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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是相对于应用创新而言,可分为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基础研究科学理论创新。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包括:哲学理念创新、思想观念创新和文化创新等、法学原理创新等。科学基础理论创新涉及面更是广泛,难以界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几点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发生一定的改变,经历了几番创新,从原始的“政治革命一体化”渐渐地过度为启蒙现代性以及文学现代性的新文学史,在发展为当下的文学与历史通融的良好发展现状,为此本文将就现当代文学史理论的创新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与思考。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史;创新;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很多事情也在时时的发生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现当代文学史理论也经历了几次变革,为了更好的适应发展的社会进行一定的革新,进行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思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学史创新关键便在于进行文学史理念的革新,进行理论的创新可以实现文学史更好的发展,同时为文学史的良好革新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我国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时由王瑶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再次著作中作者对于“史”的思考依然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要思想,但是却摒弃了严重的浓郁的政治色彩,使人们在进行相关阅读时可以更加的心情舒畅,得到一定的放松,而不是过多的被其中存在的政治色彩所左右,影响读者的感官体验。再次著作之中作者根据自身良好的文学底蕴修养,进行多种史料的搜索与总结,运用自己独特的目光进行相关问题的阐述,对于发展历史中各种文学历史现象进行了详细的综合的且极为可观的评述。
因此,此著作的阅读不仅使读者感受到鲜明的“史”的特点,同时兼顾了文学的特性,这也是王瑶所要呈献给读者的其所认为的文学史理念。在王瑶的著作之中充分的运用自身所掌握的各种知识进行“文学”与“史”的良好结合,这一创新性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是之后的文学史却没有这样发展下去。
1955年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对于文学史进行相关阐述时十分突出的强调了革命运动对文学的影响,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使作品中的政治色彩较为浓郁,同年张毕来执笔的《新文学史纲》中更是出现了“革命史化”,按照政治态度对作者进行详细的划分;1956年由刘授松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对于阶级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强化,文中无论是在阶级立场还是相关的观点上都在时时的强调政治性,认为文学是政治观念的附庸。由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年代文学史正在朝着政治革命一体化方向发展。
不同的文学史理念影响之下会出现不同的文学史体例,观念的革新会影响到体例的革新与发展。文学史中的体例大体分为四种类型:专题史型,文体史型,作家论型以及混合型。就以往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涉及的体例进行分析,混合型体例应用较多,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呈现出一种“板块结构”的特点,直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出现,这种板块结构才出现了一定的变革,突破了以往的写作模式,在以往的文学史的编些过程中,作者在进行事件的阐述时往往采用分时期进行文学运动事件的阐述,之后进行座驾作品框架的构造,进行文学史连续性以及发展轨迹的呈现,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在进行相关事件的描述时更多进行了事件的综合分析,统一进行相同点的分析,具有更好的参考作用。
但是对于体例的创新不能仅仅的局限在写作方式的改变,还应该从选择上进行创新。在进行事件的选择时,如何进行取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问题,编者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具有良好的文学底蕴,通过长期的文化积累形成个人眼力,进行事件的甄选。不同的编者拥有着不同的文学底蕴,编者的眼力差距也会影响着文学史的编些发展。
文学史的编写需要以史实为依据。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严格的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以史实为基础,同时以“论”为文学史的主体进行编写。在对“史”的阐述时,作者需要严格的遵守史实,进行客观真实冷静的辨别,进行客观的阐述,但是对于文学史的编写又不同于对于纯历史进行编写,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进行文学思潮以及每个时期文学现象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梳理,将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真实的再现,使读者可以更好的进行相关了解。
文学史中“论”的编写是文学史的主体,因此作者在进行相关文学现象,文学运动进行分析时应该更好的尊重史实,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价,在兼顾准确,真实,客观地进行问题的分析时,作者进行相关的阐述还应该突出自身的特色,在进行事件的分析时更多的融入自己的风格,使文学史更具个人进行文学史的编写,不仅需要作者更好的向读者进行文学运动的展示,加深读者的了解,并应该努力的通过自己的方式更好的使读者进行文学发展历程中出现的重大事件的了解。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史才可以更好的吸引读者,被更多读者所接受。
中国的文学发展历程十分悠久,在这样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文学运动,文学史的编写经历了多次的发展,正渐渐的脱离政治色彩进行事件更加真实,可观的阐述,更好的向消费者进行事件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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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理论是人们对财务活动规律和财务管理规律的认识和高度概括,是一个具有一定层次性结构和功能的、对财务运行机制进行全面描述的理论系统。从总体上看,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务管理理论,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创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我国财务管理理论创新乏力,研究方法体系不健全,加之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不当,是制约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大障碍。为了适应财务管理改革和发展的要求,本文从财务管理理论内容入手,分析其特点及理论依据,重点指出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创新方向,对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发展意义重大。
【关键词】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创新
1.1财务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财务管理理论是根据财务管理假设所进行的科学推理或对财务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而建立的概念体系,其目的是用以解释、评价、指导、完善和开拓财务管理实践。
1.2财务管理理论的主要特点
一般来讲,财务管理理论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财务管理基本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财务管理实践的一般。它既包括财务管理实践的一般规定性,也包括财务管理实践诸要素的一般规定性。二是财务管理基本理论的研究任务或目的,是从总体上解决三个基本理论问题,即财务管理是什么,做什么和如何做,揭示财务管理实践的普遍本质和一般发展规律。三是财务管理基本理论研究的功能是长远的,具有战略性的。财务管理基本理论研究的某些重大突破,常常会给整个财务管理实践与理论的发展带来较大的变革。四是在对财务管理基本理论研究中允许多种意见并存和发展,并不急于对理论观点做出结论性的评价,或者说不急于定论。
1.3财务管理体系的理论依据
财务管理学是一门既涉及经济学,又涉及管理学的边缘性、综合性学科。该学科的任务,一是要阐明财务管理的种种规定性,即财务管理是什么;二是要揭示财务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即如何进行财务管理。前者属财务管理的基础理论,后者属财务管理的应用理论。
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即从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逻辑范畴出发,通过将形成该范畴时所舍象掉的其他因素逐步地包含进来,再现研究对象丰富的规定性,从而使人们获得对研究对象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复杂而不是简单的,生动的而不是僵死的认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方法,遵循的不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而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的思维规律。即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研究过程所得到的结果,正是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既然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要从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出发,那么,科学地确定这一范畴便成为合理地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关键。财务管理理论除包括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以外,还包括财务管理应用理论。财务管理应用理论具备鲜明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其基础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遵循的是人类思维活动的规律,遵循的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规律。
2.1关于民营企业的财务管理理论问题
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但由于历史因素和企业自身特点等原因,民营企业融资难、投资难、财务管理混乱等问题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同时传统财务管理理论一直“偏爱”于国有企业及其改制问题的研究,没有“正眼看待”过民营企业的财务理论问题。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完善和相关政策的出台,应该重视起民营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要把其置于中国现阶段的政策环境和金融环境(特别是资本市场)中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
2.2关于虚拟企业的财务管理理论问题
虚拟企业是信息经济发展的产物,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其利用现代化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进行信息的传递,形成一种“无边界”的组织形式。传统财务管理理论集中于研究实体企业的财务管理问题,而对虚拟企业的财务问题研究甚少,而这种“无边界”的虚拟企业是现代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深化和中国“后改革时代”的来临,虚拟企业必将在中国迅速发展,因而应重视虚拟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同时与现有的财务信息化理论相结合。
2.3关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理论问题
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主要研究企业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综合平衡和协调利益要求的问题,是企业分配“共同剩余”的制度安排。企业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管理者、员工、供应商、顾客、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当地居民、所在社区以及新闻媒体等。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要求现代企业更加注重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传统财务管理理论所强调的股东财富最大化,因而现代财务管理理论应该重视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理论问题的研究,以更好地实现企业整体发展。
3.1财务管理理论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创新
传统演绎法向可观察、可检验的演绎法发展。
传统演绎法的推导程式:前提命题(假设)――逻辑演绎推理――推导结论――验证――具体问题;可观察、可检验的演绎法的推导程式:前提命题(假设)――逻辑演绎推理――推导结论――转换为可检验的实践命题――观察、检验――修正、完善推导结论――验证――具体问题。强调传统演绎法向可观察、可检验的演绎法转变的原因在于:现实生活中涌现出许多亟待解决的财务管理问题,它们不仅要求概念上的可定义性,而且要求可操作性、可计量性。而传统的演绎法模式只能满足概念上可定义性的特点,不能满足理论概念可操作性、可计量性的特点。这就使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停留在定性化的泛泛讨论阶段,无法深入到定量化的可操作阶段,从而影响了财务管理理论的深入发展。为此,就要求研究者在采用演绎法时,根据由初始条件构成的前提,演绎出能够用具体事实加以论证和检验的实践命题,然后将这些命题与实践和观察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以检验理论或假设的实际意义。
3.2由偏重研究对象向重视依托主体发展
现代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不能仅仅强调对象的内在必然性,强调本原与非本原的关系,强调财务管理实务结构的分析、研究,而应该注意引起这些事实的人的行为动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意制约和影响财务管理人员的意识、观念、偏好、感情等因素,注意财务管理人员通过实践活动和由此产生的信息对财务管理意图的影响。这就要求将包括判断行为、决策行为等在内的思维活动也纳入到研究范围内,以强化思维主体的能动性和主导作用。
3.3由封闭型向开放型发展
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通用性,特别是随着数学、计算机科学、行为科学乃至物理学等学科的方法在财务管理学中的广泛应用,使财务管理学突破了原来意义上的学科属性的限制,逐步形成了事实上的边缘学科。财务管理学呈现出的学科综合研究的发展趋势,客观上要求其研究的方法体系必须是开放型的,即要广泛吸收各种适用于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方法,而不应受学科分类的限制。当然,在借鉴和移植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时;切忌生搬硬套和牵强附会,而应结合本学科的特点进行科学分析,合理地加以综合运用,这样才能使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不断得以发展和完善。
论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创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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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可持续战略、中央宏观调控的进行,不断促进企业进行结构优化与技术提升,对人才的需求标准也在提高,除理论基础外,企业更关注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复合型人才受企业的追捧,以机械类为例,高校非理论化教育结构是指基于实践教学,强调素质教育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方式和比例关系,它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多样化的综合结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机械类应用人才非理论教学的创新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机械类应用人才非理论教学的创新研究全文如下:
中国作为制造大国,机械行业一直是人才需求量较大的行业之一。随着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现代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概念的推广,机械类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着变化。通过多年人才培养经验,将现代需求量较大的几类机械专业人才归纳为技术型、经济型、辅助型,其中技术型人才包括产品设计、产品开发、产品测试、后期维修等;经济型人才包括生产管理、市场研究、情报策划等;辅助型人才为CRM(客户关系管理)、物流管理、仓库管理等。可以看出现代企业对机械类人才有了更全面的要求,除了基本的机械知识外,还要求:经济型人才具备项目管理与信息处理能力;技术型人才具备解决技术问题和应用软硬件的能力;辅助性人才具备更好的沟通能力与资源管理能力。显然这些在我们目前的理论教学体系中很难完全达到行业要求,因此只能引入开放式的非理论教学模式提升学生这方面的知识积累。为了做到有的放矢,我们研究一下新形势下机械行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特点。
在行业需求驱动下,对机械专业型人才的需求也得到了细分,高端的研发工作倾向于研究生,他们有更好的理论背景,适合做基础学科人才,应用和应用研究,企业倾向于本科生,所以创新本科生的非理论教学模式是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我国产业集群的行业主要集中在轨道交通、丝绸纺织、制鞋、电子、信息、医药、塑料、精细化工、五金制品等。以国民经济三大产业分类,产业集群分布在第二产业,其中尤以制造业的集群居多,导致对人才的需求类型主要集中在与产品的生产、设计最相关的应用型人才上。这从我国2002年出现的用工荒可见一斑。从用工荒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需求的问题,单个行业人才紧缺很难形成全国性的用工荒;供应的问题:本科培养在非理论教学中的缺失,导致学生无法很好适应企业的需求;就出现了学生找不到工作,企业招不到人的奇怪现象。
随着我国可持续战略、中央宏观调控的进行,不断促进企业进行结构优化与技术提升,对人才的需求标准也在提高,除理论基础外,企业更关注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复合型人才受企业的追捧,如:技术+管理,企业以前规模小,只要生产技术就够了,但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企业管理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缺乏管理能力的技术人员发展到瓶颈。技术+服务,以前企业只注重生产,缺乏后继的服务队伍,缺乏对产品的跟踪,导致企业缺乏持续发展力。技术+物流,在产业集群经济微利时代,为了提高企业效率,实现企业的“0”库存生产,急需精通企业流程化管理的技术人才,其辅助型人才,也成为了企业人才梯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高素质的人才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改变企业“一流设备、二流管理、三流产品”的落后状态。如何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创新性人才,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高校理论性教学已形成较为稳定的模式,但非理论教学仍处在不断发展的阶段。
