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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一个新的文化休闲街区项目,不同的选址要求体现了不同企业的价值取向。“1912”选址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区位方面,首选入驻一、二、三线城市核心商圈位置或一、二线城市区域副中心核心位置,其次为一、二、三线城市核心商圈3公里范围以内,或区域副中心与主城核心商圈交界处。这方面的要求主要取决于打造城市客厅定位,要发挥城市客厅作用,必须保证一定的客流量,而一、二、三线城市核心商圈位置或一、二线城市区域副中心核心位置的优先选择,为充裕的客流量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保证。
二是在地块特征方面,要求项目规整、边界清晰、临主干道、有较长沿街展示面、交通便利,可建商业面积不少于5万平米。这个要求主要取决于整体文化氛围打造,没有一定的体量,街区就会没有纵深,整体文化氛围就无法突出,时空变换般的独特文化感受效果就会降低。
三是文化遗存方面,要求地块所处区域有文化特色与历史遗风可借鉴。这个要求主要取决于打造文化名片目标,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是“1912”区别于其他文化休闲街区的标志,正如南京1912集团董事长李天成先生所说,“商业运营是我们的事业载体,文化创意是我们的事业引擎”⑦,特色文化底蕴要求对“1912”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基于“1912”项目打造目标的独特选址要求,有效避免了为赶潮流而快速上马项目,其后因运作不佳门庭冷落而黯然收场的潜在风险,为“南京1912”的快速扩张加了一条牢固的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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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整个社会发展史,人类对自然的每一阶段不合理开发,都导致自然界作出报复性的反应。人们普遍认识到,人类目前所面临的人与自然不和谐问题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复杂和严峻。但是人类不可能退回到被动适应自然的道路上去,只有依靠科学发展才能实现新形势下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已成为中国乃至当今世界高度关注的议题之一。解决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需要唤醒人类的主体性和生态环境意识,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经济因素在形成和改变人与自然关系性质中的作用,不能离开发展经济来谈环境保护问题。当代人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路径是实施可持续发展,将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以及推动人类精神文明进步有机地结合起来。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发展型和谐的首要条件,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自身发展的重要前提。社会的和谐、人的全面发展都必须在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中得以实现。从根本上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同自身的关系。人类依赖自然生存和发展,自然生态代表着人类的根本利益,破坏自然生态就意味着破坏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指人应该能动地适应自然规律,与自然界互利互惠、共生共荣。一方面,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和改造要建立在自然容许的范围之内,使之为人类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料,满足人类的需求;另一方面,人要平等地对待自然界,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促进自然界的发展。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建构发展型和谐的重要物质基础。自然界向人类提供的生产、生活资料和舒适的生活、休闲空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只能是一定的。人类需求的增长与自然界所能提供的各类资源必须相适应,人类的生产和消费必须以最小的环境和资源代价来进行。在维护人类利益的同时,必须维护自然界的平衡,确保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与和谐共处。
我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以过度消耗甚至透支自然资源、以某种程度上破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代价的,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已经严重制约着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着我国发展型和谐的建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不仅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且关系到全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体现在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和生态良性循环协调统一。离开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建构发展型和谐更无从谈起。一个真正和谐发展的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资源枯竭和人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基础上。人与自然不和谐必将意味着生态破坏、生产生活环境恶化、生活贫困和社会问题丛生,整个社会将不能达到一种和谐状态。因此,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既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唯一选择。
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与根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是影响发展型和谐的重要因素,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它可以减少或消除因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可以促使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促进经济繁荣和持续发展,进而全面推进发展型和谐的建构。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②所以,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与自然自觉协调起来,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维护人的全面发展的可持续性。
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和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加倍爱护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必须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统一,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切实加大投入,加强生态环境的治理和建设。
从当前来讲,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一是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首先就要确立生态文明观。观念转变是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先导。在资源问题日益严重的当今社会,人们必须重新审视人类对待自然界的传统态度,对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反思。建设生态文明,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形成较大规模的循环经济,使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③人类的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的命运与大自然的命运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树立生态文明观,其实也就是尊重和善待我们人类自己。二是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和确立科学精神,正确认识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人类要发展,就永远不会停止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和改造,问题在于如何开发利用和改造。这就必须认识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只有在科学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到按自然规律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三是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在环境保护中求发展。胡锦涛同志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人们生存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④人们应该将自己置于大自然之中,成为大自然的受用者、看护者和建设者,而不是大自然的掠夺者。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环境污染的治理与生态建设;要在全社会形成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良好风气;要加大治理环境污染的力度,坚决禁止各种掠夺和破坏自然的做法,坚决改变以破坏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努力做到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四是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一个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产业体系。循环经济是指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其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循环利用过程,以产品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利用和废物高效回收为特征的生态经济发展形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部署,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突出位置,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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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将“四个全面”并提,这是第一次。2015年2月2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在开班仪式上发表讲话,集中论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四个全面”是深思熟虑、深谋远虑的结果,意味着一项重大战略构想的形成。那么,如何认识“四个全面”的基本内涵、主要特点,如何把握“四个全面”的实践要求、当代价值,是领会与贯彻“四个全面”需要厘清的问题。
认识“四个全面”的基本内涵,既要明确每一个“全面”的具体内涵,更要从整体上把握“四个全面”的精神实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提出的战略目标。依据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三步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党的将这一过程分解为两个阶段,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和实现现代化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下限是2020年。依据党的报告的界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和要求包括: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这些具体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程度和水平的全面提升,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步骤。
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战略部署。改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通过深化改革释放各种活力、汇聚各种资源,仍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进入主流话语体系,成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关键词,实现了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基本理念的突破。全面深化改革涉及15个领域、60项具体任务,力求通过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的治国方略。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要求国家治理法治化,没有国家治理法治化难有国家治理现代化。依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设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既是法治体系的构成要素,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支撑。同时,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法治国家的表征,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愿景。
全面从严治党,是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经验、基于党的建设现状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作出的决策。党的以来,以为的党中央在推进党的建设实践过程中,逐步明确了从严治党的基本思路。比如,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这些思路覆盖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是协调推进党的建设各方面,使党的建设举措落到实处。
可见,“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都有其特定的内涵。然而,把握“四个全面”的基本内涵,要着眼于从整体上来理解,不能孤立来看待。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依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要求提出来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支撑,缺少其中的一个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难以成为现实。一个目标,三个推进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而在三个推进器之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大鹏之两翼、战车之两轮,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
“四个全面”作为一种战略布局,从其基本内涵、构思理念、生成基础来说,具有如下特点:
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的统一。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居于中心地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为实现战略目标服务的,属于战略举措。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有机结合,既使战略目标的实现因为有战略举措的支撑而成为可能,也使战略举措的实施因为战略目标的确立而有着力点、方向感,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个体协调与整体协调的统一。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每一个“全面”就其内在要求来说,做到了不留“短板”与“死角”,力求全方位覆盖。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落实“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制度各领域,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创新体制机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整体推进。可见,每一个“全面”的个体具有整体性、协调性。同时,“四个全面”是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的结合,也是执政目标、执政方式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执政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是执政方式,全面从严治党着眼于执政党自身建设。“四个全面”的整体同样具有系统性、协调性。
国家、社会与执政党的统一。国家、社会、政党的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社会、政党有着不同的关系类型或模式。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全面深化改革以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促进社会和谐,都离不开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的提升。“四个全面”蕴含国家、社会与执政党关系的统一,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依据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要求,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现实诉求与内在规律的统一。“四个全面”回应了人民群众的现实关切,是基于现实、立足现实的战略构想。比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社会、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面深化改革聚焦改革的“险滩”、“硬骨头”,直面改革的现实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盼;全面从严治党着眼于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协调党群、干群关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应当说,“四个全面”是面对现实、回应现实的战略构想。同时,“四个全面”反映了治国理政的内在规律。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国家存在的理由;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法治化,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是文明国家的必然选择;执政党要稳固执政地位、完成历史使命,必须塑造政党形象、树立政党权威。因此,“四个全面”既是回应现实的战略选择,也是治国理政规律的内在诉求。
“四个全面”作为一种战略布局,要改变中国现实、引领中国发展,关键在于实施、在于实践。“四个全面”的实践要求,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协同推进。“四个全面”贵在全面,非“全面”不足以成事,非“全面”也不可能成事,一个“全面”无法落实,“四个全面”就会落空。为此,需要加强宏观谋划、顶层设计,从“四个全面”的内在结构、有机联系出发制定实践方略,形成“四个全面”的互动机制、照应机制,避免各行其是。比如,全面从严治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格局中提出来的,应当依据“三个全面”的要求来定位、谋划全面从严治党。因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当强化使命意识、宗旨意识,明确执政目标、改进执政方式;因应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应当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通过制定完善严密的制度规范党内行为;因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员干部应遵守宪法和法律,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实践“四个全面”,既要求总体上的协同,也需要每一个“全面”内部的协同,每一个“全面”内部均衡推进、协调发展,才能达至“四个全面”协同的理想状态。
创新推进。实践“四个全面”不会一帆风顺,将面临诸多困难和障碍,化解困难、消除障碍的关键在于创新。如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全面深化改革面对的都是难题、“硬骨头”,必须更新改革观念、创新改革推进方式,才能创新体制机制,解除改革难题,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创新的过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深刻革命,需要创新立法体制、执法体制、司法体制、监督体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也是创新的过程。要解决当前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唯有创新从严治党的理念方法,改革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实现“四个全面”的整体协同,是一项全新的课题、全新的实践,通过何种机制实现协同,通过何种制度保障协同,更需要创新和探索。
汇聚民智与民力。“四个全面”就其旨趣而言,都指向人民幸福,与人民幸福密切相关。比如,全面小康社会有多方面的指标和要求,但各项指标和要求均着眼于增进人民幸福,为人民幸福奠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基础;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依法治国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法律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全面从严治党的出发点在于通过改变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通过组织、制度保障,杜绝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发生,使人民利益落到实处。“四个全面”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服务人民,“四个全面”的实践也应当依赖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要汇聚人民力量,也要体现人民意愿、集中人民智慧;全面深化改革,既有赖人民对改革的支持,也有赖人民的改革智慧、改革经验;法律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全体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守捍卫者;全面从严治党,离不开人民的批评、人民的监督,要注意发挥人民民主对于从严治党的推动作用,发挥社会组织、社会舆论对从严治党的监督作用,通过顺应党外的诉求、压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实践,是党和政府的事业,更是全体人民的事业。
“四个全面”是站在新的时代、新的发展阶段提出的战略构想,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治国理政的新布局。“四个全面”的出发点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思路非常清晰。同时,“四个全面”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坐标、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治理方式、全面从严治党的治国保障,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更加完整,内在逻辑更加严密。“四个全面”厘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实践的针对性、操作性更为明显。“四个全面”对原有治国理政的理念、思路既有延续和继承的一面,也有创新和超越的一面。
