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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自然法学派认为,道德与法律有本质的联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浅谈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道德与法律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毕竟二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调整规范,有着各自的调整领域。对它们的调整范围界限不清的话,会导致社会评价标准不一,终将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法律与道德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产生方式上,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体系,道德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共同认识;
第二,在调整对象上,道德通过影响人们的内心信念来调整外部行为,而法律则直接指向人的外部行为;
第三,在调整范围上,道德调整的范围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相比较来说,法律调整的范围就很有限了,法律调整的主要是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产生实在影响的行为和关系;
第四,在表现形式上,道德存在于观念中,缺乏明确的标准,而法律是确定且逻辑严密的规范的集合;
第五,在调整手段上,道德主要依靠人们内在信念和社会舆论的谴责来发挥作用,而法律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大多数情况下,道德与法律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实践中二者发生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道德与法律产生冲突的原因有哪些呢?
首先,法律与道德之间不是对等的关系。违法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而违背道德的行为却不一定违反法律。究其原因,并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具有法律效力,统治阶级通过立法的形式把体现本阶级利益的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从而维护统治的社会价值观念基础。反之,若把所有的道德准则都变成法律,那么道德就取代了法律的地位,这与制定法律的初衷是相悖的。
其次,一方面,法律对道德变化的适应具有滞后性。道德观念随着物质条件的发展而变化,这种变化需要在长时间的潜移默化中完成,而法律通常产生于道德之后,加之法律的稳定性的要求,法律不能及时快速地作出相应地调整。另一方面,法律在制定时往往具有前瞻性,可能超越当时的主流社会道德。当道德与法律的步调出现不一致,二者之间的冲突就随之产生了。
再次,由于道德本身的范围是模糊的,当法律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概念阐述不清时,法律的强制力就容易与道德规则的约束力相冲撞,由此引发冲突。
对道德与法律冲突的选择
当道德的指向与法律的规定发生分离时,拥有裁判权的法官到底该如何选择,在社会上曾引发了无数争论。笔者认为,在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大背景下,法律的至高无上性不容置疑,道德以及其他规范应当服从法律;而在法律规则模糊不清以及无法涵盖的领域,则是道德的用武之地。这是由道德本身缺乏客观性和可实际操作性等限制因素所决定的,在缺少法律约束的条件下,扩大道德的适用范围必然会引起评价标准的混乱。
结语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是亘古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立足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道德的法律化是解决法律与道德冲突的问题重要途径。我们可以尝试在现实中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将尽量多的合理化的道德纳入法律的调节体系,立法时应尽量追求与道德的统一。
浅谈道德与法律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道德,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对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人通过善恶规范、准则、义务、良心等形式,来规范和约束其行为的一种准则。它是关于是非、荣辱、善恶、美丑等观念、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本身不具有强制力,但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主要依靠社会舆论评价、风俗习惯和内心良知来保证实施并发挥效用。道德属于精神范畴,是社会意识中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出现。
法律,是由一定政治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由国家制定并颁布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用以调整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总和。较之道德,法律具有强制力,它的实施主要依靠外在的强制力迫使人们去遵守,如果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其产生和发展受制于一定的条件,是随着国家和阶级的出现而产生的,在整个意识形态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
道德和法律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法律的运行以道德为基础,道德的延续以法律为支撑。道德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指导着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法律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法律又为观念上层建筑的实施提供了保证,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二、道德在中国现代化变迁中的具体表现
“修身”、“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5000年优秀文化中孕育的治国安邦之道,这也是历代贤明的君主尊崇的座右铭。然而,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中国社会素来稳定的伦理道德文化也随之发生了不可避免的震荡,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道德是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是对经济基础比较直接的反映,道德具有历史继承性,不同的时代道德也具有不同的观念和评判标准。当前,中国已经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道德伦理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建立与现代化相应的新的道德观念。道德由他律转向自律,由苛求转向宽容和谅解,由感性转向了理性,伴随着道德价值的转向,道德不仅使社会个体层面实现了自我完善,同时也满足了社会集体层面规范的作用。这极大的调动了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乱世重典,治世隆礼”,在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之下,整个社会的法治也在不断的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证。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矛盾体,当我们在满怀喜悦地展示改革以来道德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和成绩时,又不能不理性的正视道德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弊病。当前中国社会处在大的变革和转型时期,伴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的道德价值也呈现出多极化的特点。被人们奉为民族血脉的道德文化,在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开始失重,人们似乎迫不及待的摆脱道德的种种束缚而去追求一种所谓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一种非理性价值观念逐渐替代传统的理性价值,致使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评价标准和威慑力;当个人的价值和作用在传统的义利观中得到肯定和尊重的同时,人们在追求价值的过程中似乎又转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拜金主义又席卷而来,有很多人在利益的驱使之下,无视道德的约束,不择手段的谋取自身的利益。
权钱交易、兜售假冒伪劣产品、贩卖毒品、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屡见不鲜,金钱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之下,党的一些干部被腐蚀,脱离了人民群众,不法商人见利忘义,置他人生命安全于不顾,这些现象不仅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甚至危及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以及部分敌对势力的干涉,中国传统的美德也岌岌可危,“尊老爱幼”,“勤俭节约”、“尊师重道”等传统的价值观念被逐步的弱化,例如当前社会老人过马路不敢搀扶、公交车上没人愿意给年迈的老人让座,一部分教师缺少师德向学生索要钱物,这些现象都显现了当前道德的缺失和冷漠。中国传统的美德是中国5000年灿烂文化得以延续的主要动力和源泉,道德的缺失和沦丧,必然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的伤痛,这必须要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三、如何发挥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我国一直强调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在德治和法治共同作用下,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秩序的稳定。当前我国道德信仰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市场过多的注重物质财富的积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使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变得拜金和冷漠;在社会领域,权力监督力度不够、社会和市场缺乏监督,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缺少民主法治、人民的诉求不能得到响应,权益得不到维护,这也直接造成当前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在文化领域,利益的多元化,也直接造成了人们思想的多元化,一些消极的文化渗透到了社会生活之中,而主流文化却处在弱化的状态,这也是当前道德危机的重要原因。
十八届四中全会,党中央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这在党史上尚属首次。道德和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两条红线,社会的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诚信、友爱需要法律和道德一起发挥作用。道德和法律都蕴涵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容,道德指引着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同时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当前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公民法律素质较低、民主法律意识淡薄,有些人甚至在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都浑然不知,更不知道采用何种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通常采用聚众闹事、自焚等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愿;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但是却不够完善,缺乏体系,这直接造成了法治实施的不彻底,因而导致法律在应用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行政色彩,难以实现真正的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法律是道德建设强有力的支撑,法律将道德中的价值运用到法律实施过程当中,不仅能够维护道德风尚也能培养道德意识,法律和道德两者之间是高度统一的关系,法律实施的不完善也会直接影响道德发挥作用,道德的缺失会影响法治的建设,因此要想早日建成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我们必须坚持法律与道德“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首先,要加快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生存空间;
其次,要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为道德的发展创造条件;第
三,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将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结合起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在全社会树立一种新风尚。
最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立法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深入的考虑道德的因素,贴近人民实际生活,把相关的社会问题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以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强化法律的实施,法律是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而制定的制度保障,如果不能有效的实施,最终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国家必须强化法律实施、完善法律监督,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形成全社会守法、维法的氛围,最后形成全社会讲道德、受法律的文明风尚,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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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道德与法律的融合
道德和法律都可以调整人们的行为,而道德侧重通过舆论、信念、习惯来调整人们的行为,法律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保证人们行为的合法性。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力,还需要道德的约束力。
一、中国道德和法律融合的必要性
道德和法是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历史前提的根源,它们最初是一体的,正像唯物史观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也就从哪里开始”。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主要手段,其产生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
(一)道德和法律有共同的逻辑起源。前苏联史学家谢苗诺夫用大量史料证明:原始禁忌是社会规范的最早形式,属于某种最原始的社会规范。另一位前苏联学者、法学家雅维茨在其《法的一般理论―哲学和社会问题》一书中提出:“在遥远的过去,单纯依靠禁忌调整人们的关系,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最初和最低级的形式。在当时,禁忌的作用是由恐惧和习惯保障的,被看成是统治整个共同的自然的、基本的力量。”因此,禁忌在原始社会具有同道德和法律相同的规范作用。
(二)道德和法律有共同的价值追求。由于人类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需要,道德和法律便应运而生,另外随着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建立,法律从道德中独立出来。它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秩序、自由和公正。
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和良好运行的基础,是社会的结构要素之一。社会秩序通过习惯、道德、制度、法律等四种形式实现。其中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任何社会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秩序基础之上运行的。
法律和道德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即自由。自由是促进法律发展的重要条件,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道德自由和法律自由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公正是道德和法律的最高价值目标。道德公正和法律公正既联系又有区别。法律公正的确立和生效根源于道德公正的规范功能。如果没有道德公正和它的规范功能,法律公正可能成为泡影,它的积极作用很难得到发挥,还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
二、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客观性
中国道德和法律的融合需要深厚的理论作基础,还要符合我国现实的客观性。即具有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和生态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具有竞争性、法制性、自由性等一般特征外,还具有诚实信用的专门特征,而道德和法律融合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包括自由、平等、正义、秩序、信用等。
道德与法律的融合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民主是法治的必要前提,法治是民主的有力保障。法治不仅仅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社会主义民主蕴藏着一定的道德内涵,民主问题是现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普遍关心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道德与法律结合的文化基础。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规范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实现道德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有机统一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三、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具体路径
结合道德与法律本身的内在联系及当代中国现实情况可以看出,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具体现实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要实现道德与法律的良性互动。道德与法律都属于上层建筑,都可以作为调控人们行为的手段,但它们在基本内容、表现形式、调控方式、产生时间等方面存在不同,这并不影响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
1.加强法律对道德的保障。道德的运行离不开法律,有时法律将道德规范制度化、模式化。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对促进社会大众的文明觉醒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显然,道德的制度化并不是将所有道德制度化为法律,而是将反映人民大众基本需求、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加以制度化、规范化。
2.实现道德对法律的引导。从立法、司法和守法三个方面可以实现道德对法律的引导。第一,立法的道德条件。立法活动时应充分考虑人文主义因素,做到尽善尽美,因而立法主体应牢固树立人本主义的方针,将正义、平等、信用等价值理念体现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第二,司法的道德保障。司法主体应具有相应的道德能力,如正义感、责任心和气节。
(二)要实现道德与法律作用的互补。道德和法律虽属不同属性的社会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上所用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它们在作用上却可以相互补充。通过建立相应的机制才能实现道德与法律的互补。
1.建立道德促进法律的机制。第一,要用道德来指引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等活动,从参与主体、制定过程到制定内容都要用合乎理性的道德观念作指导。第二,要保证执法者的道德践行能力。法律能否得到公正地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者的道德能力。执法者的道德水平直接影响执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
2.寻求法律促进道德的路径。第一,建立刚性约束机制。通过国家政权力量来推动社会主义主旋律的演进,通过法律强化公民行为的道德水准;第二,引进法律对道德的监督、评价和保障机制。法律可以惩恶扬善,引入此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谴责不道德行为,激励人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教育犯罪分子、道德不端分子时时事事守法。
试谈中职生的职业道德与法律教育的教学对策
当前,各地中等职业学校的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教学多种多样,很多教师都尝试着用新的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创新性教育,为国家培养遵纪守法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但是,在一些中职学校,依然存在着对学生的职业道德与法律教育重视不够,教学模式陈旧,教学方法单一,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的教学质量不高等现象,导致学生职业道德缺失,法律观念淡薄。那么,如何提高职业道德与法律课教学的时效性,对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职业技术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升中职生职业道德水平
中职德育课教学应该引导学生,把爱国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起来,利用每周星期一国旗下的讲话活动,让学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动员学生把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增强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 建立“以生为本”的德育观
创造各种条件和平台,使学生有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在互动中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让学生懂得要求自己,监督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如针对中职生普遍存在感恩意识浅薄、日常行为失范、法律观念淡薄等问题,可以通过文艺晚会、主题征文、演讲比赛、板报评比、橱窗专题展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感恩”、“爱国主义”、“法律知识讲座”或“法律知识问答”等主题活动,鼓励和引导学生广泛参与,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
3 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3.1 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连接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桥梁。采用案例教学,既能充分体现课堂教学传授知识的系统性,又能发挥实践教学的形象性,将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是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综合运用中,不断地提升自己,完善自己。法律基础课是一门实时性很强的学科,应紧跟当今法律形式的发展现状,结合当今立法发展的最新进程,将最新的法律精神和立法成果传达给学生,使学生的法制观念与时俱进,成为有道德有纪律的高素质毕业生。任课教师可以关注我国立法的新进展,“两会”有关法治建设的新提法,收集新案例,把它融入课堂教学中。如2015年震惊全广西的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南宁市原书记余远辉涉嫌受贿和钦州市原副市长陆钦华贪腐为焦点,讨论了他们的违法行为及其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引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
另外,学校多参与一些社会开展的大型的法律宣传活动,拓展知识面。同时,学校还可以定期举行法律知识问答竞赛;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参与对犯人进行的社会公开审判,对犯人罪行的判定对学生也起了警示作用,促使学生学法、懂法和守法,激发他们的正义感,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和道德素质。
3.2 角色扮演课堂的情景活动教学模式
为了提高职业道德教育课的时效性,在课堂中教师应该合理的进行训练任务情景教学,根据每一个专业的特点,将实际的生活情景引入课堂,让学生在情境中担任一个角色,并从这个角色出发,去完成各项虚拟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知识,掌握规律。角色扮演是实训教学中的重要部分,如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通过组织幼儿园教学活动,自己扮演教师,小组其他成员扮演幼儿,进行幼儿模拟教学,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学生的职业发展需要,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今后的顺利入职和职后的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奠定基础。汽车专业开展的为本校老师服务的“美容洗车”活动,让学生亲自参加了实践活动,获得成就感,增强了他们学习的动力。
最后,我们应该将职业道德和法律教育教育结合起来。职业道德教育为法律教育服务的,而法律教育又可以促进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我们应该用正确职业道德观念来帮助学生树立严谨的法律意识,用严谨的法律意识来促进学生职业道德观念的深化。
总之,我们要从中职生的实际水平出发,设计符合他们的教学内容,探讨更多的教学方法,为国家培养诚信品质、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遵守守法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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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就中国的经济形势来来看,中国经济转型已刻不容缓,这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当代中国经济形势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在宏观经济下行影响下,煤炭行业作为我国支柱产业,在保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随着近年来各种新能源的广泛应用,煤炭产业的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煤炭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煤炭经济形势,并给我国煤炭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宏观经济影响;煤炭经济;煤炭行业;煤炭企业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煤炭行业面临着严峻的市场环境,竞争压力不断增大,煤炭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生产、管理以及运行模式,不断提升自身企业的行业竞争力。
一、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影响下我国煤炭行业现状
1、我国煤炭供需变化
我国煤炭资源及其丰富,煤炭生产量及消费量领先国际平均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1—8月,我国煤炭产量高达25.7亿吨,同比增长4.4%,说明我国煤炭产量逐年稳步增长。同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转变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开始开发新能源,使得煤炭行业的发展受到了制约,煤炭市场呈现下滑趋势,我国煤炭消费量正逐步下降,逐渐被各种新能源取代。
2、煤炭产能过剩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当前我国煤炭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小煤矿企业大幅的增加,一方面导致煤炭资源的浪费,给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另一方面还使得煤炭生产供大于求,形成产能过剩的机制。导致煤炭产能过剩的原因有以下四个因素:一是企业的过度投资,尽管煤炭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煤炭的生产效率并没有相应的提高,使得资本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劳动力过剩。二是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当前煤炭产能过剩具有地方政府的原因,由于当下实行财政分权体制,地方政府对于煤炭产业固定资产的投资欲望较强,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煤炭产量的不断增长,使得煤炭产业产能过剩。三是宏观调控政策落实不到位以及不断变化的市场供需环境使得我国煤炭产能生产效率无法得到有效的提高,需要对煤炭行业进行结构调整并不断改善市场环境。
3、煤炭企业现状
(1)煤炭成本持续增长。当前我国大力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在进行资源整合,煤矿的基础设施及设备有了很大的改良,煤炭产业的利润水平不断下降,导致许多生产效率低下的煤炭企业出现亏损,严重影响了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
(2)煤炭价格不断下降。由于煤炭市场上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煤炭的消费量逐渐降低,煤炭企业为了保证销售量,不断对煤炭价格进行下调,煤炭市场的竞争极其激烈,煤炭企业生存艰难,举步维艰。
二、宏观经济下行影响下煤炭企业的应对策略
1、企业坚定信念
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和经济形势,企业需要正确看待自我,变危机为机遇,抓住发展时机,坚定自身信念,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煤炭企业经过不断的改革与调整,企业安全基础有了较大的进步,生产管理方式及企业运营模式日益完善,企业员工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不断克服困难,构建了一支业务水平高、专业素质过硬、勇于开拓进取、乐于奉献、不断创新的优质员工队伍,培养出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团队,使企业在面对危机时有了坚强的后盾。只有坚定信念,团结协作,以良好的心态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才能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
2、抓住企业发展重点
企业要实现发展需要保证效益。逐步进行企业内部市场化管理调整,对洗煤加工、煤炭销售以及成本进行严格把握,创造高效的生产经营方式,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增强节约的意识,企业各级管理者需要对企业经费进行严格把控,对企业生产经费及各种支出实行系统化管理,将有限的企业资金用到实处,杜绝铺张浪费、形象工程,倡导节约,实现企业煤炭生产效率最大化。第二,要进行企业内部市场化管理,稳步构建合理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实现缩减生产成本、创造经济效益的目标。第三,实现增量增效,对生产设备进行定期维护,保证各种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行,提高原煤入洗量,增加煤炭产品的附加值。同时严格把控洗煤质量,最大程度地提高精煤回收率,以高质煤来拓宽市场。
3、坚持市场化原则
煤炭企业要进行改革,坚持市场化的原则,建设高质煤炭生产基地,合理调整煤炭资源,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根据市场的要求,对煤炭进行高效开采,防治过度开采情况发生,协调好煤炭产量与市场需求,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功能,促进煤炭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采用先进的管理办法和高新技术,促进煤炭企业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健康发展。
4、项目带动
优化井下各大系统“合岗提效”。重新对供电、运输、排水等主要系统进行梳理和优化,合并小的配电点或者将配电点和绞车房设置在一起,减少岗位工,实现一岗多能。同时,要紧密结合生产经营计划,不断优化和改造各采区的供电设计,减少配电点的设置,尽量将集中配电点设置在用电负荷中心,实行集中供电,这样可以降低线路损耗、减少电缆和设备的需求,同时还能方便操作和管理;皮带运输系统可以将两部,甚至三部皮带进行合并,减少皮带运行管理人员,实行集中控制和自动化管理,在提升矿井自动化水平的同时降低人工成本,实现合岗提效。新技术、新装备的不断投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提升矿井装备自动化水平。例如:第一,排水系统采用自动化控制系统,实现无人值守,并可实现远控操作,这样就能减少岗位工的投入,降低成本。第二,采区的运输皮带实行集中控制系统,采用先进的皮带集中控制系统,可实现对采区两三部皮带的集中管理,定点操作,在降低人工投入的同时,提升矿井的自动化水平。第三,变频装置的使用,对于那些大功率的用电设备以及需要频繁启动的设备,采用变频控制系统,一方面可以大大降低设备启动时的启动电流,减小超大电流对设备和线缆的冲击,同时减少对电网的冲击以及谐波和杂散电流的产生;另一方面可以节约大量的电能,设备可以根据所带负荷的大小及时调整输出功率,并可实现大范围的调动和控制,节电效果显著。第四,瓦斯发电机组余热利用,可以充分利用发电机组本身的运行温度,来为矿井提高热水,一方面可以降低设备运行温度,达到冷却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减少锅炉的运行时间,降低对煤炭的消耗,达到双赢。加强对设备运行的管控,减少对电能的消耗。例如:主排水系统选择在用电低谷的夜间进行排水,降低电费;皮带和刮板机也实行集中控制,严格管理,避免设备空转;猴车和立井罐笼实行约点上、下人员,避免因个别人员上下而导致设备的长期运转和降低提升运输效率;主要大巷和皮带巷的照明灯实行双线控制,将照明灯设置在不同的两个供电线路上,在设备停止运转时,可以方便地关掉一组或全关掉,减少电能的损耗。加大对井下瓦斯的抽采力度,对于高瓦斯或突出矿井,一定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抽采计划,并严格检验抽采效果,最大限度地抽采瓦斯,并利用地面发电机组将矿井最大的危害瓦斯,变为发电的能源,为矿井提供电能,在有效消除瓦斯危害的同时,还能为矿井提供优质的电能,一举两得。
5、对煤炭质量进行严格管理
当前我国煤炭市场呈现下滑的趋势,煤炭企业需要对煤炭的质量进行严格管理,不断增强煤炭质量的稳定性能,以高质量煤炭在市场取得地位,增强自身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对煤炭质量进行管理主要体现在对煤炭采场的管理上,煤炭企业要加强生产意识,根据市场供需的变化,对煤炭质量进行合理调整,不断提高煤炭质量,提高生产效率。例如潞安集团加强了对煤炭的质量监测,对于喷吹煤的质量检测多达5个环节,从煤炭出井一直到装车过程都进行严格把关,保证煤炭的质量。
6、对成本进行科学控制
企业的目的在于赢得经济效益,而在当今煤炭供大于需的市场环境下,煤炭企业要想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就必须从煤炭生产成本上进行控制,缩减非生产性的开支,使得企业资金得到有效的利用。同时,要对管理成本进行科学控制,不断优化煤炭生产结构,进行科技创新,避免出现浪费的情况,在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将节约成本的理念贯彻整个生产过程中。
7、改善企业的运营环境,开拓煤炭市场
根据煤炭企业自身的发展特点,构建相应的税收财政系统,实现煤炭产业的转型发展,同时政府需要对煤炭企业采取优惠政策,适当减少煤炭行业的税收,促进煤炭企业的长久发展。企业自身需要抓住经济体制改革的机遇,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维持原有消费群体并积极拓展新的消费群体,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8、加强市场信息的建设
煤炭企业需要构建健全的市场信息平台,加大与能源研究机构、煤炭消费群体以及其他煤炭企业的交流力度,及时了解煤炭行情信息,对煤炭市场的变化进行实时分析,并想出应对方法,促进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9、对进行煤炭深加工,开发新技术
由于我国煤炭资源极其丰富,而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缺乏,使得煤炭出现产能过剩的现状,现有煤炭企业需要对煤炭进行深加工处理,例如煤基油、煤化工的深加工等,并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利用科技手段来缩减生产生本,创造煤炭新价值,实现煤炭资源的使用效率高效化,从而实现煤炭企业的健康发展。例如,潞安集团开发煤基合成油技术,在煤炭深加工方面走在众多煤炭企业的前列,这是对能源开发利用的积极探索。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宏观经济下行的情行下,我国煤炭经济形势不太乐观,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但煤炭企业要坚定信心,不断改进企业自身的生产、运营、管理模式,开发新技术,提高煤炭利用率,不断开拓煤炭市场,对煤炭进行深加工处理,促进煤炭产业及企业自身的长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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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5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增速的逐渐放缓和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煤炭行业出现了产能建设超前和供求关系不平等一系列问题。同时,由于煤炭企业过度开采,使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污染,也把煤炭行业又一次推向了风口浪尖。文章就煤炭的经济形势做出了相关分析,并提出了解决办法和措施。
