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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第六次全体会议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做了深刻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见文化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性任务并提上日程。同时也说明当前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还不能满足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发展的需要,也没有满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加强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与全球化相串叉的新局面,多元化的社会思潮给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一方面,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利益主体也多元化。同时各种外来的文化和观念杂乱纷呈,涌入人们的生活和冲击人们的思想,人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影响。而社会分配相对不公正现象也在各行各业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其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的错综复杂化。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之名,打着经济合作的旗帜,暗地里推行"思想全球化""和平演变"政策。江泽民同志曾指出:"从十月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各种攻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与西方国家长期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有密切关系。"[2]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铺天盖地的冲击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意欲统治我们的思想,霸占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控制我们的民族,成为他们的奴隶。"他们始终把意识形态作为颠覆和控制别国、实现自身战略意图的重要工具,凭借经济、科技等优势推行文化霸权,加大文化输出和思想价值观念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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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习俗多种多样,起着客家风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块瑰宝。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客家文化的论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赣南,有着约占江西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近4万平方公里的沃土蕴藏着丰富的客家 文化。数百年,乃至近千年的 历史 沉淀使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时隐时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还在继续沉淀或正在消失。因而发掘 研究 这些文化成为我们这代赣南人不可忽视的历史责任。
一、赣南的戏剧、民歌和曲艺
明清以来,赣南流行着不少土生土长丰富多彩的戏剧曲艺等 艺术 。有赣南采茶戏、宁都采茶戏、东河戏、赣州南北词、兴国南北词、于都道情等,其中以赣南采茶戏 影响 最大。赣南采茶戏形成于明末清初安运县九龙山一带的茶区,艺人在演艺中将粤东传入的采茶灯融于赣南的灯彩艺术之中。经过长期锤炼,到清初时就从唱茶歌、舞茶灯的原始形态衍变、创造形成了有简单情节,以大姐、二姐、茶童三个人物角色表演的最早赣南采茶戏--三角班。由于采茶戏源于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所以 发展 很快,迅速传入到信丰、于都、石城、赣县等地。清乾隆年间,赣南采茶戏向外传播成为赣中、赣东、湘中、闽西、闽北、粤东、粤北及广西一带的流行戏剧。
赣南采茶戏的舞蹈形态组合有三大部分。一是丑中见美的矮子步;二是风韵独特的单袖简;三是优美动人的扇子花。这些舞蹈动作皆来源于山区的生活,她的传统剧目有82种,分灯戏和杂套戏二大类?quot;灯戏"即茶灯戏,代表剧目是《九龙山摘茶》;杂套戏的代表剧目是以《反情》、《卖杂货》、《上广东》、《大劝夫》组成的"四大金刚"和以《肖妹子》、《补皮鞋 》、《钓拐》、《老少配》组成的"四小金刚"。赣南采茶戏到清代中期,开始受到地方官府的歧视和打击逐渐衰退。1949年以后发掘民间优秀传统文化,赣采茶戏又重新得到光大成为江西的两大地方剧种之一。1979年传统剧目《茶童戏主》由上海人民制片厂摄制搬上银屏,蜚声全国?卤嗑缒俊对趺刺覆宦!贰ⅰ斗缬杲忝没ā芬蚕群蟊话嵘弦?弧!缎っ米印贰ⅰ恫蛊? 鞋 》、《钓拐》先后获省、地、国家奖还灌成唱片。《试妻》获1992年文化部艺术局全国戏剧小品比赛二等奖。大型赣南采茶戏《山歌情》1994年获文化部第四届文华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赣南采茶戏已经成为赣南客家最有特色的地方剧种。
东河戏,是廷生于赣南的古老剧种之一,因发源于赣南贡江流域故称"东河戏"。明代嘉靖年间,在赣县与兴国交界的田村、白鹭等地流行一种以高腔曲牌清唱故事的坐堂班,坐堂班又在民间庙会游神,"扮故事"形式上发展到以高腔大本戏为主的舞台演唱,形成东河戏刍形。
清初,坐堂班与苏州来的一批以演唱昆曲为主的戏班合并,建?quot;凝秀班",将二种表演形式融合为一,此后又相继吸收了江西宜黄调、桂剧西皮戏、安庆调、弋板、兴国南北词等发展成为有高、昆、弹三大声腔,较为完整的地方剧种--东河戏。东河戏流行于赣县、兴国及与其相邻的万安、泰和、吉安一带。东河戏的角色分为九角头制,即老生、正生、小生、老旦、花旦、大花、二花、三花九行。传统剧目在1950年以前保存有一千余种。代表剧目有《雷锋塔》、《挽发记》、《玉簪记》、《扫秦》、《六国分相--刺股记》等。中央苏区时,还改编了不少东河剧 现代 革命剧目,如《活捉张辉赞》、《送朗参军》等,影响很大,风靡一时。
赣南的民歌和曲艺也同样透散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民歌高亢刚健,朴实无华,有山歌、灯歌、风俗歌、小调、号子、儿歌等。赣南民歌大体可分为三个地域特点,一是南部的"三南"即龙南、定南、全南三县及东北部的寻乌、兴国,地理与广东部分地区接壤, 语言相近;二是处于赣南东北边区的瑞金、石城、宁都三市(县),部分地域与福建交界,但中隔大山,语言差异相对较大,此区域的灯歌较著名,山歌受赣中影响较大;三是赣南中部的赣县、南康、信丰、于都等县市。由于靠近大江大河,船号、木排号子很流行,语言也较平和。赣南山歌的旋律起点音较高,然后大多来个高音拖腔,音调下行至主音结束。兴国山歌是诸县山歌中,旋律最美,最著特色的山歌,以即兴行腔为法。节奏自由优美,随唱随答,甚至中段用鼓伴奏?quot;哎呀嘞"是兴国山歌中最常用的感叹用语。
赣南小调很多,大体可分本地和外地小调两种。本地小调以交情歌为代表,还有叫化歌的"莲花落"等。
赣南风俗歌有年歌、婚礼歌、丧歌等。此外还流行道教 音乐 ;有海青、碗花、上告等。
灯彩是赣南民间古老的传统歌舞,有龙灯、鲤鱼灯、摆字灯、高灯、狮子灯、云灯、茶蓝灯等近20种。大多用锣、锁呐、鼓伴奏,载歌载舞非常热闹,灯歌则是在灯彩表演中演唱的小调音乐,常见的有斑鸠调、进坑歌等。花灯又有耕田花鼓与灶背花鼓,又有进门歌和出门歌等趣味盈然。
赣南地方曲艺主要有南北词、道情、古文。南北调系清道光年间由南昌传入赣州经与本地民间曲艺结合,在曲俊⑶?骱捅硌萆闲纬闪擞凶砸训胤教厣?哪媳贝省D媳贝识嗔鞔?诤佣?母酉亍⑿斯?⑷鸾鸺靶欧帷⒋笥唷⒚霰庇朊鑫鞯鹊兀?愿又菽媳贝省⑿斯?媳贝饰??D媳贝视?80多种词目,如《天宫赐福》、《安安送米》,一般由7-13人围桌板体腔弹唱,词少腔长,精明紧凑。
宁都道清原系明代从外地传入的曲艺,是清初与当地民间音乐相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是具体有本地特色的地方曲艺。由1人或多人演唱,节奏变化较大。曲调不板腔、联曲混合体有引子、曲头、尾子。传统节目有3000余种子 ,以《銮刀记》、《烟刀记》为独有。
于都古文,清道光流行于都,多为盲人用地方语言演唱,演员、乐师系一身,说唱结合,以唱为主,用勾简式渔鼓、竹板、小鼓伴奏。一般4句,上、下对应,即兴表演成份多。
二、工艺 美术
剪纸与纸扎艺术在赣南古代就广泛流行于民间的各种喜庆、娱乐活动中,起着寓意和装饰作用。剪纸艺术用一把剪刀便可剪出许多生动、朴实的画面,常见的有"五谷丰登"、"三星高照"、"八仙过海"、"岁寒三友"、"喜上眉梢"等,衣裳、肚兜、鞋、帽上的刺绣也都是先剪纸样,摹到布上再刺绣的。纸扎艺术在民间更为盛行,以竹为骨扎好架子 ,面上贴彩纸、布、绢和剪好的图样。纸扎多是龙灯、动物、花卉、人物、彩船等,在春节、喜庆、庙会、宗族活动中广泛流行。旧时仅宁都县城就有纸扎店铺100多家。赣县田村老艺人刘盛涵家传的花灯、人物纸扎艺术十分精湛,1995年6月获取合国教科文 组织和 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授予的"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
雕刻艺术,在赣南主要有木雕和石雕。木雕以赣州、龙南、赣县艺人较多,善雕花板,广泛用于家俱、 建筑之中。许多通雕、浮雕多在牌坊、民居祠堂、庙宇建筑中 应用 ,即是一件艺术品又充当实用构件。如鳌鱼、卷草雀替和雕刻的隔架、斗拱、翼拱、窗门格扇等。石雕以兴国、赣县艺人为多,兴国盛产质地细腻的红石,赣南及赣中许多地方的大型石雕有不少是兴国红石,如乐安县流坑的一对大石狮均出于兴国。花岗岩也是赣南盛产的石材,多用于建筑和大型石雕。如宁都、南康、石城的一些牌坊、桥的栏板、望拄和门楼、柱础、石狮等。
刺绣 艺术 在赣南客家地区有着悠久的 历史 。多 应用 在衣、鞋、帽、裙、肚兜、荷包、床帘、轿帘等生活用品和服饰上。做工精细,风格古朴,立意多为吉祥与美好生活,色彩以红、黑、黄为多,风格独特。
古代赣南盛产瓷器,唐宋达到高峰。以宋代赣州七里镇窑最为出名。七里镇窑产品以青白釉瓷、薄胎赭者色釉瓷、黑釉窑变为典型产品,瓷品纹饰以团菊、花卉卷草。图案丰富生动的黄陂窑青白釉瓷和以印花戏剧故事装饰为代表的固厚元窑及色泽乌黑光亮的东山坝窑黑釉瓷,还有釉色青白淡翠的寻乌上甲窑等,这些都是当时赣南质量优秀的瓷器。从瓷器的装饰艺术上看赣南瓷器多以花卉、人物的刻花或少数印花、窑变为主要表现手法,以龙窑烧造为主。
赣南自古就是 文化比较发达的客家地区。有不少闻名于世的 美术家和 文学家。兴国人钟绍京不仅是唐代宰相而且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 ,以清秀端庄的小楷为世人所崇。清初著名画家宁都人罗牧工画山水名声很大,被时人排名于五代画家董源与元代大画家黄公望之间,赣南的文学巨子更是辈出不穷,有唐代诗人家綦毋潜、南宋诗文雅健的赣县人曾几,清初"易堂九子"中的宁都魏禧、魏源,还有才华横溢的瑞金杨以任,先后入翰林的大余一门"四戴"--戴第元、戴均元、戴心亭、戴衢淳。赣南的堪舆文化名闻遐迩,杨派风水以杨筠松为祖师在曾文山等人的继承下取得了很大的 发展 ,明永乐七年赣南的廖均卿、曾从政等人均因择皇陵有功而受皇封。与文化发展直接相关的赣南书院文化在北宋时就具有规模,时任赣州通判的周敦颐就已开坛讲学,授?quot;二程"(程颢、程颐),后来,濂溪书院成为赣州历史上经久不衰的著名书院。'文天样少年 时代 百里寻父来到赣县吉塘读书。明代王阳明也在赣州开坛讲学,给后人留下赣州通天岩内"观心"的一段佳话,后人又设阳明书院"发扬光大"宋代赣南各州县具有一定规模的县,学就已达14所,书院12所。王安石还专著"虔州学记"以记府学的迁址。大余的周程书院也运近闻名,为皇帝赐书"道源书院",文天样为兴国的安湖书院做记,宋代书院文化得到 社会 和官府的大力支持,明清以后书院更是迅速发展,成为赣南民间或半官半私的讲学和 教育 场所。
三、文物名胜
以通天岩石窟为代表的石窟寺艺术是赣南古代客家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
通天岩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赣州市西郊10公里,开创于唐末宋初时期。是江南现存最大的古代石窟,内有翠微岩、通天岩、同心岩、龙虎岩、忘归岩、观心岩6个洞窟,共有石刻造像359尊,石龛279座及宋以来的题刻128品,造像均为佛像菩萨、比例准确,气韵脱俗以通天岩窟中的数龛造像最为出色,是唐末北宋初期的精品。最早者为北宋熙宁六年(1073)题刻,以明代王阳明和唐邦佐书法最佳。北宋绍圣年间,苏东坡游通天岩访赣州著名隐士阳孝本。二人一见如故,促膝谈心携游赣城成为佳话,后代文人骚客不继"后坡公至"提留诗话于通天岩。
罗田岩位于于雩都县南郊2.5公里,南朝时即有建寺,在罗田岩的悬岩峭壁上刻有唐以来的百余首题刻,可以以辩认的尚有20多条,其中年代最早的要算北宋嘉祜八年(1063)周敦颐《游罗田岩》的七言绝句,还有南宋岳飞、文天样、明代王阳明等名人的题刻。此外龙南玉石岩、宁都翠微峰、石城五龙岩、兴国大乌山、会昌汉仙岩、赣州马祖岩、龙潭等地均分布有宋、元、明时期的许多摩崖石刻,当中不泛有文天样、王阳明等名人手迹。然而赣南最早的题刻却当数上犹双溪乡石门溪旁的一方西普题刻小诗。最大的题刻则是崇义县思顺乡桶江村刻在一块高8米,宽14米巨石上183字的"茶寮碑",记述了王阳明当年镇压崇义农民起义炫耀武功的"丰功伟绩"碑。
赣南是全省现存古 建筑最多的一个地区,在诸多古建筑中,以塔为著,最早的塔系赣县宝华寺内的唐代玉石塔,大理石砌成,塔身上浮雕许多佛教人物故事,是唐代马祖十大弟子之一的大觉禅师墓塔。赣南宋塔有6座,它们是赣州舍利塔、信直大圣寺塔、大余嘉祜寺塔、安运无为塔、石城宝福院塔。这些来塔大部分得到全面维修已向游人开放,明请塔在赣南就更多了。其他古建筑有江西现存最大的文庙即赣州文庙占地8000余平方米,于都明代木牌坊即步蟾坊,于都管敏春尚义坊,清代朗际石牌坊,石城扬村亭式坊等都是赣南数十座明清牌坊的精品,明请古桥中以安运永镇桥、龙南太平桥、信丰玉带桥为赣南诸桥之美。
中国 近 现代 史上有2次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运动,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另一次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人们又称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客家人的革命运动。第二次的中央苏区革命斗争也可以说是一次以客家人为主体的革命斗争,这次革命写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创阶段,留下了一大批以瑞金、兴国、于都、宁都、信丰为中心的革命斗争遗址。瑞金中央苏区革命遗址中有15处点,如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旧址、红军烈士纪念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符旧址、叶坪红军检阅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叶坪洋溪旧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旧址等。还有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皆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也是弘扬客家人革命精神的见证。
赣州古城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于宋代嘉右年间,经历代维修至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了,现存的3664米城段是我国罕见的古城墙。现城墙有炮城、马面、城门等军事设施,墙体上随处可见大量的历代铭文,最早的是"熙宁三年"铭文砖。赣州的名胜风景也胜不数举,比较出名的有八境台、都孤台、通天岩、马祖岩等苏东坡诗题的"赣州八景"。还有汉仙岩、罗田岩、翠微峰等洞天福地,奇山异景。它们即风光秀丽,山水迷人,又有着深厚古老的文化沉淀。
今闽西龙岩市人口基本由客家和闽南(又称福佬)两个族群组成。其中客家人口遍布长汀、上杭、武平、连城、永定等五县全境,以及新罗区和漳平市的一些山区,占龙岩市总人口的80%以上。
所以,通行于闽西客家人中的闽西客家文化,在闽西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闽西客家文化生成与特质
闽西客家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与其创造者和传承者即闽西客家人的历史演进同步,同时又受闽西客家人生存空间制约,因此,认识闽西客家文化,首先必须了解它赖以成长的时空背景。
众所周知,客家是汉民族一支重要而特殊的民系。其根在中原,所以分布于今日中国南方各省以至世界各地,成为一个人口近亿、个性鲜明并举世瞩目的族群,主要因其特殊的历史命运和生存空间所决定。客家文化--包括闽西客家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与这种独特的时空背景息息相关。据客家学有关成果和客家谱谍表明:中古以前,客家先民的主要居住地大约为黄河流域以南,长江流域以北,淮河流域以西,汉水流域以东,即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和陕西一带,由于战乱和饥馑等原因,才从这片曾被称为中原的广大地域不断往南迁徙,直至形成今日客家的分布。
客家先民南迁虽在晋前就己开始,但那 时毕竟人数不多,真正大规模迁出中原并朝特立的客家族群演进,则在晋朝之后,而且期间尽管零星迁徙者不计其数,但形成移民浪潮者约计有五次。第一次始于东晋,因受五胡乱华影响,中原大地群雄逐鹿,兵荒马乱,致使大批中原汉人纷纷南迁入长江中下游的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一带,有的进入江西由九江至鄱阳湖或溯赣江而至赣南闽赣交界。这批移民当时被称为"流人",他们中的一部后来成了客家人的祖先。
第二次肇于唐末,主要因黄巢为首的农民运动横扫了河南至华南一线以东地区,其中最惨烈者又是河南及长江中下游等地。这些地区正好是客家先民第一次徙居之地。而战乱所及,唯有赣东南、闽西南和粤"比较堪称乐土",于是不少客家先民又从中原大地特别是第一次徙居地往闽粤赣边一带迁徙。
第三次起于宋高宗南渡,先因金人南下,不少中原遗民纷纷南渡而汇入客家先民行列,并推动一部分客家先民再往南移而进入粤东、粤北一带;而后元人入主,文天祥等在闽粤赣边勤王抗元,客家弟子云集响应,崖山兵败后不少流亡海外。
第四次自明末清初,一方面受清人南下及入主的影响,另一方面因客家内部人口膨胀,致使客家先民从原徙居之地特别是闽粤 赣边分迁至粤中及其滨海地区,甚至还远播川桂湘台和东南亚等 地,同时还有一些从闽西粤东倒迁回赣南旧地。
第五次从清同治年问起,由于广东西路发生了持续十二年的 土客械斗,另外还因两广客家多参与太平天国运动,因此,受其影 响,不少广东西路的客家分迁于广东南路和海南等地,而参与太平 天国运动者在天京陷落后多逃匿边远山区甚至远走异国他乡。作为客家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闽西客家文化生成和发展自 然与五次客家移民浪潮密切相关。
概而言之,五次客家移民浪潮 对闽西客家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前三次主要在于自身的生成,后两 次主要在于向外传播。而更重要的是,客家先民根在中原,他们迁离中原之际,正值中原文化经历过汉唐盛世而达到高度成熟和灿烂辉煌阶段,而据谱谍记载,客家先民每次从中原南迁时,都有不少人从中原直抵闽西,其中第一次客家移民浪潮时,从中原直接流人闽西的就至少有卓、罗、郭、詹、邱、何诸姓,由此可见,闽西客家文化的根基和底蕴是中原文化。当然,由于自第二次客家移民浪潮起,流入闽西的客家先民不少曾徙居过长江中下游和赣东南等地,这就使闽西客家文化不可避免会受到居住于这些地域的民族和民系的文化的影响。然而,决定闽西客家文化生成的主要因素除了闽西客家的历史背景之外,还与闽西客家生存的自然环境紧密相联。与中国各地的客家居住地一样,闽西历史上是个典型且比较偏僻的山区。其境内山地起伏,丘陵相连,更有武夷山支脉,玳瑁山、彩眉岭山脉,博平岭山脉和松毛岭山脉等崇山峻岭纵横其间。在古代,闽西客家地区与外界沟通的途径,主要是一条纵贯南北而入粤东并最终流向南海的汀江。据考古发掘与史籍表明,闽西在客家先民未大量流入以前,是一片林荫深郁、瘴气弥漫、猛兽肆行的区域,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居于其中的人类只是少数刀耕火种的畲瑶土著。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中原北地战乱不断,甚至唐末黄巢起义军横扫中原至华南以东,闽西仍一?quot;世外桃园"般相对比较安宁,因而成为中原移民逃避战乱,重建家园直至形成客家民系的理想与现实场所。而客家先民在这种封闭的空间生存和发展,其文化的活动表现,除因顺应和改造新的环境而须吸纳土著文化之长外,更多的还是客观上促使了对中原文化传统的固守与承袭。
总之,闽西客家特有的源流发展及其生存空间,决定了其文化是一种以古中原汉族传统为本,但又融通了一些闽西客家先民南迁中沿途相处的民族和民系;特别是闽西境内古代畲瑶民族人文所长的文化。这种文化与各地客家特别是闽粤赣边客家文化大同小异。
二、闽西客家文化事象类举
闽西客家文化丰富多彩。它是客家文化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一个侧面体现,也是中华文化根深叶茂、博大精深的又一具体例证。限于篇幅,在此择其几个重要方面予以介述。
(一) 闽西客家方言。
客家方言是汉语八大方言之一。闽西客家方言是客家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龙岩市,讲客话人口不下100万。他们分布在长汀、上杭、武平、连城、永定等五个纯客家县,另外,新罗区和漳平市至少有分布于27个村庄约3万人讲客家话。闽西客家话的代表点是长汀城关话,但由于闽西境内地理复杂,因而各县通行的客家话彼此间语音上有些差异。同属汀江流域的长汀、上杭、武平、永定四县间的语音虽有所区别,但基本上可听懂通话;连城却因分属汀江、闽江和九龙江流域,音调显得特别复杂,不少乡镇连村与村之间都难用方言通话。因此,闽西客家话尽管在音韵方面与以梅县话为代表点的客家方言一样,保持着大量古中原汉语的要素特色,但其自身还有一些区域性特点。这些特点,据长期研究闽西方言的原闽西大学校长郭启熹教授规纳有六个方面:
一是多数地区舌尖音分为舌叶音[t][t'][∫]和舌尖前音[ts][ts'][s]两套;一般古章组、知组字读舌叶音,少数知章组字读[k]组字组。二是古合口晓母字一般读为[f];古合口匣母字、古合口影母字、古合口喻母字都多读为[v]。三是除靠近粤东的少数地区如下洋话和武平话外,一般只具后鼻音尾韵母[η], 没有前鼻音尾韵母[n]。四是古江通两摄均合流读为[oη]。五是古人声韵尾[p][t][k]大多地区合并为紧喉[ι],仅靠近粤东少数地区还保留[t][k]辅音韵尾。六是多数地方上声不分阴阳,阳去多归上声,因而只有五个或六个音调。
