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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战略的贯彻发展,大大促进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是我国促进各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世纪之交,为缩小东西差距,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形成了东西协调发展的新模式,拉开了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序幕。在统筹解决其他“问题”区域的实践中,我们逐步认识到,完善的区域战略不能够仅仅追求缩小东西经济差距,而是要各区域协调发展,共同驱动,由此,形成了四大区域板块共同驱动的总体发展战略。在贯彻落实区域总体发展战略中,又进一步认识到要增强各区域发展活力,而必须结合各自特点进行细化、实化、差异化,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区域和增长极。随着对新时期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定位,我们又拓展和完善了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内涵———实施陆海统筹和主体功能区战略。至此,我们形成了覆盖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陆地到海洋,从宏观到微观,从经济到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各区域优势将进一步得到释放,区域间的协调性必将进一步增强,也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的空间基础。
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有力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再是东部地区“一马当先”,而是“万马奔腾”、“协同并进”,不仅传统先行地区进一步焕发青春与活力,尤其是一批地处中西部地区新的增长极陆续涌现,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又好又快发展的有力支撑,也有效地化解了国际国内不确定性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保持了中国经济活力。如中部地区通过构建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环鄱阳湖城市群、太原城市圈等形成产业和人口高度集聚、充满活力的六大城市群,已经成为了推动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西部地区通过推动呼包鄂榆、广西北部湾、成渝、黔中、滇中、藏中南、关中-天水、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经济区加快发展,培育了西部新的经济增长极,带动了周边地区发展。同时,国家还鼓励一地方“先行先试”探索出符合各地实际的新模式。如在上海浦东、重庆、成都、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的基础上,增设了天津滨海、沈阳和山西综改试验区,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试验区。
在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演变进程中,“区域发展的状况逐渐发生积极变化。特别是东中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的差距开始缩小,区域发展的协调性逐渐增强”,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相对均衡发展的时期。特别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主要发展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据统计,“十一五”期间,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均在13%以上,比东部地区快0.5~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自2007年首次超过东部地区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连续6年超过东部地区。2013年经济增速继续呈“东慢西快”的格局。东、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同比增长了17.8%,25.8%和24.2%。就各区域占全国GDP的比重来看,中西部地区占全国的比重由2002年的18.8%、17.2%提高到2012年的20.2%、19.8%,提高了1.4~2.6个百分点,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中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自2005年起扭转了下滑的趋势,并逐年提高,东北地区呈稳中有升态势。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扶持,极大地惠及了包括西藏、新疆等地各民族地区,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团结和边疆巩固。
导致区域经济不平衡的因素里其中就包括区域地理位置及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本文所指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包括交通、能源、通讯等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一般投资回收期较长,短期内很难见到收益,社会资金投入热情不高,需要依靠政府行为,通过政府政策的倾斜和资金的投入,改善当地投资环境,逐步使落后地区的市场主体同发达地区的市场主体趋于相同,才能使区域间经济差距的缩小成为可能。另外,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落后地区开发成功的根本,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要求看,我国生产力布局机制的塑造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一方面,宏观调控层的塑造。中央政府主要从事全国生产力布局总体规划的制定,确定生产力布局的总体目标和总体框架与战略,制定并完善区域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布局政策,强化并完善生产力布局的经济、行政及法律手段,调控全国生产力布局。地方政府主要任务是在执行全国生产力布局规划与政策的基础上,制定本区域生产力布局的规划、目标、战略与框架,调控本区域生产力布局。另一方面,市场体系和统一市场的发育与完善。面对较为落后的经济状态,其主要任务是在完善商品市场的同时,加快发育和完善各要素市场,促进区域市场和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和发育,建立健全市场交易规则,制定国内区际贸易法规,如《竞争法》、《反垄断法》、《市场法》等,为市场机制在区域间正常的经济技术联系和生产要素流动中发挥作用提供保障。
总之,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降低区域经济差异,就要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合理的规划布局,平衡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促进经济水平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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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将“四个全面”并提,这是第一次。2015年2月2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在开班仪式上发表讲话,集中论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四个全面”是深思熟虑、深谋远虑的结果,意味着一项重大战略构想的形成。那么,如何认识“四个全面”的基本内涵、主要特点,如何把握“四个全面”的实践要求、当代价值,是领会与贯彻“四个全面”需要厘清的问题。
认识“四个全面”的基本内涵,既要明确每一个“全面”的具体内涵,更要从整体上把握“四个全面”的精神实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提出的战略目标。依据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三步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党的将这一过程分解为两个阶段,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和实现现代化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下限是2020年。依据党的报告的界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和要求包括: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这些具体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程度和水平的全面提升,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步骤。
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战略部署。改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通过深化改革释放各种活力、汇聚各种资源,仍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进入主流话语体系,成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关键词,实现了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基本理念的突破。全面深化改革涉及15个领域、60项具体任务,力求通过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的治国方略。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要求国家治理法治化,没有国家治理法治化难有国家治理现代化。依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设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既是法治体系的构成要素,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支撑。同时,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法治国家的表征,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愿景。
全面从严治党,是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经验、基于党的建设现状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作出的决策。党的以来,以为的党中央在推进党的建设实践过程中,逐步明确了从严治党的基本思路。比如,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这些思路覆盖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是协调推进党的建设各方面,使党的建设举措落到实处。
可见,“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都有其特定的内涵。然而,把握“四个全面”的基本内涵,要着眼于从整体上来理解,不能孤立来看待。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依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要求提出来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支撑,缺少其中的一个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难以成为现实。一个目标,三个推进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而在三个推进器之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大鹏之两翼、战车之两轮,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
“四个全面”作为一种战略布局,从其基本内涵、构思理念、生成基础来说,具有如下特点:
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的统一。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居于中心地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为实现战略目标服务的,属于战略举措。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有机结合,既使战略目标的实现因为有战略举措的支撑而成为可能,也使战略举措的实施因为战略目标的确立而有着力点、方向感,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个体协调与整体协调的统一。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每一个“全面”就其内在要求来说,做到了不留“短板”与“死角”,力求全方位覆盖。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落实“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制度各领域,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创新体制机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整体推进。可见,每一个“全面”的个体具有整体性、协调性。同时,“四个全面”是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的结合,也是执政目标、执政方式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执政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是执政方式,全面从严治党着眼于执政党自身建设。“四个全面”的整体同样具有系统性、协调性。
国家、社会与执政党的统一。国家、社会、政党的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社会、政党有着不同的关系类型或模式。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全面深化改革以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促进社会和谐,都离不开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的提升。“四个全面”蕴含国家、社会与执政党关系的统一,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依据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要求,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现实诉求与内在规律的统一。“四个全面”回应了人民群众的现实关切,是基于现实、立足现实的战略构想。比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社会、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面深化改革聚焦改革的“险滩”、“硬骨头”,直面改革的现实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盼;全面从严治党着眼于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协调党群、干群关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应当说,“四个全面”是面对现实、回应现实的战略构想。同时,“四个全面”反映了治国理政的内在规律。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国家存在的理由;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法治化,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是文明国家的必然选择;执政党要稳固执政地位、完成历史使命,必须塑造政党形象、树立政党权威。因此,“四个全面”既是回应现实的战略选择,也是治国理政规律的内在诉求。
“四个全面”作为一种战略布局,要改变中国现实、引领中国发展,关键在于实施、在于实践。“四个全面”的实践要求,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协同推进。“四个全面”贵在全面,非“全面”不足以成事,非“全面”也不可能成事,一个“全面”无法落实,“四个全面”就会落空。为此,需要加强宏观谋划、顶层设计,从“四个全面”的内在结构、有机联系出发制定实践方略,形成“四个全面”的互动机制、照应机制,避免各行其是。比如,全面从严治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格局中提出来的,应当依据“三个全面”的要求来定位、谋划全面从严治党。因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当强化使命意识、宗旨意识,明确执政目标、改进执政方式;因应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应当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通过制定完善严密的制度规范党内行为;因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员干部应遵守宪法和法律,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实践“四个全面”,既要求总体上的协同,也需要每一个“全面”内部的协同,每一个“全面”内部均衡推进、协调发展,才能达至“四个全面”协同的理想状态。
创新推进。实践“四个全面”不会一帆风顺,将面临诸多困难和障碍,化解困难、消除障碍的关键在于创新。如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全面深化改革面对的都是难题、“硬骨头”,必须更新改革观念、创新改革推进方式,才能创新体制机制,解除改革难题,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创新的过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深刻革命,需要创新立法体制、执法体制、司法体制、监督体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也是创新的过程。要解决当前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唯有创新从严治党的理念方法,改革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实现“四个全面”的整体协同,是一项全新的课题、全新的实践,通过何种机制实现协同,通过何种制度保障协同,更需要创新和探索。
汇聚民智与民力。“四个全面”就其旨趣而言,都指向人民幸福,与人民幸福密切相关。比如,全面小康社会有多方面的指标和要求,但各项指标和要求均着眼于增进人民幸福,为人民幸福奠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基础;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依法治国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法律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全面从严治党的出发点在于通过改变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通过组织、制度保障,杜绝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发生,使人民利益落到实处。“四个全面”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服务人民,“四个全面”的实践也应当依赖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要汇聚人民力量,也要体现人民意愿、集中人民智慧;全面深化改革,既有赖人民对改革的支持,也有赖人民的改革智慧、改革经验;法律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全体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守捍卫者;全面从严治党,离不开人民的批评、人民的监督,要注意发挥人民民主对于从严治党的推动作用,发挥社会组织、社会舆论对从严治党的监督作用,通过顺应党外的诉求、压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实践,是党和政府的事业,更是全体人民的事业。
“四个全面”是站在新的时代、新的发展阶段提出的战略构想,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治国理政的新布局。“四个全面”的出发点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思路非常清晰。同时,“四个全面”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坐标、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治理方式、全面从严治党的治国保障,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更加完整,内在逻辑更加严密。“四个全面”厘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实践的针对性、操作性更为明显。“四个全面”对原有治国理政的理念、思路既有延续和继承的一面,也有创新和超越的一面。
政党形象的新展现。“四个全面”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视野更加开阔,执政理念更为科学,执政方式更为理性,向国人、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成熟政党的定力、追求与智慧。特别是全面从严治党,反映了以为的党中央管党治党的忧患意识、主业意识、责任意识,彰显了管党治党的决心、勇气和谋略。党的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施,提升了党的威望和声誉,使党重新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一个新的执政党形象正在建构并呈现在国人和世人面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四个全面”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新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比如,“四个全面”深化了对共产党依法执政规律、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深化了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规律的认识,深化了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协同规律的认识。比如,全面从严治党既要依据宪法法律管党治党,也要运用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法治体系的建立为基础,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行政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特点;改革的合法性需要法律支持,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求全面依法治国,等等。同时,在不少西方学者、政要、媒体看来,西方的道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道路,西方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高估西方道路的世界意义和对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适用性。“四个全面”将以新的布局、新的经验拓展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丰富人类文明发展智慧。
融入国际社会的新机遇。中国快速崛起之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赢得普遍赞誉的同时,也引起了部分人的疑虑和误解,妖魔化中国之声未曾间断。“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使国家发展的目标与取向、国家治理的理念与方式、政党建设的方式与途径,更接近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既适合中国国情,又适应世界潮流。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有多个指标,如生产力发展水平、民主化程度、国民道德素养状况、社会和谐稳定程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是其中的重要向度和评价尺度。正因为如此,“四个全面”提出后,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如日本《外交学者》杂志指出,“四个全面”是推动实现“中国梦”的蓝图,同时也是中国进入发展新阶段后的领导方针,可能会为共产党不断改善治理国家的方式提供足够的契机。德国《世界报》网站报道,“四个全面”这一表述隐藏着给国家发出的让中国崛起为世界社会主义强国的行动指示。美联社报道称,“四个全面”的提出为中国改革设定了清晰的方向,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四个全面”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利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更大程度上为国际社会认可和接受,从而消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更好地发挥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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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印关系相似,美印关系近年来的曲折历程也表明,“大国情结”在印度的对外关系中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对印度的战略与印度的“大国情结”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中国对印度的战略与印度的“大国情结”
在冷战后“一超多强”的格局中,印度被认为是多强之一,实力地位与俄、日、英、法、德、中属于同一等级,而在这个等级中,中国的综合实力又被认为大于其余国家。
①虽然中印两国同为发展中大国,在谋求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等方面享有巨大的共同利益。然而,作为同属一个实力等级,而又毗邻而居的强国,两国之间既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又存在涉及现实利益的具体矛盾。
②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不可避免的采取了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和摇摆性的对华政策,既有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的一面,也有防范甚至敌视中国的一面。
③对中国而言,印度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如果印度与美国走向结盟,对中国的遏制作用不言而喻,将会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
因此,中国应该积极主动的回应印度对华友好的一面,化解敌对情绪,淡化结构性矛盾造成的负面影响,力图促成印度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或至少避免使其成为中国崛起的阻碍。落实到具体政策上,中国应该更有效地接触印度,避免其与美国结盟共同遏制中国崛起。笔者认为,印度的“大国情结”是中国对印战略关键着力点,不妨细加斟酌。
“大国情结”是对印度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谋求世界大国地位,渴望与其他世界大国平起平坐的抱负的归纳。甚至在印度建国之前,“国父”尼赫鲁就表现出强烈的“大国情结”.④建国之后这种情结不断放大,不仅强大到可以渲染印度政治精英的安全观,还可以左右印度的外交战略、乃至直接影响印度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而今,实现印度的大国地位不仅是少数政治精英的抱负,而且已俨然上升为印度国家意志,成为超越政见、党派、意识形态差别的社会共识。
印度的“大国情结”及其附带产生的战略思维,是其人口地理因素、辉煌的古代史、甚至殖民经历共同作用之下,并被其现代政治架构不断放大加强的结果。由于历史遗留因素和现实体制因素都无法轻易改变,并具有强大的路径依赖效果,因此这种“大国情结”在印度成为根深蒂固,经久不衰的思想元素,而且这种情况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太可能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印度的“大国情结”表现为对国际地位和大国身份的极高关注,而这种关注又体现在强弱两方面的目标:在国势呈现上升的历史时期,印度渴望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在国势出现下滑的历史时期,印度唯恐被边缘化,并力图避免被国际社会定格为“与巴基斯坦同等级别”的地区力量。出于这种“大国情结”,印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借助外交、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多种途径,力图实现这两个目标。
诚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振兴国势、谋求国际地位的抱负,但是印度的这种情结显得有所不同,因为印度在追求大国地位的过程中混淆了“途径”和“结果”.一般而言,“取得大国地位”的目标是谋求具体国家利益,其本身并不被视为目标或最终结果;但是,“取得大国地位”却被拔高为印度全力追求的结果,进而使许多具体的利益都屈服于这个孤立的目标。正是这种“途径”与“结果”的错位,导致“大国情结”能够作为决定性因素对印度的整体安全观和外交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冷战结束至1998年,以及1999年至今,印度的外交战略就经历了两次转折性变化。虽然引发这两次重大变化的直接诱因各不相同,但源头都可以归纳为印度“大国情结”,并且是这种情结影响下,印度在强弱两方面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集中体现。
冷战结束以后,虽然印度的领土和国家安全并没有受到实质性威胁,但是时任拉奥政府(NarasimhaRao)外交秘书的迪克希特(J.N.Dixit)仍然确信“(印度的)潜在的威胁依然存在。”印度感到深受威胁的原因在于,冷战以后的局势对其国际地位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而受这些负面影响的共同冲击,印度有可能被国际社会边缘化,进而落入孤立的深渊。而对于极其重视国际地位的印度政府来说,这种被边缘化和孤立的前景自然被视为“最大安全威胁”.具体而言,不利影响来自多个源头。
首先,冷战以苏联解体告终,这使得长期追随苏联的印度自认为是冷战失败的一方,在新秩序中感到倍受孤立和漠视。
其次,不结盟运动在冷战后一超多强的格局中失去赖以生存的战略空间,印度作为“第三极”的国际影响力急剧减弱。
第三,在失去苏联外交保护伞的情况下,印度在国内经济改革、人权状况、核不扩散等方面受到了西方国家大肆的指责和批评,其直接面对的国际压力陡然增加。
此外,“将印度经济推向崩溃边缘”的1990-1991对外支付危机也使印度感受到了外来的重重压力。审视以上因素,导致印度危机感猛增的主要因素是由印度国际影响力和地位下降而引发的“大国情结”受挫,而非来自外部的军事压力。正是在这种由“大国情结”受挫导致的危机下,拉奥政府于1991开始实行经济改革。虽然这一时期的印度领导人并未就经济实力的战略意义有过公开论述,但事实上,对外开放和发展经济已经被视作巩固国家安全和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方面。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是,这个时期印度的外交战略也经历了革命性的调整,提出将“为经济恢复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作为外交活动的方针。
与此类似,“大国情结”同样也主导了印度1999年的外交战略转型。与20世纪90年代初不同,1999年的变化发生在印度国势上升期,可以视为印度积极谋求大国地位的产物。拉奥政府主导的经济改革不仅在短期内激发了印度的经济活力,而且使印度进入了持续发展的快速车道,摆脱了困扰其经济发展几十年的所谓“印度发展率(Hindurateofgrowth)”.
因此,印度的国际地位也有了“质的飞跃”,成为举世瞩目的新兴经济大国。此外,国际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有利于印度的新变化。中国持续增长的实力使其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急剧加深。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被赋予主要大国间力量“均衡器”的新角色。③这个新角色与印度传统上坚持扮演的“不结盟”领袖相符合,只是从前的平衡苏美,变成了现在的平衡中美,这使得印度信心倍增。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和有利国际形势使印度看到实现大国之梦的战略机遇,在这种“大国情结”的指引下,印度开始进行战略转型,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多方面积极向世界大国地位发起冲击,此前的“温和外交”也逐渐转轨为“强势外交”.
