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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作为中国学科建设中的基础学科,可以说历史最为悠久,普及最为广泛。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美育教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现状
与以往的时代相比,美育教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有了很大的改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许多与优秀的教育学前辈呕心沥血,在美育的海洋里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中学语文美学教育也展露出全新的教学风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教育工作者越来越重视美育工作在的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其次,许多优秀的教师通过改进教育手段,将美育教学融合到理论的教育工作中;另外,人们已将美育教学贯穿到整个中学教学过程。
二、古代文学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美育作用
(一)提高中学生的审美力和认知力
我们咿咿呀呀从一首简单的诗句到一首古诗再到一篇完整的文学作品,在大声朗读和应和的过程中逐渐摇头晃脑。很显然,学生已经对一个陌生的知识由最简单的认知到后来产生了一种审美的体验,这说明认知力的发展对中学生的审美能力的形成具有非常深刻显著的影响。人们认识世界的途径是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1],而中学生对世界的认知主要是通过学习书本获取的。古代文学作品或通过向我们介绍知识,或通过议论文向我们讲述道理,或通过散文带我们感受文字艺术之美,让学生在认知世界的同时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二)培养中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能力
古代文学作品美育比其他教育学科更能较好的开发中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能力。古代文学作品都是通过语言手段来塑造文学形象的,通过生动的语言描述,引发学生产生相应的画面,使文中描绘的事物活灵活现的呈现在学生的大脑中并产生共鸣,让学生在愉快的教学中不知不觉的接受。古文学作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能力首先是把作品的艺术和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再融入到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在欣赏,比较的过程中进行再构造,再想象,以此来激发和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能力。
(三)培养中学生的情商
每个人的个性心理特征(个性、气质、爱好等)都可以在审美的过程中留下印记。比如说有人热爱李清照的婉约细致,有人喜欢岳飞的刚直不阿,有的钟情于林黛玉的柔情似水,有的人偏爱李煜的沉郁顿挫,有人佩服诸葛亮的足智多谋。这些都是审美过程中不自觉形成的情性,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情商。因此,注重古代文学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情商。
三、古代文学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美育策略
(一)挖掘古代文学作品的情感之美
由于古代文学作品不像现代白话文直观清晰,明白易懂,在语文美育的过程中,老师要带领学生从“看不懂”的文学作品中去挖掘隐含的情感和色彩,以此来挑动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认知活动,使得学生在认知的基础上展开审美活动,从而提升学生内在的精神品质。另一方面,中学语文老师在授课时,应该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融入到文学作品所描述的角色中,通过自己的情感和感受去感染学生,打动学生,让学生在精神受到共鸣的同时,自己去挖掘作品中更深刻更能与自己精神产生共鸣的思想感情。
(二)展现古文学逻辑形式之美
一堆杂乱无章的文字片段是很难让人产生美感的。但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经过精心雕琢和细心安排的,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中学语文老师更要善于把握古文学的脉络框架,引人入胜,循序渐进,轻重缓急,环环相扣,有松有驰,有扣人心悬,有巅峰高潮,波澜起伏,回味无穷,这样的教学课堂才能使学生产生愉悦感,才能使学生体验文学之美。因此,教师应该通过一定的教学手段向学生展现古代文学中的逻辑形式,让学生去体会,去发现,去感受这种逻辑形式的美感,从而达到美育的升华。
(三)激发中学生的理智满足感
有实验证明,智力的满足感来自于一切发现,这些发现能给发现者带来惊喜,使发现者能够体会到一种智力的升华。中学语文教学本来就是一个师生相互交流,相互合作的方式。老师要在学生苦思却得不到结果的情况下给予学生一定的提示,去引导学生去发现,创造,让学生靠自己的能力找到答案。而不是一味的向学生提供现有的“正确答案”,否定学生的“错误答案”。老师可以通过一步步的引导学生去解读古代文学作品,品味作品,让学生在与作者思想感情产生共鸣时去发现作者的文笔之美,情感之美,作品的结构之美。老师要给予学生的发现以肯定,让学生切实的感受到发现的喜悦和惊喜、创造的快乐、成功的快乐。
四、结语
中学语文美学教育能提升个人的审美人格,使人保持精神愉悦,身心健康。古代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美育的手段,不仅能够培养中学生的审美能力,想象力,思维能力,情商,还能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提升学生的文化底蕴,促进学生的协调与平衡,使学生能体验到生命的完美和人生的乐趣,保持身心的健康和活力。
一、改革的构想
在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对于中文专业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具体而言,涉及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首先,教学内容方面的改革。针对教学对象的未来就业去向是以中小学语文教师为主的实际情况,弱化古代文学课程的重理论、重学术的现状,转而改为重文学基础知识、重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写作能力的培养。因为中小学教师必备的业务能力之一就是能够准确理解课文内容,并能够向学生准确表述出来;同时,能够辨别学生作文的优劣,并能够给予恰当修改和指导示范,这又是一项特别重要的教学目标。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分为史论和作品两个部分,现在多是二者并重。近年来,由于专业课程教学时数的压缩,讲授时间不足,部分老师只能侧重一个部分,即史论部分。本改革的构想是侧重作品部分。历史理论部分简明扼要、突出重点地介绍,对其掌握的详细度和深刻度降低要求,而把多数时间和精力用于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讲解、赏析,培养学生的文学理解能力,即要学生真切理解什么样的作品是优秀的,这些作品为什么优秀,它们是怎样做到优秀的。在课上,一方面先是老师讲解,学生体会,一方面学生口头评论,老师指导。在课下,要求学生扩展阅读相关作品,并写书面的赏析评论性质的作业,进一步使学生真切体会经典的古代文学作品的艺术高妙之处。这样,阅读配合写作,二者相辅而行,强化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和赏析能力。另外,针对教学对象的中学语文课程所学基础知识不够扎实的实际情况,在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分配一定的时间用于弥补,包括语言文字各个方面。因为中小学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打实学生的语言文字基础,如果教师相关基础薄弱,势必后果严重。现在这类院校的学生基础薄弱,和中学阶段教师基础薄弱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在阅读作品过程之中,注意语言、文字、语法、修辞等各方面语文基础知识的反复提示和强调,尽可能地弥补学生文言文底子薄弱的缺陷。
其次,教学形式方面的改革。针对地方院校图书资料有限的实际情况,在教学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利用网络资源辅助自学的指导,包括本校校园网图书馆站内的数字资源,诸如电子书、期刊库、讲座视频等,也包括公用网络的免费的相关专业的学习资源,诸如专业网站、免费文库、高校论坛等。具体而言,每一章内容讲解完毕之后,留出一定时间指导学生如何自己进一步深入学习,推荐具体的阅读书目,图书馆网站的相关名家讲座视频,载有相关文献资源的文学网站,以及一些著名高校的校园网论坛相关交流版块,使得学生知道课后扩展学习的内容该是哪些,相关文献资料在哪里可以便捷找到,学习这些可以达到什么效果,甚至可以上线发表言论与同好交流。另外,针对学校扩招后校区分散,师生难得机会当面沟通交流、答疑解惑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技术,拓通信息交流渠道,加强课下对学生的具体指导和答疑。诸如利用QQ的群组功能组织讨论、用MSN的视频会议功能实现问答、用邮件批注作业、用网盘共享资料等。这一方面尤为重要,根据调查,大部分学生对网络学习资源知之甚少,难得利用网络信息帮助学习,多是消遣娱乐。而传统科目的教师对信息技术兴趣偏少,很少积极尝试利用网络解决课下辅导的难题。实际上,这二者都是容易实现的,而且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向。具体而言,为上同一门课程的所有班级建立一个QQ群,定期组织群组讨论,这样老师不必进校,学生也不必集中,同时各自在电脑终端发言对话讨论交流,其提供的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多样化的交谈方式,能够大大提高交谈效率,节省时间。对于需要重点强调的问题,教师随时以微博形式发出,其即时性、随身性能够大大缩减传播时间和成本。对于学生课下完成的赏析评论性作业,学生以电子版的形式上交,老师以电子版的形式批改,这样可以充分利用officeword和adobeacrobat的强大功能,更为直观地予以批注和修订,同时网络传输不受见面限制,可以反复修改,多次传递。既能节约时间,又能把工作做细。通过上述具体改革措施的实施,力争达到如下目标。在教学内容方面,弥补学生语文知识,培养学生的文学作品的赏析能力和写作能力,以适应将来职业的实际需要;在教学形式方面,指导学生利用电子信息资源,充分利用网络通讯,加强对学生的课下辅导,以巩固学习效果。最终让学生学到就业后直接可以运用的基础知识和业务能力。通过这项改革,根本解决现在的教学脱离实际,学生学无所好、学无所获、学无所用的现状,使得学生乐于学、能学到、可应用,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可用人才。
二、实施的方案
首先要调查摸底。因材施教的前提是切实了解教学对象的具体情况,因此调查摸底是第一步的工作。采取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对全系学生发放调查问卷,二是找各科任课教师了解。要了解的内容有两个,一是学生的基础情况,在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之中,哪个方面最为薄弱,亟待提高,在平时上课古代文学过程中特别给予关注,重点弥补。二是学生最希望学到哪方面本领,是阅读还是写作,这和他们的就业理想密切相关,决定着培养能力方面老师的侧重。当然,各个阶段的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各有侧重,一年级新生主要了解其中学阶段的学习情况,即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四年级学生的主要内容是教育实习,因此主要了解他们在实习经历中亲身体会到的自身缺陷和必备的能力。二三年纪的学生主要了解他们写论文作业时候体会到的困难之处,也就是在阅读、写作方面各种具体的能力局限。其次是实践检验。根据调查了解的信息,针对不同年级和班级的具体情况,有侧重点地推行改革措施。分阶段观察实验效果,通过个人检查,辅助调查问卷。最后是总结经验。经过对任课班级古代文学课程的相应考察,总结各项改革举措的得与失。相应的考察包括:通过分析学生的考试试卷、学生作业来了解学生学习效果的变化情况;通过老师组织的师生座谈、问卷调查来了解学生的真实感受;通过教育实习的带队老师和接受单位来了解学生所学知识的实用性等。综上所述,这一教学改革设想的创新之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完全直接面向就业去向而对古代文学教学内容的改革提出具体意见;二是强化传统理论性学科利用的现代信息化教学辅导手段的意识。这种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的预期效果是,彻底改变这门传统学科的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打实基础,真实提高语言文学的阅读理解和写作表达能力,能够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得以应用。
三、结语
这一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的可行性强。这一方面在于改革研究的针对性强。其研究对象、改革构想、应用理想都是直接针对学校实际情况而确定的,完全根据地方性、应用型院校的实际特点而具体予以考虑。其较强的针对性,有助于得到学生的配合。另一方面在于改革的实用性强。它能对全国同类院校的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提供具体的建议;推而广之,也能对所有的传统学科,尤其是理论性较强的学科的课程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其较强的实用性,有助于得到同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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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教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个人素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传播我国古代辉煌文化的一条重要的途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我国在进行中小学教育教学的不断改革发展同时也对大学教学给与了较多的关注,大学教育作为我国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对于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而强化大学专业课程、丰富专业课程教育方式也成为了现今社会大众以及各个高校关注的焦点。中国古代文学作为大学中文专业中比较重要的一门课程对于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以及专业知识掌握起着重要的积极影响。本文基于此针对中国古代文学这门中文专业课程给与良好研究,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教学意义进行着手分析,在此基础上探析该课程的实际教学方法,以期为后续关于中文专业以及文学课程方面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发展
前言
通常来讲古代文学作为中文专业中的较为重要的一门课程对于中文专业学生的后续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该门专业课程从本质上讲涉及知识领域较为宽泛,不仅涵括史学知识,同时还涵括文学知识,甚至是哲学知识也包含在内。课程从内容上讲可以说是我国上下三千年的文学知识综合体,不仅含有较为丰富的艺术风格同时还含有众多的文学形式。因而可以说该门专业课程对于提高中文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以及艺术修养都具有积极的影响价值。
一、初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实际教学意义主要是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能够促进学生对于古代文学发展规律以及实际演变过程和相应的文体发展的有效理解。其二是通过丰富的文学作品以及较多的文学形式进行帮助学生了解古人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状态,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些文学知识对于后世的实际影响价值。其三是通过对于古代文学的实际学习能够提高学生文学素养以及帮助学生具备崇高的文学情怀,并促进学生将这种文学素养以及文学情怀实际的应用在现实的工作学习中,进而为我国的文学事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探析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实际教学方法
1.教学方法之启发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首先要从启发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启发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实际教学环节中依据学生学习客观规律以及教学任务最大化的激发学生对于课程的学习积极性,调动学生处于主体学习地位,通过正确引导学生进而帮助学生主动解决学习中实际遇到问题的一种教学方式。该种教学方式主要是强调对于学生学习过程的良好启发与引导,通过应用该种教学方式进而促进学生积极主动进行文学知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将文学思维给与有效拓展。如果将该种教学方式进行比喻的话,启发教学就是在教师的循序引导启发下让学生自主开启文学的学习大门。例如教师在讲解“《诗经•王风》”中可以就“悠悠苍天而此何人哉”这句话向学生进行提问,而之所以专门针对该句话提问的原因在于:对于“何人”的了解是掌握文章思想主题的关键所在[1]。而教师在提出该问题之后可以鼓励学生带着问题进行自由解读并对在解读之后阐述对“何人”的个人见解。通过这种启发提问进而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解读方向并最终获得文学知识。
2.教学方法之情境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还可以从情境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情境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实际教学环节中通过创设一些生动的场景氛围来帮助学生有效的理解文学知识并促进学生实际心理机能获得良好性发展的一种教学方式。而应用该种教学方式一方面能够促进学生对于文学知识的情感感悟,另一方面也能够对学生的实际文学审美进行有效拔高和良好陶冶。例如教师在讲解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著名诗歌时就可以进行文学情境的有效创设,通过播放“春江花月夜”进而让学生在优美的音乐旋律中感知诗歌内在情感,同时通过动人旋律在大脑中勾勒出诗歌联想画面,而这种身临其境的情感感知则能够促进学生加深对于诗歌的理解[2]。再比如教师在讲解庄子的名作“《逍遥游》”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利用多媒体制作漫画课件来创设文学情境,学生通过这种漫画课件的形式犹如置身作者的情感世界进而将文学知识更加的形象具体化。总结来讲无论是利用音乐还是多媒体来进行文学情境的实际创设都可以较好的促进学生对于文学知识的有效深层次获取。
3.教学方法之表演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除了上述两种教学方式之外,还可以从表演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表演教学主要是指通过将学生放置于实际的文学情节演绎中进行促进学生获取文学知识的一种教学方式。而应用该种教学方式则一方面能够促进学生最大化的发挥文学想象,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学生不断提高文学创新意识。例如教师在讲解王实甫的名作“《西厢记》”的时候就可以针对文学作品中的不同人物进行角色划分,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通过自身对于该文学作品的实际理解来进行文学表演,而具体的情节设置以及演绎道具都需要学生进行实际准备,而学生在该种文学演绎过程中也会直接加深对于文学知识的理解,同时将自己的一些文学想法添加其中[3]。再比如教师在讲解“《红楼梦》”的时候同样也可以利用上述表演教学方式来开展实际教学活动。总结来讲通过表演教学能够最大化的提高学生对于古代文学知识的有效理解还能最大化提高其创新意识。
三、结论
综上分析可知我国在进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非常看重文化的良好传承,而作为实现文化良好传承的中文专业则逐渐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性关注。而作为中文专业中较为重要的古代文学课程而言,良好的教学方式则可以有效的促进该门课程教学实际目标的有效实现,通过利用启发式以及情境式和演讲式、表演式以及研究式这五种教学方法进而真正的促进中文专业学生获得人文素养的有效提高以及专业知识的有效掌握,为其今后良好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张海楠.对开放教育专科《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混合教学模式应用实践探讨[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05:80-82.
[2]王自红.民族地区高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以升本后的四川民族学院汉语文系为例[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4:111-113.