以机械类为例,高校非理论化教育结构是指基于实践教学,强调素质教育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方式和比例关系,它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多样化的综合结构。非理论教育结构从宏观上说,一般由目标结构、专业结构、师资结构等要素构成,目标结构是指根据个人的特质,通过实践教学,针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其特长;专业结构是指依托理论教学专业布局,和实践培养领域的不同,寻求特色化的实践教学内容,争取与企业的需求能对接;师资结构是指针对不同专业领域的应用,通过引进和培训双师型人才,不断完善非理论教学的专业覆盖面。
针对以上提出的三大建设内容,我们通过产学研合作、学科竞赛、兴趣小组等多种形式,有效提高学生的非理论教学效果。
1.适应行业发展的原则
在非理论教学结构构建时,既要考虑内容的前瞻性,又要考虑服务区域企业需求;在专业结构上,要体现就近服务原则,就是要更多服务本地企业,这样创造了更多的实践机会。
2.协调发展原则
在学生素质培养过程中,既要体现学生的个性,同时也要指导老师很好地规划学生的发展方向,其教学理念要体现时代特色、教学优势、学生特长;学生的爱好是实践教学的源动力,指导老师的规划是保证学生的培养能满足时代和企业的需求,老师要不断更新教学理念,根据学生的特点、企业的需求,动态实施实践教学内容。
3.前瞻性原则
从实践教学的现状分析:一是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有一定脱节;二是如何保证非理论教学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减小滞后性对非理论教学的不利影响。
学生的培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如图1所示,学生通过大学的培养,不仅要获得工作技能,而且在人生观、世界观等精神层面上也要得到全面升华,常规的非理论教学包括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和实验教学等,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已不能满足行业的需要,我们通过实践尝试引入学科竞赛、校企合作等多种新形式创新非理论教学,其内容包括:
(1)以点带面,激发和引导学生成为非理论教学的主体,让老师成为学生个人发展的助推器;
2010年以来,机械学院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想了很多办法,率先成立了素质拓展班,在各类学科竞赛活动中,让他们自由组合,学院安排专门的老师进行专业指导。这样首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让他们在比赛中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同时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获得了更好的技能提升,很多的比赛涉及了成本控制、答辩、制作模型等环节,学会了控制成本,掌握了更好地表达能力,了解了一些项目管理能力等,而且素质拓展班取得的成绩很容易辐射影响到其他班级,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提高了机械学院全体学生的综合素质。
(2)亦师亦友,指导老师可将企业的课题,特别是学生能够胜任的设计内容,融于非理论教学体系中,边指导学生边与学生合作,共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更有利于教师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参加科研活动,有了具体的任务,学生解决问题的热情更高,目标更明确,同时也为非理论教学提供了更多的形式,进一步锻炼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学校和学院设立了专项资金对有较好社会意义和经济效益的项目进行了支持,每年机械学院都设立了5项以上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为约40名学生提供了资金支持,锻炼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学生和教师团队。
(3)量身定做,将课堂直接延伸至企业的生产;
集群经济对人才的需求稳定、数量大,且具有同质性,这为机械学院给对口企业培养专业人才提供了可能。如针对湖南千山药机公司设立医药包装机械专业,针对联诚集团开设机车零件机加工专业方向和机车辅助电器的设计专业方向等。目前与很多企业都建立了长期的人才培养基地、实习实训基地、创新教学平台等。让学院多年来的就业率都保持在95%以上,同时为企业培养了大量技术管理人员。
(4)寓教于赛,让学生在比赛过程中,
提升自己,以比赛为纽带,不断创新非理论教学模式。特别是比赛后,各高校学生交流比赛经验,获得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正确评价自己的技术水平。特别是部分创业大赛,它可以帮助学生熟悉企业的流程,对工业性、商业性企业有更清楚的认知,树立艰苦创业、立志成才意识。我院学生都参加了历年“挑战杯”“全国三维设计大赛”“大学生创业创新大赛”等多类学科竞赛,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通过对人才需求的分析,通过对非理论教学环节的创新,我们机械学院在毕业生就业率,学生满意度等多方面数据都有了提高,总体来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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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主线。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其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基于马克思文本的实践诠释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基于对理论及实践创新成果的再创新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基于实践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综合创新三个方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理论创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党的成立和不断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和发展的过程。作为一个科学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什么时候正式提出的,由谁最先提出,它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值得进行深入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产生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形成了四大重要的理论成果,两大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它们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众所周知,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声,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艰辛探索。
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我们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也在讲话中运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反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历史和实践证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巨大进步的致胜法宝,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得到坚持和发展。所以我们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标志我党在政治上走上成熟,党中央领导才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探索中,坚持一切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出发,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1928年开始,为解决大革命失败后如何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问题,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1930年针对教条主义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路线上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初步探索,形成了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思想雏形;长征胜利后发表《实践论》等著作,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42年在延安整风中,发表《反对党八股》等文章,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3]
(二)邓小平理论
主义建设与改革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探索,勇于实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这一飞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仍处在进一步的发展之中。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二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发展的新形势,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对新时期如何建设一个思想上、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新阶段特征,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么样发展等重大时代问题,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赋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和求实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理论飞跃,体现了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四)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重要意义
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新局面。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践具体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必定以科学的态度,创造性的态度,勇于实践,善于总结,不断以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理论创新,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这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和理论武器。
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实践中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来,我们党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把握时代脉搏与特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实践,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富有科学性、系统性又具有显著的本土性,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具有强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如我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本土性特征的具体显现。
在人类社会迈入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新世纪之际,中国共产党将继续认真学习、全面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并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进行反思,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要求,切实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我们就一定能够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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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美术,指美化生活用品和生活环境的造型艺术。它的突出特点是物质生产与美的创造相结合,以实用为主要目的,并具有审美特性,为造型艺术之一。也指以美术技巧制成的各种与实用相结合并有欣赏价值的工艺品,通常具有双重性质:既是物质产品,又具有不同程度精神方面的审美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的反思与深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从20世纪初便开始兴起,建国之后更是在理论建设发面有着长足的进步,“实用美术”观点、“工艺文化本元论”以及现代设计观念等观点纷纷出现,对我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我们现在研究工艺美术理论有着很好地借鉴意义。
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是个承上启下的阶段。随着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成立,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带动下,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和工艺美术历史研究在借鉴20世纪二三十年代观点的基础上不断深化,陈之佛、庞薰?、王朝闻等学者也纷纷对中国工艺美术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对以往的工艺美术观点进行兴革,形成了一批赋有时代特色的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成果。这种研究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分化,因此笔者将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作为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史上一个整体阶段进行阐述。
(一)“实用美术”观点
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的中国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成果众多,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关于工艺美术的定义、原则、本质、社会功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方面,其中以陈之佛的“实用美术”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实用美术”观点强调实用与美的统一,要求工艺美术必须兼顾实用和美两方面的要求,工艺美术的落脚点必须放在真正服务于大众上。
长久以来,中国的工艺美术在宫廷工艺、文人工艺、宗教工艺、民间工艺四者的滋养下不断发展前进,各个历史时期的工艺美术也各具特色自成体系,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工艺美术却真正进入了低谷。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大机器生产的产工业品大量涌入,这些产品的物美价廉使得中国传统的工艺产品备受打击,中国传统手工艺产业一落千丈。
辛亥革命之后,宫廷工艺体系解体,文人工艺、宗教工艺对中国工艺美术的影响日趋衰微,这时的中国手工艺产业以民间工艺为主导,开始向西方学习,引入大机器生产,各种手工作坊兴起,但由于其在工艺形态等方面并无改观,因此中国的手工艺产品仍然没有实力与西方竞争。与此同时,发端于清末的关于手工艺是“奇技淫巧”的狭隘观念迅速发展并影响深远。建国初期,工艺美术更是被许多人错误地理解成“手工艺”,使得“工艺美术”一词一直受到许多非议。
“实用美术”观点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中国工艺美术理论的代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以往狭隘工艺美术观点的纠正。人类的生存要求决定了人类最基本的造物观念是要优先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衡量造物活动的最低标准便是是否能够实现衣食住行用的物质要求,即一件器物是否具有实用功能,在物质要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审美――才会应运而生。
在历史的发展中,尽管这种精神文化要求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不断提高,产生了以审美鉴赏为主的造物,但这种造物一旦脱离了实用要求的规范,那么它就失去了造物最基本的价值支撑,从而在以后的发展中失去动力,真正沦落为供少数人鉴赏把玩的“奇技淫巧”,其结果只能是消亡。“实用美术”观点将工艺美术从“奇技淫巧”中解放出来,对工艺美术造物的实用原则进行强调,把以往专注于审美的理念打破,将实用要求和审美要求放在等同的位置上,同时将工艺美术的受众由以往所认为的“皇室贵族”转变成普通大众,重新确立了工艺美术的地位与作用,对建国初期将工艺美术品与手工艺品或工业品相等同的简单划分进行驳斥,影响了中国现当代工艺美术发展态势和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行进模式。
(二)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
建国初期,由于中国工艺美术产品体系发展不完善,因而市场受到西方产品的严重侵蚀。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西方工艺技术和审美观点被引入我国,传统工艺美术产业遭到强烈冲击。“实用美术”观点认为当时的中国工艺美术还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层面上,在引进国外的工艺技术的同时,更要注重对传统工艺技术的改良与开发,用现代教育手段提高艺人的素质,从而提高我国工艺美术产品的整体实力。“实用美术”观点在以往单纯重视产品“美”的基础上加入了“实用”的要求,并将二者的地位等同,这使得工艺美术真正融入大众的需要之中,确立了工艺美术服务于当时社会发展、经济实用的造物原则,对建国初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实用美术”观点提倡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在把握传统的同时,按照现代市场要求对传统工艺形态进行改造。“实用美术”观点从理论上指出了中国工艺美术产业的前景和发展方向,将传统工艺的发展与时代进步相结合,在中国工艺美术衰微之际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标支着工艺自觉时代的到来。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我国一方面积极开发国内资源,一方面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与经验,在这种大环境下,80年代以后的中国工艺美术理论发展逐渐分化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对80年代之前的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另一个是对80年代之前的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虽然两个方向立足点不同,但二者都注重工艺美术的宏观建构,探寻工艺美术的文化特质,完善了工艺美术理论体系与学科构架,属于中国工艺美术理论重要的发展成果。