关键词:供求关系;市场化;能源体制
1煤炭行业的经济形势分析
1.1煤炭市场供过于求的格局
1)市场需求疲软。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一直处于平稳、高速的发展阶段,而能源是维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源泉。我国作为“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煤炭在能源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虽不是作为直接资源被利用,却为高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可靠的动力保障。近几年,我国经济向新常态过渡,经济增长趋势由高速增长转型为中高速增长,现阶段推动经济发展的耗煤行业———电力、建材、冶金和化工,均受到国家自主经济增速放缓影响,致使耗煤行业的市场消费增速也随之下降,使市场需求总量下行,四大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局面,煤炭市场供销阻力增大,呈现出疲软现状[1]。
2)煤炭产能过剩。20世纪90年代主要以扩大生产规模来实现产能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方式成本高、产品质量低、经济效益差。与这种粗放式管理造成的产能过剩不同,新世纪的煤炭行业在“蜜月般的十年”里,产业科技开发水平逐渐成熟,产业集中度大幅提升,产能建设力度不断增强,深化的行业改革和高度的市场需求促使煤炭产能和产能建设在此期间产生了巨大的增量。而在现有的经济形势下,市场需求逐渐缩减,产能过剩的问题也逐渐突显出来,然而很多煤炭企业为了维持效益依然存在超能生产的现象,加剧了市场和需求结构的不统一,导致产能无法有效释放,这也是煤炭产能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1.2能源“革命”的到来
2014年6月13日,国家领导人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中,提出了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和能源体制四方面“革命”,而落实能源革命战略主要包括以下两点:1)能源代替。随着全球人口总量的不断攀升,作为人类活动基础的能源消费不可避免地出现大幅提升,为了既能满足现在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又能保护不可再生资源,核能、太阳能、水电能、生物质能、风能、地热能及海洋能等一系列新能源的研发和使用补足了能源需求上的空缺,而且相比于煤炭,新能源具有可持续利用、清洁安全等优点。不仅如此,能源界的新生宠儿“页岩气”在美国已实现大规模商业性开采,虽然我国页岩气储量十分丰富,但还没有突破大规模开采的科学技术瓶颈,随着我国科技产业的不断进步,不可否认“中国页岩气革命”正在慢慢到来。而无论是现阶段新能源的研究开发,还是未来“页岩气革命”的到来,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都将导致市场对煤炭的需求和依赖程度进一步萎缩。2)能源体制。长期以来,煤、电、油、气四大能源产品,均由国家管理和国企垄断经营,能源产品的生产、资源分配和产品消费也都依赖于国家计划进行调控,并且行业市场集中度高,市场程度化相对较低。在这种市场经济被指令性经济遮盖的体制下,一方面,产品竞争市场领域受到一定限制,使资源优化和业务水平得不到明显的刺激性提升;另一方面,现有的能源体制制约了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发展规律,使产品价值规律发挥不出应有的调节作用,从而导致产品的供求出现紊乱现象。
1.3国际市场的冲击
一方面,由于受到世界整体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外国煤炭市场的需求量也呈现负增长的趋势,煤炭价格持续走低,很多国家将溢出的部分煤炭产能用于出口,销往国外市场;另一方面,随着国外新能源开发利用水平的不断提升,能源选择的多样化导致煤炭市场受到进一步挤压,国外过剩的煤炭产品大量流入国际市场,增加了国际煤炭的贸易往来。受到市场贸易的不断推进,煤炭出口基础建设和贸易水平得到了完善和提升,国际煤炭的市场规模正在不断扩大,贸易种类也在逐渐增多,虽然我国生产的煤炭可以满足内需,但我国动力煤和冶金煤在国际市场均有较为密集的贸易往来,这一现状不可避免地会使我国自身煤炭行业受到外部市场的冲击。
1.4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
根据2015年十月份我国发布的经济形式数据分析:前三季我国GDP增速为6.9%,2009年以来首次“破七”,其中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51.4%,比同期提高2.3%,在GDP中的比重连续高于第二产业。长久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一直由第二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反观欧美等发达国家,它们的产业结构普遍存在“两个70%”的现象,即服务业占GDP的70%,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70%,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经济依然保持着中高速增长,但产业结构的失衡仍然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为了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使经济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2014年国务院特别提出,要全面部署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提高生产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尽早摆脱“产业失衡的顽疾”。而煤炭行业作为第二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体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双重制约下,煤炭的产能释放和市场占有率将会进一步缩减,煤炭行业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1.5环境问题
近几年,雾霾的频繁性“骚扰”对华北很多地区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不利影响,关于雾霾的形成原因,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汽车尾气”、“煤炭过度燃烧”被指认为“罪魁祸首”。因此,2015年我国将环境的改造治理水平提到了新的高度,并出台了一系列限制煤炭产销,调整能源结构的规划和政策,以控制煤炭消费的增长。
2煤炭企业发展的相关应对措施
可以看出,我国煤炭企业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要想改变现有的行业状态实现复苏,不能鼠目寸光,而是要打好自身基础建设,立足长远,思考市场远景,以企业管理和科学发展为中心思想,推动煤炭行业健康稳定的走向未来。
2.1革新煤炭能源体制,坚持市场化道路
市场化改革是还原煤炭商品属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率的有效途径。首先,由于煤炭能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和特殊性,这一属性使生产资料所有者在商品价值规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作为煤炭行业的掌舵人,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有力推动者,“煤炭能源体制”的思想改革是改变煤炭现状的本质,国家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规划改革制度,加快煤炭能源体制的革新,切实实施新体制的各项内容。其次,煤炭企业必须在体制下摸索新道路,即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基础上进行市场化调整,加强企业内部精细化管理,平衡产能建设,合理开发利用煤炭资源,建立和完善企业制度措施。在搞好自身素质的同时,积极在煤炭市场中寻求长期稳定的市场合作关系,保证供求利益,使市场机制在优化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2.2优化企业自身管理,合理开采利用煤炭资源
煤炭企业自身一定要自立自强,做好以下几点:①明确开采要求和开采目的,整合自身优势,发现并改正自身不足;②要不断探索和革新技术,着重煤炭开采率和利用率提高的研究,将资源优化提到新水平;③树立企业精神,增强企业执行力和凝聚力;④学习借鉴优秀企业的管理模式,鼓励先进单位,营造你争我赶的工作氛围。此外,煤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将市场化原则放在首位,结合市场需求,分析市场形势,积极主动地改变技术策略,以最合理的方式开发利用煤炭资源,坚决杜绝盲目投资产能建设、低效开采和超能开采现象的发生,增加煤炭产能的自身负重,使煤炭产能过剩的现状得到进一步改善,为煤炭行业长期稳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2.3科学发展,统筹规划
2014年国家恢复煤炭进口资源关税,降低煤炭出口税率,煤炭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出口关税的下调和资源税从价计征的推广实施,对国内煤炭库存总量实现负增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将进一步降低煤炭产能过剩带来的影响,可以看出资源关税的调整措施是一项有利于煤炭可持续发展、保护不可再生资源的新举措。从煤炭行业的远景来看,资源税对煤炭采销量产生了很大的调节作用,但想发挥出更高的成效,就得需要煤炭企业和市场的高度配合,煤炭企业应树立长远的发展目标,科学规划煤炭企业产能建设和产能释放,加强行业内部的相互联系,主动与政府进行交流,分析市场形势,保证行业利益和健康稳定的市场供求关系,走未来煤炭行业科学发展的康庄大道。
2.4创新发展,拓宽市场经济结构
煤炭企业一定要加强自身行业的技术革新,避免企业经营与国家环境制度发生冲突,做好节能减排,维持高效稳定的生产利益。企业还可以鼓励创新开发煤炭产品及其产品的深加工,使产品多样化、多层次,以提高市场契合度,拓宽煤炭经济的市场结构,将煤炭利益最大化。促进煤炭行业的健康发展。3结语本文就当前的行业现状做出一些分析,并提出一些应对之策,希望可以帮助煤炭行业看清自己的发展方向。不仅如此,煤炭行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还可能会迎来更多的难题和挑战,只要秉着科学的发展理念,保持理智的心态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一定可以克服难题,将煤炭行业发展推向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陈鹏.中国煤炭性质、分类和利用[M].第2版.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
【 论文 关键词】 经济 形势 宏观调控 持续 发展
【论文摘要】20XX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 环境急转直下,国内经济困难明显增加,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中央及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近期又果断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些措施,对我国迅速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至关重要。
20XX年我国经济经受了许多国际国内不利因素的冲击,但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基本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局面。20XX年,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我国经济面临着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双重压力。宏观调控将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作为基本取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加大对 企业 技术进步、创业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以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20XX年中国经济发展回顾
20XX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急转直下,国内经济困难明显增加,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中央及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近期又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加快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价格上涨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企业成本上升和外需明显收缩使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证券市场股指调整幅度过大和成交低迷,房地产市场观望气氛浓厚;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不到位,煤电油气运短期供求矛盾十分突出;资本跨境流动使我国货币流动性过剩压力不减,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资金又十分紧张;制约农民持续增收的不利因素较多,服务业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在周期性和结构性调整双重压力下,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因此,要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防止经济下滑,但不能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
(二)抑制物价上涨的政策措施成果显著
世界经济 金融 形势复杂多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酿成了一场 历史 罕见、冲击力极强、波及范围很广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始终将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2008年宏观调控主要目标之一,采取综合措施全面控防通货膨胀。对三农的政策力度加强,粮食增产增收,肉禽蛋等生产稳定发展,食品价格过快上涨势头的扭转成为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明显回落的主要原因。
(三)改变宏观调控方向,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在国内外不利因素影响下,我国经济持续减速,经营困难的企业和行业不断增多。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将“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政策取向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目标,及时出台了多项微调措施,促进去年下半年三大需求出现积极变化。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更加强劲,6~12月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9%,增幅同比加快6.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8%,增幅同比加快1.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保持稳定增长,在出口退税率提高和汇率上升放缓等多项政策利好刺激下,7、8月份当月贸易顺差同比增长3.8%和14.9%,总需求的积极变化有利于稳定经济走势。
二、20XX年经济增长展望
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对我国形成较大的周期性调整压力,我国企业还面临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节能减排等政策性导向所形成的结构性调整压力,20XX年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增多。但中国经济前景值得乐观,特别是从长期来看,保持8%以上的增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0XX年支撑我国 经济 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柱是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所以要继续扩大内需,“有效扩大内需必须以人的全面 发展 为核心,满足人本身的多方面需要,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也要处理好 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今年,国际经济 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宏观调控必须采取灵活有效的应对之策。“新兴市场国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因素。2009年,发达经济实体基本不能对全球经济的增长做出任何贡献,全球经济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贡献。”所以,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值得看好。
宏观调控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首要政策目标。实行积极的 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全国范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并根据实际运行变化,围绕“保增长、促转型”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发行长期建设国债2000亿元、四万亿投资 计划等,这些政策实施好了,预计20XX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8%以上。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速小幅回落到3%左右。第二产业受出口和投资减速影响较大,规模以上 工业 增加值增速由2008年的15%减速为13.5%,第二产业增速也由20XX年的11.1%减速为?10.2%。?受 金融 、 交通 运输和房地产等服务业减速影响,预计第三产业增速比20XX年低0.5个百分点。预计房地产投资增速从20XX年的27%骤然下降到10%左右,多数制造业投资降温。虽然有积极财政政策和灾后重建等加速因素支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仍然回落7.5个百分点,预计名义增长率达到19%,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幅预计达到16%左右,同比下降5个百分点。世界贸易增长放缓使我国进出口同时减速,预计全年出口和进口将分别增长14.5%和19.5%,增幅同比下降6.5个和7.5个百分点,贸易顺差约2369亿美元,同比减少9%左右。理顺资源能源和公用事业价格成为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的主要因素,预计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左右。
因此,考虑了国内外许多的因素,使国内宏观调控明确“保增长、促转型”的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作出重大调整,给社会强烈的政策预期引导,防止了经济连续下滑,为缓解产能过剩压力、加快结构调整、深化体制改革提供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所以说,20XX年我国经济形势仍然比较严峻,我们有信心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率先突围,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 文献 :
[1]丁元竹.寻找经济问题的社会解决方案[J].开放导报,2009,(1).
[2]胡锦涛.在2008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J].新华月报,2009.1.
[3]余永定.2009年 中国 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J].国际经济评论,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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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周边国际形势极其复杂,时而乌云密布,时而峰回路转,令人目不暇接。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国周边形势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我国疆域辽阔,东临太平洋,西接亚洲腹地,四周分别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相邻。我国周边各地缘方向的政治格局表现出横向的差异性及纵向的变动性。从东、南、西、北各地缘方向看,周边环境也呈现出不同态势,大致可归纳为“北稳、南和、东紧、西动”。从海陆地缘方向看,周边环境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大体可概括为“陆稳海动、陆缓海紧”。即陆地环境明显趋于和缓,而海洋环境则趋于紧张和严峻。进入21世纪后,我国周边政治格局依然呈现出“陆缓海紧”的态势。
关键词:周边关系 冲突矛盾 共同发展 战略安全
今天的我国,正处于近两百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周边的国际形势。边地区是我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依托,也是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一环。周边形势的好坏直接影响我国的安全利益,事关国家和平发展和战略机遇期的实现。而我国的国际战略环境,除了大国的关系因素之外,周边形势及相关国家的战略选择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周年形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
一、朝韩
进入21世纪后,美国政府对朝鲜采取强硬姿态,最终导致朝美第二次核发机的爆发,半岛局势再度趋紧。在东北亚地区,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始终牵动着大国利害关系,影响着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朝鲜半岛问题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冷战遗产,朝鲜半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缘意义,是各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半岛两国的战略选择,将与大国因
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虽然朝鲜和韩国都在竭力谋求统一,但是双方存在的理念与利益冲突,造成了一种一致谋求统一却又坚持对抗的局面。近些年来,双方的各项交流合作逐步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朝韩关系的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但是新时期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又韩国和日本一样把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石,但是由于历史上中国和朝鲜半岛有着长久的裙带关系,所以韩国对中国比日本要更有亲近感。韩国前首相卢武铉曾提出希望韩国可以成为各大国发展关系的纽带,尤其是中美之间。但是由于韩国这身的影响有限,所以最终没有向着卢武铉的理想方向发展。 韩国对中国的态度是比较矛盾的,既有一种传统的亲切感,又有一种不想存在于中国或美国的阴影当中的逆反心理,比如韩国的首都以前叫“汉城”但是韩国人觉得这个名字太有“中国特色”了,所以改成了首尔,应该说韩国自身的力量对我国和周边国家的安全不构成威胁综合而论,新世纪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时起时伏、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半岛南北双方真正走向和解,只有在中美等大国的支持下,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二、日本
2009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7周年。中日关系呈现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是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并且目前正处于转型过程,其走向将直接牵涉到我国的东部安全。而近几年日本日本想成为正常的国家,就可以正常参与国际军事行动拥有自己的合法军队,目前日本由于是战败国,自己的宪法规定日本只能拥有自卫队,就是
只能是被动防守的军队,但是随着国家的实力增强日本日渐希望可以成为“正常的国家”,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石,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领导有着不同的经历和认识,所以不同的日本首相会采取不同的对华政策和态度。日本和中国有领土纠纷和俄罗斯韩国也都有,而且相对而言和韩国俄罗斯的貌似更难以解决,所以日本的对华政策应该是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发展对华友好关系
三、中亚
与中亚国家关系不断深化。2009年是我国与中亚国家建交17周年。17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成功解决边界问题,不断增进互信,共同建立“上海五国”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已成为新型国家关系和区域合作的典范。中亚地区面临着颜色革命的冲击,国家政局动荡不安。中亚地区毗邻我国西部边境,自古以来就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亚五国作为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国家,地理上位于大陆心脏地带,是大国政治势力和地区政治势力缓冲区和交汇区。在经济上,其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文化上,中亚是伊斯兰文明,____文明和儒教文明的结合部。我国和中亚各国是长期睦邻友好的关系,并应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成为长期的政治、经济贸易伙伴,以保证边疆地区的稳定。
四、俄罗斯
中俄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两国高层互动频繁。我成功在俄举办“中国年”活动,举行300多项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从沙俄时期到至今,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和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地缘政治上,中俄之间有漫长的边疆线,我国北部地缘方向仅有俄罗斯和蒙古两个邻国。俄远东地区和蒙古的形势相对稳定,不存在重大现实热点和安全隐患。同时,我国与俄罗斯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良好状态,并且在近期内不会发生动摇。因此,该地区的政治格局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五、南亚
与南亚国家关系稳步发展。在南亚地区,印巴冲突由来已久,印巴冲突是包括领土、民族、宗教和军备之争的综合性、长期性矛盾与争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直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重要隐患。近年来,两国在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克什米尔冲突时紧时缓,印巴冲突对南亚安全局势,和我国西部边境的安全有重大关系。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其21世纪军事战略是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巴基斯坦,制弱小邻国,遏制中国,拦阻地区外大国向南亚渗透,实现控制印度洋,跻身世界一流大国行列的目标。印度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的地位在升高,国际影响也在不端加强,而中印关系也已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和发展。我国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则将会长期维持下去,两国关系将获得不断的发展。我国与南亚的关系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六、东南亚
东南亚诸国的对外战略对于大国关系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其地理位置上,东南亚国家对外战略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依托于一个地区性的同盟。受到政局动荡和恐怖主义的影响,东盟各国的经济受到打击,海外市场缩小,外资流入减少,旅游业衰退,如何实现国内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复苏成了东盟国家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东盟可以说是我国崛起的一个战略支点,我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负责任的表现,促进了东盟国家与我国关系的新进展。在印度洋海啸灾难中,我国伸出援助之手,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建立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启动和我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使我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和政治互信达到了新的水平。但是我国与一些东盟国家之间也存在主权争端,自近现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权益的冲突争议日益增多。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非法占领我南中国海的岛屿,开采油气资源,严重损害我国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之争,不仅存在岛屿之争,还有海域划界和资源开发之争。这些问题都是关于资源和地缘优势争端,而这些海洋权益一旦丧失,将危害中国国土安全。但总体形势是平稳和可控的。双方在经济上有竞争,在政治上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两方的关系必将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密切,无论是合作的内容还是合作的层次,都将上一个新的台阶。
七、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
近年来,我国周边地区的恐怖主义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了我国构建稳定的周边政治格局的严重威胁。阿富汗和中亚地区是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重要基地和活动场所,中亚地区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的影响不断扩大,已经给中国的西北边疆带来了巨大压力,中亚某些国家公开号召境外民族回归“历史祖国”。在此背景下,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分子,与境外(包括中亚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分子相结合,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使得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恐怖威胁。在东南亚,当地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与“基地”组织相勾结,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已成为东南亚地区安全的现实威胁。在南亚的印、巴等国,恐怖主义活动也出现新的发展势头。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是我国维护周边政治格局的重要手段。
在当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总体态势良好,局部地区比较动荡。我们只有与周边和睦相处,才能共同繁荣发展,只有贯彻“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才能有长期稳定与和平。只有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才能处理好外部事务,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需要制定妥善的战略,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强大的国防力量。科学技术创新。我们还应注意到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和矛盾所激化的隐患,联合一切联合的国际力量削弱,周边环境中不利因素,扫除和平发展的一切障碍。同时与周边国家相处过程中,积极参与亚洲多边及双边机制适用本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尽而实现中国的崛起。
参考文献
[1] 2009形势与政策论文
[2] 周边安全形势与中国安全战略选择
[3] 09中国周边形势
[4] 论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
【内容摘要】 近期中国周边多个方向频繁出现异常情况,作为当今世界上邻国最多,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存在与发展使周边安全环境呈现出总体稳定与局部动荡并存的局面,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继续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美日菲则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最主要因素。
关键词:中国周边 安全环境
一 、周边安全基本形势总体相对稳定
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与周边稳定的能力增强了;第二,地区和平发展的基本态势并没有改变;第三,周边国家对华友好合作仍然是主流;第四,周边国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认同大于疑虑;第五,发展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机会仍大于挑战;第六,巩固、发展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主动权在我。
二、消极面增多、矛盾复杂、动荡加剧
近年来,我国周边发生了很多具有冲击力的事件,周边环境恶化的迹象比较明显:
一是因为中国周边地理环境复杂。中国被称为“世界上邻国数目最多的国家”,邻国数量多,而且这些国家的情况十分复杂多样,这在世界上较为少见。中国所处周边环境特别复杂,决定了在中国与邻国之间发生摩擦的概率要更大一些。
二是因为在中国与近邻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其中包括中印边界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还有南中国海问题。虽然中国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加以解决,但一些邻国不断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强化对争议地区的实际占领三是由于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
三随着中国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日本东亚经济主导国的地位受到冲击。日本对这一前景并不是欣然接受,而是试图延缓这一进程,或者通过与其他国家联合的方式,制约中国影响力的上升。
1、 南海争端
近年,南海地区存在的一些岛礁主权和部分海域化解争议升温,菲律宾、越南等国频频制造事端,美国、日本等外国势力也积极插手,使南海问题更
加复杂。从表面上看,南海问题是围绕国家主权及相关权力所展开的法律问题和历史问题;从根源上看,南海问题是南海周边国家与域外大国相勾连、相互推动的结果。
2、日本“远交近攻”,中国成其主要防范对象
中日关系在21世纪开始就出现许多问题,尤其是在小泉任期内,其一意孤行地参拜靖国神社等不负责任的做法遭到中国等的强烈反对。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隐患。尽管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条约时,双方曾达成过“搁置争议”的共识,但日本毫无信义,在实际占领的前提下,加速了钓鱼岛的国土化进程。 日本的购岛行为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使中日关系降到冰点。
3、半岛局势僵局难破,未来走向不明
2010年,“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的先后发生,使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了1953年朝鲜停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将朝鲜半岛推向了战争的边缘。朝核问题阴云不散朝鲜仍然坚持核试验,六方会谈终止。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去世,金正恩接班,半岛局势的不确定性变得更大。
三、针对种种问题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对策
问题摆在那里,我们不能乱了阵脚,应该淡定从容,韬光养晦,做好自己的事。解决问题,关键在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应对外部挑战的最根本的法宝。
1、不回避、不着急。周边问题是中国崛起的必经阶段,要去坦然面对,去有效应对。
2、要有发展战略,要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政策要做调整。2010年,我国提出了要“塑造周边”。
3、“韬光养晦”与“敢做敢为”并重。在整个过程中,“韬光养晦”一定要坚持,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加强“有所作为”、要有威严的一面,就是不能只做“老好人”或是“和事佬”,要能让一些国家觉得中国难以挑战、难以侵犯、难以“忽悠”。
4、要讲“巧实力”,对周边国家区分对待。
四、当代大学生的责任
作为新世纪的当代大学生,我们处在大学这样好的环境中,就应关注时事,好好学习,提高自身素质,通过我们在社会中的努力,增强中国的竞争力,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强国,为中国的安定团结尽自己的一份力。
参考文献:1 曹博亚 《时事报告大学生版》 2012——2013学年度第一期总第69期
[1] 牛立伟.《世界军事》.2011/21期.
