服务提供商和开发者根据不同的业务场景和技术需求进行灵活选择和协商。
(3)厂商的广泛支持
WebRTC技术获得来自全球各大厂商和初创公司的广泛支持。除了浏览器厂商Google、Mozilla和Opera外,其他大公司也对WebRTC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如运营商Telefonica、AT&T,设备商Cisco、Acme Packet、Ericsson、Alcatel Lucent、Avaya,初创公司Addlive、Apizee、ClassOnlive、OnSIP、PubNub、Zingaya。近期确认的Snapchat收购Addlive也说明了WebRTC技术的巨大潜力。WebRTC技术在美国、欧洲和亚洲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中国和韩国的不少厂商正在加紧研发基于该技术的产品。
(4)与其他技术的融合
WebRTC技术可以轻松实现与其他先进技术的结合,如人脸识别、虚拟现实手势控制等,也可以通过浏览器端强大的通信能力和HTML5技术开发出在线多人游戏和SNS应用。
(5)与运营商的互补
目前,华为发布的一款基于WebRTC技术的富媒体通信能力开放网关[9]已经引起了全球多家领先电信运营商对华为WebRTC解决方案的浓厚兴趣,并希望展开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WebRTC技术也可作为运营商既有业务的有效补充,如通过WebRTC提供会议、IMS服务等。
4.1 服务器设计选型
由于使用浏览器作为Web服务器提供对外访问,主要提供静态HTML页面的访问、图片和文件分享功能。Nodejs是一个事件驱动I/O服务端JavaScript环境,基于Google的V8引擎。目的是为了实现可扩展的网络程序,如Web服务。Nodejs采用“事件循环(event loop)”的架构,使得编写可扩展性高的服务器端程序变得既容易又安全。Nodejs在静态页面请求处理上有着极大的优势,处理用户请求对比如图3、图4所示。Nodejs不适用于以下2种场景:计算密集型应用和逻辑十分复杂的事务。虽然Nodejs在以上2种场景下有短板,由于本系统并不涉及过多的计算和复杂的逻辑,所以采用Nodejs搭建Web服务器,并采用Nodejs的快速开发框架express实现Web服务器的快速成型。
4.2 浏览器端服务器整体设计
前端采用B a c k b o n e . j s 作为MVC框架,使用jQuery操作DOM,应用handlebars作为HTML模板,c o ff e e s c r i p t编写并编译成J a v a S c r i p t代码。通过socket.io与后台交互。Nodejs作为JavaScript异步服务器,express.js作为Node Web服务器,并加载http模块和fs文件模块进行网络通信和文件操作。
4.3 浏览器端服务器的工作流程客户A的浏览器A访问Nodejs服务器( h t t p : / /theServerURL/),输入服务器名称创建服务器xxx。此时应用服务器向STUN服务器注册服务器A的域名信息并提供A的NAT穿越所需信息,最后生成浏览器端服务器A(http://theServerURL/server/xxx/))。此服务器A对客户A提供内容修改、动态路径、模板管理和会话管理功能。此时客户B欲访问A创建的首页http:// theServerURL/connect/xxx/,首先向远程STUN服务器请求A的P2P穿越信息,根据穿越信息访问到服务器xxx,xxx根据B请求的URL地址返回相应的数据和资源。
WebRTC最具价值的技术就是实现浏览器之间的数据传输和分享。一个可能的应用场景是未来用户的电脑上只有1个浏览器,但是可以直接通过浏览器和Internet连接。用户能直接搭建属于自己的临时服务器,把需要的信息分享出去,用户关闭浏览器即关闭服务器,这种阅后即焚的场景提供了更大的创新空间。这种基于B/B的模式可能会对目前的B/S模式的各类应用产生巨大的影响。基于WebRTC的P2P传输技术同样给移动互联网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可能性。目前众多WebRTC初创公司爆发出来的潜力已经给出了很好的佐证。在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3~5年内,伴随着HTML5标准的日益成熟,WebRTC技术将会得到广泛的应用。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现基于移动终端的Web服务器或者嵌入式设备的Web服务器,这给人们的信息分享和传播带来了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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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在话语方面研究越来越广泛,在各个学科都有很多贡献,使话语成为了社会生活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话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符号,两者的结合是极其必要的。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多元文化也已经成为发展的趋势。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民主化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分析相关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民主化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分析全文如下:
摘要:当前,传统话语在严重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民主治理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为其提供支撑,从而夯实国家治理方式的公众支持和群众基础。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民主化转换,既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对推进民主治理的宣传、教育、引导作用要求,也是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必然。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化;民主治理、话语民主化
(一)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目标,这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治国理政的重大创新和发展,还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1]当前,中国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创新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也就是不断提升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治理改革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管理,少一些统治”是世界主要国家政治改革的价值取向和重要特征。治理的概念在国际上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概念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2]治理概念的这一界定,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即可以指向企业治理、非政府组织治理、也可以指向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因此,关于治理内涵的界定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也根据自己研究领域的实际,纷纷对治理概念进行界定。但是关于治理的一些基本特征还是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俞可平结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在区分“统治”与“治理”的基础上,指出治理是一种政治行为,体现着一定的政治价值,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并强调指出,现代社会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是善治。善治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因此民主化是善治的最重要标准和特征。鉴于民主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价值,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是民主,是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根本所在,因此,现代国家治理也称为民主治理。[3]由此可知,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表征。
党的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国国家治理还存在明显的局部性治理危机,民主治理水平和能力还相对比较落后,与国家现代化要求还存在差距。这就需要我们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化解民主治理危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民主化是国家民主治理的必然要求
推进国家治理民主化,提高民主治理水平,属于国家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不仅需要物质力量的支撑,更需要思想文化等精神力量的支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一种重要的社会精神资源,发挥着推动社会前进的特殊作用。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被视为推动社会改造和社会发展的舆论力量,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所发挥的精神动力作用,无论是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都日益凸显。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手段,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使命的主要工具。思想政治教育在论证党的执政方式和国家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阐述主要的政治导向等方面的作用,已成为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我国民主治理的根本性质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为国家推进民主治理服务,而且必须为推进国家民主治理服务。
思想政治教育要更好地为推进国家民主治理服务,就必须顺应民主治理的要求,不断改革和创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这当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时俱进的转换是重要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中介和手段,它最核心的任务就在于在一定的语境下描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推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沟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如何描述、以及描述的程度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现实依据和空间。因此,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注意变革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提出,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新体系,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必然要求。
当前,民主治理已成为我国政治改革的新目标,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继承和创新,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民主治理的阐释、宣传、教育功能,实现国家治理精神与社会运行的一致,夯实民主治理的群众基础,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因此,研究民主治理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价值
第一,通过文献研究,梳理当前民主治理的理论研究成果,厘清并明确民主治理的机制、原则和基本特征,展示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民主治理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基本要求。
第二,通过理论分析与阐释,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对推进国家民主治理的价值和功能,展示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政治变革的助推作用,进一步阐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国家民主治理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辩证关系。
第三,通过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进行基本的判断,结合相关话语理论阐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效性的验证标准,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时俱进转换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第四,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理论分析,结合现实实践佐证,阐释民主治理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具体内容、机制和原则。
总体而言,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继承和创新,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现实脱节、内容不鲜活,缺乏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境遇,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二)实践意义
第一,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验证,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转变话语理念,从思想深处认清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二,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揭示民主治理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机制,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水平。
第三,运用理论指导实践,找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新动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因此,改进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话语模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民主化,既具有时代的必然性,也具有时代的紧迫性。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民主化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分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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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形式,能够有效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和谐,同时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离不开协商民主持续发挥作用,从多角度分析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关系及其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决策与政党执政以合法性的过程。为此,要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改革开放35年来,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变革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民主法治建设、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公民社会发育、民主意识与文化的形成,以及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等。但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同时面临着诸多挑战。而协商民主理论,作为现代政治理论的最新发展,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党的报告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明确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对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丰富协商民主的形式和内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等作出了全面阐述,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协商民主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笔者结合有关协商民主的阐述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作一粗浅探讨。
国内学界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无论是在译介和引入西方成果方面,还是在推进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实践探索方面,无疑陈家刚教授是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学者之一。根据陈家刚教授的研究,协商民主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兴起的学术热潮。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Joseph M. Bessette)首次提出“协商民主”概念,尔后众多的西方思想家都介入了对协商民主的讨论。根据陈家刚教授对国外研究进展的梳理,国外的协商民主研究一直以来都伴随着西方政治发展的过程,研究成果非常丰富。1996年,圣露易大学的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教授出版了《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1997年博曼和威廉姆?雷吉(William Rehg)合编《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乔?埃尔斯特(Jon Elster )主编的《协商民主》,200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约翰?德雷泽克(John S. Dryzek )教授推出了《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2002年南非开普敦大学哲学教授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Maurizio Passerin D’entrèves ) 发表了《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2006年德雷泽克发表了《全球协商政治》,而后2007年,马克?沃伦发表了《设计协商民主:英属哥伦比亚公民大会》,2012斯科特?威尔士出版了《夸张的民主表象:协商理想是如何削弱民主政治的》,等等。
这一段时期内是国外研究协商民主走向成熟并且成果不断丰富的重要时期,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开始广泛关注并且译介外国著作,开始将目光转向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并结合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展开了理论探讨与实践分析。从陈家刚教授对国内研究成果的梳理来看,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虽然相对滞后,但是2000年以后,学术界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敏感的热点问题,从译介相关著作开始,努力跟进。2003年,俞可平教授发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热点问题》,从四个维度解读了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发表《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思考》,通过分析协商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探讨了协商民主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可行性;2004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开辟专栏,从理论解释、基本概念、实践价值等方面介绍了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随后,陈家刚教授的译文集《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学术研讨会”文集《协商民主的发展》相继出版。此后,可以说协商民主纳入了中国学界视野并出现了一个研究的高峰期。2006年,俞可平教授主编并出版了“协商民主译丛”。2007年,“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译丛等成果不断涌现,2005~2008年,各类基金设立的协商民主课题研究也相继出现,比如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各省政协成立的研究会以及它们的研究成果、各类期刊和网络上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章不断增多。
概括起来,已有研究文献中,陈家刚教授已经从政府形式、宪政体制、决策形式、治理模式[1]等方面来分析和厘定了协商民主的概念内涵,针对对于协商民主的多维理解,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粗浅地做了以下几方面的梳理来进一步理解协商民主的内涵与范畴。
1.作为政府组织形式的协商民主。协商民主的内涵,“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协商民主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共同体。”毕塞特认为,协商民主的现实体现就是美国建国者设计的代议民主体制。美国政府体制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建立的,既尊重多数又保护少数的政府。在此基础之上,梅维?库克则突出了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过程,即“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1]科恩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共同体。[2]也就是说,协商民主是一种重要的政府组织形式。
2.作为宪政体制的协商民主。从起源来看,协商民主是源于对美国宪政体制的思考的结果。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在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毕塞特竭力为“美国宪法的民主特性”辩护。“在1787-1789年间的美国人看来,制宪者观点的两个方面――既需要限制大众多数,又要使多数原则有效――是一致的。调和这些看似矛盾的倾向的关键,存在于制宪者建立‘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明确意图之中。”通常情况下,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具有否决权的总统、高等法院以及选举和分权制衡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中,特别在美国历史以及当代的西方政治实践已经成功证明了立宪者的设计理念中就包含了宪政制度的内涵。 3.作为政府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一般认为,政府决策只有在获得广大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实施。协商民主能够通过讨论、审议等过程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戴维?米勒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作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3]在协商民主模式中,民主决策是平等公民之间理性讨论的结果:“在协商民主中,公民运用公共协商来作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协商民主的吸引力源于其能够形成具有高度民主合法性决策的承诺。”[4]协商民主要求决策者要广泛吸纳每个利益相关的公民的建议、实现参与的实质性经济政治平等,实现利益相关者在决策方法和确定议程上与政府决策者的平等、自由权利,并在政府与决策相对人之间实现信息公开并赋予其协商的充分理由。
4.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协商民主。有学者指出,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5]现代社会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思想的多元化。社会舆论场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公民社会的碎片化、分散化。作为国家理念的协商民主,就是要以公共利益为取向,通过利益主体间的民主协商对话来形成合作共识,进而作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公共决策。也就是说,协商民主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原则的现代民主体制,其中,自由平等的公民,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的对话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和执政党以起码的合法性。其基本要义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它以代议制、分权与制衡、选举与协商为根本内容,以民主对话、理性参与为基本特征,既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又超越狭隘个人观念并诉诸公共利益、体现了以政府决策、政府形式、国家治理以及政府合法性为目标的治理形式。
5.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协商民主。1987年,伯纳德?曼宁在《政治理论》第15期上发表了《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所谓合法性基础,即在政府作出特定决策、或者政党上台执政获得合法性认同之前,必须经过听取利益相关者的各种观点并相互比较、借鉴、加工并优化的过程,通过比较借鉴实现不同利益相关者间的平等合作。这种协商合作过程既体现在集体层面的共商,也吸纳少数甚至是个人的建议,使得最后的政府决策与执政党执政获得多数认同和理性的支持。政治协商作为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不应该排斥任何人参与和民主协商的权利,以及有效行使这种权利所必须的充分自由。这样,合法性协商民主为政府组阁和政党执政提供了一种尽可能合理的、广泛的和理性的社会支持与认同。正因如此,科恩指出:“我们有理由确定,作为合法性基础的不是他们业已确定的意志,而是他们决定他们意志的过程。这就是协商的过程。”[6]即,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协商民主是基于利益共同体的多数人授权的结果,这种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在于将民主协商作为达成共识的前提和基础,从而对特定的政治正当性提供了共同的价值支撑,而这种共同体的价值正当性是在价值主体间的民主性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
综上所述,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它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代议制、分权与制衡、选举与协商为根本内容,以民主对话、理性参与为基本特征,既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又超越狭隘个人观念并诉诸公共利益,体现了以政府决策、政府形式、国家治理以及政府合法性为目标的民主治理形式。正如陈家刚指出的:协商民主的这一本质性规定使得“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本身隐含了多元化的理论思路,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既体现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上,也吸收了共和主义的精神内核,同时把批判性与建构性理论统一起来。”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协商政治发展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正如陈家刚指出的,中国政治发展经历了历史文化传统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变革双重背景,辗转变迁于内生市场化改革和意识形态变革、社会转型与自治能力增强、制度化分权与基层民主并进、历经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党内与党外、政府与民间、组织与个体的互动推进的艰难过程,形成了自身特色模式并对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并给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以新的深刻启示。
(一)从国家层面看,协商民主已成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党的报告从三个层面系统对中国当代协商民主进行了全面定位:第一,从性质定位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第二,从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上进行了规范,即“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第三,从我国政党制度性质和人民政协功能定位上界定了协商民主的广泛内涵,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当前乃至未来政治发展的目标设计,同时也是对协商民主实践的全面概括。 从实践来看,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特别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人民政协充分地发挥了人民政协实践协商民主的优势与条件,即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机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以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联系广泛、代表性强、包容性强,在政治、组织(34界别)、制度(宪法、章程等)、职能(反映社情民意、开展协商对话、参与政治决策、加强权力监督),以及人才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与条件。可以说,人民政协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从国家制度层面到基层治理领域,体现着人民政协丰富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包括政治协商制度、听证会、社区议事会、民主恳谈会、公共网络论坛等等。这些协商民主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绩。
客观地讲,这些制度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协商民主的特征。以人民政协在推动协商民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例,中国的当代政治发展充分发挥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从人民政协这个角度来看,报告中提出“协商民主”,一方面是对人民政协在我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作出的重大贡献的高度肯定,另一方面意味着将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民政协将担负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更为重大的使命,也使得协商民主成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二)从地方治理看,以协商民主推进地方治理创新进行了大胆探索与实践
正是在全国人民政协推进协商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并取得重大成效和积累丰富经验的基础上,近年来,包括广东省在内的许多地方人民政协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在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主渠道功能的基础上,努力推进协商民主向广度和深度领域探索。早在2008年,广东省委在政协提案督办会上特别强调了政治协商的重要性,并提出广东要率先研究制定政治协商规程。201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颁发试行,2011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正式颁布实施,这是全国首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规程》的推出,不仅受到了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而且通过近两年的努力实践,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经验和成效。
