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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它才能真正成为民心工程。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新农村建设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项目,其中经济管理工作变得更为重要。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经济管理模式已经与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不适应。信息化技术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元素,其是现代化的代表,其实现了农村经济管理模式的不断创新,借助信息化技术来支持经济管理工作,为此,本文就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业经济管理;创新
农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强化新时期的农业建设变得越发重要。2015年2月,由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重视发展“三农”,强调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探究具有现代化特点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财务管理软件来对农业经济进行有效的管理是首要工作。
一、农业经济管理现状分析
(一)经济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通过对农业经济管理现状的分析,了解到由于受到环境与管理水平的影响,农村在经济管理上的规范度与严谨度不够,管理制度的设定相对落后,与现代化城市经济管理制度存在着脱轨的现象,经济管理制度的执行力度不够,制度的威严被无视。例如,农业经济管理中,由于制度不健全,导致部分财务管理人员未能严格履行制度纲要,只是将相关的财务数据进行记录,并未进行有效的审核与核对,导致经济管理质量下降。
(二)经济管理模式相对之后
由于受到农村发展水平的限制,其经济管理模式大都以人工、手工的方式进行,存在传统的纸笔时代,当然现代化信息技术在不断传入农村,经济管理模式得到创新,但是普及力度却不够,不能满足地大物博的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此外,部分农村引进财务信息化设备却不予以使用,只是闲置一边,还保持着传统的经济管理形式,在财务数据的收集、处理与整合等方面的效率不高,且精确度堪忧,制约着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
(三)缺乏专业的经济管理人员
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需要专业经济管理人员来参与,但在农村专业的财务管理人员相对匮乏,再加之原有的财务人员对计算机不够熟悉,财务信息化系统无法正常运行,进而影响经济管理的效率。
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模式的构建策略
(一)完善农业经济管理制度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旨在缩小城乡差距,保证城乡经济的收支平衡,建立完善的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十分关键。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应从不同层面予以完善与创新,强化农业经济的宏观调控,加强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与保护力度。首先,应针对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现状,对徇私舞弊、私自敛财等现象予以严惩;其次,做好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对农业市场运行体系进行有效的完善,强化科技管理服务体系的构建;再者,要打造专业化的经济管理人员,严格规范其经济管理行为,将农业经济的发展推向现代化。
(二)构建专业化的管理团队
新时期,为了强化新农村建设,应构建更为专业化的管理团队,保证财务管理人员持证上岗,对原有的财务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除了基本的财务管理课程外,还应建立计算机培训班,具备财务知识与计算机操作能力,提升经济管理专业团队的整体水平。新时期,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全面带动了现代社会的电子购物潮,企业或个人可以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进行购物。因此,为顺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应积极培养电子商务人才,能够数量掌握电子商务的运行流程,邀请专业的电商专家进行专业化培训,模拟生活中逛淘宝、天猫、京东的方式,及时将农产品上传至电子商务平台,发展新型的农业经济形式,使得农业经济管理变得更便捷、简单。
(三)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
信息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代名词,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管理的现代化与信息化,可将信息化平台与农业经济管理相结合[3],实现经济管理的电子化,能够利用电子平台及时收集、获取、处理、整合和传播电子信息,将原本的纸质财务账单转化为电子数据,数据在传输与分享上更具优势性,借助电子平台的加密技术,能够保证信息不被窥探,提高信息的安全性。在财务信息化管理系统中,记录着农村的总收入、支出,各类农产品的收入情况、收支均衡度、农业经济增长幅度等等各类财务数据,借助Excel表格等数据处理软件,能够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即可实现对数据的筛选、计算与整合,针对经济数据进行分析,以做出下一步的发展规划。同时,为了保证财务信息化管理系统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应及时对系统进行升级与维护,做好系统安全与保护措施,保证财务信息的安全性与完整性,提升财务信息的机密程度,进而提高农业经济管理水平。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加强农业经济的管理,应转变传统的管理模式,强化农业经济管理制度的完善,构建专业化、高素质的经济管理团队,创新农业经济管理新平台,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与现代化,强化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打造地区专属的特色农业经济运作模式等等,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高效性与实效性,顺应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对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肯四才.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措施探讨[J].现代经济信息,2014,23:143
[2]陈德强.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经济管理[J].福建农业,2015,05:21
[3]王丽珍.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经济管理之我见[J].现代经济信息,2013,02:5
1农业机械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1.1农机化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生产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先决条件,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而结构调整需要农机化的支撑才能完成。在农业发达,农机实现现代化的美国,一个农民可以养活50个人;而在中国,8亿农民才能养活5亿人。如何将一个泱泱大国转变为产业现代化的农业大国,对新农村建设和农民的扶持自然首当其冲,而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是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农机作业一方面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为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和商品化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可以节种、节水、节肥、节药和节省人工,降低生产成本,实现农业节本增效。如玉米残膜回收起茬机与人工作业相比,提高工效32倍左右,节约人工57个/hm2,机具工作效率0.133hm2/h,残膜回收率97%,根茬起净率95%,新增经济效益819元/hm2。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改善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条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1.2农机化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
农业机械化水平是衡量现代农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靠科技,而农业机械是推广应用先进农业技术的重要载体。如在临夏州的粮食生产方而,小麦膜侧沟播,小麦机收,玉米双垄覆膜种植机械化;围绕支柱产业、特色农产品发展的马铃薯机械化生产,膜侧‘‘双低”油菜、中药材、豌豆机械化;以保护性耕作为重点的生态农业和机械化旱作农机等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只有以农业机械化为载体,通过机械动力,才能达到生产要求。农业机械高效率替代人力完成农业生产,实现了人工所不能达到的现代农艺技术要求,进一步提高土地产出率,逐步改变了农业资源利用方式,促进了现代农业文明和社会进步。
1.3农机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
统筹城乡发展是建设新农村的重大方略。自2004年以来,国家设立了农机购置补贴专项资金,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既扶持了农民发展粮食生产,又有效拉动了农机市场需求,加快了农机工业振兴。10年来,临夏州共投入补贴资金17723万元(其中,国家补贴15333万元,甘肃省补贴资金1710万元,州级累加680万元,县级配套资金878万元),带动农民投入39018万元,投入总量达5.76亿元,全州125个乡镇73442户农民收益,广大农民群众购机积极热情,对发展农业机械化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农机化的快速发展既加快了农村劳动力的稳定转移,又富裕了农民。实践证明,要加快城乡化一体化进程,就必须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农民离土离乡,加快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
1.4农机化是加快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农机化发展的主体也是农民。农民生活要富裕,就要有宽裕的收入。发展农机化,将直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一是通过提高农机化作业水平,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转移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发展。二是农机化发展给农民开辟了与农机化相关的就业新门路,如农机维修、农机燃油供应站及农机交易市场等。三是通过开展农机技术培训,组织农机科技进村进户,使农民掌握新技术,增强致富技能。四是发展农机大户,创办农业合作钼织,引导农机户走向市场,创业致富。
1.5农机化是改善农民生活环境,保护农村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证
实践创新是农机化科技发展的前提。近年来,在农机化发展中推进的保护性耕作技术,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机械化技术,在改善农民生活环境、保护农村资源和生态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为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提供了技术与装备支撑。如通过机械化秸秆综合利用不仅使秸秆变废为宝,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从源头上清除了污染源,不仅避免了秸秆乱堆乱放,而且消除了秸秆焚烧引起的火灾隐患。通过机械化灌溉,可减少干旱给农民带来的损失,确保稳粮增收。通过大型农业机械进行土壤改良,坡改梯,深松深耕及水利工程建设,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减少水土流失;通过膜侧沟播、全膜覆盖技术,可增加干旱地区小麦、玉米等作物的产量。这些农机新技术、新机具有力地促进了农业节能减排,增收增效,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2新农村建设如何大力发展农机化
2.1建立符合新农村建设的农机化长效工作机制和农机服务体系
公益性农机推广体系和多元化、社会化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是加快科技入户和农村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新农村建设和科技技术普及的新型服务体系。各级农机管理、鉴定、推广、监理、维修及教育培训等部门和单位,要适应新的期、新阶段要求,健全职能,完善手段,加强建设,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体系建设,引导发展农机协会,农机合作社等,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组织化程度和机械化水平。
2.2抓住机遇,努力推进农机化跨越式发展
目前,农机化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发展农机化的社会氛围、经济基础、法律法规、技术条件、市场环境和体制机制等条件已经具备。要把握机遇,积极利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农机化税费优惠政策,落实对农机作业服务实行减免税,免征拖拉机养路费和农机跨区作业免费通行等措施。
2.3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发展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建立科技示范园区
根据不同区域,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选择适宜的农机化技术和机具。重点探索和示范推广经过试验、示范,不仅符合农艺要求,安全可靠,而且非常适宜农业生产的农机化新技术,创建农机科技示范园区及农机化种植基地。如在临夏州以东乡、永靖县为重点,抓好马铃薯机械化生产技术;以康乐、和政和积石山县为重点加大膜侧中药材、油菜等经济作物的全程机械化;以永靖县为重点,切实做好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示范推广等。
2.4建立国家投入为引导,农民投入为主体的资金扶持保障体系
一是各级政府要增加对农机化的引导性投入和公益性投入;二是加大对农机推广、培训机构等提供公益性服务的财政支持力度,并纳入财政预算;三是加大对农机执法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四是对农机合作组织绐予优惠信贷支持;五是对农机作业用油给予补贴政策。
2.5加大宣传,扩大社会影响,加强培训,提升服务水平
要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兴农”的原则,加大农机化新技术新机具示范、宣传和培训力度。一是通过新闻媒体和行业商报,召开现场演示会等,多层次、多角度和全方位开展农机宣传工作;二是利用“科普之冬(春)”、送"农机科技下乡”等活动,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开展技术咨询、机具调试和维修服务;三是依托"阳光工程”项目,对农机操作手、农机服务钼织和农机大户开展技能操作培训。
2.6加强安全监管,提高农机安全生产水平
加强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农机驾驶操作员的守法意识和操作技能,加强农机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切实维护农业机械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建立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h,农业机械化作为现代农业的主要标志,将起着基础性、关键性和稳定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摘要】媒介在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当前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各省级农村报在促进农村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而后者显得尤其重要。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农村报 农民话语权 农村传媒生态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媒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韩国人朴振焕在其《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一书中统计:在1974年―1980年参加过新村运动培训的高级官员及社会精英分子中,按职业来分的话,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有602人(总数为10513人),是继教授(2272人)、牧师和僧侣(782人)之后的第三大类人群。作为公益性的报纸,省级农村报在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中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一、传通信息,搭建城乡沟通的桥梁,让农民成为“传播者”
农村报的存在要打破长期以来大众媒介在城乡之间造成的信息流通不平衡:一是量的不平衡,二是流动方向的不平衡。
信息的获知是农民能做出决策的基础,随着农村经济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农村受众对信息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表现在:一是信息的量,二是信息的种类。在及时信息的提供上,农村报所起到的作用不及电视和广播,但是面对种类繁多量又大的信息时,报纸内容的持久性则为农民更好地了解各类信息提供了便利。当前,农民已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农村也不再只是信息的收集器,农村报在当前的一个重要作用便是:改变城市――农村单一的传播方向,在城乡之间搭建起信息沟通的平台。
因此,农村报要弥补电视和广播在这方面的不足,在农村受众和农村报之间建立有效的反馈制度以及传播效果评价制度,并且在平时的内容安排中加强与受众的互动。
二、服务“三农”,服务农村社会发展
农村报要在农村站稳脚跟,服务作用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服务主要体现在各类信息、技术和知识等的提供上,比如市场信息的提供,种养信息的提供以及各种健康信息的提供,对卫生知识、法律知识的普及等等。同时还要注重信息的筛选和加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农业新技术的推广,一定要注意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要看这种新技术是否适合当地的农民,是否易于被农民所理解和接受,成本和利润怎么样,怎样让农民更好地学习这种新技术,等等。
三、发挥号召力,做“集体的组织者”
由于把握丰富的媒介资源,媒体在号召力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媒体不仅仅是社会环境的监测者,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更应该充分发挥组织作用,发挥媒介的号召力,参与到社会中去。作为“三农”类媒体,农村报在组织作用上必然不能缺席,这既是时代的需求也是“三农”的特殊性使然,围绕农民的迫切需要和利益,将语言上的表达转化为行动,将为“三农”服务落实到实实在在的行动中。
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沿海沿江地区的一些企业逐渐恢复了生产,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用工荒,而此时安徽的一些农民则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犯愁,从5月份开始《安徽日报农村版》牵头联手苏浙一带的部分媒体,组织了大型公益活动“为农民工找岗位”,此次活动还特别关注了年轻一代的外出务工者(也就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所说的“新生代农民工”)以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在岗位信息的收集过程中除一般用工信息外还特别注意这类群体的用工信息。作为一家媒体,农村报在发挥了组织作用的同时,还能通过自己的组织活动提供一些对社会有思考、借鉴价值的信息,比如说:通过对用工荒和就业难的分析,可以为各类职业学校以及培训机构提供参考信息。其次,民工对于工作条件的要求(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和权益的保障等不仅为企业招工提供了参考价值,也为相关政府部门就如何做好农民工工作提供了参考意见,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报纸的沟通协调功能得到了发挥。
四、维护农民权益,还农民主体地位
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农民的血缘和家族观念非常重,在这种传统关系网络下,他们的一个弱点是不善于进行自我组织和协商,遇到一些涉及到他们普遍利益的问题时,总是希望能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讲,农村报应该主动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者,这一作用在当前的社会中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对农民权益进行维护,媒体常用的做法就是进行舆论监督,用一种守望的态度来监测社会环境。以《安徽日报农村版》为例,其“民情热线”专版主要是做农民权益维护的,并有专门的记者负责舆论监督。比如说对农民土地权益的维护、对各种坑农害农现象的调查、对农民卖粮“白条”现象调查以及对各地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一些不好的现象的调查等等,尽力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对农村的社会环境进行监测,为相关部门了解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依据。当前,在农民维权上,农村报除了关注单个的农民权益受损案例,还重视那些具有普遍性的权益受损案等重大案例,为决策层提供了参考资料和意见。近些年来,对于外出农民工权益的维护以及民工形象的构建也逐渐成为农村报关心的重点,当然“要解决农民工问题,最首要也是最关键的,是要给农民以最基本的公民权利”①,改变“农民”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失语”“边缘化”的状况,维护农民的“话语权”,这也是众多“三农”学者和农村工作者所关心的,农村报应主动承担这份责任。
五、变革农民观念,推动农村社会的发展,为新农村建设助力
常言道: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智。刘建明教授讲过,“在西部发开发中,媒体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沟通消息,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媒体应成为改变西部落后观念的理性力量。”②这一说法不仅仅是针对西部农村,对整个农村社会来说都是这样的。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关键的力量还在于处于建设主体中的“人”,在农村社会的发展及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居于主体地位的,许多学者也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新’主要体现在农民主体地位的确认,而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最关键的是其观念的变革,而不仅仅是外部物质条件的改善。
观念的变革主要通过“教育”,农村报作为纸媒具备这样的条件。首先,与电视和广播相比,报纸内容具有持久性、可保留性,农民读者拿到报纸后,可以自己安排恰当的阅读时间,农村报可以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做文章,尤其是政策解读、舆论监督以及各类知识的普及。其次,电视和广播的节目内容往往不需要受众进行太多的思考,而且偏都市化的节目安排也导致了农村受众在对其选择时的“娱乐消遣功能倾向”,长期下去对提高农村受众的文化素质和变革农民观念是不利的。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曾经指出,大众媒介具有麻醉人精神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让人沉醉在虚幻满足之中,二是由此剥夺了人的行动能力”③,而且“电视这种媒介由于信息的清晰度太高而恰好缺乏对受众理解需求的满足,更能满足这一需求的反而是报纸”④,电视注重的往往是情感话语,而报纸的话语呈现则更理性一点。
以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来看,“作为其建设的主体,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更为简单具体,并且集中在住房的规划和改造、生活水平与经济条件的改善、村庄环境的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改进等几个方面。”⑤这是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但不是全部,农民对新农村的认识还只是局限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而对“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理解则显得很缺乏,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出农民当前对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急切愿望,同时也是受到传统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农民在休闲生活的安排上缺乏有意义的文娱活动。《安徽日报农村版》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开设“新农村专版”,涉及到新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在对新农村建设进行了舆论造势的同时,让农民对新农村建设有个具体、完整的认识,通过对新农村建设中的问题的揭示,为相关部门更好地规划和实施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
六、平衡农村传媒生态
平衡农村传媒生态,首要的是保证农民能充分接触各类媒介。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作为三大传统媒体,在面对农村受众和农村市场时,或许“共建共赢”会比“争”更好,通过共同努力去建设农村传媒生态,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三大传统媒体的优势。比如说,从技术层面上来看,电视可以充分利用声画并茂以及直播优势满足农村受众的娱乐需求和对新闻的需求,广播则可以利用其传播的便捷性满足受众对即时信息的需求,而电视和广播有个共同的劣势是“一过性”,且内容的安排是有时间顺序性的,对于农村受众尤其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民来说在收看或收听上不方便。时效性对于电视和广播来说是优势。对于农村报来说则是个瓶颈,但是作为纸媒,农村报可以充分发挥报纸易保存性、内容的持久性和阅读时间的可选择性,丰富传播内容,在传播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做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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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张宁、方晓红,《加强农村传播 服务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学术研讨会综述》[J].《新闻记者》,2002.12:67
③张国良:《新闻媒介与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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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李小云等主编:《2006-2007中国农村情况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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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丽中国是我党面对中国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而提出的保护我国环境的伟大的战略。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生大学生建设美丽中国的对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美丽中国”理念的阐述
1“美丽中国”的提出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成就斐然,由日本内阁统计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GDP为58786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6]。国民收入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开始面临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约束趋紧、居住环境恶化、居住区场所归属感缺失等现实问题[7]。应对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七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新的要求列入小康社会建设;“”在总结实践经验,研究发展问题的基础上,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战略高度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7],开幕式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要“建设美丽中国”。
2深层含义挖掘
“美丽中国”不仅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新的发展需求,也是当前中国民众的迫切希望。园林行业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之一,负有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使命。“”中提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3个概念,居住区显然属于生活空间与生态空间范畴[8],与群众实际生活联系紧密。从居住区园林设计角度解读“美丽中国”理念,必然要回答3个问题:(1)何谓“美丽中国”;(2)如何建设“美丽中国”;(3)“美丽中国”建成之后是什么。“美丽中国”除广义上“美丽的中国”之外,还应包括生态、环保、健康、可持续、实用、和谐等属性,同时要满足美观与功能地结合,地域环境与居民习惯地融合,民族精神与文化地体现。它是一种理念,而非一种形式。这种理念应当贯穿未来居住区园林环境设计的各个环节。将一棵国外的昂贵树种更换成一棵合适的乡土树种,是在建设“美丽中国”;将一片硬质的平台更换成合适的绿地,也是在建设“美丽中国”。融合这种理念设计建成的居住区园林环境就是“美丽中国”的一种具体体现,建设目的是为创建“幸福中国”营造必要氛围。
“美丽中国”理念与居住区园林环境的现实关系
1“天人合一”思想与“美丽中国”理念的关系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在多个领域有多重理解,在园林设计中一般认为“天人合一”是在尊重自然和理解自然的前提下,人与自然可达到和谐统一,进而共同发展。道家认为,天地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也应是自然的一部分,《庄子》中也记载了“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的“天人本合一”观点[9]。人居环境不仅能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同样影响居民的行为心理。优美适度、功能齐全、内涵丰富的人居环境可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促进人际关系,提高社会和谐度,反之亦然。现代城市发展让环境遭受破坏,人类某些活动也违背自然生态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变得不和谐。“归根曰静,是谓复命”的回归思想开始复苏,复归于自然,成为人们心目中理想人居环境的必要条件之一。回顾人类居住方式及环境发展的脉络,从原始聚落到里坊制,从街巷制到胡同住宅,从机关大院再到今天的特色风情居住区和主题小区等,进而发展成为以自然、生态、文化为特色的城市居住区[9]。“天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观点已被全社会广泛接受和应用,它在遭受文化冲击与中国国情发展的特殊环境下转换为“美丽中国”理念。这种理念成为了“天人合一”思想在新时代的一种表达声音。它不仅有延续“天人合一”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古典哲学追求,也包含新时代下中国居民对居住区园林要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及传承中国文化的迫切希望。
2现代居住区园林中“美丽中国”理念的体现