2 李国强,《中国南海诸岛主权的形成及南海问题的由来》,2011年
摘要:中国位于亚洲东部,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领土面积和13亿人口的大国。如今,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有了明显增强,正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最近愈演愈烈的钓鱼岛问题显露了中国周边环境的复杂性。面对错综复杂的周边环境,中国该如何在狭缝中生存并强大起来呢?本文先概括介绍中国周边环境,再重点分析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最后寻找原因并提出未来发展策略。
关键词:中国;周边环境;发展;复杂性;利益
一、中国周边环境概况
国家的周边环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周边国家或地区影响本国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和因素,它是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对本国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军事安全利益是否构成威胁的综合分析和判断。
据此,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的周边环境。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部,太平洋沿岸。陆地边界总长约2.2万余千米,海岸线总长1.8万千米。我国陆地与14个国家相接壤,与8个国家的大陆架或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相连接,还与美洲、欧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隔海(洋)相望。我国陆地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千米,海洋国土面积300余万平方千米,陆海相连,总面积达1260万平方千米。在与中国相邻或相对的国家中,有世界“五大战略力量”中的三个:美国、日本、俄罗斯;有世界上10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的6个: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世界上7个公开有核武器的国家中,有4个在我们周边: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另外还有12个像伊朗、日本这样的核门槛国。
由于多次外敌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至今我国边界仍遗留很多历史问题,陆地疆界尚有3600千米还没最后划定,隶属我国的海洋国土还有100余万平方千米存在重大争议。岛屿被侵占,海域被分割,资源遭掠夺的历史遗留问题依然摆在我们面前。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在经济上有所发展的同时,国防拨款明显增加,纷纷制定国防发展新战略,武装力量悄然崛起,有的已向世界军事强国迈进,必然对我国的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二、几个突出的周边环境问题的分析
1.中印边界问题。
中国与印度的边界线全长2000公里,分西、中、东3段,涉及争议面积12.5万平方公里。几十年来,中印政府虽然一直在努力寻求公平、合理地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的方式,但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便开始实施他的“大印度联邦”狂想,并不断在西藏问题上做手脚,向西藏地方武装提供军火,阻止解放军解放西藏。1951年,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无暇西顾,出兵占领了西藏政府管辖的达旺地区。随后,印度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干涉,将麦克马洪线印在了印度的官方地图上,并支持西藏反动农奴的叛乱,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虽然叛乱失败,但尼赫鲁仍沉浸在“大印度联邦”的幻想中,他公然向中国政府提出将有争议的1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划归印度统治,并完全阻绝了中国政府关于防止边界冲突的各项建议,继续侵占中国领土。1962年10月,尼赫鲁向军队下达了“将中国军队赶出去”的命令,战争全面爆发。中印战争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这场战争给“大印度联邦”的美梦以沉重的打击,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自2007年开始,中印两个边界开始进行正式谈判,谈判已进行3轮,但没有实质性进展。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边界争端由来已久。中印两国一直没有正式的条约对两国边界进行正式划分,中国政府虽然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这条线是第三方英国调停划分的,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背着中央政府就中印东段边界线举行过秘密换文,成为印方在与我方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2)中印边界问题也涉及西藏及__集团的问题。虽然印方公开承认西藏为我国领土,但暗地里却为西藏叛乱失败后逃往印度避难的叛乱分子提供保护伞,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成了__集团的根据地。(3)印度的崛起。近年来印度经济发展较快,军事实力增强,尤其是核试验的成功,更加足了印度谈判的底气,使印度在谈判中不做丝毫让步。
中印边境问题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的话,必将对我国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2.中日钓鱼岛之争。
中日领土争端主要在于钓鱼岛之争。钓鱼岛(日本称其为“尖阁列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边缘,在地质结构上是附属于中国台湾的大陆性岛屿,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和和3块小岛礁组成。
早在明朝初期,钓鱼诸岛就已明确为我国领土,明、清两朝均将钓鱼诸岛化为我国海防管辖范围之内,并非“无主地”。但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以“无主之地先占”为由,宣布钓鱼列岛为日本“固有领土”。抗日战争胜利后,本来中国政府应该接管日本在华的所有权益,但是日本政府却与美国签订了片面的《旧金山合约》,将钓鱼诸岛连同日本冲绳交由美国托管,而中国方面从未承认过此合约的合法性。在60年代末,联合国一委员宣布钓鱼岛附近可能蕴藏大量石油资源后,日本开始采取单方面行动,进行巡航。尤其是今年,日本右翼势力的不断挑衅,并扣押我国保钓人员,更将钓鱼岛的争端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
为什么七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会引来这么多争端?其原因有二:(1)争夺石油资源。根据联合国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的勘探结果,钓鱼台附近广大大陆棚海域可能储有大量石油,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日本虽然需要大量石油资源,但本土却不产石油,因此日本的石油全部依靠从国外尤其是从中东地区进口,所以当听到钓鱼岛周围可能蕴藏石油资源时,必然会全力以赴去争夺。(2)重要的战略意义。对日本而言,若把钓鱼岛化为自己的领土范围,可以增加其战略纵深,对我国沿海地区和台湾省的军事防御实施侦察与监视,从而使我国的防御活动陷入被动。对于我国而言,钓鱼列岛的前沿位置不仅对台湾岛的军事防御意义重大,而且对我国东南沿海方向的安全也有重要影响,被美国视为战争期间进攻远东地区的“桥头堡”。 如果钓鱼岛被日本永久霸占,日本军事力量将据此向西扩张,对我国的安全产生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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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歌曲创作始于19世纪初,历经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于19世纪80年代迎来了新的春天,该时期的艺术歌曲在创作内容、创作风格、技法运用和演唱等方面有着鲜明的特征,很多作品都成为了当代艺术歌曲的典范之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艺术歌曲的本土化特征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 我国的艺术歌曲的创作在学习借鉴国外艺术歌曲的创作手法的同时也非常强调要融入我国的民族气质、语言以及情感表达等方面的内容,此外,在契合了我国的民歌、诗歌文学、国内外的传统音乐技法和现代音乐创作技法等方面内容之后,我国的艺术歌曲逐渐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彩的,具有浓厚、典型的中国民族风格的特色艺术歌曲。
自创作开始,中国的艺术歌曲十分注重学习借鉴国外艺术歌曲的表现方式,同时也强调突出我国的民族气质、语言和情感方面的特点。一直以来,我国艺术歌曲的本土性特征相关的论述比较少见,不过,伴随着多元化思想的蓬勃发展,我国本土音乐文化思想也逐渐觉醒。每一种艺术形式的题材都会有自己的美学规律和艺术特征,作为艺术形式一员的艺术歌曲自然亦是如此。本文将我国的艺术歌曲创作作为实例,通过分析其本土性特征,已达到透视其艺术美学内涵的目的。
我国有很多的艺术歌曲都是把一些具有较强文学性、音乐性的古典诗词或现代诗歌内容作为歌词的,甚至有些艺术歌曲的歌词直接选用名家名词,正是因为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歌词内容,为我国艺术歌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发展空间和充足的成长养分,我国大量优秀的古诗词作品也成为了艺术歌曲创作的源泉。根据题材来讲,古诗词类的艺术歌曲大部分都是通过直接选用对我国影响范围广泛,流传时间已久的名人诗词佳作。此类的艺术歌曲作品,在创作形式上精雕细琢,在作品内涵韵律优美上,在精神文化上气质高雅。例如:《渭城曲》(王维)、《赤壁怀古》(苏轼)、《我爱这片土地》(艾青)……这些唐诗、宋词、现代诗等形式的体裁,作曲家经常利用这些体裁进行创作,这些韵律优美、高雅的歌词再加上诗情画意般的音乐,使得我国艺术歌曲的乐与诗形成了浑然一体、水乳相融的局面。作品《大江东去》(青主)就是选用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的词作品)作为歌词的。尽管在这首艺术歌曲之中,创作者采用了西方的作曲技法,但是这样作品仍然选用我国的古诗词作为歌曲的歌词内容,以此表达出了一种意境美。不管是艺术歌曲的段落安排上,还是艺术歌曲和声语言的使用上,都能够很好的展现出古典诗词内在的情感,作曲家也将灵魂式的语言――音乐很好的融入到了古诗词想要表达的情境之中。
应该说,很多歌词或诗歌都极具音乐性和文学性,均能够表现出优美的韵律和诚挚的内涵。不管是其描绘的是外景还是刻画的内心,它们都在努力的追求歌词的内在意蕴,深化歌词的内心感受,而且还会呈现出一种诗化美的画面。作品《那就是我》就是通过描绘出小河、炊烟、牛车、水磨等故乡的因素,给人们留下了质朴的印象,也让人们浮想联翩,深感诗歌的含蓄美。作品《我爱你,塞北的雪》的歌词极具诗歌的气质,富含哲理性,形象化的比喻之中又能够透露出中国民族整个民族的精神气概,优美、细腻、婉转、轻灵的主旋律,也抒发了人们热爱生活的美好愿望,深深地给人们强烈的音乐美感。
中华民族特色化的歌曲创作风格都是把我国传统的音调和民族的五声调式相互融合运用到艺术歌曲当中的创作中去。例如:作品《我住长江头》(青主)就体现出了民族化的音乐语言形式。这首歌曲突破了西方传统的功能和声和大小调体系,借鉴了我国传统的调式结构体系,使作品具有了浓厚的民族风韵。乐曲十分感人,并与稳中求变的流畅的伴奏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共同表达出了思念的主题思想。歌曲的前四句的调式调性是由e小调转到D大调,第五句则从D和弦开始,在引出G和弦之后,又选用了G宫和E羽和弦相互交替的技法,极大的丰富了歌曲中的和声色彩,同时也赋予了这部歌曲民族化的音乐语言的风格特点。《涉江采芙蓉》(罗忠榕),这是作曲家探索着用十二音的技法创作而成的艺术歌曲,他将西方的十二音序列的创作技法和我国民族五声音阶紧密结合起来,使主题呈现出了原型、逆行、倒影、倒影逆行的四大句形式,这与我国古诗词中所讲究的“起承转合”的结构形式合理的呼应起来,很好的描绘出了诗词中所要展现的情境。
另外,一些作曲家创新性的运用西方浪漫派和印象派的和声语言,使它们同中国风格的旋律结合在一起,突出歌曲色彩,增强情感表达。例如:作品《送上我心头的思念》中,在引子开头部分选取的歌曲结束部分的宣叙调的音调,随后就是五声音级的属九和弦连续的下行,整首歌曲的主题音调暗示除了乐曲的情绪,用一种悲怆色彩的和声效果突出了乐曲的眷恋之情。
此外,一些民歌的改编或者是配上伴奏,也更加突出了我国艺术歌曲的本土性特征。例如:《槐花几时开》这部作品,作曲家在对这首四川民歌钢琴编配的时候,抓住了叙事性山歌的特点,由引子开始就歌曲进行了意境的大肆渲染,在21小节的引子之中就选用了具有我国传统技法的四、五度叠置和旋,不停顿的五度进行,在描绘高山空旷的场景时则采用了小二度的形式。在第一句和第三局的歌词中甚至都没有配伴奏,直接突出人生的歌唱和山歌自由、高亢的特点,36至41小姐急促的隐形与42小姐后稳健的音型形成了对比,也使整首歌曲实现了和谐统一。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因此文化理念和人文精神也不同于西方。立足于传统文化创作发展起来的中国艺术歌曲显然带着显著的特有的本土性特点。创作者无论是在曲式编排还是情感表达上,无论是伴奏编配还是歌词内涵上,无论是结构布局上还是整体作品上,都饱含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意境化的精神。
1 歌词内涵同伴奏编配上有机融合
通常来讲,作曲家注重诗词与伴奏的有机融合,这样的歌曲在伴奏的映衬下更能够呈现出中国传统的意境人文精神。歌词与伴奏在艺术歌曲之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创作者在创作的时候着重对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进行相应的构思,努力寻求达到歌曲内容和时代精神,伴奏与歌唱,诗词与音乐语言之间相一致的境界。这就使我国艺术歌曲本土化的创作技法逐渐走向成熟,与此同时也极大的增强了自身音乐的表现力。例如:《我爱你,塞北的雪》这部作品无论是欠揍还是间奏,无论是尾奏还是A段都选用了密集音型的平行八度的结构形式,使歌曲的释放出了晶莹透亮的音响效果,这些极具民族色彩的因素,勾勒出了雪花轻盈、飘舞的画面。B段选用的是密集音型的和弦节奏,左右两手错开弹奏,这种伴奏形式,是乐曲乐曲富有动感,在配以高声部的复调性旋律,使歌曲呈现出了多层次感,这就让音乐同歌词之间有了很好的衔接,音乐在气氛上超越了诗词所产生的效果,进一步提高了艺术歌曲的艺术美的境界。例如:《枫桥夜泊》(黎英海)这部作品具有新颖的构思形式,钢琴伴奏的和声是立足于类似“钟声”的低音部的升三音#c小调的主和弦上,这种流水般的旋律如同睡梦般的意境,再配以古曲韵味的歌唱旋律,描绘出了诗人既忧愁、孤独而又充满希望的心情。作曲家选用的创作技法极具鲜明的艺术特征,他也成功的塑造了诗词所要呈现出来的意境。
2 作品的安排和情感的表达上保持高度一致
在安排结构上,作曲家常常要表达粗某种特定的情感,都会改变传统的创作模式,摒弃那些单纯的模仿西方音乐创作技法,把民族性的内容和审美方式加入到创作中来。赵元任的艺术歌曲恰恰能够体现这一点,他通常不会采用分节歌的形式,音乐旋律会跟随着情感,根据需要来进行自由展开,进而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形式的变奏曲式。例如《教我如何不想他》、《卖布谣》、《过印度洋》等作品或多或少都能印证这一点。其中,具有较强艺术性的《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部作品通过对四季自然景色变化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思念之情。
单讲歌词来说,是四段歌词的分节歌曲,但在音乐上却没有创作成真正的分解歌曲,不同段落的旋律、钢琴伴奏和调式调性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尤其是在作曲家在布局全局的调性时,创作者同主音大小调、关系大小调,以及大小调三种调性相互转换的形式来充分揭示作者内心之中的复杂的思想感情。此外,在钢琴伴奏的处理上,创作者摒弃了呆板的伴奏处理技巧,使钢琴伴奏为树立生动的艺术形象来服务,为表现歌曲的民族韵味来服务。作为每段结束句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旋律则选用了京剧西皮原版的曲调,稍作调整,更加的突出了乐曲的中心思想。《听雨》这部作品十分讲究词曲的结合、钢琴形象的塑造以及意境点化的功能,整首歌曲的伴奏都在模仿雨滴的声音,给人们留下了雨滴连绵不断的意境,
3 将人文结构和曲式编排上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在吸收借鉴西方音乐曲式结构特点之后,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也融合了人文结构内涵,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曲式风格特点。例如:《大江东去》(青主)和《嘉陵江上》(贺绿汀)这两部作品,尽管他们都属于二部曲式,但是,两位作曲家都立足于本作品的内涵,专门调整了传统对比关系的位置,进而使作品带有比较明显的朗诵性质的宣叙调的曲式结构风格。又如《春思曲》(黄自)选用的多段体的结构形式,《教我如何不想他》(赵元任)却采用了分节多段变奏性质的曲式结构形式等等,这些都告诉我们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都会根据作品内容的需要,从整体上把握歌曲的结构,把曲式结构与作品的内涵紧密结合在一起,正是因为这样将作品的形式和作品的内容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准确细致地描绘出了作者心中复杂的情感,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内在抒情的艺术风格。自、这些告诉我们,作曲家在编排曲式结构的时候大致遵循两个注重的美学原则,一个是注重乐曲内容的表达,另个一个是注重群众体验感受的规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恰恰是因为将人文结构和曲式编排上形成了融合统一,这也深深地折射出了我国艺术歌曲中本土性的特征。
当今,随着多元化思想的不断发展,我国的艺术歌曲创作也正在与西方音乐文化艺术发生着剧烈的碰撞,在碰撞中交流融合,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歌曲的创作风格。在艺术歌曲的创作过程之中,作曲家们不同音乐风格的作曲技法同我国传统的作曲技法相学习、借鉴、融合,科学的解决了不同音乐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欣赏者同创作者之间的审美观念差异的矛盾。由此,我们在学习借鉴国外音乐文化精髓之后,同我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创作出适合中国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以此来适应我们民族音乐的审美需求。所以说,当代的作曲家,不能光考虑创作手法和技法,更多的应该着手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以此作为创作的基础和源泉,逐步的摸索出能够反映民族性的,适合中国人民审美需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歌曲的创作套路。
中国艺术歌曲的本土化特征分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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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行业是指将通过契约形式集中起来的资金,用以补偿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业务的行业。保险市场是买卖保险即双方签订保险合同的场所。它可以是集中的有形市场,也可以是分散的无形市场。保险业是指将通过契约形式集中起来的资金,用以补偿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业务的行业。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财产保险行业发展现状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保险行业可谓是异军突起,而财产保险行业也是发展迅猛。但是,与此同时,中国财产保险行业的发展仍旧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本文就我国财产保险行业的发展作了一系列的分析,指出了其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以供大家研究参考。
【关键词】财产保险,行业分析,现状
现阶段,我国共有60余家各类财产保险公司,市场整体格局主要呈现为以中国商业保险公司为主、国内外保险公司并存、多家保险公司竞争的状况。
截至2011年末,在我国财产险市场上,经营机构59家。其中,中资法人经营主体38家、外资公司21家。综合性保险公司53家,专业保险公司6家,其中农险公司4家,汽车保险公司1家,责任险公司1家。初步形成了以股份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多元化并举的市场体系。
同时,自从1980年我国恢复保险业务以来,我国的保险业务发展很快。财产保险也随之蓬勃发展,不仅有上述所讲的财产保险公司的日益增加,还有业务收益的增长。最近4年,我国的财产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从2010年的40,268,932.60万元上涨到2013年的64,811,619.22万元。
虽然保险行业不断发展,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其中出现了众多的问题:
(一)发展水平较低
通过对这多年间财产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研究,可以发现相对于国民经济和人口数量的增长,我国的财产保险市场仍然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上。在我国财产保险市场上,保费收入从1982年的7.5亿元上涨到2011年的4779.1亿元;但保险深度仅从0.15%上涨为1.011,保险密度从0.75元/人上涨为354.70元/人。
从横向上来看:我国非寿险业务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都处于很低的位置,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参见下表)从国际市场上来看,不得不承认的是我国的财产保险行业的发展水平还很低。
注:数据来源于sigma杂志2013年第3期,此表不含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
(二)地区发展不均衡
我国财产保险的保险密度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其中北京、上海地区的保险密度最高; 内蒙古、江苏、浙江、天津的保险密度较高; 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的保险密度比较低。总体而言,保险密度较高、较低的各地区分布都相对集中。除北京、上海地区的财产保险的保险深度较高外,西部一些省份,如新疆、宁夏、四川、云南、贵州也表现出较高的保险深度。说明这些省份的保险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较高,保险规模就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来说较大,保险业在地区经济中比重较大。
(三)产险市场集中程度较高
产险市场集中度也是反映财险市场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集中度越高,反映出市场的垄断程度越高。从1980 年到1990年全国仅人保公司一家产险公司。在1996年,人保、太平洋和平安3家公司的总市场份额为98%;2012年,总市场份额达到65.35%;到2013年,这3家最大产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为64.80%。
虽然相比之前,“老三家”公司所占市场份额大大降低,但是份额依然很大,整个产险市场呈现出寡头垄断的状况。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财产保险市场还很不成熟,还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
(四)产险各险种发展不均衡
恢复国内业务以来的20多年中,传统的产险四大险种都有长足发展。其中,车险业务增长势头最为迅猛,保费增长率始终高于其他各险种,并于1988年保费收入超过企业财产保险,成为中国保险市场上的第一大险种并维持至今,且涨势还将继续。企业财产保险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1996 年、1997 年增幅最大,1997 年以后保费增长放缓。
货运险从1985 年到1997 年一直保持增长的趋势,其中1996 年、1997 年增长最快,从1997 年后保费收入开始下降,一直到2000 年才有所回升。
在发达国家作为财产保险重要组成部分的家庭财产保险在我国却明显地发展滞后。目前有许多资料表明,中国财产保险市场的潜在需求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如何将这种潜在需求转变为现实的购买欲望,还有待于理论界和业界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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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巨大的消费群体特别是企业的商务习惯变化,给网络营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012年,全球网民总数量(以独立访问用户量为标准)已接近20亿,将近全球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巨大的上网人数,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在欧美国家,90%以上的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通过网络寻找自己的客户,寻找需要的产品,已经成为了企业购买东西的习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商业银行网络营销现状及对策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网络营销对于商业银行这种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企业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能够帮助传统金融业务利用网络技术进行市场调查、产品宣传和促销;另一方面还能通过开发网上银行,利用互联网技术等为银行客户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本文在概述网络营销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从起步和发展、运用策略、存在问题三方面重点分析了当前中国商业银行网络营销开展现状,并针对问题,给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商业银行网络营销发展的策略。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迅速步入数字化时代,网络营销正逐步成为现代营销的重要手段。中国商业银行受此影响,也积极开展了网络金融服务,发展网络营销策略,特别是在网络营销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积极有益的探索,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将就中国商业银行网络营销现状及对策加以分析思考。
网络营销是指利用互联网管理客户需求,跟踪并满足售前、售中、售后各环节客户需求的活动,其始终贯穿于企业经营的全过程,包括市场调研、顾客分析、产品开发、销售策略和反馈信息等环节。笔者认为网络营销应包含三方面层次的内容,一是网络宣传、市场调研;二是网络销售产品;三是网络集成,即通过网络分析客户需求并设计产品以满足客户需求的一系列活动,并利用网络管理员工、供应商和政府等各主体间关系的企业营销活动。
网络营销与生俱来的互动性、及时性、整合性、可统计性强等特点,能够整合商业银行客户信息、构建商业银行与企业和个人客户面向市场的营销体系,能够提高商业银行网上业务水平、培育品牌形象、推动银行业发展。
(一)起步和发展
20世纪末,中国银行界开始涉足网络金融,1997年9月招商银行推出了由个人银行、企业银行、网上证券、网上商城、网络支付组成的功能完善的“一网通”网络银行服务体系。此后,国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逐步涉足网上银行业务,真正拉开中国网络银行市场竞争序幕。1996年6月中国银行开通网上服务,“银证快车”服务和个人“支付网上行”银行,将长城卡系列和众多用户相结合,成为对公服务最丰富的银行之一。中国建设银行于1999年8月开通网上银行业务,截止目前针对个人客户、公司机构客户和小微企业客户开通了包括网上支付、账务查询、转账、理财、私人银行、房e通等业务功能。中国工商银行也于2000年2月起陆续开展了网上对公银行和个人客户支付系统,有11大项、60余子项功能,实现了工行针对WAP客户群金融服务零的突破。
中国银行业协会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银行业网上银行交易总额1066.9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1.79%。截至2013年末,中国银行业网上银行个人客户同比增加28.09%;企业客户达到同比增加29.92%;网上银行交易总量500亿元,4312.87万笔,网上银行交易总额1066.97万亿元,同比增加190.87万亿元,增长21.79%。手机银行个人客户达到4.58亿户,同比增加1.64亿户,增长55.50%;企业客户达到11.43万户,同比增长23.04%;手机银行交易总量达49.80亿笔,交易总额12.74万亿元,同比增长248.09%。电视银行个人客户达到383.85万户,同比增加954.24%;电视银行交易总量达34.86万笔,交易总额0.90亿元。新兴微信银行个人客户达到290.94万户,企业客户达到4.46万户,全年交易总量达850.76万笔,交易总额6.65亿元。
(二)运用策略
网络营销作为互联网金融时代市场营销的崭新阶段,能够帮助企业利用互联网满足顾客需求,实现企业经营目的,各大商业银行在开展网上银行业务的同时,从产品、价格、促销、客户定位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多积极探索,在产品上,各大商业银行均将客户分为个人客户和企业客户并分别为他们提供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如农行网上银行系统为个人客户提供包括存贷款、支付结算、私人银行、理财e站、信用卡等在内的服务;为企业提供包括存款、投资理财、支付结算、融资融信、现金管理、托管业务、金融同业、小微企业、国际业务等在内的服务,可见其支付结算业务已从单纯的转账结算发展为企业采购和分销系统,包括账务查询、核对、综合授信、网络信用证等服务。
在促销上,各大银行的宣传大体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各营业网点摆放相关银行业务宣传资料;二是充分利用各大门户网站进行宣传。
在价格上,各大银行也大致分为两种,一是网上银行客户使用服务费,包括年服务费、信息服务费、个人理财服务费等;二是交易费,包括行内异地转账汇款、跨行汇款、代缴学费等。总体来看,各大银行在营业点和网上都执行相同的价格标准,但也有个别优惠,如建行网银汇款省内转账免费等。
总而言之,中国商业银行网络营销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空间很大。
(三)所存问题
观念落后。目前,国内商业银行从观念上还未明确认识网络营销,未真正树立“以客户为本”的营销观念,基本还是将网络营销当做传统银行产品和服务的渠道之一。
网络银行业务雷同。纵观四大行网上银行,为个人客户和企业客户提供的业务种类匮乏,且相差无几,网络银行业务便捷性并未全面发挥,某些复杂业务仍需到营业网点办理。
网络产品创新能力不足。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网络金融产品基本是传统业务的网络延伸,对网络金融技术发展产品的开发不够,产品仍较少,即使有新产品,也无法充分发挥网络的优势开展针对性的服务,创新能力十分不足。
