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建构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第六次全体会议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做了深刻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见文化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性任务并提上日程。同时也说明当前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还不能满足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发展的需要,也没有满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加强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与全球化相串叉的新局面,多元化的社会思潮给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一方面,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利益主体也多元化。同时各种外来的文化和观念杂乱纷呈,涌入人们的生活和冲击人们的思想,人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影响。而社会分配相对不公正现象也在各行各业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其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的错综复杂化。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之名,打着经济合作的旗帜,暗地里推行"思想全球化""和平演变"政策。江泽民同志曾指出:"从十月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各种攻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与西方国家长期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有密切关系。"[2]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铺天盖地的冲击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意欲统治我们的思想,霸占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控制我们的民族,成为他们的奴隶。"他们始终把意识形态作为颠覆和控制别国、实现自身战略意图的重要工具,凭借经济、科技等优势推行文化霸权,加大文化输出和思想价值观念渗透。"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尽管企业文化管理部门和工作者只是规划者、组织者、辅导者和督促者,但由于直接推动组织变革,所以企业文化管理工作会赢得公司的高度重视并成为企业管理的职能机构。即使没有专门的机构,企业文化工作者的价值也会充分得到体现。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打造现代企业文化相关论文。内容进行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打造现代企业文化全文如下: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伴随着人类的共同劳动而产生的。但作为一种管理理论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出现的。关于企业文化的定义有很多,但核心内涵大同小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魏杰先生在其所著《企业文化塑造――企业生命常青藤》一书中给企业文化的一个定义是:所谓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信奉并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
1、中国传统文化的涵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具体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儒释道互补、其他诸子百家为辅为基础形成的一种人伦文化。
2、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不谋而合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子百家及佛家文化在许多方面与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经营理念和管理原则是相通的。如儒家尊仁德,道家讲无为而治,法家严赏罚,兵家重谋略,佛家信因果等,都可以给现代企业管理提供借鉴。如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等思想,可以指导企业家和员工更好地做人做事。互敬互爱,忠于职守,廉洁奉公,诚实守信,竞争合作。
经济大国日本,其企业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儒家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结合的产物。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就源于儒家的人本文化。西方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在给北京光华德鲁克研究会上讲到,“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即便是引进,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
可见,传统文化是现代企业文化的根基。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粹,建设现代企业文化为现代企业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我国企业已逐渐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就整体而言我国企业文化建设仍不尽人意。主要体现在:
1、企业文化建设处于低层次,表现出急功近利的趋势
企业及企业家的“小我”观念,短视行为,使其企业文化的建设处于低层次、追求单一经济效益的状态。缺乏“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为民族振兴而做企业的“大我”境界。企业价值观的形成、传播处于被动状态。一切以经济为中心,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阻碍了企业文化向更高层次的飞跃。靠智慧赚得“小赢”。
2、企业文化建设重形式轻内涵,收效甚微
有些企业对于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和关键理解片面。一方面表现为,认为搞文体活动、贴标语、出版报,搞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企业文化了。当然,这些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员工压力,增强了凝聚力,但是并没与深入人心,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员工和企业家的道德问题,重情疏法、见利忘义、腐败堕落的现象依然严峻。另一方面表现为,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管理脱节,其结果是各搞各的,企业文化建设成为无的放矢,意义不大。
3、盲目引进国外先进经验,消化不良
企业文化是美国人在研究日本经济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提出的,之后相关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成为指导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企业文化建设实践的“圣经”,造就了一大批世界一流企业。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一些企业界的有识之士,大胆引进西方及日本的管理经验。盲目的崇洋媚外,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舶来品”未经改造,导致消化不良。
4、古为今用,脱离实际
如今,国内弘扬传统文化热情高涨,重新认识到圣贤文化的教化作用原本是好事,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忽略了企业文化建设具有的时代性。有一些企业家,一厢情愿地在企业推行传统文化教育,完全复古,显然是与现代企业、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
1、弘扬创新文化,谋求企业长远发展
《易经》开篇就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君子处世,应该像天一样,坚强刚毅,奋发有为,永不停息;《易经》还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指事物处于穷尽局面则必须变革,变革后才会通达,通达就能长久。这句话强调事物的动态的、发展的,重视事物的新生、更新,主张积极变革;《礼记》中提出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则从动态的角度来强调不断革新,加强思想革命化。这些思想成为历朝历代人们变法图强、力主创新的理论依据。