东方人对于居住环境优美雅致的特殊爱好,热爱自然的自身性质及渴望与自然交流融合的传统愿望以及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已经被中国园林设计大师在传统园林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如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拙政园及留园等。在当代为数不多的优质小区项目中同样能有所领略,比方说广州云山诗意、上海九间堂、深圳第五园等。广州云山诗意属于现代中式风格居住小区,项目位于白云山麓,园林景观设计面积为55000m2。园林景观注重自然环境与人居环境和谐统一,各种人际交流场所营造,传统文化与现代风格协调。不仅以堆山辟湖、立庭设桥的手法弥漫“人在画中游”的意境,也注重功能布局,满足现代城市居民交通、交往、健身、游嬉需求,同时突出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的优、雅、静。古韵园、藕园、梨园3个部分组成小区的主体性园林[10]。以水景结合泳池的参与式园林作为小区入口,自然式向规整式过渡平滑。徽派“四水归堂”的建筑格局被改用墙体、钢结构、玻璃等现代元素表达,很好地诠释了“新东方”的园林寓意和现代东方文化精神。九间堂别墅区位于上海世纪公园东面,项目占地面积约10hm2,园林同属现代中式风格,设计师通过对传统文化意境的理解,将有中式意味的材料、图案、色彩、雕塑、植被品种、空间组织方式恰当地融入现代景观之内。整个园林的宏观规划思路为“以水为脉,以绿为纲”,用龙形水系将全区的景观串连起来,突出表达了江南水乡的民居情怀,特质性与创新性上的优势使九间堂成为现代江南园林的代表作品[11]。总体而言,“美丽中国”理念在部分当代居住区园林环境中已有所体现,以上2个项目仅为众多优质小区中的个案,但这仍不足以完全满足人们对人居环境日益提高的内在需求以及应对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更高标准。
小康时代人居环境发展的新需求
随着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人们对居住区园林环境会有进一步需求。恰当理解“美丽中国”理念需要用“以人为本”的精神及小康时代的眼界深入挖掘居民的新需求。
1先进民族性的需求
过去10年,中国居住区园林环境的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设计手法的变化多端与设计形式的层出不穷都令人赞叹,但多数设计师依然易犯注重形式美而忽略民族内涵的失误。国内学者将“注重形式美”的产生原因归纳为2条:对传统园林缺乏思想的抄袭式模仿;忽略具体场地情况对西式园林的刻意追求[12]。对于传统园林缺乏思想的抄袭模仿不仅不能体现文化内涵,有时甚至起到相反作用,让人们开始厌恶传统,想要逃离传统。对西式园林的刻意追求则是近些年来房地产业爆炸式增长带来的附属品。西式园林有其非常美的一面,很多设计手法与理念值得学习,也产生了很多经典作品,如绿篱迷宫、凡尔赛的园林、芳草地艺术中心等[13]。然而,居住区园林环境设计中不顾及具体场地与居民的具体情况片面追求,可能造成场所归属感缺失、资源浪费、居民日常的公共空间生活与社交存在障碍等问题。先进性民族性的需求体现在先进性与民族性2个方面。先进性的需要要求设计手法对现代生活有更具体的解读,对传统园林有更深刻的领悟,所选材料无毒环保、可以循环利用,所选植物能健康生长并能产生良好的景观效果等,并非西式代表现代,而是科学理念代表现代,科学选择代表现代。民族性的需求要求设计的园林环境空间符合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例如,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均收入普遍偏低,住房压力过大等现实情况没有变,过于昂贵的树种,过于华丽的硬质铺装等应当酌情应用;是否可考虑在居住绿地间设置一块由居民自我创作的空间等。
2友好参与的需求
居住区园林环境的设计大致可以分为4个发展阶段:(1)点缀型园林景观,小区中的一抹绿意;(2)绿化型园林景观,以大面积绿地草坪为主;(3)观赏型园林景观,只可远观不可亵玩;(4)参与型园林景观,从观赏到参与[14]。由参观型园林到参与型园林的转变,不仅是设计师观念的转变,同样是居住区消费者的客观需求,这种理念正在起步阶段,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2011年东莞开盘的中信兰溪谷森林湖项目,它的参与式主要表现在结合环境本身的南加州西班牙风情,以会所的形式进行参与来体现“都市闲情”,自然大气的天然湖水唤起人们的亲水天性,沿湖就能走入会所并下到泳池。这种将园林的水景结合会所泳池和室外休闲茶座的模式,对于青中年住户有良好的体验,他们多数有赚钱能力,并且消费理念前卫,而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老年人对于消费休闲的模式还不习惯于全盘接受。如北京胡同里的部分老年人,很多人生活富足,衣食无忧,还依然习惯于胡同里摆一张摇椅,放一个茶壶的休闲模式[15]。又如广东地区,一些建成时间较长的居住区中,大树底下常常能看见一些老年人聊天、下棋,甚至成群结队的打麻将的现象,在现代小区的会所中并不多见。这种免费参与模式的稀少体现现代居住区园林设计的又一个特点——突出的满足青少年与中年住户的需求,而对于老年人的关注则明显不足。参与式园林环境的设计不仅需要能够参与,而且这种参与的成本应当低廉、参与方式应当简单、参与形式应当广泛,结合以上3种特性的参与式园林才可称为友好参与式园林环境。
3生态产品属性的需求
“”报告中在提到“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时,提到了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生态产品的具体定义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固有定义,居住区作为现代城市居民生活中接触最紧密的空间,居住区园林环境作为其生态载体的表达形式,应当算入生态产品范畴。这种生态产品应当是可持续的,是完全可以满足现代人居住需求,又可以作为宝贵资产馈赠给子孙后代。这种需求让居民在居住过程中会更自发的保护树木,自觉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并开始从观念上转变名贵树木与进口树木优于乡土树木的观点,大气昂贵的喷水雕塑要比自然流淌的戏水溪涧更上档次的观点,并将这种观点传播开,进而影响之后地产开发商与园林设计师的价值取向。
总结
“美丽中国”理念,从居住区园林设计角度解读,可以简单理解为:在景观结合生态的设计理念基础之上,预测全面小康社会可能对居住区园林提出的新课题。笔者认为先进民族性、友好参与性及生态产品属性3个新的需求值得业界设计师们与相关学者关注。居住区建筑外环境的设计最终需要回归空间中人类活动的身心需求及居住体验,盲目拼概念设计和景观效果的时代将会终结,全面小康社会的到来对居住区园林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美丽中国”理念的持续深入,“幸福中国”终会到来。
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此,我国迈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本文试对“五位一体”视野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多维机制建构作初步探讨。
一
美丽中国的基本内涵:美在科学发展;美在生态优良;美在和谐共生;美在永续发展。具体来说:
第一,美丽中国,美在科学发展。发展是时代永恒的主题,发展是硬道理;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搞发展,但也不能以保护环境为名不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落实“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推动社会整体的发展和进步。科学发展观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理论指导和保障,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归根结底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发展。提倡“美丽中国”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种方式,可以说,“美丽中国”的提法既指出了科学发展的具体方式,又指明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美好愿景。
十六大以来,“绿色发展”、“绿色中国”的理念逐渐进入党的执政视野,过去10年间,从巴厘岛到哥本哈根、德班,历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中国作为有责任的大国,带头许下并切实履行绿色发展、节能减排的庄严承诺;从“十一五”首次设立约束性指标,到清理整顿钢铁等高耗能行业,从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等系列生态工程到出台节能减排计划,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2.9%到划定生态红线和生态补偿机制稳步推进,中国正逐渐告别“黑色发展”,走上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之路。
第二,美丽中国,美在生态优良。“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这是美丽中国的直观体现和空间格局。马克思指出,从理论方面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或者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或者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都是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是人为了能够宴乐和消化而必须事先准备好的精神食粮。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优美的生态环境,是人类健康成长的物质条件,是美丽中国得以实现和展现的物质载体。
第三,美丽中国,美在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人与自然和谐最为重要。我们要建设的美丽中国就是这样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为基本宗旨的生态伦理形态。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把自己当做自然中的一员,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关爱自然就是关爱人本身。我们要彻底改变那种认为自然界是一种可以任意索取的资源库,而没有把它作为人类发展的一种基础和生命源泉的错误态度和行为,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科学健康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为建设美丽中国打牢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第四,美丽中国,美在永续发展。建设美丽中国,不仅是为了改善当代人的生态和生存环境,更是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一位哲学家指出,我们虽然不能确切地知道后代人的利益需求,但我们可以从当代人的利益和需求中推导一二,即首先我们为后代人开发可以替代的能源作出真诚的努力,其次我们有义务保护自然资源,再次是我们欠下了后代人获得幸福的机会,所以我们应当尽量补偿。为此,我们要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正所谓“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不能吃老祖宗的饭,断了子孙的后路。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的高效利用;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为后代人留下环境资源和财富,确保代际公平和环境正义,为后代人建设美丽中国创造条件和空间,使美丽中国实现一代又一代永续发展。
二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并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之中。建设美丽中国,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建设“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的美好家园。
1、树立生态文明的价值观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要在全社会形成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工业文明时代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为自然立法,过分膨胀了人的主体性,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改变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单向度的思维定势,树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观,深刻认识人与自的和谐共生关系,并在实践中加以落实。培育生态文明建设主体,提高全民族生态道德素质。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过程,需要动员全员参与的“大合唱”而不是少数人的“独角戏”。应大力提高全民族生态道德素质,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关爱自然的道德责任感,自觉履行人对自然生态的责任和义务,做自然界的守林人和看护者。
2、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
建设两型社会最基础、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使经济纳入到生态系统的循环中,实现经济生态化,逐步建立与生态系统相协调的社会经济体系。循环经济注重在生产过程中,将自身纳入整个生产、消费的系统过程中来考虑,将自然摆放在正确的位置,而不仅是我们的资源库和垃圾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规划引导,完善扶持政策。二是扎实推进节能减排,加强生态环保建设。
3、树立生态消费新模式
生态文明倡导一种文明、健康、理性的消费方式,消费方式对我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都很大的影响,对我们的生产理念和生产活动也有着深刻的影响。首先,构建居民绿色消费的科学引导和宣传机制。开展全方位绿色消费宣传,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各种大众媒体,广泛开展节能环保宣传活动。其次,构建政府对绿色消费发展的宏观调控机制。加强绿色消费发展的顶层设计,加强对绿色消费的宏观调控。制定绿色消费发展中长期规划;制定绿色消费全民公约,使之成为居民普遍遵守的消费道德准则;制定节能减排推进政策,定期公布主要污染物减排情况;制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加快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制定财税支持政策,鼓励消费者使用节能环保产品。
4、健全生态文明制度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首先,加强重点领域的环境立法,进一步充实完善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应更多地通过司法途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为公民提供宜居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第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无形的手”的作用。尽快建立操作性强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以体现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生态产品公平分配原则。第三,完善生态环境教育与公众参与制度,促进民间环保组织和团体健康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事关百姓的美丽生态和生活品质的提高。公众既是生态文明的建设者,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受益者。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建立一个政府主导、市场推进、公众参与的新机制。提倡和鼓励社会团体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监督,只有大幅提升全社会的生态文明意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公众的积极作用,生态文明建设才会有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5、完善生态法规体系
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建设成功的经验中,不难发现,这些生态城市建设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效,和完善的环保法律制度和管理机制密不可分。同时,这些发达国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并配有相应的保障体系。这给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第一,完善我国的生态法律体系。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但是缺乏对环境破坏行为的赔偿措施和强制手段,同时,随着新形势的发展,许多新问题也相继出现,现阶段的法律和法规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更高层次的需要。生态法律更应该具有普及性。时下的工业生产涉及的社会活动范围较广,生态法律调整的范围也应该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要同时适用于公法、私法和社会法,要将环保法律渗透到各个法律领域中去。
第二,构建综合环保管理机制。生态文明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立体化的过程,要宏观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国家环保部门、林业部门、水利部门开展的事业,而应该是各部门之间交流和合作,共同参与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情。国家应当明确环保部门的主要的环保职责,同时也要明确其他部门的责任和义务,其他政府部门应该主动配合环保部门工作,献计献策,相互配合共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
6、确立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
旧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以GDP论英雄,掩盖了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分配的公平性、民生状况的改善、环保的成本、幸福指数等。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应该破除传统的经济至上主义,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整体过程来考量,实现经济社会的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良性互动。
尽快建立我国的“绿色GDP”指标考核体系,推进政府行政的全面创新。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标准更多地注重从经济指标、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等多方面综合评价,树立“破坏生态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改善民生”的生态文明新理念。通过建立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和干部考核体系,正确引导领导干部贯彻“发展与环保并存”的方针,在经济建设中保护环境、在保护环境中发展经济,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通过正确发挥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指挥棒”和“风向标”的作用,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保护青山绿水,建设美好家园。
总之,美丽中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绿色经济、和谐社会、幸福生活、健康生态等中国元素的总称,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的中国实践。建设美丽中国是新时期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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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丽中国”旨在破解可持续发展难题,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网络传播在中国对外传播格局中优势突出。在信息全球化和中国生态文明转向的历史背景下,互联网技术与生态发展内在契合的网络传播是“美丽中国”对外传播中影响范围最广、最有效的方式。当前,“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重视自身网络平台利用,国外网络平台借助不足;重视信息发布,受众关注度不足;重视传播数量,内容关联度不足;重视传播过程,用户共鸣不足。重构“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格局,应当着眼于提高网络影响力,实现“四个转型”,提高对比度、改进表达方式,再造信源;实现“四个转变”,提高触及率、增强信任度,再引信宿;实现“四个转向”,提高曝光度和共鸣水平,重建信道。
关键词:“美丽中国”;网络传播;国外网民;对外传播
2015年6月,世界权威学术期刊Science网上数字版———ScienceAdvances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由于气候变化、污染和地表植被破坏等原因,地球正在步入最新一轮的“大灭绝时期”,而人类将率先遭遇灭绝。①这份研究报告再次告诫世人: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现代战争,不是重大瘟疫,也不是意识形态斗争,而是生态环境破坏。为破解可持续发展难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共首次提出“美丽中国”新理念,努力建设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并将其全面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②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③“美丽中国”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美丽中国”是美丽世界的重要组成。中国应当遵循网络传播规律,充分利用网络传播优势,用“美丽中国”主动影响西方网络社会,提升中国软实力,塑造中国新形象。
一、相关研究综述
课题组分别以“美丽中国”“对外传播”“网络传播”为主题词,在CNKI数据库共搜索到4620条结果,其中具有一定相关度的论文139篇,出版物34部。这些学术成果的关切点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从生态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角度,解读“美丽中国”的内涵与意义。周生贤认为,“美丽中国是科学发展的中国,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是生态文明的中国”。王如松认为,“美丽中国”的提出,“体现出中国人民的生活已从基本物质生活需求,走向对精神生活和生态真善美的追求,彰显了中国人类生态的进步和对富强健康文明美好未来的追求”。
万俊人提出,“‘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文学隐喻,显然不只是表达我们对天更蓝、水更美、空气更加洁净、山河更加美丽的期待,同时也形象而充分地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全新视境”。二是运用定性与定量结合、案例分析等方法,探索“美丽中国”建设路径和评估体系。蔡尚伟等在参考国内外城市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五个维度提出美丽中国评价指标体系,自2012年起,连续发布《“美丽中国”省区建设水平研究报告》和《“美丽中国”省会及副省级城市建设水平研究报告》。
王金南等从资源节约保护、自然生态保育、环境质量改善、地球环境安全四个维度构建美丽中国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三是从网络传播技术角度,探索对外网络传播的技术更新与格局重建。徐佳认为,世界信息传播资源的长期稀缺和不平衡占有是造成国际传播结构不平衡的深层次原因,下一代互联网将成为中国参与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新起点。四是运用实证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思考对外网络传播策略和政策。王庚年认为,中国国际传播有三重境界:中国内容中国表达、中国内容国际表达、全球内容中国价值,并提出了相应的传播策略。
姬德强认为,中国的全球传播需要践行社交媒体时代的扁平化操作路线,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充分考量网络社交媒体的传播潜力,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彭兰认为,针对由“个人用户”推动的传播模式变革,外宣媒体需要深入研究海外网民的需求和心理。王东迎探究了我国网络媒体对外传播问题,提出了提高我国网络媒体对外传播实力的对策。五是运用要素分析等方法,探索对外网络传播效果评估。郭可、毕笑楠研究了中国网络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和效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进一步提高网络媒体对外传播效果的对策。程曼丽、王维佳立足中国对外传播的历史经验与主要问题,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对外传播效果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法。
①随着“美丽中国”被党和国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转向,迫切需要国际社会了解、理解、认同“美丽中国”乃至支持、参与“美丽中国”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是一种国家形象的新塑造和新传播,一种跨越意识形态传播的新策略和新考量,一种网络外交的新视野和新角度。总体来看,学者们对“美丽中国”和对外网络传播分别开展了诸多研究且著述颇丰。但是,由于“美丽中国”是中共首次提出的新理念,当前的研究还没有涉及“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问题,亟需学术界在理论研究上进行探索,在战略策略上提出参考,在政策对策上提出建议。
二、对外网络传播概念及其优势
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认为,当代的媒介社会是一个仿像的世界。在这个仿像世界里,因特网充当了最后的媒介,成为其他媒介的终结者。今天,网络传播已经成为覆盖面最广、受众最多、参与度最高、互动性最好的传播形式。2014年,全球网民已突破30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1.5%。②截止2015年6月,中国网民6.6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8.8%,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高达88.9%。③
(一)对外网络传播的概念
对外网络传播是特定国家或地区针对国外(境外)受众通过网络开展的传播活动。在传播主体上,既可以是政党、政府、社会团体、企业、传统媒体,也可以是网络用户个人。在传播对象上,主要针对其他外国(或地区)网民(本文统称“国外网民”)开展传播,寻找思想共识,谋求价值认同,树立良好形象。在传播内容上,既有只适合互联网媒体传播的内容,又有传统媒体内容。在传播方式上,既有网站、电子邮件、即时通讯、社交媒体等互联网应用,又有手机APP、手机浏览器等移动互联网应用。
(二)对外网络传播的优势
互联网把联网计算机、智能手机联结成覆盖全世界的公共传播系统,“开放、平等、协作、分享”互联网精神得到普遍尊重和遵循,形成“世界一网、地球一村”“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摄像机”的传播奇观。与传统传播易受目的国的意识形态、法律法规、信息管理制度、新闻传播制度、人文习俗等制约相比,网络在对外传播中的优势十分突出。一是交互、融合、便捷。“媒介即是讯息”。①在网络传播中,受者与传者、受者与受者之间可以进行直接双向交流,受者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性。同时,传统媒介传受之间的界限也被打破,传者也是互联网海量信息的受者,每一位网民也能够上传信息,成为传者,特别是自媒体出现之后这种特征得到强化。无论是传受信息、发起对话还是分享知识,网络传播都比传统传播更便捷、更快速、更全面。网络传播的这些优势对于超越国界,调动受众的关注度、积极性和能动性,意义十分重大。二是多样、选择、窄播。传统媒体提供的内容相对单一,传播形式受到自身媒体属性制约。网络传播的数字化信息容量无限、内容无所不包,并且十分便于复制和传输,极大增强了信息的多样性和用户的选择性,因而大幅摊薄其他媒体受众份额,形成网络媒体“一家独大”的局面。在浩瀚的网络信息中,那些突出小群使用者需求的内容,虽然关注度不高,但总会受到对此感兴趣用户的欢迎和喜爱,这就是“长尾效应”(LongTailEffect)。“窄播”(narrowcasting)是其中的代表,这种传播方式针对特定小众化人群,通过专门化的网站(网页)、社交媒体、博客、播客、网络电视等载体,以满足其特殊信息需求。通过对外网络传播可以为国外网民提供丰富多样的内容信息,总会受到特定人群的关注,收到相应的传播效果。三是集体行动、网络合作。克莱•舍基(ClayShirky)认为,网络的力量在于它使构建群体的努力变成一件“简单得可笑”的事情。②互联网可以使人与人之间超越传统的种种限制,超越国界的重重阻碍,灵活而有效地通过多种社会化工具把不确定受众联结起来。更为重要的是,网络传播允许人们分享兴趣、经验,把不确定的陌生人邀约起来,按约定时间、地点、方式组织离线的集体行动,以实现网上达成的共同目的。网络传播的这种构建国外网民群体并促成网络集体行动的优势,是其他任何传统媒体无法企及的。
三、对外网络传播与“美丽中国”的内在契合性
尼葛洛庞帝(NicholasNegroponte)指出:“数字化生存有四个强有力的特质,将会为其带来最后的胜利。这四个特质是: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③网络传播是对权力的分散,也被赋予权力;是对全球化的促进,也是实现和谐世界的重要途径。在信息全球化和中国生态文明转向的历史背景下,互联网技术与生态发展内在契合的网络传播是“美丽中国”对外传播中影响范围最广、最有效的传播方式。
(一)媒介演进与文明样态的当代性契合
从媒介演进历史来看,我们先后历经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四个时代,“这个过程,是人类使用的传播媒介不断丰富的历史,也是社会信息系统不断发达、不断趋于复杂化的历史。”①以网络传播为代表的电子传播,把人类的传播活动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大众传播的面貌。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看,我们经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正在转向生态文明。这是一种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美丽中国”是中国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做出的科学判断和重大抉择,必将引领中国走向生态文明这个最新文明样态。网络传播与“美丽中国”都是自身演进的最新形态,二者在发展趋势上具有内在契合性。
(二)人人传播与普遍关注的广泛性契合
在互联网时代,出版不再是一种稀缺资源,媒体不再掌控机构特权,大规模业余化的旗帜被高高举起,社会化工作清除了公众表达的障碍,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发布任何事情,这是人人都是“自媒体”(WeMedia)的时代。②美国主要社交网络门户Facebook用户数2015年达到惊人的24亿人,③比中国人口还要多80%。在社交网络中,一个话题一旦受到关注,就会在数量庞大的用户群里极速传播,产生覆盖面广、渗透力强、互动性好、影响力大的传播效果。随着环境污染问题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威胁越来越大,生态问题逐渐成为人类最关注的问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2014年“全球态度项目”调查结果显示,环境灾难排在对人类最大威胁的第二位,而大多数中国人称污染和环境问题是最大威胁。④传播方式的人人参与和传播内容的全球普遍关注,使得“美丽中国”与对外网络传播具有天然的内在一致性。
(三)中国对外传播生态重构与生态环境重建的统一性契合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对外传播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国传统媒体拥有了与西方一流媒体差异不大的全球覆盖率,但在国际传播体系中仍处于弱势地位。中国迫切需要大力加强对外网络传播,改变传统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困局,形成有利于重塑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舆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创造能力超出地球承载力,造成资源的巨大耗费与环境的严重污染,出现全球生态危机。建设“美丽中国”是中国走出资源困境、重建生态环境的根本途径。通过网络对外传播“美丽中国”,一方面是在重构对外传播生态,另一方面也是在重塑中国国家形象。
四、“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现状及其制约因素
近年来,中国对外传播自主意识明显增强,投入力度持续加大,整体实力和水平提升显著,对外网络传播体系已经基本成型。在“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方面,依托现有对外网络传播体系,各传播主体开展了大量“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活动。总体看,这些传播存在“四个重视”“四个不足”:
一是重视自身网络平台利用,国外网络平台借助不足。通过已有对外网络传播平台,“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初步形成了“8+24+X”的传播格局(“8”即新华网、人民网、央视国际网站、中国网、国际在线、中国日报网、中青网、中国经济网等8家国家重点建设的外文新闻网站,“24”即千龙网、东方网等24家地方新闻外文网站,“X”即政府网站和腾讯、新浪等商业网站英语频道以及重点涉外单位外文网站)。但是,在Yahoo、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世界顶级网站上,“美丽中国”的传播自发、零散,没有形成主题化、主动式传播。
二是重视信息发布,受众关注度不足。从传播内容上看,“美丽中国”的中文报道一般都能翻译成外语版,但是没有针对国外受众的需求和阅读习惯进行重新设计,加之中国网络媒体在国外影响力有限,国外网民关注度较低,产生的传播效果不佳。而一旦出现负面新闻,国外关注度迅速升高。课题组选取世界上访问量最大的视频播客类网站Youtube进行考察。“美丽中国”正面视频关注度一般很低,比如“China,Biodiversity,andtheEnvironment”(中国生物多样性与环境)2个月的点击观看量仅有72次;负面视频“TheDevastatingEffectsofPollutioninChina”(中国污染的破坏性影响)的半年点击观看量就达到1135994次。三是重视传播数量,内容关联度不足。提出“美丽中国”后,各大对外网络媒体纷纷开展“美丽中国”对外传播。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1月11日,新华网英语频道发布与“beautyChina”相关的信息6129条,人民网英语频道发布1257条。