(一)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
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方面以张道一先生提出的“工艺文化本元论”(该观点被收于张道一论文集《造物的艺术论》中)最有代表性。 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促使中国工艺美术从十年浩劫中渐渐复苏,工艺美术产业渐渐兴起,但工艺美术理论亟待完善。当时社会上普遍注重工艺美术的审美价值,认为工艺美术是一门类似于绘画、雕塑的“纯艺术”,忽略其实用价值,使得工艺美术日渐脱离大众需求,工艺美术产品日趋落后于西方,更造成国内对西方工艺品的盲目崇拜和模仿。针对这种情况“工艺文化本元论”指出:人类文化都是由最初的一种综合的、一元的文化形态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或分离,从而形成特定的文化类型;工艺美术是一种带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的本元文化,是实用与审美相统一的造物艺术。
“工艺文化本元论”对造物活动的本质规律进行了探讨,同时也为工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工艺文化本元论”在深刻探讨人类造物活动的实用因素以外,更强调物化过程中对于精神文化因素的理解。我们不能单纯从物质性或精神性上探讨人类的造物活动,造物的核心价值便是二者的统一,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细致,造物活动必将随着社会需求而发生分化,产生所谓的“实用艺术”与“纯艺术”之分,当这种分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又不可避免地回归本元,这种分化与回归的最终目的便是适应生活发展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我们要将工艺美术放到整个造物的脉络中把握,将其实用性和审美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摒弃以往认为工艺美术是由实用性和审美性简单“结合”的论断。
“工艺文化本元论”不但从哲学领域为我们认识工艺美术的双重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更将这个论断推广到整个艺术领域,并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对艺术的产生发展规律进行归纳。与此同时,与工艺美术相关的领域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同步的发展,如民间美术、艺术学等,工艺美术的发展对民间艺术研究和艺术学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促使中国打开国门相西方学习,“设计”一词也被随之引入,在随后的发展中,“工业设计”作为与“设计”相对应的学科在中国渐渐确定下来。在工业设计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持续着对传统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工业设计认为传统工艺美术观念过于老旧,阻碍了工业社会发展;认为工艺美术是一种以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手工艺文化,“无法与工业文明、商品经济的外部环境协调”①;发展空间过于狭窄等。与对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相对应的是这一时期工业设计理论的发展,其中以柳冠中的设计文化论最为典型(该观点被收于柳冠中论文集《苹果集:设计文化论》中)。
设计文化论对工业设计的概念、范畴、特征、目标等一系列要素都进行了阐释,认为“设计是协调诸矛盾因素的人类改造自然与自身的主动的创造行为”②,工业设计一切以人的需要为核心与出发点,是一种“创造合理的使用方式”的文化,柳冠中曾解释道:“合理的使用方式是工业设计的原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见证,也是人类社会未来的雏形。它包括主宰――人;对象――物;目的――生存。人是主导因素。‘使用’是指人的行为过程;‘方式’是人类文明、文化的具体化;‘合理’是审美标准。因此将为人(或人类社会)作为目的的行为,体现了人类的文明与文化水平,又合乎时代的审美标准,这就是工业设计的全部内容。”③
工业设计对工艺美术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业设计在中国的发展开拓了空间,使得工业设计能够迅速在国内立足并发展起来,1997年国家正式用“设计艺术学”取代了“工艺美术学”使得设计学科得到进一步完善。但总体来看,当时工业设计对工艺美术的批判还是有失偏颇的,张道一先生曾经激烈地批判工业设计:“在理论上豪言壮语、大话连篇,诸如‘设计哲学’、‘国土设计’、‘生活方式设计’之类,实际上连‘设计’的概念都不熟悉,更谈不上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理解,溢美之辞超过了本质性的分析;在历史问题上,割断了它与手工业的漫长联系,甚至把西方的‘设计运动一百年’当成了设计史的全部。”
④通过对比工艺美术和工业设计的主要观点可以发现,二者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我们可以把工业设计看做是传统工艺美术在新时代的发展,所谓的“工艺美术”和“工业设计”只不过是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对造物活动的不同称谓而已。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工艺美术理论也在产生着发展与深化,当代工艺美术理论在以往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日趋注重专题性研究与大的理论框架下的子学科体系构建,同时工艺美术所涉及的范围逐渐扩大,一些新兴学科被囊括其中,当代工艺美术理论也在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中不断深化拓展,促进着在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的造物艺术的发展。
(一)设计理论的发轫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设计理论主要集中在设计造物的哲学、文化学含义上,并在随后的20年中发展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当代设计理论发展与以往相比,出现了较大差异。当代设计理论较多集中在对具体的设计行为的分析,如设计者、产品受众、产品流通、人机互动、设计教育、设计管理等方面,利用调查、实验的方法从工程技术角度对设计进行量化分析,注重产品的感性意象与学科间的互动,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理论研究逐步开始由普遍向特殊发展,在大的学科体系中构建出更为细致、专业、针对性更强的子学科体系,并以专题研究的形式,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
笔者认为,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设计理论的发展必将与以下三点紧密相连:
第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哲学、文化学意义上的造物与具体设计实践相结合,在利用普遍性规律指导与完善生活实践的同时,将在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新方法引入理论的探讨之中,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实现设计的最终目的。
第二,有计划地引进和吸收西方先进的设计理论,将之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保持理论建构能与科技同步发展。
第三,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发掘中国传统工艺的价值与活力,将中国传统工艺理论与西方先进经验相结合,构建一套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艺文化理论体系,并将之介绍出去,促进理论的推广与传播。 第四,抓住信息化的时代特征,构建适合信息时代的理论体系,充分利用便捷的信息交流提高设计实践的效率与质量。
(二)工艺美术的学科互动
工艺美术理论的发展与学科体系的建立离不开各相关学科的共同发展。关于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所涉及的多学科互动,田自秉先生曾在1991年发表的《论工艺美术学》一文中指出:“工艺美术学已不只是单纯的美术创作活动的研究,而是一个与多学科相关联的交叉学科,它是一种围绕着物的美化和环境美化而进行的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互相协调的综合体。这些学科互相联系,彼此制约,共同影响。”⑤工艺美术的学科互动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工艺美术表现形式的分析,工艺美术作为一个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综合体”,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生活生产方式的转变、人类审美观念的变化都囊括其中,任何社会需求或观念的变化都会在工艺美术的表现形式上有所体现,因此这就决定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必然是多学科、多角度共同发展的,我们对工艺美术的研究也必须从多学科、多角度的视野展开。
田自秉先生在《论工艺美术学》一文中还同时列举了当时工艺美术学涉及的学科种类,其中主要包括:“工艺创造学、工艺功能学、工艺美学、工艺科学、工艺经济学、工艺心理学、工艺信息学等。”⑥显然这个划分已经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的工艺美术发展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美术理论的进步,现代社会的工艺美术所包含的范围越来越大,其学科的交叉性和综合性越来越强,围绕工艺造物的实用和审美原则,现代工艺美术所涉及的学科种类在以外基础上不断扩大,包括:哲学、美学、文学、文化学、历史学、传播学、符号学、社会学、心理学、人机工程学等方面,为我们研究现代工艺美术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促进了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的发展。
①柳冠中.普罗米修斯――工业设计,苹果集:设计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72页.
②柳冠中.当代文化的新形式――工业设计,苹果集:设计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17页.
③柳冠中.当代文化的新形式――工业设计,苹果集:设计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3页.
④张道一.不要亏待图案[J].设计艺术.2003(1).
⑤田自秉.论工艺美术学[J].装饰. 1991(03).
⑥田自秉.论工艺美术学[J].装饰. 19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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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次指的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主要分为“社会主义初期文学”、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文学”、“中国先锋文学”、“中国自由文学”、以及“通俗流行文学”等五大类。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大陆当代文学大多数属于官方文学即所谓“体制内”文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焦虑困境与出路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当下文学理论表现出一种对自身存在的深切焦虑。西方文论的影响而导致的集体“失语”,文论家们在当下学术共同体和现实社会经验的位置得不到主观肯定,是这一焦虑窘境的两个主要方面。当代文论要走出这种困境,就应该直面中国文学鲜活的经验与现实问题,坚持多元主义的研究方法论理念,重建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品格。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论;影响的焦虑;认同危机;出路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发展此起彼伏。从方法论热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再到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热,再到晚近文学理论的反思热,文学理论研究已有长足进展,形成了多种理论观点,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另一个层面看,当代文论研究却始终暗含着危机和被质疑的声音,诸如研究对象边界的模糊、方法的碎片化和研究的有效性等问题。钱中文先生在2012年中国中外文论第九届年会上的致辞中,通过回顾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指出这种危机的存在,认为当下文学理论处在焦虑与不安中,似乎一切还没有真正开始,似乎一切都要重新再来。[1]换言之,中国当代文论患上了“焦虑症”或“经验贫乏症”。本文拟在分析这种焦虑困境如何产生的基础上,指出摆脱困境的出路。
“失语”焦虑
按理说,中国文论的整体形象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对本土文学和文学理论认知的结果,其研究对象、言说方式和理论价值应当体现中国的时代品格和民族特色。但是,30多年来,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后殖民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文艺理论思潮在中国文论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成为文学理论研究成员共同探讨的话题,即以西方的问题为自己研究的问题,把西方的规则奉为自己知识创新的规则。西方
文论就像“镜像”一样,只有通过它来观看自己,最终形成自我的形象。在西方文论的话语空间中,我们似乎找到了研究的问题和方法,至于历史语境、文学历史发展变迁、逻辑起点等等是否与中国当代文学与文论的发展有相似、相通之处,彼此之间有没有对话的可能,这些问题则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如果说,我们只是研究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以及讨论其热点前沿的问题,类似西方文学界研究中国文学一样。但是,当这些理论主宰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时候,西方文论就像幽灵一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论言说方式的阴影。
美国当代文论家布鲁姆写过《影响的焦虑》一书。作者很好地吸收了尼采和弗洛伊德两位非美国本土理论家的思想观念,并把他们的理论成功地运用到西方传统诗论的否定性研究中,向世人展示了传统影响的焦虑以及超脱这种忧虑的方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逆反”式批评理论。布鲁姆给我们的启示是,他者化的理论是自我创造新的观念和方法的基点,在否定、抵制与接纳、对话中,以现实的文学文本为依据,让异域的理论话语在本土理论建构中释放出新的生命力,实现理论的创生。笔者以为,这也是西方文论之所以不断发展和革新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文学发展的基本途径。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社会文化生活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迁,西方各种学术资源在中国不断传播,使我们讨论一些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具备了外在的可能性,拥有了一个“发轫的环境”,按说应该成为中
国文学理论发展和创生的契机。遗憾的是,精神分析、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等学术话语系统,我们在吸收和接纳的过程中走向了“滥用”和“泛化”的道路。1996年国内学者提出的“失语症”命题,就是对中国当代文论面对西方文论话语时发出的“集体无意识式”的责难,这也是中国当代文论患上“焦虑恐慌症”的深刻表征。
中国现当代文坛,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其最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根本没有一整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想想吧,怎么能指望一个“哑巴”在学术殿堂里高谈阔论!怎么能指望一个患了严重学术“失语症”的学术群体在世界文坛说出自己的主张,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没有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怎么能在这个世界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独树一帜,创造自己的有影响的文论体系,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争中争妍斗丽![2]
这番话把整个文论界压抑已久的“焦虑不安”的精神窘境集中表达出来,展现出整个中国当代文论“焦虑恐慌症”的面相。正如蒋寅先生评论道:“其实我感觉,近年‘失语症’一词的流行,已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的确集中了学术界的某种焦虑。”[3]周宪先生也分析道:“其实是一种文化认同焦虑的表征。这种焦虑自近代以来像一个幽灵始终萦绕在文化共同体中。说穿了,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他者化”的忧患意识。”[4]“失语症”的提出以及对其分析的态度和立场让我们共同体悟到:中国当代文论的焦虑症状就是西方他者的影响造成的。
我们知道,西方现代文论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包括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朱光潜和宗白华等老一辈文学理论大家,他们深受西方“他者”文化的影响,能融通中西、汇聚古今,创造了中国现代文论辉煌的画卷。但是,目前来看,作为“强者”的西方文论遮挡和垄断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真正观察和表达自己,在很多层面上“模仿”和“迁就”西方的文论话语,致使自己完全笼罩在西方文论的光芒中,一旦脱离这种光芒,我们就无法按照自己的逻辑去推理和求证,进而丧失了自己说话的权力和创新的能力。
布鲁姆在论述“影响”的负面效果时引用王尔德的话说:“影响乃是不折不扣的个性转让,是抛弃自我之最珍贵物的一种方式。影响的作用会产生失落感,甚至导致事实上的失落。”[5](4)笔者以为,“失语症”的表述就能说明这一点。在西方他者面前,自我转让了自己表达的个性,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想象不再是从自己内心发出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论所发出的声音的回音。
在对待外来文学理论的态度上,我们并没有像布鲁姆那样去“误读”,去阐释与过度阐释,完成对西方文学理论话语的转换,在交流与冲撞中提出新的命题或理论。“一些理论话语的引进,往往只维持一种话语的简单复制层面。一旦某种话语不再流行,便毫不留恋地迅速撤离,转入其他话语的复制工作中。这样一种浮在表面的学术话语实践方式,必然导致对话能力的丧失、话语转换的失效。”[6]因此,在充分认识到这种简单的复制对中国当代文论造成的“精神创伤”之时,也是文论自觉之时,失落感和焦虑感自然会从看似热闹的场面浮现出来。
当再次面对西方文论的“他者化”影响时,我们不难觉察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论面前像一个虚假的“镜像”,像一个虚幻的“父亲形象”,彼此之间充满矛盾。一方面我们把西方文论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参照系,对西方文论流派众多、思潮迭起的发展趋势心存敬佩,感叹西方文论对西方文学史、文学发展变迁和文学文本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为了保持中国本土文论话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对西方文论预先抢占了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空间而无法超越,表现出更多的担忧、害怕和惊恐。如此一来,只要这种局面存在,中国当代文论患上“焦虑症”也是必然的,这也是目前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窘境。
