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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形式,能够有效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和谐,同时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离不开协商民主持续发挥作用,从多角度分析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关系及其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决策与政党执政以合法性的过程。为此,要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改革开放35年来,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变革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民主法治建设、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公民社会发育、民主意识与文化的形成,以及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等。但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同时面临着诸多挑战。而协商民主理论,作为现代政治理论的最新发展,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党的报告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明确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对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丰富协商民主的形式和内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等作出了全面阐述,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协商民主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笔者结合有关协商民主的阐述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作一粗浅探讨。
国内学界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无论是在译介和引入西方成果方面,还是在推进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实践探索方面,无疑陈家刚教授是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学者之一。根据陈家刚教授的研究,协商民主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兴起的学术热潮。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Joseph M. Bessette)首次提出“协商民主”概念,尔后众多的西方思想家都介入了对协商民主的讨论。根据陈家刚教授对国外研究进展的梳理,国外的协商民主研究一直以来都伴随着西方政治发展的过程,研究成果非常丰富。1996年,圣露易大学的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教授出版了《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1997年博曼和威廉姆?雷吉(William Rehg)合编《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乔?埃尔斯特(Jon Elster )主编的《协商民主》,200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约翰?德雷泽克(John S. Dryzek )教授推出了《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2002年南非开普敦大学哲学教授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Maurizio Passerin D’entrèves ) 发表了《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2006年德雷泽克发表了《全球协商政治》,而后2007年,马克?沃伦发表了《设计协商民主:英属哥伦比亚公民大会》,2012斯科特?威尔士出版了《夸张的民主表象:协商理想是如何削弱民主政治的》,等等。
这一段时期内是国外研究协商民主走向成熟并且成果不断丰富的重要时期,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开始广泛关注并且译介外国著作,开始将目光转向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并结合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展开了理论探讨与实践分析。从陈家刚教授对国内研究成果的梳理来看,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虽然相对滞后,但是2000年以后,学术界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敏感的热点问题,从译介相关著作开始,努力跟进。2003年,俞可平教授发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热点问题》,从四个维度解读了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发表《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思考》,通过分析协商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探讨了协商民主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可行性;2004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开辟专栏,从理论解释、基本概念、实践价值等方面介绍了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随后,陈家刚教授的译文集《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学术研讨会”文集《协商民主的发展》相继出版。此后,可以说协商民主纳入了中国学界视野并出现了一个研究的高峰期。2006年,俞可平教授主编并出版了“协商民主译丛”。2007年,“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译丛等成果不断涌现,2005~2008年,各类基金设立的协商民主课题研究也相继出现,比如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各省政协成立的研究会以及它们的研究成果、各类期刊和网络上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章不断增多。
概括起来,已有研究文献中,陈家刚教授已经从政府形式、宪政体制、决策形式、治理模式[1]等方面来分析和厘定了协商民主的概念内涵,针对对于协商民主的多维理解,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粗浅地做了以下几方面的梳理来进一步理解协商民主的内涵与范畴。
1.作为政府组织形式的协商民主。协商民主的内涵,“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协商民主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共同体。”毕塞特认为,协商民主的现实体现就是美国建国者设计的代议民主体制。美国政府体制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建立的,既尊重多数又保护少数的政府。在此基础之上,梅维?库克则突出了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过程,即“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1]科恩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共同体。[2]也就是说,协商民主是一种重要的政府组织形式。
2.作为宪政体制的协商民主。从起源来看,协商民主是源于对美国宪政体制的思考的结果。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在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毕塞特竭力为“美国宪法的民主特性”辩护。“在1787-1789年间的美国人看来,制宪者观点的两个方面――既需要限制大众多数,又要使多数原则有效――是一致的。调和这些看似矛盾的倾向的关键,存在于制宪者建立‘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明确意图之中。”通常情况下,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具有否决权的总统、高等法院以及选举和分权制衡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中,特别在美国历史以及当代的西方政治实践已经成功证明了立宪者的设计理念中就包含了宪政制度的内涵。 3.作为政府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一般认为,政府决策只有在获得广大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实施。协商民主能够通过讨论、审议等过程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戴维?米勒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作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3]在协商民主模式中,民主决策是平等公民之间理性讨论的结果:“在协商民主中,公民运用公共协商来作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协商民主的吸引力源于其能够形成具有高度民主合法性决策的承诺。”[4]协商民主要求决策者要广泛吸纳每个利益相关的公民的建议、实现参与的实质性经济政治平等,实现利益相关者在决策方法和确定议程上与政府决策者的平等、自由权利,并在政府与决策相对人之间实现信息公开并赋予其协商的充分理由。
4.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协商民主。有学者指出,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5]现代社会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思想的多元化。社会舆论场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公民社会的碎片化、分散化。作为国家理念的协商民主,就是要以公共利益为取向,通过利益主体间的民主协商对话来形成合作共识,进而作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公共决策。也就是说,协商民主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原则的现代民主体制,其中,自由平等的公民,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的对话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和执政党以起码的合法性。其基本要义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它以代议制、分权与制衡、选举与协商为根本内容,以民主对话、理性参与为基本特征,既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又超越狭隘个人观念并诉诸公共利益、体现了以政府决策、政府形式、国家治理以及政府合法性为目标的治理形式。
5.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协商民主。1987年,伯纳德?曼宁在《政治理论》第15期上发表了《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所谓合法性基础,即在政府作出特定决策、或者政党上台执政获得合法性认同之前,必须经过听取利益相关者的各种观点并相互比较、借鉴、加工并优化的过程,通过比较借鉴实现不同利益相关者间的平等合作。这种协商合作过程既体现在集体层面的共商,也吸纳少数甚至是个人的建议,使得最后的政府决策与执政党执政获得多数认同和理性的支持。政治协商作为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不应该排斥任何人参与和民主协商的权利,以及有效行使这种权利所必须的充分自由。这样,合法性协商民主为政府组阁和政党执政提供了一种尽可能合理的、广泛的和理性的社会支持与认同。正因如此,科恩指出:“我们有理由确定,作为合法性基础的不是他们业已确定的意志,而是他们决定他们意志的过程。这就是协商的过程。”[6]即,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协商民主是基于利益共同体的多数人授权的结果,这种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在于将民主协商作为达成共识的前提和基础,从而对特定的政治正当性提供了共同的价值支撑,而这种共同体的价值正当性是在价值主体间的民主性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
综上所述,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它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代议制、分权与制衡、选举与协商为根本内容,以民主对话、理性参与为基本特征,既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又超越狭隘个人观念并诉诸公共利益,体现了以政府决策、政府形式、国家治理以及政府合法性为目标的民主治理形式。正如陈家刚指出的:协商民主的这一本质性规定使得“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本身隐含了多元化的理论思路,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既体现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上,也吸收了共和主义的精神内核,同时把批判性与建构性理论统一起来。”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协商政治发展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正如陈家刚指出的,中国政治发展经历了历史文化传统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变革双重背景,辗转变迁于内生市场化改革和意识形态变革、社会转型与自治能力增强、制度化分权与基层民主并进、历经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党内与党外、政府与民间、组织与个体的互动推进的艰难过程,形成了自身特色模式并对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并给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以新的深刻启示。
(一)从国家层面看,协商民主已成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党的报告从三个层面系统对中国当代协商民主进行了全面定位:第一,从性质定位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第二,从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上进行了规范,即“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第三,从我国政党制度性质和人民政协功能定位上界定了协商民主的广泛内涵,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当前乃至未来政治发展的目标设计,同时也是对协商民主实践的全面概括。 从实践来看,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特别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人民政协充分地发挥了人民政协实践协商民主的优势与条件,即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机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以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联系广泛、代表性强、包容性强,在政治、组织(34界别)、制度(宪法、章程等)、职能(反映社情民意、开展协商对话、参与政治决策、加强权力监督),以及人才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与条件。可以说,人民政协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从国家制度层面到基层治理领域,体现着人民政协丰富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包括政治协商制度、听证会、社区议事会、民主恳谈会、公共网络论坛等等。这些协商民主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绩。
客观地讲,这些制度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协商民主的特征。以人民政协在推动协商民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例,中国的当代政治发展充分发挥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从人民政协这个角度来看,报告中提出“协商民主”,一方面是对人民政协在我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作出的重大贡献的高度肯定,另一方面意味着将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民政协将担负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更为重大的使命,也使得协商民主成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二)从地方治理看,以协商民主推进地方治理创新进行了大胆探索与实践
正是在全国人民政协推进协商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并取得重大成效和积累丰富经验的基础上,近年来,包括广东省在内的许多地方人民政协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在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主渠道功能的基础上,努力推进协商民主向广度和深度领域探索。早在2008年,广东省委在政协提案督办会上特别强调了政治协商的重要性,并提出广东要率先研究制定政治协商规程。201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颁发试行,2011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正式颁布实施,这是全国首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规程》的推出,不仅受到了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而且通过近两年的努力实践,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经验和成效。
第一,从制度层面和程序设计上把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真正纳入了决策程序。可以说,《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正式颁布实施是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一大突破,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规程》从试行到正式颁发实施,其生命力在于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设计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是人民政协“软法”机制建设中的重要实践和突出成果。《规程》明确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细化了政治协商的具体内容,把是否重视政治协商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察考核指标,首次明确将省委、省政府是否重视政治协商,能否发挥好政治协商的作用作为检验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明确要求省委领导牵头,建立政治协商督办落实联席会议制度,并每年组织对政治协商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第二,细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根据广东的实践过程,首次适时地提出“中共广东省委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重要文件”、“拟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审议的重要地方性法规(草案)”、“省委或省委、省政府联合作出的有关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大局的重要决议、决定、意见”。这就不仅从制度上细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也从实践上强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操作程序。
第三,明确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渠道形式。即,中共广东省委同广东省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民主协商会、谈心会、专题座谈会、通报会、书面建议等5种;省委在省政协同省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9种,包括省政协全体会议、书面协商等。无论是从政策制度层面看,还是从协商民主的实践成效看,广东已经明确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渠道形式及其重要地位。
第四,统一并规范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要程序。即,制订协商计划、做好协商准备、开展政治协商、汇总协商成果、协商成果办理与反馈等5个程序。客观来讲,《规程》的有效实施更加注重行为激励机制而不依赖法则法律和国家强制力,但这种“软机制”不等于不需要“硬约束”,恰恰相反,它应当有一定的“硬约束”来保障,否则难以发挥“软法”作为法律重要组成部分的实际效力。为此,广东省委是较早将政协提案办理作为实现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形式,要求全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和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都要亲自督办政协提案,并将其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切实实现了“从‘关心协商’到‘必须协商’,从‘可以协商’到‘程序协商’,从‘软办法’转变为‘硬约束’”,真正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
第五,大力推进人民政协理论进课堂。2012年12月,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黄龙云专门召开会议,就推进人民政协理论进课堂的提议向省委提出了具体方案,并与广东省委党校达成共识,制定具体设施方案,顺利将人民政协理论纳入省委党校干部培训课堂。
从成效来看,广东用两年多的时间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全国第一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在广东诞生绝非偶然,广东也必将率先从《规程》中受益。这一点也被近两年来广东各级政协的工作实践所证明:在提案办理方面,截至目前,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和121个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已经全部牵头督办政协重点提案,42个省直单位的主要领导也自行确定本单位的重点提案进行牵头领办,实现了“一把手”督办政协重点提案的全覆盖。只要被列入重点提案,所提的意见建议一定能够被落实,已经成了广东各级政协委员的共识。在民主监督方面,广东省政协采用明星委员个体监督与媒体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形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理性反思: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检视
从理性的角度来反思,在看到协商民主推进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地方推进以协商民主为目标的地方治理创新取得了成效的同时,也应看到当前中国的政治协商实践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如不给予正面应对,也将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带来障碍,为此,笔者在此做一简要的实践检视。
第一,人民政协具有实践协商民主的优势与条件,但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包括理论挑战和实践难题。同时人民政协自身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性质及定位问题,目前在制度定位与机构性质之间没有清晰界定,导致内在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二是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没有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作为重要的协商民主形式,人民政协尚未在《宪法》、《组织法》及相关法律保障上得到应有的体现;三是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实现形式的制度规范不健全,相关条例、办法及实施细则极不健全甚至缺失。四是推进人民政协广泛协商的体制机制建设滞后,相关机制的可操作性程序设计(比如广东的“政治协商规程”)离现实实践尚有距离,加上人民政协本身能力与意愿的差距及其机构民主政治文化因素,极大地制约了协商民主的深度推进。
第二,从人民政协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看,仍然还有一个过程。2004年中央提出“必须坚持把人民政协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部署和推进。”在完成改革开放这一崇高使命的伟大实践中,“人民政协应该也完全可以发挥更大作用”。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概念。2005年、2006年,中共中央两度发文,明确指出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2007年,“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写入十七大报告,“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和内在要求。”这些论述本身表明,完成人民政协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仍然还有一个艰难的过程。