至于在词汇和语法方面,闽西客家方言则与梅县话基本一致,这里不再赘述。
(二)闽西客家文学。
闽西客家文学包括文人文学和民间文学。尽管闽西地理偏僻,汉化较迟,但其文人创作仍取得一定成就,产生了一些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和诗人。据中国社科院出版的《客家风情》一书作者统计,从北宋至清末,汀州府至少出现过76位较知名的诗人,如北宋的郑文宝,明朝的李鲁,清代的李世熊、刘坊、黎士弘等,都是成就杰出的作家或诗人。其中特别是郑文宝,不仅著有《郑兵部集》、《江表志》、《谈苑》、《南唐近事》等,诗文与史学在当时都有巨大反响。其诗承晚唐五代诗风,格调轻盈柔软、小巧玲咙、清新酣畅,深得同时的晏珠、司马光、欧阳修等著名诗家称赏,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在其《宋诗选注》中说他?quot;宋初一位负有盛名的诗人"。
民间文学是闽西客家文学的瑰宝,不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妙趣横生,而且受众也十分广泛。其种类有传说、故事、寓言,也有山歌、童谣、谚语等,反映的内容包罗万象,但都与闽西人民劳动生活和思想情感密切相关,不少作品现在仍在民间流传。
闽西客家民间文学最富生命力和有影响的是客家山歌。它上承古代"诗经"遗风,并吸收了当地畲瑶民歌的成份;艺术上以"赋、比、兴"为主要表现手法,且常用"重章迭句",尤以比喻"双关"见长;句式多七言四句,诗句精炼,押韵上口;而演唱时都用当地方言,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深受当地群众喜爱,特别是海外客家华侨华人更是把客家山歌作为思念乡土、回忆乡情的一种形式,所以,它已深深扎根于海外乡亲的心坎,并成为一种意识存在而经久不衰。
(二) 闽西客家艺术。
闽西客家艺术也有文人创作和民间创作之分。其中前者以书
画为主,并且影响深远。自清代以来,闽西书画界人才辈出,著名
画家有上官周、黄慎、华岩、李灿、丘田、宋省予、胡一川、罗晓帆等。其中上官周为闽西客家画界始作俑者,其传世之作《晚笑堂画传》
依据翔实史料和丰富艺术构思,精心刻画了自汉高祖刘邦至明朝骁骑舍人郭德成止共120位历史人物图像,画风继承我国传统人物画"以形写神"注重"神似"的创作方法,用粗线条勾勒出人物的形象,形成自己独特风格。鲁迅对其十分推崇,日本学者所著《支那绘画史》还专文论述了《晚笑堂画传》的价值和影响,并将《画传》影印发行。黄慎是上官周的学生,与华岩同列"扬州八怪";宋省予则为岭南画派代表人物。此外,书界著名者有伊秉缓、黎良得、罗丹等,特别是伊秉缓,其书字工四体,尤善隶书,在其生活的清乾嘉时就有"南伊北邓(邓石如)"之说,并享有"书雄清代,隶尤独出冠?quot;的美誉。闽西客家这一独特的书画现象,与赣南的理学、粤东的诗文平分了明清客家人文界的天下,而且这传统至今仍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闽西客家民间艺术则种类繁多,异彩纷呈,有戏剧、舞蹈、音乐、民间工艺等,其中戏剧以闽西汉剧和提线木偶最为著名,前者素有"南国牡丹"之称,后者作为最古老剧种之一曾出访东欧而备受欢迎。舞蹈有龙灯舞、船灯舞、弄狮舞等;音乐有竹板歌、山歌、十班等;民间工艺有陶瓷、制画、雕塑、油漆彩绘、剪纸、刺绣、手扎、竹编、藤椅革编等U庑┟窦湟帐踉诶?飞隙酝贫?鑫骺图疑缁帷⒕?谩⑽幕?姆⒄蛊鹆瞬豢傻凸赖淖饔谩?br> (四)闽西客家习俗。
闽西容家习俗丰富多彩,但多为中原汉族风俗习惯的延续,只不过一些习俗在闽西客家中办得更认真、隆重,所以显得有些特别而受人瞩目。
岁时节日方面,由于这些习俗活动基本都在农闲期间或农忙前夕进行,这在农业社会对于生活在山区艰苦环境中的闽西客家是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好时机,所以每个节日都办得隆重热烈。如春节贺岁贴春联、正月十五闹元宵、端午裹粽划龙船、中秋赏月吃月饼、重阳登高放风筝、过年舞狮舞龙灯等,无不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其中最奇特而壮观者,当推连城正月十五日的"游大龙"和"走古事"。所谓"游大龙"是以每姓一龙进行的竞技娱乐活动,其龙由一节节高二米、长四米的竹编纸糊龙身组成,龙首与龙尾还各长六、七米,制作按一家一节分配,所以大姓村屋制作的龙往往有一百多节,长四、五百米,出龙时,从祠堂沿村口婉蜒排去,浩浩荡荡,十分壮观,因而素有"连城大龙甲天下"之称。至于"走古事",则是每台由一孩童装扮成古人古事的担架,由青壮年肩扛护送竞跑。竞赛时,一声令下,几台"古事"齐发,前面不论江河山地都勇往直前,争先恐后,所以非常紧张刺激。近年来,每年元宵时节都有不少中外游客为此特前往连城观赏,甚至被媒体誉为"山区的狂欢节"。
婚丧礼仪方面,也同样多保留中原古风。如婚嫁习俗,尽管各阶层繁简不同,但一般都要经过"六礼仪式":(1)说亲;(2)送亲;(3)报日子和说聘金;(4)盘送嫁妆;(5)接亲和送亲;(6)拜堂。这和古代汉族婚俗"六礼"基本相同。丧葬习俗则正常死亡者一般须经"着寿衣"、"椭?quot;、"报丧"、"摆孝堂"、"落枕"、"入棺"、"吊孝"、"安葬"、"酪三朝"、"做七"和"检金"等程序。其中"检金"(即二次葬)虽在别民族民系中少有,但闽西客家地区却与别地客家一样十分盛行。它是指死者安葬若干年后,挖开墓穴将其遗骸用炭火烘烤,然后按人体结构屈肢装人特制的陶瓮再就地或另择地安葬,这才成为永久的坟墓。据考此俗与历史上客家常迁徙难定居的命运有关,因受中原汉族敬祖睦宗文化的影响,他们在不定期的迁徙中
不忍舍下祖宗便将其灵骨装人陶瓮,每次迁徙时都担挑肩背而行,到达新地点后又再入葬,最后便形成这种二次葬俗。至于其他的社会、生产、信仰各方面的习俗,闽西客家与在中原相关习俗都大同小异。
(五)闽西客家建筑。
建筑是文化的物化体现。历史上闽西客家将中原汉族的建筑艺术与当地实际相结合,建造了大批风格独特并影响深远的建筑物,为世人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土楼、屋桥和阴塔可谓其中的代表。
土楼是闽西客家的一种住宅形式,分方、圆两种,在闽西客家县中几乎每村都有,但最集中和著名者当属永定县。该县素有"土楼之乡"之誉,在其全境2223平方公里土地上,分布着1882个以自然村落为单位的土楼群,而且客家地区最大的方型土楼和圆型土楼以及最古老的土楼都集中在这里。其中因外观造型独特而备受人注目的大型圆楼,仅在著名侨乡金丰里就有300余座。它们一一座座散布于金丰山区的群山峡谷之中,如同地上冒出的一个个巨型蘑菇,构成了神话般别具一格的土楼风景。
土楼建筑用料简单,可就地取材,用当地泥土并适量加入竹枝、木条和碎石瓦砾板筑而成,但其结构与功能却非常讲究和奥妙。每座土楼都比一般民居规模弘大,而且坚固厚实;其内部厅堂布局、卧室配置、楼梯分布以及边门开设都取严格的中轴对称;所有公共空间都集于中轴线上,沿此线形成丰富的空间序列;中心位置即是祖堂,供奉着祖宗的灵位;楼内还设有厅堂、水井甚至学堂和花园,青砖卵石铺地,干净整洁。因此,土楼极便于聚族而居和抵御盗匪与野兽的侵袭,集中而鲜明地体现了中原文明与当地实际的完美结合。遗经楼和承启楼可分别视为土楼中方楼与圆楼的代表,前者占地10336平方米,由三座五层主体建筑组成;后者占地5376.17平方米;从外到里依次由一圈大环大楼和二圈较小环楼及一个圆心楼组成,环环相套,楼中有楼。屋桥又称阴桥,是指一般桥梁上再构架亭台等以供行人遮阳避雨。这种建筑在长汀、连城较多,其中连城的云龙桥、永隆桥最为著名。阴塔是种倒立在地下的塔,看似泉井,代表者为汀州双阴塔,据说这种建筑在世界各地绝无仅有。
三、闽西客家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闽西客家文化根植于闽西客家人中并规范着他们的心理和行为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而且这种现象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恐怕还难以马上彻底改变,因此,人们不禁要问:闽西客家文化在其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和影响?
首先,它充实和丰富了客家文化的内涵,并为延续和光大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客家文化独具特色,令人瞩目,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之一是很大程度上延续和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古中原文化的传统。作为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西容家文化在这文化演进运动中,无疑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闽西客家文化具体事象中,才会看到诸如方言多古汉语成份、习俗类同中原古风,以及连民居布局都讲求等级、次序等儒家伦理的现象。然而,闽西客家文化的地位和影响远不仅此,更主要的还在于它从中原文化演变而来的漫长历程中,能够不断随客家先民经常改变的徙居环境而调整,甚至吸收当地民族和民系文化之所长,从而使它一方面光大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如土楼建筑、"游大龙"和"走古事"习俗等都是如此。这些文化事象在本质上都遵循和继承了古代相关的文化传统,但在功能和效果上却大大得以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则作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独具闽西客家特色的文化,又充实和丰富了客家文化的内涵,使得客家文化更加博大而精深,光彩夺目。
其次,为闽西客家在历史上战胜困难,寻求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精神动力。闽西地处山区,地理偏僻,未经汉化以前,是一片原始不毛之地。据史籍记载,唐代置汀州时,便砍了三千棵古树以辟治所;而从其众多诸如"象洞、狮象潭、老虎坪、熊家(猩猩)山、猴子崇等与猛兽有关的地名中,也可推出这里曾是百兽啸聚之地;唯有的人类,便是一些散居各处且文化与中原文明颇有差异的畲瑶古越族人。客家先民是汉民族中最先流寓并拓垦闽西的族群,谁能想象当初他们徙居闽西时面对这种恐怖而陌生的环境是如何的感受和遭遇?然而,事实的结果是他们奇迹般地生存了下 来,并且还把荒野原始的闽西开辟成人类的乐园。这一文明成果的取得,无疑少不了闽西客家文化的支撑和作用。这点,从闽西客家文化事象所具有的文化功能就可窥见一斑。如土楼,其具有的墙体高厚结实、占地面积宽广、二楼以下不向外开窗、内设水井并有防火装置等结构和功能,不仅可抵御任何自然敌人的袭击,还足以防御冷兵器甚至初级热兵器时代社会敌人的侵袭。因此,居于其中何惧之有!何况又是聚族而居。
又如山歌,虽然结构仅七言四句,但在闽西客家人中却有两方面不可忽视的功能:一是教化,这在学校教育落后的古代山区,对于提高人的道德和传授有关技能是极有效的;二是娱乐,正如闽西山歌所唱:"唱首山歌解忧愁"、"唱起山歌心花开",可见唱山歌有排忧解闷的功效,这对于在艰苦劳动和生活环境中振作精神、提高劳动效率,无疑有积极的作用。此外,闽西客家文化至今还为闽西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发挥重要的作用。路易·爱黎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曾经说过:福建的长汀和湖南的凤凰是中国最美丽的两座县城。这位新西兰著名旅行家所以会对长汀县城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主要原因就是被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所蕴含的丰富而浑厚的客家文化内涵所折服。众所周知,闽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历史舞台,而长汀作为汀州历来州、郡、府治之所在,民国前一直是闽西客家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还是中国纯客县中第一个设置州府的地区(赣南地区的赣州府治所在赣州市虽比汀州建置更早,但其至今仍为全赣南唯一不属纯客家县市)。
即使现在,长汀城中建于唐代的城墙、街坊、文庙、学府的建筑仍保存完好,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船灯、饮食、习俗等还颇具古风和特色,所以客家学界称之为"客家首府",语言学界把其方言作为闽西客家话代表。在这种文化认同下,加上从长汀城穿流而过的汀江横贯闽西客家各县,不仅哺育了世世代代的闽西客家人,而且还为客家先民流寓闽西并从此再徙粤东乃至世界各地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因此,海内外客属有识之士都把汀江奉为"客家母亲河",并且自。1995年起,每年秋季都有成千上万的各地客家乡亲云集长汀汀江河畔,举行世界客属公祭客家母亲河大典活动并观赏当地客家名胜和人文。这为扩大闽西对外开放,提高闽西知名度及发展闽西经济等,元疑取到积极的推进作用。而与此相类似的在闽西客家文化中还有不少,如土楼不仅成为永定甚至闽西的符号,还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游客前去参观和研讨;连城"游大龙"等也成为提高当地以冠豸山为代表的旅游文化品位的重要内容;即使近年才组建的以表演客家歌舞为任务的闽西客家艺术团,也自组建之日起即频繁出访献艺,成为沟通闽西与海内外乡亲的重要纽带和桥梁。
【摘 要】各种仪式活动不仅涉及传统记忆、文化传承,而且还涉及到对群体的归属和群体教育。尤其是对于一个族群来说,客家族群聚族而居,千百年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一系列的仪式活动在族群的生活中发挥着各自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些还蕴含着丰富与深刻的教育意义。分析和研究这些仪式,对于理解客家独特的仪式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客家;宗族;仪式;教育意义
仪式,即是一套以行为方式和象征符号为要素,通过结合在一起进行表演的一种实践活动。最早有我们所知道的是原始社会人类在战争、播种、狩猎、求雨等活动中所进行的各种仪式。进入文明社会后,虽然涉及迷信和巫术的仪式活动逐渐消亡了,但其它民间和官方的各种仪式活动却不断涌现,如民间的宗教、祭祀、文化仪式活动等,官方的政治、行政、教育仪式活动等,无不在时刻的告诉我们:仪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它们的影响。
客家族群是一个独特的汉族支系族群,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他们习惯于聚族而居,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聚居社区。江西省赣南地区的白鹭村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社区,历经八百多年,形成了一个以人口98%为独一“钟”姓的客家宗族聚集区。在这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仪式体系,其中有一项仪式笔者认为最能反应客家独特的文化以及本文所要探讨的客家宗族的仪式教育,那就是白鹭村的“祠堂仪式”。所谓“祠堂仪式”只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具体说来,即是把祠堂作为族中一个固定的场所举行各种仪式,并且这些仪式能够给宗族成员带来某种程度上的教育意义。
白鹭村“祠堂仪式”中最主要的一个仪式就是祭祖仪式,每到大年初一清晨,族中便有德高望重者带领宗族成员到总祠堂祭祖,准备好祭器,有专人置办三牲等祭祀用品。而后由这些德高望重的长辈主祭,族中男女老少在主祭人的指挥下对着列祖列宗的牌位和画像行叩拜礼,献上祭酒及三牲等果品,然后诵读祭文、鸣炮、吹唢呐、敲锣打鼓。中午祭祖仪式结束后,全体族人会餐,餐席就设在祠堂的大厅里,全族人谈笑风声,一起缅怀客家先祖,追远思源。除此外,还要在祠堂中唱三天“东河戏”(赣南客家剧种之一,由昆曲演变而来),全族男女老少一同前往观看,甚是热闹。不仅在祠堂唱“东河戏”,族里还要请戏班到村里的庙里演三天的木偶戏,这种习俗在白鹭村世代相沿。
其中第二个主要的仪式便是抢“打轿”,这是白鹭村独有一种习俗。在正月七日晚,在总祠堂里,焚香点烛,礼炮齐鸣,村中各个支房(宗族下面的各个分支,白鹭村有六个支房)派出精壮的后生,每三个房为一支队伍,分成两支队伍,各五至六人左右,分别簇拥在一个“井”字形的粗大木架两边,抓住木架,从总祠堂内开始,各队往各队方向拼命的拉。整个过程异常激烈,双方争斗的架势就像是真的红了眼的恶斗一般,个个身上都要挂彩,用鼻青脸肿、皮开肉绽来形容都不为过。这样来来回回要持续好几十个回合,少则十几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族中各支房的族人都为自己的队伍呐喊助威,场面极其震憾。直到双方抢的精疲力尽,最后看哪一方能把“轿”拉到自己方向的才算赢家。赢得那家不仅能为自己支房带来荣誉,而且还能得到两筒麻饼的奖赏。结束后双方到祠堂开怀畅饮,又是一家人。抢“打轿”有一种说法说是白鹭村村后的山形似五虎,村中人忌讳其煞气太重,抢“打轿”意在敲山震虎。另一种说法说客家人逞勇好斗,一年一度的抢“打轿”活动可以满足族中后生的斗勇之欲,同时还能使族人团结合睦,增强宗族的凝聚力。
最后一个仪式便是在祠堂中举行的各种惩戒活动,客家人历来重视教育,在白鹭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农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所以族中文风盛行,族人都好礼教,特别看重一个人的品行。因此族人待人接物都是规规矩矩,特别注重礼数和教养。但有时也有不懂事的族人会违反礼数和规矩,据笔者所了解的有大致三种情况:一是有偷盗及为非作歹者,二是不尊老爱幼者,三是没有礼数及蔑视风俗习惯者。对于第一种情况,由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将其所做所为广而告之。尔后各支房及族中有头有脸的人把为非作歹者及其亲属叫到总祠堂中来,族人大多在旁围观。要其当着大家的面陈述自己的罪行,同时写下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犯。为了起到警示惩戒作用,还要其脱去上衣跪在祖宗牌位前,其父亲用三根细竹条扎成一把,在其背上施行鞭刑,直至打到皮开出血。最后大家上前将其救起,鸣放鞭炮,以示族人原谅了他,望他从此改过自新,仪式结束时长辈们还郑重要求大家以后不准再议论此事,对受惩戒人需同等对待。而对于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的惩戒仪式则轻微了些,同样是由族中长老们组织,要求受罚者跪在祠堂祖宗牌位前,忏悔反思,当着所有族人的面承认错误,保证改正错误,要全族人当其监督者和见证人。
白鹭村独特的祠堂仪式涉及到社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它们对于整个社区的健康运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增强群体凝聚力,强化群体成员对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宗族所举行的祭祖仪式以及抢“打轿”可以将族人周期性的聚集在一起,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与宗族群体之间的联系,使他们进一步肯定了宗族群体的存在价值,加强宗族的内部团结。而惩戒仪式则能让每个族人意识到人人在宗族里都是平等的,意识到宗族对于每一个族人的宽大仁慈,增强族人对宗族的认同和归属感。
第二,约束成员行为,保证群体规范。
最明显的莫过于祠堂的惩戒仪式了,一些最朴素的道德伦理观念通过这样一种在公众面前的表演仪式得到了传播,同时也保持了族人对于道德伦理规范的敬畏之心,不敢轻易以身试法。族人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在其生活中的各方面发挥效用,最佳程度的保证了群体规范的贯彻落实。
第三,升华成员精神境界,促进群体动员。
在这样一种集体仪式的氛围中,自我的一切,如自私、自卑、胆怯等,被大大的削弱了甚至抛弃了。就像某种宗教仪式样,引导人们对于一种美好境界的精神向往,将美好的品行和修养作为自己言行的标准,努力提升自我的思想境界。这一系列的仪式可以动员整个宗族的成员,同时,也就是动员了整个宗族的资源,这对于宗族想要实现公共目标是非常有利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白鹭村的祠堂仪式并不单单是几个简单的风俗习惯,整个宗族通过祠堂仪式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各种仪式在社区生活中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它们增强了整个宗族的凝聚力,强化了族人对宗族的认同和归属感;约束了成员行为,保证了群体规范;同时升华了成员的精神境界,促进了群体动员。由此可知,我们在接触一种文化时,要充分发掘各种群体仪式背后所隐藏的意义和其所发挥的功能,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维的学科角度上去认识群体仪式对于群体和其成员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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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的传统节日其中之一就包括女人节。在9月2日“女人节”期间,尼泊尔境内的印度教妇女都要进行斋戒,并为家人祈福。 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首都,当地印度教妇女身着节日艳服,在寺庙内唱歌,进行“女人节”祈祷。那么在中国有没有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古代汉族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的文化透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古代汉族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的文化透视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在中国众多古代传统节日中,天穿节、观音会、碧霞元君庙会、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寒衣节等节日都是以女性为核心人物的节日,这类节日以其来源传说或礼仪习俗表现了对某一女性的礼拜和祈祝。在这类节日中,亦包涵了古代中国对女性的道德修养和行为修养的要求。
【关 键 词】神祗信仰/传统道德/女性文化
中国传统节日是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活化石,它使我们以直接的行为活动重温和展示古人的生存模式。在异彩纷呈的中国古代传统节日中,有一类节日是以纪念某一个或某一些历史人物为其主题的。其中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占了很大比例。众所周知,在男本位的思想统治下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女性背负着“阴为地处下而卑”的理论枷锁演绎着与男性事实上的不平等。那么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在男本位时代的存在,是历史创造的谬误还是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涵义?
