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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的传承与创新是近代中国画发展过程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这与中国画精神和当代文化在总体精神趋向、生活与审美方式及价值层面等方面的内在矛盾有很大关系,认清这一现实或许会令我们对中国画精神的传承作出更理性的思考。
在当代·水墨——2009上海水墨艺术大展的研讨会上.艺术家们对国画人才的青黄不接感到忧心忡忡痛惜之情溢于言表,最后呼吁国画教育要技巧与修养并重”.并寄希望于中国文化的复兴。
其实,中国画的传承也不是这个时候才面临危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到现在,它已困扰了人们近百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古老的中国在历史的阵痛中开始寻求现代化之路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大量译介、引进西方文化.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和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过程中,中国画赖以生存的土壤——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发生裂变甚至断层。于是,一代又一代艺术家们纷纷走上关于中国画传承与创新的探索之路。探索的路径大致又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徐悲鸿、林风眠为代表的中西融合派;另~派就是以齐白石、黄宾虹为代表的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与传承。还有一位中国画的革新者——吴冠中.迥异于以上两派的融合与传承,他善于将诗情画意通过点线、面的交织而表现出来。这些艺术大家们都为中国画的传承与创新作出了积极努力。然而,关于中国画的传承危机之争并没有减少,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李小山在他那篇激情澎湃的文章一一中国画之我见》中提出了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路的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围绕中国画发生的争论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中国画的关键部分在精神,中国画是一种精神性、哲学性很强甚至有点儿宗教意味的艺术。金丹元教授曾把中国艺术思维气质概括为雅、游、和三种形式。
作为中国艺术典型代表的中国画,无疑是这三种思维气质完美融合的一种艺术形式.这一切无不指向人的精神与人格修养。新儒学学者徐复观在他的《中国艺术精神》中也说过:中国的绘画,是要把自然物的形相得以成立的神、灵、玄.通过某形相,而将其画了出来。所以最高的画境.不是摹写对象,而是以自己的精神创造对象。…所以,中国画的传承最重要的也就是中国画精神的传承。
可现实却是:国画人才青黄不接,作品粗糙,水平不高。我#I’]sJE这归罪于教育体制僵化.世风浮躁再容易不过。然而.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冷静思考一下.便可以发现.当代文化的发展变化与中国画精神未免不存在着深层的内在矛盾。或许,我们在对当代文化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作出一番客观审视与认识之后.对于中国画的传承问题会作出更冷静更理性的思考。
本文所说的当代文化,主要是指已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带来巨大变化短期内不会消失甚至将会持续快速发展的一种状态和趋势。文化的发展变化与社会密切相关.我国当前正处于从传统的农耕文化社会到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型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社会文化领域也正经历着一些变革。我们不妨把最突出最强烈的几点特征(不是全部.而是与精神文化相关的几点)梳理一下,和中国画精神做一下比较看看我们今天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谈论中国画的传承问题的。当代社会文化具有下列突出特征.即都市化、信息化、多元化。当然.这些特征也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联系。综合考量当代文化与中国画精神的内涵。我们就会看出二者在总体精神趋向、具体审美方式及价值层面等存在着内在矛盾。另外再加上文化生态的多元化中国画的传承面临精神危机就不奇怪了。
一、总体观念
“趋实”与“务虚的矛盾。现代社会除了在物质生活上不同于前现代社会,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发生了一个大转向。相比前现代社会在精神价值方面对彼岸、神圣、道德等的追求,现代社会更注重个体的幸福、现世的快乐及实际利益的追求。随着一声”上帝死了”的骇人宣言人类借着理性主义和机械主义变得无所畏惧,为所欲为。虽然中国并不是__国家.但是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这种精神上更趋于世俗利益、现世享乐的倾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价值观式微,拜金主义”丛林法则”暗兴。这种整体上的世俗化转向使中国画的生存境遇发生了很大改变。
二.生活与审美方式
现代生活与”静观体验”的矛盾。现代生活之不同于传统生活的根源主要在于都市化和信息化。都市化是由农耕文化转向工业文化的关键环节,都市化程度和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虽然我国目前的都市化水平与世界平均发展水平还有些距离.但是已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并且这一趋势会持续发展下去。都市化的结果就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快捷舒适方便,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生活节奏加快,生存竞争激烈人际关系疏淡,人对大自然变得隔膜起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与闲适不复寻觅,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超然与洒脱难再领略.只剩下习惯成自然地感受着都市白天的熙熙攘攘和夜间的霓虹闪烁,另加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填充着人们的生活。如果艺术家无法找到一块外在意义上的安静之地那么他们就必须要有一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式的内在功夫了。
再说信息化。毫无疑问,我们的时代在若干年前就被称为信息时代了,高速发展的网络技术把地球网”成一个村,打开电脑就进入了信息的海洋.一个人坐在家里就可以知晓天下诸事地理与空间的阻隔不再成为问题。人们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易如反掌。如果把以书籍、报刊、广播、电视为主体的传统媒体所进行的点对面的传播称为传媒时代的话,那么,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媒体所进行的多点对多点的传播被称为后传媒时代也并不为过。以社区论坛、BBS、博客、QQ群等为代表的传播形式以其平等、开放共享、互动等特点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信息时代的交流与互动得以凸显。而中国画是一种高度自足的艺术网罗天地于门户,饮吸山川于胸怀”,是一种无往不复,天地际也的境界.中国画的创作和欣赏均是一种目视神游式的精神俯仰,它较适合于一个人的静默会神、微笑,而不太需要和别人交流互动。
三.价值层面
重形”与“重意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作品里蕴涵的精神价值层次的深浅。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的兴盛促使大众文化盛行。大众文化具有通俗性和流行性,其中不乏各种欲望经过改头换面包装在大众文化作品里,成了人们日常消费的一部分。从功能上讲大众文化是供人们用来娱乐、休闲、消费的,而与此相对应的精英文化是具有一定思想深度,对人的精神有一种提升作用的超越性文化。中国画对人的学问修养、人格精神涵养有着很高的要求.可以说是精英文化的典型代表。也许在大众文化热闹喧嚣的参照下.精英文化显得有点被冷落,”重意”的中国画也只能在“重形的大众文化裹挟下艰难前行。
四、文化生态