政党形象的新展现。“四个全面”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视野更加开阔,执政理念更为科学,执政方式更为理性,向国人、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成熟政党的定力、追求与智慧。特别是全面从严治党,反映了以为的党中央管党治党的忧患意识、主业意识、责任意识,彰显了管党治党的决心、勇气和谋略。党的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施,提升了党的威望和声誉,使党重新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一个新的执政党形象正在建构并呈现在国人和世人面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四个全面”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新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比如,“四个全面”深化了对共产党依法执政规律、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深化了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规律的认识,深化了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协同规律的认识。比如,全面从严治党既要依据宪法法律管党治党,也要运用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法治体系的建立为基础,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行政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特点;改革的合法性需要法律支持,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求全面依法治国,等等。同时,在不少西方学者、政要、媒体看来,西方的道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道路,西方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高估西方道路的世界意义和对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适用性。“四个全面”将以新的布局、新的经验拓展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丰富人类文明发展智慧。
融入国际社会的新机遇。中国快速崛起之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赢得普遍赞誉的同时,也引起了部分人的疑虑和误解,妖魔化中国之声未曾间断。“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使国家发展的目标与取向、国家治理的理念与方式、政党建设的方式与途径,更接近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既适合中国国情,又适应世界潮流。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有多个指标,如生产力发展水平、民主化程度、国民道德素养状况、社会和谐稳定程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是其中的重要向度和评价尺度。正因为如此,“四个全面”提出后,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如日本《外交学者》杂志指出,“四个全面”是推动实现“中国梦”的蓝图,同时也是中国进入发展新阶段后的领导方针,可能会为共产党不断改善治理国家的方式提供足够的契机。德国《世界报》网站报道,“四个全面”这一表述隐藏着给国家发出的让中国崛起为世界社会主义强国的行动指示。美联社报道称,“四个全面”的提出为中国改革设定了清晰的方向,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四个全面”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利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更大程度上为国际社会认可和接受,从而消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更好地发挥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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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在巴黎研究经济学、哲学时写作的,其中蕴含有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在《手稿》中马克思这样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必须依赖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不仅向人类提供物质食粮,还提供精神食粮,人类还通过自然界进行生产活动。所以马克思把自然界比作人的无机身体,要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必须实现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生态环境问题,不仅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还极大的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如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恶化的矛盾,成为当代人的发展共同面临的迫切问题。
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资本逻辑的概念,资本逻辑指资本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现代生产关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其活动过程具有必然的运动轨迹和发展规律。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理性向工具化方向发展,造成了“自然异化”和“人的异化”,威胁到人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本具有双重逻辑,表现在:一方面资本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的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资本将人异化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进而破坏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是在特定条件下造成的,深入分析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对当代中国社会解决人的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发展的历史顺序,将产品直接取自自然界的部门称为第一产业,初级产品进行再加工的部门称为第二产业,为生产和消费提供各种服务的部门称为第三产业。资本在第一、二产业要实现增值,必须扩大再生产,扩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从而排放到自然界中的废弃物也增多。资本在第三产业的增殖主要靠人力资源等软实力要素的投入,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弱,排放到自然界的废弃物少,环境污染小。所以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主要产生在第一、二产业。
在一些不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生产方式粗放,资本主要通过自然资源能源的高投入以及高排放和扩大规模取得规模效益获取高额利润,对环境造成影响。在发达国家,情况相反,发达国家利用科学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通过降低单位能耗降低成本获取利润。所以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主要集中在生产技术落后的国家。
异化消费作为一种非理性的消费观念,在当今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异化消费指人们以追求商品数量增多而不是商品使用价值及自身需求得到满足为消费目的,以标新立异的消费凸显自己,以消费品的档次显示尊贵的社会地位,这种无限扩张的消费与有限的资源相冲突,造成生态系统的失衡。
环境成本外部化是指资本家通过转嫁污染来逃避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将资源密集型和环境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国际之间的污染转移是垄断资本的国家在保护本国资本的情况下对发展中国家的污染转移;在国家范围内,本来由企业造成的环境问题所应承担的治理成本转嫁给社会,对企业发展不造成任何影响,更不会影响其利润,所以企业可以肆无忌惮地直接排放废弃物,污染环境。
了解了资本逻辑反生态性发生的条件,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这些条件产生的可能性因素,实现对资本逻辑反生态性的超越,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
第三产业主要包括服务业、通讯业、高新技术业、旅游业、金融业等。第三产业不是通过扩大自然资源的投入而获利,主要依靠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信息资源等要素的投入获利。并且因为其产品的非物质性,在对其进行消费的过程中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少,对环境的影响小。同时,第三产业的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指标。所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既符合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又符合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是生态和经济的双赢。
转变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向包容型、可持续型发展方式转变。粗放型发展方式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量的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这种方式实现的经济增长消耗高,成本高,质量低,对生态环境破坏大。包容型、可持续型发展方式主要依靠技术、创意和人力资本等软要素来发展经济,以这种方式实现的经济增长消耗低,成本低,质量高,对环境污染小。
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对生态不利的商品之所以能在市场横行,关键在于不合理的消费观念。所以,转变异化消费观念,树立适度、绿色、健康、理性的消费观念,厉行节约,让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资本没有市场。
资本家之所以敢肆无忌惮的将环境污染产业转嫁到别的地方,而逃避应付的责任,关键在于缺乏制度的约束。是制度没有对这些投机者做很好的规制,让资本家有利可图。如果我们能够从制度上对环境成本内部化问题进行建设,对转嫁污染的企业进行严格的罚款、规制,甚至处以刑事责任,对资本行为人应负的社会责任给以明确的说明,那么资本家在遵循市场规律时必然会兼顾生态规律、自然规律,从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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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室内设计的发展,无疑与当代社会的思想、文化、经济以及艺术的蜕变、演进和发展紧密相关。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当代中国室内设计发展趋势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文章分析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室内设计的风格与流派,以及本世纪初以来的室内设计中的不同风格倾向。最后论述了中国室内设计的发展方向,使室内设计在其内部空间尽量合理、舒适、安全,使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实用。
关键词: 室内设计;设计风格;发展趋势
引言
室内设计主要指在现代建筑条件下,根据建筑物的性质、所处环境和相应标准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美学原理,创造合理完善的建筑室内环境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它原是建筑设计的一部分,后来因为时代发展的需要,逐渐从建筑设计中分离出来。 在改革开放后室内设计在中国已有了近40 年的发展历史,在这40 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思想与风格的演变,呈现出多元性、复合性的特点。本文将对近几十年的室内设计风格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一、20世纪80、90年代室内设计风格——现代设计思潮的回归与民族文化的复兴
改革开放后,现代设计思潮在被隔绝了近30年以后再次涌入中国。我国的建筑和室内设计师们开始重拾各种现代的设计思想,希望通过努力探索把民族形式、地域风格的传承与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然而由于长期的对外封闭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彼此分离,我国设计师对于现代主义的理解与同期西方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现代与后现代风格的室内设计作品在我国处于一种流行状态,但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本土化的倾向。
1、民族形式的新探索
80年代以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受西方现代建筑和室内设计思想的影响,设计师将更多的现代技术与材料应用到对于民族形式的探索之中,在充分了解建筑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创新设计,使原有的民族色彩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例如1983年建成的广州白天鹅宾馆的中庭采用传统的水、石、亭布局手法,既有“峭壁寒潭,飞瀑谷鸣”,又有“山亭水桥,什树蔽天”,富有岭南庭园风格。室内的装饰、陈设、家具等强调现代与传统的结合,增强了宾馆的地方特色。
2、地域性风格
中国地域宽广,各民族有着鲜明的风土民俗文化特色。相对于民族形式的室内设计,地域性风格在设计上更加吸收本地的民俗风格以及本区域历史所遗留的种种文化痕迹加以融合,很多作品在室内空间的结构构件上采用抽象化的装饰图案保持其民族色彩,同时用带有浓郁地域特征的陈设品来烘托整个室内气氛。
1982年,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在设计上引用了江南民居那种白墙灰瓦的主色调,体现了中国江南园林以及民居的地域文化特征,使人充分感受到了中国南方建筑室内设计的高雅的文化品味。
3、现代主义倾向
新时期由我国设计师所设计的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室内设计作品,基本是依照现代主义的设计语汇进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西方现代主义简洁的设计风格。在设计时充考虑到了民族文化、风土人情等,因而设计出来的风格又带有中国设计文化的底蕴和特色。
1987年建成的北京国际饭店,室内采用现代主义的设计手法传递传统与地方文化的信息,以简练的设计语言及特定的功能内涵进行创造性的设计。
4、后现代主义倾向
后现代主义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左右的西方文学作品中,其本身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多义性和多倾向性,室内设计的造型特点趋向繁多和复杂,设计手法具有很大的自由度。20世纪80-90年代正是中国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主张迎合了当时人们渴望民族复兴的社会心理。这一时期的设计很多是从古典主义和各种历史风格的装饰化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国传统建筑的非常规运用来达到装饰和丰富室内空间目的。
二、21世纪初期的室内设计风格——消费时代的流行元素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处于典型的生活必需品时代。建筑作为特殊的耐用消费品,一种固定的人工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间接地反应出人们的生活观和价值观。消费时代条件下人们的积极参与,使当代的设计文化走向了更民主,但也更复杂的道路。
1.“欧陆风情”
消费时代的文化具有明显的商业性,当设计的目的中过多地掺杂了消费的成分之后,设计的形态和作用开始异化。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欧洲风情”就是消费时代一种特殊产物。
伴随着我国大规模房地产开发的热潮,大批的建设项目开始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运作。开发商抓住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崇洋心理,在建筑的室内外,通过各种古希腊、古罗马的柱式及古典复兴时期的雕塑、壁画来迎合人们对西方神话的盲目追崇。
2. “简约风格”
随着电视、网络等传媒的快速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更多与世界交流的途径,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开始与国际接轨。大众对于“欧陆风情”的追捧迅速降温,“简约风格”以其单纯的界面、简洁的造型、硬朗的线条迅速成为一种新的流行趋势。
“简约风格”的室内设计延续了90年代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传达了新现代主义的原则与立场。人们在日趋繁忙的生活中,渴望得到一种以简洁和纯净来调节转换精神的空间,简约风格就以其简洁的表现形式来满足人们对空间环境本能的理性的需求。
3.“loft”和“798”
在全球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冲击下,人们对生活环境的文化内涵又有了新的要求,空间似乎退居为媒介的地位,其所负载的信息成了人们所关心的话题,消费文化从而进入了新阶段,“loft”和“798”这两个词汇如今在中国却已然成为了当代艺术的代名词。
“loft”风格延伸了工业建筑的功能主义同各种暴露的建筑结构与旧设备在同一种语境下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装饰效果。如今,这种设计风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认可,向着更多的空间类型延伸。
“798”地处北京东北部大山子地区,在这里,入驻者在对原有的历史文化遗留进行保护的前提下,他们将原有的工业厂房进行了重新改造,带来的是对于建筑和生活方式的创造性理解。这些新的建筑作品,在历史文脉与发展范式之间,实用与审美之间与厂区的旧有建筑展开了生动的对话。
三 、室内设计的发展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发展迅速。人们居住的需求已经从生理层面提升到养生与体验生活的精神界面。室内设计风格发展到了今天的以人为本,成为引导室内设计观念的永恒主题。此外,人们更加强调绿色设计,开始关注节省能源的适度设计,改变了过去盲目追求时髦材料堆砌,而更注意安全舒适。
1.以人为本的发展趋势
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内度过,室内环境直接影响到人的工作和生活,在设计中突出以人为本永远是室内设计的核心原则。设计人性化也将是未来设计的必然趋势,既满足人生理和心理的需要,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同时人性得到随心所欲的释放和满足。
2.绿色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趋势
室内设计中的绿色方向,指的就是居室中的健康环保概念。在空间组织、装修装饰方面多地利用自然元素和天然材质,创造自然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通过设计开发资源和材料的再生利用,按绿色建材的概念去设计室内,减少原生能源的使用,多利用可再生资源,让人们接近自然,使室内能源利用和审美景观的创造都能达到新的高度,这就是绿色。
3. 多层次、多风格的发展趋势
现代社会正处于一个多元的时代,室内设计的发展也越来越适应于当今社会发展的特点,趋向于多层次,即室内设计由于使用对象的不同,建筑功能和投资标准的差异,明显的呈现出多层次,多风格的设计,将更为重视人们在室内空间中的精神因素的需要。在今后的室内空间中,多层次多风格的发展趋势将为室内环境的再造提供极为广阔的空间。
四.结语
纵观改革开放后中国室内设计风格这近40 年的发展过程,传统与现代、追求与探索构成了贯穿的主线。目前中国的室内设计已经进入了创新阶段,取得了飞跃发展。度过了模仿东、西方传统室内设计和西方现代室内设计的时期,逐步走上了创新之路。一方面,很多作品科技含量比较高,创造了室内新的界面造型和空间形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和鲜明的时代感。另一方面,设计师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融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通过艺术语言综合、重构,使简练的室内界面及空间形态蕴涵较深厚的文化神韵。可以预见,在可持续发展观念引导下的绿色生态设计、信息时代的科技创新以及民族风格的继承与发扬将继续成为中国室内设计师追求和探索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黄春滨编著《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01
【2】刘永东编著《室内设计》,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01
【3】张绮曼、郑曙旸《室内设计资料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4】陈易编著《建筑室内设计》,同济大学出版社,2001
【5】李砚祖主编《环境艺术设计的新视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6】郑曙旸著《舍内设计思维与方法》,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7】(美)约翰·派尔著《世界室内设计史》,刘先觉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8】吴焕加著《中国建筑传统与新统》,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
摘要:随着人们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善,以及人们在精神需求方面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起居的居住空间要求也从简单实用过渡到更高层次的追求。本文从我国室内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
关键字:室内设计;室内装饰;发展趋势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都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室内装饰作为人们消费的一个重要内容,也相应地呈现出新的特征,诸如人性化设计、绿色设计、文化回归设计、简装修、重装饰理念的体现,强调设计工作的专门化,注重形式美的表现等等,都成为了当今室内装饰设计师热衷谈论和关注的问题。一个完美的空间环境,应该是除了其自身的实用功能之外,还必须有一定的文化和精神功能。只有这样,环境空间才能够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的同时又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和精神需求。
一、室内设计的概念
室内是“建筑的灵魂,是人与环境的联系,是人类艺术与物质文明的结合”。室内设计从设计构思、施工工艺、装饰材料到内部设施,必须和社会当时的物质生产水平、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状况联系在一起;室内设计是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所处环境和相应标准,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美学原理,创造功能合理、舒适优美、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室内环境。这一空间环境既具有使用价值,满足相应的功能要求,同时也反映了历史文脉、建筑风格、环境气氛等精神因素。室内设计中的意义包含原始、表层、象征、内在等四个文化深度渐增的层次。由于室内设计具有强烈的空间系统性及综合性,所以其自身具有一定的意义容量,对它们的发掘需要设计者与消费者共同的努力。室内设计是 “具有视觉限定的人工环境,以满足生理和精神上的要求,保障生活、生产活动的需求”,室内设计也是“功能、空间形体、工程技术和艺术的相互依存和紧密结合”。
二、中国室内设计现状
室内设计在中国已有了近30 年的发展历史,中国室内设计发展到现在也已具有一定规模,在这30 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思想与品位演变,已呈现出多元性、复合性的特点,但同时也存在行业不规范,设计师整体水平不高,设计的民族特性不强等问题。
三、中国室内设计发展趋势
1、简装修重装饰设计理念
室内环境是由空间形态、灯光、色彩等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而不是单一的以材料价格来衡量装修档次。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设计师对装饰陈设品不够重视,对装饰材料也很不了解,许多人把装饰和装修混为一谈,而实际上装修的概念和装饰的概念本身不一样,装修是界面的修饰和美化,而装饰是在装修基础上的个性化体现。
2、新材料在设计中的发展
有什么样的建筑材料就有什么样的建筑同样,有什么样的装饰材料就有什么样的装饰效果及装饰风格,如今,室内装饰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两大特征,一是新材料不断产生,二是室内设计作品水品不断提高。80年代开始,许多家庭用昂贵的石材、木材作装饰;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新材料的不断产生,人们也逐渐接受各种新材料。所以,从80年代到90年代末,室内设计走了一个大台阶。装饰的发展比建筑还快,特别是新材料的不断产生,不同材料的产生满足不同人的需求,也为室内设计师提供了创作语言,比如仿真材料的出现,使设计师的设计语言更加丰富,也使得许多材料之间可以互相模仿,就拿墙纸来说,它除了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外,也可以表现出像石材、木材等不同的肌理效果。
3、“人为本源”是室内设计的目的。
基于这种“人为本源”的思想,人们在建造空间中,也就改变了过去更多关注建筑功能与外部形象为重点的创作方法,逐步转移到了更多关注建筑内部形态与组合为重点的轨道上来。从而为现代室内设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以“人为本源”思想观念,正好是成就了当代室内设计运动今日大发展的最佳契机。并为它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世界范围内形成大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其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赢得了几乎社会所有阶层认可,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设计力量,向传统设计发起了有力挑战!
