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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通篇报告中,有六处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字眼:过去五年最大的成绩归根结底就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而体现在思想上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而科学发展观就是这一路径指导下的最新成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必将引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就是在超时空思维指引下,构建融会中西、贯通古今、“道法自然”、揭示规律、“格物致知”、统一科学、捍卫真理、统一信仰、强化“两个巩固”、引领世界潮流、指引人类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语言系统和话语体系,完成辩证唯物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终结西方的“哲学终结论”和“资本主义终结论”,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精神、智力、方法支撑。
通过学习一系列重要讲话、报告和十八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给我们以最直接的震撼和感悟,就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的到来必将引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以同志为的党中央实现了贯彻落实党的精神第一年的良好开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的到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开启中国未来三十年、六十年、九十年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承前启后、开创未来,十八届三中全会责无旁贷、毫无悬念地具有划时代意义。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我们应当拿出什么样的理论创新成果来回应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两个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自成完整体系。经过邓小平理论“面”的描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线”的勾勒,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点”的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面、线、点三要素具备,也完美地自成体系,让后来者几乎无法再续进新的内容。怎么办?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的到来能不能引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是,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
2011年,国家将“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写进“十二五”规划纲要;同年,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2012年,党的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这一系列意见、论断、指引,体现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达到一个又一个新高度、进入一重又一重新境界,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意见》出台近十年,十年磨一剑,我们应当交出一份比较圆满的答卷。
我们认为,开启的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的到来必将引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必将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真理体系的基础性整体性飞跃和突破,实质上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为哲学真理体系的基础性整体性飞跃和突破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两次飞跃为哲学真理体系的基础性整体性飞跃和突破提供了理论基础、阳光雨露、光辉指针;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哲学思想文化,为哲学真理体系的基础性整体性飞跃和突破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不能搞文字搬家游戏,不能仅仅是对导师、领袖们的经典著作进行重新梳理,不能仅仅是对现成的理论观点、思维成果、基本结论进行逻辑调整,编纂一批批新的教材体系就算交差、完事。既然是真理体系的基础性整体性飞跃和突破,就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实现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构建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方向,必须通过解答一系列全局性基础性课题,达到“既符合社会实践和民众生活的现时代迫切需求,又符合中华民族、地球人类未来发展战略需要”的目标。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要求我们必须拥有广袤的宇宙视野、博大的政治胸怀、高超的战略智慧、敢于担当的真理勇气、挑战未来的雄才胆略,来进一步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反对食古不化、全面复古,反对妄自尊大、闭关自守,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反对关门主义,淡化师承姻亲、抛弃门户之见,汇聚正智慧、凝聚正能量,团结一致向前看。
要站在太空地球村时代的高度,站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尖锐化的高度,站在夺取国际话语权的高度,站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在实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构建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过程中,说到做到科学不分界别、学术不设禁区、思维不受禁锢、真理不套牢笼、人才不定标签、英雄不问出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一切妨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指导思想和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进一步揭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统一科学,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真理,统一辩证唯物主义文化精神信仰,强化“两个巩固”,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精神、智力、方法支撑。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面临的全局性战略性重大现实课题:
(1)如何拯救全球环境生态危机、人文生态危机和中华文化信仰危机。
(2)如何构建并运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语言系统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故事,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开放、贯通古今、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3)如何在世界思想多元化中确立主导,如何在人类文化多样化中达成共识。
(4)在西方文化霸权阴影笼罩下,如何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形而上”思维方式在现时代重新放射出真理智慧的光芒,早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从而为中国人的“三个自信”再增强一个文化自信。
(5)如何克服和避免政党信仰与民众文化灵魂之间的两张皮现象。
(6)如何强化“两个巩固”,根除腐败。
(7)如何早日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8)如何确保中华民族顺利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不能引领世界潮流并指引人类未来,从而终结西方的“资本主义终结论”?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面临的基础性前瞻性高端前沿课题:
(1)为什么文化精神具有超时空性?宇宙万物是否皆具有超时空性?认真梳理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最具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术研究价值的关键词“跨越时空”、“超越时空”,不应当被中国学术界忽略。2009年4月,同志指出:“焦裕禄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永远定格在历史上,永远不会过时。”同年10月,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上又指出:“我们认为,文化的影响力是超越时空、跨越国界的。”标志拥有超时空思维的这两个论断,实质上提出了“文化、精神在本质上是超越时空的”,这一现代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时代性国际性前沿高端重大课题。
(2)在人类社会和思维诞生之前,什么与存在对立统一?什么与物质对立统一?西方哲学通常把思维和存在、物质和意识当作对立统一的两对重要范畴。显然,在人类社会和思维诞生之前思维不可能与存在对立统一,意识不可能与物质对立统一。这一课题击中了西方哲学的智慧盲点、文化软肋。解答这一课题也会让唯心主义失去自然根基。
(3)意识的共性和个性是什么?列宁完美解答物质的共性与个性是客观实在性之后,还没有人解答意识的共性与个性课题。
(4)意识有没有空间时间自然形态?意识的空间时间自然形态是什么?现行中国大中专哲学教材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基本上是从苏联哲学体系引进的。苏哲体系时空观认为“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方式”[1],主观武断地让物质运动独占了空间和时间,把思维和意识排斥到了自己的时空观之外。依据恩格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2]的经典自然时空观,找不到思维和意识的空间时间自然形态,就无法从理论上证明思维和意识的存在。而实际上,思维和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且是不同于物质运动的客观存在。苏哲体系时空观与全面彻底系统完整科学正确的恩格斯经典自然时空观相比较,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矛盾和冲突。
(5)意识的本质和规律是什么?专家们认为,意识的本质是当代最具挑战性的基本科学问题,一旦突破将极大深化地球人类对自身和自然的认识,引起信息与智能科学技术新的革命[3]。找到意识的空间时间自然形态,且不与物质的空间时间存在方式相冲突,是捍卫恩格斯经典自然时空观的必然要求,是揭示意识的共性和个性、本质和规律的突破口,也是揭示文化精神具有超时空性、宇宙万物皆具有超时空性的突破口。
(6)中国人能不能率先揭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
(7)中国人能不能率先实现科学的自然统一,进而实现人类科技文化智慧知识体系的统一,从而终结西方的“哲学终结论”?
(8)中国人能不能成为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领头羊?
(9)中国人能不能夺取国际思想文化科学技术话语权?(10)中国人能不能率先实现人类文化精神信仰的统一?
超时空思维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智慧启迪、方法指引。经过进一步探索不难发现,超时空思维具有很强的融贯性,不仅仅文化精神具有超时空性,而且宇宙万物皆具有超时空性。超时空性的本质是宇宙万物之间相对的空间差、时间差、时空差。空间差、时间差、时空差是万物运动的根本动力,是人类认识的起点、创新的摇篮、智慧的核心、文明的灵魂,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不竭动力源泉。宇宙万物的超时空性还泛指宇宙万物相对于人类社会和生命个体,具有空间上的普遍性、广泛性、广袤性、深邃性、多样性、复杂性、宏观性、微观性和时间上的短暂性、持续性、恒久性。超时空性是实在性与虚在性、超越性与局限性、无限性与有限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对立统一体。
人类社会的一切发现发明创造,皆源自对宇宙万物之间相对的空间差、时间差、时空差的发现、认识、创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是超越时空的科学技术,现代交通通讯是超越时空的交通通讯,离开地球人类一次又一次对时空的超越,就没有现代社会的一切。但人类对超时空现象和规律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和水平,还没有公开的公认的高度理论化、系统化的超时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超时空思维抓住了宇宙万物、文化精神的内在本质,碰撞触动了我们这个时代超越时空的时代精神和时代总特征,点拨叩响了我们这个时代超越时空的主旋律,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生存发展持续不断超越时空的总规律、总趋势、总方向。
超时空思维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涵盖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贯穿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渗透方法论、认识论、实践论,架通高新科技和民众日常生活,是揭示宇宙奥秘、打开人类智慧知识宝库的金钥匙,为解答上述一系列全局性、基础性课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智慧启迪、方法指引;为中国人率先揭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为实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为统一辩证唯物主义文化精神信仰,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地球村时代的辩证唯物主义――超时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开启了智慧之门。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有新内涵、新高度、新境界。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19世纪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代表了19世纪上半叶地球人类(西方)思想的最高成就,构成马克思主义三大直接理论来源。可见,马克思主义直接理论来源中,缺少的正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哲学思想文化这堂课。列宁主义、苏哲体系、西方哲学,均不可避免地缺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堂课。缺课现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本原因,也是西方哲学、文化、文明应当中国化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就是不但要进一步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精神相结合,更要进一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根部对接、深度融合,为辩证唯物主义添加中华文化元素、智慧因子,为马克思主义打上中国文化烙印、智慧标签,且能进一步揭示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统一科学,捍卫真理,统一信仰,强化“两个巩固”,解答中华民族、地球人类面临的诸多现实课题和思想困惑,更加管用。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时代化,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根部对接、深度融合的基础上,揭示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实现科学的自然统一,完成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没有飞机、没有宇宙飞船的时代,人类的活动足迹限制在地球生物圈以内,人类的哲学思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创新重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必然趋势。
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时代化课题,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紧扣时代精神、时代特征、时代主旋律和社会发展的总规律、总趋势、总方向,进一步揭示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实现科学的自然统一。依据人类活动足迹所达到的时空领域,我们可以将人类社会的过去、现代和未来,划分为五个时代:森林莽原时代(原始社会)、内陆近海时代(封建社会)、远洋新大陆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兴盛、社会主义社会诞生)、太空地球村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并存之后,逐渐过渡到“全民共享社会物质文化生产劳动成果”的初级共产主义社会),将来地球人类超出太阳系、银河系,发现外星人之后,可能进入银河系地球人时代(实现“全人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生产劳动成果”的高级共产主义社会)。
以美国人登月为划时代标志,人类已经进入太空地球村时代。太空地球村时代的社会标志是高度发达的现代交通、现代通讯。现代交通、现代通讯日益改变着社会生产方式和民众生活方式,其本质就是不断超越时间和空间对地球人类的种种局限,让我们生存的星球变成远隔万里也可朝发夕至、远在天涯海角却也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社会信息化的本质就是以光的速度超越时空传递信息。社会信息化、信息光速化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支撑、核心标志。我们的时代迫切需要将现代科学、现代技术、现代意识、现代思维理论化、系统化的“太空地球村时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大众化,就是将辩证唯物主义揭示出的宇宙万物一般规律转化为民众的日常行为准则和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民众谋生手段和发展智慧,实现地球人类文化精神信仰统一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思维规律、人生规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由于马克思主义客观地存在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哲学思想文化缺课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信仰与灵魂两张皮现象,即政党倡导的信仰与部分党员和民众的灵魂深处的文化传统信念不统一、不一致的现象。
所谓信仰不仅要管思想灵魂,而且要管日常行动。之所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近一百年来,仍然是政党的信仰、政府的信念,始终没有更深入地转化为广大民众的生活信仰、人生信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从而导致社会乱象丛生、诚信缺失、道德滑坡、消极腐败滋生漫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没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更加深刻的对接、融合,没有实现政党信仰、民族信仰、社会信仰、生活信仰、人生信仰在更高境界上达到协调一致、有机统一。
这是中华文化信仰危机的思想根源。信仰是一个民族核心层次、灵魂级别的内生力量。没有信仰、没有方向、没有原则、没有责任的民族和社会,是非常危险的民族和社会。信仰问题,信仰与灵魂两张皮现象,是我们的党和国家、我们的民族和社会面临的比消极腐败更加可怕百倍的危机和风险。通过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让政党信仰、民族信仰、社会信仰、生活信仰、人生信仰在更高层次更高境界上达到自觉的协调一致、有机统一,从而实现党性、人民性、规律性与文化精神信仰的高度同一、统一,是达到“两个巩固”的根本标志。“两个巩固”是击溃西方文化渗透伎俩的精神支柱,是挫败敌对势力政治颠覆活动、和平演变图谋的智慧神器,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法宝。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必须特别注意克服彻底复古、全盘西化两个极端主张和倾向。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彻底复古的道路走不通。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全部是内陆近海时代以前的产物,受到地域、历史时空严重局限的中华传统文化、文明,不可能让太空地球村时代的中国成长为现代国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通过时代化,即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碰撞、洗礼、改造、提升,完成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之后,才能古为今用。我们在坚决反对彻底复古的传统保守主义的同时,还要坚决反对全盘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也就是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全盘西化的道路更加危险,将有可能覆灭中华文化、中华文明。
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我们更应当站在率先揭示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率先实现科学的自然统一、率先完成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终结西方的两个终结论的基础上、高度上、境界上,在拥有文化自信、自豪、自尊和尊严的精神思想状态下,俯视、透视、吸纳、借鉴西方文化、文明,更加全面彻底系统科学地学习研究西方文化的根源和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而不是盲目崇拜、仰视西方文化、文明。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更要始终牢记自己的文化使命,就是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新文化走向世界。西方文化、文明只有被中国人进行时代化、中国化的改造、提炼之后,才能洋为中用。这是充满哲学智慧且不丧失本民族文化灵魂的学习西方文化、文明的方式方法。
可谓发达先进的西方文明有两个致命的终结论思想。一个是资本主义终结论,宣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直到人类终结,都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社会制度。一个是哲学终结论,主张解构同一性的思维,解构、摧毁形而上学,以至于解构哲学,迎来哲学的终结,宣称哲学的使命已经被科学取代,人类不可能再产生大一统哲学。两个终结论禁锢了西方人的思维和行动,让西方人故步自封、不思进取,阻滞了西方“现代”文明进程,本质上宣告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终结。西方文化、文明由于受到两个终结论的深刻影响,不可能率先达到揭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统一科学、统一信仰、克服两个生态危机、指引人类前进方向的智慧高度、时代高度、未来高度,根本不能算彻底的现代文化、现代文明,不值得中国人顶礼膜拜、奉若神明,不值得中国人盲目地把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闻“自由”当作救世良方。
当马克思主义吸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哲学思想文化的智慧力量,实现文化灵魂的中国化之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显示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必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终结西方的“哲学终结论”和“资本主义终结论”,必将让中华文明在西方人如梦初醒般的惊呼声中实现弯道超车。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目标:在超时空思维智慧启迪、方法指引下,通过解答上述一系列全局性、基础性课题,完成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即率先揭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率先实现科学的自然统一、率先实现人类科技文化智慧知识体系的统一、率先实现辩证唯物主义文化精神信仰的统一,终结西方的“哲学终结论”和“资本主义终结论”,勇做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领头羊,夺取国际思想文化科学技术话语权,构建融会中西、贯通古今、“道法自然”、揭示规律、“格物致知”、统一科学、捍卫真理、统一信仰、强化“两个巩固”、引领世界潮流、指引人类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语言系统和话语体系。
在超时空思维指引下,在社会实践和民众生活的各个层面,广泛运用超时空新哲学、新思维、新理念、新方法、新文化,推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坚定而自豪地迈向更加自然、全面、彻底、系统的、能够保持环境生态和人文生态可持续科学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强国、现代文明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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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婚在我国经历了先秦(现象普遍存在,儒家思想中禁止再婚)、秦汉(行为依然存在,但是限制思想进一步系统化)、魏晋南北朝(法规沿袭前朝,言论有所放宽)、隋唐(再次放松)、宋代(法律条文的固定少动和礼教思想渐趋严酷下社会风气的改变)、明代(较唐代更为宽松)、清代(妇女改嫁要受到强大的宗族阻力,法规也有刑法的规定)至国民时期(废止了关于妻子再婚必须服完夫丧的规定)的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再婚制度的历史沿革与法律透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古史,浩浩五千余年,本文试图在纵向的历史发展中分析妇女再婚的法律规定和社会观念的演变。同时,由于在中国古代那样的“前市民社会”中,民间习惯和道德观念(即广义上的“习惯法” )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往往不逊于国家的制定法,笔者在每一个历史断面上,都对当时制定法以外的道德观念以及社会舆论的演变过程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通过对历史的追述,尝试提出对此问题的一些粗浅思考。
按照现代家庭法的观念,婚姻关系解除后,各方都有另行结婚的权利。古代的情形却大不相同,男性拥有再婚权,当属无疑,而女性行使再婚权,往往受到很大限制,甚至根本不可能。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人类进入父权社会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兴起,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骤然下降。文明社会以后的各种人类文化无一例外地都将男尊女卑作为当然的社会观念和道德规范。妇女的各种权益,包括再婚权,也必然受到限制,中国古代妇女的情况也不例外。
不过,始终处于独立发展状态下的中国文明,在社会组织结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意识形态观念上,都与西方文明有着很大的差异。相应地,中国古代妇女再婚权的演变历史也就具有明显的独特之处。 《儒林外史》中王三姑娘在父亲鼓励下绝食而死和《祝福》中祥林嫂再嫁后的悲惨命运,作为艺术中的形象早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省份的农村至今还保留的贞节牌坊,更使人们为旧时代妇女的命运唏嘘不已。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中国古代妇女是被严格要求从一而终、决不可以再嫁的。艺术作品、野史记载甚至某些思想家、政治家的著作都只能从一个角度折射当时的社会现实。要精确地了解中国古代妇女再婚权,应该从正式的法律文献和严肃的历史记载中去考证。
脱离初民社会不久的先秦时代尚处于人类文明的幼年时期。形成于原始社会的一些习惯制度还留有遗存,诸如女子地位较高、自由婚姻尚普遍这些事实,都是这一点的体现。同时,奴隶主阶级的宗法制度也在不断强化,从原始社会仪式演变来的礼制经过改造,在西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愈益增大,并为春秋时期兴起的儒家思想所尊崇和提倡。 表现在婚姻制度上,一方面,宗法制下的男尊女卑、包办婚姻在西周以后已经成为社会观念普遍尊崇的婚姻原则。另一方面,某些问题上,仍留有一定的早期社会男女平等的痕迹。 按照周礼的规定,男性贵族可以娶妾多人,但正妻只能有一个。如果元配妻子亡故,理论上男子不能再娶妻,再婚的配偶只能称作继室,而必须保留亡故妻子的元配正妻地位。《公羊传》上讲:“诸侯一娶九女,诸侯不再娶。”这个习俗在礼制上流传到后代。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地主统治的大王朝——明朝,就有这样的惯例:每一个帝陵中的附葬皇后不止一位,有生前取得皇后地位的,还有凭“母以子贵”死后追封的。但只有元配皇后可以享受先于皇帝葬入地宫的优待,继任的皇后或者本无皇后名分而追封的只能死后先葬别处,待皇帝入殡后,再行迁葬。同样道理,虽然早在西周,礼制上就已经出现了反对妇女再嫁的言论,如《礼记·郊特性》篇:“一与夫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再嫁”,但是,在中国的民间,这一观念还未广泛地流行。这是因为:一方面,原始社会中女性的高地位还有一定的遗存;另一方面,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也使得繁衍人口成为早期人类社会的重大任务,而严格地限制妇女改嫁显然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繁盛。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旧有的礼制传统和社会秩序崩坏净尽,同时,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体现在思想文化上,则出现了各派学说异彩纷呈、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个时期,主张限制丧偶妇女再嫁的只是一般的学说,没有什么普遍性的约束力。同时,这几百年间战争频仍、人口损失惨重,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更多的劳力,这使得婚姻所承担的繁衍人口任务更为重要。于是,连青年男女的私奔在当时都不被绝对禁止,孀妇再嫁自然就不成问题了。甚至在诸侯国君中,这种事都屡见不鲜。史载卫宣公和其继母私通,所生子长大后迎娶齐女,宣公见齐女貌美,竟劫夺来据为己有。《诗·邶风·新台》就是卫人讽刺宣公之作。宣公死后,其庶长子公子顽又迎娶宣姜,生子女多人,有二人后又继为国君。卫人又作《墙有茨》刺之。其贵为国君,竟然迎娶再嫁、三嫁之女,而且其后代并未受到歧视,可见此风俗的普遍。从现存的关于先秦时代法律规定的残存记载中,也未见有对妇女再婚作出限制之处。 当然,丧偶妇女的再婚是有一定限制的,即必须为丈夫服满丧期,必须遵守社会习惯中对婚姻成立要件的规定,等等。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贯彻法家思想,讲求国家利益至上,礼法道德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秦代家庭立法中,妇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丈夫拥有平齐地位,如妇女可杀死通奸丈夫,丈夫殴妻与妻殴夫同等处罚,等等。反映在妇女再嫁的问题上,也就非常地宽容。从江陵张家山汉简中有关秦代法律的记载可以看出有“夫死而妻自嫁,取者勿罪”的规定。秦始皇“会稽刻石”的一句“有子而嫁,倍死不贞” 千百年来被看作是限制有子孀妇再嫁的规范,经现代一些学者考证,认为并非限制丧偶妇女,而是对未婚先孕作出否定性的评价。
西汉武帝之后,儒学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官方的正统思想。儒家所提倡的道德、礼法标准也就愈益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逐渐地成为社会主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两汉时的儒者和官僚发挥了先秦典籍中关于男尊女卑思想的表述,对妇女再嫁问题给出了道德上进一步否定的评价。班昭《女诫》中说:“男有再娶之意,女无再适之文。” 以一个妇女的口吻对同性的自由作出严格限制,千百年来贻害深远。两汉时的统治者也开始旌表守节孀妇,汉宣帝就曾于神爵四年(前58年)给颖川一带的“贞妇顺女”奖励布帛。东汉以后,这种举动变得非常频繁。 不过,两汉时正统儒者的言论尚未完全拘束人们的社会行为。
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古诗《孔雀东南飞》叙述东汉建安年间的故事,刘兰芝不见容于婆母,其夫被迫出之,回到本家之后,马上就有众多提亲者找上门来,可见妇女再嫁、即使是被出妇女的再嫁,都不是羞耻之事。
三国时代,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为了生息繁衍,统治者对婚姻的要件给予了宽松的规定。当时遇有凶荒战乱之年,“六礼”可以不备,只要见过舅姑,拜堂成亲,就算履行了仪式。对于妇女再婚的问题,同样沿袭了汉代法律的宽松规定。《三国志》记载吴主孙权就曾纳丧偶妇女徐夫人为妃。魏文帝曹丕的皇后甄氏原为袁绍子袁熙之妻,袁绍被曹氏打败后,归于曹丕,后来失宠,据说是与曹植有染,后人还从中附会出了著名的洛神传说。