但这些传播内容彼此相关性不大、持续性不强,呈分散点状,主题不突出,更没有形成系统的传播体系。四是重视传播过程,用户共鸣不足。课题组选取在国外拥有一定用户的中国网英语版进行考察。以“environmentchina”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显示4725条结果;以“beautychina”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显示出801条结果。“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的信息数量不可谓不多,但是这些网页信息普遍打开速度慢,几乎没有网友评论。这样的对外网络传播,引不起国外受众的关注,无法激发他们的情绪体验,不会产生情感共鸣。可见,虽然我们通过网络对外开展了大量“美丽中国”传播活动,但是传播内容吸引力不强,热点焦点话题曝光度不足,表达方式不能很好适应网络传播需求,自身网络平台传播力不足、“美丽中国”的国外网民接触率较低,国外网民的信任度不高,不能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
“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局面之所以打不开、效果欠理想,除了“美丽中国”提出时间不久,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尚未形成,整体传播战略和具体传播策略未提出之外,主要受制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信源策划设计不足。信息社会里,信息不再稀缺,甚至过剩,而注意力却变得稀缺了。
吸引受众注意力,关键在于内容。在“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中,由于缺乏足够的策划设计,传播的信息比较庞杂,信息之间缺乏关联性和连续性;叙事方式上普遍采取将中文报道翻译成外文的方式,自说自话、自娱自乐,不适应国外网民的信息消费需求,针对性和有效性不强、吸引力不足。正面信息我们主动传播多,负面消息国外网站关注多。二是信宿引导不力。我们对国外网民特点分析不够深入,对其网络使用习惯了解不透彻,对其意见表达提供的渠道不畅、反馈有限、吸纳很少,更没有开展关于吸引国外网民参加的“美丽中国”网络共享合作活动。
三是信道建设存在缺陷。重视以我为主的网络传播,忽视国外网络平台的借助使用;重视PC互联网的使用,忽视移动互联网的运用;重视网站在“美丽中国”传播中的作用,忽视网络社区、自媒体的作用;重视“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的过程,忽视传播效果的提高。
五、重构“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格局
2014年,克里斯•布洛根和朱利恩•史密斯(ChrisBrogan&JulienSmith)提出网络影响力方程式:影响力Impact=对比度Contrast×(触及率Reach+曝光度Exposure+表达方式Articulation+信任度Trust+共鸣水平Echo)。①这一方程式对于破解中国当前对外网络传播困局具有重要启迪意义。重构“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格局,需要着眼于网络影响力六个基本因子,提高对比度,改进表达方式,再造信源;提高触及率,增强信任度,再引信宿;提高曝光度和共鸣水平,重建信道。
(一)再造“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信源
即使是在信息时代,内容为王的黄金定律仍然适用。在信源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对劝服效果的影响方面,存在霍夫兰(CarlHovland)“休眠效果”(sleepereffect):从短期来看,信源的权威性与可靠性对劝服效果的影响更大,但从长期来看,人们会渐渐只记得信息内容,而忘记信源的权威性与可靠性。在国际网络传播领域,中国虽然处于明显弱势,但通过致力于内容建设,对传播内容进行精心设计、精心打造,能够对国外受众产生“休眠效果”。围绕影响力方程式的对比度和表达方式这两个影响力因子,再造“美丽中国”信源,需要实现“四个转型”。
一是由分散自发向主题传播转型。“美丽中国”包括资源、能源、环境、生态等诸多领域,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传播内容十分广泛。在对外网络传播中,突出什么主题、从哪些方面切入、重点推送哪些信息、信息之间的关联性和连续性如何考量等问题,都要精心设计、统筹规划,才能吸引国外受众的注意力,受到关注,得到认同。
二是由自说自话向西式叙事转型。费希尔(Walterfisher)认为:所有传播皆叙事。①中西方在新闻报道文本叙事风格上有很大差异。“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的受众是外国网民,应当采用能够为他们普遍接受的人性化叙事方式,而不是国内常用的抽象式、说教式叙事。把“美丽中国”故事讲得生动感人、入情入理,情节清晰、前后呼应。故事之间相互印证、彼此吻合,故事人物可查、可信,不能让受众产生虚空感和距离感,故事对社会现实进行精确再现,可信、可靠。
三是由文字为主向图像呈现转型。在艾尔雅维茨(AlesErjavec)看来,我们已经进入多媒体和多感觉时期,图像是主要的传播媒介。②美通社的一项调查显示,90%的媒体乐于采用附有高清晰图片的新闻,而拥有相关配图的文章的总阅读量比没有配图的高出约94%。
“美丽中国”是一幅幅美丽图像:五千年历史文化是一幅幅穿越时空的古典画,地大物博、山清水秀是一幅幅绝美的中国画,团结友爱、幸福和谐是一幅幅充满人文情怀的风俗画……这些图像画面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和吸引力,甚至不需要文字、不需要解说就能传递出丰富的信息和内容,通过图片、动画、视频等形式,易于网络传播,易于为国外网民接受和理解。四是由单向提示向两面提示转型。霍夫兰经过测量表明,单方面消息对最初赞同该消息者和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最有效,正反两方面消息对最初反对者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最有效。
“美丽中国”既有美丽的一面,也有不够美丽的一面。我们既要传播中国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勤劳智慧、笑语欢颜等美好的一面,也要传播水土流失、沙尘肆虐、雾霾重重、污染严重等不美好的一面;既要传播中国把生态理念贯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过程的思路做法成效、向环境污染宣战的坚定决心、治理环境问题的坚强意志、人民生活质量日益向好等积极面,也要传播发展理念转变需要一个过程、经济社会转型面临困难大、环境问题欠账多、环境治理与保护压力大等消极面。用正面疏导反面,用积极消解消极,争取获得国外受众的理解与认同。
(二)再引“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信宿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理论认为,主体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多个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主体既是以主体间的方式存在,其本质又是个体性的,主体间性就是个性间的共在。在对外网络传播中,对“美丽中国”这个客体进行认知的主体是国外网民,他们既是个体性存在,又是主体间存在,彼此又有多重交互关系。因此,“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必须充分尊重国外网民的关切和需求,根据国外网民的特点和心理进行有效引导,实现“四个转变”,提高“美丽中国”网友触及率、增强信任度。
一是由忽视国外网民特点向注重国外网民需求转变。兹兹•帕帕夏利斯和阿兰•鲁宾(ZiziPapacharissi&AlanRubin)研究表明,人们使用互联网最重要的动机是寻找信息。
“美丽中国”关乎人类生存环境,话题与国外网民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相关信息能够满足国外网民的信息需求,而这是网民最重要的上网动机。应当在深入分析国外网民具体需求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美丽中国”传播。例如,可以通过网络对外传播“美丽中国”相关新闻报道、影视作品、艺术作品等,使国外网民获得信息、知识并增进对“美丽中国”的理解,满足其认知需要;通过网络传播“美丽中国”影视作品、微视频等,讲述“美丽中国”故事,使国外网民获得感情的、愉悦的体验或审美经验,满足其情感需要;通过社交网络传播、分享、讨论“美丽中国”相关内容,使国外网民提高个人可信性、自信心和社会地位,增进与朋友的联系,满足其个人整合和社会整合的需要。
二是由忽视国外网民注意力向适应网民习惯转变。因特网之争其实就是争夺眼球的战争。在“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中,如果表达方式不能适应西方网民习惯,很容易引起西方网民的刻板印象反应。可以通过增强“美丽中国”的吸引力(如异质性、趣味性、可信性),采取国外网民喜欢的方式和风格,引导他们与“美丽中国”“会聚”(convergence),发现“美丽中国”与他们日常生产与生活的相似之处,增强他们对“美丽中国”的信任和认同。同时,强调“美丽中国”与西方话语体系不同的特质及其表现策略,允许国外受众保持自身观点和主张的背离(divergence),保持彼此的角色差异,避免引起他们的反感和抵制。
三是由忽视国外网民意见表达向注重意见反馈转变。网络传播为话语的“去精英化”乃至“去中心化”提供了技术可能,传统传播环境中的“失语群体”得到了逆转,获得了广阔的话语空间。建设“美丽中国”,既是构建中国生态文明,也是促进世界生态文明,是全世界网民的共同关切。要围绕“美丽中国”主题,为他们提供网络平台、传播渠道、反馈通道、讨论空间,设置具体议题、议程,激发国外网民的话语表达意愿和主动传播热情,使他们能够主动分享信息、互帮互助,表达意愿、宣泄情绪,作出评论、提出建议。四是由忽视共享合作向引导集体行动转变。
网络传播能够大幅降低管理成本,突破企业管理成本的“科斯地板”,把网民凝聚成松散结构的群体,并使这些群体可以出于非营利目的、不受管理层指挥而运行,甚至还可以跨越国界开展行动。群体行为按照难度级别递进,分别是共享、合作和集体行动。
①在共享阶段,通过网站、社区、博客、微博等广泛传播“美丽中国”特定主题,实现资源、信息等共享。在合作阶段,在网上就某些认识达成一致,促成共识,确定行动目标,激发行为动机。在集体行动阶段,通过网络特别是移动网络,保持线上线下互动,推动活动有效开展,并在线上大力宣传推广活动,扩大影响力。
(三)重建“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信道
尼葛洛庞帝认为,数字化将使组织更平等,使社会全球化,使控制分散化,使人民更和谐。②通过“美丽中国”的网络对外传播,将推进中国网络传播平台与国外网络传播平台的对话与交流,有力促进“美丽中国”主题的全球关注,消解西方发达国家网络霸权,促进中外网民相互理解、和谐共处。应当努力实现“四个转向”,不断提高“美丽中国”曝光度和受众共鸣水平,重新构建“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信道。
一是由重视以我为主转向中外兼顾。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建设突飞猛进,对外传播能力显著增强,但落地率较低,国外受众占比很低。我们在做好自身对外网络传播的同时,应当积极拓展国外网络传播渠道。“美丽中国”是人类共同话题,可以通过中国网络平台与Google、Facebook、yahoo、msn等国外著名网站开展共享和合作,在网站之间、频道之间、论坛之间等多个层面,围绕“美丽中国”主题,开展内容互转、用户相互登录、广告客商互投等方面的战略合作,直接发布“美丽中国”相关信息,“借船出海”,消除国外网民的陌生感与异质感,有效解决“美丽中国”国外落地和受众覆盖面问题。
二是由重视新闻网站转向网站、自媒体兼顾。自媒体是最受欢迎、使用最活跃的网络传播方式。在用好新闻网站开展“美丽中国”对外传播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国外自媒体传播。要主动在Facebook、Instagram、Pintrerst等国外主要社交网站,WordPress、Technorati等主要博客网站,Digg、Reditt等主要掘客网站,Twitter等主要微博网站,Youtube等主要视频网站,Topix等主要网络论坛,Flickr等主要网络群组上,注册若干账号,形成自媒体账号群。积极开展自媒体传播活动,组织上传“美丽中国”相关主题的文字、图片、视频等内容。建立自媒体团队,引导网络评论,利用注册账号开展主题推送、重点推介、评论引导等网络议程设置和网络舆论引导。
三是由重视PC互联网转向PC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兼顾。目前,全球上网人数达到30亿人,全球72亿人口中有半数使用移动设备,近20亿人活跃的社交账户,活跃的移动设备社交账号占了16.8亿人。①PC社交已经基本停滞,而移动社交正在快速增长,除了巨头产品移动时间继续增加外,新的社交应用也是层出不穷。移动端接入互联网有两种形式———App应用浏览和手机浏览器浏览,其中App应用占比八成以上,而手机浏览器占比不足两成。所以,开发出能被国外移动用户广泛认同的“美丽中国”APP应用产品,或者在已有最爱欢迎APP应用产品中扩大“美丽中国”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是“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战略转型的重要方向。
四是由重视传播过程转向形成共鸣。“网络世界可以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重塑我们自身,让我们能够在他人心中激发出新的共鸣”。②要精简信息,无论文字、图片还是音频、视频,都尽可能视野开阔、思路宽广,着眼于人类文明进步、人民生活幸福,采取最紧密、最锐利的表达,传递出让受众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回味悠长的“美丽中国”相关信息。要倾注情感,在“美丽中国”相关信息中注重激发国外受众责任、希望、感激、自豪等核心情感,避免骄傲、自负、自以为是等负面情绪,避免受众产生抵触、被摆布的感觉。要注重互动,鼓励国外受众对“美丽中国”信息通过电子邮件、跟贴、网站评论等进行反馈,同时第一时间回复,感激网民关注、重视网民评论、尊重网民意见、吸纳网民建议。要让网民觉得“美丽中国”跟他们是彼此关联的,是存在共同语言的,他们的观点和关注对于“美丽中国”建设来说是富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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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工程造价管理的改革也正逐步深入,探讨和确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工程造价改革的模式,是目前基建系统的重要任务。 长期以来,我国工程建设领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的价格政策,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建筑材料价格的放开,这种价格政策显然已不适合了,反映在基建项目方面表现为,概算超估算,预算超概算,结算超预算的“三超”现象严重,这一现象严重的影响着正常的施工进度和工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铁路工程建设投资控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铁路建设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大规模铁路建设极大地提高了铁路的现代化水平,与此同时,铁路建设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但是铁路建设项目投资失控、超概算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阐述了影响工程造价的主要因素、铁路工程建设的主要特点,从据实纠正设计概算偏差、灵活调整施工组织方案、严格审查变更设计、把好工程竣工决算关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加强铁路工程投资控制的对策。
如何对铁路建设项目投资实施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以最少的投资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是当前铁路建设单位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项目决策的正确性是确定工程造价及控制投资的前提,项目决策的内容是决定工程造价的基础,拟建项目一经决策确定,设计就成为工程建设和控制投资的关键。国外的一些研究资料显示,设计费虽然占了工程全部费用的5%~10%,但在决策正确的条件下,对工程造价的影响程度可达到75%以上。目前我国推行的招投标是一种市场竞价行为,对降低工程投资也有一定的作用。
(1)涉及部门多。铁路工程建设是一个涉及面广以及外部和内部联系都很复杂的系统工程,一条新线铁路工程的建设从确定建设投资开始,经过从立项、勘察、设计、征地拆迁、专用材料、设备的采购、建筑施工及竣工验收到投产使用等一系列过程,都需要由许多部门协调完成。(2)建设周期长。铁路工程建设产品生产周期长,一般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由此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非常巨大。(3)施工方案具有可变性。与一般的工业生产项目不同,铁路工程建设线路长、点多面广且分散。随着线路的延伸,工程所在地的地形、地质、水文气象等自然环境变化较大,并且铁路施工沿线的交通、水电、材料供应等社会环境的变化也较大。铁路建设项目的施工是由车务、机务、工务、电务、供电、车辆、房建等多专业工程组成,不同的工程有着各自独特的形式和结构;不同的工程施工顺序、施工方法、材料、构件运输方法、机具配备交织在一起,使得施工方案具有一定的可变性。
3.1据实纠正设计概算偏差
铁路工程设计总概算或修正总概算是对施工单位进行工程款结算的主要依据,但也不能盲目迷信与套用,应对其进行审查,对其中不合理的地方要予以纠正。如小区室外供电线路改造工程,在设计概算中95mm2电力电缆套用的是10KV电力电缆的单价为9641.93元/km,而设计图纸为1KV电力电缆,单价为6444.27元/km,两者差别很大。另外,铁路工程设计概算材料价差是按设计年度调查价与定额基期价差计算的,由于受前期征地拆迁等因素影响,而实际大量铁路建设项目施工是在设计年度之后,随着近年来GDP增长逐年降低,钢铁、水泥等大宗建料建设单位可以采用分年度计算材料价差的办法降低工程开支。
3.2灵活调整施工组织方案
铁路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是铁路工程实施的总体方案,是施工生产的行动纲领,是组织施工和指导施工活动以及保证铁路基本建设正常进行的重要技术经济文件,是安排施工力量和工程投资的依据,应认真严肃地去执行。但是铁路工程具有点多、线长、跨区域、跨地区等特点,施工中变化因素很多,施工组织设计不应完全一成不变,要根据施工情况及时进行调整,从而达到降低工程费用支出的目的。
3.3严格审查变更设计
铁路工程施工中,特别是高铁建设中穿山跨江,隧道、高架桥梁较多,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工程的变更。要认识到变更设计是对设计的优化、完善和补充,是对铁路工程建设负责的做法,但是变更设计费用如在工程总投资中占的比重太大,将直接影响到投资发生变化,甚至常常是造成工程投资突破总概算的主要原因之一。
施工中变化多,必须充分发挥现场监理工程师的作用,根据工程中的实际变化,及时将工程追加、削减、修改等设计变更及隐蔽工程的验收和材料代换的变化情况记入台帐,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施工单位通过虚报、多报、重复申报、报增不报减等方式,套取工程款。如宁岢线五寨~庄儿上平改立土方调配,原定6548m3土方改为软石运1.5km,施工单位办理了变更。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又调整了部分调配方案,决定其中2780m3改由从异地取土,运距7.5km。施工单位再次办理变更,却只提出要增加运费,而不报应扣减的2780m3软石运1.5km的费用。还有,概算内的涵洞取消或大孔径改为小孔径可以减少投资,施工单位往往不报此类变更。现场监理工程师应全面掌握现场实际情况,严格审查核实变更设计实际发生情况和工程数量的增减,促使施工单位如实上报设计变更。
一般来说,施工单位会尽量套用单价高的定额来计算工程费用,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对于某些施工单位套用单价高得离谱的定额,应严格审核予以纠正。如在大秦线平谷~大石庄路基变更设计中,4356 m3土方改为河滩取卵石土,施工单位便选用软石开挖单价,申请工程变更费用。还有,尽管变更的工程数量核实了,某些施工单位却不按概算章节编制概算,如路堑变更设计中,按设计院提供的变更通知单,变更内容既有路基土石方,又有路基附属土石方、路基加固工程及挡土墙,施工单位却全部按挡土墙计算,扩大了变更设计的工程费用。因此,建设单位要认真负责,严格管理,切实做好变更设计的预算审核工作,严格控制变更设计费用。
3.4把好工程竣工决算关
在所承包的工程按照合同规定的内容全部竣工后,施工单位会向建设单位进行最终工程价款的结算。在竣工决算时为获取最大利润,有些施工单位往往会提出一些费用要求建设单位解决,主要是个别材料和设备价格高出设计概算价格,施工单位都会要求补价差增加结算费用,该费用应由承包风险包干费解决不予补差,建设单位应严格把好投资控制的最后一关。
总之,铁路工程投资控制是一个系统工程,投资管理是一个全过程动态管理,贯穿于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设计、招投标、施工、竣工、验收及结算全过程。要提高建设工程投资的效益,需各参与方共同努力,在工程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动态控制的及时性,合同管理的规范性,造价从业人员综合素质等方面多下功夫,并落实到建设过程的各个环节、细节,才能有效地对铁路工程建设投资进行管理和控制,相信通过各个环节的严格管理和有效控制,铁路工程建设投资效益会有很大程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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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风建设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色。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既要崇尚法律的至上权威,又要不断追求公平正义。只有如此,才能使得法治理念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关键核心作用不断凸显,也才能更好地发挥执政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廉政建设的关键五年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廉政建设有使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大目标。目前,在持续的反腐高压态势下,干部“不敢腐”的短期目标已初步实现。未来五年应聚焦于“不能腐”这一中期目标,即通过制度预防和技术预防,降低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和成功率,通过减少腐败机会抑制腐败动机。
【关键词】反腐 廉政建设 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实现“十三五”规划提供坚强保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到“反腐不能停步、不能放松。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落实‘三严三实’要求,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巩固反腐败成果,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这说明未来五年,反腐和廉政建设依然是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丝毫不可掉以轻心。
实现两个转变:从建设廉洁政府扩展到建设廉洁社会,从打击腐败升级到预防腐败
未来五年,廉政建设要实现战场与战略的双重转变。
首先要扩展反腐倡廉的战场,从建设廉洁政府扩展到建设廉洁社会。我国一直致力于党政系统的廉政建设,然而事实证明,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其意识和行为深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同时也反过来影响社会风气。由于腐败现象已向社会各个领域蔓延,在很多行业行贿几成“潜规则”,仅仅局限于在党政系统内部推动廉政建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将反腐败的战场扩展到整个社会,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消除腐败现象的社会土壤,才能为廉政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廉洁社会建设作为中国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其内涵外延都在不断探索过程之中。廉洁社会建设应以廉政建设为中心,同时包含社会廉洁教育、反商业贿赂、公益慈善事业廉洁管理等重要任务。
要实现“不能腐”的中期目标,未来五年反腐倡廉的战略战术也要相应调整。具体地说,就是要溯本求源,从打击腐败(治标)升级到预防腐败(治本),从事后惩治提升为事前预防。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我国廉政建设有一个基本的经验教训,就是以查案为主的治标代替不了治本的作用。查处腐败案件主要是解决“存量腐败”,但要想从根本上夺取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必须能有效地防止“增量腐败”,有效防范未来发生的各类腐败行为。事实证明,没有有效的预防措施,反腐败工作就会始终滞后于腐败行为本身的发展,最终陷于查不胜查的困境。鉴于“不敢腐”的目标已初步实现,未来五年应致力于消除腐败行为的必要条件,降低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和成功率,使广大干部“不能腐”,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
完成两个延伸:构建起上下贯通、令行禁止的公共权力体系,建立覆盖各行各业的社会监督网络
腐败行为的本质是公权私用。我国腐败高发多发,直接原因在于一方面公共权力过多,另一方面权力运行缺乏监督制约。要改变这种现状,廉政建设必须纵向深化,构建起上下贯通、令行禁止的公共权力体系,从源头上防止公权私用。
重构权力体系涉及到一系列任务:通过权力普查,掌握公共权力现状;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压缩公共权力的种类和总量;通过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划定权力的边界和禁区;通过廉政风险防控,发现权力运行中的风险,等等。这些基础性工作都是从源头预防腐败的必要条件,不可或缺。
在纵向深化的同时,廉政建设还应横向扩展,建立覆盖各行各业的社会监督网络,压缩监督“暗区”,消除监督“盲区”。提到反腐倡廉,公众的第一反应就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各级官员。其实凡有利益之处,皆有腐败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反腐倡廉不应再局限于掌握公共资源与公共权力的党政部门,而应扩展到所有掌握资源与利益的机构,包括各类企业单位、教育文化团体、公益慈善组织等。
构建社会监督网络,除了自上而下的法律监督,更重要的是推动自下而上的信息公开与管理透明以及行业本身的廉洁自律。只有建立起多主体、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监督和治理结构,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行为的社会土壤。
夯实三个基础:法律制度基础、社会文化基础、信息技术基础
第一,夯实廉政建设的法律制度基础,就是要根据依法治国的原则,全面提升廉政建设的法治化与制度化水平。这涉及到几项具体任务:一是全面整合党规政纪等廉政规则,改变廉政规则总量极大而执行力偏弱的现状,建立起简明、清晰、权威的廉政规则体系;二是要加强党规政纪与法律的衔接,尤其是要解决“双规”的法律依据等长期困扰纪检监察机关的难题;三是要从法律上明确纪检、监察、检察院等各个反腐败实务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加强工作协同,减少重复劳动,提高运行效率。
第二,夯实廉政建设的社会文化基础,就是要通过持之以恒的廉洁文化建设,尤其是社会廉洁教育,培养全社会的廉洁意识与习惯,最终形成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文化,为廉政建设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廉洁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培养全社会的公开透明意识,牢固树立凡是涉及到公共利益,“公开是惯例,不公开是特例”的原则,以此来调动自下而上、无处不在的群众监督,防范各类腐败行为。
第三,夯实廉政建设的信息技术基础,主要是指纪检监察等部门要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自身主动发现已有腐败行为(发现存量)和预防未来腐败行为(防范增量)的能力。在当前的大数据时代,信息获取和共享的成本日益降低,不应再出现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腐败行为。国家应通过强制要求大额收支实行电子支付、建立全国互联的不动产登记系统、严格金融资产实名制管理等措施,全面掌握全社会各类资金资产的流转情况,同时加强各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及时发现各种可疑操作和利益输送。这是改变当前查案工作严重滞后局面的必经之途。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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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云计算的定义有多种说法。对于到底什么是云计算,至少可以找到100种解释。现阶段广为接受的是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定义:云计算是一种按使用量付费的模式,这种模式提供可用的、便捷的、按需的网络访问, 进入可配置的计算资源共享池(资源包括网络,服务器,存储,应用软件,服务),这些资源能够被快速提供,只需投入很少的管理工作,或与服务供应商进行很少的交互。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建设基于云计算的IT基础设施分析电信运营商的优劣势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目前电信运营商IT 系统的计算资源主要为Unix 架构服务器与x86 架构服务器的并存。引入云计算技术,可以实现高效率、快速部署、按需使用的IT 服务能力,但电信运营商在建设基于云计算的IT 基础设施的过程中会有自己的优势,也会有自己的劣势并遇到相应的困难。
1、作为传统电信运营商,在机房、网络、IDC 等基础设施具有优势。(1)掌握着互联网接入、IDC、移动通信网络和WiFi 热点等资源,这些资源是云计算发展的最基本资源;(2)能够充分利用其全国乃至全球的骨干网络为云计算提供安全可靠的网络接入服务,可以为用户提供确保端到端的SLA;(3)拥有向数以亿计的用户提供大规模通信服务的经验,计费模式也多是按使用量付费,这些经验能够直接复用到云计算服务。
2、在提供公众服务方面具有较好的市场品牌,以及成熟的支撑体系、丰富的运营经验及优秀的销售团队。随着已有工程经验的不断积累,运营商已经培养锻炼出了一批有知识、懂技术、掌握工程经验的队伍,对于工程中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已规范化。这些都将创造良好的建设条件,使建设周期缩短,更快产生效益。
3、引入云计算技术,能够有效节约IT 系统的建设和采购成本,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 。利用云计算技术改造IT 系统,降低成本。当前运营商的IT 系统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重要,但是烟囱式的系统建设方式导致资源难以共享、利用率低、标准程度差,建设和扩容成本不断攀升,云计算技术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良好途经。利用云计算技术改造IT 系统,将大大节约IT 系统的采购和建设成本,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
4、引入云计算技术,将拓展云计算IDC 等新的服务模式,增加新的收入来源,向客户提供新的信息服务模式 。建设云计算IDC,进行业务创新。可为企业和ISP、ICP、ASP等客户提供互联网基础平台服务以及各种增值服务。基于云计算技术的IDC 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客户采用基于云计算的IDC 作为商业模式转型的基础平台。运营商通过建设云计算IDC,能够拓展新的服务模式,提供新的服务内容,增加新的收入来源。
1、组织架构及管理体制不完全适应云计算系统的建设和运营需要。
传统的IT 系统由不同的部门进行管理和维护,云计算平台实现资源共享,承载跨部门应用,现有组织架构无法适应云计算环境下的管理及运维,建设统一的云计算平台后需要对现有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云计算平台的建设要求支持资源的快速申请和回收再利用,实现资源动态调度、自动部署和性能监控,满足应用按需申请、快速上线的需求,需对云资源的申请、使用分配和管理制定相关的规范和流程。为促进云计算资源的合理应用,降低成本并提高效率,需要建立合理的IT 资源服务和资源使用质量考核机制、成本结算体系 。
2、对公司既有的需求、采购、建设、维护等方面管理流程带来挑战。
云计算的引入对现有系统建设和采购模式将产生影响。资源池将独立进行采购、建设、配置,建设与扩容需求不再与具体的业务捆绑。业务平台的建设、扩容、升级与云计算资源池相互独立,且只涉及业务应用(软件为主),所需硬件物流资源向资源池申请;若业务平台扩容不涉及到新的功能升级,仅需向云资源池申请更多的资源进行业务部署,不需要进行扩容建设,可快速满足业务发展需求。
3、技术成熟度。
(1)业界无统一标准,技术路线选择困难:缺乏对云计算相关技术适用性的有效评估和实践案例,经常面临成熟商业产品与开源软件、软硬件一体机与通用产品等路线的选择;(2)缺少上层各专业应用系统云化改造的指导意见和相关技术规范;(3)对大数据处理、云存储等专业技术缺少研究和实践:除了U2L、虚拟化外,对于并行计算、分布式存储等技术的应用研究和试点不足 。
4、系统建设方面。
(1)未充分发挥集中化规模优势:按照专业分别建设资源池,资源池规模小且分散,技术规范、系统架构、功能存在较大差异;
(2)资源池建设周期较长:上层应用及网管维护对资源池的需求不断变化,资源池设备种类多、规模大,绝大部分集成商经验不足,且部分功能需要定制开发,造成建设周期较长;
(3)资源池建设带来职责分工模糊:上层应用系统部署涉及软件厂商和云平台集成商,出现问题后责任界定困难,协调工作量加大,运营商自身力量技术有待提高;
(4)对集成商过度依赖,运营水平较低:从业界最佳实践看,云计算应用主要依靠自身力量,特别是对于系统维护和优化工作。
总的来说,电信运营商通过构建基于云计算的IT 基础设施,实现高效率、快速部署、按需使用的IT 服务能力,有助于缩短IT 系统建设周期、降低维护成本、创新业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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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简称是VC,在中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其实把它翻译成创业投资更为妥当。广义的风险投资泛指一切具有高风险、高潜在收益的投资;狭义的风险投资是指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投资。根据美国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具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一种权益资本。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简析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简析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影响全文如下:
摘要:风险投资从本质上来说,是风险投资机构为了获取高新技术产业因技术研发等原因所带来的垄断前景,并且凭借这一垄断市场的前景获得几倍于投资额的利润而展开的投资活动。 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正是对这一垄断前景的维护,由此可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风险投资的资本规模以及投资能否成功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风险投资规模、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研究对象,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风险投资;垄断;知识产权保护。
1985 年 9 月, 中国大陆成立第一家专营风险投资的全国性金融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 自此以后,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迅速发展,90 年代初期我国风险资本总量达到 20 多亿元, 至 2011 年, 我国已有风险投资机构百余家, 风险资本总量1694.85 亿元。 本文将尝试通过简要分析影响风险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 了解我国风险投资迅速发展的原因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风险投资,是指把资金投向蕴藏这较大失败风险的技术创新领域,以期成功后取得高额收益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风险投资具有两个方面的明显特征:一方面,风险投资是一项蕴藏着较大失败风险的商业投资行为。 因为其投资周期长、资金回收慢, 一般的风险投资都要经历 4 到 5 个发展阶段、3 至 7年的变化,在整个投资期间需要面对来自于金融市场、产品供求市场、国际经济环境、政府政策、公司内部风险控制等各种外在条件变化的威胁,因而投资成功率也是非常低的,据美国一些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专家介绍,在他们投资的项目中只有不到 1/3 能够成功。 关于这些因素,之前有许多学者都已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说明,本文将不再赘述。
另一方面,风险投资其高额的收益性,这种收益的根本来源在于技术创新。因为创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可以为市场带来一定程度的垄断,在新技术还没有被广泛推广时,掌握这项技术的企业往往能通过卖方市场的特征快速的回笼资金甚至盈利。 邵同尧、潘彦曾对风险投资和创新因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和创新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垄断的创新技术水平才是发展的源泉,是风险投资项目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保障创新企业的技术垄断地位,保护这些企业的技术专利权是风险投资市场发展的必要条件。 由此可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风险投资的成功与否,最终影响我国风险投资的整体发展规模与质量。 下文将具体分析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风险投资发展的影响。
由上文分析,可知当一国的知识产权水平较高时,人们对于风险投资会产生更高的热情,风险投资资本的规模也会呈现上升的趋势,即风险投资规模应该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正相关。
下面将用实证数据从风险投资受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影响关系的角度探讨我国这些年风险投资的发展变化。 在研究过程中,主要加入了以下指标:
①风险投资资本规模 Capital。 因为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较晚,数据记载不够系统全面。 关于近些年风险投资的机构数量、注册资本、组织形式以及风险投资的资本规模都没有进行长时间的记载,本文选择对于《中国风险投资年鉴》中可查询到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得到从 1994~2010 年我国风险投资机构的平均管理资本规模数据,作为考察我国当年可用于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投资的资本实力。
②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Pro。 一国的知识产权水平是否发达,和该国的科学研究水平、信息分享渠道建设、法律完善以及法制维持等等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本文所选择的数据是从孙旭玉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获得的。 在该文中,作者参考国际先进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计算方法,例如 Rapp和 Rozek 的 RR 指数 5 等级划分、Ginarte 和 Park 的五类别计算方法等,在结合中国法律制度不完善、法律执行力度不高的现实的考虑之下,参考韩玉雄、李怀祖等人的使用执法力度因子完善G-P 指数的思路, 经过大量的数据搜集所计算得到的更加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数据。
③其他控制变量指标,即除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意外其他影响风险投资规模的一些因素。 从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中,我们已经清楚,风险投资的发展规模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企业家的素质、政府资金以及政策的支持、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完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速度、居民需求的变化等等。在这里,我们选择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GDP、每年毕业生中研究生人数 Edu、我国综合税率 Tax、 当年上市公司数量 Dn 这几个指标来反映风险投资机构在进行筹资以及投资的内外环境影响水平以及居民的需求变化,PGDP 反映了被投资企业面临的整体经济状况,Edu 反映风险投资机构就业人员素质,Tax 代表风险投资机构与被投资企业开展经营活动时的税负成本,而当年上市公司数量 Dn 可以体现出当年风投企业通过被投资企业上市而实现资本退出的难易程度。 这些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各年数据,其中综合税率是通过计算我国税务收入同 GDP 之间的比例所得。
为降低数据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设立模型如下:
lnCapital=lnPro+ln PGDP+ln Edu+lnTax+lnDn。
通过 stata 软件进行回归运算,可以得到表中的结果。
从回归结果来看,风险投资资本规模确实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现显著相关性, 这从实证的方面证实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考虑到我国整体经济环境、金融环境、以及风险投资机构内部人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后,我国风险投资规模和知识产权保护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这与我们的分析是不符的。 对于造成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
首先,数据不足。 《中国风险投资年鉴》中关于风险投资规模最早的记载就只有到 1994 年,期间只有 17 组数据,使得我们的回归必然会出现很大的误差。 而且由于一些数据记载不完全,在分析中只能选择相近指标进行回归,比如关于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 对于风险投资机构从业人员结构数据的记载最早从 2003年开始,并且期间数据没有持续录入,这会对回归分析造成影响,因而本文选择的全国毕业生中的高学历人才所占的比例来侧面反映风险投资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水平,这必然会使得回归呈现不严谨的一面。
其次,受到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实际情况的影响。与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知识产权水平处于明显的低位。 2007年修正后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 3.12,仅仅同美国在 1960 年、德国在 1980 年的水平持平, 而中国人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更是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这与我国不断高速发展的经济与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不符的。这样的事实也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的科技人才的研究热情, 最终的结果会影响到我国高新技术的整体创新性,最终导致出现大量学术模仿研究出现在高新技术领域,当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时,因为抑制了这样的学术模仿反而对高新技术行业产生负的作用。
本文从理论分析、数据验证两方面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风险投资的重要性。 由本文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建设、还是对于风险投资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我国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知识产权保护不加以完善,不仅将对风险投资造成影响,对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也必然会造成重大损失。而我国的风险投资,不论是投资机构的制度建设,还是风险投资项目的评判选择以及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完善,或者风险投资全程的资金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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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赵振兰,高志敏。中国风险投资年鉴[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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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组合理论是以一系列资产收益率的均值和方差作为组合选择的依据,提出了均值—方差资产组合选择的基本方法,即保持一定的方差的资产组合,使期望收益率最大化,或者保持一定的期望收益率的资产组合,使方差最小化;意味着资产选择不能依据资产本身的某一特征,还必须考虑该资产与其他资产的相互作用。该理论不仅描述了资产及其组合的收益与风险关系,而且解决了最优资产组合的选择问题,使得资产组合分析和管理科学化、程序化,从而奠定了其在金融投资理论中的地位。
在资产组合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资产定价理论认为,一项投资所要求的收益率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1)无风险收益率,即将国债投资(或银行存款)视为无风险投资;(2)市场平均收益率,即整个市场的平均收益率,如果一项投资所承担的风险与市场平均风险程度相同,该项收益率与整个市场平均收益率相同;(3)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是某一投资组合的风险程度与市场证券组合的风险程度之比。而期望的收益率由无风险收益和该组合的风险系数与市场平均收益和无风险收益差额之乘积决定。
根据市场对信息反应的有效性,将市场分为弱势有效、半强势有效、强势有效市场。而反应程度分为反应不足以及反应过度两种情况,描述了信息对市场的影响。
将金融学与社会学及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相结合,从另一个假设的层面出发,认为人的一些社会性特征及自身人性影响引导自己的投资行为,诸如羊群效应、过度自信等。
在投资中,还有其他很多效应,由于诸多因素导致的,诸如IPO抑价效应,小公司效应,税收效应,整数效应,股利理论,盈余公布效应等。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时间看,前两个理论是一组,第三及第四是另外一组,两组进行比较。第一组是从数理的角度出发,基于期望均值和方差,将收益和风险进行量化,由这两个变量来主导投资,通过一系列的对比分析,均衡选择,得出结论。而后一组中有很大程度的数量分析,但主要思想是从外部和内部相结合的理论,外部的信息以及人的行为对进行投资的影响。
上证综合指数是最早发布的指数,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从1991年7月15日起编制并公布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它以1990年12月19日为基期,设基期指数为100点,以全部上市股票为样本,以股票发行量为权数,按加权平均法计算,遇新股上市、退市或上市公司增资扩股时,采用除数修正法修正原固定除数,以保持指数的连续性。然后于2006年1月4日发布了新上证综合指数,新综指选择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沪市上市公司组成样本,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股票在方案实施后的第2个交易日纳入指数,新综指是一个全市场指数,以2005年12月30日为基日,以该日所有样本股票的总市值为基期,基点为1 000点。新综指采用派许加权方法,以样本股的发行股本数为权数进行加权计算,当成分股变化时,同样采用除数修正法修正原固定除数。
深圳成分股指数是由深圳交易所编制,通过对所有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进行考察,按一定标准选出40家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作为成分股,以成分股的可流通股数为权数,采用加权平均法编制而成。成分指数以1994年7月20日为基日,基日指数为1 000点,起始计算日为1995年1月23日。
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全部股票为样本。中小板指数以可流通股本数为权数,进行加权逐日连锁计算,以2005年6月7日为基日,基日指数为1 000点,2005年12月1日开始发布。
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全部股票为样本。创业板指数以可流通股本数为权数,进行加权逐日连锁计算,创业板指数以2010年5月31日为基日,基日指数为1 000点,2010年8月20日开始发布。
本文运用简单的复利计算方法,以日为最小变动单位,365天为一年,从基日开始,以基期指数为期初指数设为I0,同时以2013年11月29日收盘指数为期末指数,设为I,式子表示为I=I0(1+R)T,R为年化收益,T是以日为最小变动单位表示的年数。
由于四个指数的基日不同,为了方便对比,以同日的指数作为期初指数进行计算,所以总共有四个时间段,指数多少四舍五入取整。同时加入标准普尔指数方便与上证指数对比,具体指数(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中可以明显看出,时间有四段,计算得T=(22.96,19.38,8.48,3.5)。代入公式,得到收益率,为了方便对比(如下图所示):
对比第一组数据,可以看出,上证的收益率是标普的1.88倍。两个指数都是选择大量的样本股,能较好地反映股市的整体情况。不同的是面对的市场不同和自身的市场机制不同,而股票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从经济的发展上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迅速,每年GDP增长高达8%,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则是维持较为稳定的经济增长为3%,新兴国家的股票市场收益高于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可以用经济高速增长来解释。同时也发现股指收益差异小于GDP增长率的差异,可见一个开放成熟的市场虽然经济增速较低,但是股票市场还是保持不错的收益增长。而且只是指数计算,没有包括股利之类的收益。然由于现在中国经济增速逐渐减缓,面临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而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和地方债务等问题也一直影响着经济,经济发展面临着滞胀的风险,股市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便跌到2 000多。而美国经历危机后,失业率已经逐渐降低,同时之前的医疗改革也取得一定成效,在社会保障体系稳固的情况下,加之相应措施的采取,如对于企业及时的救助,QE政策的推出等,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同时技术进步的不断出现,如对页岩气技术的革新等。经济恢复的迹象显著,股市也涨到新高。很快美国将停止QE政策,到时将会让美元走强,大宗商品价格会受到更大的影响,而国内的经济发展,之前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60个目标,但具体实施的方略还未出台方,中国股市的仍维持在之前的指数上下波动。当前的股市反映了相应的政策信息,信息同时作用于股市。经过与其他时间段对比上证的收益在第一组最高,这是因为期初的指数为100,虽然中间经过新综指的改革,但是当时的指数在1 100左右,就没有去进行分开计算,而且市场也不会出现这种错误。以上基于所选取的指数的时间点的特殊性,以及时间段的长短做出了简单分析,由于时间结点是一致的,下面的对比就不再提及这点。
对比第二组数据,深成的收益高于上证,是上证的1.27倍。这是因为深成选取的样本股远远少于上证,从投资组合理论上看,虽然股票选择量达到20个样本股以后,波动差异不是很明显,但0.27还是反应了区别。而深成选择的样本股都是行业中具有代表性,大盘股,流动性好的,同样的上证因为样本多,盘子大,需要带动的资金力量也因此要大,但这只能说明深成的收益区间会大于上证的收益波动区间,而深成收益率高,主要还是因为期初指数1 000的原因,低估了指数的价格。第二组数据所选的时间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也较为迅速。
对比第三组数据,中小板高于深成,深成高于上证。首先中小板上市的企业流通值低于主板同时企业大多处于成长期,而且股票所处的行业也大多是比较有前景性的行业,如同新兴市场的高增长一样,相对于成熟期的企业而言,基本面上就有高收益和高成长的预期,但也意味着相对于主板有很大的波动性,可以用投资学中的“小公司效应” 来解释,对于创业板方面也是如此。同时一些相应的预期理论加重了人们对预期情况的关注。中小板指数也受到了期初1 000低估指的影响收益高。而第三组的时间背景下,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所占比重大,加之经济的发展,这组的平均收益最高。
对比第四组,创业板高于其余三个,同时三个都为负,而中小板要好于剩下两个,上证好于深成。创业板指数相对于其他三个指数,选取的公司样本流通值更小,当然企业的成长空间也更大,行业特性更明显,“小公司效应”也是如此,但不确定性也更多。作为对风险的补偿,较高的收益,也是合理的。宏观层面上看这段时间的背景是金融危机的后时代,同时也是政府实施4万亿投资的后时代,市场的对于这段时期的反应是这样,三个板块的累积收益为负,不及银行存款利率和国债回购率,同时这段时期也出现了IPO停止的情况,虽然不能简单地评论IPO对市场的影响是好是坏,但基于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下,市场的反应更多的是负面,IPO本是帮助企业上市融资,让投资者有更多的选择好事,经济学中的选择越多越好,现在却被认为是“洪水猛兽”,那些能从很大程度上影响股市的力量,是在众多投资者的博弈中脱颖而出的,对于IPO,可能更多的认为只是上市公司的一种圈钱行为,并不是为投资者谋利。 缺乏良好的退市和监督机制,也就类似于只能选择欢迎和留下,却不能选择送走,那可供的选择从维度上减少了,有的只是量上的增多,会产生边际递减的效果,而且人们经历过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影响的市场重复博弈后会变得很理性,不得不承认IPO的前景不是很乐观。而在11月30日证监会公布了相关的方案,IPO重启及一些相关概念的提出,除却周一的证券股上涨,作为市场的反应外,但目前指数的反应与之前仍无太多变化。
通过上述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已经被多次探讨了,在成熟的发达国家,金融的发展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成熟而且尖端,但这都是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虚拟经济是能帮助实体经济更好的发展,有效的投资融资,发挥金融机构应当有的作用,两者虽然互相联系,但是却又是分开的。而现在的股票市场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真实经济的情况,不清楚,但前段时间出现上证指数跌破两千点,而后又回到了2 200左右,与6 000点时相比,不得不说现在的市场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本文对于中国股市的投资收益分析,只是基于期初指数与期末指数,运用简单的复利计算的收益率,而且因为期初都是以各个指数的基期为基准,越早进入股市,进入新的板块,能有不错的收益,体现出长期持有的年化收益。同时就四个时期较为突出的情况进行简单的分析,当然由于时间点的特殊性,指数的收益还是较为正确地反映了各个指数的特点,也不排除有其他情况的出现。股指衡量的是股票市场的总体价格水平及变化趋势,所以偏重于宏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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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连接过去,通向未来,指引方向,更决定命运,可以说选择走不同的发展道路,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发展结果。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时代发展的步伐,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重考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地提出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系列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实践根基和理论基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及其对“三个自信”的贡献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对在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以期能找到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时的那些理论探讨和建设经验,无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党的提出了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1]的命题。回顾建国初期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探索,我们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探索成果对于当下坚定“三个自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科学态度,主张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针对苏联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毛泽东于1955年年底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2(] P488);他认为,应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P721)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应该学会独立思考,最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适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建设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2. 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把“民众大联合”作为改造国家与社会的根本方法。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迎来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更加重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问题,并把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应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切成就的重要思想动力依据。
3. 提出了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发展理念。
一个国家如果要走向富强,就必须实现现代化,而工业化则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共产党逐步摸索出了发展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色。
第一,发展国民经济须遵循“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鉴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和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应必须把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放在经济问题的首要地位,强调发展工业也必须和农业发展相协调。这就使得当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农业经济快速恢复互为条件、互相结合、互相促进、同时并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一个创造性的新概括。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第二,统筹兼顾、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等关系是实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原则与基础。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实现提供了历史依据。
1. 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1949年9月下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说明,人民民主专政已经从一种科学构想成为了现实并在中国得以具体实践。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到了1982年,我国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我国国体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写入宪法,保证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所取得的民主成果。
2. 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新中国成立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并没有能与新生的国家政权同步产生。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恢复,全国各地先后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就为召开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宪法、法律法规的颁布,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宪法体制上的正式确立。中国人民所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共和国政体,确立民主集中制为共和国政体的基本原则,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政体和政权的坚实基础。
3. 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949年9月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形成,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出特点和优势。195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新中国首部宪法中得以确立:“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4(] P521)
4. 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也是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基本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和在国家中的地位作了更为全面细致的规定,这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历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到1956年我国基本形成全国统一的民族自治体制,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
5. 进行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尝试。
在毛泽东看来,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是适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仍需要不断完善。同时,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P543)因此,围绕适合中国社会的民主法制建设,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比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改变中央高度集权;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执政党建设,反对个人崇拜;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等设想。
此外,毛泽东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提出了改革设想。比如,1960年3月,毛泽东对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经验,称之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并冠之以“鞍钢宪法”[6](P89-90),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1961年,中共中央在《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使其中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逐步成为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毛泽东还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双为、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党的领导,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成果颇多,虽然有的没能很好坚持,有的甚至走向了错误的方向,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当今中国的改革进一步深化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法宝。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赋予了“实事求是”以全新的含义,使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中国化的科学概念,并将“实事求是”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因此,五十年代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提出探索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命题,就是能够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和共产国际与苏联经验,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实事求是,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实现历史性飞跃的结果。因此,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
2.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灵魂。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自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明确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党除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任何本党和个人的私利。”正是因为我们党很好地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才能由小变大,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充分发扬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1956 年,中共八大在党章的总纲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这是对七大关于群众路线相关论述的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更是把党群上升到事关社会主义成败的高度来看待:“就像鱼和水一样,如果党群关系出了问题,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就不可能获得成功。”[7](P488)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和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成为一以贯之的核心和灵魂。