[3]陈虹.高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现状及改革措施[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3:111-114.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是高校中文系的一门必修、基础课程,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魅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现阶段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现状却不尽如人意。本文主要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重要性、教师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起的关键作用以及具体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发现运用引导式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演讲辩论法、研究性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法,可以提高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水平,也可以增加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兴趣。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法;汉语言文学
0前言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校中文系的一门必修、基础课程,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魅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学体裁的演变、历代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现象等关系作为学习对象,培养学生的古文功底和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近年来兴起的“国学热”虽然使中国古代文学课程重新焕发了活力,但是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专业仍然是个冷门专业,被打上了“不好就业”“脱离生活”的标签,使得学生不太愿意静下心来认真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同时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上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教师往往采取灌输式教学法,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不够,学习的积极性也不高。为适应当今社会的迅速发展,需要认真地思考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方式,本文就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进行探讨。
1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重要性
当今高校设置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一方面是因为该课程承担了弘扬中国古代文化,将古代文化艺术与现代文化、经济发展相结合的使命,另一方面该课程在当今为培养学生的人文理念,关注由古至今的文化、经济发展提供了途径,进而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显示出民族性、传承性、时代性的特征。汉民族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兼容地研究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从内容上来看,中国古代的文化作品呈现着创作和理论上的不断发展、丰富,日臻完善,每种题材都有其特有的演进历程,显示出以中国古代文字为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内涵。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没有像经济学一样提供了明确的一套理论,也不具备会计一样的记账准则,它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着每个人,塑造着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它传承着我们古代先贤优秀的思想,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给每个人提供一丝久远但又格外珍贵的启发。而大多进入高校的学生对此门课程总有“是否有用”的疑问,整个教学改革应引导学生理解该门课程的深远意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该课程原本就是“无用之学”,然而“无用之学”有“大用”,通过对这门课的学习,通过对历史上的众多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的优秀文学作品的解读,让学生自己去感悟其中的人文情怀,进而内化为自己的优秀品质,指导自己的人生方向。
2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关键作用
虽说兴趣是最好的教师,但在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还了解甚少的时候,教师仍需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学生学习该课程的引导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教学的第一要务,在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是基本要求,提高学生对所学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的理解程度,以开阔的视野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中有所明悟是本课程的最终目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系统而深入的思考,对各专业学生因材施教,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中去,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的高科技进行教学,例如利用现代多媒体教育技术,结合动画、音乐等方式进行教学,也可以以专题的形式进行教学,让学生自己组织专题并就专题内容查找资料,各式各样有趣的专题在学校内的宣传也为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增添魅力,既让课堂中的学生有成就感,也带动整个高校学生对古代文学产生热爱之情。
3具体的教学方法
作为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中文系一名多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教师,在认真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以下几种教学方法:
3.1引导式教学法
引导式教学法发挥了教师的关键作用,教师要在教学中根据教育部的教学任务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特点,还要结合学生的特点来进行教学。最大限度地引导学生自主独立地进行学习,可以多给学生提问的机会,或者是给学生留下针对所讲内容或下次课内容的课后作业。可以采用课前提问的方式进行教学,每次课开始的时候,学生都要对教师即将讲授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疑问,然后教师就学生所提的问题进行讲解,这样可以让学生先行自学课本。引导式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可以提高课程教学效率。
3.2情境教学法
情境教学法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设定一个有人物、事件的场景,可以选择再现古代文学中所描述的场景,也可以根据古代文学所描述的场景,然后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状况来创造新的场景,让学生自由选择场景的人物和事件,这样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古代文学课程所讲的内容,有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兴趣。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情景教学法可以让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情景再现,提高了这门课程的教学成效。
3.3演讲辩论法
演讲和辩论都可以增加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理解度。演讲就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某种观点或方法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样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也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演讲的技巧并锻炼学生人前演讲的勇气。所谓辩论法,即就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某个问题分为正反两种观点,然后将学生分为正反两组,围绕这一观点进行一场辩论赛。这样学生需要翻阅大量的资料,认真准备,并对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大家相互讨论相互学习,例如就可以对《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进行辩论,分为“人之初,性本善”和“人之初,本无性”两个观点进行辩论。演讲辩论法可以很好地拓展学生的思维,提高教学效率。
3.4研究性教学法
所谓研究性教学法,即教师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有关内容集合起来形成专题,以专题的形式进行教学。教师通过专题可以引导学生独立查阅相关知识,研究现阶段其他学者专家的研究成果,掌握现阶段该问题的进展,同时也可以集合所有学生的见解,进行专题讨论。这种研究性教学法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也可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认识。
3.5分类教学法
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形成了很多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学作品。每个时代都有其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每个时代文学作品的特点也不尽相同,要深入了解这些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学作品,需要结合不同的时代特征,这就需要教师根据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教学。还有另外一种分类教学方式,即按照高校学生的年级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因为每个年级学生的文学功底、知识面都不同,按分类教学法来进行教学可以提高教学效率。
4总结
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课堂上应该注重运用各种的教学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都积极参与该课程的教学活动中,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共同进步。根据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特点,结合学生的特点,选择最恰当的教学方式,这样会有效提高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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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的夫妻制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反思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反思全文如下:
摘要: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是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而不断趋于成熟的,也成了封建统治的工具,其形成条件是封建礼法所决定的,与封建伦理道德密不可分。它附属于封建制度,而且维护了封建制度,但同时也束缚着男女两性的发展和妨碍了社会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古代婚姻制度,封建礼法,封建制度。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而不断趋于成熟,历经千年,其和封建社会制度一起束缚着中华儿女和阻碍着社会发展进程,其附属于封建制度,成为封建统治者治理社会和维护其利益的工具。它不仅摧残了很多无辜的女性,而且很多男性也深受其害。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其实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其丈夫,从一而终。一个男人一般只有一个正妻,却有多个妾,同时男人娶几个女人都不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其基本特征,父母有很大的主动权。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不但没有带给中国古代男女感情生活的幸福,而成了束缚中国古代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沉重枷锁。
一夫一妻多妾制,在古代主要是为了传承香火和传宗接代,而不是男女双方的感情结合。按照宗法制度的要求,嫡妻只能有一个,嫡妻所生,是为“嫡系”,其他妾所出,是为“庶出”。这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在同一个家庭中嫡妻及其子女,与妾媵及所生子女,就有着明显地位的差距。
一方面,这种制度使得一大部分妇女在男权主义社会里更加没有地位和权力。妾是中国传统宗法制度下的畸形产物,她们担当的角色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在封建社会是很没有地位的。同时,大部分女子是由于生活所迫和外界施压才从妾的,并非自愿。
另一方面,为了维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阶级统治,封建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推行从上至下的嫡长子继承制,“庶出”虽和“嫡系”同父异母,但他们在家族中的地位却是天壤之别,这只是因为他们的母亲的不同。无论是财产的分配还是官爵的继承都轮不到庶出,他们一出生就带上了低人一等的不公的命运烙印。
这可以说是封建制度等级的森严,但未尝不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毒害。
中国传统婚姻的目的是以生育为第一位,以经济为第二位,而男女感情置于末位,其最终目的是传宗接代,生儿育女。在宗法制下,婚姻大事必须父母主持,再加媒人撮合,才算循礼、合法,才能被宗族和社会所承认。“父母之命”封建包办婚姻是古代婚姻的基本特征之一,尊亲长掌握卑幼的主婚权是法律明文规定。
男女恋爱婚姻,本是青年男女追求自身终身幸福的权利。但这一主动权却握在了父母的手中,儿女没有主动权,只能在被动地去接受。男女双方的结合都是靠父母和媒人的撮合,而男女双方没有接触和了解,就结合在了一起,这种不带感情的婚姻对男女之间和家庭生活的和谐是非常不利的,最终酿造了太多的悲剧。
同时,这种“以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包办婚姻、买卖姻、交换婚姻、赘婿婚姻、童养媳婚姻的盛行。
关于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反思论文
“门当户对”为古代婚姻的重要习俗,后来这一制度演变发展为了“良贱不婚”。“良贱不婚”是指在封建等级社会,身家清白的良民不与从事贱业或户籍上被编为“贱籍”的人通婚的。这只是指“娶妻”,而非指“纳妾”。
古代婚姻制度承认妻的地位,必须经过“六礼”的程序娶进门的才为妻,所以叫做“娶妻”,纳妾的形式等同于买卖交易。所谓“六礼”是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至此,婚礼始告完成,婚姻也最终成立。
无论是“门当户对”也好,还是结婚的程序的进行,都有明显的等级之分,这样就很大一部分约束了男女双方的自由结合,同时也让社会停滞不前。
中国古代婚姻关系的本质精髓所在,即为“伦理”。它是作为一种社会风气习俗以及道德观念而存在。在讲究妇女得从一而终的封建社会里,婚姻解除主要是男方单方面的,即为“出妻”。
丈夫离婚要求离婚是指其妻犯了“七出”。“七出”的条件的提出可以是男方,也可以是男方的父母,执行“七出”也不需经过官府的判决。相反,妻妾却没有单方面解除婚姻的权利。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妇女在婚姻中是没有自主权、没有追求婚姻自由的权利,只能顺从这种婚姻制度的摆布。而且所谓的“七出”条件也是很容易满足的,这样就给了男方抛弃女方开了方便之门。而在唐朝,还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即为唐律,妻妾“背夫擅行,有还他志”,处徒二年;“因擅去而即改嫁者,徒三年”。所以从中可以看出封建妇女在古代婚姻中是被动者,受害者。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在封建社会里,这一制度不但没有给男女双方带来结婚的幸福,而是成了剥夺他们追求自身解放和人格独立的枷锁。这种婚姻制度依托于封建道德伦理和礼法,附属于封建体制,所以到清末特别是五四运动后,随着男女思想的解放和封建体制的倒塌,很多中国青年男女从中解脱出来,特别是中国妇女,在男女平等的时代背景之下,她们有了追求婚姻自由的权利。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婚姻家庭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它已远去,但我们仍能从这一制度中窥探古代风俗习惯、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通过历史的反思,可以让我们对现在中国特有的婚姻现象找到历史的痕迹。
[1]陈顾远。中国古代婚姻史。商务印书馆。1929.
[2]史凤仪。中国古代的家族与身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董家遵。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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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审美价值的用词显然是经过原语作者精心选择的,通常符合以下标准,也是我们的审美依据,即准、美、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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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美学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翻译
翻译美学是一个翻译与美学联姻的新学科。古代文学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美学意义自不待言。翻译美学的出现和发展为中国古代文学翻译的赏析开辟了一条新路,也为中国文学翻译提供借鉴。
陶渊明是东晋著名诗人,诗歌多描写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散文以《桃花源记》最有名。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不断,社会十分黑暗。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陶渊明创作了《桃花源记》,以这个幻想中的桃源世界,寄托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同时也表达了对当时生活在战乱中的人民的同情。《桃花源记》中的语言质朴自然,精炼,文笔简洁优美。
方重是我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译有《乔叟文集》、《理查三世》及《陶渊明诗文选译》等。林语堂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到海外,有意于将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文化乃至中国式的生活理念介绍到国外,为西方人士认识中国搭建起一道桥梁。
就审美客体而言,刘宓庆将其分为形式系统即审美符号集和非形式系统即审美模糊集两大部分。其中审美符号集包括语音、文字、词语层和句段中的审美信息,而审美模糊集则包括“情”与“志”和&ldqu;意”与“象”的两部分审美信息。就《桃花源记》的翻译而言,文章将选取审美符号集的词语层和审美模糊集中的“意”与“象”部分进行两个译本的研究,评析其审美的再现途径。
1.词语层。
“有审美价值的用词显然是经过原语作者精心选择的,通常符合以下标准,也是我们的审美依据,即准、美、精。“准”是指用词表达了原意和适应了语境,“美”指用词能给人身心以很大愉悦的品质,“精”指翻译时用词应该精练,无拖沓”。《桃花源记》中有一段对桃花林的描述,原文如下: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方重和林语堂的译文如下:
方译:All of a sudden he came upon a peach grove.For hundreds of paces along both banks of the stream,the peach-trees were in full bloom.No other trees were to be seen in the whole grove.The soft grass looked fresh and beautiful.Here and there falling blossoms were dancing gracefully in a thousand hues.
林译:he suddenly came upon a peach grove which extended along the bank for about a hundred yards.He noticed with surprise that the grove had a magic effect,so singularly free from the usual mingling of brushwood,while the beautifully grassy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its rose petals.
此段中原文的“忽”字凸显了桃花林的出现不仅出乎渔人的意料,也出乎读者意料。方译中短语“All of a sudden”被置于句首,进行了强调,林译中副词“suddenly”被置于主语后,也是强调,据此,两译者均体现了用词的“准”,适应语境的需要,即后文的“渔人甚异之”。两位译者对于“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翻译处理侧重不同。在方译中,译者详细刻画,通过“fresh and beautiful”形容芳草,“dancing gracefully”,和“in a thousand hues”来描述桃花,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动态美景,突出了“美”,即用词“能给人身心以很大愉悦的品质”。林译则突出“精”,即精练,无拖沓,一句“the beautifully grassy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its rose petals。”简洁明了地道出桃林的全景。
在字词微观方面,两位译者均向目标读者展示了《桃花源记》中蕴含的美学因素,一个强调动态美,一个展示简洁美。
2.“意”与“象”。“
意象、意境运用是中国艺术的独特的创作手法,因此翻译审美绝对不可以忽略”。“意象”指作家主观情志和外在物象(物,景,境)的结合,或“情”之于“文”的“赋形”。“意象”蕴涵着“情”与“景”及作者的“意”与“志”,是审美的高级阶段,而“象”也指象征手法,审美者需根据“象”来理解作者的“意”,即其要表达的概念。作为译者,领悟原文中的“象”至关重要,因为“意象”反映的是作者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审美情感,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要了解意象的文化所指。《桃花源记》文末提到: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
方译:A good scholar of Nanyang,on learning of it,was anxious to rediscover the place. Nor did he succeed,and died soon of illness.
林译:Liu Tsechi of Nanyang was a great idealist. He heard of this story,and planned to go and find it,but was taken ill and died before he could fulfill his wish.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的文末提到刘子骥,实际上是在寄托自我情怀,要借其隐逸之心,抒发自己对世外桃源的向往。同时也突出了“世外桃源”并不存在之意。方译中“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译为“A good scholar of Nanyang”,人名被略译,从审美角度来看是译者领略到了原文的“象”,即虚无的桃源,而突出“未果,寻病终”的结局,所以此处弱化了人名的翻译。林译中直接用“idealist”一词来翻译,即“理想主义者或空想家”,也同样表达出了桃源的虚无之意,可以说两位译者是异曲同工,都表达出了原文中的“意”与“象”。
两位翻译大家为读者呈现出不同的桃源之美,都传达出了桃花源的象征意义,给读者带来美感的同时,也让目标语读者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刻内涵。
[1] 方梦之.译学词典[K].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 江华,戴炜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翻译的美学思考[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2011,(1).
[3] 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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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是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源自道家的雕版印刷,它活跃于唐朝的雕版印刷 ,经宋仁宗时代的毕昇发展、完善,产生了活字印刷,并由蒙古人传至了欧洲,所以后人称毕昇为印刷术的始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古代印刷术的源流、价值及其近代变革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古代印刷术的源流、价值及其近代变革 全文如下:
摘要:中国是古代印刷术的发明国,但中国关于印刷术的系统研究却始于民国时期。或者说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印刷史研究,不仅来自中国传统的图书目录版本之学,而且从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印刷术的研究获得启示,形成了中国印刷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中国近代是西方新式印刷术取代中国传统印刷术的阶段,学者也将目光投向近代,进入了印刷术本身从古到今沿革历史的研究,从而突破了传统的以图书为中心的框架。本文主要根据民国时期的论文,探讨其学术视野与研究思路。
(一)以图书版本学为基础
从中国图书史来看,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有很长一段抄本图书的历史,印本图书的出现一般认为是在隋代或唐代,而有关印刷术的史料比较零散,不成系统。因此,中国形成了以图书目录版本校勘考据为基础的传统文献学,关于刻本的记载就成为中国印刷史的源头。采用倒推的方法,从民国时期的有关著述入手,梳理其引用资料及辑录体例,分辨从中国书史中如何分离出了图书刻印史---即中国印刷史的轨迹。
晚清时期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图书版本目录资料积累丰富,藏书家及藏书机构也有大量古籍版本实物可以考察,于是有藏书家笔记、书跋等文体,汇辑有关图书版本及刊刻的资料。1897年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以藏书家为线索,辑录排列相关资料,并以"昌炽按"形式添加个人见解。其中涉及五代国子监"印书之始"、《梦溪笔谈》所言毕昇发明"活板"、书籍装帧等资料。1911年叶德辉所著《书林清话》,有感于《藏书纪事诗》"于镂版缘始,与夫宋元以来官私坊刻三者派别,莫得而详。于是检讨诸家藏书目录题跋,笔而录之"[1],以"刻书"为中心,分专题汇集并梳理考证了古代雕版书籍的各种资料。此书的叙开宗明义:"书籍自唐时镂版以来,至天水一朝,号为极盛。而其间分为三类,曰官刻本,曰私宅本,曰坊行本。"这涉及印刷的起源及发展轨迹,具有梳理"刻书源流"的历史眼光。其中"书有刻板之始"篇,引述古籍资料,论述"书有刻本,世皆以为始于五代冯道",而"吾以为谓雕板始于唐",有多条资料"可为确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引述了"近日本岛田翰撰《雕板源流考》(所撰《古文旧书考》之一)"的有关论述及资料,对其进行反驳,说明"吾未敢附和也".其中"刻板盛于五代"篇,还提及"光绪庚子,甘肃敦煌县鸣沙山石室出唐韵、切韵二种,为五代细书小板刊本(载罗振玉《鸣沙山石室秘录》)。惜为法人伯希和所收,今已入巴黎图书馆,吾国失此瓖宝,岂非守土者之过欤"[2].由此可见,当时考证书籍刻印源头已经有日本人的著述及中国新近出土的文物作为参考,学术视野更为开阔。此后,其侄子叶启崟续作《书林余话》,于1923年及1928年几次对资料进行续补和考证,并延伸到"自清末传石印法,中国出版界遂开一新纪元".
(二)从"雕板源流考"切入孙毓修(初版时署名留庵)所著《中国雕板源流考》(商务印书馆1918年初版)一书,今有再版者认为这是中国"较早系统讲述中国印刷史的研究专著"[3].根据上述叶德辉介绍可知,孙毓修也参考了岛田翰的《雕板源流考》,如第一篇"雕版之始",引述"陆深《河汾燕闲录》""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等资料,证明"我国雕板,托始于隋",就是来自岛田翰,却没有像叶德辉那样提出自己的考证。孙毓修一书涉及"官本""家塾本""坊刻本"三种类型,这与叶德辉关注"官私坊刻三者派别"有相同之处。但从"雕板之始"到"活字印书法"(创于宋初,引用沈括《梦溪笔谈》)的排列,因为名目简单,反而突出了印刷史料,这也代表了当时"中国印刷术在古代之沿革,盖可以雕板之源流言之也"[4]的模式。但有书评认为,这本仅有68页的小册子,"不足以云中国印刷术的源流,尤不能包括整个的中国印刷术".[5]
中国"雕板"源流的考证是中国印刷史研究的开端。中国学者不仅参考大量有关图书收藏、版本刊刻的资料,同时也参考海外学者的研究,借鉴新近发现的敦煌文献等,比较明晰地勾勒出中国印刷术从"雕板"起源到活板的历史沿革线索,从而形成了中国的印刷史框架。在这个过程中,岛田翰所谓"雕板源流考"的思路,不仅给予中国学者以启发,也引出了批评考证的著述。例如,1925年,向达考证:"宋人笔记俱谓刊书始于李唐。明陆深著《河汾燕闲录》,方创昉自隋代之论。清代承其说者颇不乏人",而"清末日本人岛田翰著《古文旧书考》,论述中国雕板渊源犹袭陆说",所以,本书"录陆氏与岛田氏二家之说于后,继辨其诬"[6].本文还引用了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卡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罗振玉《莫高窟石室秘录》等新近著述,说明当时有关研究相当活跃。
中国古代没有"印刷"一词,叶德辉归纳古代"刊刻之名义",所使用的词语有雕造、镂版、刻板、锓木、刊行等21种。因而,与这类名目有关的著述可以说就是印刷术之史。例如,向达的文中有"中国刊书史上之咸通时代"一题,此后也有标称"雕版印刷术"的文章,如1936年蒋元卿的《中国雕版印刷术发轫考》[7].根据中国古代图书发展的特点,更广义的图书史涵盖了图书的各种版本形制:从竹简书到纸本书,再到雕版或印本书。由此也有学者探讨中国古代书籍形制的变迁史,例如,马衡的《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8]、李文琦的《中国书籍装订之变迁》[9],张曼陀的《中国制纸与印刷沿革考》[10].