随着消费文化的到来,视觉文化日益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视觉愉悦压倒理性的静观,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进行书写的文学开始逐渐被边缘化。与之呼应,经典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的言说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无论是在大学课堂,还是在社会文化领域,听众越来越少,文论研究也就成为少数专业人士在小圈子谈论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具有自我高度反思性的主体,文学理论研究者自然会意识到如下问题: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我们所做的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的阐释和建构能不能在彼此的交流和对话中站得住脚,我们所推进的文学理论研究是停留在“能指的游戏”的层面上,还是与现实的文学、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出理论的解释能力?当文学理论研究者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中找不到确切的答案,或者说自我在学术共同体和现实社会经验的位置得不到主观肯定的时候,认同危机及其诱发的身份焦虑便由此而生。
在文学理论界,文论家大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扮演着“立法者”的角色,他们“牢牢地控制着趣味和艺术判断领域。这里的控制意味着不受任何挑战地操纵各种机制,以使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意味着做出决定,发表权威评论,隔离,分类,对现实施以限制性的规定。换句话说,控制意味着对艺术领域行使权力”,[7](179)因此,在立法者的维护之下,文学理论形成了一套充分体现知识分子良心、社会责任、人文精神和审美观念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立法者之间的立论、辩论和交流才是合法的。重要的是,在那样一个充满追求崇高精神的意义世界里,文学理论研究者能够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
根据美国存在主义理论家蒂利希的分析,人的实存都是被非存在(空虚、无意义)所包围着,随时可能陷入虚无。个体体验到自身被这种非存在所包围并为之担忧,这便是焦虑,即意味着对自己认同的存在可能会丧失的担忧,或者自己的同一性丧失的恐惧,进一步说,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内在自信的感觉遭受到诋毁和威胁。
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盛行,使得文学理论的学科界限以及研究对象不断扩容,研究方法开始向多学科、跨学科的方向发展,研究视角也向多元和建构主义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来,文学理论所预设的对文学经典的阐释、文学永恒价值和普遍审美法则的建构被充斥着物欲与粗俗气息的大众文化包围,而大众文化培育的实利主义又让高高在上的文学理论的精英主义难以适应,同时,过去以哲学和美学为主导的文学研究方法被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所取代,文学的本质主义和统摄性思维被许多文学理论研究者指责为“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生产方式”,[8](3)诸如此类观念和方法论上的轮番冲撞,让大多数人对自己认同的存在感到担忧,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开始消逝。
即使那些主张解构主义的文学理论工作者,虽然他们抵制文学的本质主义特质,把解构和建构作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方式,强调地方性建构和知识社会学的反思,但是围绕知识建构引发的一些问题:建构什么?如何建构?建构的价值标准是什么?知识建构在什么条件下成为可能?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不确定的,悬而未解的。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伴随着文论的研究成为一种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体验。借用蒂利希的话说:“人的存在包括他与意义的联系。只有根据意义和价值来对实在(包括人的世界和人本身)加以理解和改造,人才成为其人。”[9](46)面对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快速转换和现实世界的工具理性的价值诉求,文学理论研究者对于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容易产生一种丧失意义之源的焦虑。换句话说,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之上的意义世界已经倒坍,相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开始盛行,固定与安身立命的价值准则丧失,面前永远飘荡的是一些固定的“非存在”和“虚无”的东西,再加上学术道德的滑坡,无意义、无根基、无方向感和漂泊感成为当代学人的精神状态,认同的焦虑将是许多有学术良知的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慢性病”,即他们对自己身份的不安和担忧。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工作者而言,那种满怀雄心壮志去做“立法者”和重新建立“立法者”权威的认同是一种不太现实的想法。笔者以为,在一个到处浮现“合法性危机”的时代,我们只有在一种流动性、不稳定和矛盾的状态中,去思考和塑造自身身份的认同,这也是面对五花八门的文化现实所做出的一种正常和健康的反应。如法国当代思想家阿加辛斯基在评价现代文化时所说:“今天,如果承认世界是不稳定的,其中包括货币本身也是不稳定的,那么,认为存在着超越时间、永恒的模型的观点,在我们眼里就会显得有些荒谬。”[10](28)用一种普适性思维、一劳永逸的观念去关照和审视文化现实反而有些“不正常”,甚至有些“病态”。海德格尔说,“只有面对虚无,才会想到存在”,所以,面对流动、不确定和可能性的虚无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不安的心境,文学理论工作者更像一个“摆渡者”,摆渡于历史与未来、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国与西方、中心与边缘、地方性与总体性之间,在摆渡和动荡中经营和体验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认识。
她认为,“现代意识是‘摆渡’和‘过客’的意识。今后我们要这样去思维:一切都‘到达”和“经过”。没有任何固定的因素,赋予事物扎根现在并抵制时间所必须的东西”,“‘摆渡’是一种运动和短暂的体验,一种起伏变动和必然消失的体验,那么它应该有很多面孔;现代不仅抛弃了永恒,也抛弃了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单一形式”,[10](10?11)对于文学理论工作者来说,做一个理论的“摆渡者”,脱离了“立法者”的永恒性和权威性,同时把自己抛入一个非存在(哲学讲存在与永恒等同起来)中,用变动不居的方式来体验这个世界,在丧失了一切意义的语境中思考世界,从这一点来看,“摆渡者”与“阐释者”区别开来。如此这般,回过头来看看,文论家的身份演变经历了“立法者”到其身份地位的“倒塌”,再到“阐释者”的兴起及其地位的确立,再到当下“摆渡者“形象的浮现,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文论家应该在变动和摇摆中确立和寻找自己的身份感。 三、焦虑困境的出路
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来看,从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到解构主义,再到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制造一些抽象概念以及对概念的不同理解和演绎展开讨论,并且这些概念和理论观点的讨论大都是建立在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日益悖离中国鲜活的文学经验和现实。换句话说,当代文论离我们的现实经验越来越远,即使我们试图为自己建构一个如何多元开放的文论形象,也无法掩饰实际上的精神空洞和“经验贫乏”,因为,中国当代文论尚未从根本上形成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既与历史经验相隔阂,又缺乏现实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医治好中国文论的这一“经验贫乏症”,是中国文论摆脱“影响的焦虑”和确立“本体安全感”的关键所在。
首先,文学理论应该直面中国文学鲜活的经验与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有本土的文化背景作为支撑,其建立在中国本土文学经验基础上的学术命题有真实性和现实关怀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我们不能面对当下的文学现实,也就失去了理论的有效性,意义不大。我们当下所面对的文学花样翻新,目不暇接,丰富多彩,我们的文学理论应该面对这一现实,应该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关心和阐发这一现实。”[11]的确,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丰富多彩,文学现象层出不穷。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网络文学、超文本写作、口语诗写作、微小说、生态文学、底层文学、图文叙事体等等,这些鲜活的文学形式体现了中国文学现实和经验的复杂性、特殊性、多元性和异变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概念和术语去归纳和阐释中国文学的经验和现实问题,否则可能就是隔靴搔痒,这就要求文学理论必须从中国的文学实情出发,跳出单纯地追求文学理论自身的完美性和自洽性的冲动或设想,从中国文学的经验中产生本土性和原创性的理论。
比如,晚近在文学理论界出现的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新世纪的“新学问”。文学与图像关系问题直面文学遭遇到了“图像时代”而带来的“文学危机”,以及此危机背后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符号危机”,这一现实经验把一个鲜活的、有意义的问题推至学术前沿,这一研究有清醒的本土意识,不“停留在文化研究层面反复‘打滑’”,不过分“迷恋西方现代西学”而感到“影响的焦虑”,而是“注重中国传统和本土资源,更强调历史纵深感和实证精神,更关注个案分析和小中见大”。[12]像类似这样的研究,超越了以往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各持一端的做法,从历史命题和现实课题的立场上生发文学研究的理路,为走出文学理论研究困境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
其次,倡导多元主义的方法论理念。文学是多元复杂的,由于主观价值判断的不同,以及种种价值判断随着不同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文学始终从整体上呈现出非稳定的特质,那么设想用单一的或者统一性的研究方法来解决文学的相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差异性以及合法性,不是只承认一种方法或一种价值的合法性,而是在平等、民主和协商的语境中,坚持自身的差异与尊重他人方法的不同,达到最终肯定不同研究方法及其价值的合理性的目的。但是,在坚持多元主义方法论的合法性之下,我们还必须关注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相关问题。正如伊格尔顿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应该庆幸各种批评方法的多元性,采取一种宽容的普世主义姿态,并为我们能够摆脱任何单一方法的专制而欢呼鼓舞。然而,且慢兴奋过度。这里依然存在着某些问题。
其一,这些方法并非都能并行不悖。其二,这些方法中有些几乎就不是什么方法。[13](199)我们应注意到,一方面尊重文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从某种意义上为研究者奠定自身进行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和建构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多元主义研究方法存在的基础是差异,但问题是,一些方法是不是切实可行,是不是并行不悖,能不能符合当前文学理论研究路径,这是必须引起我们警惕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多元性和差异性被不适当地无限夸大,以致走向一种工具性的技术形态,或者仅是一种研究的意识形态,就有可能走向研究价值的混乱和无序,必然导致不同方法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因此,多元主义方法论观念需要建立在文学研究方法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贴近文学理论和文学发展的现实,超越不同方法各执一端的做法,在彼此互补协商的情形下,推进文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最后,重建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品格。按照伊格尔顿的理解,“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是由以观察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13](196)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理论与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现实等有着特定而密切的关系,因此,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不应该直接为大众的物质消费服务,为大众获得审美快感而辩护,也不应该脱离作家、现实文本只是作为文学批评理论不断演绎的工具而变得越来越深奥。笔者认为,文学理论承担着
向社会传播公共文学经验,以及以文学经验为基础向公众传达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和反思的职能,表达一种公共性的主体性话语。比如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拨乱返正、思想解放的时代语境下,文学理论摆脱了依附于极左“政治”的地位,逐渐确立自主性的地位,表现出对个体与社会的本质关系、权力和生命的关系、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下社会人的主体性等问题的反思和批判。渗透着文学理论工作者对知识、真理、生命存在、自由、社会正义、良心和个体价值的深刻思考。虽然这些体现终极关怀的思考未必直接能够指导公众的生活,但是这些具有深度的思想观念能够影响社会公众对文学价值和人文精神的感知和评价。而当下的事实是,视觉文化的崛起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人们的生活转向对个人物质幸福的追逐,而对社会公共领域的批判性反思能力显得相对匮乏。
与之相应,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呈现出公共精神素养“缺失”或者“消失”的景象,当下文学书写时尚、娱乐、休闲、惊悚、玄幻的世界远远多于对人性、道德和民族精神世界的沉思,而文学理论知识的价值取向也不再面对社会现实而获得自己的公共性品格。更为值得思考的是,文论成果也成为文学理论学科建设、高校研究者职称评价体制中的硬性材料,或者成为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以及专业化道路上知识生产链条上的“零部件”和“副产品”,这种过度“专业化”和“专家化”的走向,必将使得研究者陷入身份认同的焦虑和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危机,而不敢“独立关注”公众文学经验和重大的公共领域事务。虽然上个世纪80年代的社会语境和文化氛围不可能重现,但是作为一种精神沉淀,公共性品格应该是当下文化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基点,
所以,面对消费意识形态的“吞噬”和学术体制的“规训”,文学理论工作者应该设法避免退缩和彻底的整合,重建文学理论知识拥有的批判和反思的公共性品格,发挥其在中国当下文学现实和社会公共领域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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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是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了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一书。通过本书的学习,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以及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坚定性,积极投身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是我们出版本书的目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创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文摘要:本文结合具体教育活动探讨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创新教学。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教学 创新
(一)学生缺乏学习兴趣、主动性不高
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诚信危机、政治信仰危机。部分学生崇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一些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社会责任感缺乏,团结协作意识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他们把就业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专业课、外语、计算机水平的提高上,考取各种岗位证书,参加专业技能培训也是特别积极,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出勤率低、上课迟到、早退现象严重,要通过将考勤与成绩挂钩才能维持。课堂上学生注意不集中,有些学生用手机上网、做其他课的作业、看杂志小说,认真做笔记以及听课的学生反而成了少数。
在与学生课下的交谈了解中发现,学生大多数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用处不大,只是为了考试顺利通过而学习。求知者没有求知的兴趣和主动性,教育者只能被动的进行灌输式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了捆绑式教育。教育学反复证明:兴趣和爱好是受教育者最深厚的内在的求知动力,只有学生感兴趣的,教育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效果不明显,关键就在这里。
(二)学生差异性较大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作为一门必修课,所有高校、所有专业都要开设,但由于上世纪90年代高校扩招以来,学生的文化基础、专业、年龄等都有很大差异。本科类院校和专科院校或高职类院校的生源不同,理科类院校和文科院校生源也不同,他们的文化基础有差异,就会造成本科院校、文科院校的学生学习兴趣较浓、学习自觉性较高;而专科院校、高职院校及理科院校的学生则积极性不高。
不同专业的学生对待《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态度也不同,学习文科的学生较喜爱这门课程,认为它与其他专业课有联系;学习理科的学生从高中二年级起已经不学政治课了,他们习惯了套用公式、演算等学习方式,对大学中突然增加的一门文科类课程很不习惯,也缺乏积极性。大学生在年龄上也存在很大的跨度,有普高毕业生、职高毕业生、也有初中毕业的预科班五年制学生,从15-20岁左右学生都要接受相同的一门课,他们的理解力自然就不同。学生知识层次高的能够很好理解就愿意学习,相反则会产生厌学情绪。
(三)教学方法单一
一些教师仍然采用简单的“一支粉笔,一块黑板”,老师讲,学生听的“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式,缺少民主、平等的师生互动平台。学生总是被动地接受知识,丝毫没有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难以产生共鸣。也有的教师虽然采用了现代化教学手段,但只是粉笔和黑板的替代品,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这就造成了老师讲老师的、学生忙学生的状况。而且,与普通本科高校相比,专科及高职院校生源较复杂以及学生人文素质相对薄弱的现状,如果采用简单生硬的理论灌输,学生在难以理解时往往不易接受甚至产生抵触。如果能做到因材施教,联系实际,在尊重学生认识水平的同时,通过案例教学,深入浅出,给予学生理解和悟出的过程,然后在适宜的时候给出价值判断,效果就会截然不同。