西晋统一全国后,礼教纲常曾在短时间内又有所抬头,晋武帝多次颁布诏令,禁止士庶为婚、严明嫡庶之别。对于孀妇改嫁问题,和东汉时的情形类似,官方意识形态中已经频繁赞扬守节的烈女,而民间改嫁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东晋十六国以及随后的南北朝对立,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动乱时代。多年的战乱使社会生产倒退、人口锐减,尤其是北方,不但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内,文化亦停滞不前。反映在婚姻法律制度上,各统治王朝由于时间短暂,忙于应付内乱和战争,无暇创制,因此对汉晋制度改变不大。 大体来讲,在东晋、南朝的宋、齐两朝,以及北方的十六国、北魏时期,由于玄学的兴起,儒学处在相对低潮的发展阶段。反映在家庭法领域,妇女的地位略有提高。东晋时甚至出现了以女休夫的情形。至于妇女再婚,也较为普遍,刘宋朝的公主普遍和驸马不和,纷纷被皇帝准许离婚再嫁。 但是,南方到了梁代以后,儒家礼教开始重新兴盛,统治者对于贞节烈妇的宣传也开始升级。《梁书·顾宪之传》:“有贞妇......少孀居,无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夺而嫁之,誓死不许,宪之赐以束帛,表其节义。”这样的例子在梁、陈两代渐多,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社会风气和舆论导向。 同样,在北方,即使是十六国和北魏初期的长期战乱时期,宣传妇女节义的论调始终不绝于耳。北周政府正式下达诏令,宣布“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这也是效仿历史上汉、晋这些汉族政权的措施的一种举动。
隋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思想文化观念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同时,由于北方异族文化和中原文化在这之前几百年间的交融,北方民族重视妇女地位、婚姻自由结合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因此,在隋代和唐朝初年,社会舆论和官方立法对妇女再婚的问题显得非常宽容。 具有北方民族血统的唐代皇室,在一言一行为天下垂范的情况下,自身对妇女的再婚曾经毫不在意。据《新唐书·公主传》的记载计算,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者即有二十九人,其中有五人甚至三嫁。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皇室如此,民间更是家常便饭,大儒生房玄龄、韩愈的夫人或女儿都曾改嫁。可见当时,“女无再嫁之文”的古训一定程度上被人们遗忘,即使是主张道德文章的正统知识分子们也不以改嫁为非。《旧唐书·列女传》记载:“楚王灵龟妃上官氏,王死,服终,诸兄谓曰:‘妃年尚少,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常范。’”这说明当时年轻又无子的孀妇改嫁,是社会的常例,“守节”说不定才是不正常的。 与此相对应,男子,甚至是贵族男子娶再婚妇女,也不以为耻。众所周知武则天原为太宗才人,是正式的嫔妃,结果被高宗立为皇后。杨贵妃本是唐玄宗子寿王妃,却改嫁玄宗。这些在后人看来属于乱伦的行为,却在唐代皇室中公开地存在。至于朝廷大员、知名人物,娶再嫁之妇更是司空见惯。
关于唐代妇女再婚的普遍性,前人已颇多论述,笔者这里只强调两点:
1.唐代丧偶妇女的再婚,并不是毫无限制。居夫丧不得改嫁的古老规定,继续得到贯彻。《唐律疏议·户婚》“居父母夫丧嫁娶”条曰:“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由于唐以前的具体立法资料缺乏,这是我们所知的违反居夫丧不得改嫁的古训所受处罚的最早规定,从中看出处罚还是比较重的。 另外,在唐代中前期,社会规范虽然没有大力提倡妇女守志,但妇女若自愿终身不再嫁,还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唐律疏议》在“夫丧守志而强嫁”条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在疏议中解释到:“妇人夫丧服除,誓心守志,唯祖父母、父母得夺而嫁之。”不过,从条文来分析,其实女子守节是受很大限制的。在一个社会风气并不特别注重贞节的时代,父母、祖父母很可能逼迫女儿改嫁。
2.唐代妇女地位之高,不但和其后的封建王朝相比,给人以极深的印象,而且也超出了在它之前的时代。所以,有唐一代,尤其是中前期,女主临朝的事情屡见不鲜。高宗后武氏、中宗后韦氏、肃宗后张氏,都是掌握实权、炙手可热的政治女性。本来两汉以降,社会规范中关于妇女再婚的问题已经趋严,至南北朝,虽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贞节烈女的事迹还是被大力提倡。而唐代前期,这种道德观念简直就处在为社会舆论所忽略的境地。究其原因,和中华文明此时处在极盛之时,全民族充满了自信,统治手段空前绝后地宽容,思想文化道德各方面的钳制明显地低于其后历代王朝等原因不无关系。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思想控制反而甚于从前。公主改嫁、母后临朝等情况都趋于绝迹了。因此,盛唐时期对于女子再婚问题的宽容,是中国法制史和社会习惯史中的特例。今人研究此段历史,固然应为我们民族在一千多年前就拥有的宽容、先进的制度规定和社会风尚而倍感自豪;另一方面,也不要妄自尊大,给予其过高的评价。须知,这点理性的光芒马上就被继起的礼教的浓雾所吞噬了。
盛唐的辉煌之后,南北宋在政治、军事实力上都明显地孱弱无力。但是,笔者以为,宋代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有很高的地位的。这个时期,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票据在交易中广泛使用;文化继唐朝之后继续发展,文官政治的实行、科举制度的完善都值得今人研究、参考。不过,宋代中国也出现了另外一个影响了其后近一千年的思潮,那就是儒学的变体 – 理学。程朱理学极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维护封建纲常、摧残人性需要。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蔑视妇女的权益,甚至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理学的影响和长期渗透下,从宋初到南宋的几百年间,民间对于妇女再婚问题的舆论评价和社会风气本身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宋初,仍乘唐代遗风,社会上妇女再嫁之风流行。皇室内部经过五代时的多年变乱,甚至连唐末制定的公主不得再嫁的规矩也不遵守。太祖之妹初嫁米福德,守寡后改适高怀德。社会名人中,大文学家范仲淹幼年丧父,随母改嫁,长大后才归宗。宋仁宗时颁布了类似唐宣宗当年的规定,宗室有子者的改嫁被禁止,但民间改嫁之风终北宋年间,未见式微。 周敦颐、程颐等所宣传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在北宋当时影响并不很大,程颐的侄子亡故,媳妇也未能守节。但是,南宋以后,礼教之风渐趋严厉,一面有朱熹等不遗余力地推行,控制了知识分子的观念;另一方面,其在社会生活中也开始显出巨大的影响。在这以后,绝无皇室公主和亲王郡主多次下嫁的记载,一般的官宦人家之女,再婚的状况也逐渐减少。与之相对应的是,《宋史》、《元史》列女传中的节妇、烈女的记载与前代相比,大为增强。
本来《列女传》这种体裁是刘向所创,范晔在《后汉书》中首次将其列入正史之中。早期几部史书所赞扬的列女系各个领域优秀的妇女,如拯救父亲的缇萦,文才卓著的蔡文姬、辅佐丈夫的乐羊子妻等,相当于一部“各行业出色妇女传”。但《宋史》之后,所谓列女几乎全都是保持贞操、不事二夫的节妇,当然有立志守节的,也有不堪匪徒凌辱、与之同归于尽的。总之,修史者认为妇女唯一值得旌表的品行就是坚守节操,其他的才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列女传》成了地地道道的“烈女传”。 当然,南宋时的著名妇女,和其后几个朝代相比,还是可以发现偶尔改嫁之例的。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本来与赵明诚为夫妇,恩爱美满,生活幸福。金兵的铁蹄踏碎了她悠闲的生活,南渡以后不久,赵明诚就去世了。李清照又改嫁给周汝舟为妻,婚后发现丈夫人品低劣,有违法行为、不堪共同生活。清照又告官检举其夫,其夫被法办。宋朝法律规定,妻告夫者,即使所告为实,也要“徒二年”。清照为友人救助,才免于身陷囹圄,并与其夫离婚。但是,李清照后半生的这段经历却往往被欣赏她才华的文人所隐去,可能是认为她的行为不大光彩,有损于冰清玉洁的形象吧。和上文举过的蔡文姬的例子相比,人们在妇女改嫁问题上道德评价的改变,可见一斑。
本来,在礼教中反对妇女再嫁是早在西周时就如此的。但是,长期以来,儒者提倡是一回事,民间百姓的观念是另一回事。禁止妇女再嫁的思想向民间渗透得十分缓慢,顶多在贵族和士大夫中间蔓延。而且,在特定的时期,如唐代,还出现过回潮。但是,宋代以后,这一观念开始向民间延伸,并愈益成为主导平民道德评价的社会整体规范。其原因非常复杂,详细分析显然非本篇小文所能承载。笔者以为,大略来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众所周知,随着封建制的渐趋腐朽,统治者已丧失了盛世时的博大胸怀和宽容气度,为了维护自己王朝的地位,不断加大对平民、对社会的控制力度,法律和道德规范也越来越干预人们的私生活。第二,科举制的逐渐推行为贫苦的平民阶层子弟提供了走上仕途的机会,促进了社会的纵向流动、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但这同时也促使礼教思想开始在贫民阶层的读书人中间扎根,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基础。有些大的宗族,祖上有一人作过高官,许多代之后,还会严格遵守其订立的家规族规,而这些成文族规往往有着极浓厚的礼教色彩。 当然,从表面的法律条文上看,《宋刑统》中关于妇女再婚的条款照搬了《唐律》中的规定,仍然只有“居夫丧改嫁”和“立志守节而强嫁”两条罪名,规定的刑罚也完全一样。但是,法律规范的沿袭并不意味着宋代妇女在再婚问题上可以和唐代妇女处在同一地位上。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一方面由于蒙古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广大中原和南方的人民忍受着空前的不平等待遇;另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的某些习俗也在这一时期流传到了全国,使元代的社会风俗和法律规定都呈现出一些独特之处。北方民族盛行兄死,嫂改嫁于弟的习俗。这个古老习惯从当年的匈奴族起就已存在。西汉初年,汉王朝和匈奴签定和亲之议,高祖和单于以兄弟相称。高祖死后,冒顿单于致书吕后,要求吕后嫁给她。其实这在匈奴来说是正常风俗,但这在中原汉族看来是奇耻大辱。吕后大怒,但这个强悍的女人在国力虚弱的情况下也无可奈何,只得致书单于说:“您没有忘记我,真是我的万幸。但我年老体衰,齿发脱落,不能侍奉您,今献上车驾几辆,权当我在您身边侍奉。”堂堂一国皇太后,这样哀求别人,也算是颜面丧尽。[22]这一习俗建国初还在某些少数民族中流传。
元代时,该习俗不但在进入中原的蒙古人中继续存在,还进入了汉族居民的生活之中。《大元通制条格·户令》中记载了很多小叔收嫂的例子。叔嫂成亲,在汉族传统习俗中,本属于亲属间相奸,这是少数民族习俗对中原文化发挥影响的一个实例。但是,嫂子改嫁小叔,不但在伦理上使汉族人难以接受,而且也产生了法律冲突。元代法律对于汉族男女婚姻继续了“有妻不更娶”、“守志者不得强制改嫁”等限制,而如果小叔原有妻又收嫂,在法律上就无所适从。基于此,元中期以后,对于收嫂给予了逐渐严格的限制,如:嫂仅订婚不收继、叔已有妻不收继、叔嫂年龄相差悬殊不收继等。而且,蒙古族风俗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收继制度,象侄儿收养婶母、兄收养弟媳,因为和汉族传统礼教太不相容,不在汉族地区实行。 当然,其中最严的一条,还是沿袭前代规定立志守节的妇女不得被强制改嫁。 至元十三年三月,户部在上奏中认为“今后此等守志妇人,应继人,不得骚扰,听从所守,如却行召嫁,即各断罪,仍领收继。”对于守志孀妇,元政府和前代一样给予表彰,大德八年正月的诏书讲:“妇人服阕守志者,从其所愿。若志节卓异,无可养赡,官为给粮存恤。”《元史》所收入的节妇烈女也不比前代为少。随着蒙古统治者的北退,小叔收嫂这种在中原人看来多少有些奇特的风俗,也就在法律中被重新禁止。
明清时代,我国的封建制度渐趋腐朽和没落。反映在社会风尚和道德规范上,两宋以来摧残人性的礼教的势力在继续扩张,对于妇女的生活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压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大明律》首次将前代法典中关于妇女再婚问题的两条规定“居丧嫁娶”与“妇女守节而强嫁”浓缩到一条之中,不过处罚力度变轻。在唐宋“徒三年”的“居丧嫁娶”,改为“杖一百”,唐宋“徒一年”的父母、祖父母之外的人逼迫孀妇改嫁之罪,在《大明律》中仅“杖八十”。表面上看,明朝法律的规定甚至比唐代都要宽松。但是明朝的法律为了集中精力维持其王朝的统治,着重惩罚那些谋反、谋大逆等侵犯政权利益的行为,而对于婚姻之类的私事,则能宽就宽,不过多干预。即所谓“轻其轻,重其重”的原则。所以,处刑减轻未必就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妇女可以享有更宽松的选择。
《大明律》中还首次明确规定了:“若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引者注:指上文所引关于居夫丧改嫁的规定),追夺并离异。”关于禁止官员妻子再嫁,早在隋文帝时就有规定,但不久就废除了。直到元至大四年(1311年)才又恢复。其理由解释为“妇人因夫子得封郡县之号,即与庶民妻室不同,既受朝命之后,若夫子不幸亡殁,不许本妇再醮。” 《大明律》正式在成文法典中剥夺了有爵位的贵族之妇的再婚权。封建法律剥夺了无数普通群众的幸福,也没有给其维护者以任何照顾。《大清律》对于强迫守志孀妇改嫁的问题,作了破天荒的新规定:“其夫丧服满,果愿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强嫁之者,杖八十。期亲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
自古以来,父母、公婆是可以不顾孀妇的意愿,强行逼其改嫁,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的。清代的这一崭新规定,决不是为了尊重妇女的自由选择权,只不过因为当时鄙夷妇女再嫁之风,在民间已经根深蒂固。立法者经过考虑,认为维护纲常名教,阻止妇女改嫁的意义已经可以和同为封建伦理最高规范之一的家长对子女的绝对控制权相抗衡了。这一立法上的改变,是很值得注意的。明清时代,封建的宗族势力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大量的乡规族约充斥着迫害妇女、剥夺妇女再婚权利的条款。在当时,国家制定法,尤其是民事规范,实施的效果是要打很大折扣的。在广大的乡村,宗族习惯法、地方习惯法实际上起着主要的调整功能。因此,妇女要想成功地再嫁,首先就要遇到极其强大的宗族势力的阻碍。明清时代,统治者基于维护自身业已腐朽的制度的需要,不断强化对妇女守节的推崇和提倡。
《内训》、《古今列女传》、《规范》等所谓女教读物铺天盖地,明清帝王都曾下过不少诸如此类的诏书、制文。从民间那密布的贞节牌坊和各地方志中守志一生、甚至殉夫从死的妇女大量的涌现,我们都能感受到广大妇女的不幸和封建礼教的残忍。不过,笔者以为,明清时代的妇女再婚在实际中受到很大阻碍,并为社会舆论所歧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当时的妇女再婚,也并不象某些大学者所言“虽然为法律所不禁,但已极其困难”[28]。从明清人所留下的大量案例记录、笔记实录等文字资料中,都能看到在普通百姓中,妇女再婚现象还是存在的。当然,因为有上文所引的法律的明文禁止,在官宦之家或是有较严的族规的大宗族内,此类事件是决无可能发生的了。
明清时代的一些文学作品,虽然不能据以作法制史的实证分析,但还是可以折射出许多当时的社会风尚、生活习惯,弥补正史记录的不足。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妇女再婚现象在文化水平较低的平民阶层中间,并不是极其困难,而仍然时有出现。如《红楼梦》中尤二姐、三姐之母,便是带着女儿改嫁到尤家的[29]。当然,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较多地反映了市民阶层和有反封建意识的文人的思想感情。在广大农村,妇女再婚的问题恐怕不能得到类似宽容的待遇。不过,透过文学作品的记载,也使得我们了解了该问题的各个方面,或者可以说,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丝新兴阶层所带来的亮色。
清末起过渡作用的《大清现行刑律》仍是诸法合体的体例,其中基本沿用了《大清律》中对妇女再婚问题的规定:“凡男女居父母丧及妻妾居夫丧,而自嫁娶者,处罚。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不同的只是去掉了过去身体刑的规定。制定《大清民律草案》之时,守旧派对于草案中的婚姻家庭部分,极力主张沿用传统的宗族、家长、服制等规定。对于夫妻间的权利、义务,也主张作出不平等的规定。最后结果虽然在其“亲属编”引入了不少先进的西方理念和制度,但也保留了诸如宗祧继承、嫡庶之别等中国传统的陈旧规定。国民政府制定的《中国民国民法典》,在亲属编仍然保留了很多封建宗法制的残余,如夫妻间地位不完全平等、实质上承认纳妾的合法化、保留亲属会议制度等。但在妇女再婚问题上,终于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传统,废止了关于妻子再婚必须服完夫丧的规定,命妇不得再婚的荒谬制度也随着封建等级制的废除而不复存在。
这部民法在987条规定:“女子自婚姻关系结束,六个月内不得再行结婚。”这是仿照西方国家的待婚期制度而设定的。表面来看,这和中国古代的制度有类似之处,实际上完全出于不同的立法目的。中国古制主要是为了体现宗族制下的伦理道德,体现夫权在其死后的延伸。而现代“待婚期”制度主要是基于这段时间内如果有子女出世,便于确定其生父。所以一旦妇女生产完毕,就不受待婚期制度的约束而可以自由再婚。虽然如此,广大妇女在二十世纪初还远没有取得自由的再婚权利。大量的族约乡规不顾成文法的规定,继续限制妇女的再嫁。再加上国难不已、经济发展有限,文化教育的推广也成效不大。这使得当时的《中国民法典》没有在中国民间、尤其是广大乡村得以切实地遵守、执行,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纸具文。妇女再婚权的束缚,一直非常严重。直到解放初期推行新《婚姻法》之后,由于大规模的宣传和经济基础的改变,民间对于此问题的认识才渐趋转变。
1.在研究中国古代妇女再婚问题上,一定要区分法律的规定、道德的要求以及社会舆论的评价 。中国古代历代对于妇女再婚问题的正式法律规定,始终变化不大。那就是,女子再婚应被允许,只有特殊情况除外。如“居夫丧不得再嫁”等限制是周礼中已有的原则,只不过贯彻得越来越严。命妇不得改嫁虽然正式进入法条是在元明以后,但这之前实际中早有了类似的观念。而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对于该问题的道德评价也差异不大,那就是从《礼记》时开始的对妇女再婚行为的鄙夷和否定。其理论基础两千多年也未变,就是基于对夫妇关系有如天与地的区别这种尊卑关系式的理解[32]。妻子当然要生前侍奉其夫,丈夫死亡或者被夫抛弃后仍要在夫权的余威下度过余生。
但是,几千年来,对于该问题的社会舆论评价却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发现,最初社会舆论和法律的规定是几乎一致的。那就是:节妇是应受到崇敬的,但再婚行为也不是什么大罪过。从先秦至于唐末,基本都是如此。其间,两汉和南北朝晚期,官方言论一度对于妇女贞节问题比较强调,社会舆论,尤其是贵族社会的舆论,曾倾向于对妇女再婚的负面评价,但都没有走到凌虐人性的地步。宋以后,社会舆论明显地偏离法律的规定,而趋近于儒家传统道德的要求。把一项本来只有少数品行高洁之人才能做到的道德要求向社会公众提出,或者只能使该要求彻底虚伪化、无人遵守;或者会造成弱势团体的大量悲剧。而中国古代的妇女,恰恰不幸属于第二种情形。
所以说,妇女再婚问题的社会舆论评价在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由法律层面向道德层面的逐渐变迁。考察这一过程,既使我们在学习研究中避免混淆不同问题、作出错误结论,也能为我们在法理学研究中对法的不确定性、法与道德的关系、法律的价值评价等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资料。
2.中国历史上社会舆论和法律对妇女再婚问题比较宽容的几个时段,恰恰都是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不可否认,游牧民族历次入主中原,都曾经给中华大地带来巨大的灾难。作为较低生产力和科学文化水平的代表,他们的到来经常使社会发展停滞、经济文化产生暂时的倒退。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存在。少数民族文化相对地受礼教思想影响较少,比较丰富地保留了一些人类幼年时代男女平等、原始民主等思想的遗存。表现在妇女生活的领域,少数民族妇女往往较多地具有展示自身才能的机会,其在社会生活和政治领域的地位也不绝对地低于男子。对于妇女再嫁,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法律规定中也少有限制。
比如北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的皇后都有夫君驾崩后改嫁的例子。这些思想风尚随着民族的融合在中原地区传播,对于中国历史上几次妇女地位的相对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北齐时,民间就有以女性为户主的习俗。隋唐时代妇女地位的相对提高与此也有很大关联。及至元代,社会风气对妇女再嫁问题的评价也暂时地缓和。虽然,这些清新的风气都在延续一段时间后渐渐消退,汉族传统的礼教思想随着少数民族汉化程度的加深而重又占据了统治地位,但仍应该肯定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3.当今,我们致力于维护妇女权益、提高妇女地位,社会观念转变之艰难和重要性远甚于法律条文的修订 。如上所述,我国古代对于妇女再婚的最大障碍,决不在法律条文的规定上,而在社会道德观念和社会舆论的评价之上。正是后两者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恶性而畸形地发展,使得广大妇女饱受摧残。而且,在中国古代这样一个超稳定的农业社会之中,社会道德和民间习惯往往比制定法有着更大的威严,并且不能轻易地随着制定法的规定而改变。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制定法一向禁止居父母丧而嫁娶、禁止小叔收嫂(元代例外,已如上述)。但是,据民国初年的调查,小叔收嫂在山西、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陕西、甘肃等省的民间习惯中都有存在,可以说比比皆是。
湖南、福建两省还有“孝堂成亲”之俗,专门订在父母丧期嫁娶。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民众处于赤贫的状态之中,顾不得什么礼教规定,但是,民族文化的深层缺乏对制定法的关注和尊重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因此,仅凭纸上的条文设定,还不能使中国的妇女完全自主地享有本应由其享有的全部权利。社会观念的问题不解决,妇女就不可能完全消灭从一而终的陋习。比如:二十世纪中叶的内战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半世纪以后,探亲者归来还能发现很多结发妻子始终未曾改嫁,苦熬一生,盼夫归来。从情感上来说,她们当然是很值得尊敬的,是否再婚也是个人自由,无可指摘。但是我们从这一幕幕的人间悲喜剧中,是否感受到了一些几千年来的道德规范久久不肯消散的力量呢?
毕竟,中国妇女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已经走上了独立、自强的道路。妇女再婚权这样一个能折射出妇女在社会中整体地位的权利,在今天获得了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普遍的赞同。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要实现男女的完全平等以及妇女再婚权利的完全自主,我们还有相当艰巨的任务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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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简称是VC,在中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其实把它翻译成创业投资更为妥当。广义的风险投资泛指一切具有高风险、高潜在收益的投资;狭义的风险投资是指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投资。根据美国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具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一种权益资本。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简析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简析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影响全文如下:
摘要:风险投资从本质上来说,是风险投资机构为了获取高新技术产业因技术研发等原因所带来的垄断前景,并且凭借这一垄断市场的前景获得几倍于投资额的利润而展开的投资活动。 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正是对这一垄断前景的维护,由此可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风险投资的资本规模以及投资能否成功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风险投资规模、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研究对象,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风险投资;垄断;知识产权保护。
1985 年 9 月, 中国大陆成立第一家专营风险投资的全国性金融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 自此以后,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迅速发展,90 年代初期我国风险资本总量达到 20 多亿元, 至 2011 年, 我国已有风险投资机构百余家, 风险资本总量1694.85 亿元。 本文将尝试通过简要分析影响风险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 了解我国风险投资迅速发展的原因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风险投资,是指把资金投向蕴藏这较大失败风险的技术创新领域,以期成功后取得高额收益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风险投资具有两个方面的明显特征:一方面,风险投资是一项蕴藏着较大失败风险的商业投资行为。 因为其投资周期长、资金回收慢, 一般的风险投资都要经历 4 到 5 个发展阶段、3 至 7年的变化,在整个投资期间需要面对来自于金融市场、产品供求市场、国际经济环境、政府政策、公司内部风险控制等各种外在条件变化的威胁,因而投资成功率也是非常低的,据美国一些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专家介绍,在他们投资的项目中只有不到 1/3 能够成功。 关于这些因素,之前有许多学者都已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说明,本文将不再赘述。
另一方面,风险投资其高额的收益性,这种收益的根本来源在于技术创新。因为创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可以为市场带来一定程度的垄断,在新技术还没有被广泛推广时,掌握这项技术的企业往往能通过卖方市场的特征快速的回笼资金甚至盈利。 邵同尧、潘彦曾对风险投资和创新因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和创新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垄断的创新技术水平才是发展的源泉,是风险投资项目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保障创新企业的技术垄断地位,保护这些企业的技术专利权是风险投资市场发展的必要条件。 由此可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风险投资的成功与否,最终影响我国风险投资的整体发展规模与质量。 下文将具体分析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风险投资发展的影响。
由上文分析,可知当一国的知识产权水平较高时,人们对于风险投资会产生更高的热情,风险投资资本的规模也会呈现上升的趋势,即风险投资规模应该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正相关。
下面将用实证数据从风险投资受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影响关系的角度探讨我国这些年风险投资的发展变化。 在研究过程中,主要加入了以下指标:
①风险投资资本规模 Capital。 因为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较晚,数据记载不够系统全面。 关于近些年风险投资的机构数量、注册资本、组织形式以及风险投资的资本规模都没有进行长时间的记载,本文选择对于《中国风险投资年鉴》中可查询到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得到从 1994~2010 年我国风险投资机构的平均管理资本规模数据,作为考察我国当年可用于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投资的资本实力。
②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Pro。 一国的知识产权水平是否发达,和该国的科学研究水平、信息分享渠道建设、法律完善以及法制维持等等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本文所选择的数据是从孙旭玉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获得的。 在该文中,作者参考国际先进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计算方法,例如 Rapp和 Rozek 的 RR 指数 5 等级划分、Ginarte 和 Park 的五类别计算方法等,在结合中国法律制度不完善、法律执行力度不高的现实的考虑之下,参考韩玉雄、李怀祖等人的使用执法力度因子完善G-P 指数的思路, 经过大量的数据搜集所计算得到的更加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数据。
③其他控制变量指标,即除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意外其他影响风险投资规模的一些因素。 从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中,我们已经清楚,风险投资的发展规模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企业家的素质、政府资金以及政策的支持、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完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速度、居民需求的变化等等。在这里,我们选择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GDP、每年毕业生中研究生人数 Edu、我国综合税率 Tax、 当年上市公司数量 Dn 这几个指标来反映风险投资机构在进行筹资以及投资的内外环境影响水平以及居民的需求变化,PGDP 反映了被投资企业面临的整体经济状况,Edu 反映风险投资机构就业人员素质,Tax 代表风险投资机构与被投资企业开展经营活动时的税负成本,而当年上市公司数量 Dn 可以体现出当年风投企业通过被投资企业上市而实现资本退出的难易程度。 这些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各年数据,其中综合税率是通过计算我国税务收入同 GDP 之间的比例所得。
为降低数据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设立模型如下:
lnCapital=lnPro+ln PGDP+ln Edu+lnTax+lnDn。
通过 stata 软件进行回归运算,可以得到表中的结果。
从回归结果来看,风险投资资本规模确实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现显著相关性, 这从实证的方面证实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考虑到我国整体经济环境、金融环境、以及风险投资机构内部人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后,我国风险投资规模和知识产权保护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这与我们的分析是不符的。 对于造成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
首先,数据不足。 《中国风险投资年鉴》中关于风险投资规模最早的记载就只有到 1994 年,期间只有 17 组数据,使得我们的回归必然会出现很大的误差。 而且由于一些数据记载不完全,在分析中只能选择相近指标进行回归,比如关于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 对于风险投资机构从业人员结构数据的记载最早从 2003年开始,并且期间数据没有持续录入,这会对回归分析造成影响,因而本文选择的全国毕业生中的高学历人才所占的比例来侧面反映风险投资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水平,这必然会使得回归呈现不严谨的一面。
其次,受到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实际情况的影响。与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知识产权水平处于明显的低位。 2007年修正后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 3.12,仅仅同美国在 1960 年、德国在 1980 年的水平持平, 而中国人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更是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这与我国不断高速发展的经济与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不符的。这样的事实也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的科技人才的研究热情, 最终的结果会影响到我国高新技术的整体创新性,最终导致出现大量学术模仿研究出现在高新技术领域,当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时,因为抑制了这样的学术模仿反而对高新技术行业产生负的作用。
本文从理论分析、数据验证两方面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风险投资的重要性。 由本文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建设、还是对于风险投资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我国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知识产权保护不加以完善,不仅将对风险投资造成影响,对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也必然会造成重大损失。而我国的风险投资,不论是投资机构的制度建设,还是风险投资项目的评判选择以及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完善,或者风险投资全程的资金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旭玉。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理论学刊,2010,(07):54-59.