本文从文化的角度洞析这类节日之所以存在和流行的原因,并以现代人的眼光透视此类节日中所含的古代关于女性的一系列观念、意识,以期揭示这类节日的深层涵义,并为当代女性的人格重塑提供启示。
综观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女性成为节日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从节日的起源看,有的起源于与女性有关的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如天穿节、端午节、(注:关于端午节的起源众说纷纭,《会稽典录》中将端午节说成是为纪念汉代为尽父孝而投江溺死的曹娥。本文即取这一传说。)寒衣节;有的起源于民间对具有超凡神力女性的礼拜,如观音会,碧霞元君庙会;有的在起源初始与女性无关,随着时迁世异,则渐渐注入了与女性有关的新的内容,并使之成为节日的中心,如乞巧节、中秋节等。从节日活动的参与者看,女性占了绝对比例,她们或于节日中寄托自己美好的心愿,或借节日三五成群地嬉戏游玩,或于节日中尽现女性之娴淑敏惠,或借节日表达自己的忠情孝心,节日礼仪纷繁多样,形成了中国古代节日文化的一道美丽风景,这些节日的基本情况,见下表。
节日名称日期核心与节日有节日主要礼仪
女性关的事迹
天穿节以正月二(1)以红线系煎
(补天穿、十四日为炼五色石饼放在屋顶,叫
祉天漏、天多,也有正女娲以补苍天。“补天”。
饥日,补天月初七、正(2)以煎饼放在
地)月十二、正庭中,叫“熏
月二十三天”。
观音佑护信徒(1)寺院诵经聚
二月十九菩萨安康、送会
观音会六月十九(送子子。(2)民间素食、妇
九月十九观音)女拜佛求子。
碧霞主持人间(1)道观斋醮
碧霞元四月初八元君美恶、送(2)民间信徒进
君庙会(泰山子、赐福、供朝拜,祈求送
娘娘)婚配。子、护儿、疗疾、
婚配。
端午节曹娥之父食粽子、赛龙
(天中节、被江水溺舟、挂香袋、饮
天长节、五五月初五曹娥死,曹娥沿雄黄酒、采百
月节、粽子江嚎哭七草、插艾蒲、系
节、女儿日,投江而五彩线、踏青。
节)死。
七夕节
(乞巧节、织女聪明(1)年轻姑娘这
小儿节、双 七月初七织女能干、心灵天以各种形式
七节、香桥手巧、工于向织女“乞巧”。
节、女儿衽织。(2)少女捣凤仙
节)花染红指甲。
中秋节(1)女子斋月宫,
(仲秋节、嫦娥祭拜月神。
团圆节、八八月十五(月嫦娥奔月(2)妇女“走月
月节、女儿神)亮”,即妇女三
节)五成群,结伴出游。
孟姜女千
寒衣节十月初一孟姜里寻夫送为祖先及亲友
(送寒衣女 寒衣,哭长亡灵焚烧纸制
城。衣服。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节日的核心女性全是神或神化了的人。她们大多归于民族始祖神、爱神、生育神、生产生活保护神的行列中,以信仰心理产物和精神力量的存在形式,在某些方面寄托了古人于人间难以企及的慰籍、期盼和愿望。
(一)远古社会对女性神圣能力的崇拜影响后人的信仰心理
距今六七千年前,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远古居民正经历着女性至上的社会,原始人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斗争中用奇特的想象创造了一批创世女神,对她们的信仰乃是包含着原始人对女性重要作用的肯定和崇拜。
女娲便是众多创世女神中的一个,在先民的心目中,女娲无所不能,她的业绩受到后人的无比尊敬,被奉为最高女神,女娲的最大功绩在于抟黄土以作人,炼五色石以补天。
女娲神话在民间影响的最直接体现是天穿节的形成和流传。早在晋代,便有关于天穿节的记载,东晋王嘉《拾遗记》:“江东俗称,正月二十日为天穿日,以红丝缕系煎饼置屋顶,谓之补天漏。相传女娲以是日补天地也。”(注:分别转引自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第59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人们以节日的形式和简单的模拟补天的动作来纪念传说中的创世女神。这种纪念和礼拜,实质已不仅是对女娲这个具体女神的直接崇拜,而是将所有女性的神力抽象为一种意识层面上的神格,对之加以信仰和礼拜。在我国少数民族传说中,也有类似于女娲这样的创世女神,如壮族的“洛甲”、侗族“萨天巴”、瑶族的“密洛陀”等。
尽管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女性被视为无能的群体,但关于女性具有神圣能力的远古神话始终或明或暗影响着人们的信仰心理。人们一方面极力否认着女性的能力,一方面却又被女性诸如生育等不可替代的能力所震撼,因而在男本位的思想主流中,对女性能力的信仰始终作为一般微弱但顽强的潜流默默涌动着,历经千年。这也为以纪念女性为核心的节日的相沿不绝培植了信仰理念的土壤。
(二)宗教的盛行导致古人对宗教神的信仰
汉代,道教和佛教成为注入中国传统思想领域的新鲜血液。道教教义宣扬炼丹成仙以求长生不老;佛教教义宣扬业报轮回,告诫人们以今生的修行来换取来世的安宁。这两套思想体系既满足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理,又符合统治阶段镇压和约束百姓的需要,因而,在中国南北广泛流传。
佛道二教除其精妙玄奇的教义系统外,更有各自庞杂有序的宗教神谱系。众多佛、道诸神的存在,正是依托于中华民族多神信仰的理念基础。古人从宗教中寻求精神慰藉,他们认为,每一位宗教神都在某一特定方面与人类社会密切联系,各司其职,因而,无论是道教神、佛教神还是民间俗神,无论是男性神还是女性神,一旦披上“神”的外衣,便成为冥冥神力的象征。人们乐意把内在景仰心理外化为语言活动和特定仪式,从而使拜神节日构成为中国古代传统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
观音会和碧霞元君庙会是众多佛、道教节日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礼拜女宗教神的节日。观音菩萨(注:观音菩萨在印度佛教系统中是男身,但到中国后,大约从唐朝开始,逐渐演变为女身,宋元后定型为女身。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故对观音的汉化及性别转化不作分析。)为佛国诸菩萨之首,佛教宣称观音慈悲为怀,救助众生,而观音“中国化”后,更是被加上一项送子功能,因而,其在妇女信徒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佛祖。观音会会期一年三次,分别定于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每逢会期,各地观音庙游客如织,香火极盛。一年三次礼拜同一宗教神,这在中国古代民间极为罕见,由此可见观音信仰在中国古代具有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碧霞元君是北方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道教女神,她具有送子、护儿、疗疾、保佑婚配、农耕、经商、行旅等多种神力,在信徒心目中,碧霞元君更成为吉祥、慈爱、圣洁的象征。民间修建了许多碧霞元君庙,并以农历四月初八为碧霞元君庙会,每逢会期“四方以进香来谒元君者,辄号泣如赤子久离父母膝下者。”(注:转引自马书田:《中国民间诸神》第12页,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观音会与碧霞元君庙会的形成和流行,乃是宗教信仰冲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产物,它们的存在符合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大众心理,具有世俗化和功能化的特点,因而易被民众接受,并相沿成习。
(三)追求真善美的审美意识导致古人对理想女神的信仰
细数中国古代传统节日的女性神或神格化的女性,大都作为理想典型而被赋予真善美的意义。她们或被定型为端庄雍容、慈善安详的典范,如观音菩萨、碧霞元君;或被固化为巧淑敏惠、柔美善良的化身,如嫦娥,织女;或被标榜为坚贞不渝、英烈忠义的象征,如曹娥、孟姜。因此,一定程度上来看,对这些女神的信仰是在人们内心固有的审美意识的需要和驱动下,衍生的一种意念和行为产物。
七夕节关于牛郎和织女的传说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织女本是天界一位美丽聪慧、擅长织作的女神,但她不顾神人之别,毅然下嫁牛郎,与牛郎在人间过上了男耕女织、相亲相爱的生活。织女由此而成为人们心目中敢于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女性典型。牛郎和织女的传说反映了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对爱情自由的渴望,也反映了男耕女织小农经济下的农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中秋节嫦娥奔月的故事可谓关于月亮的最动人传说。尽管嫦娥奔月故事的雏形是将嫦娥描述成窃食后弈之灵药,而后变成蟾蜍的自私自利的妻子,但随着时迁世异嫦娥却被民间传颂为一位美丽、善良的月神。她作为月神的象征,在百姓心目中具有神圣而崇高的地位,青年男女向月神祈求美满姻缘,老人向月神祈求合家团圆,她赐给人们福禄和平安。嫦娥形象的由丑而美,包含了古人崇善尚美的心理。
当然,古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并不仅仅局限于外在美,他们也追求并崇尚道德美,节日习俗中的英烈女神便是古人追求道德美的一个印证。这类女神往往是人而非神,但却被人门当作神低崇拜。例如端午节中为尽父孝而投江溺死的曹娥,寒衣节中为丈夫千里送寒衣的孟姜,以及其他具有道德美而最终由人而神的女性。她们或表现出对爱情的坚贞,或表现出对父辈的孝道,或表现出对某种信念的矢志不移,对她们的礼拜一方面表现了古人对人间美德的追求,另一方面表现了古人对女性德化教育的需要。古人把英烈女神的高贵品质作为对当时女性的德行要求,希望她们能效而行之,从这一角度看,古人纪念英烈女神寄托了她们对女性价值取向的期望和要求。
中国节日习俗同中国历史一样源远流长,节日中的礼仪习俗都与中国文明息息相关。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内涵是重现实人生,重人伦道德,因而,纷繁多样的中国古代节日便集中反映了传统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作为封建社会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也包含了古代中国关于女性的一系列文化观念、文化要求和文化行为。
(一)孝道——中国古代女性的为妇之道
中国之孝道渗透于社会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个人人生的整个历程,具有根深蒂固的宗法人伦基础。而中国古代女性为人女、为人媳更是以“孝”作为自己的为妇之道,李晚芳在《女学言行录》中指出,女性之“孝顺”应是“事父母之道能尽,则在家为孝顺之女;他日于归,孝便可移于舅姑而无过,顺亦可移于事夫子而无违”。(注:转引自胡坤:《蓝色的阴影——中国妇女文化观照》第33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古代女性之孝,具有事父母和事公婆的双重含义,成为女性一生都必不可少的道德规范。
在中国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中,“孝”的思想时有体现。与曹娥有关的端午节之来源传说颂扬了一个以死殉父来捍卫孝道的女性。《会稽典录》载:“女子曹娥为会稽上虞人,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是江溯涛波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曹娥沿江嚎哭七日,投江而死。”(注:分别转引自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第61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嘈娥选择了死来为父尽孝,这种精神和行为可谓为孝道的典范和极端,她用死为自己赢得一世孝名,却也体现了孝道重压下中国古代女性生命之卑微。
七夕节中染红指甲的习惯也源于与“孝”有关的传说,相传是日少女捣凤仙花汁染指甲,将染红的指甲留护至次年元旦,让家中老人看了,可使其双目不至昏花。虽然染红指甲的习俗得以流行一方面是迎合了少女们的爱美之心,但更主要的是在这一传说中融入孝道,则多少包含了人们崇尚孝道的思想状况,从而也使这一习俗避免了唯美主义的低调色彩而具有顺应社会道德风气的内涵。
观音会和碧霞元君庙会从另一角度映影出中国女性之孝道,即生育。中国传统历来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因而,事舅姑之孝道的首要任务便是为夫家添丁生子,倘若无子,则女性自感有负夫家,辱没门庭。由此,无后的恐惧使众多女性把求子的狂热倾泄于神道之上,一批专司人间妇女生育的女神群像应运而生,并受到了古代女性的敬慕。观音菩萨和碧霞元君都是生育神,因而在礼拜她们的节日中,包含了女性祈求赐子的强烈愿望。
(二)女红——中国古代女性的“才”的标准
中国古代汉族从封建社会初始便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弱化女性的文化取向,因而在“才”的理解和评价上自然也有了男女之别。女子之“才”与男子之“才”相形之下显得暗淡而平庸。
女性之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精于女红。七夕节的“乞巧”习俗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妇女向心于女红的实际思想状况。相传织女是一位聪明能干,心灵手巧,工于衽织,在天上织云锦天衣的仙女。这一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古人对女性“性”格的期望,七夕节从而成为年轻女性向织女祈求巧淑的特定节日。是日,女性向织女且拜且祈,以各种各样的“乞巧”礼仪来寄托她们对巧淑的渴望。西晋葛洪《西京杂记》曰:“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开襟楼,俱以习之。”(注:分别转引自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第6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七夕,幼女以孟盛水曝晒于日下,各投小针,浮之水面,然后慢慢观看水底日影,有的散如花,有的动如云,有的细如线,有的状如锥,以是夕卜女之智巧”。
其实,七夕节最初与“乞巧”无关,它源于古人对天象的关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至汉代,七夕节便开始注入了“乞巧”的礼仪,从节日民俗化和功能化特点来看,“乞巧”礼仪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对古人希望女性“手巧于技”的世俗观念的认可和映证,也是促使女性勤于女红的有效形式。而“乞巧”礼仪自汉至清在汉族女性中的相沿不绝,更是历代女性为获取“巧淑”之名而做出毕生努力的真实写照。
“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乃中国古代女性悲剧文化发端之根源,在这些宗法人伦观的影响下,女子为夫守节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下成为社会施加于女性的职责。中国女性的自视卑微为节义观的滋长提供了感性土壤,女性将夫命等同于天命,她们毅然将自己的生存意义寄托于为夫守节的精神苦役中。
(三)节义——中国古代女性的精神苦役
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节义观在中国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中也有所反映。嫦娥奔月的传说原型实质上是论证了女性“失节”的悲哀。《淮南子·览冥训》中关于嫦娥奔月的大致内容是,帝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而羿之妻嫦娥窃取食后成仙登月,变成了蟾蜍。这一传说中的嫦娥与人们心目中美丽善良的月神相去甚远,却透露出古人对女性失节的厌恶和谴责。
与嫦娥奔月传说不同的是,寒衣节中孟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哭倒长城捡尸骨的传说,是从正面颂扬了女性事夫的节义。其实,据传说,孟姜女与范喜良成婚并无爱情基础,仅仅是因为孟姜女在花园洗澡时被范喜良偶然看见,而后出于“女人身体不可给丈夫以外的男人看”的观念而结为夫妻。结婚后仅一日,范喜良就被抓去修长城,从此一去不返。由此可知,孟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的驱动力并非源于爱情,而正是源于封建礼教施加于女性身上的为夫守节之观念。因而,孟姜女手捧寒衣,踏上漫漫征途,便也踏上了她一生最壮烈的价值实现之途。尽管她受到了苦难的挑战,但她同时赢得了节义的光环。极端的结局是她被完全神格化,成为英烈女神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中国古代传统节日流传至今已成为逝去岁月的见证,因此,对中国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的文化透视,当是一种对文化遗产的品味与分析。节日中所体现的诚可感天的拜神求子,手巧于技的灵心慧质,恭承曲顺的孝亲事夫都成为封建社会女性生存意义的印证和标志。
中国古代女性是一个既伟大又卑微的矛盾群体,她们既立于人格和精神的山峰之巅,又被宗法人伦规范压于彼时代的社会底层,因此,那神力超凡的女娲娘娘,仁慈博爱的观音菩萨、碧霞元君,聪慧美丽的织女、嫦娥,忠孝节烈的曹娥、孟姜,便一面散发着神性的光辉,一面却影射了在传统的性别制度和性别文化下女性人格扭曲所带来的悲哀。
把中国古代女性和中国古代传统节日在文化层面上的结合,只是一次小小的尝试,但作为一种特定时代的特殊文化现象,中国古代女性悲剧文化已在节日习俗这块活化石中显得真实和生动起来;而中国古代女性文化的渗透,也使中国古代传统节日有了更深刻的内涵。
(1)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张茂华、丌宏易:《中华传统文化辞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王景琳、徐陶:《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
(4)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韩养民、郭兴文:《中国古代节日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胡坤:《蓝色的阴影——中国妇女文化观照》,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7)马书田:《中国民间诸神》,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8)詹石窗:《道教与女性》,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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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后,社会变动接连不断,而且往往是变动的很激烈。中国史学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有相应的变化。有的史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新。但总的来说,史学总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重古代、青近代,重政治、轻文化的情况并没有扭转过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50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而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注的热点。然而这个领域曾经被长期冷落,从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国没有一所大学设置文化史专业课程,更没有一个专门的文化史研究机构。50年来还没有一门学科这样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国史学建设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盛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命运的转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史研究的转折,对“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对国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们进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动因。
自然科学界率先从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从而走进历史的深处。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传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命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这一问题在80年代初提出,是醒目而严峻的。
与会者思想活跃,有的从中国科学内在缺陷方面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中,技术作成果占绝大多数,技术结构的非开放性,加重了技术转移的困难,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使得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的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弃科学技术,缺乏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条件;有的则认为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类型,不存在独立于政治意识以外的学术思想,这是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3)
就会议提供的论文来说,对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从文化传统方面提出命题,涉及到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适应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开放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在自然科学界激起的回应。
同年12月,在上海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谈会,会议聚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考古、文献等学术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就如何填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巨大空白交换意见(4),并倡议立即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做好舆论宣传,推进文化史研究的复兴。
文化热与一般时尚不同,需要有学术研究的积累,并非如时论所谓一哄而起,它的启动毋宁是滞重的。早在1980年,李泽厚在《孔子再评价》一文中已经提出研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转换的问题,当时的理论界大多关切孔子的评价,而对文化研究中这一最具近代意义的课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直到1983年9月28日,《光明日报》才发表了《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一文,这是1949年以后见诸报端的、从总体上研讨中国文化史的首篇文章,与上海会议相距已达10个月之久。
毫无疑问,文化史研究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的因素。1984年经济改革的全面铺开,对文化研究起了明显的增温效应。人们正是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转变观念,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意识和心态,给现代化赋予新的精神动力。因此,本属于历史范畴的文化史研究,在当代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因此成为世纪末中国的一大显学。
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突出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从近代史上总结中华民族追求文化近代化的历程,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据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到1989年,共发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论文60O多篇,年平均在百篇之上,以下所列为学者关注的重要论题。
(一)文化近代化起点问题的复出与论证
关于中国近代化的起点问题,50年前有宋元说、明清说、鸦片战争说,莫衷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体上统一于鸦片战争说,由于这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因此鲜有争议。80年代有关明清之际是中同文化近代化开端的观点如异军突起,引人注目。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20年代有梁启超,50年代有侯外庐,但从论证上来说,自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后,20多年无重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有一批老中青学者再次提出这课题,并加以论证,认为明清之际出现了突破封建藩篱的早期民主主义意识;注重新兴的“质测之学”,吸取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开辟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5)有的认为,过去对这一课题的论证基本局限在精英文化的层次,研究的深入,有待扩大视野,从社会史的领域发掘大众文化资料。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自明清之际,经历了开启―中断―再开启的过程。与西方人文启蒙不同,中国早期启蒙的特点是政治伦理的启蒙,这主要表现为对忠君信条的怀疑、抨击与批判,而且下延到广大民众。(6)
持有上述看法的文章,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学者费正清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冲击一反应”模式表示了异议,认为这一见解忽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的变异,因此,发掘中国传统社会萌发近代化的思想资源是这一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
(二)对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的回顾成为敏感的学术问题
对洋务运动及其思潮的评价是个颇为敏感的问题,1949年后,学术界对此一贯持批判态度,很少发表不同意见。80年代后,学术界从近代化进程的角度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提出洋务思潮的概念。论者认为,洋务思潮既有世界潮流的影响,也是龚、魏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以“变通”、“师夷”、“工商立国”为特点,对封建传统有一定的冲击作用。(7)对洋务思潮与洋务派某些政治行径不能混为一谈。有的对“中体西用”作出新的解释,认为“中体西用”是利用儒家传统引进西方文化,减弱学习西方的阻力,力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西学的生根之处,通过对西学的吸收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所以,“中体西用”虽然本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在当时起了好的作用。(8)与此有关的是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有的认为洋务运动构成了学习西方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其历史作用不能低估。(9)持否定意见的则认为洋务运动是_运动,从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来看,主要作用是消极、反动的。(10)
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西体中用”的争论。李泽厚在《西体中用简释》一文中对这一命题作了阐释,认为:“体”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以及生长在这体上的理论形态。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但西体的实质就是现代化,这是指以西人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西方社会存在本体中产生的科学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可谓西体,而“中用”、就是怎样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附议者认为,“西体中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开放,虽然将中西文化纳入“体用”范畴不尽准确,但方向是对的。有的还补充说,“西体”的主要部分应是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必然与传统体制发生矛盾,提出这一观念以与“中体西用”相对立,其意义是重大的。(11)
