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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语言是文学形式的承载体,它对文学形式的创作形式有着天然的影响力。文学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呈现出相应的变化。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教育越来越大众化,本科阶段更强调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其基本目标由精英式的“专才”培养转型为拥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通才”培养,同时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使大学本科教学面临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调整。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必设的专业,同样应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接轨。
一、明确教学的总体思路
就甘肃农业大学的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来看,其中对学生的素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培养要求:系统掌握汉语言文学的理论和知识,具备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与沟通能力;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具有独立获取知识与信息的能力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一定的创新意识,了解本专业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具备本专业方向业务工作的基本能力与素质,具备调查研究和协调组织的能力,能适应相邻专业和相近专业的实际工作等。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既强调专业素质,又强调综合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教学过程方面都应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接轨。此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分析鉴赏能力以及写作能力,由此在教材选择、课时分配和教学方式上都与此目标相符。在教材上选用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此教材学理性强,文学史的线索清晰明了,授课就依教材的框架进行,对作品的分析教师自行补充,这是教材未展开而教学过程中必须体现的部分,给教师和学生都留有较大的发挥空间。在课时分配上,明确突出作家作品的教学与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思路,作家作品的讲授占60-70%,而文学运动、文艺思潮、社团流派、文体发展等内容占30-40%。在对具体文本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概括重要作家的创作特色与艺术风格。温儒敏先生在十多年前谈及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改革时,就已明确提出要“淡化‘史’的线索,突出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分析”,“把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的培养放到重要位置”,“注意结合学生阅读印象和问题来分析作品,侧重发掘与培育学生对文学的感受力和分析评判能力”。由此,教学的总体思路就是重点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既要重视阅读效果,提高阅读质量,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还要采用多元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思考、分析和写作能力,使学生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都能获得提升。
二、重视阅读效果,提高阅读质量,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学生的阅读尤其是对作品的阅读,但是从近年的教学实践来看,多数学生的阅读质量不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阅读量少。学生对作品的阅读大多比较被动,以教师开列书目为主,自主阅读的较少,即便是规定的必读篇目,也存在敷衍现象,少数学生要么简单了解故事梗概,要么翻阅一下简评,要么干脆不阅读,当问及其对作品的理解时,只能是人云亦云,甚至不知所云。对于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阅读是专业学习的基础,也是提高分析能力的前提,只有认真阅读了作品对文本熟悉的学生,才会认真思考,才有可能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所以,可以说,学生阅读质量的高低是影响学生收获多少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到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阅读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部分学生轻文学原著重影视作品。一些学生不去读原著,尤其是长篇小说读原著的就更少。他们通过观看改编后的影视剧来了解原作,而且一些教师也“以名著改编的影视资料辅助教学”,认为这样可以“增强学生的形象性认识,提高学习兴趣,加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感悟”,这种做法无疑会误导学生,使其以为这是一种快速便捷了解故事情节内容的有效方式,因而忽视了对文学文本本身的研读,忽视了对作品本身的感受和感悟,由此产生的后果可能是学生文学感受能力、想象能力的匮乏。笔者并不赞成用看影视剧的方式代替文学文本的阅读,一方面,影视剧为了观赏的需要,或者是编导根据自己的理解,会对情节作以改动,甚至是与原作大相径庭。比如巴金的《寒夜》,小说“尾声”的内容是: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民国路的旧居,看到的是一片阴暗和凄凉,丈夫死了,儿子跟着祖母离开,不知去了哪里。而于1955年拍摄、由吴楚帆主演的香港粤语片《寒夜》,结尾的处理却是曾树生在汪文宣的墓前放上一个金戒指,表示她与丈夫永不分离,在那里她还意外地见到了儿子和婆母,不仅婆媳和解,而且还答应跟着祖孙二人回到家乡去,过农村人的生活。巴金明确说,“这绝不是我写的曾树生。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也不会放弃她的‘追求’。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的暮秋或初冬,她们婆媳带着孩子回到家乡,拿什么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要养活一家三口并不是容易的事。曾树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别的路了。”这样的改编已经和原作相差太远,如果用电影内容理解原作,岂不南辕北辙。实际上文学文本和改编后的影视剧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企图用影视剧代替文学文本。另一方面,优美的语言文字及丰富的语言内涵只有在文字阅读中才能体味鉴赏,甚至需要反复玩味,文学文本的这种优势是影视剧无法超越的。所以,关注学生的阅读问题,正确引导学生阅读文本原著,是提高学生阅读质量,进而提升学生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前提。针对学生阅读质量不高的现状,教师可以从多方面去尝试改变。首先,应积极引导并督促学生阅读作品。除了既定的教学内容中的文学作品,还可以提供一些参阅作品,这样学生可以根据时间的宽裕度自主选择拓展型阅读。对学生的阅读效果可以采用课堂提问、讨论、写读书笔记、写论文等多种形式考查,以此督促学生的阅读,并引导其提升阅读质量。其次,引导学生阅读一些参考书籍和作家作品的研究资料,将专业领域的新理论、新动态、新成果及时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去,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比如老舍的《骆驼祥子》经过学者们的反复研究,已较难发现新意,而邵宁宁先生则认为祥子经历了一个从进城农民到城市游民的转换,他的遭遇及精神危机,固然是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产物,但从根本上说,又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那些进城农民将要长期面对的问题。文章转换了思路,把对祥子形象的分析与当代农民工进城的现状联系起来,获得了新的启示。像这种优秀的文章或书籍教师都应及时地介绍推荐给学生阅读,使学生尽可能多接触学界的最新成果,从而拓宽视野,获得启发。再次,采用比较教学法的形式,解决学生愿意观看改编影视剧而不愿意阅读文学原作的问题。可以选取两到三部作品,要求学生既看文学文本,又看影视作品,然后针对两种艺术形式展开讨论,让学生通过比较,发现两种艺术形式的差异所在,从而理解阅读文学文本的重要性。教师在教学中应重视阅读效果,紧密关注学生阅读中存在的问题,并给予积极正确的引导,从而达到提高学生阅读质量、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目标。
三、采用多元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思考、分析和写作能力
1.“文本细读”教学法
朱自清、钱钟书、孙绍振、陈思和等学者都意识到文本细读的重要性并付之于实践,陈思和明确指出,“在当下盛行新方法和新观念而忽视文本细读的学术背景下,细读文本对于以追寻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为基本特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多年的教学中,笔者一直采用文本细读教学法,一方面要求学生详细地阅读文本,通过对场面、细节的深入分析理解作品的主旨;另一方面教师选择重要的文本详细加以分析,教给学生具体的方法,使学生学会从文本出发理解文本,养成注重细节的良好习惯。比如对曹禺《雷雨》的分析,可以引导学生注意文本中的三个时间,由此发现,三十年前周朴园家赶走侍萍,所娶有钱人家的小姐并不是繁漪,繁漪到周家才十八年,也就是说那位有钱人家的小姐不知所终,甚至在周家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和侍萍、繁漪相比,她的命运可能才是最悲惨的。诸如此类的重要细节对文本的理解很重要,但如果不仔细阅读和思考,很可能就会忽略,所以只要教师从文本细节出发,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启发,学生就会发现新的知识点,进一步激发其阅读的兴趣,得到更大的收获。
2.“文本比较”教学法
分析一部作品,可以将其纳入到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相关作家群体的比较场域中去理解。“文本比较”教学法,就是引导学生从不同作家的相关作品中发现彼此的冲突与差异,或对同一作家的原文本与改编本进行比较,从而发现原文本的风格特征或原始意蕴。如讲到萧红《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可以联系到冰心《最后的安息》中的翠儿、王西彦《命运》中的路三嫂子、老舍《柳家大院》中的小王媳妇、沈从文《萧萧》中的萧萧等,引导学生思考这些童养媳形象的异同;讲到老舍的《月牙儿》,联系鲁迅《伤逝》中的子君,鲁迅对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分析,启发学生思考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因素;讲到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时,可以联系繁漪、虎妞等人物,比较现代文学画廊中的“恶女人”形象。也就是说,课堂讲授不能局限在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定要有横向或纵向的延伸,使学生在不同文本的比较中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通过具体个案的分析,学会阅读、分析和研究的方法,由此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只有掌握了方法,学生在面对其他作品时才能够独立赏析、评价,从而真正具备独立学习和分析的能力。
3.“专题讨论”教学法
目前高校大多数课堂的教学模式依然是“我讲你听”、“我启你蒙”的师生关系,学生在教学中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这种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效果不见得一定理想。在教学中,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就要给他们一定的发言机会,所以设计适当的专题讨论课就尤为必要。可将意蕴丰富的经典作品作为专题讨论课的内容,就作品主题、人物形象等方面,有针对性的开展讨论,积极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不局限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能形成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比如萧红《生死场》的主题问题,是抗日主题还是已超越了抗日主题探讨人的生存问题、社会制度问题;对曹禺《雷雨》中的周朴园形象界定问题,他是封建家长的典型,还是有情有义的爱情坚守者,都是可供讨论的话题。在讨论课的教学中,学生经过阅读、思考、讨论、最后发言陈述观点这样一个完整过程的训练,既培养了其自主学习、思考的意识,也锻炼了其阅读能力、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深化了其对作品内容的理解,体会到文学阅读中“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乐趣。当然,专题讨论中也可能会出现部分学生的观点缺乏新意、表述不清晰等,这就需要教师进行正确引导和合理控制,最大化地优化专题讨论课的效果。
4.“论文写作”教学法
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写作能力也是必须具备的一项能力。温儒敏先生说:“中文系的学生培养有什么特点?和其他文科专业比较有什么更‘强项’的地方?我看就是‘语言文学’的能力,包括文学感受力和评判力,而这一切还要落实到写作的综合能力训练上。中文系不一定能培养作家,但应当能培养‘写家’,就是‘笔杆子’。”学生的写作能力仅靠写作课程的训练是远远不够的,在其他课程上也应尽量给学生创造练习写作的机会。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教师不仅要督促学生提高阅读质量,掌握分析研究的方法,还应要求学生课后撰写课程论文,包括平常练习的小论文,课程中期考核的大论文。论文的写作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还能很好地反映出学生的阅读与思考状况。比如,在对巴金的《寒夜》进行了讨论之后,一些学生就将其思考的内容反映在了论文中;课堂上引导学生对小王媳妇、小团圆媳妇、萧萧等童养媳形象进行比较,课后就有学生写分析童养媳形象的论文,这些例子表明课程教学具有连贯性和完整性,教师对每一个环节都应充分重视,给予学生正确的引导和积极的鼓励。论文写作中,教师对论文的批改、点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教师对每一份论文都应认真评点,写出评语,多鼓励,少批评,充分肯定学生的思想,注意阐发学生观点中的学术价值,解答学生思考中的疑惑。对其中比较优秀的论文还可以向院刊、校报及省级期刊推荐发表。在教学过程中同时还要求学生为毕业论文的写作做准备,先明确选题方向然后搜集资料准备提纲。这种连环递进式的写作训练,使学生在经历小论文到学期论文再到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既开拓了视野,训练了思维,又逐渐掌握了学术论文的写作格式、文体要求等基本知识,具备论文写作的基本能力。在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教师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不仅授之以鱼,还授之以渔,使学生在获得了知识的同时,还培养了兴趣、形成了能力,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生的阅读能力、分析鉴赏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在课程学习中都能得到锻炼和提升,为将来进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近年来,中文专业毕业生就业比较广泛,中小学教师、文秘、出版社编辑就业岗位比较普遍,村官、公务员等也是部分学生的选择,这反映出学生不仅具备了专业素质,也具备了不同行业需求的综合素质。从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实践来看,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他课程,只有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各个方面探索课程改革与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从重理论向重实践转变,不断推陈出新,才能实现培养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面广、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适应面广的应用型人才的总目标。
现代文学具体指在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一定的历史变革影响下,广泛接受外来文学思想而逐渐形成的新文学形式,不仅使用现代化的语言反映了我国现代社会的科学民主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以及表现手法方面都与传统文学具有较大差异,并且在新时期出现了现代小说、话剧、散文诗、新诗和报告文学等文学体裁,具有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特征,与世界文学潮流一起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文学形式。现代文学的教育意义,在我国研究较早,现阶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下面本文就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一、现代文学教育意义研究
关于现代文学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和对当今社会的教育意义,许多学者在研究中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为武永明对张志公文学教育思想的分析,认为其站在促进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高度思考当前我国语文教育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较为实用的看法,特别是其在文学教育功能方面的论述,对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化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郭虎妹也在其硕士阶段的研究中指出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领域语文教学存在的缺陷,且在综合分析后对语文教学进行了重新定位,站在文学阅读的角度,探究了现代文学教育对学生人文素质培养方面的重要意义,最终提出了较为科学的多维度文学观念,将西方文学的教育批评方式引入到职业学院的语文教学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文学教育的影响力[1]。此外还有诸多学者也对现代文学及其教育意义进行了分析,不仅丰富和现代文学教育意义的研究内容,也对我国高校现代文学教育课程的开展提供了相应的指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现代文学的教育意义
文学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是一个无争的事实,并且文学的教育意义对我国各个时期的人才培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一)现代文学是一种艺术形式和审美对象
阅读现代文学作品,不仅是为了接受文学作品中的教育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感受文学作品的娱乐作用和审美能力,也就是说,通过分析文学作品所塑造的生动形象,优美的文学意境以及积极向上的生活趣味等获得自由的文学享受,进而体会审美主体的自由和自豪之感,这在本质上表现出对现代文学教育意义的升华
。例如教师在引导学生阅读《荷塘月色》、《凤凰涅槃》、《再别康桥》等经典作品时,学生总能够被作品中的优美意境、生动的形象、气势磅礴的语言和高尚的生活趣味等感动,进而得到心理和生理两方面调节,促进学生完美人格的形成。
(二)现代文学作品具有审美和认知双重功能
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被称之为文学界的百科全书,对人的认知能力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文学作品的认知功能在审美过程中得以实现。这种实现简单的说就是通过对作品进行阅读和欣赏,使学生深入了解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面貌以及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等,拓展学生的视野,加深学生对历史发展本质规律的深化认知。就以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其根植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一定的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思想倾向,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由衷的向往和追求,能够加深对学生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认知和认同感。例如在具体分析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药》,巴金的《寒夜》等作品时,学生就能够在体会作品内涵的和接受作品精神教育的同时,对当时社会的历史发展以及新民主主义精神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三)文学作品的核心教育功能
我国古代文学特别重视教育性,希望通过文学作品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倾向、精神意志品格等产生影响,人们将文学作品称之为精神食粮就是对其教育性质的最生动表述。高尔基曾经对文学的教育意义进行分析,认为文学的本质目的就是帮助和引导读者正确的认识自己,进而提高其生活的信心,产生追求真理的愿望和勇气。这表现出对现代文学作品教育意义的深刻阐述,简单的说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在精神层面对人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转移人的心理倾向,促使人焕发出一定的精神面貌。综上所述,现代文学及其教育意义对我国当今教育领域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研究现代文学的教育意义对于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所以现阶段应该加强对现代文学的重视,在教育领域充分挖掘其教育功用,为我国素质教育的深化开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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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沿袭1949年以后的官方文学体制,培养出大量庸俗腐朽,阿谀逢迎体制内作家,旷日持久地制造出人类文明时代以来巨量的文学垃圾,而少数具有精神自省的自由中国作家所创作的有着较高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学精品难以面世,导致中国当代不仅文学界,而是全社会腐朽庸俗之风日盛,精神与思想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文学作为引领人类精神的灯塔的作用日益退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初浅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的体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受西方近代女权运动的影响,涌现了一批女性主义色彩鲜明的时代作品。本文以著名作家李凖先生的经典代表作《李双双小传》为例,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女性思想变化。
关键词:《李双双小传》;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