[2]邵同尧,潘彦。风险投资与创新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J].税务与经济,2011,(01):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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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赵振兰,高志敏。中国风险投资年鉴[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7.
[10]赵振兰,高志敏。中国风险投资年鉴[M].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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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主线。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其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基于马克思文本的实践诠释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基于对理论及实践创新成果的再创新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基于实践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综合创新三个方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理论创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党的成立和不断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和发展的过程。作为一个科学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什么时候正式提出的,由谁最先提出,它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值得进行深入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产生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形成了四大重要的理论成果,两大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它们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众所周知,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声,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艰辛探索。
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我们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也在讲话中运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反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历史和实践证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巨大进步的致胜法宝,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得到坚持和发展。所以我们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标志我党在政治上走上成熟,党中央领导才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探索中,坚持一切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出发,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1928年开始,为解决大革命失败后如何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问题,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1930年针对教条主义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路线上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初步探索,形成了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思想雏形;长征胜利后发表《实践论》等著作,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42年在延安整风中,发表《反对党八股》等文章,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3]
(二)邓小平理论
主义建设与改革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探索,勇于实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这一飞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仍处在进一步的发展之中。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二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发展的新形势,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对新时期如何建设一个思想上、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新阶段特征,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么样发展等重大时代问题,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赋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和求实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理论飞跃,体现了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四)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重要意义
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新局面。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践具体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必定以科学的态度,创造性的态度,勇于实践,善于总结,不断以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理论创新,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这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和理论武器。
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实践中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来,我们党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把握时代脉搏与特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实践,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富有科学性、系统性又具有显著的本土性,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具有强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如我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本土性特征的具体显现。
在人类社会迈入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新世纪之际,中国共产党将继续认真学习、全面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并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进行反思,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要求,切实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我们就一定能够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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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职称制度主要经历了计划体制阶段、停滞与恢复阶段、改革阶段、建设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等四个阶段。职称制度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推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前,处理好职称与职业资格的关系、评聘关系、考核评价和资格管理,对我国未来职称制度的发展,意义深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中国职称制度的历史追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职称制度主要经历了计划体制阶段、停滞与恢复阶段、改革阶段、建设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等四个阶段。职称制度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推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前,处理好职称与职业资格的关系、评聘关系、考核评价和资格管理,对我国未来职称制度的发展,意义深远。
职称制度是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建国以来,我国的职称制度主要经历了1949~1966年:计划体制阶段;1977~1983年:停滞与恢复阶段;1986~1994年:改革阶段;1994年至今:建设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等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解放初期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实行的是技术职务任命制度。建国初期,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基本上沿用了旧中国的职称制度,对原有的学术等级予以保留,对已取得的学术职务进行考核认定。上世纪50年代中期,借鉴前苏联对科学技术人员管理模式,把专业技术人员归为“国家干部”序列,其职务等同于行政级别,实行任命制:同时积极探索“学衔”制度,并把其明确为“国家根据科学研究人员、高等学校教师在工作岗位上所达到的学术水平、工作能力和工作成就予以的学术职务称号”。
第二阶段:1977~1983年实行的是技术职称评定制度。1977年《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提出:“应该恢复技术职称,建立考核制度,实行技术岗位责任制”。邓小平同志指示,“大专院校也应该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职称”的概念由此被明确提出。随后国家把职称评定作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开始启动。1978年国务院率先恢复了《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并指出,“原已确定提升的各等级职务一律有效,恢复名称,不须重新办理报批手续。1979年国务院批准卫生部颁发了《卫生技术人员职称及晋升条例(试行)》,随后又在保留原有五个学术、技术职称的同时,增加了业务职称,到1983年中央决定暂停职称评定工作、进行全面整改前,正式批准的职称暂行条例共有22个。
第三阶段:1986年开始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当时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1986年中央决定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同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关于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报告》,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定》,至此,以实施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为核心的职称改革工作正式展开。截止到1988年,经批准下发的专业技术职务试行条例达29个。1989年,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工作再次出现停顿,1990年解冻,随即进入正常化、规范化的轨道。
这个阶段职称工作的特点是:专业技术职务不同于一次获得后终生拥有的学位、学衔等各种学术、技术称号,它具有明确的岗位职责、任职条件和任期限制,与工资待遇挂钩,所聘职务只在单位内部有效,成为集评价、使用、待遇三位一体的人事管理制度。这项制度通过资格评定给予专业技术人员以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水平的认可,同时通过岗位职务聘任,将岗位要求和技术人员的资格、待遇、责任等统一起来,并通过设置一定的任期保证专业技术人员的整体质量和水平,对于调动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素质和推动人事制度改革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的实施吸引和选拔了大批优秀专业技术人才。
第四阶段:自1994年开始,逐步推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1994年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经济体制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国职称制度开始探索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机制。在继续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同时,逐步推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主要有两类资格制度:一是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关系公共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领域和岗位,建立实施强制的职业准入资格制度,强化对个人的资质要求;二是职业水平评价制度,在借鉴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做法的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对服务领域广阔、社会需求量大的领域,建立职业水平认证制度,其目的是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
有关职称制度和职业资格制度的两个决定性文件,一是1986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关于转发〈关于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报告〉的通知》(中发,[1986]3号),其中明确指出:“改革的中心是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并相应地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度。”这标志着我国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建设工作的开始。二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993年11月14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制定各种职业的资格标准和录用标准,实行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两种证书制度,逐步实行公开招聘,平等竞争,促进人才合理流动。”这标志着我国职业资格制度开始建立。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章第六十九条规定:“国家确定职业分类,对规定的职业制定职业技能标准,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由经过政府批准的考核鉴定机构负责对劳动者实施职业技能考核鉴定。”《职业教育法》第一章第八条明确指出:“实施职业教育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同国家制定的职业分类和职业等级标准相适应,实行学历文凭、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这些法规确定了国家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开展职业技能鉴定的法律依据。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劳动就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考试制度。它是指按照国家制定的职业技能标准或任职资格条件,通过政府认定的考核鉴定机构,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或职业资格进行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评价和鉴定,对合格者授予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例如:1999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实行医师资格考试制度。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据卫生部统计,到2009年的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业由2001年的91个增加至114个,其中2010年新增了重症医学专业。军队人员参加全国卫生考试试点由2007年江苏、甘肃2个考区扩大到天津、吉林、江苏、河南、广西、贵州、甘肃7个考区。另有港、澳、台数百名考生自愿报名参加。2009年报考人数为122.8万人,达到历年最高值,其中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考人数为58万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大典》于1998年正式颁布,大典把我国的职业分为8大类,11中类,1180个细类,制定了《职业资格标准制定流程》。“这些职业中,已颁布了650个国家职业标准。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国家职业标准将达到1200个左右。这些国家职业标准将覆盖第三大类到第六大类的技术含量较高和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较高的职业。”①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自2004年8月建立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以来,已经发布了10批共106个新职业的信息,其中已完成国家职业标准制定的88个。新职业信息的发布和国家职业标准的制定,对于引导就业和职业培训,加强职业的规范化管理,促进从业人员技能水平的提高和相关行业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20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原人事部会同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省市对以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为主体的职称制度逐步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探索。一方面,在部分系列中试行评聘分开,探索试行以考代评的专业技术资格制度,强化资格管理;另一方面,在部分地方和单位试行以聘代评、评聘合一的评价方式。与此同时,还推行了考试、考试与评审相结合等多种评价方式,不断完善评价标准,改进和丰富评价方式、手段,逐步提高评价质量。
截至2005年底,在全国4195.6万专业技术人员中,3000多万专业技术人员具有职称,2756.7万人分布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教育、卫生、工程、农业、科研系列占80%以上。其中,高级职称有234.8万人,中级职称有976.9万人,初级职称1322.6万人。截至2006年8月底,我国现有专业技术职务系列27个,已建立职业准入性质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40项,职业水平评价性质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9项,取得证书人员共约100万人。
职称制度作为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实施50年来,在调动专业技术人员积极性、创造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推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目前,职称制度已基本涵盖了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群体,成为不同行业领域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分类管理的重要基础,成为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并成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制度,为我国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实现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保障。
当然,职称制度还有许多不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的地方,还有一些制约专业技术人才发展的地方,需要深入改革。职称制度一直以来都是国家、社会、政府部门以及专业技术人员非常关注的问题,一直都被列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重要任务之一。从系统思考和实践的角度看,突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这些将会影响到职称制度未来的发展和变化。
职称与职业资格的关系。在我国,从历史上看是先有职称制度,后有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两者的关系涉及专业技术职业的分类管理问题。笔者的观点是,职业是基础。我国应当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职业资格制度,这方面已经具备法律基础和实施基础,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来说,职称可以是职务,也可以是执业资格的能力水平划分,这要看职业的性质。如:大学的“教授”。教授是职务,可以由用人单位聘任,也就存在A校聘某人为教授,而在B校其则可能被聘为副教授,甚至讲师的情况;在医院则不然,医师是准入性职业,主任医师就是主任医师,它具有职业行为的排他性,属于以国家信誉担保职业行为性质的职业,不应当用单位用人标准取代国家资格标准。因此,A医院不可以直接聘B医院的主治医师为A医院的主任医师。
评聘关系。评聘合一还是评聘分离,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地方。不同的观点角度不同但都有一些合理之处,但“资格社会化、使用单位化、待遇贡献化、保障公平化”是比较合理的发展方向。评聘合一会受到岗位总量和结构比例的约束,给需要获得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带来一些麻烦,评聘分离会产生评了为什么不聘的麻烦,有些让人左右为难。笔者的观点是:不能简单地将评聘分离还是评聘合一“一刀切”,分类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在此,这个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业的性质,对于专业社会化程度较高的职业,适合评聘分离,如:律师、会计师等,而对于专业社会化程度较低,同时对于职业资格获取的社会需求量较小的职业,则适合评聘合一,除了国家财政权全额拨付且不容许也不能从事市场盈利行为的组织,国家应当进行岗位总量和结构比例的控制,其他类型的单位则应当把用人权交给用人单位。
对于医护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应当实行评聘分离,依法取得执业资格是从业的准入性要求,但是否聘用取决于用人单位的需求;职称是在此基础上对专业技术人员能力及专业水准的评价,应当本着“行业认可”的精神,进行社会化评价。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所从事的行业关乎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应当有严格的国家与行业资格标准,属于依法准入性职业,不应当存在“低职高聘或高职低聘”的问题。目前,职称评定受单位影响很大,今后应当逐步向行业协会管理方向发展,现在是不得不由政府或政府委托在行业中有影响力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进行管理的方式进行职称评审,有些事情不能都由政府包办,这些应当依照2004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行政许可法》逐步加以规范和放权。
考核评价。考核评价是客观、公正、合理、真实地反映专业技术人员能力业绩水平的关键环节,也是国家、用人单位、服务对象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监督的重要手段。这里要区分两种情况,一是获取执业资格的考试和职称评审的考评,二是对获取执业资格和职称后,用人单位对专业技术人员履职行为的考核评价。对于前者,目前的资格考试和职称评审总体上看是被认可的,但也存在考试与评价标准能否客观、公正、准确地反映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水平的问题。许多单位在职称评审之外还要再设置首席专家、院级专家、学科带头人等等,就说明职称不能完全满足事业发展要求,不能充分促进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发展以及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对于后者,主要是考核评价需要分类分级、要符合人才成长规律,有些则更需要进行服务对象的评价和跟踪调查,还要加强监督环节,强化事前、事中的监督,而不仅仅是等事实发生后再去考核评价。
资格管理。资格管理是关键环节,应当由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由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例如:现在医患纠纷是非常突出的问题,尤其是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何维护权益,专业技术人员又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很大程度上都体现在对从业资格的管理上。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行业协会的资格管理经验,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帮助专业技术人员、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促进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发展。
职称制度改革任重道远。“我国将加快职称制度改革,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以分类管理为基础,以构建专业技术人才职业评价机制为核心,形成科学、分类、动态、面向全社会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职称体系。”大部制的建立使得职称、职业资格管理得以统筹进行。以职业为基础,建立有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的职业资格管理体系是发展方向。(作者为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①数据摘自《职业》,2007年第5期,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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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学是历史撰述在文字表述上的艺术性,亦指以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前者属于史学,后者属于文学。此处所谓历史文学,系指前者,即历史撰述在文字表述上的审美要求。一是真实之美,这是通过史学家的文字表述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撰述的本质的美。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中国当代历史文学:面向全球化的新语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面向“全球化”新语境的历史题材创作不仅在小说、戏剧和影视等方面取得了全面繁荣,也为文学反思民族历史、建立全球化的对话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在这一认识背景下召开的“中国现当代历史题材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突破性地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历史翻案”现象以及历史题材的概念内涵等新旧命题提升到历史观的层面展开广泛争鸣;对于影视创作中的庸俗化弊病,则提出了精神价值底线的新考量原则;从叙事学的角度进入对历史叙事可能性的探讨也别开生面;而新批评方法的实验和呼吁则直接针对严重落后于创作的理论批评。所有这些讨论表明,全球化不仅仅作为创作背景存在,它的影响已经深入地内化到历史题材创作的艺术实践中。
[关键词]历史观;历史叙事;批评范式;全球化
当前,方兴未艾的历史题材创作与近年来席卷寰宇的“全球化”浪潮有着内在的相互联系。“全球化”已由经济领域延伸到文化领域,并日益发展为纤毫毕现的现实。对于各民族、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来说,这一浪潮所激起的焦虑远远大于由此而来的最初的兴奋。敏锐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化批评家几乎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全球化”与民族自我认同之间的连锁反应。面对“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自我认同的尴尬,以历史为书写对象的文学创作不期而然地以对民族历史的重新反思走上与之对话的前台。这是因为在重建文化和身份认同这一全球化的挑战面前,历史叙事具有最大的资源优势,尤其对于从1840年起就处于抵抗西方现代性而获致本土现代性的中国而言更是如此。换言之,全球化提供了历史文学对民族历史加以重新思考的契机,并以此建立和全球化的对话关系。虽然不能武断地说,近年来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即是在这一策略的引领下趋于繁荣,但用文学叙事的方式反思历史以期达成民族的自我认同,的确已成为许多作家选择走进民族历史深处的“集体无意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3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杂志社和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现当代历史题材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这是近年来规模较大、层次较高的一次历史题材创作研讨会。与会者有来自美、韩、日、越等国和我国港、澳地区及内地该领域的评论家、学者、出版社编辑、作家等近七十人。此次会议距1995年《文学评论》在北京举办的“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研讨会已有八年之久,无论从研讨的对象(从当代扩展到整个现当代)、内容(从小说扩展到包括影视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学艺术)都有所超越。八年来,历史题材创作一直处于不衰的势头,涌现出一大批作家和作品,为此次研讨提供了可资分析的丰富文本。如果对本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和由此展开的广泛讨论加以整理,可以看出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突破:(1)关于历史观的问题;(2)历史题材的影像创作;(3)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叙事研究;(4)对历史题材创作批评的批评。下面将分别展开评述。
在讨论历史题材创作的时候,总会涉及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即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多年来,历史题材创作围绕这个话题一直争论不休,直至让众多的作家和批评家厌倦。在这次讨论中,它依然是热点和焦点。不同的是,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以及由此所牵涉出的关于历史小说的定义、历史翻案、拟实与虚构、历史小说的可能性和限度等等问题都被统辖到历史观的题下。这说明经过多次讨论,作家和批评家都已经意识到关于历史题材创作问题的众多分歧实际上均源于不同的历史观,这是此次讨论最为醒目的一个亮点。
华东师范大学90高龄的徐中玉教授首先以历史题材创作中对李鸿章和曾国藩的评价为例,发出了“按什么标准衡量当时人物”、“对历史人物评价应该是几重标准”等尖锐质问,拉开了关于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讨论序幕。徐老认为,我们的历史题材作品暴露出作家在历史真实和艺术想像的融合中存在不少问题;浙江大学吴秀明教授则在接下来的主题发言中,指出这实际上可以归结到对传统文化如何评价上,说到底则是历史观的问题,这便在讨论伊始就为话题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点。
(一)“历史翻案”现象
通过对新时期以来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得失的对比分析,吴秀明教授指出,一些历史题材创作之所以不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将人物放到最能反映他性格发展的历史原点当中,缺乏对历史文化的理性分析,严重暴露了作家历史观的贫乏。而成功的作品则主要是因为在对历史的认识上注入了新的观念,这些新观念引起了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结构性变化。他敏锐地发掘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历史文学大潮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景观——“历史翻案”,并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来考察这一现象,指出“它是文化转型的精神气候之在文学中的一个折光反映,是历史文学作家历史观大变革的一个生动写照”。通过对作品中不同类型的两种翻案——“历史化翻案”和“非历史化翻案”的比较,来揭示作家不同的历史观。他仔细区别了当代老、中、青三代作家历史题材创作中的不同,对于以唐浩明为代表的中年作家创作中的“历史化翻案”和以苏童、叶兆言、刘震云等为代表的年轻作家新历史小说写作中的“非历史化翻案”的优缺点,分别给以公允客观的评价,展示了从早期的阶级斗争史观到历史合力论史观再到新历史主义史观的演变过程。
作为一个从事历史题材文学研究多年的学者,吴秀明教授一方面看到了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历史翻案”现象所揭示的全新的历史观,同时又对之抱以审慎的态度。当触及到“历史翻案”中必要的历史知识和文学品质关系的时候,吴教授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悖论。他指出:“那些文史功底深厚的作家,由于观念思维的惯性所致,往往难以超越固有历史对自身的‘压迫’。这时丰富的历史知识反而成为一种负担,不能转化为活的生命整体。而那些历史知识并不丰富甚至相对贫乏的作家,因为摆脱了所谓的历史真实的约束,从中注入了自身独特的生命生存感悟,反而赋予冰冷的历史以温暖鲜活的人性内涵,显得魅力无穷。”因此,他提醒作家:“历史翻案自然以一定的历史知识为前提,尤其是历史化的翻案更是如此,但一旦进入创作的堂奥,就应将历史知识抛开,按照美的规律造型。”对于翻案现象,吴秀明教授也从另一面对其做出方法论和本体论上的质疑,认为“它只有相对的合理性,而没有绝对的完美性”。他以《曾国藩》为例指出:“历史文学仅是翻案是不够的,它同时还需要融合。真正优秀的历史文学,也不是简单的翻案所能概括的,它应该兼容并包地涵盖更加丰富立体的历史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既翻案又超越于翻案”。在这一点上,南京大学王爱松老师有相同的感受。他认为,近百年来谈论历史题材文学之历史真实的一个盲点,就是忽视了其中真伪的相对问题和转换原则。他特别强调了历史翻案文学作者在这方面的一个明显缺失:总是借历史的真实建立起在前代作品面前的巨大的道德优越感和翻案的勇气,“这种翻案可以成就‘新的观点’的真实性,却并不能保证还原所谓历史的真实”。这番话对当前有些泛滥的“历史翻案风”可谓一针见血。
从讨论中可以看出,将真实性问题投射到不同时代作家的历史观上是一种独特的研究视野,对历史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作家对自己时代的理解。这就从另一个侧面提示作家要注意历史观的动态特性,杜绝一成不变的历史观。
(二)历史和历史题材的概念内涵
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问题要放在历史题材创作中来讨论。鉴于目前历史题材创作概念的模糊,许多评论家主张首先要对历史题材文学的内涵和外延给出界定,在这方面,以《文学评论》编辑部王保生研究员和北京大学马振方教授的呼吁声最高,但在具体讨论中却引起了热烈的争论。马教授认为,千差万别的小说形态实际上都可以归为两类:现实的拟实类和超现实的表意类。而历史小说无论有多少虚构成分,也是以模拟历史现实的形态出现的,属前一类。因此,他给出的历史小说定义为:它是以真实历史人事为骨干题材的拟实小说。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定义,以此为标准,将有很多小说被剔除出历史小说。但这一定义仍存在着何为“历史小说所说之历史”的疑问,即对历史区间的规定。对此,马教授给出了“记忆前时代”的崭新提法,认为“作者写他自己生活时代的内容,是写现实而非历史,因此不能算历史小说;写他记忆前时代,只能凭史料间接获取骨干题材,写的才是历史小说”。这样,他的历史小说定义就成为“以作者记忆前时代的真实历史人事为骨干题材的拟实小说”。但也有学者在讨论中指出,“记忆前时代”是个滑动的能指,带有很大的灵活性,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意味着不同的时段,“记忆前”很难作为一个固定的时间点来划分历史小说与非历史小说,它必将在具体操作上遭遇困难。马振方教授自己也承认这一界定在应用方面比较麻烦。郑州大学的张鸿声教授因此提出了“历史单元时间”一说,作为对“记忆前时代”提法的重要补充。浙江师范大学的王嘉良教授则对将拟实和表意小说完全疏离的提法表示异议,认为历史小说中仅有写实而无表意是没有价值的。
对于历史小说定义的争论甚至最终追究到什么是历史的讨论。王爱松老师认为,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所涉及到的历史,按其形态来划分存在三种含义:一指事实上曾存在过的历史,即原生态历史;二指遗留态历史;三指历史题材文学对历史的叙述,即叙述态历史。但是实践的过程证实,以此三者作为检验历史真实性的标准都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仍然有难以求证的漏洞存在。因此,只有在区别了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和史学实践的不同之处后,作家才会在创作中对历史采取一种较为正当的态度,批评家才会对历史真实的含义有更为切实的理解。他认为:“中国历史题材文学今后要获得更大的发展,一方面自然要反对那种游戏历史、毫无来头地篡改历史的创作;另一方面,也需要重提史学与文学的区别,使作家意识到自己确有不同于历史学家的职责。”对于历史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王爱松老师从作品出发,将传统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区别为历史同构小说和历史虚构小说。