“西体中用”论一出,即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反驳。有的认为这是“全盘西化”的论调,实质是要把西方文明全盘搬到中国,彻底重建中国文化,(12)与此相反的是刘晓波发表与李泽厚的对话,以明确的两化论观点,批评李泽厚,把李置于维护传统文化的地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西体中用”有西化倾向,但并不等于全盘西化,涵义模糊,没有超出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13)
(三)对五四精神的省思和不息的争议
以德、赛两先生作为五四精神的两大旗帜,在学术界历来鲜有异议。80年代以来对五四精神的再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见解,认为民主是人的社会解放,科学是人的自然解放,因此五四精神可归结为人的解放运动。王元化认为五四文化思潮的主流是不是民主和科学还值得探讨,当年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才是五四文化思潮的重要特征。(14)
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有的偏重它的救亡主题,视为爱国主义的_运动;有的突出它批判传统的意义,认为是启蒙运动。李泽厚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反帝运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这两者由启蒙和救亡的相互促进发展到救亡压倒启蒙,忽视了对个体尊严和个人权利的尊重,导致三四十年代多次文化论战不彻底,遗留下早该解决的思想文化课题,又一次等待今天去继续完成。(15)有的认为,救亡唤起启蒙,启蒙为了救亡,戊戌时期是这样,五四时期也是这样,民主与科学精神贯穿五四运动的各个方面,影响整个时代,至今仍有现实意义。(16)
(四)传统文化特性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热点问题
传统文化特性问题,实际上是怎样认识和概括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文化热首先在这一问题上引起不同看法的争鸣。人文主义说、人伦主义说在各种论点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这一争论的主要分歧。持人文说者认为,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特点是强调和谐、义务和贡献,并从人际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天人合一、主客互融的文化特色;主张人伦说者则认为,古人所谓人文是指人与人的等级隶属关系,每种关系都有相应的道德规范,人在这种模式中只有隶属他人才有存在的价值,很难有人权自主意识的觉醒,但是隶属观念又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协调,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所以用人伦说更能体现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的特征;有的还认为,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是把人看成道德的工具,排除人的物质性和自然欲望,使人不成其为人,其结果是导向王权主义。(17)
这一讨论的深入,必然提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潮流中怎样才能获得新的发展机制的问题,亦必然要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寻找它们的异同、探讨其融合和吸收的历史经验,所以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与这一主题有一致性。海外华裔学者有关传统文件与现代化的见解在国内的引进,对活跃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具有代表性的论点,有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儒学复兴”说;有认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作为文化核心的观念形态必须重建的“文化重建”说;也有认为在抨击传统中有害因素的同时,可以适当地对传统的符号和价值系统进行重新解释与建构的“创造性的转化”说,还有主张以多元放的心态,建立以中国为本位的“中西文化互为体用”说等等。(18)
(五)弘扬传统与反传统的对峙及其发展
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是个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课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激烈与反复,使这个问题的争议经常出现弘扬传统与彻底否定传统的两极对峙,在这两极之间又存在众说纷纭的歧见和程度不同的折衷,从而使这一讨论具有更为复杂纷繁的内容。80年代以来,两极对峙的内容又有新的发展。反传统的认为,“建立‘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系统’,舍此别无他路可走”(19),因此主张与传统彻底决裂;维护传统的则认为越是开放越要弘扬传统,21世纪将是儒学风行世界的新世纪(20)。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热虽然有所退潮,但是,作为文化史重要内容的国学,则不仅没有降温,而且形成新的热点。有文章认为:“这种文化思潮既包涵着对80年代以来文化运作的反思,又有对五四以来激进话语的反思;而它的发展也与目前冷战后的新世界格局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这一格局的一种文化反应。”(21)所以,国学的重新提倡是对80年代反传统思潮的反拔,足作为与“西化”相抗衡的文化力量,重建信仰,以化解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剧烈的社会变革引发社会秩序的失衡和人文精神的沦丧,使人们开始怀念传统的道德调谐;海外新儒家学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阐释,提高了国人的自信;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国内的传播,又助长了回归传统的情绪。从总体上看,这股国学思潮,比五四时期的国学研究有较多的理性;比新儒家有较多的批判性;在整理古籍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耐人思考的是,对这股国学热怎样评价?80年代那种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是一种偏差;90年代不加分析地爆炒传统文化,以为只有儒家能够拯救世界文明,也是一个误区。怎样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怎样在批判旧观念的同时保持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其核心仍然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可以推测,这将成为跨世纪的文化主题,吸引后来人的注意。
(一)知识分子群体研究和思潮研究的进展
知识分子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知识分子的近代化与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有紧密的联系。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些在近代文化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1949年以后成为批判的对象,评论有失公允。耿云志的《胡适思想论稿》(22)是第一部突破胡适研究禁区的学术著作,此后,从文化近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近现代历史人物成为出版的热点,有关郭嵩焘、章太炎、辜鸿铭、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瞿秋白、张东荪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近代人物的个案研究,对深化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1949年后30年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多着眼个体人物的论述,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特点和作用的研究,相当薄弱。80年代以来,这方面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著作。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23),通过多侧面的研究,再现了早年出国的人们在认识相介绍世界方面所经受的误解、屈辱、痛苦和走过的坎坷道路。他们的遭遇和认识反映了新旧思想文化的矛盾、冲突和交替的情景,为中国人正确认识外部世界起了引路和搭桥的作用。章开沅的《离异与回归――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24)揭示,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对于传统文化都曾有离异与回归两种倾向,这样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25)认为,洋务知识分子是与近代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致力于引进相传播西方科技文化,又受到旧体制的约束和传统士人的排斥。这一群体性的悲剧反映了中国文化推陈出新的艰难历程。
对社会思潮的关注是又一重要收获,冯契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思潮研究丛书”(26)通过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实业救国、新儒家、唯意志论等各种思潮的多侧面探讨,丰富和加深了人们对文化变迁复杂性的理解。有关新儒家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已经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态势。对于贯穿近现代文化史的“体用之争”,丁伟志、陈崧就中学和西学的冲突和交融及其文化观的萌生、形成、嬗变、分解进行了全过程的考察。(27)
(二)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兴旺
文化热带动了区域文化史研究的活跃,这是学科建设的一大成效。起步较早的吴越、楚、巴蜀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后起的齐鲁、燕赵、湖湘、闽粤文化从点向面铺开。古代区域文化研究的兴旺促进了近代区域文化研究从无到有的开拓。近代湖湘文化研究成果表明,经世致用学说的传播和劲直尚气民风的形成,导致了湖南功业之盛在近代举世无出其右的局面。
海派文化研究揭示了以个体为本位的市民心态的形成,对于物质功利的务实精神、精明敏锐的人生态度,以及某种浮燥和浅薄的市民习气。京派文化研究则多从文学、戏曲着眼,揭示其沉稳、凝重的社会意识。
租界文化研究是一个富有开拓性的课题。租界是一个驳杂的移民社会,这一社区对传统观念的淡薄,对外来文化的优容,成为近代文化研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此项研究普遍采用了社会学的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从而扩大了历史的视野。
(三)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
随着90年代文化研究视点的多元化和史学研究的平民化,文化史的内容从精英文化向阅世知人转化,使得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以及人际关系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些生动活泼的内容对读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从而促使文化史工作者及时调整了研究方向。从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平民百姓,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充实了文化史的学科建设。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28)是这一领域的基础之作,它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探索百年来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该著作提出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以及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相互渗透等问题,引起学界的兴趣。此外,数十年来中国大陆从未有人问津的领域,如科学文化,____、佛教、民间宗教与近代中国文化等课题,正被有志者开拓。
20世纪末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旺,使人很自然地想到五四时期的文化热,这两次文化热相距七八十年,几乎间隔有三代人之遥,虽然许多课题是那么相近、相似,然而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延伸。近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重新崛起,就其学术成果来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深度的开掘方面,都具有五四时期所没有的广度和力度,并以新领域的开拓为世人所瞩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研究室编。
(2)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参见会议论文集《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4)参见《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纪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参见冯天瑜主编《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巴蜀书社1988年版。
(6)参见刘志琴《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启》,《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
(7)刘学照:《简议“洋务思潮”》,1986年8月26日《文汇报》。
(8)田文军:《“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综述》,《哲学动态》1988年第l期。
(9)余明侠:《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不能忽视》,《江海学刊》1989年第2期。
(10)王劲、张克非:《洋务运动史第三次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11)参见《中西体用之争概述》,《哲学动态》l988年第4期。
(12)默明哲:《关于中体两用与西体中用的反思》,《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13)方克立:《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4)王元化:《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炎黄春秋》1998年第5期。
(15)《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三次大论战》,分别载于《走向未来》1986年第1、2期。
(16)丁守和:《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17)参见冯小兵编《八十年代中西文化讨论文集》,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7年印行。
(18)参见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
(19)甘阳:《传统、时间性与未来》,《读书》1986年第2期。
(20)《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几个问题――天津市弘扬中国民族优秀文化理论讨论会纪实》,《理论与现代化》1990年第8期。
(21)转引自方克立《略论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3)中华书局1985年版。
(24)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5)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
(2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7)《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8)刘志琴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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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其核心是企业的精神和价值观。这里的价值观不是泛指企业管理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而是企业或企业中的员工在从事商品生产与经营中所持有的价值观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以人为本的企业经济文化建设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企业文化是企业全方位的综合管理,是提升企业整体素质的系统工程。它把两个文明建设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是企业管理的基础、行为的准则、前进的动力和成功的法宝,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是时代赋予企业管理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以人为本 企业文化 经济管理。
企业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价值观,是企业长期形成的稳定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以及特有的经营精神和风格,包括一个企业独特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经营哲学、价值观念、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
1 企业文化可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成功的企业文化是确保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它能够使企业具备自我改进的能力,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优秀的企业文化会使企业员工产生归属感,对价值有共同的认识,从而吸引、留住人才,提高了企业对人才的竞争力。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提高企业运行的效率,提升品牌的含金量,增加产品的价值,从而增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企业,健康的企业文化也能够降低个人影响力在企业中的过分存在,从而为企业的平稳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2 企业文化可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企业文化对外是企业的一面旗帜,对内是一种向心力。成功的企业文化融合了个人与工作的关系,提高了企业的凝聚力。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在企业内部营造一个公平、信任的良好的工作环境,企业的每个成员都会主动地为公司出谋划策、排忧解难,企业员工也能实现自身最大价值。优秀的企业文化还有助于提高员工地整体素质,有利于企业更快的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
3 企业文化是实现企业制度与经营战略的重要思想保障。
企业对人的约束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约束,如企业规章制度;另一种是内在约束,如作为价值理念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能使员工自觉主动地执行企业制度,贯彻企业经营战略。
4 企业文化是企业制度创新与经营战略创新的理念基础。
企业文化的创新,不仅带来员工价值理念的创新,而且还会推动企业制度的创新和经营战略的创新。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员工行为应该规范,即要求员工能很好地遵守和贯彻企业的制度及企业的经营战略,有自我约束的内在要求。人的行为受思想支配,思想是人的内在约束,这种内在约束就是企业文化。只有在这种内在约束起作用的条件下,才能保证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战略的有效实行。
1 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完善企业规章制度。
理想的企业文化,应该是使员工感到宽松和谐的、有一定的压力、也有更多的动力,能够不时取得成功感和成就感的愉悦的工作氛围,也应该是使客户能够感受到优质服务、细微服务和温馨服务的氛围。提升企业文化建设水平,既要通过有形的品牌予以展现,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员工的精神风貌、工作效率、服务水平、组织纪律性、创新能力以及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等各个无形的方面得到体现。由此可见,企业文化在本质上属于"人的工作"的范畴,因而必须"以人为本",围绕人(内部员工和外部客户)的需求来建立,并根据人群需求的增长而不断予以完善和发展。
2 运用以人为本原理管理企业。
一要树立"企业即人"的思想。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在管理中要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把树立员工的自主意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放在企业管理的核心地位。二要树立"企业为人"的思想。"企业的价值,就在于促进社会的繁荣,使社会和全体人民脱贫致富"。
办企业就是为了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所以企业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员工作为企业发展的根本,为员工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搭建一个施展才艺、谋求发展的管理平台,加速员工的个性发展和自我完善,通过员工的创造性劳动,实现企业最大的社会价值。三要树立"企业靠人"的思想。"企业是我家,发展靠大家",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主体是全体员工,办企业必须依靠全体员工的智慧和力量,实现"全员经营",激发员工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和主人翁积极性,把员工的敬业精神内化为在岗奉献的具体行动,为企业尽职效力,积极奉献,确保企业生产经营目标的实现。
3注重团队精神的培养。
坚强的企业团队精神,是企业获得巨大成功的基础条件。在现代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企业内部的分工越来越精细,这就要求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必须具备较强的合作能力,而合作能力只有通过相应文化氛围的培养和相应价值观的陶冶才能养成。团队精神的养成是形成合作能力的基础。
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企业员工只有相互协调,才能整合各类知识资源,形成合力。没有团队精神的支持,团队不能成功,个人也可能失败,团结协作是完成工作最有效的形式之一,团结协作的工作环境可以使人们的心情更加愉悦,可以促使个人的进步,加快人的全面发展。在建设先进企业文化的过程中,应强调平等原则、团队精神、民主管理,良好的团队精神,有利于形成文明和谐的人际关系,企业的主管更应有强烈的团队意识,当好表率,与员工之间应该形成一种上下一心、同心同德、同甘共苦、荣辱与共的相让、相知,员工之间应该形成一种相互尊重、相互体贴、相互帮助、共同进步的亲密和谐;员工与企业之间应形成相互依存、文明和谐的有机联结。
以人为本,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必须从本企业的实际出发,以企业发展为根本,以员工的群体意识和群体行为为基础,导入企业使命、宗旨与价值理念教育,培育体现企业特色的企业精神,结合时代发展要求,培养员工诚信务实、竞争创新、团结进取、敬业服从的意识和理念,建立价值多元化的激励机制和管理制度,鼓励员工走专业化成才、事业化发展的道路,借以激励员工奋力拼搏,开拓进取,形成推动企业不断创新发展的内动力。
[1] 周传会。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文化创新[J].经济师。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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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虽然与政治认同有相似之处,但是不是同义重复。文化认同,尤其是对外来文化价值的认同,足以瓦解一国的政治制度,一民族的凝聚力;反之,本国人民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既是该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精神力量,又是使民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文化认同的几点看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复杂交织过程,既包含着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文化,也存在着以中国文化“化”马克思主义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应关注“文化认同”,更应关注“文化差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文化认同”不仅在于“形似”,更在于“神似”,即在于两者某种程度上都注重实践性;此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要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Abstract: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a dynamic and complex process, which includes the conversion of Marxism into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nvers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to Marxism on the basis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hould pay closer attention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tha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lies more in the “spirit” than in “form”, both of which focus on the practicality to some extent. Moreover, concrete circumstances o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hall be analyzed concretely.