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和动力源泉。企业要营造浓厚的创新氛围,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培育有利于创造型人才成长的企业文化。首先,企业必须构建有利于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激励机制,给创新者以物质和精神上的鼓励;其次,要营造民主宽容的氛围,鼓励探索,接纳挑战,宽容失败。让创新意识成为员工的价值取向,让创新行为成为习惯。
2、弘扬仁爱精神,打造战无不胜的企业团队
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仁”,“以人为本”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重视人的现实生活状况和心灵的慰藉。对于企业,可以借鉴儒家的“仁爱”思想作为企业领导和员工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通过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实现对内强化团队凝聚力。领导与员工之间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能单纯把员工当作赚钱的工具。领导者实行仁爱管理,从物质和精神等多方面调动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爱护员工、尊重员工,激发员工的责任心和自豪感,让员工对企业产生归属感,这样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员工与员工之间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员工之间相互关心,才能精诚合作。“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人心齐,泰山移”,团结就是力量,企业战无不胜。 3、弘扬传统诚信文化,让企业流淌道德的血液
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的诚信,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到了儒家那里,“信”成为经世致用的道德规范。治国做人,都离不开“信”:“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民无信不立”、“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信”的基本思想,并进一步把“朋友有信”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并列为“五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评价的基本标准和伦常规范。荀子也把是否有“信”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道德标准。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在许多方面都各有主张。但不论是那一个学派,对诚信都是持肯定态度的。我国历代商人都尊崇“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以义求财”、“欲而不贪”的基本道德。
以传统诚信为本的伦理规范与当代市场经济中信誉至上的原则是相通的。市场经济就是诚信经济,讲信用,重信誉,是其根本要求。在商品经济时代,有些商人见利忘义,道德沦丧。做假账、夸大宣传、“地沟油”、“毒奶粉”等让那些黑心的企业名誉扫地,永难翻身。诚信,就是要让企业流淌道德的血液。
诚实守信价值观的弘扬,有利于培养和形成人们的信用意识,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良性运转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4、弘扬传统“和合”文化,追求和谐发展
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在先秦时期,和合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到了春秋末年,孔子更是把它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强调“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思想等,中国古代先哲们通过对天地自然、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和合现象作大量观察和探索,提出了和合的概念,对和合现象作本质的概括。所谓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合,指融合、合作。二者连起来是指在承认“不同”事物之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各个事物取长补短,达到最佳组合,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初期的“大鱼吃小鱼”似的残酷竞争中碰壁了,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于是“竞争合作”、“合作竞争”等概念应运而生。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提出了“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的企业和合文化思想。
和合文化是调节人的内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良药”,是构建和谐企业的文化源泉。现代企业要弘扬和合精神,选择“和气生财,合作制胜,和谐共生”道路,才能真正做到“双赢”,并成为“环境友好”型企业。内部员工之间要和睦、企业与客户之间要和气、企业与企业之间要合作、企业与环境之间要和谐。在具体管理活动中,采取“多元化”、“差异化”战略,避免你死我活的竞争,力求把蛋糕做大,实现“双赢”;牢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恩并回馈消费者;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环境。
1、对传统文化应采取“扬弃”态度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了千百年的发展演化,在历史长河中巨浪淘沙,不可避免有陈旧过时,甚至是文化糟粕。在建设现代企业文化时,首先要区分其中的积极和消极的因素,不能全盘复古;其次,中国的传统文化多为哲理,在指导现代企业管理实践时,必须将其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再次,在建设现代企业文化时,还要引进西方先进的企业文化的理论和方法。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古今中外兼收并蓄,有机融合,形成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
2、企业家应该率先垂范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教授沙因认为,企业领导者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创建和管理文化,最重要的才能就是影响文化的能力。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首先要造就一批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让他们在企业文化中起组织、示范和推动的作用。企业家的思想、行为与企业文化建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企业家们应该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滋养自己,培育自身高尚的道德、远大的理想、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率先垂范。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要很好地掌握它绝非易事,而要将它应用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更是不易。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躇而就,它需要企业家们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从企业的高层领导到中层领导再到基层员工逐级的传递,在实践中潜移默化。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民族精神是指民族传统文化中维系、协调、指导、推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在现时代,每个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都必须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参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建构。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也离不开对西方文明的借取。只有破除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弊端,同时充分吸收、发扬中西文明两方面的优点,互相磨砺、融合,才能建构新型的现代的中国的民族精神。