对历史涵义的界定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作家的取舍。河南大学的刘涛也谈到了“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名称辨析问题。他指出,现代历史小说在确认自身的过程时,必须面对两个问题:即历史小说的历史性和历史小说的小说性。他说:“历史小说既然是历史小说,它的取材只能是96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5卷历史而不是其他,而要从历史中取材,便牵涉到一个重要问题:作家怎样看待历史与历史记述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如何看待历史?历史可以按正史处理,也可以按野史处理。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刘明教授主张不要对历史小说期待太高,特别要排除一部分只以意识形态承认的历史为历史真实标准的做法。刘涛认为,历史小说独立意识形成的标志之一,就是多数作家和评论家都达成的共识,即“历史小说的历史性只能从对史传的颠覆与再度阐释中产生,一味信守史传反而会使历史小说失去了历史性”。以此来认识当今风头正健的“非历史化翻案”的“戏说”类作品,应当会给予宽容的理解。浙江大学盘剑副教授对“戏说”类作品的评价正可以作为代表,他认为,“戏说”类作品是一种现在进行时的对当下感受的表达,而不是对历史的认识。它直接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和娱乐需求。言外之意,历史并非这类创作的追求。
(三)拟实和虚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马振方教授提出了“底线说”。他认为,“历史小说不仅不能超越拟实的权限,即人事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极限,也不要超越拟史的底线,即历史人事的基本轮廓”。这一点为与会代表特别是几位作家所赞同。香港作家金东方女士在分组讨论会上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出发谈了体会。她以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为例,认为关于历史真实,亲历者的记录也难以让人相信;而对于作为写历史小说的人来说,只能相信别人写下来的历史,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于是她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对于历史,谁掌握着撰写权和解释权?虽然不同的撰写者和解释者会对历史的真实做出不同的答卷,但作家却仍有虚构的权利。因此,她自信地宣称:“有历史的地方按历史写,历史达不到的地方是我的天下。”长江文艺出版社周百义编审从出版者的角度指出,历史真实只是作家眼中的真实,很难还原。出版者更多考虑的是受众,但仍然有对真实的要求。多年的出版经验证实,作品必须尊重艺术创作规律,那种完全不顾历史真实的“戏说”,受众是不会全部接受的。
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讨论的另一派观点,其分歧则不再纠缠于历史,而是基于对真实的不同理解。杭州市文联钟本康研究员认为,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认识应集中在作品有没有真实感,而不是历史事实上,以历史事实作为衡量作品真实的标准是不够的(仅把历史复述出来的历史小说只能算作历史影像)。对于历史小说而言,真实感才是其生命,而有无真实感的关键在于作家对历史的认识观念是否是新的,将问题再次触及到历史观。
(四)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作为批评标准的意义
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问题讨论了这么多年,其意义何在?王爱松老师提出:“作为一个批评标准提出的历史真实,只有在同另一个关键词‘艺术真实’结合起来时才有意义。”中国人民大学陈奇佳博士也认为,孤立地过分追求历史真实会对创作产生制约,而适度地把握对提升作家的艺术才华有很大帮助。因为作家的想像也是有限度的,只有熟悉历史真实,才有可能回到历史中,写出真实且吸引人的作品。浙江大学盘剑认为,纠缠于历史是否真实意义不大,甚至认为不存在历史真实问题,关键在于创作者对历史题材的处理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创作者的思想、意识和情感;不必去强调历史事件的真实,而要努力表现对历史生活的真实感受,挖掘被历史事件遮蔽了的历史人物的生活;
事件有记载,但生活没有记载,需要用想像来填补,并将创作者对当代生活的真实感受融入到对历史生活的真实感受中去。因此,盘剑提出,我们的历史题材创作需要回到生活,回到生活就意味着回到艺术。他还认为,回到生活一方面使创作多元化,另一方面也可以满足受众多方面的审美需要。河南大学刘进才副教授也认为,过多纠缠于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问题会遮蔽我们对历史小说其他层面的探讨,历史小说首先是小说,其次才是历史的。浙江大学陈坚教授则认为,谈论历史真实不可回避,他对三种关于真实性的说法分别加以评述,并以历史剧《陆游和唐婉儿》的成功来说明历史题材和当代意识相结合的意义。浙江师范大学骆寒超教授则将人性的真实作为构成历史真实的内核,提出在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历史事件的叙述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必须符合人性的真实,这一点在部分作家的创作谈中有相似的认同。
从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每一个问题最终都与历史观相联系。正如首都师范大学张志忠教授所言,“历史观影响决定着历史的真实”。他通过对几部均取材于戊戌变法作品的对照分析,发现由于作家历史观的差异,导致作品中对历史人物行为的动机、因果做出了不同的评价。浙江大学陈建新副教授则通过对莫言具体文本“民间”和“历史”两个关键词的考察,探讨了其“整合个人的审美经验和人生体验,以表述对传统与现代、庙堂与民间、男性与女性等的认知和思考”的创作理念,以及小说所折射出的“微言大义”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思想、文化和历史意义。也有研究者对现代作家历史题材创作中所体现的历史观进行了再度阐发,以作为当前历史题材创作的借鉴,如浙江大学黄健教授对鲁迅历史观和创作理念的研究。他指出,鲁迅历史观的特点是强调作为主体的人必须自觉地面对历史与现实的必然,理智地审视历史,把握现实,并主张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三位一体的联系当中,发掘历史与现实一脉相承的内在关联。
纵观讨论中所涉及到的当前历史题材创作所体现的不同历史观,有阶级的历史观、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知识精英的历史观、女性主义的历史观、人性的历史观、民间的历史观、日常生活的历史观,等等。吴秀明教授指出,历史真实是多样的,也是多层次的,作家的写作立场和境界影响着历史真实层次的提升。因此,他提出要树立多元宽容的历史观,这一主张引起众多与会作家和批评家的共鸣。
对历史题材影像化创作的讨论也是此次会议的一个热点。近年来的历史题材创作,一直是两路齐头并进:一路采用传统的文字语言,另一路采用声像语言。受现代文化工业发展的影响,现代人越来越习惯用直观的声像语言来代替文字语言。声像语言的历史题材创作无论是社会反响层面还是受众接受层面都大大超过了文字语言的历史题材创作,而且很多影视作品本身就是由小说或传记直接改编而来。因此,本次会议将视线集中到历史题材影像化创作上,也可以看作是对当代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我们同样可以从中得到若干理解时代的信息。
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不仅在国内如火如荼,在海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东亚和南亚一些国家,普通大众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几乎就直接来源于影视剧。越南文学院的范秀珠教授就指出,在越南,中国的历史题材创作包括文学和影视等深受欢迎,尤其是被命名为“清宫戏”的影视作品,在越南流传极广。她认为,中国历史题材创作在国内外的繁荣主要得益于中国几千年来的悠久历史,为后世作家储备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同时,她也认为,中国作家的历史观很强,对历史的认识很深刻,特别是在经历了““””等大的历史变动之后,中国新一代作家对历史的认识不是死板的、狭小的,而是宏放的、阔大的。应该说她对中国作家历史观转变的认识是十分准确的,正是因为历史观的开放,才有了创作的繁荣多样。台湾地区历史文学学会副会长兼历史小说作家林佩芬女士也指出,大陆影视剧风靡台湾,甚至影响了台湾电视剧的剧本风格。但她对小说和影视结合表示出喜忧参半的复杂心态:一方面,她认为两者结合可以使小说所反映的内容更加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她也为这种结合所导致的粗制滥造现象深感忧虑。作为台湾地区一位有成就、有识见的中年作家,她同样具有批评家的犀利眼光,她指出,台湾地区由于历史内涵不够丰厚,只能移植大陆历史剧的做法,这将是台湾地区历史文学最大的隐忧。面对与会的众多大陆作家和批评家,她慨叹:“衣冠文物,犹在中原”,恋土思归之情溢于言表。
浙江大学范志忠副教授十分关注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创作,他认为,中国转型期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该时段中国影视剧历史叙事的多元性,既有被喻为“民族精神标本展览馆”的史诗性影视剧的宏伟叙事,又有反映历史中“个人生活世界喧哗骚动”的世俗小叙事。范志忠认为,“历史题材影视剧以戏说的方式拒绝历史的真实性,拒绝表现历史上具有永恒意义的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实质就是拒绝将历史逻辑化和理想化,并最终拒绝了个体命运的历史性。”但他同时又指出,伟大的史诗叙事,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依然具有一种“无意识”的影响力。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周怡教授致力于探讨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文学渊源与继承关系,他认为,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史记》和宋代的“说话”。它们均以人物为核心来叙述历史,《史记》的人物关系、对话艺术对于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产生了明显影响;“说话”中的“讲史”则既是历史记录的民间形式,又是历史与民间艺术的结合。浙江大学郑淑梅副教授则注意到,当今的影视剧在极大地丰富群众日常文化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一些帝王戏在皇帝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严重背离史实,宣扬‘好皇帝’思想,误导民众”。
她指出,当前一些历史题材影视剧之所以内容荒诞、思想乖张,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作家缺乏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另一个则是媒体一味迷恋收视率和经济效益。她主张应该对历史进行新的审美阐释和科学描述,以便在历史叙事中实现历史意识与现代意识、历史精神与现代精神的完美结合。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历史题材书写,浙江大学包燕博士将其放在世纪之交文化转型的背景下来分析,她借用张颐武的话将这种背景表述为“以消费为主导,由大众传媒支配的、以实用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多元话语构成的新的文化时代”,而第五代导演历史书写的转型则正是对这种大众文化语境的回应。在评价历史题材电影走向充满感性狂欢精神的“历史故事”叙述的时候,她提出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即在批判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其作为一种文化声音的表达所具有的文化启蒙功能。综合这些讨论,既有对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宏观审视,又有对其创作源头的回溯,同时还有针对具体现象的批评。虽然它们的切入角度不尽相同,但合在一处,无疑就是一幅关于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研究的全息景观图。
事实上,对历史题材影视化创作中出现的问题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还是严苛的审视标准,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如何看待历史观的问题。电影电视作为大众传媒之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众的声音,可以看作大众话语的间接表述。因此,历史题材的影视化还牵涉到如何看待大众话语权这样一个文化命题。在讨论中,吴秀明教授就提到,对于影视剧中的“戏说风”,只从民间狂欢和情感宣泄的角度来讨论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忽略其对长期以来历史题材创作中惟我独尊的精英化倾向的削减,及这种削减所产生的文化生态效应,那么,这一研究思路只会导致对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流于表层。此外,关于影视剧的改编问题,包括市场原则的制导,影视化对纸质媒介所产生的辐射及其相互影响等问题虽没能在这次会议中深入展开,但却都已作为新的研究课题浮出水面。
叙事学研究是当今文学研究的重镇,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历史题材创作的“言说”问题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热烈讨论。
河南大学孙先科教授首先指出,在历史题材创作研究中应该特别关注历史的言说者,即“谁说”、“说谁”以及“怎么说”等问题。他提出的这些话题也即是叙事学致力研究的问题,对应着叙事学关于叙述主体、叙述行为、叙述层次、叙述方位等的研究。浙江大学的李杭春老师认为,面对只能被叙述的历史,叙事者的立场和角度常常决定着整个叙事的面貌。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她发现,许多作家对被叙述的帝王将相历史常常采取一种“过度礼赞”和“过度仰慕”的叙述视角。以《雍正皇帝》为例,她敏锐地揭示出“过度礼赞”是以丧失叙事者的应有立场和节制为代价的,往往会有损历史人物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甚至可能会违背作家的意愿,引起读者对所塑造人物某种程度上的反感。她还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这种叙事视角所隐含的文化危机:如果这种叙事视角在历史题材创作中成为习惯,极有可能造成叙事者、隐含作者以及作家本人精神立场之间的界限模糊,从而导致叙事者的立场演变成了作家的立场,甚至扩展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所持守的立场,
这就在无形中使知识分子长期努力建立的价值理念和精神信仰面临被解构的危险。因此,针对这种明显的叙事视角偏差,李杭春预设了一种理想状态的叙事视角———中立的叙事立场,即尽量以最接近历史、退出历史事件漩涡的立场进行创作。中立立场叙事的提法是批评家对作家的一种良好的期待,但正如吴秀明教授对此的反诘:能不能做到中立,所谓的中立以何为参照?对这个问题,不同的历史观会给出不同的回答。因此,他提请与会学者注意这样一些问题:是否应该对知识分子自身也进行反思?知识分子精英化的价值取向是否就一定具有普适性?这就将单纯的关于历史题材创作叙事视角的讨论上升到了文化思想层面,使对历史叙事的研究获得了广阔的文化空间。
吴秀明教授在谈到历史叙事问题时,着眼于强调历史题材创作者的艺术想像力和审美创造力。结合历史题材创作中的“翻案”现象,他认为,艺术想像力的匮乏是导致历史叙事平面单维的主要原因。对于为批评家颇多诟病的新历史小说,吴秀明教授却从艺术创造力的角度给以肯定。他说:“它(新历史小说)第一次将先锋的想像和先锋的超常思维带进历史文学创作领域,使历史叙事的审美话语在想像中获得生机勃勃的活力,而真正成为一种充满艺术智性的可能性叙事。”这次会议上,浙江大学吴晓教授也把目光对准了先锋作家的新历史小说。他以苏童的创作作个案分析,认为在苏童的历史叙事中,“最富特色的形式因素是想像的力量,并借此实现对‘大历史’的书写”。通过对苏童历史小说创作叙事策略与意义生成等方面的探讨,吴晓教授指出,“相较于传统的历史小说创作,先锋作家新历史小说切入历史和文学的方式,更接近文学本体的形式表征和内在意味”。
对于赵玫的《高阳公主》等历史小说和李少红导演的电视剧以及其他大量“戏说历史”作品,吴秀明教授认为,对它们在历史的“艺术化”和“创造力”方面所作的探索同样值得重视。他说:“即便是‘我说历史’,我们在指出它的过分商业诉求和世俗化倾向给历史文化正常承传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也要对其具有‘狂欢’和‘自娱’性质的大众化的合理想像给予一定的认同。”针对目前的创作状况,他提出,应“从空间、思维和文体三方面进行扩展”:
在空间上,不但要重视宏观的大历史,同时也要关注微观的小历史,让艺术创造力和审美热情伸向政治生活之外并与之相连接的日常生活,不能把眼光过多停留在帝王将相及其彼此之间的政治斗争尤其权力之争上,做好日常生活这篇文章,将历史进一步细化;在思维上,不但要重视常态的经验写作,同时也要关注“非常态”的超验写作,将艺术审美智性拓展到超逸客观实在的抽象世界或幻象世界;在文体上,不但要在历史文学本体本身进行艺术革新,同时也要向其他文体特别是向武侠文学和科幻文学寻求借鉴,进行跨文体的融合。由于时间关系,这些构想虽然没能详细展开,但它无疑为作家和批评家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信息。
此外,对叙事问题表示热情的还有一批年轻的研究者。南京大学陈娇华博士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中的欲望化叙事,认为它是在历史理性与个体欲望之间建构历史叙事,因而更能真实地反映历史本真面目;它通过对人性、人情的描写来映现历史的律动;同时,欲望化叙事也丰富和深化了历史小说创作的审美艺术。浙江大学黄擎老师以“”时期最为显赫的文艺样式“样板戏”为个案,探讨了革命历史叙事的特征及其不应有的异化和嬗变。浙江大学陈晓云副教授通过研究发现,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创作中,年轻电影创作者对于战争的想像基本上来自于“阅读记忆”,而非“现实记忆”。
因此,他选取了“阅读记忆”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当代电影中一种引人瞩目的作品系列,意图打开一个新的视角去考察这一类已经离开我们生活很远的题材如何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更好地进行创作。在充分肯定现今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成就的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重拍经典或许能够先声夺人,但如果电影和人们记忆或者想像中的效果相去甚远,反而得不偿失。浙江大学陈林侠博士从修辞学的角度对当下呈现多种形态的历史叙事予以了考察;还有研究者专门从20世纪90年代女性历史题材创作来考察性别视域下的历史叙事;有的则从先锋作家历史叙事的角度来探讨新历史小说对文学本体的接近方式;也有通过对选取同一个“刺秦”历史题材的中国第五代导演叙事策略的分析,来研究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历史书写观念转型和策略回应。
上述多种维度的叙事研究一方面反映了历史题材创作本身的摇曳多姿,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批评界正在走出旧有批评牢笼的讯息。由此可以推断,历史题材创作的多样也必将为叙事研究提供更多的个案,并因其创作扎根于独特领域的特殊性而丰富和拓展现有的叙事研究成果。叙事这一研究角度为历史题材创作研究打开了另一扇远景开阔的窗口,这次会议虽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但它潜在的研究价值已经充分显示,众多与会者已经意识到在这一领域还存在很大的发掘空间。
历史题材批评严重滞后于历史题材创作是近年来理论批评界有目共睹的事实,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批评方法的陈旧和不当。如何使批评跟上创作步伐,真正对创作起到有效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
河南大学刘进才副教授在审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观念时,发现现代历史小说在创作实践上已逐渐摆脱了中国传统演义小说补正史之余的陈旧观念;而在历史小说理论批评方面,则或者过分注重历史事实,或者过多纠缠于“虚实之辨”,没有摆脱“金圣叹式”的论述,显现出明显的历史小说批评观念的古典化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理论批评在其他方面的探讨,没有建构起它应具有的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国古典小说因为始终在史学观念的阴影里徘徊,形成了崇实抑虚的主导倾向,刘进才认为,我们当前的创作和理论界仍未能完全摆脱这种羁绊。
在启用新的批评方法上,河南大学孙先科教授做了有益的尝试。他借鉴克里斯蒂娃对“互文性”的阐释,从中领会到“互文性”不仅指同一符号系统之内“新”文本对“旧”文本的有意“误读”,而且指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的互相“指涉”。以大家熟知的《白鹿原》和《创业史》为例,他从“互文”的角度对白嘉轩与姚士杰、田小娥与素芳两组对应人物重新分析,认为不仅可以读出他们之间的某些一致性,更发现在“互文”的意义上,两组人物的前者均是对后者的“误读”与“修改”。比如在白嘉轩和姚士杰这一组人物身上,共同的富农身份,以及思想、性格逻辑上的一致性,是他们相似的地方,但白嘉轩这一形象又是对姚士杰的“误读”和“修改”。
对于这种建立在“互文”基础上的“误读”和“改写”所揭示出的文学与文化的意蕴,孙先科在分析的基础上首先给予充分的认可,但他也指出,这种“误读”和“改写”“并不意味着后出的文本在价值观上自然而然地优越于前出文本;‘互文性’的本意是不同文本在互相指涉中产生意义,而不是生产真理或推翻真理”。正如孙先科教授自己所说,这种在跨文本,即在“互文”的框架内进行的意义阐释,在目前批评界较为少见。
对历史题材创作的批评既要摆脱旧有的陈旧观念,同时也不能随便乱用“批判的武器”,即随意搬用那些远离历史题材创作的批评理念。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北京大学马振方教授极力主张要对历史小说的形态和品类加以界定和区分,正确认识其各不相同的创作原则、价值取向,以避免不着边际的跨元批评。虽然与会代表对马振方教授将历史小说分为表意和拟实两类产生分歧,但是对于他“确当的小说分类是深入而合理地认识和评判各类作品的重要前提”的批评动机却予以赞赏。当前,历史题材领域之所以出现创作和批评两张皮,一方我行我素,另一方自说自话,马振方教授揭示的随意进行跨元批评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症结。
因此,拿传统的小说理论去衡量和评价当前的诸如“新历史小说”和影视剧中的“戏说”类等作品,无疑是削足适履的滑稽行为。但如果固守陈旧的批评理论,那些具有创新性的作品就必然被排除在批评之外,其影响所及,必将对作家造成无形的心理压力,形成创作上的桎梏。这似乎成为难以解决的悖论。当然,许多批评家也注意到,如果从文史哲之间的同源关系考察,采取跨学科的文化批评显然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目前,文化批评在其他领域的成功实践,也似乎在鼓励从事历史题材批评的批评家们走出尝试性的第一步。因此,这次会议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对于批评理论的使用应该是没有禁忌的,关键在于批评家是否能够适度地使用,使其合目的、合规律,也合文体。
文化批评在其他领域的开展为历史题材理论批评的自我更新提供了良好的参照。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虽然在不同的议题下都曾触及到一些属于文化范围的命题,但只是开了一个头,并没有形成足够的自觉。比如,文化体制对历史题材创作的影响;市场因素介入创作后,市场的运作机制与历史文本生产的关系;历史题材创作作为精神产品和商业产品的结合;新意识形态笼罩下历史题材创作分析,等等。阐释上述问题必然要求批评家具备大文化的批评视界,熟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并且能运用“拿来主义”的方法做到为我所用。
怎样才能既避免不恰当的跨元批评,又不落入陈旧的传统批评方法窠臼,真正阐发作品丰富复杂的思想艺术内涵,这的确是个难题。也许目前兴起的批评方式都只处于小心翼翼的实验阶段,但相信随着众多批评家对此的自觉认识和努力探索,多元的批评视角和崭新的批评方法一定会与日新月异的创作达成和谐,并在相互促进中共同生成,这成为与会作家和批评家共同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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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 革命 与 近代化 两种话语模式中展开。各个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规定其研究方式,左右其话语权。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中国近代历史纲要论文范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可以说,这段历史既是中华民族的受侵略和压迫的屈辱史,又是华夏大地的劳动人民通过智慧与勤劳摆脱压迫,走向光明的探索史。 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期,但同时也走向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到了鸦片战争前夜的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尽显衰相,潜伏着许多危机,而且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鸦片战争前夕,鸦片在中国从贵族之间的炫耀的奢侈品变为普通百姓用来解脱贫穷与饥饿的工具时。就注定造成贫穷与诱惑的恶性循环。而曾想借此缓解财政危机的清政府也看到了其中存在的弊病,却没有像其他国家抵制鸦片那样和平介入,而是直接武力封锁烟局,这直接加快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当清朝落后的战斗器械面对列强的洋枪洋炮时,结局就注定是失败。清廷震惊,天朝形象随之垮台。之后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权。随着外国资本注意的入侵,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中国社会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然,中国人民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中国这么一步步的沦陷,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英法要求按照合约内容修约时,清政府再次显示出封建国家的局限性。不仅未予以许可,还无缘无故的对外国船队进行袭击。这一不仅认真考虑的决定的直接后果就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不仅差点遭遇灭国危险,还导致圆明园这一人类文明的结晶遭到无情的焚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文物外流。
在天朝尊严面前,百姓生命如同草芥。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引以为傲的北洋因为各方势力的矛盾而全军覆没,结束了清政府的美梦。没放在眼里的日本国竟能迫使中国这一泱泱大国签订代价惨重的条约,这无疑给清政府的头狠狠地浇了盆冷水。台湾也在这一战争后被割让给了日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无法抹去的耻辱。洋务运动并没有把中国从水深火热中拯救过来。这一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拥有爱国热枕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变法来实现民族振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进行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却由于行动激进,没有考虑到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势力的强烈反对,前后仅持续了一百零三天。这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局限性。
在外国侵略势力一步步渗入中国时,反帝反侵略斗争也风起云涌,义和团运动就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而掀起的一场斗争,却激起了帝国主义的集体侵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随之爆发,不仅义和团被镇压,清政府也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慈禧太后甚至在《辛丑条约》签订前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经过八国联军战争后,列强似乎意识到了中国此时已无力抵抗,开始依实力瓜分中国。中国几乎成为列强炫耀自己实力的大本营。即使意识到不改革就要面临被推翻危险的清政府也无法力挽狂澜,拯政权于水火。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发动了一系列起义,却都以失败告终,直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第二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推翻了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得不承认,辛亥革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他们不敢彻底和帝国主义决裂,也无法真正团结民众,这就注定他们无法取得本质上的胜利。
1912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逐步建立起来,袁世凯对内镇压国民党,对外出卖国家主权,甚至妄图恢复帝制,终于引起人民不满,在护国运动中被迫取消帝制。虽然袁世凯被赶下台,但中国的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反而更加严重,甚至出现了张勋复辟的丑剧。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综上所述,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前者更是最主要的矛盾。中国人民要想摆脱受压迫的局面,就要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正是这段时期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
在对近现代史的学习过程中,我认识到要用辩证的眼光来认识历史现象,不能单纯凭借某一历史事件就判定历史上人物的性质,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分析个人的功过得失。而对待历史,要从是否能促进社会朝着健康进步的方向发展为标准,正视历史。历史的发展不以个人意志转移,但是需要一些有能力的人去推动一些关键性事件的发展,而这些肩负历史重任的人并非一定是有着超人的天赋,但他们往往能审时度势,把握住机会,最终在各自的事业上取得不朽的成就。历史的确为我们提供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我们也应该把历史作为的一个忠实的朋友,为自己的奋斗指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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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与之后改革的成功启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胡锦涛所说:“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毛泽东对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这两次改革,到““””结束前,已经形成了以地方分权和“蜂窝化”为特征的经济模式。这种独特的经济模式和经济管理体制,因其自身的特点而成为了之后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首先,以“块块”为基础的管理体制有利于体制外经济因素的发展。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启动得益于农村改革的成功和非国有部门经济的发展壮大。在以“块块”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更多建立非国有企业的动力和权力。这种体制环境直接促成了改革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其他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通过这种计划体制外的增量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启动时期获得了巨大成功。
其次,中国在改革前形成的以地方分权和“蜂窝化”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和以“块块”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适于采用局部改革和改革实验的方式。第一,由于之前毛泽东对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的瓦解以及鼓励地方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的建设,中国经济出现了分割化的趋势,地方经济之间有很强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得局部改革和改革实验的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到全国。第二,在以“块块”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地区的层级制中,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很弱,因此,这种独特的经济管理体制对制度变迁有更多的适应性,会因地区的不同产生更加灵活的政策选择。由于以上两个因素的存在,中国政府可以放手让地方政府搞改革特区而不会影响整个经济形势,也可以根据局部改革的不同情况灵活调整政策实现改革的顺利启动。这是中国改革成功启动的重要条件。
再次,由于毛泽东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不断调整,客观上使计划之外还存在着大量非计划经济的因素。“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农村集体经济下的‘小自由’,包括自留地、家庭副业和以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农产品和城市产品收购的非计划部分,社队企业等;在城市,表现为城镇个体经济,大量的城市集体企业、小国有企业,以及““””中由于秩序混乱而在大中型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物资串换、地下经济等。”[12]大量非计划经济因素的存在,为之后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初始条件。一方面,改革初期非国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带动了经济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从而使改革带来重大实惠,这提高了广大人民对于改革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非国营经济的发展也给国营企业带来了压力,迫使其改变行为方式,从而促进了改革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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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其主要任务是按照时代顺序,运用具体历史事实,阐明并揭示从原始公社制经过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全文如下: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毛泽东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的国民党与延安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谢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风波”)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新民丛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横阳翼天氏”(曾鲲化)在《中国史的出世辞》中祝福中国史的诞生,将它提高到建国与自由独立的高度:“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瓣香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注:转引自《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597页。)
新史学将国史的建立提高到国家建立的高度上,代表着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思潮,这是中国现代史学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开端。
建立新史学的要义在于建立新国家。中国不仅没有历史,也没有国家。建史肩负着建国的重任,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惊人之语,它有切实的感悟或认识。现代国家与历史是密不可分的。国族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现代国家存在的认同形式,没有历史的进步的统一性,就没有国家的理念基础。国家是历史中形成的,建立国家必须先建立该国家民族为主体的历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注:美籍汉学家杜赞奇曾经详细论述过这个问题。参见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by Prasenjit Duara,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传统中国不仅无史,甚至“无国”,国家是人民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家一姓之私,国家之蟊贼。中国古代“虽有国之名,未成国之形”。(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将国家定义为“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古代中国只有朝廷,没有国家。“且我国畸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分产也。”《饮冰室文集》五,第9-10页。)陈独秀回忆他自己直到八国联军之后才有了国家概念。(注: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道:“八国联军之后,……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了20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从历史中构筑国家理念,是具有现代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到的意识形态使命。建设新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启超在《新史学》开篇就强调:“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注:《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第3、9页。)
从历史中构筑国家意识形态。新史学的这一前提,不仅假设了史学的意识形态性,而且设定了史学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立场。
建立新国家,必须从建立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历史是现代国家的认同形式,所以建设现代中国应从建立中国新历史观念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在起点上面临着观念中的双重空缺,一是现代国家观念的空缺,二是现代国家存在认同的历史观念的空缺。梁启超开启的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八国联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觉醒到中国只有窃国为家的朝代,没有人民公产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了,面临着建国在政治与观念上的双重混乱。政治上的混乱已多有论述,观念上的混乱表现在:首先辛亥革命曾以民族主义理念(驱逐靼虏恢复中华)革命,但不能以民族主义理念建国,所以提出“五族共和”的建国理念。梁启超那一代人的种族理念无法作为新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主体。种族还是人民?谁是人民?其次,帝制结束,中国旧史学的“正统”在终结了,梁启超曾批判旧史学有君统而无民统,如今已无君统,民统是否可以确定呢?