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多元.意味着自由、宽容,也意味着选择。文化多元不仅仅指多种异质文化并存共荣,还指同一文化系统中不同形式形态的文化并存这对艺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对于我们传统的中国画。但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画的传承也就是在继承传统艺术精神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多元文化并存,多种艺术形式并存.使人们的精神视野变得开阔,精神选择增多.中国画只是其中一种艺术样式。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画传承面临的精神危机并不是偶然的。有其社会文化心理方面的深层原因。可是谁又能说社会文化的这些发展变化不是人类历史的一种进步呢7我们也都在享受着现代生活的种种便利。那么这样说来,我们应怎样面对中国画精神的传承问题呢7上面只是从当代文化语境的宏观角度作出的分析,虽然当代文化作为背景也会影响艺术的发展.但是艺术作为一种个体的精神追求更适合从微观角度去考量。正如张仃先生针对中国画危机论所说的只有画家的危机,没有画种的危机”。我们清楚了这些.应该更理性更客观地去面对中国画的传承问题。中国画精神所需的更多是一种内在精神上的坚守,要有一种定力,不为浮躁的世风所影响。如果一心想要得到别人承认,得到市场认可,一时得不到认可就失落就抱怨文化世俗化,那肯定无益于中国画精神的传承。也许做一个梵高那样的艺术家不容易,但那是真艺术。真正的好东西.人们迟早会承认。不过我们也大可不必担心中国画会成为保留画种”。我们的中国画不同于传统西洋油画的是,中国画是一种表情写意的艺术,而不像重写实的传统西洋油画摄影术一出现艺术家们纷纷“抽象“、“立体”去了.只要中国文化还存在,这种诗性很强的文化就会给中国画提供生命活力。
另外.也并不是说中国画对现代人就没有积极作用虽然上帝死了”,人类自由了,然而这句话的引申义——是我们杀死了他”,才是他对人类在物化路途上失却神圣性之后的精神荒芜发出的真正忧思。当人们在世俗化利益追求中面临因精神空虚、信仰失落所带来的虚无感时就会去寻找意义.寻找人生价值所依,人们在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中,或许会与中国画不期而遇。
但是,中国画精神的传承具体是要落实到学识和修养的,怎样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人格涵养7还是要回到那句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一个中国画家所需要的种种修养观念上也不能固守某一个专业,古人尚明白君子不器”的道理。且不说古人在工诗、能书.擅画通音律.精鉴赏.富收藏,承家学诸方面兼及二者以上者有多少,现代艺术家丰子恺先生就是一个难得的艺术通才.他的书法、漫画、散文、音乐、翻译、艺术教育,哪一样拿出来不让人叹羡不已?博.而后才能精、深。
另外,中国画精神的传承也应包含创新的因素。创新这个词已被人们谈的太多了.也有不少人正在做着这方面的行动.技法上的创新也许更容易突破,但精神体验上的创新也不应忽视。中国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上的游”一种理想状态的追求,古人这方面的成就已达到精熟。那么怎样把中国画与现代生命体验更好地融合起来呢7或许还有待人们去认真思考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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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政策的变迁都不是随意进行的,在其变迁的背后存在着各种制约力量。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变迁不是单一动力作用的,而是由社会环境、政府、大学生三个方面的分力融合而生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个动力系统中,根本动力是社会环境,基础动力是政府,直接动力是大学生。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作为一个子系统,其“外围”有一个更大的系统,即社会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产生制约作用。
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因此,经济关系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主导因素。政策作为人们“思想”的产物,自然受到经济关系的制约。自建国以来,我国形成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集中管理,高校被定位于政治之中。围绕政府意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只规定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旋律等意识形态教育。如1950年《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确定在高校设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后,直至1976年的政策始终强调通过“学习毛泽东着作”、“选读马列主义经典着作”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社会主旋律教育的规定来看,1950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方针、组织与方法的几项原则》规定了“反帝教育、土改教育、五爱教育”的工作重点。1961年《高教六十条》提出,要使大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高校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而拥有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学生群体表现出“拥紧现实而放逐理想,追逐功利而嬉戏道义,尊重自我而淡薄群体”的价值取向[2]。对此,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结束以阶级斗争为教育内容的时代,开始重视学校和学生的实际需要。1986年《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要普及法律常识。1995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高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生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校园文化”的教育途径。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推进网络化教育的开展。
公共政策总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下制定和实施的,“体制上容纳的可能性决定了公共政策选择的结果。”[3]因此,对政策变迁影响最大的政治因素是政治体制。建国初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反映在政策领域即以中央精神和领导指示作为逻辑起点。如1950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强调,“根据共同纲领文教政策”来规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重点”及其他方面。1970年《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的批示》指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培养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遵照胡启立同志关于“在全国各大学开设法律基础课”的指示开设法律基础课。
随着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进程的到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中仍存在集权政治的“阴影”,但已不是“主流”。如1998年《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强调,根据十五大精神进行课程设置及有关工作。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些政策中,我们明显感觉到政策导向的变化,即开始关注大学生的道德、心理和生活需要,政策的文本表述由“引导”代替“应当”、“必须”。在制定政策时,政府也逐渐跳出“权力的圈子”,积极迎合学校、教师、学生的利益和需要。如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历时9个月的调研,涉及全国几乎所有高校,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宏观管理、教材建设等几个方面[4]。
文化的因子总会深入制度的具体规定和内在精神,成为决定政策变迁的重要变量。改革开放前,社会文化价值观高度同质,人们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和权威的意志作为价值尺度,绝对否定人作为个体自我的存在。这种文化价值观决定了社会的一切事务由政府直接决定,民众(包括大学生)无权利质疑政策或拒绝执行政策,即使政策发生方向性错误仍得到运行,进而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错再错”。如1957年《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出台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左”,教育目标转向阶级斗争教育,教育内容转向对马列着作的学习,教育方式转向劳动改造,管理体制转向工农兵学员管理。1980年《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出台后才逐渐“转轨”。