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经济实力”、“国内凝聚力”以及“技术优势”等被印度官方长期忽略的因素也都被正式确认为“维护印度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被视为获取大国地位的关键因素。④以上分析可见,透过“大国情结”不但可以解释冷战以后印度安全观和外交战略的系统性变化,对于较为孤立的政治事件也有极强的解释力。比如以“大国情结”为出发点,印度1998年的核试验和此后复杂而微妙的大国关系变化就能得到比较好的诠释。从军事安全战略的角度看,印度拥有核武器并不能直接使其外部安全环境得到改善。
在印巴双方都具有核武器之前,印度的总体军事实力强过巴基斯坦;但是在南亚核武化以后,印度的这种总体的军事优势就被“非均势核威胁”现象抵消,就此而言,印度非但没有变得更安全,反而因为受到了额外束缚而变得相对不安全。⑤因此,以军事安全战略为出发点,印度这种举动的逻辑似乎不能自洽;然而,以“大国情结”为出发点,核试验就可以找到很好的解释:哪怕南亚核武化会恶化印度的安全环境,哪怕核试验引发的国际制裁会严重制约印度经济发展,哪怕核试验会引起邻国的剧烈反应,印度依然选择发展核武器,因为“核武器和可信的核威慑能力是世界级大国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加入核俱乐部是实现其大国梦想的重要步骤。”
显而易见,在印度政府眼中“发展核武器”与其国际大国地位是绑定的,尽管核武器带来的实际效用有限,但印度依然不惜代价追求这个目标。虽然时任瓦杰帕伊政府外交部长的亚什万特·辛哈坚称,印度的有核国家身份“拓展了印度的战略空间”,⑦但是考虑到进行核试验所造成的巨大机会成本和战略风险,印度的核试验更像是纯粹为了大国地位而进行的冒险,是“大国情结”倒置“途径”和“结果”的产物。
浓重的“大国情结”使印度人普遍相信印度注定将成为名列前茅的世界强国,其国际地位与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有天壤之别,应该与美国、中国、俄罗斯相提并论。在这种情结的影响下,大国地位在印度被视为崇高战略目标和核心利益,印度与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也因此受到节制和影响,并最终服务于这个宏伟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的外交基本以服务“大国情结”为中心展开。印美、印中关系的曲折都可将印度“大国情结”作为变量进行解释。
1998年至2000年间,印度采取了敌视中国的政策,2000年之后又采取了对华温和的政策,这一大落大起构成了自1962年两国边境冲突以来双边关系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在1998年核试验前后,印度政要在各种场合大谈“中国威胁论”,时任印度的瓦杰帕伊甚至在写给克林顿的信中挑明“中国是印度进行核计划的理由。”①印度的这种外交行为,使两国关系一度坠入低谷。
诚然,如果印度果真把中国作为假想敌,从纯军事安全角度出发,发展与中国针锋相对的核力量,并借中美结构性矛盾趁机向美国示好也无可厚非,但是事实证明印度的出发点更多在于“大国情结”,而不是地缘战略的计算。就在核试验后不久瓦杰帕伊和其他印度政要就在公开场合多次表态,“印度无意把中国当作敌人或威胁。”②众多学者也都认为,印度在短期内以180度的方式扭转对华政策,但又在仅仅两年后进行同样烈度的改变的行为缺乏合理根据,因此只是印度的权宜之计。印度严重损害中印关系,渲染中国威胁论的目的并不是真正与中国对抗,而是为了迎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立场,其目的主要在于粉饰核试验合理性,从而逃避国际社会的制裁。
虽然从长期看来,印度的这种行为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华政策,但却表明“大国情结”在印度对外关系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尽管中印关系是其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但印度为了发展核武器以取得大国地位,可以不惜代价,骤然而武断的牺牲两国关系。与中印关系相似,美印关系近年来的曲折历程也表明,“大国情结”在印度的对外关系中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
2008年,奥巴马取代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不久,印美关系陡然降温。许多观察家都表示“奥巴马的当选标志着美国放弃将印美关系置于优先地位的方针”.③而“我们想念小布什”则成了许多印度人的心声。④诚然,布什时期的美国对印政策的优惠程度“前所未有”,甚至超过其对于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北约盟友。美国不仅在军售上给印度极大优惠,为其提供包括战斗机在内的大量尖端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美国在核应用方面为印度大开方便之门。[LunWenData.Com]
虽然印度进行了核试验,并且没有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但是布什政府不惜牺牲美国在控制核扩散和核裁军方面的威信,依然冒着国际舆论压力,在2005年推动解除了对印度制裁,使印度成为全球核不扩散规则的例外。⑤但与美国殷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印度的不配合态度。得到重重优惠的印度不仅没有应美国要求加入伊拉克战争,甚至没有参与美国孤立伊朗的行动,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印度居然也不配合美国。
造成印度这种态度的原因在于其“大国情结”.这种心态使印度有一种自傲,一方面视美国给予优惠为理所当然,是印度的国际地位带来的实惠,故而照单全收;另一方面又打算和美国平起平坐,决不做美国利益的附庸,故而对美国的提议置之不理。因此,美国虽然对印度倾注了大量政治资本,却只得到与投入不成比例的回报。由于这种不平衡的关系难以为继,美印蜜月自然在布什政府之后戛然而止。美印关系的起落说明,“大国情结”对于印度的外交战略有决定性影响,而美国罔顾印度“大国情结”频频大献殷勤自然只能事倍功半。
通过分析“大国情结”对印度对外关系和整体战略的影响,可以看到“大国地位”是印度极力追求的目标和悉心维护的核心利益,在其外交领域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理解“大国情结”在印度外交领域的特别地位,有助于中国制定更为合理有效的对印战略。如果把本文开头提到的“力图促成印度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或至少避免使其成为中国崛起的阻碍”作为中国对印外交的目标,从印度的“大国情结”出发就能找到许多有益的线索。
促使印度扩大与中国合作,减少对华敌视的关键在于“投其所好”,使其政治精英相信中国并非印度崛起路上的障碍,中印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并非不可化解、中印友好更有利于争取和维护其世界大国的地位。布什执政时期对印政策的先例表明,如果只是对印度一味施以优惠,而不是从印度的“大国情结”出发具体分析,政治资本投资有可能血本无归。因此,这种“投其所好”战略的核心在于确定印度“好”什么,印度的“好”由哪些因素构成,在这些因素中哪些是中国可以低成本加以利用的。
经济崛起改善了印度的外部环境,也赋予其在世界秩序中的新角色,这促使印度在2001年把“经济实力”纳入“国家安全范畴”,自此经济成了印度谋求大国地位的重要方面。①2003年美国高盛公司的《与BRICS共同梦想———通往2050年之路》标志着印度以新兴经济大国的身份跻身“金砖”五国行列,而更拔高了经济实力在印度“大国情结”中的权重。②2012年初,印度战略界有识之士发布了《不结盟2.0版本》,这份被认为“极可能代表未来印度政府立场”③的战略建议书也破天荒的提出“印度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能否让数以几百万记的平民摆脱贫困”,而这一标准也是“检验政策的‘石蕊试纸’。”④。
这种对于经济目标的重视表明印度的“大国心态”已从原先单纯追逐国家地位和国际影响转变为更加务实的追求综合国力的提升,不再只关注军备、政治,而已开始重视国内发展,并视其为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之一。这种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740亿美元(2011)。⑤但是,对此很多印度专家又表示了担心,认为中国的经济基数不仅比印度大,而且增长速度和增长稳定性均超过印度,因此如果印度和中国进行经济接触无异于“以己之短,攻敌之长”.而且,中国可以把经济增长的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进而威胁印度安全。⑥。
为了淡化这种对于两国发展经贸关系的疑虑,中国对印政策可以在互利互惠为原则下,通过扩大经贸合作,努力帮助印度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使两国发展速度不至于拉开太大距离。比如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由于投资下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印度2013年的经济增长可能降至十年来新低。①这就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经济外交的重点可以关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目前,印度已经同意邀请更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印度铁路、电力、通讯等关键领域的建设。而且,截至2011年,中国对印投资只有1.8亿美元,印方到中国的投资仅4000多万美元,充分说明在投资领域,中印双方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合作。②中印贸易方面需要解决的主要是印方逆差大的问题,对此中国方面可以进一步向印方开放市场和提供保护,放宽印度IT及相关服务、制药和软件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限制。
此外,中国还可以投其所好,利用二十国集团(G20)和金砖国家(BRICS)等可以彰显印度“大国身份”的多边框架,与印度开展诸如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立发展中国家开发银行、加大货币互换和信贷的合作。总而言之,印度经济下行给中国对印外交提供了一个机遇期,而在这个机遇期内,如果中国能大处着眼于投印度“大国情结”之所好,小处着手于中印经贸合作之推进,可以使印度的政治精英确信,中印友好是其崛起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诚然,中印综合国力的差距、中印边界问题以及中国在其他南亚国家中的影响力都使印度在安全方面感到压力重重,而且这些因素在短期内也不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深化中印经贸合作并不能使印度放弃强化与美国的安全互动。但是,由于印度的“大国情结”,其必定与美国保持“安全距离”,并不会走的太近:虽然印度有可能和美国保持一定强度的合作,但只要中印不爆发正面冲突,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其成为美国全面盟友的机率就不高,而成为美国对华战略“马前卒”的可能性更小。从这个角度看,“大国情结”可以成为中国制定对印战略的一个重要视角,抓住这个关键着力点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大国情结”是对一国谋求世界大国地位,渴望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的抱负的归纳。这种现象并非印度独有,但是在印度却对其对外关系和整体战略发挥着非同寻常的影响。这种“大国情结”的特殊性在于它倒置“途径”和“结果”,使印度把“实现大国地位”当作目标,而把具体国家利益置于从属地位。诸多实例表明决定印度政策取向的标准往往是“是否有益于国家地位和国际影响”,而非“是否有益于具体国家利益”.因此,即使某项举措不利于印度提升综合国力和国家利益,但只要被印度政府认定有助于其提升国家地位和国际影响,这些政策就可能被采信。许多看似曲折离奇的现象,比如冷战后印度战略观的两次转型,以及中印、印美关系近年来的变化,都能透过印度“大国情结”视角,从中找出比较合理的动因和解释。
基于“大国情结”在印度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性质,中国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制定对印战略。进入21世纪以后,印度越来越重视经济实力对于其国际地位的影响,而经济又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对印度进行经济帮扶,投其所好地协助印度提升“大国地位”,有针对性的缓解中印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淡化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加强中印经贸联系,增强两国在崛起过程中的相互依赖性,可以促成印度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避免其成为中国崛起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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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是以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治国理政思路,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战略定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文,供大家参考。
同志2014年11月26日在接见全国老同志“双先”代表的讲话中强调:“要发挥老同志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组织引导老同志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好声音,推动全党全社会更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下,紧密结合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形势,着力提高对发挥老同志优势的深层认识,认真改进发挥老同志优势的方式,加强对发挥老同志优势的指导,这是地方各级党组织确保上述重要指示落地生效的基本保证。(推进四个全面论文有以下三个论点)
推进四个全面论文论点一、破除“三论”,深化对发挥老同志优势重要意义的认识
重视做好老干部工作、注重发挥老同志的优势,贯来是我党的光荣传统和重要的政治工作。但也不可否认,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形势中,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观念中,却存在这样那样的认识障碍,要使自己的认识同党中央的号令保持一致,当前就应认真破除“三论”、牢固树立“三念”。
(一)破除“过时论”,牢固树立老同志是党执政兴国重要资源和宝贵财富的理念。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这是对历史精神“过时”的理论否定。然而当前,相当单位的领导认为,如今是信息化时代,形势发展很快,老同志的“当年勇”早己过时了,发挥他们的作用只能是得不偿失,因而没有把发挥老同志作用纳入单位总体工作之中,提到议事日程之上。要破除“过时论”,首先要深刻理解关于“要始终牢记广大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牢记他们是维护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政治力量的理念,做到对老同志的历史功绩和巨大贡献永远不忘,对老同志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精神永远不丢”等重要论述的含义,(注1)自觉转变观念,把老同志的优势“始终”当成维护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政治力量来发挥、来依靠;其次要充分认识老同志的优势是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好声音的生动体现,在致力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新形势下,这种优势不仅没有过时,而且需要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推动全党全社会更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力量;第三,要充分看到老同志是一支特殊的人才队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的特殊优势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既是全面落实党的老同志政策的需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迫切需要。
推进四个全面论文论点二是破除“无需论”,牢固树立发挥老同志优势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迫切需要的理念。“四个全面”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战略指引,面对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新旧矛盾交织叠加、思想观念多元多样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发挥老同志优势具有更为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少数单位对老同志具有的优势了解甚少,对老同志能够发挥哪些方面的作用认识模糊,故认为当前中国能人众多,单位人才济济,连年轻力壮的在职在位干部作用都未能发挥好,无需再去发挥老同志的那些陈年优势。有的认为老同志大多年老多病、记忆衰退,稀里糊涂,根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让他们好好安度晚年就行了。要破除“无需论”,就要充分正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项情况十分复杂、任务相当艰巨的历史任务,既迫切需要在职在位干部职工始终保持饱满的精神状态,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又迫切需要用老同志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精神,最大限度地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去艰苦奋战。尤其是老同志的政治、经验、威望三大优势,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只有充分发挥老同志的优势,推动全党全社会更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爱党爱国的社会风气和勤政为民的官场生态,才能为顺利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供强力的思想政治保障。同时还要看到,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而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的全国1800多万离退休干部(注2),他们理所当然地是依靠力量当中的重要部分,发挥他们的优势不仅十分需要,而且更加迫切。
推进四个全面论文论点三是破除“麻烦论”,牢固树立发挥老同志优势是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重要举措的观念。少数单位不仅嫌发挥老同志优势的组织工作太麻烦,甚至认为请老同志重返主席台做报告,搞不好会引发老同志摆自己创业老资格、谈自己改革旧功劳、表自己早有反腐的先见之明,担心这样会降低在职领导的形象和威信,是自找麻烦的事。要破除“麻烦论”,一是必须反复学习和高度认同关于“尊重老干部就是尊重党的光荣历史,爱护老干部就是爱护党的宝贵财富,学习老干部就是学习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重视发挥老干部作用就是重视党的重要政治资源”(注3)等重要论述,从“总开关”上端正对老干部优势的根本态度;二是必须深刻认识到对于如此重要的政治任务,任何“麻烦”论调都是政治观点模糊的表示,如不及时克服,这些论调就有可能成为消极执行中央决策的“中梗阻”,把发挥老同志优势提到严守政治纪律的高度;三是必须增强发挥老同志优势的行为自觉,迅速把老同志的优势、经验、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凝聚到我们党正在全力协调推进的“四个全面”伟大事业上来,把它作为核心价值追求贯穿到工作的全过程和方方面面,为党的事业增添更多正能量。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根据离退休党政领导干部的特点,十分注重发挥他们的各种优势,特别注重在重大决策中、在工作落实中、在干部选拔和反腐倡廉中等八个方面,认真发挥老同志的优势作用,为全区各级做出了榜样,给广西“两个建成”奋斗目标增添了无法估量的正能量,推动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2014年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8.7%和9.3%。实践证明,“麻烦论”破除越彻底,老同志的“三大优势”得到发挥就越充分。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战略布局,是我们党认识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飞跃,成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行动纲领。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执政必须把人心作为最大政治,必须致力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把根深深扎在人民沃土中,这充分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深化了对党执政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规律性认识。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在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在“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中完善现代治理体系,在解决“权大还是法大”中实现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抓住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个要津,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路径。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逻辑起点,用“全面”和“从严”赋予“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新内涵,这抓住了锻造坚强领导核心这个关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强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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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TA 在南海问题、能源问题和台湾问题等重大而敏感的地缘战略议题上,对于维护中国经济与政治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对中国地缘战略的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和运行对我国具有战略意义,对我国的地缘经济利益和东亚区域竞争造成重大而复杂的影响。以自贸区战略为依托的国际竞争越来越区域化和综合化,对我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战略有着深远影响,我国应将自贸区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关键词: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 经济安全;国家利益。
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下文缩写为 CAFTA)已经正式运行了三年多,这是世界上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下文缩写为 FTA),它的创建和运行意义重大。CAFTA 不仅会促使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发展实现“双赢”,有助于这一地区尽快从金融危机中复兴,而且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体化也是个有利的契机;它不仅影响了我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关系,而且对我国的宏观战略和国家利益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将主要从地缘经济学的视角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代地缘政治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是地缘经济学,即从地缘视角将经济事务与政治事务相联系,研究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成为地缘经济学的主体理论。[1]164在这里的“地缘”概念其实是指民族国家以国家领土作为地理含义上的竞争单位。可以说,地缘政治学家研究的是宏观地理概念上的国际关系,而地缘经济学家研究的是微观地理概念上的国际关系。[2]402地缘经济学理论的着眼点并不是单纯的国际经济问题。它试图从地缘关系的视角来探讨特定地理空间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及政治利益的互动,并为各国的区域经济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它所研究的问题是,一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如何从地理的角度出发,保护国家的自身战略利益和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它所关注的主要是国家的经济利益、经济权力和经济安全。本文以地缘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研究CAFTA 对中国的宏观战略和地缘竞争的重大意义。
CAFTA 的建成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内贸易,减少我国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推进我国出口市场的多元化,避免因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而严重打击我国的贸易出口,增强我国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并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
CAFTA 将使中国和东盟结成一个统一市场,经济发展前景良好,并且双方实行优惠的投资政策,力促投资自由化,改善了投资环境,必将释放双方相互投资的潜力,也有利于增强发达国家的投资信心,更好地吸引区域外的国际直接投资。近年来,随着 CAFTA 的建设进程,中国和东盟的相互投资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正以每年 60 %以上的速度在增长,东盟对中国的投资也保持稳定增长。[3]13据东盟专家组估计,CAFTA 的建成将减少中国和东盟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积极促进区域外贸易向区域内的转移。双方自贸区的建设也有利于中国获得经济发展所急需的一些物资和资源。比如东盟国家贮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橡胶、木材和锡、铁、煤、镍、铜等矿物资源,使我国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从而减轻了我国在国际能源和资源市场上面临的巨大竞争压力。这些将有助于减少我国对欧美经济体的过度依赖,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经济主权;同时也可有效增强我国和东盟之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促进地区的蓬勃发展。