第三,从地方治理创新的现实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同其他改革一样,这一制度化过程同样需要磨合期,要真正实现协商民主从“程序公开”到“细化规则”也势必在实践摸索中不断完善。从广东来看,人们最关心的是广东的《规程》可以走多远?会不会因为换届等因素而弱化?客观讲,广东跟全国一样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关系、社会结构等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通过制度安排调整利益关系、规约权力运行,扩大民主参与,既要重视单项制度的针对性,尤其要着力研究制度体系结构的合理科学,制度措施的匹配协调。因此,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是由性质及定位问题,导致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这一矛盾导致了协商主体的主动性还不够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同参政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同为协商主体,两者的主动性都存在一些问题。同时民主协商的反馈力度不够,政协的一些协商成果报送到党委、政府以后,没有后续信息和处理结果,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政协规程的有效实施和完善。
二是由于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没有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使得协商制度执行不到位的现象时有发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随意性大、有关程序执行不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践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社会公民的民主意识、民主知识和民主习惯。因此,在全社会建立和形成浓厚的民主风气、民主氛围,对推进“制度化”建设尤为重要。这就要求,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就现阶段而言,广东乃至全国面临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
三是人民政协由于协商活动尚缺乏法律支持,除《宪法》对人民政协的地位、作用有所提及外,关于政协的组成及职责、权限仍无专门的法律规定,政协的所有活动几乎无法可依,而这直接影响了政协协商民主的过程、结果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效力。
四是《政协规程》的一些条文太原则,操作难度大,而且,在涉及“三化”建设的具体问题上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因此,体制机制建设的滞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从上到下对政协履行职能还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的支持。
以上分析说明,无论是从协商民主已作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看,还是从协商民主推进地方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着眼,抑或从理性地反思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及其对促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问题来检视,我们都无法否认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客观逻辑,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
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利益冲突也日渐突出。为提高我国政治体制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尽可能将民间的参政需求和民主冲动纳入到现行体制框架内来有序释放,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就必须高举人民民主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协商民主理论的引入,为我们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成果和经验设计。体现在:协商民主有助于推进“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 有机统一的民主机制建设;有助于制衡行政权的膨胀,推进法治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助于推动政府与社会关系重构,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有助于促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基层民主发展;有助于公民社会健康发展,奠定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有助于构建健康政治文化,形成理性的民主对话氛围。
为此,本文就健全协商民主形式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精神,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
党的报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特别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协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当前乃至未来政协工作的目标设计。
第二,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政策性协商本质上是一种“咨询性参与”,协商的组织、内容、程序等都是由执政党政策进行调整的;而制度性协商则是一种“程序性参与”,协商的组织、内容以及程序等都是由国家的法律制度进行调整的。从本质上说,政协规程的实施推进的政治协商依然是一种政策性协商,协商的组织、形式、内容乃至程序等都是由执政党的政策进行规范的,导致作为协商的制度载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制度上并没有被纳入国家机构的序列。某种意义上说,政策性协商一方面体现和适应了中国的实际需要。但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转型期,政协的性质、职能等都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上升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为此,政策性协商的模式也应当相应地转变为制度性协商的模式,通过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来健全制度性协商。
第三,切实创新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拓展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
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协商的内容和方式,这也是政治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的核心问题。目前存在两种非常接近、但又不尽相同的协商,一种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
商,另一种是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不少地方在谈到政治协商时,都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协商混为一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政治协商功能的有效发挥。其次,要深入探索民主协商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社会界别的分类与引导方面深入研究,提高界别划分的科学性及其参与的实效性。在专题协商中,要针对关涉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广泛的调研,就重大问题进行专题协商并提出有约束力的协商建议。
再次,强化社会对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工作的积极有序参与。协商民主的实质是实现公民的有序参与。要发挥人民政协在统一战线、协商机关这一国家政治机构的制度层面上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优势,推动建立党委、政府重大事项协商信息公开制度,发动组织社会公众全程参与和监督重大事项的协商;建立公民参与政治协商会议、政协提案制度等,动员组织公民以各种形式参加政协履职活动;建立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鼓励支持政协委员运用微博、博客、电子信箱等现代技术手段,通过深入所在社会组织、界别,加强与公民的沟通。
第四,加强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能力和质量。
面向未来,不断加强人民政协自身建设是提高民主协商能力的关键。以广州为例,为了做好政治协商工作,广州市政协颁布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决定》,强化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其中,加强区、县级市政协机构建设成为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决定》要求各级党委要重视解决区、县级市政协“编制缺、人员少”等突出问题,试行各区县级市专职主席会议成员和专委会主任或副主任的编制在地方行政编制中单列,不占机关编制,将这部分编制用于增加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同时,广州还探索了推进人民政协的基层组织建设,着眼于推进协商民主的创新发展,提高政协委员的履职能力和水平,加大提案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无疑,这些措施必将为政治协商的广州实践带来强大的后劲,也可以作为经验供其他地方进行借鉴。
第五,建议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
协商民主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以平等理性讨论为途径,求得共识,从而做出科学的决策。在政协这个平台上,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观点可以在公开、公正的程序中进行平等的协商、探讨、交流。为了使各方利益、各种观点得到充分表达,就应当引入辩论机制和程序,从而改变长期以来政治协商和民主评议的实际运作中,党委先有倾向性或实质性意见,然后通过协商赋予党委意见合法性与民意基础的做法,在具体事务的协商过程中有效引入公开辩论程序和听证机制,尽量做到协商程序的公开、透明,通过辩论,进行不同意见和观点的沟通与交流,最终达成妥协,形成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意见,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这正是协商政治的基本目的。
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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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较快的发展,基于城市经济带动农村经济的基本政策,农村的城镇化步伐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同时,作为城镇化过快带来的负面效果,农村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对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身体健康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所以治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迫在眉睫。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赣州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研究相关方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近年来,随着果业种植面积的大幅扩大以及矿产开发对山体植被的破坏,加之土地利用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合理,农村生态环境开始呈现恶化趋势,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刻不容缓。
关键词:果业;化肥农药;矿产;水质;生态环境
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近年来,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往日几乎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农村生态环境开始受到冲击,水土质量不断下降,境内区域地表水质变差,山体绿化、固化程度减弱,环境恶化问题逐渐成为了困扰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
以寻乌县为例。
历史上,寻乌是水土流失区,但一直未列入水土保持重点县。稀土、铁矿、铅锌矿等矿产资源开采产生的尾沙虽有拦沙坝、挡土墙等予以保护,但大量裸露的泥土遇雨仍有相当部分直接冲入寻乌河。据寻乌县水利局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全县水土流失共366.52平方公里,仅是稀土矿区就有水土流失面积58.79平方公里。
1996年寻乌水的水质监测17项指标,全年、平、枯水期均达到国家(GHB1-1)地表水Ⅱ类水质标准;1999年全年、平、枯水期寻乌水达到Ⅲ类水质标准;1999年和2000年寻乌水全年、平、枯水期约50公里长河段达到Ⅲ类水质标准。短短五六年间,寻乌河的水质严重下降。
造成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民的环保意识较差是导致污染产生的根本原因。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对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对破坏或影响环境的行为缺乏自我约束和监管。具体而言:
一是过度无序开发果业。近年来,果品(尤其是柑桔、脐橙)种植业在赣州各县(市、区)掀起了开发热潮,但由于土地利用以及生产方式的不合理,土壤侵蚀不断加剧,土壤保水能力不断下降,导致区域地表水水质变差。
二是超量使用农药、化肥、农用塑料。超量或滥用农药、化肥,会使粮食、果蔬等农产品受到污染,质量降低;农药、化肥的大量残留使土壤品质严重降低,带入水体的大量氮、磷、钾物质,容易使水质富营养化。此外,大部分农用塑料都很难在短时间内降解,对其回收利用或统一处理的难度较大。
三是随意处理生产、生活垃圾。农村排水、排污等基础设施和垃圾收运清理系统相对落后,不少村民随处乱倒生活垃圾和废弃杂物,将废液污水直接排入沟渠,将人和畜禽固体粪便随意露天堆积在沟渠或者村头路边,并直接作为肥料,污水随地表径流进入水体,导致疾病传播。
四是非法盲目开采矿产。赣州矿产资源丰富。近年来,矿产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矿产开发热潮持续升温。由于监管不到位,加之某些非法黑心矿点搞掠夺性生产,只顾赚钱不顾发展。一座矿山被采挖过后,几乎寸草不生,造成矿区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
五是过度浪费水资源。由于环保意识缺失,环保监管执法力度不足,很大一部分赣州人对水资源重视不足,对“水是生命之源”的说法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生活中,几乎随处可见浪费水的现象。此外,工业用水与生活用水几乎不分家,极大地浪费了优质水源。
六是环保治理力度不够。当前农村环保工作主要靠县市级环保部门,乡镇级环保组织机构标准不健全,落实工作还是以县市环保部门为主,使农村环保工作在工作质量和效率上大打“折扣”,很难将各项环保方针政策落到实处。环保投入不足,导致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环保队伍自身建设难以跟上形势需要,环保机构设置滞后,缺乏有效的手段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一是着力提高农民环境保护意识。上下联动,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宣传教育,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使百姓树立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农业意识,推广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调动农民参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是着力加强农村环境整治力度。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组建保洁队伍,建立起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清运体系和集中处置机制。认真做好应用水源地保护和畜禽养殖、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大农村环保执法力度,依法查处污染和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同时,要防止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污染项目向农村转移,防止发生新的污染。
三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开展生态农业建设是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途径。要积极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发展技术含量高、物耗少、污染轻、效益好的产业和产品。鼓励农民对可作废料的生活垃圾进行回收处理及综合利用,如发展沼气等,把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生态环保产业结合起来。
四是加大农村环保投入。各级组织要积极争取中央和省、市环保专项资金支持,持续加强对农村环保的投入,切实把农村环境保护作为财政支持和保障的重点加大对乡、村两级资金投入。可制定“以奖促治、以奖代补”等激励政策,大力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农村环境保护,充分调动农民的主体作用。
五是加强对矿产和森林资源的管理。打击滥砍滥伐树木,整治盲目无序开发矿产。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对树木采伐的补植及矿产开发的生态恢复作进一步明确的规定,杜绝一切不符合规定的采伐和开采现象。
六是做好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工作。近年来,我市在改善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河道清障,饮水卫生为主的防洪、饮水工程可使广大民众重拾对自来水的信心,更能坚定百姓对政府民生工程实施的信心。生态移民工程同样如此。
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环保意识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任务。农村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将在一段时期内依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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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伴随电子商务发展而来的电子商务法律法规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对于是否应对电子商务征税及如何对其征税等问题,欧美等一些国家已出台了部分专门的法规。而对于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而言,电子商务税收管理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中国电子商务税收管理体系的研究与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通过阐述目前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以及电子商务的特点,分析现阶段电子商务对中国税收管理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最后,在结合其他国家电子商务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对中国现行的电子商务税收管理制度的完善措施与意见。
关键词:电子商务;税收管理;网络交易
电子商务是指借助于计算机网络(主要是指Internet网络),采用数字化电子方式进行商务数据交换和开展商务业务的活动。实质上,电子商务并未改变“商品(劳务)货币一商品(劳务)”这一商品(劳务)贸易的本质,只是改变了传统的交易形式,提高了贸易的效率,使商品劳务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空间概念得到全球化的拓展。从资金流方面看,电子商务和传统贸易一样,同样涉及到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而资金流则是据以课税的重要依据。
1.电子商务的商品数字化的特点导致税种,税率确认困难。在传统贸易中,商品、劳务、特许权容易区分,因此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的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对商品销售收入、劳务收入和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的适用税种、税率均有不同的规定。然而,通过因特网传送数字化商品、进行在线交易,税务机关难以掌握交易的具体信息,因此对交易性质及适用税种税率难以确认。
2.电子商务交易隐蔽流动的特点导致税源控制管理困难。在传统交易的情况下,经营者一般都有固定的经营场所或住所,而在电子商务条件下,经营者通过服务器在网上从事商务活动,不需固定的经营场所,服务器也很容易移动,交易地点灵活多变,税务机关难以从地域上进行清理控管,因而经营者为逃避税务管理,不办理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极易产生漏征漏管,造成国家税款流失。
3.电子商务中的商品交易程序简化引发征税环节的减少。传统交易模式下,商业中介如代理人、批发商、零售商、包括常设机构等有规范的税务登记和固定营业地点,征税和管理相对容易,在电子商务交易中,产品或劳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直接交易,在征税环节减少的情况下,难以从批发商、零售商等中介环节取得税收;而买卖双方均具有较高的隐蔽性,税务机关难以控管,可能导致大量的税收流失。
4.电子商务的交易地点集中导致税源分布失衡。目前中国对网上交易的征税地点尚未作出明确规定,实际操作中为方便起见,都以售货方或劳务提供方所在地为征税地点,这样,一方面由于采用汇总缴纳规则造成所得税税源向生产地或劳务提供地集中,另一方面由于采用售货方或劳务提供方所在地为征税地点的办法造成流转税税源向生产地或劳务提供地集中,从而加剧了税源的不均衡分布,造成了国内税源分配面临争议。此外,跨国公司可以在避税地设立服务器,将网上交易的提供地或接受地转至该地以规避某些税收。
5.电子商务使得传统的税收稽查陷入窘境。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在电子商务交易的条件下,随着交易代理人、批发商、零售商的消失,产品直接提供给消费者,整个商品的选择、订购、支付、交付都在网上完成,税务机关从代理人、批发商、零售商等课税点课税,变为直接向消费者课税,其流动性与隐蔽性造成税务稽查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课税凭证的电子化加大了税收稽查的难度。电子商务的各种报表和凭证,都是以电子凭证的形式出现和传递的,而且电子凭证可以轻易修改、删除而不留痕迹和线索,无原始凭证可言,使得传统的税收管理和稽查失去了直接的凭证和信息
最后货币流量的不可见性增加了税务检查难度。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发票、账簿等在计算机网络中均可以电子形式填制,且能修改,不留任何痕迹,而且购销双方也可通过交易密码掩藏交易信息,并用非记账的电子货币完成付款业务。此外,在网上贸易中已经开始出现在避税港开设联机银行为交易方提供“税收保护”的现象,这使得税务机关难以获取交易价格及款项支付信息,无法对交易人的银行账目进行经常性检查,丧失了货币监控能力和对逃税者的威慑力。
最后,电子商务会使得税制要素难以确认。一是纳税人的身份难以确认。在电子商务条件下,无纸化的网上交易使税务机关无法得知进行网上交易的是谁,同时,因特网网址与所有者身份并无必然联系,无法提供有关所有者的真实信息,不易确认纳税人的位置。二是征税对象的性质和数量难以确定。电子商务征税对象以信息流为主,有形商品和服务的界限变得模糊,税务机关难以掌握交易信息以及交易金额,即便是掌握了数字化信息的内容,也难以确定交易的类别。同时,因为没有物流,税务机关难以掌握有关信息,导致税收流失。如果是国外数字化商品销售给国内,还会导致关税的流失。三是电子商务纳税义务发生时间难以认定。在电子商务条件下,无纸化的网上交易使税务机关无法得知网上交易在什么时间发出商品、收到货款,无从掌握税收情况,无法对企业进行日常稽查,税收征管的链条难以连接。
虽然中国电子商务在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但是电子商务的发展却非常迅速,由电子商务引发的税收问题也将越来越突出。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必须加快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和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税收部门要尽早实现与国际互联网全面连接和在网上与银行、海关、网上商业用户的连接,对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活动进行有效的监控,实现真正的网上监控与稽查。
1.借鉴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实际,确定中国电子商务的税收原则。一是在制定相关税收政策时,应以现行税收制度为基础,针对电子商务的特点,对现行税收制度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二是暂不单独开征新税,不能仅仅针对电子商务这种新贸易形式而单独开征新税。三是保持税制中性,不能使税收政策对不同商务形式的选择造成歧视。四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在互利互惠基础上,谋求全球一致的电子商务税收规则,保护各国应有的税收利益。
2.加强与相关管理部门的数据联网和信息共享。网络交易全过程的完成涉及到银行、网络运营商、物流运输等各个部门,税务机关应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数据联网和信息共享,并实现基础数据的实时更新和及时反馈,随时掌握经营者注册网店信息变化、资金动向、商品流向等详细信息,为网络税收管理提供全面、准确和详细的第一手基础数据信息。