第一,从制度层面和程序设计上把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真正纳入了决策程序。可以说,《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正式颁布实施是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一大突破,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规程》从试行到正式颁发实施,其生命力在于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设计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是人民政协“软法”机制建设中的重要实践和突出成果。《规程》明确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细化了政治协商的具体内容,把是否重视政治协商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察考核指标,首次明确将省委、省政府是否重视政治协商,能否发挥好政治协商的作用作为检验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明确要求省委领导牵头,建立政治协商督办落实联席会议制度,并每年组织对政治协商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第二,细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根据广东的实践过程,首次适时地提出“中共广东省委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重要文件”、“拟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审议的重要地方性法规(草案)”、“省委或省委、省政府联合作出的有关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大局的重要决议、决定、意见”。这就不仅从制度上细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也从实践上强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操作程序。
第三,明确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渠道形式。即,中共广东省委同广东省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民主协商会、谈心会、专题座谈会、通报会、书面建议等5种;省委在省政协同省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9种,包括省政协全体会议、书面协商等。无论是从政策制度层面看,还是从协商民主的实践成效看,广东已经明确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渠道形式及其重要地位。
第四,统一并规范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要程序。即,制订协商计划、做好协商准备、开展政治协商、汇总协商成果、协商成果办理与反馈等5个程序。客观来讲,《规程》的有效实施更加注重行为激励机制而不依赖法则法律和国家强制力,但这种“软机制”不等于不需要“硬约束”,恰恰相反,它应当有一定的“硬约束”来保障,否则难以发挥“软法”作为法律重要组成部分的实际效力。为此,广东省委是较早将政协提案办理作为实现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形式,要求全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和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都要亲自督办政协提案,并将其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切实实现了“从‘关心协商’到‘必须协商’,从‘可以协商’到‘程序协商’,从‘软办法’转变为‘硬约束’”,真正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
第五,大力推进人民政协理论进课堂。2012年12月,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黄龙云专门召开会议,就推进人民政协理论进课堂的提议向省委提出了具体方案,并与广东省委党校达成共识,制定具体设施方案,顺利将人民政协理论纳入省委党校干部培训课堂。
从成效来看,广东用两年多的时间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全国第一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在广东诞生绝非偶然,广东也必将率先从《规程》中受益。这一点也被近两年来广东各级政协的工作实践所证明:在提案办理方面,截至目前,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和121个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已经全部牵头督办政协重点提案,42个省直单位的主要领导也自行确定本单位的重点提案进行牵头领办,实现了“一把手”督办政协重点提案的全覆盖。只要被列入重点提案,所提的意见建议一定能够被落实,已经成了广东各级政协委员的共识。在民主监督方面,广东省政协采用明星委员个体监督与媒体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形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理性反思: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检视
从理性的角度来反思,在看到协商民主推进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地方推进以协商民主为目标的地方治理创新取得了成效的同时,也应看到当前中国的政治协商实践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如不给予正面应对,也将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带来障碍,为此,笔者在此做一简要的实践检视。
第一,人民政协具有实践协商民主的优势与条件,但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包括理论挑战和实践难题。同时人民政协自身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性质及定位问题,目前在制度定位与机构性质之间没有清晰界定,导致内在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二是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没有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作为重要的协商民主形式,人民政协尚未在《宪法》、《组织法》及相关法律保障上得到应有的体现;三是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实现形式的制度规范不健全,相关条例、办法及实施细则极不健全甚至缺失。四是推进人民政协广泛协商的体制机制建设滞后,相关机制的可操作性程序设计(比如广东的“政治协商规程”)离现实实践尚有距离,加上人民政协本身能力与意愿的差距及其机构民主政治文化因素,极大地制约了协商民主的深度推进。
第二,从人民政协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看,仍然还有一个过程。2004年中央提出“必须坚持把人民政协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部署和推进。”在完成改革开放这一崇高使命的伟大实践中,“人民政协应该也完全可以发挥更大作用”。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概念。2005年、2006年,中共中央两度发文,明确指出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2007年,“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写入十七大报告,“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和内在要求。”这些论述本身表明,完成人民政协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仍然还有一个艰难的过程。
第三,从地方治理创新的现实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同其他改革一样,这一制度化过程同样需要磨合期,要真正实现协商民主从“程序公开”到“细化规则”也势必在实践摸索中不断完善。从广东来看,人们最关心的是广东的《规程》可以走多远?会不会因为换届等因素而弱化?客观讲,广东跟全国一样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关系、社会结构等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通过制度安排调整利益关系、规约权力运行,扩大民主参与,既要重视单项制度的针对性,尤其要着力研究制度体系结构的合理科学,制度措施的匹配协调。因此,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是由性质及定位问题,导致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这一矛盾导致了协商主体的主动性还不够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同参政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同为协商主体,两者的主动性都存在一些问题。同时民主协商的反馈力度不够,政协的一些协商成果报送到党委、政府以后,没有后续信息和处理结果,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政协规程的有效实施和完善。
二是由于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没有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使得协商制度执行不到位的现象时有发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随意性大、有关程序执行不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践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社会公民的民主意识、民主知识和民主习惯。因此,在全社会建立和形成浓厚的民主风气、民主氛围,对推进“制度化”建设尤为重要。这就要求,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就现阶段而言,广东乃至全国面临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
三是人民政协由于协商活动尚缺乏法律支持,除《宪法》对人民政协的地位、作用有所提及外,关于政协的组成及职责、权限仍无专门的法律规定,政协的所有活动几乎无法可依,而这直接影响了政协协商民主的过程、结果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效力。
四是《政协规程》的一些条文太原则,操作难度大,而且,在涉及“三化”建设的具体问题上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因此,体制机制建设的滞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从上到下对政协履行职能还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的支持。
以上分析说明,无论是从协商民主已作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看,还是从协商民主推进地方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着眼,抑或从理性地反思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及其对促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问题来检视,我们都无法否认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客观逻辑,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
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利益冲突也日渐突出。为提高我国政治体制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尽可能将民间的参政需求和民主冲动纳入到现行体制框架内来有序释放,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就必须高举人民民主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协商民主理论的引入,为我们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成果和经验设计。体现在:协商民主有助于推进“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 有机统一的民主机制建设;有助于制衡行政权的膨胀,推进法治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助于推动政府与社会关系重构,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有助于促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基层民主发展;有助于公民社会健康发展,奠定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有助于构建健康政治文化,形成理性的民主对话氛围。
为此,本文就健全协商民主形式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精神,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
党的报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特别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协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当前乃至未来政协工作的目标设计。
第二,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政策性协商本质上是一种“咨询性参与”,协商的组织、内容、程序等都是由执政党政策进行调整的;而制度性协商则是一种“程序性参与”,协商的组织、内容以及程序等都是由国家的法律制度进行调整的。从本质上说,政协规程的实施推进的政治协商依然是一种政策性协商,协商的组织、形式、内容乃至程序等都是由执政党的政策进行规范的,导致作为协商的制度载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制度上并没有被纳入国家机构的序列。某种意义上说,政策性协商一方面体现和适应了中国的实际需要。但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转型期,政协的性质、职能等都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上升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为此,政策性协商的模式也应当相应地转变为制度性协商的模式,通过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来健全制度性协商。
第三,切实创新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拓展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
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协商的内容和方式,这也是政治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的核心问题。目前存在两种非常接近、但又不尽相同的协商,一种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
商,另一种是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不少地方在谈到政治协商时,都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协商混为一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政治协商功能的有效发挥。其次,要深入探索民主协商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社会界别的分类与引导方面深入研究,提高界别划分的科学性及其参与的实效性。在专题协商中,要针对关涉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广泛的调研,就重大问题进行专题协商并提出有约束力的协商建议。
再次,强化社会对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工作的积极有序参与。协商民主的实质是实现公民的有序参与。要发挥人民政协在统一战线、协商机关这一国家政治机构的制度层面上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优势,推动建立党委、政府重大事项协商信息公开制度,发动组织社会公众全程参与和监督重大事项的协商;建立公民参与政治协商会议、政协提案制度等,动员组织公民以各种形式参加政协履职活动;建立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鼓励支持政协委员运用微博、博客、电子信箱等现代技术手段,通过深入所在社会组织、界别,加强与公民的沟通。
第四,加强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能力和质量。
面向未来,不断加强人民政协自身建设是提高民主协商能力的关键。以广州为例,为了做好政治协商工作,广州市政协颁布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决定》,强化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其中,加强区、县级市政协机构建设成为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决定》要求各级党委要重视解决区、县级市政协“编制缺、人员少”等突出问题,试行各区县级市专职主席会议成员和专委会主任或副主任的编制在地方行政编制中单列,不占机关编制,将这部分编制用于增加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同时,广州还探索了推进人民政协的基层组织建设,着眼于推进协商民主的创新发展,提高政协委员的履职能力和水平,加大提案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无疑,这些措施必将为政治协商的广州实践带来强大的后劲,也可以作为经验供其他地方进行借鉴。
第五,建议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
协商民主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以平等理性讨论为途径,求得共识,从而做出科学的决策。在政协这个平台上,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观点可以在公开、公正的程序中进行平等的协商、探讨、交流。为了使各方利益、各种观点得到充分表达,就应当引入辩论机制和程序,从而改变长期以来政治协商和民主评议的实际运作中,党委先有倾向性或实质性意见,然后通过协商赋予党委意见合法性与民意基础的做法,在具体事务的协商过程中有效引入公开辩论程序和听证机制,尽量做到协商程序的公开、透明,通过辩论,进行不同意见和观点的沟通与交流,最终达成妥协,形成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意见,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这正是协商政治的基本目的。
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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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是图书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为人类知识和信息的传承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图书馆作为信息知识集散地的作用受到巨大的挑战,特别是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等新媒体的广泛普及,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媒体环境下基于服务的移动图书馆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新媒体是以手机为视听终端、手机上网为平台的个性化即时信息传播载体,移动图书馆是新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的延伸与拓展。文章首先介绍了移动图书馆的兴起和概念,接着详细介绍了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数字图书馆的概况和移动服务的需求,分析探讨了移动图书馆实施的技术难点,并以该馆为例,提出了一个基于服务的移动图书馆系统设计框架。
1.1 移动图书馆的概念
移动图书馆也称手机图书馆,或者无线图书馆。移动图书馆是用户通过便携式移动设备以无线方式获取图书馆服务、访问图书馆资源的一种新形式数字图书馆服务系统。
移动图书馆是无线通信网络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的延伸形态,其实现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手机终端、无线互联网和数字图书馆系统。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式因采用不同的无线接入技术标准而各异,主要实现方式有I-MODE、WAP(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IDB(Internet Database): I-MODE是日本NTT DoCoMo(日本电话电报移动通信公司)于1999年2月推出的无线互联网服务模式;IDB是韩国无线数据库的核心技术,韩国西江大学2001年7月与WISEngine签订协议,推出IDB模式的移动图书馆[2]。WAP技术已经成为被业界普遍接受的无线联网方式,且在图书馆界应用广泛,本文涉及的移动图书馆系统采用WAP方式实现。
1.2 移动图书馆在国内的兴起与发展
普遍意义上的移动图书馆服务始于2000年日本。日本富山大学图书馆于2000年9月应用日本NTT DoCoMo公司推出的I-MODE手机上网模式开发了移动图书馆的雏形,系统为I-MODE手机读者提供在线书目查询、催还、预约、续借、即时通知等服务[3]。
直到2003年,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才在国内开创了移动服务之先河,该馆最早建立短信平台开展基于手机短信息的推送服务。国内公共图书馆首先开通移动信息服务的是上海图书馆。随后,一些大型公共图书馆和重点高校图书馆也陆续开展了个性化服务,如国家图书馆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对庞大的资源库,可为读者提供20余种报纸和1 000余种图书资源[4];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的移动图书馆都已经实现了部分电子资源的统一检索和全文阅读。
1.3 移动图书馆项目难点
1.3.1 安全认证和数据管理。移动网络和传统互联网两种网络环境存在天然的差异性,在安全性的表现上传统互联网更胜一筹,而认证和后台管理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安全。因此,基于Web的认证和后台管理是必要的,如何把基于Web的后台与前端的移动服务无缝融合,是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另外,用户的检索行为及其检索结果应该成为在移动图书馆和传统数字图书馆之间可以共享的资源,读者操作产生的行为数据也应该在两种系统之间实现同步,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系统设计阶段考虑。
1.3.2 移动终端的复杂性与多样化。便携式终端从操作系统、浏览器类型到屏幕尺寸都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而移动应用开发是典型的设备驱动型开发,用户的移动设备完全决定了系统的页面风格,甚至页面展示程度。因此,如何在考虑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和设备的差异性前提下,确定一个尽量遵循标准的开发设计准则,以提高满足用户的整体比例,无疑是项目难点。
1.3.3 服务费用和访问模式。无论是短信发送还是WAP网站访问,无疑都会产生服务费用,如何向读者提供免费的网络环境也是图书馆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我国目前有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各家针对3G网络的应用大多以流量计算并且上网资费偏高。即使是同一个运营商,其计费和访问方式也分为若干种,其访问方式和资费标准完全不同。因此,要建设一个真正全方位的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系统,满足读者便于获取、免费获取的需求,就必须全面考虑并尽量解决这些问题。
作为独立院校图书馆中的佼佼者,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从2011年开始进行建设移动图书馆的前期调研,通过数据挖掘、网络调研、实地考察等方式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调研,并得到了可操作性的项目依据。
2.1 数据获取方式
2011年底,笔者通过网上调研和实地考察,了解了目前珠海市几所大学的图书馆系统以及移动图书馆系统应用情况。当时比较典型的自动化系统有江苏汇文软件有限公司的文献信息服务系统,深圳市科图自动化新技术应用公司开发的ILAS系统,以及我馆使用的以色列ExLibris公司开发的ALEPH500系统。汇文和ILAS系统是发展较为成熟的国产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都拥有数量庞大的用户群。ALEPH500系统是目前全球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领跑者,2000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已成为用户数量最多的国外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本项目调研之初,整个珠海市开通移动图书馆服务的只有一所高校馆。
移动图书馆是基于现有数字图书馆产生的系统需求,它是原有数字化服务的延展和深化。移动图书馆提供各种读者最关注的服务:书目检索、个人信息查询、预约、续借、图书馆公告通知、新书通报以及各种提醒通知等等,这其中的大部分功能都必须与馆内自动化管理系统进行数据交互,因此,如何在现有系统上进行功能抽象,从而实现两个系统的有效集成是移动图书馆成功实施的基础。
实现系统间的集成与交互一般有两种方式:通过系统接口进行访问交互或者直接对系统数据库进行读写操作。从系统安全和运行负载角度考虑,通常不建议对正式数据库进行直接操作。ILAS系统使用自行开发的数据库,不能像Oracle数据库一样直接访问,也没有提供对外集成接口;汇文系统使用Oracle数据库,但是同样不提供对外集成接口,珠海某高校的移动图书馆就采用了直接对Oracle数据库进行操作的方式开发,导致项目开发难度增大,系统运行也受到影响,更严重的是,后期的维护不能得到保障,据悉,该系统目前已无法正常提供移动图书馆服务。 因此,基于系统安全和稳定运行考虑,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本项目决定与自动化系统相关的服务功能必须基于标准接口进行开发,不允许对数据库进行直接操作。
2.2 ALEPH500系统
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既是图书馆的基础业务平台,也是移动图书馆建设的重要基础。我馆使用的是以色列Exlibris公司旗下的ALEPH500系统,该系统无论是在系统的开放性、可靠性、灵活性还是在全面支持业界国际/国内标准方面都表现优秀。系统基于开放的 Oracle数据库系统设计的,所有数据库定义和设计文档对用户完全开放。同时,ALEPH500采用全面的表驱动(Table-Driven)模式实现动态参数化功能配置,因而能够提供强大的系统灵活性。另外,ALEPH500全面支持业界标准:不仅支持各种MARC格式,还支持Z39.50、OpenURL、SIP2、NCIP、SRU、UNICODE/ISO10646、ISO ILL等国际标准。最重要的是,针对数据读取,ALEPH500系统提供了一种安全、稳定、可靠的数据交互中间件――X-server接口,它是一个基于XML、Web Services形式的Open API,为开放第三方应用提供了强大的支持[5]。
2.3 图书馆现阶段服务介绍
图书馆目前提供以下五个功能模块的服务:Web OPAC、编目、采访/连续出版物、流通、馆际互借。其中,编目、采访/连续出版物属于图书馆内部工作的业务模块,流通和馆际互借是服务与读者的交互性模块,而Web OPAC则是面向用户的服务模块,读者可以在OPAC上完成除了借阅归还之外的几乎所有服务,包括书目检索、预约、预定、续借、更新个人信息等等。移动图书馆最关注的就是读者服务,读者最关注的显然是OPAC提供的服务。
我馆拥有丰富的中外文图书和电子资源,为了结合移动通信手段更方便地向读者揭示馆藏,同时把数字图书馆的服务从传统互联网延伸到移动互联网层面,我馆于2011年开始关注移动信息服务。高校图书馆作为支撑高校教学科研的服务单位,有着较明确的服务对象和服务目标,图书馆利用移动互联网环境拓展服务的同时必须考虑服务的实用性和效率。
3.1 项目定位
移动图书馆是数字图书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二者有着无法分割的内在联系:目标资源高度相似、读者需求高重合、用户群基本相同,这些都决定了移动图书馆可以完全继承数字图书馆的所有资源,移动图书馆的开发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地促进这种继承性的顺利实现,从而让用户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用不同的设备,使用相同的方式获取感受良好的服务体验。
在此前提之下,确定了“基于服务”的 “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系统的项目定位:立足于我馆数字图书馆基础和业务,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系统的开发与设计依托于现有自动化管理系统并与之高度集成,建设能够满足用户需求,适用于移动终端访问的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平台。
3.2 系统框架
3.2.1 系统整体架构图。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系统整体架构如图1所示,从应用角度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用户体验层、业务处理层以及提供数据源访问的第三方系统。
用户体验层直接面向用户,生成用户与系统交互的界面,负责将用户请求信息发送到业务处理层,然后按照HTML语言规范把返回的信息动态生成文档返回给用户;业务处理层对业务功能进行控制,生成通用功能接口,以便上层模块通过调用来传递业务流程;第三层为支撑系统,包含提供支撑调用访问的第三方系统及其资源系统。
3.2.2 系统网络拓扑图。整个系统的网络拓扑图如图2所示。下图左侧长方形框内为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系统,框外为外围设备、手机用户及管理员用户。左侧框内由三个部分构成:上方为提供移动图书馆信息服务的主要功能服务器:WAP服务器、短信平台以及后台服务器,下方为图书馆内其他业务服务器,通过内部交换机上下两部分的服务器进行数据交互。
本文源自图书馆实际项目,从面向用户基于服务的角度对移动图书馆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在我馆进行了项目实施与建设。截至2013年底,整个系统已经在我馆安装部署,投入试运行,读者反馈情况良好。
值得肯定的是,本项目结合实际延伸了数字图书馆的服务,并将读者最关注的需求进行了移动拓展,从而使用户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用不同的设备,使用相同的方式获取了更加便捷的移动体验。然而,由于研究时间和精力有限,系统还有许多待完善之处。一方面,4G网络日益普及,新媒体技术高速发展,技术革命对服务形态带来了巨大挑战;另一方面,数字版权问题是图书馆界无法回避的双刃剑,愈来愈规范的数字版权与一站式的服务需求之间如何调和,是图书馆界无法回避的问题。
新媒体环境下基于服务的移动图书馆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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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地位和作用的不断加强,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越来越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国际服务贸易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作为货物贸易的派生需求,服务贸易随着世界货物贸易量的增长也呈快速增长趋势,同时GATS的生效实施也给国际服务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化提供了机遇。从有关文献看,目前国内外关于服务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1)国际服务贸易的原理;(2)服务贸易惯例与不同国家对服务贸易的政策(3)服务贸易涉及的产业与具体分析。本文对国际服务贸易的宏观决定因素进行分析,试着解释服务贸易是如何随着经济发展和商品贸易扩张而发展的。
关键词:宏观因素、服务出口、服务增加值、开放市场、对策
随着经济服务化程度的深化,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1980-2000年,世界货物贸易平均年增长率为5.9%,而商业服务贸易的平均年增长率为7.1%。增长速度的差异导致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动:1980年,国际商业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5.2%,2000年,这一比重提高到18.6%。国际贸易格局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纷纷把目光投向服务贸易,它们竞相抢滩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包括对发展中国家施以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后者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目前,在国际服务贸易市场上,领先国家几乎全部是发达国家,如2000年,服务出口总额处于前10位的国家或地区依次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中国香港地区和比利时-卢森堡,这10个国家或地区的服务出口占世界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59.3%。显而易见,能否在服务贸易领域占领制高点已经成为决定各国在国际竞争中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还相当落后,如果说过去封闭的国内服务市场把我们与国际竞争隔离开来,使我们不能深切地感受到这种落后,那么加入WTO之后,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服务贸易的竞争,如果我们的服务业不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必将感受到市场拱手让人的切肤之痛。本文对国际服务贸易的宏观决定因素进行分析,试图解释服务贸易是如何随着经济发展和商品贸易扩张而发展的。
一、国际服务贸易的宏观分析框架
对国际服务贸易有不同的理解。按照传统的观点,国际服务贸易被视为服务的进出口,这是一种跨境贸易的概念。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观点,国际服务贸易还应包括由商业存在——简单地说,就是属于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所完成的贸易。由于目前除美国外各国尚未公布关于服务贸易定义的数据,因此本文所采用的仍是传统的跨境贸易的概念。
出口方是服务的供给者,进口方是服务的需求者。因此,服务贸易的发展是由对服务的供给和需求而决定的,国际服务贸易的宏观分析框架就是识别影响国际服务贸易的供给和需求的宏观变量。
(一)影响国际服务贸易供给的宏观变量
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直接受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服务区别于货物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生产者与消费者有很大程度的互动,换言之,服务生产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对服务的最终结果的评价。因此,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积累了丰富的服务生产经验,能够高效率地提供顾客满意的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会较强。
根据波特的“国家钻石”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还受国内服务需求的影响。国内服务需求较高,越能推动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也越强。但是,国内服务需求大也可能导致另一个结果,即服务对象主要在国内,出口动机受到抑制,尤其是国内经济规模大的国家更可能以内需为主。
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还受其自身货物贸易能力的影响。一方面,许多服务贸易是伴随着货物贸易而发生的,如国际货运服务、保险服务、进出口信贷服务和维修服务等;另一方面,根据波特的理论,跨国商务活动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货物出口市场上领先的国家或地区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商务经验,有助于顺利开展国际服务贸易。