改革开放后,文化价值观多元突显,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价值观“迷失与缺失、多元与偏离”[5]等现象,使政府主动地变革政策。如《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的通知》、《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价值观发展的教育内容;《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个性需要的教育途径。在教育管理方面,1987年《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提出“全党全社会都应当关心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在教育制度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学校德育工作要有法制保障。”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因此,在政府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众多活动中,教育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维护、加强其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大学生作为社会中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的行为个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状态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要部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管理不是我国政府独有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方式对高校德育进行管理,只是管理方式不同而已。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发展来看,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全面干预,以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是基础动力。
政府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过程中,由官方主体(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中宣部、团中央等)主动提出,并在各高校选择有经验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进行旧、新政策的讨论,最终以官方主体的名义发文。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首先是胡锦涛专门就大学生思想教育作了3次重要批示,要求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出部署,接下来由教育部组织力量对全国10个地区,包括北京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上海地区、天津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等多所高校进行调研,征集大量材料,并从地方高校选拔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专家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形成的。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形成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大学生利益却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这种政策是“义务型”政策,即一项政策出台后,目标群体不得不履行一些新的义务或者增加履行原有义务的总量。由政府主导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以渐进变迁为主,少有激进变迁。从政策变迁的60余年来看,除《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时期对政策作全面调整外,基本保持了政策的稳定变迁。政府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时,不是保持“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而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政府的价值取向表现在:(1)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2)统一大学生思想和行为;(3)培养社会的接班人。
政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主要是根据社会环境和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调整和终止旧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新的政策。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来看,建国之初政府全面学习前苏联,使政策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管理的规定上明显带有前苏联教育制度的痕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不满和躁动倾向,为此政府推动政策转向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并相应增加了“阶级教育”、“劳动教育”、“社会教育”等内容。改革开放初期,受““””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认识和讨论,为此政府主动结束了阶级斗争教育,并推动政策从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转向突出品德教育、法制教育、人生观教育。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受“市场化”、“利益化”、“功利化”倾向的影响,大学生队伍出现了“理想淡化”、“信仰动摇”、“价值扭曲”、“责任感缺乏”、“心理素质欠佳”等倾向,为此政府再次调整政策,提出“校园文化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教育形式,提出建立德育工作的评估制度,制定有关德育工作的考核评价条例及实施办法。同时,制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费投入制度,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指标。
政策总是指向一定的目标群体。一项政策如果使目标群体获得一定的利益,那么它就较容易被目标群体接受;反之,一项政策如果被目标群体视为对其利益的侵害和剥夺,那么它就难以得到目标群体的认可[7]。因此,大学生作为目标群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力。
50年代大学生对政治、马列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据回忆:当时同学间谈论最多的话题不是体育、不是游戏、甚至不是学业,而是政治,大家都坚定地笃信马列主义[8]。因此,不论政策怎样学生都“心安理得”地接受它,学生的表现促使政府沿着建国初期的政策走下去。从课程规定来看,1956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与1952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相比较,除增加马列主义基础外,其余保持一致。1957年后,部分大学生思想的波动状态才促使政府进行政策微调。如1958年《对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规定,一律停开政治课,改开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1959后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60年代大学生共同拥有着“讲政治,不讲出身”的时代心理,对党、国家和毛主席表现出无限忠诚,拥有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追求。学生的表现使政策在延续的基础上向绝对服从于政府和社会的方向发展,以至于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如1961年《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1964年《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其目的均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宣传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