3.研发电子商务的网络交易税收管理信息系统。针对电子商务和网络交易的步骤、流程、关口和特点,研发一套类似于金税工程或CTAIS征管系统的网络交易税收管理信息系统,内置链接于税务机关的部门网站之中,以方便经营者随时登录办理涉税事项。尽量促使该系统实现工商、财政、税务、银行、国库、海关、网络运营商等多部门集成联网,信息共享。具备税务登记、网店注册、户籍管理、交易监控、计征税款、扣缴入库、票据打印、统计查询于一体的综合管理功能,促使税务机关实现网络的实质性监控 。
4.紧紧围绕银行资金结算、资金监控这一关键环节展开税务稽查。从支付体系和支付手段入手解决电子商务税收的征管问题,杜绝税源流失。虽然电子商务具有高流动性和隐匿性,但只要有交易就会有货币与物的交换,可以考虑把电子商务建立和使用的支付体系作为稽查、追踪和监控交易行为的手段。目前,在中国通过网上银行,还未实现大额、实时、跨国资金结算,电子货币还未推行,电子商务法律不健全,电子票据的法律效力尚未确立。因此,付款手段不可能发生根本变化,通过银行资金账户往来情况进行税务稽查是当前对付电子商务的重要手段。最后,通过总结税务部门已建设和运行的以增值税发票计算机交叉稽核、防伪税控、税控收款机为主要内容的“金税工程”的经验,针对电子商务的技术特征,开发、设计、制定监控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软件、标准,为今后对电子商务进行征管做好技术预备。
5.利用互联网进行纳税申报。税务机关可在互联网上开设主页,将规范的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设置在主页中。纳税人通过计算机登录访问该主页,将需要的纳税申报表等下载到自己的计算机中,输入有关的申报数据后,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到税务机关的电子信箱中,同时签发一封信件寄给税务机关,以确认该项申报的有效性。税务机关在收到确认信后,对电子信件进行安全性检查,然后转入税务机关计算机处理系统中,确认该项申报有效。
6.利用电子商务提高为纳税人服务的质量。电子商务给税收征管带来困难的同时,也提供了机遇,税务机关可以通过电子商务更好地为纳税人服务。税务机关与纳税人间的联络可以通过网站进行,如税务机关可以通过网络发布税务信息、处理电子邮件、接受电子申报、建立自动退税系统,等等。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做法。美国国内收入局在互联网上设立了专门的税收站点,免费提供税收资料、接受电子申报。美国还提出“电子税务管理”方案,以便更高效地为纳税人服务。
7.在税收征管和稽查过程中加强国际情报交流和合作。由于电子商务是全球化、网络化、开放化的贸易方式,其高流动性、隐匿性削弱了税务系统获取交易信息的能力,更会引发诸多国际税收问题。单独一国税务当局很难全面掌握跨国纳税人的情况。这对各国的税收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各国税务机关的密切合作,收集纳税人来自世界各国的信息情报,才能掌握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国的站点,特别是开设在避税地的站点,以防上网企业偷逃税款。这些都离不开国际税收协定的配合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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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强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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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思想,是有声的思想,应该成为一般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并进入中国思想史,创立属于自己的思想史分支学科;音乐还包含思想,音乐里的思想是一般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音乐思想史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品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的现状和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近代以来,有很多学者都对音乐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出现了很多音乐史的杰出著作,还有些学者经常会以某个历史人物以及历史时期的音乐思想进行研究,但是这些零星的研究以及在个别领域取得的成果都无法代表中国音乐思想史的整体全貌,也没有对中国音乐思想史确立具体的学科。本文主要阐述了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的现状以及国音乐思想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音乐也是一种独特的思想,一种带有声音的思想,这种思想应该受到音乐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并以音乐思想史作为研究对象,创立独特的音乐思想史的特殊学科,中国音乐思想史属于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音乐思想史需要打造属于自己独特的学科特点以及学科品格。
事实表明,在汉语学术界,还没有建立一部具有现代意义比较完整系统的中国思想史的著作。所以,不难发现,中国音乐在整个学术界都没有比较完善的音乐思想史具有代表性的学科观念,在大部分音乐学院的课程安排上都没有中国音乐思想史这一重点课程的学习和研究,而是分别在中国音乐美术史或者是中国音乐史的课程中稍微概括的讲述一下音乐思想史的基本内容以及对个别思想流派、个别音乐思想家进行简单的介绍。
按照学术界基本的通识可以将学科大致分成两个类型:第一种类型主要是以对象作为研究中心的具体学科系统,另外一种类型主要以问题作为研究中心的具体学科系统。但是,在学科系统中缺少对音乐思想史的基本认识,所以很难建立第一种类型的学科对音乐思想史进行研究,又因为确立对象的存在是成立学科的基本要求和条件,对于真正意义的音乐思想史的具体问题拥有淡薄的意识,这也就造成第二种类型的学科也很难在音乐思想史中建立。在音乐史学界对于基本的音乐思想史这种学科的意识还仍然非常淡薄,即使是有一定的研究但是却没能成立比较系统科学的知识体系,即使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思考研究但是却没有具体的学科归宿,并且存在个别研究却没有对整体的发展进行描述。
从整体上看,仍然无法开展音乐思想史的研究,没有形成音乐思想史研究的具体思路,从音乐思想产生的前后关系进行分析,无法明显的展出音乐思想变化的具体线索以及学科具有的特殊性质。这些情况的产生主要由于我国目前对于音乐思想史研究缺乏基本的学科意识。虽然,目前大部分思想史著作都极少的对音乐思想进行论述,对于这些对中国思想史进行研究的著作,都对学者进一步研究中国音乐思想史有很大的利用价值,能够有效地帮助学者把握住中国音乐思想的具体内容,理解中国思想的重要氛围。无论是在理解传统音乐思想知识具有的系统性以及科学性还是这些思想史著作中蕴含的学术方法以及学术观点,这些内容都是对中国音乐思想史进行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强调以往对中国音乐思想史进行研究的重要价值以及意义的同时,不能彻底否认少数学者持有的个人观点以及某些精彩的见解,不能掩盖住学者想要表达出的思想内容,他们也质疑了对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存在的诸多问题。目前对于中国思想史研究虽然比较少,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中国的传统学术界对于音乐思想史的研究仍然非常淡薄,音乐学术界对于现代音乐思想史的研究仍然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识。音乐思想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也造成了音乐思想史迟迟不能作为专门的学科教育出现在众多学者的面前。
传统学术界之所以在音乐学术界比较淡薄的主要原因就是时代在不断变迁,对于古代的传统知识早就成为了比较专业的专家学问。除了比较少的专家以外,传统的学术界已经脱离了现代的各种知识理论,现代的学者们也对传统的音乐思想甚至是音乐技巧的专业知识都并不了解。在现代对于音乐思想史的研究缺乏基本的了解,并且音乐学术界也存在一些自身问题,大部分只是将音乐作为审美的主要对象,按照一般美学的研究,音乐只是一种艺术,只体现出了人们的感性经验却并没有涉及到任何的思想内容,音乐思想被认为是非常抽象、理性的,只注重对音乐进行研究,并没有把音乐理解成一种独特的思想形态。实际上,音乐是一种有声的思想,但是这种理解方式很少被人认同,人们无法全面地了解到中国音乐中蕴含的丰富独特的音乐思想,大部分音乐学者对于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的具体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没有过多的兴趣,对这方面的内容也缺乏一定的了解。
总之,音乐包含着一种有声的特殊思想,目前,我国对于音乐思想史的研究还比较浅薄,在音乐思想史的某些领域还都是空白的,对于中国音乐思想史的研究可以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中国音乐思想史的研究还存在很多的不足,只有正确认识到各种问题和不足,逐渐建立比较系统的属于音乐思想史的特殊学科,才能不断完善音乐学术界对中国音乐思想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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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经济的发展,使得工业文明和物质文明飞速膨胀,人类活动加强,大量工业废水、农药和生活污水被排入湖中,使湖泊受到严重污染,湖泊富营养化现象日趋严重。这些人类干扰因素的存在,打破了湖泊的自然演变过程,造成湖泊生态系统结构退化,功能失调,原来宜人的湖泊及滨水环境也已不复存在,如不采取有效措施,这种退化现象将日益加剧,影响湖泊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于生态旅游发展模式下的武汉市湖泊开发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城市湖泊是城市水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湖泊生态环境脆弱,传统的资源利用方式对湖泊的破坏性极大。本文指出了武汉市进行湖泊生态旅游的必要性,提出了城市湖泊生态旅游发展四种模式,并就如何开展湖泊生态旅游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湖泊;开发;生态旅游
湖泊是一个有着多种功能的复杂系统,尤其是纳入到城市发展版图的湖泊,与人类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湖泊资源的开发利用在规模、速度以及强度方面都大大加强,然而城市从湖泊开发中获得巨大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对湖泊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1]。转变城市湖泊利用途径,引入新的发展模式,打造人地和谐、宜居的城市生活环境,是现代化城市追求的目标。
城市湖泊是重要的城市水体形态,是城市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汉雅称“百湖之市”,全市共有湖泊164个,现存水域面积占武汉市总面积的11.31%,是全国湖泊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 [2]。湖泊是武汉市的名片,湖泊生态环境的状况不仅影响武汉市的可持续发展,更关乎武汉市的城市形象。
但是,在武汉市的发展进程中,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在城市建设改造中忽视了对城市水系的总体控制和管理,城市的湖泊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围湖养鱼、填湖造地等不断上演,导致近30年武汉湖泊面积减少了228.9平方公里,目前中心城区仅存的38个湖泊,仍面临着继续被侵蚀的危险。在城市湖泊的开发中引入生态旅游的观点,发展湖泊生态旅游,通过资源的合理利用,既满足游客休闲旅游的需求,又能解决湖泊生态系统的脆弱性问题,是合理有效、可持续地保护和利用城市湖泊,维持其可持续性发展的必然途径。
当前,城市湖泊更多的是被当做城市的点睛之笔,通过绿化整治更多地发挥城市绿地的作用,以丰富城市景观和提供游憩场所;或是被开发成特色景点,发挥旅游功能,使城市湖泊湿地功能由实用功能向旅游美化型转化。根据湖泊生态旅游的性质、游客的感知方式及经营内容,武汉市湖泊生态旅游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城市湖泊休闲模式
打造休闲湖泊,推进休闲湖泊旅游综合体建设,还湖于民,为游客提供开放式亲水空间,满足多元化的旅游消费需求。武汉市湖泊众多,资源特性各不相同,对于生态旅游潜力较高的湖泊,如梁子湖、东湖,依托其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己形成规模效益较好的风景区,游览方式应由单纯的自然景观游览开始向自然与人文景观混合型转变,充分发挥其生态休闲功能,开展城市湖泊休闲旅游,坚持“绿色环保、生态低碳”的理念,突出“回归自然”的主旨,建设亲水式、开放式的旅游景观并向公众开放,通过开展湖泊休闲节、荷花观赏、环户湖自行车赛等活动,使游客能够真正走进湖泊,亲近湖泊,欣赏湖泊、喜爱湖泊。
(二)湖泊水文化休闲模式
人文景观资源为生态旅游地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成为生态旅游活动的重要部分。武汉市所处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有独特的楚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在湖泊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要加强历史文化信息在滨水绿地景观建设中的传递,在景观布置中,注意突出历史风光、人文风光,将风土人情、楚风楚韵渗透其中,开展文化休闲体验。如月湖、木兰湖、东湖有很深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可以通过对现有文物古迹的保护、古树名木的保护、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新建绿化景观中历史胜景的再现和表达手法的运用进行历史文化信息的传递;另一方面,通过举行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节庆、民俗活动,如依据屈原的传说举行划龙舟比赛、民俗表演、古乐演奏等活动不断挖掘湖泊旅游的文化内涵。
(三)湖泊生态养生模式
武汉市近郊湖泊如木兰湖、涨渡湖、梁子湖都具有大于90%的绿化率[1],有着优越的生态环境,这一环境所散发出的自然、绿色的气息,使之成为“养生”的天然乐土。对这类湖泊,可以充分提炼独特的湖泊湿地资源,围绕“康体养生”主题,发掘“天人合一”的养生新空间。从自然风光、生态风光着手,营造碧波荡漾、鱼鸟成群、山清、水秀、岸绿如诗如画的生态环境;恢复湖泊的水系的复合功能,增强水生态的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质,构筑人水和谐的生态之美,进而可以开展湖边垂钓、观鸟、摄影或选择适合的环保型交通工具开展水上游览等活动。
(四)湖泊湿地科普研究模式
武汉市的湖泊属于平原浅水湖,最深的梁子湖水深也不过2米,按照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的定义,这类湖泊都属于广义上的湿地,湿地物种丰富,是生物多样性的储存库 [3、4]。可以利用武汉市湖泊湿地资源,开展科普教育和研究。近几年来,随着武汉市对湖泊的日益重视,通过湖泊治理,改善湖泊质量,以湖泊为生的生物种类日益繁多,可以开展湿地科考、鸟类观赏与研究等活动。以鸟类观赏为例,武汉市许多湖泊是良好的鸟类越冬地,汤逊湖、木兰湖、涨渡湖等郊区湖泊拥有一定数量的野生鸟类群落,而东湖和墨水湖有人工养殖的鸟类群落,通过观鸟活动,一方面普及生态环保知识,让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满足游客的求知心理;另一方面进行湖泊湿地研究,可以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湿地,保护湿地。
(一)进行城市湖泊生态修复
武汉市要依托湖泊开展生态旅游,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进行水环境整治,开展湖泊修复,构建完整的水岸和水中生物多样性的环境,因地制宜地连接生物链,不断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具体可以通过湖岸种植林带草坪、河坡植绿、水中栽种植物、水中放养动物、恢复湖岸的自然多样(弯曲)化、保留与建设生态湿地以及加强湖泊生态管理等方法进行修复。
(二)加强湖泊生态景观设计
在湖泊景观设计过程中要注意将科学、艺术和社会三个方面相结合,使其成为一个包含美学、湿地功能、公众参与、教育以及工程本身等综合内容的项目。一方面,在整体上要注重绿化景观的连续性和协调性,注重保持自然地貌特征、保持良好的尺度感以及强调个性特征;另一方面,在湖区修建必要的基础设施时,要注意建筑高度和密度的控制,对建筑风格和色彩进行统一管理,建筑色彩一般以中性色调和浅灰色为主,注意屋顶部分的处理,尽可能体现特色楚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体量应适中;同时,善于运用园林造景和表现手法,贯彻“城在湖中”的理念,在城市道路与湖泊景区、绿化空间、标志性建筑物等主要景观节点之间形成开敞、通透的景观走廊,充分展现秀美的景色。
(三)加强湖泊生态旅游管理
开展湖泊生态旅游有利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武汉市政府应积极推进,有效管理,做好规划、管理、服务、监控等职能。首先,政府应对湖泊水资源进行资产化管理,建立一套完善的湖泊旅游开发标准,依此标准对城市湖泊旅游开发进行科学审批严格把关,杜绝随意决策的现象,在湖泊旅游开发、经营过程中也要做好监督工作,一旦出现问题及时整改;其次,加大科研投资力度,促进湖泊生态旅游相关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建立生态旅游示范区,进行与旅游同步的教育与培训等;再次,政府主导战略着重点要放在树立旅游目的地城市整体形象上,通过开展湖泊生态旅游,使湖泊真正与城市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突出武汉“山水之城”的形象。
(四)继续推广生态旅游等新观念
游客生态环境意识的增强是旅游地实施生态旅游永续发展的关键条件,加强游客环境意识教育、引导游客健康绿色消费尤为重要。在武汉市湖泊生态旅游开发与经营过程中,要注意营造全民关注、全民参与的氛围,借助丰富多彩的形式和手段,如富有趣味性味的宣传标识、寓教于乐的参与体验,进行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意识教育,在全市掀起热爱湖泊、保护湖泊、观湖、赏湖的热潮,同时,加强城市的生态文化与法治建设,积极创建文明景区与文明城市,打造和谐大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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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旅游业与农业融合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基于影响旅游业与农业融合发展的关联要素,对区域旅游业与农业融合水平进行定量化测度是指导旅游业与农业融合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延庆县农业与生态旅游业融合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指出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北京市延庆县作为首都五大生态涵养区之一,应坚持发展生态经济,促进生态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坚持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并行。分析了延庆农业与生态旅游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其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农业;生态旅游;融合
延庆县作为首都五大生态涵养区之一,经济与其他四个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为了加快发展延庆经济,应根据延庆经济基础,良好的生态旅游资源及丰富的农业基础,逐步缩小与其他生态涵养区的发展差距,谋划发展特色经济。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集聚增加,环境污染问题逐渐严重起来,环境质量问题的下降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环境中不可避免的矛盾。生态建设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按照国务院最新批复关于调整首都功能核心区行政区划的请示,北京市将门头沟、平谷、怀柔、密云、延庆5区县定位为“生态涵养发展区”,山区是大自然给予北京的生态屏障,延庆县在充分发挥农业与旅游资源优势情况下,在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要求下,调整农业种养结构,拉长农业产业链条,促进传统农业向景观农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方向发展,实现一、三产业有机融合[1~3],延庆县利用农村当地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通过当地农村生产、经营活动、农村节庆文化活动、当地风俗的体验,为人们旅游、休闲、娱乐、体验提供场所,集生产、生活、生态等功能于一体,将农业与生态旅游融合,给忙碌于城市中的人们一个亲近自然的机会,一个休闲、体验、放松的机会。这不但提高了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而且对于新农村经济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可更快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
3.1良好的农业基础条件
延庆是京郊农业大县,大面积耕地依然为传统农业种植方式,现代设施农业面积发展小,玉米是主要栽培作物,占全县耕地的74%,从而保持了大面积的田园风光。传统作物名目繁多,除玉米外,还有谷子、黍子、糜子、高粱、甘薯、大豆、小豆等杂粮及蔬菜、花卉、药材、油料等作物,这些作物自古以来就有种植,一直保持着传统的种植模式和方式,具有悠远的种植历史和丰富的农业文化内涵。相比其他区县,延庆县丰富的农业资源为农业生态旅游的融合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延庆县近年来对生态建设十分重视,利用农药、化肥等加大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使得全县90%以上的耕地是一级土地,使得延庆县可以大面积发展有机农业,既能够大力促进农民增收、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又能够很好地满足农业生态旅游游客在食用高端天然农产品上面的需求。
3.2旅游资源丰富
在延庆约2000km2的土地上,6大景区30多个景点星罗棋布。众多的自然名胜和人文古迹,为游客休闲观光度假提供了丰富的旅游产品。
3.3发展空间充裕
县域面积约占全市面积的12.2%。农用地达1795km2,且类型多样,其中,耕地面积近44万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2.5亩,居各郊区县之首,高出全市平均水平近1倍,为一、二产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发展空间。
3.4生态环境优良
延庆县生态系统多样性非常丰富,近年来,通过绿色通道建设、农田林网建设及环村环城林网建设等,川区平原的绿化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十五”时期相继建成的夏都公园、妫水公园、三里河湿地公园、江水泉公园,使县城的生态环境质量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延庆县所有风景区和自然保护区保护得非常好,基本保持了原始自然的基质,且达到国家一级标准。县域内有百花山、喇叭沟门、雾灵山等12个国家和市县级自然保护区,有150余种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丰富的林木及水域资源,近10年来全县已经达到了72.5%的林木绿化率,以及超过85%的山区林木绿化率,形成了青山绿水、河流蜿蜒、景观独特、气候宜人的环境。与此同时,延庆因平均海拔比北京市区高约500m,夏季的平均气温相对北京市区低3℃左右,被誉为“夏都”,是北京及周边城市人避暑纳凉的理想之地。空气质量相对都市也优良不少,全年二级以上的天气超过300d,多年来保持全市一流水平。
4.1拓展农业生活生态教育功能
农业的生活功能是以其农村独特的景观吸引游客前来观光、体验、娱乐、休闲、购物等一种亲近大自然体验农家生活的新型农业生产方式。延庆县可利用景观与农田接壤的地段建设各类生态公园、森林公园等,展示其良好的生活功能。农业生态功能即保护功能。农业作为绿色产业,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保育生态系统,涵养水源,减少环境污染,调节气候,增加生存环境舒适性等起大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自然旅游资源丰富的景区,可将其中农田设计为景区的一部分,种植兼具景观和经济效益的农作物,既可起到大地景观作用,又可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同时更好地发挥其生态功能。与此同时,延庆县可利用农园中所种植的蔬菜、水果、特色花草,饲养的动物和与其配备的一系列设施,如农耕设施栽培、传统农具展示等,进行橱窗展示及农业科技示范、生态农业示范,传授农业生态旅游游客农业知识,让游客在休闲享受的过程中既受到科普教育,又参与到采摘等体验活动。为都市市民接触农业、获取农业知识提供场所和机会,还可在无形中保持和继承农业和农村的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4.2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知名品牌
延庆县可与报社、电视台、网络等媒体合作,加大其宣传力度,对延庆当地特色产业、绿色餐饮、农事体验、采摘、节庆举办的活动等特色农业生态旅游项目进行宣传营销,以提高其在北京及全国的知名度。
4.3整合资源,挖掘特色,打造精品,优化区域布局
农业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对农业经济发展和生态旅游资源保护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一,可以充分发挥当地的特色农业景观资源优势,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第二,可以整合当地生产要素,形成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经营管理模式,既对生产成本有降低的作用,又对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第三,可以促进比较有优势的农业生态旅游产品向优势产区汇拢,避免各地区间旅游产品雷同度高及竞争过度。在整合资源的同时,延庆县需再深度挖掘当地特色,特别突出其农村的绿色、天然、健康的环境,特色农业资源与生态旅游相结合,把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相融合,促进工业加工企业对农副产品加工,把农业生产、建设,与观光、休闲、度假、娱乐融为一体,策划包装旅游节庆,打造精品农业休闲观光园区,让游客充分体验其农村生态旅游的魅力,形成具有独特优势的农业生态旅游产品,创建有竞争力的农业生态旅游品牌形象。
4.4加强培训,互动互学,提升整体素质