在二十世纪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影响下,中国文学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先进思想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其中,女权思想是摆脱封建礼教枷锁的标志,更是社会风气转变的典型表现。女性思想的变化在她们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态度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映了新时代女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争取男女平等的思想更是渗透到了她们日常言谈和行为举止中。下面将从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出发,以《李双双小传》 为例,分析女权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压迫并不是个人蓄意行为的结果,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换个角度来说,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阐释,即受父权制影响,妇女只能留在家中料理家务,男人负责外出劳动,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的妇女们在经济上处于劣势,也就导致了她们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处于受压迫的地位。
女权主义者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劳动概念,在重建劳动的过程中必须避免千篇一律的、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工作,而是要在工作环境中发展自我的同时也改造着外部世界。
新中国建立以来,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她们积极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劳动中。《李双双小传》就是反映这一时期妇女思想意识发生转变的典型文学作品。创作当时正处于我国建设发展的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部作品在时代特色的渲染下鲜明地向读者传达了女性主义的思想。
作品一开始便交代了女主人公李双双的丈夫喜旺对她几个称呼,“俺家做饭的”、“俺那个屋里人”、“俺小菊她妈”,街坊邻居则称呼李双双为“喜旺家的”、“喜旺媳妇”、“喜旺嫂子”。可以看到,不管何种称呼,都是依附在丈夫和孩子的名下,李双双依然是夫权社会的一个附庸,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女子称呼的某某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双双在没有走出家庭之前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人物形象 ,完全没有李双双的个人色彩,毫无独立性,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论里所提到的“异化”――劳动者与自身的疏离,是完全没有自我的表现。妇女们所体验的不是自己的意愿,妇女们劳动的成果和妇女本身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男人,这个在男权主义家庭中的掌权者。
从作品中李双双自己写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家务事,真心焦,有干劲,股不了!整天围着锅台转,跃进计划咋实现?只要能把食堂办,敢和男人来挑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用来描述妇女工作本质的一句话――“女人的活儿永远干不完”。家务活儿干不完也就没有多余经历参与社会劳动――当时的公社化生产,所以李双双在大字报上大声疾呼,要求从繁杂的家务活儿中解脱独立出来,勇于同男性进行劳动上的竞争。
这种要求男女平等,和男人们一样参与公共劳动的想法在后来双双和喜旺的几次争吵对话中同样被双双强烈地表达出来――“人家都在大跃进哩,我就不能走出这个家?”、“外边大跃进干红了天,我还能叫这个家缠我一辈子?”。父权制的标准就是需要女人待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也如此,所以男人比女人能更自由的在家庭之外工作。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妇女解放的两个前提之一就是女性重新进入公共产业。社会主义派女权主义者通常把妇女和无产阶级对比,她们认为妇女应该放弃为男性这个统治群体的利益服务的“被男性认同”的思想意识。
作品中还有这样一个桥段:“……合作化以后,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双双虽然做活少,可也有人家一份。喜旺这时候办个什么事,也得和双双商量商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哈特曼的文章曾指出,工资差异是造成妇女屈从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妇女的工作通常不是按照个人意愿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社会性别分工限制的。工资又是家庭的核心经济基础,也是妇女在经济上长期依附男人的根源所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妇女的经济利益和独立性放在首位,正如双双在处理公社食堂的事务和与家人邻居之间的关系时所变现出来的独立自主,大公无私和正直负责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集中关注的妇女作为工人的经验和她们在家庭中位置的交叉作用。
正如学者卡罗尔?埃尔利希所说,对妇女而言,要获得这样的认识――那就是作为女人,她们受到压迫,但她们并不低人一等,而父权制社会的需求也不都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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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密切,有利于大学生文化认同和健康人格形成。当前在大学生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将传统文化内容与时代紧密结合,改进传统文化教育形式,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是汉文化圈的源头和中心,在宽广的中华大地上,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独树一帜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经过世世代代几千年的继承和发展,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对世界、社会、人生的看法,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有道、佛等思想的多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大学生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保证,是党的要求,社会的需要,也是大学生个人成长的必须。教育大学生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思想教育资源,与当今时代相结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1.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
文化具有连续性,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一经诞生,就对人发生作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个人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接受文化熏陶,形成与特定文化一致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过程。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经过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或多或少接触到传统文化理念,已经初步完成了社会化,具有朦胧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思维行为取向。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其已形成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
2.传统文化是抵制不良文化渗透的屏障。
社会不良文化是侵蚀、腐化人们思想,对社会发展进步起阻碍、破坏作用的文化。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成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社会不良文化具有存在传播的土壤。社会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诋毁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宣传物质享乐,奢靡浮华;讲求个人中心,崇拜权势和金钱;放弃道德操守,崇尚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抵御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渗透,最根本的是弘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3.传统文化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归根结底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性文化,核心部分是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具有明显的育人功能。它关爱肉体,关心生命,不自虐,不极端,讲中和,讲奉献,设置了提高自身修养,为国家集体服务的人生价值。传统文化认为,个人生命由父母给予,同时承担延续祖宗生命的重任。因此,个体是生命链条中的一环,是生命之树上的枝叶,其价值在于更好的促进大树繁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契合,具有内在统一性。
1.有利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与欧洲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相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集体主义。集体是价值的主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原有宗法制集体主义存在各种弊端,完全无视个人利益的极端集体主义已经被否定,但集体主义不会过时,它滋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爱国志士,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是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生动的素材。
2.有利于大学生基本道德规范培养。
儒家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和”,最高理想的实现,依赖每个社会个体知礼守规,道德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后形成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等道德标准。依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我国现阶段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容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脱胎于传统文化,扬弃了传统道德中等级、忠君等封建糟粕,发扬了爱国、勤俭等内容。传统文化为大学生提供了道德的生动解释,以“诚信”为例,流传着许多关于诚信的名言和故事。
3.有利于大学生健康人格养成。
心理学上的“人格”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可以笼统的称之为“个性”。目前对于健康人格的评价标准一般为: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正确的自我意识;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大学生处于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刘洋泼熊”“马加爵行凶”等校园案件,凸显了当前大学生群体人格障碍问题。大学生中常见的不良人格倾向有妒忌、偏激、自卑、自我中心、孤僻等。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现实完美人格的典型“君子”,为大学生提供了目标。
1.近代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开始了近百年的屈辱历史。中国思想界痛定思痛,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力图引进西方文化,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在批判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内容被放大,甚至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在这种批判多于继承的历史背景下,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认同程度不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自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在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根据时代发展赋予新的内涵,通过营造校园文化环境、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等传递给大学生。
2.受教育者大学生喜新求异的群体特点。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大学生处于人生智力发展的高峰时期,思维独立性和批判性显著增强。进入大学校门后,大学生脱离了家庭的呵护,学业压力减轻,开始独立面对社会,并思考人生问题,成人意识增强,渴望证明自己的成人地位。大学生不迷信书本,不拘于传统,相对于已有结论,他们更倾向于经过自身思考,提出新的见解。传统文化作为自古流传的内容,本身并不具有吸引大学生的新奇特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提高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充分利用班会年级会,开辟第二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3.学校教育体系中传统文化内容缺失。
我国教育体系重技能轻人文、重“成才”轻“成人”的倾向依然非常严重,升学率依然是社会衡量中学教育的绝对标准。在就业率考量标杆下,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越来越向应用型靠拢,绝大都数高校都没有传统文化教育体系。大学生面临就业的激烈竞争,学习的重心大都放在过级、考证、考研等更有实际效用的内容上,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仅限于兴趣爱好或消遣。各类学校应提高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传统文化素养。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植根民族土壤,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养料,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民族品格,自觉抵御不良文化渗透,开拓向前,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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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是相对于应用创新而言,可分为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基础研究科学理论创新。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包括:哲学理念创新、思想观念创新和文化创新等、法学原理创新等。科学基础理论创新涉及面更是广泛,难以界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几点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发生一定的改变,经历了几番创新,从原始的“政治革命一体化”渐渐地过度为启蒙现代性以及文学现代性的新文学史,在发展为当下的文学与历史通融的良好发展现状,为此本文将就现当代文学史理论的创新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与思考。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史;创新;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很多事情也在时时的发生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现当代文学史理论也经历了几次变革,为了更好的适应发展的社会进行一定的革新,进行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思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学史创新关键便在于进行文学史理念的革新,进行理论的创新可以实现文学史更好的发展,同时为文学史的良好革新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我国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时由王瑶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再次著作中作者对于“史”的思考依然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要思想,但是却摒弃了严重的浓郁的政治色彩,使人们在进行相关阅读时可以更加的心情舒畅,得到一定的放松,而不是过多的被其中存在的政治色彩所左右,影响读者的感官体验。再次著作之中作者根据自身良好的文学底蕴修养,进行多种史料的搜索与总结,运用自己独特的目光进行相关问题的阐述,对于发展历史中各种文学历史现象进行了详细的综合的且极为可观的评述。
因此,此著作的阅读不仅使读者感受到鲜明的“史”的特点,同时兼顾了文学的特性,这也是王瑶所要呈献给读者的其所认为的文学史理念。在王瑶的著作之中充分的运用自身所掌握的各种知识进行“文学”与“史”的良好结合,这一创新性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是之后的文学史却没有这样发展下去。
1955年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对于文学史进行相关阐述时十分突出的强调了革命运动对文学的影响,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使作品中的政治色彩较为浓郁,同年张毕来执笔的《新文学史纲》中更是出现了“革命史化”,按照政治态度对作者进行详细的划分;1956年由刘授松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对于阶级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强化,文中无论是在阶级立场还是相关的观点上都在时时的强调政治性,认为文学是政治观念的附庸。由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年代文学史正在朝着政治革命一体化方向发展。
不同的文学史理念影响之下会出现不同的文学史体例,观念的革新会影响到体例的革新与发展。文学史中的体例大体分为四种类型:专题史型,文体史型,作家论型以及混合型。就以往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涉及的体例进行分析,混合型体例应用较多,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呈现出一种“板块结构”的特点,直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出现,这种板块结构才出现了一定的变革,突破了以往的写作模式,在以往的文学史的编些过程中,作者在进行事件的阐述时往往采用分时期进行文学运动事件的阐述,之后进行座驾作品框架的构造,进行文学史连续性以及发展轨迹的呈现,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在进行相关事件的描述时更多进行了事件的综合分析,统一进行相同点的分析,具有更好的参考作用。
但是对于体例的创新不能仅仅的局限在写作方式的改变,还应该从选择上进行创新。在进行事件的选择时,如何进行取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问题,编者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具有良好的文学底蕴,通过长期的文化积累形成个人眼力,进行事件的甄选。不同的编者拥有着不同的文学底蕴,编者的眼力差距也会影响着文学史的编些发展。
文学史的编写需要以史实为依据。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严格的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以史实为基础,同时以“论”为文学史的主体进行编写。在对“史”的阐述时,作者需要严格的遵守史实,进行客观真实冷静的辨别,进行客观的阐述,但是对于文学史的编写又不同于对于纯历史进行编写,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进行文学思潮以及每个时期文学现象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梳理,将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真实的再现,使读者可以更好的进行相关了解。
文学史中“论”的编写是文学史的主体,因此作者在进行相关文学现象,文学运动进行分析时应该更好的尊重史实,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价,在兼顾准确,真实,客观地进行问题的分析时,作者进行相关的阐述还应该突出自身的特色,在进行事件的分析时更多的融入自己的风格,使文学史更具个人进行文学史的编写,不仅需要作者更好的向读者进行文学运动的展示,加深读者的了解,并应该努力的通过自己的方式更好的使读者进行文学发展历程中出现的重大事件的了解。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史才可以更好的吸引读者,被更多读者所接受。
中国的文学发展历程十分悠久,在这样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文学运动,文学史的编写经历了多次的发展,正渐渐的脱离政治色彩进行事件更加真实,可观的阐述,更好的向消费者进行事件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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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政权的建立,为更广泛地吸取与借鉴中外文化遗产提供了精神与物质的可靠保证。50、60年代,曾有计划地广泛介绍了东西方古代和18、19世纪的文艺理论与文学作品;由于复杂的内外原因,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则相对隔膜。对50、60年代新中国文学创作起着重大影响的仍然是俄罗斯、苏联和西方进步文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师院校中文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该课程的教学改革首先应该从优化课程设置入手,实行“文史分离”,同时,加强课程群的建构;此外,还要重视教学方法的革新,通过改变教学模式、扩充教学空间、举办特色活动等方法来培养学生的自主式学习习惯及创造性思考的能力。最后,课程教学改革一方面要注重技能的培养,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人文精神的养成。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改革;文史分离;课程群;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教育部规定的二级学科,是高师院校中文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自这门课创立以来,关于其教学方法革新的研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近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推进和现代教育科学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讨论又掀起新一轮的高潮。研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必须结合当下的教育环境,探索一条适应当下大学生人才培养的改革创新之路。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面临的尴尬是,中文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读书无用论”再次甚嚣尘上,学生越来越难以安于课堂;另一方面,随着网络时代、消费时代的到来,传统的阅读方式受到极大冲击,学生对文学的热情正在急剧消退。在当今情势下,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如何适应高等教育的新形势,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达到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这无疑是值得从教者深思的一个问题。