党的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必将掀起又一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热潮。已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主要为党史、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而从思想文化角度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深层次把握这一进程,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内在蕴含着一种文化认同的过程,关注其中的文化认同将有有助于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与基本内容。
文化认同,即 “cultural identification”,有不同的涵义。“认同”概念最初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后被运用于研究文化心理。文化认同是指对文化的一种认知和归属心理,它发生在两种文化的相互接触和同化的过程中[1]160,它体现一种肯定的价值判断,一种认可态度与方式,即文化群体或成员承认内生新文化或外来异文化的价值效用符合传统文化价值标准[2]20。
根据以上解释,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问题,既是中国人接受融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创造中国文化的过程,也是两种不同境遇所形成的文化在的实践中接触、同化和升华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在特殊国情下的发展,也是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更新进步。一般文化认同理论认为,文化认同有顺向认同和逆向认同这两种趋势;顺向认同指认同主体以原有文化为框架,用原有文化说明外来文化,逆向主体是指以外来文化为框架,用外来文化说明原有文化,这就涉及中国历史上曾出现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之争的问题,落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中国文化,还是以中国文化来说明马克思主义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代表最先进的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论,应该用马克思主义说明和改造中国现有文化,创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也有学者认为要“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出发去理解、消化马列主义”[3],如有学者认为借鉴“儒学”的“人伦日用”的途径,让马克思主义不仅入党、入国还要入家,进而实现两者的结合[4]。
笔者认为顺向认同和逆向认同都是对文化认同的静态分析,实质是从抽象角度、纯理性分析,而现实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以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文化或者以中国文化说明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阶段都同时并存,相互作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能“马克思主义化”;
另一方面,我们是在以中国文化理解?吸纳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思想领域是很难严格区分,因为当我们可以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我们所理解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已是中国文化特有方式解读下的马克思主义,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融合”物了,民族文化深层次的思想方式、价值倾向、行为模式早已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言论、思维与行动,浸润、渗透甚至决定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和运用,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会在中国社会实践中不断契合、认同,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事实上,近代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也存在着这种现象,以西方文化解读中国文化和以中国文化解读西方文化,以西方文化批判中国文化和认同中国文化并传播西方文化同时并存,这些矛盾在那些早期学贯中西,竭力宣传西学的知识分子身上也有所体现(如严复就是一边主张“西化”,希望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化,一边又在“化西”,以中方文化融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实质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样如此,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明白毛泽东延安时期所强调的文艺民族化问题。这样的理解也是诠释学所提倡的一种理念,即理解者是不能脱离自己所处历史语境理解,理解就是应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基于“认同”上相互作用,且两者“文化差异”部分还会直接影响到文化认同。没有对“文化差异”的充分关注,就不能很好的实现“文化认同”。长期以来,我们重视研究“文化认同”,较多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认同”方面,而没有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间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有着重大区别:马克思主义源于欧洲发达国家,它建立在批判欧洲资本主义基础之上,是对当时人类文明最新成果的继承和创新,是指导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解放的一门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必然进程,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中国文化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注重经验积累,富含浓郁道德伦理特色,是维护中国农业宗法专制社会数千年的精神血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差异”总是在经意不经意间干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例如中国文化中的“经验主义倾向”“小农意识”等就曾以各种机会主义形式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一些学者已经看到这一点,如学者叶险明就认为,“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克服以小农经济的文化心态‘诠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这不仅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且也贯穿于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中”[5]。而学者孙奎松也同样认为中国的农民意识一直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复杂的过程,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唯有清醒的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差异”才能避免革命和建设中的“左”倾或“右”倾。关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差异”与关注两者的“文化认同”,意义同等重要。
目前,学界已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有学者视文化认同为彼此的某些相似之处,如关于美好的社会理想设计(如共产主义与大同社会),一些民本思想等等。笔者以为这些相似点只具形似,而非真正契合之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并不具有“一致性”,如果说“五四”时期借助“大同”理念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倒不如说这反倒体现出早期传播的局限性[6]97。
又如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也是有很大差异的,中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孔子提倡重民、富民、教民;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到贾谊的“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朱熹的“大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宋史?朱熹传》)等等,这些民本思想的背后实质是要求或希望君主能“替民做主”,“为民做主”,而绝非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国度里的人人自由、平等,当家作主。再如,重视集体利益的价值诉求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大一统”、“家族群体”等理念相似,然而,马克思主义强调集体主义是建立在充分尊重个人合理利益之上的,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化中建立在压抑个性、否定个体价值基础上的整体价值追求。当然,不能说这些形似不重要,对于一种外来思潮而言,形似至少让其能够立足,为进一步的被认可创造环境。
纵观中西文化的交流史,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每一种外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接受,都曾从形似开始,到被通俗化解读,再到最后慢慢与当时当地的主流文化融合,生成新的文化。如佛教最初来到中国,首先依附于汉代方术(又称“道术”),到魏晋又依附于魏晋玄学,其主要讲述的“因果报应”“灵魂不死”,这些思想为中国所固有的较形似,而后通过对中国的儒学、道学等的吸收,最后形成中国特色的禅宗。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形似,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而实现中国化创造了条件。但同时我们更应看到,两者的“貌似神异”也使国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出现偏差,甚至误解,如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们就分不清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如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人对科学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吸收。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和中国文化认同,关键在于两者某种程度上都以实践作为价值标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以实践作为检验、发展真理的科学,而中国文化恰恰也则具有实用理性倾向的特质,尽管这种特质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说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坚持彻底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性。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就明确的表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重视实践,并以其来划分新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理论的差别,这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均有体现,学界也基本认为马克思主义通过实践解决了自柏拉图以来的物质意识二元思维模式的缺陷,因而就曾有学者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指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葛兰西甚至在《狱中札记》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实践哲学”,认为它是对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批判性超越。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他的新哲学与旧哲学差异,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具体实践的分析,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更体现在它所构想的共产主义实现方式与途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自诞生开始就依靠实践、立足实践,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不断推进广大人民争取解放的实践道路上完善发展。在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了各国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这种立足理性分析、重事实实践的理论品格与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颇为神似,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文化历史久远。孔子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孔子阐述的与“仁”相关的学说构成儒家主流思想,影响至今海内外华人。虽然,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并非一贯坚持儒学,国家交往、朝代更替、异族间的战争也曾带来文化上的动荡变化,但都没有因此而导致中国文化的灭绝,这与以孔孟儒学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具有实践理性密切相关。所谓实践理性,“首先指的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7]28,以一种合理的、冷静的、现实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用理智来引导、满足和节制情欲,它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这种实践理性的倾向在孔子就有所体现,并随孔子的影响广为流传而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特征。
孔子生活在早期宗法制度崩溃、氏族体系彻底瓦解的时代,面对“乐崩礼坏”的现实,孔子“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它确乎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7]30。孔子的思想始终体现着一种立足现实,理性看待事物的特点,如孔子在以“仁”释“礼”时,他关注到现实变化,将“礼”的血缘实质转化为“孝悌”进而落实到日常人伦,使“礼”由外在约束转化为人内心的需求,进而成为人的自觉追求,正是这种切合实际的诠释促进孔子思想的传播;再如对于脱离现实的所谓鬼神之说,孔子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来表达清醒的理性精神,诸如此类思想均体现一种实践理性的精神,即“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难题,并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辨的抽象。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妥善地处理它”[7]28-29,这种带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实践理性一直指导着国人对事物(包括思潮)的价值取舍。
尽管儒学思想在后来曾经被不同的人、不同角度加以诠释和发挥过,但这种根据时代需要改造思想正是贯彻其实践理性的体现。近代马克思主义被国人从各种思潮中选中,是实践理性指导下的结果,因为它能解决中国近代最大的课题――救亡图存,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必然――“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8]210。因而,注重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的深刻之处,正因为注重现实实践而不拘于书本的“条条框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有了创造性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问题,既需要一般意义上的关注“认同”、“差异”“神似”等问题,也需要具体研究特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特定时期的中国“文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文化,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从思想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认同”始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共有四条路径:欧洲语境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日本语境的“学理马克思主义”、美国语境的“空想和____马克思主义”和苏俄语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同路径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与宣传的内容各有差异。在民族救亡胜于启蒙的时代背景下,最终无产阶级历史语境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思潮中脱颖而出,得到受实践理性影响的国人认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来自苏维埃,实质主要是俄国语境下产生的列宁主义,它提出进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尤其重要的是,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宗主国家的革命与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相互支持,“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落后国家实行共产主义策略和政策,“那就是空想”[9]276等观点,这些观点比较系统、完整,它为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道路,为近代以来数次救国失败的中国人提供了希望,同时它有十月革命这一现实成功版本,对中国而言更具现实意义。因而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指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时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就是来自苏联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中国文化也不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它正处在“转型期”即一国文化的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一种主流文化的认可和阐释,对已有文化进行纵深解读和挖掘,同时对异己力量排斥、压制,以达到对主流文化的巩固和定型 ;第二阶段则是表现为对原有文化的"离异",即对主流文化的怀疑和否定,进而批判和扬弃既成规范,形成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与颠覆,这就是"离异"期,也就是文化转型期。参考胡伟希《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一些有识之士前赴后继从西方“取经”带来的各种思潮,已冲击改变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并形成三波思潮,“带着三种不同特色,彼此先后连续着、扬弃着迈上更高的台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扫清道路”[10]476,也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认同”创造条件。具体说来,从鸦片战争始,地主阶级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龚自珍等人开启了“看西方”、“学西方”和“改中国”的路径,耶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国内矛盾的尖锐,带来了冲击传统文化的第一波――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它穿着宗教外衣,掀起摧毁封建社会的暴力狂澜。太平天国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土地改革为核心,提出的一套相当完备的社会设想,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主义。
接着资产阶级发起的维新思潮是冲击传统文化的第二波,以严复、梁启超等为代表。严复的“严译八大名著”囊括哲学、逻辑、政治学、社会学等多领域,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将西方近代学术文化介绍到中国,梁启超则在《新民丛报》上对大量西方思潮进行通俗化介绍,他们揭示了中学与西学差异、“封建专制、纲常名教与资产阶级平等、民主的对立”[6]97 ,阐明天赋人权、“物竞天择”、维新变法等思想,极大地推进了西方学说在青年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传播。
第三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以邹容、章太炎、孙中山等为代表。他们的思想都以进化论为基,高呼“革命”公理,以期通过彻底革命实现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经过这三波思潮的冲击,当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时,中国的文化早已不是封建文化极大盛时不断巩固的第一阶段,而是不断在“离异”中变的虚弱的第二阶段,各种新思想在中国已得到不同层次的传播,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进化论思想。“新文化运动时期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从激进主义的革命进化论传统中汲取了养分”,“生存竞争”、“最适者生存”“正与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贯穿人类历史之演变暗合”[11]。
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刻有深浅不同的进化论痕迹,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认为“世界进化,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者”[12]13; 李大钊也曾提出“天演之迹,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国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13]162。正是前期外来思想的冲击与渗透改变了中国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必须看清这一点。
总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需要全面关注,具体而完整地分析。面对可能影响中国文化的世界各地文化,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我们需要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研究,以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才能继续枝繁叶茂,生机勃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欣欣向荣,文化强国才能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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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伴随电子商务发展而来的电子商务法律法规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对于是否应对电子商务征税及如何对其征税等问题,欧美等一些国家已出台了部分专门的法规。而对于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而言,电子商务税收管理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中国电子商务税收管理体系的研究与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通过阐述目前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以及电子商务的特点,分析现阶段电子商务对中国税收管理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最后,在结合其他国家电子商务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对中国现行的电子商务税收管理制度的完善措施与意见。
关键词:电子商务;税收管理;网络交易
电子商务是指借助于计算机网络(主要是指Internet网络),采用数字化电子方式进行商务数据交换和开展商务业务的活动。实质上,电子商务并未改变“商品(劳务)货币一商品(劳务)”这一商品(劳务)贸易的本质,只是改变了传统的交易形式,提高了贸易的效率,使商品劳务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空间概念得到全球化的拓展。从资金流方面看,电子商务和传统贸易一样,同样涉及到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而资金流则是据以课税的重要依据。
1.电子商务的商品数字化的特点导致税种,税率确认困难。在传统贸易中,商品、劳务、特许权容易区分,因此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的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对商品销售收入、劳务收入和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的适用税种、税率均有不同的规定。然而,通过因特网传送数字化商品、进行在线交易,税务机关难以掌握交易的具体信息,因此对交易性质及适用税种税率难以确认。
2.电子商务交易隐蔽流动的特点导致税源控制管理困难。在传统交易的情况下,经营者一般都有固定的经营场所或住所,而在电子商务条件下,经营者通过服务器在网上从事商务活动,不需固定的经营场所,服务器也很容易移动,交易地点灵活多变,税务机关难以从地域上进行清理控管,因而经营者为逃避税务管理,不办理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极易产生漏征漏管,造成国家税款流失。
3.电子商务中的商品交易程序简化引发征税环节的减少。传统交易模式下,商业中介如代理人、批发商、零售商、包括常设机构等有规范的税务登记和固定营业地点,征税和管理相对容易,在电子商务交易中,产品或劳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直接交易,在征税环节减少的情况下,难以从批发商、零售商等中介环节取得税收;而买卖双方均具有较高的隐蔽性,税务机关难以控管,可能导致大量的税收流失。
4.电子商务的交易地点集中导致税源分布失衡。目前中国对网上交易的征税地点尚未作出明确规定,实际操作中为方便起见,都以售货方或劳务提供方所在地为征税地点,这样,一方面由于采用汇总缴纳规则造成所得税税源向生产地或劳务提供地集中,另一方面由于采用售货方或劳务提供方所在地为征税地点的办法造成流转税税源向生产地或劳务提供地集中,从而加剧了税源的不均衡分布,造成了国内税源分配面临争议。此外,跨国公司可以在避税地设立服务器,将网上交易的提供地或接受地转至该地以规避某些税收。
5.电子商务使得传统的税收稽查陷入窘境。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在电子商务交易的条件下,随着交易代理人、批发商、零售商的消失,产品直接提供给消费者,整个商品的选择、订购、支付、交付都在网上完成,税务机关从代理人、批发商、零售商等课税点课税,变为直接向消费者课税,其流动性与隐蔽性造成税务稽查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课税凭证的电子化加大了税收稽查的难度。电子商务的各种报表和凭证,都是以电子凭证的形式出现和传递的,而且电子凭证可以轻易修改、删除而不留痕迹和线索,无原始凭证可言,使得传统的税收管理和稽查失去了直接的凭证和信息
最后货币流量的不可见性增加了税务检查难度。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发票、账簿等在计算机网络中均可以电子形式填制,且能修改,不留任何痕迹,而且购销双方也可通过交易密码掩藏交易信息,并用非记账的电子货币完成付款业务。此外,在网上贸易中已经开始出现在避税港开设联机银行为交易方提供“税收保护”的现象,这使得税务机关难以获取交易价格及款项支付信息,无法对交易人的银行账目进行经常性检查,丧失了货币监控能力和对逃税者的威慑力。
最后,电子商务会使得税制要素难以确认。一是纳税人的身份难以确认。在电子商务条件下,无纸化的网上交易使税务机关无法得知进行网上交易的是谁,同时,因特网网址与所有者身份并无必然联系,无法提供有关所有者的真实信息,不易确认纳税人的位置。二是征税对象的性质和数量难以确定。电子商务征税对象以信息流为主,有形商品和服务的界限变得模糊,税务机关难以掌握交易信息以及交易金额,即便是掌握了数字化信息的内容,也难以确定交易的类别。同时,因为没有物流,税务机关难以掌握有关信息,导致税收流失。如果是国外数字化商品销售给国内,还会导致关税的流失。三是电子商务纳税义务发生时间难以认定。在电子商务条件下,无纸化的网上交易使税务机关无法得知网上交易在什么时间发出商品、收到货款,无从掌握税收情况,无法对企业进行日常稽查,税收征管的链条难以连接。
虽然中国电子商务在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但是电子商务的发展却非常迅速,由电子商务引发的税收问题也将越来越突出。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必须加快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和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税收部门要尽早实现与国际互联网全面连接和在网上与银行、海关、网上商业用户的连接,对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活动进行有效的监控,实现真正的网上监控与稽查。
1.借鉴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实际,确定中国电子商务的税收原则。一是在制定相关税收政策时,应以现行税收制度为基础,针对电子商务的特点,对现行税收制度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二是暂不单独开征新税,不能仅仅针对电子商务这种新贸易形式而单独开征新税。三是保持税制中性,不能使税收政策对不同商务形式的选择造成歧视。四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在互利互惠基础上,谋求全球一致的电子商务税收规则,保护各国应有的税收利益。
2.加强与相关管理部门的数据联网和信息共享。网络交易全过程的完成涉及到银行、网络运营商、物流运输等各个部门,税务机关应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数据联网和信息共享,并实现基础数据的实时更新和及时反馈,随时掌握经营者注册网店信息变化、资金动向、商品流向等详细信息,为网络税收管理提供全面、准确和详细的第一手基础数据信息。
3.研发电子商务的网络交易税收管理信息系统。针对电子商务和网络交易的步骤、流程、关口和特点,研发一套类似于金税工程或CTAIS征管系统的网络交易税收管理信息系统,内置链接于税务机关的部门网站之中,以方便经营者随时登录办理涉税事项。尽量促使该系统实现工商、财政、税务、银行、国库、海关、网络运营商等多部门集成联网,信息共享。具备税务登记、网店注册、户籍管理、交易监控、计征税款、扣缴入库、票据打印、统计查询于一体的综合管理功能,促使税务机关实现网络的实质性监控 。
4.紧紧围绕银行资金结算、资金监控这一关键环节展开税务稽查。从支付体系和支付手段入手解决电子商务税收的征管问题,杜绝税源流失。虽然电子商务具有高流动性和隐匿性,但只要有交易就会有货币与物的交换,可以考虑把电子商务建立和使用的支付体系作为稽查、追踪和监控交易行为的手段。目前,在中国通过网上银行,还未实现大额、实时、跨国资金结算,电子货币还未推行,电子商务法律不健全,电子票据的法律效力尚未确立。因此,付款手段不可能发生根本变化,通过银行资金账户往来情况进行税务稽查是当前对付电子商务的重要手段。最后,通过总结税务部门已建设和运行的以增值税发票计算机交叉稽核、防伪税控、税控收款机为主要内容的“金税工程”的经验,针对电子商务的技术特征,开发、设计、制定监控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软件、标准,为今后对电子商务进行征管做好技术预备。
5.利用互联网进行纳税申报。税务机关可在互联网上开设主页,将规范的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设置在主页中。纳税人通过计算机登录访问该主页,将需要的纳税申报表等下载到自己的计算机中,输入有关的申报数据后,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到税务机关的电子信箱中,同时签发一封信件寄给税务机关,以确认该项申报的有效性。税务机关在收到确认信后,对电子信件进行安全性检查,然后转入税务机关计算机处理系统中,确认该项申报有效。
6.利用电子商务提高为纳税人服务的质量。电子商务给税收征管带来困难的同时,也提供了机遇,税务机关可以通过电子商务更好地为纳税人服务。税务机关与纳税人间的联络可以通过网站进行,如税务机关可以通过网络发布税务信息、处理电子邮件、接受电子申报、建立自动退税系统,等等。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做法。美国国内收入局在互联网上设立了专门的税收站点,免费提供税收资料、接受电子申报。美国还提出“电子税务管理”方案,以便更高效地为纳税人服务。
7.在税收征管和稽查过程中加强国际情报交流和合作。由于电子商务是全球化、网络化、开放化的贸易方式,其高流动性、隐匿性削弱了税务系统获取交易信息的能力,更会引发诸多国际税收问题。单独一国税务当局很难全面掌握跨国纳税人的情况。这对各国的税收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各国税务机关的密切合作,收集纳税人来自世界各国的信息情报,才能掌握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国的站点,特别是开设在避税地的站点,以防上网企业偷逃税款。这些都离不开国际税收协定的配合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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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强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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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的核心思想和精神实质对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传统文化为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扩充了教学思想,教师应充分发挥其在教学中的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道德方面的优越性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出发点,落脚点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尤其是在思想道德方面提出:仁、义、礼、智、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思想历经时代的考验,留下了饱蕴思想精髓和价值追求的灿烂遗产。但是在当下,我国高等教育普遍存在传统文化教育弱化的现象,因此如何将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联系,系统的阐述我国传统文化在思想道德方面的优越性就显得迫切和必要。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总体性概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中最根本的一条。《易传?文言》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归结到人的身上,“天人合一”反映的是一种既能认识自然规律又能顺应自然规律的“天人合一”的人格操守。
(一)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国人生存态度上的集中体现,它标志着传统文化中人的主体能动性和高度自觉性,也是对中华民族整体人格状态的历史概括。《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中“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体现的都是这种精神。
(二)重视伦理纲常和道德教化
重视伦理纲常和道德教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素以人为本位,所以伦理道德受到特别的重视和提倡,而中西方在伦理与道德之间又有着巨大的差异。西方人的伦理思想建立在以个人为根本的基础上,而中国人的伦理思想建立在以家庭为根本的基础上。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人与人的关系素有“五伦”之说,也就是五种人际关系,即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这五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家族关系。在五种关系中,家族关系占了三种,而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扩大,朋友关系是兄弟关系的扩大,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即反映了朋友关系和兄弟关系间的联系。
(三)理想人格