延庆县应对当地农民、从业人员进行定期培训,调动积极性,以加强其农业生态旅游及食品卫生、服务礼仪、安全等各方面知识,农民与从业人员之间可相互学习,经常交流,引进外地优秀人才,提高整体素质。针对领导可进行管理方面的培训,提高管理水平,并可通过考察、交流向较好的地方学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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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高层次的管理人才,人才的培养则需要我们大力发展管理教育。 现代意义下的中国管理教育是顺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中国的管理教育实现了史无前例的跨越式发展。在当前新时代的特征下,管理教育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管理教育现状及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管理教育是为提高我国教育管理研究水平而搭建的学术平台。本书旨在呈现本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和最新研究进展,传播教育管理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倡导健康向上的思想趋向和学术风气,尤其注重教育管理研究方法的突破,以引导我国的管理教育研究不断前进,为理论研究和实践变革提供最有价值的认识,从而改善中国管理教育的知识状况,提升中国教育的实践水准。
中国管理教育历史悠久,由来已久。我国自古以来特别重视管理教学,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在前人经验的日积月累,教育工作者的开拓进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管理教育起源于古人修身养性的理论,古人特别注重对道德品质的培养,传统的私塾教育注重对《论语》等名著的学习理解,为了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治国齐家,管理教育由此而生。我国的管理教育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现如今存在着许多问题,文章从我国管理教育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了管理教育现状,分析了如何透过现状看本质,以促进其发展。
建国初期,由于我国之前经历了抗日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国民经济基础薄弱,社会体制还不健全,所以我国的现代管理教育发展刚刚起步。随着国民经济如火如荼地建设,社会体制的逐渐健全,我国现代管理教育逐步完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提出了以经济为中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出了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逐渐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国管理教育又迎来发展的复苏时代。随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管理教育事业迎来发展的大机遇,党和国家制定了管理教育的大纲,实行积极的政策加大对管理教育的投入。
(一)现状。
知识的教育是人才的根本,是科技发展的基础。然而光有知识是不够的,要成为有能力的才人,还必须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我们的人才结构出现严重失衡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现代教育体制思想问题。因为我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决定的教育价值取向,而我们的教育取向,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结构。如今我们关注的是把教育和将来的工作、生活、居住、收入以及名声等紧密联系在一起,都认为读了大学,而且是要上名牌大学才是好事,只在乎形式和结果,并不在乎现在的大学教育的实际效果是否理想。从中国国情考虑,中国要想建立一个庞大的管理教育体系,是要付出巨大惊人的成本费用的。我国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教育经费的分配不公平。教师在我国地位不高,得不到社会的重视与尊重,对于教师队伍建设往往出现资金短缺的现象。
(二)解决措施。
首先进行教育观念的改变,树立传承中华文明之教育思想,吸纳西方教学经验,逐步确立新时代中国教育思想理念。读书和做人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文化知识的教育是一方面,而思想道德却是重点。教育的目的不是“升官发财”,而是服务社会,造福苍生。其次对于教育机构进行深刻的改革,清正廉洁的教学机构方能教化出清正廉洁的学子。制定出科学合理并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教学体系,使传统的科举教育逐步过度到全民素质教育的正确轨道上来,而不是为了升学考试。提倡“有教无类”,因人而异,重智育,更重德育,同时加强体、美、劳的教育;对于教师,师风、师德应当成为首选,而教学灵活多变应成为现代教学的特色,并能走出课堂,进入社会生活,寓教于乐,寓教于生活。
三是改革教育制度,整顿社会教学秩序。现代社会教学秩序十分混乱,公办与私立并存,而教学质量和教学环境却差别很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原则上应该不主张民办学校,即便是民办学校,也应纳入中国教育部门统一监督管理。而在另一方面,中国教育制度缺乏灵活性和教条,行政化的管理严重影响了教学思想的自由发展,同时也制约了中国教育对社会需要的适应性和变革发展。四是重视传统文化思想,吸纳外部文化思想,展开学术争鸣和交流,从而在辩驳中找到适合或正确的思想或方法。过去历史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将来也不会改变西方人这种本质属性,这是源自于西方人的思想文化内核所决定的。
五是逐步改革中国吏政制度,完全实现公务员制度。中国吏政是一个不可触摸的敏感问题,2000多年来的政治精髓也在于此,因此要改革,也是十分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前期引入“公务员制度”,虽然效果不好,但也是一种尝试。在权力面前,除非是权力者本身愿意改革,否则一切改革都是妄言。公务员制度无疑是较为民主的制度,只是在中国,我们依旧缺少这种制度存在的土壤和环境,现在的公招,而那些相对优秀的“平民”,则需要有某种被“赏识”或“推荐”或其它的关系,方可渐进入政。
1992年党的十四大做出决策:到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两基”作为当代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这是我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贯彻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措施。新时期我国的国情,决定我国实行新型的管理教育模式,管理教育对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绝不能忽视,需要全体教育工作者高度重视,并肩作战。
中国管理教育现状及发展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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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他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倡导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正式提出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基本经验。
关键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毛泽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经过民主革命实践检验并逐步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长期以来被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里熠熠生辉,魅力长存。他所倡导并亲身实践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所积累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辩证统一的基本经验,依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构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不可或缺的基本思路和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亦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与获致世界意义的完美典范。
一、倡导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乃是其创立者们与他们自身所处的时代直接对话的产物,因而马克思主义并非一种仅囿于书斋和学院之中的学问,而是一种直面现实、改造现实的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给我们的与其说是一种既定的理论与知识,毋宁说是教给我们一种改造世界、变革现实的方式,一种不断与时代现实、具体实践有机结合的实践与批判精神。对此,恩格斯这样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这些论述无疑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然而,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并不是被所有的人视作“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科学,而是被当成生搬硬套在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的现成教条。这种情况不仅在欧洲历史上出现过,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尤其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同样出现过。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后不久,就立即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大革命运动和节节胜利的北伐战争之中,并且充当了革命战争的急先锋。中国共产党人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但是,由于当时中共领导人没有认识到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革命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和革命的主要特点缺乏认识,同时又过分依赖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指导,缺乏自身独立自主性和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整体把握能力,因而找不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可行性方案,抵御不住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以至于使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这也说明。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间明显存在间距,并未得到有机的结合。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在主要城市发动武装暴动,诸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另一条是走在偏僻农村进行武装暴动的路,诸如毛泽东所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然而,这两条道路,到底哪一条道路更适合中国国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实践。他们认识到,第一条道路适合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因为近代大机器工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而且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组织纪律性。共产党人依靠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在反动统治势力集结的大城市进行武装暴动,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当时的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交通都非常落后,各地区发展也极不平衡;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队伍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在大城市进行革命,进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地步。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要走向胜利,必须要打破在中心城市夺取政权的模式,打破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必须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同时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所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就是自觉结合的典范,这一结合在客观效果上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事业中获得了自觉性、主体性与能动性。
但是,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当时党的领导人在思想上要么陷入右倾保守主义,要么沦为“左”倾冒险主义。右倾保守主义者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如“二次革命”的理论),主动放弃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以致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送给了国民党;“左”倾冒险主义者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不顾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力量的悬殊对比,急躁盲动,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极大的危害,使得红色根据地在反动派的围剿下几乎丧失殆尽。在随后进行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又遭受到重大损失,以至于濒临绝境。
在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才由此转危为安。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红军和党中央到达延安以后,党内主要领导人的认识才逐渐趋于一致,即一致认为要打破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驱散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迷雾。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总的指导原理”(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的意识在这个时候已渐露端倪。
1939年,毛泽东在《发刊词》一文中第一次对“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作了理性表达,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命题。194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又说道:“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在这20年里,中国共产党人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做出了巨大努力,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付出了血的代价换来的。1956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也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此外,在《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中,毛泽东也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中多处使用了类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字样。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得以真正中国化的一个实践诠释原则,同时也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这一思想原则,从内容构成看无疑包含三个要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二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具体实践,就是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三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即具体运用及其成效。毛泽东借“有的放矢”这个成语来形象地比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用“矢”比喻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的”比喻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放”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也就是二者的有机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必须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既不能乱射,也不能不射,而是既要敢于在实践中开拓、试验、探索、创新,又要善于检验、总结、概括和提升。通过这个成语,毛泽东十分清楚地告诉党内同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间不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而是一种“辩证互动”的关系。
另外,毛泽东还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较好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既不是用其他的什么主义或者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也不是教条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生硬地相结合。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既要“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要坚持不懈地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来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实现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并理性、自觉地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辩证对接起来,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符的部分加以改造与提炼,因为中国的实际还包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故而领导干部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而非一种异己的存在。毛泽东是他那个时期党内领导人中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最为熟悉的理论家,他深刻理解中国的国情和民情,了解任何一种外来的文化要成功实现其本土化,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既要结合本国的具体实践,又要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找到二者之间的耦合生长点、契合融通性。这是被无数中外文化交流、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的一个客观规律。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十多年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总结了党领导民主主义革命前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和惨痛教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革命的领导阶级、动力和主要特点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完整和系统。这是毛泽东对我们党在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上,所做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既包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做了初步尝试和理论准备。
二、正式提出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科学概念。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无疑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民族化。这是因为作为世界性学说的马克思主义仅就理论形态上而言还只是基于历史发展大势而形成的“总的指导原理”,它需要“在‘化’的系列中存在并发展着自身”,同时,只有将其具体化、穿上本民族的服装,才能变理论理性为实践理性,变观念智慧为行动力量,才能不断在种种“化”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世界性的范导功能加以呈露与凸显。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进行伟大的革命实践和建设实践,倡导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这是毛泽东一生为中国历史做出的最大贡献。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他没有像其他青年知识分子那样出国留学,而是选择留在国内从事革命斗争。他有这样的认识,要想在改造中国的伟大事业中有所作为,就要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准确和深入地了解,并对之做出实地调查及研究。在其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是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亲身实践,尤其注重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根本实质始终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相关联,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需要理论的指导,理论也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才能实现它的价值。
李大钊曾经说,马克思主义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表明李大钊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就是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同样为毛泽东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他在陕北时对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读了这些书之后,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样就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把《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内容归结为“阶级斗争”,这就紧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根本,因为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阶级社会的主要方法。他从中找到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充分表明他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僵死的教条。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人并不罕见,如瞿秋白,王明等人。特别是王明,由于曾经留学苏联,经过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可谓烂熟于心、出口成章,号称“党内理论家”,但他不了解中国社会,对中国的实际问题没有真真切切的具体理解和感受。可以说,王明是“经院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是“实践派”的理论家,更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家。这也是中国革命早期所面临的问题。教条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背诵得滚瓜烂熟,但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却无能为力,甚至给革命带来巨大危害。这种状况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都极为不利。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像背诵《圣经》那样去背诵马克思主义信条。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首先实现了这样一种转变: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精髓,形成了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做出简单阐释,而是要进行革命实践并从中取得成功经验,才有可能形成明晰的科学概念。到抗日战争时期,民主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考已经初步成熟,毛泽东等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初步总结,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也形成了自身完备的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范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范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主要方面,或者说这是一个过程的前后两个阶段。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所结出的重要理论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简言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刘少奇在代表党中央作的《论党》报告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之统一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和政策”。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毛泽东思想是我党创立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指导思想和理论。叫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因而“七大”成为中共党史的重要里程碑。从此之后,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