针对上述中国商业银行开展网络营销存在的问题,建议运用以下策略加以进一步推动:
(一)树立“以顾客为本”网络营销理念
网络银行改变了银行与顾客联系,削弱了分支机构网点的存在意义。当前,中国商业银行要改变过去以产品为主的营销导向,树立“以顾客为本”网络营销理念,分析客户真实业务需求,将其作为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服务开发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网络分析客户需求并设计产品以满足客户需求。更加关注客户关注的信息咨询、投资理财、网上交易信用支付和担保等服务,加大对网络金融技术的研究,实现真正的网络营销。
(二)完善网上银行业务功能
一方面商业银行要继续推进传统业务的网络延伸,继续优化传统金融金融产品如汇款、银证通等的服务网络化、电子化,以增加客户对网上银行业务的理解和信心,为深化完善网上银行业务功能提供基础。另一方面,要拓展完善网上银行业务功能,真实提供包括论坛、FAQ、热线、支付清算和自助缴费、理财、咨询、担保等客户急需的服务,为网络营销开展提供坚实顾客基础。
(三)增强创新能力、开发金融产品
一是加强网上银行信息产品建设,提供经济、金融等公共服务信息、产品信息,在法律范围内满足客户要求提供定制化信息等。二是加大中间业务开发力度,要结合银行网络、技术管理和人才等条件,善于发现和挖掘社会经济生活各经济主体和社会公众的金融服务需求,创新地开发中间业务品种。三是提供个性化、定制化金融产品,要从向高端顾客提供转而向普通客户提供,如限制型定制化产品,一旦顾客设定条件达到定制标准,及时利用手机、E-mail向客户发送信息,网上银行系统自动完成,或完全定制化产品,根据客户需求提供银行服务,并加强客户对产品的体验和沟通意见反馈,从而改进产品,通过这种方式提高顾客转换壁垒,以更好满足顾客需求。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商业银行网络营销应该从网络宣传、网络销售阶段全面向网络集成阶段推进,建立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网络营销体系,开拓创新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和层次,进而增加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整体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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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史》是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它对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体系,拓宽学生音乐视野,提高音乐审美能力和分析能力,提高音乐专业学生的文化品位与格调,树立辩证唯物史观,适应新时期基础音乐教育需要的人才具有独特的价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音乐史多元化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令这片土地上孕育了悠久的文明以及深厚的文化,在这段古老的历史中,中华民族无论是社会发展、民族建设还是经济文化都有了飞速的发展,通过自身的领悟以及与世界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将多元化的发展带入到了每一个领域之中,形成了有着中国特色的经济文化基础。对于中国音乐史来说,早期的中国民族音乐,用它们独有的地方特色在音乐史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之后,随着与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使西洋音乐在中国开始扎根生长,这样多元化的发展历史,从各个角度推动了中国音乐领域的发展。
纵观中国几千年来音乐的发展历史,从有着文字记载的时代开始,音乐就一直存在于民族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对于当时时代文化起到了丰富的作用。对于我国来说,对于音乐的发展不仅仅是鼓励本民族音乐的进步,另一个方面也在通过与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来引进外来音乐文化丰富我国的音乐发展历史,这样多元化的发展,充分的展现了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和谐社会发展氛围,不仅令音乐文化的发展格局得以扩大,还从根本上面将音乐的发展形式进行融合,令其多元化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分析中国音乐历史中的多元化,那么就一定不能忽略中国的民族音乐以及西洋音乐对于多元化的推进。对于中国来说,无数年的发展历史孕育了各个民族之间令人惊叹的音乐形式以及传统乐器,这样不同的艺术形态,不仅令国人对于他们进行了解和学习,在世界范围内也有着一定的知名度。而从西洋音乐上面来说,自从我国与国外进行友好交流之后,该音乐形式就在我国开始了传播,无论是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还是西方的音乐意识形态,都与我国本民族的音乐发展进行了融合。从现有的音乐格局上面来看,无论是音乐的创作还是乐队的演奏,都会将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进行互相的融合利用,在学习传统演奏的时候,也会对西洋乐器的演奏指法进行学习,这样融汇贯通的演奏,才能够保证将多个民族之间的音乐文化进行发扬创作,开辟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特色。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中,除了乐器的不同之外,更多的是体现在音乐的创作态度上面,在创作内容上面,都是根据本国的基本文化和民俗进行创作的,了解其他国家的音乐,其实是通过另一种手法了解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文化,加深我们对于外国人民生活的认识。
从中国音乐史多元化的角度来说,西洋音乐与传统民族音乐的交流,正是其多元化发展的重要步骤,只有令音乐发展海纳百川,才能够打破我国几千年来固有的音乐构架,令中国的音乐文化走向世界音乐的大舞台之中。
在音乐的发展历史中,文化的交流除了将西方的一系列音乐乐器代入中国来之外,也将多种音乐形式传入了中国。爵士乐、摇滚乐,甚至拉丁舞、踢踏舞都成为了我国音乐中多元化的音乐形式之一。相较于早期的传统音乐形式,这些带有独特特色的音乐将中国音乐形式的整体进行了改变,国民对于流行元素的追求更甚从前,不论是欧洲的古典音乐、日韩的流行音乐还是台湾的通俗音乐,都成为了发展历史中的主流音乐形式。现阶段,音乐市场上面讲传统元素与流行元素进行不断地融合,令音乐更加丰富多彩,也增加了人们对于音乐模式的选择种类。在传统音乐中,多是加入了民族对于音乐的认识态度,以革命时期的“红色”歌曲为例子,我们就可以发现创作者通过音乐表达了对于当时社会状态,生活模式的一种态度,不仅能够激励当时的人们对于革命的热情,还能够从音乐上进行文化的传承。由此看来,其他国家的不同创作形式,也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历史。这样多元化的音乐发展,令我们对于其他国家的历史了解更为深刻,成为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窗口。
对于传统与流行音乐来说,这样的多元化发展,不仅将流行音乐加入了更多的历史文化内涵,使其发展能够更为本土化而受人注意,还令传统音乐元素模式不会被市场和大众所遗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增加了多种音乐艺术形式,将音乐带到了一种全新的发展之路上去。
对于音乐发展来说,一味的固步自封是不可取的发展模式,只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以继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为基础,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才能够保证形成多元化的发展局面。从现在的音乐史发展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音乐作各个文化的大熔炉,能够将各色各样的音乐特色形式进行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音乐模式,这也正是音乐多元化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想要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繁荣状态,就需要我们对于现存的文化进行尊重和了解,将多元化的音乐发展观念种植到我们自身的思想中来,保证对于音乐文化不偏袒、不苛刻,从心里上认同民族传统和流行的音乐模式,接受民族与西洋的各种乐器,学习各色的演奏方式,才能够令音乐史的多元化发展继续下去。
音乐是无国界的,每一种新鲜而有特色的音乐模式,都是世界音乐的瑰宝,音乐的多元化,不仅意味着人民对于各个音乐元素宽容的接纳程度,还从另一种角度展现了我国对待异族文化的观点,丰富了我国千年来的音乐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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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市场营销及工商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营销方法与技巧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分析和解决营销问题的基本能力。营销策略与策略之间要相互匹配,通过营销策略的组合,谋求整体效果的最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岗位群与职业能力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岗位群与职业能力分析全文如下: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稳定地发展,市场营销越来越受到行业的青睐,已成为现代企业经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就是要结合专业岗位群与职业岗位能力分析来进行课程的设置与开发。目的应该是提高学生的“能”,而不仅仅是“知”。根据2014年3月南方人才市场现场调研统计,94%以上的企业需要“符合职业岗位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其余类型的企业虽然对此没有相应的要求,但仍会加大对后期工作的培养与指导。本文专门针对市场营销职业岗位专业群及岗位能力需求状况进行了研究,发现“能”的提升将极大地促进学生的就业率,而“能”的把握则来自于职业岗位技能的培养。因此,提升市场营销岗位职业能力是增强学生就业能力的关键,也是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实践教学的终极目标。
(一)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就业岗位群
根据行业的实际需求情况,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就业领域非常广泛――各行各业只要有销售就有营销存在的空间。[1]总体来讲,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就业岗位群主要包括四大类:市场类、销售类、客服类、其它专业类。市场类岗位群包括策划专员、市场调查员、市场拓展员、市场促销员、市场督导等(级别有助理、主管、经理);[1]销售类岗位群包括销售员、置业顾问、营业员等(级别有代表、助理、主管、经理);[1]客户类岗位群包括客户专员、售后服务员、客户代表、业务咨询员等(级别包括助理、主管、经理);其它专业类岗位群包括网络营销员、销售物流员、销售培训专员等(级别有专员、主管、经理)。
(二)市场营销专业主要就业岗位工作任务
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培养的技能型人才,主要是指能够独担重担的、愿意从基层做到中高层岗位的、市场一线需要的营销人员。市场营销需要的人才很多,营销岗位千差万别。[2]既有营销总监、大区经理、区域经理、销售经理等中高层人员,也有业务员、导购员、促销员、维护员、客服等基层营销人员,还有广告设计、网络营销、销售物流等专业营销人员。这些岗位能力要求相差万别,主要工作任务如下表。
岗位群就业岗位主要工作任务岗位核心能力要求市场类策划专员、市场调查员、市场拓展员、市场促销员、市场督导等 1.收集市场数据
2.进行广告宣传、市场公关
3.进行营销策划、督导
4.实施品牌规划 1.市场调研能力
2.策略理性与激情
3.扎实的理论知识
4.文字书写能力(续上表)岗位群就业岗位主要工作任务岗位核心能力要求销售类销售员、置业顾问、营业员、业务员等 1.组织产品发运
2.营销技能培训
3.配合市场部实施终端促销
4.组织货款催收
5.受理退货 1.表达、沟通能力
2.有耐心、有热情
3.团队合作能力
4.熟练的销售技能
5.不畏失败,抵抗挫折客服类客户专员、售后服务员、客户代表、业务咨询员等 1.负责客户投诉、处理工作
2.客户联系与沟通协调 1.态度诚恳、情绪控制
2.声音清晰、柔美
3.心理抗压能力其它
专业类网络营销员、销售物流员、销售培训专员等主要指与专业技术相关的营销工作任务 1.专业技术能力
2.营销基础理论
3.计算机多媒体
(一)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培养缺乏细分
?职教方略?中国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岗位群与职业能力分析[3]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在课程体系建设中,主要参照本科院校的课程标准,设置了公共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专业基础课四个方面的内容。在专业内容上,仅仅对本科课程进行适当简化,但增加了一些空洞的实践操作理论。[4]通过对全国十所高职院校与十所本科院校进行比较研究,笔者发现,就高职市场营销核心课程设置来看,与本科基本一致,都包括了《市场营销》《市场调查与预测》《消费者心理》《营销策划》《推销技术》《商务谈判》《商务礼仪》等教材。唯一的区别是高职版与普通高等学校版之分。可以说,现在的高职教育就是本科教育的“压缩饼干”。
高职课程的设置过于传统,知识更新与市场需求脱节。多数高职院校教学注重对知识理论的灌输,不注重对学生创新能力的指导;注重对专业知识的掌握,不注重对相关理论的讲授;注重政治理论的教导,不注重对职业道德、团队协调等综合素质的培育。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完全是营销通识教育的“万精油”(即什么都会,什么都不精)。由于学生既没有专业背景,也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只有市场营销通识理论,容易导致毕业即失业的恶果。
(二)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培养缺乏针对性
[5]古代孔子曾经提出“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而当前高职市场营销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式基本上都是统一录取、统一教材、统一教案、统一考试、固定教师、固定课堂。整个教学过程没有针对学生的特点,以学生为主体来设计教学方案。教育者必须承认学生个体在性格、情感、智力、生理等方面的差异性,避免用用笼统的教学方法统一施教。[6]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曾指出:两个人不是生活得完全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然天赋,一个人适宜于此种职业而另一个人适合于另外的职业。
对于学生的评价考核,高职院校过分依赖于标准正规化笔试来评定学生的成绩。通过成绩来判定学生能力水平的三六九等,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讲是不公平的。其实,成绩只能证明某些学生在应试能力方面较强,并不能说明其他方面的问题。[7]因此在实践教学考核中,应该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采用综合的评价方式,充分挖掘个人的优势与特长,注重评价方式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当前高职院校市场营销专业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应该关心学生的个性发展,应材施教,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实践能力。
(三)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培养缺乏交叉性
通过研究湖南科技经贸职业学院、广东理工职业技术学院、衡阳财经职业技术学院、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各系的市场营销专业的培养目标,笔者发现,各职业学院的培养目标基本上都是:培养具有市场营销一线销售管理技能,面向各类工商企业与事业单位,具有良好职业素质和文化修养的高素质实践型人才。
显然,这是一套培养全能型营销全才的教育教学方式。面对着各行各业各种不同的营销岗位,仅仅依靠一套营销专业教学课程体系来培养学生,教育目标根本不可能达到。交叉性,其实是要求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培养模式必须与行业发展相结合,根据“深基础、强技能、重实践、柔方向(区域优势产业方向)”的理念进行课程开发。从市场需求的角度,从学生就业的长远利益来看,结合区域产业与市场营销专业知识对学生进行交叉培养,有利于解决高职毕业生专业知识兼容性小,专业口径狭小,对市场需求和职业变化适应性不强等问题。
(一)社会需求对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学生能力的要求
学生能力岗位群所要求的核心能力外,还应该具有心理承受能力、终身学习能力、人际协调能力。在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从来都不缺人,唯独缺的就是手技娴熟、技艺高超的职业技能型人才。据笔者在南方人才市场初步调研,近三年来,市场营销是全国最缺人才的岗位之一,同时也是流动性最大的岗位。相对于全国整体就业形势来说,普遍存在着“大学生就业难”这一突出的矛盾。其实这也反证了我国高职教育教学体制的滞后性,反映了我国大学生们普遍存在着就业能力差、适应性不强、期望值过高、心理问题突出、竟争意识淡薄等问题。因此,创新高职教学机制,增强学生忧患意识,提升学生职业能力,满足社会行业需求,解决学生就业困难等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不可忽视的巨大障碍。
(二)高职学生自身发展的现实要求
我国的职业教育目标就是培养适应社会生产服务第一线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这是社会的需要,也是行业的需求。作为一名学生,其今后的职业生涯必将经济求职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维持阶段、衰退阶段。在职业的发展道路上,任何人既要有吃苦受难的心理准备,还要有承受挫折和压力的心胸,更要有不怕失败,敢于担当的意志。有了这些思想准备,才能够在事业的旅途中因势利导,处乱不惊,成功地到达理想的彼岸。为了成就高职学生成功的未来,这需要我国高职教育机构改变陈旧的教学模式,以素质教育为核心,来推动我国高职市场营销专业的教学模式改革。
(三)高职市场营销专业教学改革的要求
近些年来,与火爆的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相比,全国大部份高职院校招生都遭遇到“吃不饱,穿不暖”的窘境。“上不了重点上二本,上不了二本上三本,上不了三本读高职”是社会对中国高职教育的误解。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社会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多种多样――既需要“金领、白领”精英级人才,也需要“蓝领、灰领”初中级人才。伴随工业信息化的繁荣兴盛,生产销售第一线更需要技艺水平高、动手能力强的蓝领与灰领人才。高职教育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来讲,更注重实用型、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加强高职学生的岗位技能训练,提高高职学生的职业素质水平,满足一线产业不断发展的要求,倒逼高职市场营销专业不断探索教学改革的路径。否则高职院校必将面临生源枯竭的危机,并加大了学院的生存压力。因此,提高办学质量、形成专业特色、满足行业需求才是高职市场营销专业教学改革的最终目标之所在。
(一)根据职业能力岗位要求,造就营销专业特色
按照市场营销岗位群的要求,大致可以分为销售类岗位群(主要从事推销、促销及销售决策与计划等工作)、客服类岗位群(主要从事售后服务、维护客户关系、处理销售异议等工作)、策划类岗位群(主要从事产品宣传、项目策划、公共关系维护等工作)、市场类岗位群(主要从事了解市场需求、调研收集市场数据等工作)。但无论服务于哪一类岗位群,作为高职大学生,都应该具备较强的分析、推理、判断、表达、交流及运算能力。因此,我国高职院校应该遵循人才培养目标,紧跟市场需求,加深校企合作,推陈出新,培养出能在工商企业一线从事营销服务、经营管理的高级技能型人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造就营销专业特色,高职院校必须从师资培养、、课程设计、教材选定、基地建设、教务考核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其核心应该是建立在“以学生职业能力发展为本”的基础上。对学生的培养特别要注重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及自我创新能力;对老师的要求是要统筹把握整个课程教学体系,遵照学生个性化学习的要求,不轻易否定学生不同的意见,认真做好教学反馈工作。
(二)加强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创新“任务驱动型”教学模式改革
当前高职市场营销专业教学模式基本上都是“老师讲,学生听”。传统被动灌输式教育以教师课堂讲解为主体,学生听课练习为辅助。这导致部份同学对教师传授的知识点和基础理论毫无兴趣,仅仅以被动地完成作业,被动地参加考试来完成课程的学习。在教学实践中,还有一部份高职教师喜欢不分主次、逐章逐节地复述书本资料,或一字一句、照本宣科地进行课程教授。而学生往往以沉默、睡觉、画画、看小说、玩手机来表达无声的抗议。学校的教学效果被大大降低,学生的技能培养付之东流。任务驱动型教学方式强调学生的自主性、自发性。
在该模式下,作为高职教师,应该设计一个个具体的“任务”,引诱学生去攻克。这些“任务”需综合相关知识的重点及其难点,并且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作为学习者,将会为完成“任务”而不断学习、不断探索。因为每一项“任务”的完成,既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也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失败的郁闷”,提升了学生的荣誉感、自信心、抗挫力。“任务驱动型”教学模式认为,学生能力的提升应与“任务”的完成息息相关,“任务”的设计应与生产、生活紧密关联。只有通过问题的设计、科学的探索、任务的完成,才能有效地构建学生的理论知识框架体系,才能实现陶行知先生提出的 “教学做合一”教育理念。
(三)强化高职师资力量培养,提高学生职业能力,保障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健康发展
师资力量一直是高等职业学校教学改革的薄弱环节。就初步统计,近些年来,高职院校师资主要来源于本科院校毕业的研究生,极少部分教师具有行业背景,而应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却要求我们教师必须具有扎实的行业工作经验。对于从名校毕业直接分配至高职院校的研究生来说,缺的就是职业经历,有的只是深厚的理论功底。为了改变现状,首先需要高职学院对现有的师资力量进行行业培训。
如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从2012年起,每年利用暑假时间,选择一批优秀的教师下基层挂职锻炼,到企业工作实习。这样做,既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又有利于教师实践能力的提升;其次需要高职学院改变人才招聘的模式。教师人才的选聘不要再局限于具有研究生学历层次的应(往)届毕业生,而应面向广大企事业单位。尤其是那些长期在行业第一线成长起来的高级工程师或高级经济师,恰恰是高职院校最需要的高级技能型人才;再次需要高职院校聘请行业技能高手当外聘兼职教师。主要是为了解决高职毕业生工作适应期较长,职业能力竟争力较弱的问题。高质量的外聘教师可以帮助学校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实习实践能力,有利于学生职业技能的提升。这对于优化师资结构,活跃教学气氛,促进行业交流,加强专业建设,打破自我封闭,改善学缘结构,促进学科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利用产学研合作机制来培养高职市场营销人才
在该机制框架下,首先要充分挖掘企业的优质资源,鼓励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参与高职市场营销专业的建设。在校企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充实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培养教学骨干,探讨实践实习;其次要积极支持行业的营销高手为学生授课,讲授职业技能知识。如有条件,还可以吸引企业来学校建立营销实训基地,指导并优先安排学生实习,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再次还要争取在企业内部建立长期的营销实训平台。这与校内的营销实训基地有着根本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学生与市场一线零距离的接触,为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这样既可以加深校企双方的强强联合,又能够提高学生的实战水平,还能够加强高职营销的专业建设。对于企业来说,通过产学研合作,可以为本单位培养更多的精英,同时也为社会储备了大量的人才;对于学校来说,通过产学研合作,不但可以大幅度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还可以增强学校的科研转化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职业能力素养,增进了学生的社会就业创新能力。所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机制。
加强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学生职业能力的建设,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目标。[8]作为高职营销专业,应该从市场营销的专业岗位群与职业能力入手,以学生技能的提升为目标,改变“理论教导为主,实践教学为辅”的传统培养模式,真正实现专业建设由“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的转变。为了实现这一转变,高职院校要重新整合教学资源,着力改善教学效果,努力实现“理论实践性,技能实战性,师生互动性,任务挑战性”这一新的教改理念。
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高职市场营销专业要创新“任务驱动型”教学模式改革,加强高校师资力量建设,形成市场营销专业品牌形象,并利用产学研合作机制来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素养。只有这样,高职市场营销专业才能真正做到以质量求发展,以服务树形象,以品牌创效益,以信誉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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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OTC市场虽然发展迅速,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从OTC以及它的特点入手,详细分析了OTC市场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营销策略,最后提出建议,以实现OTC市场的平稳、快速、和谐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OTC市场营销策略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OTC市场具有市场进入成本低、竞争开放性高、产品同质性大、市场竞争激烈的特点。所以OTC药品市场运作必须更强调企业在产品、价格、销售渠道和市场促销这四个方面的相互配合与相互融通。本文从OTC药品品牌营销、企业形象传播和OTC药品广告媒体的选择三个方面对OTC市场营销策略进行分析,力求使企业形成有自己特色的OTC药品品牌。
关键词:非处方药营销策略
OTC是OVER THE COUNTER DRUGS的缩写,在我国被称为非处方药,是指不需要医生处方,由消费者自行判断、购买和使用的药品。我国出台的《国家非处方药目录》和《药品分类管理办法》把非处方药(OTC)分为甲、乙两类。甲类药一般需要在有经验的药师、执业药师或医生指导下进行使用,患者必须到医院药房或药店购买,用药时需谨慎。乙类药相对甲类药更安全,一般在药店或者经有关部门批准后的普通商店销售。OTC药品其本质是药品,但由于其可在药店和超市等普通商店出售,消费者具有充分的购买自由度,因此OTC药品具有明显的一般消费品的销售特征,是一种需要通过面向消费者的市场营销手段进行推广的药品,这就构成了OTC市场营销的特殊性。自己特色的OTC药品品牌,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商业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品牌的竞争,OTC市场也是品牌消费市场,OTC市场竞争竞争的需要和我国OTC市场的发展趋势决定了OTC药品品牌营销的重要性。
结合中国医药市场实际情况来看,医药市场存在供大于求的结构失调的矛盾,OTC产品日趋同质,消费者用药观念及用药水平还需不断培养和教育。另外一方面,一个新药的开发需要巨大的投入,而新药平均寿命周期只有8年,当处方药转为OTC药品后,销售额可以增加4――5倍,利润率可达15%左右,平均产品生命周期则能达到30年左右,生产厂家要在如此长时间里销售一个OTC药品,药品品牌的树立就显的尤为重要。
用整体企业形象和企业品牌来占领OTC市场,是OTC企业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对于OTC药品生产厂家来说,企业品牌和企业形象比任何明确的产品更为重要。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OTC药品生产厂家的广告宣传多集中在产品宣传上,对企业品牌和企业形象宣传不够。如今OTC市场产品日趋同质,药品生产厂家的集团化,大型OTC药品生产厂家往往产品种类繁多,在广告中不可能对其产品逐一介绍,所以企业形象和品牌传播也就成为必然之选。形象传播的另一个好处在于可以影响医生,使医生对自己企业品牌树立好感,同时也能够吸引商业合作伙伴,促成强强联合,实现双赢。
在OTC药品创建品牌的过程中,如何使一个好的产品众所周知,其中的营销策略会有很多种,广告宣传则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手段。针对OTC药品的市场特征,OTC药品生产厂家在广告策略上应注重有效媒体,充分发挥各类广告媒体的作用,迅速、生动地传递产品信息。OTC药品生产成本在有效选择和运用广告媒体时,应注意以下方面:
OTC药品广告选择的媒体首推电视。因为OTC药品多用来治疗常见疾病,又直接面对消费者,在我国具有高普及率的电视正符合OTC药品广告受众广泛的这一要求。其次,电视广告富于表现力,艺术性较高,可以加强受众对广告的印象并易于记忆。再次,电视广告形式多样,可有产品广告、企业形象广告、公益广告等等,这对于提高企业形象极为有利。
另一种重要的OTC药品广告媒体是销售现场(POP)。OTC药品具有特定的销售地点,在销售地点陈列OTC药品的POP广告,一方面为消费者提供了大量的药品信息,同时可以对消费者潜在的购买心理和已有的购买意向产生诱导功效,促成消费者发生实际的购买行为。
药品专业杂志也是OTC药品不可忽视的一种广告媒体。因为医生药师等专业人士对OTC药品消费具有强大的引导作用,特别是药店里的药师,他们不仅出售药品,还向患者推荐药品,他们控制大部分OTC药品的销售渠道。面向药师的广告活动可以多种多样,除电视、店面广告(POP)外,定期召开新产品发布会,向药师赠送样品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推广效果。
[1]洪星.改革医药营销,迎接入世挑战--浅谈入世后医药企业营销策略[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2,22(4):54-59.
[2]谢孔学.企业应如何面对OTC市场[J].中国药师,2002,22(5):242-243.