(四)理论与实践联系不紧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是2005年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实施方案确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4门必修课之一。根据中宣部、教育部《意见》的要求,编写工作组在编写工作中确定的指导思想是:
1、全面、准确地把握和落实中央关于开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的基本要求;
2、突出教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更好地承担起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
3、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理论联系实际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着重从正面剖析问题,讲清道理,切中要害,努力做到以理服人,充分发挥的力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培养学生科学地认识和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能力。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灌输不及不符合此门学科的目的和作用,也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甚至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因此,必须加强教学的针对性,了解学生的思想活动和学生关注的实际问题,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五)教学时效性不强
从根本上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的不是让学生简单地背诵现成的原理和结论,而是培养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职业道德观,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指导自己的行动,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传统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更侧重于知识、观点的灌输,容易忽视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因此,部分学生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的重要性就没有清楚的认识,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搞考前突击,简单地背诵原理和结论,在今后的生活中所学的知识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需要广大教师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和方法,让书本中的知识成为指引他们的行动指南。
(六)没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传统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采取教师主动讲,学生被动听,师生互动就是通过简单的提问或是背诵,学生与学生间的互动几乎没有,学生在上完课后又把知识还给了老师。要使学生学会、会学,受到“入心”、“入脑”的良好教学效果,必须培养其自主学习的精神,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教师成为课堂的组织者。同时改变传统的单向注入式教学,实行启发式和讨论式相结合的双向互动教学。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课堂活跃起来;激发学生的探求精神,达到入耳、入脑、入心的目的。
(一)实践性和现实性很强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从它们的产生、形成、发展过程来看,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是其最鲜明的特点,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很强。这一重要特征决定了此课的教学效果取决于是否能够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如果采取教师带领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参观、社会服务等传统方式进行理论联系实际,在日常教学活动中不易经常开展,而且如果许多学生一起参与,教学效果也未必明显。
因此,找到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经常使用的、教学效果较好的方法就成为教学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中,案例教学法的引入无疑为理论联系实际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契合点。例如邓小平理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探索、创新的伟大成果,与当代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息息相关。邓小平理论通俗易懂,简单的话语中蕴涵深刻的道理,且在实践中广泛应用,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
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正因为对国情有了正确的认识,才制定出了合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经济体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使中国的经济发生了飞速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讲授这些理论的过程中如果结合案例进行教学,必然使学生感到其实《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的理论离自己并不遥远,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使教学效果切实提高。
(二)针对性和实用性很强
如“一国两制”的构想最早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首先运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是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步骤,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配合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的指引下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改革有步骤、有秩序地全面展开,改革触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等。
这些理论都有着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是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中产生,在学习过程中如果不与实际相结合,其实践性、实用性、生动性就会被埋没,又走回传统马克思主义教学中枯燥、空洞、呆板的老路。由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具备的这些特点,我认为进行案例教学的探索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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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就业能力,实施就业教育创新已成为必然。在承袭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方法基础上,针对当下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要求,改革汉语言文学教育机制,是从根本上改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和提高就业质量的必经之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方向基本上可归为两大类:一类为教师方向,另一类则是文秘方向,本文就这两个方向的就业教育创新给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就业教育创新师范文秘
市场经济中“生产”和“消费”的理论告诉我们:消费决定生产的方式和数量。消费促进生产,如果把学校培养出学生比作生产的话,那么社会对学生的需求就是一种消费。时代在前进,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对人才类型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改变。生产出逢时对路的“产品”、产学结合是当下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来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是大部分同学的首选。但是,就当前中国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来看,更重视语言和文学的理论教学,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素养,在这方面投入的资金和人力也很大。相对来说语文教学等实践方面则被忽略了。很多高校包括重点大学都会用很大一部分时间来开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课程,而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和语文教育学这些实践性课程则相对薄弱,这就造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一个困惑——学不能致用。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提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议:
首先应该提倡创新性课程设置。身为母语教学的语文教师,他们是对后代人影响最早,也是最久远,最深刻的群体,中国的人才是否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教师的教育方式息息相关。因此,教育观念非常重要。高校汉语言专业必须培养学生的前瞻性、创新性观念,为中国的创新教育培养一批预备队员,以便他们把这种精神一代代传习下去,为中国未来的创新人才培养奠定基础。
要优化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就必须对传统的“一听到底”,“满堂灌”的授课方式进行改革。传统的课程体系过于封闭,很多同学都带着“熏”和“浸”的意识在听课,当然,这种听课方式可以好好的感受大学教师的学者风范,体会他们滔滔不绝,声情并茂的讲述,但是,很多同学听完后脑子里面什么都没留下,也从来不思考,自己应该怎么样去让自己以后的学生学到一些东西。所以,优化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应该把学生纳入课堂中来,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真正做到“熏”、“浸”之后的“刺”和“提”,真正做到教学相长。改革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强课程的人文性品格。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大特色是它的人文性,学生不仅在本专业可以学到关于汉语言文学的系统的理论知识,还可以在本专业感受到强烈的人文关怀。这对于学生将来步入教师队伍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增强课程设置的人文性同时也是为了回应新课改和新热点,做到教学联系实际,当下小学和中学教学都提倡人文教育,对小学生、中学生实施人文关怀,给学生减压,所以,在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中加入人文性元素是对同学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是社会对教育者提出的要求。二是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具体来说就是把学生纳入课堂的主体地位,改变传统的学生只要带“两只耳朵”去上课的方式。例如,教师可以先把要讲授的内容告诉同学,让同学们预习,然后在上课之前每个学生都要提一个问题,看看谁的问题最具有建设性。
实践是师范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提高自己能力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他们不仅仅要通过理论性的课程汲取精深的专业知识,还要通过实践课程掌握扎实的实践知识。作为一个教者,他必须知道“教什么”和“怎么教”,不懂得实践,就有“心中浪翻浪,口中不见波”的感觉,学得再好,不懂得教,也不是一个好老师。究竟怎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呢?改变传统的实习方式势在必行。老一套的实践方式无非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出去实习一个月,这种方式可能对某些同学有用,但是它只是给同学一个实践机会而已,并没有在观念上给学生们一个实践的转变,有很多同学并不能适应角色的转变,等到自己适应老师的角色之后实习已经完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关键是从观念上的角色定位,也就是说让学生一进大学就有老师的观念在他心中,在大学四年间,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学生的实习期间。这就相当于每个学生都有四年的工作经验。
文秘方向的学生就业方向要远远大于师范类的学生,记者、编辑、机关单位的文书等等都比较适合文秘方向的同学,但是近年来文秘专业毕业生表面上的供不应求和实际上的就业质量不高,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分析文秘专业学生就业趋势和就业影响因素,从而提出提高文秘专业学生就业质量的有效路径,为文秘专业的建设指出努力的方向。从文秘专业就业方向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工作的的共同点都写作。
小结: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专业技能强,适合市场发展的人才,闭门造车并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产学结合以成为现代教育办学的宗旨。高校就业教育与教育一样重要,汉语言为学专业不是应用性较强的专业,加强就业指导显得尤为重要,为适应当下市场对人才的要求,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就业教育必不可少。
[1]伍建华.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本思路[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11):204~205.
[2]方一新,程若旦,许玲玲“.“””后二十年中文系培养毕业生情况调查与分析[J].现代教育科学,2004(2).
[3]陈吉猛.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初探[J].中国电力教育,2008(9):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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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中文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 数十年潜心研究文艺理论,治学严谨,学养深厚, 在文艺理论上颇有建树。本文主要探讨钱先生文 学理论的创新性。钱中文先生的文论思想大略可 以分为这样三个部分: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及新理性精神文学论。下面对钱先生在这几个方面表现出的创新性作一抛砖引玉性探讨.
一 任何文学理论研究都必将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文学到底是什么?而且必须毫不含糊地对之 做出回答。在回答“文学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 上,钱中文先生提出了自己迥异于前人的独特见 解。首先,他认为有三种现实需要区分:现实、心 理现实及审美心理现实。现实是文学艺术创作的 源泉,是文学创作的出发地,它提供文学创作所需 的一切材料,是一种纯客观的存在。我们以前所 习惯的表述“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就是这个意 思。但源泉并不就等于对象,文学的对象必须是 经过主体用心感受了的现实,是被感情渗入过的 现实,这也就是所谓的心理现实。按照钱中文的 说法,“主体一旦深入客观现实的关系,便会接受 纷至沓来的种种信息,广泛地吸收现实的具象性 和丰富性”[1]14,心理现实就是主体所把握并被融 入了主观性的现实,它不再是纯客观的存在。与 科学探索的纯客观对象相比,它“是一种获得了主 观形式的、主客体因素初步融合的统一体”[1]14.
只有这样的心理现实才是文学创作的对象。这个 认识看似简单,却是钱中文先生长期以来结合文 学创作的实际而深刻思索的结果,它有效地杜绝 了文学理论界长期以来对文学本质“模仿说”、“镜 子说”的误解,即把文学仅仅看成是对社会现实生 活的直接的、简单的、机械的反映。文学对象的这 种从传统的客观现实到“心理现实”的转换,意味 着研究者对人本主义和主体性的重视.
其次,从创作主体这方面看,主体具有能动性 和创造性,这是自不待言的。任何把文学创作仅 仅看作是一种对现实的简单摹写或机械反映的观 点,都毫无疑问地降低了人的品格,而且也是对文 学艺术创作的一种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钱中 文认为,任何思维科学、意识形态都可以看作是主 体对现实的反映,作为人类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 亦然。但是“文学的反映是一种特殊的反映——— 审美反映”。他之所以要提出这么一个概念并非 是玩弄辞藻,而是为了划清它与简单反映论、机械 反映论的界限。过去的机械反映论与简单反映论 把“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作了简单化、庸俗化的 理解,认为文学创作就是对生活的直接反映,生活 是什么样就应该写成什么样,否则便被指为“不真 实”。这样一来,不仅文学反映现实与其他意识形 态对现实的反映几乎无从区别,更为严重的是,作 者蜕变为一种呆板僵化的反映机器,极大地限制 了作家主体性的发挥,束缚了主体的创造力.
除此而外,文学把握现实还是一种特有的把 握方式,那就是实践———精神把握世界的方式.
这种方式兼有实践的和精神的两方面的特征,而 又不专注于任一方面。“它之所以不是一种纯粹 的精神把握,即不同于理论对世界的把握,在于它 贯穿着感情与意志的评价,具有了一定的实践性; 它之所以不是一种纯粹的实践把握,在于它并不 要求把艺术当作现实,使自己的产品完全变为实 用性的东西,所以带有无目的性的色彩。”[1]12-13正 是这种特殊把握方式,导致了文学特殊的审美本 质特征:感情与思想、感性和理性、认识与评价等 多种因素的有机统一和高度综合。按理说,实 践—精神把握世界的方式这种提法并非钱中文所 首创,马克思早就有过相关论述。但能够将之灵 活应用于文学理论研究,得出富有建设性和开创 性结论的人,却非钱中文莫属.
在中国文学理论界,钱中文先生率先指出了 机械反映论与简单反映论的偏颇甚至谬误之处, 批判了过去庸俗社会学对文学本质的肤浅理解, 对于学术的正本清源,在文艺创作中贯彻和坚持 真正的反映论即辩证的反映论方面意义重大,极 大地推动了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他说:“文 学反映现实生活是对的,但是这一过程相当复杂.
这种说法忽略了这一过程中的不少中间环节,对 其中的主客观关系,主体在融化客体中的创造性 转化与新的构建作用,往往视而不见,或以为是次 要的东西。有时也谈论主观方面的因素,但往往 只涉及主体的世界观、思想问题,对于主体的其他 因素,研究甚少。”[1]5文学的反映是一种审美反 映,主体必然在其中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在把客观 对象主观化的同时,也将主体对象化,并且这种双 向运动过程是同时发生的。主体的审美意识必然 借助于这一双向运动过程得以具象化和外在化.
“在审美反映中,主体在其自身的感受与感情的激 荡之中,整体地关照现实生活,描绘生活的各个方 面。这一过程的特点是,它在把握现实生活的过 程中,把始终激荡着的主体感受、感情,他的认识, 融合在一起,从而赋予了这一反映及其对象以浓 烈的主观色彩;同时通过这一方式来显示出事物 的客观性特征。”[1]13不仅如此,主体最终还要把 这种带有浓烈主观色彩的对象,用恰当的艺术形 式加以表达,或者说主体的艺术构思必定要在这 种主客体双向运动的过程中得到体现,而这一过 程的最终结果也就是所谓的审美心理现实。文学 因此就是带有审美特性的意识形态———审美意识 形态.