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的理论品质,是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进行改造和创新的结果。毛泽东思想有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博大精深的内涵,凝结着毛泽东及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它对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具有广泛的世界性品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实践中,针对党内长期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倾向而提出的。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伟大的力量,就在于它是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相结合。离开中国社会的实际和革命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只是不切实际的抽象而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中国特色,具有一定民族形式,容易被人们掌握并用于指导实践。
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的品质,它的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进一步发展。他在“七大”政治报告中严厉批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倾向,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他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表明,他认为党内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斗争,即香的、活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观同臭的、死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具有不断发展的品质,是系统的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毛泽东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总结了党成立以后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对“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准确的科学定位,并且全面而精辟地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动力、前途、发展阶段、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等重大理论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总结和深刻反思的结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和建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继续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在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中,坚决反对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得对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个历史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仍在发展。比如,在人民民主专政理论、革命转变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执政党建设理论等方面,提出和阐发了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特别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从事经济建设工作,失误无疑是难免的。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在会议的报告中,毛泽东总结了经验教训,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这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思想的延伸,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其体系和内容包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确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体现革命战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和国际问题等诸多内容;涵盖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各个方面,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如何革命、如何夺取革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等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和进入了新的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己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理念。“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形成过程。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主要方面。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来看,毛泽东思想既是一个伟大成果,又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源头,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又为实现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做了具体解释,回答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所谓立场,就是要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完全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并且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在多个场合讲过要坚持共产党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工农兵的立场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明确反对国民党的立场、资产阶级的立场、地主买办的立场和少数反动分子的立场。这实质上就是在中国这个特殊国情下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所谓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要观点,就是运用这样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搬硬套中国革命的实际,这是教条主义的方法,不仅没有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而且没有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存在的实际问题。所谓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理论联系实际、辩证协调和整体系统的方法,可以说,用这样的方法彰显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变革现实”的理论品格是毛泽东以一贯之的行动诉求。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三者密切联系并相互交叉。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也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精髓。
摘 要: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产物,在指导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和创建繁荣的祖国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建国之后的思想改造产生重要影响,为近代思想改造指出了“人人都是改造对象、树立正确价值观、掀起群众路线”等思路。
关键词: 毛泽东思想 近代思想改造 影响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特色是其思想改造论,然而,毛泽东的思想改造论强调通过对外在的人的灵魂教化达到内在的精神升华,进而达到主观伦理意志的高度统一。毛泽东的思想改造论对近代思想改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毛泽东思想影响近代思想改造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毛泽东思想作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内在的思想改造论对近代思想改造起到了很大的借鉴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1.1认识到人人都是思想改造的对象。
毛泽东曾经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针对不同的人群毛泽东采用不同的改造方式,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全面性和战略性:(1)对于剥削者的思想改造,毛泽东提出应当采取强迫性的改造。对地主阶级的改造主要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通过土地改革强迫地主参加劳动,使其在劳动中改造自身思想,成为新社会的农民;对民族资产阶级则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转变其剥削阶级立场,使其参加劳动,成为工人阶级一员。(2)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毛泽东思想中最为重视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因素,要成功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倡导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尽管在后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出现了过急、过“左”的错误,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一种先进的想法。(3)对领导干部的改造则主要从反腐败展开。1951年的“三反”斗争,1957年的“开门整风”运动,以及60年代初的“四清”运动都是围绕反腐败这一主题展开的,也是对领导干部思想改造的一系列实践。后期的““””运动尽管也是一种体制外的解决干部问题的实践,但由于“_”的利用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也证明了解决干部问题仅仅靠思想改造而没有制度辅佐是难以顺利实现的。(4)对农民的思想改造。对农民的思想改造是重中之重,毛泽东一直将其放在重要位置,认为通过向农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来消除农民自身落后、分散、自私自利等落后思想。
毛泽东针对不同人群的思想改造方式为近代思想改造提供了新的思路。
1.2思想改造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通过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之后建立了新中国,然而长达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彻底消灭的,因此,建国之初整个新中国的思想改造核心便是针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改造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毛泽东在当时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将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作为思想改造的目标。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主张自私自利,强调官本位,一切都以“我”为中心,从自己出发建立私人关系网络,官本位则是官僚主义的“老爷”作风,这些都违背了毛泽东“公平”“公正”的价值观。针对这些残留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论是处于什么岗位上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谋取私利。在当时也树立了诸如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榜样。只有具备了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品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克服种种困难。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直备受人们重视,在近现代思想改造过程中也一直被奉为圭臬。
1.3以群众运动作为思想改造的推动方式。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一直以来所坚持的,毛泽东认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群众是所有工作的基础,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多年间,我国几乎每年都有群众运动。在思想改造中走群众路线,一方面在广大群众中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浪潮,解剖自己,改造自身思想,另一方面通过广大群众带起的思想改造浪潮对各阶层人民产生强大的压力,迫使其转变思想,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为了强化群众运动的作用,毛泽东将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融入到群众运动之中。借助毛泽东的“四大”,群众一方面通过批判、批斗等形式帮助改造对象完善其思想改造。而另一方面,通过对别人的揭露、批判等形式,可以起到教育自己的作用,实现自身思想的完善。
以群众运动推动思想改造的方式在建国期初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成功实现了冲破封建主义思想束缚、转变人们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目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群众运动也存在一些负面效应,一些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靠群众的批判、批斗运动往往会造成混淆政策标准、颠倒是非、伤害人心、践踏民权的后果,这些也是以后思想改造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方面。
2.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继续完善思想改造
2.1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科学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是革命前辈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漫长的革命史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继续完善思想改造必须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科学性。在漫长的革命史中新中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思路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整个新中国的
进步和繁荣也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实现的。要深入理解和贯彻一个思想,首先要做的是认识其科学性,从灵魂深处对其认可。
2.2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重大作用。
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在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的时候要坚持认识事物的两面性原则,客观公正地对其进行评价。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是不能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否定其思想的重要历史作用;二是不能以毛泽东思想中一些具体结论过时为由否定其思想的先进性。
2.3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任何一个思想的完善都是不断坚持和发展的过程,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变成现实我们应当学会传承,毛泽东思想之后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理论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需要我们在以后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拓展和完善。
3.结语
毛泽东思想为近代思想改造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起到很大的借鉴作用。无论是建国之初还是现在,毛泽东思想始终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延续并发展。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我们必须在以后的思想改造过程中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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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视学习、不断加强学习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也是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在每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关头,中国共产党都因善于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而避免和克服了各种危机。毛泽东十分重视学习问题,其学习思想十分丰富,对于指导我们的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政党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学习思想;学习问题;学习方法;意义
什么是学习呢?其实,孔夫子在几千年前就给出了答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道出了学习的本质。学习是一个探索知识、寻求真理的过程,任何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才能不停地进步,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学习作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举措。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的活动也开展地如火如荼,“学习”正在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和使用的一个高频率词汇。
一、毛泽东学习思想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战略家,更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从小爱读书爱学习,在其一生的诸多论著中,阐述了不少关于学习的真知灼见。最近拜读了《毛泽东选集》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学习和时局》等文章,感触颇深。这些文章使我认识到毛泽东同志不仅在革命的军事理论方面思想深刻、认识深远,而且在学习方面也有着深刻辩证的开拓精神和总结性的思想认识。由此引发了我对毛泽东学习思想的研究兴趣。
所谓学习思想,是指人们对学习的本质、学习观念、学习态度、学习原则、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等问题的基本看法和观点,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多层次的思想体系。关于毛泽东学习思想的含义,至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为学界所公认的概念。我认为,毛泽东学习思想是在广泛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华,经过反复的实践和综合探索,总结、继承和发展了许多治学经验和优秀成果,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革命为中心和以工农群众为对象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学习思想体系。在《论语》中,孔子主张学、问、思、习、行相结合,而毛泽东同志对学习思想的论述也相当广泛,包括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等诸多方面。
毛泽东同志一生博览群书,从古代的传统文学到近现代文学,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惊人不已。他博古通今,学识渊博,真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学问家。
毛泽东同志爱学习,但认为学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特别重视学习方法。他读书的时候特别喜欢做读书笔记,读完一本书后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字迹,有的是对自己有疑问的地方做出的标记,有的是对书中某一观点得出的自己的见解,而且遇到好书要反反复复地读好几遍,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他常常跟身边的人说,学习要活学活用,不能刻板教条、死记硬背。毛泽东同志说,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是讲义之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毛泽东就想说明一个道理:一个人光有书本知识是不行的,一定要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学习实际的知识,这是最丰富最生动的知识。
毛泽东同志一直秉持严谨的学习态度,他认为学习要踏踏实实、谦虚谨慎、不耻下问、孜孜不倦、持之以恒,不能投机取巧、半途而废、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形象的说:“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这是说我们学习要脚踏实地,不能徒有虚名。他认为:“知识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虚的态度。”他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他说到做到,到晚年一直坚持学习,即使自己不能读书了,还坚持让人给他读报纸,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向我们展示了一代伟人的风范。
毛泽东同志学习思想十分丰富,对于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态度等方面都有着精湛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他的学习毅力和求知精神,令我们钦佩,这对于知道我们的学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当前我们的学习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在经济建设大潮和文化多元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不管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在学习的目的、方法、态度和学风等问题上依然存在一些的问题。
(一)学习目的不明确
不知道自己缺少什么知识,应补什么知识,不加选择地、毫无目标的拿来便学;不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学,单纯的为了学习理论而学习;有些人学习不是为了报效祖国、为祖国做贡献,而是为了一己私利,利用学到的知识技能谋取利益、危害人民。
(二)学习方法不得当
往往只注重理论的学习,学而不思,不会学以致用;不注重与实践相结合,不注重调查现状、研究历史,不会结合实际进行灵活运用,不会指导和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停滞不前,不敢大胆创新;不注重知识的积累,容易一知半解,做不到持之以恒、举一反三。