CAFTA 是中国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有益尝试和良好开端。CAFTA 的成立带动并促成了日本、韩国与东盟之间、中韩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的波动效应,刺激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引发了东亚地区的一体化浪潮。一方面,CAFTA 有助于构建“中华经济圈”,促进我国与东亚其他地区的经济互动增长,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对外开发和和平崛起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我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又有利于双方应对北美、欧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CAFTA 的发展前景可能是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届时将形成东亚、北美和欧盟三大区域间的地缘经济竞争,战略意义颇为深远。
CAFTA 的建设将促进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涉及到三大政策体系:CEPA(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PECO(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其一,CEPA、PECO 和 CAFTA 这三大具有战略意义的政策体系可以形成连接南部中国和整个东盟的经济大动脉,这是区域经贸一体化的崭新格局,并且这一经济现象越来越引人注目,经济效果越来越明显清晰,战略意义越来越不可忽略。[4]4其二,由于云南、广西等西部省区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的桥头堡,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CAFTA 的建设将促进这些西部省区的经济建设跨越式发展,为其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活力,有助于确保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功实施。而且,云南和广西是地处我国边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还关系到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关系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其战略意义也不容小觑。
CAFTA 在南海问题、能源问题和台湾问题等重大而敏感的地缘战略议题上,对于维护中国经济与政治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其一,有利于避免扩大南中国海争端,维护我国的海洋资源权益。中国与东盟的一体化建设,显然有助于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缓解紧张局势,共同开发资源。其二,拓展我国资源的进口渠道,开辟稳定的国际能源战略通道。这有助于解除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和能源瓶颈难题,也有助于解除我国在海上能源通道安全上的“马六甲困境”。正是由于东盟国家扼守我国海外进口石油运输线的咽喉,所以与东盟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我国和平崛起的地缘经济环境。[5]11其三,发展与东盟国家间的紧密友好关系,有助于钳制台湾的“南进战略”,摧毁台湾当局“实质外交”的政治图谋,同时也向台湾展示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影响力,促使其积极发展与大陆的经贸关系。自从 CAFTA建成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 CEPA 谈判开始有了新的进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继 CAFTA 协议之后,东盟也启动了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自由贸易协议,并且还与美国修订了新的经贸合作条约,这既是东盟要在东亚合作中发挥领头作用的一贯战略的延伸,同时也是中国与日本、美国等大国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存在地缘经济竞争关系的反映。
(一)CAFTA 对中日之间地缘经济竞争的影响。
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并力图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头雁。日本在亚洲的作为,最集中体现在日本对东盟的政策方面。中曾根曾经说过“没有东盟的繁荣,就没有日本的繁荣”,“与东盟国家保持友好密切的关系”,是“日本外交最重要的基本政策之一”。[6]50日本把东南亚地区看作其“后院”,长期以来在东南亚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率先走出与东盟建立 FTA 的跨越性步骤。
但在受到中国首先与东盟达成自贸区协议的刺激后,也增强了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并在 2003 年与东盟签署了《东盟与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拟于 2017 年建成东盟 - 日本自由贸易区。日本在亚洲的地缘经济战略目标是:在东亚实行以日本为领头的“雁行发展模式”,实现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共同体”,以抗衡来自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两大区域经济集团的竞争和挑战,从而也奠定日本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以区域为依托实现日本的“世界大国”梦。
中国和日本同为亚洲地区大国,为确保和扩大自身在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应对欧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力挑战,中日两国都将亚洲作为依托,十分注重发展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所以,中国和日本的 FTA战略都将东亚列为首先考虑的对象。[7]62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竞争。
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从与东盟的国际贸易来看,日本比起中国来对东盟国家的影响相对更大;在对东盟的国际投资方面,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要比中国多得多;而在亚洲金融领域,日本与中国一直都在暗中争夺亚元的主导权,日本总以为自己应成为亚洲区域货币的整合中心。但是,相对于日本经济的增长乏力、影响力的逐步下降,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迅猛发展、国际地位的快速上升,都使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要远大于日本,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力和对地区经济稳定和安全的影响力也更大。CAFTA 的建成,是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战略的成功开端,必能挖掘中国与东盟贸易合作和相互投资的巨大潜力,实现双方经济飞跃发展的“双赢”,从而增强中国对日本的地缘竞争力,增强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权力,并为中国在地区一体化中的主导权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CAFTA 对中美之间地缘经济竞争的影响。
美国虽然不是一个亚洲国家,但作为唯一的全球性霸国,其国家利益遍及全球,自然与东亚的地区性大国存在地缘经济竞争。美国的东亚 FTA 战略所采取的政策路径表现出三管齐下的特色。所谓三管齐下,指的是美国根据对象国的差异,分别采取双边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双边 FTA 以及亚太自由贸易区等三种不同的路径。[8]38此三种路径共同构成了美国的东亚 FTA 战略。而美国东亚 FTA战略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便是遏制中国。
近年以来,美国在与东亚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开展双边贸易谈判或 FTA 谈判时,刻意绕开了中国,很显然,美国把中国看作是地缘经济竞争的对手。美国希望增强其在东亚的影响力,削弱中国因CAFTA 的构建而获得的先机,使自己仍然保持东亚的经济中心地位,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美国仿照其在东亚地区构建的主要是防范中国的安全同盟体系做法,试图建立起与其类似的、在地缘经济上的对华包围圈。另一方面,美国还通过倡导开放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和近年以来的 TPP 战略,试图干涉和控制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发展,防止出现一个类似欧盟那样的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一体化组织。鉴于美国的东亚 FTA 战略,中国既要努力争取自身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利益,大力促进东亚内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增强东亚的相互依赖及国际竞争力;又要客观看待美国在东亚地区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和难以替代的作用,积极与美国斡旋、沟通与合作,减少美国在东亚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负面影响。
总之,放眼世界,全球性的 WTO 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而地区性的双边 FTA 却犹如雨后春笋,不断增多;世界经济呈现出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和相互竞争的趋势,各区域集团间的洲际竞争不亚于国家之间的竞争。当今世界,各大国都以 FTA 战略为依托,形成战略上的同盟或依托的区域集团,国际竞争呈现出区域化、综合化和复合化的发展态势。在这种形势下,我国政府也应将 FTA 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重视 FTA 战略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CAFTA 的建成就是我国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初步体现。CAFTA 的建设和发展,对中国的地缘经济利益和宏观战略将产生重大影响,以 CAFTA为依托带动整个东亚地区的 FTA 发展,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地区一体化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增强中国在东亚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和领导权,也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区域环境,从而为我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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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是指企业为满足消费者或用户的需求而提供商品或劳务的整体营销活动。而战略是确定企业长远发展目标,并指出实现长远目标的策略和途径。战略确定的目标,必须与企业的宗旨和使命相吻合。战略是一种思想,一种思维方法,也是一种分析工具和一种较长远和整体的计划规划。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入世后中国电信的市场形势及营销战略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针对入世后中国电信市场的形势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营销对策。对于促进我国电信产业的快速发展,适应激烈市场竞争的需要,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 :中国电信 市场形势 营销战略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电信业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改革开放浪潮,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电信业从政府统一管理的基础设施部门转变为竞争激烈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从欧美发达国家开始,包括后来跟上的发展中国家,各国电信企业纷纷与政府邮电管理部门脱钩,实行企业化经营。首先,是从对电信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转变为股份有限公司。其次,发达国家各国政府纷纷放松管制,开放市场,并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主要渠道,呼吁并实施在世界范围内放松电信管制。
1997年2月15日,世界贸易组织中的69个成员国,代表了全球90%以上的电信业务,正式签署了2000年的电信市场对外开放协议。主要内容为:1998年1月1日,美国、加拿大、欧盟部分国家和日本(相当于世界电信收入的75%)全面开放电信市场。
入世后,中国电信企业面临外资入局的挑战,到2004年12月11日,中国入世3周年已满,依据我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电信行业已在2003年底全面取消了增值服务开放地域的限制。在2004年年底,外资在移动语音和数据服务中的持股比例限制由开放初期的25%逐步提高到49%,并可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建立中外合资企业,提供基础电信服务。2005年,外国电信运营商进入中国的最关键时期已经到来。
在中国的良好经济环境和巨大市场潜力的诱惑下,矢志复苏的国际电信巨头一直对中国的电信业有着强烈的兴趣:AT&T苦苦争取了8年才得以落地浦东;沃达丰不声不响地增股中国移动;澳大利亚电讯渴望借奥运会之机赢得一席之地;SK电讯与中国联通建立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合资电信企业———联通时科;DoCoMo、法国电信在北京设立了研究中心;英、德电信等都在与中国网通、中国电信等企业协商,试图找到进入中国的最佳途径。在向中国电信市场的迈进中,外资的步伐越来越急迫。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电信业还是一个由邮电部一统天下的纯国有的、绝对政府垄断的、低效率、非盈利部门,根本不是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打破行政垄断、引入竞争机制等方面,中国电信进行了改革。1994年,中国联合通信公司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中国电信行业的大统一的天下被打破。但是,至今电信业在破除大统一局面、引入新的竞争主体方面的工作尚未完全到位,中国电信与政府的“血缘”关系并未完全割断,现有的几个国有电信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企业内部还没有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效率不高导致规模不经济、无成本优势;竞争还仅局限于价格竞争的低层面上,缺乏技术含量高的创新性竞争。
入世给我国电信业市场带来负面影响,如国外信价比高的产品将大量进入我国电信产品市场,外国实力强劲的电信公司将纷纷进入我国的电信市场,对我国电信企业造成巨大冲击。
当国外电信企业进入中国电信产品与服务市场后,他们势必凭借先进的技术平台、科学的管理模式和优良的服务品种与水平,对在经营机制、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等方面与他们有很大差距的我国电信企业形成巨大的挑战。从其它行业的外企进入中国市场的营销战略特点来看,外企电信公司进入后,必将采取人才本土化的战略,其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优厚的待遇将使我国电信产业丧失大量的人才。这些挑战是我国电信产业从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必须应对的,我们别无选择。
如何增强我国电信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电信业的整体实力,如何调整我国电信产业的营销战略,以便我国电信业能在激烈的国际和国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我国电信业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为此,我们应采取的市场营销战略应为如下几点:
(1)引入竞争机制,重组电信行业资源,组建企业集团。中国的电信产业过于分散,企业过小的现状仍十分严重,难以与国际上电信巨头进行竞争。因此,必须大刀阔斧地开放国内市场,整合国内电信优良资源,鼓励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参与电信业的竞争,将民营经济的活力注入国有电信企业的实体之中,加快国有电信企业的重组、改造,壮大我国电信业的整体竞争力。
(2)坚持技术创新。市场竞争最终归结为电信产品所蕴涵的核心技术和专有技术的竞争。电信产业的技术创新,主要在三个层面上开展:第一是电话、有线电视、互联网通讯和卫星通讯的结合;第二是通讯与计算机、新闻媒体和文化产业的结合;第三是通讯与商业和金融产业的结合。只有在不同层面上逐步占领技术的制高点,中国企业才能既适应市场需要,又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3)以顾客为中心,提供更多的电信产品。由于我国电信产业大统一的历史局面还没有完全根除,几个大的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在价格层面上展开,所以我国电信产业市场上电信产品仍十分单一化,适应不了顾客的需要。在发达国家,电信企业的产品品种众多,业务量很大,如美国通过AT&T电话实现的“家居购物”销售额,1994年达1 000亿美元,约占全美零售总额的25%~42%,1997年年底以前,沃玛特8万种商品全部上网销售。在国外,电信产品的开发遍及保险、储蓄、旅行、炒股、娱乐等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4)实行国际市场营销战略,参与国际市场的运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企业必须树立全球竞争意识和全球市场意识,制定全球市场营销战略,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为此,我国可以跨行业组建一个电信企业集团,如将电信的研究院所、制造业和电信服务业的优良资产进行组合,组建一个有活力的大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电信产品供给和电信运营业务。在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我们只有能走出去,拿进来,并通过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与合作,互通有无,才能逐步发展壮大。
总之,入世后中国的电信企业既面临了激烈的竞争,又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的电信企业要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营销战略,才能适应激烈竞争的需要,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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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 (geopolitics),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种理论。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它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地缘政治学又称“地理政治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发展战略与地缘政治中的台湾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发展战略与地缘政治中的台湾问题全文如下:
提 要:台海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力战?力和?--都需要我们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审视。新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系亚太地区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有利于中国不失时机和平发展。台海危机如果继续升级演化为战争,将改变亚太地区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利用日本牵制中国和平发展是美国弃台湾之后的第二步棋,这种迹象已经明显。日本坐收渔利。日本加快了海洋扩张的步伐,对中国海权和海域资源构成严重威胁。不轻易放弃美国制衡台海局势这一力量,“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统筹考虑台湾问题,把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分为阶段性的两步来走,主动而不是被动地化解台海危机,才有望遏制日本已经剑拔弩张犯我海域的图谋,确保我国有一个“聚精会神抓发展”的周边环境。
21世纪将是世界各国争夺海洋资源的世纪。早在20世纪下半叶,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发展与资源消耗成正比,陆地资源,特别是能源已经拉响告罄的警报,世界各国纷纷把目光投向海洋。就我国的发展与资源消耗情况而言,自1993年起,我国从一个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石油净进口国。如今的小康还仅仅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发展与资源瓶颈的矛盾就已经凸显出来,2003年仅石油净进口量就达到9700万吨,近4年平均年增长11.69%。我国石油消费量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5.7%,仅次于美国(25.7%)、日本(7.7%),居世界前三位。由此发展下去,保守一点,GDP保持8-6%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哪怕仅仅是中水平、相对全面、相对平衡的小康,专家预测,我国对外石油依存度将达到60%,石油进口量超过3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张新华、蔡文之、〔德〕戈特瓦尔德《能源之踵--能源形势、能源安全和能源革命》,《社会观察》2004年第9期)。且不说不断加大能源进口量会使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即使排除所有制约因素(事实上不可能),世界各国愿意满足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能源需求,也会有捉襟见肘的一天。能源危机,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世界上沿海国家都把发掘新能源的重点移向海洋,纷纷划定本国的海洋专属经济区。依照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1998年我国第九届全国人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属经济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区域,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延至二百海里”。即使拥有这些专属经济区,也仅为300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可管辖海域面积与大陆面积之比仅为0.3,是世界沿海国家平均0.94的1/3。(与我国海洋接壤的国家,日本超过11,菲律宾6.31,朝韩2.17,越南2.19。)我国人均海洋面积仅0.0029平方公里,是世界沿海国家人均海洋面积0.026平方公里的1/10。何况我国进出口贸易对海洋通道的依存度已达到80%。因此,捍卫我国领海及海洋资源权,极具战略意义。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西沙之战”就拉开了战争捍卫海域权的序幕。迄今一些南亚国家仍在我国南海海域进行资源开发。基于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我国采取了“撂置争端、共同开发”的外交战略。南亚各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源消耗小国,不足以虑。随着我国的强盛,解决南海问题轻易而举。真正危及我国海洋资源安全的是日本。日本也是现有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国土面积仅37万平方公里,不及我国一个黑龙江省,但人口近1.3亿,2004年GDP约5万亿美元。作为经济强国,也是一个能源消耗居世界第二的大国。制约日本发展的瓶颈也是资源。基于同样的原因,日本也需要有充足的海洋资源来维系自己在21世纪的生存与发展。中日关系可以继续和平友好,但在涉及国家发展安全的问题上,寄希望日本放弃海洋扩张的国家发展战略,完全是一相情愿。中日海洋距离最宽处不及360海里,纷争地带达40海里。日本蚕食我国海洋资源的企图早已暴露无遗。中日海洋资源权的纷争是两个国家未来生存发展的根本利害冲突,何况纷争海域对日本来说同样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中国向东进入太平洋,美国向西进入亚太,俄罗斯南下,都必经此道。日本控制这条海道,能够影响三个大国的国际活动,为成为政治大国增加砝码。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扩张企图和争夺我国交界海域权和海洋资源的行为,必将继续升级。
日本已经“卧薪尝胆” 数十年,为逐渐升级的扩张和争夺海洋资源做好了充分准备。如今正在使着日海域权纷争朝战争方向升级做舆论准备和军事准备。新华社2004年12月4日专电,日本政府在《日本防务计划大纲》第一次将中国列为威胁国家。而早在11月10日至19日,美日两国海军举行超大规模、代号为“ANNUALEX13G”的联合军演。超过11300名日本海上自卫队官兵和4400名美国海军官兵参加,还有124名神秘的“盟国观察员”,投入军演的兵器包括35艘水面战舰、战略核潜艇和约260架包括航母舰载机在内的作战飞机,6颗绝密军事间谍通讯卫星全部进入临战状态,应对日本海爆发的战争。这次军事演习,是日美之间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性质最绝密的海空军联合大军演。虽然没有任何人解释“13G”代表何物,但结合《日本防务计划大纲》来观察,暗指中国也并非空穴来风,联系近来日本首相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逐渐合法化、日本派兵伊拉克、军国主义思潮汹涌澎湃等新情况,日本已经在背弃“和平宪法”的路上走得太远,足以引起我国高度警惕。