80年代大学生更多地表现为“自我搜寻”、“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奋斗”、“自我超越”,逐渐散去了对政治理论课的热情,认为“政治理论好像没有多少用处,是可有可无的。对于现在的功课不像入学时那么热心了。有时甚至想抛弃它,但又觉得束手无策,陷入痛苦的彷徨中。”[9]同时,少数学生中也出现了某些思想消极、混乱等现象,并多次发生学潮。学生的变化使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增设思想品德、法制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育内容。
90年代大学生思想动荡比较明显,如面对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感到迷茫和困惑,面对“脑体倒挂”现象和新的就业制度心理问题急剧增加。学生的变化使政府积极进行政策调整。如1995年、1998年分别形成“两课”改革的“95”、“98”方案。从课程改革来看,浓厚的政治色彩降低,道德教育得到提升。同时,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中,以“德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并整体规划学校的德育体系。这表明政府努力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向科学化、规范化、生活化方向发展。
进入新世纪,独生子女、网络信息良莠混杂、人才双向选择、“分配不公”、“腐败”等社会环境的出现,使大学生群体的问题愈加增多。有调查显示,“考试焦虑、不善于人际交往、就业焦虑、社交恐惧、梦境解析、网络成瘾、个人情感问题和强迫症八大问题”是困扰大学生的普遍问题[10]。学生的变化使政府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央领导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也着手对政策进行调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规划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主要任务、教育途径、队伍建设、组织保证等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对课程体系、教育内容、管理方式进行了调整。
从上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来看,社会环境和大学生向政府输入“信号”,政府在接收“信号”后作出政策调整,实现了政策变迁。如此决策虽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政府的“被动”给人感觉就是“当消防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被消解。从行动者来看,主要由政府、专业人士、大学生影响着政策变迁。由于专业人士与政府的利益一致,实际只有政府和大学生两个行动者。这是不科学的。约翰·金登认为,行动者应有“显见的参与者”和“隐身的参与者”之分。前者是指与政策直接相关的群体,如行政官员、民选议员、政党成员以及利益团体等,后者是指与政策间接相关的群体,包括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及与政策具有利益关系的社会大众[11]。因此,成立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各种社会组织才能推动政策有效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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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美术品是以手工艺技巧制成的与实用相结合并有欣赏价值的工艺品。工艺美术作为物质产品,它反映着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物质的和文化的生产水平;作为精神产品,它的视觉形象(造型、色彩、装饰)又体现了一定时代的审美观。随着时代的发展,工艺美术已不局限于手工艺,而是与机器工业,甚至与大工业相结合,把实用品艺术化,或艺术品实用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工艺美术的传承发展状况分析报告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来自正确的理论指导和观念层面相应的认识水平,由于多年来外来文化的影响和经济发展的制约,使观念层面的工艺美术处于社会认知严重缺位的状态,导致其发展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当代工艺美术的发展包括三个方面:持续发展、地域发展、特色发展
1、持续发展
持续发展要求我们站在更高的角度,要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为了后代着想,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更不能破坏生态环境。对工艺美术来讲,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表象在这几方面:(1)余料废料的开发和利用;(2)审美的提高与时代性;(3)强调手工艺发展和高科技的并进,这样既强调了物质文化,也强调精神文化的发展,才有可能做到“天人合一”,持续的发展;(4)材料应该是可持续再生的;(5)作品功能性的提高和多样;(6)强调地域、民族艺术特色的鲜明性而非雷同。
2、地域的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域有着很明显的区别,工艺美术的发展应该根据各地域的需求,要因地制宜。一方面要适合地域的条件和百姓的习俗,另一方面还要利于生产和发展。工艺的美术要强调出地域的特色,避免千篇一律,提倡百花齐放,发挥各自的又是,与当地生活的居民相结合起来,这是工艺美术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使工艺美术成为大众文化和大众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
3、特色的发展
中国是古老文明的悠远古国,中国的工艺美术强调中国文化特性,具有明显民族文化身份的艺术门类,既要保留我们工艺美术的文化特征又要融合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点,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新时期优秀的工艺美术作品,符合大众的审美要求。
1、家族传承。家族传承是指在有血缘关系的人群中间进行传承,主要是要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一般都是父传子,传男不传女,但是“传男不传女”的封建思想比较严重,所以女子在传承方面也不抱太大的奢望。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封建的思想,但在现在也有这种固步自封的现象出现,较之原来也进步了不少。族内的传承一般只传授给家族中的人,如果某些家族人口众多,就要进行选拔的方式来进行,选取最优秀的家族子弟来传承。一些家族没有子嗣的也会破例传给女子,但是不允许她们离开家门,或是招女婿倒插门,或是不准出嫁。构成传承链的保守型和封闭性,但是得到传承的子女可以利用家族的精湛手艺技术来拓展知名度,在同行业中赢得声誉和地位。
2、师徒关系由师傅挑选徒弟,徒弟也要是旁系亲属、业缘和地缘关系,传统手工艺的精髓和技能往往“直可意会不可言传”。师徒传承方式中,师傅为了维护本门或是自身的利益,很多门派的技艺和秘法都是不外传的,类似武侠小说里的门派,本门的功夫只有在门派中才能习得。徒弟只有靠自身的悟性才能成才,虽然带有某种时代的局限性,但却充分体现了传统工艺美术的性质和特点。最开始师傅手把手教的时候比较多,到后来就是徒弟动手自己操作的时候多,这中间是一个慢慢演变的过程。其中还要看徒弟个人的领悟能力,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这个道理。要凭借个人的努力和悟性,手工艺最终要的岁月的磨砺,有悟性不实际操作最终难成大器。
3、企业传承中,师傅在招手徒弟的时候时时非常注重人品和天赋的。传统的手工行业重视师承关系,从徒弟的技艺和品行就能看出师傅的为人。作坊是手工艺人长时间工作的场所,身怀绝艺的手工艺人只有在这样的独特空间里才能感受到手工艺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学徒制度曾经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产生过重要的作用,现在的学徒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转变为学校的职业教育。现在的学徒已近不是单纯的传统传承方式中继承师傅技艺的人。建国以后,各种工艺美术的生产合作社、生产小组以及工厂企业的成立,由国家组织对学徒工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师傅的只是起到工作经验比学徒多的作用,大多数时间都是进行指导,师傅和学徒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