(二)影响国际服务贸易需求的宏观变量
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国外服务的需求直接受国内服务需求的影响。服务需求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生产的需求,即生产者需求;二是来自消费的需求,即消费者需求。生产者服务需求受国内经济规模的影响,国内经济规模越大,对生产者服务的需求越大;后者受收入水平的影响,收入越高,对服务的消费需求越高。
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国外服务的需求还受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如果国内服务生产足以满足国内需求,则对国外服务的需求就低。
同样,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国外服务的需求还受它对国外货物的需求的影响,原因在于许多货物进口会引致相应的服务进口。
二、服务贸易宏观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选取如下宏观变量对服务贸易进行实证分析:用国内生产总值(GDP,10亿美元)反映国内经济规模;用人均国民收入(GNIPC,美元)反映收入水平;用服务业增加值(VAS,亿美元)及其年增长率(AGS,%)反映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此外,还包括两个货物贸易指标,即商品出口(EXG,亿美元)和商品进口(IMG,亿美元)。
分析所用的样本数据是1982-1998年17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这17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国家的选取上尽可能多样化,即样本国家既包含发达国家,又包含发展中国家。其中,尽管美国的服务贸易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但由于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故样本中不包括美国。这17个国家或地区为: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韩国、荷兰、加拿大、马来西亚、墨西哥、日本、瑞典、泰国、中国香港、意大利、印度、英国和中国。数据取自中经网。
在分析方法上,鉴于数据为时间序列与截面数据的混合数据,采用Panel Data回归分析方法。考虑到时间序列可能存在自相关,且样本国家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故采用有同代相关的一阶自回归模型。由表1可以看到,5个变量与服务出口的关系都很显著,可以解释服务出口变动的99.68%。具体来看:(1)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经济规模对服务出口的净影响为负,GDP每增加10亿美元,服务出口就会减少130万美元。这意味着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或地区的服务生产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需求,而一些服务业发达但国内市场有限的国家或地区则注重开拓国际市场,这也正是中国香港和比利时-卢森堡出现在服务出口前10名的原因。(2)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收入水平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GNIPC每提高1美元,服务出口就会增加40万美元,其t值仅次于商品出口。这个关系解释了服务出口领先国家几乎全部是发达国家的现象。(3)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服务业增加值每提高1亿美元,服务出口就增加20万美元,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服务出口就增加2510万美元。相对而言,服务业增长率对服务出口的影响更为显著,这意味着服务业发展迅速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比服务业成熟的国家或地区更倾向于拓展国际市场。
(4)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商品出口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商品出口每增加1亿美元,就会导致服务出口增加1 800万美元。商品出口的t值最大,表明它是5个变量中对服务出口影响最为显著的变量。由此启示我们,尽管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是两种相对独立的贸易形式,但在货物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蕴含着服务贸易的巨大机会,发展中国家应当善于主动把握这些机会,实现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共同发展。
由表2可以看到,5个变量与服务进口的关系都很显著,可以解释服务进口变动的99.56%。具体来看:(1)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服务需求对服务进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GDP每增加10亿美元,服务进口就会增加1000万美元;GNIPC每提高1美元,服务进口就会增加30万美元。GNIPC的t值大于GDP的t值,表明服务的消费需求比生产需求对服务进口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消费结构服务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对国际服务需求也较大。(2)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影响是双向的,服务业增加值每提高1亿美元,服务进口就增加30万美元,而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服务进口就减少1.148亿美元。这种现象表明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净影响有阶段性。一般地,服务业增加值与服务业增长速度为负相关,利用样本数据计算这两个指标的相关系数,为-0.22,p-value为0.000 1。当服务业增加值处于某一临界值以下时,服务业增长较快,快速扩张的国内服务业能够满足国内服务需求的增加,因此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净影响为负;当服务业增加值超过临界值时,服务业增长放缓,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不能满足国内服务需求的膨胀,因此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净影响为正。(3)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商品进口对服务进口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商品进口每增加1亿美元,就会导致服务进口增加1590万美元。商品进口的t值最大,表明它是5个变量中对服务进口影响最大的变量,再一次揭示出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相互依存关系。
三、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与对策
2000年,中国商业性服务出口总额为301亿美元,占世界商业性服务出口总额的2.1%,排在第12位;商业性服务进口总额为359亿美元,占世界商业性服务出口总额的2.5%,排在第10位。可以说,中国的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尽管如此,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并不协调,有明显的滞后。中国服务贸易的实际值远低于按上述回归模型计算的拟合值,尤其是服务出口与拟合值的差距逐步扩大,表明中国的服务贸易远未达到理想的水平。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其特点在于:(1)经济规模很大,但专业化分工水平较低,因此对社会化的生产者服务需求不足;收入水平较低,消费结构仍以实物消费为主,对消费者服务的需求不足。服务需求不足既抑制了进口需求,也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削弱了服务出口能力。(2)服务业发展滞后,但增长迅速。中国产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服务业比重偏低,不到GDP的1/3,而且服务业素质较低,不利于服务出口;而根据前面对服务业发展水平对进口的净影响的分析可知,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影响尚不到转折点。(3)商品进出口规模都较大,但中国企业不注重发掘货物贸易蕴含的服务贸易的机会,因此尽管商品出口规模较大,但没有充分带动服务出口;相反,发达国家善于利用这一机会,在向中国输出商品的同时,也大量输出服务。
加入WTO之后,中国服务市场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将不断提高,面临的国际竞争将空前激烈,短期内服务出口不太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而服务进口则很可能会有很大的增长,从而加剧服务贸易逆差。为了尽可能减轻这种负面影响,并积极利用国际服务市场,中国今后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进一步推进企业制度改革,深化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形成国内生产者服务的大市场,以需求带动生产,同时,内部服务市场化还可以加强服务市场的竞争,从而提高服务质量,进而提升国际竞争力;第二,顺应消费结构的演变,大力发展消费者服务,使消费者服务多样化、高级化,增强抵御国外竞争的能力;第三,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建设服务业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信息基础设施,大力扶持服务业的发展,尤其要注重改善服务业内部结构,使服务业的发展符合现代化和信息化趋势,在以信息服务为主的新型的服务市场上占据竞争优势;最后,鼓励企业在促进货物出口的同时积极寻找配套与派生服务出口的机会,实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
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指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成功地融入国际服务贸易体系的关键在于更多地参与国际服务贸易。开放市场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只有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中国的服务贸易才能繁荣,中国的服务业也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国际市场上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只要中国的服务企业能正确把握市场脉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交稿日期]2012-05-2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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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NCTAD.Assessment of Trade in Servic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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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E.Porter.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Nations[M].1990.
[4] 陈宪.国际服务贸易[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
[5] 王仁曾.产业国际竞争力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02,(4).
[6] 张松涛.呼唤临时协调机制——促进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若干思考[J].国际贸易,2001,(11).
摘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为中国经济的全而快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趋势的不断加深,在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藩篱不断拆除的同时,也加剧了各国之间经济贸易的竞争。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国家纷纷采取隐蔽性更强、透明度更低、更不易监督和预测的保护性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以阻止其他国家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从而进行贸易保护。技术性贸易壁垒己成为制约我国外贸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必须摸清自身的情况,认真研究,制定正确对策。这对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对策
一、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概念、内容及特点
所谓技术贸易壁垒,简称TBT,是指一国或一个区域组织以维护国家安全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为由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技术性措施,这些措施对其他国家或区域组织的商品、服务和投资进入该国或该区域市场产生影响。TBT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TBT主要是指WTO规定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广义的TBT还包括动植物及其产品的检验和检疫标准及其它任何对贸易产生影响的技术性措施。
TBT具有以下特点:
1.广泛性
从TBT所涉及到的产品来看,不但包括初级产品,而且涉及所有的中间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从TBT影响的过程上看,涵盖了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和消费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从TBT所涉及的领域上看,已从有形商品扩展到金融、信息等服务贸易及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贸易技术壁垒措施的表现形式极具广泛性,涉及法律、法令、规定等各个方面。
2.隐蔽性
它不像关税壁垒那样,有一个量化指标,也不同于进口配额、许可证,有直接的数量限制。贸易技术壁垒往往隐蔽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环保等合法外衣之下,甚至利用名义上的合理性和形式上的合法性,掩盖其实施贸易壁垒的真实意图。
3.复杂、灵活
贸易技术壁垒因其涉及的技术和适用范围的广泛性,使其比配额、许可证等其他非关税壁垒形式更为复杂。一方面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管理的改进,各国所制定的标准愈加精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了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在技术规定和标准设计上费尽了心机,不断地变化花样。
4.争议性强
贸易技术壁垒之所以争议性强,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各国在维护人类健康、安全及生活环境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各国的工业化程度和科技发展水平也存在着差异,因而各国制定的技术法规和标准也不尽相同,在对外贸易中各国都坚持自己的技术标准和法规,结果不同国家间难以协调,容易引起争议。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1、增加了开拓国际市场的难度
技术贸易标准实际上就是国际贸易中的游戏规则,谁控制国际技术标准,谁就控制了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目前发达国家制定的技术标准越来越多,而日要求越来越高,极大地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产品的进入。例如日本对从我I+I进口的蔬菜检验标准,由原来的6项增加到40多项,而且每批货物都必须检验。另外,TBT的禁令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例如欧盟宣布全而禁止我国动物原产品进口后,瑞士、日本、韩国等国家相继采取措施,加强对我国动物源性产品的检测,德国荷兰等国也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2、削弱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有些TBT措施并不对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直接设限,但由于我国的检测设备的生产与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国内商检部门与企业自身都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测试评价的方法、标准样品和技术,所以为满足进口国对各种环境标准、检测标准的设置或提高原有标准要求,需要进口设备、增加人力和才力投入;另外,由于昂贵的检验费用,会增加我国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木,从而使产品国际竞争力受到削弱。
3、导致贸易争端大量出现
目前TBT己成为国际贸易争端的重要原因,在WTO争端解决案例中,有28个与TBT有关,而且.双边贸易中的TBT争端更是层出不穷。由于TBT措施具有隐蔽性、歧视性、广泛性特点,近年我国约60%的企业不同程度的受到TBT的影响,并呈上升趋势,不仅在商品贸易领域中大量出现TBT引发的贸易争端,而且还扩展到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
4、涉及的商品品种多、范围广、金额越来越大
从产品种类上看,无论是传统的农产品、纺织品、玩具,还是新开发的高新技术产品都不同程度、不同内容地受到TBT的影响。从产品的流转环节看,不仅在产品的最终形式上,而日在上述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也涉及到TBT的规定。目前许多国家都要求进口商品的生产加工方法必须符合本国的法规。例如,美国规定对来自中国的所有木质包装材料都要经过高温处理、熏蒸或防腐处理,否则一律不允许进口。此规定涉及到每年从中国进口的约100力一个货柜,每个40英尺货柜消毒费用高达900-1000美元,每年直接损失达数亿元。由于我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广泛采用木质包装,所以该规定间接影响到我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1/3。此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都产生了连锁反应,对我国木质包装出口商品采取了限制措施。
三、中国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对策分析
(1)加大对技术经济产业的支持和宣传力度。
目前,技术性强的制成品在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将日益增大,绿色倾向也越来越强。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不断接轨,中国需要加大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力度,尤其是我国的大中企业,对国际产品标准要赋予更多的关注,这是打开和扩大国际市场的必由之路。
(2)完善技术法规体系。
就政府来说,应完善技术标准和认证体系,为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求生存和求发展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因此,制订统一的技术标准法规,规范各类产品的技术标准是当前我国立法的一项迫切任务。要充分利用“标准守则”的原则,制订切合我国国情的统一的技术标准法规,尽快理顺技术法规与其他经济法规与技术标准的关系。
(3)通过技术引进跨越技术性贸易壁垒。
众所周知,技术性贸易壁垒本质上是国家间技术差异的具体体现。作为一个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我国的技术供给能力有限,要应对和跨越国外层出不穷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必须十分重视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
(4)追求技术创新,调整产品出口结构,实施高科技发展战略。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质是高科技壁垒,对企业来说,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是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根本途径。为此,企业应加速提高技术水平,建立新产品的研究开发机构,加强质量管理,并采取有效措施促使产品质量不断改进。
(5)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时,适当采取迂回战术。
通过合资、对外投资、并购等手段,进行企业的跨国经营,利用外商的技术、生产标准、品牌和营销渠道,坚持市场多元化战略。在巩固与美、日、欧盟等发达国家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大力拓展东南亚、东欧各国、拉美及中东等新市场。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竞争的不断加剧,技术性贸易壁垒日益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主要手段和高级形式,并成为国际贸易争端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无疑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及出口带来很大的障碍,我国的对外贸易也深受其影响。因此,我们应针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发展趋势,及时采取相应对策,趋利避害,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参考文献:
张汉林.国际服务贸易
张锡瑕.外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及其应对
摘 要:随着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和产业结构的迅速调整,第三产业日益发展壮大。伴随着国际间经济交流的不断扩大,国际服务贸易异军突起,在各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其发展迅速超过了国际货物贸易。可以说,发展国际服务贸易并实现其自由化,将是21世纪国际经济合作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在当前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大背景下,认识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对大力发展我国的国际服务贸易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国际服务贸易;新趋势;对策
一、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1.技术、知识密集化趋势日益明显,新的服务业不断涌现
二战前,国际服务贸易主要是劳动力的输入输出,而二战后,由于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以旅游、运输、银行、建筑和承包市场为代表的服务贸易逐步走向国际市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率先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标志着世界经济进一步趋向于信息经济,以国际贸易信息化、国际金融信息化、生产管理信息化为主的信息产业发展迅速,不但欧洲、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加入其中,而且中国、东南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参与信息产业,促进了国际服务贸易进一步发展。
2.发达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仍占有主导地位
国际服务贸易一直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而发展的,从整体上看,发达国家具有巨额的服务贸易顺差。据统计,2012年在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中,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居前20名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发达国家。从国家分布看,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等国长期以来都是服务贸易的净出口国。其服务贸易出口额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上,其中丹麦、奥地利、荷兰三国高达20%以上。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服务贸易国,2000年其服务贸易出口额达3118亿美元,进口额达2408亿美元,顺差710亿美元。
3.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
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与地区出口的则主要是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产品。这类产品的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更新速度快,因而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发达国家能获得顺差。同时,发达国家不断把高污染、高耗能的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循环使得服务贸易在结构、产品和地域上的不平衡性更加加剧,难以获得均衡发展。
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逐步趋于扩大化、自由化。但从现阶段来看,包括发达国家在内都不可能无条件开放国内服务市场,各国适度保护国内服务市场是必要的。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稳步发展关系到我国的国民经济能否继续增长。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言,风险与利益同在,挑战与机遇共存。
二、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
(1)服务业总体规模小,发展水平落后,国际竞争力不足。2012年服务贸易出口额为1471亿美元,进口额为1589亿美元,进、出口额都位居全球第五位,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为3.9%,而美国占全球的比重为14%,是中国的3.6倍;英国为7.6%,德国为6.3%,法国为4.1%。说明中国的服务贸易虽然在总量规模上有所增长,但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服务贸易整体的国际竞争力还处于劣势。
(2)服务贸易长期以来处于逆差水平,自由化程度不高。从进出口结构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服务贸易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顺差转为90年代的逆差,并且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呈逐步扩大趋势,但服务贸易的逆差说明中国只是一个贸易大国,还不是贸易强国。
(3)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企业竞争力不足。
目前,我国服务贸易主要集中于远洋运输、旅游、建筑等传统产业和部门,而在全球服务贸易量最大的金融、保险、通信、咨询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行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结构单一,传统服务行业仍占主导地位。
三、服务贸易发展的应对策略
1.制定适度的服务贸易保护政策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步开放服务业的,也没有一个国家是毫不保留地开放所有服务部门的。因此,面对外国高水平服务业的冲击,我们必须制定适度的服务贸易保护政策。在这方面,要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自由、半自由、全自由三类不同的政策:①凡涉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和国家机密的极少数部门或项目,应采取明令禁止的政策,不开放,不允许外资进入;②凡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人民生活安稳的重要部门或项目,允许开放,允许外资进入,但不允许外商独资或控股,要规定其股价的最高界限;③除以上二者外的绝大多数,一般部分和项目,要完全开放,实行自由化的政策。
2.由注重吸引资金转变为注重引进技术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来困扰我国的资金短缺约束得到不断缓解。国内资金短缺的问题已得到根本解决,换言之,通过引进外资弥补资金不足的目标已不复存在。利用外资的指导思想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由利用外资弥补资金不足和通过外资引进技术两个并行的指导思想,转变为利用外资首先引进技术这样的战略主题。目前,跨国公司掌握着全球85%以上的技术开发能力,并且成为世界范围内技术流动的主要载体。我们应把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吸引那些技术实力强的大跨国公司,作为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
3.完善服务业的市场体系和竞争机制,打破行业垄断,以适应未来服务业发展开放的大环境
中国的某些服务行业(如电信、金融、保险等)垄断性很强,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公平竞争秩序,而且还导致了服务业创新动力的缺乏利效率的低下。为了提高中国服务业的国际地位,必须从提高行业中的竞争程度入手,完善服务业的市场体系,通过竞争机制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来刺激这些行业的发展,提高中国服务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参考文献:
[1]贾继锋.重构优势:入世后中国外贸的国际竞争力[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王粤.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竞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刘东升.国际服务贸易[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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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持续、稳定的发展,无论从贸易规模的扩展上还是在贸易结构的优化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对外贸易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关于提高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途径
(一)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着力优化进出口结构
着力优化进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扩大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产品和农产品出口,进一步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出口商品价格要全面反映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和资源环境代价。鼓励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规范出口秩序,遏制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低价竞销和恶性竞争。进一步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抓住当前国际石油价格回落的有利时机,适时扩大原油进口,充实国家石油战略储备。进一步提高进口的便利化程度,适当减少进口自动许可目录产品。抓紧研究进口信贷、进口融资担保等政策,为促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创造条件此外,实施科技兴贸工程,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增强。科技兴贸工程是商务部13项重点工程之一,通过建设一批科技兴贸出口创新基地,运用政府相关的特殊政策,如典型的技改贴息以及新型产品的研发和资助等,在最大程度上的鼓励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以及再创新,进而使得企业能够获得属于自己的高新技术产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二)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对对外贸企业的扶持和管理
就目前的形式而言,我国外贸经济效益的提高不外乎是外贸企业利润的提高,因此,在我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转变期职能,即是必从过去的外贸经营者转变为外贸宏观调控者,从直接的行政干预转变为通过汇率、关税等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控,进而通过对外贸企业的扶持和管理提高产品在国际的竞争力,简单而言,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职能必须有所改变,必须要与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简单来说,政府在改变职能后可以起到以下的作用:
1、树立正确的经营指导思想,明确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将一切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2、转换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要逐步推行股份制,朝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使外贸企业真正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道路。
3、开展工贸、技贸、农贸结合,走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道路。
4、抓紧出口生产企业的技术改造,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出口成本;提高出口商品质量,增强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增加适销对路产品的出口,提高外销价格,从而提高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益。
5、加强经济核算,节省费用开支。
6、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7、提高企业素质,特别是提高外贸工作人员的素质.