(三)学习态度还不够端正
把学习看作是一种负担,看作武装自己语言、装点自己门面的需要,学习往往是为了某种功利性的目的,失去了学习本来的意义,并没有真正地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和意义。
(四)学习氛围不浓厚,缺乏良好的学习风气
学习的主动性不强,积极性不高,往往是三分钟热度,想学了就多学一点,不想学了就把学习抛之脑后,做不到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在学习中往往囫囵吞枣,浅尝辄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缺乏学习的灵气和灵感,缺乏钻研到底的决心。 (五)一味地崇洋媚外,不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
对中国的历史一知半解,不学老祖宗几千年积淀下来优秀文化,只读西方的东西,看西方的影视作品,过西方的节日,有的就只会忙于网络,走所谓的时尚。
三、我们应该如何学习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无论是科学地总结经验还是顺利地推进又好又快的发展,抑或建立学习型的无产阶级政党,都需要认真地加强学习。因此,研究毛泽东的学习思想,发掘其深远的学理和科学的方法,对我们都有着深刻的启示。我们必须通过“有的放矢”的学习,不断掌握新知识、新方法,才能适应新挑战,解决新矛盾,富于新活力。具体来说,当前形势下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学习观,我个人认为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树立长远的奋斗目标,有终身学习的理念
知道自己的优势和短处,取长补短,扬长避短,知道自己学习是为了什么。给自己制定一个合理的目标才能激发自己学习的动力。在学习中,要像毛泽东一样善于思考和质疑,有目标、有计划,不懂就问或反复阅读从而达到理解和消化知识的目的。在科学知识日新月异的今天,世界在飞速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知识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我们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就必须把学习从单纯的求知变为生活的方式,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
(二)在学习方法上要坚持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课堂学习和自学相结合,做到学以致用
要始终保持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在学习中树立创新意识、增强创新能力、拓宽创新领域,切实解决学习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毛泽东学习的经验可以看出,社会实践的知识也是同等重要的。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是实践的总结和升华,但反过来又需要用实践来检验。因此只有把书本知识融汇到社会实践中去,同时在广泛的社会实践中强化自己的知识,多读、多想、多写、多问,增强自学能力,发挥学习的自主性,拓宽自己的知识结构,才能在这种相互融汇的过程中有所创造和有所发明。才能提高学习能力,增强学习效果以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
(三)要端正我们的学习态度
要使每一个人都深刻体会到学习不仅是个人获取知识、提高素质、增长本领的重要方式,而且还是一个民族和国家传承文明、繁荣进步的重要途径。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成功、成就、升迁等原因的85%是因为我们的态度,而仅有15%是由于我们的专门技术。要把学习视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学习不能与生活割裂,只有把学习与日常工作生活融合在一起,把学习当作一件快乐的事情,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彻底摒弃懈怠之心、功利之念,真正把学习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在学习中生活、在生活中学习,学习才能自觉,才会恒久,才会有生命力。
(四)要建立良好的学习机构、体制和教育制度
有组织、有系统的学习,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使习惯成自然。并且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有“钻劲”和“挤劲”,不能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五)要注重学习和研究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其继承与发展,对西方文化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防止西方文化渗透,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总之,我们一定要摆脱考试性被动的学习模式,要主动在国际化的视野下读书学习,寻找最前沿的一流的知识,并通过一些实践活动提高自己的动脑、动手能力,边学边做,为解决实际问题去读书学习。我们应明确学习中最重要的不是死记硬背某些知识,而是要深入理解和认识,学习只是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关键是要抓住理论的精髓,活学活用,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具体的实际工作中去,实现科学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和推动作用,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用科学的知识和理论去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更好地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我们要把学习作为一种乐趣、一种态度、一种追求、一种境界,孜孜以求、苦学不倦,在学习中拓宽视野、提升能力、增强本领;在学习中陶冶情操、开阔胸襟、提高修养。我们要时常反躬自省,对自己在学识、眼界、能力等方面的不适应保持警醒,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中,重视学习、热爱学习,在坚持不懈的学习中补“钙”、健“脑”、充“电”,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观念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更好地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人类若不懂学习,不会学习,一切都无从谈起。毛泽东的学习思想有一个核心议题,那就是:学习是人的一种追求理想、追求真理的社会实践活动,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为了创建学习型社会,创造人人奋发学习的氛围,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学习思想的精华,做到全民学习,人人学习,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才能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胜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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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是指企业为满足消费者或用户的需求而提供商品或劳务的整体营销活动。而战略是确定企业长远发展目标,并指出实现长远目标的策略和途径。战略确定的目标,必须与企业的宗旨和使命相吻合。战略是一种思想,一种思维方法,也是一种分析工具和一种较长远和整体的计划规划。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入世后中国电信的市场形势及营销战略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针对入世后中国电信市场的形势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营销对策。对于促进我国电信产业的快速发展,适应激烈市场竞争的需要,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 :中国电信 市场形势 营销战略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电信业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改革开放浪潮,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电信业从政府统一管理的基础设施部门转变为竞争激烈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从欧美发达国家开始,包括后来跟上的发展中国家,各国电信企业纷纷与政府邮电管理部门脱钩,实行企业化经营。首先,是从对电信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转变为股份有限公司。其次,发达国家各国政府纷纷放松管制,开放市场,并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主要渠道,呼吁并实施在世界范围内放松电信管制。
1997年2月15日,世界贸易组织中的69个成员国,代表了全球90%以上的电信业务,正式签署了2000年的电信市场对外开放协议。主要内容为:1998年1月1日,美国、加拿大、欧盟部分国家和日本(相当于世界电信收入的75%)全面开放电信市场。
入世后,中国电信企业面临外资入局的挑战,到2004年12月11日,中国入世3周年已满,依据我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电信行业已在2003年底全面取消了增值服务开放地域的限制。在2004年年底,外资在移动语音和数据服务中的持股比例限制由开放初期的25%逐步提高到49%,并可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建立中外合资企业,提供基础电信服务。2005年,外国电信运营商进入中国的最关键时期已经到来。
在中国的良好经济环境和巨大市场潜力的诱惑下,矢志复苏的国际电信巨头一直对中国的电信业有着强烈的兴趣:AT&T苦苦争取了8年才得以落地浦东;沃达丰不声不响地增股中国移动;澳大利亚电讯渴望借奥运会之机赢得一席之地;SK电讯与中国联通建立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合资电信企业———联通时科;DoCoMo、法国电信在北京设立了研究中心;英、德电信等都在与中国网通、中国电信等企业协商,试图找到进入中国的最佳途径。在向中国电信市场的迈进中,外资的步伐越来越急迫。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电信业还是一个由邮电部一统天下的纯国有的、绝对政府垄断的、低效率、非盈利部门,根本不是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打破行政垄断、引入竞争机制等方面,中国电信进行了改革。1994年,中国联合通信公司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中国电信行业的大统一的天下被打破。但是,至今电信业在破除大统一局面、引入新的竞争主体方面的工作尚未完全到位,中国电信与政府的“血缘”关系并未完全割断,现有的几个国有电信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企业内部还没有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效率不高导致规模不经济、无成本优势;竞争还仅局限于价格竞争的低层面上,缺乏技术含量高的创新性竞争。
入世给我国电信业市场带来负面影响,如国外信价比高的产品将大量进入我国电信产品市场,外国实力强劲的电信公司将纷纷进入我国的电信市场,对我国电信企业造成巨大冲击。
当国外电信企业进入中国电信产品与服务市场后,他们势必凭借先进的技术平台、科学的管理模式和优良的服务品种与水平,对在经营机制、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等方面与他们有很大差距的我国电信企业形成巨大的挑战。从其它行业的外企进入中国市场的营销战略特点来看,外企电信公司进入后,必将采取人才本土化的战略,其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优厚的待遇将使我国电信产业丧失大量的人才。这些挑战是我国电信产业从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必须应对的,我们别无选择。
如何增强我国电信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电信业的整体实力,如何调整我国电信产业的营销战略,以便我国电信业能在激烈的国际和国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我国电信业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为此,我们应采取的市场营销战略应为如下几点:
(1)引入竞争机制,重组电信行业资源,组建企业集团。中国的电信产业过于分散,企业过小的现状仍十分严重,难以与国际上电信巨头进行竞争。因此,必须大刀阔斧地开放国内市场,整合国内电信优良资源,鼓励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参与电信业的竞争,将民营经济的活力注入国有电信企业的实体之中,加快国有电信企业的重组、改造,壮大我国电信业的整体竞争力。
(2)坚持技术创新。市场竞争最终归结为电信产品所蕴涵的核心技术和专有技术的竞争。电信产业的技术创新,主要在三个层面上开展:第一是电话、有线电视、互联网通讯和卫星通讯的结合;第二是通讯与计算机、新闻媒体和文化产业的结合;第三是通讯与商业和金融产业的结合。只有在不同层面上逐步占领技术的制高点,中国企业才能既适应市场需要,又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3)以顾客为中心,提供更多的电信产品。由于我国电信产业大统一的历史局面还没有完全根除,几个大的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在价格层面上展开,所以我国电信产业市场上电信产品仍十分单一化,适应不了顾客的需要。在发达国家,电信企业的产品品种众多,业务量很大,如美国通过AT&T电话实现的“家居购物”销售额,1994年达1 000亿美元,约占全美零售总额的25%~42%,1997年年底以前,沃玛特8万种商品全部上网销售。在国外,电信产品的开发遍及保险、储蓄、旅行、炒股、娱乐等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4)实行国际市场营销战略,参与国际市场的运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企业必须树立全球竞争意识和全球市场意识,制定全球市场营销战略,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为此,我国可以跨行业组建一个电信企业集团,如将电信的研究院所、制造业和电信服务业的优良资产进行组合,组建一个有活力的大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电信产品供给和电信运营业务。在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我们只有能走出去,拿进来,并通过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与合作,互通有无,才能逐步发展壮大。
总之,入世后中国的电信企业既面临了激烈的竞争,又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的电信企业要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营销战略,才能适应激烈竞争的需要,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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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至今已逾半个多世纪。从20世纪30至40年代的萌芽,到50至60年代的初步形成,到70至90年代的恢复与发展,再到90年代末开始的学术化转型,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实用化到学术化,从单一写作模式到多样化转变的过程。目前,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刻,我们应充分运用新知识和新方法,以促成学术的转型。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讨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历程及特点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从萌芽、初步形成、恢复与发展以及转型四个阶段,对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历程及不同阶段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以期为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音乐 通史研究 历程 特点
在我国,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伴随着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开始逐渐向着近代音乐文化转变,对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历程以特点进行探讨,对于促进音乐文化的转型和发展是非常必要的。这里主要从以下四个阶段,对其进行分析和讨论。
我国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萌芽于20世纪30-40年代,主要是针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历程的研究和论述。在1936年,李树化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中,以19世纪欧洲“国民乐派”的兴起为参考,对西方音乐文化传入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音乐发展历程进行了评述,对中国音乐流布嬗变态势及发展格局等进行了分析,非常直观地体现出了作者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与传统音乐之间差异性的认识。
之后,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造性地开设了“新音乐运动史”课程,从当时社会背景和教学目的出发,出现了许多以左翼和救亡音乐的成长和发展为主要脉络的《中国新音乐运动史》,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有冼星海的《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陈原的《中国新音乐运动之史》等。在萌芽时期,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明确了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思想基础,同时对史料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汇集。但是受客观条件及思想认识局限,部分研究缺乏科学性与可靠性。
在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音乐工作者以保卫革命音乐传统为口号,开始了对五四运动以来的音乐发展历程的研究,也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对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工作的开始。在研究中,一方面,针对许多老一辈的音乐家、戏曲艺人等进行了采访录音,对相关素材进行了完善,同时,对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宣部资料室等存在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另一方面,在通史编撰中,采用了综合史学研究方法。例如,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的编写中,采用了新的综合史学研究方法,将全书的内容分为了两大部分,针对音乐创作、音乐理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论述,同时,在编写过程中,应用了规范化的学术标准。
在““””结束后,一度被搁置的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81年10月,在当时第一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术讨论会”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音乐简史》两部史稿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的音乐院校了陆续开始了对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出现了许多近现代音乐通史著作,如《中国音乐史讲义》、《中国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等,这些资料从整体框架层面上看,多是以时间分期法,实现对于章节的划分;从内容方面看,涉及了传统音乐文化和新音乐文化两个部分,包括了著名音乐家、作品、乐器等相关内容;在史料的应用方面,力求历史资料的多样性,强调文物与文献考证研究的互补结合的史学研究传统。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了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教材类的通史迅速增加,为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参考依据,如1991年孙继楠主持编写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2003年陈秉义编写的《中国音乐通史概述》等,都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一些以多元化、边缘化研究视角编撰的音乐通史著作也随之出现,如臧一冰的《中国音乐史》、居其宏的《20世纪中国音乐》等,从多个方面对近现代音乐的发展进行了研究,颇具新意。
首先,历史观念新。在该时期,对于音乐通史的研究,着重介绍了近现代中国音乐的发展情况,同时加强了对于流行音乐历史的研究,在描述方面更加细致,富有个性;其次,研究视野新。在该时期的著作中,都体现出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唯物史观与知行相统一的风格,无论是研究目的还是研究视野,都有了很大的创新,开始逐渐由单纯的课堂讲义向着全社会普及,同时推动了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文化的交流;然后,结构布局新。在这一时期,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已经开始针对现有的基本章节和框架,进行相应的改进和完善,突破了传统结构和叙述方式的束缚,使得相关著作的结构更加合理,层次更加分明,条理清晰,便于研究人员的参考和应用;最后,知识内容新。从著作的内容分析,在这一时期,对于音乐通史的研究,不仅追求充分性和详实性,而且注重内容涵盖范围的广泛性,对于许多对音乐发展存在一定贡献,但是被埋没或者遗忘的音乐家进行了挖掘,拓展了研究的范围,保证了研究的全面性和可靠性。
从上述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历程,经历了从政治化治史方式向学术化治史方式的转变,各种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的应用,以及西方音乐文化的引入,推动了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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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风格是音乐意义产生的基础,音乐的韵味存在于风格之中,由于受地域的原因和生活环境的不同所影响,他们的艺术风格也就迥然各异了,所以它有多样性,丰富性及特殊性。地域文化的差异是中国竹笛不同音乐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不同的地域文化形成了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中国竹笛南北两派长期存在于不同的地域文化中,这种地理上的分界给人类的生产、活动造成了分隔,因而,在竹笛的演奏风格、音乐作品及音响形态上都体现出相对独立性、差异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竹笛音乐风格的流布与变迁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竹笛音乐风格的流布与变迁研究全文如下:
摘要:竹笛作为伴奏、合奏乐器是在20世纪开始的,其中20世纪50至60年代是竹笛艺术发展的崭新阶段。这一时期竹笛流派开始形成,其演奏艺术风格开始逐渐鲜明,以南北两大流派为主。本文以竹笛艺术的南北流派及其艺术风格为主线,探讨竹笛艺术的风格流布与变迁。
关键词:竹笛艺术 音乐风格 流派划分
竹笛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有关中国竹笛的起源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是由汉武帝时丘仲所发明。从竹笛诞生起至今日,众多的竹笛演奏家们为竹笛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使我国的竹笛艺术在历史长河中绽放着夺目的光芒。汉唐以前,竹笛多为文人雅客的器具,可想而知,当时的演奏形式多为独奏。宋元以来,随着戏曲的发展,竹笛被广泛运用于民间戏曲中,并担任主奏或领奏的角色。明代末年后,竹笛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演奏技法及音乐风格被充分地展现,并为大众所熟知。
竹笛的声音清澈明亮,表现力强。隋唐时期既有大横吹与小横吹的记载。宋朝,笛子在民间音乐中已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当时民间音乐表演形式中有“鼓笛曲”,从其名称中即可看出鼓和笛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乐器。明、清时期,笛子开始广泛应用于民间音乐中,其中,十番锣鼓与江南丝竹等乐种中多用笛子作为其主奏乐器。新中国成立后,竹笛的演奏技法逐步发展成熟,音乐风格也逐渐清晰。
20世纪中国竹笛艺术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竹笛艺术家,他们为竹笛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所创作的优秀作品为竹笛艺术注入了新鲜血液。其中冯子存先生、卫仲乐先生堪称竹笛事业的领军人物。卫仲乐先生于1938年随“中国文化剧团”赴美演出时首次演奏了竹笛独奏民间乐曲《鹧鸪飞》,并录制唱片。冯子存先生创作的竹笛独奏曲《喜相逢》轰动一时。自此,中国竹笛开始以独奏、合奏的形式频频出现于舞台之上,成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乐器。
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流派与风格的区分。以竹笛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音乐自产生起就有南北之分。产生此区分方法的原因在于南北文化的差异及地域的差异,南北人文的差异。自古以来,便有北方人粗犷豪放,南方人细腻婉约的说法,表现在竹笛艺术中亦是如此。南北派笛曲风格迥异,南派在音乐风格中强调音色的柔美,旋律的波浪式起伏,且具有歌唱性。北派音乐风格则强调音色高亢,旋律跌宕起伏。