[3]甘碧群.市场营销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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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针对地方当权者的民众维权运动此起彼伏,已成为基层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体系逐渐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随着这种转型,城市街区也爆发了越来越多针对工商企业或基层政府机构的市民维权运动。本研究旨在探索这些社区运动的动力机制。个案研究发现,较之于其他街区,有些街区的居民由于善于运用关系网络为“武器”,因而在维权运动中表现更为积极,并取得更大成功。因此,关系网络是影响城市基层社会维权运动发生及其结果的重要因素。它之所以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因为目前国家的体制结构使然:一方面,中国仍旧是个威权主义国家;但另一方面,当前的行政体系又处于一种相对“分裂”状态。正是这一点使得维权市民有必要并且有可能运用关系网络促进其集体行动。在当前,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这些以维权为目的基层社会运动不仅保护了公民权益,促进社会空间发育,而且在实际上增强了国家权威和合法性。
关键词:关系网络社会运动维权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并实行一系列社会改革之后,城市基层管理体系已经从以垂直性的单位制为主转变为由基层政府主导的社区制为主(Wu , 2002 ; 华伟,2000) 。因此,街区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及其代理机构、商业组织和市民等各方利益竞争的一个重要场地。但这些行动者的关注点存在很大区别:国家和高层政府力图保持地方稳定;其职能部门则关心自己的权威在基层是否受到尊重。由于地方政府得到更多的授权以参与当地经济活动,并且其政绩主要以当地的“硬件”如GDP 发展来衡量,所以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当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产生经济效益,以及如何实施自己的发展计划。地方上的商业组织,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等,则专注于在街区开发中追逐利润。普通市民们也越来越关心街区政治,因为其房产的价值、生活质量以及社会地位越来越紧密地和他们所在街区的环境联系起来(注1)。
因此,为达到各自目的,这些行动者可能会相互合作、竞争乃至冲突。在当前,由于地方分权以及伴随而来的相对微弱的上级监管,有些基层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往往结成联盟,联手剥夺当地资源。随着经济改革和近些年来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和更新,这种地方性的官商联盟已经成为普遍性现象(如Wank ,1995) ,并发展成为类似上个世纪美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垄断地方开发的“增长机器”或利益集团( growth machine , 参见Domhoff ,1986 ; Jonas &Wilson , ed , 1999) ,并常和市民产生利益冲突。
近年来城市中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拆迁事件(如湖南嘉禾事件等) 就是这种“增长机器”和市民间日益扩大的矛盾的一个突出表现。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当前市民们对于地方当局(包括基层政府及其支持下的开发商等) 侵权的反应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事实上,自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和农村地区一样,城市基层政治场域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针对地方当局的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如戴星翼&何慧琴,2000 ;Cai , 2002) 。这种集体抗争与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发起的“维权”运动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一定区别。相同之处在于二者目的都是“要求矫正基层政府或代理机构导致的一般性不公正行为或寻求补偿”而开展的集体抗争(Pei ,2000 :p25) 。它们一般都以“维权”为目的和口号,大多局限于社区层次上的集体抗争,且都鲜有抽象的政治诉求如民主、自由等。
因此,它们在本质上都不同于那些具有政治目的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但单纯由弱势群体发起的“维权”抗争一般聚焦于相当具体的经济问题(如农民抵制不合理税费征收、下岗工人要求工资补偿等) 。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参与对象包括各种阶层的公民,并且强调运动目标的“公民性、生活性和利益的普适性”(刘能,2004 :p65) 。这种抗争有时比农民和工人“维权”运动诉求的问题更为广泛;除了经济问题外,它们可能还涉及一些社区问题如要求保护绿化、阻止房地产商建造高楼阻挡本居民区的阳光等等。在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看来,除了基本的经济权利外,他们还要争取财产权、环境权(包括绿化权、阳光权) 等公民权利。
目前已经有很多经验研究考察了当代中国群众性维权运动。这些研究认为,导致集体抗争兴起的重要因素包括“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容忍等、市民领袖或抗争行动组织者的出现、社区成员的支持、市民权益意识的增长以及集体记忆的促进(应星,2001 ;O’Brien , 1996 ; Li & O’Brien , 1996 ; Cai , 2002 ; Pei ,2000 ;Read , 2003 ;Lee ,2000) ,等等。
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农民和工人等弱势群体“维权”运动。在新的治理背景下城市街区的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发生的动力机制尚不清楚。一方面,有关西方抗争政治的研究认为“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是导致集体抗争发生或兴起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样的结构变迁有助于集体抗争的成功( Tilly , 1978 ; Kitschelt , 1986 ; Tarrow ,1994) 。有关中国农民和工人维权运动研究则指出新形势下的国家法律和政策为维权群众提供了对抗强权的武器(O’Brien , 1996 ; 李连江&欧博文,1997 ;于建嵘,2004) 。这些“政治机会结构”和“以法抗争”(注2)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城市市民维权运动;但是,它们不能解释在相同的体制、法规和经济文化条件下,为什么有些城市街区的居民在维权运动中比其他面临着相同问题的街区表现得更为积极和成功。
另一方面,现有研究认为社会网络是集体动员的一个重要依托( Snow ,Louis&Sheldon ,1980 ; Klandermans &Oegema , 1987 ; Dieter & Gern , 1993 ; Passy & Giugni , 2003) 。然而,大多数此类研究聚焦于检视市民抗争者之间水平网络的作用,而忽视了有些抗争者从国家或高层政府得到的支持。因此,人们无从得知为什么有些市民抗争者成功地从国家获取支持,而其他人无法做到这一点。戴慕珍曾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公开的参与和利益诉求渠道十分稀缺,这使得普通群众不得不通过与上级之间的个人垂直网络来追求自己的利益(Oi ,1989 :8) 。那么,据此类推,市民抗争者也可能利用与熟识的高级政府官员之间的私人垂直性关系来帮助他们进行针对地方当局的维权运动。因此,探索这种可能的垂直网络在集体抗争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由于街区已经变成国家施行日常治理的主要场所,为了理解这种治理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城市政治秩序,非常有必要研究街区层次上的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因此,本文关注下列与城市社区运动有关的问题:较之于面临着相似维权问题的其他街区,为什么有些街区的居民更为积极地诉诸于集体抗争,并且在行动中更为成功?市民抗争者如何通过自己与他人、组织之间横向性的或垂直性的关系网络来组织集体行动?
我将通过研究发生在中国大城市A 市一个居住街区(我称之为绿街(注3)) 中的社区维权运动个案来增进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下文将首先介绍方法论和简要描述运动史。其后,本文将展示对立双方的斗争策略,并总结关系网络在市民维权运动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揭示关系网络发挥作用的制度背景,并探讨与当代中国城市维权运动相关的理论问题。
本文力图揭示关系网络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联。为此,和其他当前的个案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将采用比较个案研究方法(comparative case study) 。一方面,为了揭示当代中国城市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复杂博弈过程和动力机制,本研究将采用“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 方法(注4)比较全面地描述和分析本运动个案的全过程,以更清楚地解释关系网络是如何在社区运动中发挥作用的。另一方面,采用比较方法控制“多余”变量可以建立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联(Bennett ,1999) 。由于这个运动是发生在绿街中两个建筑形态、人口结构都十分相似而且相连的居住小区里,所以我也将比较这两个小区关系网络的区别及其居民在运动中的作用差异。通过这种比较,我们会更加清楚关系网络在城市集体行动中的重要性。总之,采用比较个案研究方法,可以进一步增加研究结论的效度。
集体抗争行动在当代中国常被看作“不稳定”的标志,故而相对敏感。一般而言,无论地方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市民都不愿对不太熟悉的“外人”谈及当地发生的集体行动。我在2000 年初因进行硕士论文研究而居住到这个运动发生的街区(我称之为绿街) 。在长期的田野研究中,我逐渐和当地官员及普通居民熟识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把我当作“自己人”,很自然地和我谈论起这个在当地有很大的影响、但却鲜为“外人”探究的社区运动。在运动各方看来,自己的做法都无可非议。他们之所以愿意和我谈论这个个案,多是希望和我讨论解决此类“社区矛盾”的方法。
为了研究这个运动个案,我开展了大量开放式访谈,以理解和运动有关的各方行为和动机。在过去的五年里,我的深度采访先后共达九十多人次,其中包括地方政府官员、媒介记者、社区组织领导人、社区运动积极分子以及普通居民等。我还获准参与观察了当地政府和社区的一些相关会议。此外,我还收集了大量的有关运动的文字资料。
绿街新村位于A 市N 区绿街街道办事处辖区内,于上世纪80 年代末经市政开发而成。绿街一村小区和绿街二村小区构成了绿街新村的北区,分别归一村居委会和二村居委会管辖。每个小区的居民数量大约都在3500 人左右,结构也比较类似,其中包括各阶层人士。这两个小区之间建有十二幢二十多层的居民楼。在这些高楼中间,一块8000 平方米的空地被规划用作公共绿化带和街区中心绿地;规划中的中心绿地大部分位于绿街二村。随着N 区于90 年代开始的大开发,地理位置优越的绿街街区土地价值也迅速上涨。这使得许多当地当权者垂涎街区中心绿地这块土地。结果,从1993 年到2003 年,绿街北区的居民们发起了社区护绿运动以保护街区中心绿地,运动断断续续长达十年之久。这个运动主要分成两大阶段:前期针对房地产开发商;后期则针对当地政府。
早在1993 年,绿街的一个房产开发公司(系A 市市政府所有) 企图在尚未建成的街区中心绿地上插建一幢26层的商品房出售以谋取暴利。项目开工后,绿街二村居民高女士认为这幢正在建设的高楼不但占用了绿化面积,而且将会遮挡住自己和周围邻居房屋的阳光。因此,她决意抵制这个项目建设。她设法结识了以前并不认识的居民,动员他们参与保护社区环境。他们集体到有关政府部门上访,要求他们制止该项目。面对居民抵制,该房产公司假意和高老师秘密谈判,然后又在街区中散布谣言说高同意和他们私下妥协并收受其“好处”。由于居民们最初对高老师的熟悉和信任程度就有限,他们相信了房产公司的说法,对高老师的“背叛”十分愤慨,拒绝再参与其组织的行动。自此,绿街二村停止了集体行动。
鉴于上述教训,仅剩的几个抗议积极分子认识到一个能干而且可靠的领导人对于抗议的成功至关重要。在此情况下,一个居住在绿街一村JZ 高层居民楼的老积极分子推荐了一个他十分信任的老邻居沈先生来担此重任。沈当时是一个商场的中层管理人员。这个积极分子和沈先生以及本楼的很多居民以前就是多年的老邻居,并由政府集体动迁到他们现在所居住的JZ大楼。他之所以推荐沈,是因为沈在“”期间曾参与多次集体行动,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沈当时在单位负责基建工作,对建筑规划也比较熟悉。而且,沈交游广泛,在各行各业乃至一些政府部门都有很多朋友;他的这些网络在居民将来的维权行动可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在这些居民的劝请下,沈同意接替组织维权运动;他因而成为街区护绿运动新的领袖。“”的经历使沈意识到“师出有名”的重要性。他认为,要阻止房产商,必须要有更充足的理由和证据。通过自己的经验以及和其他居民的商讨,沈等发现该项目从建设布局上看似乎不符合有关法规。当时国家为推动法制建设,已在强化“二五”普法宣传,“法治”成为官方的主流话语。沈先生意识到法律和政策在维权上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国家强调“法治”的“大形势”下,只要能够抓住这些有权的房产公司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的证据,就有可能要求高层政府对其进行惩治(注5)。既然他发现房产商的建设项目很可能在法律上有问题,沈等积极分子就打算利用相关法规政策来抗争。于是,他想方设法通过各种私人关系搜集证据。另一方面,“”经历使沈先生也认识到拥有众多的参与者对于抗争的重要性:和个体抗争相比,采取集体性行动会给希求地方稳定的国家施加压力,从而使国家在其容忍的限度内尽量满足市民的要求。而要达到这一点,必须运用国人常用的关系网络实现动员。正如沈后来在总结自己斗争经验时所说:“(法律和公关) 这两样是比较重要的东西。在(地方当权者) 不违法的情况下,咱们通过公关来解决;当(他们) 要达到违法的时候,就要靠法律来解决。”(注6)在此后的运动史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利用法律和关系网络是沈赖以组织维权运动的两大主要武器。
在正式领导维权运动后,沈号召居民在他所住的JZ大楼聚会。在他的鼓励下,很多居民,尤其是居住在本大楼的老邻居们,同意参与维权运动;其中一部分人在此后长达十年的运动中成了沈的坚定支持者。此外,在一个高级政府官员的私下帮助子下,沈得到了绿街街区正式规划图。他发现,该房产公司正在建设的项目违背了正式规划图的规定,因而是非法的。通过A 市一名人大会副主任的一个朋友,沈向其呈交了上访信和相关证据。这个人大副主任批示要求N 区规划部门查处。但由于该房产公司是市政府所属企业,区政府规划部门反而为其项目作辩护。在此情况下,沈等意识到不能再完全依赖上级政府部门来“主持公道”,居民自己必须采取更激进的手段直接与房产公司进行面对面的抗争。1994 年6 月15 日晚,沈等维权积极分子利用扩音器广播等方式告知街区居民他们所掌握的证据,并号召居民捣毁了房产公司的地基。
其后, 为防止该房产公司卷土重来, 沈等“趁热打铁”。一方面,维权积极分子多方向媒体求助,请它们对房产公司的违反规划占用绿地的行径予以曝光。90 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有了一定程度的放松。媒介开始关注一些时弊并在高层政府容忍的范围内予以报道,这些报导甚至直指一些地方政府的问题。媒介的曝光可以形成公共舆论压力,因而可能使得高层政府不得不处理违规的地方政府部门以维护政体合法性。有些隶属于高层党政部门的媒体甚至有权要求地方政府配合调查影响重大的社会事件,并在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内参”或“情况汇报”上予以刊登以引起后者的关注。因此,这些官方媒介常被民众看作一种特殊的权力机构。在当前,当市民群众遇到不公正对待时,往往到媒介上访,这样使问题更容易得到政府部门重视和解决。在A 市,作为市政府机关报的《W报》在地方政治上具有重要影响。它甚至建立了专门的“群众工作部”接待市民信访。沈因此极力向《W报》等传媒呼吁。由于A 市政府近年来一直强调绿化建设,《W 报》因而调查了此一“毁绿”事件。7 月初,该报和其他媒介连续对该房产公司毁绿事件进行曝光。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有关政府部门再对他们的上诉问题采取“拖而不决”的做法,沈开始采用“缠”的办法来对高层政府施加压力。通过与一些官员的朋友关系,沈得知A 市规划局的工作地点和日常安排。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组织居民每天轮流到市规划局的几个重要部门去申诉该房产公司的违规行为。市规划局被绿街居民的连续上访搅得鸡犬不宁,最终不得不表示“房子不会再造了,按规划法规确定的办。”(注7)
虽然房产公司打算像对付高女士一样来败坏沈先生的声誉,但沈并不接受他们提出的私下谈判要求;大多数居民也不相信关于他的流言。在居民和媒介的压力下,A市规划局很快于七月中旬就吊销了该项目的建设许可证。该房产公司不得不停止项目建设。至此,凭借邻里横向网络的支持,官员、媒介垂直性网络的帮助,沈先生终于领导居民赢得了针对房产公司的集体抗争胜利。
经过此阶段的社区运动,一套维权积极分子的非正式网络在绿街北区逐渐形成。在空地周围几乎每一幢高层居民楼内,都出现了一些维权积极分子。从职业身份上看,这些积极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工程师、企业白领、普通政府干部和工人、家庭主妇以及退休的老年人等。就政治身份而言,这些积极分子不仅有普通群众和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共产党员(注8)。这些积极分子维权意识强烈,并且愿意服从沈的领导。这些非正式网络的存在使得沈能够轻易动员居民参与集体维权行动。尤其在沈所居住的JZ大楼,积极分子非常之多。当1996 年A 市政府号召已购买住房产权的居民选举代表组建业主委员会时,沈先生因为胜利领导护绿运动的影响以及维权积极分子的支持,被选作JZ大楼业委会主任。
尤其重要的是,在上访过程中,富有“公关”技巧的沈先生逐渐和一批政府官员以及记者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垂直的联系在该社区此后的维权过程中继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沈等居民呼吁和媒介报导压力下,N 区按照规划建成了街区中心绿地。此后,这块8000 平方米的大型公共绿地成为该区一个抢眼的生态亮点。
由于其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和优美的生态环境,绿街中心绿地又引来了新的侵权者。1997 年底,区政府和绿街街道办事处决定在中心绿地中“划拨”1300 平方米土地,建造N 区老干部活动中心,并由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项目建设。此前,街区中心绿地内曾有一座占地面积为135 平方米的供本街区老年人使用的活动中心。当地政府的计划是推倒这个活动中心,在此基础上建造专供老干部使用的休闲中心。但是,当此项目开工时,周围的居民们大为不满。首先,这个项目占用了很大一部分中心绿地,会有损于街区的环境以及当地的房产价值。其次,周围居民无权使用在自己街区内建造的公益设施,这对于他们来说很不公平。再次,居民们担心,一旦该项目将来被用于商业目的,很多顾客将进出于社区,由此带来的各种噪音和污染将干扰本街区居民的生活。对于那些运动积极分子尤其是沈来说,这个街区中心绿地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开发商手中保护下来的,当然不甘心自己深以为豪的成果被掠夺。
因此,沈和以前的一些维权积极分子马上相互联络,决心抵制当地政府建造老干部活动中心。一开始,他们直接向街道办事处抗议。但后者声称中心绿地土地属于国家,而基层政府是国家的代表,有权决定如何使用土地。他们还警告说阻碍该项目建设者将被视作扰乱社会秩序,会受到严厉惩处。维权积极分子们终于认识到此次他们所面对的是富有权力的当地政府(注9),任何考虑不周的抗议行动都会给自己招至危险。然而,过去的胜利鼓舞了沈等积极分子的信心,沈的个人性格也使他不甘心轻易放弃。
由于针对的是声称代表国家的地方政府,维权积极分子们必须为自己的抗争找到尽可能多的“过硬”的理由,才有可能成功维权。抵制房产公司的“辉煌”经历使沈先生再次把目光投射到法律武器上。经过研究,他发现地方政府的项目不仅有悖于A 市规划法规,而且违反了关于公共绿化和房产物业法规。有了上述法律依据,沈等维权积极分子相信,如果他们在今后的抗争行动中策略运用得当的话,己方是有可能赢得针对地方当局的维权性集体抗争的。
沈等意识到,维权面临着的第一个任务是反驳地方政府的说法,以赋予集体抗争合法性。为此,他们需要发明一套维权“说法”。鉴于国家控制非常严厉,这套“说法”绝不能冒犯国家权威。相反,它不仅要起到动员普通居民参与维权运动的作用,而且要尽可能迎合国家的主流“说法”以获取国家权威的支持,并使地方政府抓不住自己的“把柄”。在此前的运动历程中积累的法律知识和经验等人力资本使得沈等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通过对无论是基层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没有“当真”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法规阐释,沈建构了一套“法律代表国家,要依法护绿以维护居民合法的环境权益”的“说法”;或者说,他由此建构了法律话语和市民权益话语并以之对抗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话语(注10)。
为了在街区内传播自己这套“说法”以压制人们心目中固有的对地方“父母官”的盲从,沈等在街区中发布了很多上书“依法护绿”的横幅和标语。通过这些宣传,维权积极分子的这套“说法”迅速得到了很多居民的认同,为下一步进行社区动员推动维权运动制造了有利的公共舆论。
当时,连同沈担任主任的JZ业委会在内,绿街街区已经成立了九个业主委员会;其中六个在绿街一村,组织相当健全。为避免维权运动被当地政府攻击为“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沈决定利用这些依据有关法规批准成立的正式的居民组织。于是,他亲自登门拜访了这些业委会的主要成员。由于他作为ZJ 业委会主任的身份以及过去领导社区护绿运动的成功经历,沈成功地说服他们一起参与抗争。自此以后,在这些业委会之间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联盟,它们的负责人经常聚会商讨维权策略;沈自然地成为联盟的“发言人”。
有了其他业委会的支持,沈通过以前结识的关系向A市媒介寻求帮助。他再次向《W报》等媒介揭露了地方政府这一违法项目,并提交了上述九个业委会联名签署的上访信。后者迅速调查了这一项目,并于1998 年2 月份向市政府领导报送了“情况汇报”。考虑到这一事件影响到当地稳定,一些A 市市政府的主要官员相继批示地方当局暂停建造老干部活动中心,“缓和与群众的矛盾”。随后,A 市市园林局下属部门迅速对此项目进行了调查,准备制止地方当局侵占绿地的行径。
由于媒介报道和市政府的干预,绿街街道办事处不得不于1998 年4 月和九个业委会进行了谈判。双方初步达成妥协:同意街道建造一个市民休闲中心;但其必须同时向老干部和社区居民开放,且占地面积不得超过650 平方米。然而,即便如此,区政府也不同意这一协议:因为协议规定建筑的用途和占地面积无法达到自己的要求。区政府于是和街道重新议定了建设计划,决定新建的设施只对老干部开放,且把占地面积扩大到1960 平方米。但是地方当局并没有将此决定通报该街区的居民。直到1999 年4 月,沈等维权积极分子从街道工程队开挖的地基面积和深度判断该建筑面积和高度将远远超过业主委员会和街道的协议规定。他们遂通过与当地一些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打探消息,得知基层政府建造的仍是老干部活动中心。
受骗的维权积极分子们十分愤慨。他们一面到上级政府部门上访,一面向新闻媒体反映基层政府的欺诈行为。在社区居民连续上访和新闻媒体曝光的压力下,绿街街道不得不提出和业主委员会再行谈判。沈先生要求先停工再谈判。但街道拒绝了这一要求。过去的经验使沈等意识到,如果一味采用上访等“软”方式,是无法让地方政府与他们进行对等谈判的;而如果采用冲击工地等激烈形式,就有可能造成上级政府最关心的“安定团结问题”,从而逼迫地方政府就范。于是,在地方当局拒不执行上级政府停工指令的情况下,维权积极分子们于1999年5 月25 日晚捣毁了工地地基。
对于冲击街道施工现场的行为,沈等事前经过了慎重的斟酌。他先就自己的行动方案向区公安局的一位重要官员(也是他的朋友) 征求了意见,对方向他交代了一些躲避法律惩处的策略和界限问题(如不能毁坏机械设备等) 。在实际行动中,维权积极分子们在沈的约束下严格遵守了上述公安局官员所建议的策略,没有毁坏施工机器(注11);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并无超越高层政府所容忍的“限度”,地方当局无法找到过硬的把柄来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
冲击工地事件发生后,绿街街道办事处要求绿街一村、二村居委会对组织居民、党员以及运动积极分子的家属进行“再教育”,声称JZ 业主委员会组织的集体行动是动乱和破坏行为。他们扬言警方要因此逮捕沈等积极分子。
在此情况下,沈等认为地方政府不会给他们一个公道;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引起上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于是他们商议决定到市政府集体上访。沈意识到要充分发挥上访效果,需要精心设计行动方案。为此,他和一些政府部门的朋友就此进行了商讨。朋友们告诉他,上访时机的选择十分重要:既要能引起市政府高度重视,又不能过分伤及其颜面。因此,沈等积极分子选择一个相对敏感的时间—6 月1 日晚上—到市政府进行集体上访。
这种给高层政府“保全面子”的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A 市市政府信访部门接待了这些集体上访的居民后,随后向N 区地方当局作了通报,要求其妥善解决问题。鉴于当时时间节点的敏感性,地方当局对沈等“捅漏子”行为十分恼怒。次日,街道一面委派干部带领当地民警和居委会书记对沈等几个运动领袖进行家访,警告他们不得再去市政府;一面派人到沈等工作单位“告状”。然而,在警察陪伴下的家访和“告状”均受到沈等积极分子及其单位的谴责和敷衍。为防止维权积极分子再去市政府,高度紧张的地方当局又组织街道干部、民警和居委会干部在沈所居住的JZ大楼和市政府门口“三班倒”连续值班监视“动静”,以阻止可能再度发生的上访行动。
由于这些集体行动都是在以沈为首的业委会的名义下组织进行的,地方当局由此声称业委会组织良好,并且奠基于市民们的根本利益之上,正在成长为威胁基层政府权威乃至国家治理的“第三种”势力。他们声称,业委会将比“”组织更危险。但是,在沈等呼吁下,《W报》调查了这次冲突。绿街街道办事处不得已,只好向其提交情况说明,承认建造的是老干部活动中心。《W 报》于1999 年6 月15 日在“情况汇报”中将冲突经过和相关证据报告给A 市政府,明确提出错在基层政府。因此,高层政府要求地方当局克制。此后,整个事件处于僵局。
在后一阶段运动中,在沈等连续奔波和呼吁下,有些市政府部门如市规划局和市园林局都同情维权的居民。由于N 区政府被授予特殊权力,常常在其辖区内无视上述政府部门的规章,导致这些部门的权威受损。因此,后者对N 区地方政府多少存在一些不满和愤恨。通过和一些官员朋友的交往,沈充分意识和利用了这种嫌隙(注12)。因此,市规划局和市园林局等部门对维权积极分子们给予了有力帮助。
2000 年2 月,鉴于沈先生在保护街区中心绿地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市园林局一位和其关系良好的领导提议授予沈“A 市群众性爱绿护绿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A市一些重要的媒介也因此对沈的事迹和社区护绿运动进行了广泛的报导,并称沈为“绿化卫士”。市园林局和媒介的支持大大激励了沈和其他积极分子,并赋予了社区运动更大的合法性。
沈在社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使其成为维权积极分子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当地政府相信,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瓦解人们对他的信任和支持,抗争行动就会自然平息。因此,地方政府的“摆平”措施主要指向沈本人。他们不但通过请客送礼等方式拉拢了一些记者和运动积极分子,而且利用居委会极力挑起其他业委会和居民对沈的反感,以瓦解沈的支持网络。
这些摆平手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在一村居委会书记的个人影响下,大多数以前和沈先生“结盟”的业委会主任都拒绝继续公开支持他。由于绿街街道封闭了整个中心绿地,以至社区居民长期缺乏锻炼、活动场所。很多居民迁怒于沈,认为他给整个社区生活制造了很大麻烦。一些积极分子的亲属也阻止他们参与沈的集体行动。尤其是,少数运动积极分子,其中包括沈所在业委会的副主任,都转而公开支持地方政府的立场。其中有人甚至将沈的行动计划泄露给地方当局。至2000 年9 月,情势的严峻使得沈忧心忡忡:“我现在几乎成了孤家寡人,一败涂地了!”