(三)以竞争优势导向为主的平衡型发展战略
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式来看,出口导向战略是我国的现行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战略,由于该战略使得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并没有与对外贸易数量同种程度增长,这也使得粗放型经济贸易增长方式容易出现,从而影响了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因此,实行平衡型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战略是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我国的基本情况来看,我国的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等资源稀缺,因此,必须要充分利用国外的优秀资源。同时,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正在加强,我国对世界各国的依赖性和竞争性也在逐渐加强。所以,我国还要将竞争优势作为自己的导向,通过增加对外经济贸易,增大就业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国要根据目前国家的经济的以及国情,因地制宜的制定提高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也即是应该实际努力的去发挥出我们所具有的资源优势,通过优势导向,吸引国际投资,进而达到发展金融等相关行业的目的。不仅如此,我国政府应该鼓励各企业及个人去培植资本优势,从而去尽快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拉动内需,促进我国的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实现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现状
1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结构分析
从历年统计数据来看,浙江民营企业中以劳动密集型企业所占的比重相比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大,这证明了浙江民营企业出口商品的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尤其应加大技术密集型企业比重。2010年浙江出口额居前十位的商品见下表[1]:表2.22010年浙江出口额居前十位商品从表2.2可以看出,浙江省的出口商品以轻纺、服饰、鞋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约占总出口量的31%。这类商品主要是靠其低廉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国际化程度低,使其容易受到进口国反倾销等措施的限制。从下图2006-2010年浙江省主要商品出口情况看(数据来源:浙江省统计年鉴),各类主要商品出口额均有上升趋势,且机电产品所在比例较大。虽然机电产品比重有较大增加,但所出口的机电产品产业链比较短或处于产业链终端,附加值比较低。因此,总体而言,在浙江民营企业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低附加值的产品占较大比重。
2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贸易方式分析
贸易方式主要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方式。与全国及江浙沪等贸易大省有所不同的是,浙江对外贸易形成了以一般贸易为主导的独特贸易方式结构。浙江省出口贸易中一般贸易额的比重如下表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1993年至2010年,在浙江省出口贸易中,出口额和一般贸易额都呈上升趋势,一般贸易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75%~82%。一般贸易为主导成为浙江贸易的主要特征。因此,以一般贸易为主导的贸易方式结构体现了浙江拥有发达的区域经济结构,也体现了长期以来浙江外资比例偏小的特点。一般贸易的产品附加值较高,出口企业的利润也比较多,同时有利于创立与推广出口品牌。从收益与成本分析来看,一般贸易更有利于出口企业的创利于发展。目前,浙江民营企业出口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从出口产品发展到输出企业再发展到输出产业集群,已经有许多同行业企业组团前往国外投资,在国外形成了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样不仅可以及时了解当地市场的需求,也能绕开出口国的贸易壁垒。
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
受国际环境因素和国内人民币升值压力、企业融资困难、贸易方式、管理模式落后等问题的影响,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局面更加严峻,压力和风险也逐步上升,严重制约了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发展。
1浙江民营企业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品牌效应低
浙江民营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依靠廉价劳动力,控制产品成本以获取竞争优势,真正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很少。出口产品大多是档次低、科技含量低的产品,在越来越精细的国际分工面前处于产业链的末端,如机电产品、服装及衣着附件、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鞋类、家具等均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不少民营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产品科研和技术的投入,只计较眼前利益而忽视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同时,浙江民营企业产品品牌效应弱,竞争力不强。世界品牌实验室评估,2005年《中国最具价值品牌》中,浙江有45个,品牌总价值为1463.17亿元,而青岛海尔一个品牌价值就达626.43亿元[2]。雅戈尔品牌价值为28亿元,是浙江省品牌价值最大的。在一些消费者眼中,浙江产品就代表着价格低廉,质量低下的产品,浙江的块状经济产品绝大部分还属于大路货甚至低档货。另外,在世界品牌实验室2007年《中国最具价值品牌》的评估结果中,虽然浙江品牌上榜率为48个有所增加,成为全国第三,但是在品牌价值排行前65名中却没有任何浙江民营企业的品牌。浙江民营企业只顾降低成本,不重视其品牌建设以及品牌意识不强的现象普遍存在。目前,浙江许多民营企业都存在对品牌文化建设资金投入少,品牌文化设计推广度和深度不够,并且缺乏对企业品牌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定位。另外,在品牌文化推广过程中推行的“重广告轻品牌”的营销手段,在生产过程中不能传输品牌文化,造成品牌推广手段单一的局面。以上几种误区,均不利于提高品牌的国际竞争力。
2浙江民营企业资金周转不足、融资困难
浙江民营企业一般都规模较小、资金不足,融资手段和工具还不规范和稳定,银行出于风险考虑,一般来说都不愿意对民营企业提供综合授信服务,并且往往实行业务分批审批,这样以来就很容易导致出现延误民企的商机,“融资难”已经成为制约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难关。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主要还是服务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和政府项目,不能满足民营企业的融资要求。调查数据表明,有80%的浙江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的资金缺口。其中11.15%的企业表示“有很大资金缺口,急需融资”[3];在通过对企业现有融资主要渠道及各渠道的重要程度调查表明,银行贷款和自有资金仍是目前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民间借款正逐步成为企业融资的一个补充。另外从重要程度来看,“自有资金”仍是企业融资的最为主要的途径,其次是银行贷款、民间借款。“银行贷款”虽然是对于企业来说最为重要的途径,但并非是企业的“第一选择”,可见“贷款难”的问题在民营企业中仍属于普遍现象。
3浙江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浙江民营企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但是其盈利模式还是过于传统,依然是“四低”打天下,即低成本、低价格、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大,浙江省大多数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时都是以仿造为主,遏制了企业的研发能力、创品牌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取。有句话说的好,“一流设备、二流质量、三流价格”,企业投入大量的研究开发和装备改造费用,有制造优质产品的能力,却无法在高端市场竞争,只好以中档产品立足于中端市场,最终导致“奔驰轿车拉黄沙”的现象,这就是浙江许多民营企业的现实写照。由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产品科技含量较低,极大地降低了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促进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发展的对策
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在发展中存在诸如对外贸易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品牌效应低、融资困难等制约和限制性因素。为了进一步促进和优化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1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实施品牌战略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高新技术向产品转化的速度明显加快,新产品不断涌现的今天,要在竞争空前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保持优势,最重要的在于加快科技进步、发挥科技在产品生产中的关键性作用。与此同时,为了提升国际竞争力,实施品牌战略更是浙江民营企业最有效的途径。浙江民营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主要依靠的途径,一是“借船出海”,接受国外企业的委托加工,从事贴牌生产(OEM);二是主动出击,从事直接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品牌优势。但是,企业不能只停留在贴牌生产上,因为贴牌生产只能获得低廉的加工费。浙江民营企业要不断地做大做强,必须得主动出击,从事直接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品牌优势。
2扩大融资渠道,提高企业实力
浙江民营企业要解决融资困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力量,整合各方面的资源。首先要加强和改进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风险管理,在强调防范风险、明确责任的同时,建立相应的贷款激励机制,对信用等级优良的小企业可适当发放信用贷款。因此,民营企业必须认识到诚实守信是增加民营企业贷款、融洽银企关系最好的办法,要在社会上树立起守信用、重履约的良好形象。同时,政府也应该为保障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对外贸易构造一个完善的资金扶持系统。只有构建完善的资金扶持体系,同时注重浙江中小型民营企业资金的积累,才能更好地保障其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浙江民营企业过度依赖间接融资渠道,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来看,结构单一的间接融资方式在民营企业自有资本不多、经营风险较大的环境里不仅限制了民营企业的融资规模,而且难以规避企业的道德风险,增加企业的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使企业的破产风险增大,所以要想方设法拓宽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渠道[4]。
3转变贸易方式,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浙江省科技厅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年底组织人力到省内各地企业进行了调研。其结果表明,那些常年致力于科研开发的创新型企业受经济周期变化影响不大,在经济大环境不利的形势下有着稳定的发展速度。这也验证了科研投入与产出,是呈正相关关系。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拥有世界先进的管理和控制手段,也拥有世界一流的技术,如果我们走出去主动与他们合作,实现企业之间的技术优势互补和整合,形成新的技术开发能力,这是发展跨国经营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浙江民营企业应改变主要依靠加工贸易和出口廉价的贴牌商品来取得微薄利润的现状,增强技术自主开发能力,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产品质量档次,打造国际品牌,制订品牌发展的长远规划,抓好产品的提质创新。为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浙江民营企业必须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拥有属于自己的产品以及核心技术,不断加大科研开发投入,增强技术自主开发能力,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国际品牌[5]。
小结
改革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的深度发展,使得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效率大大提高,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这为浙江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逐步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面前,当前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仍旧面临诸多困难与问题。例如,营企业出口渠道不畅,缺乏产品竞争力,浙江民营企业资金周转不足、融资困难,品牌效应弱等。鉴于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应稳中求进,优化产品出口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努力克服困难。同时,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也应该着眼于长远,实现外贸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速贸易方式的转变,增强对外贸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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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入世又标志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进入了重要的历史阶段。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对外贸易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协同作用理论依据
虽然,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和绝对优势理论都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规律性,说明了出口贸易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按照绝对优势理论原理,进口国可以借助对外贸易消除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行业短板,有效降低社会整体生产成本之后,国民经济总体水平会得到一定提高。因此,进口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和绝对优势理论作为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对于认清国民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律,制定切实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只要是国家经济运行状况良好,开展对外贸易对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将启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协同作用实证分析
1.对外贸易与GDP依存关系
进出口额可以反映一国对外贸易的规模,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从2004年至2013年10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呈高速增长趋势,从2004年的货物进出口总额95539.1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货物进出口总额258212.3亿元,增长了近2倍。虽然在2008年前后由于受金融市场的影响再加上国际市场紧缩,对我国国际贸易总量的增长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在2009年金融动荡结束,我国国际贸易的总量继续增长,2010年增长到历史最高水平,所以这10年来,我国国际贸易几乎呈大幅度增长的态势(见图1)。同样2004年至2013年10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呈持续增长趋势,从2004年的GDP总额159878.3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GDP总额566130.18亿元,增长超过2倍,且每年持续增长,2013年增长到最高水平,所以这10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呈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态势。综合进出口总额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数据表明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当GDP的增长量下降时(2009年),对外贸易发展受制约,当GDP的增长量持续上升时,对外贸易呈持续上涨趋势。二者这种较为密切的依存关系表明国内经济持续增长会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国际贸易会在国内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发展。
2.对外贸易依存度与经济增长变动关系
对外贸易依存度(FTR),是指一国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国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对外贸易依存度说明一国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关联程度,反映一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从2001年到2006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呈持续增长趋势,由2004年的59.767%增长到2006年的65.17%,增长了5个百分点。在2008年前后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紧缩,我国外贸依存度有所波动,但是在2009年金融动荡结束,我国外贸依存度开始回升,2010年继续增长,2012年开始回落,主要是我国经济转型政策的调整,更注重增长质量,数量上放缓。而同样的变化体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上,在2006年我国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在2008年前后增长的速度放缓。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和经济增长的变化说明了对外贸易依存度和经济增长存在着密切的依存关系,即对外贸易依存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变化一致,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经济的增长速度越快,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出口贸易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进口贸易可以引进先进的技术,吸引外资等等,所以国际贸易的发展对国内经济的大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3.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增长在价值形态上是指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的增加。其衡量指标可以采取总量形式也可以采取人均形式。总量指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增长率;人均指标一般采取人均国名生产总值或人均国内总值增长率,有时也采用人均消费数量增长率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从进出口贸易的近10年的变化我们发现,2004-2013年对外贸易出口额和对外贸易进口额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见图3)。只是在2009年出现了拐点,这主要是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的贸易都产生了影响,导致我国2009年进口和出口额下降,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经过1年的调整,2010年全球贸易环境变好,我国的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又恢复了大幅度增长的趋势。对外贸易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而对外贸易包括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可以直接增加国民收入,从而实现GDP的增长,而进口贸易可以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原材料,大大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本国产品的研究开发能力和生产,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我国进口贸易规模远小于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的,所以我们在扩大出口的同时也不要忽视进口,进口的产品不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会有所不同,应适度增加资本、技术等的进口,把进口技术和设备放到主要位置,避免重复进口,发挥对外贸易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实现经济和贸易的均衡和谐发展。在注重出口贸易增长的同时,重视进口贸易规模增长,形成双向对流的贸易增长格局和动态贸易平衡,充分发挥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升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三、结论
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下,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对外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繁荣发展。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出口贸易在增加GDP的同时,进口贸易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对外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考虑资源、环境等因素,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为实现经济发展服务。因此,为加快经济发展,在加大投资和消费的基础上应合理的发展国际贸易,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使国际贸易最大限度的为经济发展服务。
一、公司股利分配理论及政策
股利分配是上市公司对盈利进行分配或用于再投资的一项重要政策,按照国际惯例,公司要按照盈利的一定比例,分配给投资者。股利分配是公司经营重要的组成部分,关系到公司未来的长远发展。合理的股利分配政策一方面可以为企业规模扩张提供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可以为企业树立良好形象,吸引潜在的投资者,因此,上市公司非常重视股利分配政策的制定,通常会在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后,对各种不同的股利分配政策进行比较,最终选择一种符合本公司特点与需要的股利分配政策予以实施。股利分配重要的“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公司股利分配政策不仅是一种分配方案,同时还是一种有效的信号传递工具。股利分配政策的变化往往是公司经营状况发生变化的信号,这些信号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市场影响”。“资本市场的效率性越强,这种传递方式越有效、成本越低。因此,上市公司在发布股利分配政策时,相当慎重。以免投资者误读,造成不必要的投资损失。
二、我国主板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概况与特征
目前我国主板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基本形式有两种,即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在此基础上又派生出了两者兼有的分配模式。由于我国上市公司通常在公布股利分配方案的同时公布转增和配股方案,使得转增和配股也带上了分配的色彩,也常被看作是股利分配的一种形式。主板股利类型可划分四种。
1、配发股本:配股股票是指上市公司以一定的价格向原股东配售新股。配股实际上相当于增发股票,它并不影响本期收益,由于所有股东以低于市价同比例配股,股票将被稀释,股票价格将相应下降。