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理论是从儒家文化中凝结和升华出来的,以中国儒家哲学为中心的基本传统价值观中,其所传播的价值信念即为一个君子人格在现实世界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承担精神和责任意识。在这种精神背后隐藏的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对“人”这一群体的普遍关爱,即仁爱的情怀,它是在长远的中国历史社会发展下的产物,它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坚定明确的社会集体意识:公而忘私、讲风骨、重气节。儒家道德的特点是:富于理想主义、人文主义和实践理性精神,它追求自我完美,力图通过提高道德塑造理想人格。
诚如《易经》所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当以一颗宽厚仁慈的爱心来对待世间万物。中国传统文化中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向外输出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也对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起着推动作用。在当今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小,相互之间联系的更加紧密,传统的坐井观天、盲目排外只会自取灭亡,只有谋求共同发展,倡导厚德载物、兼容并蓄的精神互补才能真正实现双赢。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春秋时期的孔子周游列国,著书立说鼓励人们为了国家、民族而奋斗;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强调国人要居安思危;战国时期的屈原曾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满腔的救国壮志至死不渝;汉朝的苏武出使匈奴为求战争平息,被迫在荒芜的草原牧羊几十载无怨无悔;西汉时期贾谊为国家强大而主张改革,被贬长沙仍余心不改;范仲淹、陆游、岳飞、顾炎武、林则徐等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置生死于不顾,哪里还会去考虑自己的祸福得失呢?封建社会的中国,无论是处于太平盛世抑或是遭受外族入侵,国难当头时总有人能为了国家兴亡奔走呼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甚至不惜以一己之力挺起民族的脊梁。
中国传统文化包容并蓄、一脉相承,在实践中不断吸收先进文化来充实自身,从而汇聚成灿烂的华夏文明而源远流长。近年来部分高校已经开始实行国学教育,核心价值体系正在逐步建立。但仍需注意的是传统文化当中仍有许多不尽科学合理的地方,当下国人在取其精华的同时要去其糟粕。只有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并将其发扬光大,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的世界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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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是指一定阶级、政党、社会群体运用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企业文化视角下国有企业工会开展思政教育工作对策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该研究运用文献法、逻辑方法,从企业文化的视角,对国有企业工会开展思政教育工作提出合理的建议与对策。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政教育工作虽不属于同一范畴,但它们却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一致;企业工会是思政教育工作开展的排头兵,在我国企业思政教育工作开展的困境面前,工会更应当抓住企业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途径为企业思政教育工作的开展注入新的活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不断深化,在此背景下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企业的发展呼唤更高水平的企业管理,西方先进企业管理理念――企业文化的引入应运而生。同样,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政治优势,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面对国有企业思政教育工作开展的困境,企业文化理念为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也为企业文化的中国特色化改造提供了载体。工会作为思政教育工作开展的排头兵,如何在发挥思政教育政治优势的前提下,引入企业文化的先进理念,进而丰富思政教育工作,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课题。
虽然企业文化属于管理学范畴,思政教育属于政治学范畴,但正是由于二者在许多方面的一致性,使得二者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二者间的结合也就成为可能。
1.1 指导思想的一致性
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在国有企业中无论是企业文化建设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要坚持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的企业文化,开展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国有企业发展的思想保障。
1.2 工作对象的一致性
企业员工是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对象。企业文化建设的本质是以员工为本,并以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理念、精神与行为规范作用于员工,进而对企业员工的人生观、价值观等内在品质加以改造。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通过不同的教育手段实现员工的思想素质水平的提高,同样体现出以员工为本的理念。企业员工作为二者工作的同一对象,更加密切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1.3 工作环境的一致性
这里的工作环境既指精神层面的环境要素,也指物质层面的环境要素。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可以归属于质性管理层面,即通过精神与思想层面的价值观、行为规范等的作用,实现对员工的激励,进而促进企业的发展。同时二者在物质环境层面的一致主要体现在工作开展的方法中,如都可以利用多媒体、讲座等方式开展。
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致性为二者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可行性依据。作为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排头兵――工会,更应该从企业文化建设理念中汲取先进理念、抓住二者的一致性,进一步的丰富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施。
2.1 企业文化为思政教育工作提供新的载体
企业文化属于管理学范畴,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制度化以及与企业管理的结合使得企业文化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管理载体。在思想教育工作开展中,会利用到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这一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寓于文化建设中的行为,很自然的将企业文化作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化载体。
2.2 企业文化丰富了思政教育工作的方式
现阶段说服教育、疏通引导、调查研究、树立典型、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国有企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方式,而企业文化则不同,其更强调的是文化对企业员工潜移默化的感染和渗透。正是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方式的不同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2.3 企业文化为思政教育工作营造精神环境
企业精神环境包含企业制度环境、企业舆论环境、企业精神文化环境。而企业精神环境既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外部作用因素。因此企业的文化建设对营造良好的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3.1 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建设的载体作用
在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企业文化的载体作用主要体现在管理与文化之中。首先,工会要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规范化就要发挥企业文化建设的管理载体作用,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制度化,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面开展。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各种文化的集合,如企业的价值观、企业的精神、企业的产品等,工会应在正确的指导思想下丰富文化集合,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企业的文化中,进而发挥企业文化的文化载体作用。
3.2 注重思政教育工作开展方式的拓宽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由于其缺乏与时俱进的特性对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的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企业文化理念的完善为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革新提供了借鉴。工会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中要注重榜样强化与隐性教育的方式与作用。
榜样作用往往代表着企业的正向发展,其与员工的生活也是最贴切的。榜样的强化是以榜样为载体的形象强化。工会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注重树立榜样标杆,并强化榜样形象,使这种形象能够代表企业的价值与精神,进而潜移默化的辐射到员工群体。工会传统的教育方式往往是显性的,而隐性教育的形式却容易被忽视。隐性教育是指存在于员工生活中的那些非正式的、非直接的、非公开的隐性因素,它具有“累积性”、“迟效性”、“稳定性”或“持久性”的特征。借鉴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隐性教育,能够更加深入的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3 强化企业精神环境建设
企业精神环境建设包含企业制度环境、企业舆论环境、企业精神文化环境建设。建立良好的企业精神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重要内容。
首先,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既是工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保障员工权利的需要,工会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保证制度执行公平公正;其次,工会要善于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向职工传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建立良好的企业舆论环境;再次,工会在企业精神文化环境建设时要注重对企业精神的提炼,加强对企业员工同一价值观的教育。
工会在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企业文化理念为工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与实践拓宽了思路。作为企业工会在工作的开展过程中要注重与企业文化理念的结合,实现自身的不断完善,为企业的发展奠定思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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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形式,能够有效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和谐,同时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离不开协商民主持续发挥作用,从多角度分析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关系及其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决策与政党执政以合法性的过程。为此,要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改革开放35年来,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变革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民主法治建设、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公民社会发育、民主意识与文化的形成,以及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等。但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同时面临着诸多挑战。而协商民主理论,作为现代政治理论的最新发展,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党的报告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明确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对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丰富协商民主的形式和内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等作出了全面阐述,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协商民主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笔者结合有关协商民主的阐述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作一粗浅探讨。
国内学界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无论是在译介和引入西方成果方面,还是在推进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实践探索方面,无疑陈家刚教授是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学者之一。根据陈家刚教授的研究,协商民主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兴起的学术热潮。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Joseph M. Bessette)首次提出“协商民主”概念,尔后众多的西方思想家都介入了对协商民主的讨论。根据陈家刚教授对国外研究进展的梳理,国外的协商民主研究一直以来都伴随着西方政治发展的过程,研究成果非常丰富。1996年,圣露易大学的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教授出版了《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1997年博曼和威廉姆?雷吉(William Rehg)合编《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乔?埃尔斯特(Jon Elster )主编的《协商民主》,200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约翰?德雷泽克(John S. Dryzek )教授推出了《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2002年南非开普敦大学哲学教授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Maurizio Passerin D’entrèves ) 发表了《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2006年德雷泽克发表了《全球协商政治》,而后2007年,马克?沃伦发表了《设计协商民主:英属哥伦比亚公民大会》,2012斯科特?威尔士出版了《夸张的民主表象:协商理想是如何削弱民主政治的》,等等。
这一段时期内是国外研究协商民主走向成熟并且成果不断丰富的重要时期,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开始广泛关注并且译介外国著作,开始将目光转向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并结合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展开了理论探讨与实践分析。从陈家刚教授对国内研究成果的梳理来看,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虽然相对滞后,但是2000年以后,学术界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敏感的热点问题,从译介相关著作开始,努力跟进。2003年,俞可平教授发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热点问题》,从四个维度解读了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发表《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思考》,通过分析协商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探讨了协商民主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可行性;2004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开辟专栏,从理论解释、基本概念、实践价值等方面介绍了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随后,陈家刚教授的译文集《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学术研讨会”文集《协商民主的发展》相继出版。此后,可以说协商民主纳入了中国学界视野并出现了一个研究的高峰期。2006年,俞可平教授主编并出版了“协商民主译丛”。2007年,“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译丛等成果不断涌现,2005~2008年,各类基金设立的协商民主课题研究也相继出现,比如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各省政协成立的研究会以及它们的研究成果、各类期刊和网络上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章不断增多。
概括起来,已有研究文献中,陈家刚教授已经从政府形式、宪政体制、决策形式、治理模式[1]等方面来分析和厘定了协商民主的概念内涵,针对对于协商民主的多维理解,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粗浅地做了以下几方面的梳理来进一步理解协商民主的内涵与范畴。
1.作为政府组织形式的协商民主。协商民主的内涵,“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协商民主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共同体。”毕塞特认为,协商民主的现实体现就是美国建国者设计的代议民主体制。美国政府体制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建立的,既尊重多数又保护少数的政府。在此基础之上,梅维?库克则突出了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过程,即“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1]科恩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共同体。[2]也就是说,协商民主是一种重要的政府组织形式。
2.作为宪政体制的协商民主。从起源来看,协商民主是源于对美国宪政体制的思考的结果。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在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毕塞特竭力为“美国宪法的民主特性”辩护。“在1787-1789年间的美国人看来,制宪者观点的两个方面――既需要限制大众多数,又要使多数原则有效――是一致的。调和这些看似矛盾的倾向的关键,存在于制宪者建立‘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明确意图之中。”通常情况下,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具有否决权的总统、高等法院以及选举和分权制衡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中,特别在美国历史以及当代的西方政治实践已经成功证明了立宪者的设计理念中就包含了宪政制度的内涵。 3.作为政府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一般认为,政府决策只有在获得广大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实施。协商民主能够通过讨论、审议等过程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戴维?米勒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作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3]在协商民主模式中,民主决策是平等公民之间理性讨论的结果:“在协商民主中,公民运用公共协商来作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协商民主的吸引力源于其能够形成具有高度民主合法性决策的承诺。”[4]协商民主要求决策者要广泛吸纳每个利益相关的公民的建议、实现参与的实质性经济政治平等,实现利益相关者在决策方法和确定议程上与政府决策者的平等、自由权利,并在政府与决策相对人之间实现信息公开并赋予其协商的充分理由。
4.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协商民主。有学者指出,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5]现代社会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思想的多元化。社会舆论场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公民社会的碎片化、分散化。作为国家理念的协商民主,就是要以公共利益为取向,通过利益主体间的民主协商对话来形成合作共识,进而作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公共决策。也就是说,协商民主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原则的现代民主体制,其中,自由平等的公民,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的对话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和执政党以起码的合法性。其基本要义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它以代议制、分权与制衡、选举与协商为根本内容,以民主对话、理性参与为基本特征,既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又超越狭隘个人观念并诉诸公共利益、体现了以政府决策、政府形式、国家治理以及政府合法性为目标的治理形式。
5.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协商民主。1987年,伯纳德?曼宁在《政治理论》第15期上发表了《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所谓合法性基础,即在政府作出特定决策、或者政党上台执政获得合法性认同之前,必须经过听取利益相关者的各种观点并相互比较、借鉴、加工并优化的过程,通过比较借鉴实现不同利益相关者间的平等合作。这种协商合作过程既体现在集体层面的共商,也吸纳少数甚至是个人的建议,使得最后的政府决策与执政党执政获得多数认同和理性的支持。政治协商作为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不应该排斥任何人参与和民主协商的权利,以及有效行使这种权利所必须的充分自由。这样,合法性协商民主为政府组阁和政党执政提供了一种尽可能合理的、广泛的和理性的社会支持与认同。正因如此,科恩指出:“我们有理由确定,作为合法性基础的不是他们业已确定的意志,而是他们决定他们意志的过程。这就是协商的过程。”[6]即,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协商民主是基于利益共同体的多数人授权的结果,这种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在于将民主协商作为达成共识的前提和基础,从而对特定的政治正当性提供了共同的价值支撑,而这种共同体的价值正当性是在价值主体间的民主性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
综上所述,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它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代议制、分权与制衡、选举与协商为根本内容,以民主对话、理性参与为基本特征,既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又超越狭隘个人观念并诉诸公共利益,体现了以政府决策、政府形式、国家治理以及政府合法性为目标的民主治理形式。正如陈家刚指出的:协商民主的这一本质性规定使得“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本身隐含了多元化的理论思路,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既体现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上,也吸收了共和主义的精神内核,同时把批判性与建构性理论统一起来。”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协商政治发展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正如陈家刚指出的,中国政治发展经历了历史文化传统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变革双重背景,辗转变迁于内生市场化改革和意识形态变革、社会转型与自治能力增强、制度化分权与基层民主并进、历经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党内与党外、政府与民间、组织与个体的互动推进的艰难过程,形成了自身特色模式并对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并给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以新的深刻启示。
(一)从国家层面看,协商民主已成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党的报告从三个层面系统对中国当代协商民主进行了全面定位:第一,从性质定位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第二,从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上进行了规范,即“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第三,从我国政党制度性质和人民政协功能定位上界定了协商民主的广泛内涵,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当前乃至未来政治发展的目标设计,同时也是对协商民主实践的全面概括。 从实践来看,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特别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人民政协充分地发挥了人民政协实践协商民主的优势与条件,即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机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以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联系广泛、代表性强、包容性强,在政治、组织(34界别)、制度(宪法、章程等)、职能(反映社情民意、开展协商对话、参与政治决策、加强权力监督),以及人才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与条件。可以说,人民政协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从国家制度层面到基层治理领域,体现着人民政协丰富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包括政治协商制度、听证会、社区议事会、民主恳谈会、公共网络论坛等等。这些协商民主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绩。
客观地讲,这些制度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协商民主的特征。以人民政协在推动协商民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例,中国的当代政治发展充分发挥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从人民政协这个角度来看,报告中提出“协商民主”,一方面是对人民政协在我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作出的重大贡献的高度肯定,另一方面意味着将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民政协将担负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更为重大的使命,也使得协商民主成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二)从地方治理看,以协商民主推进地方治理创新进行了大胆探索与实践
正是在全国人民政协推进协商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并取得重大成效和积累丰富经验的基础上,近年来,包括广东省在内的许多地方人民政协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在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主渠道功能的基础上,努力推进协商民主向广度和深度领域探索。早在2008年,广东省委在政协提案督办会上特别强调了政治协商的重要性,并提出广东要率先研究制定政治协商规程。201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颁发试行,2011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正式颁布实施,这是全国首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规程》的推出,不仅受到了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而且通过近两年的努力实践,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经验和成效。
第一,从制度层面和程序设计上把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真正纳入了决策程序。可以说,《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正式颁布实施是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一大突破,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规程》从试行到正式颁发实施,其生命力在于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设计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是人民政协“软法”机制建设中的重要实践和突出成果。《规程》明确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细化了政治协商的具体内容,把是否重视政治协商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察考核指标,首次明确将省委、省政府是否重视政治协商,能否发挥好政治协商的作用作为检验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明确要求省委领导牵头,建立政治协商督办落实联席会议制度,并每年组织对政治协商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第二,细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根据广东的实践过程,首次适时地提出“中共广东省委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重要文件”、“拟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审议的重要地方性法规(草案)”、“省委或省委、省政府联合作出的有关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大局的重要决议、决定、意见”。这就不仅从制度上细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也从实践上强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操作程序。
第三,明确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渠道形式。即,中共广东省委同广东省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民主协商会、谈心会、专题座谈会、通报会、书面建议等5种;省委在省政协同省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9种,包括省政协全体会议、书面协商等。无论是从政策制度层面看,还是从协商民主的实践成效看,广东已经明确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渠道形式及其重要地位。
第四,统一并规范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要程序。即,制订协商计划、做好协商准备、开展政治协商、汇总协商成果、协商成果办理与反馈等5个程序。客观来讲,《规程》的有效实施更加注重行为激励机制而不依赖法则法律和国家强制力,但这种“软机制”不等于不需要“硬约束”,恰恰相反,它应当有一定的“硬约束”来保障,否则难以发挥“软法”作为法律重要组成部分的实际效力。为此,广东省委是较早将政协提案办理作为实现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形式,要求全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和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都要亲自督办政协提案,并将其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切实实现了“从‘关心协商’到‘必须协商’,从‘可以协商’到‘程序协商’,从‘软办法’转变为‘硬约束’”,真正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
第五,大力推进人民政协理论进课堂。2012年12月,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黄龙云专门召开会议,就推进人民政协理论进课堂的提议向省委提出了具体方案,并与广东省委党校达成共识,制定具体设施方案,顺利将人民政协理论纳入省委党校干部培训课堂。
从成效来看,广东用两年多的时间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全国第一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在广东诞生绝非偶然,广东也必将率先从《规程》中受益。这一点也被近两年来广东各级政协的工作实践所证明:在提案办理方面,截至目前,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和121个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已经全部牵头督办政协重点提案,42个省直单位的主要领导也自行确定本单位的重点提案进行牵头领办,实现了“一把手”督办政协重点提案的全覆盖。只要被列入重点提案,所提的意见建议一定能够被落实,已经成了广东各级政协委员的共识。在民主监督方面,广东省政协采用明星委员个体监督与媒体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形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理性反思: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检视
从理性的角度来反思,在看到协商民主推进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地方推进以协商民主为目标的地方治理创新取得了成效的同时,也应看到当前中国的政治协商实践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如不给予正面应对,也将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带来障碍,为此,笔者在此做一简要的实践检视。
第一,人民政协具有实践协商民主的优势与条件,但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包括理论挑战和实践难题。同时人民政协自身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性质及定位问题,目前在制度定位与机构性质之间没有清晰界定,导致内在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二是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没有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作为重要的协商民主形式,人民政协尚未在《宪法》、《组织法》及相关法律保障上得到应有的体现;三是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实现形式的制度规范不健全,相关条例、办法及实施细则极不健全甚至缺失。四是推进人民政协广泛协商的体制机制建设滞后,相关机制的可操作性程序设计(比如广东的“政治协商规程”)离现实实践尚有距离,加上人民政协本身能力与意愿的差距及其机构民主政治文化因素,极大地制约了协商民主的深度推进。