二战期间,日本是第一个也是之后唯一的把敢把战火烧到美国本土的国家。二战结束,美国合法接管日本,肩负着遏制日本军国主义行经的国际义务。在美国的军事高压下,1947年,日本出台了“和平宪法”。这个野心勃勃、连美国本土都敢进犯的日本国,在近60年时间里,克制对外扩张,对周边邻国没有造成直接的重大军事伤害,不能不说这与美国的遏制有关。必须务实地看到这一点,惟有美国能够遏制日本的军事扩张。日本每一次突破“和平宪法”,都得回头看看美国的脸色。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段历史,美国遏止和扶持日本国的战略目的已经昭白天下。正如美国扶持以色列来制约中东局势一样,美国扶持日本是企图制约东南亚局势。随着战争结束,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为赢得二战胜利需要而结成的同盟国迅速分裂,美苏之间的较量即刻剑拔弩张。虽然当时中国的局势并不明朗,但国民党政府军早已元气大伤,加上国民政府腐朽不堪已经暴露无遗,美国政府深感难以扶持,中国共产党赢得国家政权指日可待。所以,扶持日本,不仅针对苏联,也包括应对未来中国的新局势。于是,我们看到,在审判日本战犯时,美国明显袒护日本天皇,以便赢得日本人心。美国利用占领国的优势,按照美国模式“复制”出了亲美、依美的日本政府。而美国扶持日本的战略目的要实现,必须使日本成为经济强国和潜在的政治强国、军事强国。
近60年的历史变化证明了美国的国家战略高瞻远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形成。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授权美国组建联合国军阻击北朝鲜挑起的战事,新中国派出自愿军进入朝鲜直接与美军交战。从此,中美两国由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国家根本利益不同上升到军事对抗的高度。它应验了美国之所以扶持日本的战略意图。
必须务实地看到,中美两国虽然已经建交20多年,在各个领域已经有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合作,但两国之间在社会制度、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不可能消除。中国国家安全教育中迄今为止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视为“和平演变”、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最大威胁。在许多重大国际冲突中和重大国际事务上,中国政府不同于美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也十分鲜明。比如,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中东问题。即使在“反恐”问题上,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一方面反对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活动,一方面强调打击恐怖主义要标本兼治。世界非常明白中国政府强调打击恐怖主义要“标本兼治”的潜台词是什么:美国的霸权主义行经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
何况,国家发展总是与能源消耗成正比的。美国是经济强国,消耗着占世界石油消耗总量的1/4。中国如今石油净进口量是9700万吨,国民经济按正常速度增长,到2020年左右超过3亿吨,成为超过美国石油消耗量的第一消耗大国。仅此一点,难以避免由于能源需求的冲突,难以避免触及美国发展与能源需求的根本利益。
中美两国存在的根本分歧和利益冲突,即使在两国交往过程中断断续续的“蜜月”期间也没有减弱。因此,国家在考虑如何处理台海危机时,不能忽视美国转向利用日本来遏制中国这一可能。
美国长期坚持在台湾问题上“不战、不独、不统”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旨在利用台湾来牵制中国。如果台海发生战事,估计美国不会直接军事介入,甚至放弃台湾这颗棋子。一方面,美国直接介入台海战事,没有国际法支持,《与台湾安全法》纯属干涉中国内政的产物;另一方面,美中直接军事对抗,后果不堪设想,中国决不是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美国必将遭受重创。基于制约中国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美国会放松对日本领海扩张野心的遏制,转而明确利用日本来牵制中国。这已经不是逻辑推导,美日两国海军举行超大规模、代号为“ANNUALEX13G”的联合军演就是动向。日本经过近60年的苦心经营,已经完全恢复战败所伤的元气,不仅是经济强国,而且是潜在是政治强国和潜在的军事强国。目前日军编制定员虽然不到30万余人,但是部队员额中的士官比例占70%,这样的配额在战时可扩充达到300万,表明日本时刻准备作战。美国放松对日本军事扩张的遏制,正中日本下怀。而日本在21世纪能不能保持经济强国的发展势头,关键在领海扩张的企图能不能实现。日本民众也非常清楚这一点。2004年一次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民意调查表明,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在37%左右,与二战结束初期相比,民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战犯正在成为日本民族恢复国家尊严和大国地位的民族英雄。日本国扩张领海的野心,不仅有强大的经济、军事支撑,而且有民心支撑。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日本西南部海域都与中国海域接壤,交界海域已经探明有极其丰富的海洋资源。日本认为,我国东海蕴藏有60至70亿吨的石油和天然气,相当于黑海油田的储存量,是第二个中东。如此诱人的宝藏,日本岂会轻易放手。早中国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2年,即1996年6月,日本国会就通过了《关于排他性经济水域及大陆架的法律》,主张“其超过部分以中间线为准”的“等距离中间线”原则。依照这一法律,日本不仅将钓鱼岛完全划在了日本国主权范围,而且向中国领海推进了数十海里,为日本今后以捍卫领海为名发动战争提供法律支撑。如今日本国根本不承认历史上、国际上和中国划定的海域疆界,扩张野心昭然若揭。面对经济专属海域的分歧,中日之间虽然多次政府部长级对话磋商,但日本国的横蛮态度表明志在必得。日本早就单方面采取行动,钓鱼岛争端、东海石油开采争端、日台海域争端,仅仅是开始。日本国内右翼分子的战争嚎叫早已甚嚣尘上。日本政府之所以把海域摩擦控制在民间范围,还不便于原形毕露,上升为国家之间的战争冲突,关键点是要看看美国的脸色。如果美国完全放弃台湾这张牌,转而利用日本来牵制中国,那么,日本政府扩张领海的野心就不会如今天这样“文明”了。中日海战将不可避免。问题的严峻性还不仅如此。原本南海附近几个小国、弱国的骚扰不足挂齿,也将变得复杂起来、困难起来。台海战事爆发,必将出现这样的局势。
世界仍不安宁,但总的倾向是“和平与发展”,特别是联合国的出现,对抑制战争的爆发和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国际政治蕴涵着太多的不可测因素。2004年11月30日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在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交的报告《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把国家内部冲突列为当今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因素,提出了国际社会集体应对的必要性。把内战也列入国际组织干涉的范围。所以,无论是外战还是内战,都是国际问题。且不说50年前的朝鲜战争,国际力量(联合国)即刻介入。如今一些非洲国家持续内战,国际力量也纷纷介入。虽然中国在今天的国际地位已经很高,尽管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一旦爆发战争,就会自然向国际化转化,国际社会也会以维护地区安全、制止人道主义灾难为由进行干涉。台湾当局执意进行的“实质独立”--公选、修宪,中国政府以此作为动武的理由,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难以给出准确回答。而战争一旦进入僵峙状态,事态发展的不可测性就凸显出来。也许,正是“台独”分子清楚这一点,才选择孤注一掷,铤而走险,挑战和平。
但是,“台独”势力应该研究“萨达姆心态”。美英两国执意要打伊拉克,遭到俄、法、中(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德的明确反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战争之后也明确指出“伊拉克战争是非法的”。)萨达姆以为美英调兵缱将不过是武力威慑而已,因为有那么强大的国际力量反对美英动武。殊不知,萨达姆抗拒对话解决纷争,“孤注一掷,挑战和谈”的盘算大错特错了。他轻视了美英两国的意志和决心。在美英两国看来,萨达姆及其政权的存在,威胁美英两国的根本利益。要么萨达姆及其政权消失,要么彻底更弦易张,无论哪种形式,都是消除危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威胁。在这种情势下,制止战争的国际力量也无可奈何,战争如期打响。即使战后事态发展不是美英两国所期望的那样,国际社会也只好在即成事实面前尽力修复战争的创伤。“台独”也危及中国国家根本利益。中国政府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意志和决心是毋庸置疑的。台海一旦进入战事,国际社会的作用究竟有多大,研究伊拉克战争,会得出明确结论的。“台独”势力抱有“萨达姆心态”,结局必将一样。
分裂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是危及世界安全与和平的三大祸水,这也是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台湾当局的“台独”企图,与世界上此起彼伏的分裂主义相呼应,加大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同时,事物总是相生相克的。为维护世界的安宁与和平发展,联盟制止三大祸水的泛滥也在国际社会逐渐达成共识。即使台湾有过或外寇统治时期或脱离中央政府时期(如近50多年来),都不可能改写台湾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无论“台独”势力有多强大、走多远,都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任何一个对国家对世界负责任的政府都清楚,这个口子不能开。这个口子一旦撕开,就是放纵分裂主义,国家不得安宁,周边不得安宁,世界将陷入持久的战乱之中。--“台独”没有前途,没有国际空间。就连坚定不移反对中国“动武”的美国,也明确反对“台独”。
制止国家分裂,是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中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粉碎任何分裂中国的图谋,必将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对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台独”势力一旦宣布“独立”,就是国内分裂主义势力挑战国家主权,国家有责任平息内乱。中国政府有能力平息分裂内乱。“台独”势力对分裂国家的图谋抱任何幻想,寄希望与其他国际势力可能干涉中国政府维护领土完整和平息分裂内乱,注定会落得惨败的下场。
台湾问题是我国内政,不放弃美国制衡台海局势这一力量,无疑于认同了台湾问题国际化。但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早在1950年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第二天派第七舰队驶进台湾,台湾问题就国际化了。尽管美国政府与我国政府签发了三个联合公报,“一个中国”的官方态度迄今未变,毕竟美国还有《与台湾关系法》,相比之下,上升为国家法律的《与台湾关系法》比政府签署的文件更具权威性。这些都使其我国政府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态度。
我们必须务实地看到,正在崛起的中国现阶段直接与美国发生利益冲突,条件不成熟。那种坚持把台湾问题纳入中国内政的认识,无视美国的态度,不符合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要求。历史上,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把美国政府的意见纳入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内容,就已经表明中国政府默认台湾问题国际化了。直到今天,我国政府也仍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继续保持与美国政府磋商。
与美国政府高层保持对话,是巩固“遏台”联盟的基础。2004年11月20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待“台独”问题的严正立场,指出:“台独”将断送台海和平,并将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中美双方都应站在这个战略高度来认识“台独”的危害,共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总统先生多次重申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特别是去年12月9日公开表示反对台湾当局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我们对此高度赞赏。希望美方切实履行上述承诺,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布什说,美方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三个联合公报,不支持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和宣布“独立”的言行,不会向台湾当局发出不一致的信号。这次高层对话表明中美两国在反对“台独”上是一致的。美国反对“台独”,是不可忽视、应该充分利用的力量。针对“台独”势力日愈嚣张的言行,美国政府对台湾当局的态度也日愈强硬起来。
12月7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埃雷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态度坚决地说:“我们不支持这样的做法!各位都知道美国的利益是维持台海稳定,因此美国反对任何可能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台湾当局)改变公营事业与驻外机构名称,美国认为这将会单方面改变台湾地位的现状,因此我们不支持这样的做法。”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国任何时候都把“不支持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言行”连在一起的,“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言行”也包括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统一”台湾的紧迫性。无论是“武统”言行,还是“台独”言行,都是单方面改变两岸先有格局的行为,都触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都不可能得到美国的支持。既然我们不应该忽视美国的作用,也不必急于提出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紧迫性和时间表,影响美国立场的变化。
我们必须务实地看到,短时间内解决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条件还不成熟。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中国”的原则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而台湾当局过去没有接受这个前提,比如“九二共识”就回避了这一点,现在也难以接受这个前提。这个和平统一的根本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就没有和平地实现统一可言。而遏制“台独”、确保中国领土完整的条件是成熟的。
在这个判断成立的情况下,对“和平统一”过于迫切,无视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和美国政府处置台海局势的立场,也是放弃美国制衡台海局势这一力量,都可能加重台海战事爆发的危机。即使“武统”如愿以偿,对中国(包括台湾)的震动也会是巨大的。所以,现在还不是必须支付“武统”这笔“代价”的时候。就此而言,和平化解台海危机也不妨“不惜任何代价”。不放弃美国制衡台海局势这一力量,把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实现国家统一分为彼此有战略关联的两步来走,当务之急是解决维护中国领土完整问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筑起能够有效遏制“台独”的铜墙铁壁。
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走台湾之后,回到祖国怀抱仅4年的台湾人民又处在两岸隔离、脱离中央政府的困境中。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国政府的庄严使命,“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作为我国政府推行台湾回到中国大家庭的基本方针之一。自1980年代起,中国停止炮击金门,开启了和平统一台湾的新时期,“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上升到更加突出的高度。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九二共识”的成就。“九二共识”本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但机会稍纵即逝。时过境迁,现在深究哪方的责任,已经没有现实意义。如今已是台湾民进党主政时期。2004年台湾“总统”直选,为什么两岸经贸已经渗透很深、台湾民进党的“渐进台独”已经暴露无遗、中国军演已经明确预示“台独就是战争”的情况下,民进党还是再次主政?--这已经传递给我们一个确切的信息:超过50%的选民,在决定台湾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上,选择了认同民进党的施政主张。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必须反省“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把生活在已经成为亚洲四小龙、经济政治文化仍在发展的台湾人民,在决定台湾前途和自己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选择民进党,视为完全被愚弄,持这种认识的人,只说明他对多数台湾人民的心情和感受有隔膜。这些认识不利于实现和平统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对台方针。
遏止“台独”势力分裂中国的图谋,台湾人民是重要力量。因此,“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依然是我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要使这一方针取得实效,需要了解台湾人民、理解台湾人民,改变“一厢情愿”基础上的逻辑推理结论来应对台湾局势,为台湾人民置身处地着想来调整对台政策。
自国民党执掌台湾政权起,继民进党主政,台湾当局长达50多年对中国大陆“妖魔化”的宣传,已经在老百姓心里形成深刻的偏见,要消除这些偏见,非一朝一夕之时。如今,台湾政治已进入民主政治时期,国民党主政时期一党专制给台湾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恐惧感,由于两岸长期隔离,50多年,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巨大变化和举世瞩目的成就,台湾人民很难有直接的感受和认知,他们接受的更多的是负面宣传。在这种情势下,选择和平统一,显然还需要一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渐进过程。任何急躁的言行都有可能被“台独”势力用来指责中国政府和谈是虚、“武统”是实的宣传,使深受“妖魔化”宣传的台湾人民加重对我国对台政策的怀疑。
我国在和平统一、促进台湾同胞回到中国大家庭的对台政策上,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加深两岸经济往来,据国家商务部台港澳司网站数据:在吸引台资方面,截至2003年底,累计批准台资项目6.02万个,合同台资700.3亿美元,实际使用台资364.9亿美元(未含台商经第三地的转投资);在对台经贸方面,2003年,两岸贸易额达583.6亿美元,同比增长30.7%,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7%,大陆自台湾进口493.6亿美元,同比增长29.7%;大陆逆差403.6亿美元,突破了400亿美元。两岸贸易的大幅增长主要由台商投资特别是IT产业的投资所带动。台湾是大陆第五大贸易伙伴,第二大进口市场。大陆是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台湾对大陆出口已占台湾出口总额的34%。显然,近年来大陆承受年均4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逆差,占两岸经贸往来总额的80%,没有对台湾当局限制进口大陆产品以牙还牙,相信台湾人民是能够感受到祖国的苦心和关爱的。同时,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存度逐年提高,也有利于增强台湾人民对祖国的认同,有利于和平解决统一问题。
二是遏制台湾发展的国际空间,促使台湾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统一才有出路,才是发展的通衢大道。随着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和台湾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台湾已成为亚洲四小龙,台湾对国际社会的依赖更高,拓展国际空间的意愿更强。在这种情势下,台湾生存发展的国际空间越大,与祖国的距离就越远,两岸分离的鸿沟就越难弥缝,“台独”的危险就越大。所以,中国政府态度明确,坚决反对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进入的任何国际组织。同时开出一条通道,就是通过中国政府介入有限的国际活动,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以协办。
两大基本对台政策都是围绕一个目标:促进台湾回归祖国。但效果并非如愿以偿。即使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战云笼罩下,台湾半数以上选民还是选择了民进党。表明鼓励两岸经贸并没有深刻影响台湾人民的政治选择。这一点,就连美国著名的智囊机构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也认为,大陆利用加深两岸经贸往来来影响台湾已经仁至义尽了,但实效不大。而在发展国际关系上,台湾当局却大做文章,诋毁中国政府阻止台湾加入诸如世卫、世行、世贸等国际组织是挤压台湾生存发展的国际空间,是排挤台湾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是压抑台湾人民的尊严。从一些在大陆学习的台湾学生在互联网上留下的帖子可以看出,台湾百姓已经深受台湾当局的蛊惑。
这是一场博弈。我国政府对台湾百姓的影响是间接的,台湾当局的影响是直接的,这增加了我国政府争取大多数台湾人民认同祖国的难度。谁赢得了台湾人民,谁就赢得了未来。我们必须承认在这场博弈中我国政府的努力并没有如愿以偿,由此需要反省和调整现阶段的对台政策,在争取台湾民心方面有新的突破。
如今台湾当局已经在“实质独立”的路上加快了步伐,而且制定了时间表,由“台独分子”导致的台湾战争一触即发。针对“台独分子”近来愈加猖狂的言行,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4年11月14日在德国访问时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讲话。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政府锁闭了和平谈判大门。--这样的预测,似乎有点惟恐天下不乱?“台独”没有出路。战争后患难测。美国“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费浩伟指出,虽然中国希望统一,而且很快就有足够的军事能力达成,但战争不符合北京的长期利益。他说:中国希望与台湾统一后,不仅是在祖国多添加一个地名而已。统一一个充满烟硝的废墟,对他们没有好处。
“一个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国家情怀,不容挑战。相信台湾人民也不愿长期忍受由于分裂造成的战争阴影所造成的痛苦。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是中国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战争必将给海峡两岸都会留下深重的伤害。虽然“台独”势力的极端行为和中国政府的反应使距离战争的空间和时间在逐渐缩小,但并非没有一点空间和时间。台海危机能不能化解,取决于两岸政治家的政治智慧。
尽管“台独”在台湾社会已经成为目前台湾当局的主导思想,但放在中国的整体上看,台湾在国际政治上和两岸军事对比上都处于弱势,因此,化解台海危机,主导权在中国政府一方。沿着“不惜任何代价”包含了“武统”的含义,我们能不能在“和平统一”的努力方面也“不惜任何代价”呢?
当年邓小平留给我们留下的“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是一笔具有丰富政治内涵的政治遗产,关键在于如何注入新的内容。虽然我们遵循“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非常圆满地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不同于台湾问题。台湾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过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因而完全依照“香港模式”、“澳门模式”解决台湾问题,肯定难以达到目的。
“一个中国”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中国国家主权。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虽然是高度自治的特区,依然是中央政府直辖的政府。台湾当局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直辖吗?至少目前没有任何迹象。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澳门问题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国共两党政治冲突、军事冲突的遗留问题。使台湾当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领导之下的一级地方政府,这样的“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等于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胜利和军事胜利,这对台湾当局来说,肯定是难以接受的前提。尽管如今国民党失去在台湾的政权,但台湾现政权依承了中华民国政府曾经拥有的合法性。国民党虽然不再主政台湾,主要是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这是问题的复杂性之一。
其二,1972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之后,国际社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国家主权的惟一合法代表。但是,我们必须正视另一个事实,虽然国民党败走台湾后所领导的政府不再行使中国国家主权,国际社会也没有否认台湾的国民政府在台湾行使政府权的合法性。在中国领土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国民两个政权同时存在是既成事实。区别仅在于各自的政府权在中国领土上所影响的面积的大小。这些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都是香港和澳门不曾有的,所以不能完全依照“香港模式”、“澳门模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历史地看,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创立的国家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国家政权。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管理中国大陆,中华民国政府管理中国台湾。如果依照“香港模式”、“澳门模式”来解决台湾问题,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里设置一个前提条件,即一个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必然带有历史痕迹。设置这个前提,50多年来海峡两岸无论是军事对峙还是和平对峙,都没有解决,现在这样解决,条件依然不成熟。