3.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经验总结,这其中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独立自主,就是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同时积极争取外援,开展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
在毛泽东看来,要取得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作指导,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有益的先进经验,努力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千方百计探索出一条适合于我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尤其是他在1958年先后实施“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等一系列举措,虽然毛泽东想摆脱但却未能真正摆脱苏联模式,但这也说明毛泽东认为革命和建设都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正如邓小平在1988年会见莫桑比克总统若阿金·希萨诺时所强调的:“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9](P123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成果。
此外,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是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学方法论。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离不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离不开其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的实践。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性努力,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根本方向,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也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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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站场是在某一限定的场所上为组织运输生产所需的生产性或服务性的各类设施的结合体,是道路运输网络中旅客或货物集散、中转的节点。它不仅是道路运输网络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道路运输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同公路建设相比,道路运输站场的建设一直处于滞后状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刍议道路运输站场建设现状及投资改革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道路运输站场是组织运输生产必不可少的基础型设施,同样也是社会公益性设施。在当前经济不断发展的形势下,我国政府更加重视道路运输事业的发展,在这方面的投入也越来越多,将其最为重要的建设内容。因此,必须加大建设力度,加快投资改革步伐,以有效促进我国道路运输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该文结合工作实际,从我国道路运输站场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出发,从日常工作中总结一些实践经验,针对如何做好道路运输站场的投资改革进行了分析与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以期能为改革提供一些措施和创新建议。
道路运输是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服务性行业,大力发展道路运输业,对于促进国际经济发展,活跃城乡商品流动,以及扩大社会再就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道路运输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与之相对应的是道路运输站场的基础建设落后,投资融资渠道不足等问题,并表现为脏、乱、差、小等现象。因此,必须将道路运输站场的基础设施作为重点来抓,并加快投资改革步伐,以促进道路运输站场能更好、更快的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路运输站场建设的投资渠道由单一的国家投资,转变为多渠道投资,并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各种经济成分投资站场建设,这极大的加快了我国道路客、货站场的建设步伐。据相关资料统计,截止2012年底,我国共建设有客运站7922个,其中一级站357个,二级站1984个,三级站2148个,四级站2610个,等外站823个;汽车货运站共1576个,其中,零担货运站681个,集装箱中转站225个,货运交易站670个。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与努力,我国大多数县市所在地的站场建设,已基本上达到了交通部一、二级站的建设标准。这些站场的建设,为实现我国道路运政管理部门对运输市场的源头管理,以及为实现“车进站,人归点,站管车”的管理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保障。
同时,我国各地纷纷加强了站场的硬件和软件建设。站场的硬件建设中,联网售票系统、电子显示系统、条码检票设备、监控系统、信息管理系统、危险品自动检测仪等多种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设备,在我国客运站场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普及;而“精神文明窗口”、“文明车站”等软件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综合而言,我国近年来在道路运输站场的总体建设成绩是喜人的,但是也不能忽视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不足。尤其是在乡镇站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站场建设中,其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并重点表现以下方面的问题。
1.1 设计落后,建站标准低
目前,在部分乡镇和欠发达地区的站场建设中,其设计理念还没有从传统的思维模式中转变过来,建站的标准较低。不仅车站的内部功能非常不完善,而且服务设施和营运设备都相对落后。导致站场的服务功能无法得以体现,难以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
1.2 布局规划不合理
一个完整的客运、货运体系,应包括有协调配套、合理分工的多种级别的运输站场,如枢纽站、落客点、招呼点、商务客房等等,而且应配置有各自的服务半径。然而在当前道路运输站场的布局规划中,往往随意性较大,且缺乏足够的战略眼光,导致在站场的建设规模上往往缺乏足够的发展空间。尤其是部分乡镇客运站中,小、乱、差等现象较为突出,从而导致站场之间分工不明,部分站场能力过剩,而另一部分站场则严重饱和。
1.3 重视程度不足
当前,道路运输站场的建设,往往没有引起当地政府的足够重视,导致部分建设项目难以得到落实。而且部分站场的建设是由企业自主与土地、规划等相关部门相协调,不仅随意性较大,而且缺乏相关法规、政策的支持,导致土地的批报难度大,建设申报周期长,建成后的利用效率低等多种负面问题。
1.4 技术水平落后
从目前道路运输站场的建设现状来看,整体科技化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偏低,部分站场对乘客和货物的检查,还停留在开箱查看或者经验判断等原始方法上,导致整体服务水平都相对落后,和铁路、水运、航空相对比,差距非常明显。
2.1 选址和规划布局问题
据调查显示,在已建成的道路运输站场中,部分站场运营状况良好,而部分站场却难以有效发挥出功能作用,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选址和规划布局不合理所导致的。造成部分站场内不仅没有发车,过路车也不愿进站;站内没有旅客候车,即使强制客车进站,也没有旅客上下,起不到便利群众的目的。这不仅浪费了国家的投资,加大了运输成本,而且而且导致运输站场的使用功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2.2 财政补贴机制问题
当前,用于运输站场建设的财政补贴金额偏少,在整个交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的比例也明显偏低。以甘肃省为例,在“十一五”期间,全省建设乡镇客运站共900个,行政村停靠站4000个,城乡公交总站87个,其客运站场建设资金共6.625亿元,但只占据了全省交通总投资的0.9%左右。和快速发展的民航建设、高速公路建设相比,道路运输站场基础设施建设尤为缓慢。
尤其是对于乡镇客站场,我国多数是补助的20万元用于建设。但是每一个站址的征地、拆迁和基础工程都需要耗用大量的资金,其补贴资金就显得严重不足,这都制约了乡镇客运站的建设和运营。
2.3 融资渠道单一
目前,我国道路运输站场的筹资和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主要是公路建设基金、运管费、交通企业自有资金等。虽然积极鼓励多渠道筹资和融资,并实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但由于道路运输站场的经济效益普遍偏低,导致投资者很少,或者在投资经营一段时期后,发现盈利微薄,将站场改变为其它用途。
3 加快道路运输站场投资改革的建议
当前,道路运输站场中所存在着的脏、乱、差,以及布局不合理、数量少、服务不规范等问题,已严重影响到站场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为适应运输市场对高品质服务水准的要求,必须加快站场的投资改革步伐,加大建设资金的投入力度。
3.1 做好站场选址
(1)加强运输站场选址的前期调研工作,要求在建设之前,必须根据当地经济发展预测、城镇建设规划、人口数量变化情况,做好全面、科学的研究调查,并充分考虑到群众出行方便、线路经营状况等问题。在站场的选址要以方便旅客、货主,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为主,并要兼顾到投资回报。
(2)道路运输站场的建设与选址,应注意与公路主通道和主枢纽的规划建设相衔接与配套,布局应合理,以形成辐射城乡,多层次的客、货运输站场网络。功能上要因地制宜,逐步向着吃、住、行、游、购和停车、加油、维修、配客、配货等多功能方向发展。
3.2 积极拓展融资渠道
采取国家投资、社会集资、市场融资、利用外资的政策,鼓励对运输站场基础设施建设实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以广泛吸收社会资金办站。
(1)要始终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积极调动社会投资建设道路运输站场的积极性,并在交通运输部门的统一规划和指导性进行运输站场的建设。同时,还应合理利用燃油税转移支付资金,增加站场建设的投入金额,加快新站场的建设和旧有站场的改造。
(2)资金应采取多层次、多渠道的筹集方式,如通过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贷款、吸引外资、引入民间资本等等。对于已建成的站场还可采用土地置换、冠名权、广告收益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用于滚动筹集资金、扩大现有资产的总量。
(3)建立融资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制度。融资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制度的建立,是取信于投资者,并使投资者放心经营的有力措施,也是实现站场投资效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为此,政府相关部门还应当建立统一的资金使用和管理制度,并明确融资资金的经营、管理、收益等项目的具体落实办法,以保障融资资金的有效使用。
3.3 加大财政补贴
(1)改革财政补贴方式
应积极借鉴和引用先进的资金使用方式,如统筹安排、分级管理、专款专用、滚动发展、有偿使用等,以有效引导各地方政府加大运输站场的建设投资力度。同时,还应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按建设性质和建设项目的技术级别来给予适量的补助,择优用于重点地区和重点线路的站场建设。
例如,对于市级或经营效益较好的县级运输站场,可采取由政府或企业投资一定金额的补助方式;对于经营效益不佳的县级运输站场,可由政府全额投资建设或补助投资建设;对于乡镇或农村的运输站场,则一般采取由政府全额投资建设的方式。
(2)提高财政补贴的力度
基于近年来各地人工、物价和地价等各项建设成本的快速上涨,有必要在原有站场建设金额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资金的总额度。同时,还可针对部分乡镇的困难,设立专门的补助资金,以迅速改变当地乡镇运输站场基础设施的落后情况。
(3)加强专项资金的监管力度
为保证专项资金能完全用于建设道路运输站场,应要求项目单位应建立建设资金专户,以加强对资金实际用途的监管力度,严禁资金的挪用和截留,以确保资金的最合理化使用。
该文从我国道路运输站场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出发,并就如何做好道路运输站场的投资改革进行了分析与探讨。面对着道路运输站场的基础建设落后,投资融资渠道不足的现状,必须加快投资改革步伐,并通过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加大财政补贴力度等方式,以促进我国道路运输站场能更好、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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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也正处在十字路口的胶着状态,如何进一步发展,这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不仅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有世界观意义。通过对中国民主建设理论探索、国情分析、基层民主发展态势、以及基层民主发展的意义考证,得出中国发展民主就是要以基层民主为重点或突破口的逻辑结论。
关键词:民主建设;基层民主;出路
民主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明成果,是人类普遍追求的一种价值观,也是现代文明国家的显著标志。中国民主建设从封建王朝“民为贵、君为轻”的民主思想萌芽,到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企图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宣告破灭;从建国初期民主法制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到“”时民主建设遭到极大破坏, 走了一条十分艰难曲折的道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民主建设才步入正轨。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民主建设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也面临处在十字路口的胶着状态。中国民主建设如何进一步深入发展,出路何在?这将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且具有世界观意义。透过理论和现实,总结我国民主发展经验,不难考证,中国发展民主政治的重点或突破口就在于努力探索基层民主渐进改革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日益重视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近几届党代会,都对民主建设进行了总结,并寻求新的发展路径。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扩大农村基层民主,保证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最广泛的实践,是确保农村长治久安的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十七大首次将“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写入党代会报告。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要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切实推进党内民主。”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发展民主要以基层民主为突破口的意图。因此,其重心必须向基层下移,起始点和着力点要放在基层。?
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学术界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党内民主、基层民主特别是乡镇选举方式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的生长点,这是较强烈的声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提出“渐进式增量民主”。他认为,在当前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中国的民主发展进程不会是激进的,重点内容是逐渐由基层民主向高层,按照一种时间上渐进、规模上可控的路径达成的增量民主。这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优战略,是中国实现政治软着陆的最佳途径。从量上增加民主,适时将发生“突破性”的变革,这是一种厚积薄发的改革。瑞士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提出“内需”说。他认为,在中国发展民主要从内需出发,目前阶段,最强的内需应该是反腐机制建设、基层民主机制建设,这些领域可以成为我们民主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的民主政治,不能按西方的民主模式,只能吸收借鉴有益成份,走中国特色之路。中国民主内部的生长发展,有两条路:一条是国家层面的上层民主;另一条是基层民主。我国作为超大规模社会,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历程短,国民文化素质低,走上层民主条件还不成熟。我国国家层面的、最根本的民主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目前,除了县乡级的人民代表是直接选举之外,其余的都是间接选举。全国各级人大代表加起来大约有50多万。这是一种精英政治,是代议制民主决定的。但是,相对于我国的13亿人口来说,这还是极少数。13亿人民仅仅依靠国家层面的民主还远远不够,要真正让绝大多数人民也感受到民主,除了参与选举人大代表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参与本社区、本村的、本单位的社会事务管理,实行基层直接民主与国家层面代议制民主相互结合。在国家层面民主“巩固和完善”的前提下,更主要的是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民主的战略选择。
基层民主是广大基层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制度。它由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构成。包括基层自治民主、党内基层民主、基层政权民主等方面。
⑴农村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伴随着农村家庭承包制而兴起。最早发生在1980年,广西宜山县合寨大队的6个生产小队的85户农民创立了我国第一个村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果作村民委员会。1987年,全国人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 》;1998年,修订通过该法并去掉试行而全面实施,至今已有20多年。全国现有60多万个村委会中的绝大多数进行了6至7次的换届选举,250多万个村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民自治最突出的进展是实行“海选”,即村主任等完全由村民提名和选举产生。随着民主选举的深入,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得到高度重视,以与民主选举相配套。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5月访问西安时,也在演讲中将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称为“自由的微风”。
⑵城市社区居民自治。以1989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为起点,社区居委会普遍进行了5次以上的换届选举。城市社区自治最突出的进展是将高度个体化、分散化,缺乏组织性,呈一盘散沙状态的城市居民组织起来,就共同关心的事务进行讨论。到2008年底,全国共有社区居委会8万多个,居民委员会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⑶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198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明确规定:“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利的机构。”目前,公有制企业中有52.8%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非公有制企业中有32.6%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的突出进展是,工会组织由福利工会向维护会员合法权益的组织转变。
2.党内基层民主发展状态。村支书实行“两票制”和“两推一选”制,扩大了村党支书的民意基础。党支书不再是少数党员或者上级党组织所决定,而由多数村民所决定。中央甚至提倡先选村主任,选不上村主任就不要再参加选村支书了。不仅村支书进行“公推直选”,而且也为递升到乡镇党委班子选举直选创造了条件。
3.城乡基层政权民主发展状态。城乡基层政府是最前沿的政权机构,其民主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⑴在民主管理上吸收更多群众参与。变政府单边行为为政府与公共参与的互动行为。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利益早已走出基层自治层面,而向基层政府公共事务层面扩展。⑵在民主选举改革上进行直选探索。1998年,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开启了首次乡镇长直接选举试验,突破了将“乡镇人大选举产生乡镇长”的间接选举扩大为乡镇群众直接参与的直接选举。
1.基层人民民主向基层党内民主推进。村委会的民主选举,诱发了村党支部书记乃至乡镇党委选举实行“两票制”、“公推直选”、“海选”的诞生,形成基层人民民主倒逼基层党内民主的发展。
2.基层自治民主向基层政权民主推进。村委会选举的成功使得乡镇长直选列上了政治改革日程,一些地方在乡镇长直选方面取得了突破。
3.农村向城市推进。基层民主首先发端于村民自治然后向城乡居民自治推进;由农村人民民主、党内基层民主向城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人民民主和党内基层民主推进。
4.基层民主发展倒逼国家的法律和政治体制。基层民主直选,暴露了许多问题如党组织如何以法定的、民主的方式推荐产生政权系统的候选人?直选产生的乡镇长与非经直选产生的乡镇党委书记又是什么关系?是向授权方负责还是向非经选举的党委负责?这些问题牵涉的就是法律和政治体制的问题。
从以上基层民主发展的状况看,基层民主发展已成“倒逼”趋势,事实上已形成中国民主建设的突破口。
在中国,如果基层不稳定,共产党执政的根基将发生动摇。历史经验表明,许多国家在推进民主政治进程中都遇到了各种矛盾和冲突,如果解决得不好,就会延缓现代化的进程,甚至出现社会动荡,结果是欲速则不达。而且,社会不稳定因素往往出现在基层。只有扩大基层民主,理顺各方面关系,正确处理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保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实现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基层民主是以人人参与为显著特点的。人民群众在直接参与基层各项事务的决策、管理、监督的过程中,逐渐会了解什么是民主、怎样做才是民主,逐渐养成民主的习惯和能力。在民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用民主的办法加以解决。在民主实践中学习民主,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长点。作为大众参与的民主化试验,基层民主的实践建立起一系列民主规则和程序,这为中国的民主化提供了示范性作用。在更深层次上,规范的选举提升了农民的权利意识,提高了“公民权”的地位。在基层民主选举和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关系上,基层民主的发展改变了权力的分配,改进了基层治理。更为重要的是,基层民主的实施也为党在基层社会的存在方式提供了新的制度平台,为调整党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契机,为更高层的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与上层民主政治涉及面广,牵扯矛盾复杂有所不同,基层民主政治涉及面小,主要是一个单位、一个组织或社区内部的事情。社会中许多矛盾和问题,往往是一个单位或组织内部产生的,人民群众也更关注自己身边的事情。因此,把每一个基层单位或社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搞好,整个国家的安定团结就有了根基。即使由于某种原因,某一单位或社区在民主政治建设上走了弯路,出了问题,也容易调控,不至于出现大范围的社会动荡。以推进基层民主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生长点,与其他政改路径相比较,具有风险小、成本较低、成效显著等特点,因而更具有可操作性。
综上所述,中国民主建设应以推进基层民主为重点或突破口,这既是中国民主建设理论探索的结晶,也是现实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中国国情。源于基层民主的实践,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必将成为一种无可抵抗的力量自下而上地逐渐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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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倡多学科协同工作、不断改善和提高内部组织和管理水平的同时,油公司之间应在新技术应用方面加强联盟。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关于国外石油公司项目投资决策管理借鉴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关于国外石油公司项目投资决策管理借鉴
一、前言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石油企业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不仅为中国的石油企业提供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中国石油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任何风险都可能导致国家经济受到重大影响,因此石油企业提高投资决策管理意识、加强项目投资决策管理工作势在必行。而适当参考借鉴国外石油公司科学的项目投资决策管理经验,能使企业少走弯路,快速成长。
二、项目管理重在投资决策管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国际著名石油工程公司在项目管理上日益显现出集成化、系统化、知识化和合作化趋势,重点在项目投资决策管理。
全面的项目管理系统集成。所谓项目管理集成化就是利用项目管理的系统方法、模型、工具对项目相关资源进行系统整合,并达到项目设定的具体目标和投资效益最大化的过程。在完成了其设计、采购和施工管理业务流程集成的基础上,按照项目管理集成的要求,进行业务流程重组,建立以工程数据库和管理数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据库为基础,围绕进度、费用、资源、质量等项目管理要素的集成化项目管理系统平台,使项目资源价值提升能力进一步提高,使核心竞争力得以加强,充分显示出工程公司作为资源整合型企业的优势。
在集成化的项目管理系统中,设计的过程实际上被视为采购和施工业务的计划过程,采购实际上是在全球资源市场上通过投资进行资源优化选取和配置的过程,而施工则是资源投入的利用过程。由于设计的特殊地位,它是连接专利技术和采购及施工的桥梁,所以,国际大型石油公司一般均是以设计为主体,处处体现为后续采购和施工而设计的一体化项目集成管理的思路。通过项目的集成化管理,在资源整合、优化方面的优势得以显示。
在石油工程项目管理中,系统方法是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主要体现在使用系统分析方法,对项目进行单元分解。项目分解后,采用成熟的网络方法或横道图方法进行计划安排,加以进度控制与质量检核,以实现投资效益的最大化。
由于项目管理的系统性,使得各种技术工作、管理工作和职能工作之间越来越趋向于互相交叉。故在组建项目管理群体时,总承包公司就特别注重项目管理班子在知识上互相渗透,能力上互相补充;同时也强调“通才”的知识型管理者的培训。管理者不仅要精通一般的项目管理知识,重要的是要具备项目投资决策方面的能力。
在提倡多学科协同工作、不断改善和提高内部组织和管理水平的同时,油公司之间应在新技术应用方面加强联盟。这些实际上都是投资决策管理的需要。在技术开发和应用方面,重视和发展多学科之间的协同工作,重视研究与生产相结合,重视学科之间、部门之间、公司之间的多种联合与合作。从油公司与外部的关系来看,油公司对专业技术服务公司的领带性表现得越来越强。
三、项目投资决策管理重在评价
1、重视阶段评价及事前决策
国外石油公司普遍重视事前决策,大到一个重大勘探确立,小到一口井是否需要完井,都要事前决策。决策的依据是后续投入的效益,而不是前期投入的多少。无论前期投入多少,只要后续投入的效益合乎要求就会继续投入,达不到预期效益就不再投入。对后续投入的决策是建立在对前期工作阶段效果进行评价的基础上的。这样做,非常符合油气勘探与开发的风险性特点,也充分反映了国外石油公司务实的作风。
2、投资决策的主要评价指标
(1)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是以货币形式表现公司经营状况和业绩的综合性指标。使用财务指标评价公司的投资活动,主要是透过公司经营和业绩表现来反映新增投资对于公司效益提高、经营状况改善等方面产生的效果,考察投资的有效性。国际大石油公司投资评价的主要财务指标包括:平均占用资本回报率、股东回报率、平均加权资金成本、资产负债率等。
(2)经营指标
经营指标是以实物量及其变化率的形式从不同方面反映公司经营状况与业绩,直接考察投资有效性的指标。评价投资决策效果的主要经营指标包括:油气产量增长率、储量增长率、储量替代率、储采化、储量替代成本、原油综合成本、炼油能力、原油加工量、开工率、油品销售量、油品市场份额、化工产品产量与销售量、产品结构比例等。
四、国内外石油公司的投资决策程序比较
首先,公司的高级管理层组织有关部门对包括全球政治、经济、市场、技术以及社会等在内的投资环境及变化趋势进行深入分析,同时结合公司的中长期发展目标、战略规划以及公司的技术优势、财务能力等情况,制定出公司的未来5年的总体投资规划和投资目标,以及规划编制的基本评价参数。第二,各地区(专业)公司根据公司的总体目标和参数制定各自的年度业务投资计划和资金预算方案报批。第三,公司规划计划部门对各地区(专业)公司上报的所有项目进行汇总,并按投资效益分类排队,优化筛选,找出符合公司发展目标的最优项目组合形成年度投资计划草案,并提交董事会审批。第四,公司执行委员会和董事会对规划计划部门提交的年度投资计划进行审议后,形成公司的正式年度投资计划并下达到各地区(专业)公司执行。
在投资计划的制定和管理程序上,我国石油公司与国外石油公司基本类似,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下属公司编制投资计划的基点存在差异国外石油公司的各专业公司和地区公司是围绕总公司制定的投资方向、规模、结构、目标、参数,提出各自业务范围内满足上述要求的具体投资机会与计划,供公司总部筛选。他们的投资计划不是反映各自自身发展的需要,而是公司整体发展的要求,不存在各下属公司投资需求之间的矛盾、各地区公司的投资需求之间的矛盾、各地区公司的投资需求与公司总体投资限度之间的矛盾,因此消除了协调各地区公司之间投资需求的难度。
在投资计划的灵活性方面存在差异:国际大石油公司在制定投资规划的过程中,还根据对外部经营环境的分析预测,制定出多套年度投资方案以供备用。相对来讲,我国石油公司的投资计划比较单一、固定,对环境变化的适应速度较慢。
在规划的滚动制定方面存在差异国际大石油公司每隔2-3年要根据经营环境的变化及规划执行中出现的情况,对规划目标、参数、项目进行一次调整;规划周期为3-5年,公司的年度投资计划以此为滚动调整的依据,投资规划中包括了下一年度的投资计划。我国的石油公司一般规划期是5年,与国家发展规划周期吻合;由于规划滚动调整不够及时,往往会出现规划执行过程中与原来的估计偏差过大的情况。目前国内大石油公司已开始尝试编制滚动规划。
对投资效果评价的深入程度不同国际大石油公司在投资计划实施过程中,规划计划部门和审计部门会定期赴各地区公司检查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审计资金的使用情况,并于年底会同各财务等相关部门对当年的投资计划实施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深入分析,为下一年度投资计划的调整提供依据。
五、结束语
从总体上看,我国石油公司投资决策的程序与方法与国际大石油公司的通行做法是基本接轨的。但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石油公司在投资决策的前期研究、优化筛选、滚动调整和投资后评估等方面跟国外石油公司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国外石油公司投资决策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比较完整、比较科学的工作体系,其中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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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独立、富强一直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的梦想与追求。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推进了民主政治实践的步伐,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道路充满了艰难曲折。时至今日,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仍在积极探索适应中国的新型民主政治模式。请阅读下列材料,回答相关问题。
材料一 (辛亥)革命给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容易混乱。
——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
(1)辛亥革命给中国人带来的“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是什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又是如何实践的?结果怎样?