[关键词] 民族精神全球化传统文化基督
__人类已进入21世纪,以现代性扩张为其本质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资本不断扩张,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社会化达到空前的高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资源在全球化得到优化配置,并且推动着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开辟了信息和网络经济的新时代,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通过全球化的交往,加强了彼此的交流和合作,为解决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可能的途径;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作为不同的文化主体,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为建构个性与共性统一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作着自己的努力;人类交往活动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不断延伸和拓展,由以血缘和种族关系为基础的封闭地域向开放和社会化的世界转变,进入“世界历史”的新时期。全球化不再是模糊的推理,而是人们可以感受到的活生生的事实。
全球化作为一种以经济为先导、以价值观为核心、以政治为辅成、以广义文化为主体的社会合理化与一体化浪潮[1],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带来市场经济、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人们生活、生产、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极大改变,整个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地球村”;另一方面也带来许多困惑和危机,异化与冲突日益突显。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曾概括出全球化背景下的“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各文明的冲突以及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和价值危机[2]。全球化背景下的冲突与危机,冲击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但其对人类精神领域的冲击最为明显与强烈,因此文化领域的价值观与精神理念的冲突与危机可是看作是其最高层次与核心。“
从文化上看,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不同的种族、传统、习俗、宗教、语言、哲学和价值观念也是制衡文化全球化的一种巨大的力量。亨廷顿认为,冷战以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已经让位给区域化的、八大文明之间的冲突。这八大文明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他甚至这样写道:‘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要言之,在当今世界上,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区域化与全球化一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告诉我们,在当前的生活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形成了一对矛盾:一方面,它们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另一方面,它们又相互对立、相互制衡。
在观念上,我们既不能撇开全球化来思考区域化,也不能撇开区域化来思考全球化;在行为方式上,我们既不能脱离区域化的现实去捕捉全球化的幻影,也不能脱离全球化的背景去营造区域化的堡垒[3]。全球化这一事实,无论赞同与否,我们都必须正视它。全球化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转换和重建,将形成一种全新的价值依托和全新的文化经验。
全球化的不可阻挡,要求我们从全球化的视域、世界史的角度来考量一切文化价值。全球化下的文化策略,不是分裂和对抗的,而应该是对话和融合的。每个地域、民族的文化都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在保持其文化个性的同时积极地参与全球化的文化重构,都应该为新型的全球伦理和普世价值作出积极的努力。
中国文明历几千年,几遭外族入侵和外来文化挑战而不坠,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它能吸收不同质的文化而为己用,丰富和扩大自己的文化内涵。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中国境内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互相交融,产生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创造了中国文化上的“核心时代”,同时也奠定了中国文化对待异质文化的基本态度。因此,在3世纪到7世纪,中国文化才能面对佛学这一异域文化挑战,一变而形成了中国佛学,进而在10世纪后诞生“理学”这一新型的儒学形态。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中国文化的演进,始终没有脱离开文化的交融。一个文化,只有经历不断的磨砺和融合,才能有生命力。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民族个性的张显就在于拥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民族精神作为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建构中国现代民族精神,需要文明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吸引。在当今社会,这一文化的交流无疑是最大规模和全球范围内的,它是以平等的姿态与最强势的文明对话,从而再创一个新型的中国文化。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应该加强与西方的对话与交流,尤其应该在全球化背景下解决好“中国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问题,即中国民族自身的民族精神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借鉴吸收西方民族文化的精华,使其他民族文化精神中国化;并且反思中国文化精神,解决好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关系,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现代化。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在极大的程度上表现了这个民族文化的全貌。中国传统民族精神存在着很多优点,如民族团结、崇尚和平、自强不息等,时贤高论颇多。但是,随着人类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传统民族精神甚至民族文化与现代化进程开始出现大的隔阂。
首先,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的集体主义主张对个体的压抑。集体主义主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观。它在维护族群团结与国家统一方面起着很大的历史作用。
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精英文化的主题之一,比如儒学。儒学对中国政治结构影响至深,其所推崇的家族观念,以及“移孝作忠”而形成的家国一体观,使得中国文化重视家族、民族和国家的整体性,所以,在中国的传统中,对统一性和整体意识的诉求是非常突出的。中国政治文化的另一起源――法家思想也是如此。以《商君书》为例,《商君书》中“尚公”的思想,在政治思想上表现出一种整体主义。其将民众个体所属的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完全的整体,并将这个整体赋予共同的立场和利益,加强民众对整体的归属和依赖,使他们戮力同心维护整体的利益。但同时,它在强调整体益的基础上,崇贵重君,以君主为该整体的利益代表,视民众为政治统治工具。民众没有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必须服从于统一的意志,服从所属集体的整体利益要求。因为这个整体社会组织的意志代表是高高在上的君主,所以君主自上而下地专权不可避免,自上而下地组织政权同样也不可避免,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由此而创设,其行政集权、君主专制的色彩自然难以消除。因此,《商君书》中的“公”,并非天下之“公”,实为逞君主一家之私利,而害天下之公益[4]。
但是,不能不明确指出的是,对集体主义的过分强调,忽视了个体的权利及对个体的尊重。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最大的不同,就是社会不再是自上而下组织,而是自下而上的组织,以社区、族群的自治为核心,充分尊重个体的主张和权利。