社会传承好像是对前三种传承模式的综合,但被传承者主要是要靠自学领悟为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多个名义上的师傅对多个徒弟进行传承方式;二种是没有师傅、或没有经过正式拜师仪式者,通过多看艺人操作,分析创作作品中的技巧。社会传承在1950年以后有了巨大的发展,师徒关系有建立在合同制上的,也有通过自学成才的途径,由于各地工艺美术的行情不同,各地培养学徒主要是根据当地的行业特点和要求,采取一个徒弟专门跟一个师傅,师傅也不需要脱产,以合同的方式联系起来。建立在劳动合同及利益基础上的师徒关系的社会传承方式的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工艺美术有着较为灿烂的过去,我国的工艺美术领域在世界上都享有盛誉,这种优势让我们觉得工艺美术应该会很好的发展下去。但事实却事与愿违,我国的工艺美术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尴尬和困境。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这个时代其最大特点就是多元共生,多元的共生就会产生许多的矛盾,它们之间也不再是单一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即可相互制约,又能相互促进、相互借鉴的关系。工业和手工业的矛盾曾经是那么的尖锐,但是现在这两种生产方式却能和平共处,相互交融,衍生出半机械办手工的新型生产方式。
这种生产方式存在这不完善的地方,很大一部分半机械半手工的产品都是国外的订单,或是为国外工艺美术产品进行加工。而针对内销的产品再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和外国相比,一切只是为了经济而考虑,忽略了工艺美术的文化和底蕴,使中国的工艺美术面临着两难的境地。
传统的工艺美术在多元化时代里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工艺产品占领了生活用品的主要市场,手工制作的工艺美术失去了这个重要的市场。因此许多手工艺开始出现后继无人,无人从事的情况,对中国这个传统工艺没事国家来说是一种悲哀,更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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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民间音乐传统音乐传承发展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民间音乐是中华民族音乐艺术的魂。民间音乐一般是指在民间形成并流传于民间的各种音乐体裁,如民间歌曲、民间歌舞音乐、民间器乐、民间戏曲和说唱音乐等。民间音乐在中国传统音乐中,比其他诸如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等更具有生命力,是其他音乐的源或根。因为,民间音乐生于民众之中,活跃于民众之中,最贴近人民群众,最直接反映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发展变化。在中华民族音乐艺术的大舞台上,民间音乐可以称之为纪录和反映民间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所以,传承和发展中国民间音乐是弘扬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必然内容。
一、民间音乐是民族音乐艺术的根
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就像一个百花齐放的大花园,而民间音乐则是这座花园里长开不败、争奇斗妍的奇葩。民间音乐是最具有民族性、群众性的艺术形式,它产生于民间、生长于民间、流传于民间,是中华民族音乐的源头,是文艺创作的土壤,是艺术家创作的先师。民间音乐之所以能在漫长的历史中基本上不采用书面乐谱的传承方式,而主要靠口传心授在民间广为流传和发展,正是因为它总是伴随着人民群众的心声,是人们精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寄托和“食粮”。在《中国民间音乐》一书中,伍国栋先生将民间音乐界定为:“民间音乐是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传统文化中存见的一部分既古老又现代的音乐文化类型,是始创于人民大众又供人民大众在日常社会生活中通过口传心承方式来共同操纵、共同享有、共同演绎和共同传承的一种非专业创作的社会音乐文化产品”。“中国民间音乐是指由百姓集体创作的,能够真实地反映其生活情境的,生动的表达其情感愿望的作品”。民间音乐是一般庶民百姓的音乐,是适合广大民众审美需求的一种艺术,具有鲜明的原生性。与中国传统音乐中其他三类音乐比较,宫廷音乐总被称为“雅乐”,民间音乐总被称为“俗乐”,而“雅乐”的产生却是宫廷乐官和乐工们到民间采集“俗乐”整理、加工、改编后得来的;宗教音乐也在民间祭祀典仪中的曲调和器乐等基础上,逐渐演变成佛、道等宗教音乐的;文人音乐更是以民间音乐作为艺术形态和内容根基,由文人加工创作的反映人们精神、理想和生活情趣的音乐。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民间音乐可以称为中国传统音乐中其他音乐的“根”或“源”。
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必须充分利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积极成果,特别是继承和发扬民间音乐的优秀成果,不断创作出反映人民生活、表达人民情感、体现社会文明的优秀音乐作品。著名音乐家马可曾说:“历代伟大的音乐家都是十分重视民间音乐的,他们常常把民间音乐吸收到他们的创作作品中,通过音乐找到了接近人民的道路。这是因为民间音乐生动地表现了人民的生活情趣,真实地反映了历史,而这是艺术作品的灵魂!”,“一切伟大的音乐家总是继承着民间音乐所提示的方法和方向作进一步的艺术加工,而不是与它的方向背道而驰;任何天才一旦违背了民间音乐的这种传统,他的作品就会脱离人民、降低价值!”。可见,民间音乐的先师性、根源性是不容忽视的。
二、民间音乐在社会进步中传承和发展
民间音乐从产生起就伴随着民间民众的期望和渴求,也偕同社会历史的前进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传承和发展。由于民间音乐是人民大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精神产品,所以有着不可割断的承继性和发展性。民间音乐的继承主要靠口耳相传,具有流变性的特点,紧密贴近民众的生活,也正是由于这种属性,使它在社会变迁中发展,在社会进步中传承,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各时期、各地域、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例如,民间歌曲。民歌一直是“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的创作,它用极其朴实的音调和语言直接歌唱出人们的心声,真实地反映出民众的生活和社会的现实环境。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民众在相传的老民歌音调基础上总要重新添词,创作出反映当时社会题材的新民歌。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时期,民众的革命意识、改革意识大量唤起对民歌创新。如东北民歌《月牙五更》,过去是传唱孟姜女、西厢记等民间故事的,土地革命时期的民众把旧词换新词,变成歌唱农会、自卫队的《翻身五更》。还有《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唱得幸福落满坡》等,这些新民歌都是在旧民歌曲调的基础上,结合现实生活实践,在歌词上做出适应时代特点的翻新。
再如民间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民间歌舞音乐是烘托形体语言的音乐艺术,它也直接地表现了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民族风格、地方特色和精神面貌。在民间歌舞搬上舞台后,它的音乐色彩和层次更加完善了,但仍然传承着特定的民间风格。
如福建的《采茶扑蝶》,仍然使用的是“采茶灯”调,只是在曲调结构和速度上做了调整,通过这种变化来表现新中国成立后采茶姑娘们集体劳动的欢愉场面。说唱音乐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在整理传统节目的同时,对演唱方法、唱腔和伴奏予以改革,创作了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新作品,如陕北说书《翻身记》、单弦《人民大会堂颂》等。戏曲则更加明显地表现为民间音乐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成为民歌、民乐、舞蹈的综合艺术,从先秦的乐舞和俳优,进入汉魏的百戏,又到隋唐的拨头、摇踏娘、参军戏,发展宋元的杂剧,直到明代的传奇和清代的“四大声腔”。新中国成立后,戏曲继往开来、空前繁荣。
三、民间音乐不能在不经意间消亡