2、转增股本:转增股本是指上市公司将公积金转作股本。转增股本只是在公司权益结构不同项目间的内部调整。因此与送红股一样,转增股本后每位股东拥有的股票价格总额不变,而拥有的股票绝对数增加,从而股价将下降。
3、派发股利:上市公司所派发的股利具体又可分为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现金股利是指上市公司以公司的留存收益向股东发放现金作为投资回。现金股利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采用的最普遍的一种形式。股票股利是公司将留存收益以发放股票的方式发放给股东。股票股利并不减少公司的股东权益总和,只是在减少留存收益科目的同时,增加了股本科目。
4、不分股利:不分配是指上市公司不进行留存收益的分配,由于我国历史遗留的股权分置问题的影响,很多国有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都凭借其绝对控股地位,拒绝进行股利分配。为了改变这种现象,2006年5月8日起实施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治理办法》规定,希望此举改变我国上市公司以前普遍存在的不分配现象。
三、我国主板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特征
2009年,我国经济第一个走出金融危机,率先引领世界经济走上复苏之路。我国的证券市场也一路高歌猛进,至20009年11月上证综指摸高到3465点。各上市公司赚得锅满盆满,业绩整体大幅度上升。上市公司派现极为慷慨。具不完全统计,在全部的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年中,有近百分之七十实现盈利。我国主板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1、重“高送”“高转”,轻现金分红:随业绩增加,不分配的上市公司所占的比例逐年减少。我国主板上市公司股利分配以转增、同时派现和送股、三种形式为主,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派现和转增、转增和送股、派现和送转多种形式。不过我国上市公司中有相当多公司,不重视股民的现金回报,除了不分配股利外,也有的上市公司不注重现金股利的发放。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投机气氛浓厚、喜好炒高送配题材的股票,跟这种理念有很大关系。而在成熟的证券市场,现金股利比较受欢迎,投资者把现金股利视为最直接、最稳定的投资收益。我国上市公司为了股本扩张或者“圈钱”需要,在股利分配方案宣布的同时,往往伴随着配股、公积金转股等扩张行为,从理论上讲,“转股和配股不属于股利分配范围。而现金股利作为给上市公司投资者超过国库券利率的较高现金回报,是上市公司对投资者承担较高风险的一种补偿”。
2、股利政策缺乏稳定性: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是比较稳定的。一般来讲,连续的、稳定的股利政策,是对股民负责,是对广大投资者利益回报预期的指向,是上市公司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的展示,也是企业形象的一种体现。在西方较为成熟的股票市场,上市公司一般都会尽量保持现金股利的稳定性,保持鼓励政策前后的一致性,以便企业有一个良好的市场形象。只有在管理层确信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企业的盈利会发生变动时,才愿意改变股利政策。但我国上市公司在制定股利政策时,短期行为严重,随意性较大,不仅在现金股利分配原则上缺乏稳定性,而且分配方式也会发生改变,上市公司很少考虑随意性的股利政策给公司形象带来的损害。上市公司忽视股利政策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缺乏远见卓识。
3、不参与股利分配:近几年,证监会加大了对上市公司的治理力度,对上市融资提出了许多硬性条件,做出了不分红上市公司不允许融资的规定,扭转了过去很多上市公司不分红的局面。但是现在仍有部分公司甘当铁公鸡,令投资人失望。我国上市公司一直不注重现金股利的发放。但是个别上市公司常常以假账的形式欺骗投资人,为其不分红制造借口。这些“铁公鸡”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具不完全统计,我国主板市场每年仍有近百分之十的上市公司,一毛不拔。而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不参与股利分配是很少见到的。
四、创业板上市公司高送转动机分析
随着创业板企业年报的相继披露,在”高转送”噱头的刺激下,创业板个股气势如虹。一时间,高送转成了“印钞机”。
1、高送转乱像
(1)“惊艳”第一幕:2010年1月26日,同花顺公布了10转10派3元的分配方案。创业板高送转大幕正时开启,当日该股开盘即被封至涨停。在此股带领下,创业板气势如虹。许多投资者也蜂拥跟盘,在高送转光环之下,同花顺出现一轮上涨行情,股价一度摸高至100.10元。短短的两个月,同花顺股价大涨31.19%。
(2)史上最“牛”公司:2010年3月18日,创业板新贵神州泰岳推出A股史上最耀眼的分配方案——“10转15派3元”。这一方案令其他高送转上市公司黯然失色,当年西飞国际10转12的分配方案与之相比相形见绌。其股价更是一路爬升到200多元,时间也只有仅仅两个多月,涨幅高达百分之四十多。这一股价超过茅台,成为A股最高的股票。在其带领下,A股中共有143家公司推出10转5以上的分配方案。
(3)“蝴蝶”效应:创业板风生水起,至2010年4月16日,创业板大部分股票采取了高送转分配方案。大都推出10转5以上的分配方案,还有二十多家公司推出10送5以上的分配方案,包括九州电器、华谊兄弟在内的18家创业板公司,均推出了10转10以上的高送配方案。网宿科技、汉威电子、日宝通带、也紧跟其后。
(4)黑色“滑铁卢”:高送转方案虽千差万别,但股价大幅跳水的结果却相同。同花顺除权除息日,当日大跌6.11%。而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汉威电子和宝通带业,除权除息日,两支股票均大跌百分6%,汉威电子成交额也被放大至近3亿元的历史第二高位,仅次于该股上市首日的成交额5.16亿元。而当日该股换手率更是达到了32.25%。而此后一日,宝通带业迎来除权除息日,在当日该股勉强以0.53%的微红收盘,但次日则股价大跌,跌幅高达9.53%。
2、高送转动机分析:
毋庸置疑,在创业板的一百多家上市公司中,科技含量高,业绩突出,发展潜力巨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秀公司还是存在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有许多上市公司质地和经营都不突出,鱼龙混杂。却都采取高送转分配方案,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动机。
1、主力为了出货:”高送转”并非创业板的专利,热衷参与者,也不仅仅是业绩优良的公司。难道真的是高额回报投资者?这里隐藏着什么秘密。今年沪市送转冠军新安股份是一家经营管理都不是令投资者满意的公司,从公布的资料看,今年的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近百分之九十,盈利能力大减,抗风险能力较差,但就是着么一只公司也采取了大比例的”高送转”方案,同样情况的还有美都控股,该公司整体毛利率为8.8%,比2008年略增长0.23%,该公司3月27日公布的10转12派0.3元的分配方案远超市场预期,基本每股收益0.29元。但其盈利能力并没有明显改善。美都控股的高送转显然没有基本面的支撑。美都控股”高送转”预期的炒作始于2月份。具内部人士透露在公司发布高送转之前,就有超大户资金潜伏在其中,从大智慧大户资金买卖盘可以看出。在推出高送转预案的次日,主力资金就大举卖出流通盘的0.84%。当日该股大户和超大户均呈减仓之势,而从3月30日至4月21日,美都控股资金净流出1.81亿元,占到流通盘的6.3%,这一比例在同期地产上市公司中高居第一位。
2、为限售股解禁提供契机:定向增发有一定的锁定期,长期持有相关股票的系统性风险比较大,而利用”高送转”,博得市场的欢迎,使得参与增发的投资者有机会实施退出机制。上市公司适时推出”高送转”就是为限售股解禁提供契机。在创业板的一百多家公司中,以九州电器为例,自该公司在推出10转10派1元的诱人分配方案,随即该公司行情的启动,股价一路飙涨,在此后的不到一个月,九州电器就有近百万股此股份解禁上市流通。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建峰化工。该公司在3月3日公布10转5的高送转方案。但公司2009年的业绩难言理想。2009年建峰化工实现营业收入20.8亿元,同比增长43.75%。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亿元,同比下降25%,每股收益0.6元。这或与该公司2009年的增发有关。
3、为获取高额回报:一些基金公司为了获取高额回报,不惜花重金买消息,第三大基金公司对中国卫星的参与就足以说明。也可见机构资金对高送转行情的踩点精准。在去年的十一月份,中国卫星的股价就表现出异常的兴奋,这家基金在低位加仓,不久,中国卫星发布10转10派0.5元的分配方案。当日中国卫星尾盘被持续大单封至涨停,全天成交总额为2.86亿元。而从当日龙虎榜可以看到,4家机构席位位于买入榜的前五位,累计买入6126.6万元。而卖出榜只有一家机构席位,卖出2200万元。而这与当日超大户增仓4121万元大致相符。而此后中国卫星涨幅已经达到52.75%。其间踩点精准的,获取高额回报是有着广泛背景的三只基金。
五、创业板上市公司“高送转”效应分析
1、题材炒作:“高送转“作为一种炒作的题材,只具有炒作的投机价值,并不具有投资价值。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公司公布”高送转“之前,主力资金会提前布局,再借助高送转炒高股价,吸引散户追涨。所以普通投资者在投资高送转股票时还是要慎重。而市场对于创业板的“高送转”现象,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有市场人士认为,创业板公司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高成长下的高送转方案是众望所归,企业和投资者都需要高送转
2、缺乏监管:从现有的法规制度看,似乎还找不硬性指标的监管规定,一般来说,如果上市公司出现莫名其妙的“高送转“,交易所等相关部门可能会电话上市公司询问理由,但是在法律法规上还没有明确说法需要禁止,而上市公司采用资本公积金转增等方式也比较隐蔽。虽然”高送转“常常在市场掀起风浪,但相对而言却并无太多约束机制,从长运发展来讲,适当的监管利于股市的更加健康的成长。
3、数字游戏:让投资者了解“高送转“背后的数字游戏,表面上投资者手中的股票多了,实际上不会给投资者也不会给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现实中,公司之所以能够“高送转”,往往是因为其高溢价发行积累了丰厚的资本公积金,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质就是把从广大投资者手中募来的资金,用于扩张股本而已,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会因此发生任何改变。因此,“高送转”往往并不意味着上市公司高成长需要将利润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高送转”本身并不会给投资者带来额外的回报。创业板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高比例转增预案主要是IPO超高价发行所致。而这些钱实际上都是二级市场上投资者自己的钱,现在这些多出来的资金只是又被重新分配了。现金分红才是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真正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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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已经逐步晋升为衡量国家综合竞争力的一个必要因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服务贸易论文,供大家参考。
“十一五”以来,天津市服务贸易以年均15%的增长速度保持稳健发展。2010年,天津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44.7亿美元,在全国排名第六,其中服务出口68.4亿美元,同比增长22.6%3。天津服务贸易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2005年以来,天津市服务出口年均增速在20%以上。在传统服务贸易项目稳步发展的同时,新兴服务贸易出口迅速发展,2008年天津市通讯、邮电出口同比增长35.37倍,金融服务出口增长1.45倍,咨询服务出口增长1.22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长53.26%。二是服务贸易重点领域发展势头良好。近年来,天津在发展金融保险、物流运输、旅游服务、文化贸易、服务外包等服务贸易重点领域方面取得突破。2007年市政府专门出台了“促进服务外包发展若干意见”,以天津港集团、北方电影集团等为代表的一批服务贸易重点产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十二五”时期,天津市服务贸易发展将重点扶持文化创意、影视动漫、新闻出版、现代中医药、物流运输等20个品牌和项目,开拓国际市场,培育出口新优势。
与国内先进地区相比,河北省服务贸易仍处于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河北省服务贸易收支占经常项目收支的比重偏低,一直维持在4-6%的范围内,与全国平均水平9%之间的差距明显4。河北服务贸易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总体规模偏小。2010年,与居全国第一位的上海服务贸易额1046.7亿美元相差甚远,河北省服务贸易总额为34.6亿美元,仅占全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占全省GDP的0.11%,服务贸易额排位由2009年的第十位下降到2010年的第十三位。二是结构不合理。河北省服务贸易的出口行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禀赋型,如运输、旅游、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等,而技术、资金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出口额占比很低,2010年金融服务、保险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广告宣传、邮电服务等行业的服务贸易额占比仅为6.4%。三是发展速度不快。2010年服务贸易额超越河北省的四川、陕西、湖北分别同比增长51%、77.62%、22.52%,河北省同比增长只有1.3%,低于全国增速25.1个百分点。四是各市发展不平衡。河北省服务贸易的外汇收支主要集中在秦皇岛、石家庄、唐山、廊坊和保定等五个设区市。2010年,这五个设区市的服务贸易额分别占全省的32.48%、21.7%、16.73%、13.57%、7.4%,合计为91.88%,而其它六个设区市的服务贸易总和仅占全省的8.12%5。“十二五”时期,河北将按照“两区一带”规划布局,以服务外包为重点突破,带动服务贸易全面发展。
京津冀服务贸易合作潜力分析
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流中心,有丰富的各类市场信息和足够大的交易活动总量。北京地处京津冀经济区中心,与周边地区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强。北京拥有连接世界各地的航空运输体系,同时拥有连接华北、东北和西北的便利交通体系。北京是中国内陆地区服务贸易的重要中转中心,其创新能力在国内领先,使其在京津冀区域服务贸易合作中能够充当贸易创新的尝试者,起到中心带动引领作用,并协调区域间合作。
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其滨海新区内的天津港是中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贸易港口,拥有全国最大的集装箱码头,是京津冀区域进行对外贸易活动的枢纽。天津是首批国家软件出口基地之一,并先期跨入国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行列。天津因港口中心城市这一独特区位条件,在现代物流业发展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并于近年取得了突出成绩,能够为京津冀区域优化配置经济资源和联系国际国内市场提供畅通渠道。河北作为京津冀都市圈和环渤海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且人力资源使用成本与北京市和天津市相比较低。河北省487公里的海岸线分布着秦皇岛港、唐山港和黄骅港,其港口运输在全国处于主力地位。河北省的贸易伙伴除了一些发达国家,也有很多本身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欠发达的国家,如巴西、印度、伊朗等,因此可以为北京和天津提供多元化的市场,使京津冀区域的对外经济活动范围得以扩展。
京津冀三地具有良好的服务贸易合作基础,京津冀经济区有1.2亿人口的庞大消费群体,市场容量占全国市场总容量的十分之一以上。虽然区域内省市服务部门的发展水平各有差异,但总体上三地的服务贸易合作可以给彼此带来产业结构的融合及互补。各地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展服务贸易,在各自省市的优势和劣势之间形成互补,从而为区域服务贸易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于北京、天津和河北来说,合作可增加区域服务贸易的收益,而如何通过有效协商达成协议,是形成区域服务贸易合作的关键环节。
京津冀服务贸易合作战略构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抓住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的时机,提升服务贸易的层次和素质,增强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以服务于京津冀区域的整体发展为目的,不断扩大服务贸易规模,并以技术进步为动力,促进区域内部服务贸易结构升级。以国内外市场为依托,积极参与区域及国际服务贸易竞争,不断增强自身活力。以合理统筹协调机制为前提,引导区域合作健康发展,逐步把京津冀区域建设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化服务贸易都市群。对于京津冀区域服务贸易合作的战略构想,一方面要使服务贸易合作更为顺利,另一方面要更专注于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贸易。北京要成为区域服务贸易创新和示范基地。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发展服务贸易的经验,创新服务贸易模式,开拓新兴市场,并抢占商机,利用现代化手段为京津冀区域提供实时的服务贸易市场供求信息,成为京津冀区域发展服务贸易的资讯平台和示范基地,带动区域内部服务贸易的整体发展和水平提升。因其有着良好的服务业发展基础,以及有利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北京应对现有的服务贸易水平加以提升,积极开展现代服务贸易。
天津要成为区域经济资源对外流动的枢纽。凭借其发达的外贸流通业,以及外贸流通企业数量众多的基础,依托其贸易港口城市的优势,为京津冀区域的经济资源流动提供便利。结合天津滨海新区建设国际一流“国家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基地”的目标,天津应提升服务外包的业务范围和服务水平,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扶持政策,推动离岸业务增长,加快扩大在岸外包业务规模,着力推进服务外包项目招商,加大对重点服务外包项目的支持力度,加大对服务外包人才培训、招聘、受训的推动力度。河北要成为区域发展对外服务贸易的人力资源储备库。河北在人力成本和商务成本上具有北京和天津不可比拟的比较优势,可以利用京津两地高质量的教师资源,应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培养多元化的服务贸易人才,以适应不同层次的市场需求,并在提升本省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为京津两地输送合格的人才。河北应继续鼓励和支持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开展,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业,扩大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加快发展国际旅游业,同时应加快现代服务贸易发展的进程,为河北的服务贸易发展开辟新的领域。
京津冀服务贸易合作对策建议
京津冀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相对独立性较强、贸易部门联系较松散,因此要加大力度宣传区域贸易合作的优势,使本地区政府部门、贸易管理部门以及服务企业充分认识到区域贸易合作的必要性,同时要加强京津冀区域协调与配合,形成推动京津冀区域服务贸易发展的合力,达成合作共识,共同制定区域服务贸易发展战略。
建立信息共享系统,实现区域内服务资源的快速流动和高效配置,引导服务机构寻求本地区之外更广阔的投资机会。京津冀区域拥有丰富的经济资源及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内部发展要合理分配资源,避免资源浪费。要有效沟通和充分利用北京的教育和科研资源、天津的对外港口资源、河北的人力资源等这些基础条件,加强京津冀区域的有效合作。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服务贸易合作制度,加快制定京津冀区域服务资源合作的有关法律法规,并遵循经济规律来进行资源整合,利用市场来调节经济主体有序运行。
要以政府主导的宏观层面合作为主线,要有关于服务贸易行业之间合作的系统性计划,同时要增加微观层面的合作企业数量。而且要有长远眼光,在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大背景下审视服务贸易的合作问题,善于借鉴其他经济领域合作的成功经验,切实优化服务贸易合作的大环境,并配套改革其他间接相关领域,推进合作模式创新的进程。
北京是京津冀区域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心,其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天津和河北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则相对不足。京津冀区域应协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北京要发挥带动作用,通过三地的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和分工合作,优化区域服务贸易结构。
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品牌日益成为影响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京津冀区域要根据服务贸易的发展重点和市场需要,明确有潜力的服务品牌,以提升企业的自我创新能力为出发点,在财税、金融等方面对其给予重点扶持,培育一批国际知名服务贸易品牌企业和产品,增强品牌的集群效应,提高地区服务贸易品牌的知名度。
按照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在服务贸易领域做出的开放承诺,服务业正在成为外商投资我国的热点。京津冀区域应该加强与大型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的合资合作,加大力度引进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制度,创造条件吸引跨国公司在京津冀区域设立研发中心,利用技术外溢效应掌握国外先进的组织方式、服务技术和管理经验,建立符合地区特点和市场态势的治理结构和服务规范。
一、服务贸易及其发展
服务贸易是将服务或服务产品作为商品进行交易,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经济行为。随着国际经济交往和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早已突破一国范围,成为国际贸易的一部分,而国际服务贸易也已成为服务贸易的主体。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GATS)将国际服务贸易定义为“跨越国界进行服务交易的商业活动”,即服务提供者在本国境内向他国境内消费者提供服务,或通过在其他国家设立商业存在或自然人的商业现场向消费者提供服务,并概括服务贸易的四种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与国际货物贸易相比,国际服务贸易具有以下特点:贸易标的一般具有无形性;交易过程与生产、消费过程具有同步性;贸易保护更具有隐蔽性和灵活性;服务贸易管理更具复杂性。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全球服务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各国逐步开放服务市场,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服务贸易越来越成为新的贸易增长点。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世界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和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服务贸易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以旅游、运输服务为基础,以通讯、保险、金融、计算机信息服务、咨询和广告等新兴服务贸易为增长点的服务贸易全面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服务贸易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2010年,我国服务贸易的总量达到了3645亿美元,其中出口量为1712亿美元,进口量为1933亿美元。①2011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量为2005亿美元,其中出口量为904亿美元,进口量为1101亿美元,进出口总量同比增速达到20.28%,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增速分别达到17%和23%。②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量仅次于美国、德国、英国,居世界第四位,进口量仅次于美国、德国,居世界第三位。
二、上海服务贸易发展状况
(一)服务贸易进出口快速增长
作为我国服务贸易领域的排头兵,上海的服务贸易总额同样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而且发展速度超过了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增长率超过了全国服务贸易的增长率。即使在金融危机弥漫全球的2008年,依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达到了735.7亿美元,同比增长31.6%。2009年至2010年,上海服务贸易依然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2010年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046.7亿美元,同比增长40.1%。其中服务贸易出口额为406.4亿美元,同比增长35.8%;服务贸易进口640.3亿美元,同比增长42.9%,服务出口额和服务进口额均位居全国首位。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上海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到22.1%,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41.2%,服务贸易对上海经济贸易的贡献程度进一步加强。
(二)上海服务贸易商业存在迅速发展