笔者认为,钱中文在对文学本质问题的研究 和探索上体现出了他一贯坚持的、可贵的创新精 神。早在钱中文之前,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研究 就已经是一个被各家学者和不同文艺流派不断重 复和争论的话题了。认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 有之,认为文学主要是一种审美活动的有之。而 且大都自说自话,各自维护自己的一家之言,攻击 别人的“漏洞和缺陷”。钱中文以一种少有的全局 性眼光,居高临下地审视各家之说,提出了“审美 意识形态论”,这就跳出了各家所固守的窠臼,而 又能同时汲取来自不同说法的合理意见。其创新 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研究视角的创新。钱中文的新观点并 不是把各家说法进行简单的相加,而是另辟蹊径, 选择了全新的研究切入点。他说,“审美意识形态 不是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只是审美加意识形 态”。“审美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审美,也不是 单纯的意识形态,而是审美意识的自然的历史生 成”[3]413。这就把“审美意识”确立为文学审美意 识形态说的逻辑起点。关于这一思想的独特性和 深刻性,在《论文学形式的发生》这篇长文中可以 看得很清楚。但遗憾的是,许多批评者甚至连钱 先生的书都没有仔细看,连他的学说观点的准确 含义尚未通晓,就已经发出了批评的声音。文学 审美意识形态本性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摆脱了 “意识形态说”与“审美本性说”各自的局限,真正 地从历史生成这个角度来考察文学的本体。钱中 文一改过去许多研究者们试图仅仅围绕“意识形 态”这个概念兜圈子、做文章来解答文学本质问题 的研究途径,而是从文学的起源方面进行了深入 探讨,详细阐明了人类早期的审美意识是如何从 生存实践中形成,又如何在发展中积淀了人的生 存感受与感悟,进而演化为审美意识的的多种原 型。以后,这些逐渐生成的审美意识原型又从口 头语言和书面文字中获得了自己的物化形式,并 融入了具有独特的节奏、韵律的诗性语言的文字 结构,一步步地历史地生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审美 意识形态。这一过程是相当漫长而且复杂的,钱 中文从历史的角度详细考察文学的发生、发展和 演变并试图清晰地描述之,进而解答关于文学本 质问题的疑问,这一动机和行为本身就值得肯定, 付出的诸多辛劳还在其次。相较于那些试图仅仅 在文字概念上大做文章来解决问题的所谓研究者 和某些批评家们不假思索地否定和不负责任的批 评,其优劣对比不是很明显吗? 其二,思路的创新。敢于质疑权威旧说,提出 自己的独特理解是创新精神的重要标志。在考察 文学的本质这个问题时,钱中文对“文学是现实生 活的反映”这一权威旧说表示了大胆的质疑。他 首先肯定这一说法的合理之处,在处理文学与生 活的关系问题上,这一论断无疑是抓住了根本的, 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和资料宝库,本末分 明,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随后他就对这一说法 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文学虽然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但文学的对象并不就是纯客观的社会现实生活.
文学的对象与科学研究的对象绝不像过去理解的 那样,是相同的。过去许多人都认为,文学与科学 只是在反映生活的方式上有所区别,文学用加入 主体感情的方式,而科学研究则力求客观,避免主 观感情的介入。钱中文认为,其实两者的对象也 是有所区别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区分现实、心 理现实和审美心理现实这三个概念的原因.
其三,方法的创新。钱中文虽对过去的教条 主义的文学研究和庸俗论者的论调深恶痛绝,但 是并未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把那些被歪曲, 被阉割,甚至被篡改的理论进行清理,使之拔云去 雾见青天,还其本来面目。许多所谓批评者就这 样被暴露出了原形,原来他们批评和抨击的是虚 无的对象。他们既没有准确理解自己假定的对手 的观点,又没有正确地运用批判的武器,反而使被 用作武器的理论自身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比如机 械反映论者,自己歪曲了反映论,还要用这根大棒 来挥舞教训别人。文学研究中因为观点不一致出 现争论本来是无可厚非的,这种争论本身还有助 于推动文学研究的发展,促进学术繁荣。但过去 许多论者在辩论中的做法却带着旧时代的影子, 凡与我不合,则一棍子打死。钱中文先生抛弃了 这种做法,而是平心静气地探讨,以理服人,即使 对方不能被说服,也绝不随便乱扣帽子。这使他 能够汲取来自各方面的优点和长处。这种对待学 术研究和探讨的态度就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 后他所提出的交往对话精神,早在20世纪80年 代的政治风气和学术环境中业已初露端倪,这仍 然称得上是一个创新.
二 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这是从哲学反映论观察文学所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也是钱中 文先生在对文学把握现实特有的对象、创作主体 特征和特有的把握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 思考后形成的重要结论。这一论断解决了长期以 来困扰人们的文学本质问题,是国内目前能够被 人接受的文学本质论中最为通行的一种。据此, 过去的说法“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也相应地被修正 为“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关于审美反 映,钱先生认为这是对哲学领域的反映论原理应 用于文学研究领域的指称,是这一原理的具体化、 审美化和对象化。谈及这种修正的意义,钱先生 认为:“审美反映是一种灌满生气、千殊万类的生 命体的艺术反映,它具有实在的容量、巨大的自 由,它不仅曲折多变,而且可以使脱离现实的幻想 反映,具有多样的具象形态,可使主客观发生双向 变化。”[1]10可见,强调文学创作中反映的审美属 性是赋予文学以生命的重要举措,它不仅可以丰 富和充实文学的内涵,赋予作家以更多的创造自 由,而且在使文学真正成为文学,由他律走向自律 方面,有着更大的意义。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是 被剥夺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仅仅是作为改造社会 的工具和政治手段的补充而存在。文学与其他社 会意识形态一道充当政治的走卒和帮手,社会关 注的目光只是凝聚在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共同 性和普遍性上,凝聚在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 一般性上,而相对忽略了文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审美反映论的提出,开启了文学的回归自律性之 门,这也是这一理论的提出所具有的最为重大的 意义.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本性论与审美反映论是互 为根据、彼此依赖的。正因为文学是一种审美意 识形态,文学对生活的反映才是审美的反映;同时 也正是因为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的 本质特性才可以被归结为审美意识形态。为了把 文学从政治从属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包围中拯救出 来,钱中文先生倾注了更多的心力去阐述审美反 映论的内涵和特质。审美反映论是钱中文先生对 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生活关系进行系统描述的一 套理论,这一理论帮助我们把文学对现实生活的 反映跟科学理论对现实的反映区别开来。说到 底,只有把文学反映的审美特性阐释清楚,文学的 本质特性才能得到坚不可摧的理论基础.
1986年,钱中文发表了他的一篇长文《最具 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文章题目来自黑 格尔《逻辑学》中论述其“绝对理念”的一段名言.
正如它的副标题所言,这篇文章较为详细地阐述 了审美反映特有的、与哲学反映不同的创造性本 质。他说:“在审美反映过程中,生活现象、事物特 征引起了作家的注意,在对它们感受、感知的基础 上,引起创作主体对于对象的感情的体验,思想的 评价,并通过感性的、具象的审美形式,予以物化.#p#分页标题#e#
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感知和认识,也有感情和思 想,既有想象和意志,也有愉悦和评价。这种种精 神现象,一旦以综合的形式出现,便全都渗透着感 情的因素,连思想、认识也不例外,从而构成审美 的反映。”[2]136可见,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一 种综合了多种成分和因素的复杂动态过程,强烈 的感情色彩是其重要特征。在这篇长文中,钱中 文首先分析和比较了文艺评论中的简单反映论与 真正的反映论的区别,比较了哲学反映论和文学 审美反映的区别,探讨了审美反映的结构,接着阐 述了审美反映中主体的创造力及侧向主观的审美 倾斜在创作中的作用,提出了审美心理定势是审 美反映的动力源、审美反映与表现的关系等重大 问题,最后还谈到了审美反映的多样化和无限可 能性的问题。这是一篇论述极为全面、精到,论证 准确到位的重要理论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钱中 文的理论创新精神再次得到鲜明的表现。笔者认 为,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给予我们以重大启示.
第一,批判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姿态。在对待蜂拥而至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态度上坚持了吐故纳新,却又保证大方向明确不变,不改初 衷的策略。钱中文是坚定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 捍卫者和研究者。这与他曾经求学苏联的人生背 景不无关系。可以说,钱中文一生所作的文学理 论研究都在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那就是不断完 善和充实、丰富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使其在创作 中不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西方现代主义 的各流派,钱中文一开始是相当拒斥的,至少是反 对和批评大于赞扬。现代主义作家们只关注揭示 和描绘人的潜意识的极端向内转倾向以及他们对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所作的不无偏激的攻击,使钱 中文很难接受他们。不过他自己在亲自去了一趟 欧洲,近距离接触了现代主义文学之后,看法发生 了一些改变。他说:“有相当部分的现代主义流派 的作品,还是极为曲折、深刻、审美地反映现实的.
凡是这类作品,如《城堡》、《鼠疫》、《女仆》、《秃头 歌女》、《蝇王》、《第二十二条军规》等,就像《追忆 逝水年华》一样,并不是完全按照现代主义文艺理 论创作出来的。……这类作品固然有对事物的一 定的客观性描写,但主要表现主体使用多种十分 主观的艺术手段,如象征、荒诞、变形来抒写主观 化了的生活流变。它们往往能够出人意外地抓住 现实的某些十分重要的特征,给以主观变形,使原 来的特征分外突出,而显出巨大的创新意义和审 美价值。”[4]149而与此同时,国内某些作家和理论 家们却正在醉心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和 传播,甚至是完全照搬,要提倡所谓“中国的现代 主义”、“社会主义的现代主义”等,采取了全盘接 受的态度。钱中文则始终持一种谨慎的有保留的 态度。他依然执着地认为,现代主义不可能取代 现实主义,其局限性是相当明显的。现代主义其 实是以一种貌似公允的方式虚假地解决了现实主 义的所谓“弊端”.
“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是1995年钱先生在《文 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这篇长文 中首先提出来的,发表在同年《文学评论》第四期 上。当时的理论背景是:文学理想的幻灭和导源 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大肆泛滥。作为对以 往长期以来文学被从属于政治而缺乏独立性和自 主性这一不正常状态的反拨,再加上出版界利益 原则的驱动和国外非理性思潮涌入的推波助澜,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呈现出这样一种 景象:“在恶俗横流,不少人失去生存理想的景况 下,人们崇拜自然本能,激赏感性享受,人的精神 趋向多元而又凸现混沌。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一 些人追腥逐臭,对粗俗、恶俗、腐烂的东西趋之若 鹜,这极大地削弱与消解了文学艺术审美的生 成”[5]。面对此种颓势和恶俗之风,钱中文先生毅 然祭起“新理性精神”的大旗,与之作战。随后,这 一文学理论结集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于2000 年6月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和 同年3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钱中文学术 文化随笔》两书中,作为首篇的都是这篇名为《文 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的文章.
“新理性精神”文论的提出马上得到学界广大同仁 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2001年11月,全国文 艺理论界的专家和学者们齐聚厦门大学,讨论“新 理性精神”的话题。随后《东南学术》于2002年第 二期开辟专栏刊载了这次讨论的部分论文.
作为一种文化、文学艺术内在的精神信念, “新理性精神”采取了执中鉴西的态度和立场,选 择了交流与对话的策略,并且始终以现代性为立 论前提和言说论域,表现出重构理性精神,重新理 解与阐释人的生存、文化、文学艺术的意义与价值 的可贵努力。运用于文艺理论的建构,“新理性精 神”文学论主要包括这样三个维度:现代性、新人 文精神与交往对话精神.
“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 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 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 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 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6]现代性 是“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立论的前提和言说论域, 属于该理论的时间维度。现代性诉求保证了“新 理性精神”文学论在时间这一维度上的先进性,因 为它是不断指向未来的。当今西方社会已经步入 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而且许多西 方学者都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声称现代性 已经终结或者过时了。尽管我国社会也已局部呈 现出某种“后现代状态”,相当一部分学者亦步亦 趋地追随西方学术新潮,张口闭口就是“后现代”, 但钱中文还是坚定地坚持他的现代性立场。他认 为,在中国,现代性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事业.
“这种现代意识精神,时代的文化精神,作为一个 尺度,是我们建设新文化、新的文学艺术需要长久 地遵循的原则。现代性是引导人们进行文化建 设、精神创造的思想,这是一个人类‘未竟的事 业’。我们不能像某些西方现代主义者那样,把现 代性仅仅看作是出现了反理性之后形成的东西, 以为反理性才是现代性的表现,现代性只能是现 代主义文化与艺术的特征,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 的。”[5]因此“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所提倡和坚持的 现代性带有某些自创的特殊的规定性。首先是它 强调自己既非唯理性至上,排斥一切非理性,将理 性神化、绝对化的庸俗社会学的旧理性,也并非理 性的对立面———非理性或者反理性,而是一种包 容对立面的矛盾体。所以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 文学论既要克服旧理性所带来的弊端,又不能完 全站在理性精神的对立面,即他并不赞成走到非 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的极端.
其实,人本来就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体,只不 过旧的理性主义、唯理性主义为了强调和突出理 性的万能而故意忽视和压抑人的感性而已。通过 遏制人的感性表现,不仅扼杀了人的人性发展,从 而也扼杀了人个性的形成和创造力。钱中文指 出:“新理性精神并不是唯理性主义,它崇尚感性, 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感性的表现。人的感性的需 求、生理需求是必须获得满足的,这是人类生存的 条件。”[2]334但他同时也指出,人的感性需求又总 是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感性需求。文学既是人的 感性生活的审美反映,同时也显示人们的理性认 识。“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并不反对文学艺术对人 的非理性、反理性生存状态的展示,也承认它们存 在的合法性,只是不赞成由此而走向极端,“反对 以反理性的态度与反理性主义来解释生活现实与 历史”,因为“极端的非理性、反理性主义,蔑视对 人的终极关怀、对人的命运的叩问与人文需求,无 度张扬人的感性和特别是人的生理享乐本能、解 体了人的感性。”[2]335可见,作为一个包容对立面 的矛盾体,“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所提倡和坚持的 现代性试图针对旧有的弊端和以往的理论分歧而 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加以综合,以便在理论上造成 一种新的平衡.