4、功能转换的兴起
所谓功能转换,实际上就是对传统建筑功能观的质疑和更替。“传统功能观”所提倡的是人们对建筑持有的“使用为主”的实用功能观,自古以来人们在建筑创作中,都把实用功能的完善视为建筑的灵魂。从古罗马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界定了建筑具有“实用、坚固、美观”三要素,把“实用”置于三要素之首时起,就划定了建筑创作以“实用为主”坚持不逾的信条。到现代主义风靡世界的时候,更把实用功能推向极端,认为建筑的“尽善”既是“尽美”沙里文有句名言“形式追随功能”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表现。
人类这种建筑观念上的本能转变,马上就在西方建筑激进思想上得到了回应,并迅速形成了一股强大新思潮,同时它又反转过来引导鼓励人类这种在建筑观念上的变革,两者互相影响迅速在社会上欣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建筑观念和建筑创作的革新运动。
在这场革新运动中,当然中国室内设计地运动也不可能置身度外,受到这些革新理论的影响,促使自身走上更为健康的发展道路。
5、现代美学变异相结合。
现代美学变异的核心是反对概念清晰化,提倡模糊化,反对现想化提倡情感化;反对形式统一化提倡多元化;反对纯净化提倡大众化。因而它推崇矛盾和复杂;强调精神内涵;反对理性创作;提倡非理性思维;宣扬失律性时空观。
现代美学变异思想印证在建筑审美领域,就是强调个性化,俚俗化的审美情趣,倡导精神感受的审美传统,否定古典形态美的创作原则,归根到底就是从“物化”为中心的传统审美意识,转变为以“人化”为中心的审美意识,仍然是现代哲学“人为本源”思想在建筑审美观念上的反映。受到这种美学变异思想的冲击,给传统建筑设计带来了空前巨大的影响,但是和室内设计相比,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看,室内设计则更加惧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两者在创作实践上的一同决定的。
室内设计的实质内容,虽然讲“物用”便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室内设计受制的“硬件”要比建筑设计少的多。因此在适应美学变异进行创作中就比建筑设计要自由的多也广阔的多。从创作机制上讲,室内设计创作的是个性空间,这种创作本身就要求个性化,人性化成分具多。也就正好和现代美学变异思潮所倡导的内容合拍,产生强烈共鸣。由此可以看到现代美学变异思潮的出现,实际上为当代室内设计运动的发展从理论上到方法上都铺垫了一层更为理想的热土。
6、非理性设计的运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做为历史上长期潜流的非理性设计,突然显现出来,形成左右社会各种运动前进方面的大潮。中国建筑领域中的非理性设计,也正在出现步国外非理性设计走过的道路。大势所趋,在当代的中国非理性设计也必然会形成强劲态势,同样也会构成中国室内设计运动发展的巨大推进力量。
四、结束语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于生活居住的空间环境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如今的室内设计需要综合地处理人与环境、人际交往等多项关系,需要在为人服务的前提下,综合解决使用功能、经济效益、舒适美观、环境氛围等多种要求。设计从生理上、心理上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才会有个性,才会不断地创新并向多元化发展。设计师应该始终把人对室内环境的要求放在设计的首位,以人为本,一切为人的生活服务,创造美好的室内环境。在各种家居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室内居家的艺术视野更为开阔,空间体验能力也逐渐增强,不再仅仅只追求色彩、结构、风格等单一空间元素,而在于通过一切空间元素的整合具体呈现室内环境的人性内涵和人文效果。
参考文献:
[1] 张绮曼:《中国当代室内设计趋向》,《建筑学报》,2012(11)。
[2] 张进詹、旭军等:《室内空间设计》,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 年。
[3] 《中国室内设计杂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年出版
摘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代化生活已向快节奏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人们对居家住宅的舒适性、多样性、可选择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增加住宅有效的供给和更新的同时提高住宅的功能质量是室内设计和发展的大趋势。室内设计“以人为本”是永恒不变的真谛,是一切伟大作品的中心思想。
关键词:室内设计 以人为本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代化生活已向快节奏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人们对居家住宅的舒适性、多样性、可选择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增加住宅有效的供给和更新的同时提高住宅的功能质量是室内设计和发展的大趋势。室内设计“以人为本”是永恒不变的真谛,是一切伟大作品的中心思想。
1 室内设计的环境背景
一个好的设计是从整体到细节的全面合理化。根据使用对象的性质和机能的要求以及所能提供的经济条件,合理使用投资,恰如其分的进行设计,避免资源的浪费和资金的流失是在工程实施前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是必须提前定性的问题。
室内设计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为人所用。家居与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是人与各种环境空间相融的润滑剂。因此,室内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物,是设计人们的生活方式,室内设计中首先考虑的是要满足人的需求,围绕人类提高生活质量的欲望开发出来的,应时刻关注人的需要去进行设计、创新。
首先,人是高级动物,室内必须具有相应的物质功能以适应人们的生理需求,设计中应按人体工程学原理,做到符合人体的尺度、动作方便,肌体受压最小,坐卧舒适,不易疲劳,无损健康。如椅子的高度,座背的倾角及其可调节性,椅垫的硬度,又如厨房家具的操作台面高度,贮物动作的合理性;此外,老人、儿童和残疾人等都具有特殊的生理需求,应开发适合他们的专用家具。
其次,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是社会中一份子,设计上应满足人们精神上的、心理的需求,包括人们的审美情趣、文化意识、艺术追求等。人们总是在寻求新的生活,追求着美好理想,可以说喜新厌旧的心理,求新、求异、求变的欲望是人的本性,正由此,推动着人类不断的进步和发展。创新优秀的室内设计满足了人们的这种需求,而成为某个时期的流行款式,现代室内设计要讲究社会学、心理学、人文学、营销学等。
第三,人以群居,我们现在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世界上民族众多,在不同地域、气候、物产条件下生存繁衍,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经济发达程度和消费水平也不同。不言而喻,中国、美国、埃及等国,不同民族对家具的要求不同,有个性特征需求。即使同一个国家,由于人们工作的性质、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消费观念等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消费层,或要求实用、质朴自然,或要求高档、豪华、时尚,或要求文化品位、精美。设计还应满足工作、生活、社会交往等不同方面的需求,而每一方面又包含了种种情况。
2 主体表现
在室内设计中,家具作为室内装饰的主体,充分体现了人对社会物质文化的需求,更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文化、技术发展的产物,反映这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特点和文化传统。在农业经济时代,男耕女织,靠天吃饭,广大百姓主要解决温饱问题,家具讲究物质功能,实用即可。而少数达官贵人,则追求豪华享乐,如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巴洛克”风格,家具造型豪华、浮夸、怪诞奇异。十八世纪德国的“洛可可”式则以轻巧、纤细、华丽装饰著称。在工业经济时代,与工业大生产相适应,家具渐为大众所用。格鲁皮乌斯倡导“包豪斯运动”,强调家具为人,提倡造型简精,“少就是多”,反对过度装饰,技术与艺术结合,要能适合大生产。进入后工业社会,巨大的市场不见,代之以多元化市场,不同市场适应不同语言、传统和行为的文化群。新的设计目标不再是人人所通用,而是选择各自的使用者。因为产品应有丰富的时代、文化内涵,现代家具应以人的生理、心理、认知、审美需求为前提,充满情感化、多元化、个性化走进千家万户。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家具设计将更不同于过去单一注重功能、技术领先的状况,而是追求象征自然、意味生命、注重地域文化特征,探讨个性的自律性,提倡人类精神需要的设计。
3 室内设计的发展
现代住宅的天地不大,每一方寸都有很强的实用价值。设计实际是对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局限,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或生活方式就应满足于这些方式的空间分配。在目前普遍存在的家居装饰客房化的倾向中,不少家庭盲目效仿宾馆酒家的客房餐厅以至娱乐空间的形式,全然失去了家居生活情调与方便使很多资金流失于高品味的豪华装饰上,更无个性可言。
3.1 现代室内设计存在的问题
(1)厨房、卫生间的设计不合理,面积过小缺少冰箱和洗衣机的固定位置,缺乏高效 排污排气设施,使之成为居室环境的污染源。据调查,现在绝大多数住宅对厨房进行改造包括把阳台封闭作为厨房空间使用,说明现在厨房设计与住户要求的严重脱节。
(2)住宅卧室大,居室小,造成居寝混用功能混杂,客厅多为间接采光及储物空间较小缺乏整体舒适感。
(3)设计时对于“发展”因素考虑不足,往往是定型设计缺乏可改造性。所以设计前首先要把使用功能分别归类,依据家庭成员的构成,生活方式和习惯以及大家休息娱乐社交工作学习等诸多因素的需要,改置相应的房间关系环境、尺度和家具的布置。如照明的设置必须是装饰性满足于使用功能,避免颜色好看而不使用的装饰灯具造成照明不足或投光不当的情况。
3.2 发展趋势
投入的定性要做到“量体裁衣”、“度身定做”,即投入应与使用的目的的空间条件、生活方式、经济基础相应,并非所有高投入都能取得好的效果。不要把室内装饰当作豪华生活的展示,片面追求高档次,而堆砌昂贵的材料。家居装饰的投入与档次一般以每平米造价来定位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装饰的档次并不完全取决于资金的投入量,好的设计往往能超越资金的局限根据使用性能要求恰当的处理材料工艺与功能所需的关系。充分挖掘各种材料工艺的表现特性,从性质上取得文化效果和使用功能。
一个好的设计方案在突出了其自身的实用价值的同时,如能做到投入的节约,恰当的艺术处理,整体个性的释放,它将会成为一件较成功的作品。作为一个好的室内设计方案来说,应以设计为中心,而设计本身更要以人为本,也只有在满足了这一大前提的条件下我们所做的一切才会有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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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大妈战胜华尔街大鳄”的段子在网络走红。华尔街大鳄在美联储的授意下举起了做空黄金的屠刀,黑色星期一黄金大跌20%,世界哗然!不料半路杀出一群“中国大妈”,1000亿元人民币,300吨黄金瞬间被扫,华尔街卖出多少黄金,大妈们照单全收。多空大战中,世界五百强之一的高盛集团率先举手投降。一场“金融大鳄”与“中国大妈”之间的黄金阻击战——“中国大妈”完胜。中国大妈的抢金行为与美联储之间可以相互影响,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
“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是奥多尔·拉维特在年发表的《市场全球化》一文中首先提出并使用的,自此便迅速风靡全球。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定义,现已有多种表述,可以称得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1]
我国2011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36402.0亿元人民币,2010年为201722.1亿元人民币,2009年为150648.1亿元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有2009年的23435个,增加到2010年的27406个,最后到2011年27712个。当前,经济全球化有加速推进趋势,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流动加快,各国经济活动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在过去30多年享受到开放的“红利”,经济快速发展。但欧债危机、美债超标、美元贬值等市场波动也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压力。
有人夸张地形容经济全球化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近些年来,我国也有许多学者就经济全球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著,观点也不完全一致。[2]
(1)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引进、利用外资的机会和有利的外部环境。国际贸易的加快发展,有利于我国扩大出口,发展对外贸易;它有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促进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环境的形成,从而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营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2)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实现创新的机会,从而使我国利用世界上先进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自己。跨国公司的到来,为我国吸收、利用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提供了新的机遇;对外开放的深入实施,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有利的国内条件;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的发展,使我国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一方面可以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及先进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走出去”,参与跨国投资,利用海外资源。
(3)经济全球化能引入竞争,为本国企业带来活力,有利于我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经济全球化使大批跨国公司涌入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资本和技术优势明显,必然给中国的企业带来巨大竞争压力。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全球化有利于我国知识、观念的更新和信息传递的加快;加速自己工业化、信息化的进程,使我国的经济结构不断改善和升级。[3]
(1)中国首先要受到主要是按西方工业大国的利益和意志制定的国际经济规则的约束和制约,为此要付出较大代价,同时也加剧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发达国家将其淘汰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地位将持续下去,甚至会加剧。
(2)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带来高风险性。全球金融市场仍有较大动荡,欧元危机迫在眉睫。国际热钱的涌入可能加大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全球金融一体化,使世界各地的巨额游资可以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自由流动,给世界经济带来很高的投机性和风险性。
(3)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普适化,这将导致国际竞争更加尖锐、激烈,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而加大了我国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难度。
(4)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面临资源和生态危机。 由于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充当发达国家的原材料基地,因此它们的增长都伴随着资源的巨大消耗和生态的牺牲。许多发达国家将一些高耗能、污染大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资源和生态消耗,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消耗殆尽,使其生态遭受毁灭性的破坏。[4]
在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下,如何应对成为关键。
全球经济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的强弱决定着国家经济主权是否稳固和国家经济安全是否会受到威胁。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增强综合国力是发展中国家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坚持扩大开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方式,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调整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发达国家之间,通过跨国公司相互交叉投资,企业兼并,在更大规模上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从而实现发达国家间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另一种是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全球经济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的强弱决定着国家经济主权是否稳固和国家经济安全是否会受到威胁。西方经济发达大国之所以没有经济主权被侵犯和经济安全受威胁的忧虑,就是因为它们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并具有以此为基础的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各国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安全的一个有很大争议的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积极影响和消极冲击同在、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并存。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受到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影响,我国也不能例外。[6]
面对全球化的新变化,我国亟须寻找新的定位。在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只能走转型升级的路子,外贸发展方式要转型升级,产品制造要转型升级,整个经济都要转型升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从本国实际情况和国家经济政治利益出发,决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步骤、速度和深度,尽可能采取有利的战略决策和方针政策,争取做经济全球化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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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在实践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我们在解决问题时要抓住主要矛盾,同时也不能忽略次要矛盾。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价值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价值全文如下:
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实质,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对其的发展,对于我们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的指导地位,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由邓小平加以实践和阐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它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拨乱反正,彻底结束了“左”的思想束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根据我国建设实际做出了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心的重要决策。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这标志着作为一个有整体构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这个理论是邓小平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长期历史经验、全面分析当代国际关系形式,深刻认识世界经济、政治发展趋势和历史走向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的提出,极大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它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基础性地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正活化了,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短短几年的实践和探索,中国共产党不仅迅速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而且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形成是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思想飞跃,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成功结合。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其实质和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变革,但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变革的起点上,相反,他们在“进入”理论时还深刻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起点,就如他们后来揭示的人们不能选择自己创造历史的条件一样,但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看到了实践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这使得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同样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人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人的实践的深度及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与核心,也从没有停止过发展,一直处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是与时俱进的。它包含着深刻的自我批评,也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清算”自己的信仰。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而束之高阁,顶礼膜拜,也不能因为马克思已经做出的部分结论的“过时”而怀疑甚至抛弃它。
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把“与时俱进”看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2]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写道:“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3]能否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它揭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科学认识。
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在实践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与时俱进,在理论上不断地拓展新视野,并做出新的概括,党的思想理论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着理论创新。就是这种与时俱进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也正是因为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走在时代的前列。中国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下,我们根据国家建设的实践需要,不断进行着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科学发展观就是我党在总结各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建设实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可持续发展经验观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思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结合新特点、新问题的出现,我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强调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我们在实践中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要从全局着眼,统筹兼顾地实现各个方面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同时,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个重要指导思想,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小康。而坚持科学发展观来进行小康社会建设,就是在实践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者是紧密联系、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的。 社会是个庞大的综合体,各种要素相互交织共存于社会之中,我们只有坚持和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所含有的科学性和逻辑来理解它们,对待它们,才能处理好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才能真正地、充分地发挥它的巨大功能。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条件,都会孕育新的时代内涵。中国梦思想是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顶层设计,是源于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过程中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历史和现实自信的一种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追求,是中华民族要实现的奋斗目标。中国梦的时代内涵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个梦不是虚幻不实的空想,不在遥不可及的彼岸,而是必定能够实现的理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中国梦的实现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紧密结合起来,从哲学高度明确中国梦提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深刻认识到在中国梦实践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进而积极推动中国梦伟大构想的实现,是我们必须要阐明的问题。
(一)中国梦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体现
“马克思实践范畴具有历史性和动态性,从《德意志形态》中可看出关于实践多层次性特征的阐述”[4],它为我们寻找中国梦提出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中国梦的提出满足了人民群众进一步进行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的需要,以更好地改善和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产生于西方,却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个东方大国有着如此重要的价值。因为我们懂得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同中国的具体国情联系起来,而不是教条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范畴,而且把实践和理论纳入同一个范畴体系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告诉我们:人们的思维、任何一种理论是否正确可行,是不是客观真理,归根到底只能由实践来检验。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认识论,中国梦作为一种新的思想认识,首先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次,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知道,只有在积极的实践基础上中国梦才能真正展现出理想的光辉,才能得以最终的实现。
因此,我们走的路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道路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走,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特殊情况和问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努力进行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才能真正实现我们的中国梦,为中华民族的腾飞插上翅膀。
(二)中国梦的提出是当代中国人民伟大实践的需要
中国梦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梦。中国梦的提出符合中国建设的实际情况,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是当代中国人民伟大实践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5]我们必须也只能从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去找出中国梦提出的必要性。
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以物质资料生产为根本的实践活动,想要实现社会的发展,就必须在实践的过程中寻求发展规律,找出促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任何真理性的认识必定来源于实践,并通过实践得以检验。我们伟大的祖国在近代遭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残酷侵略,曾一度陷入苦难的深渊,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让中国人重新站了起来。现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没有现成的套路可以借鉴,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摸索着前进。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面临着经济发展落后、贫富差距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党的作风建设需要加强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什么?如何去解决?是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难题。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容置疑和颠覆的原则性问题。而中国梦的提出正是基于我们当前建设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明确了我们具体的奋斗目标。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适时提出中国梦的伟大构想,既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需要,也符合人民实践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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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现代艺术流派,极少主义出现并流行于20世纪50--60年代,主要表现于绘画领域。极少主义主张把绘画语言削减至仅仅是色与形的关系,主张用极少的色彩和极少的形象去简化画面,摒弃一切干扰主体的不必要的东西。极少主义在20世纪60-70年代盛行美国,又被称作最低限艺术或ABC艺术。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极少主义对当代中国室内设计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极少主义对当代中国室内设计的影响全文如下:
摘要:本文简述当代世界设计潮流,扼要论述了中国与西欧建筑(室内) 的历史,概述了极少主义的定义和衡量作品的准则,阐述设计师应立足国情和本土文化,进行继承和创造性的发展。
关键词:极少主义艺术;表现主义;自然主义;生命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们的素质与文化修养的提高。“设计”已完全深入人们的生活当中,古有训之:“一室之不制,何以天下国家为”。室内设计也随之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今世界设计思潮百花齐放,各有其说。有的呼吁“人文主义”;有的遵循“简约主义”;还有的倡导“极少主义”等等。
所谓“极少主义”,起源于60 年代北美洲的一场现代雕塑运动。它是在特殊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对一系列压力所产生的反应,尤其是对同时代与运动所形成的艺术风气的批判。如抽象主义、波普艺术及视幻艺术。因此通过大量具有挑战性的彻底的研究和实验,一个多样化的艺术产物浮出水面。其目的在于以“最少”的手段获得“最大”
的张力。确切地说,极少主义艺术如同一股绞合的绳索,以简单、基本的几何结构,去掉多余的装饰元素,追求其最基本的成分。因此,所有的引经据典都被排除在外,除了在特殊场合反复出现的实体造型。它的确涉及到连续性生产的工业水准———或是选择原料(既包括传统原料,也包括工业原料) ,以便与位置、场地、主体、环境等因素建立密切的联系。
“极少主义”与“简约主义”有着不同的概念。
“简约”的宗旨是“以装饰为主”,就是所谓的轻装修重装饰,这是我国近年来人们提出的一种说法。
“极少主义”更讲究线条简洁明快、活泼愉快、庄重大方利于营造气氛,但不失于文化底蕴。
衡量一种建筑流派(室内流派) 或一件建筑作品(室内作品) 的成功与否,主要是看它是否有强大的生命力。简而言之,大凡有生命力的作品,无一不是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物质技术完美结合的产物。具体的说,所有的绘画、雕塑艺术作品几乎都是从建筑中派生出来的,从建筑发展的历史看,那些只凭个人好恶而随心所欲地发挥自己“才华”
而不顾及当时,当地的物质技术条件的设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是注定要被淘汰的。例如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的代表们竟然没有一件可以付诸实施的建筑作品。
虽说建筑(室内) 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但它具有技术与艺术的双重性。建筑虽不象绘画雕塑那样直接反映社会生活,但可以通过它自身的尺度感、体量感、材料的质感、造型、色彩以及建筑(室内) 自身的绘画雕塑艺术给人以巨大的震撼,这种震撼是强烈的。当你跨入故宫太和殿的大门之后,首先被巨大的空间尺度所控制,高大耸立的柱子给人以挺拔向上的感觉,精美华丽的彩画不能不使人为之惊叹。然而这种宏伟的艺术效果绝不是随心所欲所能创造出来的。任何一个成功的建筑(室内) 设计,无一不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任何一种建筑(室内) 形式以及它的装饰艺术手法的形成都取决于它的材料特性,材料特性决定了建筑自身的结构特点,结构特点决定了装饰艺术的形式手法。这就是建筑艺术的一种形式可以久远地流传而不衰的内在原因,也就是艺术生命力的强大之所在。
材料的更新促进了建筑结构的变化,结构的变化又促进了建筑形式的演变,建筑形式变了,那么它的装饰艺术手法自然也就变了。这就是说新生的事物一定会以强大的生命力去突破传统势力的束缚而创造出新的艺术手法。
建筑的形式变了,室内设计的手法也肯定随着变化。建筑的设计是室内设计的载体,室内设计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建筑的影响,而建筑也受材料的及工艺的限制。追其根源,当然是由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人们的文化素质所决定的。
中国有着自己的国情及三千年的文化历史。
有世界著名的万里长城和秦始皇陵,有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故宫群建筑,还有祖先留下来的大量保存完好的历代建筑物。随着世界的共同进步,带有中国传统的砖、瓦、木结构逐渐被钢筋混凝土、钢材、玻璃、石才所代替。在中国加入WTO后的国际景下,现代设计应运而生,但是有着中国独特文化底蕴的园林怎样与现代建筑挂钩,以及怎样体现中国自己的文化特征不得不引起现代设计师的深思。世界一体化是不是就意味着大众化和新朝化或两者兼之。这就说明现代设计不仅仅只局限于加入建筑符号就符合设计的发展方向,更着重于设计体现的文化底蕴。
原始社会使用大自然的石器工具,夏代有了村落,商代有了城镇,到汉代建筑与家具有了初步特色,直至唐代建筑与室内有了更大的突破,有了一整套严格的建筑与室内的建设模式,明、清两代把建筑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把木材的特性发挥到极点,极具繁缛与华丽。从建立新中国到八十年代建筑与家具趋于简化。虽然在系列中以木材为主,但也有新材料的发现与运用。当代新型材料层出不尽,又具有高超的工艺。建筑与室内设计日渐重要,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设计思潮各有千秋,但哪种思潮是主流,哪种思潮是支流? 面临新世纪经贸一体化的呼声日响,世界建筑也随着一体化,世界室内设计也逐步一体化,此时如何保持或体现民族特色? 地域不同其环境也不同,造就的人也不同,其文化习惯也都不同,其建筑及室内也应不同。材料可能相同,但形式与空间应有文化与习惯的不同。所以设计的发展方向应与人文与地理与环境与习惯相协调,合理地运用现代材料,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环境与室内居住环境,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内涵。
现代材料以钢材、混凝土、玻璃、石才、乳胶漆及现代工业生产的化学材料为主。建筑也由原先的浑厚向简洁明快高耸发展。室内设计也有室内转向室外,以便于接近大自然。空间设计的多样化,装饰繁简、位置的讲究,照明灯光的合理设置,营造气氛颜色的运用,适于人体活动尺寸的调节,以及材料给人的感受等,都能成为影响设计思潮的因素。
纵观欧洲建筑历史的发展长河,意大利胜产优质石才,由此而产生了梁板结构的特定形式,建造出无比辉煌的古希腊建筑。火山灰的运用产生了原始的混凝土结构,新的结构创造出大跨度的穹顶建筑,所以宏伟的罗马建筑便诞生了。两河流域的土坯建筑演变成波斯建筑。哥特教堂结构的精美、尺寸的巨大、色彩的迷离神幻唤起人们的激情。巴洛克建筑几乎把装饰艺术发展到极致,创造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动荡的、放荡不羁的、光怪陆离的装饰形象,以至发展到一种病态的装饰艺术。
从一般意义上说,极少主义艺术的基础是将建筑简化至最基本的成分,如空间、光线、及造型,而非机械地减少、否定,去掉多余的装饰,抑或崇尚清教徒式的生活准则,即使这样,浮浅的阅读概念,依然可能会对预定的外表或一系列准则产生错误的概念(如单调的白色或对空白的迷恋) ,这将导致过分简化。“极少主义艺术”定义的概念性,使其不得不融入某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极少主义艺术的批判眼光对准的是预先确立的概念,与此不同的是,不含任何社会思想体系的极少主义建筑是现代建筑某些方面的补充或延续,它具有极端规范的抽象概念,在当今建筑实践中被广泛的采用,同时也是运用高精密度光洁材料及干净利落的技术线条的典范。它与场地及环境形成强烈的对话———改变并赋予它们以新的个性,并以多重反复作为品质的保证,以达到整体的统一。
“极少主义艺术”的室内设计追求简洁明快,以简洁的线条和几何体来满足功能与气氛的营造。但同时含有独特的文化底蕴。
在当今建筑与室内设计以“人文主义”为主,引进“自然主义”,追求简洁明快的潮流中,“极少主义艺术”似乎只是一条支流,但不得不承认其有独特的见解,也可以说是建筑与室内设计的某种补充与延续。在它追求质朴的同时也很讲究线条的变化,灯光的照明也极具韵味,有它自身的准则和规律,同时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现。
通观历史长河,室内设计的发展虽有其社会背景,也就是朝代的更替,社会的安稳与动乱。更有人为的继承、创造和发展。它遵循着“简单———复杂———简单”这一规律。设计是为人服务的,中国当今建筑与室内设计的发展、应着重于中国人文文化,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深究其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古典园林是建筑与室内设计的宝贵资料,应从中发掘、继承和创造。因此作为设计师必须了解历史、了解本土文化、了解各种材料、了解人体工程学、了解时代技术才能创造出适应社会、适应生活、引导潮流有生命力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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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不但对日本、朝鲜半岛产生过重要影响,还对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很多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明以及指南针技术首先应用于航海,才导致了人类所谓蓝色文明和环太平洋文化圈的形成(李二和《中国水运史》);郑和七下西洋更加深了这种文化的传播和辐射。并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枢纽的东亚文化圈。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中国文化以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思考未来设计的趋势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分化与融合:从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思考未来设计的趋势
未来中国的设计将走向何处,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是每一个设计者乃至社会大众都迫切想要找出答案的问题。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迁,随社会不断的现代化,文化也在现代性方向转变。“设计”,虽然是个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的行为和意识,但严格的设计,应当是工业革命以后的概念。自从设计师这一职业的出现,自觉的设计的行为就成为社会文化建设中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同时,今天的设计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设计问题。从广义的角度说,设计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的创造问题。要看清今日的设计,必须深刻洞察整个社会的文化背景,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工业化水平、国家文化政策、人民的审美修养、国际交流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思考未来的设计趋势,若能站在文化的发展趋势之基础上,这样去思考问题的实质,才会看得更清,看得更远。虽然我们对文化的认识能力非常有限,但设计者应当做出这样的尝试。