材料二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
(2)结合所学知识思考,为实现“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设想,新中国确定了怎样的民主政治原则?在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上取得了哪些成就?
材料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类民主政治发展史上前无古人的创造,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发展也非一帆风顺。历时十年的““””使中国的民主政治走了大弯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
——房宁《新中国60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3)十年““””时期,中国的民主政治走了大弯路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材料四 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是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这几个方面的建设。……民主政治也可以说就是一个精英政治。这个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看,一方面,民主选出来的是精英分子,精英阶层进入决策层,国家的大事由他们决定;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基层民主的选票,人民投票的问题,关键是如何运作人民投票。
——海内外知名历史学家张朋园谈民主政治
(4)依据材料四,概述张朋园的民主政治主张。请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点与曲折历程,对张朋园的民主政治主张作一简要评述。
参考答案:(1)最先进的制度:民主共和制。实践:制定和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同时实行责任内阁制。结果: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重建专制政体。
(2)原则:民主集中制。成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3)表现:党和国家的决策缺乏法制约束;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失去保障;民主政治制度中断;各级党政与法制机关遭到破坏。
(4)主张:民主政治是中国现代化内涵之一;民主政治是精英政治,人民选举,精英决策。评述: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张朋园将民主政治进程视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主张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张朋园仅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定位为精英政治和人民选举,则严重偏离了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点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突出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和民主集中制。今天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如加强民主监督体系的建设;不断完善法制建设;发展多层次民主协商;加强民主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培养;积极推进城乡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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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资本输出国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证或保险,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的制度。海外投资保险是由一国政府提供的保险或保证,实质上是一种“国家保证”,具有强烈的政策性,非盈利性等鲜明的特征。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法律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我国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法律思考全文如下:
摘要:伴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我国加速了海外投资的步伐,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为消化国内过剩产能、实现国内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利契机。但是,由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不健全,导致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得不到有效保护,严重阻碍我国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发展。本文将在分析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法律的对策。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相关联的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正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和挑战。我国也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走出去”对外投资合作的重点领域,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国家开发银行等多部门也在政策、融资等方面给予我国海外基础设施投资企业更多支持。但是,在适应各项目东道国的多元政治、法律环境时,我国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及配套政策的不健全,无法及时有效地保护我国海外基础设施投资。本文将通过对我国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问题进行梳理,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关法律对策。
海外基础设施投资指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主体,将其拥有的货币资本或产业资本,通过跨国界参与他国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该投资主体价值增值的经济行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贸易顺差所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以及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有必要并且有能力大规模参与海外基础设施投资。
2014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规模稳中有升,其中新签合同额约1917亿美元,约合1.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7%,成绩斐然,为消化国内过剩产能提供了有力支持。
(一)监管缺位
我国对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监管,大部分处于审批阶段,并且审批阶段的监管缺乏有效的机制。对于对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事后监管问题却没有任何规定,参与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多为国有企业,监管的不到位,往往导致国有资产不能被有效利用,甚至出现大量国有资产被侵吞等问题。有关研究表明,海外投资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监管,对于一个主要以海外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国家而言,健全与之相关的法律体系,形成一套系统有效的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监管体系对于保护境外国有资产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二)政治风险
我国参与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大都集中在亚非拉国家,投资东道国在经济、政治、文、民族等方面千差万别。有些国家还处在转型阶段,国内政策多变,我国参与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往往在中途停工,后续赔偿得不到;不少国家深受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困扰,国内局势动荡甚至战争不断,对我国在建项目的安全,参与施工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都构成极大威胁;有些国家因为金融动荡,进行外汇管制,造成工程款无法汇到投资母国,对我国的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链构成威胁。
(三)海外投资保险滞后
海外投资保险是一种投资母国政府提供的保证保险,由国家特设机构或委托特设机构执行,国家充当经济后盾的非盈利性的政策性险种。该保险旨在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减少本国海外投资企业由于政治风险和信用风险所产生的损失。海外投资保险对于分散海外投资风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针对海外投资保险的法律法规还处于空白状态。目前,只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投资指南》对海外投资保险做出相关的规定。由于《投资指南》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以致大部分中国企业所进行的海外基础设施投资仍游离于海外保险机制之外。加之,我国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大都集中在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上述国家往往政局不稳、政策多变,加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滞后,使海外投资企业遭受了巨大损失,有的甚至面临破产。
(一)建立与完善我国海外投资审批与监管制度
制定相应的法律,用法确定海外投资立项标准,明晰审核的相关责任,防止滥用职权的现象产生;设立专门的海外投资审批机构,来解决现有的多头机构审批的繁琐,来防止政出多门,达到简化手续,缩短审批期限,提高工作效率的效果;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审批条件,通过审批条件的导向作用,促进对投资者向风险较小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合理地规避风险;加强对海外企业的监管并加大制裁力度,来管控海外投资的风险,引入第三方监管,促进监管常态化,并积极打击海外投资腐败,对不按规定进行企业产权登记和报送资产财务报表的企业,要坚决取消其对外投资的资格。建立与完善海外投资审批与监管制度,对确保我国海外投资适度、避免国有资产私有化和减少海外投资风险有着深远意义。
(二)建立与我国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设立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来单独承保海外投资保险;确定承保机构的经营模式和监管模式,使承保机构的经营和监管相分开,使运作得到有效监督,不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海外投资保险的服务和质量;积极与国际接轨,完善与MIGA公约的配合,利用现有与多个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改变传统的单一投保模式,逐步建立双边为主、单边模式为辅的投保模式;确定合格投资、投资者的标准,以较为宽泛的标准来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标准;在所承保的险别方面应包括政府违约险,因为在我国承建的海外基础设施大都是与外国政府签订的承建合同,一旦政府违约,我方将受到极大的损失,只有政府违约险纳入海外投资保险范围才会最大程度保障我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
(三)加大对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
海外基础设施投资是综合竞争力实力的较量,没有一定的企业规模和财力基础,必将制约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健康发展。我国政府可通过采取相关支持性政策,壮大企业实力,提高其竞争力和规避风险的能力。对海外基础设施投资企业提供的支持性政策可以是多方面的,其中资金支持和提供投资服务是两个主要的方面。
提供资金支持,是指能够使海外基础设施投资企业得到资金或者是解决暂时性资金困难的措施。政府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为投资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创造条件、通过税收减免来减轻投资者的纳税负担等措施都将为企业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提供投资服务,是指投资母国政府发挥政府自身优势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服务,如提供投资东道国信息情报,为企业与东道国谈判提供协助性服务,为企业提供相关政策解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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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能源安全是指以可支付得起的价格获得的充足的能源供应。当今,能源安全的概念和内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能源供应暂时中断、严重不足或价格暴涨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损害,主要取决于:经济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能源价格,国际能源市场,以及应变能力(包括战略储备、备用产能、替代能源、能源效率、技术力量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能源安全背景下中国外交转型探析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当今世界,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而被中外学者和政策观察者所广泛接受。中国外交政策如何进行相应的转型,以适应日益拓展的国家利益的需要,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对外政策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近几年来,以北京大学王逸舟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从中国庞大的海外利益现状出发,呼吁变革中国现行的“韬光养晦”“、不干涉”等外交政策原则,以更有创造性、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去,在学术界获得了较大的反响[1-2].
不过,在涉及到具体事务,譬如近年来越发突出的能源安全问题之时,相关的研究并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为此,笔者将能源安全与外交转型相结合,回顾中国外交最新的实例,以尝试分析中国相应领域外交转型的可能动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促使中国综合国力显着提升,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特别是以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的消费量随之大幅度提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中国石油消费总量为6亿9千万吨标准煤,相比于2000年的3亿2千万吨标准煤,增幅超过了1倍(图1)。
石油消费总量攀升意味着中国对于原油进口需求不断扩大,导致中国油气资源进口的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截止到2014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高达59.4%(图2),紧逼中央“十二五”规划所划定的61%红线。而根据BP石油公司在2014年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2035》预测,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还将继续扩大。按照该报告估计,中国将在2015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并在2029年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石油消费国。
到2035年,中国每天将进口1 400万桶原油,是2013年的2倍,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惊人的75%[3]。不容乐观的石油对外依存情况凸显出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日益严峻。目前,国际上对于能源安全的定义较为宽泛,不同的定义其内容各有不同,但核心内涵较为相近。国际能源署将能源安全定义为:能够以可承担的价格保障能源的不间断供应。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包括:能源供应是否持续、稳定,能源价格是否合理、可负担,是否具有能源战略储备以应对突发性短缺而带来的冲击等[4].
对中国而言,随着石油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内油企“走出去”战略的持续推进,中国的能源安全视角逐渐集中于两大议题之上:一是海外能源投资安全,关注中国海外油田及其配套设施的保护,从而保障海外份额油的正常获取;二是能源运输通道安全,即维护以马六甲海峡为主的海上运输通道以及西北、西南、东北3条陆上油气运输管道的安全,确保海外进口原油安全抵达中国本土。无论是海外能源投资还是能源运输通道,二者均同中国与相关国家(产油国或者运输途经国)的双边乃至多边关系息息相关。这赋予了中国能源安全问题更多的国际化要素,从而对中国外交的应对与协调能力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部分地区的政治局势存在着既有的或者潜在的动荡风险。
苏丹、南苏丹、伊拉克、利比亚等与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相关的国家,以及缅甸、巴基斯坦和部分中亚国家等与中国能源运输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国家,都面临着包括内战、种族或宗教冲突、恐怖主义威胁、国内政局不稳等在内的一方面或多方面威胁,其中有少数已然影响到了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然而,在中国现行的对外政策中,包括“不干涉内政”、“尊重主权”等在内的传统外交思维将内战、国内冲突等状况界定为当事国“内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禁止中国运用外交手段进行直接介入,使得中国无法动用必要的手段保护相关的能源安全利益。这一矛盾反映出中国外交运作范畴的局限性,以及其与中国能源安全之间所存在的脱节现象。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利益的需求,有必要分析中国传统外交思维的局限性,促使中国外交进行相应的转型,以弥合这一问题。
在中国油企走出国门,积极探索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前)苏丹是最为成功的典范,集中体现了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需求[5].中国与苏丹的石油合作始于1995年,中国石油应苏丹政府的邀请,和苏丹签署了6区穆格莱德盆地的《产品分成协议》,由中国石油出资70%,苏丹出资30%进行石油区块开发[6-7].1996年11月,中国石油中标苏丹1/2/4区块项目,组建新的投资集团--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GNOPC),并控股40%.该公司运行2 a即收回总投资的60%以上,成为中国石油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海外项目之一[8].
1999年8月30日,第1艘苏丹油轮离开苏丹港前往新加坡,标志着苏丹正式步入石油出口国的行列。此后的数年中,中苏两国的石油合作极大地促进了苏丹国内的产业转型升级,为苏丹带来了巨额的财富。2003年,苏丹被世界银行列为非洲经济发展最有希望和前景的国家之一,2005年,苏丹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成为非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中国也从苏丹的海外石油项目中获取了丰厚的回报。2003年,中国从苏丹获得的份额油总额超过了1千万吨,位居中国海外份额油来源第1位,占当年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11%.2005年,苏丹出口石油的50%运往中国,占中国石油消费总量的5%.
在中苏两国石油合作蒸蒸日上的同时,苏丹国内局势却出现了持续动荡的态势。由于历史原因,苏丹的人口分布呈现出北部穆斯林和南部非穆斯林分野的状态,南北部发展严重不均,北方占有了大部分经济发展果实,从而引发了南北方长期的政治对立与武装冲突。2003年初,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新兴叛乱组织宣称对于“阿拉伯化、政治和经济边缘化”的反抗,在西达尔富尔州袭击了多座城市,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9].其时,由于中央政府正忙于同苏丹南部武装的内战而无暇顾及西部地区的防卫,导致达尔富尔的政府军准备不足,在叛军的进攻之下节节败退。匆忙之中,总统巴希尔动员并武装了达尔富尔的阿拉伯民兵武装“金戈威德”,以镇压叛乱,解救政府军。
达尔富尔地区的战斗因而演化为民兵组织(叛军与“金戈威德”)之间的冲突。这使得军事行动中的平民和武装人员变得难以区分,而“金戈威德”的残暴行径更导致了战事趋于野蛮和失控。“金戈威德”每袭击一个村庄,便会杀害村子里的男性并砍掉其四肢,强奸女性,绑架、杀害儿童[10].而政府军的弱势使得中央政府对于暴行完全无法控制,只能听之任之。战乱持续到2004年,已有至少3万人死亡,100万人流离失所,20万人跨过苏丹-乍得边境,成为乍得难民营中的难民。
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很快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04年7月和9月,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1556号决议与1564号决议,强烈谴责达尔富尔地区的暴力行为,敦促苏丹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制止暴力。2004年7月21日,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将达尔富尔危机界定为“种族灭绝”,呼吁美国对苏丹采取多边或者单边军事干涉[11].这一决议迅速地将达尔富尔危机推上了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西方媒体开始广泛地关注和报道这一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人道主义危机。在这个过程中,苏丹政府的不作为受到广泛批评,而与苏丹政府保持密切合作的中国也成为了西方媒体集中讨伐的对象。他们认为,鉴于中国与苏丹的经济与政治联系,中国必须承担起解决达尔富尔危机的责任,向苏丹政府施加压力,彻底停止“金戈威德”民兵的暴力行为。
在达尔富尔危机问题上,中国政府秉承传统外交思维,将危机解读为苏丹内政,从而沿用不干涉内政的行为模式,对于苏丹国内局势及苏丹政府持暧昧态度,先后在涉及苏丹问题的联合国1556号决议和1564号决议中投出了弃权票。与此同时,中国还要求在联合国决议案文中增加有关尊重苏丹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措辞,肯定苏丹政府已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进展,并且坚决反对联合国通过对苏丹实施制裁的动议。此后,中国在诸多场合均表达了对于禁运和制裁的否定:“禁运和制裁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就像武装入侵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一样。”这表明中国对于主权、领土完整等传统外交思维的坚持,也显示出中国在立场上对于苏丹政府的维护,将危机解决的全部筹码放在苏丹政府自身的努力之上。中国的这一立场引发了西方社会的强烈不满,西方精英阶层开始广泛地将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全权归罪于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一部分西方知名人士和人权团体以达尔富尔之名号召抵制奥运会,作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艺术顾问的着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也因此宣布辞去顾问职务。这一系列事件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令中国背负了极大的舆论压力。
遗憾的是,在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中,中国的传统外交行为模式被证明并没能有效地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随着苏丹境内局势的持续恶化,中国油企遭袭、发生人员伤亡的案例时有发生。较为严重的两起事件发生在2007年和2008年。2007年10月,达尔富尔叛军武装攻击了科尔多凡州的一处中方石油设施,并发出了要求中国企业撤出苏丹的“最后通牒”.2008年10月18日,包括3名中国工程师和6名工人在内的9名中国石油员工被正义与平等运动绑架,5人惨遭杀害,4人最终获救[12-13].在能源安全利益持续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开始考虑改变原有的消极应对策略,更加积极地参与苏丹和平进程。2007年,对于联合国有关维和部队派遣的1769号决议,中国投下了赞成票,中国的维和部队成为联合国大规模一揽子支援计划的先遣兵,首先进入达尔富尔地区进行作业。同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苏丹时,向苏丹总统传达了“促进地区局势稳定,加速政治谈判进程”的信息,首次直接向苏丹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国外的一些观察者就此认为,中国是苏丹接受联合国维和决议的关键推手,逐渐成为了后期协助解决达尔富尔危机的活跃力量。
达尔富尔危机后期,中国的外交行为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中国开始尝试在苏丹政治和平进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一尝试为苏丹局势的缓和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但并没有真正地保护中国在当地的能源利益。2005年,苏丹政府同南部武装签署《全面和平协定》,确立了南部苏丹的自治性。2011年1月,根据《协定》的要求,南苏丹举行了独立公投,并在同年的7月9日正式脱离苏丹宣布独立,成为联合国第193个成员国。南苏丹独立后,新划定的国境线将中国石油在原苏丹所建立的石油设施分割成2部分--南苏丹获得了大部分的石油开采设施,与之相配套的运输及炼化设施则主要被北方苏丹所继承,企业的正常生产因而受到严重影响。
这在事实上意味着中国在原苏丹地区石油投资的重新洗牌,中国能源安全利益受到了实质上的损害。独立之后的南苏丹继承了原苏丹超过85%的石油产值,其中,中国石油主导的1/2/4区中,1区、2区的部分和4区的全部划分入南苏丹,3/7区中的大部分也落在南苏丹境内[14].南苏丹独立初期,国家极为贫困,财政收入的98%来自于石油,对于能源出口的需求十分迫切[15].这一需求与中国对于继续经营苏丹地区石油投资的意愿一拍即合,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迅速升温。进入2013年,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统计,原苏丹地区的石油出口有86%运往中国,中国继续成为南苏丹和苏丹最大、份量最重的石油买家[16].
南苏丹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南苏丹局势的缓和,南苏丹和苏丹关于石油利益、边界问题上的争端还时有发生。另外,由于南苏丹内部派系的不和,这个年轻国家内部很快爆发了内战危机,并延续至今。2013年12月15日,南苏丹政府军内部的2个对立派别在首都朱巴发生了枪战,次日,总统基尔发表讲话,谴责前副总统马沙尔企图发动政变。而马沙尔则随后指责基尔实行独裁统治,在国内进行武装清洗。双方依托各自控制的南苏丹政府军在全国 10 个州中的 6 个州展开了军事对抗[17].截至2015年3月,内战已经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200万人流离失所。
在此次南苏丹内战危机中,与达尔富尔危机相比,中国外交的反应更为迅速、果断,体现出更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据外媒报道,2014年底,中国首次向国外派遣成建制的维和部队,其维和目的地正是南苏丹。这支部队的规模达到了700人,配备装甲装备和无人机,能够“极大增强联合国驻当地维和部队的实力”[18].在2015年初,外交部长王毅赶赴苏丹,就“支持伊加特(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南苏丹和平进程专门磋商”听取意见,并协调立场[19].