改革开放促进了外来文化的交流与借鉴,新奇感使一些现代人热衷追求新潮、新艺术形式,而忽视了本民族固有的艺术精粹。尽管民间音乐还在静静的流传繁衍,然而它的重要性和社会作用在一些层面已经慢慢开始被淡忘忽视。新一代文艺工作者要认识民间音乐的博大精深,重视民间音乐的生存与发展,要把创新植根于民间音乐,深入学习研究民问音乐的精髓,保护、继承和发扬民间音乐的优秀文化,切实为繁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贡献。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电子音像制品使民众的音乐视听变得无限广阔,不再像过去那样只依赖于简单、直观、本地的民问音乐满足精神生活了。各地方、各民族淳朴的民间音乐在新生代传唱中越来越少,甚至只有在穷乡僻壤才能听到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民歌,维吾尔族的木卡姆、侗族大歌、苗族飞歌等少数民族音乐也一度面临失传的危机。其实,按照现在的科技手段,想保留住这些民间音乐是不难的,但是如果意识不到继承和保护它的价值,这些宝贵的遗产就会在不经意间消失。从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中国的昆曲被列为世界首批19个“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一,到2009年,我国已经有古琴、南音、侗族大歌、粤剧、格萨(斯)尔、藏戏、玛纳斯、花儿、西安鼓乐、呼麦、中国朝鲜族农乐舞、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以及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等29个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世界上列人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这标志了我国的民问艺术已成为世界人类的共同遗产受到重视和保护,那作为炎黄子孙就更不应该淡漠和遗弃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了。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音乐院校中,重视西洋音乐的教学,轻视民间音乐的教学。很多音乐院校的学生不了解梅兰芳、冼星海及古代诗词歌曲和传统民歌。在全国高师学生五项技能比赛中,选手在听辨各地方民歌的考试中表现都不好,甚至有的连本省本地区的民歌都听辨不出。这些选手都是全国各师范院校的精英学生,他们对民间音乐都不甚了解,毕业后又如何教导他们的学生?所以,从民间到舞台,从民众到课堂,都要警醒中华民族民间音乐亟须继承和保护,不能让属于民族的、大众的民间音乐在不经意间消亡。
四、继承和发展民间音乐的一些举措
首先,要积极做好采风工作,多多接触和了解民间音乐。学习与研究民间音乐不能局限在工作室中,需要更多地走人民间广袤的天地,近距离的感受、考察各地区各民族民间音乐的形式、风格及特点,这不仅有利于更多捕捉民间音乐资源,还可以辅助相关学科和人文历史的研究。
其次,要用现代化科技手段,记录原汁原味的民间音乐。可以对民间音乐进行准确清晰的录音、录像等采集工作,使它们大量完整地保存下来,为今人和后人研究、传承提供丰富的资源。
第三,要汲取民间音乐的原生态精粹,把它融人文人音乐创作中,使民间音乐在文人音乐的创作中传播和发展。现在国内很多音乐作品,在运用民间音乐的曲调和元素来吸引民众;甚至西方一些作曲家也在使用中国民间音乐素材,创作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作品来增加感染力,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民间音乐艺术的魅力。
第四,要重视学校的民间音乐教育,让学生更多了解中华民族文化,喜爱民间音乐艺术。
民间音乐的延续,是中华民族音乐生存的象征。我们要珍爱、传承、发展民间音乐,让它伴随中华民族文化一道永远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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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建筑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也是世界建筑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古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因此对其结构性能进行研究是实现古建筑保护的重要途径。中国现存的木结构古建筑最早的已经存在逾千年,很多结构经历了多次自然灾害的考验仍然屹立不倒。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中国古建筑保护理念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古建筑保护是文物保护的一部分,是继承传统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阐述了对古建筑保护的理念和内容,分析了在古建筑保护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从而更好地开展古建筑的保护工作,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古建筑 保护理念 传统工艺
前言: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国的古建筑,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世界建筑中独树一帜,拥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与西方石制古建筑不同,中国的古建筑多为木质材料,无论是木质材料的构架结构,还是榫卯结合的形式,都表现出中国独有的特色。作为古建筑保护工作者,应清楚古建筑的损坏特点和修缮方法,在修缮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存其历史与艺术的价值,经常维修,从而使古建筑永葆健康状态。
由于古建筑是一定时期文化环境影响下产生的艺术品,因此都具有各自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在保护与修缮的过程中,针对的只是古建筑的物质组成部分,而不改变古建筑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因此在保护过程中,针对不同价值的古建筑,需要对其价值进行意义评估,从而拟定不同的保护对策[1]。
在对古建筑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应加强对古建筑保存状况的研究,通过对其材料、保存环境等的研究,找出古建筑损坏的原因和实现古建筑长期保存的办法。此外,还可以利用传统和现代的技术,对古建筑加以保护和修复。在保护和修复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相关的资料,而不能凭借自己的主观想象随意改变,从而破坏了古建筑的历史原貌。
对古建筑的保护,首先要保护的是古建筑的本体,包括古建筑原先的平面格局、造型以及艺术风格等,每个古建筑都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和地域文化特色。保护古建筑,就是不改变古建筑的原状,不损毁、改建或者拆除古建筑。古建筑的原状,指的是古建筑最初建成时的样子,通过建造时间、类型和工艺手法等找出依据,从而恢复其本来面目,再现当时的风采,进而保留古建筑的文化传统特性。
其次是保存古建筑的材料,以及原有的结构[2]。古建筑的材料主要由木、石、砖、瓦、灰五种构成,由于我国的森林资源缺乏,木材通常是供不应求,基于此种现状,我国的古建筑方式需要采用现今的建筑方式,而湿木材通常难以保证古建组修缮的质量。砖瓦的制作也是古建筑修缮的问题之一,由于传统工艺的大量缺失,现代的砖瓦厂很难烧制出原有的砖瓦,从而使古建筑修缮质量大打折扣。建筑结构决定着建筑类型,古建筑在修缮过程中如果不能保持原有的建筑结构,就会降低古建筑的科学价值,同时也改变了古建筑的形式。
此外还有保存原有的工艺技术,用原有的材料、原有的工艺、原有的技术完成古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工作,是实现古建筑保护和修缮的根本保证。当原有的技术难以完成古建筑的保护工作时,可以利用现代的技术实现古建筑的保护工作。
在古建筑的保护过程中,通常会出现一些问题,从而不利于古建筑的保护。首先是公众的古建筑保护意识不足,人们在参观古建筑的同时,如乱涂乱画等现象,会造成对古建筑的破坏。由于旅游业和房地产业的兴起,部分人为了眼前的利益,对古建筑进行彻底翻新,从而造成了对古建筑的破坏。
其次,古建筑的保护略显表面化,相关方面的措施不够。部分古建筑的保护仅限与对周围环境的改造,而忽视了对其内部的原状的保护,外表上颇有古韵,而内部则是钢筋水泥加固,失去了古建筑原有的韵味。中国的古建筑多为木质结构,消防设施的缺乏通常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如2009年7月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怀德堂突发大火,短短几个小时后,百年建筑毁于一旦[3]。
此外,在古建筑保护过程中,通常会忽视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设。古建筑的保护仅仅停留在单个建筑上,而忽视了建筑周围的历史环境与文化氛围。久而久之,古建筑的历史文化氛围也将逐渐消失。
针对中国古建筑保护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应进一步提出应对措施,首先,提高广大群众对古建筑的保护意识。让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对古建筑的保护,成立相关的保护团体,宣传保护古建筑的重要意义。广大群众和政府部门相配合,共同开展对古建筑的保护工作。
其次,要加强对古建筑的维护,不仅要维护古建筑的外表,更要维护古建筑的内在。定期对古建筑进行修复,在修复过程中保持古建筑的原状。强化古建筑的消防措施,尽可能地减少火灾发生的概率,在发生火灾时也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建筑的损坏。加强火灾预防技术的应用,通过各种探测报警系统,做到防患于未然。