20世纪50至60年代,以冯子存先生与赵松庭先生为代表的北南两大流派在竹笛演奏风格上已有较大区分。此时的竹笛艺术无论在演奏风格还是演奏技巧,亦或是作品的创作中都取得了全面的发展。南方流派多演奏曲笛,演奏的作品多为江南一带的地方音乐,多为江南民歌所改编而成的独奏曲。在演奏技巧上,通过对气息的控制,多采用竹笛演奏中的“颤”、“打”等演奏技巧,将江南水乡所独有的韵味淋漓尽致的展现。
南派曲笛,艺术风格委婉秀丽。曲笛音乐的变奏多体现在不同板式的组合模式中,多表现在速度与节拍中,以及乐曲情绪变化中,跟随旋律的变化做相应的加花或缩减,表现在乐曲中既有抒情悠扬的片段又有活泼欢快的片段。南派曲笛用调多为C、D调,在演奏技法上多注重“气”与“指”的结合,作品格调多为抒情及写意,侧重于表达人物的内心情感及美好的愿望。如《秋湖月夜》等。说到南派竹笛不得不提及的艺术家是赵松庭先生,为南派曲笛的代表人物。
赵松庭先生集竹笛理论、演奏、创作于一身的大师。他涉猎广泛,不仅学习昆曲、乱弹等戏曲,更兼具吸收民间音乐。他的吹奏特点为热闹、活泼但又不失典雅秀丽。其演奏艺术的积累建立在广泛的戏曲音乐基础之上,代表作为《早晨》。赵松庭先生擅长运用传统的演奏风格与吹奏技巧将现实生活展现,并广纳百家,不仅吸收了北方流派的演奏技巧,更是吸收了昆曲中的运气方法及灵活流利的指法。
北方流派,多演奏梆笛,主要流传于冀西北地区。演奏作品多为北方民间音乐,如二人台、山西梆子等地方音乐及地方戏曲所改编而成的竹笛独奏曲。演奏风格豪放、粗犷。演奏技巧上多采用“吐”、“花”、“抹”等技巧。梆笛的变奏特点在于节奏、速度、旋律上的对比,板式结构为严格的变奏体。演奏技巧的变化多为跟随旋律的变化进行改变。北派梆笛用调多为F、G调,在演奏技法上多注重“舌”与“指”的运用,作品格调多为叙事与写实,着重于表达现实生活场景,如《小八路勇闯封锁线》。北方梆笛的代表人物有冯子存、刘管乐等,从两位竹笛艺术家的演奏作品及演奏技巧上即能全面了解北方梆笛的风格与特色。
冯子存,北方梆笛的主要代表人物。其演奏艺术朴实无华,极具民间音乐素养。他的演奏特点为运用短促的顿音,有力的剁音,饶有韵味的抹音,华丽的花舌及颤音将富有北方独特韵味的旋律尽情展现。从其代表作品《喜相逢》中可看出北方梆笛的风格特色为音调高亢,旋律起伏,乐曲情绪粗犷奔放。冯子存创作出大量富有地方区域色彩的笛曲,刘管乐则最早受冀中地方戏曲“老调梆子”的影响,吸收了河北吹歌、冀南民间音乐发展起来,并长时期的服务于民间吹鼓乐。
从20世纪60年代起,竹笛音乐创作开始进入新的阶段,新一代年轻的竹笛艺术家们在经历音乐院校的系统训练后,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以往的传统风格做了创新与突破,竹笛音乐风格形成了多元化的特点。如《帕米尔的春天》、《扬鞭催马运粮忙》、《春到湘江》等。当竹笛音乐创作形式与音乐风格开始表现出多元化时,专业作曲家们与演奏家们共同合作充分发掘了竹笛演奏特色,进而创作出极具特色的且具有现实意义的竹笛作品。如俞逊发先生的《秋湖月夜》、《汇流》、《赤日》等,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秋湖月夜》一曲根据南宋诗人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一词创作而成。乐曲采用大G调低音曲笛,旋律恬静典雅,旋律中有古朴的钟声,演奏时运用气吐泛音来模仿钟声,给人肃穆庄重之感。该乐曲所带给人的新意之感超出以往作品,全新的音响感受将竹笛的演奏技法及表现风格做了新的拓展。《汇流》一曲属于协奏曲体裁,该曲式结构突破以往传统民族音乐体裁,全曲共分五大部分,分别为“瀑布飞泻”、“山河壮观”、“滴水成泉”、“花香鸟语”、“汇流奔腾”。旋律中尽显大自然的雄伟壮阔及作者的博大胸怀。《赤日》一曲将现代作曲技法与传统作曲技法相结合,展现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于乐谱中,把听众带入到了远古的时空中。
竹笛创作者有着各自的文化背景,风俗传统等,这些形成了创作者不同的创作习惯。他们的创作追求往往与自身所处的环境有较大关系。在他们所创作的作品中凝聚了许多生活经验与文化性格。新一代的竹笛艺术家运用丰富的创作技法,创作出了与时代紧密结合的作品。从以上这几首作品中可看出,新的创作技法已被充分运用到竹笛音乐领域,成绩卓著的作曲家们运用现代技法创作出了自由、深刻的,并兼具现代性与探索性的作品。
竹笛的发展历史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几乎是同步的。不同时期的竹笛演奏家们为竹笛艺术的发展注入了不同的血液。竹笛音乐创作,演奏手法、音乐风格的发展与演变,跟随时代的脚步,不断向前。竹笛音乐早已不再是纯粹的民间音乐,它已逐步演变成极富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民族。竹笛艺术创作者们有着清晰的理论结构,虽有着不同的艺术风格,但却有相同的艺术目标,那就是创作出个性强烈、丰富多彩的作品。随着竹笛艺术的不断向前发展,竹笛音乐风格会更加灿烂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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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研究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对于我们正确把握邓小平理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轨迹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本文侧重就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轨迹进行研究。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邓小平从中国当时的发展实际出发,思考如何实现新时期中国实际与马列主义的有效结合,由此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称此理论为邓小平理论。从1978年以来,邓小平的讲话、报告及会议决议方面均体现着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内涵。中国共产党习惯把邓小平理论划分为四部分或四阶段,即1978―1982年为提出基本理论命题的阶段;1982―1987年为形成邓小平理论基本轮廓的阶段;1987―1992年为邓小平理论逐渐成熟的阶段;1992―1997年为邓小平理论逐渐丰富及发展的阶段。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邓小平理论来直接定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本章节分别从下列三方面出发,浅析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提到: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为此,邓小平提出先富带后富的思想,即鼓励某些人及某些地区先富裕起来,并由此部分人及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人及地区,由此实现共同富裕。近年来,国内贫富差距逐渐增大,并对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此时应深化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带后富的思想,以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
2.邓小平历来对“三农”十分关注。当前,农业的耕作方式及农民的生活水平均有较大改善,但城乡贫富差距却逐渐增大。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产量相当高,此乃土地集中的机械化经营管理的成效,但国外的土地私有农场制与国内的土地国家所有制不适宜,因此国内应积极实行企业化集体经营,以实现企业与农民合作经营国有土地及从土地上把农民解放出来。为此,党与政府应落实好立法与宣传工作,以使农民自愿加入集体农业经营,即从土地使用权的次级转让定期分红,由此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有效应对“三农”问题。
3.邓小平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思想对处理社会矛盾及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从当前的社会发展过程来讲,和谐社会的建设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尽快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提高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从而实现社会的稳步发展。
(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1.推进政治文明的发展。邓小平始终立足中国社会建设的客观实际及基本国情,对以往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由此实现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形式进行有效的把握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行突出强调,从而推进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
2.邓小平指出信访部门是党与政府了解人民疾苦的耳朵,由此体现出邓小平对信访部门的足够重视,即为实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发展的同时,信访过程遭受到的阻力逐渐增大,因此传统的信访方式已难以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而基于网路信访平台的虚拟路径信访方式更是成为中国信访路径的依托点。
(三)深化“四个文明”的建设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做保障。1992年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提到:要坚持两手抓,即同时抓改革开放及抓打击犯罪活动,且两手都要硬;打击犯罪活动及扫除社会丑恶现象不可手软;共产党有能力消除社会丑恶的东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奋力拼搏的同时,难免心生被淘汰的恐惧,且现实生活使某些人的内心丧失稳固的根基,因此必须加强国民对信仰的期盼。国民内心深处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追求,而面对现今社会心理疾病的泛滥成灾,国民的信仰危机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十七大上,胡锦涛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逐步形成保护生态环境及节约能源资源的消费模式及消费方式,由此最终形成“四个文明”的发展局面。可见,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能为建设“四个文明”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邓小平理论是围绕邓小平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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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高屋建瓴,气势磅礴,站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深刻地分析和解除当今中国的发展现状,为我们未来直到2020年前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出了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思想方法审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整、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理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开始时是以建设共产主义为目标而进行的,在社会发展的浪潮中,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占领了最主要的地位。自十九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浪潮,我国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并将其应用于我国,便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基本国情;研究应用;发展情况
马克思主义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伟大思想理论,对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马克思主义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制定了一套理论体系,用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我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的现状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问题上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何推行马克思主义、如何很好地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在中国、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活动等成为了我国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稳步地开展,很多理论在该理论体系指导下达到了深化和拓展。
(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应用初期。我国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时盲目追随,并没有考虑到我国的现状和基本国情,也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作为工作中的重要任务,在不断的努力和探索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念被逐渐解开、并逐渐清晰。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步发展时期。我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进一步深入,长期以来总是有人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实行的必然性,在不断的摸索中,首先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其次,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来进行理论指导,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赋予了推进历史的使命感;最后我国总结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我国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开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地基,不仅仅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还促进了科技和人类的全面进步。
(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我国总结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经验,首先,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用于实践中,并坚持不断的发展,以保障人民的利益为前提,纠正不良作风;其次,要将我国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美的结合,表现出有中国气息的理论指导体系;最后,反对教条主义,认清了时代发展的方向,在摸索中向前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经过了无数考验后,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完善的理论指导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什么作为发展方向这一问题要从它的特点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是将学习和应用相互结合、发现和改进相统一、领导人和群众共同推动社会主义发展。根据这些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在短短的时间内便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多学科攻关性。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国家将马克思主义慢慢渗透到整个教育体系,它主要为文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指导作用。在这些学科中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多维度开展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非常复杂非常有研究价值的一种指导思想,它不仅仅改变了我国的基本问题,随着理论体系的不断成熟,马克思主义开始向多领域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多时向推进的特点。我国在推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对时间和空间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它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断的发展和改进,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进步和发展的同时又出现了很多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取得的成绩相比,我们更应该重视它在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性质没有清楚地被认识。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一种思想文化,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还有一部分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行应用,这本质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再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情况进行改动才应用到我们国家的。
(二)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方法上存在盲点。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很明显都出现了问题。马克思主义应该被应用于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然而研究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带到带到它所不能涉及的领域上来,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在我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还没有真正的展开,只有先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才能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在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不应该一味的回避,应重新审视整个理论进程,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认为,基于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应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讲也是一次重大的突破,我们在将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时,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一个被参考的对象,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是我国的指导理论体系的主体;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首先就要弄清楚它的内涵和规律,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开展的很全面,但是要抓住其根本才能更好地利用该体系实现共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势在必行,目前对它的研究尚不深入,有成就也有问题,我们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要把马克思主义完美地应用到我国。解决问题的方法要不断的改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更快更稳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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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也就是研究讨论生物与生物之间以及非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关系。体育教学生态化也就是对学生、师生、教师、人与体育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有效的分析讨论,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教育的改革,对体育教学的授课形式以及内容都需要进行一定的整改,以使大学生的身心得到全面的发展。
体育教学生态化一词最早源于20世纪80年代,但是,在发展的历程中,因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发展较为缓慢甚至滞后。即使偶然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但是也较为肤浅。体育教学相比于其他的学科而言,存在较大的区别,会相对更加复杂。对于大学体育的教学而言,人、自然以及社会是其最为核心的要素。首先,人即是针对学生以及教师,而教学的场地、器材以及其他的设备属于自然因素范畴;存在于学校中体育的传统以及教学的观念统称为社会因素。体育教学生态化在人的因素上要求体育教师与学生之间不能够仅仅是语言、眼神以及表情方面的沟通,还需同时存在情绪、肢体以及空间距离。针对于社会因素而言,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教育、经济以及政治的制约。针对于自然因素而言,还需引进较高质量的设备。
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在中学阶段开展体育教学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应对考试。这种应试教学模式严重影响了学生对于体育学习的积极性,严重者还会形成消极意识,且一直会伴随着学生走入大学校门,导致大学生对于体育课失去积极性,不愿意去参加体育课程,认为体育课程在大学的学习中并没有一定的地位,对于体育没有形成重视意识,会间接导致大学生身体素质下降。
以生态学为出发点进行论述,当物种出现进化时,一定会引发许多反应,以使其能够适应于物种的进步,此种进化称之为“协变性”。从生态学的角度分析大学体育教学,就要求体育教学中的各个要素都有一定的协变性,从而使教学的发展能够达到相对平衡的水平。在教学中,师生之间产生的相互影响作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老师以认真饱满的态度进行教学时,学生也会受到一定感染,从而更加认真的学习。反过来,学生的情绪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师教学的积极性,这就是课堂中的生态反映。当学生的体育意识欠缺时,就会影响体育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学校体育教学事业的发展进步。
教学主体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会对体育的教学质量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能够对体育教学观念以及体育传统造成影响的因素就是学校的文化背景、学校的历史发展等,尤其是当学校文化中出现保守思想以及惰性思维时,就会使教学观念受到严重的影响。现阶段的大学教育中,对于专业教育文化、科技文化等都过于重视,却忽略了体育文化的教学,导致教育部门对于体育课题的审批较为困难,相应的财务部门也对教育资金进行缩减,严重影响了体育教学的发展,同时也违背了教育教学的基本理念。对于体育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也会严重影响人、自然以及社会因素之间的和谐关系,阻碍了学生体育素质的提升。体育教学能够很好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并使其的身体素质得到一定提升,将体育教学掌控好,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善学生的现状。
事物的发展有其必然的规律,必须遵循其规律,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体育教学强调的是身体方面的教学,而其他学科强调的是精神方面,这是二者之间存在的最为本质的区别。在体育的教学中,应该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以及生理,在遵循科学的基础上,开展有效的教学。一旦违背的发展规律,就会对体育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身体素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现阶段,应该对体育教学生态化观念进行加强,使体育教学得到较为个性化的发展。在此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学生,加强对学生的教育,使其敢于打破传统较为落后的观念,树立创新观念。
现阶段的大学体育教学生态化建设还处于发展的阶段,许多设施较不完全,且教学措施也都未成熟,还有待改善。因此,在实际的应用中,还需加强体育教学生态化理念,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有效的实施体育教学生态化,能够使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提升,并使学生的身体更加健康。所以,对大学体育的教学设计中,应充分考虑生态理念,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自古以来,师生关系都是教学中所谈论的焦点,在传统的教学中,师生之间有着较为严格的等级制度,教师一直处于高高在上的位置,学生只能被动的接受教师的灌输理论。导致教师与学生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无法实现教学质量的提升。对于生态化教学理念的实施,从根本上改善了师生之间的关系,使师生之间能够更加和谐、平等的相处,同时沟通与交流也相应的增加了,教师在充分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后才能够因材施教,实施针对性的教学,使教学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随着改革的推进,教育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在教学中,应该对学生的个体需要充分考虑,将教学的内容进行补充,以使学生的各方面素质得到提高。