既然设置这个前提,使台湾当局接受的条件还不成熟,并成为台湾当局责备中国政府没有和谈诚意的借口,有学者提出,在“一个中国”原则不动摇的框架下改“主从模型”为“平衡统一模型”(《凤凰周刊》2004年第32期,朱智勇《两岸统一新思维,“平衡统一”化解台海危机》)。这是一个充分考虑了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提议,遵循了和谈必须对等的基本原则,既可以赢得国际社会对我国政府大家风范的赞许,又可以挫败台湾当局拒绝和谈的籍口。
何况,设置一个前提条件讨论“和平统一”,还涉及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和“总纲”的表述,涉及美国对台关系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无论是我国修宪,还是改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格局,都是重大问题。我们必须务实地看到,“和平统一”远非一厢情愿那样简单,历史上任何和谈成功都是彼此痛苦妥协的结果。各自坚持自己的和谈底线,如果底线没有交叉点,就根本无法取得实质进展。
台海危机,是“台独”势力挑战中国主权、图谋分裂国家造成的。不仅牵制了我国聚精会神抓发展的战略部署,而且使经济社会发展充满变数。台海危机如果转化为台海战事,可预测的评估是:台湾问题彻底解决。负面影响也是严重的,
一是正常的经济发展秩序将会打乱(有人预测经济可能倒退10多年),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和社会矛盾多发期交织一起的关键时期,战争既可能转移社会矛盾,也可能加深和激化社会矛盾;
二是维系我国和平发展的地缘政治格局将重新调整,美国要维持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必然把牵制中国发展的战略考虑必然把日本推到前台,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和各自维护国家利益需要将引发为领海之争,原有的中国与台湾的矛盾属于国家内部的矛盾,将转移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矛盾,中日之间的海域涉及中国、俄罗斯、美国的国际通道,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日本力图成为政治大国、维系经济大国,对这片海域的野心只会扩张,绝不会克制。由此,中日之间的较量将演化为一场依然严峻的恶战。中国依然难以在新世纪前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里保持和平发展的地缘环境。由此,当务之急是化解台海危机,以制止“台独”为重点,把统一的问题放在下一个环节上,维持现存的地缘政治格局,力争再有一二十年的和平发展时期,是最佳选择。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国际关系变化的铁律。随着利益的变化和实现利益的实力的变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变化是必然的。美日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尽管目前美日关系密切,美日军演升级,但美国也非常清楚,放纵日本,美国也将自食其果。毕竟,历史上,只有日本,敢于把扩张的战争打到美国领土;只有美国,在日本国扔下了原子弹。日本是一个民族主义极强、自尊心极强、报复心和野心都极强的国家。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对美国也是不屑一顾的,当前出现一股追诉美国扔原子弹的战争赔偿的思潮,不能不说是美国放纵日本必将自食其果的前兆。日本是一个潜在的、不仅能够而且敢于与美国抗衡的对手。
所以,放纵日本,把日本推到牵制中国发展的前台,是美国失去台湾后无可奈何的选择,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长远战略需要。维系现存的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促使台湾留在中国,而不致于因“台独”得逞或台海战争的爆发改变现存格局,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长远战略需要。美国政府也多次明确地表白了这一点。同时,这也符合我国力争再有20年的和平发展时间的近期利益和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需要。中美两国在制止“台独”的问题上,基本上达成共识。我们应抓住这个历史机会,巩固这一共识,扩大这一共识,确保台湾不被“台独”势力从中国分裂出去。只要能够确保台湾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就仅仅是时间问题了。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发展是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的关键。无疑,发展也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日渐升级的台海危机,既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也不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在确保台湾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前提下,努力化解而不是被动地激化台海危机,正在成为中国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多少次两岸局势走到一触即发的边缘,中国政府保持克制,理智应对,使危机一次次化解。即使在当前台海危机依然存在,中国政府主要领导人也改变了“我们绝不承诺不使用武力”的语气,改用“中国政府有能力粉碎一切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足见中国政府倾心于和平解决国家统一大业的苦心。
当前,台湾当局搞渐进式台独的企图更加露骨,台海危机演变为战争的可能性与日俱增。美国尼克松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普遍认为,在近三四年内,台海危机演化为战争的可能性极大,两岸的隔膜太深。我不以为然。即使在台湾政界,形势也在时时变化。这次台湾立委选举,泛蓝阵营赢得半数以上席位,对主政的泛绿阵营的台独走势将形成直接的钳制,陈水扁因此引咎辞去民进党主席一职。在台湾政界“台独”与“反台独”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当然,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泛蓝阵营在“中国统一”、“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上与我国政府的立场有共同点,但是,在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问题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如果我国政府把遏止“台独”和“国家统一”分两步走,现阶段着重处理“台独”问题,完全有可能与泛蓝阵营的爱国人士结成共同遏制“台独”的联盟,化解台海危机。
正处在新世纪头20年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太需要一个能够“聚精会神抓发展、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和平环境了。仅此,需要我们积极地、主动地、不遗余力去化解台海危机。站在21世纪未来发展的高度,国际上陆地资源之争将转移为海洋资源之争,遏止日本的扩张野心符合中美两国的战略利益,避免美日走得太近,也需要我们积极地、主动地、不遗余力去维系亚太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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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验的角度来看,餐饮业整体上应属于为创造消费者愉悦经历的体验型行业,它创造价值的形式是:以餐饮店的设施、设备与环境氛围为道具和舞台,以员工的接待、服务与娱乐活动的介绍及表演为节目,使消费者融入其中,给消费者带来愉悦的餐饮体验。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赣菜饮食营销战略相关中国经济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关键词:赣菜营销战略经济
美国学者派恩与吉尔摩合著的《体验经济》(2002年)一书中对体验经济作了精辟论述,这两位学者将人类经济形态的演进分成了4个阶段: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和体验经济。体验经济与前三者最大的不同实际上就是经营者需利用消费大众对于亲身体验的渴求心理,将原本不需消费者亲历亲为的生产或服务过程,以一定的价格卖给消费者的经济活动。因此体验经济具有强调个性化、强调顾客参与、强调消费过程的直接体验等特征。而餐饮业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它符合体验经济下的四种消费类型:娱乐、教育、逃避和审美。
可以说,在餐饮经济内部已经蕴含了体验经济的萌芽,只不过长期以来人们没有把它当作一种经济产出的类型去利用和开发。对于赣菜饮食文化来讲,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无疑是发展的最好时机。赣菜作为中华美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有着数千年饮食文化的积淀,虽然不在八大菜系之列,但是独具特色。赣菜选料广泛、主料突出、注重刀工、制作精细,尤其突出原汁原味。从赣菜这些特点来看,完全可以满足体验消费者对于主题体验、文化体验、参与体验等多方面的要求。
通过笔者的实地调查,认为体验经济背景下餐饮消费者的行为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钟情个性化的经历。在体验经济时代下,外出就餐给人带来的主要是以精神愉悦为特征的心理满足,温饱已不是消费者的唯一追求,他们想要的是一种独特的,难忘的经历。餐饮消费中,这种经历可以来自于美味的菜肴、热情的服务、优雅的环境、新颖的娱乐项目等诸多因素,这不仅是大众食客的需求,更是旅游餐饮产品在体验经济时代自然提升的关键。
(二)注重高层次的需求。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活动的高度市场化和高科技浪潮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剧烈变化,节奏紧促、竞争激烈、变化多端取代了平缓、悠闲的生活工作方式。这种变化使得人们的感情需求日趋强烈,从笔者在一些大型餐饮机构的调查结果来看,消费者外出就餐更多的是享受生活、实现自我或是社交的目的,而不是初级的生理需求。通过这些活动就餐者放松自我、结交朋友、增进社交情感、帮助消费者实现高层次的需求。
(三)乐于主动的参与。在过去的经济形态中,消费者只能在餐厅挑选适合自己口味的成品,而在产品的设计中,并没有完全的话语权。但是体验经济时代里,这些食客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参与到食物的整个设计、生产、消费过程中,顾客需有足够的自主活动空间,自由享受各种服务设施。当参与过程结束时,游客的记忆将会长久地保存这一过程的体验。
近年来,赣菜饮食文化一直呈现迅猛发展的势头,以赣菜的中心南昌为例,市政府将重点扶持以赣菜为主的20家餐饮连锁龙头企业,着力打造建设10条(个)餐饮街(城)、社区餐饮集聚点100个,形成具有南昌地方特色的赣菜品种1000个、核心菜品50个,全力打造江南美食名城。但是现阶段从体验经济角度分析,赣菜饮食文化的经营与开发还存在许多问题:
(一)盲目跟风,产品主题不强。
很多赣菜餐饮企业盲目追求多、杂、全,必然导致口味的缺失,可以说赣菜饮食文化的精髓就是在这无形中被转移和破坏的。由于家家仿照,就难以把握赣菜原汁原味的特点,使得各种经典菜肴纷纷串味,失去了赣菜原来的风味特色和魅力。
(二)品尝为主,文化体验不足。
目前赣菜饮食文化的开发基本上以品尝为主,而深厚的数千年饮食文化传统却被搁置。消费者所看到的往往是菜肴的色、香、味、形,用完餐后,留于印象中的只有一时的美味,却没有对赣菜饮食文化的深入了解,这与体验经济的特点背道而驰。
(三)享受优先,参与体验不够。
品尝美食能只能停留在人们初级的生理上的享受,而参与食物的制作和设计过程才能更多地满足人们的求知欲与好奇心,因为人们的满足感更多的是体现在心理感受的愉悦。遗憾的是,当前赣菜饮食文化产品端到旅游者面前往往是已经加工完毕的食物成品,其间的工艺则被无情地省略。
(四)杂乱无章,环境特色缺乏。
相当数量的赣菜餐饮企业在环境设计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餐厅设计没有明晰的市场地位和主题格调,家具配套、空间分割、环境色调等都显得毫无章法;一味的效仿其它菜系餐厅的环境设计,没有立足于赣菜饮食文化创立与之相适应就餐氛围。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缺乏特色的用餐环境无法满足消费者的生理和精神需求,也无法为用餐者提供自我展现的空间和机会。
从体验的角度来看,餐饮业整体上应属于为创造消费者愉悦经历的体验型行业,它创造价值的形式是:以餐饮店的设施、设备与环境氛围为道具和舞台,以员工的接待、服务与娱乐活动的介绍及表演为节目,使消费者融入其中,给消费者带来愉悦的餐饮体验。所以,餐饮业在进行营销时,要充分考虑消费者情感体验的需要,注重与消费者的沟通,发掘他们内心的渴望,站在消费者体验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尤其要着力于让消费者在选择、购买、消费全过程中的获得独特、难忘的体验。
(一)行动体验营销策略———建立赣菜演示练习馆。
行动体验的目标是让消费者全身心体验产品出产过程与互动,行动体验营销通过增加消费者的亲身体验,丰富消费者的生活经历。为了最大限度的调动食客的积极性,参与到赣菜佳肴的制作当中,笔者认为可以在南昌的独一处、民间饭庄、灶王爷等一些大型赣菜餐饮连锁机构设立赣菜演示练习馆,安排赣菜名厨现场演示具有代表性的赣菜,像三杯鸡、四星望月、文山肉丁以及时令农家菜。对有时间、有兴趣的游客可以通过参与体验,从赣菜的选料、加工、火候、造型、养生滋补等多方面予以全过程享受。通过体验常用的烹饪技艺,了解赣菜独特的制作方法,培养出更多的赣菜消费者和爱好者。
(二)文化体验营销策略———创立赣菜文化展示馆。
赣菜源远流长数千年,历代的文人墨客、历史事件、传说故事都隐现于其菜品之中,如果能将餐饮、文化、体验三者结合起来,打造一个赣菜餐饮文化体验之旅,必定能为赣菜的发展开拓一片更加广阔的领域。笔者觉得是否可以学习民俗博物馆之方式创建一个以赣菜饮食文化为主的展示馆,此馆主要展示赣菜的历史溯源、地方名宴和特色小吃。通过广泛征集,可将赣菜烹饪典籍、理论研究成果、饮食传奇故事等内容充分展示。另外,通过将历代名厨、原料餐具、制作流程、宴席菜单、名店名菜等以丰富的形式展示于馆内,以供游客参观。把赣菜的形式与内容相互融合,让历史与现代共存,将赣菜饮食文化与体验经济有机结合起来。
(三)感官体验营销策略———设立赣菜经典品尝馆。
由于餐饮产品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概念,作为体验经济时代下的餐饮经营者,必须将各种感官的体验融入到餐饮产品中,感官营销是以五种感官为诉求———视觉、听觉、触觉、味觉与嗅觉,目标就是创造知觉体验刺激,提供美学的愉悦、美感和心理上的满足。赣菜经典品尝馆可与知名赣菜餐饮企业合作,从中抽取部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在品尝馆内制作并销售正宗的赣菜菜点,也可建成富有赣菜传统特色的高档会所,在景区或其他区域现场制作销售精品赣菜肴,让来赣的游客既可以品尝到正宗的江西美味,又省去东奔西跑的劳顿。同时,赣菜经典品尝馆还需将特色用餐环境(视觉)、地方传统音乐(听觉)、精美餐具器皿(触觉)、正宗美味菜肴(味觉)、芬香扑鼻气味(嗅觉),形成有机整体统一风格,便于就餐者全方位的体验。
(四)情感体验营销策略———筹办赣菜推广培训机构。
情感体验营销是以消费者内在的情感为重点,立足于激发和满足消费者的情感体验,使顾客对赣菜品牌产生情感的策略方法。情感营销是一种人性化的营销,它真正从消费者的感受出发,细心体察与呵护消费者的情感。餐厅应该促进消费者与餐饮产品之间的情感交流,让消费者感动与之建立良好感情联系,进而赢得消费者的忠诚度。餐饮业中服务人员则承担着与消费者进行交流沟通的角色,因此对赣菜馆中服务人员情感培训显得尤为重要。江西省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应该筹建一个专门培训推广赣菜饮食文化的机构,用以教授和训练服务人员餐饮业基本从业要求、个性化服务标准、赣菜饮食文化知识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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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存在某种程度的失效现象,主要原因是目前存在着税收管理能力约束现象。落后的税收管理体系,造成税收制度失效(effect lost),税收制度本身的优化与演进也被严重拖滞。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以信息化为基础的中国税收管理发展战略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随着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中国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方式存在的弊端日益显现。建立信息化为基础的中国税收管理制度、理念、手段,是改革传统税收管理的重要方式。提出通过积极改革过时税务管理制度,创新税收管理理念;通过业务重构筑,形成高效的电子税务格局;合理建设税收管理部门,积极建构现代化管理组织机构;通畅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多方信息共享与税收信息增值等几个方面的改革,建立以信息化为基础的中国税收管理发展战略。
以信息化为基础的税收管理是应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对税收的征管、服务以及审核、稽查等方面进行有效的改革,以防止偷税、漏水、征收不对称等情况的发生,实现信息数据资料的共享、公开化、透明化[1]。中国的传统税收制度、方式,无法将日益增多的纳税群体进行有效的管理,美国的纳税方式已经从开始的数据录入发展到信息应用上,给中国的税收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在2009年全国税收征管与科技工作会议上,国家税务局提出了要改革传统的中国税收管理制度,实现以信息化为基础的税收管理,符合中国税收发展的方向[2]。
1.改革过时税务管理制度,建立信息化税务管理制度
改革过时税收管理制度的立足点就是要改革中国的税收征管法,主要体现在征管手段、工作、措施、执法四个方面。在征管手段上,重点抓纳税评估。纳税评估是税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防止偷税、漏水以及征纳不对称现象的出现。中国对纳税管理的日常工作、税务稽查和纳税评估没有科学的界定,导致税务管理工作繁杂、效率低以及出错率高。笔者认为纳税评估的科学化、可实施性可以有效避免上述问题的产生,因此可以将日常工作合并到纳税评估中去,减少纳税审批的复杂性,从而方便了纳税人,也对纳税管理工作减轻了负担。对于纳税评估的改革,可以从建立信息共享、互通、公开等角度,对其开展信息化的应用,如对纳税人相同层次的群体进行比较,分析历史数据以综合各种信息对其进行评估。
2.建立信息化税收管理理念
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采用的是“人海战术”,主要体现在税务管理人员对纳税人进行一个盯一个的方式,这种“牧羊式”战略,不仅对中国目前税务管理工作的人员数量提出了挑战,同时面对日益增加的纳税群体,也对税务管理效率提出了挑战。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一个新的税收管理理念――税务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随着科技、网络的进步,该理念逐步成熟。税务风险管理是应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为提高税务征收率,通过对税收风险进行预测、评估、识别以及排序,通过对不同税收风险采取相应的措施,在提高税务征收率的目标基础上,也提高税收服务质量,避免、减少以及防范税收风险的发生[3]。中国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纳税群体具有数量多、复杂多样的特点,因此根据税收风险评估理念,应用信息化技术对不同的公司、法人以及个体进行风险的评估、管理工作,以识别出风险所谓群体或者个人,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大大提高了纳税率。
1.利用业务开展,实现信息化税收管理建筑体系
中国税收信息化实现的瓶颈是信息化应用方面的障碍,这种障碍限制了信息化税收管理体系的构建。因此解决此类问题,就要通过业务开展,实现信息化。中国目前的税收管理,存在着模式、业务经营单一的特点。打破这种格局,就要开展多种多样的业务,让业务的构建成为信息化开展的重要保障。例如浙江省的国税局根据市场中经营某些商品的企业每年、每季度、每月的营业收入、出货量、材料成本等的分析,制定出相应的税收管理体系,形成了186个行业或者商品的税源监控评估模式。这种利用信息化技术所构建的税源监控评估模式,可以有效地避免行业间不公平的纳税、漏税等现象的发生[4]。这种信息化应用方向的发展,正是解决信息化只是停留在数据应用方面的不利条件,将信息化产品应用到税收管理工作当中去,正是税收信息化的重要目标。
2.业务打造高效电子税务格局
通过对上述信息化应用到业务当中去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信息化业务可以打造高效的电子税务格局,解决税收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业务打造高效电子税务格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构建信息化业务平台:信息化业务平台是通过应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对收税工作中的相应业务进行结合,形成高效的业务处理、审批体系。例如在纳税人进行登记、税务稽查以及纳税人的审核等业务上,可以采用信息化处理平台,实现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二是构建信息化服务平台:信息化服务平台是对信息进行快速的录入、审核以及批准的过程,同时解决纳税人所存在的困难。税务服务的中心是纳税人的税务管理工作,因此要以客户为中心,形成良好的服务态度与高效的服务体系。
中国目前税收部门大大小小有很多,并且诸多小的税收管理部门建立在乡镇,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税收管理人员专业素质低:税收管理人员是税收工作的真正实施者,对税收工作科学、规范的开展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然而目前乡镇小的地方税务部门,招收的税务人员文化水平、专业素质较低,大多数都是中专、大专毕业的。二是税收管理工作出现不规范化、违规的操作:对于乡镇的小的税务部门,往往出现将税收管理工作下放到当地的“地皮”手中,这些人员承包税收工作后,开始对集市进行纳税,纳税的标准由他们自己定,并且经常出现打架流血事件[5]。
针对上述两个突出问题,必须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首先要引进专业性、高水平的工作人员,提高业务办理的整体素质,对于人员聘用实现公开透明化招聘,防止内部人们自用的局面出现。其次规范工作,防止违规操作。税收管理工作尤其是乡镇部门的管理工作要做到由专门的人员进行管理,并且通过信息化技术将税收具体的工作全部录入到计算机中,实现信息的共享,防止他人在其中谋取私利。
四、通畅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多方信息共享与税收信息增值
中国税收目前存在的诸多弊端,其中最关键的解决措施就是实现信息的公开化。可以通过以下三方面通畅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多方信息共享与税收信息增值。
一是建立税收联网体系。税收联网体系的建立基础是对信息化技术的有效应用,该体系的建立可以避免信息的不公开、租税、漏税以及征收纳税两者的不一致等现象的发生,实现信息的共享。这种联网不仅局限于大的税务管理部门,还要拓展到小的乡镇税务管理部门,真正实现全国税务管理的一网通。
二是公开税收信息服务体系。中国目前出现的很多税务部门的租税、贪污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税务部门信息的不公开,导致缺少对其的监督、管理,因此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与广度,让广大群众对税收工作进行监督。三是实现税收信息增值。税收信息增值主要体现在将税收信息进行应用,减少偷税、漏税现象的发生,还可以利用税收风险评估,对纳税团体或个人进行风险评估与预防,实现税收信息的增值。通过上述三种方法,对于实现通畅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多方信息共享与税收信息增值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目前中国的纳税服务体系并不健全,存在着服务态度差、审批手续繁杂、征纳税不一致等现象。对于此种现象,应该采取以下几种措施:一是支持中介机构的建立。中介机构即第三方,独立于纳税人,也不属于税收管理部门。中介机构在其中起到调节的作用,寻找征税、纳税之间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而中介机构的成立是以信息化为基础的,享有多方面的信息资源,并且能够根据信息作出及时反馈、调节[6]。二是以客户管理为中心。客户是纳税的主要承担者,中国由于税务管理部门隶属与国家,因此在纳税服务上疏于管理。很多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差,不能对客户出现的问题及时、有效地解决,因此,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树立为客户服务的理念,客户既是纳税人同时也是服务对象,因此要树立对客户负责的态度。其次要改革传统的考核制度。对员工的工作采取量化的方式,根据员工服务态度、客户反馈、员工业绩等方面进行评估。最后是优化资源配置。对不同的税收机构,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工作人员,提高办事效率。
中国税收体制存在诸多弊端,解决这些弊端的重要方法就是建立信息化的税收管理体系。通过积极改革过时税务管理制度,创新税收管理理念,应用税收风险评估理念。通过业务重构筑,形成高效的电子税务格局,让业务成为信息化的媒介。合理建设税收管理部门,积极建构现代化管理组织机构,实现资源的优质配置。通畅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多方信息共享与税收信息增值,增加信息的透明化、公开化。以信息化为基础,支持中介机构并建立以客户管理为中心的纳税服务体系,使信息在公开中得到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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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目标消费者及公众对于某一特定事物心理的﹑生理的﹑综合性的肯定性感受和评价的结晶物。人和风景,艺术家,企业,产品,商标等等,都可以发展成为品牌对应物。我们在市场营销中说的品牌,则指的是狭义的商业性品牌,即是公众对于某一特定商业人物,包括产品﹑商标﹑企业家﹑企业四大类型商业人物的综合感受和评价结晶物。——摘自兰晓华著《品牌管理》
品牌战略的关键点是管理好消费者的大脑,在深入研究消费者内心世界、购买此类产品时的主要驱动力、行业特征、竞争品牌的品牌联想的基础上,定位好以核心价值为中心的品牌识别系统,然后以品牌识别系统统帅企业的一切价值活动。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企业品牌战略与提升国际竞争力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企业品牌战略与提升国际竞争力研究全文如下: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竞争也衍化成了品牌与品牌之间的竞争,而科技的快速发展使产品趋于同质化,这就使得竞争已不再局限于质量、成本、人才,而是上升到了品牌知名度与品牌影响力的竞争。企业品牌战略是基于其自身的条件以及外部环境,创立自主品牌,将品牌作为核心竞争力,以获取品牌高溢价能力与差别利润的企业经营战略,也以此来提高企业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增强品牌竞争力。