再次,将古建筑保护与城市建设结合。在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坚持古建筑保护和城市建设结合的原则,合理规划古建筑保护范围,做到对古建筑本身及周边的文化保护。在城市的建设上,做到与古建筑风格保持协调。
此外,加强对相关人才的培养。通过在高校开设相应的专业来培养专门的人才,通过开设古建筑工艺技术等方面的课程,从而使传统的工艺技术得以代代流传下去。通过对专业人才的培养,从而扩大古建筑保护的队伍,提升保护人员的整体水平,从而便于古建筑保护工作的更好进行。
结语: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国家实力的日益增强,国家与社会对古建筑的保护的关注也逐渐加强。不断发展古建筑保护的理念,关注古建筑保护的内容,针对古建筑保护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公众对古建筑保护意识不足、古建筑保护不够、忽视相关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等问题,提出提升公众对古建筑保护意识、加强对古建筑保护、将古建筑与城市建设结合的对策,从而更好地开展对古建筑的保护工作,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1]刘乃涛.试论中国古建筑保护理念[J].文物春秋,2008,09(06):43-46.
[2]王洲,潘可馨.中国古建筑保护的发展与对策浅析[J].科教导刊(上旬刊),2011,07(08):245-246.
[3]邱盼.试论我国古建筑保护面临的问题[J].山西建筑,2009,01(29):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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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央国家领导集体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冷静分析、抓住机遇,务实灵活的推进外交关系,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更加完善。但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没有变,中国外交“和”的理念没有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然是中国外交工作的基石。随着改革开放稳步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中国和平外交内容不断丰富,取得了新的成果,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需要冷静面对,制定相应对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共赢主义”外交新理念与中国崛起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为了应对日益复杂和多变的国际格局,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以共赢主义为核心的新型国际治理理念和一整套具体措施。共赢主义的提出,将有助于营造适合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并为国际交往格局的健康发展创造新机遇。
【关键词】共赢主义 国际格局 中国崛起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可见,建立互利共赢的国际格局,已成为崛起中的中国在当今时代的一大选项”。
一直以来,中国都秉持着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不仅大量吸引外资、出口产品和服务,还在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杠杆和资本支持。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据德意志银行2013年的统计,中国对世界GDP成长的贡献高达38%。
但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和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崛起充满疑虑。它们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对其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产生威胁和挑战。在坚持和平外交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等基本外交政策原则的同时,中国亟需发展新的外交理念和思路,以推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共赢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理概念,亦非单纯的政治口号,而是一个深具理论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的思想体系。实际上,共赢主义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崭新概念。
共赢主义的第一个核心内涵,就是强调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应该建立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国际交往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双赢乃至多赢。只有参与者都心甘情愿,才能达成共识并取得共赢。在博鳌论坛上,指出,我们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强调“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以及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共赢主义的第二个内涵,是强调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应该建立在互信、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恰如在博鳌论坛上所强调的那样,“‘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在亚信上海峰会上,强调,“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共赢主义的第三个内涵,是将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有机联系起来,这是的治国理政思想从内政到外交上的延续。外交从来都是内政的延续。提出共赢主义,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令人耳目一新的内政治理思想。
执政以来,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不断走向“新常态”,并倡导将改革红利惠及全体民众。如果细加分析,就可以发现共赢主义的思想,都可以从在整饬内政和深化改革上的种种提法和措施上找到渊源。
共赢主义的第四个内涵,是它具有一整套的相互关联的理念和机制。在博鳌论坛上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许多人都认识到跨国、跨地区的合作与协调至关重要,但是却无法提出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使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只是难以企及的空中楼阁。阐述了推动和实现共赢主义的许多措施,使合作共赢不再只是人们所期许而难以实现的理想,从而为共赢主义的落地和得到认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体来看,实现共赢主义的道路至少有两条。其一是改造现有的国际交往渠道和对话平台,使之能够进一步支持国际治理的新形势和新需求。比如,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亚信的发展,使之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而不再只是过去轮流召开的常规性多边会议。其二是建立新的国际交往渠道和沟通平台,以打开新的国际交流和合作局面。当既有的国际组织和游戏规则无法满足共赢主义的需求时,就需要提出替代性的制度框架和政策工具。
同合作、互利、共赢等有关的概念和理念有许多,但是所倡导的共赢主义却与它们有显著的区别。概括来说,共赢主义有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延续性。共赢主义不是另起炉灶或推倒重来,而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自然延续。从中国历任领导人所提及的外交理念可知,的共赢主义,在思想脉络与政策思路上,都同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和前后连贯。换句话说,共赢主义既有其崭新的一面,也有其历史连续的一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外交理念的集体智慧结晶。