上海服务贸易商业存在体现为外资企业在上海的商业存在和上海企业在境外的商业存在两个方面。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业的产业转移进入成熟期,服务业的产业转移已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主要趋势。近年来,全球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达2/3,未来几年这一趋势仍将继续。据WTO秘书处测算,通过商业存在进行的服务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量的56%左右,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正逐步把部分服务通过项目外包、直接投资等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上海抓住这一机遇,大力吸引外国资金与项目进入服务业。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近年来上海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不论是签订合同项目数,还是合同金额或实际吸收外资金额,都呈现逐年快速增长的趋势。到2010年底,上海服务业累计签订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3563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615.64亿美元。与此同时,上海服务业实行“走出去”的战略,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鼓励本地企业以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等方式扩大对外投资。到2009年底,上海已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总数达到1329个。①。表2反映了主要年份上海对外经济合作的情况。
(三)贸易规模全国占比不断提高,与亚洲主要市场的差距逐步缩小
2000年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我国内地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1.2%,到2008年这一比例达到了24.2%。上海服务贸易总额占全国服务贸易的比重连续八年高居内地各省市之首。如今上海服务贸易规模不仅大大领先于内地诸多省市,而且与新加坡等服务贸易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不断缩小。上海市商委国际服务贸易处的有关调查研究显示,2000年,香港地区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是上海的8.2倍,新加坡是上海的7.2倍,而现今已分别降至1.83倍和2.01倍。②(四)传统服务贸易规模大,新兴服务贸易增长快速《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划分的十二个服务贸易门类,上海都已实现服务进出口实绩。其中,运输、旅游这两项传统服务贸易一直是上海最主要的服务贸易项目,但比重持续下降,2008年这两项服务出口额合计占上海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4%,比2000年下降了7.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新兴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速明显快于传统服务贸易,2008年上海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额为25.4亿美元,同比增长53%,高出全市服务贸易出口平均增速23.9个百分点。
三、发展与开放服务贸易对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意义
(一)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形成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不仅是货物贸易中心,也应是服务贸易中心。上海要形成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发展模式,而要形成这种新型的贸易发展模式,上海自身的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即在制造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服务业,为货物贸易的发展提供服务支撑。事实上,一些世界公认的贸易中心城市,在其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地位十分重要。如在新加坡,服务业是其经济支柱,其中商业服务(包括对外贸易)、交通通讯、批发零售、金融服务等是服务业最主要的行业,正是依托这四大服务业的发展,新加坡才确立了其亚洲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的地位。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受体制的影响,上海选择了重工抑商的发展模式,这虽然使上海成为了我国的工业中心和制造业基地,但商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形成了第二产业比重畸高而第三产业比重严重偏低的产业结构。改革开放后,虽然第三产业的比重有所提高,但总体上仍然偏低。世界发达城市的经验表明,这样的产业结构不利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高,会限制城市进一步发展。正因为如此,在2008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包括上海在内的长三角发展目标之一是:到2020年,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并明确提出加快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为主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2009年4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进一步阐述了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两个中心”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和原则,提出了“两个中心”建设的总体目标,部署了“两个中心”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2009年5月上海市政府发布了《市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意见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强调了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具体和细化了“两个中心”建设的任务和措施。2010年3月,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被列为国家发展战略。上海要发展服务贸易,必须准确把握服务贸易市场,找准发展方向。在服务贸易市场上,对服务的需求主要来自生产性部门,因而生产性服务业将成为未来服务业战略升级的一个重点方向,将出现专业分工精细化、与制造业融合等新趋势。加快发展现代服务经济已成为上海经济进入新阶段的战略重点。可以预见,现代服务业将成为上海经济战略大转型的“新引擎”。
(二)有利于上海发挥其在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促进贸易发展
上海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位于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点,拥有深水海港,可通达世界主要港口。它又位于长江航道的起点,可通达内陆诸多省份,因而上海的命运始终是和水运与开放联系在一起的。从历史上看,每当“海禁”解除,贸易放开,上海临江滨海的地理优势,就变得得天独厚了。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上海被列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上海开埠以后,西方列强和西方文化的登陆,租界的出现,西方工商业的建立和发展,使上海城市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并结合原有的江南文化元素,最终成就了后来被称为“海派文化”的独特城市文化。对于海派文化的特征,有人归纳主要有三:第一是开风尚之先,开创新之先,它善于吸纳新事物,变革悠久、凝重的传统东西;第二是灵活、善变,灵活而不呆滞,善变而不拘一格,从戏剧艺术、学林百科到南京路、淮海路的商品橱窗广告,都体现出灵敏、变化新颖的特点,丝毫没有传统文化的矜持;第三是开放性与包容性,近代上海是国际性商业都市,充满五光十色的商品和西方文化,“海派”正视这个现实,迎上去,接受它,融进自己的变革中,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新陈代谢。①吐故纳新、海纳百川、灵活应对、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特质,成就了近代上海的繁荣与发展。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经是远东金融中心。据统计,1935年上海有外资银行28家,总行设在上海的华资银行162家。此外,尚有信托公司11家、汇划钱庄48家、储蓄会3家、邮政储蓄会业局1家。这些金融机构又在全国各地开设分支机构,数千个通汇点,②不但在全国主要城市有分支行,而且在小城镇也设有办事处和钱庄,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金融网络。商业是上海最传统、最发达的行业。193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上海公共租界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中,工业人口占18.28%,商业人口占16.36%,银行、金融和保险业人口占0.45%。而据1946年对上海290万就业人口的统计,从事商业的人口占19.76%,高达50万。在商业中心的黄浦区,从商人口甚至高达45%。①近代上海的发展史充分说明,上海的城市文化是一种开放包容、进取发展的文化。这种文化与服务贸易的发展与开放具有高度的相容性。而闭锁、单一发展工业的模式只能使上海止步不前。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被喻为“计划经济的排头兵”,但重工抑商使上海失去了远东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的地位。昔日金融、商业、贸易、运输、加工、旅游等诸多功能已为香港、东京、新加坡等城市所取代。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的地理和文化优势再一次显现,来自世界各国和全国各地的精英人士来到上海,不但为上海带来了资金、技术和高端的人力资源,加强了上海与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的联系,为上海文化注入了更为丰富的元素,提升了上海文化中原本就有的开放性特质,更为上海进一步发展服务贸易和提高开放水平创造了机会。
四、发展与开放服务贸易,推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探索服务贸易有效管理模式
现阶段,我国对服务贸易的管理权力分散在政府各部门,例如金融服务由银监局管理、旅游服务由旅游局管理,这种分头管理的模式有利于专业化管理,但不利于各部门统一协调。应探索一种既有利于专业管理,又能协调、统一的跨部门联动机制和管理模式。目前上海已初步建立了由市商务委牵头、各部门配合协调的工作模式,但在各部门的具体职责和管理权限方面,尚待进一步进行合理的分工。
(二)提高服务贸易开放水平
在法律制度层面,我国已经全面履行了入世承诺,开放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近几年上海服务贸易开放的程度也有所加大。自浦东新区开放以来,中央授予浦东新区和上海各项功能性优惠政策,这些政策中许多与服务贸易有关,比如允许外商在金融和商品零售等行业投资经营,允许外资在上海开办银行、财务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允许外商在外高桥保税区开办贸易机构,批准建立中外合资外贸公司,批准部分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等。但从实际情况看,在某些行业,例如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批发、零售贸易、餐饮、社会服务等行业,外资介入依然有一些隐性的壁垒,这些行业实际利用外资的水平还不高。可考虑通过各种优惠政策扶持服务业的发展,吸引有国际水平的服务性跨国公司入驻上海,优化上海服务业结构,促进服务业层次与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提高服务贸易开放水平的原则之一是谨慎渐进,针对不同行业制定不同的开放计划,确定不同的开放深度,尽可能使竞争能力弱的行业有较长的适应和缓冲时间。
(三)充分发挥政府作用
上海市政府已发布《上海服务贸易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把促进服务贸易发展作为全市经济建设的一个重点,纳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下一步主要应研究如何落实《纲要》,出台促进服务贸易整体发展的配套政策措施,应在财税、金融等方面提供相应的支持措施,对服务贸易重点企业及项目予以支持。政府还应积极开展重点行业服务贸易促进工作,针对金融保险、运输、服务外包、文化教育等需要重点促进的行业,制定促进该行业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和专项规划,进行重点推动。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很多企业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世博园区设立展馆,向世界展示自己,宣传企业形象,提高了企业的知名度,为企业参与国际服务贸易提供了契机。更重要的是,世博会为企业今后进一步参与国际服务贸易扩展了思路,那就是企业应主动参加各种展览,而政府应鼓励企业参与各种展会,积极在上海举办各类推介活动,为企业提供服务,促进服务贸易出口。
(四)加大服务业与服务贸易专门人才的建设力度
现代服务业是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服务贸易人才不但需要具备专业知识技术,还应具备经贸、金融、法律、语言等综合性的知识和能力。在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工科类高校往往重视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财经类高校则往往重视货物贸易人才的培养。服务贸易作为一种新兴的贸易形式,其所需的专门人才还没有受到包括高校在内的人才培养机构的重视,使得服务贸易人才严重匮乏。今后,政府应引导人才培养机构转变观念,适应社会需要,调整专业设置和培养模式,为社会输送合格的服务贸易专门人才。短期内,可以通过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国外和外省市的优秀人才进入上海,满足上海发展服务贸易的人才需求,并通过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吸引更多的其他专业技术人才加入到服务贸易中,在从业实践中不断壮大人才队伍,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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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服务贸易的迅猛发展是近30年的事情,因此对服务贸易的研究在整个经济学领域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服务贸易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中俄服务贸易合作概况
(一)旅游业
近年来中俄两国旅游合作持续升温,2012年两国互办“旅游年”,丰富精彩的活动项目吸引了大量游客,旅游合作成为双边服务贸易合作中发展较迅速的行业之一。2013年我国公民赴俄罗斯人数达91.5万,其中游客数量达37.23万,同比增长8.4%,以不到1万人次的差距仅次于德国成为俄第二大旅游客源国。2013年俄公民来华人数218.63万,其中游客数量达108.85万,虽然与2012年相比略有下降,但是从总体来看比2008年增长了25%,俄罗斯跃居中国第三大旅游客源国。
(二)运输业
随着中俄双边贸易总量以及出入境人员数量的持续增长,两国在运输合作上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中俄间最主要的运输方式为陆路运输,国际铁路联运通道建设顺利推进,进一步扩大两国铁路客货运量、跨境公路大桥建设项目也在实施中。航空运输领域,中俄起草了民航运输协定,来往于两国各城市的航线和班次数增多,航班网络结构进一步完善,使旅客的转机之苦得到缓解。
(三)劳务和工程承包
根据俄罗斯的统计,中国在俄罗斯境内的务工人员主要集中在莫斯科、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区,总量相对稳定,基本保持在10万~20万人左右。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特性和俄罗斯劳务市场的巨大需求形成互补,两国合作领域主要包括承包建筑、农业、森林采伐、能源等,赴俄罗斯的中国劳务人员主要从事矿产与森林资源开采、木材加工、建筑及农业种植。
(四)教育
目前为止,中国在俄罗斯的留学生人数达2.5万,俄方在我国各个大学深造的学生人数达1.5万。2013年8月举办的中俄教育合作分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研究通过了“中俄10万人留学计划”方案,根据此方案,中俄双方互派留学生的人数将继续扩大。中俄两国在教育方面交往频繁、合作广泛。除互派留学生外,两国还进行语言文化的相互学习并在办学合作方面积极创新。在全球汉语热的大环境下,俄罗斯开设汉语专业的高校超过了100所,圣彼得堡大学等16所高校创办了孔子学院,新西伯利亚大学等3所高校开设了孔子课堂。
(五)通信业
中国与俄罗斯于2004年签署了“亚欧光缆”(TEA)项目合作协议,于2005年9月确定进行互联网流量交换项目,并于2007年7月首次达成了国际互联网互联协议,直联网络高速开通。这些具有建设性的合作项目缩短了中俄之间的信息传输时间,优化了中俄互联网流量传输性能,两国用户进行网络互相访问的质量大大提高。同时,两国通过中俄定期会晤委员会中俄通信与信息技术分委会这一重要机制,定期开展信息通信领域的双边交流。
二、中俄服务贸易合作发展潜力
(一)合作基础坚实
中俄两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特别是作为我国重要沿边省份的黑龙江省,边境线长2981公里,拥有25个国家一类口岸和15个边境口岸,与俄罗斯山水相依、口岸相连。这为两国深入开展运输、旅游等服务贸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自1992年中俄两国政府签署《中俄关于经济贸易关系的协定》至今已超过20年。两国“地缘优势”、“能源供需结构性互补”以及两国逐渐形成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中俄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经济内涵和政治保障。
(二)市场需求强大
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说明我国服务出口贸易有着充足的上升空间而且服务进口贸易需求较大。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管道运输方面,俄罗斯充足的能源储量和中国近60%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使两国能源运输合作潜力巨大。俄罗斯出台了《2025年前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其中涉及能源开发、建设基础设计等多项内容。如正在建设的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通往大乌苏里岛俄罗斯部分的公路大桥、横跨东博斯普鲁斯海峡与俄罗斯岛的桥梁等,对中俄两国的运输、旅游、工程承包等服务贸易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三)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中俄两国的服务贸易结构相似,都是以传统服务贸易作为发展的重点。中国的运输、旅游服务是前两大服务贸易逆差行业,而且两个行业服务贸易额占服务贸易总额的近60%。旅游、建筑、运输在俄罗斯的服务贸易中也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此外,中俄服务贸易合作的领域也大多集中在传统服务行业,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合作如信息服务、金融、保险、计算机等有所涉及。这也说明中俄两国在进一步拓宽服务贸易合作领域方面具有巨大潜力,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合作的前景广阔。
(四)俄加入世贸组织的推动
俄罗斯于2011年11月10日正式加入了世贸组织,俄罗斯的市场开放程度将大大提高。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相关承诺,俄罗斯对金融、保险、旅游、运输等诸多服务行业的管制将渐渐放开,而且外商在俄罗斯服务行业的经营、投资等行为也会按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执行。在此基础上,中俄两国在金融、旅游、运输等领域的投资合作都会迎来更多机遇,服务贸易合作将进一步深化。
三、深化中俄服务贸易合作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挖掘传统服务贸易合作潜力
2013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1.6%,俄罗斯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17.8%。两国的货物贸易仍占主导地位,服务贸易规模相对较小。而且,中俄开展服务贸易的主要对象仍是美国和欧盟,两国双边服务贸易合作规模偏小,这与两国不断扩大的经贸合作需求不相适应。在巩固现有合作的基础上,中俄两国应充分认识到扩大服务贸易规模的重要性,继续深入挖掘传统服务贸易合作的增长点,以传统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带动双边服务贸易合作的整体发展。
(二)优化双边贸易结构,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中俄两国在发展传统服务贸易合作的同时,应注重优化双边服务贸易结构,大力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进一步深化金融、信息、科技等领域合作。目前俄罗斯十分重视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我国可通过技术贸易引进俄方的高新技术,在拓展服务贸易合作领域的同时推动我国科技水平提高。鼓励并支持两国境内银行、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在对方国家开办分支机构,提供跨境金融服务,积极研究创办中俄合资银行。同时,重点发展电子商务等新型服务贸易方式,搭建双边电子商务平台,推进服务贸易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三)大力发展教育合作,培养服务贸易专业人才
专业化复合型人才是中俄两国服务贸易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的有力助推器。虽然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已取得一些成绩,但是我国对俄服务贸易方面的专业人才短缺,对中俄服务贸易合作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很大阻碍。因此,中俄两国在扩大互派留学生人数的基础上,应重点提高留学生的知识、技能水平,培养对中俄贸易合作有建设性作用的复合型人才,适当引进俄罗斯服务贸易、市场营销、法律等领域的实用性人才。我国应重视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作用,在开设俄语专业的同时开设有关俄罗斯金融、贸易、法律等课程,并为学生提供更多实习实践机会。
(四)加强政府间交流合作,提高服务贸易便利化水平
充分利用中俄定期会晤机制,商议开发新的服务贸易合作项目;积极推动两国服务贸易方面的政策制定,规范贸易秩序,进一步放开服务贸易管制;加强基于世贸组织规则的双边谈判,力促俄方简化通关手续、提高通关便利化程度,为中国企业和投资者给与国民待遇,减少不合理的贸易限制。
中日韩旅游服务贸易合作一直在积极地进行中,到目前为止,三国共举办了五届旅游部长会议。通过会议,三国展开了丰富多彩的官方、民间交流活动,三国密切合作,努力消除制约旅游发展的不利因素。从2006年开始,中日韩三国共举行了五次教育旅游论坛,围绕新时期的教育旅游发展前景、教育旅游交流的发展趋势和教育旅游接待的现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东盟与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安排,建立了东盟与中日韩三国旅游合作的基本框架,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在旅游合作上达到了许多共识。中日韩三国在“10+3”区域合作安排下展开间接的合作,以旅游部长会议达成的共识为指导性蓝本,以教育旅游论坛为辅助,以民间活动为补充。但是,三国的合作主要在交流层面,在务实层面的合作还需加强。
制约中日韩旅游服务贸易合作的原因分析
中日韩旅游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但是一直都没有形成全方位的合作,更多地表现在双边层面上,并且不稳定。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既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利益的不一致,也有缺乏共同的旅游法律基础和有效的合作机构,还有各自的原因,诸多因素制约了东北亚多方位的旅游服务贸易合作。
(一)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不平衡
从经济的发展关系来看,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日本属于发达国家,韩国属于新兴工业国家。首先,经济发展不平衡不直接构成经济合作的障碍,若不存在共赢的经济合作方式,旅游服务贸易合作就无从谈起了;其次,经济发展水平也决定了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目前世界旅游服务贸易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旅游市场、旅游产品、旅游需求等也显示出多元化的趋势。而三国的旅游多元化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而使三国的旅游服务贸易合作停留在最基本层面上,很难向深度合作发展。以人均GDP为例,日本最多,韩国次之,中国处于较低层次。其中,2008年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国人均GDP的10倍。这样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三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合作。
(二)利益在多方位上不一致