在以往的课程设置中,一般高师院校都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划分为“中国现代文学”(1917―1949)和“中国当代文学”(1949―2000)两个部分,设置了《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这两门专业课。这种课程设置,把对作品的解读纳入到文学史的框架中,执教者在教学中,主要侧重文学史的梳理,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史”的架构,加强了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潮流的关注,而对经典作品的阅读分析则用力不足。这样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一个学年下来,学生对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特色、创作发展情况说的头头是道,但一旦具体到某个作品的分析便显得相当茫然,一筹莫展。这显然背离了文学教育的初衷,也不符合当下人才培养的要求。关于文学教育,很多专家与同仁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我们今天所迫切需要的文学教育是那种回归文学本体的教育,是充分张扬文学性的教育,[1]文学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学作品再解读的过程。[2]
真正使文学教育回到文学本体,当下最积极有效的办法是在课程设置上“文史分离”,即把作品选和文学史设立为相互独立的两门课,增加作品选的课时数。“文学史”课负责帮助学生架构“史”的知识框架,而“作品选”课则是让学生接近文本本身,去感受、领悟、吸纳活泼的文学养料。北大温如敏教授提出呼吁:“本科基础课淡化‘史’的线索,突出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把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的培养放在重要位置”。[3]在这方面,很多院校已经做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与尝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复旦大学的课程改革。在陈思和教授的倡议与带领下,复旦大学在中文系开设了原典精读课。
就现当代文学而言,他们的具体做法是,把文学史推迟到二年级,在一年级开设现当代文学名著选读,安排最优秀的教师来上这门课(陈思和教授本人也以身作则,亲自担纲),鼓励学生进行文本细读与研讨。目前,陈思和教授领衔的原典精读系列课程是国家级精品课程,成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一块活字招牌,同时,文本细读的学习方式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也已蔚然成风。复旦大学在现当代文学课程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无疑具有可以推广的示范性效果,率先验证了“文史分离”课程设置的可行性与能效性。
在推行“文史分离”的课程设置时,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文史分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结合”,“分离”为“结合”打下基础,“结合”是“分离”的终极目标。“文史分离”的最终效果是,以“文”带“史”,以“史”促“文”。如果说文学史是星光璀璨的银河,那么优秀作品就是镶嵌在银河之上的一颗颗耀眼的星星,二者不是分离的,而是互为一体,互相依托。因此,在具体推行“文史分离”的时候,要求我们要精心设计教学大纲,教师在授课时能够“有法可依”,做到“文学史”与“作品选”互相配合,而不是各行其是。
另外,在课程设置改革中还应该加强课程群的设置。围绕现当代文学教学,增设多个体现专业特色的相关课程,形成以“文学史”、“作品选”为主,以其他相关特色课程为辅的课程群,这是课程设置改革的大势所趋。除了开设选修课以外,还可以举办名家讲坛、学术沙龙,邀请校内外的专家学者给学生开设第二课堂。这一系列的课程设置必将形成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课程群,形成专业课为主、其他课程为辅,互相依托,互为补充的课程体系。这种课程群的设置,即能照顾到普通学生,帮助他们夯实专业基础,呵护他们对文学最初的感动和热情,同时,亦能“喂饱”那些对现当代文学有特别兴趣的学生,拓宽他们的专业视野,挖掘和培养他们的科研能力,满足他们的求知欲。
教学方法的革新是现当代文学课程改革的一个老话题,自这门课诞生以来,它就一直是大家热衷研讨的一个课题。现在再来谈论教学方法改革可谓是老调重弹,但是又不能不弹,因为这门课无论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结构在每一时代都在发生着变化,这就要求从教者不得不适时的调整和更新教学方法,以适应当下的教学目标。现当代文学是个没有时间下限的课程,一直在生长发展中,不断有新的作家作品诞生,延展着这门课程的历史时间;而不断涌出的文学热点、学术热点,也在不断充实、丰富着这门课程的历史空间。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将教学方法改革的调子一直弹下去,当然,要弹出新意。
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对于“教”“学”二字,一直是把侧重点放在“教”上,而忽视了“学”。而实际上,“教”只是手段,是出发点是“学”,并且学有所获,这才是目的,是现当代文学教学的遵旨。现在,有必要打破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反客为主,还他们本该有的课堂主体地位,让他们由被动学习转变为自主式学习。为了做到这点,教师可以围绕教学内容设置一些问题,并且在课堂上设置问答和讨论环节,让学生带着问题听课,培养他们的“问题意识”,通过课堂互动让他们真正参与到教学中来。
另外,也可以选择某个专题安排学生来讲授,布置他们自己做PPT,自己准备教案,上课时自己上台来讲,让他们边“学”边“教”,边“教”边“学”,通过角色的转换来激发学习兴趣,感受文学的魅力。需要注意的是,安排学生讲课不代表教师可以袖手旁观。教师要选出适合学生讲的章节,把学生分成小组将任务布置下去,然后给他们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同时,在准备的过程中要适时加以指导,在上课的时候则应该及时点评、总结。除此之外,还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拓展教学空间。例如建立以现当代文学为关键词的QQ群或者知识论坛,利用网络平台来实现与学生的交流互动,让现当代文学的“教”与“学”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而是形成开放型的新格局。
与本文的第一部分内容相呼应,教学方法的革新应该配合课程设置的改革。“文史分离”,意味着教学方法也要进行相应的变革。教师不能够再继续捧着一本文学史照本宣科。文学史有文学史的教法,作品选有作品选的教法,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腔调,应该具体课程具体对待。“文学史”,主要是从“史”的角度对20世纪的文学进行梳理,它主要讲述文学思潮、文艺运动、文学流派等,这要求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既要顾全大局,又要照顾局部,做到条理清楚,主次分明,培养学生对“文学史”的理性把握;而“作品选”却是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它重视文本细读,在授课过程中既要注意对人文精神的挖掘,又要注重对文本细节的感悟,要呵护学生对作品的“感性”认知,培养他们解读作品的能力。
在以往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对于作品往往讲的太多。教材怎么说,某些专家怎么看,把一系列的定论一股脑的倾倒给学生。这些“定论”淹没了学生的感性认知,他们带着这些既有的“定论”去读作品,很难有新的认识。对于作品选的教学来说,讲的太多,过犹不及。所以,在“作品选”的教学上,应该善于“留白”,把学生直接带到作品面前,让他们自己去感悟,自己去发现。
此外,教学方法的改革还应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能力。任何知识的吸收都有一个在头脑中沉淀、发酵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才能够转化为自身知识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灵活的为我所用,同时,内化为一种人格素养,指导着我们的生活与人生。作为从教者,要帮助学生迅速实现这种转换,就要想办法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那么,如何才能培养创造性思考能力呢?首先,可以通过布置写小论文的形式来督促学生整合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还可以开展一些与课程相关的各类活动,诸如诗朗诵比赛、名著改编的话剧或舞台剧表演、现当代文学作品研讨会、读书笔记大赛等。通过这些活动,激发他们的灵感,挖掘他们的潜力,提高他们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高师现当代文学教育要达到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出既有健全的人格结构,有着较高的艺术感知能力,同时,又掌握了丰富的文学知识,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这要求我们在落实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既要“务实”,又要“务虚”。“务实”指的是对学生文学知识的传授,专业技能的培养,而“务虚”则指帮助学生构建人文精神,养成健全的人格。
高师院校是以“师范”为特性的大学,为中、小学培养优秀的教学人才是其主要的目标。因此,我们的课程改革就不得不与这一培养目标挂钩。就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课程来说,需要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各个环节上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紧密结合,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为将来做一个合格的中(小)学语文老师打下基础。“语文”能力是一个外延相当宽泛的概念,但总的来说,不外乎就是“听、说、读、写”的能力。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在务实的同时,还必须坚守人文立场,去关注人类精神、价值、观念、信仰等‘务虚’的问题”。葛红兵教授也认为“我们要让学生通过教育,了解到自己的人生与社会需要的切合点;通过教育,让学生产生个性化的人生观念,最后形成自我决断、自我选择、自我造就的信念和勇气。教育的结果不是知识,不是道德,而是一种自我的能力,就是说,要让学生用自己的脑子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选择自己的职业,选择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大学教育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4]因此,我们的课程改革应该牢牢把握人文教育的根本,以人文精神作为我们教育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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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是中央电视台、国家语委于2013年推出的大型原创文化类电视节目。汉字是中国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独特部分,是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传播工具。通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这个电视节目,我们不难发现汉字体现出了深刻的文化价值。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择“字”的文化价值及教学启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够帮助到大家: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择“字”的文化价值及教学启示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是一种很有意味的表意体系文字。它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根、生命的根,含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传递着中国五千年的文明,直到今天,仍有无穷的魅力,显示了强大的生命活力。
1.汉字的概述
汉字是汉族人民创造的,是社会记实和沟通的用具,直接抒发意旨,具备象征功能和审美价值,是用来记录思维认识的书写符号系统。
汉字的出现往往是因为社会的需求而产生的,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在奴隶制形成和国家建立以后,需要用规范而准确的文字来发布各种命令、统计各类财产、记载国家各种事情等等,以便更好地为国家统治所服务。这样以来,为汉字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2.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概述
在当今信息时代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电脑或手机的智能拼音、五笔输入法来输入汉字,致使人们的汉字书写能力逐渐下降,提笔忘字、写字不规范等现象越来越普遍。
针对汉字面临的传承和书写危机,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以“书写的文明传递,民族的未雨绸缪”为标语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相继在2014年推出了以“让书写在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为宗旨的第二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这个电视节目不同于以往某些节目中的作秀,呈现出来的状态非常单纯、简朴。它可以让场外的观众朋友和现场的比赛者一起参加,人人都能够通过节目学习书写中国汉字,领悟中国汉字背后的历史文化。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通过听写汉字词语来进行层层筛选,最终诞生年度总冠军。每场所选取听写的汉字不同,有简单的,也有相对繁琐的。纵观两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所选听写的词语类别很多,主要分为以下几大类:
1. 人物类
如:【光绪】皇帝名,清德宗(爱新觉罗?载??)年号(公元1875-1908)。
【恽代英 yùn】人物名。
【桀纣 jié zhòu】桀和纣,相传都是暴君。泛指暴君。
2.动物类
如:【貔貅 pí xiū】古书里的两种猛兽,现多比喻勇士。
【虫豸zhì】小虫的通称,詈词,喻指下贱者。
3.植物类
如:【颠茄】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卵形,花暗紫色,结浆果,黑紫色。根
和叶可入药。
【桔梗 jié gěng】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卵形或卵状披针形,花暗蓝色或
暗紫白色。供观赏。根可入药。
4.天象、地理类
如:【图们江mén】我国一条江的名称。
【日晷guǐ】古代一种利用太阳投射的影子来测定时刻的装置。
【沟壑】山沟。
5.器物、建筑类
【舴艋zé měng】小船。
【毕肖】打猎用的一种长柄网。
6.人体类
如:【髋关节 kuān】俗称胯轴子,由髋臼和股骨头组成。
【上颚(上腭)è】是一对位于上唇之后的锥状坚硬构造。
7.医用、化学类
如:【扑尔敏 pǔ】一种药物。
【矽肺病xī】病名。
8.成语类
如:【惴惴不安 zhuì】形容又发愁又害怕的样子。
【分道扬镳 biāo】指分道而行,比喻因目标不同而各奔各的前程或各干
各的事情。
9.其他冷僻词汇
如:【裂璺 wèn】器物上的裂纹。
【九省通衢qú】武汉历来被称为"九省通衢"之地,泛指武汉通向外界的交通非常便利。
这些词语,一方面能体现出汉民族的历史文化积淀或记录先民历史生活痕迹,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汉民族拥有的天文地理、历史人物、传奇故事、风土人情、科学成就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让后人铭记不忘历史,爱我中华。
汉字是中国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独特部分,是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传播工具。通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这个电视节目,我们不难发现汉字体现出了深刻的文化价值。
1.彰显中华民族的地大物博及灿烂的历史文化
汉民族的物产丰富,所走过的历史轨迹、缔造的光辉历史,大都是用汉字记
录下来的。如“鳜鱼”、“蛏子”、“桔梗”、“乌桕”等词语反映出汉民族丰富的物产;“图们江”、“婺源”、“日冕”等词语反映中华民族的幅员辽阔以及拥有渊博的地理文化知识;谱写了“光绪”、“恽代英”、“蚩尤”等汉民族历史上永垂不朽的人物传奇及创造的历史文化。
2.汉字承载着中国古老风俗文化
古代的风俗文化与我们当代的风俗文化是有差异的,有些古老的风俗文化已经消逝,很多都已被人遗忘。如:“合卺”成婚, 卺是瓢,把一个匏瓜剖成两个瓢,新郎新娘各拿一个饮酒,是旧时成婚时的一种仪式。“及笄”指的是古代女子年满十五岁可以把头发绾起来,戴上簪子,也指古代女子已到了可以出嫁的年龄。
这些古老的风俗文化有些已经消逝,但它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理应被后世所了解。
通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这个节目,对于我们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有很大启示。主要归结为以下几点:
1.识字与写字教学要做到字音、字形、字义三者相结合
在《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中,某些参赛学生只知字音,不知字形、字义;只知字义,不知字音、字形;只知字音、字义而不知字形;字音、字形、字义都不知。这种种现象就造成了这类参赛学生往往写错别字,甚至是不会写所听写的字。因此,在教学时切忌将字音、字形、字义孤立开来,应该在识字与写字教学过程中将字音、字形、字义三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2.引导学生关注中国历史文化
汉字是基本的交际工具,中学生掌握3500个常用汉字是基础,但是这对于传承中国历史文化是不够的,还需要突破这种限制,跳出语文课程标准中所规定掌握的汉字词语,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些汉字词语的意思,更多地了解一些文化知识。通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引导学生关注我们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和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通过那些消逝的汉字词语以及文化知识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并传承这种历史文化。
3.基础教育不应过分重视生僻字
综上所述,汉字听写大会“选字”,一般偏向字形比较复杂,与现实生活较远,能体现历史文化积淀或记录先民历史生活痕迹汉字或词语,在一定程度上折射汉民族拥有的天文地理、人物故事、风土人情、以及生产生活方式,让后人铭记不忘历史,传承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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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是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源自道家的雕版印刷,它活跃于唐朝的雕版印刷 ,经宋仁宗时代的毕昇发展、完善,产生了活字印刷,并由蒙古人传至了欧洲,所以后人称毕昇为印刷术的始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古代印刷术的源流、价值及其近代变革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古代印刷术的源流、价值及其近代变革 全文如下:
摘要:中国是古代印刷术的发明国,但中国关于印刷术的系统研究却始于民国时期。或者说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印刷史研究,不仅来自中国传统的图书目录版本之学,而且从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印刷术的研究获得启示,形成了中国印刷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中国近代是西方新式印刷术取代中国传统印刷术的阶段,学者也将目光投向近代,进入了印刷术本身从古到今沿革历史的研究,从而突破了传统的以图书为中心的框架。本文主要根据民国时期的论文,探讨其学术视野与研究思路。
(一)以图书版本学为基础
从中国图书史来看,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有很长一段抄本图书的历史,印本图书的出现一般认为是在隋代或唐代,而有关印刷术的史料比较零散,不成系统。因此,中国形成了以图书目录版本校勘考据为基础的传统文献学,关于刻本的记载就成为中国印刷史的源头。采用倒推的方法,从民国时期的有关著述入手,梳理其引用资料及辑录体例,分辨从中国书史中如何分离出了图书刻印史---即中国印刷史的轨迹。
晚清时期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图书版本目录资料积累丰富,藏书家及藏书机构也有大量古籍版本实物可以考察,于是有藏书家笔记、书跋等文体,汇辑有关图书版本及刊刻的资料。1897年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以藏书家为线索,辑录排列相关资料,并以"昌炽按"形式添加个人见解。其中涉及五代国子监"印书之始"、《梦溪笔谈》所言毕昇发明"活板"、书籍装帧等资料。1911年叶德辉所著《书林清话》,有感于《藏书纪事诗》"于镂版缘始,与夫宋元以来官私坊刻三者派别,莫得而详。于是检讨诸家藏书目录题跋,笔而录之"[1],以"刻书"为中心,分专题汇集并梳理考证了古代雕版书籍的各种资料。此书的叙开宗明义:"书籍自唐时镂版以来,至天水一朝,号为极盛。而其间分为三类,曰官刻本,曰私宅本,曰坊行本。"这涉及印刷的起源及发展轨迹,具有梳理"刻书源流"的历史眼光。其中"书有刻板之始"篇,引述古籍资料,论述"书有刻本,世皆以为始于五代冯道",而"吾以为谓雕板始于唐",有多条资料"可为确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引述了"近日本岛田翰撰《雕板源流考》(所撰《古文旧书考》之一)"的有关论述及资料,对其进行反驳,说明"吾未敢附和也".其中"刻板盛于五代"篇,还提及"光绪庚子,甘肃敦煌县鸣沙山石室出唐韵、切韵二种,为五代细书小板刊本(载罗振玉《鸣沙山石室秘录》)。惜为法人伯希和所收,今已入巴黎图书馆,吾国失此瓖宝,岂非守土者之过欤"[2].由此可见,当时考证书籍刻印源头已经有日本人的著述及中国新近出土的文物作为参考,学术视野更为开阔。此后,其侄子叶启崟续作《书林余话》,于1923年及1928年几次对资料进行续补和考证,并延伸到"自清末传石印法,中国出版界遂开一新纪元".
(二)从"雕板源流考"切入孙毓修(初版时署名留庵)所著《中国雕板源流考》(商务印书馆1918年初版)一书,今有再版者认为这是中国"较早系统讲述中国印刷史的研究专著"[3].根据上述叶德辉介绍可知,孙毓修也参考了岛田翰的《雕板源流考》,如第一篇"雕版之始",引述"陆深《河汾燕闲录》""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等资料,证明"我国雕板,托始于隋",就是来自岛田翰,却没有像叶德辉那样提出自己的考证。孙毓修一书涉及"官本""家塾本""坊刻本"三种类型,这与叶德辉关注"官私坊刻三者派别"有相同之处。但从"雕板之始"到"活字印书法"(创于宋初,引用沈括《梦溪笔谈》)的排列,因为名目简单,反而突出了印刷史料,这也代表了当时"中国印刷术在古代之沿革,盖可以雕板之源流言之也"[4]的模式。但有书评认为,这本仅有68页的小册子,"不足以云中国印刷术的源流,尤不能包括整个的中国印刷术".[5]
中国"雕板"源流的考证是中国印刷史研究的开端。中国学者不仅参考大量有关图书收藏、版本刊刻的资料,同时也参考海外学者的研究,借鉴新近发现的敦煌文献等,比较明晰地勾勒出中国印刷术从"雕板"起源到活板的历史沿革线索,从而形成了中国的印刷史框架。在这个过程中,岛田翰所谓"雕板源流考"的思路,不仅给予中国学者以启发,也引出了批评考证的著述。例如,1925年,向达考证:"宋人笔记俱谓刊书始于李唐。明陆深著《河汾燕闲录》,方创昉自隋代之论。清代承其说者颇不乏人",而"清末日本人岛田翰著《古文旧书考》,论述中国雕板渊源犹袭陆说",所以,本书"录陆氏与岛田氏二家之说于后,继辨其诬"[6].本文还引用了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卡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罗振玉《莫高窟石室秘录》等新近著述,说明当时有关研究相当活跃。
中国古代没有"印刷"一词,叶德辉归纳古代"刊刻之名义",所使用的词语有雕造、镂版、刻板、锓木、刊行等21种。因而,与这类名目有关的著述可以说就是印刷术之史。例如,向达的文中有"中国刊书史上之咸通时代"一题,此后也有标称"雕版印刷术"的文章,如1936年蒋元卿的《中国雕版印刷术发轫考》[7].根据中国古代图书发展的特点,更广义的图书史涵盖了图书的各种版本形制:从竹简书到纸本书,再到雕版或印本书。由此也有学者探讨中国古代书籍形制的变迁史,例如,马衡的《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8]、李文琦的《中国书籍装订之变迁》[9],张曼陀的《中国制纸与印刷沿革考》[10].