1.我国企业品牌竞争力现阶段基本情况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企业品牌意识开始意识凸显,创造出来不少著名品牌。随着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国家在政策上的鼓励,不少有实力的企业纷纷“走出去”,进军国际,中国品牌慢慢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外消费者信任。但根据2013年世界品牌实验室对全球领导力、品牌忠诚度以及市场占有率三项指标评出的2013年世界500强,其中美国占有232个,法国占有47个,日本占有41个,而中国仅有中央电视台、国家电网、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移动、联想、海尔等25个品牌入选[1]。虽拥有“世界工厂”称呼,但我国显然还是“品牌第三世界”。
2.我国企业品牌发展与经营不足
我国的品牌总数多,但是国际知名品牌少,国际上影响力不够。中国品牌发展环境有待改善,外部环境杂乱,侵权现象严重,很多知名商标在国外被抢注的现象令人担忧,而中国企业又有自我保护能力低,市场监管乏力,广告依赖性强等缺陷。几年前兴起的一股声势浩大的山寨之风给中国品牌的形象与口碑迎头一击,“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形象走低[2]。这从侧面反映我国某些行业人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心态,迫使很多知名品牌为保护知识产权而不断投入人力财力,增加了成本却收效甚微。
3.我国品牌与国际品牌差距巨大
根据2014年英国品牌顾问公司的品牌价值名单,美国苹果公司以1047亿美元蝉联全球最具品牌价值榜首,位列中国第一的中国移动通讯以318亿美元世界排名13,不及苹果公司的30%。2013年我们的国航、南航与东航三大航空公司销售收入之和不及美利坚航空公司的20%。同时,曾有一项面向全球的品牌知名度的调查表明,发达国家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知度普遍较低,最高的联想也仅31%[3],这反映了中国企业品牌的国际化程度、年销售收入与创利能力远低于国际知名品牌。
4.产品质量不高,品牌形象竞争力弱
品牌的基础是质量,品牌能否成功建立,能否拥有持续的生命力,质量是第一步,没有高质量就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可。进入国际市场后,某些中国企业由于产品质量较低,创新能力又不够,曾导致我国产品因质量问题而招牌被砸,商业纠纷不断,且企业危机公关能力不强,对事件的反应速度慢,导致企业形象严重受损,这对品牌的塑造打击是巨大的。另一方面,我国还是有部分产品无论质量还是技术含量,在国际上都不输于同类竞争品的产品,可是市场份额却远远比不上,这是因为我国品牌形象塑造不强。
1.企业的品牌意识淡薄,自我保护意识和产权意识淡薄
我国有些企业品牌意识淡薄,定位不明确,只看重产量与贸易总量的增长,安于租用国际知名品牌进行贴牌生产,对创建品牌与用品牌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认识严重不足。同时,我国企业自我保护意识和产权意识淡薄,导致国际市场上经常发生我国品牌被抢注的情况。商标被抢注后我们再想使用自己的商标,就必须得用高价向注册方购买;如果不想购回,重新创造新的商标,意味着我们要舍弃原先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需要花费更大的成本与精力,这也为那些有潜力的品牌国际化带来了阻碍。
2.研发投入力度不够,缺乏创新与自主核心技术
企业必须通过对新产品的研发,不断地开发新技术,才能使品牌拥有更强的竞争力与生命力。目前国内企业普遍存在着在品牌技术上投入力度不够、研发能力弱、技术水平落后、质量差、互相模仿严重,只顾引进技术而不善于对其进行吸收创新等问题,缺乏创新是我国品牌生命力不强的一个软肋。目前我国的自主品牌由于核心技术缺乏,没创新能力做后盾,生产出的产品附加值不高。我国曾经有很多优秀的“老字号”品牌,由于缺乏创新,最终被市场淘汰。我国每年的新增品牌很多,但能够顽强发展,长期生存,对市场又能产生影响力的屈指可数,平均生命力只有短短几年[4]。
3.企业规模小,管理理念落后
目前我国多数企业规模小,资产不雄厚,投入和研发投入与生产要素比例不高,品牌竞争力不强,加上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凭借雄厚的资金、技术与经验,短时间就能基本占领市场,使得我国中小企业运营举步维艰。管理理念的落后也是我国企业的硬伤,经营竞争性意识落后,国际化经营手段欠缺,对品牌价值提升的重视度以及创造自主品牌意识严重不足,对于企业品牌管理不够重视,浅显地认为品牌管理只是市场营销策划广告而已,这其实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包括对品牌策略的制定以及品牌形象的策划,对品牌的全球管理,品牌危机的反应速度和品牌公关等。
4.国际经营急功近利,忽视企业长远发展战略
国外很多著名的跨国公司广泛施行全球化经营战略,这需要长期的积累与实践才能得出经验,这并非只是单纯贸易战略,而是涉及投资、生产、贸易、管理的一种集成策略。相比国际知名品牌的产品出口能力与营销能力的强势,我国出口企业的品牌还是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一些企业不重视品牌的可持续发展,盲目扩张品牌,品质下降,这些行为简直就是自毁品牌。创品牌和品牌的推广到品牌展现影响力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需要长期的投入,这样就与很多企业短期就要效益的思想背道而驰。这种思想也影响了企业对品牌的培育,使得我国知名品牌更难形成。 5.企业信息化及电子商务水平落后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电子商务浪潮席卷而来。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和高超的信息化水平是企业进行现代化生产经营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跨国品牌的品牌竞争力赖以存在的基础,而这对于进行外贸业务的出口型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来说尤其重要。很多国际公司的虚拟经营战略就是建立在高度运营的信息网络基础上,这是一种技术信息共享、联合开发的互利动态网络型经济组织,利用他人生产、销售、开发等。而现阶段,我国的很多企业无法很好地运用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性,说明我国企业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增强品牌战略意识,选择品牌战略
依靠品牌战略提高竞争力,企业首先就要提高品牌战略意识。品牌的塑造和发展是企业必须经历长期的奋战,投入大量精力,加上一系列的措施共同作用才能成功的。企业要想实现长远发展就要将品牌战略塑造为首要目标,渐渐摆脱贴牌生产,直到自主品牌的树立。企业在选择品牌战略时,应该先考虑自身的实力,要对品牌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在品牌的延伸上也要理性选择,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战略,并协调好品牌战略与其他战略间的关系。
2.严抓质量关,提高竞争力
产品优良的质量是一个企业立足的根本,是一个品牌不断延续的生命。品牌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就在于产品质量上的可靠,以及优质的售后,消费者的信赖产生于此。创造名牌与维持名牌均离不开优良的产品的高质量,我国企业要切实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管,完善质量管理制度,各环节把关做好,积极推广ISO9001标准,让生产出来的产品满足国际标准。只要有了好的口碑与公信力,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就能对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产生正面的影响。
3.加大科研力度,提升出口品牌的创新力
一个企业能否夺取更多的市场占有率,保持较强的市场生命力,明显就体现在它的品牌的创造能力。如果说质量是守护品牌的盾,那么创新就是开发市场的剑,是品牌不断发展下去的最好的方式,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不断创新开发新技术,用持续不断地创新来丰富品牌内涵,巩固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质量上的可靠,优质的售后,才能让企业站得更稳,走得更远,这是品牌不断发展与提升品牌竞争力和保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4.加大对品牌的管理与影响力的维护
创名牌和保名牌是品牌战略的两大主要内容。创名牌可利用一个好的机遇,在很短的时间能迅速崛起,但要想品牌走得远,就要采取措施保住品牌住口碑。对于品牌的维护,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各种法律手段,捍卫和保护好自己的名牌商标不受侵犯。对于知名度高的商标,要持续开发新产品来保持曝光率,为商标信誉不断注入活力。对于品牌的管理,企业应坚持创新,用心发掘客户的需求,走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经营模式,发挥广告的效能,推广品牌中影响力,促进品牌战略实施过程中消费者与品牌的良好关系,避免品牌形象稀释和短期效应。
5.着力打造品牌的东道国本土化策略
对于打造国际化品牌,有一点要非常注意就是文化的差异性,因为一个知名企业即算在国内做得风生水起,当决定走出国门那一刻起,不注意文化的差异将寸步难行。品牌国际化也算得上是一种文化行为,是企业在更多国家实施东道国本土化的过程。如同Coca-Cole在华的中文名称定为“可口可乐”一样,能迅速带来认同,销量大增。中国品牌要对东道国当地的文化、民俗、消费者偏好等做一个全方位详细的调查,认真选择与确定中国品牌的当地本土化的适当名称,迅速融入当地文化与习俗,取得当地居民的信任,带来自身的快速发展。
6.组建现代化专业团队,优化企业管理层
品牌的竞争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人才的竞争,要想建设出一流的品牌,生产出一流的产品,企业就要把人力资源的构建纳入品牌战略,打造出一支强悍的品牌战略管理团队,需要有谙熟国际惯例、专业知识过硬以及精通外语、对现代管理熟稔的通才。对于这种团队的建立,企业要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落到实处,采取多种方式引进人才、开发人才,建立完善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对于国外先进品牌技术人员和那些对品牌管理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也要积极引进,充分发挥人才对于品牌的自主创新、品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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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顾客维系是顾客资产管理的中心内容
美国营销学会的研究表明:开发一个新顾客的成本是留住一个老顾客的二到六倍,而流失一个顾客就是在减少企业的利润。通用汽车曾计算出一个忠诚的客户一生对通用的价值达40万美元。美国Tarp市场调查公司的格瑞纳 (Grainer)总裁计算出一个超市客户每年的价值约为3800美元。前提自然是,这个客户不被竞争对手挖走。根据赖克海德和萨瑟的理论,一个企业如果降低5%的顾客流失率,其利润会增加25%到85%。因此,如何有效维系顾客是所有企业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维系顾客的传统办法是提高顾客满意度,实现顾客“零流失目标”。但做到这点非常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资料表明,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顾客稍有不满就“跳槽”己是常事;其次,要求顾客长期忠诚一个产品品牌与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难以协调。那么,企业如何来建立和维系与顾客的良好关系呢?
顾客维系,是顾客资产管理的中心内容,为了有效进行顾客的维系,我们必须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顾客维系的主要对象是忠诚顾客
有这样一个案例:一场大火烧光了运动袋公司所有的厂房和办公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重整旗鼓,”经理说道,“然后是与所有顾客取得联系”。他们的顾客当时正等着他们供货,以满足新学年的需要。为此,他们给所有顾客打电话。公司在60天内搬进新厂房,买进新设备并恢复正常生产。尽管出现这次意外,大多数老顾客仍坚决追随该公司,使该公司的销量逐年上升。
上面这个例子充分表明:忠诚顾客是企业顾客资产 (Customer Equity)中最稳定、最优质的部分。忠诚顾客的多少,决定了物流企业生存与发展以及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拥有庞大的忠诚顾客群,不仅使企业获得规模经济的优势,并且其忠诚顾客营造的巨大转移成本形成对竞争对手的进入壁垒。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忠诚顾客的物流企业,或是对长期顾客不以为然的企业,如何有远见去挖掘顾客资产的价值,又如何有能力去引导、说服顾客创造更多的价值。
同时,非忠诚顾客占物流企业顾客总数的绝大部分,如果物流企业花大力气去维系此类顾客的话,不仅得不到最佳的维系效果,而且还会影响到企业对忠诚顾客维系的力量,使忠诚顾客得不到有效维系。所以,忠诚顾客是顾客维系的主要对象。但这并不是说非忠诚顾客就不需要维系,而是说二者维系的力度不能一样,要侧重于忠诚顾客。
(2)顾客维系的目标是实现三个最大化
顾客维系的目标是实现三个最大化,即忠诚顾客数量最大化、顾客转移成本最大化、顾客资产最大化。
①忠诚顾客数量最大化。通过顾客分级金字塔可以看出,在金字塔顶端的忠诚顾客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源泉,因而也是维系的重点。同时,忠诚顾客和非忠诚顾客之间的界限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时在调整,所以,努力促使非忠诚顾客向忠诚顾客的转变,是增加企业忠诚顾客数量的关键。
②顾客转移成本最大化。这是针对竞争对手而言的。随着产品导向向顾客导向的转变,顾客己是市场竞争的焦点。因此,如何防止顾客的流失是顾客维系的重点,通过各种方法增加顾客的转移成本,是有效维系顾客的方法,同时也对竞争对手造成了强大的进入壁垒。
③顾客资产最大化。这也是顾客资产管理的目标。顾客维系的好坏,可以通过顾客资产的升降表现出来,顾客资产是维系的标准。当顾客维系的效果突出时,顾客资产便会实现最大化。
(3)顾客维系的方法
基于顾客资产评估的结果,物流企业掌握了企业顾客终身价值大小及企业顾客资产的主要推动要素和次要推动要素,掌握了企业顾客资产及其推动要素与竞争对手相比的相对优势,企业就可针对性地调整顾客经营资产战略,最优化地配置企业有限资源,更好地维系顾客,根据顾客资产推动要素相对重要程度,变一般顾客为潜在忠诚顾客,变潜在忠诚顾客为忠诚顾客,进一步提高顾客忠诚度;甚至通过联合销售、提供市场准入和转卖等经营方式提升物流企业顾客资产,让顾客资产最大化,为企业打造持续的竞争优势。具体方法有:
① 重视顾客的个性化特征,实现一对一营销
在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经济时代,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以及产品和服务的极大丰富,特别是信息工具和渠道的快速发展,顾客的需求呈现出显著的个性化的特征。从理论上讲,每一位顾客的需求都是唯一的,因此可以将其视为细分,针对每一位顾客,实行“一对一营销”,它要求企业建立一种学习型关系,尤其是那些对企业最有价值的“忠诚顾客”。 物流企业通过与顾客的交往不断加深对客户的了解,根据顾客提出的需求不断地改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高顾客满意的能力,进而不断提高顾客忠诚度。在向顾客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之上,还要不断提供更多更新的附加利益,如更多的附加产品和更完善的附加服务等,让顾客感受到一种超值享受;提供个性化、人格化的服务,使顾客感到企业是在为自己量身订做的优越感。因此,顾客满意度越高,吸引力越强,企业与顾客的关系越紧密,顾客忠诚度也越高。
②建立与顾客之间特殊的感情纽带
物流企业要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于产品独特而准确的定位和品牌内涵,以满足顾客特殊的心理需要,而这种需要的满足离开了这个企业是无法得到的。物流企业的产品分核心产品、外在产品和附加产品三个层次,而顾客的需求或欲望也可分为使用需求、心理需求和潜在需求三个层次,企业必须把产品和顾客需求的层次对应起来,对应越准,关联性越强,物流企业与顾客之间特殊的感情纽带越牢固。如古典可口可乐的饮用者对古典可乐有着特殊的感情,当可口可乐公司决定推出新型可乐来替代古典可乐时,遭到了古典可乐饮用者的强烈抵制,并最终把古典可乐重新迎接到市场上。
③适当增加物流企业与顾客之间的相互约束
一方面,物流企业和顾客之间建立互惠承诺以及违约风险责任承诺;另一方面,建立企业与顾客之间的更多结构性纽带,以提高企业顾客转向竞争对手的转移成本。如戴尔公司开发出一种软件,它将其网上服务系统联到顾客自身的企业资源计划软件中。这样,当某个顾客向戴尔公司订货时,这位顾客不仅能使戴尔公司的内部及其供应商做出反映,同时还将启动顾客自身的经营系统,如审批、预算、库存等,从而使顾客的赢利能力大增。这时顾客再想转向另一家公司,因其转移成本太大,而不得不考虑再三。
所以,物流企业与顾客之间某些承诺以及良好和更多的结构性联系,犹如给顾客戴上了一个诱人的 “金手铐”,以达到挽留顾客的目的。即使由于物流企业的失误让顾客感到有些不满意,但顾客的 “金手铐”会给企业赢得弥补和调整的空间,从而增加营销中企业和顾客关系的“柔韧性”。
④为顾客提供更大的品牌选择空间
有时一味地靠提高顾客满意度的“吸引”和增加转移成本的“挽留”来锁住顾客的心并不总是能奏效。因为顾客的需求是变化的,其天性中多少也含有 “喜新厌旧”的成分。无论多么忠诚品牌的顾客也会有想换换品牌的那一天。强留住顾客是困难的。
因此,一方面要培养顾客的品牌忠诚度,另一方面物流企业要开发和提供更多顾客需要的产品品牌作为侧翼保护,使顾客有更多的品牌选择空间。即使顾客由于其需求或偏好发生品牌改变的话,其转移也是在物流企业所拥有的品牌之间转换,而不是转移到另一个物流企业。所以,物流企业要开发较多顾客喜爱的各种品牌,以有效拦截和阻挡顾客转移,最大限度到减少顾客流失。尽管顾客有时不再忠诚企业的某一品牌,但却它是忠诚企业的。如手机生产企业最能体现这一点,他们并不是只开发生产一种型号或品牌的机型,而是一个庞大的产品系列,尽量使不同的消费者都能在本企业生产的手机中找到自己喜爱的一款。
⑤调整产品或服务策略,与顾客建立学习型关系
所谓学习型关系,就是每一次与顾客接触的过程中,都会对顾客多一分了解和认识。顾客提出要求,物流企业去改进产品或服务,在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中,物流企业提高了产品或服务令顾客满意的能力,能够有效地提高顾客忠诚度。
物流企业与顾客业己建立的学习型关系增加了顾客的转移成本,也提高了竞争对手的进入障碍。原因在于,竞争对手与顾客接触时,必须对产品或服务做出调整,但是这时物流企业的顾客是不会轻易转移的。因为顾客必然要再对竞争对手上一遍同样的 “课”,而竞争对手跟进、模仿或复制需要时间,物流企业就可以及早调整策略、改进产品或服务,做得更快一步,更好一点,更能赢得顾客忠诚。
⑥让顾客关怀贯穿营销的全过程
顾客关怀是顾客资产管理中容易被忽视的过程。事实上,注重顾客关怀可以明显地增强企业服务的效果,提高顾客忠诚度,为企业带来更大的顾客资产。当前,顾客关怀可以说贯穿了市场营销的所有环节和过程,即从顾客购买前的宣传推介,到购买后的顾客消费体验的全部过程中。顾客关怀主要包括顾客服务、技术服务和产品销前售中售后服务等几个方面。购买前的顾客关怀是建立公司与顾客之间建立关系的桥梁,它吸引、鼓励和促进顾客购买产品或服务;购买期间的顾客关怀则与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包括顾客需求的准确识别、订单的快速处理、合同变更的确认,交付状态等信息反馈等等,都将要让顾客满意,甚至超越顾客期望。购买后的顾客关怀活动则集中于圆满的完成产品的使用、维护和修理等相关技术服务,让物流企业产品或服务为顾客创造更大价值,使顾客能够重复购买,更加忠诚。总之,将顾客关怀贯穿营销的全过程,能有效地提高顾客忠诚度。
2.顾客资产经营是根本途径
之所以称顾客为资产而非资源,最大的原因就是资产能经营,资源只能使用而不能经营。经营顾客资产的目标就是对顾客资产进行投资和运营。#p#分页标题#e#
未来市场不仅要求物流企业为顾客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更要求企业将有限的营销费用直接花费到每一个不同的个体身上。因此企业要根据顾客价值的不同,确定给不同的顾客资产投资多少、怎样投资,又需通过什么方式从顾客身上把价值收回。经营顾客资产,一方面是培养忠诚顾客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充分利用顾客价值的过程。在对顾客资产进行投资和运营的操作模式上,海尔俱乐部的成立为我们提供了可参考的价值。海尔俱乐部依据顾客价值的不同,将会员分为准会员、会员、金卡会员,确定不同会员享有不同的权利,通过俱乐部这种特殊的情感渠道对顾客直接投资,如每年给产品过生日,以及对不同顾客进行投资组合和运营,如发展异业联盟,一方面可满足不同顾客所需,为海尔提供给顾客的整体价值增值,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自身的顾客资产在结盟的谈判中获利。事实表明,海尔俱乐部的这种顾客资产经营模式,增进了与顾客的感情交流,将企业文化与品牌形象深入人心,不仅提高顾客的忠诚度,而且在促使准会员向会员发展的过程中使顾客资产增值。
此外,经营顾客资产还可通过自身产品创新、转卖、提供市场准入等方式开发和利用顾客潜在需求,以扩充顾客资产。TCL开发新的产品线,向原有的对其家电产品忠诚的顾客推荐它的电脑、手机等产品;柯达公司为进入南美市场,曾斥资500万美元在以色列出口到南美的鸡蛋上印上柯达的商标,鸡蛋公司通过转卖其顾客资产大赚了一笔:对于提供市场准入,在知名商场随处可见,即对新产品收取市场准入费。
综上所述,对顾客资产进行管理是物流企业获得并拥有忠诚顾客、在市场竞争中赢得顾客资产份额、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保证。进行顾客资产管理,就是要获得顾客未来给企业带来的最大化收益,使顾客资产得以保值增值。对顾客资产进行管理,企业也应遵循顾客资产管理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在对顾客资产评估的基础上把所有顾客盈利能力的大小进行分层,集中主要力量维系能给企业带来 80%利润的 20%的忠诚顾客,依靠这部分顾客,使之为企业带来长期的收益;同时,在管理过程中,根据顾客资料的变动,及时调整重点维系的对象和方法。通过对顾客资产的管理,使忠诚顾客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所提高,并以此为资本,进行顾客资产的经营,最终达到顾客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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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司的企业就是设计用来开发核心竞争力、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系列综合的、协调的约定和行动。如果选择了一种战略,公司即在不同的竞争方式中作出了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略选择表明了这家公司打算做什么,以及不做什么。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时期中国企业战略初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时期中国企业战略初探全文如下:
摘 要: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思路基本是按照以林毅夫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后发优势”说来实现的,在这个思路下,中国企业大多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吸收利用。在过去30 年的发展中,有一些优秀的企业实现了“引进——吸收——创新”的飞跃,在吸收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出自己的技术,然后以自己开发的技术作为竞争优势,实现产品在市场上的盈利和扩张。然而大部分企业却深陷“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这样的企业在中国企业占大多数。
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企业 战略选择
始于2007 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发展到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对全世界企业的一场严峻考验,中国企业在这场金融危机深深感到经济冬天的寒冷:
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统计表明,2008 年上半年,全国有6.7 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仅纺织行业就有超过2000 万人被解聘;仅10月上旬,珠三角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据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近期表示,珠三角7万家港资企业中,年底时可能会有四分之一即1.75万家倒闭,以一家企业倒闭导致500人失业计算,1.75万家倒闭就将导致87.5万人失业。这些工厂所聘用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农民工;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带来冲击的严峻考验,广东全省中小企业增速总体上有所回落。数据显示,2008 年前10 个月广东停产、歇业、关闭和转移的中小企业有15661 家,其中,仅10 月份停破产的就有8513 家,超过了前三季度的总和。
总之,中国企业正处于一个利润率越来越低、面对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需要处理的问题越来月越复杂、承担的企业社会的责任也越来越大的时代背景中。
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10 年前跻身世界500 强的中国企业将达到50 家,而目前只有29 家中国企业榜上有名。而世界500 强往往是按照企业规模大小来排名的,那么究竟什么是大企业。谈到大企业,人们的描述往往集中于它们的规模:资产、利润、销售收入占到全社会GDP 的多少等。这些指标固然重要,但还远远不够。跨国大企业的形成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企业的核心技术。第二,规模经济,也就是成本优势。第三,对供应链的管理能力。第四,品牌价值。第五,资源垄断。
反过来看,中国今天的大企业之所以成为大企业,靠的是什么? 根据我上面列举的因素和对实际状况的分析,我的总结是:资源垄断第一,规模经济第二,品牌价值第三,供应链管理能力第四,核心技术第五。而这些与国外其他世界500 强企业形成鲜明对比。比如中国进入前15 位的企业基本上都是资源垄断型企业,其中包括牌照资源、号码资源这些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垄断。所以我的第一个判断是,资源垄断是中国企业目前进入500 强行列的最重要因素。
此外,快速兼并目前也成了国内企业迅速壮大的一个手段。据《费加罗报》报道,中国企业向世界超强企业行列进军的速度比当年的日本企业快两倍,日本企业从发展、壮大到有能力进行跨国收购用了25 年,而中国企业实现这一目标用了不到10 年。我认为,这样“拉郎配”式的快速联姻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着很大的危险。
具体表现在:
第一,我们的资源垄断拼不过别人的核心技术,我们国家的资源其实非常有限,并且垄断资源也可能化为乌有;
第二,我们的成本优势拼不过别人的品牌优势; 第三,我们的生产能力拼不过别人的供应链管理能力。目前中国企业中真正从长远利益规划企业发展,并将日常的运营与长远目标相结合的都很少。中国企业,包括很多明星企业对事关企业生存的质量控制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对品牌的战略也是没有清晰的认识。如果这个消费者对自身利益越来越重视、国际质量标注越来越高的时代,中国企业家仍然不提高自身的战略意识,那么中国的民族企业将很难走出一条自强自立之路。
在中国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有很多企业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同时也有很多企业付出了血的代价。在竞争越来越激烈、所承担的期望越来越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企业更应该吸取教训、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并吸收竞争对手成功的经验,形成企业发展战略,并以此激励规范企业的发展!