改革开放的确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浑然不分的总体性或中心化社会,所有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财富的分配、所有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严格的一元性和政治性,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强制地整合在一起,一切都是权力话语的控制和投射。经济体制上的国有化和计划性,消解着任何独立运作的可能性,经济是政治的附庸。企事业单位的行政组织体系,使全体社会成员都隶属于这个巨大的社会系统之中,个体的行为和独立性被抑制了。文化的一元性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垄断性,在不存在任何其他异质文化成分的环境中,它具有唯一合法化的地位。观念、审美趣味的一元化,都是政治系统的必然延伸。
在“”反对封、资、修的“革命”口号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状态深受影响。与他人绝对一致的外表和生活习惯、行为模式,是保持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本色,“求同避异”是普遍的文化心理定势。唯恐由于一些微小的差异而被人视为异端。除了三餐一宿最基本的需要外,中国人没有欢乐,没有消遣。在那样的生产导向的时代,消费视生产计划、配给计划的马首是瞻,能获得必须的生活用品已是不易,更勿需谈设计关注消费者需求了。因此中国的设计在那样的封闭的环境中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迈开了脚步,随着体制改革的进行,多种所有制开始并存,行政包办一切的中心化体制逐渐瓦解,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形成。统一的计划让位于平等自由的市场供求和竞争。经济的长足发展不仅使物质生产迅速复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更对社会的各个方
面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开始了从一元向多元的分化。平均主义走向分化差别,从官本位走向市场化,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中国社会已经从高整合低分化的社会转向一个分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社会。按照一些社会学家的理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传统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一个基本的标志就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彼此分化,各个社会子系统开始具有并不断发展出自己的相对自律性。韦伯和哈贝马斯都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体现为原先整合在一起的不同领域的逐渐分离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经济的分化,也迅速导致了其他各方面的分化的连锁反应,文化的分化当然也是其重要影响结果。经济的自律和分化导致了观念的极大转变,市场经济促成了市场化的大众文化的出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普遍的商品经济关系的建立是“人的独立性”得以发展的基础,是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发展的基础。
市场经济的平等性、选择性、自主性、开放型是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经济根源,它使消费者由传统的被动的消费变成主动选择的消费;把行政手段控制的由上而下的消费变成普通居民广泛参与的消费;使计划经济大群化、统一性的消费变成直接与个体兴趣、爱好有关的消费。由于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自主的选择、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意识越来越强。今天,穿什么样的服装、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完全取决于自身,没有哪一种是强加给消费者的。从企业的市场战略角度而言,就是市场的不断细分,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定位至关重要,消费群体的分化越来越细,开发适合目标群体的产品、服务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
分化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和现象,但在历史进入新世纪,国际背景、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日渐复杂之时再认真地审视文化发展,我们会发现,在分化发生的同时,还潜在的存在着一个消解、融合的过程。这同样对设计的探讨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值得认真思考。信息资讯正在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WTO的加入使中国的发展融入世界的资金、科技、贸易的大潮,也使文化的交融日趋复杂,中国本土文化在不断的吸收异质文化的能量,消解传统的文化所确定的各种边界。这种融合现象至少表现为以下几种形态: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传统社会的特征在于一种“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时间和空间的地域性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使得文化的地域界限十分牢固,而且彼此有别。近20年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入地域文化的经营和传播,信息流通的快捷、交通运输业的日益进步,促成了文化的游离,文化系统本身在不断的抽象化,越来越脱离原来特定的地域限制和特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到以前无法触及的地区。时间被虚空化了,出现了真正的超越不同地域特征的北京时间。
这种文化的媒介化,对原有的地域文化局限性的破除,使文化在日益的平均化和同质化。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原本属于特定的“本地生活”的文化材料,它的有效性只有在文化主体在场的情况下才有效,现在经过大众文化的改造迅速可以成为普遍使用的材料,成为一种时尚。最典型的是那些原本带有浓郁的地方特征的文化产品或风格。像一首民歌,经过改造可以成为流向歌曲而广为传唱,一种民艺造型风格,也会因为某种社会时代因素的激发而迅速化为时尚物品而充斥街头。这样,它们也就失去了与“本地生活在场有效性”主体的内在联系,成为与这样的本地生活无关,成为那些不具有“在场有效性”的其他主体的文化消费品。当一种起源于特定地域的文化产品成为人人享用的商品时,当它们变得为所有人喜欢时,它本来具有的“地域特性”也就不复存在了。
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在以越来越迅速的速度消解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不仅在中国本土内是如此,经济的开放化、信息化,促使中国不再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发展的形态,而是卷入了更大的“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从巴黎时装的流行风,到好莱坞大片的上映,西方文学艺术风格潮流的渗透,生活方式的吸收与接纳,等等,都在促使今日国人生活形态与观念的演变。国际化产品视觉语言的流行,对国际品牌的青睐,既是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竞争新的契机,也是压力与动力。
在传统文化中,雅俗之间的分野是明显无疑的,贵族文化和民间文化作为一个雅俗文化的二元结构,即对立又和谐地构成了社会整体文化形态。近年来,随着大众主体性、参与创造生活意识的觉醒,再加上物质条件日渐充裕所提供的手段上的辅助推动,大众文化发展得极为迅猛,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区别也在日益模糊。这种发展方向是耐人寻味的。在传统文化中,贵族文化通常是从民间文化中寻求素材和灵感,然后经过文人雅士的提炼、抽象、改造,演变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高雅的艺术形态,进入高层次的正统主流之中。而当今的文化发展似乎正呈现相反的趋向,大众文化不仅自身在生产和流通的规模上超出了其他文化,而且还掠夺其他文化资源,并把这些资源最终改造成适于大众文化逻辑的共享性的文化。
大众文化不断地在吸收利用雅文化的各种材料,形式和主题,并将这些材料很快处理成流行的熟悉的和易于接受的东西。如果说雅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吸纳是一个“陌生化”的过程,那么大众文化对雅文化材料的吸收,则是从“陌生化”转向“流行化”、“通俗化”。近年来中国结、唐装的盛行,从高档的手工艺术品到低档廉价物品,满足着各种消费层次、审美层次的需求。陶吧在都市生活中的盛行也是一个例证,陶艺从神秘的艺术殿堂里走出来,让每个人都可以亲身体验创作艺术的感受,不管做出来的东西如何,重要的并不在于此,而是艺术生活化的体验。大众文化的这种改造,使原先局限于少数人的文化产品,变成了大众可以消费的对象。大众文化通过吸收雅文化的特质,并对其加以改造和变形,以丰富自身文化的内涵,实现大众自身的创造生活的愿望。
在传统文化中,艺术是虚构的文化形态,虽然总是以某种方式和日常现实联系在一起,但从根本上说,逻辑上和观念上的界限实际上是存在的。但这种虚幻和现实的界线在信息社会的发展中受着技术的强烈冲击,进而在人们的生活行为和观念中被模糊了。其中之一方面就是电子传媒的普及引起视觉文化在生活体验中地位的上升。大众传媒如今日已普及的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数字电影等模拟和再现真实之物迅速而逼真,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家中看到“真实”的场景,了解同步发生的现场直播的动态。
影像性的视觉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不断地消解着传统文化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特征,话语文化日益让位与直观快捷的视觉文化。另一方面就是网络的冲击,也许当初万维网在美国军事部门研制成功之时,他们根本没有料想到网络的普及速度之惊人与对世界冲击之大。网络不仅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递,这个数字化的世界更使人们真实地体会并实现了生活的虚拟化。网上教学,可以在家中参加虚拟课堂的授课,和虚拟的教师对话;网上购物,可以尽情浏览、比较各大购物中心的商品,并点击以确认购买;网上交友,你面对的人可以没有性别、年龄、职业、声音,一切都存在于双方的现象中,个人也可以以虚构的身份参加虚拟社会的活动而不许顾虑会被察觉。今天的人们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已经因为网络的介入而有了巨大的变化。
当代文化虚幻与现实界线的模糊的一个重要转变在于,文化生产可以预先设定某中逻辑或模型,进而依照这些虚幻的逻辑来模拟。这就是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所说的“地图在先地域在后”的游戏规则的出现。可以依照现实的需要而将问题借助于虚拟的形式解决。例如时装界数码模特的出现,可以取代真人模特儿现场表演,就是一场惊人的革命。产品设计开发过程中虚拟现实的运用,不仅可以使顾客看到虚拟现实的物体实态,甚至可以让人去触摸、感受到它。这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是深刻的,其直接后果是鲍德里亚所说的“超现实”的出现,它取代了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现实,转而成为我们理解现实的主要途径。
在一直以来的人们的认识中,年龄通常是一个导致文化产品类型和边界存在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年龄在文化上有不同的伦理的、心智的和审美的差异,这是传统的文化的年龄界线。少年、儿童、青年、中年、老年人各有不同的文化形态。但是近年来传播媒介的发达、异域文化的交融、外来文化的影响等等,越来越使似乎不可能发生变化的年龄上的界线也模糊起来了。大众传播媒介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和开放型,像书籍、杂志、画报等印刷媒介,电影、录像、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虽然节目在内容形式上有面向不同受众群体的定位,但是在传播过程中是面向所有群体的。事实上,在手段上做到排他性是不可能的。在开放的信息环境的影响下,各年龄阶层的生活观念都在潜移默化地受着影响。
从当前人们的生活趣味的变化上可以看出一些过去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一是成年人的“返童现象”,二是儿童的“早熟现象”。成年人越发对卡通等类型的文化的固恋,甚至在大学生中卡通片、卡通饰品都是很流行的东西。从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的理论看来,这种成年人的返童现象可以说是人格发展的一种停滞甚至倒退。“固着”或“固恋”是一种心理病症,它将会导致个人生活和行为的焦虑和不适。是否成人儿童化的产品会导致什么负面效应,还是会帮助其缓解生活的压力,现在没有经过严格的证明还尚无定论。但这种现象的确引起了社会尤其是商品生产者、设计者的兴趣和重视。与成年人的“返童现象”相反,儿童在这样的边界消失的过程中,却在经历着“早熟”。
课业的压力、物质生活的充裕使当代儿童的生理、心理年龄的成长都比人类以往大为提前,儿童接触成人产品和文化媒体的机会业无处不在。因此很多设计者在定位儿童及青少年产品的风格和基调时都有大伤脑筋的体会,他们不得不感慨,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
中国当代文化无疑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科技进步的冲击,传媒资讯的渗入,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使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错综纠结着各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因素。设计的发展,不能脱离现实的文化背景,也应当从文化背景中找到未来发展的动因。
其一,站在企业战略的角度来看,文化的分化与融合不断同时演进的历程,使市场的需求趋势更加复杂、扑朔迷离。按照经典的市场细分理论,我们可以按年龄、性别、地域、价值观等细分标准将统一的市场划分为一个个市场片,针对目标市场群体展开市场调研,分析市场所获取的数据进而了解顾客需求以进一步将其转化为产品概念。
然而,在这样复杂的文化背景之下,有一个问题越来越引起设计者和决策者的注意,那就是我们依细分策略从市场中获取的信息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间的差异正越来越大。信息从消费者的一端流向设计师的一端时,中间经历了许多衰减和误读,进而会引起决策的失误。消费者究竟想要什么,产品究竟应在消费者中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为什么有时针对男性开发的产品结果却引起了女性消费者的极大兴趣?对开发与研究的方法本身的变革势在必行,传统方法显然是越来越不适用了,必须有方法与战略上的突破,才能使设计的发展永远在文化的建构中保持先锋的生命力。
其二,从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化的趋势、虚幻与现实界线的消解中会导致更进一步的对于企业及产品的观念的转变。随物质生活的丰裕,消费者有时需要拥有的并非实在的物质实体,当这个物质实体所包含的象征意义和精神内涵可以被抽象出来,融入消费者的生活中时,这种愿望实际上就已经达到了。因此,让消费者拥有一种符号的表征,拥有一种情感体验,将成为企业服务设计的方向,而并不一定要拘泥于实态产品的开发,这两者的结合和拓展会是更好地塑造企业品牌形象的方法。
其三,外来文化观念的渗透、文化中年龄界线的模糊、地域界线的消融等使市场呈现出诸多复杂局面。设计除去在获取经济利益的价值之外,在建构整个社会文化的格局中的责任也需加以重新审视与思考。设计本身应当有深厚的伦理内涵,正如现代性所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引起了后现代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中国市场经济中设计所带给社会文化趣味的影响也不总是积极的,有许多急功近利的眼光导致的负面影响值得我们深思。未来的设计师,应当为人类的美好生活的建构多一份理性的思考。
诚然,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若要简单的以分化与融合加以概括不啻于盲人摸象,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设计的发展,会使我们对许多潜在可能的认识找到问题的根源。显然提出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希望有助于设计同仁思考与认识,共同推动适合中国文化发展的设计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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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亦特指民族独立运动之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以民族特色看待人类活动。因民族已成为国家结构的主流,政治学上(以及媒体)倾向注意这些极端类形的民族主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全文如下:
自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以来,学界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尤其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更是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关注的四大社会政治思潮之一。围绕这一问题的相关研讨此起彼伏,异常激烈。经学界同仁共同努力,在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方面,成果令人瞩目。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已经取得的丰富研究成果不仅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而且对当代中国青年的政治思想建设具有很强现实指导意义。理论上,研究中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提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论点、新问题、新观念,进一步丰富了民族主义的内容,拓展了专家学者研究的领域。实践上,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青年的政治思想状况结合起来认真加以研究并对青年政治观念变化情况的剖析,这对引导青年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综合素质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国内研究述评。
国内学界诸如王小东、萧功秦、房宁等资深专家及相关学者就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研讨,仅1994年《战略与管理》杂志就发表了题目中有“民族主义”的文章30余篇,研究成果可见一斑。如:吴仲柱论文《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演化的现实导因》(广西民族研究2004/4)从国际格局重组、经济全球化浪潮及社会变迁与政策互动等多维视角,探讨了冷战后民族主义再度兴起的根源;王小东论文《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战略与管理2000/5)从生存空间和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尚武精神、精英与平等、中国所面临的挑战等几个方面论述民族主义在当下的重要性;萧功秦论文《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与前景》(战略与管理1996/2)从外力压迫、儒学文化、国人意识、话语体系等方面分析了制约当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因素;任丙强论文《中国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原因、特征及其影响》(学海2004/1)指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向:建构和平的民族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建设和保障公民权利、以和平的方式谋求国家利益。
另外,亦有学者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青年思想观念相结合进行探讨的,如龚超论文《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对青少年政治观念发展的影响》(湖北社会科学2010/2)。观国内论著,特点有:1.从内容上看,研究多集中在对当代中国民族义的起源、成因、因境、发展走向等方面,而对其性质、影响与作用方面探讨不多,特别是没将其与青年政治思想相结合来进行研究;2.从研究方法上看,注重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而对实证研究法、案例分析法重视不够;3.从学科结合上看,研究视角比较单一,多学科相结合明显不足。
(二)国外研究述评。
美国学者皮克、拉铁摩尔、费正清、杜赞奇等从不同视角研究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如(美)Cyrus H? Peake.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Howard Ferting, 1970)从民族主义与教育的关系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开创了民族主义研究中运用西方中心范式的先河;(美)拉铁摩尔发表了《内蒙古民族主义的衰落》、《内蒙古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等文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研究;另外(日)猪口孝等学者也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有所涉足。通观国外研究状况,研究视角独特、方法新颖,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因掌握资料有限且欠实地考察与实证分析,不仅缺乏系统性、连续性,而且个别结论有失偏颇。