即使有了印刷史的名目,中国图书史的体例中依然包括图书的刊刻史料,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彬龢、查猛济《中国书史》,从"文字的创造"开始,以"清代藏书家"结束,连缀成"历史"的线索。其中也谈到:"书籍的雕板,大家以为是从冯道开始,实在不是这样。现在仔细考据,雕板的起源,还在隋代,到了唐代方才流行。五代的冯道,不过是监本的创始者。"[11]这一说法与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是相同的。
可以说,以"雕板"为界,此后的图书史与印刷史有了交叉关系。而从雕版到活板的沿革线索,形成了中国古代印刷史的基本框架,后来又延伸到近代西方印刷术输入时期,突破了中国古代书史的体例。
(一)卡特著作开辟了新途径
晚清民国时期,甲骨文字及敦煌莫高窟唐代文献的发现,引起了海内外研究者的关注。对中国学者影响最大的属美国学者卡特(T.E.Carter)的《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一书,此书1925年在美国出版后,很快就传入中国。向达先后翻译该书的部分篇章,在《图书馆学季刊》上发表,例如,《吐鲁番回鹘人之印刷术》《高丽之活字印刷术》《中国雕板印刷术之全盛时期》《现存最古印本及冯道雕印群经》等[12].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刘麟生的节译本《中国印刷术源流史》。
卡特作为美国人,潜心研究中国的印刷术起源及其对西方的影响,这让中国学者颇为赞许。有书评指出,"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于世界文化一种最大的贡献,可是至今还没有一本中文书能把它的源流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们",卡特一书"不但在内容上取材丰富,而且在方法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13].卡特此书搜集资料非常广泛,其引文不仅有中国古籍的记载,囊括了叶德辉等人汇集的资料;还引述了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印刷术的研究成果,并从敦煌文献等考古发现中寻找证据,如其在注释所言:"近年来研究中国及日本雕版之书,用英法德三国文字发表者,至少当有十五种,书册装潢多甚华丽,其所言之雕板特重彩印,率视之为美术。至于言中国发明印刷术者,则搜遍西方诸国著作目录,得杂志论文三篇,及小册子一种而已。"[14]
而卡特的贡献就在于从世界印刷史的角度,详细考证中国享有印刷术的发明权,而且传入了欧洲。卡特这本学术著作的体例结构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文献考据或笔记,这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广泛好评。
有书评总结为四点:"沟通中西印刷与文化之关系,一也;善于鉴别材料与组织材料,二也;论断谨严,图表适当,三也;文字简明,便于观览,四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学术著作,尽管"本书为题目所限,于明清及现世印刷术,言之极少。倘有吾国学人,广罗古今资料,成一'中国印刷文化史',则更幸矣",因此,"国人之有志于此者,亦属义不容辞也"[15].尽管中国学者从中国书史的角度,也会转向研究"雕板之始",但是,除了史料辑录和考据,并没有自诩为印刷术的发明国,也没有看到中国印刷术在世界印刷术发展进程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所以,卡特这本书对中国学者有振聋发聩、开拓思路的作用,正如胡道静所回忆的,他在读中学时"并不知道活字组版印书的技术是我们的祖先早在第十一世纪中期就发明创造的,然后向世界各地传播",直到将进大学之前,读到卡特的书"才惊讶地了解这一项有关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创造原来是我们自己的祖先所做出的伟大贡献"[16].张秀民读了卡特的书,将研究兴趣从书史转向印刷技术史,其《宋活字版考》(1931年毕业论文)一书就直接受到卡特的启发[17],此后一直从事印刷术研究,最后完成了《中国印刷史》专著。
关于中西印刷术的对比,涉及印刷术的发明权,卡特认为欧洲以活字发明为始,中国以雕版为始,"雕版印刷术,诚可谓为中国最重要之发明".中国的印刷术远远早于欧洲的印刷术,这种差异在于"象形字与字母之不同".但是,"无论在何处,印刷术发明,即为印刷方式之发明,一国之教育文化,辄可因此而大起变革"[18].卡特不是一般论述印刷术,而是具有文化史的眼光。钱存训的《书于竹帛》(1962年)一书正是基于中国古代文字的特征,指出"上自公元前14世纪,今日所见最早的中国文字始,以迄公元700年左右,即印刷术发轫时期。
这两千多年是中国文字记录和书籍发展的滥觞时代,所有的各种书写材料、内容、记载方法、编排,以及若干中国书籍所特有的形式,皆于此时逐渐形成。印刷术发明以后,这些特色乃被继承,成为中国典籍和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因此,李约瑟博士评价钱存训的书显然是卡特经典之作的"姐妹篇"[19].
(二)确立中国对印刷术的"发明权"
关于西方印刷术的发明,不得不提到德国人古登堡(有多种译法),其作为西方的科学家、发明家,在中国晚清时已经被广泛认知,并与中国的毕昇相提并论。然而,在当时的"二战"背景下,确认中国作为活字印刷发明国的地位,还有特殊的语境。1945年苏联学者《活字印刷之祖---中国》[20]一文指出:"在比较的不久以前,关于活字印刷之发生,曾有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开头二十年的资产阶级的历史资料中占有支配地位的观点,认为印刷技术,完全是约翰·戈登堡于1440年后完成的欧洲人独立的发明。相反的观点的代表者则说:印刷术之发明并不在欧洲,而是在东方,远在传入欧洲以前中国已有印刷术了。"作者说明:"可为中国为印刷术之祖国的完全无可争议之证据的,就是第十世纪到第十二世纪所出版的中国的古版书之存在。明白的,许多东方历史专家,特别是中国学学者,一致断然主张,印刷术在中国盛行,远较欧洲为早。"中国的印刷术是有发展线索的,"表演为连续的发展的各个阶段,彼此连互达好几个世纪之久".而其援引的一个有力证据就是1925年出版的卡特的书,由此完全确定了"中国在印刷技术上,一般的说在印刷上的发明权".
此外,"1928年举行的中国古版印刷作品专门展览会,更明显地证实:早在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冶匠毕昇已经第一个发明了活字印刷。后来中国会反复地利用以铜、铅或锡所铸制的活字---远在戈登堡以前".而且,"这种从东方国家借用的本质,在我们这一时代特别指出的重要性,因为法西斯党徒的理论,仿佛文化和技术的发明,只是白种人的天赋优越性。现在由于关于戈登堡为第一个活字印刷家的神话的消灭,同时也粉碎了创设这种法西斯(理论)的野心。"此文虽然有一定政治背景,但也能够说明卡特一书的广泛影响。
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为什么对印刷术本身却缺少系统研究呢?卡特在其书中有所论述:"由于书写的进步,如毛笔和造纸的发明,促使中国的著述家纷纷从事于博古的研究,产生了大量著作,但不幸对于印刷一道,都视为当然,很少提到。"[21]
对此,中国学者也有反思,张真园指出:"我国典籍渊博极矣,然人文无专史,虽文艺礼乐间载史乘,而其主要之点仍着重政治。试观历朝史册,大都记载国家之兴替,帝王事业之盛衰。欲求关于人文之记载,工艺之迭邅,则东鳞西爪,毫无线索可寻。印刷事业占工艺重要之地位,国人旧惯恒重文而轻武,以为工艺者非文人之事也。工艺既为一般所不注意,则印刷术亦为一般人所漠视。故就我国典籍中,欲求印刷术发达之理路,一贯之线索,则颇非易易。"[22]
而民国学者对中国印刷术的关注,不仅是从学术上受到西方学者著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发生了根本变革。当印刷术成为一个时代变迁的重要媒介的时候,对印刷史的研究也就走出了传统的书斋,具有了更为宏大的文化视野和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民国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有两条线索,一是对古代印刷术的研究,主要来自目录版本及图书馆学的专家,可以概称为书史学者,其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图书馆类期刊;二是基于现代印刷业发展状况对印刷技术(科学)的研究,主要来自印刷出版界的专家,可以概称为业界专家,其有关论述主要发表在印刷业界的刊物。这两条线索有一定联系,书史专家从对古代书史的研究延续下来,关注中国古代从雕版到活板技术的沿革,特别关注中国对印刷术的发明问题,以雕版印刷术作为印刷史的开端。这些研究对于印刷业界专家而言,是一种激励的力量,但古代的光荣历史与现实的落后状况形成了强烈反差。因此,业界专家基于改变现状的需要,大量介绍西方印刷技术,并实际进行技术改进,集中在对印刷技术的具体环节。这些关于现代的、世界的印刷技术的研究,与中国古代图书版本的刻印史已经没有联系,在今天看来却是中国近代印刷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涉及了印刷史的分期、技术沿革、社会影响等方面内容,值得重新解读。此外,由于印刷工业的发展、印刷出版物的推广,大众媒体也刊发涉及印刷术常识、印刷机器广告、世界印刷人物等方面的文章,这些也呈现了民国时期印刷术的生长环境以及对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影响。这里主要介绍印刷出版界专家对"印刷术"及其作用的论述。
(一)划分印刷术的"改革"时代
在业界专家的视野中,中国印刷技术的历史是以印刷术本身的沿革为线索的,从中国古代有雕版印刷术开始,一直延续到近代民国,而且是和世界印刷技术的发展状况相联系的。
1928年贺圣鼐《中国印刷术沿革史略》[23]一文,划分出萌芽时代、发展时代、极盛时代和改革时代。关于"改革时代",反思中国古代印刷史,论述国外印刷术对中国的影响:"欧洲之有印刷,虽在我后,而以机械日精,化学工艺日新月异,乃有一日千里之观。而反顾吾国,则于西洋印刷传入以前,除原有木刻及活字印刷之外,未能有何改进。至海禁开放,外人纷至,于是欧式印刷术随之输入,而中国印刷术乃入于改革时代",于是详细介绍了欧式印刷技术,包括凸面版印刷术、平面版印刷术、照相制版术、凹面版印刷术四类。在此文的基础上,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其《近代印刷术》一书,直接切入中国近代印刷术的发展情况。此外,张真园的《中国印刷术史概》一文,将西方印刷术进入中国后称为中国印刷术的兴革时期:"海通以后,铅印石印,相继输入。我国之经营印刷事业者,始知改革,以图进步,于是我国之印刷业转入兴革时期矣"[24].
而"兴革云者,犹言改进也。萌芽时期所述,监本、家刻本、坊本诸类书籍,要皆雕刻之木版或活字之编排,借人工以造作,印刷一书几废岁月。迄夫清季海禁开放,欧西文明输入,于是机器印刷、铅字编排,技术精微,功倍事半"[25].从使用传统的人工印刷术到输入西方的机器印刷术,这是中国印刷技术本身的发展历程。顾敦博曾编制"中国印刷术转仿西洋的资料"[26],制成了详细表格。
显然,中国印刷史"改革时代"的重要分界点就是晚清以来西方印刷术的传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国时期印刷术的发展,被放置在中国印刷术沿革的历史框架之中,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但这也是西方印刷术取代中国传统印刷术的根本"改革"阶段。而且,在世界印刷术发展的宏大背景下,中国现代印刷术也是世界印刷术的一部分,与中国古代印刷术形成了巨大反差。或者说,中国印刷术进入改革时期不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受到世界先进印刷技术直接推动的结果。
那么,中国古代的印刷术为什么会停滞下来?究竟是什么内在的因素,驱使中国近代印刷术发生如此巨大的变革,印刷术的变革又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分析中国现代印刷业的特点及落后原因
与中国古代的印刷术相比,中国现代印刷不是简单的工艺改进问题,而是一个需求广泛的巨大产业,其成长过程也有自己的特点,最初印刷业和出版业是同步发展不分彼此的。
王云五《中国的印刷》一文指出:"在欧美各国出版业很少兼营印刷业,我国却不是如此。在光绪二十年左右有了新式出版业以后,规模较大的出版家没有不自办印刷所的,并且印刷业在中国简直是出版业的附属品。"[27]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一文也提到这一现象:"我国习惯对于出版业和印刷业向来界限不分,古昔不必说了,就现在两个大的出版印刷业说:商务印书馆谁都知道它是我国唯一的出版家,它的营业,出版占十分之六,印刷占十分之三;但是它最初是专办印刷的,所以它的牌号到现在还有'印书馆'三字。中华书局在印刷业也占着全国第二的位置,彩印且占第一的位置,但是它最初只营出版业,不从事印刷,所以到现在仍是以书局为名";"还有许多招牌用某某书局,实际上或专营出版,或专营印刷,或兼营出版与印刷"[28].