第二,从人民政协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看,仍然还有一个过程。2004年中央提出“必须坚持把人民政协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部署和推进。”在完成改革开放这一崇高使命的伟大实践中,“人民政协应该也完全可以发挥更大作用”。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概念。2005年、2006年,中共中央两度发文,明确指出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2007年,“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写入十七大报告,“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和内在要求。”这些论述本身表明,完成人民政协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仍然还有一个艰难的过程。
第三,从地方治理创新的现实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同其他改革一样,这一制度化过程同样需要磨合期,要真正实现协商民主从“程序公开”到“细化规则”也势必在实践摸索中不断完善。从广东来看,人们最关心的是广东的《规程》可以走多远?会不会因为换届等因素而弱化?客观讲,广东跟全国一样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关系、社会结构等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通过制度安排调整利益关系、规约权力运行,扩大民主参与,既要重视单项制度的针对性,尤其要着力研究制度体系结构的合理科学,制度措施的匹配协调。因此,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是由性质及定位问题,导致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这一矛盾导致了协商主体的主动性还不够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同参政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同为协商主体,两者的主动性都存在一些问题。同时民主协商的反馈力度不够,政协的一些协商成果报送到党委、政府以后,没有后续信息和处理结果,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政协规程的有效实施和完善。
二是由于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没有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使得协商制度执行不到位的现象时有发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随意性大、有关程序执行不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践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社会公民的民主意识、民主知识和民主习惯。因此,在全社会建立和形成浓厚的民主风气、民主氛围,对推进“制度化”建设尤为重要。这就要求,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就现阶段而言,广东乃至全国面临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
三是人民政协由于协商活动尚缺乏法律支持,除《宪法》对人民政协的地位、作用有所提及外,关于政协的组成及职责、权限仍无专门的法律规定,政协的所有活动几乎无法可依,而这直接影响了政协协商民主的过程、结果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效力。
四是《政协规程》的一些条文太原则,操作难度大,而且,在涉及“三化”建设的具体问题上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因此,体制机制建设的滞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从上到下对政协履行职能还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的支持。
以上分析说明,无论是从协商民主已作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看,还是从协商民主推进地方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着眼,抑或从理性地反思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及其对促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问题来检视,我们都无法否认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客观逻辑,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
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利益冲突也日渐突出。为提高我国政治体制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尽可能将民间的参政需求和民主冲动纳入到现行体制框架内来有序释放,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就必须高举人民民主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协商民主理论的引入,为我们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成果和经验设计。体现在:协商民主有助于推进“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 有机统一的民主机制建设;有助于制衡行政权的膨胀,推进法治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助于推动政府与社会关系重构,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有助于促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基层民主发展;有助于公民社会健康发展,奠定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有助于构建健康政治文化,形成理性的民主对话氛围。
为此,本文就健全协商民主形式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精神,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
党的报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特别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协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当前乃至未来政协工作的目标设计。
第二,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政策性协商本质上是一种“咨询性参与”,协商的组织、内容、程序等都是由执政党政策进行调整的;而制度性协商则是一种“程序性参与”,协商的组织、内容以及程序等都是由国家的法律制度进行调整的。从本质上说,政协规程的实施推进的政治协商依然是一种政策性协商,协商的组织、形式、内容乃至程序等都是由执政党的政策进行规范的,导致作为协商的制度载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制度上并没有被纳入国家机构的序列。某种意义上说,政策性协商一方面体现和适应了中国的实际需要。但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转型期,政协的性质、职能等都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上升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为此,政策性协商的模式也应当相应地转变为制度性协商的模式,通过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来健全制度性协商。
第三,切实创新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拓展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
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协商的内容和方式,这也是政治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的核心问题。目前存在两种非常接近、但又不尽相同的协商,一种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
商,另一种是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不少地方在谈到政治协商时,都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协商混为一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政治协商功能的有效发挥。其次,要深入探索民主协商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社会界别的分类与引导方面深入研究,提高界别划分的科学性及其参与的实效性。在专题协商中,要针对关涉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广泛的调研,就重大问题进行专题协商并提出有约束力的协商建议。
再次,强化社会对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工作的积极有序参与。协商民主的实质是实现公民的有序参与。要发挥人民政协在统一战线、协商机关这一国家政治机构的制度层面上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优势,推动建立党委、政府重大事项协商信息公开制度,发动组织社会公众全程参与和监督重大事项的协商;建立公民参与政治协商会议、政协提案制度等,动员组织公民以各种形式参加政协履职活动;建立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鼓励支持政协委员运用微博、博客、电子信箱等现代技术手段,通过深入所在社会组织、界别,加强与公民的沟通。
第四,加强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能力和质量。
面向未来,不断加强人民政协自身建设是提高民主协商能力的关键。以广州为例,为了做好政治协商工作,广州市政协颁布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决定》,强化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其中,加强区、县级市政协机构建设成为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决定》要求各级党委要重视解决区、县级市政协“编制缺、人员少”等突出问题,试行各区县级市专职主席会议成员和专委会主任或副主任的编制在地方行政编制中单列,不占机关编制,将这部分编制用于增加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同时,广州还探索了推进人民政协的基层组织建设,着眼于推进协商民主的创新发展,提高政协委员的履职能力和水平,加大提案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无疑,这些措施必将为政治协商的广州实践带来强大的后劲,也可以作为经验供其他地方进行借鉴。
第五,建议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
协商民主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以平等理性讨论为途径,求得共识,从而做出科学的决策。在政协这个平台上,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观点可以在公开、公正的程序中进行平等的协商、探讨、交流。为了使各方利益、各种观点得到充分表达,就应当引入辩论机制和程序,从而改变长期以来政治协商和民主评议的实际运作中,党委先有倾向性或实质性意见,然后通过协商赋予党委意见合法性与民意基础的做法,在具体事务的协商过程中有效引入公开辩论程序和听证机制,尽量做到协商程序的公开、透明,通过辩论,进行不同意见和观点的沟通与交流,最终达成妥协,形成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意见,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这正是协商政治的基本目的。
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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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是中国与欧洲各国文化交流的鼎盛期,而法国则是欧洲各国中与中国联系最密切的国家。本文通过传教士这一直接媒介和其著作等间接媒介对其在法国的传播和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阐述中国音乐文化在法国的传播情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18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在法国的传播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法国在欧洲国家中是与中国的联系最为密切的国家,中国的哲学和艺术都大大地影响了法国文化的发展,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神父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突出贡献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撰写的《中国古今音乐考》成为了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珍贵的资料,详细地记录了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认识和研究。本文以来华传教士钱德明为视角,进一步探讨十八世纪中国的音乐文化在法国的传播情况以及影响。
十八世纪,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古玩等大量的物品都逐渐传入法国,当时的法国装饰艺术大多都浸透着东方的审美观,洛可可风格的装饰随处可见,此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艺术和文化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的浪潮,当然中国音乐文化也作为这股热潮中的一部分大量的传入了欧洲,为中西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欧洲人不再只是单纯的通过文字来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还可以通过中国的曲调和中国传统经典的音乐作品来进一步深入的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
十八世纪欧洲掀起的“中国热”包含了两个方面,即”中国的思想热”和“中国的风物热”。在音乐领域方面,“中国热”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对中国音乐文化大量的介绍,还包括创作一些与中国有关的音乐作品。另一方面是“洛可可”艺术风格的诞生,这种审美情趣成为了那个时代欧洲艺术和音乐方面共同的审美原则,对欧洲的艺术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和介绍
十八世纪欧洲人开始大量的研究和介绍中国的音乐,与中国相关的大量的音乐创作、译作等也不断地涌现出来。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和介绍大致分为著作和译作、曲调、乐器这三个部分。
(1)著作和译作方面。1754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翻译了《古乐经传》。随后又完成了著名的《中国古今音乐考》,这本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音乐文化,对中国的音乐发展史、律制以及乐器等都作了大量的介绍。1713年来华的传教士马若瑟详细地研究了《元人百种曲》,并翻译了《赵氏孤儿》;1735年,来华传教士杜赫德创作了《中华帝国全志》,这本著作详细的介绍论述了中国的乐器、乐理以及记谱法等音乐问题;来华传教士韩国英在1780年发表了论文《论中国的磬》,此文所论述的内容非常精湛,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2)曲调方面。1779年钱德明汇编了《中国乐曲集》,里面包含了五十四首中国的乐曲;1735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中也列举了一些中国的乐曲;1768年由卢梭在《音乐辞典》里发表了一首中国的乐曲,这首乐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被德国的音乐家韦伯引用创作出了一首《中国序曲》。
(3)乐器方面。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神父把中国的许多著名的乐器都陆续的传入了欧洲,钱德明神父在其著作中对中国的乐器还做出了详细的介绍。在《中国游记》中巴罗刊布了四幅中国乐器的图版。
2、与中国相关的欧洲音乐作品
早在十七世纪,与中国相关的作品就已经出现,如1674年上演的英雄剧《中国之征服》、1692年的上演的喜剧《中国人》以及1692年上演的歌剧《仙后》等。到了十八世纪之后,与中国相关的音乐作品出现的更为频繁,但在这些作品中所存在的现象是,一部分作品标明的是中国音乐,展现出来的却不是中国的音乐风格,或者指明的是取材于中国的故事,但故事的情节却是欧洲式的。如《中国英雄》是由《赵氏孤儿》改编而成的,虽然在道具方面和舞台的布景方面都采用了大量的中国元素,但对原著进行了较大的改写,故事情节很大一部分都体现了欧洲剧情创作的手法,在《中国女子》这部歌剧中,作者用充满中国味的装饰和中国女子喝的茶等来体现中国风味,但剧情却采用了欧洲常见的歌剧片段。
3、洛可可音乐风格的形成
洛可可的艺术风格最早出现在十七世纪末的法国,当时法国的建筑中所体现的用曲线花饰将那些方正规则和棱角分明的建筑的形式变柔和的建筑风格,就被成为“洛可可风格”。洛可可的艺术风格是受到中国的园林艺术以及工艺美术的影响而产生的,洛可可风格将宏伟构造且具有立体感的设计重点转移到了建筑的室内装饰设计上,以曲线玲珑的趣味和自然写意的特色来展示室内装饰的艺术魅力。这种洛可可的艺术风格在欧洲的盛行也影响到了欧洲的音乐风格,被音乐领域称为“华丽风格”,主要是以法国的音乐家库普兰和拉莫为代表。在德国,洛可可风格则形成了一种独具德国特色的“情感风格”,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著名作曲家巴赫,此外在莫扎特、海顿等音乐家的作品中也偶尔能感受到洛可可风格的余音。洛可可音乐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中国风物以及洛可可美术风格的影响,音乐家们通过对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感受,从华丽装饰和崇尚自然情趣的氛围中激发了音乐创作的灵感,中国的艺术风格以中国工艺品和中国园林艺术作为载体,通过一种微妙的方式将洛可可的美术融合到了音乐中,由此影响了洛可可音乐风格的形成。
钱德明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对中国的社会背景和音乐文化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他撰写《中国古今音乐考》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为了澄清他所翻译的法文译稿《古乐经传》在传播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误读。《中国古今音乐考》是他在《古乐经传》的基础上又汇集了许多中国的音乐文献资料,并在此著作中融入了许多他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亲身体会和独到的见解,这部著作成为了欧洲人介绍中国音乐史最详实的一部音乐论著。
1、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
在《中国古今音乐考》这部著作中,第一部分的第一章详细地介绍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具体的阐述了中国的音乐是从公元220年,也就是在汉朝灭亡之后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并论述了汉朝到宋朝之间,中国音乐史变化和发展的历程。钱德明在这部分的写作中表明到“人”对于音乐发展史所起到的重要性,比如在阐述唐朝时期的音乐发展史时,他记录了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参与了下乐官对音乐文献的收集整理。
2、对中国乐律的研究
乐律在中国古代音乐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钱德明在此著作中的第三部分对律吕的生成以及律吕的度量等也做出了一些探讨,从整个探讨的内容中可以看出
中西音乐文化间差异的存在,中国的音乐体系在西方的音乐体系中是不能够直接体现出来的,钱德明通过一种从局内到局外的方式,以“融入到跳出”来进一步的解读中国音乐体系的独特性,这些阐述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为欧洲人学习和了解中国的古代音乐提供了简洁的途径。
3、对中国乐曲的研究
钱德明除了对中国的乐律和中国的音乐史有较大的兴趣之外,还特别关注了中国的乐曲,在著作中收入了一首《先祖颂》,据陈艳霞的研究可知,这首《先祖颂》是当时钱德明的一位中国文人助理仿照古人的做法,用五音谱写成的,而这五音与钱德明所提供的音程关系是相同的。除了《中国古今音乐考》中收录的《先祖颂》之外,钱德明还汇编了中国的音乐曲集,该集里面共包含了五十四首乐曲,其中有十三首是根据中国的乐曲改编而成的天主教祷告曲,有四十一首乐曲,这本中国的音乐曲集后来被巴黎的国立图书馆所收藏。由此可见,钱德明在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更多的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对中国乐曲在法国的传播得到了后人的认可。
十八世纪在欧洲所产生的“中国热”的现象对欧洲的音乐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实质上也体现了欧洲对中国音乐文化失真性和片面性的认识。钱德明以来华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传教,他将欧洲的音乐和艺术文化传到中国的同时也将中国的艺术和音乐文化传到了欧洲,使更多的欧洲人认识并了解了中国的音乐文化,进一步地推动了中西音乐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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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电影是少数民族电影发展下重要的一支,建国后一直以阶级斗争、民族关系等为主题。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电影业有了新的面貌,一批导演开始跳出政治模式的框架,力求民族电影的多样化发展,从民族文化的本体出发,思考民族生存的困惑。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蒙古族电影中的文化意象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蒙古族电影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蒙古族的社会历史、人文传统、道德风俗、审美趣味和语言文化的特点。蒙古族电影从最初的历史情结到民族精神,再到民族精神的失落,已经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本文通过蒙古族电影的研究,综合国内多数蒙古族电影研究的观点,分析蒙古族电影中的文化意象。
意象是中国文化特有的范畴,很早就出现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与文论中。文化意象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文化,在各民族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它们不断出现在人们的寓言和文艺作品中,慢慢地形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具有了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有的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人们只要一提到它们,彼此间立刻心领神会,很容易达到思想的沟通。而不同的民族由于生存环境、文化传说、历史传统、价值取向不同,文化意象也会不同。
意象被广泛地应用于文学创作、翻译以及古诗词中。文化意象能把抽象的、难以触摸的概念转变成具体可见的、有着丰富内涵的形象,从而使语言更生动,是语言的诗性智慧的集中体现。例如“Achilles’heel(阿基里斯的脚后跟)”,读者不仅知道它的含义是“致命的弱点”,还会联想到阿基里斯的母亲把小小的阿基里斯倒提着浸入河水的情景,从而被带入一种想象的境界。独特的意象有助于建立独特的意境,从而增加作品的魅力。翻译作品中的文化意象可使读者了解异国情调,感受来自异国的清新。外来文化意象的翻译是一个为读者提供新鲜意象的好途径。当读者读到来自异国的文化意象时,他的视野得到了拓展,并能在欣赏新奇的文化意象时体会到文学审美的乐趣。
文化意象具有丰富的内涵文化信息,有利于促进文化的传播。它有利于丰富译入语的表达方式,文化意象是一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文化的结晶。读者可以通过了解外国文化意象来了解其承载的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从而扩大自己的文化视野。有利于促进文化交流,增进各民族间相互理解。“翻译的历史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历史。”通过文化意象的翻译,文化信息在另一种语言中得以传达。外来文化意象,可以使读者更直观、更深刻的欣赏外国文学,了解外国文化并理解外国人民以避免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发生。由此可见,文化意象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传递着文化信息,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文化交流,在文学翻译中起着重要作用。
1.动物的分析
蒙古族堪称马背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马的兴衰一直与蒙古族的荣辱水乳交融,蒙古族马文化与能征善战的蒙古民族一同载入史册。蒙古马与蒙古民族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任何一种动物的影响对人类文化的推动作用超过马,蒙古民族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马,对该民族而言,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它既是生活资料,也是生产资料。长期的生产和生活经验及实践造就了蒙古人尊马、崇马的思想观念。这一思想观念必然要反映到社会意识范畴,深嵌在社会文化领域,从而形成了丰富的马文化。
马在蒙古民族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马是蒙古人的生存资源。在与马共存的岁月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生产的经验,其中酿制的马奶不仅供蒙古人日常饮用,而且在漫长的岁月中形成了文化,在每年的盛夏,草原上举办的“马奶节”是草原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
蒙古人常常以狗比喻忠实和坚强。蒙古民间有一种说法,马和狗一样那么勤劳努力。自古以来蒙古土种狗对牧民家起到的作用很大,他是除了看门守夜以外,跟着主人放牧,护卫牧群,应对意外的侵袭,狩猎时他也是里里外外的帮手。甚至能替主人狩猎。正因为如此,蒙古人对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人们平常以“屋外听不到狗叫声,圈内看不到一只羊”来形容家境之贫寒,因此再贫穷的家也得养一条狗。蒙古民族养狗从来不给狗盖窝搭棚,更不让狗进入家里,而是让它从小在寒冷的气候中锻炼耐寒能力。同时还要训练它的嗅觉、听觉功能,驯养它怎样去牧羊和看家的本领。同时蒙古族牧民们养狗时从小就注意其营养和发育,定时喂食,一次饱足。猎狗则适当控制其食量,还要训诫它们除了主人给予的食物之外,不准吃其他任何人给的食物,也不准其随意吃其他食物,久而久之,牧民们虽然经常在室外晒干奶酪、奶皮、肉干等食物,但它们决不去吃这些食物。而且有时还帮助主人驱赶其他食肉飞禽、野狗和牛羊等家畜。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蒙古族电影中会大量出现关于马和狗的镜头特写,因为其中承载了这些动物所蕴含的文化。
2.服饰与蒙古包的分析
民族服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理解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在电影中关于蒙古族服饰的描述图案与蒙古族人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来自生活、来自大自然、来自人的精神世界。
蒙古族图案是蒙古族人民对美的理解和表现,是美好事物的象征。蒙古族服饰中图案的运用和表现促进了蒙古族服饰文化的发展,是蒙古族民族珍贵的物质及精神财富。蒙古族服饰是蒙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民族自古以来过着游牧生活,他们热爱家畜,崇尚大自然。所以常把云纹、水纹、山纹、火纹等大自然现象及牛、马、羊、骆驼等家畜的二方连续作为服饰、生活中的装饰图案。
蒙古族特别偏爱蓝色,这是大自然的主色彩。蓝色与大自然的色彩相协调,显示出冷静、深沉、开朗、稳重、平静、安宁之美。蒙古族信奉过萨满教,崇拜苍天,认为天是神圣的。蒙古族自称是“青色蒙古”,是“苍色的狼”和“惨白色的鹿”的后代。正因为这样,他们的长袍也以蓝色和青色为主。他们大多数人从事畜牧业,长期生活在广阔无边的大草原上,头顶蓝天,脚踏绿地。因而对蓝色和绿色,产生很深的感情。蓝色象征着崇高与永恒,绿色象征着青春活力。黄色,有些民族喜欢黄色,认为黄色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蒙古族则把黄色视为高贵和神圣的表征。白色,在牧区生活的蒙古族也特别敬重白色。
蒙古族喜欢向朋友和尊敬的人送白色的哈达,它象征友谊与和平。这与喇嘛教的影响有关。蒙古族人喜欢白色长袍,老人喜欢穿白衫,象征长寿。凡是令人喜欢的地名、人名、食品都叫“查干”(白色)相称。这和蒙古族生活有密切的联系。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辽阔的大草原中,天上飘动的白云,地下的白色羊群,以及吃的是白色的乳制品,便形成对白色的特殊的爱好。在蒙古族人心目中白色象征着纯洁、善良、吉祥、干净和对朋友的真诚坦率。白色成了一种崇高之美,阳刚之美。红色,蒙古族也对红色有一种偏爱。红色常象征权力,是英勇善战的英雄鲜血的标志;是战斗意志旺盛的刺激色。红色也象征尊严,象征着一种威慑力量,从宗教意义上给予驱邪的解释。因此,蒙古族服饰的许多装饰品是红色的。
蒙古包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蒙古族典型的建筑艺术形式,也是蒙古族民间美术的集中体现,承载着蒙古族的文明史。蒙古包不仅满足了蒙古族人的物质实用需要,而且满足了蒙古族人的精神审美需要。蒙古包的圆形造型就是既适应自然,征服自然,又在实用过程中逐渐产生的独特的情感寄托的形式。北朝民歌“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足以说明蒙古包圆形形状的形式情感,蒙古族人认为穹庐与天体相似,蒙古包造型注入了天穹观念的意象。蒙古包就是像圆天式的居所,是蒙古族人心中的宇宙整体,蒙古族住在蒙古包就如同住在宇宙之中。
蒙古先民自古有敬天的习俗,并且这种崇拜天体的思想观念,体现在蒙古先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当中。在蒙古族心目中,天是至高无上的,永恒存在的;天是真理,是道德,是正义,是良知;天是真善美的化身,是忠诚的化身。蒙古包与天同形,在蒙古族人的生活中也是真善美及圣洁的化身。这种崇尚腾格里的信仰成为了认识和探讨宇宙真谛的文化心理,也由此形成了蒙古族独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蒙古包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构型,它不仅反映了蒙古族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而且它还与本族群的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也能准确说明游牧民族的“动”的文化的基本构型和规则,可以自由的流动和搬迁。
电影作为一种影像传达工具,承载着蒙古族特有的自然风光和文化背景,对蒙古族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崭新的抒写和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民族国际化要求蒙古族电影艺术家在拍摄电影时,始终保持民族电影应有的特色和民族文化的印记,同时又要特别关注并学习世界电影最新的美学进展,努力使拍摄出来的影片既能获得国内受众的好评,也能非常成功地走向世界。蒙古族电影的创作应该与时代精神和时代情绪紧密结合,关注现代社会生活中涌现出来的矛盾与问题,拓宽电影的创作思路,对电影作品的思想意蕴与艺术表现、影视语言和艺术技巧、导演风格和表演风格进行多方面的艺术创新,“中体西用”,博采众家之长,塑造出具有更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更感人的形象,让蒙古族电影获得其他民族的认可,进而自立于世界民族电影之林。
蒙古族电影不仅对地域民族特色鲜明的蒙古族生产、生活民俗、人生礼仪民俗、游戏娱乐民俗、民间信仰、民间艺术等民俗表层内容进行展示,以此来营造具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还将蒙古民族千百年来积淀传承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性格、价值取向等渗透于其中,通过民俗画面于不知不觉中传达着丰富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使得影片中的民俗画面成为了民族文化内涵的载体,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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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建设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国内外许多企业因为拥有优秀的企业文化,而长期保持企业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和企业规模的有序扩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企业文化建设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本文就老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及怎样搞好老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提出了个人见解,让企业文化在老企业真正落地,成为老企业发展的动力。
【关键词】老企业;企业文化;动力
好的企业文化,对外可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对内可以激发企业员工的士气。有了良好的企业文化,企业就有了美好的远景,企业便可梦筑于踏实。为此,任何一个企业,不管企业经营者是多么优秀,如果未来远景不清晰,或在企业成员之间得不到透彻的理解,那么这个企业势必没有前途。对此,笔者对我们老企业的文化建设产生了一点看法,以供大家参考。
一、老企业的文化现状
在目前的老企业中,职工的人数多,离退休人员较多,企业负担重,特别是员工的文化素质相对新厂偏低,文化素质参差不齐,思想素质普遍跟不上快节奏的步伐,闭关自守相对严重,从而导致文化上的差异较大。使得传统的东西不知不觉地在时光的飞逝中失传,这种无形的文化在岁月中慢慢丢失,让人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实在让人困惑。特别是老企业在人才流动上相对新企业滞后,从而导致人才在企业内部很难流动起来,由此而导致的是人才的消极和懈怠。由于以上原因,老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得不到很好的传承,新人又出现消极颓废的状态,从而导致新的文化和老文化之间不能很好衔接的局面,由此引起企业活力的僵化。如果企业的员工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话,企业的发展将受到严重的阻碍。
二、让企业文化真正在老企业落地
企业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新的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是推进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力”。企业文化是企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运转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包括企业经营思想、价值标准、企业作风、传统习惯、道德伦理、精神风貌、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的有机整体。建设企业文化,运用企业文化,加强企业管理,多方促进企业发展,正成为我们企业领导的共识。在当今时代,如果说没有文化的企业是闭关自守的企业,那么没有文化的企业就更是没有希望的企业,这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普遍共识。作为老企业,如何让企业文化真正落地,关键在于,老文化和老的传统与新时期文化的结合,为此,企业应多安排老同志与新员工一起多沟通,我们可以开展多种活动,让新老文化共用贯通,这样,我们的文化才不至于断层,文化才具有生命力,企业才富有无限的生机。当然,企业文化不是单一的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关键是要让新老员工对她的一种认可,并在生活和工作中去尊重她和共同呵护她,让企业哲学深入人心,让外界对企业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得到提高。从而使得文化具有凝心聚力的作用。当然,这离不开企业领导在文化建设和宣传方面的带头作用,只要领导带头,员工支持和领会,并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贯通,加强人才的流动,激发员工的积极向上的精神,想必文化落地不是句空话,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
三、让企业文化作为老企业发展的真正动力
笔者认为,要让企业文化作为老企业发展的真正动力,应保证企业文化建设有序进行的同时应关注以下关键点:首先是企业文化在人力资源开发上的贯通。因为,企业的竞争主要还是人才的竞争,这是企业凝心聚力的较量。当然归根结底还是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的竞争。一个坚强的企业团队精神,是企业获得巨大成功的基础条件。要把企业众多名员工凝聚起来,光靠诱人的金钱是不够的,这使得企业必须具备共同的信念、目标和价值观。在人才上加强流动,从而吸引和留住人才。作为老企业,只有形成了优秀的企业文化,才能塑造一个精神饱满的员工队伍。企业要以人为本、注重人的素质提高,最主要是对人才的一种认可,并关注个人才能的发挥,让人才用在刀刃上。其次是企业文化应与学习组织相融合。因为,企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转化过来实际上是学习能力的竞争。成功的企业将是学习型实体,学习成为企业的生命力显得更加重要。企业要生存与发展,特别是一个老企业,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必须加强化企业内部知识管理,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综合素质。再次是企业文化与创新要贯通。如今企业的发展,创新成为关键的环节,但是创新与风险是并肩同行的,这就需要我们营造一种积极向上、创新的开拓性企业文化,让广大员工以形成不畏风险、并肩作战的良好氛围。