即使有了印刷史的名目,中国图书史的体例中依然包括图书的刊刻史料,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彬龢、查猛济《中国书史》,从"文字的创造"开始,以"清代藏书家"结束,连缀成"历史"的线索。其中也谈到:"书籍的雕板,大家以为是从冯道开始,实在不是这样。现在仔细考据,雕板的起源,还在隋代,到了唐代方才流行。五代的冯道,不过是监本的创始者。"[11]这一说法与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是相同的。
可以说,以"雕板"为界,此后的图书史与印刷史有了交叉关系。而从雕版到活板的沿革线索,形成了中国古代印刷史的基本框架,后来又延伸到近代西方印刷术输入时期,突破了中国古代书史的体例。
(一)卡特著作开辟了新途径
晚清民国时期,甲骨文字及敦煌莫高窟唐代文献的发现,引起了海内外研究者的关注。对中国学者影响最大的属美国学者卡特(T.E.Carter)的《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一书,此书1925年在美国出版后,很快就传入中国。向达先后翻译该书的部分篇章,在《图书馆学季刊》上发表,例如,《吐鲁番回鹘人之印刷术》《高丽之活字印刷术》《中国雕板印刷术之全盛时期》《现存最古印本及冯道雕印群经》等[12].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刘麟生的节译本《中国印刷术源流史》。
卡特作为美国人,潜心研究中国的印刷术起源及其对西方的影响,这让中国学者颇为赞许。有书评指出,"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于世界文化一种最大的贡献,可是至今还没有一本中文书能把它的源流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们",卡特一书"不但在内容上取材丰富,而且在方法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13].卡特此书搜集资料非常广泛,其引文不仅有中国古籍的记载,囊括了叶德辉等人汇集的资料;还引述了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印刷术的研究成果,并从敦煌文献等考古发现中寻找证据,如其在注释所言:"近年来研究中国及日本雕版之书,用英法德三国文字发表者,至少当有十五种,书册装潢多甚华丽,其所言之雕板特重彩印,率视之为美术。至于言中国发明印刷术者,则搜遍西方诸国著作目录,得杂志论文三篇,及小册子一种而已。"[14]
而卡特的贡献就在于从世界印刷史的角度,详细考证中国享有印刷术的发明权,而且传入了欧洲。卡特这本学术著作的体例结构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文献考据或笔记,这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广泛好评。
有书评总结为四点:"沟通中西印刷与文化之关系,一也;善于鉴别材料与组织材料,二也;论断谨严,图表适当,三也;文字简明,便于观览,四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学术著作,尽管"本书为题目所限,于明清及现世印刷术,言之极少。倘有吾国学人,广罗古今资料,成一'中国印刷文化史',则更幸矣",因此,"国人之有志于此者,亦属义不容辞也"[15].尽管中国学者从中国书史的角度,也会转向研究"雕板之始",但是,除了史料辑录和考据,并没有自诩为印刷术的发明国,也没有看到中国印刷术在世界印刷术发展进程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所以,卡特这本书对中国学者有振聋发聩、开拓思路的作用,正如胡道静所回忆的,他在读中学时"并不知道活字组版印书的技术是我们的祖先早在第十一世纪中期就发明创造的,然后向世界各地传播",直到将进大学之前,读到卡特的书"才惊讶地了解这一项有关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创造原来是我们自己的祖先所做出的伟大贡献"[16].张秀民读了卡特的书,将研究兴趣从书史转向印刷技术史,其《宋活字版考》(1931年毕业论文)一书就直接受到卡特的启发[17],此后一直从事印刷术研究,最后完成了《中国印刷史》专著。
关于中西印刷术的对比,涉及印刷术的发明权,卡特认为欧洲以活字发明为始,中国以雕版为始,"雕版印刷术,诚可谓为中国最重要之发明".中国的印刷术远远早于欧洲的印刷术,这种差异在于"象形字与字母之不同".但是,"无论在何处,印刷术发明,即为印刷方式之发明,一国之教育文化,辄可因此而大起变革"[18].卡特不是一般论述印刷术,而是具有文化史的眼光。钱存训的《书于竹帛》(1962年)一书正是基于中国古代文字的特征,指出"上自公元前14世纪,今日所见最早的中国文字始,以迄公元700年左右,即印刷术发轫时期。
这两千多年是中国文字记录和书籍发展的滥觞时代,所有的各种书写材料、内容、记载方法、编排,以及若干中国书籍所特有的形式,皆于此时逐渐形成。印刷术发明以后,这些特色乃被继承,成为中国典籍和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因此,李约瑟博士评价钱存训的书显然是卡特经典之作的"姐妹篇"[19].
(二)确立中国对印刷术的"发明权"
关于西方印刷术的发明,不得不提到德国人古登堡(有多种译法),其作为西方的科学家、发明家,在中国晚清时已经被广泛认知,并与中国的毕昇相提并论。然而,在当时的"二战"背景下,确认中国作为活字印刷发明国的地位,还有特殊的语境。1945年苏联学者《活字印刷之祖---中国》[20]一文指出:"在比较的不久以前,关于活字印刷之发生,曾有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开头二十年的资产阶级的历史资料中占有支配地位的观点,认为印刷技术,完全是约翰·戈登堡于1440年后完成的欧洲人独立的发明。相反的观点的代表者则说:印刷术之发明并不在欧洲,而是在东方,远在传入欧洲以前中国已有印刷术了。"作者说明:"可为中国为印刷术之祖国的完全无可争议之证据的,就是第十世纪到第十二世纪所出版的中国的古版书之存在。明白的,许多东方历史专家,特别是中国学学者,一致断然主张,印刷术在中国盛行,远较欧洲为早。"中国的印刷术是有发展线索的,"表演为连续的发展的各个阶段,彼此连互达好几个世纪之久".而其援引的一个有力证据就是1925年出版的卡特的书,由此完全确定了"中国在印刷技术上,一般的说在印刷上的发明权".
此外,"1928年举行的中国古版印刷作品专门展览会,更明显地证实:早在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冶匠毕昇已经第一个发明了活字印刷。后来中国会反复地利用以铜、铅或锡所铸制的活字---远在戈登堡以前".而且,"这种从东方国家借用的本质,在我们这一时代特别指出的重要性,因为法西斯党徒的理论,仿佛文化和技术的发明,只是白种人的天赋优越性。现在由于关于戈登堡为第一个活字印刷家的神话的消灭,同时也粉碎了创设这种法西斯(理论)的野心。"此文虽然有一定政治背景,但也能够说明卡特一书的广泛影响。
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为什么对印刷术本身却缺少系统研究呢?卡特在其书中有所论述:"由于书写的进步,如毛笔和造纸的发明,促使中国的著述家纷纷从事于博古的研究,产生了大量著作,但不幸对于印刷一道,都视为当然,很少提到。"[21]
对此,中国学者也有反思,张真园指出:"我国典籍渊博极矣,然人文无专史,虽文艺礼乐间载史乘,而其主要之点仍着重政治。试观历朝史册,大都记载国家之兴替,帝王事业之盛衰。欲求关于人文之记载,工艺之迭邅,则东鳞西爪,毫无线索可寻。印刷事业占工艺重要之地位,国人旧惯恒重文而轻武,以为工艺者非文人之事也。工艺既为一般所不注意,则印刷术亦为一般人所漠视。故就我国典籍中,欲求印刷术发达之理路,一贯之线索,则颇非易易。"[22]
而民国学者对中国印刷术的关注,不仅是从学术上受到西方学者著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发生了根本变革。当印刷术成为一个时代变迁的重要媒介的时候,对印刷史的研究也就走出了传统的书斋,具有了更为宏大的文化视野和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民国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有两条线索,一是对古代印刷术的研究,主要来自目录版本及图书馆学的专家,可以概称为书史学者,其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图书馆类期刊;二是基于现代印刷业发展状况对印刷技术(科学)的研究,主要来自印刷出版界的专家,可以概称为业界专家,其有关论述主要发表在印刷业界的刊物。这两条线索有一定联系,书史专家从对古代书史的研究延续下来,关注中国古代从雕版到活板技术的沿革,特别关注中国对印刷术的发明问题,以雕版印刷术作为印刷史的开端。这些研究对于印刷业界专家而言,是一种激励的力量,但古代的光荣历史与现实的落后状况形成了强烈反差。因此,业界专家基于改变现状的需要,大量介绍西方印刷技术,并实际进行技术改进,集中在对印刷技术的具体环节。这些关于现代的、世界的印刷技术的研究,与中国古代图书版本的刻印史已经没有联系,在今天看来却是中国近代印刷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涉及了印刷史的分期、技术沿革、社会影响等方面内容,值得重新解读。此外,由于印刷工业的发展、印刷出版物的推广,大众媒体也刊发涉及印刷术常识、印刷机器广告、世界印刷人物等方面的文章,这些也呈现了民国时期印刷术的生长环境以及对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影响。这里主要介绍印刷出版界专家对"印刷术"及其作用的论述。
(一)划分印刷术的"改革"时代
在业界专家的视野中,中国印刷技术的历史是以印刷术本身的沿革为线索的,从中国古代有雕版印刷术开始,一直延续到近代民国,而且是和世界印刷技术的发展状况相联系的。
1928年贺圣鼐《中国印刷术沿革史略》[23]一文,划分出萌芽时代、发展时代、极盛时代和改革时代。关于"改革时代",反思中国古代印刷史,论述国外印刷术对中国的影响:"欧洲之有印刷,虽在我后,而以机械日精,化学工艺日新月异,乃有一日千里之观。而反顾吾国,则于西洋印刷传入以前,除原有木刻及活字印刷之外,未能有何改进。至海禁开放,外人纷至,于是欧式印刷术随之输入,而中国印刷术乃入于改革时代",于是详细介绍了欧式印刷技术,包括凸面版印刷术、平面版印刷术、照相制版术、凹面版印刷术四类。在此文的基础上,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其《近代印刷术》一书,直接切入中国近代印刷术的发展情况。此外,张真园的《中国印刷术史概》一文,将西方印刷术进入中国后称为中国印刷术的兴革时期:"海通以后,铅印石印,相继输入。我国之经营印刷事业者,始知改革,以图进步,于是我国之印刷业转入兴革时期矣"[24].
而"兴革云者,犹言改进也。萌芽时期所述,监本、家刻本、坊本诸类书籍,要皆雕刻之木版或活字之编排,借人工以造作,印刷一书几废岁月。迄夫清季海禁开放,欧西文明输入,于是机器印刷、铅字编排,技术精微,功倍事半"[25].从使用传统的人工印刷术到输入西方的机器印刷术,这是中国印刷技术本身的发展历程。顾敦博曾编制"中国印刷术转仿西洋的资料"[26],制成了详细表格。
显然,中国印刷史"改革时代"的重要分界点就是晚清以来西方印刷术的传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国时期印刷术的发展,被放置在中国印刷术沿革的历史框架之中,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但这也是西方印刷术取代中国传统印刷术的根本"改革"阶段。而且,在世界印刷术发展的宏大背景下,中国现代印刷术也是世界印刷术的一部分,与中国古代印刷术形成了巨大反差。或者说,中国印刷术进入改革时期不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受到世界先进印刷技术直接推动的结果。
那么,中国古代的印刷术为什么会停滞下来?究竟是什么内在的因素,驱使中国近代印刷术发生如此巨大的变革,印刷术的变革又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分析中国现代印刷业的特点及落后原因
与中国古代的印刷术相比,中国现代印刷不是简单的工艺改进问题,而是一个需求广泛的巨大产业,其成长过程也有自己的特点,最初印刷业和出版业是同步发展不分彼此的。
王云五《中国的印刷》一文指出:"在欧美各国出版业很少兼营印刷业,我国却不是如此。在光绪二十年左右有了新式出版业以后,规模较大的出版家没有不自办印刷所的,并且印刷业在中国简直是出版业的附属品。"[27]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一文也提到这一现象:"我国习惯对于出版业和印刷业向来界限不分,古昔不必说了,就现在两个大的出版印刷业说:商务印书馆谁都知道它是我国唯一的出版家,它的营业,出版占十分之六,印刷占十分之三;但是它最初是专办印刷的,所以它的牌号到现在还有'印书馆'三字。中华书局在印刷业也占着全国第二的位置,彩印且占第一的位置,但是它最初只营出版业,不从事印刷,所以到现在仍是以书局为名";"还有许多招牌用某某书局,实际上或专营出版,或专营印刷,或兼营出版与印刷"[28].
晚清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印刷出版物是最为重要的传播工具。从西方传教士到中国的官书局以及民间出版机构,基于翻译出版大量西方书籍、兴办新式报刊的需要,不断引进西方的印刷机器;而印刷业自身的发展也需要有丰富多样的出版物作为支撑,在中国社会的变革时代,印刷业与出版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这一时期,中国民营出版业有了很大发展,相继出现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型印刷出版机构,但从整体来看,中国的印刷业与国外印刷业相比,还是处在非常落后的状态,并制约了出版业的发展。《中国印刷事业的现状》一文就指出:"综计全国店印大大小小为数不溢二三千家,内中除掉一二家规模比较全备外,其余的都可称因陋就简。"[29]
印刷业界专家更加了解中国近代印刷工业落后的现实,《近代中国印刷术》:"著者读我国古代印刷史,不胜崇拜我先代创造改进之精神;而一考察我国近今印刷界之状况,对于我印刷界之不知积极改进,未能与世界各国比美,又不能不深为叹息也。"[30]
李常旭《印刷术与社会》一文分析了中国印刷术到近代反而落后于欧美的原因:"我们中国是一个最古而开化最早的国家,更是印刷术的发明者;然而我们现在的印刷事业反而步着欧美的后尘,守着人家的陈规,这其中的原因无非是专制时代的印刷术,虽有发明,仅限于御用品,使用范围太狭,不能使已有的技术传播到民间。再就是中国向来对于技术人员,没有相当的保障。再加上国民智识的不够,时常为了生活的顾虑。总有发明,传授徒弟时,也是常保留着局部的秘密,以作万不得已时生活的保障,相沿传递,日渐退化,不但不能发扬光大,反而一代不如一代了。及至印刷所用之机具技术,由欧洲传到中国后,国人瞠目无知,万分惊奇,而且认为是神秘的奇迹,这不能说不是科学文化落后,及国人素不重视印刷术的表现。现在中国的印刷事业,固然到处皆有,但十分之七八均系商人经营,且以营利为目的;只不过守着西洋人传给的技术,应付社会上需要的印品而已。至技术之研究,机具之改良,原料之发明,根本没有人能有那一种念头和机会。所以目前中国的印刷业不但在物质文明上没有相当的贡献,而且在西洋人的眼光里,仍然是上古时代的雏形。"[31]
业界专家也从技术环节,指出中国文字的特点与印刷术改进的关系。卫聚贤谈到外国的"印刷机日新月异的在发明着",而中国"现在所愁的为排字机。因欧文只有几十个字母,容易想办法、中文常用的有近万字,数目多了,方法不容易想,而且与外国人无关,他不发明这个的,这个要我们自己发明的".但是中国人要发明新机器有成本问题,"新的机器发明了,其制造出的成品,能在一二年内将成本抽回,就有人使用这新机器。否则,花了一笔钱购到新机器,要训练一班使用新机器的人,结果其增加之产量不多,反不如旧机器按部就班的作稳当些"[32].可见,印刷机不是可以现成输入使用的,还要改进中文字模、排字盘及考虑人工等方面的成本。
中国现代印刷工业是一个更宽泛的领域,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所谈印刷工业,就涉及造纸业、墨胶工场、印模工场、印刷机工场等辅助工业。业界专家也从这种整体的角度,分析中国印刷工业落后的原因。《近代中国印刷术》一文列出三种表格,统计中国自1911年至1929年间纸张、铅印石印材料和印刷机器的进口情况,指出"统观上列三表,有令人不寒而栗者。历年洋纸、铅印、石印材料及印刷机器输入之总额,突飞猛进,一方适足以表示吾国近年印刷数量的进展,一方适足以表示吾国印刷事业每年漏巵之巨。故欲谋今后吾国印刷事业正当之发达,于培植印刷人才之外,更宜努力于印刷原料之制造"[33].留法美术印刷专家高元宰非常痛心地指出:"你看每年海关贸易,印刷机械,印刷用纸,印刷油墨,印刷药品等。每年总在百万万元以上。"[34]
中国大量进口国外印刷产品,不仅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损失,也阻碍了印刷出版业的发展,提高了印刷出版物的成本。这种印刷技术落后状况,是与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印刷工业相比较而言的。业界专家有多位是从德、法等国留学回来的,或者曾到日本等国考察,所以,他们以改变中国印刷工业落后的状况为使命,创办多种印刷业界刊物,组织中国印刷学会,发明适合中国的印刷工艺,发展印刷职业教育,向大众普及印刷知识,致力推动印刷工业的发展。
(三)印刷术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新式印刷术带动了中国的印刷出版业。而印刷术作为一种复制传播的媒介,也顺应了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成为输入西学知识、保存中学知识、推广新式教育的重要工具。因此,印刷术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程度的尺度,这已经成为业界人士的共识。孙中山1916年在《实业计划》中如此论述印刷工业的重要性:"此项工业为以知识供给人民,是为近世社会一种需要,人类非此无由进步。一切人类大事皆以印刷纪述之,一切人类知识以印刷蓄积之,故此为文明一大因子。
世界诸民族文明之进步,每以其每年出版物之多少衡量之。"这更是业界专家引述最多、最有权威性的话语,以此作为呼吁政府发展印刷工业的依据。贺圣鼐、赖彦于曾引述美国印刷联合会所奉之格言"印刷为进步之母"[35],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刘龙光论述了印刷术传播文化的功能:"一国文化的水准,与其国印刷术发达的程度成正比例。大凡印刷术发达者,其国的文化水准必高。印刷术不发达者,其国的文化水准必低。"[36]
允中强调"在中国,印刷机械是促进其现代文化和工商业发达的先锋"[37].印刷术的产品是各种出版物。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新式印刷出版物(教科书)对于新式教育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等出版家都对出版业扶助教育的作用有明确论述。陈昌蔚则从发展印刷术的角度指出:"要教育普及然后人民才知有国家,才知国民应有的责任。普及教育的主要工具是印刷物,须有价廉物美的书籍,使人人能以最低限度的代价,换取有益的知识。然后才能唤起一般人阅读书报的兴趣。"[38]
还有文章针对"印刷业同仁"而强调:"印刷与教育本有密切的关系,印刷是教育的工具,教育是印刷的目的。印刷不以教育为目的的,便不是有价值的印刷,教育不以印刷为工具,就不易增进教育的效率。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印刷在教育上的价值,高于一切,尤其对于民众教育有特殊的贡献。"[39]由于石印、铅印技术的发展,旧书的复制更加方便,不仅保存了珍贵的古籍,也促进了传统文化的普及。郑鹤声就指出了当时翻印古籍的情况:"近年石印始盛。各书肆出石印书甚夥,翻印旧书之风亦渐盛。有影印之法,于是一时不易得之书,亦得求取如志,而商务印书馆所印之《四部丛刊》,尤有价值。"[40]
杨莲生《铅印旧书》一文详细介绍了铅印旧书风行的情况:"铅印旧书(包括仿宋字、仿古字,楷字等)已经成为国内一般书店的主要业务了。正像火车火轮之代替骡车帆船一样,铅印与影印必然的要夺取木版与石印的地位。"[41]新式印刷术与报纸、杂志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戈公振指出:从字义变化来看,"press一字,由印刷机械之名称而来。最初之书籍杂志报纸等,几纯作为机械所制之印刷物;次则以为定期发行之报纸与杂志之名称;今则仅日刊报纸可用之。"[42]
报纸、杂志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有时效性或周期性,更需要高速印刷技术。《报纸的印刷》一文从"印刷术的发达史"谈到"印刷于报纸制作程序中是占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报纸的发达与印刷是有极大关联"[43].还有文章以欧美印刷技术为例,论述"印刷新闻报纸和杂志的机械是现代的一件奇器"[44].而照相制版术的改进,更是促进了画报、摄影图片出版物的繁荣。贺圣鼐指出"自照相制版术出,图画印刷,乃得一大革新",这种技术包括从"单色印版"到"彩色照相版"的发展[45].