晚清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印刷出版物是最为重要的传播工具。从西方传教士到中国的官书局以及民间出版机构,基于翻译出版大量西方书籍、兴办新式报刊的需要,不断引进西方的印刷机器;而印刷业自身的发展也需要有丰富多样的出版物作为支撑,在中国社会的变革时代,印刷业与出版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这一时期,中国民营出版业有了很大发展,相继出现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型印刷出版机构,但从整体来看,中国的印刷业与国外印刷业相比,还是处在非常落后的状态,并制约了出版业的发展。《中国印刷事业的现状》一文就指出:"综计全国店印大大小小为数不溢二三千家,内中除掉一二家规模比较全备外,其余的都可称因陋就简。"[29]
印刷业界专家更加了解中国近代印刷工业落后的现实,《近代中国印刷术》:"著者读我国古代印刷史,不胜崇拜我先代创造改进之精神;而一考察我国近今印刷界之状况,对于我印刷界之不知积极改进,未能与世界各国比美,又不能不深为叹息也。"[30]
李常旭《印刷术与社会》一文分析了中国印刷术到近代反而落后于欧美的原因:"我们中国是一个最古而开化最早的国家,更是印刷术的发明者;然而我们现在的印刷事业反而步着欧美的后尘,守着人家的陈规,这其中的原因无非是专制时代的印刷术,虽有发明,仅限于御用品,使用范围太狭,不能使已有的技术传播到民间。再就是中国向来对于技术人员,没有相当的保障。再加上国民智识的不够,时常为了生活的顾虑。总有发明,传授徒弟时,也是常保留着局部的秘密,以作万不得已时生活的保障,相沿传递,日渐退化,不但不能发扬光大,反而一代不如一代了。及至印刷所用之机具技术,由欧洲传到中国后,国人瞠目无知,万分惊奇,而且认为是神秘的奇迹,这不能说不是科学文化落后,及国人素不重视印刷术的表现。现在中国的印刷事业,固然到处皆有,但十分之七八均系商人经营,且以营利为目的;只不过守着西洋人传给的技术,应付社会上需要的印品而已。至技术之研究,机具之改良,原料之发明,根本没有人能有那一种念头和机会。所以目前中国的印刷业不但在物质文明上没有相当的贡献,而且在西洋人的眼光里,仍然是上古时代的雏形。"[31]
业界专家也从技术环节,指出中国文字的特点与印刷术改进的关系。卫聚贤谈到外国的"印刷机日新月异的在发明着",而中国"现在所愁的为排字机。因欧文只有几十个字母,容易想办法、中文常用的有近万字,数目多了,方法不容易想,而且与外国人无关,他不发明这个的,这个要我们自己发明的".但是中国人要发明新机器有成本问题,"新的机器发明了,其制造出的成品,能在一二年内将成本抽回,就有人使用这新机器。否则,花了一笔钱购到新机器,要训练一班使用新机器的人,结果其增加之产量不多,反不如旧机器按部就班的作稳当些"[32].可见,印刷机不是可以现成输入使用的,还要改进中文字模、排字盘及考虑人工等方面的成本。
中国现代印刷工业是一个更宽泛的领域,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所谈印刷工业,就涉及造纸业、墨胶工场、印模工场、印刷机工场等辅助工业。业界专家也从这种整体的角度,分析中国印刷工业落后的原因。《近代中国印刷术》一文列出三种表格,统计中国自1911年至1929年间纸张、铅印石印材料和印刷机器的进口情况,指出"统观上列三表,有令人不寒而栗者。历年洋纸、铅印、石印材料及印刷机器输入之总额,突飞猛进,一方适足以表示吾国近年印刷数量的进展,一方适足以表示吾国印刷事业每年漏巵之巨。故欲谋今后吾国印刷事业正当之发达,于培植印刷人才之外,更宜努力于印刷原料之制造"[33].留法美术印刷专家高元宰非常痛心地指出:"你看每年海关贸易,印刷机械,印刷用纸,印刷油墨,印刷药品等。每年总在百万万元以上。"[34]
中国大量进口国外印刷产品,不仅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损失,也阻碍了印刷出版业的发展,提高了印刷出版物的成本。这种印刷技术落后状况,是与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印刷工业相比较而言的。业界专家有多位是从德、法等国留学回来的,或者曾到日本等国考察,所以,他们以改变中国印刷工业落后的状况为使命,创办多种印刷业界刊物,组织中国印刷学会,发明适合中国的印刷工艺,发展印刷职业教育,向大众普及印刷知识,致力推动印刷工业的发展。
(三)印刷术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新式印刷术带动了中国的印刷出版业。而印刷术作为一种复制传播的媒介,也顺应了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成为输入西学知识、保存中学知识、推广新式教育的重要工具。因此,印刷术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程度的尺度,这已经成为业界人士的共识。孙中山1916年在《实业计划》中如此论述印刷工业的重要性:"此项工业为以知识供给人民,是为近世社会一种需要,人类非此无由进步。一切人类大事皆以印刷纪述之,一切人类知识以印刷蓄积之,故此为文明一大因子。
世界诸民族文明之进步,每以其每年出版物之多少衡量之。"这更是业界专家引述最多、最有权威性的话语,以此作为呼吁政府发展印刷工业的依据。贺圣鼐、赖彦于曾引述美国印刷联合会所奉之格言"印刷为进步之母"[35],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刘龙光论述了印刷术传播文化的功能:"一国文化的水准,与其国印刷术发达的程度成正比例。大凡印刷术发达者,其国的文化水准必高。印刷术不发达者,其国的文化水准必低。"[36]
允中强调"在中国,印刷机械是促进其现代文化和工商业发达的先锋"[37].印刷术的产品是各种出版物。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新式印刷出版物(教科书)对于新式教育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等出版家都对出版业扶助教育的作用有明确论述。陈昌蔚则从发展印刷术的角度指出:"要教育普及然后人民才知有国家,才知国民应有的责任。普及教育的主要工具是印刷物,须有价廉物美的书籍,使人人能以最低限度的代价,换取有益的知识。然后才能唤起一般人阅读书报的兴趣。"[38]
还有文章针对"印刷业同仁"而强调:"印刷与教育本有密切的关系,印刷是教育的工具,教育是印刷的目的。印刷不以教育为目的的,便不是有价值的印刷,教育不以印刷为工具,就不易增进教育的效率。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印刷在教育上的价值,高于一切,尤其对于民众教育有特殊的贡献。"[39]由于石印、铅印技术的发展,旧书的复制更加方便,不仅保存了珍贵的古籍,也促进了传统文化的普及。郑鹤声就指出了当时翻印古籍的情况:"近年石印始盛。各书肆出石印书甚夥,翻印旧书之风亦渐盛。有影印之法,于是一时不易得之书,亦得求取如志,而商务印书馆所印之《四部丛刊》,尤有价值。"[40]
杨莲生《铅印旧书》一文详细介绍了铅印旧书风行的情况:"铅印旧书(包括仿宋字、仿古字,楷字等)已经成为国内一般书店的主要业务了。正像火车火轮之代替骡车帆船一样,铅印与影印必然的要夺取木版与石印的地位。"[41]新式印刷术与报纸、杂志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戈公振指出:从字义变化来看,"press一字,由印刷机械之名称而来。最初之书籍杂志报纸等,几纯作为机械所制之印刷物;次则以为定期发行之报纸与杂志之名称;今则仅日刊报纸可用之。"[42]
报纸、杂志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有时效性或周期性,更需要高速印刷技术。《报纸的印刷》一文从"印刷术的发达史"谈到"印刷于报纸制作程序中是占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报纸的发达与印刷是有极大关联"[43].还有文章以欧美印刷技术为例,论述"印刷新闻报纸和杂志的机械是现代的一件奇器"[44].而照相制版术的改进,更是促进了画报、摄影图片出版物的繁荣。贺圣鼐指出"自照相制版术出,图画印刷,乃得一大革新",这种技术包括从"单色印版"到"彩色照相版"的发展[45].
文溶也详细讲述了"照相术于印刷界的功用"[46].黄天鹏1934年甚至根据印刷术将中国"五十年来之画报"划分为三个时期:绘画石印时期、摄影铜版时期、影写版时期[47].高元宰主编的《中华印刷杂志》有一期"照相制版术专号"(1935),就展示了中国印刷专家用多种技术印制的摄影、美术作品的图片。可以说,新式印刷术与大众传播媒介相互作用,形成了中国现代出版文化的新格局。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有关中国印刷术的研究有两条线索,一是以图书版本和考古文献为依据,从雕版源流切入,确立了中国对印刷术的发明权;一是以西方先进的机械印刷术为尺度,梳理中国印刷术从古代进入"改革时代"的轨迹,二者结合,形成了中国印刷史的基本框架。当时图书文献研究的学者以及印刷出版界的专家,都经历了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过程,对印刷作为一种技术的沿革变化,以及作为一种媒介的传播功能,有着现实观察和深入思考,因而具古今贯通的学术根底、中外比较的宏观视野,促使印刷术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
正是由于印刷技术发展,学术及行业刊物繁荣,学者专家得以聚焦于印刷术的论题,发表各自的见解。温故而知新,在当今的数字出版变革时代,民国期刊数据库所提供的大量有关印刷术的研究资料,也可以作为印刷媒介与社会文化变革的一面镜子,具有重新解读的学术价值。
[1]叶启崟。书林清话跋[A].叶德辉。书林清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9:293.
[2]叶德辉。书林清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9:20,23.
[3]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插图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张曼陀。中国制纸与印刷沿革考[N].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1932.
[5][13]张德昌。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渐:嘉德著[J].新月,1933,4(6)。
[6]向达。唐代刊书考[J].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19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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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勾绘出国家的价值内核、社会的共同理想、亿万人民的精神家园,成为当代中国精神世界的“价值公约数”。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印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以15项重点活动举措,架起核心价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教化于众的桥梁。
从倡导到践行,从理念到行动,十三亿中国人将在十二个词、二十四个字划定的价值航标指引下,书写时代交给我们的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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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倡导的富强,是人民共同富裕和国家繁荣强盛的有机统一,是和平发展与共享共赢的崭新模式。“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最终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生产力,更体现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我们追求的富强,不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而是希望与世界各国和睦相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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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倡导的民主,是真实的民主,没有门槛,不受财产、地位、民族、性别、宗教等因素限制,使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是广泛的民主,绝不以牺牲多数人利益为代价来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同时又尊重和照顾少数人,充分反映和协调各方面的意愿和利益;是高效的民主,既真切全面地反映人民意愿,又致力于尽快形成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解决实际问题;是丰富的民主,不仅有选举民主,还有协商民主、基层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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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倡导的文明,是以道路选择、理论指引、制度建构,追求全方位的发展与进步。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让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制度文明有机统一;坚持开放包容的创新姿态,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兼收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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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本质属性。
我们倡导的自由,不是少数人的、形式上的、虚伪的自由,而是绝大多数人的、实质上的、真实的自由;不是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的、绝对的个人自由,而是受到法律和规范制约、权利和义务对等的自由;不是超越发展阶段和现实承受能力的自由,而是与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相适应的自由。社会主义的自由,不只是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更重要的是保证人民充分享有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的机会,使每个人都能人生出彩、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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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我们倡导的法治,不是片面强调司法独立、推行三权分立,更不是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的照抄照搬,而是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法治,不是广场上的雕塑、柜子里的花瓶,而是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体现人民意志、保护人民权益,让法治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坚强柱石。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我们倡导的爱国,就是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同推动国家的繁荣发展对接,把人生意义的提升同增进最广大人民的福祉相连,不断加深对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认同,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就是让个人梦想与国家梦想紧密结合,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民族发展好。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我们倡导的敬业,就是要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追求崇高的职业理想,激发积极进取的奋斗热情,秉持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锻造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就是要让敬业成为实现梦想的动力之源,以那么一股子干劲、拼劲、闯劲,续写中国奇迹,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开创美好未来。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我们倡导的诚信,就是要以诚待人、以信取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激发真诚的人格力量,以个人的遵信守诺,构建言行一致、诚信有序的社会;激活宝贵的无形资产,以良好的信用关系,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风尚,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我们倡导的友善,是爱心的外化,是与人为善、与物为善。善待亲人以构建和谐家庭关系,善待他人以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善待万物以形成和谐自然生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广聚爱心,乐善好施,让世界充满爱,是友善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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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在实践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我们在解决问题时要抓住主要矛盾,同时也不能忽略次要矛盾。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价值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价值全文如下:
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实质,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对其的发展,对于我们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的指导地位,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由邓小平加以实践和阐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它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拨乱反正,彻底结束了“左”的思想束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根据我国建设实际做出了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心的重要决策。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这标志着作为一个有整体构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这个理论是邓小平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长期历史经验、全面分析当代国际关系形式,深刻认识世界经济、政治发展趋势和历史走向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的提出,极大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它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基础性地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正活化了,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短短几年的实践和探索,中国共产党不仅迅速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而且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形成是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思想飞跃,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成功结合。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其实质和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变革,但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变革的起点上,相反,他们在“进入”理论时还深刻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起点,就如他们后来揭示的人们不能选择自己创造历史的条件一样,但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看到了实践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这使得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同样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人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人的实践的深度及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与核心,也从没有停止过发展,一直处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是与时俱进的。它包含着深刻的自我批评,也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清算”自己的信仰。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而束之高阁,顶礼膜拜,也不能因为马克思已经做出的部分结论的“过时”而怀疑甚至抛弃它。
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把“与时俱进”看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2]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写道:“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3]能否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它揭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科学认识。
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在实践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与时俱进,在理论上不断地拓展新视野,并做出新的概括,党的思想理论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着理论创新。就是这种与时俱进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也正是因为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走在时代的前列。中国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下,我们根据国家建设的实践需要,不断进行着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科学发展观就是我党在总结各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建设实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可持续发展经验观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思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结合新特点、新问题的出现,我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强调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我们在实践中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要从全局着眼,统筹兼顾地实现各个方面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同时,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个重要指导思想,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小康。而坚持科学发展观来进行小康社会建设,就是在实践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者是紧密联系、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的。 社会是个庞大的综合体,各种要素相互交织共存于社会之中,我们只有坚持和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所含有的科学性和逻辑来理解它们,对待它们,才能处理好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才能真正地、充分地发挥它的巨大功能。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条件,都会孕育新的时代内涵。中国梦思想是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顶层设计,是源于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过程中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历史和现实自信的一种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追求,是中华民族要实现的奋斗目标。中国梦的时代内涵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个梦不是虚幻不实的空想,不在遥不可及的彼岸,而是必定能够实现的理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中国梦的实现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紧密结合起来,从哲学高度明确中国梦提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深刻认识到在中国梦实践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进而积极推动中国梦伟大构想的实现,是我们必须要阐明的问题。
(一)中国梦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体现
“马克思实践范畴具有历史性和动态性,从《德意志形态》中可看出关于实践多层次性特征的阐述”[4],它为我们寻找中国梦提出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中国梦的提出满足了人民群众进一步进行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的需要,以更好地改善和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产生于西方,却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个东方大国有着如此重要的价值。因为我们懂得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同中国的具体国情联系起来,而不是教条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范畴,而且把实践和理论纳入同一个范畴体系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告诉我们:人们的思维、任何一种理论是否正确可行,是不是客观真理,归根到底只能由实践来检验。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认识论,中国梦作为一种新的思想认识,首先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次,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知道,只有在积极的实践基础上中国梦才能真正展现出理想的光辉,才能得以最终的实现。
因此,我们走的路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道路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走,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特殊情况和问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努力进行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才能真正实现我们的中国梦,为中华民族的腾飞插上翅膀。
(二)中国梦的提出是当代中国人民伟大实践的需要