中日、中韩在双边贸易上得到很大的发展,旅游服务贸易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多边的旅游服务贸易合作方面,虽然三国的共识在不断地增多,但是由于历史政治的因素,特别是日本对待历史的认识上很难让中韩两国接受。还有领土争端的问题,如日韩的独岛之争,升温的中日钓鱼岛问题,中韩的东海大陆架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三国旅游服务贸易合作的进程。
(三)旅游法制化程度不同
日本的旅游法律建设起步很早,法律体系最健全,涉及面最广,针对性最强,法制化程度最高。日本的旅游业曾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认识到旅游发展对一国贸易的重要性,到现在也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不仅有旅游各个领域的具体的相关法律,也有规范整个旅游业的基本法,旅游的法制化不断增强。而中国的旅游法律建设起步很晚,直到1985年,才有了国务院颁布的《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从那时起开始重视旅游,开始了旅游业的法律建设。所以,三国旅游的法制化程度不同,属于发展的不同阶段,三国不易形成共同的旅游法律基础,阻碍了三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合作。
(四)缺少区域调节机构
严格意义上的区域旅游合作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具有正式的官方国际区域旅游合作组织;二是具有正式的官方签署的区域旅游合作文件。虽然三国在10+3的框架下展开了与东盟国家旅游服务贸易的合作,建立了东亚旅游协会组织,但是合作要不就是间接的,要不就是没有实质和务实性的(如一些旅游部长级会议,各种与旅游相关的论坛等),或者是已存在的组织在区域旅游合作方面没有发挥作用,造成了三国旅游服务贸易缺少调节机构,不易形成区域旅游的交流和沟通机制。
(五)三国各自存在的制约因素
1.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区域旅游目标的定位缺失。中国国内旅游市场价格的竞争激烈,在出入境旅游方面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导致了旅游服务质量的下降,旅游产品的单一,参与性的下降,形成了恶性循环,区域旅游目标的错误定位。此外,中国旅游目的地整体上缺乏长期而有计划的宣传、策划和准确的旅游目标的定位,给海外的游客带来了印象上的混乱。
2.日本旅游实务及技术阻碍其他两国的出境旅游。日本针对中国内地居民的旅游入境手续非常复杂,没有彻底实施中、韩两国赴日旅游签证的便利化政策。尽管2005年7月,日本政府就已经把团体旅游签证范围扩大到了中国全境。但同时设置了新的障碍,对中国内地居民赴日旅游实行了严格的旅游签证核销制度,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旅游服务贸易限制。
3.韩国旅游服务质量标准低不能满足中日两国旅游需求。韩国对中日入境旅游接待方面重视不够,在汉语、日语导游,餐饮质量和数量都远不能满足中日游客的需要。另外,韩国的旅游费用偏高,使大多数中国内地居民望而却步,而且在韩国的旅游活动还比较单一,很难让中日游客逗留期延长。制约中日韩三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合作因素是错综复杂的,但主要的原因都是来自于三国旅游服务贸易共同存在的问题及各自存在的问题。从以上原因分析来看,三国旅游服务贸易的互补性强,有合作,但是合作不足、不深。
促进三国旅游服务贸易合作的对策
提高中日韩旅游服务贸易合作水平的对策需要从很多方面综合考虑。本文的思路是以三国的政府为主导,推动区域旅游服务贸易协议的签订。在该协议的框架下,统一各国利益,建立共同旅游服务贸易市场,开发空间旅游产品,形成区域旅游路线,深化三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合作。
(一)以政府为主导适当提高中日韩旅游服务贸易的开放度
以政府为主导指的是以三国为主导,“应该适当地提高旅游的开放程度,在现有的会议机制的基础上,逐渐地推动双边旅游服务贸易协定的签订,然后最终实现区域旅游服务贸易协定的签订”,建立开发、务实的政策框架和共享的信息体系。在发展出境旅游、入境旅游方面,根据各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中日韩三国应成立东北亚区域旅游合作中介组织,这个组织应该可以吸收旅游行业协会以及有实力旅行社为会员,并建立起信息共享平台,便于交流。包容性增长即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包括可衡量的标准和更多的无形因素。本文中的中日韩旅游服务贸易的包容性增长是指三国政府加强旅游服务贸易的合作,日韩两国协助中国尽快地完善旅游服务贸易的法律,形成区域旅游服务贸易的基础;增加对彼此旅游业的投资,加强旅游软、硬件设施的建设,使三国共享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二)建立中日韩旅游服务贸易市场
在建立三国旅游服务贸易合作政策框架,协调各方利益的同时,应加强三国旅游服务贸易市场的制度建设,放弃地方保护主义,清除各种旅游服务贸易的壁垒,逐步统一旅游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标准,建立一个完善的区域旅游服务贸易市场。有选择、有计划地培养并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区域旅游要素市场体系。其中关键的环节就是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在三国的自由流动,只有旅游经营者、旅游服务人员以及旅游者的流动才能真正带动旅游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这就要求三国政府要尽最大的努力,继续推行各种便利措施,凭借三国公民的有效证件(如身份证、户籍本)申请出境旅游,如果审核通过,发给申请人一张区域旅游通行证,彻底简化出入境手续,建立一个共同旅游市场。
(三)开发三国主要城市旅游产品形成具有特色的中日韩旅游路线
“以旅游资源为基础,以旅游市场为导向,按照旅游产品‘地域结构合理化’、产品‘形态多元化’、‘产品结构优化’的三大要求,对中日韩旅游产品进行系统开发,通过旅游线路的整体设计,整体推出,逐步形成在国际旅游市场上有相当影响力的、颇具区域特色的、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旅游产品群”,形成中日韩旅游路线。选择三国主体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相融合。三国的旅游合作不可能在空间上全面展开,只能在各个国家选择旅游具有一定基础的旅游城市,作为实质性推动三国旅游服务贸易合作的主体,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广。中国可以选择北京、上海作为代表城市;日本可以选择东京、名古屋;韩国可以选择首尔,釜山;开展城市点对点的旅游,形成中日韩城市旅游路线。
推动中日韩旅游服务贸易合作,必须要拓宽旅游服务种类,开展多方位旅游。开展以三国农村为基础的“绿色旅游”,可以有效地吸引一大批旅游者的特色旅游。随着三国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学术旅游就是以此为基础开发的旅游项目,在旅游的同时进行学术的交流。随着中日韩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商业会展的定期举行,这些都为商务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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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其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效率促进和质量提高的特殊作用,服务贸易研究成为世界性的前沿课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服务贸易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服务贸易相关产业的税收政策有待完善
(一)旅游业的税收政策及其不足
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规定是2008年修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第五条第二款。明确以全部价款减除可扣除的费用之后作为营业额,适用税率为5%。旅游业相关税收政策存在以下不足。1.旅游涉税政策单一,但影响行业税负因素较多。旅游涉税政策主要就是营业税暂行条例,缺少对整个行业上下游及周边服务行业一起考虑的综合性政策。与旅游相配套的包括吃、住、行、娱、购等各行业,而这些相关行业税负的叠加也将间接带动我国旅游业的税负上升。对以门票收入、代理收入缴纳营业税的企业,因自身业务开展而发生的费用无法在流转税环节扣除,存在重复征税的可能性。2.旅游税收优惠政策较少。对于旅游消费者而言,在境外旅行购物时,一般都会考虑购物的免税或退税政策,而在国内旅游购物税收政策较少,仅为海南省离岛免税政策和上海在世博会期间的世博园区相关政策。对于旅游服务的开发和提供者而言,可以享受到的旅游行业税收优惠政策也十分有限。
(二)交通运输业税收政策及其不足
目前,对交通运输业已实施征收营业税向征收增值税改革,税率从营业税3%变为增值税11%(小规模纳税人3%),交通运输业税收政策不足在于以下两点:1.交通运输相关产业税收优惠政策较少。税收政策对于交通工具装备制造、国际运输服务公司背后的支持或辅助等行业的扶持有限。例如研发费用中,用于营业税项目的原材料消耗进项税额不能扣除;还有对基于互联网商务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物流业,其相应的仓储厂房可享受土地使用税、房产税优惠等较少。2.船舶登记政策、船员优惠政策力度较小。船舶购置往往金额巨大,购进时的关税、进口增值税等税收成本较高,对中方所有者的“方便旗”船舶进行单独发文的税收减免力度较小。此外,中方船舶往往青睐于雇佣中籍船员,但我国对于中籍船员的个人所得税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
(三)与企业走出去的税收政策待完善
与企业走出去密切相关的税收政策主要是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三条,及在财税[2009]125号文件中详细规定了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此外,尽管已与一百一十多个国家签署税收协定,但也有尚需完善之处。一是需要用实物及配套服务等形式出资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若不具备出口经营权则不能享受增值税免抵退政策。二是对于境外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取得的各项境外所得,无论是否汇回中国境内,均应计入该企业所属纳税年度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这使得企业在应对不可预见的经营风险时,容易遇到资金瓶颈。三是对于国家鼓励支持、或战略需要、以及具有明显贸易创造效应的被投资企业,其经营产品(如矿石、原油等)或服务的进口没有对应的关税、增值税减免。
二、提升服务贸易相关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策部署,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需要完善相关税收政策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加快推进“营改增”步伐,使增值税进一步扩围到服务贸易相关领域
对服务业课征增值税是国际较为通行的做法。目前,我国服务贸易项目中的旅游、建筑、保险、金融尚处于应纳营业税范围。今后,对已经适用增值税的服务项目中,需要在退税政策方面予以创新,探索适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免抵退税政策;对于尚未达到条件扩围入增值税范围的如金融、保险等服务应当考虑给予跨境服务减免营业税;探索不限于技术性离岸服务外包的增值税免税政策。
(二)构筑有助于服务业产业链上下游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
从有助于服务业发展出发,针对服务业产业链各环节,构筑和完善相关的税收政策。比如:促进旅游业发展,可参考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的优惠政策;给予旅游业企业在品牌推广、服务提升等方面研发支出予以加计扣除。重视如旅游、船运、航空等行业从业人员的培养,给予特定职业或岗位个人所得税优惠。为激发旅客购物需求,除机场免税购物以外,可在部分城市试点境外游客购物退税政策,并考虑在合适的旅游景点推广。
(三)进一步完善鼓励企业走出去相关的税收政策
对风险投资型、资源获取型、贸易互补型、实物输出型等不同特征投资形式,针对性地制定优惠政策。如对海外非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给予一定比例的免税额度;被投资企业的当地产品进口时减免对应的关税、增值税;国内企业以实物及相关服务出口投资给予增值税出口退税认定等。考虑到汇率波动对大额交易可能产生的影响,允许企业选择一定时期内最优汇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对于不以避税为目的企业利润留存给予一定的免税期限,以提高企业在当地再投资和扩大生产经营的能力;用已征收税款建立应对海外投资综合风险的税款资金池,在企业遇到对应风险项目时,给予适当退税帮助。
CEPA实施对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合作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受内地市场准入限制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的发展远远滞后于货物贸易[1]。1995年,香港输往内地的港产口占香港外发加工贸易的比重为71.4%,而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出仅占香港服务总输出的16.7%。此后,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服务贸易逐渐出现上升趋势,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与内地的服务贸易更加紧密。至2000年,中国内地首次取代美国成为香港的第一大服务贸易输出地和输入地。
在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顺利发展以及香港服务经济与内地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背景下,CEPA出台对于加快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合作的促进效应受到广泛关注。CEPA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两地实现货物贸易零关税、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以及实行贸易投资便利化。内地对香港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主要涉及的42个行业,包括管理咨询服务、会展服务、广告服务、会计服务、建筑及房地产、医疗及牙医、分销服务、物流、旅游、银行、证券及期货等服务行业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服务行业的开放方式主要为两种:一种是完全开放,即以独资的形式从事特许经营,如物流、零售服务等;另一种是以比世界贸易组织更低的门槛进入内地市场开设分去机构,如银行及保险。2004年CEPA实施以来,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出与输入上升趋势更加显著,特别是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入。近年来,香港与内地互为双方最大的服务贸易伙伴,且继续保持着上升趋势。2004年以前,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入基本处于持平状态;2004年以后,香港至内地服务输入明显上升。从服务贸易总量分析,2010年,香港至内地服务输出额为2305亿港元,是2004年CEPA开始实施时服务输出额的两倍,占香港服务输出总额的28.3%;香港至内地服务输入额为1047亿港元,占香港服务输入总额的26.6%。从服务贸易部门类别分析,香港自内地的服务行业进口基本保持稳定,2004~2007年,香港自内地的商贸服务、旅游服务、运输服务进口额在香港相应行业服务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保持在45%、30%、25%左右。除旅游服务外,香港与内地的服务贸易主要是运输贸易和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这两项服务贸易的发展和香港对内地(特别的珠三角地区)的直接投资及由此形成的“前店后厂”产业分工格局密切相关,同时与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和物流中心的地位密切相关[2]。
实证分析
1理论基础
CEPA虽然没有对外设立统一关税,但其零关税、开放服务贸易等规定同样适用关税同盟理论。维纳提出用“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来衡量关税同盟的效果。贸易创造效应是指由于关税同盟国之间取消了关税,从而引起的在本地生产成本较高的产品被同盟国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所取代,因而新的贸易在同盟国之间被创造出来。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同盟国之间的关税保护相当于对非同盟国的减税歧视,使得原来来源于生产成本较低的非同盟国的产品转而向生产成本较高的同盟国转移。
2模型构建和数据采集
巴拉萨模型是研究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经典模型。该模型假定:区域贸易合作之前进口需求收入弹性是固定不变的,区口需求收入弹性大于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则表明存在贸易创造效应;当区域外贸易合作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小于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则表明存在贸易转移效应。本文试图运用巴拉萨模型对CEPA实施前后香港和内地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进行比较,进而得出两地在服务贸易领域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为方便检验CEPA实施前后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本文在巴拉萨模型中加入虚拟变量D,CEPA实施前D=0,实施后D=1。本文选取1995~2010年的香港服务输入、香港来源于内地服务输入和内地服务总进口值作为样本进行计量分析。其中,香港相关服务贸易数据来源于香港政府统计处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内地服务进口数据来源于中国服务贸易统计年鉴。因内地按来源服务输入尚未进行统计,本文采用香港政府公布的按目的地划分的至内地服务输出值来代替内地区域内服务进口值。
3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Eviews6.0软件对应用的巴拉萨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各回归方程F检验结果显著,拟合优度在0.85以上。从表1可以看出,CEPA对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不同。CEPA实施后,香港的服务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均大于CEPA实施前,说明香港存在总服务贸易创造效应,但不存在维纳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具体地讲,香港总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增加了0.00294,而区内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降低了0.003084,说明香港从内地进口的一部分服务产品大于本地生产。区外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上升了0.005739,表明香港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成本低于内地的服务贸易。内地的总服务贸易创造效应明显,但同样不存在维纳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内地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增加了0.14135,区内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降低了0.004634,说明内地从香港进口的一部分服务产品成本大于本地。CEPA实施后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比CEPA实施前高0.019923,所以内地没有以香港的服务贸易来替代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可见,香港与内地仍未充分享受到CEPA的优惠政策。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香港与内地服务业发展状况和分部门服务业出口竞争力优势的分析表明:香港与内地在交通运输、旅游及金融等服务贸易方面有较强的互补性。在内地有明显比较劣势的交通运输和金融方面,作为国际转口贸易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与金融中心的香港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在香港有明显比较劣势的旅游领域,内地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在服务产业结构上,香港的会展、中介等领域的丰富经验、优秀人才及国际标准能够弥补内地的相应不足。因而,CEPA的实施会有利于两地经济的发展。根据数据统计,香港与内地的贸易依存度在逐年增加,服务贸易关系更加紧密。然而通过巴拉萨模型检验发现,香港与内地仅存在总的贸易创造效应,而不存在区内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转移效应,表明CEPA的实施效果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服务贸易领域还未充分体现。香港与内地之间服务贸易受内地市场制度、政府壁垒等因素限制仍需大力推进CEPA的各项政策实施,加快内地与香港在服务业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对接与资源整合。不同社会体制和法律体制、人文环境、语言环境等均会造成两地服务业合作在实际操作中的障碍,例如法律制度、会计准则等。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做到以下几点:(1)加强对CEPA优惠措施的落实,进一步改善内地经济环境,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港商向内地扩展服务贸易的交易成本。(2)虽然CEPA降低了香港服务贸易进入内地市场的门槛,但是审批程序的耗时耗力,在操作过程中的不规范大大削弱了CEPA对两地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3)作为亚洲金融中心,香_特的金融优势应发挥在服务贸易领域,尽快完善香港人民币清算体系,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消除服务贸易中不同币种的限制。同时,充分发挥香港的金融体系,香港银行应在内地增设营业机构和代表处,为内地企业提供先进的金融服务,加强两地在金融行业的服务贸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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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当代经济,以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服务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服务贸易论文,供大家参考。
德国是中国在欧盟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技术来源国,德国的高新科技正是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中国所缺少的,而中国拥有廉价的劳动力、高额的外汇储备和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因此将德国的技术与中国的生产能力相结合可促进两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中德经贸关系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变得更加紧密。一方面,德国因债务危机导致诸多企业资金链断裂而面临困境,有技术却缺乏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和中国企业实力的提升,中国企业有走出去的需求和愿望日益增强,德国的技术市场一直就是中国期待合作的领域,技术贸易将会成为中德贸易合作的重点。
一、中德服务贸易合作进程及特点
(一)中德服务贸易合作进程
1.教育合作
中德建交之后加强了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学生交流、高层次人才培养、科研联合、校际合作等形式。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在德留学生已达到29616人,在华德国留学生有4800多人。在高等教育领域,2002年中德签署了《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等值的协定》,这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签署的首个此类协定;在合作办学领域,南京大学和德国哥廷根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共同投资建立的中德法学研究所、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和青岛科技大学中德科技学院成为中德教育合作的典范;在职业教育领域,德国是中国最早和最大的合作伙伴。1994年,中德两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加强职业教育领域合作的联合声明》,十几年来在中德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已建成中德职教实体项目32个,主要分为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和职业教育服务机构,中德在该领域的合作促进了中国职业教育观念的改变。德国“双元制”的职教模式使我国的职业教育更加注重实用性和服务性;在语言教育领域,中德已合作成立并投入运行11所孔子学院,德国很多教育机构也在华开展了德语教育工作。中德教育合作将继续以政府支持和民间交流相结合的模式发展,以中德教育服务的合作框架为依托,促进两国教育合作不断提升到新层次和新高度。
2.文化合作
文化交流合作是增强国家间相互理解的重要方式,中德十分重视文化领域的合作。2005年11月,中德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促使中德双方在更高水平上进行文化交流。中德在艺术和音乐领域的文化交流合作十分活跃,两国艺术家通过访问演出和展览会等形式相互传播了彼此的文化。2001年,中国作为第三届柏林“亚太周”主宾国在德国举办为期两周的“中国文化节”活动,在德国当地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2009年,中国应邀担任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这是中国出版业迄今为止在国外举办的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文化交流活动。2011年4月,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和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在北京共同举办大型主题展览《启蒙的艺术》,这是德国三大博物馆首次在欧洲以外联合办展。2012年,中国在中德建交40周年之际在德国举办“中国文化年”,在德国不同城市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二)中德服务贸易合作的特点