其次,它强调自己是在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现代性。新文化的创造,新的文学艺术理论的 建构,都不是建造空中楼阁,离不开对传统的继 承。钱中文先生认为主要有三种传统需要我们去 面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外国文论传统及中国现 代文论传统。而在三者当中,唯有中国现代文论 传统才可以担当起构建新文学理论的基础的重 任。古代文论传统因受到“五四”新文化革命的激 烈批判和彻底否定而被人为中止。另外,古代文 论系统主要是针对中国主要的文学形式诗歌的创 作而构建起来的,而且多半是些审美的心理体验 式的零散感悟,其术语大都具有朦胧、模糊,内涵 不够确定的特征,也不成体系,往往人言人殊,确 实难以担当起阐述在现代性启蒙下而发生的新文 学现象的重任。西方文论自然更不能越俎代庖, 别人的鞋子不可能适合自己的脚。然而,对构建 新的文学理论所依赖的传统基础的这种选择并不 是盲目的和随意的,钱中文经过细致认真的比较 和严肃的学理分析,才做出如此审慎的决定。他 说:“现代文学理论虽然问题很多,但近百年来,它 的发展,总是与西方当代文学理论思潮结合在一 起的,它不断地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使自己 逐步地走向科学化、人文化,这也是客观的事实, 从而体现了我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不断生成.#p#分页标题#e#
……现代文学理论大体上是与我国现代文学的发 展相适应的,现代文学理论对古代文论传统的某 种疏远,与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同步的。”[7]虽然如 此,我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也并非全无用处,并 不是说除了近百年发展起来的现代文论传统之 外,另外两者就可以全然不顾。那不是构建新的 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诉求所应有的态度。事实上, 钱中文已经意识到,“现代文学理论由于‘五四’的 激进主义的一面而丢掉了古代文论传统,在今天, 总使我们觉得现代文学理论缺少了母体的营养与 根底,缺乏一种底气”[7]。至于西方文论,因为与 我国现代文论所曾有的这种血肉联系,当然更不 可缺少。实际情况是,我国现代文论的产生和发 展不惟大量借鉴西方,甚至直接由西方移植而来, 西方文学理论一直就影响着我国现代文论的发 展。我们需要吸收二者当中仍然对我们有用的、 合理的有效的成分,真正做到为我所用.
再次,它强调自己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 的现代意识精神,是一种历史性的指向。正因为 如此,现代性诉求就打破了时间的束缚,而可以存 在于任何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从现代性的 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 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在各个发 展阶段,现代性的内涵有着共同之处,但又很不相 同。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在彼时彼地的提出,看来 有违那时现代性的要求,而不被重视,甚至还要遭 到批判;而在此时此地,则不仅与现时现代性的要 求相通,而且还可能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 分。”这就是说,“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所主张和 倡导的现代性主要是一种精神指向,它与各个具 体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从而获得了历史 具体性,虽然精神内涵相通,却不是亘古不变、恒 定一律的某种指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 同的现代性要求。这就为现代性这一概念赋予了 因时因地而随时调整和不断发展变化的内涵,赋 予了它长盛不衰的生命活力.
新人文精神是“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内涵和 核心,属于内容、本质维度。在上世纪90年代上 半期,我国理论界曾有过一次“人文精神”的大讨 论。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人文精神”是欧洲文艺 复兴的产物,并以中国历代文献当中从未有过“人 文精神”之说为证,说明中国没有人文精神,更谈 不上“恢复”人文精神。钱中文对此进行了反驳, 并阐述了“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所主张的“新人文 精神”的内涵。他说:“人文精神是针对现实生活 中的非人性与反人性而说的,是针对物的挤压、人 的异化而说的,是针对当今现实生活中大大小小 的钱性权式暴力而说的,这种暴力既是物质的,又 是精神的,是针对文学艺术漠视人的精神伤残而 说的。”这就是说,我们当今的文学现状确实面 临着人文精神的缺失问题。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所 描绘的正是一个人的精神家园沦为废墟,人的精 神备受摧残的景象,至于以怀疑一切、解构一切而 声名大振的后现代主义,则更是把人推入到茫茫 的虚无和无边的绝望之中。文学艺术对于人生的 意义至此已被完全消解,缺少了对人进行心灵抚 慰和精神关照的“文学”实在已不成其为文学了.
那么我国旧有的文化与文学中难道真的缺少人文 精神吗?并非如此。尽管也许我们的传统文献中 确实未曾出现过“人文精神”这个说法,但我们固 有的文化与文学中却绝对不缺少对人的生存处境 和命运的关怀。那种对家国命运的沉重忧患意识 不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表现吗?那种重视人与 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和谐的伦理道德 关切,不也同样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吗?凡此种 种,并不以其未曾贴上“人文精神”的标签就不是 人文精神了。钱中文认为,“所谓人文精神,就是 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科技之 间的相互关系中,一种对人的生存、命运的叩问与 关怀,就是使人何以成为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确立哪种生存方式更符合人的需求的那种理想、 关系和准则的探求,就是对民族,对人的生存意 义、价值、精神的追求与确认,人文精神是人的精 神家园的支撑,最终追求人的全面自由与人的解 放”[5]。这种对人文精神所作的注重精神内涵的 阐释,明显要比那些仅以外部标签作为判定依据 的做法更高明。新人文精神之“新”主要在于它超 越了这一概念的外部标签特征而注重从其精神内 涵方面加以重新定位,而且达到了涵括中国固有 文化与文学艺术特征的目的.
交往对话精神是“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基本 策略,属于方法论维度。钱中文汲取了巴赫金与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性的积极因素,表现出试 图否定并超越我国文论界那种长期以来所形成的 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的非此即彼的 二分法简单思维方式。钱中文认为,人的生存应 该是一种对话式的生存,人的意识是一种独立的、 自有价值的思想,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相互交往对 话的关系。任何一个人的生存都是相对于别人的 存在,不仅我需要他人才能存在,他人的存在也要 以我为依托。巴赫金就曾经表述过这样的思想, 他说:“我离不开他人,离开他人我不能成其为我; 我应先在自己身上找到他人,再在他人身上发现自己”;“证明不可能是自我证明。承认不可能是 自我承认。我的名字得之于他人,它是为他人才 存在的”。“人实际存在于我和他人两种形式 之中”,“单个意识不能自足,不能存在。我要 想意识到自己并成为我自己,必须把自己揭示给 他人,必须通过他人并借助于他人”。正因为 如此,钱中文认为意识实际上是多数的,它们相互 交织,各自独立,又具充分权利,自有价值,彼此平等,在交往与对话中互为存在。不存在谁比谁更 具有权威性的证据,各主体之间只有进行平等的 对话和交流,才能达到彼此了解,从而求同存异, 缩小差距,进而形成多语共声喧哗的局面。每一 个主体都有权利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当然各 自的正确性和合理程度还是会有所区别的。但即 便是合理性很少甚至是基本缺乏的那些意见,也 应当准许其发声,应当在对话和交流中得到逐步 的揭示和反驳,而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否定和粗暴 的消灭.
除此而外,钱中文还通过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不同的思维方式的比较来进一步阐述了 这一方法论原则。自然科学基于主体对客观对象 的描绘和解释性特征,基本上是一种自说自话的 独语方式的思维。而人文社会科学的思维则具有 “双主体性”,“它探讨的文本,是主体的一种表述, 它进入交流,面向另一个主体,另一个主体也面向作为主体的它,进入对话的语境,它需要的是‘理 解’”[7]。可见,隶属于人文科学的文学理论天生 就蕴含了交流与对话的潜在需求和独特条件。无 论从个体生存方式的对话交流特征还是从文学理 论自身所具有的学科独特性来看,对话与交流都 是构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不二选择。从某种 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只是把 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被遮蔽的本性揭示出来而已.
相对于过去那种“非此即彼”的绝对化和二分法简 单思维方式,钱中文提出了一种名曰“亦此亦彼” 式的综合性思维。用钱先生自己的话来说,“要在 历史现实、文化遗产的评价中,提倡一种可以去蔽 的、历史的整体性观念,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 合、创新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一定的价值判 断、总体上亦此亦彼的思维,这种思维对于振兴我 国学术思想,是会有积极意义的”。为避免不 做任何实际判断的骑墙中庸嫌疑,钱中文特别指 出,这种思维还是包含了必要的价值判断的,只是 这种判断不以专制的武断的批判的方式做出,而 是在更高的综合的层次上提出,它可以涵括和吸 纳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的合理成分,也可以聆听不 同的声音,寻求众声喧哗的效果,力避专制独白的 局面.
以上就是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大致 内容。笔者认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是我国文 学理论研究在新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也体现了惊人的理论创新精神。从 “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建构过程中,从它表现出 的立论逻辑角度看,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建构过程中, 钱中文先生坚决选择并捍卫了文学的人文精神.
中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获 得空前解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使国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巨大变化。然而经济的发展、繁荣和物质生活极 大丰富的同时,也伴随而来许多的社会文化问题.
尤其是拜物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大行其道,已经产 生了许多令人痛心疾首的恶果。钱中文对此极为 忧虑,他说:“人在对物的需求中,形成一种物欲, 它一面激发人的热情,使财富不断被创造出来,使 人不断获得物的满足与享受,这是不容争辩的.
然而对物的无尽的追求的内在规律是,造成了对 人的挤压,物的阴影遮蔽了人。物欲的发展不断 转化为对金钱权力的追逐,使自身成为一种异化 力量,使人变为物的奴隶。”[9]人们受到物的挤压, 逐渐地使人性受损,兽性恶性得到膨胀,由此也给 人们的心灵造成更大的创痛,并产生了大量在精 神上污秽不堪和失去灵魂的人。与此同时,随着 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社会哲学、文化思 潮如潮水一般的涌入,文学创作也受到了不小的 冲击,不少作家四顾彷徨,无所适从。当理想失 落,神圣消解,信仰黯淡,一切都被浸透了实利目 的的考量之后,文学艺术意义和价值的下滑,人文 精神的淡化与贬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已经在所 难免了。事实上也是如此,“80年代中后期开始, 中国文坛上不少作家表现了对人的自然本能的崇 拜与激赏。在这方面,一些原本是写作严肃的作 家竟也未能免俗”[9]。有些理论家则表达得更加 耸人听闻:“在创作中追求醉生梦死,把人写成了 毫无理性、良知、理想,听任本能、原欲支配的两脚 动物,有些作品已经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简直就 是文学黄片、用文字卖淫!”[10]正是在这种背景 中,钱中文先生提出了他的“新理性精神文学论”, 并把新人文精神作为该理论的核心内涵。在人文 精神普遍地遭到调侃、淡化、贬抑甚至弃置不顾的 艰难时刻,钱中文先生仍然表现出如此坚定执着 的追求,实在令人钦佩。虽不能说挽狂澜于既倒, 至少也应该说是捍卫了文学的操守。人文精神之 于文学,相当于灵魂之于人,文学的魅力,文学成 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必需就在于文学所拥有的那份 对人心灵的细微关照和精神的抚慰,我们很难想 象缺乏人文精神的文学到底还有什么存在的必 要。“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提出,确实正当其时, 因为它正试图为我们守望面临毁弃的精神家园, 它在为我们挽救濒死的文学.