中国梦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梦。中国梦的提出符合中国建设的实际情况,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是当代中国人民伟大实践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5]我们必须也只能从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去找出中国梦提出的必要性。
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以物质资料生产为根本的实践活动,想要实现社会的发展,就必须在实践的过程中寻求发展规律,找出促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任何真理性的认识必定来源于实践,并通过实践得以检验。我们伟大的祖国在近代遭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残酷侵略,曾一度陷入苦难的深渊,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让中国人重新站了起来。现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没有现成的套路可以借鉴,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摸索着前进。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面临着经济发展落后、贫富差距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党的作风建设需要加强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什么?如何去解决?是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难题。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容置疑和颠覆的原则性问题。而中国梦的提出正是基于我们当前建设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明确了我们具体的奋斗目标。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适时提出中国梦的伟大构想,既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需要,也符合人民实践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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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文本是审美沟通中可以激发审美体验的符号形式与意义系统.一首诗.一幅画.一件雕塑等等,都可以称为审美文本.。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高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文本审美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因文本本位意识和文本细读能力的缺失,目前高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存在着与大学生文本审美能力培养相脱节的问题。作为文学教育的中心,文本审美始终无法得到有效的重视与实践。只有通过改革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方法等方式逐步培养学生文本审美的主体意识和能力素养,才能弥合现当代文学教学在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间存在的差距。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文本审美;实际效果;应该效果
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开设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文学审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健康的心灵情感,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窘境:学生普遍缺乏对文学文本的解读能力,和文本始终无法进行审美层面的沟通与交流,文学审美心灵和情感始终无法得到开启和深化。也就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在实际效果和应该效果之间出现了悖离。学生大多津津乐道于一些具体的文学史细节、常识和故事,热衷于外部文本的社会性、时代性因素,而完全忽略了对内部文本文学性的审美实践,将审美这一课程教学的主体推向幕后,降低了自身对于文学审美的吁求。
学生进行文本分析时,必须首先借助于对外部文本的前理解,这种前理解固然完善了对作家和文本真相的解读,却弱化了学生独立鉴赏分析文本的审美积极性。学生在面对陌生文本时十分茫然,不知如何走进文本内部,这种对于外部文本的强烈依赖性势必损害大学生文学审美能力的提高。如何厘清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文学审美能力培养之间两极悖离症候的发生呢?下面笔者拟从思维意识与操作方法两个层面作一具体探讨。
从思维意识层面来说,忽视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忽略文学审美心灵的启蒙。这种文本本位意识的缺失是互见的,同时依存于教学主体和客体身上。
就教师而言,果鲁伯柯夫文学教授模式与目前文学研究时尚对教师文本本位意识缺失的影响很明显。1995年果鲁伯柯夫在《文学教学法》里提出了文学教学的整个过程:起始、背景和作家简介、研究课文的方式(包括主人公分析、艺术手法分析、作品结构、文学语言等)、结束、总结、巩固知识、考查等。这种苏联文学教学模式对当时的中国中学语文教学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并拓展至大学文学教学范畴内。无疑,它有其合理性的存在:由外部文本进入内部文本,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契合作者的期待视野,较为全面地探讨理解文学文本的外部意义和内部意义,生成深刻的文本记忆与意义联想。作为这种步步引导预设的教学模式的受众,学生在审美体验过程中一帆风顺,不需要主动付出积极的思考与揣摩,迅速与教师达成共识,形成既定的审美感悟。
不少教师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时采取的还是这种传统的果鲁伯柯夫文学教授模式,往往花费很多的力气和时间去讲述作家的生存环境及作品生成的时代精神、作品的思想意义,对于作品的精神实质和艺术特征则说得太少。这种颇具故事性的讲述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课堂气氛活跃。一旦受到学生的认同,教师容易把这种教学方法经典化,成为课堂教学的一套标准和范式;但是学生内心深处的审美自觉和审美感悟无法被唤醒。此外,大学教师在教学的同时亦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搞科研,而在当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纯粹的文学审美批评逐渐成为一种稀有品,漫溢于人们视野的都是文化、现代性、后现代性、身体、政治寓言等等修辞。类似修辞的运用成为研究界的一种时尚,隶属于文学文本审美范畴内的主题、形式、叙事、隐喻、表现等等修辞则越来越被疏远,“这种文学研究被‘空洞化’的现象值得警惕。作为教学者与研究者身份于一体的现当代文学专业教师在从事教学活动时,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轻审美、重文化的思潮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当代文学教学亦陷入了空洞化的困境。
就学生而言,中学文学审美教育本来就存在一些缺失,加上现在特殊时代精神的影响,已经把大学生与文本之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学生对于文学审美变得越来越陌生。现有的轻审美的文学教授模式只能让大家满足于对文本外部意义的接受,文本本身的审美特征及其价值被一带而过。作为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往往会把这种经验带入中学语文教学的课堂。所以会经常听到一些招聘学校的抱怨,如某次试讲时应聘学生讲《故乡》,都一节课了还没有进入正题,她把时间都花在对鲁迅及鲁学的介绍上了。纵横捭阖,侃侃而谈,看似知识渊博,实则背离了文学作品教学的精神实质,是一种空谈。中学与大学文学教育如此的恶性循环,所造成的审美缺失可想而知。现在不少高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复试时重点突出的就是作品的阅读量,提出的问题非常细致,甚至涉及到文本中的细节,如《秋夜》中对枣树的重复性表达的意绪、《棋王》中王一生叹气的情感意味、《古船》中隋抱朴向何处求索人类苦难的根源等等。毫无疑问,把握住了这些细节,基本上就把握住了整个文本的精神内涵。
从操作方法层面来说,文本细读能力极度缺乏。细读文本是进入文本内部世界和人物心灵的重要途径,细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主体审美水平的高低。由于在大学教学中存在着轻文本的倾向,细读作为一种审美方法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作为一种能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大学生即使意识到了文本的重要性,但是面对陌生文本时,还是无从下手,不知如何找寻审美的切入点,在写评论时往往喜欢打擦边球,始终摸不到作品的内在精神。细读需要一定的叙事和审美批评理论知识的积累,这种积累对于文学审美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当下现当代文学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单向度的引导,引导学生直接介入文本,直抵作品的精神实质,固然痛快,实际上遏制了大学生自主思考及求索的积极性。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更重视细读方法的引导,这样一来即使在教师缺席的情况下,学生也依然能够理性介入文本,做出有效地分析与解读。
那么,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该如何去努力改进,以实现现当代文学教学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之间的重合呢?为此,笔者深入南京师范大学等相关国家级、省级精品课程组进行调研,结合调研单位的科学经验和规范,试着提出几点具体实际的想法,以就教于方家。
首先,改革课程体系。本人所在课程组负责人傅瑛教授针对中文系学生进入大学以前课外阅读量小、文本分析能力匮乏的现实,率先提出了建立“先导课”(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作品选读)、“基础课”(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专题课”(专业系列选修课)的设想,其中作品选108 学时、文学史108 学时,并在本科生中试行,经过近8 年的实践,特别是近5年来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目前已大见成效。课程体系改革注重文本阅读,一年级“先导课”强调以作品阅读为主,重在引导和分析,通过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相互结合,反复强化学生对文学作品解读分析能力的培养;二年级“基础课”和三年级“专题课”强调学生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的培养。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文学史和文学专题的讲授中仍然突出文本审美之于现象研究的重要性,突出“基础课”、“专题课”是对文本审美的全面深化和拓展,从而构成了一个文本审美能力培养的有机机制。这种培养机制重视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强调文学传播、文学消费都是基于文学生产层面上的延续性现象,文学史研究、专题研究都是基于文学文本层面上的拓展性研究。应该说,这是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文学文本审美能力培养之间脱节问题的较合适的策略性选择。
其次,改进教学方法。作为高校专业培养计划的一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课时毕竟有限。有很多老师反映,在目前课时设置中想完成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讲授,会显得比较仓促。通过专题课,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但纯粹时间上的增加,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这就促使我们在教学方法的改进上下工夫,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里,笔者试着提出两种文本审美方法:“四步阅读法”和细读引导法。
温儒敏在探讨如何消除读者与历史经典之间的隔膜时,曾提出一个“三步阅读法”,即第一步直观感受,第二步设身处地,第三步名理分析。受此启示,笔者认为在培养学生文本审美方面可以四步走:直观感受———细读文本———知人论世———名理分析。第一步直观感受,引导学生直接介入文本内部,作积极思考;进而展开文本内部的细读,实现理性审美;在此基础上,知人论世,经由外部文本的引导,实现文本外部与内部理解的熔铸;从而真正完成文本审美的感性与理性经验的综合。四步阅读法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重在强调理性的二度介入:第一次文本内部的理性审美,第二次文本内外部相结合的理性审美。理性的二度介入,一方面既可以锐化学生独自面对陌生文本审美的感悟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实现学生文本审美的理性升华。
我们说,四步阅读法侧重于文本审美过程的引导,而细读法则着眼于文本审美的技巧范畴。现在也有不少人提倡文本细读,出现了陈思和、王晓明、蓝棣之、孙绍振等等一批学人的文本细读成果,但专业性的细读与课堂教学毕竟又不是一回事。如何在课堂讲授中给学生养成细读的良好习惯,是文学教育教学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考虑到教学的实际特点,还是应该侧重一下细读技巧的培养。教师应该打破“主题思想+艺术特色”的笼统概述,具体细致地引导学生如何介入文本,譬如主题多义性、结构、节奏、声音、作者与叙述人、悖论等等审美关键词都是介入文本的重要提示。这种关键词引导法对于缺乏相关叙事学理论基础的学生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反复困扰他们的就是,面对陌生文本,到底选择怎样的切入口。那么,在作品选课程的讲授上,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将文本告诉学生,而是要学生知道为什么这样告诉。
当然,方法不是一元的,我们还可以尝试其他能够提高学生文本审美能力的教学方法。笔者在进行作品选课程教学时,就某些文本’ 譬如《阿(正传》、《百合花》、《铁木前传》等,要求学生细读后预先进行综述性研究,这种对于文本接受史的研究能够深化学生对于文本的审美理解,同时也会增强其审美感知力。
第三,创建日常训练与综合考核模式。课堂讲授时间毕竟有限,对文本审美能力的培养而言远远不够,我们应该努力去创建一种日常训练与综合考核的良性模式。日常训练方面,通过开设《文学评论与写作》、《文本细读训练》等选修课程,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选择现当代某些细读的经典文本作为范文,引导学生学习、借鉴、比较和创造。综合考核方面,改进考核内容和形式,祛除死记硬背的弊病,灵活出题。譬如作品选课程考核,可以采取作品鉴赏分析的形式,但并不一定都要以单篇论文来完成,亦可以几个片断、两三个细节、一两个人物的分析形式进行。文学史课程考试,可以试行开卷,文本分析的内容应该占一定比重。
我们深知,问题的提出固然重要,后期的改革与实践则是重中之重。目前现当代文学领域的一批研究者正在做着普及和实践这种理念的工作,其中有很多处在教学第一线。相信他们的努力一定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具体有效的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现当代文学教学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之间的差距
[1]果鲁伯柯夫. 文学教学法[M]方拯, 等, 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
[2]温儒敏.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空洞化”现象[J] 文艺研究,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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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的画卷翻到20世纪的时候,伴随着五四运动的滚滚春雷,东方地平线上古老的中国终于迎来了民族复苏、嬗变与奋起的新时代。产生并发展于社会大变动与民族大奋起背景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也随之奏响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中最激越、最华美的乐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几个问题的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引导学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树立科学的文学史观,培养学生开放的思维视野和文学性思考能力,从而建立系统性知识结构。
[关键词]文学史观 文学思考 系统性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职类院校语文教育专业的主干课程。它不像本科教学分得那么细,而是把现代和当代合为一个板块,把史料和作家、作品介绍揉进一本教材,这就给教学带来了难度。笔者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就如何使学生将知识内化为判断和把握事物的认知能力,谈几点自己的认识。
还原历史场景,尊重历史事实。既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当代人视角解读历史,又不能机械地用当代人的评判标准苛求前人,实事求是地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定性定位,从而做出科学的价值判断。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毫无疑问,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对于指导我国数十年文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讲话》毕竟是六十多年前的一部文献,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其中有些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是先进的,而拿到现在看,则是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在教学过程中,如果纯粹用当代人的评判标准去解读文本,肯定会产生历史的错位,必须把学生的思绪引导到20 世纪40 年代初那个炮火连天的特定历史场景中,让他们设身处地地去体验一个政治家、战略家对文艺问题的严肃思考。
让学生进入历史并不等于沉溺于历史,还要让学生跳出历史回到当代,站在当代人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判断。如毛泽东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工农兵占人民的绝大多数,是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把文艺服务的侧重点向他们倾斜完全是应该的,这样提有利于抗战。然而,这种提法拿到现在显然过时,因为现在是和平建设年代,文艺的服务面应该更宽,所以邓小平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艺术的典型性时,强调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在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中,又强调共性和普遍性;在谈到文艺创作题材时,强调宏大叙事,强调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从而无形中忽视了作家、作品和人物塑造的个性化要求。站在文学的角度,这无论如何也是理论上的缺失。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偏颇或缺失,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却是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毛泽东《讲话》发表于1942 年,正处于最艰苦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需要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抗击日寇的侵略。在那样一个时代,个性必须融于集体,个人意志必须服从国家意志,一切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战争。毛泽东对文学的要求,强调塑造人物的共性和普遍性,强调宏大叙事、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是完全正确的。至于作家、作品和人物塑造的个性化要求,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中就相对不那么重要了。
学生通过历史—当代—再历史—再当代反复的思维转换过程,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文学现象终于有了全面的、科学的把握。类似这样的教学难点,只有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能破解,破解的过程,就是对学生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过程。
一部中国现代史,是一部民族的苦难史和阶级的压迫史,也是一部民族解放史和阶级斗争史。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艺术再现,中国当代文学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形象记录。20 世纪30 年代左翼文学,就是体现这一特征的最典型的文学现象。在该段历史中,左翼文学盛行,马克思主义逐步取得主导地位,左翼文学在同国民党文化围剿及自由主义思想斗争中取得胜利。在创作实绩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茅盾“社会分析小说”的创作,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他的鸿篇巨制《子夜》,就是用文学的方法,通过对艺术形象的塑造和对20世纪30 年代初中国社会风云的再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命运和前途。让学生学习这门课,要抓住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发展紧密相连这一最显著的特征,正确认识历史,科学把握历史,从而激发学生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中国现当代文学不仅是中国现当代社会发展历史的形象记录,同时也是一部现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
左翼作家们善于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关照生活,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们恰恰忽略了从艺术的角度对人的心灵史、人性史的关照。这一点缺憾正好被其他作家所弥补。对与左翼文学相对立的自由主义文学这种文学现象应怎样处理,在传统的教学中,在充分批判的时候,没有勇气对其合理的部分进行科学评价。其实,以京派、海派为主要创作群的自由主义作家们还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很大贡献,虽然他们不屑于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反映生活,但他们善于从人性和伦理的角度挖掘人的心灵奥秘,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引导学生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革命事业紧密相连这一特征时,必须让学生同时把握心灵史、人性史这一特征。既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左翼作家的创作,突出文学的宣传教化功能,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还要使学生认识到左翼文学过分夸大了文学的宣传教化作用,造成文学的功能尤其是人文和审美功能的缺失,在思想上导致极“左”思潮的泛滥,在表现手法上出现公式化、概念化和政治图解非艺术化倾向。既要让学生看到作家作品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云,还要引导学生进入作家作品所建构的艺术世界,进而窥见作家创作时的内心世界和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学生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脉搏,在解读文学史的同时,解读人的心灵史,解读由共性和个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构成的人性的存在史。这才是科学的、完整的文学史观。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学精华和外国文学新鲜血液中成长的,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该学科的教学,不仅要引导学生学进去,还要让学生跳出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积极扬弃论,既不能走复古倒退或崇洋媚外的极端,又不能关起国门、割断历史。引导学生汲取历史教训,反思历史失误,养成多元视角审视历史的思维习惯,培养学生开放的思维视野。要让学生站在历史的高度和世界文化的视野,用科学的、多元的、创新的、开放的态度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精髓和脉搏,不断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水平。
要引导学生处理好兼容并包与“个体化理解”的关系。我们知道,真正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新鲜活力的,是包括西方伦理主义、人本主义、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它的两面性。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并没有培养出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和品格,造成先天的对政治文化现实、世俗文化现实、文学文化现实的依赖性症候,造成20 世纪偌大中国除鲁迅之外难有作家和世界级大师比肩的尴尬。正如吴炫教授所说,“如果要问20 世纪中国文学艺术与西方文学艺术的差距体现在那里,那么我想说,正是在‘个体化理解’的程度上,我们很多作家不能从文化批判走向人类批判,进而也就不能对中国文化的问题进行独到的理解。
如果说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的新潮文学作品普遍缺失‘个体化理解’,那么我想说,20 世纪诸多重要的作家,如巴金、茅盾、沈从文、无名氏、王蒙、汪曾祺、贾平凹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个体化理解’缺失的问题———这不仅影响着中国20 世纪文学艺术的‘艺术性’,也影响着20 世纪中国文学艺术世界级经典作品的诞生”。对教材的分析,并不是要用历史虚无主义误导学生,而是要通过对具体历史现象的分析,培养学生用开放的态度认识历史,用“个体化理解”的标准解读历史。这是现当代文学教学中一个最大的难点。
解读作品固然可以运用历史学、文化学、伦理学、哲学等社会学科的知识作为理论支柱,但其他社会学科的思考永远代替不了文学的思考。文学的思考包含以下几个特征:
1. 整体性特征。所谓整体性特征,就是从整体上把握文本的解读。如巴金早期创作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我们绝不能让学生完全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去解读他的作品,而应该从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角度去整体感受作品。同样道理,郭沫若的《女神》明显受泛神论的影响,但我们绝不能误导学生用泛神论的理论去死抠《女神》中的每一首诗,而应该从整体上感受诗人追求个性解放时那种火山爆发式的激情。
2. 多向性特征。文学欣赏绝不是数学中的1+1=2,而是大于2的关系。一个好的文本摆放在学生面前,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如《起死》这篇小说,它的显性主题是对庄子相对主义哲学的文化批判;隐形主题表现了鲁迅把“铁屋子”的人唤醒之后却让他们无路可走的痛苦;如果再细细地解读文本,还会发现先生面对死亡的那份坦然、淡然和超然的态度。在讲到现代派的作品时,尤其是现代派诗歌,往往能从一个文本中衍生出多个题意的解释。“横看成岭例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经典的文本,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愉悦。一堂成功的课,在师生积极的互动中,往往能够通过对一部作品的研讨中,品咂出不同的味道。