1、巩固发展核心竞争力 让员工认同企业文化
核心竞争力应该是企业综合运用科研技术、销售管理、品牌文化的能力,是一种内在的、不易被对手复制的组织运作能力。有了核心竞争力就能拥有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世界500 强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发展过程中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且这种核心竞争力是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上的。500 强中不少企业有过从专业化到多元化再到专业化的经历,以前主要是兼并,越大越好,现在则是有兼并,也有剥离。
凡是基于外部的如资源、设备、产品或服务、资金只能是暂时的优势,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核心竞争力。因为当市场发生变化的时候,真正可以支撑企业继续增长和繁荣的,是再生能力、应变能力、适应能力,比对手更快占领市场的能力。对比我们进入500 强的企业,都是属于资源垄断或行政垄断企业,发展壮大多是依靠外在的力量,而不是靠内在的修炼,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文化也是竞争力的一部分,500 强中相当多的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而且深入人心,成为员工共同的行为规范,由此产生向心力,就像宗教信仰对某些人的作用一样,而且多与诚信、以人为本、和谐、服务、责任、满意等有关。
2、多元化与单元化选择
中国的企业很多都想实施多元化,有的甚至是已经这么做了。在我国现阶段,在经济发展方式还较为粗放的条件下,通过实行多元化,确实也使一些企业延缓了核心竞争力不足所可能导致的衰败。但是,从企业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从建立企业百年基业的角度讲,企业的成功发展路径则是专业化,而不是多元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和全方位竞争不断走向激化的条件下,过多地依赖多元化,难免遇到不可解脱的困境。回顾一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专业化所起的作用之大,常常会超出人们的想象。
对此,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做过精彩的描述。在《国富论》中,他以自己曾经见过的一个雇用了10 个人的制针小厂为例,深入浅出地分析和阐明了分工和专业化对于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他指出,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人,即便他竭尽全力,或许一天还造不出1枚针来,但肯定不能制造出20 枚针来。然而,如果把制针业务分成18 道不同工序,尽管这家工厂规模不大,人手也不齐,机器装备更显不足,但仅仅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再加上这10 个工人的奋力而为,结果是他们平均每天要制造出48000 枚针,平均每人每天能制造出4800 枚针。由此,斯密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只要能采用劳动分工,劳动生产力就能成比例地增长。”( 亚当·斯密:《国富论》。
3、注重企业社会责任 塑造品牌形象
从纵向的时间序列看,在经历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源的优化整合阶段之后,企业已经步入了“企业公民”这一全新竞争阶段。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对一流企业“高标准、严要求”的公认指标。提倡社会责任不仅仅为了提升企业社会形象,更能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提升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就中国某些出口产品标准比国内标准高发表评论说:“企业越是注重社会责任,其产品和服务就越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现在的顾客,特别是欧美顾客,社会意识逐步加强,不单单注重产品是否能满足自己的关键购买因素,如价格、质量、安全、便利等,更关心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如果一个企业不关心本国消费者,很难让人相信他会关心他国的消费者!”
4、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创新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在经济全球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要想持续繁荣、发展、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学会创新,形成属于自己的企业核心竞争力。
技术创新: 企业技术创新是企业创新的核心,企业只有通过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才能不断向市场推出新产品,不断提高产品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改进生产技术,降低成本,进而提高产品的价值,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并适时开拓新的市场领域。国外成功企业大都遵循着“企业技术创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增强——新一轮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模式。
组织创新: 组织创新是组织中的管理者和其他成员为使组织系统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或满足组织自身内在成长的需要,对内部各个子系统及其相互作用机制或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相互机制的创造性的调整、开发和完善的过程。组织创新能很好的适应组织规模的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组织创新包括组织结构的调整,人员配备的变动,管理幅度、管理层次的变化,部门的调整等。企业要建立学习型组织,在学习型组织中存在组织学习,并成为企业立身的一个基本原则,能更好的认识环境、适应环境,进而能动地作用于环境。
管理创新: 管理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随着企业规模的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技术的变革、战略的调整,企业必须引进新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管理制度、管理技术,管理创新很好的体现了权变管理理论的思想。只有通过管理创新才能把企业的其他创新更好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的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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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它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多变的过程,期间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包括世界各国的参与和贡献。因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一过程,首先是各国的经济联系和互相依赖日益加强,世界正成为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其次是各国间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趋于强化,经济的互补性逐渐增强;最后,这一过程还意味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日趋加深,各国都不知不觉的融入世界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以独立、主动和开放的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通过政府优惠的经济发展政策,发挥劳动力充足和廉价、资源丰富而优质等优势竞争力,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浪潮,并在其中发挥日益重要的重要。然而,在这个由发达国家的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处在不利的竞争地位的前提下,中国的企业如何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在维护国家和企业的正当利益下,如何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成为每个有经济头脑的人应该思索的问题。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细胞,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国家政府和企业本身所要考虑的问题所在。
在当下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巨大背景下,企业必须通过提高自身生产力水平,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以实现降低成本,扩大收益的发展目标,切实提高自身科学技术水平,实行适应现代化营销战略,这样才能保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竞争中获胜。
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应该采取不同的方式,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游刃有余。
首先,针对垄断性国企如何走向国际化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1.采取资本输出方式,通过收购国外相关企业,利用该企业在国外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扩大企业在国外的影响力,提高竞争力。
2.采取人才国际化战略,吸引国外高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并以此为基础,促进国内高级人才的培养和引入,实现良好的人才储备库,以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3.遵守国外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资源密集型企业,要注重环境保护,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
4.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在公司实现企业化经营的前提下参与国际市场分工,赚取利润,实现发展。
其次,针对历史悠久的中华知名企业,“走出去”之路同样与众不同
1.要充分发掘本企业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打造独特的企业文化,形成独特的文化底蕴,打造企业文化软实力,实现企业以独具魅力的中华特色文化吸引消费者,保证产品的独特属性和不可替代性。
2.在海外建立销售终端,以特有的中华特色产品和服务进一步开辟海外市场,扩大市场份额,占领该行业的海外市场,掘取竞争优势。
3.打造自主品牌,通过相关专利,提高科技实力,为古老的文化注入科技内涵,以适应现代市场的需求。
4.因地制宜开辟适应该地市场需求的高质量产品,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当地特色文化相结合,研究开发具有文化融合性的产品,实现产品创新。
最后,针对朝阳产业——科技密集型企业,尽快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显得尤为重要
1.开辟企业的核心技术,通过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强科技创新,以创新驱动发展,以发展反作用于创新。
2.加强生产的专业化,争取在某一个特定领域开拓市场,避免多而不精的现象发生,以专业化生产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扩大收益。
3.通过强强联合的方式,在与国外企业的平等合作下,充分发挥廉价劳动力,政策支持等优势,通过争取高性比价的方式扩大国际市场。
对于把眼光放在海外市场的企业,要始终采取与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呼应的市场进入战略,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关注政治因素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国家关系多样化和复杂化,稳定的国际环境成为考验企业发展的巨大影响因素。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尚有不足。作为有眼光的企业应该着眼于国内市场,激发国内消费市场的活动和创造力,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靠投资,出口和消费协调拉动转变。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即使是开辟国内市场也无法摆脱国际市场的影响,尤其在近几年国际市场复苏后劲不足的条件下,国内市场的开发对企业来说关乎生死存亡。要想在国内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应该将目光着眼于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环保型企业,摒弃只有眼前经济利益的夕阳产业;在复杂的市场竞争中要始终检出诚信经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树立企业软实力;充分利用政府对于新兴产业的优惠政策,减少内部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同时放眼以农村为代表的潜力市场,开辟农村市场,实现农产品与城市需求相对接的发展模式和潜力,重视企业的长远利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速度和规模明显扩大,在促进国际经济发展的同时,对我们这样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企业,要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企业的同时,要保持企业的民族性,不能损害到国家,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以合理合法的竞争方式发展企业,以取得经济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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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个体的心性觉解、人格提升是道德修养所要推崇的某种境界,而达此境界的道德修养方法、途径及其过程在本质上则既受制于人们生活所依的微观生存处境,更受制于人类发展所处的宏观社会形态。放宽到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下来谈道德修养,目的在于将作为人类道德实践活动之传统方式的道德修养置于一个恰当的社会语境进行讨论,以给予其道德社会学的重新关注,而不是褊狭地将其嵌套在某种既定话语下进行传统式的个体道德解读。由此看来,道德修养与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尚不为学界关注但却兼具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伦理学问题。任何企图脱离社会生活历史进程的道德修养,无异于自我放逐和自我边缘化。伴随人类生活公共化与异质化的演进,原本植根于同质性社会形态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体系已欠活力,顺应现代社会异质化与公共化的转型之势,从封闭走向开放,以构建一种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生活方式语境中的道德修养理论,乃是笔者想要言说的重要理论旨趣。
时至今日,社会转型的发展语境已经成为我们讨论一切中国现象,包括道德修养现象无法摆脱的时代背景。按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的理论,我们可以将社会转型理解为是一种需要接受“灵魂的分裂”的挑战及对挑战的回应过程。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社会转型的挑战已成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经验事实。以社会存在方式及其变迁的历史眼光鸟瞰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灵魂的分裂”情景中所直接承负的诸多挑战,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
首先,依附性的“臣民人格”遭遇个性张扬的挑战。在与传统伦理文化和人格范型相适应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中,民众个性在整个社会格局或者说漫长的封建社会演变中是个隐形而不彰显的存在体。产生并服务于封建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同质性社会结构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文化,无论是其原生形态,还是秦汉以后的流变形态,本质上只是一种奉行人身依附关系的、塑造模具式系列道德人格的宗法等级道德修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传统社会虽有本质差异,但在道德修养方法和途径策略上已然还是以一种国家伦理的“独特权威”继续强化着经过改良过的种种新型依附关系。由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所推动的中国现代化所带来的,以个性张扬和人的解放为特征的异质性转型社会,打破了同质性社会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之间的可通约性格局,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不可通约性的文化特征。换句话说,传统的依附性道德修养范型或系统对现代人的约束力日渐式微或近乎塌陷。异质性社会由于削弱甚至消解了外在于具体道德主体的唯一性、权威性规定,使道德主体得以赢得独立性人格以及自由价值的认知与判断空间,从而打开了传统道德修养被禁锢的封闭之门。
其次,内向性的“尽心知性”遭遇公共领域的挑战。作为传统道德修养根基的儒家伦理之目的在于追求个体之德的圆满,所谓“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劝学》)的“慎独”境界。与传统社会私人领域独大的状况不同,现代社会的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与文化多元不仅造成了德沃金所说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明显界分,而且促成了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张。广阔的“公共空间”使现代人在自由与个性得以充分彰显的同时,发生着与私人领域之外的人、物、事之间更为密切的公共关系。然而如何与陌生环境共生、与不同人群共存、与时间流动共进?传统的以纯粹追求自我人格的心性觉解,或者片面局囿于对熟人领域的道义承诺为宗旨的“尽心知性”内向性道德修养体系已力所不及。人们生活世界所显示出的公共取向和公共意义,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道德修养的认识论视域:在公共生活日益扩张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独具的个性、卓越的私人美德,而且更加迫切地需要基于现代公共生活要求,符合个体社会身份与公共角色的职业化、专业化的公共美德。诸如:基于政治参与所需要的正义感,基于人际交往所需要的平等、诚信、宽容、明礼守法,基于公民身份所应当具备的爱国主义、法制意识等等。显然,这种认识论的转向再一次撼动了囿于狭小私人领域的“尽心知性”的内向性道德修养的根基,从传统相对封闭的私人领域走向开放广阔的公共领域已成当代中国社会道德修养的选择路径。
最后,“成圣成贤”的精英道德遭遇公民道德的挑战。既推崇“天人合一”道德人格形上境界,又诉诸日常生活礼仪纲常,具有相对成熟和完备规范架设的,发端于传统同质性社会的中国道德修养体系,对于完善和拓展少数社会精英分子个体精神家园无疑有其一定的道德修养价值。但是,这种以“成圣成贤”为个体境界的精英道德修养,既放逐或远离了仅以谋求有尊严地活着的广大民众道德主体的普适性资格,更遭遇经济成分多元、社会职业多样、地位差距拉大、价值取向多元的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所成长起来的公民道德的挑战。公民道德对“成圣成贤”精英道德的挑战既表现为对传统道德修养体系的怀疑、动摇,更积聚着一种建构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生活方式道德修养体系的深刻的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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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室内陈设,通常是指家庭室内陈设。包括家具、灯光、室内织物、装饰工艺品、字画、家用电器、盆景、插花、挂物、室内装修以及色彩等内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中国清代宫廷室内陈设布局的艺术之美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古代宫廷室内陈设融合了中国古典文化和儒家思想的精髓,体现了对称、中庸、古典和自然的艺术之美,而清代的宫廷室内陈设布局尤为如此。该文以中国现存最完整的的古代宫殿建筑故宫为例,通过对太和殿、乾清宫等的详尽阐释,以期使人们了解中国清代宫廷室内陈设的布局、含义及其体现的艺术美感,指出中国现代建筑装饰的发展应既要继承和延续宝贵的中国传统文化,又要走出“继承传统”的误区,使现代设计意念和传统建筑装饰元素完美结合。
关键词:清代 宫廷陈设 对称 中庸 古典 艺术之美
与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状态相比,中国古人的生活方式自然、简单、质朴,然而在这简单之中却透露着考究的审美情趣,从与其密切相关的室内陈设上即可见一斑。与中国古典文化结合起来研究,儒家思想的仁、礼、中庸、天人合一等精神影响下造就了个性鲜明的中国古建筑以及古代室内陈设,以其特有的风格独树一帜,并在材质、造型、布局等方面都区别于其他门类。借及儒家文化的等级观、中庸之道、尚中等思想,清代宫廷室内陈设体现了上下有序、天人合一、均衡对称的艺术美感,其内部装饰更处处突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气息。
故宫作为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是中国古典风格的完美体现。宫殿内部的装修大气华美,处处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比如随处可见清代帝王的御题匾额、挂对、镶嵌着古诗词的隔扇心,各种家具的摆放、尺度、造型,各种文玩摆设,文房四宝、梅兰竹菊等,眼见之处均能使人感受到清代帝王较高的文化素养带给紫禁城宫殿浓厚的文化氛围。
故宫大体可分前朝内廷,即前朝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是皇帝办理朝政大事、举行重大庆典的地方;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东西两翼各有六宫,是皇帝平日处理日常政务及皇室居住、礼佛、读书和游玩的地方。
作为皇帝处理政务、举办朝会的重要场所,前朝三大殿的陈设有着相似之处,总体而言开阔、舒朗、通透。大殿上除中心位置摆放了一组宝座屏风外,其余陈设一概没有,这种强烈的空间对比及对称之美,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礼制及天人合一思想,更加展现出皇家肃穆凝重的王者气势及帝王唯我独尊的领导地位。
太和殿内正中央为宝座,是金漆木制的台座,三面七级,周围栏杆,台上设七扇雕有云龙纹的髹金漆大屏风,屏前设金漆木雕大龙椅,椅左右设香几,几前设�端(瑞兽,日行一万八千里,通四夷之语,之远方之事,好生恶杀,明君在位则奉书而至)、香筒(亦名垂恩香筒,上铜镀金亭式盖,下为铜胎珐琅须弥座式)、宝象及仙鹤,象征国家安定和政权巩固。宝座前丹陛的左右还有四个香几,香几上设有三足香炉。当皇帝升殿时,炉内焚香,香烟缭绕,气氛庄严肃穆。大殿两壁陈列紫檀大龙橱八件,所谓大龙橱即四角柜,即立柜上再加顶箱,这种柜每对有四件组成,在大殿内东西墙两侧陈设大柜,是清代常见布局。除以上相对固定的布局外,每遇朝会、大宴等仪节殿内还要临时设宝案、诏案、表案、宴桌等,所谓宝案是一件案形结体的长方桌,即北方匠师所谓的酒桌,把这类桌蒙上黄云缎桌围摆在殿内,上摆皇帝的宝玺,所以称之为宝案;同样的案,为了在上摆诏书,就叫诏案。三大殿中唯有太和殿最为尊贵,中和殿、保和殿的室内布局从等级、规模、尺度上均稍逊之。
在故宫内廷建筑中,位于中轴线上的乾清宫作为皇帝处理政务和群臣上朝议事的场所,与太和殿陈设的格局基本一致。根据实际需要,在楠木胎金漆雕云龙纹宝座前还增加了有批览奏折的御案。据道光十五年乾清宫陈设档记载,乾清宫�殿正中设地平一份,地平上设:金漆五屏风,九龙宝座一份,座上设:紫檀木嵌玉如意一柄;红雕漆痰盆一件;玻璃四方容镜一面;痒痒挠一把;座下左右设:铜掐丝珐琅角端一对,附紫檀木香几;铜掐丝珐琅垂恩香筒一对,紫檀木座;铜掐丝珐琅仙鹤一堆,古铜�四件,(铜�,古炊具,以香铜或陶为之,二层,上蒸下煮)紫檀木金漆香几座;铜掐丝珐琅圆火盆一对。东西板壁下设,紫檀木答案一对,上设:古今图书集成520套;天球地球各一件;附紫檀木座;铜掐丝珐琅鱼缸一对,紫檀木座;铜掐丝珐琅满堂红戳灯二对。紫檀木案一张,上设:周蟠夔鼎一件,紫檀木座盖;铜掐丝珐琅兽面双环尊一件。紫檀木座;青花白地半壁宝月瓶一件,紫檀木座;黄舆全图八套;国朝宫室四套。紫檀木案二张,上设:皇朝礼器图二十四匣,九七二册。红金漆马扎宝座一件。引见楠木宝座一张,上设:红雕漆痰盂盆一件;玻璃四方容镜一面,青玉靶回子刀一把。
由上可见,乾清宫明殿正间的陈设相当丰富,极具对称之美,用料考究,造型精美,家具体态雄伟,安放稳重,气势强悍,逾显皇权至高无上的神圣感。作为皇室寝宫为主的后宫,从建筑及室内陈设上大大有别于前朝布局,内廷的宫殿布局比较紧凑,空间较小,装修陈设却格外丰富,极为讲究。里面的陈设不仅仅是单调的宝座屏风、�端香几之类,还增加了如插屏、挂对、多宝格、桌案、椅凳、架格、炕床等家具以及陈设其中的各类文玩杂宝,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清朝皇室室内装修均以木结构为主,通过各种木制精雕的的隔扇门、落地花罩、仙楼来巧妙地划分空间,再在其上用各种名贵的材料施以细致入微的镶嵌、雕刻,功能上代替了原来的木板,使空间在分隔的同时仍保持通透,介于虚实之间,室内陈设讲究,每一寸空间均经过主人的精心设计,在空间内部放置有陶瓷、珐琅、熏炉、硬木雕花家具等陈设品。
乾清宫东暖阁则为皇帝召见臣工的办事处所,因此里面陈设较为随意,没有正殿的那种象征皇权威仪的金漆宝座屏风及�端、仙鹤烛台等,而是一些摆放文玩玉器漆盒的桌子及生活气息很浓的楠木包镶宝座等家具。