二是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建构过程中, 钱中文先生重构了理性。
自从14-16世纪西方 的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的巨大作用逐渐被人发现, 被人认识,直至被崇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 深信,理性精神必将为人类建设起一个幸福、完美 的理想国。应该说,理性精神的张扬,在使人摆脱 蒙昧,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方面确实其功至伟。近 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突飞猛进也更加证实 了这一点。但凡事不能过度,过度即导致谬误产 生。当理性被过度拔擢乃至神化,绝对化,从而拒 绝和排斥一切非理性的时候,便是灾难降临的时 刻。对于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过去一百多年来理 性主义绝对化所带来的灾难,钱先生作了痛心疾 首的总结:“理性主义的绝对化,不仅使人主宰自 然,而且掠夺自然,制造形形色色绝对化的准则与 规律,使之异化为‘绝对观念’、‘绝对意志’,企图 导致对社会的绝对统治。被唯理性主义化的绝对 意志,曾给一百多年来的近代社会带来无数混乱 与灾难,它同样使人陷于失去理想和信仰崩溃的 痛苦之中。”[9]钱中文提出的“新理性精神”正是针 对这种沉重积弊而发的。反理性主义和唯理性主 义确实有点走过了头,过犹不及,然而却是对长期 以来理性绝对化而自然生发的一种激烈反拨和本 能回应。钱中文先生明确表示承认感性和非理性 在人生和艺术当中的作用和重要意义,但在大方 向上却仍然坚持理性的主导作用。跟以往的旧理 性主义、唯理性主义相比,这种既坚持理性的根本 地位又不忽略感性和非理性的积极意义和作用的 思考就是“新理性精神”之“新”的真正含义,也只 有这样的态度才称得上是真正理性的。相比较而 言,反理性主义和唯理性主义则都显得不够理性 了。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认为钱中文先生已经重 构了理性.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解构主义批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希利斯·米勒曾写过一本小书,名 叫《文学死了吗》,书名本身就启人深思。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新理性精神”的指引下,文学定不至于失落人文精神,那么文学也就终究不会死亡.#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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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亦称无名氏,指身份不明或者尚未了解姓名的人。源于古代或民间、不知由谁创作的文学、音乐作品会以佚名为作者名称。在汉语中,常用张三、李四、某君、某某、某甲、子虚乌有等暂时用作为无名氏的名字。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无名氏研究考略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无名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位传奇性作家, 是“潜在写作”的最为典型的代表。无名氏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是从零开始, 随着对无名氏研究的不断推进, 无名氏及其作品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 无名氏也徐徐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无名氏研究包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和九十年代的研究及二十一世纪的无名氏研究。
[关键词] 现当代文学;无名氏; 研究; 考察
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许多过去因种种原因被冷落的作家浮出水面, 且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兴趣, 无名氏就是其中之一。无名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位传奇性作家。无名氏及其代表作《无名书》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因为对个体生命和人类终极命运作如此思考的人在20世纪的中国只有他一人。无名氏是“潜在写作”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其代表作《无名书》不仅代表了中国20世纪50至60年代潜在创作的最高成就, 而且也是自新文学运动诞生以来最独特的小说作品。随着对无名氏研究的不断推进, 无名氏及其作品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 无名氏也徐徐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本文就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无名氏研究作一历时性考察, 试图从中找出一些思考的问题, 以引起研究者的共同关注。
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内, 中国大陆对无名氏其人其文无人知晓,只是到了八十年代, 像沈从文、张爱玲一样, 国人知道无名氏也是先从海外开始。无名氏得到了香港中国新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夏志清教授的高度评价。随着改革开放, 港台及海外的无名氏之风逐渐传入大陆。
(一) 无名氏作品的出版情况。
中国大陆第一个在新时期推出无名氏作品的刊物是1980 年湖南的地方刊物《湘江文艺》,编辑部以提高作家艺术水平为目的, 在内部出版《中篇小说选》上中下三册, 上册有沈从文的《边城》与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 供作家内部参考。《湘江文艺》编辑部大胆印了五千册, 没想到一面世就被抢购一空,于是立即添印。无名氏的短篇《一根铅丝火钩》也刊于《芙蓉》。此后, 《湘江文艺》、《花城》等刊物纷纷登载无名氏作品。无名氏成了“出土文物”, 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中期, 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选编的《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第四册入选了无名氏的《逝影》、《海边的故事》、《日尔曼的忧郁》、《龙窟》等短篇, 把长篇《塔里的女人》和《野兽·野兽·野兽》作为存目。1989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把《野兽·野兽·野兽》作为《中国新文艺大系》的参考丛书与读者见面。这也是无名氏的《无名书初稿》(后改为《无名书》) 的第一部作品在当代与读者见面, 而该书的初版是1946年12月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
(二) 无名氏研究中的不同观点。
第一、无名氏的作品基本被否定。如: ①曾庆瑞、赵遐秋较早的介绍了无名氏的生平与创作,把无名氏概括为四十年代的新鸳鸯蝴蝶派的代表。非但如此, 还埋怨“读者沉醉于无名氏的色情描写和性的挑逗里”, 并声言“那历史的教训, 实在是沉重的”。[ 1 ]1135显然对无名氏的作品充满了贬低成分。②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王超冰等把无名氏的小说列入了“洋场小说”, 把《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看作“哀艳的鸳鸯言情体”, 并说“随着政治主张的趋于反动, 他的创作生命等于终止了”。[ 2 ]484显然与无名氏的实际创作不符, 因为无名氏非但没有停止创作, 而且还写出了《无名书》六卷及其他作品。③黄修己把无名氏的作品在语言与描写方法上与徐訏作了比较, 所得的结论是无名氏“作品倾向也更坏”,认为“《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均可视为洋鸳鸯蝴蝶派的代表性的作品, 且都用不同情节表现男性对女性的玩弄”, 并且把《无名书初稿》的前三卷概括为“整套小说表现了一种没落感,让人觉得最为神圣的革命其实是污浊的, 最美丽的爱情也不能持久地支持人的生活, 人生是没有希望的。”[ 3 ]612 - 613第二、肯定了无名氏的作品又指出了其不足。
与以上三种观点不同, 严家炎把徐訏、无名氏的小说都归入了后期浪漫主义作品。严先生在总结后期浪漫主义的特点之后指出: “在三四十年代现实主义主潮十分盛行的时候, 后期浪漫派小说的出现, 打破了艺术上的一统天下,开创了小说创作的一种新的境界, 促进了小说领域的多样化局面的到来。”[ 4 ]319严先生认为无名氏小说中的《无名书初稿》是一部“长河型的诗与哲理小说”, 并且认为《海艳》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整个《无名书初稿》乃至全部无名氏作品中最好的一部。同时, 也指出了无名氏作品的不足,如《无名书初稿》全书“浮词多而主观随意性大”“在情节上仍有作者任意驱遣主人公的毛病”, 甚至“有些部分相当色情、低级”, 显得“粗俗”。
总的来看, 无名氏研究在中国当代纯属从零开始, 无名氏被读者认知也是伴随着其作品的陆续出版和批评文字的逐渐深入。无名氏研究在谨慎开放中实现了可贵的突破。把无名氏的研究推向高峰的应是九十年代及新世纪, 但没有八十年代这样的基础是不可想象的, 也是不可能的。
随着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多元化格局的进一步形成, 对现代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的挖掘也更趋深广, 许多被历史淡忘或忌讳提起的人和事获得了展示的机会。无名氏研究的滞后性反而促进了它的深刻性, 研究视野也更为开阔, 评价定位更为全面、务实和科学。
(一) 无名氏作品出版情况。
1990年9月, 明天出版社出版的孔范今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小说卷四》入选了无名氏的《海边的故事》、《日尔曼的忧郁》、《露西亚之恋》、《红魔》、《龙窟》、《塔里的女人》; 《小说卷七》入选了无名氏的《海艳》。1993年, 海天出版社出版了无名氏的超越时空的珍藏本———《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1994年,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无名氏的作品集《契阔》。1995年, 花城出版社推出了无名氏的《无名书初稿》的前两卷《野兽·野兽·野兽》、《海艳》及青春爱情自传小说《绿色的回声》、散文集《塔里·塔外·女人》、随想录《淡水鱼冥想》、爱情小说《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1996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了许道明、冯金牛选编的《沉思琐语———无名氏集》。199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无名氏散文》。1999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无名氏代表作》等, 无名氏作品获得了进一步推出。
(二) 无名氏研究传记。
90年代出版了三部无名氏传记: 即李伟的《神秘的无名氏》和《爱河中沉浮的无名氏》、汪应果、赵江滨的《无名氏传奇》。李伟的两部传记主要从无名氏的生平经历、爱情传奇等方面让读者对无名氏进一步全面了解。汪应果等的《无名氏传奇》主要从无名氏的创作, 特别是《无名书》进行了分析与评价。后者认为无名氏的创作是极其复杂的, 其作品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纷繁的知识信息、驳杂的文化艺术影响和深刻的矛盾。并且认为无名氏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表现在: ①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很有思想的作家之一, 他的作品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②他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部人类心灵探索的史诗性作品, 塑造了一个浮士德式的人物———印蒂, 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主体和人物形象。③无名氏是我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创者之一, 也是在这方面取得成就较大的作家之一。
汪著对无名氏曲折坎坷的一生及爱国主义思想作了阐述和肯定, 对无名氏在创作方面的艺术创新和探索作了具体分析。它不仅对《无名书初稿》的前三部作了深入的探讨, 而且对后三部半(即《金色的蛇夜》续集、《死的岩层》、《开花在星云以外》和《创世纪大菩提》) 作了详细剖析, 这是目前见到的唯一的一部全面介绍和分析《无名书初稿》的无名氏学术评传, 尤其是对《无名书初稿》后三部半的分析, 填补了中国当代无名氏研究的一个空白, 也是迄今为止的最有权威性的无名氏研究著作。该著高度评价了《无名书初稿》, 认为它是一部思想深邃、艺术创新的巨著。但对无名氏的纪实文学作品及散文、杂文、诗歌等未作触及。
(三) 无名氏研究论文。
90年代的研究论文主要有: 钱理群的《〈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研究》( 《中国现代研究丛刊》1990年第1期) 、孔范今、潘学清的《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后期现代派》(《中国现代研究丛刊》1990年第4期) 、郭德芳的《无名氏和他的〈海艳〉》(见《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小说卷七》明天出版社1990年9月版) 、刘玉凯的《无名氏小说的生命律动———兼论中国40年代浪漫派的哲学精神》( 《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宋剑华的《生存的探索与艺术的选择———论无名氏与徐訏的小说创作》( 《河北学刊》1995年第3期) 、刘光宇的《从无名氏小说的人生哲学命题看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主题的新变》(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4 期) 、赵凌河的《生命意识的浪漫色彩———读无名氏的小说》( 《中国现代研究丛刊》1998年第1期) 、汪应果、赵江滨的《无名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中国现代研究丛刊》1998 年第1 期) 、皇甫晓涛的《后期浪漫派小说漫说》( 《中国现代研究丛刊》1998年第1期) 、廉文澄的《论无名氏的后期浪漫派小说》( 《西安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何莲芳的《复调———徐訏、无名氏小说的叙事模式———试论“后浪漫”小说的文体特征》( 《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998 年第4期) 、陈思和的《试论〈无名书〉》(《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6期) 、汪凌的《文坛的独步舞———无名氏论》( 《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6期) 、李俏梅的《极端色彩与冲突之美———论无名氏小说的美学格调》( 《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黄永成的《论无名氏小说中的生命主题》( 《天中学刊》1999年第3期) 、吕周聚的《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合璧———论无名氏的创作风格》( 《华文文学论坛》1999 年第4期) 、徐雁的《试论无名氏爱情小说的美学风格》( 《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 年第5期) 等。
(四) 无名氏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从90年代到新世纪, 无名氏徐徐进入了现代文学史。涉及无名氏的文学史著作主要有: 马良春等主编《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 、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朱金顺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黄修己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1月第2版) 、卜召林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朱寿桐主编《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 、钱理群等人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7 月版) 、许道明著《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年3 月版) 、凌宇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2版) 、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 - 1997)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8 月版)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年11 月第2 版)等。
(五) 无名氏研究中代表性观点。
①后期现代派艺术。孔范今、潘学清把徐訏、无名氏和张爱玲称为后期现代派。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认为, “创作于40年代后期的《无名书初稿》充满了更强劲的生命力, 强调主体‘自我’”的生存意义和真正价值。“[ 5 ]920 ”在他为生命而艺术的主张下, 生命追求与艺术追求协调一致, 形成了无名氏的现代艺术风格。“[ 5 ]921郭德芳也认为《无名书初稿》大胆创新, 打破旧有的小说模式, 在现代文学发展中显现出一种全新的审美意向和杰出的现代派艺术。②用文学来探索生命意义的纯文学作家。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人对《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作了较大修改, 修改本把《无名书初稿》的前三卷,看作”它作为一部心史的独创性已经具备“, 并声称”无名氏集通俗、先锋于一身, 两种写作前后并举, 而本质上它是一个用文学来探索生命意义的纯文学作家。
“[ 6 ]520而《无名书初稿》在中国提供了情节弱化小说的唯一的长篇巨制。无名氏在《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这两个爱情悲剧中加进生命探索的意味, 于通俗故事里显出并不通俗的主旨。③浪漫言情与现代主义。杨义认为”无名氏的文笔比徐訏更为粗豪舒展, 在徐訏展示西欧的柔情, 晃动着若隐若显的梅里美的倩丽的影子之时, 无名氏从抒写北国的强悍开始, 呼唤着一个惨痛欲绝的灵魂, 闪动着乍明乍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戚的面容。它所展示的爱情画面和心灵世界是更为阴凄、骚拢, 带有浓郁的走投无路的沉重感了。“[ 7 ]501杨先生把《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归入了浪漫言情小说中的典型作品, 认为无名氏是继徐訏之后的又一浪漫作家, 称”《无名书初稿》是四十年代颇有分量的现代主义巨著“, 肯定了无名氏的创作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 指出了无名氏的创作所独有的审美特点。
如《无名书初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文笔风格是”沉郁、凄厉而重浊的“。④精神探索的优秀创作。陈思和把六卷本的《无名书》与夏多勃里昂的《阿达拉》和歌德的《浮士德》作一比较, 认为这是一部超乎寻常的奇书。陈先生认为无名氏摆脱了启蒙的叙事立场, 所以他(指无名氏) 超越现实层面以后直接进入了抽象的文化层面, 毫无顾忌地以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实验作为描写对象。陈先生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不乏描写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优秀创作, 但主要集中在政治层面的寻找,多以现实政治理想为人生意义的终结, 但政治理想在无名氏的精神文化结构里不过是最低层次的探索。
而《无名书》远在一般以启蒙为宗旨的探索之上, 这是一部反映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长河小说, 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别具一格的探索。陈先生还从《无名书》的文体、语言、美学情致、心理分析及潜在创作的背景、原因、特点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讨。⑤海派文学的又一代表作家。许道明在它的论著《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中, 把无名氏归入海派文学, 认为无名氏与其他海派作家不同的地方, 只是无名氏追求着他的阔大, 追求着他对诗和哲理的信仰。读他的小说, 仿佛面对一片汪洋, 仿佛一股浓重的烟火恣意地向我们袭来, 给读者多了些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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