如果民统不能统一在种族理念下,又统一在什么理念下呢?历史必须是种族进化的历史,但种族无法成为历史的主体,进化也无法说明中国的过去,尤其是无法证明未来的发展。观念的混乱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困惑关头,一派退回到纯学术中去,试图从意识形态的激流中脱身出来,只研究问题,不空谈主义,只关心事实,不牵涉价值,这样就可以避免历史在意识形态大叙事中的困惑。另一派则继续在意识形态的激流中寻求“真理”,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在这里认同为阶级,超越了国族界限,也超越了简单的君民对立范畴。进化明确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变带来的社会发展,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将被表述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以社会发展为进步主线的历史叙事,不仅理清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昭示了未来进步的前景,如果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概莫能外的未来,那么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中国革命,也就是必然合理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真正意识形态功能。
在重建中国历史中建立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治理念,一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郭沫若想用中国“史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中国革命的“现实”。陶希圣主张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恰好成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的意识形态前提。尽管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倡导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一度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但仅限于学院圈子,主要在“五四”后到抗战爆发前。日本侵华,国难当头,许多史学家,包括学院派中坚如李济、傅斯年、陈垣等,也认为史学“当重实用”。(注:详见王泛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罗志田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意识形态史学最好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现实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历史中建立现实需要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将这一观念表述得最彻底:“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行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8-499页。)史学界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对人民概念的历史意义的界定,对农民起义与太平天国、李自成研究热点的形成,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君主的翻案评价,动机与目的都是高度意识形态甚至国家政治的。
中国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史学,主流是意识形态性的。起初,它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然后又由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构筑历史。建国后一系列重大史学研究项目与讨论,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古为今用或影射史学,结构相同。构筑新史学是构筑一种建国理念或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史学家,从中认同到崇高的使命。他们将是现代中国的国家理念的缔造者。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启蒙哲学背景,民族国家被设置为历史的主体的同时,知识分子被设置为新历史的主体。
新史学设定了新史学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们在此需要明确的不仅是新史学话语塑造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还有知识分子(史学家)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能。
新史学肩负着构建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使命,这种使命在赋予历史一种意识形态使命的同时,也赋予史学家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使命。葛兰西区分了“有机的”意识形态与“随意的”意识形态。有机的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须的”意识形态,它“组织人民群众,创造出人们在其中活动、获得对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意识,进行斗争的领域。”而随意的意识形态“只创造个人的‘运动’”(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与“有机意识形态”直接关联的是“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葛兰西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肩负着知识与实践两方面的使命,首先他必须比传统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知识,他是精英之精英,这样他才能充分了解霸权的实质与动作机制。其次,他还必须“大众化”,传播知识,使哲学大众化为非知识阶层的“常识”,创造出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这样,才能具有反抗的实践意义,让思想影响到社会政治工程。
意识形态化的史学在本质上具有了实践哲学的意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源于他强调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性的实践哲学。在葛兰西看来,哲学思考的目的是革命实践,而实践哲学本身就是政治哲学。因为“建立一个领导阶级(也即国家)就等于创造一种世界观。”(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葛兰西在最广泛意义的哲学上理解意识形态,哲学包括专业哲学家的哲学,也包括大众的世界观,“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这个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人民大众的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的哲学。它是所有这些要素的结合过程。”(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那些反思性的、体系性的、个人化的、只流行在精英圈子里的“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葛兰西称作“内在论哲学”,它只是纯粹的思想,无法与实践相统一,也无法与大众相结合创造出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梁启超发起的新史学,更多意义上是哲学化的意识形态运动。它必然面临的问题是“有机化”,使历史知识与历史哲学的观念变成大众化的“民间传说”(葛兰西将“常识哲学”或“大众哲学”称为民间传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新史学的学术形式自身已成为束缚。在此我们注意到的,不仅是思想立场的选择,还包括话语形式的选择。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新史学,可以以历史学的方式在精英圈子里流传,那是所谓的学术;也可以以历史剧的方式在大众阶层流传,学术就可能成为常识,成为构筑现代意识形态的力量。我们理解的意识形态,是指支配社会群体实践的大众观念或“常识”化的哲学。从大众化或常识化角度看,历史剧比历史学更能使历史思想大众化,获得实践性或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新史剧是成就“新史学”有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常识化方式,它可以在有机意识形态与有机知识分子概念下,弥合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与大众常识及其社会运动之间的断裂,将新史学的观念从学院中解放出来,变成改造社会甚至革命的力量。有机知识分子必须找到可以大众化的方式,让社会运动的理论方面(知识分子)与实践方面(大众)结合起来,才能完成其意识形态使命。历史剧是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它在“教化”功能上完全符合新史学的要求。柳亚子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主张戏剧“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以“翠羽明dāng@②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陈独秀推崇戏剧为“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三爱:《论戏剧》,《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上,第58页。)在此,戏剧的教化功能契合了有机知识分子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教化”功能。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现代中国构成一种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文化运动的动力结构。五四时期以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为代表的抒情历史剧,如欧阳予倩的《潘金莲》、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熊佛西的《兰芝和仲卿》、杨荫深的《磐石与蒲苇》、白薇的《访雯》,旨在构筑历史中的叛逆主体,颠覆传统社会与历史的“正统”。此间的历史剧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观念,但多少表达了新史学的“民统”思想。维新派将新史学提高到国民意识形态高度,不仅奠定了现代史学的实践性基础,也奠定了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根据。历史剧作为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此时已开始关注历史的民众主体问题。
新史剧的成熟期在抗战时代到来。首先是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该剧完成于1937年,抗战已经开始,但创作的动机,据作者自己表白,却起于国民党对中共红色根据地的数次“围剿”。剧中李秀成被塑造成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英雄。从与国民党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来看,它在国民党塑造曾国藩的意识形态典范形象的时候提出人民英雄李秀成;从构筑人民革命意识形态来看,它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找到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起点。《李秀成之死》之后一时出现了许多太平天国题材的历史剧。陈白尘的《金田村》与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同年完成,继而创作出《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河》),阳翰笙本人又写出《天国春秋》,欧阳予倩写出《忠王李秀成》,这些剧作虽然有不尽相同的寓意,但题材的共同性已经说明其意识形态含义。同样在1937年,张闻天在延安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从太平天国到第一次大革命的中国革命历程,太平天国被确立为中国革命的起点。从历史中构筑革命意识形态,不仅使太平天国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也成为历史剧创作的热点。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意识形态竞争中构成一种协调互动的结构。史学与史剧对太平天国题材的反复演绎,都在确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将太平天国当作中国革命的起点,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次序叙述中国革命历程。历史剧创作的题材选择也很快集中到这些史学“重点”上,夏衍写过《赛金花》《秋瑾传》,阳翰笙写出《草莽英雄》(关于四川保路会),同类作品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但建国后的历史剧题材主要集中在明君、忠臣、清官故事上。意识形态主题变了,史学与史剧的题材也跟着变化。新史剧曾将新史学大众化,变成实践斗争的力量。但是,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的史学与史剧已不再是市民社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了,而成为国家政治的工具。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现代文化策略将新史学与新史剧整合起来,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并发挥其政治实践功能。
抗战期间历史剧创作形成三大题材群,除太平天国史剧外,还有战国史剧与南明史剧。战国史剧除郭沫若的剧作外,还有熊佛西的《卧薪尝胆》、顾毓秀的《西施》、杨晦的《楚灵王》等,这些剧作共同的“团结御侮”主题,构成抗战意识形态的象征。阿英研究南明史,创作南明史剧如《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明显借古喻今。于伶的《大明英列传》、周贻白的《李香君》、欧阳予倩的《桃花扇》等,也是宣传抗战意识形态之作。郭沫若以史学与史剧两种形式从历史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具有典型意义。许多具有国家民族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在充满动荡的20世纪中国社会中,都试图将历史与戏剧整合到意识形态中,使人文知识转化为大众政治实践力量。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倾向曾经导致个人与社会的灾难就简单否定或回避它。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这种将史学与史剧整合起来的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如何。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认同所谓“有机的意识形态”使命的现代知识分子,将新史学与新史剧统一协调起来,史学创造这种意识形态的哲学层面,史剧则将其大众化,变成所谓的“民间传说”,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意识形态关系,提供了理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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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教师在听到“逻辑学”一词时,想到的往往是数学、理科。这种想法恰恰反映了我国多年以来忽视逻辑学教育的不足,本文将尝试阐述把历史教学与逻辑学教育相结合以提高历史教学效率这一新的方法。
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学习逻辑有助于人们认识和把握思维规律、提高思维效率、培养正确思维习惯。历史教学离不开概念判断、推理,同样,历史教学也离不开系统的逻辑学知识。
在我国,逻辑教育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小学教育中,除20世纪80年代曾有几年在高中语文课本中有一些逻辑知识的介绍外,到目前为止,中小学教学内容没有专门的逻辑学知识的传授,也很少有面对学生的逻辑训练活动。在国外,逻辑教育一直被作为一种面向全体受教育者的素质教育。欧美一些国家以及亚洲一些国家,在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中,都十分重视逻辑素质教育,认为逻辑教育和逻辑训练,对于提高受教育者的科学素质、思维素质、文化素质、思想素质等,都有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
1.如何向学生介绍逻辑学知识。在教学中,如果把逻辑学作为知识系统向学生介绍,会加重学生的记忆和学习负担,加重他们的逆反心理,学生未必欢迎,而且这样做容易喧宾夺主,教师应潜移默化地将一些重要的逻辑学知识渗透在教学中传授给学生。
2.注意概念的运用。逻辑学上,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历史概念是人们对历史事实的概括与总结,包含着特定的历史含义。在教学中,教师应向学生准确介绍学习的历史事件的概念。如果概念不明,必定会导致判断错误。在学习洋务运动时,常有学生将张謇及大生纱厂误认为是洋务运动内容。如果学生掌握了洋务运动的概念,知道大生纱厂是张謇私人创办的企业,便不会犯这种错误了。还有一些类似的比较重要的概念,都需要教师向学生明确讲授,如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垄断、封建社会等。
3.注意对历史时间的记忆。历史时间是历史的基本线索,也是学生解决问题的线索,虽然当前考试中几乎没有直接提问历史时间的试题,但很多试题的解答还是依靠历史时间,因为时间是理清历史事件内在逻辑关系的基本线索,知道了历史时间,才能知道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知道了事件的先后顺序就能进一步判断事件之间的关系。假设有两个历史事件,时间接近,那么时间在前的事件往往是后一个事件的原因或背景,而时间在后的事件,往往是受前一个事件的影响而产生的。如甲午战争(1894~1895)和戊戌变法(1898),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为挽救民族危亡,维新派开始了维新变法。甲午战争在前,是因,戊戌变法在后,可看作是果。另外,如果两个历史事件基本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两者常常互相影响。如西方先后进行了两次工业革命,同一时期中国先后经历了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和世界史发生交叉时表现得较为明显,很多学生在思考时思路不够开阔,如果教师能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注意历史事件的时间,并强化由时间关系凸显出来的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相信学生在解决问题时思路会更加广阔。
4.有意识地运用逻辑学的基本理论。三段论是逻辑学中著名的论证形式,这种论证形式在历史教学中也有广泛的应用。如通过学习,学生知道了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都会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讲授戊戌变法后,可以向学生提问戊戌变法有何影响,并根据学生的回答向学生说明因为戊戌变法属于资产阶级改革的范畴,所以戊戌变法也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分析战争的影响、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因等问题,而且通过经常性的练习,可逐渐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逻辑思维,养成良好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习惯。
5.加强教学语言的逻辑性。教学语言是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主要形式,教师通过语言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如果教师的教学语言不遵守逻辑的规律,必将影响课堂教学效果。教学语言的逻辑性要求教学语言要条理清楚、概念准确、判断恰当、推理合理、语句层次结构明晰、语句通顺连贯循序渐近。要加强教学语言的逻辑性,教师应注意以下几点:(1)教师在进行教育教学时采用的语言应具有条理性、科学性。(2)教师的语言应个性化。(3)不同类型的语言各具特点,组织类语言简单扼要,问题类语言清晰明了启发引导,阐述类语言要准确全面,画龙点睛。
教师应主动学习逻辑学,掌握逻辑学基本规律,这样才能自如地运用逻辑学知识进行教学。
有意识地把历史教学与逻辑学知识相结合是一个新的教学方法。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在新的道路上探索前行,虽偶有茫然,但另辟蹊径,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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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世界历史视角”其实跟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视角”相对而言。中国视角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新。而世界历史强调的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同“世情”变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中国视角和世界视角构成了不可分割、相互支撑的两个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创立初期,是以一种民族哲学的形式出现,是本民族哲学发展过程的一个全新的阶段,是对本民族哲学思维传统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扬弃。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快超越了其创立时期的狭隘地域和民族界限,吸取世界各国这些的精华,提出了很多世界历史理论,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传播的过程,才出现了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纷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民族、本国家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不断民族化的过程。一定程度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一部分。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与世界历史的惯性分不开,如果我们要想更深刻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应该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审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的范围中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国家与国家关系、民族与世界关系日益紧密的时代背景下,任何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都必须既有本土意识,又有世界视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已经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命运和前途联系起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这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如果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固守陈旧,把它同世界问题隔绝起来,同人类文明大趋势隔绝起来,我们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就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真理、脱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只有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放在一个更开放的系统中,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才能更有效地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去解决前进路上遇到的全球性新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都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巨变,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人非但不能抓住时代机遇发展自己,反而形成了封闭的、高度集中的体制。关起门来搞马克思主义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经济领域的差距逐渐拉大,并且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发展失败的历史告诉我们,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民族化内涵进行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如此,我国学术界往往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这没有错,但是随着时代主题的发展以及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曾经那个只强调“民族化、本土化”已经不能够涵盖时代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要求,我们必须拓展“国情”的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但要与“国情“相结合,还要跟“世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反映特定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关系。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像一把双刃刀,既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既需要中国政府自身的努力,还需要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为其提供哲学理论基础,同时提供一些参考性的意见与思路。而从世界历史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使我们立足于本民族的发展,同时面向世界,面向改革开放,吸收当代哲学思潮,尤其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益成果,来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所创造的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全球化运动中走向现代化,从而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供哲学基础,为中国面向全球化的挑战提供一些参考性的意见和思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特意为中国所产生的,而是为探索真理,解放全人类服务的。要想探求真理,解放全人类,就必须用全人类能够共同通话的话语系统,而不是采用那些从本质上说不可转译的中国哲学特有的话语系统。而从世界历史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对人权与主权、正义与利益、多极与和谐、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有共同的语言,这样我们就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世界范围内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就能使马克思哲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加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并逐步被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和掌握,这样就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创造条件。
现代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关注中国现代化建设,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教训以及“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民族的社会变迁都具有“世界意义”,都会影响世界并且都受到世界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中国化还要关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因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地加大,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代性的问题,在我国也不同程度地显现出来,而我国出现的各种发展问题,也将成为全球问题的一部分。总之,研究现代化建设问题,就必须有世界视野,就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创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顺应世界现代化潮流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也是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研究的问题。
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具有被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全球化已经从概念上升到实践,这导致了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机会日益增多。这样一来,一方面有利于世界各国文明相互借鉴和吸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强有力的学习和对比的参照物;另一方面,在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下,必然会出现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必然也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借鉴、兼容并蓄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地研究不能盲目陶醉于自身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应该兼容并蓄。自觉吸纳世界上其他各种文化,勇敢地扬弃自身的局限性,在吸收的基础上再创新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该具备的文化品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历史现象,它在世界上广泛传播,既有中国特色的社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有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以葛兰西为代表的实践哲学,这些哲学之间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很多曲解的地方,但是毕竟它也考察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并且引入20世纪西方的理论发展作为研究日常生活微观领域的思想工具,而且他们大多生活在西方国家,耳濡目染,对马克思主义掌握颇多。他们推出的大量理论著作,为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新问题提供了极其丰富而重要的思想资料。我们应该在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合理性的同时,明辨真伪,抛弃其歪曲的成分,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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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一词及其相关概念,或者叫台海问题或者两岸问题,是指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退守台湾,至今所衍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政治形势相关论文:有关台湾问题的历史资料。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远古的时候,台湾岛和祖国大陆是连接在一起的,是大陆的一部分。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海平面时升时降,台湾岛也时沉时浮,直到5000年前,相连接的部分下沉为海峡,台湾于是成了祖国东海中的一个四面环海的大陆岛。这从台湾海峡海底的地形可以得到证明。
台湾海峡的海底就像一条河谷,有向南和向北两大河系, 这是当它还是陆地时,被河水冲击,侵蚀而形成的,最深处不过100米,大多数地方的深度只有50米,而在1.5万年以前,东海海面比现在低130米左右,这在地质上说明两岸原来是一个板块,台湾、澎湖等岛屿就在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与福建省相连接。
现代科学还证明,台湾不仅是东海大陆架的一部分,而台湾的基本地形,与大陆的地块相同,在地质成分上,是与福建、浙江两省相同的酸性火成岩体。所以,后来有人送给台湾一个雅号--“浮福建”,意思是说,台湾是福建省漂浮在海上的部分。
从台湾岛的考古发现来看,祖国大陆的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就已传到台湾。70年代,台湾考古学家在台南县左镇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经过鉴定,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同属于3万年以前的古人类。以后又陆续发掘出土了石器、骨器和陶器,这些东西的形状的制作方法,都与大陆各地发掘出的旧石器时代的器物特别相似。其中高雄县凤鼻头一带出土的彩陶和黑陶,经过鉴定,确认它们是从祖国大陆东南沿海传过去的,和分布在黄河中下游、沿海地区和华南地区的“几何形印纹陶”从制作方法到用料都是一样的。
1980年7月,台湾考古学家在台东县卑南乡进行发掘时,发现了大批石棺、石器陶片及玉器,经鉴定这是二三千年前古代台湾人的遗物,和我国南方各省古代的越濮族人留下的遗物一样。学者们认为,这极有可能是在距今2000年以前,台湾海峡两岸两岸海水退潮时,一部分人从大陆渡海来到台湾,这部分人也就是今天台湾的泰雅族、赛夏族、布农族和曹族等少数族的祖先,这些最早到台湾的人被称为台湾“先住民”。“住民”就是“居民”的意思。
经考察研究认为,除了从大陆直接移民外,台湾早期住民中还有一部分可能是从南洋群岛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财半岛等地移居来的, 他们就是今天台湾鲁凯族、 排湾族、雅美族、阿美族、卑南族的祖先。
在17世纪中国大陆大量向台湾移民之前,这里的先住民一直过着原始氏族部落的生活,以打鱼、狩猎为主,没有文字记载历史,只有一些口头流传的神话和传说。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古代中国的封建王朝曾多次经营管理过台湾。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有个三国, 三国时吴国国王孙权就曾在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派大将军卫温、诸葛直率1万多名士兵到过台湾。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大陆上汉族人最早的一次大规模去台湾的行动。后来,吴国的一个地方官,也就是庙阳太守沈莹就写过一本书,名叫《临海水土异物志》,具体生动地记述了“夷州”和“山夷”的情况。“夷州”是古代人给台湾起的名字;“山夷”指的是台湾当地的老百姓。
隋朝时, 台湾被称为“流求”。 隋炀帝曾三次派人到“流求”。 第一次是公元607年, 派人去台湾“求访异俗”,就是了解风土人情;第二次是公元608年,派人前往“慰抚”, 就是关心照顾的意思; 第三次是公元610年,派了1万多士兵去驻守保卫台湾,叫远征“流求” 。
从唐朝到北宋的500年间,虽然没有见到有关台湾和祖国大陆关系的正式记载,但从台南等地考古发现的唐宋古钱和陶瓷等文物来看,可以知道,大陆和台湾一直保持着经济、文化联系。
南宋时,台湾和祖国大陆的关系日益密切,中国已在台湾附近的澎湖列岛上建造军营,派兵驻守,还把澎湖划归福建泉州的晋江县管辖。
到了元代,元世祖曾两次派人去台湾宣抚、讨伐,并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理台湾和澎湖的各项具体事情,并让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管理澎湖巡检司。从此,台湾和澎湖正式成为中国行政区的一部分。
明朝初的,朝廷仍设澎湖巡检司。洪武二十年,为防倭寇,实行坚壁清野, 撤销了澎湖巡检司, 并把居民迁到漳州、泉州一带居住,以为这样可以断绝倭寇的供应,使他们无法在澎湖立足。
到了嘉靖年间, 倭寇屡次入侵。 特别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得到倭寇将侵扰鸡笼、淡水(今台湾)的消息,明朝政府立即恢复了澎湖巡检司的设置,归泉南游击将军统辖。在行政上,将澎湖划归泉州同安县。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增设澎湖游兵。万历三十年,倭寇侵扰台湾西南部,浯屿将军沈有容率军舰20艘,一举荡平了倭寇。
在这期间,海峡两岸的民间联系和经济来往并没有停滞, 反而有所发展。汉族人不断从大陆移居台湾,其中一些人同先住民妇女结婚,使汉族逐渐和当地居民同化融合。
明朝末年,一些英雄豪杰带着自己的亲友和部下渡海到台湾去开辟新天地,还有一些人则是以台湾为根据地进行海上贸易。在众多的海上英雄中,对开发台湾贡献最大的,要数福建澄海人颜思奇和泉州南安人郑芝龙。
1620年颜思奇和郑芝龙为反抗官府欺压,率领大批人分乘10艘船移居台湾。他们在台湾中部的北港登陆,开辟出诸罗山一带的地方。 颜思齐在占据台湾第二年就病故了,郑芝龙升为首领,统辖台湾。
1638年,郑芝龙开始和明朝政府合作,那时正赶上福建遭受大旱,朝廷接受郑芝龙的建议由福建向台湾移民。据说,这次移民有好几万人,是我国第一次有计划、大规模的向台湾移民。从此,半睡眠状态的台湾被斧头和枪声吵醒了。
明朝时期有关台湾的书籍文章很多,在许多记载中,台湾的名字已经出现。有些书中还有“打狗”(今高雄)、“鸡笼”(今基隆)、“淡水”等台湾南部和北部的地名出现。可见,那时候祖国大陆人民的足迹已遍及台湾南北,开始了开发台湾的进程。
17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由于重视发展工商业,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在全世界扩张侵略,渐渐地,它们的势力就到了亚洲。在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建立了经济掠夺机构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韦麻郎”是殖民军的舰队司令。
为了在中国海岸建立据点,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七月,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来到台湾附近,向澎湖进攻。当时,中国驻守澎湖的水军只是春、秋两季派兵戌守澎湖, 季节一过, 就护回大陆。农历七月,正是春季戌兵撤回厦门的时间。于是,韦麻郎一伙乘虚而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澎湖。
韦麻郎侵占澎湖后,就派一个叫李锦的中国人加大陆活动。李锦是福建商人,在马来半岛做生意的时候,认识了韦麻郎。这次,他随荷兰舰队回到澎湖,为荷兰人奔走,干侵犯中国的事,自然是明朝法律所不允许的。因此,李锦搭乘渔船回到福建漳州时,只好谎称自己是被荷兰人抓走后逃回来的。
但是,荷兰舰队侵占澎湖,已被明朝的水军巡逻船发现了,并且报告了漳州地方官。所以,李锦一到漳州,就被抓了起来。因为没有掌握李锦勾结荷兰人的证据,不久,漳州地方官就把李锦放了,还让他去劝告韦麻郎撤离澎湖。
李锦回大陆活动没有成功,韦麻郎又派翻译林玉给漳州地方官送来一封信。 信中扬言如果中国方面坚持不同意通商,他们就把军舰开到福建沿海来,用武力实现两国通商的目的。
消息传开,福建百姓议论纷纷,担心荷兰人走葡萄牙侵占香山澳(澳门)的老路,把澎湖变成他们的据点。因此,强烈要求把荷兰人赶走。同时,福建南路总兵官施德政也同新任巡抚徐学聚商量说:当初广东方面许葡萄牙人在香山澳通商,结果他们强占了香山澳,使广东地方不得安宁。如果再让荷兰人用通商作借口占据澎湖,危害就更大了。于是,他们就商量派前边说到的率军荡平倭寇的游击将军沈有容领兵,驱逐荷兰侵略军。
沈有容受命之后,在整备军旅的同时,下令禁止沿海商人与荷兰人私自贸易,在一切准备妥当后,沈有容率领一支舰队驶抵澎湖。舰队在港内抛锚后,他就带着从狱中放出的翻译林玉同坐一只小艇去会见韦麻郎。
沈有容对韦麻郎说:“我国朝廷规定,凡不是朝贡的国家,一律不准通商。你们在这里不能通商获利,就应早日撤离澎湖。”
谁知沈有容的话音刚落,一帮荷兰殖民者刷地抽出战刀, 逼向沈有容。他们以为人多势众,又有兵器在手,一定能把沈有容吓倒。哪知道沈有容毫无惧色,反而厉声责问:“中国惯于杀贼,你们自称是商人,所以从宽处理,责令离境。他们怎么又要打仗呢你们本来就不怀好意!”