此次会议上,中方提出了4点调解计划,并被收录于2015年3月通过的安理会第2206号决议中,成为下一步南苏丹媾和的参考意见。在2206号决议的文字中,还特别表示了对中国媾和努力的感谢,体现出国际社会在南苏丹问题上对中国的赞许[20].
此外,在此次危机中,中国的外交行为表现出了更高的灵活性,开始正式突破传统外交思维中的一些禁忌,以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据中国驻南苏丹大使馆消息,在本次调停的过程中,中国不但与国际组织开展合作,还首次与非洲冲突中的反对派进行了会面[21].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表示,在以往的国内冲突中,中国避免同反对派的直接接触,因为“与反叛力量的接触意味着介入别国内政”.
在与反对派的接触中,中国表达了对于油田安全的严重关切:“这是政府也是南苏丹人民最重要的资产,无论谁攻击油田都将很难向本国人民交待”[22].外交部长王毅也表示,中国同南苏丹在石油领域“有着很好的合作”,如果因为战火战乱波及石油产业,“首先受影响的是南苏丹的人民”,“当然也是中国不愿看到的”[23].对于2206号决议中有关定向制裁南苏丹的部分,中国不再坚持达尔富尔危机中对于制裁的反对立场,而是投下了赞成票。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认为,这一决议“向谈判双方发出一致信号”,以“敦促南苏丹有关各方立即停止火暴”[24].
中国在南苏丹的外交实践表明,中国外交正在发生变革,中国传统外交思维中对于不干涉内政、维护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面临着一定程度上的修正。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于传统外交行为的彻底放弃,而是在坚持原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放宽对于外交实践行为的限制,以更好地满足中国能源安全利益的需要。从苏丹到南苏丹,中国越来越明确地表现出对于能源安全利益的关注与维护,并且不再将与自身能源安全利益相关的事件视为他国“内政”.这为中国提供了动用非军事性手段进行斡旋与施压的空间,促使中国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相关危机,以保护自身能源安全。
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显着增长,海外能源利益不断扩大,体现出中国对于保障能源安全的迫切需求。与此同时,中国外交如何进行必要的转型,中国传统的外交思维如何进行修正与创新,从而满足维护中国能源安全利益的需求,成为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以及南苏丹内战危机中的所做出的外交努力,体现出中国在保护海外能源安全利益中所做出的努力,释放出中国传统外交思维发生转变的信号。目前,相关地区的紧张局势尚未彻底平息,中国外交依旧任重道远,但可以预见,今后的中国将以更加进取的态度面对热点地区的热点事件,运用更为积极的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更好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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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建设所经历的各个阶段,从设置到完善,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它深刻回答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价值功能、内在要求、基本原则、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如何依法治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如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形成系统认识,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时代特征及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学发展观与中国财政法治建设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财政法治建设全文如下: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财政法治 公民权利
【论文正文】
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已逼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适时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法治既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这一发展内容和目标不可缺少的手段和路径。财政[1] 法治,由于关涉政府与人民,财产与税收,自由与福利,从而在中国当前的法治建设中,起着排头兵和突破口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如何在财政法治建设中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和理念,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目的和要求,是当前财政法学界需要认真思索和回答的重大课题。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 这一点,对于中国财政法治建设而言,可谓直接指明了发展的目的和归宿,道出了财政法治的理念和精髓。财政,是一个多维概念,它是一个政治的范畴,也是一个经济的范畴,还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然而,在宪政时代,它首先是一个法律的范畴。财政直接关涉国家与其国民[3] 之间财产和自由权利之分割。
从直观和表象上看,国家的财政权及行动权力[4] 与国民的财产权、自由权利属于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从本质和深层次而言,两者又是对立统一和相互依存的。国家财政收入仰仗国民财富之创造和供给,由此决定国家财政权以国民财产权为存在之前提和基础;[5] 另一方面,国民的财产权有赖于国家财政权之保障。“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它所余财产的安全和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
[6] 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社会的平稳发展以及公民的福利保障更有赖于国家财政资金的有效运作。因此,公民的自由发展权还有赖于国家财政权的有效行使。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财政权力并不总是能够时刻铭记国民财产权之基础性地位,同时,更常常基于权力趋于腐败和滥用的本性,走向国民自由权利之反面。因此,在理念上厘清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之本末关系,在制度上保障国民权利之本源性地位,是确保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关系中统一超越对立,依存发展为良性互动的唯一路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一命题的破解是以宪政取代专制政治,以权利本位取代权力本位,以人民主权、法治和人权保障作为财政权运作的宪法规则,以公民各项权利的保障和实现作为财政权运作的目的和归宿,从而有效地确立公民权利的本源性地位,并将财政权驯服于公民财产自由权之下。我国在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之后,同样以人民主权的形式确认了人民利益的本源性地位,并以财政权力的积极运作,确保人民基本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平等实现。可惜的是,国家权力的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湮没了公民个体权利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使得公民权利成为臣服于国家权力、仰仗于国家权力的第二位的权利,公民义务则成为领先于公民权利的先在而受到过分强调。
在财政领域,尽管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解决了财政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但是国库中心主义、财政权力本位的观念占据了财政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过程,过于泛化的财政权力大大限制了公民自由安排劳动财富并自主发展的权利和空间。[7] 在这种状况下,权利必然驯服于权力,敬畏和顺从于权力之下,难以确立自身本源性的地位和伸张自己自由发展的本性。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昭示着中国财政法理念的正式转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取代计划、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工与互补,义务本位的法制建设逐渐转型为权利本位的法治建设;而财政,也在国有资产的大量退出和税收依存度的逐年上升中,逐渐从全面干预缩小和规范为公共物品提供的必要限度之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最初阵痛期而走向成熟和完善之时,将财政法的基本理念由国库中心、财政权力本位观转型为公民权利本位观是非常必要和适时的。
所谓公民权利本位观,即公民权利为国家财政权存在的全部意义和目的,国家财政权不仅以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为前提和基础,而且以实现公民各项基本权利为目的和方向。公民基本权利具有本源性和第一位的意义,而国家的财政权以及以其为依托的各项行动权,全部服务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公民自由发展权的促进。除此之外,国家财政权别无自身独立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必然表现为公共财政。即国家财政权作用的力度和范围,以满足公民的公共需求和促进公民的全面发展为尺度和界限,超出此界限和尺度,财政权就构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并有腐败和滥用之危险。
德国宪法法院在1995年6月22日的一项判决富有深意,法院认为,如对纳税人征税使其整体税负超过其财产收入的50%即违反德国宪法保护的财产自由处置权,而且这种违反并不属于社会福利目的的限制范围。[8] 此判决给我们最大的警示和启示是,税赋取之有度,即使高举社会福利之公益旗帜,也不能侵夺纳税人对财产的自由处置权。
对于我国而言,由于从计划财政和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因此,政府与市场的功能还需进一步界分,以此确定政府财政的量度,避免财政的过分攫取超越公民财产权承受界限,侵害公民自主处置财产和自由发展的空间。还有一个更为重要且需引起警示的问题是,目前我国的财政收入体系很不规范,税收的依存度并不高,尽管自1999年以来税收收入连年超常增长,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国财政收入的规模和结构,就会发现税收、收费和国债呈三足鼎立的局面,明目繁多的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收入并未纳入预算收入的口径。
相对于刚性较强,立法较为健全的税收而言,尚未纳入法律控制的收费和国债等隐性税收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更为隐蔽和危险,前者常伴随着权力的腐败和滥用,而后者则易引发预算赤字和财政风险,而比这更为严厉和深刻的是,一旦政府的收入不必依赖刚性日强的税收,或者不必完全依赖税收时,公民也就失去了以财产权和征税的民主同意权对抗和制约政府的机会,也就难以监督和保证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服务于公益,服务于纳税人之所需。因此,当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财政法领域的贯彻和执行,不仅需要在理念上确立公民基本权利本位,更需要在制度上切实保障这种理念之践行,而这种制度的选择只能是财政立宪。
所谓财政立宪,就是将国民生存发展所依凭的财产权和国家履行职能所需的财政权均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且为保证国家财政权服务于国民财产权和其他自由权利,对国家财政权进行分权和限权,并以财政民主原则、财政法定原则、财政平等原则、财政健全原则予以宪法规制。 财政民主原则是指财政权力实行民主统制,它包括横向的财政分权和纵向的财政分权。横向分权,是指财政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权力在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横向划分。横向分权是实现财政权的民主统制的核心,它要求财政立法权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所独享,即使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授权行政机关立法的必要,也必须严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先原则,确保财政立法的民主统制。
纵向分权,是为了反映地方居民在公共物品需求方面的地区性偏好,实现财政的纵向公平,在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基础上,将财政权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进行的有效划分。无论是横向分权,还是纵向分权,我国均未能很好地体现财政民主原则。目前政府主导立法在我国财政法律体系占据显著的地位,大量的部门规章更是侵蚀了立法的民主性和法定性。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也并未建立规范的财政分权体制,而是由中央政府根据中央财政收入的需要随意以规范性文件调整,严重损害了财政的民主性和法定性。地方政府缺乏与其职权相适应的必要的财权,是当前我国县乡财政极度困难,地方财政行为失范,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根源。
财政法定原则,要求将一切财政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避免权力作用的任意性和随意性,保障国民对国家财政行为的可预见性。财政法定原则与财政民主原则紧密相关,一体两面。要实现财政的民主统制,一定是财政法治;而要实现财政法治,一定是法律充分体现主权民意。当前,我国财政法治建设中,除了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地位外,还应赋予公民对财政事项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政府具有将收支情况公布于众的法定义务,以增加财政收支管理的透明度,确保财政权的行使内容、方式和目的服务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之所需,同时便于公民的监督权的行使。
财政民主和法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所有的财政收入均应纳入预算内管理。除了继续加强税法执行的刚性外,收费、公债以及国有资产的管理运营均应纳入法治化轨道,避免成为政府部门任意裁量决定的自由领域。另外,要提高税收的依存度,不仅是使公民在税痛感中加强对政府财政支出的监督力,而且要使政府在收税难的税痛感中,真正认识到财政取之于民、服务于民的本质,从而加强对财政资金的审慎运用。在税制的结构方面,也应该加强直接税在整体税收收入中的比重。间接税的一个弊端是使真正的负税人处于“植物人”的地位,不能以纳税人的身份行使权利,也无法对自身的税负有更确切的了解,从而使纳税人作为主权者享有的监督、控制租税国家的权利的宪政机制难以实现。[9] 至于财政平等原则,是确保财政符合正义公平的法律理念,确保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法则。此处的平等不仅指形式公平,还是实质公平。
在财政收入面,税收应该遵循量能负担原则,以此将税收的缴纳与公共物品的获取相隔离,保障每一个公民基本生存权不受侵犯。财政的支出面的平等,则是保障全体国民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务,而且对于弱势群体,财政的支出应该体现倾斜和更多关怀,确保他们能享有同质的平等发展机会和社会福利水平。至于现在问题颇多的收费,应该严格遵循成本补偿原则,避免成为相关部门和个人垄断谋利的工具。[10]
财政健全原则,关注的是财政运行的安全稳健,其核心问题是财政风险的防范和控制。近年来,我国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规模很大,累计发行的国债虽未超出国际警戒线,但是如果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国有企业的债务、社会保障的负担、银行的不良资产等隐性负债纳入进来,我国财政风险早已突破警戒水准。因此,当前需要调整财政政策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实现财政健全原则的要求。同时,应该修订预算法和制定国债法,加强预算外资金的控制以及国债发行规模和结构的法律控制。各级人大及其会应该加强预算监督,防止政府部门通过不规范的“预算调整”来增加举债的数额,依预算法行使改变权或撤销权,切实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11] 财政健全原则事实上是财政民主和财政法定要求的延伸。如果政府不遵循财政健全原则,财政的民主和法治必然丧失殆尽,严重的还会引发财政危机,这既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也会危害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财政健全原则是中国今后财政法治建设需要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则。
马斯格雷夫认为财政有三大职能:配置职能、分配职能和稳定职能。配置职能即基于公共需要和市场失灵而对社会总资源在私经济与公经济部门进行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分配职能即通过国民收入与财富的分配和调节,使之符合社会公平或正义的分配状态;稳定职能,即利用预算政策等手段,对经济进行有效调节,从而保持高就业率,稳定的物价水平和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12] 无论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还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均离不开财政三大职能的有效作用。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分工与合作更为精细和紧密的时代,公民个人的发展、企业的竞争力以及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均需要财政三大职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挥作用,而不能有失偏颇。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突出矛盾表现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为此,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五个统筹的要求,下面,本文将结合财政职能的发挥,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具体解析我国财政法制变革的方向。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是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引起社会各界重视的“三农”问题而提出的发展对策。“三农”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民增收长期迟缓,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这不仅是农民作为公民的平等权问题,还是一个国家容易引发合法性危机的政治问题。三农问题的关键和核心仍是农民权利保障问题。对于财政法制变革而言,应该整合现有的财政支农政策,根据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从财政的收入面、支出面和配套政策方面予以调整,充分发挥财政的配置和分配职能。在收入面,农业税费一直是农民不能承受之重,也是治乱循环的症结。
自从2004年国家大规模减免农业税以来,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备受指责的农业税已经准备提前退出历史的舞台,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因为农业税减免而造成的乡镇财政缺口如何解决,农村是否成为无税区?如何形成规范的农民与国家的财政法律关系?这是财政的分配职能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可行的方案是建立城乡统一的税制,将取消农业税后的农业收入、农用土地和农业产品纳入统一的所得税、财产税和商品税等税制体系中,在税法上彻底改变农民身份的歧视性待遇,也解决依附于农业税的各种集资、收费、摊派等不规范的财政现象。乡镇财政缺口问题[13] 需要中央财政以转移支付加以解决。目前我国尚未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这对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区域财政发展不平衡的解决均是一个重大的缺失。另外,法定的财政分权应该从省级进一步细化到县乡级财政,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财权,以财产税制解决地方财政资金的稳定供给问题。
在财政支出面,突出需要解决的是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农民与城市居民最大的不公平待遇不在于收入面,而在于支出面。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本应由政府负担的公共支出,主要的两块是教育和医疗。其中,教育不仅涉及农民的减负减支,更关键的是涉及农民及其后代的发展权问题。因此,财政支农力度,不仅是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扶持和投入,更重要的是建立免费供给的农村义务教育体系和农村公共医疗体系。养老保险的制度体系也应逐渐覆盖到农村和农民。此外,财政在农村地区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方面也应加大投入力度,不仅改善农民的公共服务质量,而且也使得农村与城市具有同等的发展机会,促进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
财政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提高农业的竞争力,也是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的举措。发达国家对农业一般均给予特别的税收减免和优惠政策。我国在涉农税收方面同样可以在税率、计税依据、税额核定以及征收方式方面适用较工商业税收更为优惠的规定,以实现不同产业之间税负的实质公平。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发展失衡的另一个表征。这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策略以及偏重沿海东部地区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具有极强的关联性。目前,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国家已经出台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基本政策,财政支持力度也逐渐从东部转向西部和中部。但是,当前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主要是,过渡时期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规范的法律依据,资金管理不规范,而且受财力所限,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能力十分有限;其次,现行财政体制按“基数法”进行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不仅未能解决历史积累的地区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而且以体制方式肯定这种差距,不利于改善落后地区的财力状况
;第三,专向拨款和结算补助均没有规范的分配方式,随意性较大,导致东部地区的拨款实际仍多于中西部落后地区。
[14] 第四,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不清,财权配备也不合理,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税收立法权,制约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使得以第三产业为主要税源的营业税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难以起到支撑地方财政收入的主导作用。协调区域发展的财政法改革方向是,首先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建立以宪法为统率,预算法、财政收支划分法和财政转移支付法为主体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赋予地方必要和适度的税收立法权,规范财政在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方式;其次,加大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因素法代替传统的基数法确定转移支付的比例和额度,将人口数量、城市化水平、人均GDP、人口密度等纳入因素法考量的范围,以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客观公正性,使财政的支持力度真正体现在落后经济地区。
再者,简化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重新归并现行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税收返还、专向拨款、结算补助等四种转移支付形式,建立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重点,专向转移支付相配合,特殊性转移支付为补充的复合型财政转移支付形式。[15] 第四,建立规范的省对地市县的转移支付制度,以解决省以下地方政府财政失衡和公共服务差距问题。最后,加快财政立法,在已有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尽快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和《财政转移支付法》,加强财政支付的刚性,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稳定、规范的制度供给。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在当前经济的发展中,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均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障碍。目前,我国失业问题严重,就业形势严峻。2004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另外,我国还大约有1.6亿的隐性失业者和1.5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
借鉴国际经验,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可以包括:根据税收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原理,适当降低企业税负,鼓励投资,以增加就业机会;中小企业是活跃市场的基本力量,也被誉为“创造就业岗位的机器”,国家应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差别税率、财政贴息、财政担保、财政投融资等综合手段,扶持和鼓励中小企业和个体、民营经济的发展,吸纳社会就业人员;对城市新弱势群体[16] 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者给予支持,大力发展灵活就业[17] ;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设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加大税收政策包括房产税、营业税、教育费附加以及企业所得税方面对劳动力教育、培训的支持力度,改善劳动供给结构,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由政府定期举办环保、绿化、基础设施维护等公共工程,为下岗失业者提供工作岗位。
我国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一方面,是巨额的历史债务,另一方面则是养老保险基金在由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转轨中透支了在职职工个人账户基金,造成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对此,作为短期政策,政府应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的财政预算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拨款机制。
通过征收环保税、遗产税或划拨部分个人所得税的方式,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对国有股减持、资产置换、土地拍卖等国有资产变现收入,发行彩票收入,社会捐赠收入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收益等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养老金缺口的补偿力度。[18] 长远来看,应该借鉴国际经验,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以代替现在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社会保障收费局面,使社会保障有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同时扩大社会保障税的覆盖范围,将我国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均作为雇主与其雇员一同作为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公务员也不例外,但对农业人口则尚需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先将部分富裕地区的农民纳入试点范围,并逐渐探索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中,义务教育问题也是需要财政资金加大力度的一个领域。义务教育属于纯公共产品,它涉及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我国财政对教育整体投入严重不足,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占全国教育经费的比重过低,现行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责任主体也不合理。当前我国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教育体制,义务教育经费由地方各级政府分担,大约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省财政负担11%,中央财政负担不足2%。由于县财政困难,实际无力保证教育经费的及时、足额支付。因此,应尽快建立“以省为主,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教育资金管理体制,加大中央财政的拨款力度和教育经费的投入。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当承担至少50%的经费,对于西部地区和贫困省份,中央财政还得加大义务教育专向转移支付力度,以保证全国各地区义务教育水平的均等化。
[19] 对于日益加大的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税收应该在量能负担和累进性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的税制改革主要是个人所得税的修订和消费税税目的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应该充分体现人权保障,除了提高生计费扣除标准外,还应将纳税人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赡养老人和子女抚养、教育费用等因素纳入扣除项目的考虑,同时结合经济的通货膨胀率,对费用扣除实行指数化,并允许物价指数和生活水准偏高的地区,适当上浮扣除费用标准,在保证纳税人基本的生存需要的前提下,体现地区差异的纵向公平。在适当的时机我国还应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既进一步加大收入差距调节力度,同时调节代际公平、鼓励勤劳致富和鼓励社会公益捐赠。
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标识着我国在正确认识自然、环境和资源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后,由“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观念的重大转变。由于生态环境资源具有产权不明晰、强烈的外部性特征,因此存在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属于适宜由政府提供的典型的公共物品。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应该从行政管制转为更为有效地利用财政税收手段进行经济调节,以引导和促进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财政在此方面的作为包括两方面,在财政的支出方面,运用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环保信贷、建立环境保护基金、清洁能源基金等方式加大财政对环境保护和污染综合治理的投入,帮助修建污水处理厂等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鼓励和支持开发经营可再生能源的企业以及研究、开发、推广、应用清洁生产技术的企事业单位;另一方面,在财政的收入方面,主要是建立完备环境税费体系,除了遵从受益者负担和污染者付费等原则建立环境污染排放和整治的收费机制外,更为重要的则应该是建立一套有机配合、公平、合理的环境税制体系,以促进能源的节约利用和鼓励清洁能源的使用。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环境税制。以丹麦为例,1992年率先开征二氧化碳税,对含碳燃料根据含碳量的高低按差别税率征收;1996年为回应国际条约关于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标准要求,开征了二氧化硫税,以增加使用含硫燃料从事生产的成本,降低整体能源消费,刺激以低硫燃料代替高硫燃料,减少排放量。其他开征的环保税则包括垃圾税、车用燃油税、自来水税、一次性使用餐具税、氯化熔剂税、杀虫剂税、镍镉电池税等。
[20] 在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环境税制,目前与环境有关的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现行的资源税偏重于对资源使用的级差收益进行调节,而缺乏能源节约利用和清洁能源替代使用的刺激作用;对汽油开征的消费税也未区分无铅汽油和含铅汽油实行差别税率;在增值税方面,对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居民用煤碳制品、化肥、农药等适用的均是低税率,仅顾及作为生产的初级投入品和居民生活的必需品的低税负要求,而缺乏环保方面的考虑。此外,机动车船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在税制设计方面明显表现出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因此,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国亟需建立涵括所有资源、污染物在内的公平、效益的环境税制体系。
改革的方向是健全资源税,改变资源税覆盖面窄、税负低的现状,将资源税征收范围扩大到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滩涂、地热、大气、水等资源的各个领域,同时要调整税率,不仅要将资源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纳入到税额中,而且还需将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成本考虑在内。其次,对污染物开征环境税,征税对象包括车用燃油、二氧化碳、氟里昂、一次性包装袋和餐具、镍镉电池、杀虫剂、农药、化肥等。三是充分利用差别税率,如对汽油区分无铅汽油和含铅汽油,低碳燃料和高碳燃料,低排放量车辆和高排放量车辆,高回收产品和低回收产品进行能源消费的引导和调节。四是充分运用直接税扣除、减免措施,鼓励清洁生产、环保企业的发展。如与环境有关的资本支出包括防治污染、废物回收或利用等项目的资本支出可以在税前列支,对环境无负效应的投资或旨在减少对环境负效应的投资按一定比例进行税前抵扣,对控制和治理污染的固定资产允许加速折旧,对环保企业的所得税进行减免等等。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无论是从经济的全球化,还是从中国加入WTO的现状来看,中国已经不能脱离世界经济的规则独立发展,而是必须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开放、循环的世界经济体系,在尊重和遵循国际法律规则的前提下,谋求自身最大的发展。当务之急是遵照WTO的要求,建立统一、公平、透明、高效的税制体系。统一是公平税负的前提,公平是税制的核心,而透明则需提高我国各税法的法律级次,将暂行多年的法规条例尽快上升为法律,同时增强规章性文件的公开性和规范性。高效应该是最具技术含量的税制改革要求,无论是企业所得税的合并还是税收优惠措施的取舍,既要符合国际条约和双边税收协定的要求,同时还须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对经济的稳定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要求。例如,上文所提的环境税的开征,并不是一个单纯考虑环境保护、能源节约利用的问题,而是必须统筹考虑国民经济的竞争力问题。
尽管美国、日本以及荷兰、丹麦等国家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甚至自身标榜为地球环境保护的领头羊,但在税制的设计上却非常顾惜企业的竞争力。例如丹麦开征的二氧化碳税,对企业适用较居民家庭为低的税率,并且对能源密集型企业以及总税负超过企业增值额3%的企业可以选择与环境能源部签署协议,获得减税。在能源密集型企业中,则选择参与国际竞争的钢铁、水泥企业采用低税率,而对那些竞争力影响不大的企业,则使用了世界上最高的二氧化碳税税率。此外,丹麦还实行绿色税收的返还,将全部或部分的绿色税收通过减少其它与企业相关的税收以及使用补贴支持环保的方式返回企业。[21] 因此,我国在相关税制的设计时,也必须结合考虑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企业竞争力的保持。仍以环境税为例,在课税对象上,结合资源优势,对影响本国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环境税缓征、少征或不征,对资源优势和工业竞争力不大的环境税收则尽早开征并适用较高的税率。
在课税环节的选择上,兼顾效益性和公平性,某些对竞争力影响大的税收尽量在消费环节征收而不是生产环节征收。在税收的减免退和补贴方面,则可以考虑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对用于公共服务、服务于弱势群体和保持工业竞争力的项目免税。[22] 另外,对企业的税负进行综合衡量,在提高环境税负的同时,适当降低所得税、增值税等税种的税负。通过绿色税收的返还,减少企业对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以保持企业竞争力。再如时下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必要性已经无需多言,时机也不能再拖,关键是如何处理曾在吸引外资方面立过汗马功劳的外资企业税收优惠问题。可行的策略是“先并再调”。
首先应果断地将两税合并为一税,统一基本的课税要素,包括纳税人、税率、计税依据、扣除标准等,以解决长期以来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的问题;其次,安排一个适当的过渡期,如2-3年,继续保留曾经适用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这一方面是兑现先前外资企业设立时的承诺,另一方面也给予外资企业调整、适应的必要时间,以期平稳过渡。再者,将普遍优惠的税收政策转为重点优惠政策。对我国急需的高新技术和短缺资源实行重点优惠,增强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最后,还应充分利用WTO规则所允许的补贴规则,扶持本国经济发展。例如,对小型产业的普遍性补贴;资助由企业直接进行或通过与高等教育或研究机构签订合同进行的研究活动;资助国内落后地区;对企业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对现有设施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环保要求而产生的财政负担等给予资助。[23]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理查•马斯格雷夫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一个国家处于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初级阶段时,政府对公共部门的投资在整个国家经济投资总额中应有相当的比重,以便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起飞”的中级阶段奠定基础;而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级阶段以后,政府仍应对公共部门进行投资,只不过此时的公共部门投资将逐渐成为日益增长的私人部门投资的补充。[24] 我国当前仍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发展阶段,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属于政府主导型,这决定了政府的财政行为在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仍将发挥重大的作用,尤其在经济的宏观调控、城乡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社会保障的供给以及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应该发挥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然而,愈是需要财政权力作用的地方,则愈是凸现控制财政权力之必要性。
以人为本所折射的公民权利本位的理念在现代法治社会起着“权利控制权力,权力服务于权利”的根本导向作用,在制度建设上则须加快财政立宪的步伐,依据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平等主义、财政健全主义四大基本原则切实将财政权力纳入民主法治的宪政轨道。如此,方能构建一个法治的政府,一个和谐的社会。
1 本文所言的财政,是包括税收在内的广义的财政。现代社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绝大比例,也是法治国家汲取财政资金的主要途径,因此,税收历来因其重要性而有独立于财政研究的事实。但,这并不表明税收可以脱离财政的范畴而自行发展,相反,因为对税收支出的关注,对税款用途的监督,使得税收有着重新融入财政大循环中予以系统研究的必要,由此也带动了整个财政法的勃兴。税收是财政框架下的税收,财政是以税收资金运动为核心的财政,财政税收本为一体。因此,本文并不为突出税收而采用时下流行的“财税法”之提法,而力图以“财政”代之。
2 温家宝:《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29日11:22新华网。
3 需要声明的是,本文对于国民、公民、人民等概念并不加以严格区分,而是视不同语境需要而交互使用。
4 笔者所称的行动权力是一个概括的指代,指一切建立和依托于财政之上的国家的公权力,主要是行政权,但也包括立法权和司法权。正如公民需以一定的财产权为基础方能行使自由权,国家的行动权也须仰仗财政权。国家的财政权与公民的财产权相对应,国家的行动权与公民的自由权也是相对应的。
5 “物质财富首先是以公民劳动成果的形式存在的,然后才由国家这个公共机构加以提取。也就是说,公民权利是公民劳动成果的转化和派生形式,国家权力则是国家以税收等法定形式抽取自公民社会的物质财富的转化形式。”引自童之伟:《法权与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页。
6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213页。
7 这种国家权力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源于这样一种理念,国家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高于公民个人利益,并能取代和自动实现公民个人利益,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人民民主性质能当然保证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体利益的一致性,由此国家财政权力可以代行和安排公民的财产权,由此指导的财政不以税收为依赖,而以国有企业的集中计划运营为核心,广泛深入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领域。国民创造的大部分财富非以公民财产权的形式存在,而是成为财政统一计划分配的资金。由此,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公民自由发展权自然受到很大的限制。
8 2 Bvl 37/91 published in Official Tax Gazette (BStBl)Ⅱ 1995 at 655 ff.