一般,体育课程中,评价教学内容时,仍采用较为传统的方式,无法真正体现考核的真实效果,对学生来说,也欠缺公平性,也会使其参与的积极性受到打击,因此,在对学生的评价上,应综合多方面内容,不能一味的按照较为固定的方式进行评估。需制定较为合理的考核机制,在教学内容合理化的基础上,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综合评估。以使学生的体育意识得到加强的同时,身体素质以及身体锻炼都得到强化。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的大学体育发展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应试教育的思想观念严重制约着现代体育教学的发展,导致学生轻视体育教育,无法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对学生各方面的发展都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对体育教学进行一定的改革十分必要,将生态学理念应用于大学体育教学中,使师生之间的交流沟通得到增强,并提高了体育技能,使大学体育教学得到全面综合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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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是反映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积淀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宗教,民族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等共同特质,是指民族传统文化中维系、协调、指导、推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研究进展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精神的理论观点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不断提高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和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自觉性。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研究主要通过总结民族精神、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的研究概况以及中国四代领导人民族精神的内容,分析出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研究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
所谓民族,斯大林认为,“民族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和共同文化传统的稳定的成员共同体。”[1]民族精神一方面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源泉,另一方面集中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想核心,是民族意识中最优秀的与最有价值的“精气神”。报告指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从“建设”到“建成”的转变,是党中央置身民族与国家发展实际,现代化建设目标实现条件下的伟大决策转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持与弘扬民族精神,更需要孕育和培养符合新时代的民族精神。本文就学术界关于“民族精神”问题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以便促进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德国的赫尔德把一般的人类精神上升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最先提出民族精神这一概念,被称为“民族主义、历史主义和民族精神之父”。他认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自由发展的权利,都能相互激励,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一切,理解一切。黑格尔从理性统治世界及世界历史的基本理念出发,继承了赫尔德关于民族精神的概念,进一步提出了“民族精神”的概念。他认为,“(世界精神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段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
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2]民族精神概念的研究,是培育和发展民族精神的基本理论问题。20世纪以来,民族精神的研究掀起两次热潮,学者们多层次、多方面地概括总结了民族精神的概念,但学术界对民族精神的概念界定始终没有达成一致的理解。
党的十六大之后,大多数学者都认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精神状态的综合反映。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共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统一、思想情感等的综合反映。
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民族精神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对“民族特性”、“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国民精神”等与民族精神相关、相近的问题进行过生动描述与精辟论述。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精神的理解,可概括为民族精神的世界性、特定性和巨大的影响性。
恩格斯说过:我毕竟是一个德国人,我不能摒弃德国人从亚当那里继承下来的天性。马克思强调,当遭遇民族压迫时,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最基本条件。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不仅对犹太人的解放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论证,同时强调犹太人在实现解放过程中需要有民族牺牲精神,阐述了民族精神在民族解放中极其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曾指出:只有伟大的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才能拯救民族,只有牺牲市民社会的一切利益,在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作为一种罪行受到惩罚的基础上,人民才能得到更多自由和权利。
毛泽东民族精神是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断受到西方各种思潮的渗透和冲击,在中国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既继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又吸收了西方文化及价值观念中的优秀成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精神。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使毛泽东民族精神思想具有时代性、革命性和实践性。
主要内容包括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和艰苦奋斗精神、实事求是精神、人本人和精神等,并且在中国革命和实践中体现为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具体的民族精神形态。毛泽东的一系列民族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高中华民族战胜各种困难的能力,在抵御外强,振兴中华民族和开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局面的过程中都具有重大意义。
邓小平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策略,在不断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及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出发,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继承毛泽东民族精神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总结民族工作的实践经验,丰富了民族精神思想的新内涵。邓小平民族精神思想强调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发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维护祖国的完整统一。同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将民族精神具体阐释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改革创新精神,以民为本精神和民主法制精神等。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也是指导同时期民族工作的思想武器。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动摇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价值观和心理认同。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快速发展,在推动科技进步的同时,也冲击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刻内涵:“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3]江泽民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科学阐释,是关乎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思想保证,有利于民族思想道德文化体系的建立健全,是推动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
目前学术界对胡锦涛民族精神进行系统研究的还不多,主要是对胡锦涛民族精神内涵的研究。胡锦涛强调要继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继承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各种精神。他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在报告中,胡锦涛再次强调,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有学者认为,胡锦涛将中华民族精神科学内涵解释为以人为本、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社会和谐、和平发展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胡锦涛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青藏铁路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范畴,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经过近百年的研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民族精神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对民族精神的内涵、特征及发展的历史阶段,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和途径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和探索,也有很多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关系,如在内在关联性、同一性、辩证关系等方面进行论述,取得了一些成果,为下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了重要借鉴。但从整体来看,民族精神的研究还存在着不足之处,具体表现为:
(1)对民族精神实质的概括没有完全体现与时俱进,只是顾及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民族精神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没有从实质上说明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概念的来源。
(2)没有突出四代领导人民族精神的创新精神,没有体现出民族精神与文化的结合,也就是说民族精神应该上升为文化精神。
(3)对前面三代领导人民族精神的研究比较多,对第四代领导人的民族精神研究比较少。
(4)没有从哲学层次上突显出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的哲学根源,即实事求是的观点,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实质,但并不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在具体方法和路径上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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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族世代居住于我国东北部大小兴安岭的森林里,准确的说,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对鄂伦春族进行大规模的研究调查。研究人员通过实地调查、采风编写了《鄂伦春人》,从那时开始到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我国对鄂伦春族的各项研究开始滥觞开来。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鄂伦春原生态音乐研究现状与意义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鄂伦春原生态音乐研究现状与意义
生活在祖国东北的鄂伦春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从森林里走出来的鄂伦春人具有勤劳勇敢的品质,在与大自然相伴的岁月里,衍生出许多朴素自然的原生态文化,目前,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传统技艺、曲艺、民俗、传统音乐等4类6项。其中音乐类包括莫苏昆和赞达仁。鄂伦春原生态音乐这一概念的提出颠覆了以往对鄂伦春音乐类型的划分,本人在研究鄂伦春族原生态音乐的同时,通过学术界对于鄂伦春原生态音乐的研究现状的分析,明确了对鄂伦春原生态音乐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自原生态音乐这一概念被提出以来,我国学术界分别从民族学、民俗学、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不同的角度对我国现存的原生态音乐进行较为系统的挖掘、抢救和调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我国原生态音乐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原生态音乐研究方面,对云南原生态音乐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且最为系统。其中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教授张兴荣所著《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一书按语言系属,分民族阐述。而对于鄂伦春音乐的研究成果有《鄂伦春民俗与音乐的传承流变》一书,包括了鄂伦春族“生产”、“生活”等五个方面的民俗和音乐,把鄂伦春族的民俗与音乐详尽而系统的进行了论述,使读者可以全面了解鄂伦春族的音乐文化与社会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鄂伦春原生态文化研究》一书从整体上对鄂伦春原生态文化进行了研究。著作虽然没有对鄂伦春族原生态音乐进行专门论述,但从这本书中可以了解到鄂伦春族其他原生态文化,从中寻找关于原生态音乐的种种相关的内容。这些研究或从原生态文化的大角度进行阐述,或单纯就音乐进行研究,甚至没有人在研究成果中提出鄂伦春原生态音乐这一概念。
(一)国内研究现状
鄂伦春族世代居住于我国东北部大小兴安岭的森林里,准确的说,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对鄂伦春族进行大规模的研究调查。研究人员通过实地调查、采风编写了《鄂伦春人》,从那时开始到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我国对鄂伦春族的各项研究开始滥觞开来。在中央相关部门以及黑龙江省相关部门的领导下,成立了抢救鄂伦春族民间文学联合调查组,他们深入小兴安岭的密林中,与鄂伦春同胞同吃同住,收集了大量关于鄂伦春民族文学、艺术方面的资料,随后在黑龙江省民研会编辑出版的《黑龙江民间文学》上陆续刊登出来。20世纪80年代又通过实地调查、查阅古文献、翻译外文文献等方式编写了《鄂伦春社会的发展》、《鄂伦春族社会变迁》、《鄂伦春族游猎文化》等著作。以上著作对鄂伦春族经济、社会形态和观念形态等方面的内容做了详细的介绍,这些都为以后研究鄂伦春族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等各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文学作品的出版,带动了鄂伦春研究团队的不断扩大,不仅民族工作者对其进行研究,各个专业领域的学者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开始了专业研究,为鄂伦春宗教、音乐等其他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可能。在各位专家学者的努力下,相继出版了关于语言方面的《鄂伦春语研究》、《鄂伦春语汉语对照读本》、宗教方面的《鄂伦春族萨满教调查》、地域文化方面的《淖尔河流域的鄂伦春人》、文学方面的《鄂伦春族文学》、民俗方面的《鄂伦春族风俗志》、民族方面的《黑龙江鄂伦春族研究》、《鄂伦春族游猎、定居、发展》等一系列作品。其中《鄂伦春语汉语对照读本》一书对鄂伦春语言、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内容都做了详细的叙述,可以说这本书已经成为研究鄂伦春各个方面的工具书。
由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出版的《鄂伦春族民间文学》对鄂伦春民间传说的神话、故事、说唱、叙事诗、谚语、谜语等进行了刊载,其主要表现内容都与鄂伦春人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包括他们的信仰、狩猎、婚姻、生育,以及对英雄人物的崇拜。对人类起源的猜测,从不同侧面揭示出了鄂伦春人的历史发展情况,让我们了解到了鄂伦春人的民风民俗、审美意趣以及崇拜信仰。
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音协主办,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把中国有史以来各时期、各民族口传心授的民间小调编辑成系列丛书《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其中“内蒙古卷”和“黑龙江卷”为我们研究鄂伦春民族音乐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此外,供职于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的陈恕主持的国家“十五”规划2001年度课题《黑龙江北方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也为我们研究北方少数民族音乐提供了有力的保证。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成立鄂伦春民间文艺研究组对鄂伦春传统音乐进行搜集整理,编辑成书,这些民歌不仅曲谱完整,而且还有鄂伦春语和汉语双重释义。
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鄂伦春民众处于原始社会时期的传统民歌,另外一小部分是进入新社会时期人民传唱的新民歌,这些民歌的搜集整理为保存鄂伦春族音乐文化遗产和推动鄂伦春族民族音乐的研究做了重大贡献。著名作曲家暴侠为了抢救、保护鄂伦春民歌遗产,经过几十年的收集,采录、整理了几百首鄂伦春族民歌,很多已是绝源的珍品,编写出《鄂伦春族民歌选》一书。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国对鄂伦春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解放前,第二阶段就是解放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第三阶段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其中在第三阶段对鄂伦春族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这期间对鄂伦春进行研究的各方面学者都在不断增加,各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其中关于鄂伦春族音乐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民歌的收集整理上,并对音乐的类型、题材、风格等进行了归纳研究,但是有关于鄂伦春原生态音乐的记述并不多见,把鄂伦春原生态音乐作为对象的研究更是无人涉及,因此选取鄂伦春族原生态音乐作为研究对象,也是希望能够深入阐释其文化内涵,以期对鄂伦春族的音乐研究、文化研究做有益的补充。
(二)国外学者研究的情况
在当今越来越强劲的全球化浪潮中,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也伴随着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的重重危机,这引发了思想领域的反思与反省,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性的“生态浪潮”不断掀起,无论是环境保护运动还是生态批评,都在寻求拯救地球和人类自身的途径。在上个世纪伊始,欧洲很多国家就出现了一种保护各自乡土文化的活动,被称为“活态博物馆”运动。活动理念是将原始乡村整个保护起来,原汁原味的将其看做是一个活生生的博物馆。
在这个博物馆里,它的手工作坊、节日庆典等都是文化遗产,包括物质的以及非物质的。到了上个世纪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并开展了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的保护运动。自此,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一些伴随人类产生、发展的原生态文化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
(一)从微观上看:
黑龙江地区民族众多、习俗多样,这样也就使得黑龙江的本土文化比较多姿多彩。自古以来,满族、蒙古族、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许多民族都生活在这里。白山黑水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鄂温克等民族的萨满、歌舞和桦皮艺术,赫哲族的鱼皮工艺,朝鲜族的民族风情,满族的剪纸、刺绣等等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独树一帜的。各少数民族丰厚的文化遗产资源是黑龙江流域巨大的宝贵财富,是华夏民族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着鲜明的龙江特点和龙江气概。龙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的成长历程中起到很大作用,发生过深远的影响,是黑龙江提升文化软实力,成长文化产业取之不尽的宝藏,是黑龙江实现科学成长的丰富根本。研究和传承以鄂伦春原生态音乐为代表的黑龙江文化,是当代黑龙江人不容推卸的神圣责任。
(二)从宏观上看: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经济建设从工业化到信息网络化的转变,音乐文化从港台到日韩潮流的冲击,民族音乐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所处的位置也日益边缘化。但是当商业化的运作模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会有一种文化的原始回归,在音乐方面也需要这样一种“返璞归真”,以改变社会音乐文化格局失衡的局面。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原生态音乐”如纯净的氧气慢慢在我们周围弥漫开来。
近年来,研究者逐渐把目光投向了各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文化,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原生态”一词来源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普遍使用于自然生态与环境保护范畴的一个专门用语,是“原生物”和“生态”两个名词的复合,现普遍用于各类媒体之间,特指那些未受到人类太多涉足的,基本上处于原始状况的自然环境,而“原生态音乐”是指在特定地区、特定人群中心口相传的民歌或小调。“原生态音乐”是中华民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原汁原味”并不仅仅单一的反映在曲调上,更多地体现在少数民族或民间艺人现场清新质朴、真实自然的即兴表演上,这也正是原生态音乐鲜活性的根本所在。
原生态文化的研究对于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来说往往都和各自的的生产、生活习俗密切相关,原生态音乐文化的研究势必依据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美学文献与中国原生态音乐田野考察结果,通过对鄂伦春原生态音乐文化研究成果的梳理,进行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的研究。
原生态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原生态文化研究的多学科性,这和原生态文化产生、发展环境密不可分。它萌发于人类对自然社会最初的认识,在那个时候没有完整的文化形态,更谈不上某种文化研究已经发展到何种高度,原生态文化的说法也只是近年来随着研究者对当今社会、环境等做出的反思与回归。然而作为原生态文化本身的存在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人类自然而然发生的最简单朴素的行为,与艺术文化无关,仅仅为了生存和更好的生活。鄂伦春族虽然在解放前一直处于原始社会状态,但它的历史、文化、音乐等却在新社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鄂伦春原生态音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它反映了鄂伦春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鄂伦春原生态音乐的功能多样性决定了对其研究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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