尽管对以上情形很失望,但沈并没有放弃斗争。他认为如果自己放弃并导致抗争失败,地方当局就会进一步把他们的维权运动定性为非法破坏。这样一来,不但自己个人名声受损和“安全”得不到保障,而且他的支持者们,包括其他维权积极分子和一些官员、记者,都会因此而受到连累。他觉得自己应该坚持下去赢得胜利以报答他的支持者们。和最先领导运动的高老师不同的是,即便在情势最恶劣的时候,沈身边也还有十多个对他十分忠诚的维权积极分子;一些官员、记者也自始至终支持他的维权活动。因此,沈决定继续抗争。
鉴于业委会联盟已经被地方当局所瓦解,沈设法通过其他非正式关系组织网络反击。首先,他极力揭穿街道办事处的“谎言”。通过其官员朋友垂直网络的帮助,沈秘密搜集到几乎所有的当地政府关于本项目的内部文件资料。他向媒介记者和居民展示了这些材料,从而揭穿了街道办事处“建设此项目是为居民办实事”的欺骗性说法。他声称自己作为业委会主任有责任有义务依法维护居民合法权益,呼吁居民应根据国家的法律而不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威来判断是非并参与维权运动。他还声称该项目是“代表着一小撮地方官员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自己组织抵制并非挑战国家的权威,而是维护国家的法律尊严。因此,他呼吁上级政府支持居民的维权行动。沈的反击十分有力。结果,一些以前倾向于地方当局立场的媒介记者在了解事实真相后转而支持沈的抗议活动,并如实就此事作了报道。这使得地方政府感到十分尴尬。一些居民也因此对地方当局十分不满,他们声称街道和居委会欺骗了他们;沈所在的ZJ 大楼的居民们对居委会尤其愤恨,以至于居委会对该居民楼无法再进行日常管理。
其次,沈等积极分子加大了“缠”访的力度。尽管失去了其他业委会的支持,沈仍于2000 年9 月份凭借积极分子网络召集到200 多居民签署了上访信。他把这些积极分子分成几批,分别“承包”一些相关的政府部门,带着上访信和相关的法律文本前去“反映情况”。这些已经熟知政府内部运作状况的积极分子经常蜂拥到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办公室,吁请其“为老百姓解决问题”。这些“缠”访使得这些政府部门和负责人不胜其烦。但由于维权积极分子有理有据,他们也无法发作。沈等还警告有关规划部门,如果他们再违规给基层政府发放施工执照的话,居民将依据有关法律对规划部门进行起诉。
再次,沈还通过关系直接求助于中央权威。通过一些熟识的媒介记者介绍,沈结识了新华社A 市分社的资深记者。该记者迅即调查了此事并相信了沈的说法。他通知A 市主要领导人,如果市政府再不严肃查处此事,他就将此事向中央汇报。沈还通过关系向中央递交了上访信和相关证据。其后,中央有关部门将沈的投诉转发A市政府,要求其尽快解决问题。
在这些压力下,A 市各级政府从上到下再也无法采用“拖”的办法回避绿街维权积极分子所反映的问题。2000年10 月,市政府领导人要求市规划局和园林局认真查处该项目。于是,这两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到N 区与其党政负责人会谈。后者虽然同意取消该项目,但仍想方设法拖延。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事情一直处于僵持状态,沈又两次被市园林局授予“绿化卫士”的荣誉称号。至2003 年,对立双方均感到疲累不堪。在高层政府的干预下,地方当局和沈等维权积极分子终于达成妥协,基本上按照后者要求重建了被毁的街区中心绿地,缩小了休闲中心的占地面积,并对全体居民开放。至此,绿街居民护绿运动最终胜利。
通过以上描述,读者可能对这些维权积极分子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抗争印象非常深刻。下文将总结关系网络在威权体制下的城市社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这个社区运动是围绕着保护绿街一村、二村两个小区之间的中心绿地而发生的。但是,这两个小区的居民在社区运动中发挥着截然不同的作用。实际上,绿地的大部分位于绿街二村小区,因而关乎到更多绿街二村居民的利益。但是,大部分维权积极分子是绿街一村的居民,他们是维权运动的主力和核心。
运动史显示,尽管是绿街二村居民最先发起维权运动的,但其后不久,运动的中心和领导权就转移到绿街一村。由于缺乏密切的关系网络,绿街二村的运动发起人高女士和普通参与者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并不稳定。因此,他们的抗争行动被房产商轻易瓦解。在沈先生领导运动时,房产商和绿街街道办事处也先后对绿街一村的维权积极分子使用了相似的瓦解策略,但最终都遭致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绿街一村很多居民系集体动迁,因而本来就有更多的关系网络“存量”。沈先生和主要支持者之间由于长期交往而存在着很强的相互信任。另一方面,由于绿街一村居民之间高密度的相互交往,在该小区存在很强的社区参与规范。正是小区存在的这些稳固的非正式网络和参与规范造成了其与绿街二村不同命运的最大区别。
其次,这两个小区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绿街一村有着很多组织良好的业主委员会,而绿街二村由于居民之间合作的稀缺而导致业委会发育不良。我们仍旧记得,在运动第二阶段针对地方政府时,业委会联盟最初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个联盟最终被依附基层政府的居委会瓦解,但沈仍旧能够利用自己JZ 业委会主任的头衔组织抗议。也就是说,这种正式的民间组织大大增强了维权运动的合法性。
第三,和绿街二村早期发起运动的高老师相比,沈凭借个人网络更成功地获取了很多政府官员和媒介记者的支持。如前所述,这种垂直联结对集体抗争的成功至关重要。
总之,和绿街二村相比,绿街一村本来就有更多的关系网络“存量”;其主要维权积极分子建构关系网络的能力也更强,因而在维权运动中建构了更稠密的横向和垂直网络。横向网络和参与规范导致了更高程度的内部团结以及居民间更多的信任和合作,这些是集体行动动员的基本条件。由于有垂直网络为基础,绿街一村能够从代表国家权力的市政府以及主要媒介获取支持,这种支持也反过来给了运动积极分子和普通参与者更大的信心。正是这些区别使得两个小区的居民对于运动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并发挥了截然不同的作用。
在本社区运动中,正如一些运动积极分子所强调,没有沈的领导,他们很难赢得胜利。然而,沈最初之所以愿意领导维权运动,一个重要因素是邻居的推荐和劝导。因为在当代中国,要发起集体行动,组织者通常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钱财乃至承担很大风险。鉴于过去的生活经历,沈充分认识到这些代价,但他不愿因此而使他的邻居和朋友们失望。如果他不愿领头或者半途而废,无疑将失去他们的信任,进而丧失自己的关系网络。或者说,由于绿街一村社区网络和参与规范的存在,处于网络核心的居民领袖反过来也承担了带头捍卫社区公共权益的压力。
沈之所以坚持不懈地领导社区运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有信心赢得胜利。这种信心来自于他以前拥有的关系网和建构新的关系网的能力。正是这些关系网络以及由此动员的社会资源使得沈愿意领导这个社区维权运动。换言之,关系网络发挥了动员运动领导人的作用。以前的研究已经发现了社会网络在动员普通参与者参加集体行动方面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沈接替成为运动领导人时,他利用了与老邻居的非正式网络和业委会的正式网络动员了大批参与者,并在维权积极分子中募集了运动经费。进一步,媒介的支持和高层政府部门的支持也给维权积极分子增加了信心,激励其中一部分人坚持到底。
在当前的中国政治场域,虽然国家在相关领域设立了很多正式规则和法规,但行政机构很少能做到“依法行政”。因而,对于那些求助于国家权威者,在很多情况下需要通过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就本个案而言,沈确实先后和多位律师商讨过通过法庭起诉当地政府的可能性,但他最终意识到几乎不可能通过这种正规渠道赢得大权在握的N 区政府。更何况,如果通过司法诉讼途径失败的话,他们就丧失了进一步通过上访进行抗争的合法性(注13)。于是,沈等充分利用了他们与政府官员和记者之间的个人关系。首先,他们利用这种私人关系来接近国家权威,如诉诸市规划局和其他市政部门等。其次,他们利用这些关系来探知集体行动的边界。在当今中国,尽管各级政府对于集体行动都有一定的容忍度,但仍然有很多界限不容跨越。一旦行动被认为越过了这些界限,就会遭致镇压。
因此,对于组织集体行动的市民来说,探知这样的边界并充分加以利用,也就是俗话说“踩线不越线”,对维权行动成功非常重要(参见应星等,2000 ;应星,2001 ;Cai , 2002) 。但这些界限根据情势的不同而变动不拘(注14)。在本运动中,由于很多官员朋友的帮助和建议,沈得以认识到各种情况下政府容忍的边界。因此,尽管维权积极分子捣毁了街道工地并集体上访,但他们没有使高层政府“丢面子”。因此,这些地方政府的眼中钉并没有因采取“暴力”抗争而受到什么严厉惩处。第三,这些垂直性私人网络也被用于加强市民抗争的合法性。在运动中,沈通过他的官员朋友推荐,三次被市政当局授予“绿化卫士”荣誉称号。这使得他能够“合法地”组织护绿运动。正如当地政府承认,正因为沈拥有高层政府授予的荣誉称号,他们不敢对沈采取逮捕等强硬措施。总之,正是私人性垂直网络使得市民抗争者获得国家权威的支持。
社会网络还被用于打击地方政府的声誉和削弱其影响。在本运动中,沈等维权积极分子利用他们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私人关系以收集各种针对地方当局的证据和信息。这些材料使得沈能够及时向公众揭露房产商和地方政府项目的不合法性质。沈的揭露成功地打击了地方当局的声誉,给维权运动带来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威权主义国家和“分裂”的行政体系:关系网络运行的制度背景
本研究展示了关系网络在中国城市社区运动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读者可能对关系网络何以能够发挥上述作用尚有疑惑之处。实际上,正如武考克所假设的那样,社会网络的运作与其所嵌置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国家的作用密切相关(Woolcock ,2001) ,而这一点却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因此,本研究认为关系网络之所以发挥上述作用,主要是因为中国威权主义政体和相对“分裂”的行政体系所致。这种制度背景使得普通市民运用关系网络进行抗争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对于相对无权的市民来说,关系网络对于他们组织集体行动是必要的。由于威权化的国家本质,法律体系无法得以正常运行。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地方掌权者违背法规,很少会依法受到相应惩处。因此,在本运动中,当面临着侵犯居民利益的地方当局时,无权的市民无法通过正规的法律诉讼渠道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市民需要利用关系网络建构抗争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正如以前的研究者发现,虽然中国仍旧是个威权主义的国家,但是其行政体系并非浑然一体的。由于各级政府机构的权力范围和利益出发点不同,整个行政系统中存在很多相互冲突和“裂痕”。这些包括上下级矛盾、条条矛盾、块块矛盾以及条块矛盾等(Lieberthal & Lampton , 1992 ; Lu , 1997 ;应星,2001) 。在改革开放时代,由于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此类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地方政府利益和关注点并不一定和高层政府职能部门一致,甚至会相互冲突,尤其在前者的发展项目违背职能部门规章时更是如此。这种相对“分裂”的行政体系则为市民利用关系网络抵制地方当局侵权提供了空间。正如本个案所展示,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的“裂痕”和媒介的初步开放都成为被维权积极分子利用的“政治机会结构”。也就是说,相对无权的市民可以利用高层职能部门的支持来制约作为国家另一部分的地方当局侵权行为。
然而,并非所有的市民维权者都能利用这种机会结构,因为要么它们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要么市民抗争者即使知道其存在但却不知道如何加以利用。因此,市民维权运动者需要某些渠道获取这样的信息并学习如何利用这种机会。本个案展示了这一点。实际上,在A 市,有些市政府部门和N 区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很多矛盾;前者对于后者的特权很不满,因为后者损害了自己的权威。和其他社区集体行动组织者不同的是,绿街一村的维权积极分子通过与各级政府官员之间的个人关系网络了解到这种“裂痕”,而且在其官员朋友的建议下,他们充分利用了这种机会。在运动第二阶段开始时,由于N 区的特殊地位,市政府有关部门不愿与当地政府公开发生冲突。但是,沈和其他维权积极分子有意识地不仅向市园林局、规划局、媒介等汇报当地政府的违法项目,而且向这些市级机构报告地方当局对其权威的轻视态度。本来就对地方当局不满的园林局等部门因此倾向于更公开地支持市民维权运动并借以维护自己的权威,这种支持最终导致了地方当局的失败。
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针对地方当权者的民众维权运动此起彼伏,已成为基层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本研究检视了城市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动力机制。
本研究发现,“政治机会结构”的存在是当前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发生的前提条件。当前促使集体抗争爆发的“政治机会结构”则有三个主要面向:行政体系的相对“分裂”、媒介的初步开放以及法规政策的逐步完善。媒介的开放、法制的进步使得群众的权益意识有了明显增强,并开始学习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政体的相对开放导致了业主委员会等社区性NGO 的出现,为群众性维权活动提供了组织依托。
但是,这种结构性机会的显现以及“以法抗争”策略的运用都不能充分解释市民维权运动何以能够发动以及发动之后的结果。因为在面对同样的机会结构和侵权问题时,有些街区发起抗争并获得成功,有些虽然发起了抗争但却失败了,更多的街区则缺乏任何集体行动。因此,本研究主张以关系网络这一因素来解释这种差异。换言之,在当代中国,除了法律政策外,维权积极分子还必须运用关系网络作为集体抗争的重要武器,才有可能获取国家权威和普通民众的支持以抵制地方当局的侵权行为。
实际上,在跨阶层的城市居住街区,关系网络是促进社区内部团结和动员不同阶层的人群参与集体行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其重要性的上升本身也是城市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反映。在上世纪90 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以单一阶层为基础的“单位”(大多数成员具有相似的收入和地位) 。当时绝大多数市民由国有单位集中管理,因而其集体行动往往以单位为基础。然而,随着单位制的逐渐解体和社区建设的兴起,街区越来越关系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因而越来越多的集体行动开始以跨阶层(市民分散于不同单位和职业) 的街区为行动单元。关系网络因此便成为促进社区团结和在横向上动员普通市民参与集体行动的一个主要因素。
此外,本文还揭示了垂直性关系网络对于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它是普通市民动员国家支持的重要工具。实际上,比起那些纯粹由工人和农民等弱势群体发起的“维权”运动,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包括了各个阶层人士甚至包括一些社会精英,其组织者和积极分子便更有可能建构垂直网络以促进集体行动。因此,这些横向和垂直关系网络的存在与否、性质如何和强度高低,决定性地影响了街区层次上市民维权运动的出现及其结果。需要指出的是,关系网络是个双刃剑,既可能为维权市民所用,也可能为侵权的地方当局所用。本案例说明,只有在保证其维权活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普通市民才有可能运用关系网络获取成功(注15)。换言之,关系网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对关系网络尤其是垂直网络与社区运动之间关系的检视将促进我们对当前中国城市政治的理解。
本研究发现,尽管作为市民维权的主要方式的信访渠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解决问题(注16) ,但却为社会稳定发挥了一定的安全阀作用。正如本个案所示,虽然法律已经成为民众抗争的重要武器,但司法体系本身并不足以承担群众维权的重任。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的司法体制还受地方行政权力制约。在此情况下,无权的市民实际上无法利用司法部门来抵制地方当局的侵权(注17) 。因此,在司法体制本身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信访体系在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和群众权益上目前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的存在对于弱势的维权市民来说是一个“潜在”的权力资源。
对上访技术和时机的精确把握和应用可以使弱势市民生产出社区权力以和地方行政权力相抗衡。在大多数遭遇地方当局侵权的百姓看来,信访渠道是他们唯一的得以表达冤屈和诉诸国家权威的垂直网络,并让其抱有解决问题的一线希望。这条垂直网络的存在使得群众一旦在遇到基层政府侵权时,不至于便立即对整个政治体制丧失信心,从而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在本案例中,一些核心维权分子表示,如果A 市市政府不能解决问题的话,他们就将集体到北京上访。这说明:正是由于上访渠道的存在,这些维权积极分子坚持在不触犯法律的框架之中行动,而一直没有采取真正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的过激行为。如果失去了信访渠道,群众因为遭受侵权而无法申诉会导致不满情绪的累积,最终可能引发大范围的社会不稳定。
本研究也发现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本文展示的城市市民维权运动在当前中国并非是独一无二的个案。和其他地区相比,A 市无论高层政府还是地方当局都要相对“文明”的多。在本案例中,无论是开发商还是基层政府,即使在和居民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也没有和其他地方一样真正对维权的市民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打压手段。而近两年发生的影响深远的广州“孙志刚事件”、湖南嘉禾拆迁等大量公开出来的事件说明地方当局侵权和市民抗争现象在当代中国其他城市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结合这些事件,我们可以推断出目前在中国很多地方形成了以地方当局为核心的地方性“增长机器”(开发商、政府、工程队等联盟) 。这些利益集团片面强调自己的发展计划和集团利益,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政策贯彻和普通市民权益。更严重的是,因为这些侵权行为往往和腐败联系在一起,导致了目前很多地方基层政府和民众之间互信的缺失(注18) ,以致引发了大量的集体抗争。结合上述有关研究,我们发现当前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在政治环境上,它们都面临着法规政策的完善、政府一定程度的容忍、“分裂”的行政体系、大众媒介的开放等“政治机会结构”。在行动目的上,它们主要聚焦于维护具体的社区公共利益,但开始有追求社区民主权益的迹象。在抗争对象上,和西方“新社会运动”(注19)不同的是,它们不但不直接挑战国家权威,反而利用其抵制侵权的地方当局和工商组织。在行动策略上,它们不但利用现代法律作为武器,而且利用传统的关系网络进行动员。在行动单位上,它们主要以各自的社区为行动单位,但目前已经在更大范围上出现了扩展和联合趋势。
在组织依托上,它们不仅在维权积极分子中建立了紧密的非正式网络,而且开始利用业主委员会、村民议事会等合法的群众性组织。在运动领导上,它们都有一些相对稳定的群众领袖和精英小组,这些群众领袖在农村中和同辈相比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和更丰富的阅历,在城市中则表现为具有更高的维权“热情”和更广泛的关系网络。在参与对象上,它们的参与者主要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但目前城市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表明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成员也开始参与集体抗争。在行动后果上,虽然它们不像西方“新社会运动”一样成为市民社会反抗国家的动力,但它们确实影响甚至有可能改善地方治理秩序。
此外,从上述几个引起高层关注并最终得到处理的案例中可以发现,这些成功的“维权”事件都遵循着相似的博弈轨迹:地方当权者对普通市民施加不法侵害,后者不得不利用媒介等非官方渠道来诉诸高层政府,由高层政府对地方当局的不法行为进行干预。在这些事件中,新闻媒体作为比较中立的舆论监督力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众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工具;或者说,逐渐发展的大众媒介作为垂直性社会网络发挥了链接国家和普通民意的作用。因此,正如本个案和这些事件所揭示的,在目前阶段,中国市民社会运动的方向,不是所谓反对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而是要利用信访渠道、新闻媒体等垂直性网络联合国家对地方“增长机器”进行监督和制约。只有如此,市民权益和国家权威才有可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注释:
* 本文是基于我2001 年初完成的关于本运动个案的民族志写就的。上海大学董国礼副教授、中山大学朱健刚博士当时就此个案和我进行了很多探讨。特此感谢这两位先生在我早期研究中所给予的支持。本文于2003 年9 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ARI ,NUS) 主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A/ P Chan , Ching Selina ,A/ P Khondker , Habibul Haque ,Professor Zou Keyuan , Professor Chua Beng Huat , A/ P
Hadiz , Vedi Renandi , Dr. Cai Yongshun ,Dr. Yang Der - Ruey , Miss. Nah Han Yuong Alice Maria , Mr. Kumbamu Ashok and Mr. Ruan Hengfu 都对本文各稿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评论。在此特向以上各位以及其他在此研究上给予我帮助的人士表达诚挚的谢意。
注1:在本个案的研究地中国南方大城市A 市,由于环保宣传工作的普及和深化,各种组织和市民的环保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实际上,街区的绿化环境当前已经被社会各界视作该地“档次”的一个重要指标,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房产价格。
注2:在研究当代中国农民维权运动时,李连江、欧博文(1997) 和于建嵘(2004) 先后提出了“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的解释框架。实际上,这两者都指农民利用国家的法律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侵权行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于建嵘认为,“依法抗争”是指农民主要依靠上级政府和国家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很少直接挑战侵权的基层政府;“以法抗争”是指农民以法律为武器直接挑战违规的地方当局,而以诉诸国家为辅(参见于建嵘,2004) 。换言之,较之于“依法抗争”策略,“以法抗争”采用更多形式激烈的集体行动。
注3:为保护当事人利益,本文所有地名、人名等都作了技术处理。
注4:参见Bennett & George (2000) , Case Studies and Process Tracing in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 Similar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ci 。
注5:当然,沈并不是相信一旦居民发现并向上报告开发公司的违规证据,高层政府就会自动依据这些证据惩处后者。他是单位中层管理人员,和各级政府经常打交道。他很明白,在实践中,很多政府官员和民众都把法律和政策看做“官面文章”,而基层政府也往往在执行政策时实行“变通”之策,或实际上执行各自的“土政策”。高层政府有时候也了解基层机构有违规或“变通”行为。但一般情况下,只要基层机构“变通”不太过分,或不引起其他人的抗议,上级政府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当前行政体系中的“潜规则”,即所谓“民不举官不究”。但是如果群众抓住了当权者违规的证据,就可以要求政府严格“依法办事”而不能“变通”。正如应星(2001) 在农村研究中发现,一旦群众搬出法律和政策条文要求有关政府部门严格执行时,至少在正式场合,没有官员敢于冒政治风险否认“依法办事”的正式规则,并不得不承诺按法规办事。丰富的社会阅历以及和官员朋友的交往使得沈很了解这些游戏规则。沈等认为,采用上述策略一方面可以给上级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出面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让居民的维权行动显得“合法”,从而使自己掌握主动权。从实质上看,这些市民维权者的策略就是以法律和政策为武器的抗争,类似于其他研究者所指出的“依法抗争”(李连江与欧博文,1997) 和“以法抗争”(于建嵘,2004) 策略。
注6:沈所谓的公关,是指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或私人渠道动员抗争力量,这些关系包括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和上下级关系等。在沈等积极分子看来,如果动员这些私人关系是为了社区公益的话,那些做法就是正当的。为了提高自己的斗争技巧,沈在此后几年一直坚持自学公共关系学和法律,并参加了相关专业文凭的考试。他指出,要用法来维权,“ ……首先自己要学法、懂法,才会用法。”。
注7:应星在对农村上访的深入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高层政府和上访民众之间“拖”与“缠”的博弈。他发现,对于大量涌现的民众上访,高层政府通常采用“拖延”策略来“过滤”出“真问题”。而有经验的上访者就采用连续的密集地上访主要领导的办法来寻求问题的尽快解决(应星,2001) 。
注8:按照党纪规定,中共党员不准参加上访活动。对此,曾经多次参加上访的维权运动骨干、党员刘先生对我说:“共产党员也是公民,因此也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共产党是代表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的忠实代表,站在党的立场上要考虑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因此共产党员也有权利和义务采用合法的方式维护群众的利益。”可见,对于这些党员维权积极分子来说,公民权益比党的纪律更加重要。
注9:N 区在A 市具有特殊地位,享受类似于“特区”的待遇。它被赋予了比A 市其他区大的多的权力,其最高负责人同时担任A 市副市长。因此,在N 区辖区,地方政府常被赋予“特区特办”的便利。
注10:这些维权积极分子指出,“宪法规定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土地确实是国家的,但国家是老百姓的。人民是通过党的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来制定法律法规以体现自己意志的。党中央提出要依法行政,就是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可街道办事处没有按照绿化条例办,没有按照物业条例办,没有按照规划条例办,就是背叛党,背叛人民;他们实际上代表的是少数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和意志……因此,国家的真正代表是法律而不是基层政府。有关法规规定公共绿化不得非法毁损。所以我们百姓要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这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党和国家的威信。”。
注11:那位官员指出,在高层政府看来,毁坏机器意味着“打砸抢”和“搞破坏”。如采用这种“干扰性”策略,正如应星和景军(2000)所指出,就可能超过了国家容忍限度而导致“引火烧身”。
注12:有一次,沈发现在街区中心绿地的施工告示上,地方政府使用词语不当,有损市规划局权威。沈把这个告示牌拍成照片,并随即报告了市规划局。后者对此十分不满,立即派出官员到场检查并向地方政府抗议;后者不得不更换了告示牌。沈等也声称他们采取集体行动抵制地方政府,也有利于维护上述部门的权威。
注13:沈认为,中国法制建设落后。N 区地位特殊,其负责人是A市副市长。地方司法机构根本不可能制约区政府。他说,“从法律上说,它(区政府) 肯定是不对的;但从权势来说,它肯定比你(司法机构) 大!”所以,沈相信只有通过上访诉诸高层政府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注14:比如,在一般时候,中央容忍群众去北京上访。但在有些敏感时期如国庆节等,这种行动就被严格控制,因为它可能使中央政府难堪或“丢面子”。这种“敏感时期”就是一种界限。然而,这样的边界往往并不明显和确定。很多集体运动组织者和参与者因无法把握边界问题而导致失败和危险。
注15:正如沈先生指出,一些政府官员之所以支持他领导的护绿运动,一方面固然有个人关系的缘故,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护绿运动是居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正义行为”。
注16:根据有关报道,在目前中国群众诉诸国家信访机构的大量问题中,实际通过上访成功解决的只占0.2 % ( 参见赵凌,2004) 。
注17:这一点也为大量相关调查所证实(参见包永辉等,2004) 。
注18:如前所述,在本案例中,绿街居民自沈先生展示基层政府违规证据后,就对后者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心理。虽然目前事情已经解决,但这种不信任气氛仍然存在。在应星(2001) 的调查中,他也发现当地老百姓总是认为“山阳的天黑暗着呢!”。
注19:所谓“新社会运动”,是指60~70 年代在西方爆发的女权、环保和反战和平运动等。这些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文化和国家(参见Habermas , 1981 ; Mamay , 2001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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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水泥行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包括规模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在内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成为制约中国水泥工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水泥产量大、企业规模小、市场集中度低、技术工艺落后和产品质量低是目前中国水泥行业的主要特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水泥市场营销模式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水泥市场竞争激烈。市场营销是最大化获取市场份额的主要途径,怎样在白热化的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是水泥企业管理者最关心的问题。针对于此,对中国水泥市场营销模式进行分析,以对水泥企业营销给予参考。
关键词:中国水泥;市场营销;模式分析
中国水泥市场营销战略突出呈现为“市场营销组合”战略模式,即“竞争模式”与“水泥企业市场营销”相组合,为企业市场营销战略关键组成部分。市场营销战略即是企业依“可能的机会”,选取目标市场,且计划将为市场提供具吸引力的“市场营销组合”。中国水泥市场营销组合内很多可控变量,概括为“产品”、“价格”、“地点或渠道”及“促销”四个基本变量。下面分别由“产品”、“价格”、“渠道”与“促销”进行水泥市场营销模式分析。
市场营销组合为“复合结构”,产品整体概念包含“有形产品”、“服务”与“品牌”。水泥企业产品营销策略于三个层次上需具独特价值取向,市场营销竞争模式中“品牌影响力”与“渠道整合力”具关键影响。价值取向皆以品牌为中心,于“有形产品”层面突出“质量稳定性”,于“服务”层面突出“产品内涵丰富化”,于“品牌”层面突出“品牌一元化”。
(一)有形产品,质量稳定性取向
有形产品为满足“客户需求”的载体,一般呈现产品的“质量”、“性能”、“特色”及“包装式样”等,为品牌“价值及影响力”的根本,因水泥产品于“性能、特色及包装”等差异小,质量即成为有形产品“品牌价值”最直接反映。由中国水泥行业现状,高质量同质化,“质量的稳定性”是评价水泥质量的“重要标准”,亦是名牌产品“重要特征”,水泥产品质量波动大,将给工程质量带来极大隐患,严重影响用户的“使用信心”,此为“重点工程”在价格较高的状况下仍选取质量稳定的水泥的重要原因,企业市场营销量通过“质量稳定性”得到强有力体现。由实质而言,水泥产品的“质量稳定性”为品牌影响力主要“物化表现形式”。
(二)品牌,一元化品牌取向
“品牌”是企业给予用户的“心理承诺”,以用户角度看,其主要体现于“企业形象”与“产品形象”,“产品形象”主要呈现为“产品差异性”,企业形象体现“企业个性”,突出“企业精神”,让用户产生“认同感”,进而提高促销水平。伴随水泥业工艺结构的不断加快调整速度,产品“同质性”倾向愈来愈强,包装形式亦由“袋装”向“散装化”发展,品牌单纯依靠产品的“特性优势”与“外包装”而奠定的个性不再明显,水泥品牌将由“产品品牌”向“企业品牌”转化。由此,“一元化品牌”将成为水泥企业关键“品牌策略”,其基于突出企业形象而达成“企业形象”和“产品形象”统一性,依凭企业“独特文化”、“价值观念”、“团队构成”、“技术特色”及“企业资产”等软件,逐渐构建一种“组织联想”,且经“舆论、广告及促销”行为传播于“用户脑海”中,让用户对企业“自发地”形成良好印象,进而为水泥企业市场推广带来巨大推动效用。
(三)服务,产品内涵丰富化取向
服务,作为“产品整体概念”有机组成环节,随竞争加剧日益突显其重要性。“服务”成为企业“寻求差异化”及提升“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手段,“产品内涵”通过服务得以“丰富”,最大限度实现客户价值,对“品牌价值塑造”及“客户关系维系”发挥重要作用,故此服务策略,实际上为企业“品牌影响力”及“渠道整合力”的综合体现。水泥产品以“品牌影响力”与“渠道整合力”入手,其服务策略重点基于“产品内涵丰富化”,将“产品内涵”延伸为客户解决方案。
水泥企业产品价格受“市场需求”、“成本费用”及“竞争强度”等因素作用。企业拟定价格时需全面考虑到上述因素,可实际拟定定价策略之时,需依具体市场特征及企业状况,侧重某方面因素。总体而言,企业定价策略具体有“成本导向”、“需求导向”及“竞争导向”三种。依当下中国水泥的“行业结构”、“市场结构”及“未来发展趋势”,立足于“市场需求特点”及“竞争强度”,构建于“成本领先”基础上的“竞争导向定价”原则为中国水泥企业必要选择。“成本领先”竞争优势的确立,为水泥企业的“规模扩张力”及“资源配置力”综合效用的结果,无论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性市场”,或“寡头竞争性市场”,竞争导向定价皆为“同质产品”市场上的惯用定价手段。
当下市场经济环境里,“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时间”、“地点”、“数量”、“品种”及“信息”等方面存有许多差异与矛盾,分销渠道即可解决上述差异与矛盾。分销渠道,意指商品与服务由“生产者”向“消费者”转移过程里,取得此商品与服务的“所有权”或者帮助“所有权转移”的“所有企业及个人”,故此,分销渠道包含“经销商”、“代理商”及处于“渠道起点与终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主要职能为“研究”、“促销”、“谈判”、“接洽”、“融资”、“配合”、“物流”与“风险承担”,由渠道类型,依“分销渠道”层次分为“直销”与“经销”,“经销”依分销渠道宽度分为:多加经销商的“密集分销”、少数经销商的“选择分销”及一家经销商的“独家分销”。
(一)影响水泥企业渠道选择的因素
1.产品特性。水泥属低值重量型产品,中间费用“运费”等为市场价格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价格竞争力”具直接影响。故此需选取生产者至用户运输“距离最短”、“中转次数最少”的渠道进行销售,即“直销”及“层次最少”经销模式。
2.需求特性。水泥市场需求具“集中性”、“地域性”、“规模性”及“专业性”特征,水泥企业的“价格”与“供货能力(包括“供货量”、“稳定性”与“及时性”)”为对购买决策有影响的关键,故此高效率“扁平化渠道模式”为需求特点的首选。 3.竞争特性。因用户对产品缺少认知,购买意愿偏低,经销商亦无经销意愿,针对此采取“拉式直销”营销,经销售代表的开发、培育市场,获得最终用户的认同与了解,以点带面拉动“整个分销渠道”及“营销网络”的形成、完善及发展。
4.企业特性。企业整体规模决定“市场范围”、“客户规模”以及对“经销商”的“影响、控制”力,企业综合能力决定了“哪些营销职能”由自己做,哪些需交由“经销商”执行。故此,“规模大”、“综合实力强”的水泥企业,首选“复合型渠道模式”;“规模小”、“实力弱”的企业,应首先依凭“经销商”拓展市场的“经销模式”。