9 王怡:《立宪政体中的赋税问题》,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
10 当前,很多规费的收取超出填补或弥补成本的范围。如高速公路、桥梁费等在收回成本以后继续收取。
11 张守文:《财政危机中的宪政问题》,载《法学》2003年第9期。
12 [美]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佩吉•B•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第五版),邓子基、邓力平译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3 自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先后取消了原先纳入乡镇财政预算和村级财务开支的税费项目,如乡统筹、教育集资等,乡镇可用财力突然间变得极为窘迫。一项调查显示,全国现有乡镇近五万个,平均每个乡镇负债约400万元,共计2200亿元左右。如果将村级组织的债务一并考虑,债务总额约4000亿元~5000亿元。引自《中国税务报》2005年2月16日头版《县乡日子过好了,农民减负才持久》。
14 潘明星、张静:《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载《税务研究》2005年第4期。
15 参见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16 城市新弱势群体是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失业率上升而出现的城镇贫困人口阶层。他们由于职业技能差、文化水平低而难以就业,即使就业也基本属于临时就业或弹性就业,就业质量低,不稳定,享受不到各种保险和有关福利待遇。下岗失业人员和进程务工的农民是城市新弱势群体的主要组成者。在数量上,他们已经超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在生活水平上他们出于社会的最低点。这一新的弱势阶层现在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参见刘军:《城市新弱势群体的就业与税收探索》,载《税务研究》2005年第2期。
17 灵活就业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一个或几个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上的传统、主流的就业形式。包括临时工、季节工、劳务工、承包工、派遣工、小时工等。据《中国就业报告》的统计,目前在累计2550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约1500万人从事灵活就业;大量的进城务工农民也从事着灵活就业。(参见刘军:《城市新弱势群体的就业与税收探索》,载《税务研究》2005年第2期。)灵活就业能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有效解决城市新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但需要关注的是灵活就业的劳动保护、社会福利保障问题。
18 安体富:《5000亿的增收税款往哪花》,载《中国税务报》2005年3月4日第8版。
19 安体富:《5000亿的增收税款往哪花》,载《中国税务报》2005年3月4日第8版。
20 参见高萍:《丹麦“绿色税收”探析》,载《涉外税务》2005年第4期。
21 参见高萍:《丹麦“绿色税收”探析》,载《涉外税务》2005年第4期。
22 参见侯作前:《经济全球化、WTO规则与中国环境税之构建》,载《政法论丛》2003年第2期。
23 [印]巴吉拉斯•拉尔:《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概要》,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7页,转引自侯作前:《经济全球化、WTO规则与中国环境税之构建》一文。
24 转引自杨荣学:《建立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协调机制》,载《税务研究》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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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所谓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就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原始权益人(发起人)将流动性比较差的存量资产或可预见的未来现金流收入构造成基础资产,真实销售给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 ),再以该资产为支持发行证券募集资金,并以该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清偿证券本息的融资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公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方式解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我国公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方式解析全文如下:
据统计,到2012年年底,我国公路总里程达424万公里,高速公路从无到有,通车里程达9.6万公里。虽然从公路总里程看我国的公路已达到了相当规模,但是相对于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13亿的人口,目前的公路仍然不能适用经济发展的需要,公路总里程仍然不足。公路网密度也较小,尤其是覆盖县乡的公路比较少。此外,我国公路技术等级和路面等级仍然比较低,技术等级构成仍不理想,地区发展也不平衡。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关键的应该是公路建设资金的短缺。这就需要相关决策部门能广开思路,深入探寻更加经济有效的融资方式解决这一困境。而在可用资金暂时短缺的现状下,通过现有可控资产融资即通过项目融资方式无疑是比较可行的。
中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在1997年4月6日颁布的《境外进行项目融资管理暂行方法》中,将项目融资定义为:“以境内建设项目的名义在境外筹措外汇资金,并仅以项目自身预期收入和资产对外承担债务偿还责任的融资方式。”不仅公路经营企业,而且公路事业单位均可以采取项目融资方式筹措公路建设资金。广义的项目融资包括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狭义的项目融资是指债务融资。
“项目融资”用于代表广泛的、但具有一个共同特征的融资方式,其共同特征是:融资不是来源于项目发起人的信贷或所涉及的有形资产,项目融资是一种“表外融资”。项目融资应具有以下性质:债权人不以建设项目以外的资产、权益和收入进行抵押、质押或偿债;境外机构不提供任何形式的融资担保。由此看出,项目融资是以项目的资产、预期收益或权益作抵押取得的一种无追索或有限追索的融资或贷款,由于债权人承担了较大的项目风险,要求有较高的投资回报,因而项目融资成本较高。一般而言,微观效益不理想的公路建设项目不具备项目融资条件。项目融资的运作模式较多,主要有BOT、ABS等模式。
BOT(Build operate Transfer),即“建设―运营―移交”。BOT实质上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的一种方式,以政府和私人机构之间达成协议为前提,由政府向私人机构颁布特许,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筹集资金建设某一基础设施,并管理和经营该设施及其相应的产品与服务。政府对该机构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数量和价格可以有所限制,但保证私人资本具有获取利润的机会。整个过程中的风险由政府和私人机构分担。当特许期限结束时,私人机构按约定将该设施移交给政府部门,转由政府指定部门经营和管理。
BOT方式并非一种仅仅用于吸引外资的方法。同时应该看到,我国用来吸引外资的BOT项目常常步入各种困境之中,如汇率风险问题、货币兑换的困难、国际惯例与国内现状的矛盾等等。因此,BOT在中国的推广过程中,除了吸引外资以外,更应该而且能够吸引国内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即采用内资BOT方式,这才是BOT在中国的正确发展道路。利用内资BOT形式进行公路建设的目的是启动民间闲置资本用于国家急需建设而国家财力又暂时无力建设的公路建设项目中去。通过公路建设,进一步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并使参与建设的民间资本获得合理的回报,因此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通过近几年的实践经验,BOT模式逐渐衍生出其他运行模式,比较常见的为“建设―移交”即BT模式。BT模式是一种新的投资融资模式,发展时间短,重点是“B(建设)”阶段,投资方在移交时不存在投资方在建成后进行经营,获取经营收入,项目业主(一般是政府部门)按合同约定分期向投资方支付合同的回购价款。漳州市近几年比较成功的BT融资建设项目有,2011年的漳州沿海大通道(漳浦境)一级公路工程项目和2012的厦漳同城大道先导段项目,于2013年开工的在建项目漳州新江东大桥及接线公路工程也属于这一模式。
1、资产证券化定义
资产证券化是以项目(包括未建项目和已有项目)所属的资产为基础,以该项目资产所能带来的稳定的预期收益为保证,经过信用增级,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主要是债券)来募集资金的融资方式。从本质来说,资产证券化是属于一种以项目的收益为基础融资的项目融资方式。这种新型的融资方式是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创新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其内涵就是将原始权益人(卖方)不流通的存量资产或可预见的未来收入构造和转变成为资本市场可销售和流通的金融产品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资产中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进而转换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的过程,其实质是融资者将被证券化的资产的未来现金流收益权转让给投资者。
2、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运作原理
一般来说,所谓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就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原始权益人(发起人)将流动性比较差的存量资产或可预见的未来现金流收入构造成基础资产,真实销售给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 ),再以该资产为支持发行证券募集资金,并以该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清偿证券本息的融资活动(见图1)。投资人的追索权仅限于基础资产,对原始权益人的其他资产没有追索权。基础资产属于SPV,独立于原始权益人,如果原始权益人发生破产,其债权人不能对己经出售的基础资产主张权利,因此SPV具有隔离原始权益人破产、保护投资人权利的作用。这也是资产证券化与其他融资方式相比的独特之处。 资产证券化的核心原理为“基础资产的现金流分析”,三个基本原理为“资产重组原理”、“风险隔离原理”、“信用增级原理”。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资产证券化是资产支持融资。银行贷款、发行证券等传统融资方式,融资者是以其整体信用水平作为融资基础。而资产支持证券的偿付来源主要是基础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而与发起人的整体信用无关。资产证券化条件下,投资者根据由资产担保所决定的证券的信用等级决定是否购买,而不需要对发起人的整体信用水平进行判断。
二是资产证券化是结构融资。所谓结构性融资安排是相对于银行、企业单一的负债行为或单一的贷款等线性融资安排而言的。资产证券化之所以是一种结构性融资方式,是因为发起人并不是直接到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或投资者以其他方式直接融资。
三是资产证券化是表外融资方式。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之规定,只要发起人将与资产有关的几乎所有的收益与风险转移给了另一个实体,或者发起人已经放弃了对资产的控制,将其“真实销售”给了SPV,就允许发起人将证券化的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剔除并确认收益与损失。为实现发起人表外融资的目的,SPV也必须支付全部资产的受让对价,其资金来源并非是SPV自有的资金,而是SPV以证券化资产为基础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所募集的资金。由此可见,资产证券化是一种可以提供表外融资的融资方式。
概括地讲,一次完整的证券化融资的基本流程是:发起人将证券化资产出售给一家特殊目的机构,或者由SPV主动购买可证券化的资产,然后将这些资产汇集成资产池(asset pool),再以该资产池所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持在金融市场上发行有价证券融资,最后用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来清偿所发行的有价证券。
一个完整的资产证券化交易通常需要以下九个步骤:
一是确定证券化资产并组建资产池。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即资产的原始权益人)在分析自身融资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发起程序确定用来进行证券化的资产。尽管证券化是以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为基础,但并不是所有能产生现金流的资产都可以证券化,一般来说资产可以产生稳定的、可预测的现金流收入;资产抵押物易于变现,且变现价值较高;资产的历史记录良好,即违约率和损失率较低的比较容易实现证券化,而那些现金流不稳定、同质性低、信用质量较差且很难获得相关统计数据的资产一般不宜于被直接证券化。
二是设立特殊目的机构。特殊目的机构是专门为资产证券化设立的一个特殊实体,它是资产证券化运作的关键性主体。组建SPV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发行人的破产风险对证券化的影响,即实现被证券化资产与原始权益人(发起人)其他资产之间的“风险隔离”。SPV被称为没有破产风险的实体,对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指SPV本身的不易破产性;二是指将证券化资产从原始权益人那里真实销售给SPV,从而实现了破产隔离。
SPV可以是由证券发起人设立的一个附属性机构,也可以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专门进行资产证券化的机构。设立的形式可以是信托投资公司或者其他独立法人主体。具体如何组建SPV要考虑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和现实需求。
三是资产的真实出售。证券化资产从原始权益人向SPV的转移是证券化运作流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会涉及到很多法律、税收和会计处理问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一般都要求这种转移是“真实销售”,其目的是为了实现证券化资产与原始权益人之间的“破产隔离”――原始权益的其他债权人在其破产时对已证券化资产没有追索权。
以真实出售的方式转移证券化资产要求做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证券化资产必须完全转移到SPV手中,这既保证了原始权益的债权人对己经转移的证券化资产没有追索权,也保证了SPV的债权人(即投资者)对原始权益人的其他资产没有追索权;另一方面,由于资产控制权己经由原始权益人转移到了SPV,因此应当将这些资产从原始权益人的资产负债表上剔除,使资产证券化成为一种表外融资方式。
四是信用增级。为吸引投资者并降低融资成本,必须对资产证券化产品进行信用增级,以提高发行证券的信用级别。信用增级可以使证券在信用质量、偿付的时间性与确定性方面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需要,同时也满足发行人在会计、监管和融资目标等方面的需求。信用增级可以分为内部增级和外部信用增级两类,具体手段有很多种,如内部信用增级的方式有:划分优先/次级结构、建立利差账户、进行超额抵押等。外部信用增级主要通过金融担保来实现。
五是信用评级。在资产证券化交易中,信用评级机构通常要进行两次评级:初评与发行评级。初评的目的是确定为了达到所需要的信用级别必须进行的信用增级水平。在按评级机构的要求进行完信用增级之后,评级机构将进行正式的发行评级,并向投资者公布最终评级结果。信用评级机构通过审查各种合同和文件的合法性及有效性,给出评级结果。信用等级越高,表明证券的风险越低,从而使发行证券筹集资金的成本越低。
六是发售证券。信用评级完成并公布结果后,SPV将经过信用评级的证券交给证券承销商去承销,可以采取公开发售或私募的方式来进行。由于这些证券一般都具有高收益、低风险的特征,所以主要由机构投资者(如保险公司、投资基金和银行机构等)来购买。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一个健全发达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必须要有一个成熟的、达到相当规模的机构投资者队伍。
七是向发起人支付资产购买价款。SPV从证券承销商那里获得发行现金收入,然后按事先约定的价格向发起人支付购买证券化资产的价款,此时要优先向其聘请的各专业机构支付相关费用。
八是管理资产池。SPV要聘请专门的服务商来对资产池进行管理。服务商的作用主要包括:收取债务人每月偿还的本息;将收集的现金存入SPV在受托人处设立的特定账户;对债务人履行债权债务协议的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相关的税务和保险事宜;在债务人违约的情况下实施有关补救措施。 一般地,发起人会担任服务商,这种安排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因为发起人已经比较熟悉基础资产的情况,并与每个债务人建立了联系,而且发起人一般都有管理基础资产的专门技术和充足人力。当然,服务商也可以是独立于发起人的第三方。这时,发起人必须把与基础资产相关的全部文件移交给新服务商,以便新服务商掌握资产池的全部资料。
九是清偿证券。按照证券发行时说明书的约定,在证券偿付日,SPV将委托受托人按时、足额地向投资者偿付本息。利息通常是定期支付的,而本金的偿还日期及顺序就要因基础资产和所发行证券的偿还安排的不同而异了。当证券全部被偿付完毕后,如果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还有剩余,那么这些剩余的现金流将被返还给交易发起人,资产证券化交易的全部过程也随即结束。
由上可见,整个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流程都是围绕着SPV这个核心来展开的。SPV进行证券化运作的目标是:在风险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约束下,使基础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与投资者的需求最恰当地匹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只阐述了资产证券化运作的最一般或者说最规范的流程,实践中每次运作都会不同。尤其是在制度框架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这种不同会更明显。因此,在设计和运作一个具体的证券化过程时,应以既存的制度框架为基础。
采用项目融资方式进行融资的项目风险可以分为三大类:商业风险、非商业风险和不可抗力风险。商业风险包括市场风险、建设风险、运营风险、技术风险等;非商业风险包括法律风险、金融风险、环保风险等;不可抗力风险主要包括灾害、工程和设备遭受意外损害等。
BOT项目通常采取风险分担原则,通过特许权协议将项目的风险合理分担到政府和投资人身上,即对投资人应承担的风险采取较严格的态度,如建设、设备供应、技术应用、运营与风险由投资者承担;而商业风险中的收入风险(即或取或付义务)、非商业风险中的法律变更风险等由政府承担;其他无法确定应由哪方承担的风险由双方分担,如通货膨胀风险、汇率风险等。这样一来,项目建设、运营风险基本由投资者承担,投资者又可按风险承担原则,将风险合理分担至建筑承包商、运营维护承包商、保险机构等各方面,从而大大减少了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风险。
证券化汇集大量的权益分散于不同债务人的资产,降低了资产组合中的系统风险。通过划分风险档次,将不同信用级别和资产证券匹配给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人,可以较好地规避风险。但仍具有以下风险:
一是发行失败风险。指ABS方式融资对投资者而言,在我国是一种新的品种,要使投资者接受并愿意投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如果之前安排欠妥,工作不够,则存在发行失败的可能性。
二是利率风险。指对于ABS融资方式,无论采用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利率的不利变化都将给融资带来不利影响。固定利率下,如果市场利率呈下降趋势,在没有设计相应的赎回(Call Provision)条款的情况下,融资成本将相对走高;如果采用的是浮动利率,市场利率的上升会使票面利率同步上升,同样会加大企业的融资成本。
尽管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中的风险不能被消除,但可以将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一般来说,减少一般风险的方法是提供给投资者一揽子方案,如陈述书、保证书、应有的尽职调查、法律意见书、无保留意见书、信用增级等。对于特定风险,则可以通过制定专门的资产证券化法律,提供完善的资产证券化法律环境体系;加强金融机构的内部建设,形成多方监管、协调机制;注重资产证券化过程控制等手段防止或者减少各类风险。
任何事情都存在风险,只要能将其置于可控范围之内,就会享有承受风险所带来的收益。公路基础设施通过项目融资方式进行融资建设尽管目前处于初步实践阶段,没有完全发挥它的巨大效益,但是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应该积极探寻完善这一新型融资方式,充分利用民间资本,解决公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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