四、企业文化与自身的关系
作为一名老企业的员工,要让企业文化发挥其无形的作用,我们必须摆好自身的位置,使自身认识到: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利益为主,时刻摆正自己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壮大发展,将自己与企业同生死捆绑在一起,因为企业兴衰是我们的责任。把自己的形象时刻代表着企业形象来体现,日常的基本礼仪共同遵守;在工作中全心全意热爱工作,把对企业的忠诚作为无价之宝来表现,让我们将敬业作为一种好的习惯,工作上要更加热情,要表现出今天比昨天要更努力,不向外部透露企业机密,使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有无限的生机;同时要搞好良好的人际关系,主要跟上司协调好关系,跟同事协调好关系,跟外部协调好关系;搞好团队精神,增进相互的协作能力,因为,没有团队精神的企业是无凝聚力的,任何时候都需要团队精神。企业文化的主体是人,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充分依靠员工、尊重员工,做到以员工为主体进行企业文化建设。一个没有文化的企业,内部群体不会努力为他干事,外部更不会有人会记住他。企业文化能够激发员工的士气,充分发掘企业的潜能。一个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可为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为此,搞好老企业的文化建设更显得其意义的重大。
摘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国有企业发挥着支柱作用;在新形势下,国有企业改革日趋深入,需借助于企业文化来管理企业和凝聚职工,以便促进国有企业健康发展。而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工会具有一系列的优势,肩负着相应的责任,需要将工会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关键词: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工会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工会具有一系列的优势,其代表了员工最根本的利益,且能够将员工愿望给最直接的体现出来,能够与员工积极交流;在工会工作中,需要大力宣传企业文化,凝聚职工,增强员工的责任感,构建良好的文化氛围,以便促进国有企业获得健康发展。
一、企业文化概述
虽然大部分企业已经充分重视了企业文化和企业文化建设,但是没有对企业文化的深刻内涵透彻理解,企业文化仅仅流于形式,认为只要开展一些活动,喊一些口号即可;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企业文化作为内在的推动力,包含了企业的价值观、处事方式以及信念等各个方面。一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进行理解,广义指的是企业所创造出来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而狭义指的是企业在长期运营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以及经营理念等等。
二、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中工会的作用
维护员工的利益是工会的主要作用,而在员工身上要充分体现企业文化,也就是在企业文虎建设中广大员工需要积极参与进来;因此,企业员工是工会和企业文化的共同服务对象,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工会需要将自身优势给发挥出来,科学引导与控制。
1.工会能够有效的培育和传播企业精神。
企业精神指的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其能够有效约束员工的内在行为,对员工起到了控制和指导作用,从精神层面支持着员工工作。企业精神不仅能够引导员工的思想,还会将企业的发展方向、经营宗旨等渗透给员工。在企业精神培育中,工会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结合具体情况,将员工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也可以研究企业发展历史,将支持企业发展的优秀品质给挖掘出来,然后总结决定企业精神面貌的传统;提炼和升华这种优秀品质,形成容易记忆的口号,综合采取一系列的方式方法,来对企业精神大力宣传和弘扬,以便将其形成规范。工会还能够有效传播企业精神,工会可以对《日常行为规范》等进行编写,对员工行为进行约束,促使员工的道德情操得到提升;此外,将多样化的方式方法给运用过来,对企业精神与文化大力宣传,如制作一些黑板报、企业画报等,以便让企业精神能够有效熏陶到员工;如我国大庆油田每年都会举办一些文艺晚会等,对企业文化大力宣传,凝聚职工。
2.工会能够凝聚员工,发挥导向作用。
工会与员工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对员工十分了解,可以反映出员工的思想愿望,并且员工在工会组成中也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因此,工会能够有效号召员工,凝聚员工,进而更好的构建和发展企业文化;工会对企业精神进行发掘培育和传播,进而引导着企业文化的发展。工会相当于舵手,引导员工对企业构建的精神风貌以及行为规范等积极的理解和接受,以便促使其归属感和自豪感得到增强,推动员工更加努力工作,引导其发展方向。在实践中,工会需要积极融入到员工之中,对员工的思想愿望等及时总结,以后制定一系列的措施,来科学推广企业文化,增强员工的归属感,能够将企业作为家,激发起工作积极性,以便促使企业获得健康发展。
3.工会能够建设和强化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在经营过程中,被一直延续下去,但是其会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一些改变。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工会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还需要不断地巩固和强化企业文化,以便将企业文化的管理作用给充分发挥出来。企业需要对自我文化意识进行加强,在文化建设中有效融入工会工作,以便促使有双向互动的关系形成于企业与工会之间;在企业文化强化方面,工会可以积极开展一系列的活动,如劳动竞赛、技术攻关比赛等,并且制定相应的奖惩体系。工会除了对企业文化大力宣传之外,还需要找好切入点,在企业文化强化过程中有机融入企业福利以及文化思想心理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这样企业内在凝聚力能够得到增强,外在形象也可以得到优化。
三、工会参与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些措施
首先,工会需要将以人为本的理念给贯彻落实下去,对员工的综合素养大力提升;员工体现着企业文化,因此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需坚持以人为本,以便让广大员工能够对企业文化自觉接受和认可。工会要与相关组织部门积极配合,对思想政治教育大力强化。工会要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融入管理信念,自觉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营造良好的企业氛围。工会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对职工的文化技术水平大力提升,鼓励员工通过自我实践和探究,掌握先进技能。其次,开展民主管理,促使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得到增强;导向和控制是工会发挥的主要作用,从根本上来讲,员工需要参与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将员工的主体作为给充分发挥出来;如在企业制定一些关系到员工切身利益的事项时,需要让员工民主的参与进来。结合具体情况,构建相应的审核制度,以便对企业决策有效的监督和通告。对民主自我管理组织大力构建,将企业文化的指导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以便促使员工自我管理得到实现,员工主人翁意识得到增强。工会要牢牢把握监督维护的定位,科学控制和引导员工的自我管理。此外,工会可以将企业形象工程给实施下去,结合企业具体情况和发展特点,对企业特色文化大力培育,如企业的悠久历史、传奇经历等等,都是非常典型的内容。
四、结语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需要积极建设企业文化,以便凝聚职工,约束行为;而工会因为自身一些特点,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具有较大优势,需要充分发挥出来,有机结合企业文化建设与员工工作,通过一系列方法的运用,促使企业文化得到增强。工会要在日常的工作中,对企业文化大力发掘和传播,并且对宣传途径有效完善,以便借助于企业文化来有效促进国有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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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经历了数千年的社会变迁,依然保持着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论文,供大家参考。
通过学习学校开设的《中华传统文化讲坛》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提高了自身的文化素养的意识。中华文化讲坛是在著名学者乾泉及其负责的国家知识更新工程国学专家团队倡导下,由国家级文化教育学术团队发起,以普及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使命,以开展中华文化学术研究、专家公益巡讲、系列国学讲座、中华文化产业整合和项目产品开发的公益性文化交流项目和资源平台。
中华传统文化包罗十分广泛,内涵极其丰富学习,特别是蕴含了丰富传统哲学,那些简短精悍的名言警句是古代闲人的人生智慧总结,这些有助于我们走好人生的路途,有助提高个人思想道德修养。例如老子和孔子做人的道理与为人处事的原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思考空间。
古人没有现代人的忙碌节奏,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思考未来思考那些我们现在可能觉得是疯子似的问题,他们之所以睿智,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用心的去观察了这个社会,我们被更多世俗的东西蒙住了眼睛,我们被局限到了一个自己的小世界里,我们无法认识更广阔的天地。假如我们思考问题只从自己出发,那么看到的都是很短期,肤浅的利益。那么为社会为他人牺牲更是无从说起。但是,如果把我们置于一个群体中,置身与我们大社会,我们就不会过多的注重自我的感受和个人的得失了。
文化是生活,是力量,是尊严,是灵魂,是信仰,是精神,是一切创新的源泉;弘扬中华文化,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国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华文化之根干和精华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文化强国战略,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体系,正本清源、扬清激浊、革故鼎新,积极探索现代国学教育、研究和普及新模式,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和国学智慧,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和历史自觉意识,追本溯源,继往开来,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积极提升国民人文素养、创新素质和创业能力,打造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为此,在国家有关部委会、国家智库的大力支持下,由(教育部)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文化部)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人社部)国家知识更新工程国学项目组、CEIC中国企业家投融资俱乐部、人文中国网、北京市劳动 人民文化宫、乾泉文化发展机构、西岳书院等,在中华国学教育工程基础上,联合发起举办“中华文化讲坛大师公益巡讲暨西岳书院计划”,成立大师公益巡讲团和相关专家课题组,按计划深入全国各地市开展中华国学教育工程国学志愿者行动。
云“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中华文化讲坛,秉承礼乐之文明,凝聚人文之力量,铸就中国之精神,举擎民族复兴之大业,携手缔造我中国梦。
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知乐,则几于知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是故“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
夫子问礼于老子,访乐于苌弘,颠沛潦倒,知其不可而为之,躬行克己复礼之仁,周成和乐里仁之美,叹望大同小康之愿„„后世欷歔景仰不已矣。综观世事沧桑,礼之兴废,乐之和同,风云变幻,损益失序,得失无度。于今,亟待礼闻之于天下,乐行之于天下,文化之于天下,近以资践和谐之理想,远以继创大同之中国。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 嗟夫,借太庙之胜地,开中华国学教育之工程,筑中华文化公益之讲坛,以引锵锵凤凰之鸣,以承皓皓礼乐之志,以固泱泱华夏之本,以启淳淳国民之风,以养凛凛大义之气,以明煌煌乾坤之德。
我想一个人如果懂得了这些,那么心胸会开阔很多。文化是一个太深厚的主题,我无力探讨什么。但是以一个虚心学习者的身份,我觉得,将自己放在一个历史长河中,或是说站在一个历史的角度,我们身后那么博大的文化,我们个人的恩怨情仇,大喜或大悲已是不值得一提了。人生无喜亦无悲,无欲亦无求,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境界呢?
因为我们的无知,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前人的知识与智慧。那么我们学习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让我的心开朗了许多,就像突然遇见了太阳。能够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道德修养,有助于提高自己的水平。
传统文化讲坛的定位
1.学习:学以致用,系统研修,终身学习;
2.生活:返璞归真,休闲养生,绿色身心;
3.顾问:择吉避凶,预知未来,调理运程;
4.情感:情感交友,婚姻家庭,心理咨询;
5.工作:职业能力,团队角色,择业定位; 6.事业:创业规划、管理咨询、投资顾问。
传统文化讲坛的核心价值
至尊——五岳独尊,我们的学术追求;执位至尊,君临天下;
奇绝——奇丽绝伦,我们的管理智慧;正合奇胜,醍醐灌顶;
秀美——秀色美仑,我们的价值理念,魅惑秀色,美轮美奂;
卓异——卓尔不群,我们的人格理想;苍凉伟岸,雄健大雅;
克峻——知难而进,我们的职业精神;冒险励志,克明峻德
儒家学问里有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要想成才,那么首要的是修身-----修身养性! 读书可以修身,但是读些怎样的书?怎样才算修身养性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懂的也不很多。但是学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首先要把人做好了,才有资格谈能力。一个品德低下的人即使学富五车也是徒劳。这样的人于社会于他人也将是无所益处的。我们必须不断学习,以一颗真诚虔诚谦虚的心努力学习好我们炎黄子孙的文化精华,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将信息化为知识最终成为自己的智慧!我的心里渐渐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方向,我知道自己以后应该怎么更好地去学习。
特别喜欢《易经》中的那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经常用这句话去勉励自己,交给我们怎样去做一个人,做好一个强者、智者。我经常在想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这两句就会是一个圣人,又想起温在上任时说的那两句话来勉励自己:“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摸索”。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么精深的文化随便精研点就受用终生了。
现代的人多是浮躁的,甚至是一些研究古典文化的人也是如此,多想所有的人都去真的专心的去学习一些传统文化,让旷久的时间静默的历史浩瀚无声的文化来安静。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学生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明天的太阳,在展望未来的同时,也必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有在不忘记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才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地位
正文:
近日,我们通过对大中小学课本进行了大量的收集后发现:现在大中小学课本中,传统文化的分量和地位越来越重要。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魂,是中华民族的根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是聪明智慧的民族,是开拓创新的民族经过长时间的淘漉和历史沉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精彩浓缩,记录风雨,贮藏丰碑,凝结精魂,激励后辈自从盘古开天地后,中华各民族的祖先就在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不仅创造了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独具特色、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老祖宗的谆谆教诲,语重心长,句句箴言,滋润心田,教我做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之果,闪烁聪慧,展示魅力,开启脑力,启迪子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陈酿,历经沧桑,遗存华章,哺育华夏,福及人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断增值的民族资本,璀璨夺目,点墨是金,亘古常青,价值永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培育气度,激励自信,陶冶人格,塑造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精深厚重,传承文明,营养无限,永屹世林。
2、当今的大中小学生的文化底蕴和人格状况需要国学
八十后九十后的特点就是张扬个性,创新而丰富的文化底蕴是才培植个性培养创新不竭的源泉创新可以说是悟性和灵性的结晶,而悟性和灵性的根系却深植于丰厚的文化底蕴里因此,语文教育应充分重视文化意识的培养和文化底蕴的沉积,为学生终身可持续发展,具有创新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1)积累文化底蕴,培植创新的悟性和灵性语文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情趣,在丰富生活阅历中不断积累文化底蕴;要在熟读的基础上,抓住有一定内涵的词句去感悟课文的整体美;要注意抓住课文耐人寻味处、意义深远点,发挥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去感悟课文的意境美、内涵美,体验文化美感;要引导学生涵咏富有人情味和浪漫情调、诗情画意的优美词句,领悟课文的艺术美、情感美,体验文化情趣,使学生的灵性和悟性如枝头上的嫩芽在春雨沐浴中焕发生命活力。
4、有助于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提高其文化品位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冲击下,功利主义思想泛滥,高职教育也难免受其影响,重实践轻理论、重技能轻人文,以致于不少学生对传统的记忆日渐淡漠,人文知识几乎一片空白“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的开设,为学生学习本专业领域以外的知识打开了一扇窗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生人文知识方面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丰厚,典雅高贵,意境深远自然与社会,形式与内容,往往表现为高度、美妙的统一„„不只是具有映入眼帘的外在形式上的艺术之美,更可贵的是格调高雅、陶冶情操的主导精神闪烁其中”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对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提高个人的文化品味大有裨益。
5、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关注,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人文精神是人文素质的核心内容。
大学生具有许多的优点和特点,如敢于挑战传统,乐于接受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关注时势,有较强的民主意识;注重实践,动手能力强,等等但是,在社会不良思潮的冲击下,部分大学生人文精神缺失,缺少对人生的正确认识和态度,缺少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民生的关爱因此,大学的素质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人文精神,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儒家注重涵养“君子”品格,倡导“仁爱”精神;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道家强调“无欲”、“无为”、“无争”这些思想主张,提倡人与人和谐相处,互爱互助,蕴涵了无尽的人文关怀,是引导学生学会做人、塑造健全人格的珍贵资源。
思考:
我想必须经过一番寒彻骨,中国传统文化最终还是要发展成一个主流趋势,在将来的发展中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我们如何在这股趋势中更好的发展自我?《中华文化概论》中说到:诵读国学文化经典应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必修课。
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培养良好品德,塑造健康人格国学经典中蕴涵着许许多多关于做人、做事、从政的道理,蕴涵着许许多多关于理想、志向、气概、胸襟、正气、情操、奉献、修身等哲理真理,只要少年儿童坚持从小诵读国学经典,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会慢慢发生深刻的变化,他们就会逐渐变成知书达礼,积极向上,行为规范,品德良好,人格健康的好孩子、好学生、好公民、好人才。
总结:
总之,通过学习国学文化经典,让学生切实打下扎实的文化功底,具有较好的人文素养,不再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出现断层现象,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张岱年等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2]龚红月等,《智圆行方的世界—中国传统文化新论》,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 年
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中华文明逐渐演变而成的。它是可以显现民族精神和风貌的民族的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中各种道理、思想、观念和文化的总体表现。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要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就要认识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结合新时代的条件,同时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1]
高校学生思政教育旨在帮助在校生培养正确的思想道德品质,引导其正确的为人处世,协助高校为社会培养高质量的人才。纵观我们的优秀文化,会发现其与高等院校学生思政教育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共同点。在2014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其中也指出:构建弘扬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加强文化教育能够帮助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这段话很明显对高校在校生的思政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弘扬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具有高人文素质的人才。[2]因此,如何响应国家政策,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大学生思政教育中,以培养更加优秀的高素质、高科技人才是高等院校思政工作者需要重视的问题之一。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1、帮助大学生培养民族自信心
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具有民族自信心才能成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并且坚定的屹立在世界之林中。人民建立起了民族自信就会自觉地信赖、崇尚自己的文化。当自己民族的文化面临威胁时,人民会不约而同的、自觉捍卫自己民族的文化。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也曾指出:“必须正确理解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样才能具有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3]也就是说,充分学习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帮助大学生培养民族自信心。我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多民族文化在中华大地汇聚融合,自古诸子百家争鸣其思想不断传承,祖先用智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物质及非物质遗产。从战国时期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到保存至今的万里长城,从世界数学名著《九章算术》到“四大发明”,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由此可见,高校引导大学生学习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能让其对我国文化产生敬佩之情,从而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2、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怀
爱国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从古代到现在,中华儿女一直崇尚并且追求爱国精神。党的十八大也再次强调了爱国精神的重要性,高校要着重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怀。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精神为我们培养学生爱国情怀提供了教学内容。从古至今,无数爱国之士为了民族的振兴鞠躬尽瘁,这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仁人志士的爱国情怀就表现在他们始终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强调为社会尽责,为天下人尽忠。我们民族的品质与风貌就是这种爱国主义情怀所塑造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培育出了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爱国人士,如团结民族、远去西洋的郑和、为国英勇舍己的戚继光、虎门销烟而勇赴国难的林则徐、变法献身的谭嗣同等。近现代的历史也孕育、创造出了许多新的爱国精神,比如五四爱国精神、反侵略反压迫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精神等。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运用到高校在校生思政教育中能够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怀。
3、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大学生的思想与道德观念正值发展期,其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形成正是在这一时期。高校在校生的思想政治学习对其树立人生观影响极大。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道德思想,哲学道理、价值体现和人生信仰,这些文化思想能对大学生的生活给予帮助,并且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中华民族从古至今一直追求高尚的道德和远大的理想,重视个人刚正不阿的气节。如“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见沧海”,“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利与义的问题上,古代贤者并不排斥物质利益的追求,只是认为仁义与道德应在物质利益之上。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大学生会接触到全国不同地方的思想,其中的不良思想与诱惑对其影响很大。我们更应该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生思政教育中,让其思想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以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4、有助于大学生人格魅力的塑造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拥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其中的人文精神主要是现实人生的意义,提高自我修养,注重精神世界。[4]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都是教育我们如何做人,如何提升自我。这都能帮助大学生加强修养,塑造人格,完善自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角度所推崇理想人格是积极上进、重义轻利、修身治国、韬光养晦、刚正不阿的。这些内涵既能陶冶大学生的情操,同时还能帮助其领悟人生真谛。因此,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大学生思政教育中有助于在校生修身养性,提升内在人格魅力。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1、目前大部分高校及学生不够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播
随着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压力的增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等院校在校生思政教育中运用越显不足。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在校学生关注更多的是实际技能的学习与实践,从而忽视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文化的特点就决定文化的学习不是一次性就可以完成的。文化修养是需要时间熏陶的,需要我们长期、持续的学习。而这一点常常被大学生与学校忽视,大多数都不接受学习,从而人文素养的培养在高校局限性很大。 高等院校教育模式的转变也使得学校忽视了在校生的思政教育。从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相关课程被专业化、技术化的课程所取代,很少有把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在学生的教育中,甚者还对传统文保持漠视的态度。当然,目前部分高校有在进行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课,但其所采取的教学方式太过陈旧,无法调动学生的兴趣,这也是导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运用不足的原因之一。
2、大量西方文化冲击中国传统文化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的世界,随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快,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大量西方文化侵入我国,而我们自己的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受到了威胁。学校与社会联系密切,则在校大学生的思想也受到复杂的社会环境影响。这常常表现为大学生对西方节日、风俗了如指掌,但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全然不知。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1、引导大学生自我教育,发挥其主体作用
人的主体意识对其行为的支配影响极大。对于高校在校生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样要发展主体作用。在自我意识的推动下,可以调动大学生对于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这才能使其学习效果教较好。高校思教教育者应引导其开展自我教育,发挥主体作用以影响学习效果。与此同时,要注意其学习的方向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公正的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自觉学习与领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通过自我教育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来感染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
2、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
校园是大学生生活的主要场所,学校的氛围作为一种学习环境,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发挥校园文化环境的潜在教育作用,营造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氛围的校园。潜移默化的激励其多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同时约束其不良行为。这也会使在校生自觉地与优秀的传统文化产生共鸣。
3、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改善相关课程设置
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作为思政教者首先要提高自身的修养,主动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文化的教育和传承方面也对教师提出了新要求,即要全面提升师资队伍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水平,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训,打造出一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骨干队伍。这就对高校思政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 老师的知识与能力有了提升,学生的教育工作将发展的更快。
高校思政教育者要不断研究,对自己的教育方法进行创新,从而更加有效的开展思政教育工作。不仅要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大学生思政教育理论课中,也要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在校生的实践活动中。可以开展理论学习研讨、社会实践、专家讲座、文艺活动、参观博物馆等活动,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拓展大学生素质与修养的重要内容。
4、加强大众传媒作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众传媒正以其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对大学生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要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深在校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识。[6]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媒体方法开展工作,比如组织学生观看与中国传统文化影视作品,这样能够直观的提高大学生自身的文化内涵。也可以开设思想教育网站,借助网络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也可以在大学生常用的软件,比如微博、微信、QQ中建立公众账号,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用文字、图像、声音等形式传递给学生,让在校生用简便、贴近生活的方式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以提高在校学生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动性,自觉地学习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巨大。其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能够教会我们如何为人处世,建立正确的道德思想观念。作为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我们有义务对我国的当代大学生进行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其健康成长,更好的发展,也让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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