文溶也详细讲述了"照相术于印刷界的功用"[46].黄天鹏1934年甚至根据印刷术将中国"五十年来之画报"划分为三个时期:绘画石印时期、摄影铜版时期、影写版时期[47].高元宰主编的《中华印刷杂志》有一期"照相制版术专号"(1935),就展示了中国印刷专家用多种技术印制的摄影、美术作品的图片。可以说,新式印刷术与大众传播媒介相互作用,形成了中国现代出版文化的新格局。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有关中国印刷术的研究有两条线索,一是以图书版本和考古文献为依据,从雕版源流切入,确立了中国对印刷术的发明权;一是以西方先进的机械印刷术为尺度,梳理中国印刷术从古代进入"改革时代"的轨迹,二者结合,形成了中国印刷史的基本框架。当时图书文献研究的学者以及印刷出版界的专家,都经历了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过程,对印刷作为一种技术的沿革变化,以及作为一种媒介的传播功能,有着现实观察和深入思考,因而具古今贯通的学术根底、中外比较的宏观视野,促使印刷术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
正是由于印刷技术发展,学术及行业刊物繁荣,学者专家得以聚焦于印刷术的论题,发表各自的见解。温故而知新,在当今的数字出版变革时代,民国期刊数据库所提供的大量有关印刷术的研究资料,也可以作为印刷媒介与社会文化变革的一面镜子,具有重新解读的学术价值。
[1]叶启崟。书林清话跋[A].叶德辉。书林清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9:293.
[2]叶德辉。书林清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9:20,23.
[3]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插图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张曼陀。中国制纸与印刷沿革考[N].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1932.
[5][13]张德昌。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渐:嘉德著[J].新月,1933,4(6)。
[6]向达。唐代刊书考[J].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19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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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中,传统社会是相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以家庭控制为基础和基本运作机制的伦理社会,社会控制基本上依附于家庭控制。传统社会的基本属性是:自然经济的、官僚权威的、缺乏社会福利的、乡村性的、机械团结的、农业的、信仰性思维流行的、一元化的一种社会形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地理条件制约古代中国不可能走出传统社会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地理条件制约古代中国不可能走出传统社会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西欧走出中世纪的关键是市场发展。中国季风气候使得东西方向产品差异小,没有交换必要;西高东低的地形使得河流均为由西向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不能通过水路运输,陆路运费太高,商品交换不能实现。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需求,导致社会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状态。缺乏市场刺激致使生产规模难以扩大,不能刺激劳动分工,无法降低发明创新的成本并提高收益创新,生产技术陷于停滞。经济人在特定地理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制约古代中国不可能走出传统社会。
关键词:产品雷同,交换无利,技术停滞,社会缓慢
传统观点认为,社会是一个逐渐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但是,在春秋战国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社会却一直维持着小农经济的古老状态。有人早就注意到,比中国更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埃及、印度、巴比伦等文明古国(所在的地域),也都没有自发发展起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些情况促使人们考虑,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是否普遍适用呢?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在于生产技术的积累引起的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提高。根据这一原理,文明古国之所以都维持着古老状态,就可以归结为他们生产技术的停滞。由于除西欧以外世界各地的生产技术普遍出现停滞,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想到,这些社会的生产技术是否具有一个不可超越的发展界限呢?
现代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都是为了满足需要,满足需要必须付出代价,这就出现一个成本收益的比较问题。人们经常面临一个成本收益的比较问题,也就是要进行“权衡取舍”。技术发明和创新活动当然也适用这一原理:只有那些预期收益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如果一项发明创造对整个社会收益很高,但发明者的私人收益却不敷成本,就不会有人破费私人财产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
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经度,而测算经度需要一台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为发明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保持到18世纪,英国的发明家哈里森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才完成计时钟的研制,获得了这笔赏金。现在看来,即使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然患病死亡,计时钟也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始终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活动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人因成果被人仿制,所获收益就会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就不会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别人的发明成果具有一种“白搭车”的利益。受“白搭车”利益的刺激,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直接进行仿制,所以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像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等到依靠“偶然性”原理能够发现和发明的“项目”都被人们了解和掌握以后,生产技术就会陷于停滞。用严格的数学术语说,预期收益“等于”预期成本是发明创造活动所能够达到的极限。考虑到任何发明创造在实际上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如果不是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就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和其他文明古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都是因为它们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成本收益原理所能够达到的最高限度。
从计时钟的发明过程看,政府悬赏显然是刺激发明的有效办法,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一些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西欧人发明了保护发明者利益的“专利制度”。专利制度保护“发明创造”活动,用国家强制力保证直接利用专利技术盈利的人把所获利益分出一部分给发明人,这就大大提高了发明创造活动的预期收益,刺激人们去从事发明创造活动。而在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中,许多发明创造活动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其成本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技术停滞是必然的。
人们马上会问,近代西欧出现的一系列技术突破和发明创造,都是专利制度保护和刺激的结果吗?如果是,那么欧洲何以出现了专利保护制度?如果不是,那么技术突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西欧最初出现的一系列技术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早就认识到,劳动分工具有降低发明成本的作用,欧洲经济兴起的关键环节就是制造业中出现了精细的分工,例如在手工工场中,缝衣针的制造过程被分解为十多道工序,从羊毛到制造成织品的过程被分解为几十道工序。操作过程中精细的分工使人只需要多次重复简单的动作,这就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一些有限的难题上,刺激人们考虑如何用机械代替手工,用水力、风力等自然力代替人力和畜力。发明那些从事简单操作的机械,创新成本大大降低,欧洲终于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和发明创造。可见,导致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关键环节是劳动分工。
那么,为什么欧洲出现了劳动分工呢?
按照传统观点,分工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变革(尽管不是根本变革),它来自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规模扩大来自生产力发展,而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又归结到生产技术。这样,传统的探讨就成为:生产技术受制于分工,分工受制于生产规模,生产规模取决于生产力,生产力又取决于生产技术,陷入了典型的逻辑循环。在斯密以后的大约二百年中,没有人找到走出这一逻辑怪圈的出路。直到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才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文版1989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一书中阐明,西欧生产规模的扩大,不是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由于市场利益的刺激,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造成的盈利机会的结果。市场兴起才是西欧技术突破、经济崛起的关键所在。
市场在刺激技术创新上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广阔的市场销路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引起劳动过程中精细的分工,大大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另一方面,广阔的市场销路又大大增加了技术创新的潜在收益。所以,如果没有市场盈利的刺激,很难设想西欧会出现具有世界意义的技术发明和创新。
那么,西欧的市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商品市场的发展,直接原因是参加市场交易的人数很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易是为了获得利益,商业利益来自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而在古代条件下,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
西欧各地地理条件差异较大,导致自然产品差异大,不同地区存在明显的“比较利益”,例如尼德兰(现今的荷兰、比利时)只有七万多平方公里,还不到河南省面积的一半,但年降水量多的地方达1500毫米,少的地方却只有600毫米。气候差异大引起产品差异较大,刺激人们相互交换产品;西欧天然运输条件好,许多河流流量稳定,一年四季都便于通航,运输费用低廉,这就使得各地的“比较利益”能够实现。利益刺激使西欧人作出了发展商品市场的“选择”。这样,西欧经济兴起的最根本的原因(条件),就是由于那里具有有利于商品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历史唯物主义早就指出地理环境是人们首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传统的历史理论家一直没能发现地理环境与西欧经济兴起的内在联系,一直把重视地理环境作用的学者称作“地理学派”而给予批判。现在看来,地理环境正是我们所探寻的社会历史状况的终极原因。把西欧经济兴起的原因归结为那里具有商品市场发展的天然条件,是对传统唯物史观的重要补充。
对西欧经济兴起原因和原理的探讨,也为我们认识世界其它地域包括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提供了唯一可行的参照系。简单地说,其它各地的社会长期难以走出传统社会的状态,都是由于它们不具备商品市场自发发展(相对于外来刺激发展)的地理条件。就不利于商品市场的发展来说,中国的地理条件比世界其它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因而也更便于我们论证(这当然不是说世界其它地区的地理条件比中国更有利于发展)。下面我们以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为例予以说明。
黄河流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等温线、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从现今陕甘交界向东一直走到山东半岛大致1500公里范围内,所经各地的气温和降水都相同,所以基本产品相同,没有交换必要;虽说南北方向气候差异较大,引起基本产品差异较大,但南北方向没有天然河道可供通航,商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现代公路运费等于水路运费的10倍。在古代只能依靠肩挑背扛毛驴驮的条件下,陆路运费至少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南北之间不同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
在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下,任何两地农、林、牧、渔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生产成本的差额,都抵偿不了两地之间的运输费用。农民把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它们花费的代价更高。在成本收益原理指导下,中国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
不少人不同意我们关于“中国自然产品差异小”的论断,他们或许会问,“中国地大物博,气候复杂多样,自然产品无所不有”,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你怎么硬说中国的“产品差异小”呢?
当然,谁也无法否认“中国自然产品几乎无所不有”的常识。但是,历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产品差异是否足以刺激人们从事商品交换,这就必须考察产品差异的地域范围,分析不同地域之间的运输成本。例如广东与黑龙江的气候截然不同,它们的产品当然存在巨大差异,但由于空间距离所决定的运输费用(太高),古代条件下它们的产品不可能实现交换。所以,尽管中国的产品确实“无所不有”,但它们对历史研究并没有具体意义。我们所说的“产品差异小”是相对于运输能力而言的。在陆路运输条件下,古代基本农产品市场的辐射半径不超过10公里(实际上更小),面积往往只有几十平方公里。在这样狭小的范围内,产品很难有多大差异。
弄清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是破解所有中国宏观历史之谜的关键,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宗族组织、专制制度、重农抑商、儒家思想等,都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篇幅所限,下面我们只对统治者何以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给予简单分析。
历史学家早就发现,西欧的统治者和中国的专制王朝对商业的政策根本不同,西欧都实行重商主义,而中国都实行抑商政策,于是人们往往把政策的不同看成是社会发展差异的原因。这一认识其实是肤浅的,因为不是政策造成了不同的社会状况,相反,是不同的社会状况使统治者选择了不同的政策。
从成本收益原理分析,西欧实行重商主义,是由于商业盈利高,因而能够为统治者提供大量税收;中国实行抑商政策,则是由于商业利润小,国家对其征税成本很高,往往得不偿失,还不如干脆限制其发展。
如前所述,商业利润来自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差额必须高于运费,交换才有可能实现。从经济上看,能够承受远距离运输费用的商品是有限的。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只有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或者瓷器、丝绸、香料、茶叶等本身价值不高但产地有限的特殊物品,才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由于运输费用高,茶叶、丝绸等特殊物品到达最终消费地时也成了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所以对市场发展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在中国,也许只有经销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盐、铁这两种商品才有利可图,但是统治者早就发现了这一道理,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就开始垄断盐铁经营,对私自经销盐铁者进行严厉制裁。由于经销普通的农林产品难以盈利,所以商人只能依靠行奸弄巧或者贩卖违禁物品发财,结果“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了中国商人的代名词。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抵偿不了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商业税收不能补偿管理费用),所以从古代的封建帝王,直到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但由于我们已经分析的原因,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我们知道,马克思非常推崇人类的历史主动精神。现代经济学家也非常注重人们如何进行“选择”。不过从中国历史来说,古代社会之所以长期发展缓慢,不是因为人们缺乏主动精神而少做了什么好事(儒家思想的禁锢使人们没有积极进取),也不是因为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多做了什么坏事(专制王朝极力压制进步势力),而是由于在特定的客观环境下,“勤劳”、“智慧”的人民也只能够那样生活,只能够“创造”出前期显得光辉灿烂,后期又陷于停滞落后的历史。套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就是,人们在那样特定的条件下没有任何其它选择余地。
世界大多数文明发展的历史表明,“社会总要发展的”的认识是缺乏根据的。当我们放弃这一信念,跳出传统的历史研究框架,用经济学家的超然态度来观察中国百姓的具体生活时,就可以发现所谓的“中国历史之谜”其实十分合乎常规,它们也只不过是“经济人”在特定“自然地理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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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很多人我国人都是自利的,因此我国人民的现状是有好处只为自己但不为他人,一味向社会索取。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我国家庭的教育不到位,再者,我国社会的风气与氛围不能说太好,导致了我国人民素养问题。但如果我国社会提高了我国人民的素养也会相应的提高。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而家庭是由人构成的,要提高国民素养,就应先提高家庭的整体水平,来提高社会的水平,二者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国国民文明素养是与社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上的贫富悬殊,社会价值观重财而轻才。有识之士很少得到重视,只要相关知识能谋取金钱、地位的,才会得到赏识。既然整个社会都鄙视人文素养,单个有志之士安能螳臂挡车?个人的品位与修养是在长期的学习,生活,工作中逐渐形成的。提高个人的品位,就需要提高个人的素质,首先就要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怎样形成呢,要把传统的哲学思想的在养分中熏陶,比如最重要的是从老子的思想观念中吸取营养,是从俗到雅的渐变过程。
老子哲学的中心观念是“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有万物的本源。这个道的作用,只是一个“自然”。自是自己,然是如此,只是万物自己的作用,故说‘道常无为’。但万物所以能成万物,又只是一个道,故说‘而无不为’。
老子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联系到人生中的很多事,往往就是因为自己心太刚强,所以有时会跌得鼻青脸肿,如果心柔软一点,一切事就是另一个结果了,那你就会觉得天底下的人和事都可爱了。人和社会的种种危机,也往往是把人“物”化了,使得人与人之间凝聚的感情淡化了。社会的多元化和价值的多元化使得人心、家庭也产生了变化。老子的守柔、顺下、不争的哲理实在是值得我们省思的。
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告诫我们,人的各种患难是由人的自身而来的,吃喝、情欲、贪求等等,他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人在天地之间,对天、对地、对人,要求愈少就愈有尊严。因此,懂得愈少要求的人,才是愈快乐的人。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人心也在变。当前,我们处在;取舍、进退的重重矛盾之中。我们处于的又是一个多变的时代!社会可以变得更好,也许变得更坏。在这个多变的时代、多变的社会,因为变得太多、太快,已经呈现出不少乱象和种种脱轨、脱法的行为。人心总是渴望乱中有序,朝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迈步前进。所以说,老子的思想就能使我们在喧嚣的尘世中,明了天地万物运行之理,进而以通达人生的观照,开启幸福快乐之门。
老子所处的时代天下大乱,诸侯混战,统治者强作妄为、违背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即“有为”,老子看到的“有为”的祸害己经非常严重了,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注释及评价》第七十五章,以下的原文引用均出于该书,故只注明章节》老百姓饥寒交迫,是因为统治者的苛捐杂税太多,老面姓的灾难不断,是因为统治者妄自作为,违背规律。老子看到当时的统治者本是无德无能的,却偏偏好大喜功,妄自作为,结果使老百姓疲于奔命,劳民伤财,造成人民的灾难。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好静”是针对统治者的骚扰而提出的;无事’,是针对统治者的苛政而提出的:“无欲”是针对统治者的贪欲而提出的。老子认为为政者应当能做到“无为而治”,有管理而不干涉,有君主而不压迫:君主应当学水的本色,有功而不自居。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老子说过:“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意思是说:“不妄为,就没有什么事情作不成了。”这里,“无为”乃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无不为”是指不妄为所产生的效果。这和第三章所说的:“为无为,而无不治”的意思是相通的。“为无为,而无不治”的意思是以“无为”的态度去对待社会人生,一切事情没有不上轨道的。
几千年来,老子的“无为”思想对中华人民的性格和人生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这个思想是否还有价值呢?我认为老子的“无为”思想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深刻理解,包含着对社会的有益启示,它要求人们树立一种忘我的思想境界,不自私自利,乐于助人。所以说,老子的“无为”思想不仅有存在的价值,而且更需继续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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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秦开始中国古代美学就从诗歌开始,将人类的情感体验通过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因此在最早的诗歌典籍《诗经》中就有了表达和抒发人民内心感受的诗句。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古代美学特色简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中国古代美学特色简析
内容提要:美是人类在历史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美蕴藏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类从自身的现实生活中感受着美的存在。通过对中国古代美学的分析和了解,我们知道音乐与诗歌是人类在生活中抒发喜怒哀乐,并且使心灵得到体验与震撼的根源。因此我们更应该在现实生活中用心去了解社会,用一颗善良的心去感受自然的美。体悟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使我们的社会达到和谐完美。
关 键 词:美 诗 乐 审美
中国古代美学特色简析
美是人类在历史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美蕴藏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类从自身的现实生活中感受着美的存在。柏拉图提出:“美的本质就是美的理式,他认为现实中的一切事物的美都根源于‘美的理式’即‘美本身’。‘它是一切事物成其为美的那个品质。’‘这美本身,加到任何一件事物上面,就是那件事物成其为美,不管它是一块石头、一块木头、一个人、一个神、一个动作,还是一门学问’”[1]。虽然美学思想在人类社会活动中产生和形成的比较早。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在十八世纪初开始的。美学之父鲍姆嘉通在他1735年发表的《关于诗的哲学沉思录》中,首次使用了“美学”这个概念。“鲍姆嘉通认为:美学对象就是研究美,就是研究感性认识的完善。他说:‘美学的对象就是感性认识的完善(单就它本身来看),这就是美。与此相反的就是感性认识得不完善,这就是丑’。‘美之教导怎样以美的方式去思维,是作为研究低级认识方式的科学,即作为低级认识的美学任务。’这就是说,作为低级认识的美学,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感性认识的完善,也就是美学。”[2]鲍姆嘉通在认为美学是研究美的同时把艺术作为研究美的主要内容,他说:“美学是以美的方式去思维艺术,是美的艺术的理论。”[3]从鲍姆嘉通对艺术的论述来看,美学是离不开艺术的,而艺术则是为研究美学所服务的。
在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就在诸子百家的典籍和史书中有了审美活动的记载。最早记载了有关美的是《国语》中的《楚语上》“伍举论美”的典故。从伍举对楚灵王的讽喻与进谏之言,“其有美名也,为其施令德于远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乐,而有远心,其为恶也甚矣,安用目观。”[4]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思想最大的差异就是:美是有功利的,美与善是密切不可分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美学最重要的特色,善与美是相通的。善即是美,美就是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美与善是调和天、地、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完美。中国古代美学离不开美与善、礼与乐,以及仁的范畴。孔子认为道德、情操、人格的培养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诗、礼、乐三者。因而,他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美育思想。他将善与美容为一体,美与善的功效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行善就成了一种快乐,一种心灵的体验。在真正意义上感官达到愉悦,进入了“美善相乐”境界。那么诗、乐又是通过怎样的艺术视角完成美与善的审美过程,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的哪呢?