话虽这么说,可是韦麻郎一伙是硬赖着不走。沈有容在船上等了1个月,还不见韦麻郎撤离,就召集部将们商量,决定一面向巡抚报告情况;一面命令舰队挂帆起锚,让荷兰人知道他们要回福建去。韦麻郎接到报告,急忙坐小艇来会见沈有容,慌忙问道:“沈将军,要到哪里去啊”
沈有容严肃地说:“当初,任巡抚调集大军,准备前来讨伐,只因我说你们是来要求通商的,经过交涉,你们就会撤离,所以才按兵未动。哪知道你们不听我的劝告,还在这里徘徊不走,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吗!我只好回去复命,待巡抚发兵征讨,你们就后悔及了。”
韦麻郎本想仗着铁甲舰和先进的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但是他看到沈有容一身正气,要侵占澎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再加上他们兵力太少,又远离荷兰本土,即使侥幸获胜,也难以坚持。最后,他们便灰溜溜地于1604年12月25日撤离了澎湖。
1604年12月25日,沈有容斥退了第一次侵入澎湖的荷兰侵略军。之后,又过了20年的1624年,重新武装起来的荷兰人凭着武器先进,再度入侵澎湖,并于第二年占领了台湾西南部的沿海地区。他们在今天台南市的安平镇修建了一座城堡,叫台湾城。1625年,他们仅仅用15匹粗布的代价,又从高山族的新港社骗到了一大块土地,修筑了赤嵌市街。有这样一个“牛皮割地”的传说,说当时荷兰殖民者向新港社的高山族首领提出,借一张牛皮那么大的地方堆放货物。善良、纯朴的高山族人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哪知道狡诈的荷兰殖民者把牛皮剪成细丝,圈占了很大一片地方,修筑了赤嵌城。
当时,台湾城与赤嵌城之间,隔着一个大海湾叫台江,台江沿岸,主要是高山族人的家园。他们在这里捞鱼捕鹿,采集耕种。那时的台南一带,不容分布着许多汉族人的村庄, 这些汉族人的祖先迁到台湾后,把亘古荒原开辟成良田。荷兰殖民者入侵后,就以这两座城堡为根据地统治台湾。从此, 台湾第一次变成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地。
荷兰人对台湾的统治和经营,主要是由荷兰国内的东印度公司负责。他们的经营目的就是要猖霸台湾的各种生意。荷兰人在台湾统治了38年,通过出口砂糖、稻米、鹿皮,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进行走私贸易,以及从台湾住民身上收取各种名目的税钱,搜刮了大量的财富。
荷兰人的占领和残酷剥削,一直遭到台湾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1652年,台湾人民推举一个叫郭怀一的人领导反荷兰人大起义。
郭怀一本来是郑芝龙的部下。郑芝龙接受明朝的招抚,由海上国到福建之后,郭怀一就留在台湾,在赤嵌城附近定居,从事开垦,创立了家业,成了当地的一家富裕农户。由于他疏财尚义,结纳了不少有识之士,在群众中很有威望,因此,荷兰人委任他当了村长。但是,郭怀一痛恨荷兰人侵占台湾,鱼肉台湾同胞。于是,他便聚集同胞秘密策划消灭荷兰人,夺回台湾主权。
1652年9月7日,郭怀一邀请附近村庄的好友和村长,到家里商讨举行起义,驱逐荷兰人的事。他们计划在9月17日,也就是中秋节的晚上,由郭怀一邀请荷兰官吏赴宴,乘机在席间杀死他们。然后,假装护送荷兰长官回去,骗开城门,一举捣毁侵略者的巢穴台湾城。
但是,郭怀一没有想到,他的弟弟郭保宇成了出卖他的叛徒,将起义计划报告了荷兰长官。在这种情况下,郭怀一当机立断,决定提前在当天夜里起义。在郭怀一的率领下,除少数人有火枪外,1000多农民手拿大刀、木棒、竹竿, 举着火把,勇猛地向赤嵌城进攻,当时,赤嵌城住有30多名荷兰兵,还没有来得及反抗,就做了刀下鬼。只有4名住在马棚附近的士兵,在混乱中逃往台湾城城去了。这一夜,熊熊烈火,把赤嵌城烧了大半。
第二天,荷军长官派但克尔率领120名荷枪实弹的侵略兵,乘船扑向赤嵌城。郭怀一指挥起义军在台江东岸布防, 准备歼灭这股荷兰兵。哪知道荷兰船还没有靠岸,就向岸上发炮轰击,兵士们也跳进水中,边射击边向岸上冲来。大刀、木棒、 竹竿毕竟挡不住子弹的射击, 起义军不得不向后退却。突然一颗子弹射中郭怀一的肩膀,他忍着痛苦指挥战斗, 最后终于倒下。 临死前, 他口中还不断高呼:“杀呀!”“前进!”
起义军在副则吴化龙的率领下,向南撤退,以后转战到台湾南部山地,经过半个月的浴血奋战,最后被荷兰军镇压下去了。郭怀一起义,是中华儿子为反抗外来统治,收复台湾主权而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流血斗争,也是一次大规模的驱逐荷兰侵略者的民族革命运动。
西班牙人是在比荷兰人晚两年的1626年,以保护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为理由,占领了今天台北县沿海一带及鸡笼山(今基隆市)。他们把最初登陆的地方命名为圣地亚哥,至今台北县依然保留着三貂角、三貂岭等地名,这其实就是西班牙语 SANTIAGO按声音翻译成的汉字。
占领了基隆的西班牙人,在基隆湾内一座地形险要的社寮岛上修筑起圣萨尔瓦多城,以此作为统治中心。社寮岛就是今天的和平岛。另外,西班牙人还在今台北县的淡水镇建立了一座圣多明哥城,不久又在基隆,淡水两地盖起了大教堂。现在淡水高尔夫球场旁边,还残留着一座圣多明哥城的城楼,当地人把它叫做“红毛城”。
西班牙人占领基隆的目的,是想以基隆为根据地发展菲律宾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当时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635年是这种贸易发展到高潮的时候,当时停泊在基隆港的欧洲各国商船一次就有20多艘。但从1636年起,日本停止了对外贸易,中国商船则只听郑芝龙指挥,所以到台湾来的船只大大减少,这样西班牙在台湾的海上贸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这时候,占领台湾南部的荷兰人瞄准时机,乘西班牙人兵力减少,在1642年派军队攻占基隆,吞并了被西班牙人占领了16人之久的台湾北部地区。
郑成功,1624年出生。他的父亲就是前面提到的汉族移民领袖郑芝龙。郑成功青年时代,正赶上国内清朝打败明朝,台湾被荷兰人侵占,他亲眼目睹了这两件大事,内心充满了对清王朝和荷兰殖民者的仇恨,暗暗下决心要实现打败清朝,恢复明朝和收复台湾的理想。1647年,他带领一批人马跑到福建、广东交界处的南澳宣布起兵抗清。从这一年起,到166年的十几年里,郑成功与清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因为力量太小,难以取胜,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先收复台湾,以宝岛为基地,再作长远打算。
1661年阴历3月,郑成功率领2.5万名士兵,乘大小战船数百艘,从福建金门岛出发,途经澎湖停留,展开了收复台湾的伟大壮举。他在给荷兰总督的招降书中主正辞严地指出:台湾是我们中国的土地,但长期以来被你们国家所霸占,今天我们要把它收回来,你们理所应当的土地归还我们。
由于收复台湾的行动是正义的,所以是到海峡两岸人民的支持。可以说,当郑成功率领大军在台湾登陆以后,就注意做争取和团结高山族同胞的工作。他曾在繁忙的军务之中,抽空访问了住在现在台南附近的几个高山族部落,把烟草、布匹、衣服、鞋帽分赠给高山族部落的首领。
有这样一个传说:有一天,郑成功带领几名将领一队亲兵访问一个高山族部落时,从欢迎的人群中走出4名高山族同胞,他们各自端着一盘金子、银子、野草和泥土,献给郑成功。原来当荷兰殖民者听到郑成功要收复台湾的消息后,就指使他们的传教士钻到高山族部落里,说郑成功的军队到处“杀人放火”。 这次到台湾来, 也是为了掠夺金银财宝的。 所以, 这个部落首领听说郑成功要来时,就想出了献金、银、草、土的办法来试探郑成功。
郑成功看了看面前的4个盘子,心里明白了几分。于是, 笑呵呵地让翻译告诉高山族同胞说:“我郑成功率领大军到台湾来,是为了驱逐红毛夷(荷兰人),收复我们的国土,不是为了要金子、要银子的。”说完,他叫亲兵把两只盛有野草和泥土的盘子收下,把盛有金子、银子的两只盘子退给了部落首领。
没过几天,郑成功不要金银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岛,许多高山族的村社纷纷派出自己的首领拜望郑成功,表示愿意接受他的领导,和收复大军一起,驱逐荷兰侵略者。当郑成功的先头部队在台南市的鹿耳门一登陆,当地成千上万的台湾百姓都高兴地跑出来欢迎他们。
郑成功的部队在台湾西部沿海与荷兰军队展开了许多场激战,最后将荷兰军队的据点热兰遮城包围起来,并在海上连续打跑了荷兰国内派来的援军。荷兰殖民者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得投降,撤出了台湾,使被占领了38年之久的台湾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将赤嵌城改为承天府,下管二县,北部为天兴县,南部为万年县,称台湾为“东都”。他废除荷兰殖民者的制度,进行各种改革,发展贸易,兴办学校,同时号召大陆人民移居台湾开荒种地,使台湾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在台湾开发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章。但由于多年来连续征战,加上收复台湾后,工作特别忙,郑成功终于积劳成疾,收复台湾5个后就病逝了,那年他只有39岁。
郑成功死后,他的儿子郑经继续管理台湾,再接着是郑经的儿子郑克爽,郑氏祖孙三代管理台湾共达21年。1683年清朝政府进军台湾,郑克爽经过谈判向清朝政府投降, 台湾重新开始由中央政府管理,使中国实现了政治统一。清朝政府在台湾设立了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3个县,都归福建省管辖。
清明政府刚开始管理台湾的时候,由于台湾社会秩序较为混乱,清明政府禁止大陆人移民台湾。但那时候在大陆,由于耕地少,战乱频繁,饥荒连年,福建闽南和广东嘉应州一带的大陆居民,照样一大批一大批地向台湾迁移。清明政府没办法只好逐渐放宽限制,直到最后取消禁令,允许大陆人携家带口迁居台湾。
据统计,清朝政府刚收回台湾时,台湾的汉人只有10多万,但到了1877年,汉人已增加到300多万。移民的增加和清明政府前期推行的少收租税和政策,促进了台湾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的发展,到了10世纪中期,也就是距现在250年前,台湾已成为“糖谷之利甲天下”的祖国宝岛了。
从公元1840年开始,因为清王朝日益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不断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捣乱,先后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台湾因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又出产很多东西,更是英、法、日、美等列强想霸占的目标。
从1840年开始的50多年里,台湾不断遭到这些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这种情况使清朝政府终于认识到台湾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所以在1885年正式在台湾建立省,并任命在抗法战争中有功的福建巡抚刘铭传为台湾首任巡抚。
刘铭传在台湾执政6年,积极推行近代化的管理政策,对台湾的国防、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等事业,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台湾第一条铁路和许多近代的设施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创建的。直到今天,台湾人民还深深怀念着这位台湾近代化的奠基人。在台北市有以“铭传”名字命名的学校,在基隆火车站前还有为刘铭传立的纪念碑。清朝政府在台湾经营212年,使台湾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省份,使海峡两岸融为一体。
正当台湾军民发奋图强,加速同祖国大陆一体化的进程时,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895年4月, 清朝政府被迫在日本马关签署《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割让给日本。
消息传出,举国震惊。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同悲同愤,一致谴责清明政府的割台卖国罪行。人民一致要求惩办李鸿章,拒绝批准《马关条约》,继续抗战。在北京,从普通官员到督抚将军、宗室贝勒等500多人向朝廷上书100多件次,认为割台败坏了清明先辈统一中国的功绩。正在北京参加考试的各省1300多举人,在广东举人康有为、梁启起的发动下,联名向朝廷请愿,反对割台,历史上称之为“公车上书”事件。在台湾,人们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他们鸣锣罢市,集会抗议割台。爱国志士纷纷上书朝廷,要求誓死保卫台湾。
从6月至10月,台湾各地同胞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抗日斗争。他们在义军首领徐骧、姜绍祖、吴汤光、胡嘉猷、江国辉、苏力、黄娘盛等人的领导下,与刘永福为首的黑旗军以及部分清军一起,不怕流血牺牲,历经大小100多场战斗,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以劣势的装备,抗击着侵略者3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直到弹尽粮绝,壮烈牺牲。台湾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坚强意志和浩然正气,在台湾历史和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日本占领台湾的50年间,台湾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没有停止过。
从1895年到1945年,日本占领台湾长达50年, 在殖民统治下,台湾同胞过着亡国奴的生活。
政治上,殖民当局实行总督统治,台湾人民根本没有参与管理台湾的权利,台湾人被视作“二等公民”。
经济上,殖民当局一方面掠夺台湾工农业和矿业产品;一方面把台湾做生意赚钱的事都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且还不断加收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霸占台湾人民的土地,强行推销日本产品。
教育文化上,他们一方面把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分得清清楚楚; 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学生进行亡国奴教育, 强迫所有中国学生学日语。他们把初等教育学校分成“小学校”、“公学校”、“教育所”3种。第一种专收日本学童,设备好,师资强;第二种专收台湾地市、农村的学童,设备师资都较差;第三种专收台湾山区少数民族的孩子,各方面条件更差。到了中学阶段,学校里就没有多少台湾学生了,日本学生和台湾学生的比例约为3比2。而大学里,台湾学生更少,日台学生的比例为4比1。
1937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后,日本殖民当局把台湾变成了他们的战争基地。为了控制台湾人民的思想,殖民当局发动了所谓的“皇民化运动”,也就是要求台湾人民做“真正的天皇的臣民”,效忠日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居然把台湾所有的报纸都变成日文报纸,还把中国人常去的寺庙都关闭,强迫老百姓改用日本姓名,平常生活使用日语,学习日本的风俗习惯,改换宗教信仰,参拜日本神社, 崇拜日本天皇……总之,他们想彻底消灭台湾的中国文化和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
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经济,从一开始就遭到台湾人民的反抗。 在日本经济的50年间,台湾人民先后发动过上百次的反武装起义,这些反抗起义虽然最终都被日本殖民当局镇压,但它显示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给了日本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西方列强在中国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各种不平等条约一个接一个签订,另实际上已成了一个兰殖民地国家,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一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受苦受难。
但大陆人民并没有忘记有朝一日收复台湾的使命。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大陆进入了全面抗日战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 宣布废除中日之间以往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其中当然包括《马关条约》。
1943年,中、美、英三国在埃及首都开罗签署宣言, 向全世界宣布:抗战胜利后,要收回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的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1945年,中、美、英三国(后来苏联也参加)发布了命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其中第八条重申:开罗宣言所说的收回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一事,必须得到执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10月25日,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新任台湾行政长官兼总司令陈仪,在举行了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的投降仪式之后, 庄严向世界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和澎湖列岛已正式重新回归中国,所有一切土地、人民和各种事务都回到中国政府主权管理之下。台湾正式光复了!从此,这一天成为台湾光复纪念日。
台湾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同胞把在心中压抑了50年之久的爱国情感尽情地表示出来。 他们争购祖国的国旗,争相学习国文国语,准备热烈欢迎来自祖国的军队。
10月25日光复纪念日的那天晚上,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通宵欢宴,焚香祭祖,告慰先灵。第二天,台北市30万人举行火矩大游行,庆祝新生。高山族同胞也同样狂欢庆祝了3昼夜。人们期待着,从此以后,台湾人民能作为中国人真正当家做主人。
可是胜利的高兴劲儿没过几天,台湾人民却发现国民党派到台湾的接收官员们,工作不好好干,可明着暗着总要收受各种贿赂,占各种便宜。他们不管台湾人民生活,光想从台湾这个宝岛上榨取油水儿。他们还把台湾的物产源源不断地运到大陆,供应国民党军队跟共产党打内战。而且,国民党的“盟友”美国, 也开始在台湾发展自己的势力, 美国资本家也来搜刮台湾人民。台湾人民的心情由希望变成了失望,进而由憎恨发展为反抗。
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专卖局缉私人员和警察在台北市南京西路查缉私烟时,蛮横地用枪管将一位女烟贩打得头破血流,并且打死现场一名围观群众。此事激起台北市民的愤怒,许多人围住警察局和宪法团,要求严惩凶手,但那些国民党当官的根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第二天,更多的台北市民围攻了专卖局,并向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请愿,一些国民党卫兵公然向徒手群众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数人。这一举动激起台弱民众更大的反抗情绪。他们罢工、罢课、罢市,冲击警察局和专卖局等官府机构,夺取广播电台,呼吁全省人民起来支援。于是,全省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到处燃起了反抗国民党当局反动统治的烈火,使台湾全岛失去控制。
3月2日,台北民众成立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3月7日,这个委员会代表台湾百姓提出32条要求。但南京国民党政府认为是一场“叛乱”,下令派兵镇压。从3月8日起,国民党军两个师相继在台湾登陆,随即在全岛展开大逮捕,大屠杀,将轰轰烈烈的“二二八”起义镇压下去,被害者达3万余人。
“二二八”惨案的发生,使台湾从此进入了“一段很长的政治冬天”。它极大地伤害了台湾同胞的爱国心,玷污了祖国大陆的形象,造成了台湾省同胞对外省籍同胞长期的误解和怀疑,使当代台湾的政治生活和海峡两岸关系一直笼罩在一个阴影之中。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被中国人民革命推翻的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他们依仗着美国等外国势力的扶持和台湾海峡的天险,对抗新中国,使海峡两岸迟迟不能完成统一大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始终坚持的立场是: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海峡两岸必须实现统一,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1978年以前, 解决台湾问题的口号是“解放台湾”。1978年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家把对台湾的政策逐渐调整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就是争取用和平的方式来完成祖国的统一。统一之后,在大陆继续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则维持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这一政策受到了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广泛欢迎,但是台湾当局为了自己的利益却一直不接受。
国民党当局在刚败退到台湾的时候,曾经幻想过要军事反攻大陆,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甚至提出要“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60年代,国民党当局又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经营台湾,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的政治反攻大陆政策。1975年,蒋介石去世, 他的儿子蒋经国接班,继续坚持他父亲的做法,拒绝与中国共产党谈判讲和。80年代中后期,在岛内外强大的民主化潮流和改革开放潮流的冲击下,蒋经国被迫宣布取消在台湾实行了长达38年之久的军事戒严令,并允许台湾民众回大陆探亲,从此打开了海峡两岸人民为关闭了将近40年的大门。
从1987年至1995年,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或者来做生产和进行学术文化交流活动的已有近800万人次,其中1995年达133万人次,占台湾出境人数的1/3。大陆去台湾探亲和进行学术文化交流人员也有7000多人次,两岸人民之间日益密切的交流往来,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同胞感情。
现在,虽然海峡两岸之间的故对状态还没有根本解除,祖国还没有实现最终的统一,但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历史赋予海峡两岸中国人的神圣使命,只要海内外炎黄子孙团结一心,共同努力,这一天一定会来到。
(杭州讯)中国大陆越文化研究专家何有基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台湾高山族是古代於越族(简称越人)的一支,他们的根在中国大陆浙江绍兴一带。
中新社报道,高山族是台湾的先住民,是原住台湾的少数民族的总称,又称山胞,史学界对其来源一直没有定论。
报道说,今年62岁的何有基经过几十年潜心研究发现,高山族与越人在风俗习惯、先民遗物、造人传说等众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他认为,约在4000年前,浙江绍兴一带的部分越人,因某种变故,乘船渡海,迁入台湾繁衍生息,成为台湾先住民。
断发纹身是越人的传统习俗,断发是为适应湿热的气候和多水的环境,纹身则是在早年群婚情况下有效防止乱伦的一种措施。如今的台湾高山族也有断发纹身的习俗;越人崇拜鸟神,以鸟为图腾,把鸟作为至上的象徵物饰於器物。台湾高山族也有崇鸟风俗,传说中“鸟神”曾为山胞取来火种, 在如今山胞的屋脊上,依然点缀有鸟形的器物。
台湾至今仍盛行“鸟占”(或称“鸟卜”)。何有基考证认为:“这种能预卜祸福的鸟,其呜叫声、体型和毛色与绍兴的麻雀十分相似,这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同一种鸟崇拜的遗存。”
何有基说:“高山族同胞的建筑形式,如建在桩上的公廨和仓库等,与越人居所完全一样。此外,高山族同胞的腰机纺织、饭稻羹鱼、父子连名、贯头衣和筒裙、屈肢葬等传统,乃至孕妇禁忌、谈梦忌讳,都可以从越人的习俗、禁忌中找到印证。”
高山族与越人先民在遗物方面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80年7月,台湾台东卑南乡发现大批石棺, 出土了大量石器、陶片及玉器。考古学家最後确认这些文物和中国大陆古代百越族的遗物非常相似。更令人惊讶的是,台湾大坌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印纹陶器,与河姆渡的印纹陶器仿佛是同一模子里出来的,这为台湾先住民源自中国大陆越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越人善作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船用木桨表明,早在7000多年前,越人的先民即以船为水运工具。何有基认为,4000多年前,要想横渡风急浪高的台湾海峡,必须具备能抵御风浪的船只和高超的驾舟技能。“现有的资料证明,当时祗有越人具备这样的条件。”
何有基还从古籍和高山族口头文学中找到了许多证据。他认为,《後汉书》、《山海经》等记载的有关狗祖先的故事,与高山族流传的狗祖先故事极为相似。高山族关於乘船渡海、另觅居地的说法,与《後汉书》中“瓠”的後人“浮之会稽南海中”的记载也不谋而合。
何有基的论点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史式教授与台湾历史学家黄大受最近编着的《台湾先住民史》,就明确地指出,台湾的布农等族是百越先民的一支。浙江大学教授陈桥驿在今年出版的专著《吴越文化论丛》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认为台湾是当时越人比较容易到达的地方。
何有基说:“我的学术考证证明,台湾最早的居民来自中祖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台湾与大陆血肉相连,密不可分。”16史志记载一千八百年前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州
本报讯“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史志编纂的工作者,最近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早在1800年以前的史志记载中,台湾就是中国临海郡的一个州,这件历史事实,是批驳吕秀莲台独谬论的又一铁证。”这是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编审杨静琦,近日在此间的一次研讨会上讲到的。
杨静琦说,三国时期(公元220—287年),当时的吴国编纂有一部临海郡(今浙江省临海县)的地方志书。这本书为吴国丹阳太守沈莹所纂,书名为《临海水土物志》,亦名《临海水土志》、《临海异物志》。书中记述有今台湾的地形、气候、土壤、植被、农业、渔业、民俗风情等。三国时今台湾称夷州,属临海郡。书中记载,“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画土地,人民各自别异。……土地富饶,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能作细布,亦作班文布,刻画其内。有文章以为饰好也。”我还查阅了《三国志·吴志》的有关部分,亦记有当时的夷州人经常渡海到会稽(今绍兴)货布(卖其自织的细布、班文布)。临海郡的人在海上作业时,遇有风暴,经常到夷州避灾,亦有移居夷州者。以上真实的史志资料,千真万确地说明,1800年以前今台湾(古夷州)与今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 同属三国时吴国的临海郡。
杨静琦原为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副主任,离休后依然从事地方志研究,现已参与审阅地方史志200本,有19本数百万字的专著。她说,我在发言中引用的资料,出自山西省地方志专家刘伟毅1997年出版的《汉唐方志辑佚》。原《临海水土物志》因是1800年以前的志书已散佚,是刘伟毅根据古籍中的部分资料查阅保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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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起义,又叫右江暴动,是1929年12月11日,由邓小平、贺昌、陈豪人(政治委员)、张云逸、韦拔群等同志在广西百色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这是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影响和鼓舞下,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光辉实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邓小平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开始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新途径,到1929年底,先后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平江、黄麻、百色等100多次武装起义。但受“中心城市论”的影响,有不少起义未能成功。所以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是毛泽东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胜利,对我们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所取得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邓小平成功发动闻名全国的百色、龙州起义,实践和印证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正确性。1929年9月,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政要员俞作柏、李明瑞不接受中共的劝告,仓促反蒋(介石);当时的中共广西党内对革命发展方向的问题存在较大分歧,其总的指导思想是在城市搞武装起义。为此,邓小平经过深入分析后,力排众议,强调指出,在敌人兵力集中的地方闹革命,是敌之优势我之劣势,应考虑我们党在左右江山区的群众革命基础优势。10月,俞、李反蒋失败后,邓小平果断地摆脱“城市中心论”框框的影响,把中共广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左右江山区。邓小平等把第四、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等革命力量转移到左右江山区后,坚持把加强党掌握的正规武装改造同左右江工农运动结合起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同时,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极大地调动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
经过几个月的缜密细致准备工作,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先后举行了闻名全国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广西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新局面,与全国各地的根据地遥相呼应。邓小平把左右江山区作为广西革命发展方向的战略选择,不仅与毛泽东1927年进军井冈山的伟大创举是同曲之作,而且还体现了毛泽东和红四军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对邓小平领导左右江革命斗争实践的巨大的积极影响。这不但可从1930年1月中央的肯定评价中得到佐证,“七军是仿朱毛编制,这是对的”[1]197,而且还可从邓小平在几十年后的回忆中得到印证。邓小平曾说,我在上海的时候,听了陈毅来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经验,“后来搬到红七军去用”[2]87。
第二,邓小平创建全国瞩目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实践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朱(德)、毛(泽东)路线才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所以,他把广西红军的发展方向确定为同湘粤边界的朱毛红军相结合,并取得当时中共中央的同意。邓小平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既体现在革命斗争区域和发展方向上的选择,又表现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各项斗争和建设工作上。如把武装斗争同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民族工作以及土地革命等结合起来,特别是他灵活运用毛泽东的党建思想,把广西红军建设成为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新型人民军队;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极大地调动了根据地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
由于把各项斗争和建设都有效地结合起来,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壮大,形成了一个拥有20多个县、5万平方公里、150万人口、正规红军近万人的为全国所瞩目的革命根据地,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封建反动统治,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并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百色起义“在全国政治上同样具有极伟大的意义”[3]。1999年3月,中共中央领导人又曾称赞百色起义“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4]。由此可说,邓小平在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和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实践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第三,邓小平成功领导百色、龙州起义,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的胜利。1927年9月毛泽东等领导秋收起义,在“中心城市论”的影响下,起义部队连连受挫。对此,他果断地把起义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在井冈山开辟了我们党和红军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实现了党的工作中心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变。由于毛泽东当时的地位和所处环境的限制,更由于当时我们党内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强大势力,同时还受到共产国际和苏共方面的阻力和干扰,致使他的全新思想未能在当时的党内起决定作用,直到在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城市中心论。
1929年9月(过去长期以来对此存在多种误说:1929年初、夏、6月、7月、8月6日,笔者近来据相关历史文献资料考证应是1929年9月)邓小平从中央到广西领导武装斗争时,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都指示他和广西党的组织应以“最得力的工作同志”,“立即加紧梧州南宁及浔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1]69,即向梧州、桂平方向发展。1929年9月中共广西省第一次党代会也要求:“全省确定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主要商业城市为最主要的中心工作”[1]59,甚至批评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思想”。邓小平在斗争实践中,不盲从上级指示,而是将党中央指示同广西革命实际相结合起来,并借鉴毛泽东的井冈山经验,突破“城市中心论”框框,创造性地将广西革命的主要力量由南宁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我们党有群众基础的左右江山区,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所以,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的胜利。
第一,邓小平创建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邓小平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既不同于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也不同于先举行武装起义受挫后向农村转移的秋收起义,还有别于依靠农民武装逐步发展成立红军的横弋起义。它是邓小平等有组织有计划地率领革命军队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同当地工农运动相结合,在分兵围歼地方豪绅团局和摧毁国民党地方政权后,发动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因而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壮大,不仅继承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而且还丰富发展了这一思想的内涵,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这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改变旧军队成份、加强部队整训等举措,开辟了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新途径;二是通过必要准备、选择时机以及把正规军队同工农武装相结合的措施,创造了武装起义的新形式;三是通过统战、计划组织以及把反帝斗争与建立革命政权、土地革命与民族工作结合起来等措施,开创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新模式;四是初步总结了战略战术原则,提出了规则和定向、内线外线、避实击虚、发动群众等新思想。
第二,邓小平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理论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在反对和纠正“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创建发展起来的,在实践斗争中又善于把武装斗争同根据地各项建设有机结合,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提供了新鲜经验:
一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邓小平抵制党内“左”的干扰,开展上层统战,同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人重建革命统一战线后建立起来的,这一实践回答了党的六大期间没有解决好的正确对待中间阶级策略问题,为党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新鲜经验;
二是百色、龙州起义的发动、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邓小平勇于探索突破党内“城市中心论”框框,果断实现革命立足点转移,将正规武装同工农武装相结合的胜利革命成果,有力地回答了党的六大期间没有解决好的革命动力和党的工作重心问题,实践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三是百色、龙州起义的发动、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在以壮族为主、壮汉瑶苗等族杂居地区进行的,是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树起的一面“工农武装割据”光辉旗帜,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实践,为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新鲜经验。
第三,邓小平领导左江革命斗争坚持反帝反封斗争相结合,为毛泽东中国特色革命理论增添了新内容。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位于祖国西南边疆,西南面与法属安南(越南)毗连,当年邓小平领导龙州起义创建左江革命根据地,曾给予安南人民极大鼓舞与影响。所以当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遭到法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破坏,不但多次派出飞机入侵龙州领空而且还不断配合新桂系军阀军事封锁左江革命根据地。对法帝国的挑衅和侵略行径,邓小平等及时制定了反帝斗争策略。
l930年2月7日,他从上海回到龙州后,就立即加强了对反帝斗争的领导,并于当月10日(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是2月19日,笔者经考证认定为2月10日),领导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召开万人群众大会,没收了海关、领事馆和教堂的非法财产,并将法领事驱逐出境;同时还在会上宣读了《告全国民众书》,并用英、法两种文字通电全世界。龙州军民的英勇反法帝斗争,得到当时的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高度关注。这样,邓小平领导左江革命根据地军民把阶级性与民族性融合起来,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相结合,掀起了反帝斗争高潮,为全国革命根据地的反帝运动谱写了新篇章。
邓小平在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依据根据地以壮族为主、壮汉瑶苗杂居的特点,因地制定并实施了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成功地组织领导了少数民族人民登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大舞台,成功地解决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复杂民族问题,既为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形成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又为中国特色民主革命民族理论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90多年来我们党一直在重视和加强民族工作,并适时地制定了一系列民族团结政策和措施,为做好各个时期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政策保障。1922年7月,党的二大明确把解决民族问题列为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之一。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要求中央临时政府重视民族工作。各地方革命根据地尤其是民族地区的革命根据地成功地实践了党的民族团结工作。