养心殿后殿东暖阁是继雍正以后帝王们的寝室,养心殿东暖阁的寝床做成硬木雕花的炕罩式,因北方寒冷多风,卧室内以炕为主,并逐渐形成了以床塌为中心的起居形式。长一丈多的木炕上设有床帐、夏用纱、罗帐、冬用绸缎夹帐。帐有帐檐、飘带,帐内挂着装香料的荷包和香囊,既散发香气又是装饰品,被褥均用绸缎绣花面,由于纹饰、色彩搭配得当,更增添了华丽、高贵的气氛。在炕罩床的右侧临墙处摆有紫檀雕花条桌,条桌上陈设着西洋钟表和掐丝珐琅桌灯,条桌后面的墙壁上悬挂着掐丝珐琅御制诗挂对。寝室的亮点是在炕罩床的正上方居中位置悬挂有一块“又日新”绢地横匾,其题字取自《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指道德的修养要始终保持一天比一天进步。这块“又日新”的匾额悬挂在帝后的寝床之上,使帝后们抬首之际便能瞻仰到古人格训,时时加以自省,给其增添了一丝翰墨飘香的文化味道。
通过对太和殿、乾清宫等经典建筑的描述,了解中国清代宫廷室内陈设的大致特点,我们既要继承和延续宝贵的中国传统文化,又要走出“继承传统”的误区,使传统建筑装饰元素和现代设计意念完美结合才是中国现代建筑装饰的发展之路。
[1] 朱家�.明清室内陈设[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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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美元霸权的确立和维持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起,美国就开始走上一条有意识主导世界经济的道路,美元也开始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占据中心位置。长期以来,美国各界形成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包括多种政策工具和投资策略,来保证美元的中心地位。正是由于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使得美国国内的债务违约在给美国民众带来福利损失的同时,也使持有美国国债的其他各国受到损失。中国作为美债最大的持有者,在美国转嫁债务危机中受到很大牵连。
在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至AA+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面临进一步的负面影响。如果美国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美元币值基础贬值会成必然趋势,人民币所面临的将不仅仅是升值压力,还有可能是降临的全球汇率战,使得人民币实际上维持对美元的兑换比率面临更大困难。各国都在力压本币升值,日本已经先行一步干预汇市。由于美国的QE2导致美元实质性贬值,2010年人民币被迫结束盯住美元的政策。在各国货币潜在贬值欲望强烈的形势下,人民币如何维持其汇率,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币若要稳定币值,是否需要为自己寻求一个新的货币锚(Monetary anchor),以作为调整国内货币的参照基准?需要看到的是,如果人民币要为自己确定一个货币锚,这个锚必须满足兑现的便利性、远景的稳定增长性和规模的相当性,其对象将面临沉重的压力。无论是黄金、石油还是其他大宗商品或保值品,我们都很难获得足以支撑危急情形下巨额货币兑付要求的储备,而且还面临针对中国急需的上游资源进行投机的风险;而无论是美元、欧元或是日元、澳元,或者它们自身深陷泥潭,或者规模不足,或者本身就波幅过大,都难以单独承载货币锚的功能。
因此,人民币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摆脱对外部基准的依赖,而依靠自身经济实力、政府财政状况和国家主权信用维系人民币的币值基础。再加上巨额外汇储备,人民币自身的接受程度和兑付基础是稳固的,只需要瞄准各国汇率变化的动向,灵活运用各种市场措施调节汇率,以应对汇率变化和资本流动的挑战。这也是我国实施瞄准一篮子货币政策的意义所在。
在对美元信心下降的背景下,市场抛售美元的趋势增强,而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上升导致市场增持人民币,从而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政策引导和各种约束机制来限制国内汇市交易规模,同时扩展国际外汇买卖空间,乘机在国际市场抛出人民币,然后切实加强监控人民币的流入渠道与投资方向,既削减国内M1、M2的规模,又推动人民币国际结算进程,同时抑制人民币过热,降低汇率上升预期。但即使如此,要稳定汇率和国内经济,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在短期内增加货币供应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紧进行分配格局调整,促进分配公平,以尽可能削减CPI及其上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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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具有极大发展潜力的大市场,但为什么在当前为实现工业化,在经济起飞关键的时刻会出现需求不足,除了经济政策和外部金融危机影响外,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可以说是更重要的原因。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中国就业问题的现状及就业增长战略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中国就业问题的现状及就业增长战略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期,与此伴生出高失业这一极难解决的负面现象。在“九五”期间,我国城镇在职职工人数由1.4908亿人减少到1.1773亿人,净减少3135万人,下降幅度为21.0%,其中国有单位净减少2689万人,集体单位净减少1435万人,合计净减少4124万人。尽管同期全国城镇私人企业就业增长了117.1%,个体经济就业人数增长了54.7%,三资企就业人数增长了19.5%(注:胡鞍钢:《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载《改革》2001年1期。)。 但大部分新增就业岗位吸纳的是新生劳动力、大中专毕业生和农民工,城镇下岗职工通过这一渠道实现再就业的数量十分有限,城镇失业人数仍然居高不下,据国家劳动部信息中心的统计测算,1995年仅国有企业的过剩就业便已达到相当大的数量,全国范围内大约有3000多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0~30%(注:赵建国:《国有企业过剩就业的释放及再就业转移》,载《经济学动态》2000年2期。)。
我国从1993年开始,非农产业部门的就业增长速度便呈回落态势,到1996年已经低于80年代的平均水平。从产业部门看,就业增长的回落首先在第二产业中出现,后来扩大到第三产业,而且第三产业回落的幅度要更大一些。从所有制部门看,我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己成为劳动力净流出部门,加上近年来乡镇企业整体效益下降,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在不断下降。同时,农业部门还在不断产生新的剩余劳动力,加上机关事业单位等的精简不可避免,这些都会加大我国的就业压力。有学者综合了理论界关于我国劳动力总供求的预测和估计结果,“九五”期间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左右,农村剩余劳动力保守估计是1.2亿人,最高估计是2亿人,城镇目前企业富余人员有3000万人左右, “八五”期间城镇结转的剩余劳动力有500万人。
五项相加, “九五”期间约有2—2.5亿劳动力需要工作岗位。有学者利用数学模型对中国长期劳动力就业形势进行了预测,这一预测将城乡隐性失业者计入就业者范围,结果显示:2000、2010和2020年我国劳动力供给分别为7.14亿、7.28亿和7.76亿(注:余恩海,刘德中:《中国就业问题研究综述》,载《经济学动态》1999年4期。)。尽管这些预测存在一定的误差, 但从如此大的绝对数字看,我国今后面临的就业形势将十分严峻。
此外,由于我国对失业的统计口径与国外不同,用失业率表示的我国失业水平比美、日、欧要低,我国1998年公布的失业率为3.1%, 低于同期美国的4.6%、日本的4.1%和欧盟的10.2%。但比较之后便会发现,我国的实际失业率要高于美、日,大体与欧洲相当,可能还会高于欧洲。首先,我国在“失业人数”与“劳动力资源总数”上的指标口径不一致。我国目前对失业人员年龄限定过窄,劳动年龄的下限规定为16周岁,上限为男子为50,女子为45岁,而我国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男子为60岁,女子为55岁。而男子大于50岁,女子大于45岁的有劳动能力并仍在积极寻找就业机会的人并没有被统计在失业人口中。其次,我国失业人口的定义以是否在当地就业机构登记为标准,登记的劳动力才被统计在失业指标内,而可以肯定的是有相当多的失业人员没有登记,这就在统计上出现了漏洞;第三,我国对失业率的统计是以城镇职工为对象的,对农村中的过剩劳动力,特别是涌入城市的“民工”则不包括在统计范围内。这反映了国家公布的失业统计还不完整,不能准确的反映我国失业状况的实际。更重要的是,这种比较表明我国失业问题可能比统计数字反映出的更要严重。
目前,由于经济持续不景气,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相当严重的失业问题,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在失业问题上有其自身特有的特征。
首先,菲利蒲斯理论认为,失业率与工资增长率,或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反比关系,这也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的一个理论依据。但我国的实践却并没有证实这一理论。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经济增长率和物价都呈上升趋势时期,城镇失业率却并没有降低,而在经济波动的回落期,在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降低时,城镇失业率依然在上升。由于我国城镇失业主要来自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这表明,固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处境艰难的主要原因是体制原因,单纯运用货币扩张政策、扩大需求政策缓解国有和集体企业困难的效果是不会太显着的。要解决这种困境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和深度。
其次,失业的市场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下岗分流、实施再就业”强调的是失业和下岗人员“自谋职业”,过去那种把国家统一安排、截流进城民工作为解决失业的主要措施的做法已完全抛弃,用市场手段解决下岗和失业问题已成为目前的主要措施。但“单位制”的约束依然存在,下岗不表现为失业,是传统“单位制”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表现。
第三,隐性失业问题。
隐性失业是我国一个独特形式。长期以来,我国只注重经济增长速度,采取的是忽视投资效率的高投入与粗放经营,许多部门积淀了大量的富裕人员,这等于国家用大量的投资资本把失业者养起来。另外,错误理解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没有制定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发展的长期政策,尽管目前国有和集体部门中大量富裕人员因效益不佳而大量下岗或失业,却依然有大量的富裕人员存在于国有和集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加上没有被列入失业率统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一数字是非常可观的。据有关资料分析,我国目前现有就业人口中的隐性失业率仍可能高达27%。
第四,“所有制偏好”与“超预期偏好”现象。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就业现象:拥有大量下岗职工的企业却雇佣大量的临时工,而临时工主要来自农村或中小城镇,因此出现了很多大城市中外来务工者远比下岗工人多的现象。这是一种典型的“所有制偏好”或“超预期偏好”,为等待有保障和高工资的工作而宁愿放弃已经出现的低工资工作机会,使许多下岗人员长时期处于失业状态。
就业和再就业是近年来我国的一个工作重点,虽然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就业工作十分重视,并探索出许多有益的经验,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并没有缓解,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日渐突出。
(一)发展的因素。尽管我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进程,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我国市场的需求结构不断深化,需求倾向高级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是“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新特征。信息产品逐渐成为市场上的宠儿,这种带有某种“后工业化”特征的现象使一些国有和集体部门的企业陷入经营危机,有的破产倒闭,有的停业,造成大批职工失业或下岗。同时,“后工业化”现象的出现意味着过去那种依靠工业扩张实现高增长和高就业的时期已经结束,仅依靠降低工资来增加就业已难上加难;同时,这一现象还意味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将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局面。
(二)结构调整的因素。
在资本和技术的推动下,许多产业的产业结构开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传统产业开始萎缩,雇佣的职工人数也出现了大量减少的状况。此外,当前就业增长缓慢的另一个原因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容量不足。有学者研究了我国就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认为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先后开拓了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而迅速发展。带动了非农产业的就业并达到了7%左右的高增长速度。但到90年代后半期, 国内外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先后饱和恶化,立即导致了非农产业就业增长率的陡降。这里,中国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滞后是制约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园。在均衡的工业化过程中,就业的主要增长部门是服务业,但服务业的发展取决于制造业对它的带动。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滞后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给发展中国家的同时将附加值高、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链条留给了自己,而如果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不能带动服务业的发展,也就不可能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就业问题。当前我国就业问题的实质是经济结构调整滞后,当劳动密集型产业因市场和技术因素失去发展势头后,没有及时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来带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开拓新的就业空间,致使总就业增长趋缓。
(三)城市化进程长期滞后的因素。
大量的农村人口带来了大量的农业过剩劳动力,主要是我国城市化过程长期滞后,城镇的就业岗位难以满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需求,而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更加大了就业压力,带来新的就业问题。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认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误,存在理论上的误区,实践上就不可能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当前这一问题依然很严重,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并应能在提高理论认识的基础上制定促进城市化的具体目标和政策。
尽管失业问题是当前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难题,但我国所面临的是数以数千万计的失业大军,如果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的难度之大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比的。解决就业问题,我国政府和许多专家不仅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对策,而且各级政府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尽管“再就业工程”的作用是明显的,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失业)问题。为此,我们必须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这一点出发,遵照市场经济规律,选择能够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的就业发展战略。
(一)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市场经济是在自由竞争的前提下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就业人口还是失业人口都是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失业问题在市场经济中发生,也只能在市场经济中解决。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市场经济体制的培养和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才可能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中国是一个具有极大发展潜力的大市场,但为什么在当前为实现工业化,在经济起飞关键的时刻会出现需求不足,除了经济政策和外部金融危机影响外,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可以说是更重要的原因。我国目前的现状是,地区和部门保护主义将市场严重分割成区域性的小市场,形成理念上的大市场实际中的小市场。分割的市场限制了要素流动,加上政府对投资配置的干预过度和不断的技术变革使市场力量难以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市场分割导致了价格机制的扭曲,无法形成竞争机制,这一状况反映的是体制问题,改变这一现状需要体制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从1992年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后已经历了10个年头,但我们仍然没有完成这一过程。但当前我们将迎来一个好的机遇,那就是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将遵照WTO的相关规则,在一定的时间表内,按照通行的国际经济惯例完成从政府到企业,也可以说是到市场的一系列改革,对此,有学者称这是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将逐步步入一个良性循环阶段,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二)实施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
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富民为本”。因此,我们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要考虑如何能促进就业增长的战略。实施充分就业发展战略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总目标并不矛盾,但需要我们对经济政策的某些部分做些调整。如我国一直比较重视大工程、大项目的投资,这在地方政府中也比较流行,但我们忽视了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作。近年来,国际劳工组织在促进全球就业活动中提出了就业密集工作计划的设想。这一设想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尽可能考虑用人力代替机器。它的含义是人力要与机器适当结合,以适应当地投资与就业的实际情况。在投资建设大项目时,要同时建设与其关联的其他基础设施、生活设施和文化教育设施等,要考虑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在城镇发展中,要积极促进城市生活、文化教育、环卫、建筑维修等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的增长:在农村,要积极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建立农村电网、农村通信网、农村医疗机构网,建立农村商业网络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供应网,建立农业技术支持网,并通过这些增加就业岗位。在制定就业优先战略时,要处理如何发展好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重新装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并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的关系问题。
(三)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改变就业结构变动长期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动的现状。
我国从1952到1978年的26 年间, 第一产业产出比例从50.5%下降到28.1%,下降了22.4个百分点,但第一产业劳动力的比重只从83.5%下降到73.8%,与此同时第二产业的产出比例却从1952年21%上升到1978年的48.2%,增长了27.3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动明显而就业结构却变动缓慢,同时也说明我国的工业化并没有明显地带动城市化进程,也没有促进劳动就业结构的同步变化,因此就业结构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
1978—1997年,我国就业结构的变动较大,第一产业在1997年的就业人口比例从73.8%下降到49.9%,下降了23.8个百分点,但该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与产业比重的差距仍然高达31.2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第一产业就业结构严重滞后的现象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将使我们在就业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上,必须面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长期巨大压力。我国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如何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完成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问题,制定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战略。
(四)制定中企业发展战略和私营经济发展战略。
发展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般的讲,中小企业占一个国家企业总数的比例都在95%以上,此外,吸收大量的劳动力被认为是中小企业最重要的经济作用之一,多数中小企业用同样的成本可吸收比大企业多的劳动力,起到了劳动力蓄水池的重要作用,特别在吸收失业劳动力方面起到了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据相关资料,美国1993年以来新增就业机会中的2/3来自中小企业;1988~1995年,欧盟每年平均新增25.9万个就业岗位,其中绝大部分是由职工100 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创造的:日本1986年中小企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76.5%。从另一方面看,中小企业基本是私营企业,这里即有合伙制公司,也有有限股份公司。因此,积极发展中小企业也就是要积极发展私营经济,私营经济发展了,中小企业也就发展了,就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为此,我国应学习国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尽快制定有关中小企业相关法规,在优惠政策、金融支持和技术支持等方面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五)尽快实现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全国统一的竞争的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形成。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保障省级统筹,还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省级统筹并没有能够解决日益深化的全国性保障金支付危机问题,主要原因是多数省区收不抵支,而省级统筹又使中央政府无力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这说明我国的省级统筹仍然是“快快专政”,同时,省级统筹限制了劳动力在省际之间的流动,不利于建立有序流动的全国性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为此,我们应借鉴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的实施经验,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应使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纳入正确的轨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利实施,才能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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