艺术是美的本源。美学家们认为中国美学最初产生和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先秦美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提倡美与善的和谐统一,调和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人们认为先秦美学最初主要是依靠对音乐的创造和欣赏的观察而建立起来的。但是,早于音乐之前诗歌就已成为中国文学史最早的文学形式。诗歌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同时它也是一门文学艺术。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因社会的发展审美意识也在人类潜意识里慢慢地形成和发展。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过渡到近代人这一漫长的时间里,人类在劳动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鲁迅在《门外中谈》中说:‘我们的祖先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的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有’,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有杭有派’。”[5] 从鲁迅的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古歌谣是先民们最早的艺术创作。艺术又与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劳动之余、狩猎获胜之后,先民们开始用简单的舞姿和欢呼进行庆祝,同时在劳动实践中产生了口头歌谣。先民们在集体劳动中喊出来的号子,是直接为劳动生产服务的。“而为了协调动作而产生的劳动节奏,就成了诗歌节奏和韵律的基础。后来进一步发展,在这种单纯呼叫的基础上,加进能表达人们心志或感情的语言成分,这就成了真正的诗歌。”[6]然而原始的诗歌在形式上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吕氏春秋·古乐篇》里说:‘昔葛天氏,三人操牛尾,投足一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葛天氏是传说中古代帝王的称号,‘操牛尾’是指舞蹈时手里拿着作为牛尾的道具,‘投足’指舞姿所表现的奋发振起之状,‘八阙’指八支曲子。”[7] 通过这些描述在这里我们了解到当时的诗、舞、乐三者是相结合的。初民们用自己的歌舞形式抒发着内心的欢乐与痛苦。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时期之后,诗、乐、舞才逐渐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的艺术。
马克思在对美的论述中认为:“劳动创造了能够欣赏美的人。‘一方面,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另一方面,即从主体方向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人的感觉。”[8]
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一切,劳动也创造了能够欣赏美的人。因此艺术美来源于人类自身的生活与创造。黑格尔说:“艺术家创造所依靠的是生活的富裕而不是抽象的普冷观念的富裕。在艺术里不像在哲学里。创造的材料不是思想而是现实的外在形象。”[9]艺术家为了使读者对自己的作品能够达到共识并得到情感上的交流,艺术家们便在生活的实践中培养对生活的感情。使欣赏者对作品产生共鸣,同时感受到艺术家的激情,使欣赏者在情感上最终得到审美感悟与体验。
美学史家刘纲纪先生认为“情感的表现是中国古代艺术哲学的核心。[10]”中国古代诗歌凝炼了语言的精华,用很短的语句抒发出作者情感。打动人的心灵,唤起人的美感。使人的心灵更为圣洁、更为真诚、更富有审美意境。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在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中,中国古典诗学以其独有的审美趣味,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美学体系,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111] 使诗歌流存形势更加丰富多彩,人们通过诗歌的形式抒发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同时产生了艺术的审美体悟,情感体验得到了升华。审美既是一种内容丰富的情感体验,同时也是一种高级的思维过程。孔子认为把握审美体悟可以直达仁义,把人的个体心理经验与社会伦理统一起来,是其最终产生审美体悟的作用。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经常的健康的审美活动,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净化人的灵魂。诗歌和音乐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依靠的是艺术的感染力。美是通过艺术的感悟而产生的一种心灵体验,它是无法用语言能表述清楚的一种人体感官的愉悦和快感。
在这里诗歌与心灵的感悟有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诗歌中喜、怒、哀、乐是心灵也就是情感振荡的结果。更是对艺术审美的体悟。从美学角度来看,美学是以美感为中心的研究美和艺术的科学。人类的审美感和艺术美都是来自于审美体验与感受。美学最初就是研究人类的感性认识的一门科学。人的生命本体,受到外界事物的诱发,以及由此引起的情感摩荡而导致艺术精神和审美体悟的生发,本来就是人更为圣洁、更为真诚、更富有审美意境的存有方式,是生命本体至圣至神的必需。作者从诗歌的创作和灵感中找到心灵的振荡与碰撞,同时呼唤人们审美意识的复苏。引导人类的实践创造活动、追求美好的未来、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在诗歌的起源中我们了解到诗、乐、舞三者最早是相结合的。虽然经过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后,它们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艺术。但是,诗与乐始终保持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我国古代美学中,关于“乐”与“诗”的理论,就有很多记载并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乐”在古代是与器乐歌舞合为一体的。在孔子之前的典籍中有关“乐”的记载通常是与“德”有关系的。这在《左传》文公七年记载晋郤缺向赵宣子提到《夏书》中的话,就阐述了“九功之德,皆可歌也”的看法:“《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为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又而行之,谓之德礼。无礼不乐,所由叛也。若无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谁来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12]晋郤缺教赵宣子如何做盟主,通过歌“九功之德”,在加以“礼”,就可以使诸侯都归附,没有叛离的人。虽然这不是专门论“乐”的问题,但他明确地认为“乐”是用来歌“德”的。可见,在中国古代“乐”与“德”是不能分开的。“一方面‘乐’于感官享受有了更明确的联系;另方面它又保存了原来的神圣严肃的社会意义,只是这种意义在‘乐’作为一种艺术活动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同远古的图腾巫术活动分开,在先秦理性精神的洗礼中变而为对道德伦理和政治意义的强调。”[13]在先秦美学对“乐”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乐”是美与善的统一。它协调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君王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同时“乐”已超越了自身作为简单的歌舞形式存在于远古祭祀活动中的一种形态。而是通过欣赏者自身的感性认识将“乐”提升到一个高度,成为艺术。最终成为审美价值趋向。
另外从较早的文献记载中“诗言志”的说法就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还见于《尚书·尧典》。记载了舜:“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水,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4]的说法。这是最早对诗有记载的典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的诗最主要的作用与“乐”是相同的,是在宗教性、政治性的祭祀和庆典的仪式上祷告上苍,颂扬祖先、记叙重大历史事件功绩的唱词。这些由祀礼而生的“诗”在《诗经》的《颂》和《大雅》中可以看到。如:《周颂·清庙之什》中的《清庙》、《维天之命》等等。直到《国风》之后产生的诗,才开始具有抒发个人感情的真正意义上的诗。通过史书的记载我们不难看出,先秦之前的“乐”与“诗”他们都是为远古的图腾巫术、祭祀、祷告上苍、颂扬先祖的活动所服务的。
当诗、乐从祭坛和祷告中走出来,变为大众所认可的文学和艺术之后。诗、乐也就具有了审美的功用作用。美学理论是离不开艺术的。在中国古代美学中涉及最早的就是诗、乐、舞三者的结合。诗、乐、舞经过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后,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艺术。然而,从孔子之后诸子百家们在他们的论述文章中对诗、乐的探讨更为广泛。在这里守先对诗、乐情有独钟的当数儒家的鼻祖孔子了。在孔子时代诗乐是结合的,孔子虽然论诗乐分别有侧重。但是,孔子认为诗乐是相通的。孔子在他的《论语·为政》中论述《诗经》这样谈到:“子曰: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思无邪。”[15]孔子说:《诗经》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无邪”。孔子用“思无邪”概括了《诗经》的内容上的特征。他认为《诗经》的内容是正的,没有邪的。“思无邪”做为诗歌的创作者,他在创作过程中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应该是正的,而不是邪的。另一方面,孔子主张善和美的统一。在《论语·八倄》篇中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为《武》,尽美矣,未尽善也。”[16]他认为《韶》尽善尽美,而《武》则没有尽善。《韶》是舜乐,赞美舜具有圣德而得以禅让,《武》是周武王乐,内容是武王通过武力得到天下,在孔子看来这是没有尽善的行为。孔子更赞赏舜的德行。
孔子认为的美与善在今天看来就是我们所谈论的道德与审美《论语·阳货》篇中:“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7]孔子的这几句话概括了诗的作用。他认为《诗经》中不但有事君、事父,之道,还可以学到很多道理,并且还可以抒发自己的情感。孔子对《诗经》情有独钟。他对《诗经》有着高度的评价。对《诗经》的发掘和编撰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在音乐方面也有着很高的造诣,孔子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孔子为什么有无穷之乐?因为他的精神已超越现实利害关系的束缚,也不为某种目的所驱使,人生的一切在他那里已经审美化、艺术化,道德已和富贵名利切断关系而进入形而上学的自由境界,或者说,孔子的道德经过提升而具有审美属性(超功利性与愉悦性),因而与美合为一。”
孔子是中华民族审美文化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境界不是道德的、宗教的,而是审美的。从孔子开始诸子百家们对诗、乐都有自己的论述及见解。孟子传承了孔子的审美思想,他从心理和社会两个方面发挥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孟子认为心是一切德性、善行、事功的总根源。以礼乐教化为主思想为主的荀子,他根本的出发点就是“性恶说”,他认为“因为人性之恶,圣人才制礼作乐以节制以养之,变性恶为性善,社会才能和谐有秩序,因而礼乐教化必不可少。荀子曰:‘夫乐者,乐(le)也,人情之所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说明是人的情感生活的必须和目标。”[19]在这里我们无论谈到孔子、孟子还是荀子的思想。他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诗乐的功用就在于审美,通过诗乐使人们的思想得到净化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诗、乐作为艺术同时也作为审美功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后世具有着深远的影响。
千百年来。从先秦开始中国古代美学就从诗歌开始,将人类的情感体验通过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因此在最早的诗歌典籍《诗经》中就有了表达和抒发人民内心感受的诗句。从我们对《诗经》的了解中认识到。《诗经》共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而且风、雅、颂是指音乐的分类。《诗经》时代的作品还保留着歌、舞、乐三者结合的特点。它主要的功用就是与乐、舞结合抒发人们的内心感受,在咏唱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这种咏唱形势对后世的诗歌创作起到很大的影响。《诗经》的语言赋予音乐美,这种音乐美来源于它的用韵。《诗经》的用韵自然和美。对后世的诗歌韵律的形成和产生具有深远的影响,如《诗经》中的双句用韵最终成为了我国古典诗歌用韵基本形式。在先秦时期,诗都是配合乐曲吟唱的歌辞(词),所以诗即是歌。从其意义来命名,称为诗;从其声音来命名,称为歌。不配合音乐而清唱的,称为“徒歌”,或曰“但歌”。汉武帝建置乐府以后,合乐吟唱的诗称为“乐府歌辞”,或曰“曲辞”。后世简称“乐府”。从此以后,“诗”成为一种不配合音乐的文学形式的名词,与“歌”或“乐府”分了家。
然而,在这里我们不是要讨论《诗经》的具体内容以及它的存在形势。我们今天最主要的是通过了解《诗经》,来探讨诗与乐在古代美学中它所体现的审美功用。有人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美,美学就是关于美的科学。但是,在研究美学的同时又离不开艺术。持这一观点的人又提出将艺术学与美学区分开来。这样就将美学界定在一个狭隘“美”的现实美学当中。但是,以马奇、朱光潜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美学就是艺术哲学。他们认为:美学就是艺术观,是关于艺术的一般理论。它不只是研究艺术中的部分问题,而是全面地研究艺术各方面的理论;它不只是研究部门艺术的理论,而是概括各个部门艺术的一般理论。它的基础问题是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它的目的就是解决艺术与现实这一特殊矛盾。艺术是研究美学的根源,美学必须以艺术为中心,美是通过人类自身心灵感悟和体验中得到的一种快感和愉悦。艺术本身就保留着这种功用能力。
“中国的诗自古以来就离不开声律和节奏,诗虽有语言构成,却有很强的音乐性能,并且‘诗’虽然是语言艺术,但儒家一直把它当做道德教科书。”[20]孔子在他的一生中致力于教书育人,他以诗书礼乐授徒。他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三者有机的结合,将三者简化为道德与艺术的关系。也就是道德与审美的关系。虽然诗乐二者有很大的区别,但是这二者从属都是艺术,都具有审美功用趋向。从现实生活来看,道德与审美都是为了提高人类本身的素质,创造社会的文明与发展,最终达到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境界。
孔子提倡学诗,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感情和兴趣,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增加知识,提高认识。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的这段话是对诗歌的分析,同时也是对所有艺术地分析。孔子对诗的分析和认识体现了诗的重要性。兴:朱熹注“感发志意”,既感动激发人的心情意志,这是一种感性的方式,是诗歌特有的方式。观:“考见得失”通过诗歌可以看见社会政治的盛衰。群:汉代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人们读诗互相切磋,共同提高修养,可以和谐相处。怨:怨刺,提出批评。《诗经》中有不少怨刺诗。在这里孔子首先提到的诗的情感教育,接着就强调诗的道德作用。孔子还认为鉴赏诗首先要懂得诗的审美特点,其次要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因此,我们可以从孔子的美学思想中体悟到,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诗与乐审美功用。
综上所述,探讨中国古代美学,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国的美学史,更是为了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文明传承发扬下去。从中国的美学发展史中不难看出早在几千年前,美与善就在我们祖先的生活中体现出来。当人类意识到诗歌与音乐能够激发情感、抒发苦闷的那一刻起,艺术也就随之产生。艺术是美的根源,它可以引导和提高人类的感官意识。从而达到审美的境界。当人的审美意识与艺术达到相结合的那一刻,人类的审美体验、感官以及潜意识中的美感都形成了自由与快乐的心灵体验。在中国古代美学中最为值得探讨的是,诗乐与仁义的结合、美与善的结合、人与自然的结合。当这一切成为一个和谐与完美的境界时。社会文明就会得到发展,达到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诗情画意的自然环境,是人类所向往的美好生活。这就是美的功用所在。
在了解中国古代美学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中国古代渊源流长的文明,是与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艺术瑰宝分不开的。孔子对《诗经》的编纂收集和他对诗经得情有独钟,体现诗歌对人的情感激发以及对人的道德修养的培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古代美学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善与美是相通的。善即是美,美就是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美与善是调和天、地、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完美。中国古代美学离不开美与善、礼与乐以及仁的范畴。
大千世界虽然千姿百态,但审美现象是一本万殊的。孔子从“仁”的思想出发,认为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以“仁”和“义”来武装。他以“松柏”来做比喻:“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赞扬了在社会大变迁的过程中,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人格,顽强挺立,不屈不挠,从而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经典性的精神意象。 孔子认为,礼乐生活的目的在于个人的修养,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它能激发人投身到国家的建设和国家的治理中去。我们在欣赏艺术的同时就会领悟到艺术的美,艺术给人以激情于享受的心灵体验。使人的思想得以升华。对于个人的修养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总之,通过对中国古代美学的分析和了解,我们知道音乐与诗歌是人类在生活中抒发喜怒哀乐,并且使心灵得到体验与震撼的美的根源。因此我们更应该在现实生活中用心去了解社会,用一颗善与美的心去感受自然的美。体悟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使我们的社会达到和谐完美。
[1]1、2、3、4甘霖《美学原理》17、23、6、4页
[2]5、6、7周慎先《中国文学十五讲》1、2 、页
[3]8、9董学文《美学概论》20、27页
[4]10、刘纲纪《中国古代美学史》
[5]11、刘清华《英美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歌》
[6]12、13、刘纲纪《中国美学史》104页
[7]14、15、16、17、张少康《中国古代文论史》8页
[8]18、19、20聂振斌《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纲史》50、65、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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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这一任务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完成的。辛亥革命作为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巨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阶级基础、思想氛围和干部条件,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前提条件;毛泽东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投笔从戎,参加了湖南新军,是新军中一名勤学苦练的优秀士兵。其次,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确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奋斗目标,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从而加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再次,辛亥革命还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辛亥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