其次,正是因为中国传统中对家族和民族的尊崇,就形成了一种民族/国家至上的心态。自汉族前身华夏族诞生,由于文化上的强势,即对周边民族就形成一种优越感。“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5],以王畿为中心,人为造成一个不同级别的对待等级,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并要求严格区分界限的天下观。虽然这种区分不是以种族而是以文化着眼,但是,这种民族优越的心态对后世人们审视世界产生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实际上,中国传统民族精神中国家/民族至上的观念是对普世价值的反动。基于集体主义的主张,传统中国强调民族/国家本位,本民族/国家的利益至上以及本民族/国家的优越感的观念十分强烈。从“华夷之辨”到有清一代“天朝中国”自居,无不反映了这下观念。这种思想观念极易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利于以开放的全球的视野认知世界。而且,极易萌生以私利的角度而不是以人性、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角度来关照世界。
第三,过分对人的关怀削弱了对环境的关注。中国哲学是人的哲学,其关注点是人,是人如何自处,人如何与他人处的学问。儒学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立意点就是人与人的道德情感、协作关系和约束机制,法家所主张的“法、术、势”,着眼点虽不同于儒学,但其探讨的却是如何“治人”,同样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中国先哲也讲“自然”,如老子、庄子,但这里的“自然”,只是一种“自然”的状态,一种寄情怡性的环境,其关注点同样是人。中国先哲同样也讲“物我”关系,如孟子,其言“仁民而爱物”,但是,孟子的“爱物”思想,是基于“物我一体”的思路,强调物与我的并存和并立,使之更好为人所用,更好地维持人民的生计,如此,若君主能更好地制民之产,即可达到行“王道”,施“仁政”的目的。
因此,今人所论其中之环保意识或环保主义,多为附会之谈。在孟子的时代,不存在环保问题,孟子也不可能超前地产生环保意识。他提倡“爱物”、“养物”,是为“人”,进而为政治现实服务的,仍不脱人类中心意识。当然,不能否认,孟子的“养物”、“爱物”思想确实与现在的环保主义的某些主张暗合,但这些思想不是从孟子那里推导出来的,而是从西方舶来的,从这个角度上看,所谓发掘孟子“爱物”思想的现代意义,其实是以西方现代的环保思想去证孟子的思想,属于以今证古,其思想价值不大[6]。所以,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是人优于自然。这与现代社会强调人是自然的产物,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相悖。
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隔阂,要求我们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以自己的优良传统示人,而变通自己弊病。这需要我们对西方文明,应该以辩证的眼光来对待,进而汲取有利构建新型文化的因素。
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培育、建构与弘扬密不可分。一个民族的存在、发展,除了物质方面提供的保障外,还需要靠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来的精神方面维系和充实。民族精神是随着文化的发展发展而来,它是民族精神的灵魂与核心,也是其深层次的内涵与特质的集中体现。西方文化主要是以希腊的科学精神和宗教精神为两大支柱;东方文化则以儒、道两家为支柱。中西方文化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也存在着许多共同点,这使得两种文化之间的融通与对话成为可能。而在全球化语境这个特殊背景下,建构中国现代民族精神尤其应该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文化,即把西方文化当作一面镜子,在比较与对话中审视和反思自己。
首先,自然生存条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在世界上必须首先解决的基础性的问题。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带给我们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财富的日益丰富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诸如环境、生态危机的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也日益认识到,解决环境污染生态危机问题,不能仅仅依靠物质技术手段,还必然使人类意识提升到自觉层面。从价值观上正视自然,在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建立起新的伦理情谊关系,这样人类才会热爱、尊重和敬畏自然,从而为解决危及地球自身以及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提供可能途径。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式和强调主体性的哲学在现代已被超越,在人与自然关系、生态问题上颇具影响的诸如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大地伦理、森林伦理等绿色哲学、绿色伦理,还有后期的海德格尔哲学(当然比生态哲学要深刻得多),都认为人并不是世界的中心和万物存在的目的,人类仅仅是世界的成员之一。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人是宇宙中的存在者,人应该以感恩之心对待宇宙,包括宇宙中的其它生命,生态体系就是人和其它生命共同的家园。正如人对人的奴隶制必须废除一样,人对物的奴隶制也必须废除。由此我们看到,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占有、征服、改造与利用的关系,而是不同世界成员的关系,他们之间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因此人不仅要关心人,还要关心动物和植物,关心所有生命,关心生态整体,把尊重自然看作一种责任,使我们的功利性生存转化为诗意的栖居。这种思想应被借鉴到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中。自然生存环境和条件对民族的性格、社会心理及整个民族文化精神起着非常重要的决定作用。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固然表现其民族的精神状态,也现实化到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中,但民族精神中不能不包含对自然的理解和态度。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在其文化进程中既受自然的束缚,又能超越束缚。人类利益只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小部分,因此人类应该主张人与自然合一(不是中国传统哲学最初的天人合一,而是更高级意义上的合一),在改造和顺应、尊重和保护自然中保持张力与平衡,从内心升华出热爱、认同、尊重自然的精神。
其次,法律道德体系。西方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作为西方人信仰的__,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演化及其实在法的制定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基督__有西方法律制度。它的影响不仅在表层意义上,比如有些仪式来自宗教,更是在内在精神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有着内在的历史关联和思想关联。这也是西方法律制度的文化基础。美国现代法学家庞德指出:“宗教观念在美国法律的形成时期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考虑清教,我们就难以得到美国法制史的完整图画,也就无法理解上个世纪的美国法律。”[7]宗教和法律都是社会价值观的表现形态,都对人的行为起到规范和制约作用,所不同的是,前者控制人的内心,后者制约人的行为。西方法律制定中所倡导的“人性升华”、“良心自由”的原则,体现了对个人主义、个体的尊重和重视,并且能使外在的法律规则内化为人们的内心自觉。宗教和道德作为调整社会关系行为规范,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西方的道德。
西方的道德核心是个人主义,西方的法律核心也是个体本位,法律、道德和宗教是协调一致发展,构成了一个相对系统和稳定的体系,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大体是一致的。这一史实对我们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有一定启发意义:正确处理法律、道德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协调关系。这三者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民族精神是最终目的,法律是手段,道德是核心,它们指向共同的价值目标,因此必须在这三者间保持平衡。