3. 自圆性特征。对文学作品的讲解和解读,必须以教材为蓝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师生对文本的理解,一般来讲,要符合作家的创作原意,但作家的创作原意与文本的客观审美效果并不都是完全一致的。如臧克家创作《老马》的原意,是要表现像马一样的坚忍主义精神,可是不少评家却把老马看成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的象征。这种不符合诗人创作原意的观点反而被评论界广泛认可。其实,不少大师级的经典作品所表达的主题都不是单一的,这就造成作家创作文本的原意与文本客观解读效果之间的矛盾。教师在引导学生欣赏作品时,不要先入为主,不妨把作家创作文本的背景资料先“藏”起来,让学生凭着直觉去见仁见智,对学生的要求不必过高,学生只要能够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就可以了。等学生充分讨论过后,再把“包袱”抖出来,让学生接着讨论。总之,教师不要轻易下结论,结论让学生自己下,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
4. 超越性特征。如果把文学作品比做一列火车的话,作家和评家就是驾驭火车飞奔的两道铁轨。铁轨在支撑列车时发挥着相同的重要作用,而两轨却永远靠不到一起。解读文学作品和创作文学作品思维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评家主要靠逻辑思维,作家主要靠形象思维。评家对文本的理解既要源于作家的创作思路,又不能完全依赖于作家的创作思路。评家对文本的理性把握应该超越作家本人对文本的理性把握,在对文本的理性挖掘中,评家应该比作家站得更高,挖得更深。教师在讲解文学作品时,必须注意到这一文学性思考的特征,兼顾好作家、作品、评家三者的关系。
大学生与中学生的知识结构明显不同。中学生的知识结构侧重于基础性,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侧重于系统性。就大学生整体知识结构而言,是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以课程为单位,又分为若干子系统。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文类专业知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学好这门课,必须对该门课程的性质、规律、特点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还要有一条清晰的史的线索。
最重要的是把握好史料与作家作品的关系。史料即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性介绍,包括每个时间段的时代背景、文学发展的趋向、文学流派的形成、文学实绩的评价等,是形成该学科的知识框架。只有从整体上掌握该学科的历史知识,才能形成学生的系统性知识结构。而对于大专生来说,仅仅满足于知识的系统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知识的深厚性。教材好比一本详尽的导游册,要想让学生在该学科知识的山水中徜徉,必须按照教材要求,引导学生课外阅读大量作家作品。如果说史料是该学科知识的骨架,那么,作家作品就是与骨架紧密相连的血肉。没有骨架,知识就会凌乱,就不会形成知识的系统;没有作家作品,知识就单剩下一个干巴巴的骨架,就失去了底蕴,失去了厚度。只有把史料与作家作品紧密结合,才能形成系统而丰满的知识结构。因此,教师在授课时,一定要按照教材要求,引导学生尽可能更多的阅读文学原作,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师生之间的积极互动,才能把课上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对于高职类院校来讲,该学科的教学仅处于摸索尝试的初级阶段,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
[1]吴炫.穿越中国当代文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解读作品固然可以运用历史学、文化学、伦理学、哲学等社会学科的知识作为理论支柱,但其他社会学科的思考永远代替不了文学的思考。文学的思考包含以下几个特征:
1. 整体性特征。所谓整体性特征,就是从整体上把握文本的解读。如巴金早期创作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我们绝不能让学生完全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去解读他的作品,而应该从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角度去整体感受作品。同样道理,郭沫若的《女神》明显受泛神论的影响,但我们绝不能误导学生用泛神论的理论去死抠《女神》中的每一首诗,而应该从整体上感受诗人追求个性解放时那种火山爆发式的激情。
2. 多向性特征。文学欣赏绝不是数学中的1+1=2,而是大于2的关系。一个好的文本摆放在学生面前,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如《起死》这篇小说,它的显性主题是对庄子相对主义哲学的文化批判;隐形主题表现了鲁迅把“铁屋子”的人唤醒之后却让他们无路可走的痛苦;如果再细细地解读文本,还会发现先生面对死亡的那份坦然、淡然和超然的态度。在讲到现代派的作品时,尤其是现代派诗歌,往往能从一个文本中衍生出多个题意的解释。“横看成岭例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经典的文本,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愉悦。一堂成功的课,在师生积极的互动中,往往能够通过对一部作品的研讨中,品咂出不同的味道。
3. 自圆性特征。对文学作品的讲解和解读,必须以教材为蓝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师生对文本的理解,一般来讲,要符合作家的创作原意,但作家的创作原意与文本的客观审美效果并不都是完全一致的。如臧克家创作《老马》的原意,是要表现像马一样的坚忍主义精神,可是不少评家却把老马看成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的象征。这种不符合诗人创作原意的观点反而被评论界广泛认可。其实,不少大师级的经典作品所表达的主题都不是单一的,这就造成作家创作文本的原意与文本客观解读效果之间的矛盾。教师在引导学生欣赏作品时,不要先入为主,不妨把作家创作文本的背景资料先“藏”起来,让学生凭着直觉去见仁见智,对学生的要求不必过高,学生只要能够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就可以了。等学生充分讨论过后,再把“包袱”抖出来,让学生接着讨论。总之,教师不要轻易下结论,结论让学生自己下,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
4. 超越性特征。如果把文学作品比做一列火车的话,作家和评家就是驾驭火车飞奔的两道铁轨。铁轨在支撑列车时发挥着相同的重要作用,而两轨却永远靠不到一起。解读文学作品和创作文学作品思维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评家主要靠逻辑思维,作家主要靠形象思维。评家对文本的理解既要源于作家的创作思路,又不能完全依赖于作家的创作思路。评家对文本的理性把握应该超越作家本人对文本的理性把握,在对文本的理性挖掘中,评家应该比作家站得更高,挖得更深。教师在讲解文学作品时,必须注意到这一文学性思考的特征,兼顾好作家、作品、评家三者的关系。
大学生与中学生的知识结构明显不同。中学生的知识结构侧重于基础性,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侧重于系统性。就大学生整体知识结构而言,是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以课程为单位,又分为若干子系统。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文类专业知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学好这门课,必须对该门课程的性质、规律、特点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还要有一条清晰的史的线索。
最重要的是把握好史料与作家作品的关系。史料即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性介绍,包括每个时间段的时代背景、文学发展的趋向、文学流派的形成、文学实绩的评价等,是形成该学科的知识框架。只有从整体上掌握该学科的历史知识,才能形成学生的系统性知识结构。而对于大专生来说,仅仅满足于知识的系统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知识的深厚性。教材好比一本详尽的导游册,要想让学生在该学科知识的山水中徜徉,必须按照教材要求,引导学生课外阅读大量作家作品。如果说史料是该学科知识的骨架,那么,作家作品就是与骨架紧密相连的血肉。没有骨架,知识就会凌乱,就不会形成知识的系统;没有作家作品,知识就单剩下一个干巴巴的骨架,就失去了底蕴,失去了厚度。只有把史料与作家作品紧密结合,才能形成系统而丰满的知识结构。因此,教师在授课时,一定要按照教材要求,引导学生尽可能更多的阅读文学原作,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师生之间的积极互动,才能把课上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对于高职类院校来讲,该学科的教学仅处于摸索尝试的初级阶段,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
[1]吴炫.穿越中国当代文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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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是客体的属性与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用关系。客体的属性是构成价值的客观条件,主体的需要是构成价值的主观条件。换句话来说,价值是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赋予客体属性某种特殊的意义,回答的是客体属性对于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什么用”的问题。事实上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可以不和人发生任何关系,而只是依照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规律而运动变化。价值不能离开主体而独立存在,任何客体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它可以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满足主体的需要。大学生价值观就是大学生对其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和现象能否满足自身需要进行认识、评价时所持的基本观点。它是不断变化的,不同社会时期的大学生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对人的教育,也就是说都存在着对人的价值观教育的问题。价值观教育是一个永恒的常谈常新的话题,当代大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经过不断学习、历练,形成对客体事物价值的认识,即价值观的形成。大学生是一个独特的青年群体,是社会发展的后备军和接班人,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如何培养当代大学生具有符合时代精神的社会价值观,成为全国各高校价值观研讨的主要内容。目前,伴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开始,我国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各高校更加强调价值观教育应结合当前社会发展实际,更新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模式,真正收获实效。只有这样才能把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与时代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从而更好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实际的贡献,真正实现所谓的人生价值。
当代大学生已经逐渐步入社会,参与社会实践,他们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他们把培养自身的综合能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作为大学阶段的重要目标。尤其面向21世纪的教育要求培养出各方面综合发展的人才。也就是说,21世纪的人才,不仅要掌握知识,更重要的要有独立完善的人格。要关心社会、关心他人,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但是,在当代大学生中确存在着不关心他人和集体,以自我为中心等现象。
市场经济遵循求利原则,它追求利益最大化,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方面通过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导致了人们利益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通过制度保证了公民合法利益的实现。社会对物质利益的重视,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追求物质利益已不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肯定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这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有助于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成功的欲望。但一些大学生却走向追求物质利益的极端,在实现人生追求中,一些大学生缺乏远大的理想抱负,重物质利益轻无私奉献,把金钱至上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最大目标,淡化了对远大理想的追求,贪图享受、不思进取、崇尚金钱,出现了信仰危机。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当代大学生越来越认识到知识对于自己的重要性,知识能使人获得财富,知识能使人获得强大力量,知识能使一个民族变得优秀,变得强大起来,知识能使一个国家变得繁荣昌盛。?这使得大学生的求知欲越来越强,学习积极性越来越高,并且在学习中,力求使自己的各个方面的素质都有所提高。一些大学生开始慢慢去接触社会,希望早日为社会服务,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也有一些大学生却认为,个人价值的实现,只决定于个人的知识、能力,而与个人品德无直接关系,故出现了重视知识轻视道德的现象。
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内容之一,它是调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原则。集体主义是主张个人利益应当服从民族和国家利益。它强调的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当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顾全大局。但是,集体主义并不抹杀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强调重视个人的正当利益,维护个人的尊严。因此要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集体主义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它对于当代大学生在价值选择、价值取向上具有重要作用。
理想、信念可以看成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当今坚定理想、信念就是引导青年学生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大学生只有具有这种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才能产生不竭的动力。
在实践环节中,大学生的做事态度与思维引领指导着他们在实践环节中的决策过程和行为选择。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诚信、理想、爱国等这些价值涵盖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与荣耀使命,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下的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做出了完整的表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1]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专门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问题,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基础。”[2]这是对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作了进一步提炼和功能定位。就目前国内形势而言,无论是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还是我国历来的道德教育,都充分体现了我国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主流仍是好的,呈现积极务实、健康向上的趋势,但因大学生对社会不能深刻认知,判断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多局限于个人的视角,容易出现复杂、多变的焦躁心理。
就目前而言,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方法和手段仍存在一些主、客观方面的问题,如教育的方式枯燥、单调,存在灌输式,采取现代化、信息化、创新化的方式不足。因此,要创新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和理念,更好地在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教育的实效性,改进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方法,积极探索教育的新模式。
掌握理论基础,丰富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养,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首先要懂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知识与核心内涵,这是必要前提。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形势与政策课是当代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是开展价值观教育和传播主导价值观的主要手段。当代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学习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更要积极寻找当前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式,把能适应当代大学生的时代性、创新性、科学性的授课方式放在首位,增强当代高校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为培养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当代大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革新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方式,努力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课堂上,既要重视与大学生的互动性、趣味性,用形象、鲜明、具有代表性的实事及趣事来帮助大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理解、掌握理论性知识,更要引导大学生在课后勤思考、多实践,鼓励他们勇于发现独自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新途径。
形成积极向上的道德价值观和人际价值观有助于推进当代大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良性形成,前提是要做到加强学风建设。就整个当前社会的浮躁氛围来说,严重影响着大学生道德价值观和人际价值观的形成,因此,要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克服形式主义、本本主义,正确引导大学生养成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满腔热情的工作习惯,在整个社会形成求真务实、不说空话、不谈大话的社会风气。一方面,有助于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健康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对于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能起到推动作用。
古往今来,人类的思维方式、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社会风气的盛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人对事物正确的认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应当积极去感受、认知、领悟。人的需求、动机、理念、情感、意识等心理因素的形成和发展也有赖于客观外界条件。营造当代大学生了解社会、参与社会、服务社会的环境,对于其价值观的良性发展能起到根本性作用。
正因为社会风气与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和变化之间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因此,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把在校学习和社会实践等有效结合起来,并借助现代社会先进的科技、网络手段,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健康发展。要倡导、鼓励大学生自主投身社会实践活动,从而为建设更加强大、繁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做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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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几千年辉煌灿烂的法律文明史,曾经创造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虽然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它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其中也不乏糟粕性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司法制度就一无是处,应该全盘否定,相反其中有许多我们可以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现代价值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一百年来,传统司法制度几乎被视为落后和守旧的代名词而被束之高阁,移植西方法律以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成为法学界的主流思想。反思历史,正视现实,我们会蓦然发现传统司法制度依然具有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不可忽视的价值,即文化认同、补充国家制定法与司法改革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传统司法制度司法改革法律移植
论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现代价值
肇始于20世纪初的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一百年来,我们沉迷于法律移植的喜悦之中,认为移植西方法就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本土资源”学者大声疾呼之后,学仁开始反思我们移植的西方法律是否契合于中国本土文化?是否会产生水土不服问题?为此中国的传统司法制度对建设法治国家而进行的司法改革到底有无价值?若有,又有哪些价值?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会对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不无裨益。
时下存在一种悖论,即过度强调现存司法制度各种问题形成的历史成因,忽视了现实中各种外在社会制度和观念对司法制度的消极影响,从而把现实中的一切司法问题推卸于古人,而忽略对现有制度和观念的批判和改造;二元对立的理解东西方司法制度和法律文明,凡是西方的司法制度就是先进的、文明的、合理的,只要是传统的司法制度就必然是落后的、黑暗的、不合理的,从而在实践上盲目移植西方司法制度,否定传统司法制度,忽视对传统司法资源的创造性改造和对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的本土转化。基于此,探讨传统司法制度对当代司法改革的价值就有其必要性。
法律就其功能而言是用来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和调节各种社会矛盾的,但其自身的变革却往往更依赖于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环境的培育和改造。这一点对于后发国家的法律现代化而言尤为重要。清末修律、国民政府的法律改革之所以最终失败或流于形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法律改革者们往往倾向于关注法律自身的变革,而忽视了与之相配套的外在社会环境的改造和培育。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法律变革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成功地处理好了这一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历史,联系现实。窃以为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应该从司法制度自身的变革和外部社会环境的培育和改造两个方面着手并使之有机结合起来。
任何司法制度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于社会当中,而是与其外部社会环境处于经常的互动之中。司法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它对司法变革的推动往往比学理上的争论和道理上的说教来得更为根本、持久与现实。因此基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要彻底实现司法改革,必须重视与之相匹配的外部社会环境的培育。具体而言应该着手于以下几个方面:经济方面,继续深入健全和发展自由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发达的、自治的“市民社会”,逐步建立起能真正表达并切实维护不同阶层利益的群众自治团体和社团组织;政治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动中国的宪政进程,从体制上解决行政权、党委及其他拥有权力的集团和个人对具体司法审判直接或间接的干预,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和依法审判;思想文化方面,大力培育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和法治观念。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中国的司法变革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综合性社会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通过仅仅抓住某一方面的变革而毕其功于一役。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注重司法制度本身的变革,使之符合并更好的地服务于社会的发展。众所周知,西方现代司法制度已经运行了数百年并在逐步演进中日臻成熟,与世界发展的一般趋势相吻合。而中国属于后发型国家,对于这一人类文明成果我们当然可以有鉴别的拿来为我所用。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可以完全忽视自己民族的传统司法制度呢?答案是否定的。从法律移植和法律融合的角度讲,吸收西方先进司法制度的同时不应忽视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孟德斯鸠说过:“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 。