众所周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完成的,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党”。因此,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能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发生于近代中国的深刻的社会革命,而且也是一次影响广泛的思想启蒙运动。可见,要追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渊源,就不能不考察辛亥革命对其产生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非常欠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和辛亥革命101周年之际,深入研究和考察辛亥革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近代史论文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一个基本原理都有其赖以产生的历史背景或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同它的理论反映有一个时间差,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开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间接准备了阶级、政治、思想和干部条件,由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完成的,所以,辛亥革命也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1.辛亥革命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无产阶级力量随之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推翻了腐朽的清政府,大大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多篇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并在广大民众中掀起了倡导国货运动;后来的北京政府为了争取资产阶级的支持也做出了相当的努力,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出台;孙中山等人带头投身实业,促进了实业救国的热潮;辛亥革命使全国人
民的爱国心日益高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抵制外货作用,从而增加了本国工业产品的销路。就这样,在辛亥革命推动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进入“黄金时期”。随着民族经济的发展,我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迅速发展壮大,开始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新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的壮大及其在政治斗争中的表现,使中国社会终于有了觉悟的代表新生产力的下层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了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
2.辛亥革命打乱了封建反动统治秩序,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虽然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打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秩序,使军阀统治不可能形成像清政府那样集权的全国一体化的严密政治统治,中国出现了近代以来少有的相对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
正是在这样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里,人民可以利用“中华民国”这个名称争取应有权益并同一切违背民族利益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辛亥革命以后发表声明、集会游行,以至于罢工、罢课逐渐成为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形式。正如董必武所说:“三十年来每次带群众性的各种各色的运动,都和民主运动的发展有关„„民主运动已自辛亥革命开辟途径。”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相对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里,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才会出现各种政治声音并发、各种政治组织并立、各种政治思潮迭起的现象。经过一系列反侵略、反复辟的政治斗争,经过各种探求出路的新思潮的广泛传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3.辛亥革命的曲折斗争造就了中国最初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干部条件
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思想转变产生了较大影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亲自参加了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继续探索中华民族解放的出路,选择了“以俄为师”的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朱德等。林伯渠在《荏苒三十年》中写道: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面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董必武也回忆道:过去我们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中山掌握不住了,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二是受过辛亥革命的深刻影响,在辛亥民族意识大觉醒的潮流中,产生民主革命的思想,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周恩来、刘少奇等。正如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大会上所说:“辛亥革命后,接受这场革命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和中国人民继续顽强探寻救国救民道路。1921 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由此可见,辛亥革命的曲折斗争造就了中国最初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干部条件。
中国共产党 90 年的奋斗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也是一部继承前人(包括孙中山为首的辛亥革命党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作出新的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而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谱写这样一部历史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因为与时俱进正是孙中山精神和辛亥革命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品质。
一百年来,无论遇到多少艰难曲折,不论付出多少流血牺牲,辛亥革命志士“振兴中华”的宏愿始终是燃烧在中国人民心中熊熊不息的火焰,召唤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勇往直前;辛亥革命精神始终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谱写新的历史篇章的精神动力。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涌现出了像李大钊、夏明翰、赵一曼、杨靖宇、刘胡兰等无数英雄人物,他们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威逼利诱,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们用鲜血写出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等气壮山河的就义诗,用生命谱写了“头颅可断腹可剖,烈忾难消志不磨”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并先后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王进喜、邓稼先等先进人物,他们舍身堵枪眼、任凭烈火烧身也要严守潜伏纪律和“宁肯少活 20 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奉献精神,形成了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又涌现出无数敢为天下先、勇于创新和奉献社会的先进人物,形成了“六十四字”创业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和奥运精神以及抗震救灾精神等时代精神。所有这些精神,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也无不体现了辛亥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正是靠着这些精神,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掀起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创造了让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这些精神构成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正是靠着这些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又一个理论成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向前进。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借鉴和发扬这些精神,诚如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 140 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孙中山先生追求真理的开拓进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和放眼世界的开放心态,孙中山先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意志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上,这一精神遗产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
总之辛亥革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辛亥革命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辛亥革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鲜活经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结合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与教训,探索和思考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辛亥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鲜活经验和经典案例。
[1] 徐万成:《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载《教学与研究》1991 年第 6 期。
[2] 金冲及:《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载《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
[3] 吴汉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
年第 12 期。
[4] 张雷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重研究视角》,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 7 期。
[5] 张远新:《90 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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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司法公正、消除司法腐败,很早形成了带有明显人本主义色彩的法官回避和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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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本主义对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案件的审理审判上,为防止法官独断造成冤假错案,很早形了对大案、要案征求多人意见、逐级审理的审慎的审判制度;(二)为防止上下级法官沆瀣一气、相互勾结、徇私舞弊,很早形成了皇权控制下的检察监督制度;(三)为防止和减少冤假错案、缓和社会矛盾,自汉代形成了皇帝或上级长官直接详审罪囚、平反冤狱的录囚制度;(四)为确保司法公正、消除司法腐败,很早形成了带有明显人本主义色彩的法官回避和责任制度。
[关键词]人本主义;司法制度
论文正文:
人本主义与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初探
尊重人的生命、注重人的人格尊严和注意维护人与人和谐关系的人本主义不仅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一大价值取向和基本特征, 而且是法律制度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这种人本主义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影响虽然是断断续续、时隐时现、忽强忽弱,但由于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因而不仅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而且确立了自身在世界法制史上的独特地位。笔者以为:人本主义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其对司法制度的规范和制约更为明显、更为具体、更为直接和更为持久。本文拟就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所涉及的案件审理审判、执法检察监督、监狱录囚制度及法官回避和责任制度中所彰现的人本主义展开必要探讨!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源远流长, 从西周初年政治家信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国将亡,听于神;国将兴,听于人”[2]的注重人的作用的人本主义之滥觞,到道家鼓吹“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老子语)”特别是自汉代后被独尊的儒家宣扬“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3]、“天地之性,人为贵(孔子语)”的凸现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的人本主义之勃发, 人本主义始终逶迤并浸淫于中国古代各种制度中, 不仅成为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内在动因, 而且成为中国文化受世人推崇的价值所在。笔者认为,中国古代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司法制度上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案件的审理审判上,为防止法官独断造成冤假错案,很早形了对大案、要案征求多人意见、逐级审理的审慎的审判制度。“人命关天”,中国古代人本主义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尊重和体恤人的生命,主张尽量少杀不杀,严禁错杀,尽可能“明德慎罚”、“省刑慎杀”。受这种人本主义价值取向的影响,为防止法官独断专行,造成冤假错案,西周时期即已出现了反复审理多次征求众人意见的“三刺制度”。此制度主要是对一些大案、要案和疑案特别是死刑案,要求反复征求多人意见, 以保证案件审理和审判准确无误。“三刺”就是“一问群臣、二问群吏、三问万民”,审理案件颇有一种讲民主的意味。孟子对此评论说:“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4]西汉以后随着以主张“仁者爱人”、“天地之间人最贵” 的人本主义为主要内核的儒家思想逐步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立国之本和治国总纲, 中国古代形成了重大案件尤其是死刑案多级审判制度和多部门共同审理制度。秦朝虽然“以法为本”、“专任刑罚”,但为了维护长期统治和受西周“省刑慎杀”的影响,还是对死刑实行了县、郡、中央的三级终审制,汉朝则实行了县、郡、州、中央的四级终审制。死刑案件必须具文上报朝廷,经核准后执行。凡案件有疑难问题,地方司法机关不能决断者,要逐级上报,直至由廷尉或皇帝裁决,称为“谳疑”。三国、两晋、南北朝基本沿袭汉制。当时规定按审级逐级告诉,一般不得越诉。为有冤情者上诉最高司法官, 魏晋时在宫门外置登闻鼓,可击鼓鸣冤,确立了直诉制度。不仅如此,西汉时还形成了重大案件由众多高官联合审理的“杂治”制度。
隋唐以后中央国家机关为“三省六部制”,中央形成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关,简称“三法司”, 死刑案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的长官负责、共同审理,形成了“三司推事”制度。这一时期受西晋死刑必须向皇帝奏报制度的影响, 特别是受带有明显人本主义思想特征的“德主刑辅”治国方略的浸淫,死刑奏报皇帝制度日趋完备。唐时,坚信“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堪称“人本主义君主”的唐太宗李世民为严格控制死刑,规定了“在京者”五复奏、在外者“三复奏”的原则和制度。共同审理死刑的“三司推事”制度,后来到明清时期形成了更为严格的死刑等重大案件由中央各部院长官共同审理死刑案件的“三司会审”、“九卿圆审”等“会审”、“秋审”、“朝审”制度, 带有尊重人的生命的人本主义的审判制度日臻完善。 [论文网 Www.LunWenData.Com]
第二,为防止上下级法官沆瀣一气、相互勾结、徇私舞弊,很早形成了皇权控制下的检察监督制度。如何牵制法官, 防止由于其专断而滥用法律造成百姓的痛苦,成为中国信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古训、受到一定人本主义思想熏陶的开明封建统治者的心头之患。受人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在秦汉时既已形成了类似西方法律监督的检察制度。秦汉时廷尉是全国直接向皇帝负责的最高司法长官, 而御史台的御史大夫则拥有监察百官、监督司法和参与审判大案要案的的三大职权。御史台发挥了监督上下法官执法审判的重要作用。当然,这种分权和监督,说到底都是为巩固封建皇权服务的。但它毕竟牵制和分散了由审判权过于集中可能导致的司法擅断,进而起到了减轻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苦难的作用。
隋唐以后,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关中大理寺是中央审判机关, 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和京师徒刑以上案件, 对徒流刑罪的判决要直奏皇帝批准,对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审权;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复核案件;御史台是中央检察机关, 负责检察百官, 监察大理寺和刑部的审判活动,并参与审判大要案。三大司法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不仅强化了皇帝对司法的进一步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和防止了由司法擅断造成的百姓苦难。
不仅如此, 隋唐时受人本主义的影响, 当时规定:地方上不便于解送中央审判的,则由中央派见监察御使、刑部员外郎和大理寺司直或评事等官员为“小三司使”,前往地方审判,这样既便于地方审理一些不便上交的案子, 同时也加强了对地方司法官员的监管,收到了一定的防止地方官员徇私舞弊、鱼肉百姓的效果。有时还派“小三司”———门下省给事中、中书省中书舍人和御史台御使到地方去共同组成特别法庭,专门审理百姓欲告无门的冤假错案。唐朝还完善了直诉制度,百姓如有冤屈可通过邀车驾、击登闻鼓和上表等形式直接越级向皇帝上诉。