总体观之,研究存在局限性,以致于有学者已注意到在当代民族主义浪潮下,青年政治思想引领机制的“缺失”现象(非理性民族主义思潮在青年人群中的漫延),却未能对这种“缺失”现象进行合理分析。
国内外关于当代民族主义研究基本上能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始终贯穿“问题意识”与“解决问题意识”,依据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计划研究议程基本完成,达到了预期效果,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概念界定。对此问题,国内学者亦是各执己见,莫衷一是。概而论之,有两种观点最具代表性:一是“阶级论”,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突出强调民族主义的阶级性特征,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特有的民族观,是资产阶级看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二是“效仿论”,受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规约,一味地盲从西方,仅是对西方学者各色民族主义定义的改头换面,既没有体现中国民族的特色,也缺乏应有的新意。所谓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指泛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群体成员以民族认同为基点,以民族情感归附为纽带,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以追求民族利益、维护民族尊严为指向的意识形态或实践运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有时表现为心理状态,有时表现为意识形态,甚至还体现为这种观念形态影响下的实践运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是多种因素复杂媾和的结果。
(二)泛起原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激活了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记忆。在数千年封建社会演进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古老的文明而走在世界其他民族的前列。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和大工业爆发,在短短数百年内,中华民族却从世界民族前列一退再退,最后沦落到遭受苦难民族的行列。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纷纷东侵,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将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面对衰亡的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绝不放弃、重树自信,积极地为之奔走、呼告。经百余年的努力,摆脱了民族危机,实现了国家完全独立和人民彻底解放,重新找回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华各民族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从此,各族人民踏上新的征途,开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在这条路上,成功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引发了人们的深刻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提供了孳生土壤。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此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迎来了新的春天。所谓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相关体制,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相应体制。所谓开放,就是要突破传统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的束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要开放,要对所有地区和所有国家开放,是全方面、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
在这个时期,传统的与现代的、国内的与国外的各种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处在不断震荡与碰撞之中,整个社会充满活力而又变动不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推动着人们思绪起伏波动,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想体系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为各种社会思潮的萌发提供了适宜土壤。在新中国成立后消声的民族主义借势而起,乘着西方国家霸权思维对国人羞辱伤害的东风,迅速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进而对社会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困惑、迷惘与“十字路口”的思考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撕开了新的裂口。禁锢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闸门一旦开阀,其结果可想而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国踏上改革开放的路程,亲西热、“出国热”迅速席卷全国。但是亲西方的愿望和向西方学习的激情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对华的敌视态度,西方经验也没有解决中国的突出问题。面对残酷的现实,国人亲西热的心态悄然生变,越来越多的人对学习西方产生了怀疑甚至质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政政治治等各项改革的深入,中国面貌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浮出水面,而且更加突出和具体。对此,人们倍感失落、困惑,转而以自己的认识解说着今天的中国。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汲取了西方的人本主义观念和个性自由解放思想,引发了他们对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后来这种反思和批判演化为对过去历史的歪曲与否定。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继而与西化思潮媾和,终于酿成了惊世的。这场将中国的改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所带来的震撼迫使人们对国家、民族命运进行重新思考。
(三)依据其性质的不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有健康民族主义、病态民族主义两种基本类型。健康民族主义是开放的、温和的、理性的、尊重个人意愿的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生存和发展利益的正确体现和维护。健康民族主义表现为民族觉醒以及“对民族自重、自立、自强的认识和实践”,是对国家、民族共同利益的正当维护。病态的民族主义是与健康民族主义相对应的民族主义,它是封闭的、激烈的、盲目的、情绪化的、忽视个人意愿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情绪宣泄。
(四)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受世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和影响,沉寂数年的中国民族主义种子崛地而起,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并以其夺目耀眼之光吸引着众人的眼球。客观地说,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精神文化中居于非主导地位,但其蕴藏的潜力却不容小觑。人们尤其是当代青年面对诸形色的民族主义思潮倍感迷茫,或趋而从之,或刻意避之。种种迹象表明,重新泛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在理论上不断完善自我,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逐步走出病态民族主义的误区,让植根于当代中国特定语境下中的民族主义实现转向,逐渐走向温和、务实理性,形成适合中华民族特点、具有自身特色的健康民族主义。具而来讲:1.就类型而言,逐渐由被动、自卫型转向主动、自强型;2.从性质上看,实现由情绪化、非理性向温和、务实理性过渡;3.从内涵分析,民族主义以博大胸襟取其他政治思潮之长。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仍是一把“双刃剑”,对广大青年政治思想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既可能产生正面影响,也可能带来负面结果。
正面影响:
(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利于培育和提升当代青年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对社会发展的期待和对民族生存状况的担忧意味着一种更具责任感的爱。强烈的责任感要求当代青年审视自己民族国家的历史、正视社会现实,以理性批判的精神痛下兴利除弊之决心,要求人们忠于自己的的祖国,甘愿为祖国服务、奉献。在这个意义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起到了重新强化民族意识之效果,有利于新时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培育和提升;
(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引发了当代青年对中国现代化的反思。当代青年立足于本民族利益,极力维护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对外争取独立发展的平等机遇,对内抑制肆无忌惮的精英主义,强调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
(三)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激起了当代青年对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内重视普通民众自由、民主,反对精英自由和精英民主,对外要求“我族”与“他族”平等,反对别国干涉中国事务。
负面影响:
(一)病态民族主义对抗性思维扭曲青年政治思想,过激言行致使国际环境复杂化。病态民族主义的过激言行,不仅无助于中国良好国际形象、和平使者的树立,反而损害了国家间关系,引发国外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弹,是对和平国际环境的最大破坏;
(二)病态民族主义非理性、情绪化倾向会使当代青年丧失理智,引发极端政治行为。青年的担忧与抱怨无限积淀,幼稚的心理天平终将失衡,转而被野心家所利用。在野心家的怂恿下,当代青年可能丧失理智,站到民族、国家利益的对立面,做出一些影响社会稳定或破坏祖国统一的极端行为。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多种因素复杂媾和的结果。当下必须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性质做出科学判断,对其演进历程、复杂内涵、多面特征、表现样态及其社会效应做出理性分析,实现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思潮的主动回应和有效引领。
(一)确定好引领青年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
引领青年政治思想,更重要的是,从利于国家民族发展的角度出发,准确把握青年心理接受特点,自觉遵循民族主义发展规律,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国族民族主义,统领其思想意识中的混杂观念,强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坚定信念,并纠正种种错误认识和思想偏向,防止给西方国家别有用心论者以某种口实。坚持:
1.利于国家民族发展的原则,引领青年政治思想,要求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作出准确判断和科学评估,对符合国家民族利益,对国家、民族发展有利的方面,应当让其自由表达,充分发展;反之,违背国家、民族利益,对国家、民族发展不利的方面,则要具体分析、因势利导,力争将负面效应转化为正面效应;
2.把握青年心理接受特点的原则,把握青年心理接受特点,以开放、民主的现代方式,在斗争中逐步提高青年的鉴别力和免疫力;
3.遵循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规律的原则,对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一方面要从纷繁复杂的表现样态中研判其性质,科学预测其发展走趋;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要敢于直面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其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并且在研究中不断创新思路,改进方法,从中找出符合意识形态发展的规律性东西,而不是绕着道走,有意避开问题。通过研判,才能真正把握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精神要义,在引领青年政治思想的实践中自觉遵循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规律。
(二)建立好引领青年政治思想的有效机制
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影响下,为使青年政治思想发展不致偏离正常轨道,既需要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创新,增强理论的内在魅力和社会感召力,更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引领机制。
1.根据世情和国情的发展变化,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在引领方式和引领机制等方面大胆创新,始终牢牢掌握对国族民族主义的话语权。营造顺畅的沟通交流机制,解决青年的思想认识问题,要坚持以平等的姿态,以民主的方式,积极与他们对话沟通,主动与他们进行思想交流。在沟通交流中,善于调动青年的积极性、主动性,鼓励他们不要有所顾忌,允许他们自由争鸣、畅所欲言,可以围绕着议题进行激烈辩论、广泛讨论,不同观点、不同意见都可以得到充分表达;
2.建立科学的评估反馈机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辨析其性质,把握其本质,在此基础上对青年政治思想进行科学的评估。通过评估,才能弄清楚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有何影响和影响程度;通过反馈,才能全面把握青年政治思想发展状态,从而为科学决策提供理论资料;
3.构建有效的预测预防机制;要具体分析研究青年心理特点的变化情况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对青年政治思想影响情况。只有将各种因素综合起来通盘考虑,才会有科学的预测,以便在决策时做到有的放矢。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经20余年的演变发展,存在问题仍不容讳言。客观地说,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精神文化中居于非主导地位,但其蕴藏的潜力却不容小觑。人们尤其是当代青年面对诸形色的民族主义思潮倍感迷茫,或趋而从之,或刻意避之。种种迹象表明,重新泛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勃兴于冷战结束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学术歧见,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探讨远不及实践层面,因而指导实践有限。
就理论层面而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缺乏系统、比较稚嫩;就实践层面来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实践运动不够理性。既便如此,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人们民族精神的培育提升、中国现代化的反思及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却是不容质疑的。科学把握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规律,合理引导其未来走向,是当前学术研讨的题中之意,只有在内涵上彻底突破狭隘封闭的种族或文化局限,注入经传统转化而来的,更为开放的现代价值观念、信仰体系和政治内容,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希望成为现代工业化运动中的动力资源和精神砥柱。学术界应该继续加强以下方面的深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不论作为社会思潮还是实践运动都是不容回避的问题,这个“烫手的山芋”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二)基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双面性”效应,应当主动回应、科学引领;
(三)针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的正面、负面影响,应当构建科学而合理的引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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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新中国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历程,总结法治建设经验和教训,中国的法治之路为何如此坎坷,法治在中国如何才能早日实现?究其根本,法治的实现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它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探讨法治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政治文化塑造着政治人和政治体系的政治行为模式,从而会对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局面已经显现,这一变化将会推动政治体系逐步迈向民主、开放和透明,促进公民权利保护的机制建设,推进中国法治国家建设,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变迁;政治发展
(一)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
1956年,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al A. Al-mond)发表《比较政治体系》-文,把“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畴。后来,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 Sid-ney Verba)等对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等五个民主国家进行了大规模跨国调查,并写作了《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书,该书成为比较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
1978年,阿尔蒙德和小G宾厄姆?鲍威尔(G BinghamPowell,Jr)出版《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该书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和组成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阿尔蒙德等人在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方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把政治文化建构成为一种解释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分析工具。政治文化就是指人类在政治活动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相对稳定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精神层而的因素。
一方面,政治文化直接表现为这些作为存量的精神层而的因素;另一方而,这些存量的精神层而的因素又会对特定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产生深刻影响,并由此形成政治文化的传承机制。这样,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政治文化的正向变迁会对政治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
中国从秦汉时期到明清时期,整个政治变革的趋势就是君主制度不断强化,到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更是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浓厚的大一统观念和君权思想,这种文化极大地泯灭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白由,使现代政治理念很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内萌发出来。
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变迁也有所显现。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必然会对中国政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深化,中国政治发展的积极成果又会反过来巩固政治文化变迁的积极因素,并使之制度化和进一步推动它的变迁。这一关系大致可以表示为:社会进步一文化变迁一政治发展。