威尔逊也曾说过:“凡法律非能通万国而使同一,各国皆有其固有法律,与其国民的性质同时发达,而反映国民的生存状态于其中……” 这倒不是要否认法律移植的可行性,而是说如果想使法律移植尽可能的达到预期效果,移植时必须考虑移体和受体之间的相似性。如果移体和受体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社会环境方面越相似;两者之间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越相似,功能越互补,法律移植的成效就越明显。另一方面,法律移植的关键在于本土化(即法律融合)。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必须融入受体的法律文化和社会生活之中,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社会功效。史记中有一段记载恰好可以形象地说明这一问题:“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从中国传统司法制度自身而言,在当今社会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有些学者认为传统司法制度的很多内容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截然相反,即便有一些表面上看似合理的规定,但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却并不执行。有学者曾说:“有规则是一回事,怎么实行又是另一回事”,这样的论断很有代表性。当然这些学者得出这样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传统司法本身的制度规定与其实际运作不是同一概念。传统司法制度为什么在实行过程中变成“另一回事”,除了司法制度本身的缺陷和漏洞之外,恐怕更应该批判阻碍甚至扭曲制度发挥作用的一些法外因素,诸如社会政治体制、传统社会文化,以及一些学者所讲的“社会潜规则”。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以为在今天的司法改革过程中传统司法制度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司法制度容易得到人民大众的普遍心理认同。
毋庸质疑,我国司法变革的一个重要资源是西方运作成熟的先进的司法制度,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法律移植是不可避免的必然途径,但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否成活,能否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效,关键在于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否实现本土转化,能否将其融入中国社会的制度和文化之中,为人民大众所认同并自觉遵守。而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司法制度恰恰可以提供一些有益功用和价值。
首先,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都存在于自己所熟悉的传统和习俗之中并以此为基础发展的。传统和习俗不是保守的代名词,它向人们提供了某种身份与认同,提供了一种归宿感和安全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对传统和习俗的认同和依赖远远超过新生事物,并且他们对新生事物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站在传统和习俗的角度和立场上的。其次,中西方司法制度虽然风格迥异,但它们最初是对不同社会所面临的相同问题所做出的解决方式,因此它们存在许多暗合与相似之处。
诸如死刑复核制度、告诉制度、自首制度、军民分诉制度、诉讼时效制度、证据制度、回避制度、鞫谳分司制度、翻异别推制度、录囚复察制度、诉讼代理制度和诉讼强制措施等等。这些制度在当代有没有借鉴价值另当别论。至少通过研究、分析这些制度上的暗合与相似之处,通过立足于我们传统的法律文化和司法制度来学习和理解西方的司法制度;运用西方先进的司法制度,结合本国实际,重新阐释和改造我们传统的司法制度。这样可以使我们对移植过来的陌生的西方司法制度有一种认同感和亲和力,使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更好地融入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并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效。
第二,传统司法制度与移植的西方法可以起到互相补充作用。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独特的法律资源优势,西方司法制度也并非就尽善尽美、完美无缺。实际上基于天人相分、个人本位、权利至上等观念建立起来的西方对抗式司法正面临着“诉讼爆炸”的窘境,同时中西方司法实践证明诉讼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争议,有些案件用审判方式解决也不一定最好。而被西方人誉为“东方经验”的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中的调解和调停制度,一方面既照顾到当事人要求明辨是非的心态,同时又一定程度上避免当事人之间撇开面子,甚至反目成仇的现象发生。这对西方司法制度恰好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此外,传统司法审判中国家制定法与成例、断例(典型司法案件汇编)相结合;官方成文法和民间习惯相结合的“混合法”模式 也为世人所称道。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在社会生活中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复杂多变的,人们的行为也是多层次的,因此想要制订一部囊括调处某种社会关系所有社会行为的法典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传统司法的“混合法”模式则较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一模式强调在司法过程中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依法判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法官可比照适用类似的成例、断例;在民间风俗和习惯不违背国家制定法的前提下承认其相对的法律效力。这样的模式一方面可以“以例补律”,使现有法律体系尽可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另一方面成文法与民间习惯相结合,既维护了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又使当事人真心接受判决,易于执行,可以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同时司法过程中把民间习惯、成例、国家制定法有机联系起来,既有利于补法之不足,又为新的法典编纂和法令制订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从西方司法实践来看,很多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也都承认习惯的相对效力;大陆法系吸收判例法的经验,英美法系借鉴成文法的立法模式,两大法系在法律渊源上日渐趋同,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司法中“混合法”模式的合理性。
第三,传统司法制度可以为当代司法改革提供借鉴。
中国有几千年辉煌灿烂的法律文明史,曾经创造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虽然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它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其中也不乏糟粕性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司法制度就一无是处,应该全盘否定,相反其中有许多我们可以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譬如,古代法官责任制度、调解制度和法官审判可以参照成例、断例等制度在当代有其值得借鉴的地方。简易灵活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对今天的司法实践,尤其是在法治各项配套机构和制度严重滞后和不健全的广大老少边穷地区有着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更多的传统司法制度的当代借鉴价值还需要我们在实践和研究中进一步发掘。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毋庸置疑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传统司法制度中能借鉴的东西远无法与西方司法制度相比,但也不能对其全盘否定,一竿子打死。这是因为任何的制度问题和社会问题都有其产生的历史依据,我国现有的司法制度存在的很多问题,与传统司法制度和法律文化不能说不无关系。因此通过对传统司法制度的产生、发展、运行及其背后的各种制度和文化因素进行深刻的研究和反思,这样我们就能更全面准确地把握现有司法制度及其外部社会环境的缺陷,明确司法改革的重点和方向,从而有选择的向西方学习,而不是盲目照搬,使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更好地发挥出它的社会功效。这一点对我国的司法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继承与创新是时代永恒的主题,对待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如此,对待今天的司法改革依然如此!我们今天进行的司法改革和法律变革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社会工程。正如一位美国学者在回顾西方数千年法律历史时所做出的评述:“(法律的)演变和改革是缓慢的,循序渐进的。……保留几百年前的某些标准,遵循祖先的某些习俗和传统,是理智的,也是必须的。” 面对这一宏大的社会工程及改革过程中所涉及的诸多错综盘结的复杂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应对,方能逐步推进中国法制的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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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价值,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自身需求为基础的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有以下特征: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和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这样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一方面有利于人们重视道德的作用、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压抑了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忽视了法律的作用,将个人消融在群体之中,限制了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关键词:中国传统价值观 道德 群体 家国同构
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某种需求的属性,价值具有层次性、多元性、动态性等特征。价值观是主体以自身多种需求为基础对客体的观点和看法,因此,人们的价值观也是分层次的、多元的和动态的。如对同一事物的评价的价值标准可以是真、善、美的标准,也可以是物质、精神的标准,还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标准。对同一事物评价的价值取向可以是个人的角度,也可以是群体的角度。对事物的评价模式也是多样的,可以是家国同构的模式,也可以是家国各异的模式。
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自身多种需求为基础的对事物的观点和看法。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明显的阶级分层和等级秩序,因此,与之相适应,中国传统价值观也是不同的,有着等级层级差别之分。中国传统价值观既有作为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主流价值观,也有零散的非主流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主流价值观是指经过思想家系统化、理论化的、为统治者所倡导的、成为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主要为统治阶层所掌握。而零散的非主流的价值观主要是在民间流行的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它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普遍的社会心理,因此,这种价值观主要存在于一般贫民阶层。本文讨论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观,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价值观。
相比世界其他文化,中国文化较早地摆脱了对神的权威的崇拜,而是以礼乐教化为中心来支撑人们的精神信念,维持社会的统一和稳定,这使得儒家精神具有非宗教的早熟理性特征。《左传》里说,古有三不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宣言,并为历代统治阶级和正统思想家们所吹捧,成为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根本特征就是:以伦理道德作为评价事物的根本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在事物的道德价值和实用价值的选择上,表现为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法。
1.重义轻利。“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命题,“义”者,宜也,意思是正当、合理、且应当做的举动或行为。孟子将“义”与“礼”、“廉”“耻”合在一起,称为“四维”,后来儒家又将“义”与“仁”、“理”、“智”、“信”合在一起,称为“五常”。因此,“义”主要是一种道德价值,是人们的思想、行为应该符合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而“利”主要是指人们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和实际好处,是一种物质价值。在中国传统社会,统治阶级和主流思想家们为了维护社会统一稳定,便于其统治,往往表现为崇义贬利、尚义反利的倾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孔孟的共同主张都是舍利取义,即在道德价值和物质利益的两难选择中,道德价值高于物质价值,要舍弃物质利益,选择仁义道德。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标准,使得人们形成羞于谈利的社会心理,奉行“不言利”“耻言利”的行为规范。
2.重理轻欲。“理”与“欲”的争论实际上是“义”与“利”争论的派生,只不过是“理”更加强调和强化当时的伦理道德。“理”是绝对的主体:“理是本”“理终为主”;“理”又是天、地、人的最高主宰。而“理”的内容就是伦理道德原则:“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重“理”轻“欲”的价值取向,认为仁义理智高于一切,要求人们“寡欲”、“节欲”、“灭欲”,以符合仁义的道德规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存天理、灭人欲”。
3.重德轻法。道德和法律是进行社会约束的两种重要手段。道德是指主要通过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风俗和社会舆论的方式来规范和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标准、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也指那些与此相应的行为、活动等。它是人们自己提出和要求的、约束、规范个人和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因此它不具有强制性。而法律则是由统治阶级制定,依靠警察、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关强制执行的行为规范和活动规则,因此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违背法律条文,就要受到暴力机关的相应制裁。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普遍缺乏法律观念和法律思维,人们在行为之前,通常考虑的不是是否违法,而是是否符合社会伦理习俗;若是出现了问题,也不习惯于诉诸法律的裁决,而选择或者被选择由长辈、族长或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来出面调解。至于调解时所采用的标准,也不是参考法律规范,而是运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黑格尔就说过:“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那乃是一个国家的道德……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姊妹间的义务。”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实际上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样就片面夸大了道德的功能,导致对法律建设的忽视。
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法的价值观一直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它对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和社会心理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伦理原则成了绝对的价值尺度,这也决定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伦理性质。
中国传统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西方社会历来比较注重个体价值,保障个体利益。从古希腊时期的全城邦公民民主选举、民主投票,以维护个体权利;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倡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以尊重个体价值;再到18世纪发展为利己主义、个人主义,都认为个体有着独立的存在合理性和独特的价值,应该充分尊重个体价值和保障个体利益。而群体至上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根本取向,在中国传统社会,个体不能独立存在,而必须依附于家族、国家等群体之中,个体只是家族、国家大集体中的小小一份子,群体有着超越个体的绝对价值,因此,人们应该首先维护集体的利益,为了集体价值可以压制、泯灭自我价值。这就形成了以泯灭个体价值为前提的集体主义,并且产生了公私对立、崇公抑私的文化观念,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绝对服从于群体利益,从而使个体消融于虚幻的群体之中。
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决定的。首先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家庭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在分散的土地上耕作,生产工具非常简单,以农耕为主,兼搞家庭手工业、家畜养殖业,来满足一个家庭正常的生活、生产需要,并且产品仅供自己消费,基本上不从事商品生产。由于小农个体经济十分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低下,遇到灾害年头,就可能颗粒无收,以至于背井离乡,逃荒乞讨。因此,个体独立的生存状态非常艰难,必须依靠群体才能维持生存。其次,中国传统社会的血亲宗法制度也是强调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在每一家族中,为了实现家族内部的安定有序和团结统一,发展壮大家族的整体实力,往往都非常强调维护家族的整体利益,而忽略个人诉求和个人利益。最后,更重要的是,群体本位的价值观是中国传统社会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中国传统社会,在小农经济和家族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封建专制的主要表现就是绝对王权和官僚等级制度,它实际上是一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统治阶级为了防止地方分裂,维护整个国家的安定有序和团结统一,往往强调群体利益、国家利益过于个人利益,个体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群体。
1.血亲拟制,爱有差等。由于中国古代氏族社会的瓦解极不彻底,原始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也就没有得到彻底瓦解,而是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延续,并在社会关系中占支配地位。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是在家族的宗法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人们总习惯于将一切社会关系用带有血缘关系的词汇进行“比拟”,以突出亲密性和可靠性,如“师父”、“师兄”、“父母官”、“子民”等日常用语都带有血缘比拟的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中,家庭伦理关系不只是纯粹的生物性的血亲传承,更重要的是社会性的道德恩亲关系,所以家庭伦理关系自然就有亲疏远近之别,儒家也明确提出“亲亲为大”、“急亲贤之为务”。因此,血缘拟制的过程是将私人领域的血缘、伦理关系在公共领域泛化、滥用的过程,它不可避免地将处理家庭关系、血缘关系中的伦理道德标准应用到公共领域和社会范围,用道德的准则和血亲血情的标准来处理社会关系和公共事务。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是以“自己”为中心,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拟制社会关系,来层层扩展社会关系,离自己越近,血亲关系越深,道德标准也就越宽松。因此,这种血亲拟制的判断标准是有差等的,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也是有差等的。
2.君父一致、家国同构。君父一致、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大特点。由于原始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延续,血缘关系成为社会的纽带,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组织,并且推广到社会领域,使社会结构成为放大的家族结构。从生产方式来说,每个家庭都是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是一个小小的生产单位,而每家每户又处在整个大家族的关系网中,多个大家族就可以形成一个自然村落,再往外扩展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家庭到宗族,宗族到国家这样层层扩展开来的,家庭往外扩大就是宗族,宗族再往外扩大就是国家,因此,君主就是这个扩大了的家庭的家长。在这种层层扩展的关系网中,人与人之间有很强的隶属依附关系,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尊卑等级也非常森严,为了维系这种关系,统治者就将用来规范家庭宗族内部的伦理道德准则推广到整个国家和社会,使之成为维护封建秩序的一种思想观念上的统治工具,从而也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
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认为,从修身到齐家,从治国到平天下是一个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提升过程。原先的“亲亲、尊尊”的意思是指在家庭结构和宗族结构之中,对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者亲,对自己宗族中辈分高者尊,现在也随之变成在国家这样的大社会结构中,对帝王君主亲、对权高位重者尊。例如从对家庭、宗族的“孝”可以推至对君主、国家的“忠”。因为“孝”本意是为子养父之意,强调的是子辈对父辈的服从和奉养,但如果能做到对家庭、宗族、国家的孝,就不会“犯上”,就不会“作乱”,就会忠于职守、忠于国家。因此,“忠”是“孝”的扩展,“忠”将“孝”的服从对象由家庭、宗族扩展到君主、国家,两者都蕴含着下对上的自觉服从,绝对服从。
中国传统价值观它没有过分的宗教迷狂,而是非常强调现实生活中的世俗实用性,它以理性精神对抗宗教迷狂,以人本抵制神本主义。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重视人事,从而开创了中国世俗实用的价值传统。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淡薄,而且往往抱着世俗的、实用的心理对待宗教,儒释道兼容并蓄,纯粹的信仰理念非常淡薄,信仰宗教的目的也是为了祈求神灵保佑现实幸福,即所谓的有灾有病就拜佛,没灾没病忘了佛。
同时,中国传统价值观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使得人们以“经世致用”“广大高明而不离日用”作为为评价事物的目标。一切知识、理论、事物必须在现实生活中的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才算是有用的东西;人们也只关心各种与日常伦理社会关系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知识性认识,缺乏严密的逻辑思维训练和对自然科学执着追求的热情。
第一,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有利于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思想觉悟,也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稳定。但也导致人的价值活动的单一化,使得主体对客体的多层次、多元化的评价活动仅仅归结为单一的、一元的道德评价。本来人们的价值观念是一个多对象、多层次、多元化的体系,评价的标准也是多元的,如有真、善、美的标准,物质、精神的标准,政治、经济、文化的标准等。但中国传统价值观却树立了一个绝对的伦理的价值尺度,并将它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去衡量一切事物。以伦理道德标准为绝对价值尺度,使人们形成羞于言利的社会心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正当利益要求受到严重压抑。实际上,在一般民众的世俗生活中,儒家理想中道德标准是很难实现的,人们只能表面上奉行无所不在的道德,实际上追求欲望的满足,从而造成了“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娼女盗”的假道德,导致了外圆内方、世故圆滑的人格和人性的虚伪。同时,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扩大了道德的功能,以道德代替法律,而忽视了法律的建设。
第二,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认为群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要求个人利益绝对服从于群体利益,这一方面有利于顾全大局、保障群体利益,利于社会统治。另一方面也使个体消融于虚幻的群体之中,导致人的抽象化,使个人的自我价值和个性发展受到全面压抑。现代社会的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求道德观念的完善,而且要求智力的充分发展,身体的健康发育,美好的精神追求,劳动能力的不断提升等等,这都要关注个体的正当利益,使得个体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
第三,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使得父为子纲的伦理规范扩展到君为臣纲的社会约束,使家长式的家庭统治模式扩展为等级森严的社会统治秩序,从而是人们都陷入层层扩展、层层分化的人伦关系网中,每个人必须在他的等级位分内安分守己,中规中矩,而缺乏自由流动、自由发展的机会,个人的个性、才能、欲望、自由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使得个体成为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牺牲品。
第四,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使得人们缺乏长远发展的目光和深度思考的逻辑,而只是抱着极强的世俗功利心态,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对事物不探究“是什么”、“为什么”,而只求对自己有用,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好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追求纯粹知识性的理论体系的完善,忽视逻辑性的认知方法,还反对没有日用效果的发明创造,或没有实用价值的技术。中国传统价值观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一方面阻止了形而上学的泛滥,提供了有效的人生哲学和早期相对发达的实用技术;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中国人思辨理性的发育健全和知识性理论体系的发展完善,反过来又阻碍了实用技术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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