宋朝时, 受隋唐较为突出的人本主义和日益活跃的商品经济对司法制度的影响, 统治者对司法机关进行了必要调整:在职权上,缩小大理寺,增大刑部,大为提高御史台。御史台既可审理中央品官犯罪大案,又可审理地方不能决断的重大、疑难案件,“州郡不能决而付之大理,大理不能决而付之刑部,刑部不能决而后付之御史台”[5]宋淳化三年(991 年)又设审刑院,由皇帝近臣组成复核刑部的大案要案。还设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受理直诉案件,以减少和避免冤假错案。宋朝为处理大案、要案还临时组成特别法庭———制勘院、推勘院,“诏狱谓之制勘院,非诏狱谓之推勘院”[5]176。
真宗时,还设立“纠察在京刑狱司”,其职责主要是对包括御史台在内的所有京城司法机关进行监察的总机构, 纠察官有事可直接向皇帝禀告。为监督各路的司法刑狱事务, 还成立了“提点刑狱司”,简称“提刑司”或“宪司”。宋代统治者在对司法官员审判案件的监督上称得上是殚精竭虑、煞费苦心,虽说是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皇帝对司法的干预与监控, 但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上下法官相互勾结、胡作非为,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痛苦,表现出明显的人本主义倾向。
元朝改大理寺为宗正府, 进一步提高御史台的作用,加强了对各级司法机关的执法监督。明朝朱元璋撤消丞相之制,直接统领六部,设都察院取代御史台。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合称“三法司”。三者之间刑部掌管审判和刑狱政令,受理地方上诉案件,审核地方大案要案和审理中央百官的案件。大理寺专掌复核。都察院监督审判,纠劾百官。大案要案由三法司会审,称“三司会审”。这一制度,到清代发展为“九卿圆审”。对死刑案的反复审理,体现了尊重人生命的人本主义。
明宣德十年(1435 年)全国划分为十三道,为加强对各地包括司法机关的监察, 特设十三道监察御使110 人。监察御使经常代表皇帝巡按地方,又称巡按御使,权力与各省长官平列。巡按御使往往在地方“审录罪囚,吊刷案卷”,发现冤情立即纠正平反,对所发现的徇情枉法的法官迅速奏劾, 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司法腐败和百姓冤屈。后来皇帝又派出都察院正副长官或六部尚书、侍郎(二人必兼以正副都御使衔)出巡处理地方发生的大事,侧重军事的叫总督,侧重民事的叫巡抚,有的授以提督、经略、等官衔,均兼掌司法监察,后发展为督抚制度。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对司法机关和官员进行必要的监督,防止其由专权导致的百姓冤屈,本身就是一种体恤百姓爱惜生命的人本主义。
第三,为防止和减少冤假错案、缓和社会矛盾,自汉代形成了皇帝或上级长官直接详审罪囚、平反冤狱的录囚制度。自西汉武帝时期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将儒家思想定为立国思想和治国方略,儒学中“德主刑辅”、“仁政恤刑”、“明德慎罚”的人本主义思想便得以骤兴和流传,武帝时出现了州刺使与郡太守定期巡视辖区录囚之事, 到东汉时,明帝、和帝均曾在京城洛阳诸狱录囚,“录囚”又称“虑囚”,主要指皇帝和各级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巡视监狱,询查狱囚,实行宽赦,对发现的冤假错案及时进行平反和纠正。
录囚制度,其实最早源于西周时期“仲春三月,命有司省囹圄”[6]。东汉后渐成定制,魏晋南北朝皇帝和各级官吏亲录囚徒不乏于史。唐代录囚制度有所发展并趋于完备,主张“慎狱恤刑”的唐太宗李世民“每视朝,录禁囚二百人,帝亲自案问”[7]宋代录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宋太祖在“每亲录囚徒”的同时,下诏命两京及诸州长官督促狱官每五日一虑囚,“自是每仲夏申敕官员,岁以为常”[7]135。唐宋时期,一是形成了皇帝常行亲录囚徒的定制, 二是把录囚定为地方长官和狱官的重要职责且规定了严格的期限,三是把录囚当作宽赦前的重要铺垫。录囚可以对一些冤案和久拖不决的案件进行必要干预, 对其情可矜者予以减刑或免刑。录囚制度自唐宋后一直为历代王朝所重视,虽是封建最高统治者掌握司法大权、监管司法的重要手段,但在改善司法状况、及时纠正冤案、化解和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应该受到肯定。
第四,为确保司法公正、消除司法腐败,很早形成了带有明显人本主义色彩的法官回避和责任制度。早在人本主义滥觞的西周时期,即已形成了法官责任制。为防止法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西周时开明的统治者明确规定严禁“五过之疵”,凡是“惟官(依仗权势)、惟反(打击报复)、惟内(袒护亲属)、惟货(接受贿赂)、惟来(受人请托)”的司法官,“其罪惟均”[5]27 意思是说, 凡是有上述五种行为不能秉公执法、导致判案有误的法官,均按错判之罪加以惩罚。
唐朝是人本主义对社会影响最为显著的时期,“一准乎礼”的法律制度实现了儒家思想与法律制度的有机融合,“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原则蕴涵和张扬着人本主义, 受此影响的唐朝封建统治者在处理各种事物时往往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总体特征, 日趋完备的法官责任制的人本主义色彩尤为显著。
《唐律疏议》在《断狱律》中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法官责任制,规定司法官审理案件,凡是有以下情形者都要受到严厉处罚:
(一) 法官违反有关案件移送管辖规定的;
(二) 判决不具引法律正文的;
(三)超出告状范围审判的;
(四)断罪应向上级或皇帝奏报而不奏报的;
(五) 徒以上罪判决后不告知罪犯及家属,让其“服辨”的;
(六)违法刑讯的;
(七)故意或过失出入人罪的。
为防止司法官员因亲属或仇嫌关系故意出入人罪,确保案件审理和审判的公正性、权威性,唐玄宗时还规定了严格的法官回避制度。堪称中国第一部行政法的《唐六典·刑法》明确规定:凡司法官与当事人有亲属、师生、仇隙关系的,当事人可以申请该司法官回避。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世界最早的以行政法典的形式规定的法官回避制。
总之,涉及面较广、持续时间较长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所彰现的人本主义倾向, 不仅使当时的司法制度起到了减轻民众痛苦、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进步的积极作用,而且为自身走向近代与西方法制实现“接轨”做了重要铺垫, 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过度到近代提供了宝贵的价值取向和内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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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惩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之弊,曾令江淮诸郡毁废城垣,故淮南、荆襄、江南东西、两浙、福建、广南、四川等南方地区,被迫或自发毁弃城壁的现象较普遍,导致许多府州县治所城市长期没有城郭,或虽有旧城而长年不加修理,使其自然废弃。这种在内地州县不提倡筑城的政策,基本上延续了整个宋代;事实上,两宋时代的内地(虽然南北宋间“内地”的含义并不相同)州县治所亦大部分没有较完整的城郭,基本上处于无城状态。在我们所研究的宋代汉水流域49个州(府)县治所中,北宋中期可以确定仍存有城郭的只有11个,占全部治所城市的22%稍强;可以确定在南宋时得到维修、重修或新修城垣的,只有7个,占全部治所城市的14%;到了元中后期,可以确证仍存有城垣的只有襄州、郢州和均州3座了。换言之,自北宋以迄于元,汉水流域筑有城郭的州县治所城市呈现出逐步减少之势。我们认为,这应当是内地的晋遍趋势。
与在内地不提倡筑城、内地州县确亦普遍不筑城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宋代比较重视边地的筑城,很多边地州县治所确电筑起了城垣。北宋前期,主要是在北边与西北边的河北、河东、陕西诸路筑城;北宋中后期以迄于南宋,主要是在广南西路、荆湖南路的缘边地带及福建、广东路的沿海地区筑城。但是,对边地州县筑城的普遍性也不宜估计过高。熙宁十年(1077年),中书门下在回复神宗诏问的奏疏中说:“看详天下城壁,除五路州军城池自来不阙修完、可以守御外,五路县分及诸州县城壁多不曾修葺,各有损坏,亦有无城郭处。”则即便是沿边的河北东、西路及河东、秦凤、永兴军等五路也只有州、军城得到定期修护,五路县城及其它地区的州、县城则多久不修葺而自然废隳,有的州县治所并“无城郭”。
一般说来,蒙古、元朝统治时期,在各地普遍推行了毁城和禁止修城的政策,特别是在蒙古军队数遭挫折的四川、襄汉、荆湖、两淮地区,平毁了大量的城郭。元朝法律也曾禁止在汉人地区特别是南宋故地修筑城郭。因此,虽然元末一些地方曾自发兴筑了不少城垣,但总的说来,蒙古、元朝统治时期,基本上可视作“毁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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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一词及其相关概念,或者叫台海问题或者两岸问题,是指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退守台湾,至今所衍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政治形势相关论文:有关台湾问题的历史资料。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远古的时候,台湾岛和祖国大陆是连接在一起的,是大陆的一部分。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海平面时升时降,台湾岛也时沉时浮,直到5000年前,相连接的部分下沉为海峡,台湾于是成了祖国东海中的一个四面环海的大陆岛。这从台湾海峡海底的地形可以得到证明。
台湾海峡的海底就像一条河谷,有向南和向北两大河系, 这是当它还是陆地时,被河水冲击,侵蚀而形成的,最深处不过100米,大多数地方的深度只有50米,而在1.5万年以前,东海海面比现在低130米左右,这在地质上说明两岸原来是一个板块,台湾、澎湖等岛屿就在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与福建省相连接。
现代科学还证明,台湾不仅是东海大陆架的一部分,而台湾的基本地形,与大陆的地块相同,在地质成分上,是与福建、浙江两省相同的酸性火成岩体。所以,后来有人送给台湾一个雅号--“浮福建”,意思是说,台湾是福建省漂浮在海上的部分。
从台湾岛的考古发现来看,祖国大陆的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就已传到台湾。70年代,台湾考古学家在台南县左镇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经过鉴定,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同属于3万年以前的古人类。以后又陆续发掘出土了石器、骨器和陶器,这些东西的形状的制作方法,都与大陆各地发掘出的旧石器时代的器物特别相似。其中高雄县凤鼻头一带出土的彩陶和黑陶,经过鉴定,确认它们是从祖国大陆东南沿海传过去的,和分布在黄河中下游、沿海地区和华南地区的“几何形印纹陶”从制作方法到用料都是一样的。
1980年7月,台湾考古学家在台东县卑南乡进行发掘时,发现了大批石棺、石器陶片及玉器,经鉴定这是二三千年前古代台湾人的遗物,和我国南方各省古代的越濮族人留下的遗物一样。学者们认为,这极有可能是在距今2000年以前,台湾海峡两岸两岸海水退潮时,一部分人从大陆渡海来到台湾,这部分人也就是今天台湾的泰雅族、赛夏族、布农族和曹族等少数族的祖先,这些最早到台湾的人被称为台湾“先住民”。“住民”就是“居民”的意思。
经考察研究认为,除了从大陆直接移民外,台湾早期住民中还有一部分可能是从南洋群岛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财半岛等地移居来的, 他们就是今天台湾鲁凯族、 排湾族、雅美族、阿美族、卑南族的祖先。
在17世纪中国大陆大量向台湾移民之前,这里的先住民一直过着原始氏族部落的生活,以打鱼、狩猎为主,没有文字记载历史,只有一些口头流传的神话和传说。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古代中国的封建王朝曾多次经营管理过台湾。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有个三国, 三国时吴国国王孙权就曾在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派大将军卫温、诸葛直率1万多名士兵到过台湾。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大陆上汉族人最早的一次大规模去台湾的行动。后来,吴国的一个地方官,也就是庙阳太守沈莹就写过一本书,名叫《临海水土异物志》,具体生动地记述了“夷州”和“山夷”的情况。“夷州”是古代人给台湾起的名字;“山夷”指的是台湾当地的老百姓。
隋朝时, 台湾被称为“流求”。 隋炀帝曾三次派人到“流求”。 第一次是公元607年, 派人去台湾“求访异俗”,就是了解风土人情;第二次是公元608年,派人前往“慰抚”, 就是关心照顾的意思; 第三次是公元610年,派了1万多士兵去驻守保卫台湾,叫远征“流求” 。
从唐朝到北宋的500年间,虽然没有见到有关台湾和祖国大陆关系的正式记载,但从台南等地考古发现的唐宋古钱和陶瓷等文物来看,可以知道,大陆和台湾一直保持着经济、文化联系。
南宋时,台湾和祖国大陆的关系日益密切,中国已在台湾附近的澎湖列岛上建造军营,派兵驻守,还把澎湖划归福建泉州的晋江县管辖。
到了元代,元世祖曾两次派人去台湾宣抚、讨伐,并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理台湾和澎湖的各项具体事情,并让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管理澎湖巡检司。从此,台湾和澎湖正式成为中国行政区的一部分。
明朝初的,朝廷仍设澎湖巡检司。洪武二十年,为防倭寇,实行坚壁清野, 撤销了澎湖巡检司, 并把居民迁到漳州、泉州一带居住,以为这样可以断绝倭寇的供应,使他们无法在澎湖立足。
到了嘉靖年间, 倭寇屡次入侵。 特别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得到倭寇将侵扰鸡笼、淡水(今台湾)的消息,明朝政府立即恢复了澎湖巡检司的设置,归泉南游击将军统辖。在行政上,将澎湖划归泉州同安县。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增设澎湖游兵。万历三十年,倭寇侵扰台湾西南部,浯屿将军沈有容率军舰20艘,一举荡平了倭寇。
在这期间,海峡两岸的民间联系和经济来往并没有停滞, 反而有所发展。汉族人不断从大陆移居台湾,其中一些人同先住民妇女结婚,使汉族逐渐和当地居民同化融合。
明朝末年,一些英雄豪杰带着自己的亲友和部下渡海到台湾去开辟新天地,还有一些人则是以台湾为根据地进行海上贸易。在众多的海上英雄中,对开发台湾贡献最大的,要数福建澄海人颜思奇和泉州南安人郑芝龙。
1620年颜思奇和郑芝龙为反抗官府欺压,率领大批人分乘10艘船移居台湾。他们在台湾中部的北港登陆,开辟出诸罗山一带的地方。 颜思齐在占据台湾第二年就病故了,郑芝龙升为首领,统辖台湾。
1638年,郑芝龙开始和明朝政府合作,那时正赶上福建遭受大旱,朝廷接受郑芝龙的建议由福建向台湾移民。据说,这次移民有好几万人,是我国第一次有计划、大规模的向台湾移民。从此,半睡眠状态的台湾被斧头和枪声吵醒了。
明朝时期有关台湾的书籍文章很多,在许多记载中,台湾的名字已经出现。有些书中还有“打狗”(今高雄)、“鸡笼”(今基隆)、“淡水”等台湾南部和北部的地名出现。可见,那时候祖国大陆人民的足迹已遍及台湾南北,开始了开发台湾的进程。
17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由于重视发展工商业,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在全世界扩张侵略,渐渐地,它们的势力就到了亚洲。在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建立了经济掠夺机构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韦麻郎”是殖民军的舰队司令。
为了在中国海岸建立据点,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七月,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来到台湾附近,向澎湖进攻。当时,中国驻守澎湖的水军只是春、秋两季派兵戌守澎湖, 季节一过, 就护回大陆。农历七月,正是春季戌兵撤回厦门的时间。于是,韦麻郎一伙乘虚而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澎湖。
韦麻郎侵占澎湖后,就派一个叫李锦的中国人加大陆活动。李锦是福建商人,在马来半岛做生意的时候,认识了韦麻郎。这次,他随荷兰舰队回到澎湖,为荷兰人奔走,干侵犯中国的事,自然是明朝法律所不允许的。因此,李锦搭乘渔船回到福建漳州时,只好谎称自己是被荷兰人抓走后逃回来的。
但是,荷兰舰队侵占澎湖,已被明朝的水军巡逻船发现了,并且报告了漳州地方官。所以,李锦一到漳州,就被抓了起来。因为没有掌握李锦勾结荷兰人的证据,不久,漳州地方官就把李锦放了,还让他去劝告韦麻郎撤离澎湖。
李锦回大陆活动没有成功,韦麻郎又派翻译林玉给漳州地方官送来一封信。 信中扬言如果中国方面坚持不同意通商,他们就把军舰开到福建沿海来,用武力实现两国通商的目的。
消息传开,福建百姓议论纷纷,担心荷兰人走葡萄牙侵占香山澳(澳门)的老路,把澎湖变成他们的据点。因此,强烈要求把荷兰人赶走。同时,福建南路总兵官施德政也同新任巡抚徐学聚商量说:当初广东方面许葡萄牙人在香山澳通商,结果他们强占了香山澳,使广东地方不得安宁。如果再让荷兰人用通商作借口占据澎湖,危害就更大了。于是,他们就商量派前边说到的率军荡平倭寇的游击将军沈有容领兵,驱逐荷兰侵略军。
沈有容受命之后,在整备军旅的同时,下令禁止沿海商人与荷兰人私自贸易,在一切准备妥当后,沈有容率领一支舰队驶抵澎湖。舰队在港内抛锚后,他就带着从狱中放出的翻译林玉同坐一只小艇去会见韦麻郎。
沈有容对韦麻郎说:“我国朝廷规定,凡不是朝贡的国家,一律不准通商。你们在这里不能通商获利,就应早日撤离澎湖。”
谁知沈有容的话音刚落,一帮荷兰殖民者刷地抽出战刀, 逼向沈有容。他们以为人多势众,又有兵器在手,一定能把沈有容吓倒。哪知道沈有容毫无惧色,反而厉声责问:“中国惯于杀贼,你们自称是商人,所以从宽处理,责令离境。他们怎么又要打仗呢你们本来就不怀好意!”
话虽这么说,可是韦麻郎一伙是硬赖着不走。沈有容在船上等了1个月,还不见韦麻郎撤离,就召集部将们商量,决定一面向巡抚报告情况;一面命令舰队挂帆起锚,让荷兰人知道他们要回福建去。韦麻郎接到报告,急忙坐小艇来会见沈有容,慌忙问道:“沈将军,要到哪里去啊”
沈有容严肃地说:“当初,任巡抚调集大军,准备前来讨伐,只因我说你们是来要求通商的,经过交涉,你们就会撤离,所以才按兵未动。哪知道你们不听我的劝告,还在这里徘徊不走,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吗!我只好回去复命,待巡抚发兵征讨,你们就后悔及了。”
韦麻郎本想仗着铁甲舰和先进的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但是他看到沈有容一身正气,要侵占澎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再加上他们兵力太少,又远离荷兰本土,即使侥幸获胜,也难以坚持。最后,他们便灰溜溜地于1604年12月25日撤离了澎湖。
1604年12月25日,沈有容斥退了第一次侵入澎湖的荷兰侵略军。之后,又过了20年的1624年,重新武装起来的荷兰人凭着武器先进,再度入侵澎湖,并于第二年占领了台湾西南部的沿海地区。他们在今天台南市的安平镇修建了一座城堡,叫台湾城。1625年,他们仅仅用15匹粗布的代价,又从高山族的新港社骗到了一大块土地,修筑了赤嵌市街。有这样一个“牛皮割地”的传说,说当时荷兰殖民者向新港社的高山族首领提出,借一张牛皮那么大的地方堆放货物。善良、纯朴的高山族人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哪知道狡诈的荷兰殖民者把牛皮剪成细丝,圈占了很大一片地方,修筑了赤嵌城。
当时,台湾城与赤嵌城之间,隔着一个大海湾叫台江,台江沿岸,主要是高山族人的家园。他们在这里捞鱼捕鹿,采集耕种。那时的台南一带,不容分布着许多汉族人的村庄, 这些汉族人的祖先迁到台湾后,把亘古荒原开辟成良田。荷兰殖民者入侵后,就以这两座城堡为根据地统治台湾。从此, 台湾第一次变成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地。
荷兰人对台湾的统治和经营,主要是由荷兰国内的东印度公司负责。他们的经营目的就是要猖霸台湾的各种生意。荷兰人在台湾统治了38年,通过出口砂糖、稻米、鹿皮,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进行走私贸易,以及从台湾住民身上收取各种名目的税钱,搜刮了大量的财富。
荷兰人的占领和残酷剥削,一直遭到台湾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1652年,台湾人民推举一个叫郭怀一的人领导反荷兰人大起义。
郭怀一本来是郑芝龙的部下。郑芝龙接受明朝的招抚,由海上国到福建之后,郭怀一就留在台湾,在赤嵌城附近定居,从事开垦,创立了家业,成了当地的一家富裕农户。由于他疏财尚义,结纳了不少有识之士,在群众中很有威望,因此,荷兰人委任他当了村长。但是,郭怀一痛恨荷兰人侵占台湾,鱼肉台湾同胞。于是,他便聚集同胞秘密策划消灭荷兰人,夺回台湾主权。
1652年9月7日,郭怀一邀请附近村庄的好友和村长,到家里商讨举行起义,驱逐荷兰人的事。他们计划在9月17日,也就是中秋节的晚上,由郭怀一邀请荷兰官吏赴宴,乘机在席间杀死他们。然后,假装护送荷兰长官回去,骗开城门,一举捣毁侵略者的巢穴台湾城。
但是,郭怀一没有想到,他的弟弟郭保宇成了出卖他的叛徒,将起义计划报告了荷兰长官。在这种情况下,郭怀一当机立断,决定提前在当天夜里起义。在郭怀一的率领下,除少数人有火枪外,1000多农民手拿大刀、木棒、竹竿, 举着火把,勇猛地向赤嵌城进攻,当时,赤嵌城住有30多名荷兰兵,还没有来得及反抗,就做了刀下鬼。只有4名住在马棚附近的士兵,在混乱中逃往台湾城城去了。这一夜,熊熊烈火,把赤嵌城烧了大半。
第二天,荷军长官派但克尔率领120名荷枪实弹的侵略兵,乘船扑向赤嵌城。郭怀一指挥起义军在台江东岸布防, 准备歼灭这股荷兰兵。哪知道荷兰船还没有靠岸,就向岸上发炮轰击,兵士们也跳进水中,边射击边向岸上冲来。大刀、木棒、 竹竿毕竟挡不住子弹的射击, 起义军不得不向后退却。突然一颗子弹射中郭怀一的肩膀,他忍着痛苦指挥战斗, 最后终于倒下。 临死前, 他口中还不断高呼:“杀呀!”“前进!”