(一)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文化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的增长,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多数国家都没能做到的。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取得了重大成就。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公民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平等、自由和民主意识逐渐增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文化中自由与民主的倾向成分越来越多。并且,中国人更倾向于追求知识、财富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在政治生活中,不再盲目崇拜和绝对服从。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浪漫与激进的政治心态开始被摒弃,政治稳定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同的政治目标,重视秩序成为重要的政治心理。这种注重稳定和重视秩序的理性心理有利于人们摆脱各种非理性观念的束缚,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影响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生活中最基本、最复杂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相比,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把社会成员严格地束缚在简单的身份等级划分之下而缺乏流动机会的社会体制。在这种状态下,国家的力量获得了极大的扩展,社会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几乎不存在了。
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突出了作为公民政治文化主体的公民的地位,推动了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变化,带来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导致人们价值观念、价值取向的改变,并引起政治文化的变迁。在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人们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法治意识逐步增强。
(三)社区政治发展的影响
村民自治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兴起的农民实行自治和直接民主的社会实践。实践证明,这一形式顺应了农村社区管理的需要,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一种合适的制度安排。经过村民自治的民主实践,中国农民的主体利益意识逐渐被唤醒,规则意识、协作意识、民主意识和合作意识得到了增强。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则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最初,城市社区建设主要以社区服务为突破口和龙头,然后逐步扩展到社区文化、社区卫生、社区环境和社区治安等方而。随着城市社区政治建设的推进和发展,社区居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方而也逐步发生着变化。从目前来看,城市社区建设使民主和法治意识得到增强,对政治主体的认识更趋于客观,对白身权益和政府权力的认识更趋于理性。从而促使政治文化向着理性化和世俗化方向发展,也使他们自身的政治素质和民主素养得到了提高。
(一)推动政治体系倾向于民主、开放和透明
政治文化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影响政治输入和政治制度运行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模式,同 时,又被社会成员视为一种权威性的内在力量。当政治文化中理性、民主、包容的因素增多,并成为多数公民的一种心理诉求的时候,其必然会被输入到政治体系之中,政治体系也会逐步吸纳这些因素并进行相应的改造,从而推动政治体系朝着民主、开放和透明的方向发展。
随着中国政治文化转向理性、民主、开放,中国政治体系也越来越多地响应这一要求,并且,这两种转变表现出明显的互动性。党的十七大再次明确指出:要“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
(二)推进中国法治国家建设
法治,即“法律的统治”,是法律制度的一种特殊状态。近代意义的法治原则至少包括两个基本点:一是法治必须以民主政治为前提,法律要体现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意志;二是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应当具有高度的权威,一切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社会团体和公民都必须服从法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加深和公民意识的提高,中国公民和其他政治主体的法治意识在近30多年中从弱到强,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且,通过政治实践和法治实践的具体行动,推进了中国法治国家的建设。
法治意识的形成与提高在法治国家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国法治建设开始迈出重大步伐。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而落实,作为全而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全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了全而部署。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标志着中国全而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法治意识的提高与法治建设的展开表现出了良好的互动和促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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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形式,能够有效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和谐,同时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离不开协商民主持续发挥作用,从多角度分析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关系及其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决策与政党执政以合法性的过程。为此,要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改革开放35年来,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变革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民主法治建设、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公民社会发育、民主意识与文化的形成,以及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等。但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同时面临着诸多挑战。而协商民主理论,作为现代政治理论的最新发展,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党的报告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明确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对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丰富协商民主的形式和内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等作出了全面阐述,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协商民主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笔者结合有关协商民主的阐述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作一粗浅探讨。
国内学界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无论是在译介和引入西方成果方面,还是在推进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实践探索方面,无疑陈家刚教授是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学者之一。根据陈家刚教授的研究,协商民主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兴起的学术热潮。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Joseph M. Bessette)首次提出“协商民主”概念,尔后众多的西方思想家都介入了对协商民主的讨论。根据陈家刚教授对国外研究进展的梳理,国外的协商民主研究一直以来都伴随着西方政治发展的过程,研究成果非常丰富。1996年,圣露易大学的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教授出版了《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1997年博曼和威廉姆?雷吉(William Rehg)合编《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乔?埃尔斯特(Jon Elster )主编的《协商民主》,200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约翰?德雷泽克(John S. Dryzek )教授推出了《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2002年南非开普敦大学哲学教授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Maurizio Passerin D’entrèves ) 发表了《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2006年德雷泽克发表了《全球协商政治》,而后2007年,马克?沃伦发表了《设计协商民主:英属哥伦比亚公民大会》,2012斯科特?威尔士出版了《夸张的民主表象:协商理想是如何削弱民主政治的》,等等。
这一段时期内是国外研究协商民主走向成熟并且成果不断丰富的重要时期,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开始广泛关注并且译介外国著作,开始将目光转向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并结合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展开了理论探讨与实践分析。从陈家刚教授对国内研究成果的梳理来看,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虽然相对滞后,但是2000年以后,学术界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敏感的热点问题,从译介相关著作开始,努力跟进。2003年,俞可平教授发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热点问题》,从四个维度解读了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发表《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思考》,通过分析协商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探讨了协商民主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可行性;2004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开辟专栏,从理论解释、基本概念、实践价值等方面介绍了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随后,陈家刚教授的译文集《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学术研讨会”文集《协商民主的发展》相继出版。此后,可以说协商民主纳入了中国学界视野并出现了一个研究的高峰期。2006年,俞可平教授主编并出版了“协商民主译丛”。2007年,“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译丛等成果不断涌现,2005~2008年,各类基金设立的协商民主课题研究也相继出现,比如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各省政协成立的研究会以及它们的研究成果、各类期刊和网络上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章不断增多。
概括起来,已有研究文献中,陈家刚教授已经从政府形式、宪政体制、决策形式、治理模式[1]等方面来分析和厘定了协商民主的概念内涵,针对对于协商民主的多维理解,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粗浅地做了以下几方面的梳理来进一步理解协商民主的内涵与范畴。
1.作为政府组织形式的协商民主。协商民主的内涵,“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协商民主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共同体。”毕塞特认为,协商民主的现实体现就是美国建国者设计的代议民主体制。美国政府体制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建立的,既尊重多数又保护少数的政府。在此基础之上,梅维?库克则突出了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过程,即“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1]科恩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共同体。[2]也就是说,协商民主是一种重要的政府组织形式。
2.作为宪政体制的协商民主。从起源来看,协商民主是源于对美国宪政体制的思考的结果。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在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毕塞特竭力为“美国宪法的民主特性”辩护。“在1787-1789年间的美国人看来,制宪者观点的两个方面――既需要限制大众多数,又要使多数原则有效――是一致的。调和这些看似矛盾的倾向的关键,存在于制宪者建立‘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明确意图之中。”通常情况下,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具有否决权的总统、高等法院以及选举和分权制衡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中,特别在美国历史以及当代的西方政治实践已经成功证明了立宪者的设计理念中就包含了宪政制度的内涵。 3.作为政府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一般认为,政府决策只有在获得广大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实施。协商民主能够通过讨论、审议等过程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戴维?米勒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作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3]在协商民主模式中,民主决策是平等公民之间理性讨论的结果:“在协商民主中,公民运用公共协商来作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协商民主的吸引力源于其能够形成具有高度民主合法性决策的承诺。”[4]协商民主要求决策者要广泛吸纳每个利益相关的公民的建议、实现参与的实质性经济政治平等,实现利益相关者在决策方法和确定议程上与政府决策者的平等、自由权利,并在政府与决策相对人之间实现信息公开并赋予其协商的充分理由。
4.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协商民主。有学者指出,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5]现代社会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思想的多元化。社会舆论场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公民社会的碎片化、分散化。作为国家理念的协商民主,就是要以公共利益为取向,通过利益主体间的民主协商对话来形成合作共识,进而作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公共决策。也就是说,协商民主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原则的现代民主体制,其中,自由平等的公民,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的对话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和执政党以起码的合法性。其基本要义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它以代议制、分权与制衡、选举与协商为根本内容,以民主对话、理性参与为基本特征,既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又超越狭隘个人观念并诉诸公共利益、体现了以政府决策、政府形式、国家治理以及政府合法性为目标的治理形式。
5.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协商民主。1987年,伯纳德?曼宁在《政治理论》第15期上发表了《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所谓合法性基础,即在政府作出特定决策、或者政党上台执政获得合法性认同之前,必须经过听取利益相关者的各种观点并相互比较、借鉴、加工并优化的过程,通过比较借鉴实现不同利益相关者间的平等合作。这种协商合作过程既体现在集体层面的共商,也吸纳少数甚至是个人的建议,使得最后的政府决策与执政党执政获得多数认同和理性的支持。政治协商作为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不应该排斥任何人参与和民主协商的权利,以及有效行使这种权利所必须的充分自由。这样,合法性协商民主为政府组阁和政党执政提供了一种尽可能合理的、广泛的和理性的社会支持与认同。正因如此,科恩指出:“我们有理由确定,作为合法性基础的不是他们业已确定的意志,而是他们决定他们意志的过程。这就是协商的过程。”[6]即,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协商民主是基于利益共同体的多数人授权的结果,这种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在于将民主协商作为达成共识的前提和基础,从而对特定的政治正当性提供了共同的价值支撑,而这种共同体的价值正当性是在价值主体间的民主性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
综上所述,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它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代议制、分权与制衡、选举与协商为根本内容,以民主对话、理性参与为基本特征,既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又超越狭隘个人观念并诉诸公共利益,体现了以政府决策、政府形式、国家治理以及政府合法性为目标的民主治理形式。正如陈家刚指出的:协商民主的这一本质性规定使得“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本身隐含了多元化的理论思路,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既体现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上,也吸收了共和主义的精神内核,同时把批判性与建构性理论统一起来。”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协商政治发展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正如陈家刚指出的,中国政治发展经历了历史文化传统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变革双重背景,辗转变迁于内生市场化改革和意识形态变革、社会转型与自治能力增强、制度化分权与基层民主并进、历经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党内与党外、政府与民间、组织与个体的互动推进的艰难过程,形成了自身特色模式并对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并给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以新的深刻启示。
(一)从国家层面看,协商民主已成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党的报告从三个层面系统对中国当代协商民主进行了全面定位:第一,从性质定位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第二,从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上进行了规范,即“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第三,从我国政党制度性质和人民政协功能定位上界定了协商民主的广泛内涵,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当前乃至未来政治发展的目标设计,同时也是对协商民主实践的全面概括。 从实践来看,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特别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人民政协充分地发挥了人民政协实践协商民主的优势与条件,即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机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以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联系广泛、代表性强、包容性强,在政治、组织(34界别)、制度(宪法、章程等)、职能(反映社情民意、开展协商对话、参与政治决策、加强权力监督),以及人才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与条件。可以说,人民政协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从国家制度层面到基层治理领域,体现着人民政协丰富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包括政治协商制度、听证会、社区议事会、民主恳谈会、公共网络论坛等等。这些协商民主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绩。