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民族的内在灵魂,它的建构固然离不开每个社会个体对它的认同和接受与个体的文化创造活动,但同时也需要法律为之提供必要的保障,需要人们的道德自觉为之提供一定的支撑,法律与道德应该在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中各司其责,两者既要相互分离,又要相互作用。民族精神激发道德力量,推动道德建设,道德力量支撑民族精神。既要把民族精神外化为人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道德原则规范内化为人们道德自觉,又要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约束和规范作用,使每一个社会个体都承担一定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社会主体必须具备高度的自我意识和自觉的参与意识,在文化和道德实践中把握民族精神的真正内涵。
第三,主导价值取向。价值观念作为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它根植于不同的经济、文化、政治等社会基础,同时又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精神的体现。中西两个不同地域缔造了两种不同的文明,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当前全球化浪潮对各国传统价值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和冲击,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与多样化的趋势。建立在古希腊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中的价值取向是重个体,重物质价值,由此形成个体本位崇尚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以社会个体利益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和依据。
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亚里士多的“理性”认识论,但丁的“人性即理性”,都表明了西方价值观中重个体和个体理性的特征。价值观的呈显与价值取向的维度对我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任何民族的文化都要倡导某种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将对这个民族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精神导向作用。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和与之相对应的价值体系的建构方式,一个民族的睿智和发展潜力就体现在建构价值体系的方式中。
一个民族的价值应该是体系性的组合,而不是处在绝对的两个极端,如认为中国的集体主义就应该只讲社会国家的整体利益而西方的个体主义就应该只强调一切从个体出发。西方的个体主义价值并不是一味强调个体,否定社会和整体的利益,他们也强调公众利益、社团利益和集体利益;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也并非只强调社会集体利益,同时也应该强调个人利益和需要的满足。正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价值体系非此即彼的表征形式,使得中国传统价值观注重集体、社会的整体利益,而忽视人的个性张扬、自由创造能力的发挥。
如果我们以体系性的组合来看身待民族价值,从不同的价值组合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中西方的价值差异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民族及民族精神的差异,从而能够在差异中正视自己的问题所在。中国的民族精神中没有自由的因素或少有自由的因素,往往抑制或扼杀了人的创新精神,漠视人的主体性,当下的中国缺乏的也正是对个性自由的重视。自由是理性的内在原则(黑格尔),也是自我责任的承担。因此要关注人的自主性、独立性及选择性,倡导在民族价值体系组合中群体价值共识基础上的个体价值的张扬,尊重人的个性及追求,从而使个性摆脱内在及外在的束缚与压制,个人的智慧与能力得到充分展现,人个自由意识得到普遍认同。
[1]王四达.《全球化:一个逻辑与历史的进程》[J].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3).
[2]张立文.和合学概论[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3]俞吾金.向生活世界的辩证法复归.探索与争鸣[J].2000,(11).
[4] 夏增民.《商君书的“尚公”思想与整体主义政治观[J].西安:第六届秦俑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交流论文(未刊稿).
[5]国语·周语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夏增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对“物我关系”的探讨[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7] 庞德.法律史解释[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3.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来说非常的重要,其主要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当中,通过实践活动长期的累积形成的特有的价值观念或者是行为准则,使员工的素质能够得到有效地提升。具体而言,首先企业文化必定是产生于一个企业的生产管理过程当中,企业文化的产生也是为企业经营运作服务的。其次,企业文化是一种企业内部所共同形成的一个统一的价值观,是存在于精神文明范畴的。但是其又不等同于精神文明,确切来讲是精神文明的升华,它需要全体员工的遵守与服从。企业文化之所以得到越来越多群体的重视,不仅仅在于可以提升企业的对外形象,更重要的是其能够增强员工的凝聚力,从而实现对企业的高效管理,最终提升市场竞争力。
在儒家文化当中,“仁”、“义”都是非常核心的内容,它们极为的强调重义轻利的思想,这对优秀员工的人生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其中“仁”对于人本管理的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能够将人本主义的内涵展现的更为透彻;其二,能够增强企业员工之间的内部凝聚力;其三,能够提升员工的自觉性。孔子强调仁者爱人,坚持人的伦理以及以人为本的思想,不断的顺应了人性的管理,这同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相互契合。现代企业活动除了要实现经济目的,还需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的内部管理除了要让员工真正的成为一个具有文化的社会人,还要让员工产生情感,给予员工自尊心,逐渐的帮助员工实现自我的控制与指导。
儒家的文化一直便强调以集体的利益为重,在出现利益纠纷需要权衡的时候,都要考虑到大的利益。另外其还强调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消除别人对自己所产生的怨恨,尽可能的帮助到别人。当自己的利益同别人的利益相互冲突的时候,即便是牺牲掉自己的,也要保障整体的利益。儒家对于“公”、“私”之间的关系处理的认识非常的全面,如果运用到现代企业的管理层面则主要表现为,员工为了保障企业的整体利益而尽忠尽责,同时为了能够获取民心,企业的管理者也要多为员工考虑。中国传统文化坚持“得人心者得天下”,要使得企业在当前严峻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下去,实现发展,就要获得员工的“人心”。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存在很多内容都能够被用于促进企业的文化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古人非常的重视气节与情操,他们追求的是刚正不阿,浩然正气的理想人格。对于今天的企业来讲,尤其是在创业阶段,显得尤为的重要。“自强不息”、“发愤图强”等信念都会不断的推动企业的发展。其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人文色彩,这同现代管理当中的“以人为中心”相互的呼应。所以企业不仅要对其进行继承,还需要进一步的强化。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企业在管理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重视人的能动性,激励人的创造热情。另外,贵和持中的中和精神以及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用智尚谋的谋略思想都可以被用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容当中。
尽管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的丰富,具有内涵。但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存在优点和缺点的,不能够全部的肯定,也不能够一味的否定。上文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现代企业文化的积极影响,接下来将会辩证的分析其消极的影响。首先“义”、“利”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的发展。在当前的社会,企业既需要追求社会效益,也需要追求经济效益。而两种效益相互比较,对于企业来说后者更为重要。所有企业生存的基础条件便是获得利益,其后才能够谈论社会利益的促进问题。其次,过于追求群体意识,忽视对于个人的培养。并且非常的崇尚中庸之道,平均主义将会不断地压抑人们的进取之心。