起义军在副则吴化龙的率领下,向南撤退,以后转战到台湾南部山地,经过半个月的浴血奋战,最后被荷兰军镇压下去了。郭怀一起义,是中华儿子为反抗外来统治,收复台湾主权而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流血斗争,也是一次大规模的驱逐荷兰侵略者的民族革命运动。
西班牙人是在比荷兰人晚两年的1626年,以保护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为理由,占领了今天台北县沿海一带及鸡笼山(今基隆市)。他们把最初登陆的地方命名为圣地亚哥,至今台北县依然保留着三貂角、三貂岭等地名,这其实就是西班牙语 SANTIAGO按声音翻译成的汉字。
占领了基隆的西班牙人,在基隆湾内一座地形险要的社寮岛上修筑起圣萨尔瓦多城,以此作为统治中心。社寮岛就是今天的和平岛。另外,西班牙人还在今台北县的淡水镇建立了一座圣多明哥城,不久又在基隆,淡水两地盖起了大教堂。现在淡水高尔夫球场旁边,还残留着一座圣多明哥城的城楼,当地人把它叫做“红毛城”。
西班牙人占领基隆的目的,是想以基隆为根据地发展菲律宾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当时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635年是这种贸易发展到高潮的时候,当时停泊在基隆港的欧洲各国商船一次就有20多艘。但从1636年起,日本停止了对外贸易,中国商船则只听郑芝龙指挥,所以到台湾来的船只大大减少,这样西班牙在台湾的海上贸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这时候,占领台湾南部的荷兰人瞄准时机,乘西班牙人兵力减少,在1642年派军队攻占基隆,吞并了被西班牙人占领了16人之久的台湾北部地区。
郑成功,1624年出生。他的父亲就是前面提到的汉族移民领袖郑芝龙。郑成功青年时代,正赶上国内清朝打败明朝,台湾被荷兰人侵占,他亲眼目睹了这两件大事,内心充满了对清王朝和荷兰殖民者的仇恨,暗暗下决心要实现打败清朝,恢复明朝和收复台湾的理想。1647年,他带领一批人马跑到福建、广东交界处的南澳宣布起兵抗清。从这一年起,到166年的十几年里,郑成功与清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因为力量太小,难以取胜,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先收复台湾,以宝岛为基地,再作长远打算。
1661年阴历3月,郑成功率领2.5万名士兵,乘大小战船数百艘,从福建金门岛出发,途经澎湖停留,展开了收复台湾的伟大壮举。他在给荷兰总督的招降书中主正辞严地指出:台湾是我们中国的土地,但长期以来被你们国家所霸占,今天我们要把它收回来,你们理所应当的土地归还我们。
由于收复台湾的行动是正义的,所以是到海峡两岸人民的支持。可以说,当郑成功率领大军在台湾登陆以后,就注意做争取和团结高山族同胞的工作。他曾在繁忙的军务之中,抽空访问了住在现在台南附近的几个高山族部落,把烟草、布匹、衣服、鞋帽分赠给高山族部落的首领。
有这样一个传说:有一天,郑成功带领几名将领一队亲兵访问一个高山族部落时,从欢迎的人群中走出4名高山族同胞,他们各自端着一盘金子、银子、野草和泥土,献给郑成功。原来当荷兰殖民者听到郑成功要收复台湾的消息后,就指使他们的传教士钻到高山族部落里,说郑成功的军队到处“杀人放火”。 这次到台湾来, 也是为了掠夺金银财宝的。 所以, 这个部落首领听说郑成功要来时,就想出了献金、银、草、土的办法来试探郑成功。
郑成功看了看面前的4个盘子,心里明白了几分。于是, 笑呵呵地让翻译告诉高山族同胞说:“我郑成功率领大军到台湾来,是为了驱逐红毛夷(荷兰人),收复我们的国土,不是为了要金子、要银子的。”说完,他叫亲兵把两只盛有野草和泥土的盘子收下,把盛有金子、银子的两只盘子退给了部落首领。
没过几天,郑成功不要金银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岛,许多高山族的村社纷纷派出自己的首领拜望郑成功,表示愿意接受他的领导,和收复大军一起,驱逐荷兰侵略者。当郑成功的先头部队在台南市的鹿耳门一登陆,当地成千上万的台湾百姓都高兴地跑出来欢迎他们。
郑成功的部队在台湾西部沿海与荷兰军队展开了许多场激战,最后将荷兰军队的据点热兰遮城包围起来,并在海上连续打跑了荷兰国内派来的援军。荷兰殖民者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得投降,撤出了台湾,使被占领了38年之久的台湾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将赤嵌城改为承天府,下管二县,北部为天兴县,南部为万年县,称台湾为“东都”。他废除荷兰殖民者的制度,进行各种改革,发展贸易,兴办学校,同时号召大陆人民移居台湾开荒种地,使台湾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在台湾开发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章。但由于多年来连续征战,加上收复台湾后,工作特别忙,郑成功终于积劳成疾,收复台湾5个后就病逝了,那年他只有39岁。
郑成功死后,他的儿子郑经继续管理台湾,再接着是郑经的儿子郑克爽,郑氏祖孙三代管理台湾共达21年。1683年清朝政府进军台湾,郑克爽经过谈判向清朝政府投降, 台湾重新开始由中央政府管理,使中国实现了政治统一。清朝政府在台湾设立了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3个县,都归福建省管辖。
清明政府刚开始管理台湾的时候,由于台湾社会秩序较为混乱,清明政府禁止大陆人移民台湾。但那时候在大陆,由于耕地少,战乱频繁,饥荒连年,福建闽南和广东嘉应州一带的大陆居民,照样一大批一大批地向台湾迁移。清明政府没办法只好逐渐放宽限制,直到最后取消禁令,允许大陆人携家带口迁居台湾。
据统计,清朝政府刚收回台湾时,台湾的汉人只有10多万,但到了1877年,汉人已增加到300多万。移民的增加和清明政府前期推行的少收租税和政策,促进了台湾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的发展,到了10世纪中期,也就是距现在250年前,台湾已成为“糖谷之利甲天下”的祖国宝岛了。
从公元1840年开始,因为清王朝日益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不断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捣乱,先后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台湾因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又出产很多东西,更是英、法、日、美等列强想霸占的目标。
从1840年开始的50多年里,台湾不断遭到这些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这种情况使清朝政府终于认识到台湾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所以在1885年正式在台湾建立省,并任命在抗法战争中有功的福建巡抚刘铭传为台湾首任巡抚。
刘铭传在台湾执政6年,积极推行近代化的管理政策,对台湾的国防、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等事业,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台湾第一条铁路和许多近代的设施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创建的。直到今天,台湾人民还深深怀念着这位台湾近代化的奠基人。在台北市有以“铭传”名字命名的学校,在基隆火车站前还有为刘铭传立的纪念碑。清朝政府在台湾经营212年,使台湾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省份,使海峡两岸融为一体。
正当台湾军民发奋图强,加速同祖国大陆一体化的进程时,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895年4月, 清朝政府被迫在日本马关签署《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割让给日本。
消息传出,举国震惊。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同悲同愤,一致谴责清明政府的割台卖国罪行。人民一致要求惩办李鸿章,拒绝批准《马关条约》,继续抗战。在北京,从普通官员到督抚将军、宗室贝勒等500多人向朝廷上书100多件次,认为割台败坏了清明先辈统一中国的功绩。正在北京参加考试的各省1300多举人,在广东举人康有为、梁启起的发动下,联名向朝廷请愿,反对割台,历史上称之为“公车上书”事件。在台湾,人们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他们鸣锣罢市,集会抗议割台。爱国志士纷纷上书朝廷,要求誓死保卫台湾。
从6月至10月,台湾各地同胞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抗日斗争。他们在义军首领徐骧、姜绍祖、吴汤光、胡嘉猷、江国辉、苏力、黄娘盛等人的领导下,与刘永福为首的黑旗军以及部分清军一起,不怕流血牺牲,历经大小100多场战斗,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以劣势的装备,抗击着侵略者3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直到弹尽粮绝,壮烈牺牲。台湾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坚强意志和浩然正气,在台湾历史和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日本占领台湾的50年间,台湾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没有停止过。
从1895年到1945年,日本占领台湾长达50年, 在殖民统治下,台湾同胞过着亡国奴的生活。
政治上,殖民当局实行总督统治,台湾人民根本没有参与管理台湾的权利,台湾人被视作“二等公民”。
经济上,殖民当局一方面掠夺台湾工农业和矿业产品;一方面把台湾做生意赚钱的事都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且还不断加收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霸占台湾人民的土地,强行推销日本产品。
教育文化上,他们一方面把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分得清清楚楚; 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学生进行亡国奴教育, 强迫所有中国学生学日语。他们把初等教育学校分成“小学校”、“公学校”、“教育所”3种。第一种专收日本学童,设备好,师资强;第二种专收台湾地市、农村的学童,设备师资都较差;第三种专收台湾山区少数民族的孩子,各方面条件更差。到了中学阶段,学校里就没有多少台湾学生了,日本学生和台湾学生的比例约为3比2。而大学里,台湾学生更少,日台学生的比例为4比1。
1937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后,日本殖民当局把台湾变成了他们的战争基地。为了控制台湾人民的思想,殖民当局发动了所谓的“皇民化运动”,也就是要求台湾人民做“真正的天皇的臣民”,效忠日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居然把台湾所有的报纸都变成日文报纸,还把中国人常去的寺庙都关闭,强迫老百姓改用日本姓名,平常生活使用日语,学习日本的风俗习惯,改换宗教信仰,参拜日本神社, 崇拜日本天皇……总之,他们想彻底消灭台湾的中国文化和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
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经济,从一开始就遭到台湾人民的反抗。 在日本经济的50年间,台湾人民先后发动过上百次的反武装起义,这些反抗起义虽然最终都被日本殖民当局镇压,但它显示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给了日本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西方列强在中国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各种不平等条约一个接一个签订,另实际上已成了一个兰殖民地国家,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一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受苦受难。
但大陆人民并没有忘记有朝一日收复台湾的使命。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大陆进入了全面抗日战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 宣布废除中日之间以往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其中当然包括《马关条约》。
1943年,中、美、英三国在埃及首都开罗签署宣言, 向全世界宣布:抗战胜利后,要收回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的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1945年,中、美、英三国(后来苏联也参加)发布了命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其中第八条重申:开罗宣言所说的收回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一事,必须得到执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10月25日,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新任台湾行政长官兼总司令陈仪,在举行了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的投降仪式之后, 庄严向世界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和澎湖列岛已正式重新回归中国,所有一切土地、人民和各种事务都回到中国政府主权管理之下。台湾正式光复了!从此,这一天成为台湾光复纪念日。
台湾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同胞把在心中压抑了50年之久的爱国情感尽情地表示出来。 他们争购祖国的国旗,争相学习国文国语,准备热烈欢迎来自祖国的军队。
10月25日光复纪念日的那天晚上,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通宵欢宴,焚香祭祖,告慰先灵。第二天,台北市30万人举行火矩大游行,庆祝新生。高山族同胞也同样狂欢庆祝了3昼夜。人们期待着,从此以后,台湾人民能作为中国人真正当家做主人。
可是胜利的高兴劲儿没过几天,台湾人民却发现国民党派到台湾的接收官员们,工作不好好干,可明着暗着总要收受各种贿赂,占各种便宜。他们不管台湾人民生活,光想从台湾这个宝岛上榨取油水儿。他们还把台湾的物产源源不断地运到大陆,供应国民党军队跟共产党打内战。而且,国民党的“盟友”美国, 也开始在台湾发展自己的势力, 美国资本家也来搜刮台湾人民。台湾人民的心情由希望变成了失望,进而由憎恨发展为反抗。
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专卖局缉私人员和警察在台北市南京西路查缉私烟时,蛮横地用枪管将一位女烟贩打得头破血流,并且打死现场一名围观群众。此事激起台北市民的愤怒,许多人围住警察局和宪法团,要求严惩凶手,但那些国民党当官的根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第二天,更多的台北市民围攻了专卖局,并向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请愿,一些国民党卫兵公然向徒手群众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数人。这一举动激起台弱民众更大的反抗情绪。他们罢工、罢课、罢市,冲击警察局和专卖局等官府机构,夺取广播电台,呼吁全省人民起来支援。于是,全省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到处燃起了反抗国民党当局反动统治的烈火,使台湾全岛失去控制。
3月2日,台北民众成立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3月7日,这个委员会代表台湾百姓提出32条要求。但南京国民党政府认为是一场“叛乱”,下令派兵镇压。从3月8日起,国民党军两个师相继在台湾登陆,随即在全岛展开大逮捕,大屠杀,将轰轰烈烈的“二二八”起义镇压下去,被害者达3万余人。
“二二八”惨案的发生,使台湾从此进入了“一段很长的政治冬天”。它极大地伤害了台湾同胞的爱国心,玷污了祖国大陆的形象,造成了台湾省同胞对外省籍同胞长期的误解和怀疑,使当代台湾的政治生活和海峡两岸关系一直笼罩在一个阴影之中。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被中国人民革命推翻的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他们依仗着美国等外国势力的扶持和台湾海峡的天险,对抗新中国,使海峡两岸迟迟不能完成统一大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始终坚持的立场是: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海峡两岸必须实现统一,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1978年以前, 解决台湾问题的口号是“解放台湾”。1978年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家把对台湾的政策逐渐调整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就是争取用和平的方式来完成祖国的统一。统一之后,在大陆继续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则维持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这一政策受到了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广泛欢迎,但是台湾当局为了自己的利益却一直不接受。
国民党当局在刚败退到台湾的时候,曾经幻想过要军事反攻大陆,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甚至提出要“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60年代,国民党当局又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经营台湾,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的政治反攻大陆政策。1975年,蒋介石去世, 他的儿子蒋经国接班,继续坚持他父亲的做法,拒绝与中国共产党谈判讲和。80年代中后期,在岛内外强大的民主化潮流和改革开放潮流的冲击下,蒋经国被迫宣布取消在台湾实行了长达38年之久的军事戒严令,并允许台湾民众回大陆探亲,从此打开了海峡两岸人民为关闭了将近40年的大门。
从1987年至1995年,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或者来做生产和进行学术文化交流活动的已有近800万人次,其中1995年达133万人次,占台湾出境人数的1/3。大陆去台湾探亲和进行学术文化交流人员也有7000多人次,两岸人民之间日益密切的交流往来,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同胞感情。
现在,虽然海峡两岸之间的故对状态还没有根本解除,祖国还没有实现最终的统一,但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历史赋予海峡两岸中国人的神圣使命,只要海内外炎黄子孙团结一心,共同努力,这一天一定会来到。
(杭州讯)中国大陆越文化研究专家何有基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台湾高山族是古代於越族(简称越人)的一支,他们的根在中国大陆浙江绍兴一带。
中新社报道,高山族是台湾的先住民,是原住台湾的少数民族的总称,又称山胞,史学界对其来源一直没有定论。
报道说,今年62岁的何有基经过几十年潜心研究发现,高山族与越人在风俗习惯、先民遗物、造人传说等众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他认为,约在4000年前,浙江绍兴一带的部分越人,因某种变故,乘船渡海,迁入台湾繁衍生息,成为台湾先住民。
断发纹身是越人的传统习俗,断发是为适应湿热的气候和多水的环境,纹身则是在早年群婚情况下有效防止乱伦的一种措施。如今的台湾高山族也有断发纹身的习俗;越人崇拜鸟神,以鸟为图腾,把鸟作为至上的象徵物饰於器物。台湾高山族也有崇鸟风俗,传说中“鸟神”曾为山胞取来火种, 在如今山胞的屋脊上,依然点缀有鸟形的器物。
台湾至今仍盛行“鸟占”(或称“鸟卜”)。何有基考证认为:“这种能预卜祸福的鸟,其呜叫声、体型和毛色与绍兴的麻雀十分相似,这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同一种鸟崇拜的遗存。”
何有基说:“高山族同胞的建筑形式,如建在桩上的公廨和仓库等,与越人居所完全一样。此外,高山族同胞的腰机纺织、饭稻羹鱼、父子连名、贯头衣和筒裙、屈肢葬等传统,乃至孕妇禁忌、谈梦忌讳,都可以从越人的习俗、禁忌中找到印证。”
高山族与越人先民在遗物方面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80年7月,台湾台东卑南乡发现大批石棺, 出土了大量石器、陶片及玉器。考古学家最後确认这些文物和中国大陆古代百越族的遗物非常相似。更令人惊讶的是,台湾大坌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印纹陶器,与河姆渡的印纹陶器仿佛是同一模子里出来的,这为台湾先住民源自中国大陆越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越人善作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船用木桨表明,早在7000多年前,越人的先民即以船为水运工具。何有基认为,4000多年前,要想横渡风急浪高的台湾海峡,必须具备能抵御风浪的船只和高超的驾舟技能。“现有的资料证明,当时祗有越人具备这样的条件。”
何有基还从古籍和高山族口头文学中找到了许多证据。他认为,《後汉书》、《山海经》等记载的有关狗祖先的故事,与高山族流传的狗祖先故事极为相似。高山族关於乘船渡海、另觅居地的说法,与《後汉书》中“瓠”的後人“浮之会稽南海中”的记载也不谋而合。
何有基的论点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史式教授与台湾历史学家黄大受最近编着的《台湾先住民史》,就明确地指出,台湾的布农等族是百越先民的一支。浙江大学教授陈桥驿在今年出版的专著《吴越文化论丛》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认为台湾是当时越人比较容易到达的地方。
何有基说:“我的学术考证证明,台湾最早的居民来自中祖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台湾与大陆血肉相连,密不可分。”16史志记载一千八百年前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州
本报讯“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史志编纂的工作者,最近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早在1800年以前的史志记载中,台湾就是中国临海郡的一个州,这件历史事实,是批驳吕秀莲台独谬论的又一铁证。”这是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编审杨静琦,近日在此间的一次研讨会上讲到的。
杨静琦说,三国时期(公元220—287年),当时的吴国编纂有一部临海郡(今浙江省临海县)的地方志书。这本书为吴国丹阳太守沈莹所纂,书名为《临海水土物志》,亦名《临海水土志》、《临海异物志》。书中记述有今台湾的地形、气候、土壤、植被、农业、渔业、民俗风情等。三国时今台湾称夷州,属临海郡。书中记载,“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画土地,人民各自别异。……土地富饶,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能作细布,亦作班文布,刻画其内。有文章以为饰好也。”我还查阅了《三国志·吴志》的有关部分,亦记有当时的夷州人经常渡海到会稽(今绍兴)货布(卖其自织的细布、班文布)。临海郡的人在海上作业时,遇有风暴,经常到夷州避灾,亦有移居夷州者。以上真实的史志资料,千真万确地说明,1800年以前今台湾(古夷州)与今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 同属三国时吴国的临海郡。
杨静琦原为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副主任,离休后依然从事地方志研究,现已参与审阅地方史志200本,有19本数百万字的专著。她说,我在发言中引用的资料,出自山西省地方志专家刘伟毅1997年出版的《汉唐方志辑佚》。原《临海水土物志》因是1800年以前的志书已散佚,是刘伟毅根据古籍中的部分资料查阅保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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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社会发展得到了很大进步。但是,公共管理则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原因是因为公共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错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管理也应当与市场接轨,如今,加快公共管理市场化成为我国公共管理改革的趋势。
在现代的管理中,授权越来越被大家所接受,因为授权可以分解上级部门的工作负担,增强下级部门的工作主动性,激发他的创造性。授权主要通过分散决策与政策执行的权力来进行,也可以通过将大部门分散成若干小的机构或者将职权下放给较低层的政府机关等方法来实现。有了自主权力,公共服务部门才能对市场灵敏地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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