1.互补性强
德国科技发达,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生产性服务业实力雄厚,而中国拥有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且资源密集型产业优势显著,中德双方拥有众多合作机会和坚实的合作基础。
2.领域广
中德在服务贸易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合作越来越多,不仅在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领域的合作快速增长,而且在金融和投资等服务领域的合作也快速展开。
3.层次深化
目前,中国已经基本兑现了加入WTO时承诺的服务业开放标准,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建筑、分销、法律、旅游和交通等在内的众多服务部门,对外国服务提供者的市场准入水平大幅提高,德国在资金密集型的新兴服务行业以及低碳经济发展方面优势明显,这有利于中德在现有合作领域加大合作力度,扩大合作规模。
二、加强中德服务贸易合作的对策建议
(一)中国应坚持渐进式开放服务业市场,引入竞争机制
受制于起步晚、水平低的因素,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程度还不高,尤其在金融和保险等新兴服务业领域,外国跨国公司涉足比较少。鉴于服务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高服务业开放程度已是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对中国来说,开放不能一蹴而就,当前中国的服务贸易还处于成长阶段,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中,并没有足以保护自身产业健康顺利发展的能力,因此实行渐进式的开放政策成为开放中国服务市场的明智选择。在渐进式开放过程中,必须首先结合中国服务贸易当前的发展状况及特点,在既符合国际规则又能保证服务业充足发展空间的前提下,分行业、分地区开放,由东向西、由强到弱地开放。
(二)加快推进中德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虽然德国主张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欧盟作为统一大市场并未真正承认,德国作为欧盟的龙头国家,应采取更具影响力的行动促成欧盟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有利于中国与德国积极推动更高水平的服务贸易合作。同时,中方将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和完善服务贸易投资环境,使中国市场更加透明、规范、便利、充满活力,积极推进双边贸易服务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为双方产业转型升级和服务经济振兴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中国政府应鼓励扩大对德国高科技企业的投资,德国也应放宽对华在高端制造业、航空航天、创新产业、金融服务业、节能环保等领域的新兴技术出口限制,这有利于双边贸易实现平衡、持续增长。
(三)拓宽服务贸易合作领域,全方位深化服务贸易合作
为应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德国应坚定信心继续扩大对华服务贸易合作:一是拓宽服务贸易合作领域。德国在高端制造业十分强势,高端制造业延伸出的生产性服务业包含工业设计、市场调研、软件开发等领域,这些都是中德未来加深合作的重要领域。二是我国应抓住德国服务业转移的服务外包机遇。当前服务转移已经成为削减成本的重要手段,德国也在积极进行产业转移,中国应把握这一有力契机,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研发能力、建立和完善服务质量标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三是加强人文文化和信息交流。德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了解不够,偏见较深,只看到中国经济进步,而不承认这种进步是背后政治社会制度的支撑。服务贸易不同于货物贸易,进行合作时多涉及文化因素,中国与德国应搭建更高级别的文化交流平台,促使双边人文文化的相互沟通交流。
中印两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
(一)中印两国人口和经济状况比较
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人口和经济大国。2010年,两国人口分别以13.7亿、11.7亿而名列世界第1和第2位。两国也都是高人口密度的国家,尤其是印度,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达3562.01,是中国的24.9倍;中国人口增长率为0.57‰,而印度人口增长率为1.3‰;中国GDP总量是印度的6.2倍,人均GDP是印度的5.17倍(见表1)。庞大的人口基数、不同的人力资本结构和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使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呈现不同特点。
(二)中印服务贸易发展规模的比较
近年来,中印两国的服务贸易都保持着稳定上升的趋势。2000年,中印两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分别为301.46亿美元、162.68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1.85倍,中印两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分别为358.58亿美元、145.76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2.46倍;2010年,中印两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分别为1703亿美元、1243.09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1.37倍,中印两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分别为1922亿美元、826.94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2.32倍。2000年两国服务贸易总额都在世界前十名之外,2010年中印两国服务贸易出口分别上升至世界第4和第7位,进口上升至世界第3和第10位(见表2)。从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情况可以看出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符合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速大于进口增速的总体发展趋势。中国服务贸易总量占有优势,但与印度的差距在缩小。而且,与中国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的发展趋势不同,2000年以来印度服务贸易持续顺差,①2010年顺差高达416.15亿美元。从服务贸易出口额占GDP的比重看,两国的比重都在提高,但印度的增加更快。2000年,中印两国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52%、3.54%,2010年,中印两国服务贸易的占GDP的比重分别上升为5.24%、12.90%,显然印度服务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为重要。
(三)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比较
我们利用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中印两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
1.中印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比较。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即TC指数,也称为贸易专业化系数、比较优势指数或净出口比率,是指进出口贸易差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可对一国的服务贸易总体及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TC取值范围在(-1,1),当其取值接近0时,说明竞争力接近平均水平,当TC取值小于0时说明竞争力弱,越接近-1,服务贸易的(总体或行业)竞争力越弱。当TC取值大于0时,说明竞争力强,越接近1,该国服务贸易(总体或行业)的竞争力越强。从表3的TC总体指数可以看出,中印两国服务贸易的总体竞争力差距较大。2000年以来,中国TC指数均为负数,显示一直为服务贸易的逆差国,处于竞争劣势,但TC指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表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劣势逐年改善,贸易逆差也呈逐年缩小的趋势。印度TC指数均为正数且增长速度非常快,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从服务贸易行业的TC指数看,两国差距也较大。从运输行业看,两国的TC指数均为负值,说明两国在该行业的国际竞争力都处于劣势,中国货物贸易发达,运输是中国服务贸易第二大行业,运输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却弱于印度;从旅游行业看,2007年以前,中国的TC指数高于印度,竞争力超过印度,2007年以后出现负数,竞争力下降,印度超过了中国;从通讯行业看,中国的TC指数波动较大,2001、2004、2005、2006四年出现负数,印度除了2002年以外均为正数,2010年的TC指数是中国的两倍,表现出远高于中国的竞争力;从建筑服务行业看,中国的TC指数高于印度,并呈现增长趋势,比印度具有更高的竞争力;从保险行业看,中国的TC指数一直为负数,印度该指数值虽小,但均为正值,中国的竞争力弱于印度;两国在金融服务行业的TC指数都是负数,但是印度的国际竞争力明显高于中国;计算机服务行业更凸显出印度在计算机软件业发展上取得的突出成就,TC指数大大高于中国。据世界银行调查,印度计算机软件出口的综合指数位居世界第一,占有世界软件开发市场份额的20%,是世界5大软件供应国之一,并且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印度软件已出口到世界上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仅次于美国。①中国的计算机服务业发展也较快,TC指数增加显著,2010年是2000年的3.4倍,但与印度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2.中印两国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比较。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匈牙利经济学家BelaBalassa于1965年提出的测算部分国家贸易比较优势的一个指标,用来衡量一国某类产品的出口量占世界该类产品出口量的比重。若RCA小于0.8,则表明该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弱;若RCA介于0.8和1.25之间,则认为该国具有中度的国际竞争力;若RCA介于1.25和2.5之间,说明该国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若RCA大于2.5,说明该国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从RCA总体指数可以看出,从2000年至2010年,中国的服务贸易RCA值一直低于0.8,而印度的RCA指数则逐年上升。2000年,印度的RCA指数是中国的2.56倍;2010年,印度的RCA指数上升到中国的3.98倍。显然,与印度相比,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印度则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见表4)。从服务贸易行业RCA指数可见,印度服务贸易的结构更优化,其服务业中竞争力强的行业可以带动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印度的运输、通讯、金融及其他商业服务具有中度以上的竞争力,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只有运输、保险行业具有中度以上的竞争力,其他行业的竞争力都较弱。显然,印度的服务贸易结构已转向附加值更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我国的服务贸易内部结构还有待优化。
中印两国服务贸易合作发展的有利条件与制约因素
(一)两国服务贸易合作发展的有利条件
1.迅速发展的双边贸易为两国的服务贸易合作奠定了基础。与中印服务贸易总体发展态势相对应,两国双边贸易近年来发展迅速。2000年中印两国双边贸易额仅为29亿美元,2005年印度已经成为中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同时,印度也成为我国在南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2006年中国成为印度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国。2007年,中印双边贸易额突破386亿美元,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印度则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2008-2011年,中印双边贸易额分别为517.8亿美元、500亿美元、600亿美元、739亿美元。①2010年双方确立了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的目标。印度驻华大使苏杰生因此而推论:“按照这样的速度,相信在未来五年,印度将会成为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①
2.渐趋密切的政治联系促进了两国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进程。中印两国的经贸往来深受双方政治联系的影响。随着两国领导人之间不断做出更多政治承诺,双边经济合作框架(包括联合经济体、联合研究小组等)逐步建立,经贸关系发展中取得的成果也越来越多。自1984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贸易协议》签订以来,两国已签订多个双边协议,推进了两国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2010年12月温家宝访印,双方决定建立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除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还没有与其他国家建立起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中印开启战略经济对话,将使得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进行平等对话,加强双边合作。”②
3.产业结构差异和优势互补构成两国服务贸易合作的内在动因。从前面两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源要素禀赋优势的部门,如旅游、运输、建筑及其他商业服务中的咨询等传统服务贸易行业,近年来计算机硬件和信息行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印度的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竞争力较强,与贸易相关的服务、通讯服务、商业管理咨询及公共关系、法律服务、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行业也具有相当的优势,制造业相对较弱。“中国制造”、“印度服务”的特点体现了中印在经济结构上的差异,优势可以互补。正因如此,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以及因特网技术的发展,被一些印度人认为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不是潜在的对手。
4.经济格局调整与目标市场的重新定位成为两国服务贸易合作的契机。印度服务业出口中竞争力最强的软件服务外包业务,主要面向欧美市场。由于文化、传统、地缘及语言等关系,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则一直是中国软件外包服务的主要发包市场,两国面对的发包市场重合度并不大。①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格局调整,欧美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印度软件产业的服务贸易受到很大限制。与此同时,中国软件外包业由于邻近日韩市场,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庞大的内需市场,发展的比较优势明显。中国已是印度服务业最重要的目标市场之一,扩大对中国服务贸易的规模,已成为印度政府和企业的努力方向。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因提高了对印度投资机遇的认识,而从“向西看”转为“向南看”。
5.应对国际竞争实现双赢形成两国服务贸易合作的理性选择。由于中印经济发展总量的内在驱动和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两国服务贸易都主要以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提高其在国际服务贸易市场的分额,这难免不引起发达国家的警惕。中印两国服务贸易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如果不进行共同规划和合作,就难以避免为了争夺市场而出现恶性竞争,从而导致两国在国际市场上出现零和博弈,甚至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在国际上形成互相制衡的局面,阻碍两国服务贸易的有序发展。因此,为了保证服务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两国具有在战略层面上进行合作和规划,积极引导服务贸易发展方向的内在激励。
(二)两国服务贸易合作发展的制约因素
1.资源禀赋相似的国情使得两国服务业发展战略竞争意识强烈。中印同为人口大国,两国人口合计占到全世界的40%。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是两国政府的首选,这不仅能充分利用本国低廉的劳动成本提高市场竞争优势,而且能极大地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作为亚洲地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两国体现服务业竞争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相似,竞争意识强烈。
2.印度对中国开拓印度市场采取了诸多歧视性限制措施。中国早已加入WTO,但印度至今不给予其市场经济地位,反而在很多方面对两国的贸易往来设置制度性障碍。中国是印度最大的反倾销对象国,自1992年印度反倾销和联合税收总局开始运作以来,共发起272个反倾销调查,其中向中国发起了149个,占印度反倾销案件总数的近55%。②印度对中国的投资、外汇管理、自然人流动等均采取了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国企业投资印度受到远高于其他国家的严格管制,面临严重的外汇风险,劳务输出被设置了很多不公正的阻碍措施等。这些歧视性限制政策,不但有违WTO平等、开放的原则,使中国企业遭受了很大损失,更直接影响了两国的投资和贸易。③
3.两国服务行业和管理体制与发达国家相比国际竞争力依然较低。同为服务贸易承包市场上的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印两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主要在低成本、低价格方面,而在产品品质和产品技术标准,以及服务业总体竞争力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两国服务企业不仅存在专业技术人才缺乏、人才流失、技术和管理落后等问题,而且不乏服务产业组织效率低下、决策机制落后、机构运行效率低、投资体制不健全等弊端,这使得两国服务贸易合作存在许多困难。
4.两国文化、贸易体系、经济体制的差异,延滞了双方的合作进程。两国文化、贸易体系、经济体制的差异使双方在合作与合作的执行中存在许多问题。目前中印两国的交流并不充分,特别是“面对面的、不借助第三方媒介的直接交流”。“由于缺乏直接交流,中印两国长期以来其实都在通过西方的视角观察对方。误会、曲解、偏见随处可见。”由于语言的障碍,限制了信息传递的渠道,中国人主要从西方著作来看印度,树立印度人形象;印度人对中国同样如此。印地语和汉语之间的翻译,是通过“印地语-英语-汉语”的间接路径,以英语为媒介完成。“辗转翻译中,许多有效的信息丢失了,误解甚至曲解慢慢就产生了。”④
5.地缘政治和领土之争阻碍了双方经济的进一步合作。西方范式下的“文明冲突论”对中印两国一直存在消极影响。独立以来的新印度和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一直缺乏双方互认的话语体系。西方范式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理论深深地影响着中印学者。印度传统的“强大的邻国是最大威胁”理论,视“中国的崛起将可能带来中国的霸权”为必然。中国的“远交近攻”战略,虽强调重视睦邻友好关系,其与“地缘”理论还是异曲同工。两国在边境领土、南海方面存在的争议问题也成为中印贸易合作的最大障碍。
结论与建议
“中印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①“世界正在入迷而敬畏地关注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然而,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两国之间加强经济联系的意义可能更为深远。”②尽管中印服务贸易存在竞争,但两国服务贸易存在共同发展的潜力与优势,为双方实现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增长创造了条件。
(一)加强两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联合对话
由于中印服务贸易竞争力弱于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设置的各种壁垒面前都处于被动地位。囿于技术和规模的制约,两国国内市场不能贸然开放。但两国均实行了外向型发展战略,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国际市场,必须在多边服务贸易开放框架下寻求维护本国服务贸易利益的最佳路径。因此,中印两国可以联手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增加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话语权,提高与发达国家对话的实力,通过多边机制下的双边磋商与需要获取市场准入,为两国寻求更多的国际市场机遇,争取更多利益。
(二)提高两国服务贸易政策和制度制定方面的合作水平
欧美服务贸易市场的衰退为出口带来不利影响,印度已将目标市场转向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中国,这些新兴市场同样也是中国的目标市场。两国政府应在一些制度和政策上进行相应的调整,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上有所侧重,如中国的制造业闻名于世,而印度的服务培训、技术教育享有盛名,两国在充分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维护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而达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目的。在中印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双边的合作领域和渠道,探索构建中印FTA机制的可能性,促进双方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发展。
(三)通过人力资本投资领域的合作为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人力资本是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重要组成因素。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的开发对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人力资本竞争力推动的服务贸易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印度服务贸易行业尤其是IT产业取得的惊人成绩,其教育及教育服务贸易发挥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印度教育失衡的现象也非常严重,高等教育与其他各类教育之间的差距较大。③中国教育的发展则相对均衡。两国在人力资本投资领域可以展开合作,互送人才到对方接受培训和教育。还可以采取“请进来”和“送出去”相结合的方式,互邀对方的学者、人才前来交流,充分利用中印两国教育资源,相互为对方培养急需人才,并逐步消除自然人流动的制度障碍,为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四)构建中印服务贸易互认机制
由于经济背景、技术能力、技术基础和偏好的不同,中印两国服务贸易标准客观上存在差异。互认(相互承认彼此的认证)是一种消除贸易认证所致技术壁垒的灵活的、有吸引力的做法。WTO/TBT协议第6条对各成员国相互承认合格评定结果予以鼓励,“但是,迄今为止,达成双边或多边互认协议的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而且仅限于合格评定程序”。④中印两国应在相关的服务贸易行业和产品上引进国际标准和技术,建立共同的检验机构和认证制度,共同培训相关人员。通过行业合作,使两国间的优势能够真正做到互补共赢,增强两国在共同制定行业标准上的实力。提高两国的技术水平和检验能力,提高两国参与国际互认的程度。
(五)通过文化交流为双边贸易关系建立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中印两国文化、人文领域的交流能够协调、平衡其商业上的竞争和合作关系。“两国双边关系的驱动力应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意义”。⑤作为两个雄踞亚洲,影响了世界历史文化进程的发展中大国,两国文化的深厚积淀,与其文化的强大包容性是密不可分的。通过增强两国之间在宗教往来、旅游观光、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联系,增进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能够为两国服务贸易合作发展提供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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