现代企业文化在建设的过程当中经常出现误区,例如企业文化建设照搬照抄,“崇洋”现象非常的严重。过于追求“浪漫”,务虚不务实,利用文化来演绎企业的文化。企业领导素质低下,缺乏正确认识,文化建设过于“庸俗”等等,这些误区都需要被正确的对待。具体而言,从以下几个方面走出误区,首先整合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建立现代的企业价值观;其次,树立起牢固的制度规范,切忌将制度作为形式摆设来对待,要具有权威性,能够灵活的运用于企业管理当中;最后,重视“修己安人”的重要性,所有的管理者要身体力行。
企业的成长发展是非常持久的,它会经历不同的时期,受不同管理者的管理。因此,其价值取向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为了能够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就要充分的听取员工的意见,集思广益。从而不断的整合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选择最适合本企业发展的,最具有价值的精神。
当确立了企业的价值观和精神之后,就需要员工予以接受。此时企业便需要透过各种宣传的工具、途径、方式来达到目的。要真正的将企业文化所提倡的观念和意识灌输到员工的头脑中去,深入人心,常用的方式主要包括标语式、活动式以及广告式。
企业精神不仅仅是在口头上强调的,要发挥其价值就需要企业上上下下,从管理层到普通的员工都要遵照执行。尤其是管理者们需要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带头起到榜样的作用。只有自己首先做到,才能够要求员工按照要求做到。
企业的价值观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形成的,其是一个心理的累积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在这段时间内还需要不断的进行强化。当人们的合理行为被不断的激励与强化之后才能够在其头脑中形成正确的观念,并且会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再现该正确的行为。
我国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其内容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对于现代企业文化制度的建设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现代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重视文化的建设,重视同传统文化的结合。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海派的概念是与京派对立的,最初这两个名词是沈从文在上世纪30年代挑起的一场文学争论中提出的,上世纪30年代写实小说和抒情小说流派基本上分别被京派和海派所分割。海派作家应该是指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未必是上海人)。广义上的海派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的话,就只指新感觉派。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全文如下: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
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
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市,性爱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性爱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
于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蝶派的刊物。
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1]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2]刘呐鸥.热情之骨[A].刘呐鸥.都市风景线[C].上海:水沫书店,1930.34-44.
[3]刘呐鸥.1926年11月10日致戴望舒信[A],孔另境.现代作家书简[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185-185.
[4]夏志清.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A].夏志清.爱情·社会·小说[C].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217-246.
[5]穆时英.黑牡丹[A].穆时英.公墓[C].上海:现代书局,1933.215-234.
[6]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A].流言[C].中国科学公司,1944.
[7]张爱玲.致《力报》编者的信[J].春秋,1944,(第2年)(2):74-74.
[8]沈从文.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A].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139-145.
[9]陈蝶衣:通俗文学运动[J].万象,1942,(4):130-141.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虫右缀去纟
@②原字左虫右东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传承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灿烂和辉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是无穷的,影响力是超乎想象的。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角落都渗透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力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传统文化所带来的作用更是处处可见。作为室内设计师们,总想在设计自己的作品时推陈出新,打破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搞前卫设计。但实际情况都是无论设计者的作品多么的新颖别致,都还是能够在传统文化中得到解释,始终具有传统文化的种种特性。
因为现代室内设计起源于西方的原因,中国现今的室内设计总是偏向于西方化,当然中式(明清为主)设计除外。但很多中国室内设计师渐渐意识到,中国人出于对西方传统文化的不了解,不能真正体会其设计内涵和寓意,一味的模仿和照搬西方,只会使作品失去其民族性,变得不伦不类。所以要想创造中国室内设计的辉煌,必须要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
什么是传统文化呢?传统文化就是从古到今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今天创造的文化,到了一定的时间后也就成为了传统文化。室内设计在各个方面始终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一件室内设计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外形(表面特征)、意念、神韵。
设计学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学科范畴,包括装潢设计,装饰设计,景观设计,工业造型设计,服装设计等等。设计学中有一句话叫做“添一笔容易,减一笔难”,其中的含义是指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设计也包括绘画书法,都秉承“从简不从繁”的创作准则。崇尚运用最少的设计语言或者设计元素,来表达最丰富最精彩的意境,就像是服装设计并不是以服饰上的装饰物的多少来判断优劣; 平面海报的成功与否也不会由线条、图形或者色彩的数量来决定;同样室内设计讲究空间分割合理,空气流通顺畅,反对过多堆砌,过分装修。
“从简不从繁”的创作准则绝不是对细节表现的完全抛弃,相反它是对细节的高度概括和统一,甚至达到了“增一分则肥,减一分则瘦”的地步,对细节的要求惊人地苛刻。其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此处无声胜有声”以及“惜字如金”,早在几千年前《道德经》中就有说明:“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可见“由繁入简”受到了中国传统老话“冗繁削尽留空瘦”的影响。
社会在不断进步,文化科技更是发展迅速,室内设计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始终存在于其中,无论室内设计的未来将如何发展,传统文化将永远相伴,也必将发挥其强大支撑和源泉作用,为室内设计的发展提供原动力。我相信,传统文化对室内设计的影响会始终存在,并且发挥更大作用。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曾这样谈及他在《孙子兵法》中学到的东西:“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历史上积淀下来的诸多文化遗产瑰宝,在形成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一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