(二)水泥企业的渠道模式选择
通过对影响水泥企业“渠道选择”四个因素的分析,就中国当下水泥市场整体看,“直销与经销”并存的“二元化渠道模式”为水泥企业最佳渠道模式。直销以“重点客户”为主,提供“专业化”与“个性化”的客户解决方案,益于市场开发;零售为特殊“直销模式”,主要面对市场“零散小客户”。经销以“区域市场客户”为主,实施分销规划,益于市场“巩固及发展”。二元化的渠道模式为水泥企业“渠道整合力”直接体现,即是“直销方式”与“经销方式”的整合,同时对直销客户而言,是水泥“企业”和“产业客户”构建长期战略伙伴关系的重点,对经销商而言,水泥“企业”和“经销商”利益构建“同盟关系”,对“产业客户”决策参与者而言,为“营销代表”和“决策参与者”构建个人“信任关系”。
促销策略,意指企业依促销需求,对“广告”、“宣传”、“销售促进”和“人员推销”等各种促销模式展开的适当“选择及综合编配”,为企业“品牌策略”得以实施的重要手段。企业“促销组合策略”是否适当,对企业“形象与品牌”的塑造具关键作用。在促销历史发展上,企业最先划分出“员推销职能”,下面依序为“广告”、“销售促进”与“宣传”。当竞争“产品类似”、产品置于市场“介绍期”、“开发期”、“成熟期”时,为造成“客户心理差异”、“培育客户认知”,促销策略具关键作用,促销组合策略合理有效运用,为水泥企业“品牌”影响力直接体现。
(一)影响水泥企业促销组合策略的因素
1.产品类型。因水泥企业“产业用品”是以企业品牌为主的“一元化品牌取向”,宣传处主要以“突出与改善”企业形象为重点,对于水泥企业具重要促销效用。
2.促销目标。相同促销工具于实现不同促销目标,其成本效益存有不同。促进对“企业及其产品”了解上,“广告”效果最佳,其次为“人员推销”,而对“企业及其产品”的信任上,则多受“人员推销”的作用,其次为“广告”。购买者“是否订货”及“订货多少”,主要受“推销访问”影响,“销售促进者”发挥协调效用。
3.产品生命周期阶段。在“介绍期”及“成长期”,“广告、销售促进”的配合,可有效促进“消费者认识”、“了解企业的产品”。在成熟期,若企业想继续提升市场占有率,最佳手段是以“人员推销”取代“广告与销售促进”,且要采取“赠品模式”展开密切关系及提醒购买。
(二)水泥企业的促销组合策略选择
水泥作为产业用品,“促销组合策略”务必要符合“产业用品”规律。比如,水泥企业品牌策略主要为以突出企业形象为主的“一元化品牌取向”,水泥产品的“促销重心”需围绕企业品牌进行,营销人员和客户的直接沟通益于企业形象诉求促销模式为水泥企业促销选择重点。水泥市场需求具“集中性”、“专业性”与整体上的“低价格弹性”等特征,当下中国水泥市场已然处于市场“成熟期”,此决定“人员推销”的重要性,与“专业性购买”相适应的“专业性促销”成为选取促销手段的原则及导向,故此,水泥产品的“促销模式”归纳为以“人员推销”为核心,以“专业性软文广告”与“针对性企业宣传”为诉求载体,经营销人员及使用顾问的定位,实现促销目的。于具体促销模式选取上重点以“产品使用指南”、“营销人员密集推销访问”、“企业宣传手册”、“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IS)建设”、“专业性广告媒体”、“企业宣传赠品”与有益于客户关系维系的“企业宣传活动”等。
[1] 叶克林.企业竞争战略理论的发展与创新[J].工业企业管理,2011,(1).
中国水泥市场营销模式分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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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组合理论是以一系列资产收益率的均值和方差作为组合选择的依据,提出了均值—方差资产组合选择的基本方法,即保持一定的方差的资产组合,使期望收益率最大化,或者保持一定的期望收益率的资产组合,使方差最小化;意味着资产选择不能依据资产本身的某一特征,还必须考虑该资产与其他资产的相互作用。该理论不仅描述了资产及其组合的收益与风险关系,而且解决了最优资产组合的选择问题,使得资产组合分析和管理科学化、程序化,从而奠定了其在金融投资理论中的地位。
在资产组合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资产定价理论认为,一项投资所要求的收益率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1)无风险收益率,即将国债投资(或银行存款)视为无风险投资;(2)市场平均收益率,即整个市场的平均收益率,如果一项投资所承担的风险与市场平均风险程度相同,该项收益率与整个市场平均收益率相同;(3)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是某一投资组合的风险程度与市场证券组合的风险程度之比。而期望的收益率由无风险收益和该组合的风险系数与市场平均收益和无风险收益差额之乘积决定。
根据市场对信息反应的有效性,将市场分为弱势有效、半强势有效、强势有效市场。而反应程度分为反应不足以及反应过度两种情况,描述了信息对市场的影响。
将金融学与社会学及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相结合,从另一个假设的层面出发,认为人的一些社会性特征及自身人性影响引导自己的投资行为,诸如羊群效应、过度自信等。
在投资中,还有其他很多效应,由于诸多因素导致的,诸如IPO抑价效应,小公司效应,税收效应,整数效应,股利理论,盈余公布效应等。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时间看,前两个理论是一组,第三及第四是另外一组,两组进行比较。第一组是从数理的角度出发,基于期望均值和方差,将收益和风险进行量化,由这两个变量来主导投资,通过一系列的对比分析,均衡选择,得出结论。而后一组中有很大程度的数量分析,但主要思想是从外部和内部相结合的理论,外部的信息以及人的行为对进行投资的影响。
上证综合指数是最早发布的指数,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从1991年7月15日起编制并公布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它以1990年12月19日为基期,设基期指数为100点,以全部上市股票为样本,以股票发行量为权数,按加权平均法计算,遇新股上市、退市或上市公司增资扩股时,采用除数修正法修正原固定除数,以保持指数的连续性。然后于2006年1月4日发布了新上证综合指数,新综指选择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沪市上市公司组成样本,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股票在方案实施后的第2个交易日纳入指数,新综指是一个全市场指数,以2005年12月30日为基日,以该日所有样本股票的总市值为基期,基点为1 000点。新综指采用派许加权方法,以样本股的发行股本数为权数进行加权计算,当成分股变化时,同样采用除数修正法修正原固定除数。
深圳成分股指数是由深圳交易所编制,通过对所有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进行考察,按一定标准选出40家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作为成分股,以成分股的可流通股数为权数,采用加权平均法编制而成。成分指数以1994年7月20日为基日,基日指数为1 000点,起始计算日为1995年1月23日。
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全部股票为样本。中小板指数以可流通股本数为权数,进行加权逐日连锁计算,以2005年6月7日为基日,基日指数为1 000点,2005年12月1日开始发布。
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全部股票为样本。创业板指数以可流通股本数为权数,进行加权逐日连锁计算,创业板指数以2010年5月31日为基日,基日指数为1 000点,2010年8月20日开始发布。
本文运用简单的复利计算方法,以日为最小变动单位,365天为一年,从基日开始,以基期指数为期初指数设为I0,同时以2013年11月29日收盘指数为期末指数,设为I,式子表示为I=I0(1+R)T,R为年化收益,T是以日为最小变动单位表示的年数。
由于四个指数的基日不同,为了方便对比,以同日的指数作为期初指数进行计算,所以总共有四个时间段,指数多少四舍五入取整。同时加入标准普尔指数方便与上证指数对比,具体指数(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中可以明显看出,时间有四段,计算得T=(22.96,19.38,8.48,3.5)。代入公式,得到收益率,为了方便对比(如下图所示):
对比第一组数据,可以看出,上证的收益率是标普的1.88倍。两个指数都是选择大量的样本股,能较好地反映股市的整体情况。不同的是面对的市场不同和自身的市场机制不同,而股票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从经济的发展上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迅速,每年GDP增长高达8%,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则是维持较为稳定的经济增长为3%,新兴国家的股票市场收益高于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可以用经济高速增长来解释。同时也发现股指收益差异小于GDP增长率的差异,可见一个开放成熟的市场虽然经济增速较低,但是股票市场还是保持不错的收益增长。而且只是指数计算,没有包括股利之类的收益。然由于现在中国经济增速逐渐减缓,面临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而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和地方债务等问题也一直影响着经济,经济发展面临着滞胀的风险,股市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便跌到2 000多。而美国经历危机后,失业率已经逐渐降低,同时之前的医疗改革也取得一定成效,在社会保障体系稳固的情况下,加之相应措施的采取,如对于企业及时的救助,QE政策的推出等,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同时技术进步的不断出现,如对页岩气技术的革新等。经济恢复的迹象显著,股市也涨到新高。很快美国将停止QE政策,到时将会让美元走强,大宗商品价格会受到更大的影响,而国内的经济发展,之前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60个目标,但具体实施的方略还未出台方,中国股市的仍维持在之前的指数上下波动。当前的股市反映了相应的政策信息,信息同时作用于股市。经过与其他时间段对比上证的收益在第一组最高,这是因为期初的指数为100,虽然中间经过新综指的改革,但是当时的指数在1 100左右,就没有去进行分开计算,而且市场也不会出现这种错误。以上基于所选取的指数的时间点的特殊性,以及时间段的长短做出了简单分析,由于时间结点是一致的,下面的对比就不再提及这点。
对比第二组数据,深成的收益高于上证,是上证的1.27倍。这是因为深成选取的样本股远远少于上证,从投资组合理论上看,虽然股票选择量达到20个样本股以后,波动差异不是很明显,但0.27还是反应了区别。而深成选择的样本股都是行业中具有代表性,大盘股,流动性好的,同样的上证因为样本多,盘子大,需要带动的资金力量也因此要大,但这只能说明深成的收益区间会大于上证的收益波动区间,而深成收益率高,主要还是因为期初指数1 000的原因,低估了指数的价格。第二组数据所选的时间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也较为迅速。
对比第三组数据,中小板高于深成,深成高于上证。首先中小板上市的企业流通值低于主板同时企业大多处于成长期,而且股票所处的行业也大多是比较有前景性的行业,如同新兴市场的高增长一样,相对于成熟期的企业而言,基本面上就有高收益和高成长的预期,但也意味着相对于主板有很大的波动性,可以用投资学中的“小公司效应” 来解释,对于创业板方面也是如此。同时一些相应的预期理论加重了人们对预期情况的关注。中小板指数也受到了期初1 000低估指的影响收益高。而第三组的时间背景下,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所占比重大,加之经济的发展,这组的平均收益最高。
对比第四组,创业板高于其余三个,同时三个都为负,而中小板要好于剩下两个,上证好于深成。创业板指数相对于其他三个指数,选取的公司样本流通值更小,当然企业的成长空间也更大,行业特性更明显,“小公司效应”也是如此,但不确定性也更多。作为对风险的补偿,较高的收益,也是合理的。宏观层面上看这段时间的背景是金融危机的后时代,同时也是政府实施4万亿投资的后时代,市场的对于这段时期的反应是这样,三个板块的累积收益为负,不及银行存款利率和国债回购率,同时这段时期也出现了IPO停止的情况,虽然不能简单地评论IPO对市场的影响是好是坏,但基于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下,市场的反应更多的是负面,IPO本是帮助企业上市融资,让投资者有更多的选择好事,经济学中的选择越多越好,现在却被认为是“洪水猛兽”,那些能从很大程度上影响股市的力量,是在众多投资者的博弈中脱颖而出的,对于IPO,可能更多的认为只是上市公司的一种圈钱行为,并不是为投资者谋利。 缺乏良好的退市和监督机制,也就类似于只能选择欢迎和留下,却不能选择送走,那可供的选择从维度上减少了,有的只是量上的增多,会产生边际递减的效果,而且人们经历过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影响的市场重复博弈后会变得很理性,不得不承认IPO的前景不是很乐观。而在11月30日证监会公布了相关的方案,IPO重启及一些相关概念的提出,除却周一的证券股上涨,作为市场的反应外,但目前指数的反应与之前仍无太多变化。
通过上述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已经被多次探讨了,在成熟的发达国家,金融的发展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成熟而且尖端,但这都是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虚拟经济是能帮助实体经济更好的发展,有效的投资融资,发挥金融机构应当有的作用,两者虽然互相联系,但是却又是分开的。而现在的股票市场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真实经济的情况,不清楚,但前段时间出现上证指数跌破两千点,而后又回到了2 200左右,与6 000点时相比,不得不说现在的市场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本文对于中国股市的投资收益分析,只是基于期初指数与期末指数,运用简单的复利计算的收益率,而且因为期初都是以各个指数的基期为基准,越早进入股市,进入新的板块,能有不错的收益,体现出长期持有的年化收益。同时就四个时期较为突出的情况进行简单的分析,当然由于时间点的特殊性,指数的收益还是较为正确地反映了各个指数的特点,也不排除有其他情况的出现。股指衡量的是股票市场的总体价格水平及变化趋势,所以偏重于宏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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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险制度可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促进银行业适度竞争;但其本身也有成本,可能诱发道德风险,使银行承受更多风险,还产生了逆向选择的问题。截至2011年底,全球已有111个国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SWOT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下,实施全方位的金融体制改革已十分迫切。存款保险制度就是金融改革方面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基于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理论,通过对该制度的SWOT分析,总结出在当前经济条件下,中国发展存款保险制度应采取的策略。有关部门应以积极的态度、稳健的步骤把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好,充分发挥其稳定金融的保障功能。
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SWOT分析;金融改革
银监会2013年度监管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外本外币资产总额为151.4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5 921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0%,比年初上升0.05个百分点;流动性比例为44.0%,比年初下降1.8个百分点;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2.5%,比年初下降1.0个百分点。商业银行全年累计实现净利润1.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5%;平均资本利润率19.2%,比上年同期下降0.7个百分点。① 以上数据显示,在经济形势复杂的情况下,中国银行业虽然保持着较好的发展势头,但利润增速放缓、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率都有所增加,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和压力不容忽视。近年来,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一直徘徊在1%左右(见图1),但宏观经济不景气、制造业产能过剩和房地产业的不健康发展始终威胁着银行业的资产质量;而在利率市场化和民营银行牌照发放的刺激下,银行业的经营风险将会进一步增加。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恰如其分。
中国目前虽然尚未建立起显性制度,但是实际上存在着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即以国家和政府的信用对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商业活动和经营管理行为进行担保。但这种隐性制度的保险金额不明确,而且政府的过多干预也不利于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风险全球化对中国银行业的冲击,广大存款人的利益正受到威胁,银行的信誉也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在提高中央银行监管水平的同时,建立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将会对稳定货币市场,推进金融改革,增强公众对银行的信心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优势分析
1.有利于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分散存款机构经营风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风险也随之成为全球性问题,近二十年间金融风波频频发生,如英国巴林银行破产、亚洲金融风暴以及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等等,而为了解决这些金融问题相关国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推进,金融产品的种类日渐增多,中小型商业银行大量组建,在商业银行内控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银行自身的风险系数在逐渐增加。而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在金融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分散存款机构经营风险,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力度,增强银行业抗风险能力,保护存款人利益。
2.有利于增强银行信用,保障储户利益
目前,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尚未完全转变,风险抵御能力不够强;一些中小银行的展业过程不够规范,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了质量,风险保障能力相对有限。一旦银行经营管理不善,流动性方面出现问题,就可能威胁储户的存款安全,并引发银行的信用危机。在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金融监管手段不先进的背景下,实行存款保险制度实际上也是对银行业发展的一种强制性保障,也是对存款人利益的有效保护。
3.有利于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力度,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存款保险的主要作用是执行损失补偿的保险职能,配合其他有关制度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这就要求从事存款保险业务的机构有权利对银行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当银行管理不善或经营违法违规、风险过大的业务时,存款保险机构可以对银行提出警告和整改意见,督促银行自查自纠,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提供信息,协助监管部门防范金融风险。此外,存款保险制度有助于弥补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在再保险风险、债权人公平原则等方面的不足,进而完善金融监管,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劣势分析
1.鼓励银行的冒险行为,存在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存款保险制度的最大劣势。一方面,在利率市场化实施之后,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会使存款者的风险防范意识下降,为了更高的收益,将钱存入存款利息率最高的银行;另一方面,存款保险制度刺激银行承受更多的风险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商业银行的风险约束机制,从而使得银行在经营中为追求高额利润而过度投机,引发道德风险,进而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给整个金融体系注入不稳定因素。
2.大量民营银行的出现会加重存款保险的负担
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国家提出“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一旦试点结束,审批放开,大批民营银行会在较短时间内涌入金融市场。由于此类银行的资金运营成本高,必然会追求比大型银行更高的收益率,随之而来的是更高的经营风险。虽然存款保险制度确实有助于维护中小银行经营稳定性,但大量民营银行的涌入势必会增加存款保险所承担的责任,甚至会影响存款保险制度的正常运作。
3.法律制度不完善,体制尚未成型
相关法律制度和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也是当前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一大劣势。中国目前尚无明确法律规定存款机构应当办理存款保险,对于存款保险的承保范围、保险费率的确定、核保定损、索赔时效以及法律救济等内容都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虽然开展存款保险制度的指导意见被有关部门提出,但这几乎没有法律效力,所规定的内容也过于原则和笼统,缺乏实际可操作性。
(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机遇分析
1.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金融改革势在必行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完善,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目前,中国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有序进行,公众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已经明显增强,这正是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重要机遇期。此外,利率市场化的施行将与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形成相辅相成的金融发展机制。从国际经验看,利率市场化对银行最直接的威胁就是因竞争的加剧导致银行的破产,而存款保险制度通过分散存款机构的经营风险,减少其参与市场竞争的阻碍。
2.中国储蓄存款余额极高,存款保险制度有物质保障
由于“勤俭持家”的传统理念和金融行为习惯,储蓄在居民投资中的地位短期内仍然无法动摇,城乡居民人民币存款余额在三十年内增长了千余倍,近年间更是呈直线上升态势(见图2)。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2月底,中国人民币存款余额已高达105.44万亿元,同比增长12.5%,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46.54万亿。①虽然实时支付结算系统的普及提高了存款人提取存款的效率,但也极易造成银行间的风险传递,加大了银行系统性风险。因此,在如此巨额的人民币存款面前,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必然要求。
3.中国保险业总体发展势头良好
近年来,中国保险业克服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与宏观经济的严峻形势,市场运行更加规范,体制机制逐步健全,人员素质相对提高,很多政策性保险的推行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积累了很多有益的实践经验,人民群众对保险的信任与依赖程度也进一步加深。2013年全年,中国原保险保费收入17 222.24亿元,同比增长11.2%。②虽然矛盾和问题不容忽视,中国保险业总体上仍基本保持着积极的发展势头,这为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四)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威胁分析
1.增加效率损失,产生负面告示效应
对于整个经济体系而言,银行的破产是重大效率损失;而银监部门的有效监管降低了银行发生破产的可能,就是减少效率损失的发生。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是在国家的监管与隐性保险制度之外,额外投入人力物力从事相似的工作,极有可能增加金融市场中的效率损失。此外,在存款保险制度尚未推出之时,类似于“储蓄有风险,存款须谨慎”的说法就已经在舆论中蔓延。这些言论都片面地夸大了存款保险的某一方面的弱点,但如果有关部门不对舆论加以正确引导,负面告示效应将会严重威胁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2.制度推广过程可能会遇到来自银行系统的阻力
长期以来,中国的商业银行实际上一直依赖于政府无偿的、隐性的存款保险。如1998年的海南发展银行倒闭案,就是由政府直接插手托管清算,指定中国工商银行托管海南发展银行的债权债务,保证了其境外债务和境内居民储蓄存款本金及合法利息的支付,最终才化解了危机。尽管已经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在中国各级各类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有成分仍占据较大比重,靠国家当“守门员”的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因此,其参加存款保险的主动性将会大打折扣。一旦商业银行不足额投保甚至回避投保时,存款保险很有可能因为保险基金过少而无法正常发挥抵御风险的作用。
3.来自某些地方政府的威胁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地方政府面临的各方面压力陡然而增。而“造城运动”、毕业生就业、社会保障等诸多现实性问题越来越突出,又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负担,有限的财政收入显然不堪重负。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在银行业准入和监管放松之后,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促进GDP增长很有可能热衷于发展中小银行以扩大财源,甚至对中小银行经营活动中的肆意放贷等违法违规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些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不仅会极大地威胁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也会阻碍金融改革的顺利推进,影响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
基于上述对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多角度分析,我们从中可以构建出一个SWOT矩阵,并总结出在中国实施存款保险制度时应当关注和参考的四种相应策略(见下页表1)。
根据下页表1,结合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推进情况可以发现,优先考虑SO与WO策略可以更为充分地把握住金融改革的大局,更好地将存款保险制度与金融领域的其他改革紧密的衔接起来。同时,这两种策略将改革的主动权牢牢的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有利于协调市场和政府两个资源配置的主体,有效地把市场机制与政府的引导和监管相结合。以SO与WO策略的主要内容为基础,结合ST、WT策略中操作性较强的部分,并参考国外存款保险的实施经验,笔者总结出在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慎重厘定存款保险费率
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存款保险的费率厘定就不能简单地“一刀切”。默顿(1977)提出在金融市场健全且信息完全对称的前提下,可以运用套期定价的方法来制定基于风险因素的存款保险定价策略。对于银行来说,加入存款保险制度就相当于持有一个欧式看跌期权,该期权的潜含资产为银行的资产组合,执行价格为该银行的存款余额。从全球其他国家的实践来看,一个国家在设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初期,通常采取统一费率;但在积累了一定经验后,最终逐渐过渡到差别费率(见下页表2)。同样,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费率厘定也应走循序渐进的道路,在起步时期可以采取固定费率制度,而当经验积累较多、体制机制健全的时候,存款保险机构就应当根据各投保银行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指标评估投保人的风险水平,确定相应的费率。
(二)参考其他险种发展经验
从国内角度来看,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可以借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的发展经验。2013年交强险原保险保费收入为1 258.86亿元,同比增长12.99%,②业务总量已形成相当的规模并且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势头。交强险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总体上始终保持着较好的发展态势,很多具体内容值得研究与参考。首先,交强险的“不盈不亏”原则可以给存款保险的运营模式带来一定的启示。存款保险制度事关金融稳定的大局,政策性较强,社会影响较大,因此绝对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其次,交强险的“无过失赔付”原则充分体现了其政策性特征和优先保护受害人的目的。而存款保险在处置银行经营危机时,也要以保护公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即在认定损失责任之前对居民个人储蓄存款的损失先行赔付,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避免挤兑现象的发生。
(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
由于存款保险制度所保护对象的特殊性及其业务的重要性、复杂性,国家有关部门必须加快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工作,适时出台专门的存款保险法。在法律法规中,应当明确存款保险机构的独立性,增强存款保险机构在承保、核保与理赔过程中的公正性,最大限度地避免从本身用于规避金融风险的存款保险中滋生出风险隐患。此外,在民营商业银行申请成立时,存款保险机构应当有权对出资方的经营风险与历史信用状况进行独立而客观的评估,排除某些地方保护主义因素的干扰,协助金融监管部门做好风险防控工作。
在金融法律法规基本健全的条件下,可以适时考虑以存款保险机构为依托,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银行业评级体系,并根据银行的等级状况细化存款保险的费率与免赔额度。对于那些评级较低的、经营管理困难的商业银行,应当由存款保险机构协助银监部门为其制定妥善而周密的退市方案,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广大储户的利益,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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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是营销的一种手段,最主要的出发点就是要满足顾客的需要。这就要求企业要调查、研究顾客的需求,设计、生产出能满足顾客需求的产品,找到合适的交换方式,使产品最终有效到达消费者。目前关于现代市场营销方面的书籍有多种不同的版本。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16市场营销相关毕业论文:现代市场营销中的公共关系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现代市场营销中的公共关系分析全文如下: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关系日益成为现代市场营销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公关和营销在现代市场环境中不断融合,相互促进,为企业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众所周知企业在市场中采取的经营活动我们统称为市场营销,诸如市场调研、价格制定、渠道选和售后服务等。公共关系的着眼点在于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帮助企业建立和完善组织形象。由此可见在现代市场背景下,企业的营销活动和公关活动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推动企业的进步。
公共关系与市场营销在现实环境中的使用手段虽然不同,但是这两者之间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营销活动中,适时适度的采用一些公关手段,能够产生出良好的效果。
(一)公共关系能够促进企业产品的销售
在现代市场中,越来越多的企业日渐意识到在日常的销售活动中融合一些公关元素,一方面能切实促进企业产品的销售,另一方面还可以长久维系自身和公众的关系。在公共关系理念的引导下,企业的营销活动不仅仅以营利为唯一目的了,逐渐开始关注公众的所需和感受,从传统的“4P”转向“4C”,可以说公共关系赋予了现代市场营销新的发展机制。例如法国白兰地成功打入美国市场案例。
(二)公共关系能够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组织形象
企业通过灵活运用公关手段,例如传播沟通、协调关系等,可以帮助企业建立声誉、塑造形象,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取得社会公众对企业的理解和接受,并赢得社会公众对组织的信任和支持,使企业在一个和谐融洽的氛围中持续发展。例如美国凯皮特公司50年不变的承诺行为。
(三)公共关系能够采集企业发展所需信息并检测市场环境
信息是企业预测和决策的基础,而要实现科学预测就必须对市场环境进行严密监控和认真分析,及时掌握环境现状和未来的变化趋势,使企业能抓住有力时机,调整策略,避免不利因素。公共关系作为企业内外联系的纽带,能够起到积极主动的调节作用,为企业的市场营销做好服务工作。例如美国亨氏集团的“母亲座谈会”活动。
(四)公共关系能够通过系统的危机管理处理营销过程中的突发事件
在现代市场营销过程中,企业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各种突发事件甚至是灾难性事件。比如“达芬奇”假洋家具事件、新西兰恒天然奶粉的肉毒杆菌事件等等。通过公共关系危机处理的事前预警、事中处理、事后修缮等方法措施,可以帮助企业积极应对危机,降低不规范的营销活动给企业带来的损害,增强内部团结,修护良好形象,扩大社会影响。
(一)积极的将公关活动融入现代市场营销中
现代市场环境中企业应及时把握动态变化的消费者需求,适时提供产品或服务,最大程度满足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为自身赢得利润的同时,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要逐渐从传统的以产品为导向的营销策略,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营销策略。也就是说企业在营销过程中,密切要关注消费者的欲望和需求、消费者获得满足的成本、消费者购买的方便性以及企业与消费者的有效沟通。