第二,总体性。共赢主义不单纯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总体战略。共赢主义也不止是单方面的具体举措,而是多管齐下的综合国家战略。无论是在各地兴办的孔子学院,还是广泛接受海外留学生到中国留学,亦或是积极举办体育赛事、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主动开展国际交流,中国将软实力与硬实力相结合,采取多种方式全方位、立体化地推动共赢主义。树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合作互利意识,开展各领域和全方面的沟通、交流、合作、共享、互助和协调,这些理念和行动充分反映了共赢主义的核心精髓。
第三,共赢主义体现了的治国理政思想,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共赢主义既是中国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个人思想的集中体现。有着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其足迹遍及中国大江南北,这使他逐渐形成了利益共享和互惠互利的发展思路。可以说,的地方工作经验对其治理理念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共赢主义的提出并非想当然的,而是对其长期工作经验的提炼和总结,因此自然而然烙上了鲜明的个人特质。 第四,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仁政、实用、有序、和谐等理念。在多次讲话中都援引儒家经典语句,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提出的共赢主义,强调世界各国平等交往,有序参与,共同发展和分享收益。在共赢主义的世界里,大国推行仁政而不是霸权,讲求各国关系的和谐,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未来愿景。共赢主义也并非空中楼阁或水中之月,而是从中国实际和各国的共同诉求的角度提出来的,因此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就此而言,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没有对中国传统思想精髓的透彻领悟,就无法提出共赢主义并将其贯彻落实。也正因为共赢主义所蕴含的深厚哲理,它才能够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和支持,并在未来产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中国倡导的共赢主义,是首次以大国的名义提出的国际格局新构想。共赢主义的影响会是渐进性的过程,它的影响可能会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共赢主义的影响体现在抽象的理念层面。即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的领导人,所倡导的共赢主义将为其赢得更加正面和积极的国际形象,并有助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除了其国力外,更为重要的是国家领导人的理念。以共赢主义为核心理念,和中国都将从理念上更持久地影响世界。
其次,共赢主义会在机制层面产生影响。从亚投行的事例可见,在共赢主义理念的影响下,中国提出的许多新机制和新方法,会日益为其他国家所接受和认可,并逐步成为补充乃至更新国际交往格局的替代性选择。共赢主义的提出立基于许多行之有效的具体机制和政策措施。这些机制和措施既有此前未必重视和充分利用的,也有此前从未被付诸实践的。它们的提出和推行,为其他国家解决类似的国际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迪,也为中国打开国际格局新局面提供了密钥。
最后,共赢主义的影响立基于切切实实为其他国家所带来的现实效益。只有给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共赢主义才能真正说服人们。光凭好听的承诺、悦耳的语言,无法真正说服其他国家认同乃至追随。只有通过切实的行动,产生实质性的收益,才能赢得其他国家的心悦诚服。基于共赢主义的理念和机制,产生现实的收益并为其他国家所共享和共有,就会为共赢主义的持久影响提供可持续性的支持。
推行共赢主义并不会一帆风顺,无论是在中国外部,还是在内部,都可能会面临不容忽视的挑战。共赢主义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来自美国,因为中国的崛起必将撼动美国对世界的主导地位。共赢主义将直接或间接挑战西方霸权所主导的国际游戏规则,特别是美国对全球格局的控制形势。相对来说,英国、欧洲、亚洲等国家的民众对中国崛起的看法更为正面。
美国皮尤调查(Pew Survey)在2014年的一组全球调查结果,可以反映当前美国民众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有一定了解,但是这些认识并不一定都是正面的。总体来说,越是具有世界主义的美国民众(如民主党派、自由主义或曾经访问过中国),越对中国持有积极态度。调查还发现,中国日益凸显其承担国际责任的大国风范,但是美国许多民众却“不买帐”,甚至持有负面抵触的态度。这种负面态度主要源于他们认为中国还未履行其国内义务(如所谓的保护人权和民主化改革),并可能对美国构成挑战。相对来说,对中国文化和知识感兴趣的美国民众,往往持正面态度,表明中国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性。
此外,台湾大学的朱云汉教授领衔的“亚洲晴雨表”对13个国家的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结果。多数受调查的亚洲国家都对中国在本区域的影响持积极态度。与中国存在潜在安全冲突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对中国持怀疑态度,而在领土和文化上接近的国家对中国崛起较为乐观。与中国存在历史遗留问题或政治敏感议题的亚洲国家的民众,很难产生对中国的友善态度。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会提升对中国的好感,但也可能因为经济脆弱性问题而产生敌对情绪。与此同时,一些亚洲国家并不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而这同中国在本区域和国际上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上述调查研究表明,中国在推行共赢主义的理念和机制时,需要采取借力打力的策略。在某些利益上体现中国的价值元素,才能吸引和赢得其他国家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加强自身的国家能力建设,特别是文化软实力的构建。目前,既了解中国文化,又通晓世界规则的全球化人才还较为匮乏。中国特别需要培养具有国际交往能力和全球开阔视野的人才,以支持其日益发展的共赢主义。此外,强化共赢主义的影响,需要中国采取若干关键举措。
首先,中国需要为世界其他国家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应承担大国所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并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和支持。以也门危机为例,中国不仅营救本国国民,还派出部队积极营救包括新加坡等国家在内的他国公民。再如非洲,中国为许多国家提供无偿性且无附带条件的医疗卫生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援助等,惠及许多当地民众,并赢得人们的交口称赞。通过提供诸如此类的国际公共产品,将有助于中国的共赢主义获得越来越广泛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其次,中国应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并站在多数国家的立场上主张权益。共赢主义强调不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而且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换句话说,中国应该站在共赢的角度上提出自己的主张。这种大国胸襟和仁政理念,将塑造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正面形象,并为共赢主义的推行提供强有力的共识支持。
最后,实现共赢主义的制度化,是最为关键的举措。中国所倡导的亚投行,可谓引领了一股新风。其开放的胸襟、广邀各国自愿参与、主动放弃否决权、透明的决策过程等,必将赢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赞许和认可。与此同时,亚投行所推行的制度创新,可以与其他国际组织的既有制度相抗衡,而中国作为正面榜样的力量,也会使共赢主义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作者分别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陈嘉庚讲席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院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研究员)
①《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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