现代行政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已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才能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宗教型文化;文化复兴
[论文摘要]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化不是宗教型文化却能够持续几千年,还在于它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起到了类似于宗教所起的作用。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复兴绝不能走宗教化之路,或者借助中国文化自身的宗教作用而实现,因为这是与现代化的道路截然相反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基础上,与我们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同步进行,并与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步实现。
一、中国文化并非一种宗教型文化
宗教的基本特征是严格的仪式方法,如犹太教、__、伊斯兰教、佛教都是当代典型的宗教。而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整个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以及人们所赋予它的意义。当然也有其他的定义,如一些政治学家把文化视为某种主观的东西,意味着信仰、价值观、态度、取向、假定、哲学,即一个特定群体的世界观。
在关于文化或者文明的理论中,国外许多大思想家都断定:宗教是文化的核心要素。塞缪尔·亨廷顿在《再论文明的冲突》中通过比较区分了八种文化类型,并指出唯有中国文化属非宗教型文化。有许多国家的文明先是有宗教而后才有其成熟的文化,我们把以宗教为精神内核的文化称为宗教型文化,这种类型的文化是一种先有宗教并以宗教为基础成长起来的文化,而且处处都浸透着宗教信仰的作用和影响。以此来看中国文化(本文特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确不是一种典型的宗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宗教并不是核心和灵魂,从古至今宗教也没有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基本组成部分,更别说是生活的基础和未来的寄托了。中国也有宗教,比如佛教、道教、本土宗教等,可是这些宗教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或者其他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或起到过类似于__在西方文化中、犹太教在以色列文化中以及伊斯兰教在阿拉伯文化中的核心作用。因此,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看作是宗教型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就绝不是一种宗教型文化。我们的问题也正由此而来,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像西方或者其他国家的文化那样成为一种宗教型文化?中国文化为何会有如此特殊性呢?
在西方文明史上,哲学与宗教的斗争是以宗教的胜利为结果的,西方文化内部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不是以哲学而是以宗教所提供的价值伦理秩序为基础的,哲学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只是充当着宗教神学蝉女的角色。然而在中国,哲学与宗教的斗争则是以哲学的胜利为结果的。哲学通过把远古时代盛行的巫术信仰理性化、哲学化,并最终战胜了宗教对国家事务的统治权,从而取代了在其他文化类型中宗教所占据的或应当占据的位置。这种分析是以李泽厚先生在其新著《历史本体论》中对巫史传统的考察为参考的。也正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哲学以及以哲学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学说便不可避免地承担起了宗教型文化里宗教所应起的作用。
二、没有将宗教作为文化核心的中国文化延续几千年的缘由
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将宗教作为自己的精神内核却也能够上下绵延几千年而没有枯萎或者中断,而且在作为中国文化主要载体的汉族社会屡被不同文化类型的异族征服统治的情况下能够同化异族文化进而同化异族。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中国文化虽不是宗教文化,但儒家学说及其伦理思想却代替宗教并起到了宗教的作用。这说明中国文化精神之中包含有一定成分的宗教性内涵,这种成分笔者称之为类宗教成分。这种中国文化的综合性造就了中国文化几千年的辉煌历史,同时也构成了中国人几千年来没有本质变化的生活方式。
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再论文明的冲突》中说,“文化的两个核心要素是语言和宗教”。其中宗教更是文化的灵魂,一种文化必然有其精神内核,如果没有,这种文化就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如果没有一种国家认同的大众宗教作为凝聚一个民族力量的精神枢纽,那么这个民族就会成为一盘散沙,而易于被异族征服和同化。那么,究竟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不以宗教为基础却一样拥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并长盛不衰几千年呢?答案就在于中国文化拥有自己特殊的性质,儒释道三家合一铸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把政治、宗教、哲学、伦理等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必须具备的东西融为一体,这就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化传统。
中国文化虽然不是一种典型的宗教型文化,但在其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中有着自己独特的宗教内涵,宗教性也是它的一个重要性质,也是其广博内涵的一部分。因此,虽然我们不能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宗教型文化,但我们却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即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的宗教内涵、宗教作用。在中国人的各式各样的生活领域里,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起到了宗教该起的作用,并且已经完全取代了宗教。这种独特性甚至被西方学者误认为儒家学说是一种宗教形态并称之为儒教。因此,他们把中国的政治制度也误解为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儒教与道教》中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这是一种典型的误会,儒家不仅不是一种宗教派别,而且正是因为儒家的学说才使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成为一种宗教型文化。
三、中国文化复兴的可能性
儒家学说为我国历朝历代所提倡但却没有成为一种宗教,其自身也不是一种宗教,并不是因为它没有成为一种国家认同的大众宗教的机会,而是因为它自身就缺乏成为一种大众宗教的超越精神,它是现世的、世俗的,不关心生死问题,不承诺彼岸世界,不追求终极价值,拒绝承认所有超验的至上神观念。总之,它缺乏一种宗教品质。《论语》之中记载的孔子学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比如说,“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因此,那种把儒家当作儒教的说法是一种典型的错误。
然而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儒学虽不是宗 教,但是它的教诲却起到了规范中国人社会生活的 作用,在政治上也起到了类似于宗教在其他宗教型 文化的国家中所起到的作用。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和佛教与儒家相比,它们拥有自己的僧侣或者说是神职人员,但是道教和佛教的作用却只有通过渗透进儒家思想或被儒家思想吸收之后才能起到它们的作用。此外,作为宗教,它们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是次要的或者说是补充性的。到宋代的时候,儒家学说吸纳释道二家学说形成新儒学才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类型塑造,从此宗教在中国再也没有机会占居统治地位了。
但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化不是宗教型文化却能够延续几千年并使一个民族保持其独立性达几千年,重要的还在于不是宗教型文化的中国文化,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却又起到了类似于宗教所起的作用。中国现在有大量的伊斯兰教徒,同时也有大量的__教徒和天主教信徒。这些外来宗教与中国传统的作为次要角色和处于补充地位的宗教完全不一样,那么这种外来的未经中国传统文化同化过的宗教会不会改变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质,使中国文化也在将来变为宗教文化而失去中国性质呢?