客观地讲,这些制度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协商民主的特征。以人民政协在推动协商民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例,中国的当代政治发展充分发挥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从人民政协这个角度来看,报告中提出“协商民主”,一方面是对人民政协在我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作出的重大贡献的高度肯定,另一方面意味着将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民政协将担负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更为重大的使命,也使得协商民主成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二)从地方治理看,以协商民主推进地方治理创新进行了大胆探索与实践
正是在全国人民政协推进协商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并取得重大成效和积累丰富经验的基础上,近年来,包括广东省在内的许多地方人民政协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在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主渠道功能的基础上,努力推进协商民主向广度和深度领域探索。早在2008年,广东省委在政协提案督办会上特别强调了政治协商的重要性,并提出广东要率先研究制定政治协商规程。201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颁发试行,2011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正式颁布实施,这是全国首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规程》的推出,不仅受到了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而且通过近两年的努力实践,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经验和成效。
第一,从制度层面和程序设计上把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真正纳入了决策程序。可以说,《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正式颁布实施是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一大突破,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规程》从试行到正式颁发实施,其生命力在于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设计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是人民政协“软法”机制建设中的重要实践和突出成果。《规程》明确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细化了政治协商的具体内容,把是否重视政治协商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察考核指标,首次明确将省委、省政府是否重视政治协商,能否发挥好政治协商的作用作为检验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明确要求省委领导牵头,建立政治协商督办落实联席会议制度,并每年组织对政治协商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第二,细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根据广东的实践过程,首次适时地提出“中共广东省委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重要文件”、“拟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审议的重要地方性法规(草案)”、“省委或省委、省政府联合作出的有关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大局的重要决议、决定、意见”。这就不仅从制度上细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也从实践上强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操作程序。
第三,明确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渠道形式。即,中共广东省委同广东省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民主协商会、谈心会、专题座谈会、通报会、书面建议等5种;省委在省政协同省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9种,包括省政协全体会议、书面协商等。无论是从政策制度层面看,还是从协商民主的实践成效看,广东已经明确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渠道形式及其重要地位。
第四,统一并规范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要程序。即,制订协商计划、做好协商准备、开展政治协商、汇总协商成果、协商成果办理与反馈等5个程序。客观来讲,《规程》的有效实施更加注重行为激励机制而不依赖法则法律和国家强制力,但这种“软机制”不等于不需要“硬约束”,恰恰相反,它应当有一定的“硬约束”来保障,否则难以发挥“软法”作为法律重要组成部分的实际效力。为此,广东省委是较早将政协提案办理作为实现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形式,要求全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和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都要亲自督办政协提案,并将其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切实实现了“从‘关心协商’到‘必须协商’,从‘可以协商’到‘程序协商’,从‘软办法’转变为‘硬约束’”,真正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
第五,大力推进人民政协理论进课堂。2012年12月,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黄龙云专门召开会议,就推进人民政协理论进课堂的提议向省委提出了具体方案,并与广东省委党校达成共识,制定具体设施方案,顺利将人民政协理论纳入省委党校干部培训课堂。
从成效来看,广东用两年多的时间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全国第一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在广东诞生绝非偶然,广东也必将率先从《规程》中受益。这一点也被近两年来广东各级政协的工作实践所证明:在提案办理方面,截至目前,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和121个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已经全部牵头督办政协重点提案,42个省直单位的主要领导也自行确定本单位的重点提案进行牵头领办,实现了“一把手”督办政协重点提案的全覆盖。只要被列入重点提案,所提的意见建议一定能够被落实,已经成了广东各级政协委员的共识。在民主监督方面,广东省政协采用明星委员个体监督与媒体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形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理性反思: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检视
从理性的角度来反思,在看到协商民主推进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地方推进以协商民主为目标的地方治理创新取得了成效的同时,也应看到当前中国的政治协商实践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如不给予正面应对,也将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带来障碍,为此,笔者在此做一简要的实践检视。
第一,人民政协具有实践协商民主的优势与条件,但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包括理论挑战和实践难题。同时人民政协自身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性质及定位问题,目前在制度定位与机构性质之间没有清晰界定,导致内在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二是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没有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作为重要的协商民主形式,人民政协尚未在《宪法》、《组织法》及相关法律保障上得到应有的体现;三是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实现形式的制度规范不健全,相关条例、办法及实施细则极不健全甚至缺失。四是推进人民政协广泛协商的体制机制建设滞后,相关机制的可操作性程序设计(比如广东的“政治协商规程”)离现实实践尚有距离,加上人民政协本身能力与意愿的差距及其机构民主政治文化因素,极大地制约了协商民主的深度推进。
第二,从人民政协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看,仍然还有一个过程。2004年中央提出“必须坚持把人民政协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部署和推进。”在完成改革开放这一崇高使命的伟大实践中,“人民政协应该也完全可以发挥更大作用”。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概念。2005年、2006年,中共中央两度发文,明确指出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2007年,“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写入十七大报告,“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和内在要求。”这些论述本身表明,完成人民政协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仍然还有一个艰难的过程。
第三,从地方治理创新的现实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同其他改革一样,这一制度化过程同样需要磨合期,要真正实现协商民主从“程序公开”到“细化规则”也势必在实践摸索中不断完善。从广东来看,人们最关心的是广东的《规程》可以走多远?会不会因为换届等因素而弱化?客观讲,广东跟全国一样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关系、社会结构等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通过制度安排调整利益关系、规约权力运行,扩大民主参与,既要重视单项制度的针对性,尤其要着力研究制度体系结构的合理科学,制度措施的匹配协调。因此,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是由性质及定位问题,导致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这一矛盾导致了协商主体的主动性还不够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同参政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同为协商主体,两者的主动性都存在一些问题。同时民主协商的反馈力度不够,政协的一些协商成果报送到党委、政府以后,没有后续信息和处理结果,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政协规程的有效实施和完善。
二是由于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没有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使得协商制度执行不到位的现象时有发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随意性大、有关程序执行不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践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社会公民的民主意识、民主知识和民主习惯。因此,在全社会建立和形成浓厚的民主风气、民主氛围,对推进“制度化”建设尤为重要。这就要求,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就现阶段而言,广东乃至全国面临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
三是人民政协由于协商活动尚缺乏法律支持,除《宪法》对人民政协的地位、作用有所提及外,关于政协的组成及职责、权限仍无专门的法律规定,政协的所有活动几乎无法可依,而这直接影响了政协协商民主的过程、结果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效力。
四是《政协规程》的一些条文太原则,操作难度大,而且,在涉及“三化”建设的具体问题上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因此,体制机制建设的滞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从上到下对政协履行职能还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的支持。
以上分析说明,无论是从协商民主已作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看,还是从协商民主推进地方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着眼,抑或从理性地反思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及其对促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问题来检视,我们都无法否认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客观逻辑,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
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利益冲突也日渐突出。为提高我国政治体制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尽可能将民间的参政需求和民主冲动纳入到现行体制框架内来有序释放,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就必须高举人民民主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协商民主理论的引入,为我们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成果和经验设计。体现在:协商民主有助于推进“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 有机统一的民主机制建设;有助于制衡行政权的膨胀,推进法治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助于推动政府与社会关系重构,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有助于促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基层民主发展;有助于公民社会健康发展,奠定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有助于构建健康政治文化,形成理性的民主对话氛围。
为此,本文就健全协商民主形式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精神,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
党的报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特别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协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当前乃至未来政协工作的目标设计。
第二,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政策性协商本质上是一种“咨询性参与”,协商的组织、内容、程序等都是由执政党政策进行调整的;而制度性协商则是一种“程序性参与”,协商的组织、内容以及程序等都是由国家的法律制度进行调整的。从本质上说,政协规程的实施推进的政治协商依然是一种政策性协商,协商的组织、形式、内容乃至程序等都是由执政党的政策进行规范的,导致作为协商的制度载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制度上并没有被纳入国家机构的序列。某种意义上说,政策性协商一方面体现和适应了中国的实际需要。但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转型期,政协的性质、职能等都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上升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为此,政策性协商的模式也应当相应地转变为制度性协商的模式,通过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来健全制度性协商。
第三,切实创新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拓展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
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协商的内容和方式,这也是政治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的核心问题。目前存在两种非常接近、但又不尽相同的协商,一种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
商,另一种是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不少地方在谈到政治协商时,都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协商混为一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政治协商功能的有效发挥。其次,要深入探索民主协商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社会界别的分类与引导方面深入研究,提高界别划分的科学性及其参与的实效性。在专题协商中,要针对关涉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广泛的调研,就重大问题进行专题协商并提出有约束力的协商建议。
再次,强化社会对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工作的积极有序参与。协商民主的实质是实现公民的有序参与。要发挥人民政协在统一战线、协商机关这一国家政治机构的制度层面上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优势,推动建立党委、政府重大事项协商信息公开制度,发动组织社会公众全程参与和监督重大事项的协商;建立公民参与政治协商会议、政协提案制度等,动员组织公民以各种形式参加政协履职活动;建立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鼓励支持政协委员运用微博、博客、电子信箱等现代技术手段,通过深入所在社会组织、界别,加强与公民的沟通。
第四,加强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能力和质量。
面向未来,不断加强人民政协自身建设是提高民主协商能力的关键。以广州为例,为了做好政治协商工作,广州市政协颁布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决定》,强化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其中,加强区、县级市政协机构建设成为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决定》要求各级党委要重视解决区、县级市政协“编制缺、人员少”等突出问题,试行各区县级市专职主席会议成员和专委会主任或副主任的编制在地方行政编制中单列,不占机关编制,将这部分编制用于增加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同时,广州还探索了推进人民政协的基层组织建设,着眼于推进协商民主的创新发展,提高政协委员的履职能力和水平,加大提案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无疑,这些措施必将为政治协商的广州实践带来强大的后劲,也可以作为经验供其他地方进行借鉴。
第五,建议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
协商民主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以平等理性讨论为途径,求得共识,从而做出科学的决策。在政协这个平台上,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观点可以在公开、公正的程序中进行平等的协商、探讨、交流。为了使各方利益、各种观点得到充分表达,就应当引入辩论机制和程序,从而改变长期以来政治协商和民主评议的实际运作中,党委先有倾向性或实质性意见,然后通过协商赋予党委意见合法性与民意基础的做法,在具体事务的协商过程中有效引入公开辩论程序和听证机制,尽量做到协商程序的公开、透明,通过辩论,进行不同意见和观点的沟通与交流,最终达成妥协,形成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意见,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这正是协商政治的基本目的。
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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