诚然,客观地说,在长征之前,由于我们党的革命活动主要是在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接触不多,加之党又处在幼年时期,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都缺乏详细的了解,党的民族纲领、政策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完全真正付诸实践。尽管在党的民族纲领、政策的指引下,南方广大少数民族人民踊跃参加第一次大革命斗争,推动了少数民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也引起了我们党的关注。对此,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派遣了一大批干部到民族地区发动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如1927年12月中共中央派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军政干部到湘西组建工农革命军和创建苏区;1929年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派出邓小平为中央代表,以及贺昌、陈豪人、张云逸等40多位干部先后来到广西成功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31年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到鄂豫皖边区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然而,由于深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致使许多民族地区的起义没有成功。
左右江地区是壮、汉、瑶、苗等民族聚居区,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在歧视、压迫少数民族的同时,还实施挑拨离间的分化政策,所以左右江地区的各民族之间存在严重的隔阂。在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前夕,亟待采取民族团结政策措施,促进左右江各民族空前大团结,为壮大革命力量、发动武装起义和巩固革命政权贡献力量。为此,邓小平在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实践中,始终坚持党为各族工农群众谋利益的宗旨,采取一系列体现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措施,成功地解决了根据地中的复杂民族问题,为胜利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和巩固发展左右江根据地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可以说,各民族团结奋斗是百色龙州起义取得胜利之基。
还必须要指出的是,在全国革命根据地中,境内聚居有少数民族的主要有左右江、琼崖、闽东、湘鄂川黔、西北等革命根据地。但除琼崖革命根据地外,其余几个聚居有少数民族的革命根据地,都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后建立,且这些革命根据地内聚居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主体民族,其中人口数量较多的黎族在琼崖革命根据地和畲族在闽东革命根据地中,也仅占10%和5%,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中的壮族人口占85%,汉族仅占10%[2]51。显然,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是我们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树起的一面“工农武装割据”光辉旗帜,谱写了一曲壮、汉、瑶、苗等各族军民团结战斗的胜利凯歌。
在百色起义前的1929年10月,邓小平指示右江地区的党组织派出钟鼎、严敏、李朴等到东兰县协助韦拔群制定和颁布《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强调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对瑶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人身等方面的权利作了明确规定[1]94-95。尽管这一政策中仅提到瑶民,但在左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也适用于其他少数民族,是左右江根据地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主要政策依据。在发动百色起义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后,邓小平领导红七军、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在认真总结韦拔群领导的东(兰)风(山)地区各民族的团结斗争经验,积极贯彻中央关于苏区民族工作的指示原则的基础上,又相继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地区的土地革命政策,如《红七军目前实施政纲》、《红七军政治部:土地革命》、《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等,明确提出保护民族工商业,实行苏区壮、汉、瑶、苗等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一律平等的主张,充分发挥右江地区各族人民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各项建设中当家作主的作用。
以上草案、政纲和条例的制定出台以及贯彻落实,使党的民族平等主张和民族团结政策在右江革命根据地付诸实践。应当指出的是,如前所述,在长征之前,从总的来讲,我们党的民族纲领和政策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完全真正付诸实践。因此,尽管从1922年党的二大提出“民族自治”问题以来,我们党也曾在一些地方对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方针和政策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如1926年1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提出了《解放苗、瑶决议案》,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得到贯彻执行。由于江西是我国少数民族成份较少的省份,所以,红四军在1929年1月颁布的布告中,也仅提到了我们党早已提出来的“满蒙回藏,章程自定”的纲领性口号,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民族政策措施。在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革命根据地中,尽管在实践中也解决了一些民族关系问题,但真正地将其提到民族政策的执政高度并付诸实践的还极为少见。
与此同时,1928年党的六大也曾做出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陈述了民族问题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并要求各地准备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在今后召开党的七大列入议事日程并写入党章中。但由于缺乏实践的经验,更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使得党的六大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里,也没有对民族问题做出具体的明确规定。在左右江特别是右江根据地中,邓小平把民族工作提高到局部执政的高度,对民族问题做出具体的明确的规定,把过去我们党对民族问题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既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内容,又使党的民族团结政策从理论层面进入实践操作层面。左右江根据地对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的有益探索,引起了当时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在1930年3月2日的中共中央指示信中,就对少数民族问题指出:对于瑶族,“我们去同化他们一定要站在整个的阶级观点上,注意他们的生活苦痛,宣传汉瑶平等待遇,要发动他们的自决权”[1]239。以上历史史实毫无疑问地说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形成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在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实践和丰富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理论
邓小平在组织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和创建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把土地革命政策与民族政策结合起来,正确解决红军和根据地建设最重要的土地问题。总起来讲,主要采取了以下五大措施:
第一,把开展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宣传教育与民族党员干部开展工作结合起来。邓小平在领导红七军前委和地方党组织,通过会议决议、布告以及报纸、标语、小册子和口头宣传等形式,积极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同时,又指派民族党员干部把左右江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工会、农会建立起来,通过这些组织中的民族党员干部把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宣传贯彻落实到广大群众当中去,架起了党联系左右江地区各族人民的桥梁,促进各族人民与党形成了生死与共的关系。
第二,把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与开展土地革命相结合。邓小平在创建和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一方面及时总结了韦拔群在领导东兰农运中所提出的“严禁虐待瑶民”的主张,以及“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1]93的政策;另一方面又依据右江地区的民族特点,同韦拔群、雷经天等相继制定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有机地把民族政策的实施与土地革命的开展结合起来,极大地激发了右江地区的各族群众为创建、保卫根据地而浴血奋战的巨大热情。
第三,教育培训大批少数民族党、政、军干部,推动革命斗争的开展。在百色起义前后,邓小平领导红七军前委、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通过办班短期培训、选送正规院校培训、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斗争实践锻炼等途径加大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力度,使一大批少数民族党、政、军干部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右江地区的革命中坚力量。据统计,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累计培养了2000余名共产党员、近10000名红军战士。其中,在右江特委的11名委员中,有9名委是壮族;右江苏维埃第一届执委的11名执委中,有6名壮、瑶族执委,第二届执委中全部为民族干部;在团县级以上党、政、军、群团机构领导干部中,有壮族干部108名[5]。
第四,废除民族歧视,切实提高少数民族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文化中的地位,促进各民族大团结。右江苏维埃政府和左江革命委员会不仅给予少数民族人民有居住、行动、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切实保护和实现少数民族人民的人身自由权利,给予少数民族人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保障和实现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权利;而且还禁止买卖婚姻,反对包办婚姻和虐待、拐卖妇女儿童,解救丫头,以保障婚姻自由权利和保护各族妇女儿童的权益,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风土人情,遵守少数民族公约,以切实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社会地位。 第五,在邓小平、左江特委和红八军的领导下,左江地区各族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法帝斗争,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结合起来,极大地激发左江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的民族解放斗志。
由此可说,邓小平成功地在民族地区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灵活地把民族团结与阶级性、民族性结合起来,广泛开展社会动员,首次在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沿边革命红色政权中,有效实施社会基层改造,架起了党联系左右江地区各族人民的桥梁,建立起新型的民族团结革命红色政权,从局部执政层面对民族理论问题进行了实践与探索,创造了一个既属于全国工农民主专政的一部分,又“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区域革命政权模式的雏形”[2]258,是我们党深入了解、正确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典范。
这一有益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既为我们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又为我们党在后来实现民族团结理论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性转变奠定了有益的实践基础。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6]。这足以说明,邓小平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对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理论的实践与探索的理论价值,对我们党在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富现实价值。
邓小平在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和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广西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不唯书、不唯上,尊重客观实际开展革命工作,闪耀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既为我们党领导革命斗争提供了成功实践经验,又为我们党在新时期领导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资源”[7]。
1929年夏,新桂系左派俞作柏、李明瑞了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由于广西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深厚的工农运动基础,尤其是右江地区在大革命失败后,仍有余少杰、韦拔群、黄治峰等领导农军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所以俞、李想借助中共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多次要求中共干部到广西军政机关工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于当年6月,先后派出张云逸、陈豪人等40多名军政干部到广西工作。9月又派邓小平(化名邓斌)为中共代表,到广西与俞、李接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并领导广西革命全盘工作。邓小平通过成功开展统战工作,推动了广西革命形势蓬勃发展。
一方面邓小平审时度势,从广西的实际出发,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制定了对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进行统战工作的正确策略:既把俞、李与国民党右派加以区别,对之实行团结、争取、教育方针,亲自做俞、李等国民党左派要员的统战工作,与他们共同筹划反蒋、反新桂系的大事;又坚持我们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依靠广大工农群众,相机发展革命进步力量。在对新桂系中的顽固派、亲蒋分子和国民党改组派等给予坚决打击和孤立的同时,还通过共产党员俞作豫与俞、李的社会关系进行统战,促使俞、李等新桂系左派要员积极与中共合作。其中,李明瑞毅然与旧营垒决裂,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参加了龙州起义的领导发动工作,后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高级指挥员。
另一方面,邓小平还依据形势革命发展积极开展“兵运”和发动工农兵工作。在俞、李旧军队中,秘密建立中共党支部、士兵委员会等组织;加紧发动工农兵的工作,经过活动,俞作柏拨出一个营的装备武装了韦拔群领导的东凤农军,大大地增强了右江农军的实力。同时,还通过训练教育,委派思想进步、接近中共的人担任教导总队的教官或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大队高中层军官(如徐开先、张云逸、俞作豫分别担任广西教导总队主任、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大队长,1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连排干部[8]47、48、50),撤换反动的旧军官等措施改造旧军队,对教导总队和第四、第五大队的改造初步成功,为后来相继举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以及创建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和工农兵群众基础。
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曾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内盛行“关门主义”、“孤立主义”之风,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最不可信认的阶层。1928年党的六大不但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敌人,而且还对中间派的重要作用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策略。对此,当时的党中央指示邓小平要加紧与俞、李斗争,“对李明瑞绝不要存丝毫的幻想,……以群众的力量来赶跑他,决无所谓暂时与他合作”[1]182。因此,邓小平在当时对俞、李进行统战工作是冒着政治风险的,但却是以非凡革命胆略创造性地开展革命工作,闪耀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
正当广西革命形势不断高涨之时,全国的局势及广西的政局都发生了急剧变化。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一边在湖北策动张发奎夺取广东作为反蒋基地,一边又派特使到南宁游说俞、李共同反蒋。俞、李不听邓小平等人的劝阻,仓促同意出兵攻粤反蒋,但仅仅10天,反蒋活动便宣告失败,南宁政局一时大变,极为混乱。
在严峻的形势之下,中共广西党内对革命发展方向的意见分歧较大,有的主张打到广州去求发展;有的主张同俞、李到贵县、梧州方向发展;还有的主张在南宁直接发动武装起义。邓小平力排众议,认为以上三种主张的指导思想都是在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是敌之优势我之劣势,不可取;应当考虑我们党多年来在左右江地区所建立的革命群众基础:在左右江地区,仅东兰、凤山两县就有有组织的农民16万,可号召的有20万,有武装的农军1100人[1]82,这里既有革命斗争经验,又是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这是我之优势敌之劣势,应当是革命的发展方向。为此,邓小平审时度势,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广西革命斗争实际结合起来,在俞、李攻粤反蒋失败之际,果断地把我们党所掌握的革命力量带到左右江山区,同当地农民武装相结合,筹备武装起义并建立根据地,实现了中共广西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
邓小平在当时把武装起义的地点放在左右江山区的决定,当时也是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因为不仅1928年党的六大强调“城市中心论”,而且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也仍然把城市作为党的工作重点,并明确要求邓小平和广西党的组织向梧州、桂平方向发展。同时,1929年9月召开的中共广西省第一次党代会也确定:“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主要商业城市为最主要的中心工作”[1]59。因此,在当时的“城市中心论”背景下,把左右江山区作为广西革命斗争的立足点,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邓小平以非凡革命胆略突破了当时党内的“城市中心论”框框,再一次闪耀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
邓小平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革命斗争中贯穿始终,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这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有步骤、有计划地加强党的建设。邓小平于1929年9月来到广西后,在客观分析中共广西党组织状况的基础上,根据当时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政要员俞作柏、李明瑞亲共和中共广西党组织隶属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政治背景,以及广西经济不发达,现代产业工人极少和民族成份多,特别左右江地区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情况,制定了符合广西实际情况的发展党员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利用对俞、李的统战合作有利条件,迅速恢复和发展广西地方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二是在不忽视发展工人入党的同时,还注意在农运、兵运中的农民和士兵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三是派雷经天、陈洪涛、严敏等党员干部到左右江地区采取边建立、边调整、边发展、边巩固的做法,建立一支较大的由少数民族优秀分子组成的党员队伍。四是健全了在前委之下的各级党组织机构,纵队设纵队委,营设党委,连队建立党支部;地方党部与所在地军队中最高党部发生平等关系,但受前委的指挥;根据地各县建立县委,或临时县委,个别县建立特别支部或总支。以上措施开创了广西党的建设新局面,为取得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二,有步骤、有计划地做好武装起义和创建苏区的准备工作。邓小平等率领革命队伍到达左右江地区后,鉴于农村存在强大的封建势力,甚至影响到武装起义的顺利举行。为此,邓小平与当地党组织讨论决定,不急于打出红军的旗帜,先积极做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整顿自己的队伍,发动群众、扩大农军、开展工农运动,消灭左右江地区各县、乡、村的反动武装。在做好准备工作后,才相继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举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同时,在建立革命政权中,不搞统一模式,依据革命群众基础确定革命政权形式。在革命群众基础较好的右江地区普遍建立各级苏维埃政府,在革命群众基础相对较弱的左江地区则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
第三,实事求是地开展根据地中的其他各项建设工作。在民族工作上,将贯彻落实党的六大正确方针同广西民族特征结合起来,灵活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具体的民族团结政策:在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把各民族平等放在第一位,在平等对待各族人民的同时,还照顾各少数民族的特点。比如,基于瑶族人民受阶级压迫最深、政治地位低下且具有典型的代表性的实际,在1929年10月颁布的《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中,明确而系统地规定了“关于瑶民方面”的政策,当然,这一政策也适用于其他少数民族;在实践中,又给瑶民分土地山林、免费招收瑶民子弟入学。以上符合广西实际的民族政策,为争取最广大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红七军是植根于右江各族人民之中的革命武装”[9]。
在给养问题上,鉴于右江革命根据地不巩固、是游击区的实际,采取特殊的禁烟政策(重税限制发展)和税款政策(实行累进税新税制)[8]174、180,既为我们党筹措了发动百色起义经费,又解决了红七军的给养问题,还为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政策积累了经验。在土地改革中的土地分配方式上,不搞同一模式,而是因地制宜地采取“共耕”、“平分”、和“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等多种形式;在管理上又采取“分耕分管”、“分耕共耕”和“共耕共管”[8]164三种形式。在群众工作上,不搞强迫命令和简单化,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和宣传、教育、说服工作。
第四,依据战争实况相机转变战略方向。1930年10月,红七军奉命北上攻打大城市。在北上之初,为避免内部分裂,邓小平决定暂接受中央攻打大城市指令。在征战途中,邓小平基于柳州、桂林等城市的国民党反动力量异常强大,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多次提出放弃“攻坚”,避敌就虚,争取时间北上。在红七军主力攻坚湖南武冈县城失利后,邓小平召开前委会议,经过讨论放弃了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等大城市的冒险计划,转向湘粤赣边。这就使得红七军经过七千里转战,保存了基本骨干,终于汇入了中央红军的序列。
邓小平在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实践中,把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同广西特别是左右江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了不少艰难复杂的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这些经验在当时还没有达到理论高度,但作为他开始独当一面领导一个地区的革命斗争来说,他的实事求是思想和创造性的工作作风,并非始于改革开放时期,早在左右江革命时期,就已闪耀了这一思想的光辉:实事求是地区分国民党广西阵营中的革命左派和反动派,卓有成效地对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政要员俞作柏、李明瑞进行统战工作,重建统一战线;实事求是地确定广西革命斗争方向,果断地把党掌握的革命力量转移到左右江山区,并把加强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同当地工农武装运动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制定和落实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团结各族人民在党的革命旗帜下,形成了军民和壮汉瑶各族团结战斗的壮丽篇章。
因此,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是我们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不仅进一步揭示了革命力量在农村得以存在、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印证了红军、游击队以及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还在实践上批判了当时党内的“城市中心论”“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开辟和理论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经验,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同时,邓小平在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和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斗争中,所体现出来的事实事求的工作模式和思维特征,还显示出一种高扬革命主体精神的理论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对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供了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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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是大学生的一门选修课,教师与学生都应该予以重视。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纲要历史小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 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形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要求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灌输。《近代史纲要》理论灌输教学必须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加强学生自我理论灌输,改革理论教育工具和方式,理论联系实际,增强理论教育效果。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理论教育法 《近代史纲要》
重视理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理论教育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们的思想的重要途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理论教育往往采取填鸭式、命令式、教条式和硬性灌输的方法,缺乏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课堂教学缺乏师生间的交流和互动,学生成为教师单向灌输的工具。在深化教育改革的今天,这种简单落后的灌输教育模式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抨击。
一、当今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的必要性
理论教育通常也叫理论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形式,是由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受教育者传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帮助受教育者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其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的一种教育方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这里的“彻底击中”就是指把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闪电“灌输”给无产阶级和“人民园地”。列宁曾经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他认为,科学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方式产生,而只能通过各种形式的自觉地教育,才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只有进行理论教育,才能引导人们超越个人、家庭为单位的局部范围,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武装自己,认识社会和阶级的整体利益,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责任。“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是,“我们的理论始终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因此我们讲的“灌输”并不是强制性“填鸭式”的灌输,而是去引导、启发人们通过自身体验及不断学习,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心悦诚服地接受科学理论。在今天,虽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社会主义思想必须灌输的理论、原则并没过时,反而对灌输的要求更高了。
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教育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也日趋尖锐和复杂,他们加强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利用各种途径加紧对当代青年学生进行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文化渗透,企图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年轻一代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最终达到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我们必须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形势,把握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增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也日益多元化。当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缺乏。例如当代大学生赞成和拥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对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长期性、主要矛盾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坚持和拥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渐进性和长期性认识不够;坚持拥护改革,但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缺乏理解和宽容。因此只有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才能帮助青年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理论教学法在《近代史纲要》教学中的运用
《近代史纲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承担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在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教学中,我们必须加强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近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不仅仅是对大学生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而是帮助他们从历史知识的认识上升到思想上的科学的认识,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应通过国史、国情的内容教学,加强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学生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一)理论教育法必须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切实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是保障教学效果的根本途径。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而选择教学方式和方法时要力求贴近学生实际,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提倡互动式、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例如在讲述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时采用启发式教学,通过问答来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讲述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时采用参与式教学,使学生懂得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史,又是一部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史;在讲述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时采用研究式教学,把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作用放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通过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策略方针、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抗战前期和后期的作用与战果等问题的比较,用历史事实说明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评价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此外,我们应认真组织好课堂讨论和辩论。针对一些比较重要、学生比较关心的问题组织讨论,由于这些问题与现实联系紧密,能够激发同学们的讨论热情,也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例如讲授怎样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坚强党的建设必须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等问题时开展课堂讨论。在讨论中,我们应尽可能鼓励学生主动起来发言,并提倡学生不同观点的争论。由于学生都会有一定准备,因此发言时会比较积极主动,课堂气氛比较活跃。在讨论中,教师要给予适度的点评和引导,对于不正确的观点要明确地进行纠正和说明。只有准备充分,发言热烈,讨论课的效果比较好,才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才能起到理论教育的良好效果。
(二)采用理论教育法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自我理论灌输。
《近代史纲要》在每个章节最后都给学生列出相关阅读文献,要认真指导学生自觉课下阅读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会党的文件精神,写出读书心得体会,作为学生平时的考核成绩记入学生的学业考核总成绩,这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章节内容,弄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思想认识,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更加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导学生阅读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等,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救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深刻理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通过阅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义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破产》等,学生能深刻理解近代中国的三种建国方案,以及两种命运的选择。
(三)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改革理论教育的工具,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生可以通过媒体、网络及小说和影视作品等多种渠道获得近代史方面的知识,因此学生对教师上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师要精心做好多媒体课件,精心选择影视作品辅助教学。学生已经不满足于教师课件仅仅是文字和图片,还希望有图表,并且穿插一些视频,必须体现教师自己的特色。因此,教师在课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在把握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尽可能把课件做得精美些。当然,课件的设计也要恰当,不能文字太多,也不能太花哨。如果课件过于追求形式和色彩,就可能喧宾夺主,使学生忙于记笔记或过于关注课件图片而没有听清楚教师讲课内容,从而削弱教师的主导作用,影响教学效果。《近代史纲要》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政论题材的影视作品和专题片都非常多,讲授这门课程时要充分利用相关的丰富的影视教育资源,教学过程中适当穿插一些影视作品,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课堂的生动性,提高理论灌输的直观效果。
(四)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实际。
我们应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事件和任务的分析,提高学生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在讲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必须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际国内环境;讲授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时,必须联系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理论教育法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的思想实际问题,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解决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和感到困惑的问题,提高学生的思想理论水平。
《近代史纲要》教学还要加强社会实践环节,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围绕教学目标,制定大纲,规定学时,提供必要经费;加强组织和管理,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我们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15-16.