目前融入了公关推广方式的整合营销模式已被广大企业所认可。整合营销一方面把广告、促销、公关、新闻传媒等活动涵盖到营销范围内,另一方面可使企业把统一的营销信息有效的传递给消费者。在使用整合营销模式时,企业要注重多种媒介的综合运用,其次要考虑与社会、客户等接触时,要有一致的营销战略目标和当前的营销重点,再次企业要在日常经营管理、企业组织、企业文化等方面确保具体的活动都是紧紧围绕自己的经营目标而展开的。随着现代市场营销竞争的日益激化,各种各样的公关专题活动在企业的整合营销中将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
(二)在现代市场营销中通过公关宣传为企业造势
企业在产品营销或形象营销时,可以借助大众传媒,利用一些有利的事件来制造新闻,从而让消费者迅速获得对本企业的相关信息,了解企业、支持企业,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例如云南马帮入京“进贡”普洱茶活动。在运用公关宣传造势时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是新闻要真实。制造新闻不是胡变乱造,不是弄虚作假,否则不仅达不到公关的目的,还会破坏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新闻本身要有价值,也就是新闻自身要有重要性、新鲜性、及时性和趣味性等,这样才能成为公众关注的新闻,达到通过公关宣传促进企业营销的目的。
(三)运用各类公关专题活动来完善现代企业的营销形象
企业在现代营销过程中要切记不要仅仅是销售产品。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企业间竞争的焦点不仅局限在产品或服务本身了,企业要学会在行销过程中把自身的经营理念、文化等传达给消费者,建立起彼此间长久的关系。企业一方面通过营销获取利润,另一方面通过融合了公共关系理念的活动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在营销中使消费者对企业产生认同感。
(四)运用危机公关处理现代营销中的危机事件
系统的危机公关管理体系在帮助企业处理危机事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些企业当发生危机事件时,能在事先防范、公众至上、快速反应、尊重事实、承担责任、善始善终等原则的引导下能及时有效的化解危机,使企业转危为安,重获消费者的认可。比如2006年可口可乐旗下的芬达、美年达致癌事件的处理,就是一起成功的公关危机处理案例。还有一些企业未能认识到危机公关的重要性,当危机事件发生时就只有疲于应付了,最终的结局只能是遭到消费者的唾弃。比如百年品牌冠生园的月饼陈料馅事件。
现代市场环境下的营销已经不仅仅是产品或服务的销售活动了,公共关系的运用给现代企业的营销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还会在消费者和企业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因此企业在发展进程中,应灵活运用多种公共关系策略,实现企业营销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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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市场是按照品牌产品的需求,进行生产、经营、消费的场所。在品牌市场,既有理性消费市场,也有非理性消费市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CBA品牌市场开发的分析与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职业化是竞技体育发展的趋势,而这也正是体育运动品牌市场开发的成功基础。本文以当今中国最为成功的职业联赛CBA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中国CBA品牌市场开发可行性的基础上,探索CBA品牌市场开发途径,以期为CBA发展和CBA品牌市场开发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CBA 职业联赛 品牌 市场开发。
竞技体育在上世纪中叶开始出现大量职业化发展模式,并逐步出现一些具有巨大市场的体育赛事,如奥运会、足球世界杯、田径世锦赛等。而在篮球运动领域,NBA诞生六十年来,创造了几乎让人难以复制的神话,无论是观众人数还是赛事品牌市场开发,NBA都达到了极高的高度。这种通过职业开创赛事品牌市场的做法,使NBA成为全世界篮球迷心目中的圣殿。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NBA的启发下,面临发展瓶颈的中国篮球,也开始了职业化与市场化运作的发展之路。从全面模仿NBA比赛方式,到现在努力学习其品牌市场开发,CBA已经走过了十几年,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篮球的发展,而且也在培养出王治郅、姚明和易建联等超人气偶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品牌文化。从成立之初的联赛冠名权的拍卖,到向电视台出让电视转播权、发行球星卡,再到第一家篮球用品专卖店的开张,直至培养出姚明这一NBA选秀大赛状元,CBA的品牌市场开发走得坚定而踏实。联赛水平的提高、球星的号召力使CBA越来越受到球迷的喜欢。
在看到CBA繁荣表面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CBA虽然带来了一系列的积极变化,但同样存在一些可能影响CBA发展乃至生存的深层次问题,如没有清晰的联赛发展规划和品牌市场开发计划;没有解决后备力量培养不足的问题;中国体育制度中赛练学以及退役运动员保障问题突出。单纯从CBA品牌市场开发来看,在缺少清晰规划的同时,如何提高CBA比赛的竞技水平与观赏程度,如何突破品牌开发严重依赖电视转播权出让,如何协调CBA整体品牌开发与俱乐部经营,如何为联赛的无形资产增值建立长效机制等等。在此情况下,必须将学习NBA从表面向内里深化,并充分考虑中国市场与中国消费者的习惯,真正将CBA品牌市场开发领上康庄大道,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避免出现中国甲A、中超联赛等闹剧。
2.1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中国CBA品牌市场开发奠定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是联赛体制建立的基础,而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的大幅增加,才使CBA能够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一联赛。
CBA品牌市场开发中,无论是赛事门票收入还是各类赞助和电视转播权出让,都是建立具有一定消费实力的消费者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为CBA提供了数量巨大的潜在消费群,加之篮球自身的群众基础,使CBA品牌市场开发具有可能。
2.2 我国体育事业的社会化加深,是CBA品牌市场开发的前提体育事业的社会化程度逐步提高,缘于社会生产力提升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篮球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发展到今天,已经脱离了单纯的体育竞技活动,而成为人们的一种消费需求,它造就了体育服务部门的形成,而且这种体育服务部门的分工会越来越细,留给人们的市场化运化空间也越来越大。当篮球运动成为商品交换的常客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也随之产生,篮球的产业化也就成为必然,这显然为CBA将自己作为一个服务商品品牌进行市场开发提供了可能。
2.3 篮球运动具有广泛的受众,CBA品牌市场具有巨大潜力篮球作为世界三大球类运动,本身在我国就具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据国家体育总局篮球管理中心统计,全国有近三亿篮球爱好者,经常参与篮球运动的人数超过七千万,从城市到乡村、从小学到大学,到处都可以看到篮球场上奔跑的身影。而且在提高群众身体素质的理念下,国家对体育事业的投入也越来越大,从上到下的重视,让更多人投入到篮球运动中来。这么多的篮球爱好者,事实上都是篮球消费品的潜在消费者,同样也可以成为CBA品牌的消费者。而且与NBA在北美面临其他三大赛事的竞争不同,CBA良好的口碑,使其在中国体育消费市场中一枝独大,品牌市场开发潜力巨大。
3.1 加强产品开发,设计突出特色。
优质的产品永远是品牌开发的基础,CBA要做出自己强大的品牌市场,必须加强产品开发,在设计上突出CBA的特色。作为中国CBA联赛的开发者与掌门,篮球管理中心必须在篮球俱乐部的支持下,有针对性地开发联赛产品,突出特色。一方面,可以向NBA学习,加大国际球员的引进,从而吸引外国媒体的报道,提高联赛知名度,为下步品牌市场开发奠定基础。在当前阶段,由于CBA的品牌还无法与NBA相比,对顶尖球员的吸引力还比较弱,加之中国篮球市场的承受力不够,无法提供强大的财力支撑,因此,可以将目光放在亚洲市场的开发上。即以引进亚洲球员为主,逐步打开日本、韩国、东南亚、西亚市场。如此一来,不仅可以进一步强化CBA在亚洲市场的老大地位,而且可以通过这些国家对其本国球员的关注,为CBA带来更为庞大的消费群体。另一方面,可以逐步扩大CBA阵容,在保证联赛竞技水平与赛事观赏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军。扩军是CBA发展的必然趋势,既可以使更多的球员获得机会,为国家队储备人才,提高中国篮球的影响力,同时也可以与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相匹配,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提供进入CBA品牌市场的机会,共同将CBA品牌做大做强。
3.2 打造精品,注重产品附加价值。
NBA作为全球最负盛名的篮球赛事,为我们提供了直接学习的机会,从其品牌市场开发来看,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可以买到与NBA相关的产品,小到茶杯,大到旅店,NBA的LOGO随处可见,更不用说篮球、篮球鞋等篮球本身的产品。这不仅为NBA的老板和赞助商带来丰厚的收益,而且为NBA培养了众多的球迷。NBA的产品开发一直奉行精品路线,NBA董事会在管理上设定了严格的标准,使球迷始终可以买到令他们满意的产品。CBA自2000年开设第一家专卖店以来,专卖店的经营一直不温不火,对CBA的品牌提升与市场扩容助力很小。其中重要原因就是产品的粗制滥造,缺乏对授权制造商的约束。要进一步扩大CBA品牌市场认可度,必须打造精品,注重产品附加值。一方面,要由CBA赛事管理者统一授权,俱乐部参与分成,建立严格的产品开发标准,坚持精品路线。另一方面,要积极借助社会力量,特别是利用好政府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的良好契机,逐步建立CBA产品的社会口碑,提高产品附加值。
3.3 增强品牌的辨识度,提升品牌包装水平。
CBA品牌的开发,要积极借鉴企业的做法,重视其品牌包装,增强品牌的辨识度。一方面,要对赛事本身进行包装。应该看到,竞技体育有时是残酷的,在成绩的面前,有些比赛可能会平淡无奇,但通过包装,可能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会是别样画面。要学会从赛事出发,又脱离出赛事,从赛前的各种媒体炒作,到比赛转播时充分运用技巧合理设置转播画面,再到与CBA比赛、球星相关的各类素材,增强CBA对观众的吸引程度。另一方面,要以CBA场馆、赛事之外的包装。越是舒适的比赛场馆,越容易吸引球迷的进入。转播设备越好、画面越清晰,同样也更能吸引球迷观看赛事转播。同样的,赛事之外的包装也非常重要,诸如CBA球星的各种公益活动,CBA的全明星周末,都要努力在提高观众参与度上下功夫,从而激发球迷的参与激情,为CBA树立良好的社会口碑。
3.4 运用明星效应,加强CBA品牌推广。
篮球明星是篮球赛事最好的品牌,它不仅可以为赛事带来众多的球迷观众,更可以为赛事吸引众多的赞助商,对赛事品牌的提升作用非常显著。NBA正是依靠张伯伦与拉塞尔、伯德与约翰逊、乔丹、科比、詹姆斯等一代代篮球明星而成为篮球圣殿。姚明成为NBA选秀状元的那一刻,CBA开始走入全球的视野。因此,要充分运用明星效应,并借此加强CBA品牌推广。一方面,要善于造星,即对篮球明星进行包装,制造话题,吸引观众。另一方面,要加大篮球明星的代言等活动开发,通过提高篮球明星曝光率来提升CBA和俱乐部知名度,推动CBA品牌推广。
[1] 张彦荣。CBA品牌营销策略研究[J].价值工程,2011(33)。
[2] 李兵辉。对中国CBA品牌市场开发的研究及分析[D].河北师范大学,2008.
[3] 朱辉。我国职业篮球联赛的市场化经营因素分析及对应策略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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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连接过去,通向未来,指引方向,更决定命运,可以说选择走不同的发展道路,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发展结果。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时代发展的步伐,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重考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地提出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系列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实践根基和理论基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及其对“三个自信”的贡献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对在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以期能找到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时的那些理论探讨和建设经验,无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党的提出了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1]的命题。回顾建国初期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探索,我们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探索成果对于当下坚定“三个自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科学态度,主张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针对苏联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毛泽东于1955年年底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2(] P488);他认为,应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P721)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应该学会独立思考,最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适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建设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2. 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把“民众大联合”作为改造国家与社会的根本方法。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迎来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更加重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问题,并把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应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切成就的重要思想动力依据。
3. 提出了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发展理念。
一个国家如果要走向富强,就必须实现现代化,而工业化则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共产党逐步摸索出了发展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色。
第一,发展国民经济须遵循“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鉴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和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应必须把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放在经济问题的首要地位,强调发展工业也必须和农业发展相协调。这就使得当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农业经济快速恢复互为条件、互相结合、互相促进、同时并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一个创造性的新概括。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第二,统筹兼顾、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等关系是实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原则与基础。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实现提供了历史依据。
1. 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1949年9月下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说明,人民民主专政已经从一种科学构想成为了现实并在中国得以具体实践。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到了1982年,我国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我国国体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写入宪法,保证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所取得的民主成果。
2. 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新中国成立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并没有能与新生的国家政权同步产生。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恢复,全国各地先后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就为召开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宪法、法律法规的颁布,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宪法体制上的正式确立。中国人民所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共和国政体,确立民主集中制为共和国政体的基本原则,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政体和政权的坚实基础。
3. 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949年9月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形成,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出特点和优势。195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新中国首部宪法中得以确立:“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4(] P521)
4. 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也是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基本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和在国家中的地位作了更为全面细致的规定,这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历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到1956年我国基本形成全国统一的民族自治体制,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
5. 进行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尝试。
在毛泽东看来,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是适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仍需要不断完善。同时,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P543)因此,围绕适合中国社会的民主法制建设,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比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改变中央高度集权;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执政党建设,反对个人崇拜;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等设想。
此外,毛泽东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提出了改革设想。比如,1960年3月,毛泽东对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经验,称之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并冠之以“鞍钢宪法”[6](P89-90),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1961年,中共中央在《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使其中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逐步成为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毛泽东还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双为、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党的领导,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成果颇多,虽然有的没能很好坚持,有的甚至走向了错误的方向,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当今中国的改革进一步深化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法宝。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赋予了“实事求是”以全新的含义,使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中国化的科学概念,并将“实事求是”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因此,五十年代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提出探索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命题,就是能够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和共产国际与苏联经验,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实事求是,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实现历史性飞跃的结果。因此,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
2.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灵魂。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自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明确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党除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任何本党和个人的私利。”正是因为我们党很好地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才能由小变大,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充分发扬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1956 年,中共八大在党章的总纲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这是对七大关于群众路线相关论述的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更是把党群上升到事关社会主义成败的高度来看待:“就像鱼和水一样,如果党群关系出了问题,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就不可能获得成功。”[7](P488)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和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成为一以贯之的核心和灵魂。
3.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经验总结,这其中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独立自主,就是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同时积极争取外援,开展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
在毛泽东看来,要取得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作指导,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有益的先进经验,努力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千方百计探索出一条适合于我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尤其是他在1958年先后实施“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等一系列举措,虽然毛泽东想摆脱但却未能真正摆脱苏联模式,但这也说明毛泽东认为革命和建设都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正如邓小平在1988年会见莫桑比克总统若阿金·希萨诺时所强调的:“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9](P123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成果。
此外,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是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学方法论。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离不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离不开其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的实践。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性努力,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根本方向,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也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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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性主要表现在哲学和以人为本方面以及注重实践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与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突出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作用的精神是一致的。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探析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探析全文如下: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备受学术界重视,并得到一定程度的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相结合,在历史发展时期推动着我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实现具备科学发展特色的现代化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加适应中国发展国情的新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总结革命经验,实现马克思主义化。
《辞海》将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广义的层次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层次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思想、风俗等。中国传统文化,顾名思义,是指在中国大地上由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相对于现时代而言的一切文化创造活动与文化成果。
(一)中国近代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需要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是我国近代民族危机和我国近代社会危机所需要的一种科学的社会理论依据。它推动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的变化标志着我国社会将步入一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社会发展局面,列强的入侵与凌辱,使我国社会的发展处于被动的发展境地。十月革命的成功,给我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在这之后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我国的社会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相通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性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在辩证法和唯物论方面的相通性。二是以人为本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视人为万物的中心,人的存在具有他物不可比拟和取代的地位及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与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突出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作用的精神是一致的。三是。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实践,把实践看成理论的来源和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实践观念在中国古代表现在对知行观及其关系的认识理解上。四是社会理想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同世界。这种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本质上虽不是等同意义的社会,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根基。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内在精神上存在着这些相通性,从而削弱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必须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很多层面上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共同的发展特点,故此,两者在对我国社会形态的演变和发展都具有推动的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产物,与我国具体国情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就要求我们辩证地引进马克思主义,合理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形成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需要不断创新发展和不断辩证运用,过去需要创新发展、现在需要创新发展、将来也需要创新发展,创新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结合所产生的新兴事物,它合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着创新发展的原则,对中国才传统文化实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文化发展转变,建立一种适应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具体国情的新的社会发展意识形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使中国社会得到科学发展。从而形成了具有极强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促进
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着变化,时代性和阶段性更能表现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二者的融合度与对社会的促进作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历史发展阶段分析,我国近代社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与现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在本质上大体相同,但是从根本社会形态来分析,又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主要取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同时受到我国基本国情所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适应中国国情,具有科学发展意义的我国现代性马克思主义。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发展提供科学的发展依据。同时使我国现当代文化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型马克思主义文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演进过程中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和相互渗透,使之建立一种合乎我国国情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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