目前,在我国,当信仰__、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人数不断增加的时候,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却处于有史以来处境较艰难的时刻,它已经不可能再如同历史上那样通过同化外来宗教而进行自我调整并保持自己的本色不变了。中国人要想使现代中国文化保持其中国性质不变,就必须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但一些文化民族主义提倡者主张把儒学宗教化,并且认为国家宗教能够把中国人统一于一个信仰之下,能够把中国人凝聚起来,从而完成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复兴。学者康晓光就持此种主张,他提倡通过社会运动,动用国家力量,建立一种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民族宗教—新儒教。笔者认为,在中国大陆采取这种做法来振兴中国文化是不可行的。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中国文化不是一种宗教型文化却拥有比宗教型文化更优越之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宗教从来就没有长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占居统治地位。我们看到,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近年来越来越引起了国人的重视,我们应当将其发扬广大,以此支撑起我们的民族精神,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这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复兴之路
我们已经认识到了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深层危机,那么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又在何方?当代全球化进程的浪潮汹涌,大有席卷一切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传统文化该何去何从,是敞开怀抱、积极接纳现代精髓,还是回归传统、消极固守,实际上我们已经别无选择。阿拉伯国家为了复兴传统而固守传统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反面例证,他们不仅没有能够实现复兴的目标,甚至连固守都已经无法做到,而且现在正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这些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唯一道路,因此,我们要实现复兴中国文化的目标,就必须完成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任务。
现代化是相对于前现代或古代传统而言的,它并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以承认多元现代性为前提。西方国家有着他们自己的前现代传统即中世纪传统,因而就有了他们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前现代传统,当然也就有我们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同时,现代化也并非全部是前现代文化的现代化,不是不加选择、毫无保留的现代化,而是全部优秀传统的现代化,是那些依然有利于我们的民族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并从根本上保持我们民族特性的传统的现代化。现代化当然不是西化,我们借鉴和吸纳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现代精髓也不是西化,我们的传统是支持这些东西的,只要是对我们有利的,我们就应该借鉴和吸收,更何况这也是我们前现代政治伦理传统能不能完成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我们借鉴和吸收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观念并不是说就要照搬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前现代政治伦理传统能不能完成现代化,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借鉴和吸纳现代政治思想的精髓,从而建立和健全我们中国式的现代政治法律制度。实际上我们应该有信心,因为我们的文化吸纳并消化了现代政治思想的精髓,在完成了我们前现代传统的现代化之后,我们可能比西方国家做得更成功,我们的文化不仅不会因此而西化,而且会因此而振兴。中国前现代文化的力量一直存在于民间,存在于我们的人伦日常之中,一旦现代化了,它的力量不仅不会因此而削弱,而且必然会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
这些都是从我们民族近二百年来的曲折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教训。我们的民族要复兴就必须要实现我们文化的复兴,而文化复兴之路就在于我们的前现代文化能不能完成自身的现代化。我们重视的前现代文化要完成自身的现代化就必须借鉴、吸收和消化这些现代性的精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保住我们自己的文化之根,不至于被全球性的西化浪潮所淹没。其实我们在前现代文化的现代化方面已经有了很成功的先例,并且也说明了现代化并不是西化,这个成功的先例就是简化汉字的现代化方案,而不是字母化的西化方案。因此,我们只要有了现代化的观念,就一定能够做到更好。
总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我们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它是我们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国现在正在实现道德个人化、经济市场化和各个领域的现代化,而这些实质上正是现代性精髓的体现,从其中我们感觉到了中国文化正在浴火重生,其特殊性不仅没有丧失,而且正在推动着我们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因此,我们感到有一个更强烈的观念在召唤着我们,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基础上,它将与我们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同步进行,并最终将与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步实现。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