[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681.
[摘 要]近代中国宪政之路异常曲折。在追求宪政的路上,有林则徐、魏源、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等人为追求宪政的一次次努力。近代中国的宪政史可以说是一部为强国理想奋斗的历史,一部夹杂着屈辱与不懈奋斗的悲壮史。
[关键词]近代中国;宪政;民主;独立
一、中国社会宪政化的源泉: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昭示的不仅是典型的现代与传统两种社会体系的冲突,而且揭开了西方与东方两大文明体系在中国冲突的序幕。正是在两大文明的撞击中,中国艰难地开始了宪政化的历程。
林则徐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四洲志》中辑录了一些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资料:“君国大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均由议会定之,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和同。”这些介绍虽然过于简单,但已接触到了西方近代宪政制度的最核心的一些东西:实行议会制,少数服从多数,元首任期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林则徐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对西方民主、宪政制度的记载比《四洲志》更详尽。该书已经涉及到了议会的地位,议会与国王的关系,议会、国王与各级官员之间的关系,议会与国王的权利界限等制度。关于美国,作者表达了对美国宪政制度的向往。
鸦片战争使得一部分如林则徐魏源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抛却“天朝上国”的幻想,开始睁眼看世界,在与西方人的交流中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宪政制度并且著书立说介绍引进,为后来对西方宪政制度的进一步理解打下了基础。
二、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甲午战争与百日维新
在近代国际环境中,对中国宪政化历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及1895年的《马关条约》是近代中国宪政化进程的转折点。甲午战争最终使中国社会进入宪政化阶段。甲午战争对中国体制内外刺激之大,远远超过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中国被一个过去视为属国的小邦所击败,而这个小邦从事现代化改革甚至比中国还晚约20年。而且,这场战争中国人是被西方人之外的黄种人击败的。
1898年6月11日,在遭受了甲午战争惨败的打击之后,在维新派的极力劝说之下,在经过长时间的思想和人事准备之后,清光绪帝毅然下诏“明定是国”实行变法。可以说,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的宪政化历程起了决定性作用,而百日维新则是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
戊戌变法的中心内容之一是体制内的开明派与维新派精英集团合力进行的推动宪政化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向清政府提出了“立宪法,开国会”的要求,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改良的政治理论运用到政治实践。随之在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镇压维新运动的当权者被迫开始了全方位开放,君主立宪作为一种政治和变革思潮在中国开始兴起。“变法”、“新政”和德日宪法模式的抉择。立宪、官制改革、责任内阁制、中央及地方准议会的建立及试验这一系列新观念和新事物在眼花缭乱之中纷纷在中国社会登场。
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阻挠和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自身的局限性,维新运动昙花一现,“立宪法,开国会”也只停留在口号上,没有真正实施。但是“百日维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光绪皇帝规定的“许官民上书言事”是“百日维新”在宪政建设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百日维新”是中国以日本为参考下的立宪的初次尝试,但在顽固派的阻扰下,中国失去了实现宪政的绝好机会。
三、抵制革命的幌子:清末预备立宪
“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中国的宪政历程并未终止。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继续鼓吹君主立宪制,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定的走从暴力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国。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抛出“预备立宪”的丑剧,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不久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虽然清政府只是把它作为抵制革命维护自身统治的幌子,“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但是《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次将宪法作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使得中国在通往宪政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可是这种纯粹的“皇族特权”当然不会被人民接纳,也无法挽救穷途末路的腐朽清王朝,辛亥革命爆发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发布了近代中国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该“信条”同样声明“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与《钦定宪法大纲》相比,皇权得到一定削弱,国会权威有较大提高, “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皇帝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皇帝直接统帅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年度预算,须经国会议决”;“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以历史的眼光看,《宪法重大十九信条》是一部比较中立、平衡的宪法,含有“虚君共和”的因素,宪法文本规定的国会之地位,足以与皇权分庭抗礼。
四、中国宪政路上的短暂春天: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
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得“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观念深入人心,古老的中华民族站在了新的历史阶段,开始新的征程。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众多宪法中最具民主性的宪法之一,它的制度模式仿效美国模式, 其民主性体现在“主权在民”的宪政原则和程序性规范两个方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种“主权在民”的宣示,从根本上否定了“主权在君”、“主权在国”等反民主的政治原则以及世袭君主制的合法性。其次,从内容上看,该法的主要部分是涉及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组成及选举的程序性规范。虽然迫于当时的情势,有“因人设法”迁就个人的迹象,但是总体上并未规定任何个人和团体的“先定”统治地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使命止于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之时,1913年国会成立,正式的制宪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此时袁世凯早已就任正式大总统。先选总统并成立政府,后制订宪法,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问题。早在美国革命时期,潘恩就指出宪法必须先于政府由人民制订,否则先成立的政府必定干预制宪,谋取“私利”。潘恩的话不幸在中国得到验证,事实上袁世凯不仅篡改宪法,而且最后完全抛弃宪法复辟帝制。袁世凯当政期间,产生过《天坛宪草》和《中华民国约法》,前者因无法满足他的权力欲望而被其废弃,后者是在袁世凯直接干预和授意之下制订的,史称“袁记约法”,它的真正宗旨就在于增加总统权力,削弱议会对总统的牵制,完全是满足其私欲的“作弊”之作。袁世凯的称帝以及后来的军阀混战是中国的宪政之路戛然而止,中国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
五、结语
近代中国的发展处处是血与泪,悲伤与苦难伴随着古老的中华民族。中国人一次次的在最关键的时候错过了发展的机会。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出现过两次难得的机遇,曾经“闪现”出培育“健康”宪政的契机:一次是辛亥革命之后,另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两次机遇性的时刻,有许多共同或相似的历史迹象,对宪政的“生长”是适合的,例如,都存在几种势均力敌的政治势力,政治上呈现出一定的均势状态;都出现了掌控着较强政治权力,也享有较高政治权威的“强权人物”。如果这些强权人物能够将其势力真正地用于推动中国宪政的发展,那么他们一定会名垂青史(而不是贻害于历史)。可惜的是,他们都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其有限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用于追求反民主的专制独裁政体,从而耗尽自己的政治资源,最后都落得身败名裂、遗恨万年的可悲下场。他们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客观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意图地追求“极端”的个人、集团和阶级的政治权势,是使得他们“权欲熏心”,无法把握历史机遇的主观原因。
百年中国宪政史昭示人们,容忍不同的价值取向,分享共同的政治利益,协商解决政治冲突,是宪政制度走向健康成熟的最终途径,而极端的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则是宪政发展之大碍。
宪政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宪政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如何才能与社会、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如何才能引起民众真正关注,如何成为权力的制约而不是工具并值得人们奋不顾身的捍卫与服从。
[参考文献]
[1]张生.中国法律近代化论集[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徐祥民.中国宪政史[M].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2.
[3]王文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M].法律出版社.1997.
【摘 要】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德育,可从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丰富德育的方法等方面开展。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教学 德育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中国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础课程,其内容既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尤其是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们在保卫祖国、反侵略斗争和近代化建设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为当代大学生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充分运用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是历史教学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师应尽的重要职责。
一、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在历史教学中,除向大学生介绍必要的基础史实,培养发展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外,进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系统地向大学生进行德育,能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开拓进取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党中央对加强国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视。当前,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和道德滑坡等消极现象。社会对高校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功利主义因素开始渗透到高校教育中,影响到一些大学生。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对德育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运用中国近代史课堂教学这一阵地,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二、充分备课,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
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这就需要教师认真钻研教材,有意识地提炼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确立德育的达成目标。结合中国近代史教材,在备课中,可把中国近代史的德育内容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进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始终是激励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持续奋斗的动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这批开明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经世改革的主张;农民领袖洪秀全为建立“理想的天国”而奋起反清;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思想家为突破“洋务运动”的局限而奔走呐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而倡导“变法”;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探索,但历史事实表明这些探索最后都失败了。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过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上述史实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培养大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动教材。教师通过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入教学,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历史性的选择,从而坚定大学生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决心。
(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了人民的富强和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精神支柱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史内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历史”,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旅顺口和南京数以万计的人民被屠杀,都令人肝肠寸断,同时也有奋斗的“红色的历史”,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自强自立的精神。在教材中,林则徐等人虎门销烟、抗击英军的英雄壮举;三元里民众不畏强暴、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装抗英斗争;老将冯子材镇南关大败法军的凯歌;北洋海军邓世昌、林永升等海军将士血战到底、以身殉国的业绩;民主革命的宣传家陈天华“蹈海自尽”唤起国人的革命精神;国共两党携手抗日最终取胜的辉煌成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光辉业绩,等等。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教师通过对这一系列史实进行教学,使大学生接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坚定发扬先辈们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树立为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志向。
(三)继承革命传统和优良品德的教育。中国近代史中蕴涵着丰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汇集了大量近代英杰的素材。例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度责任感;洪仁?临终遗诗坚信“天国祚虽短,光复待他年”的乐观主义精神;黄花岗烈士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的豪迈绝笔;李大钊不为酷刑所屈服,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仰;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的体现,是先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教师通过这些丰富的实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激励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成为学有专长的高素质人才。
三、与时俱进,丰富德育的方法
中国近代史有着丰富的思想教育内容,要达到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达到德育的目的,还需要教师讲究教学艺术,与时俱进,采用多种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解释历史的本领。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常常会涉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由于大学生虽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定型时期,但人生阅历仍比较有限,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加以引导。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人和事,而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如在讲到洪秀全时,既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肯定他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清王朝及外国侵略势力,为历史做出的贡献,同时还应看到他作为小生产者代表所带有的皇权思想、等级尊卑观念及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等。正是后者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样化。按照教育心理学的原理,德育的过程分为明理、激情、立志、导行等阶段,它们之间互相渗透、促进,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让学生养成自我教育的习惯,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单纯地灌输,还要善于点拨,启发学生自己去判断。教师应努力通过言简意赅的语言、画龙点睛的手法、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德育。同时,还应重视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传统的教学中,黑板是主体。在讲课的过程中仅仅是文字的展示,很难让大学生将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现代教学中,多媒体技术在大部分高校教学中已普及,关键是要提高课件本身的质量。例如,在讲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穿插建党__周年来历次党代会的图片,可对加强热爱党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具体、生动、形象的讲述,能够引起大学生的兴趣,加深感性认识,进一步加深理性认识。例如,可配合教材内容选取有关的电影、录像片断等,组织大学生观看,还可配合各种重大纪念活动和节日,组织大学生开展学术报告会,编历史手抄报,进行历史知识竞赛,参观博物馆、革命历史遗址和图片展览等,使大学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细雨润物”中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属于主干学科,其本质属性仍然是素质教育,因此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贯彻德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既是认真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就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问题致李铁映、何东昌的信(1991年3月9日)[N].人民日报,1991-06-01
[2]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2003年11月24日)[N].人民日报,2003-11-26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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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后,社会变动接连不断,而且往往是变动的很激烈。中国史学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有相应的变化。有的史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新。但总的来说,史学总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重古代、青近代,重政治、轻文化的情况并没有扭转过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50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而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注的热点。然而这个领域曾经被长期冷落,从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国没有一所大学设置文化史专业课程,更没有一个专门的文化史研究机构。50年来还没有一门学科这样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国史学建设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盛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命运的转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史研究的转折,对“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对国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们进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动因。
自然科学界率先从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从而走进历史的深处。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传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命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这一问题在80年代初提出,是醒目而严峻的。
与会者思想活跃,有的从中国科学内在缺陷方面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中,技术作成果占绝大多数,技术结构的非开放性,加重了技术转移的困难,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使得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的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弃科学技术,缺乏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条件;有的则认为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类型,不存在独立于政治意识以外的学术思想,这是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3)
就会议提供的论文来说,对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从文化传统方面提出命题,涉及到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适应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开放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在自然科学界激起的回应。
同年12月,在上海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谈会,会议聚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考古、文献等学术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就如何填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巨大空白交换意见(4),并倡议立即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做好舆论宣传,推进文化史研究的复兴。
文化热与一般时尚不同,需要有学术研究的积累,并非如时论所谓一哄而起,它的启动毋宁是滞重的。早在1980年,李泽厚在《孔子再评价》一文中已经提出研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转换的问题,当时的理论界大多关切孔子的评价,而对文化研究中这一最具近代意义的课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直到1983年9月28日,《光明日报》才发表了《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一文,这是1949年以后见诸报端的、从总体上研讨中国文化史的首篇文章,与上海会议相距已达10个月之久。
毫无疑问,文化史研究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的因素。1984年经济改革的全面铺开,对文化研究起了明显的增温效应。人们正是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转变观念,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意识和心态,给现代化赋予新的精神动力。因此,本属于历史范畴的文化史研究,在当代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因此成为世纪末中国的一大显学。
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突出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从近代史上总结中华民族追求文化近代化的历程,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据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到1989年,共发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论文60O多篇,年平均在百篇之上,以下所列为学者关注的重要论题。
(一)文化近代化起点问题的复出与论证
关于中国近代化的起点问题,50年前有宋元说、明清说、鸦片战争说,莫衷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体上统一于鸦片战争说,由于这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因此鲜有争议。80年代有关明清之际是中同文化近代化开端的观点如异军突起,引人注目。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20年代有梁启超,50年代有侯外庐,但从论证上来说,自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后,20多年无重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有一批老中青学者再次提出这课题,并加以论证,认为明清之际出现了突破封建藩篱的早期民主主义意识;注重新兴的“质测之学”,吸取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开辟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5)有的认为,过去对这一课题的论证基本局限在精英文化的层次,研究的深入,有待扩大视野,从社会史的领域发掘大众文化资料。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自明清之际,经历了开启―中断―再开启的过程。与西方人文启蒙不同,中国早期启蒙的特点是政治伦理的启蒙,这主要表现为对忠君信条的怀疑、抨击与批判,而且下延到广大民众。(6)
持有上述看法的文章,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学者费正清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冲击一反应”模式表示了异议,认为这一见解忽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的变异,因此,发掘中国传统社会萌发近代化的思想资源是这一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
(二)对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的回顾成为敏感的学术问题
对洋务运动及其思潮的评价是个颇为敏感的问题,1949年后,学术界对此一贯持批判态度,很少发表不同意见。80年代后,学术界从近代化进程的角度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提出洋务思潮的概念。论者认为,洋务思潮既有世界潮流的影响,也是龚、魏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以“变通”、“师夷”、“工商立国”为特点,对封建传统有一定的冲击作用。(7)对洋务思潮与洋务派某些政治行径不能混为一谈。有的对“中体西用”作出新的解释,认为“中体西用”是利用儒家传统引进西方文化,减弱学习西方的阻力,力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西学的生根之处,通过对西学的吸收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所以,“中体西用”虽然本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在当时起了好的作用。(8)与此有关的是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有的认为洋务运动构成了学习西方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其历史作用不能低估。(9)持否定意见的则认为洋务运动是_运动,从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来看,主要作用是消极、反动的。(10)
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西体中用”的争论。李泽厚在《西体中用简释》一文中对这一命题作了阐释,认为:“体”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以及生长在这体上的理论形态。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但西体的实质就是现代化,这是指以西人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西方社会存在本体中产生的科学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可谓西体,而“中用”、就是怎样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附议者认为,“西体中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开放,虽然将中西文化纳入“体用”范畴不尽准确,但方向是对的。有的还补充说,“西体”的主要部分应是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必然与传统体制发生矛盾,提出这一观念以与“中体西用”相对立,其意义是重大的。(11)
“西体中用”论一出,即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反驳。有的认为这是“全盘西化”的论调,实质是要把西方文明全盘搬到中国,彻底重建中国文化,(12)与此相反的是刘晓波发表与李泽厚的对话,以明确的两化论观点,批评李泽厚,把李置于维护传统文化的地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西体中用”有西化倾向,但并不等于全盘西化,涵义模糊,没有超出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13)
(三)对五四精神的省思和不息的争议
以德、赛两先生作为五四精神的两大旗帜,在学术界历来鲜有异议。80年代以来对五四精神的再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见解,认为民主是人的社会解放,科学是人的自然解放,因此五四精神可归结为人的解放运动。王元化认为五四文化思潮的主流是不是民主和科学还值得探讨,当年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才是五四文化思潮的重要特征。(14)
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有的偏重它的救亡主题,视为爱国主义的_运动;有的突出它批判传统的意义,认为是启蒙运动。李泽厚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反帝运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这两者由启蒙和救亡的相互促进发展到救亡压倒启蒙,忽视了对个体尊严和个人权利的尊重,导致三四十年代多次文化论战不彻底,遗留下早该解决的思想文化课题,又一次等待今天去继续完成。(15)有的认为,救亡唤起启蒙,启蒙为了救亡,戊戌时期是这样,五四时期也是这样,民主与科学精神贯穿五四运动的各个方面,影响整个时代,至今仍有现实意义。(16)
(四)传统文化特性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热点问题
传统文化特性问题,实际上是怎样认识和概括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文化热首先在这一问题上引起不同看法的争鸣。人文主义说、人伦主义说在各种论点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这一争论的主要分歧。持人文说者认为,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特点是强调和谐、义务和贡献,并从人际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天人合一、主客互融的文化特色;主张人伦说者则认为,古人所谓人文是指人与人的等级隶属关系,每种关系都有相应的道德规范,人在这种模式中只有隶属他人才有存在的价值,很难有人权自主意识的觉醒,但是隶属观念又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协调,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所以用人伦说更能体现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的特征;有的还认为,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是把人看成道德的工具,排除人的物质性和自然欲望,使人不成其为人,其结果是导向王权主义。(17)
这一讨论的深入,必然提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潮流中怎样才能获得新的发展机制的问题,亦必然要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寻找它们的异同、探讨其融合和吸收的历史经验,所以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与这一主题有一致性。海外华裔学者有关传统文件与现代化的见解在国内的引进,对活跃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具有代表性的论点,有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儒学复兴”说;有认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作为文化核心的观念形态必须重建的“文化重建”说;也有认为在抨击传统中有害因素的同时,可以适当地对传统的符号和价值系统进行重新解释与建构的“创造性的转化”说,还有主张以多元放的心态,建立以中国为本位的“中西文化互为体用”说等等。(18)
(五)弘扬传统与反传统的对峙及其发展
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是个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课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激烈与反复,使这个问题的争议经常出现弘扬传统与彻底否定传统的两极对峙,在这两极之间又存在众说纷纭的歧见和程度不同的折衷,从而使这一讨论具有更为复杂纷繁的内容。80年代以来,两极对峙的内容又有新的发展。反传统的认为,“建立‘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系统’,舍此别无他路可走”(19),因此主张与传统彻底决裂;维护传统的则认为越是开放越要弘扬传统,21世纪将是儒学风行世界的新世纪(20)。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热虽然有所退潮,但是,作为文化史重要内容的国学,则不仅没有降温,而且形成新的热点。有文章认为:“这种文化思潮既包涵着对80年代以来文化运作的反思,又有对五四以来激进话语的反思;而它的发展也与目前冷战后的新世界格局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这一格局的一种文化反应。”(21)所以,国学的重新提倡是对80年代反传统思潮的反拔,足作为与“西化”相抗衡的文化力量,重建信仰,以化解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剧烈的社会变革引发社会秩序的失衡和人文精神的沦丧,使人们开始怀念传统的道德调谐;海外新儒家学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阐释,提高了国人的自信;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国内的传播,又助长了回归传统的情绪。从总体上看,这股国学思潮,比五四时期的国学研究有较多的理性;比新儒家有较多的批判性;在整理古籍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耐人思考的是,对这股国学热怎样评价?80年代那种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是一种偏差;90年代不加分析地爆炒传统文化,以为只有儒家能够拯救世界文明,也是一个误区。怎样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怎样在批判旧观念的同时保持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其核心仍然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可以推测,这将成为跨世纪的文化主题,吸引后来人的注意。
(一)知识分子群体研究和思潮研究的进展
知识分子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知识分子的近代化与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有紧密的联系。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些在近代文化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1949年以后成为批判的对象,评论有失公允。耿云志的《胡适思想论稿》(22)是第一部突破胡适研究禁区的学术著作,此后,从文化近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近现代历史人物成为出版的热点,有关郭嵩焘、章太炎、辜鸿铭、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瞿秋白、张东荪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近代人物的个案研究,对深化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1949年后30年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多着眼个体人物的论述,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特点和作用的研究,相当薄弱。80年代以来,这方面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著作。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23),通过多侧面的研究,再现了早年出国的人们在认识相介绍世界方面所经受的误解、屈辱、痛苦和走过的坎坷道路。他们的遭遇和认识反映了新旧思想文化的矛盾、冲突和交替的情景,为中国人正确认识外部世界起了引路和搭桥的作用。章开沅的《离异与回归――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24)揭示,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对于传统文化都曾有离异与回归两种倾向,这样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25)认为,洋务知识分子是与近代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致力于引进相传播西方科技文化,又受到旧体制的约束和传统士人的排斥。这一群体性的悲剧反映了中国文化推陈出新的艰难历程。
对社会思潮的关注是又一重要收获,冯契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思潮研究丛书”(26)通过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实业救国、新儒家、唯意志论等各种思潮的多侧面探讨,丰富和加深了人们对文化变迁复杂性的理解。有关新儒家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已经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态势。对于贯穿近现代文化史的“体用之争”,丁伟志、陈崧就中学和西学的冲突和交融及其文化观的萌生、形成、嬗变、分解进行了全过程的考察。(27)
(二)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兴旺
文化热带动了区域文化史研究的活跃,这是学科建设的一大成效。起步较早的吴越、楚、巴蜀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后起的齐鲁、燕赵、湖湘、闽粤文化从点向面铺开。古代区域文化研究的兴旺促进了近代区域文化研究从无到有的开拓。近代湖湘文化研究成果表明,经世致用学说的传播和劲直尚气民风的形成,导致了湖南功业之盛在近代举世无出其右的局面。
海派文化研究揭示了以个体为本位的市民心态的形成,对于物质功利的务实精神、精明敏锐的人生态度,以及某种浮燥和浅薄的市民习气。京派文化研究则多从文学、戏曲着眼,揭示其沉稳、凝重的社会意识。
租界文化研究是一个富有开拓性的课题。租界是一个驳杂的移民社会,这一社区对传统观念的淡薄,对外来文化的优容,成为近代文化研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此项研究普遍采用了社会学的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从而扩大了历史的视野。
(三)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
随着90年代文化研究视点的多元化和史学研究的平民化,文化史的内容从精英文化向阅世知人转化,使得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以及人际关系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些生动活泼的内容对读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从而促使文化史工作者及时调整了研究方向。从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平民百姓,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充实了文化史的学科建设。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28)是这一领域的基础之作,它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探索百年来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该著作提出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以及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相互渗透等问题,引起学界的兴趣。此外,数十年来中国大陆从未有人问津的领域,如科学文化,____、佛教、民间宗教与近代中国文化等课题,正被有志者开拓。
20世纪末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旺,使人很自然地想到五四时期的文化热,这两次文化热相距七八十年,几乎间隔有三代人之遥,虽然许多课题是那么相近、相似,然而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延伸。近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重新崛起,就其学术成果来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深度的开掘方面,都具有五四时期所没有的广度和力度,并以新领域的开拓为世人所瞩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研究室编。
(2)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参见会议论文集《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4)参见《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纪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参见冯天瑜主编《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巴蜀书社1988年版。
(6)参见刘志琴《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启》,《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
(7)刘学照:《简议“洋务思潮”》,1986年8月26日《文汇报》。
(8)田文军:《“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综述》,《哲学动态》1988年第l期。
(9)余明侠:《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不能忽视》,《江海学刊》1989年第2期。
(10)王劲、张克非:《洋务运动史第三次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11)参见《中西体用之争概述》,《哲学动态》l988年第4期。
(12)默明哲:《关于中体两用与西体中用的反思》,《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13)方克立:《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4)王元化:《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炎黄春秋》1998年第5期。
(15)《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三次大论战》,分别载于《走向未来》1986年第1、2期。
(16)丁守和:《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17)参见冯小兵编《八十年代中西文化讨论文集》,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7年印行。
(18)参见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
(19)甘阳:《传统、时间性与未来》,《读书》1986年第2期。
(20)《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几个问题――天津市弘扬中国民族优秀文化理论讨论会纪实》,《理论与现代化》1990年第8期。
(21)转引自方克立《略论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3)中华书局1985年版。
(24)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5)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
(2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7)《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8)刘志琴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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