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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自华夏子孙初次踏足于这片土地,声乐美学便成为国人民族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戏曲文艺更是其中之翘楚。而随着时代的不断更迭,戏曲的形式也多种多样,不再拘泥于单一框架式的曲艺形式,上至唐诗宋词元曲,下衔近代的茶馆说书,乃至于现在极具特色的地方民歌,无不显示着中国人民对艺术的不断渴求。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美学特征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 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具有典型的美学特征,在社会历史的不断演进过程中,随着艺术领域的逐渐扩大,其美学特征也不断呈多样化趋势发展。本文拟从情感美学特征、创造性美学特征和现代性美学特征三个方面来详细论述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美学特征,旨在促进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良性发展,同时也为其今后的传承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音乐被称之为流动性的建筑,能够给人一种美好的感受,不但可以有效地触动人类的感情世界,强化人类的专注力,调节人类的情绪波动,而且能够激发人类的丰富想象力与创造力。在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悠悠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与积累下来了无数珍贵的文化历史遗产,而民族声乐艺术就是其中最为璀璨的明珠之一。从广义角度去看,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包含范围非常广泛,即曲艺、戏曲、民歌、小调等都在其范畴之内。从狭义角度去分析,民族声乐艺术主要是指继承民歌传统唱法并汲取西方美声唱法的一种现代化民族音乐艺术。步入21世纪之后,在这个充满歌声的新时代,更是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向前推进的关键时期。因此,随着民族声乐艺术理论与研究的迅速发展,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探究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音乐领域也把民族声乐艺术的理论范畴与美学特点探索提上了重要日程。
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对审美的追求由来已久。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形态下便会形成其相对应的美学理念,长久以来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血缘关系和人伦关系是促使我国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美学理念形成的根本条件。而传统艺术文化中的美学理念对我国声乐艺术的演进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我国传统的音乐美学理念的形成产生于西周时期,经过了萌芽阶段、百家争鸣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发展时期,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这几个发展时期来看,便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音乐美学理念是在著名的儒家与道家音乐思想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环境下发展的,以当时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对音乐的理论,指出音乐必须要受到礼的约束,在审美的过程中注重将主客体、感性与理智等形式的统一,以给人们带来轻松、愉快的审美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民族声乐艺术自产生之日其便深受传统声乐审美理念的影响,经由社会历史的千锤百炼,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儒家和道家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天人合一、中正和谐的审美思想。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近代社会的开始,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开始广泛传进中国,促进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向具有现代美学特征的民族声乐艺术美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音乐美学理念既充分吸收了我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精髓,同时也借鉴了西方社会音乐美学理念中的积极性元素,兼容共生,完全符合当下的美学思想观念,声乐艺术美学特征尤为显著,形成了典型的中国式民族声乐美学特征。
声乐艺术简单的说是指音乐和诗词二者的相互结合,其突出特征是借助艺术的表演形式将高级的社会情感传递给他人,即艺术情感。因此可知,声乐艺术的首要表现方式便是“声”,也就是歌声,演唱者本身具有的并通过一定的学习掌握到的发声技巧和能力;其次便是“情”,是指歌唱者对歌曲情感的把握与表达。古代音乐人士认为歌唱就是对某种事物表达内心情感的过程,情不仅仅只表达内在美,同时也在歌唱中占据重要地位,毫无情感表达的歌唱并不会被定义为艺术。古人认为声乐必须声情并茂,用声音将内心情感表达出来其最基本的要求。
从记载先秦之后的文献资料与近现代的歌唱实际表演去分析,把情感作为歌唱表现方式的基本理念具有主导性与一贯性。从如家学说中的孔子、孟子、荀子至《乐记》等在内的诸多历史文献,都将“用歌表达感情”当做审美音乐艺术的核心。在古代,唐朝著名的诗人与音乐艺术评论家,白居易就曾明确指出“唱情”的美学定义,其推崇声情兼具的演唱方式,反对没有任何任何唱情的演唱,这种新颖、独特的音乐理论观点对后世的音乐艺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还有清朝的李渔,也认为明晰歌曲的感情并充满感情的去演唱,才能全神贯注并将应有的精神贯注到歌曲之中,不仅能够给予演唱生命,而且能够促使演唱变得自然、流畅、迷人。
从中可以看出李渔对“情”在歌曲中的重视程度,这是对白居易“唱情”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发展。近代以来,我国声乐艺术在西方浪漫派情感美学思想的重要影响下,把声情、词情和曲情融合后在歌唱上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特征,进而实现了音乐创作的水准。词情是指作者在进行声乐创作时将内心情感和心理感受借助能够抒发内心情感的词曲进行转化,因此不同的情感便通过不同的声调表达。
曲情是指作者在进行音乐创作时运用特定的调式与和声等艺术形式将音乐所包含的内心情感表达出来。声情是指以词情和曲情为核心,借助歌唱的方式将音乐中的情感幻化成非固定的音符,表面来看向听众传递的只是一种声音,但其中更多的则是对情的传递。必须对声乐具有一定程度的感知并能够较好地把握其中的情感才能将音乐中的声情表现的完美无瑕。
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兼容了古今中西的音乐美学思想,是一门具有创造性的综合艺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日渐形成了其特有的存在方式。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创造性美学特征简单的可以归纳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继承传统艺术精华的同时积极借鉴西方美学思想中的优势,在具有民族特色的同时也为其增添了时代性。
“古为今用”主要是指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创作、歌唱、审美等诸多方面都具有传统与当代的差别。当代中国民族声乐艺术是在传统声乐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的诸多优秀艺术思想和美学理念都是对传统声乐艺术的精华部分的传承与创新。“洋为中用”指的是在音乐表达形式方面,要学会借鉴西方国家美学思想中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歌唱技巧和审美观念,学会有选择性、有针对性地吸收其所包含的积极性因素。“洋为中用”于声乐艺术方面,表现为中西方的完美结合,一方面科学合理地吸收西方国家声乐艺术中的呼吸、共鸣、声音位置等表演和歌唱方法,赋予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表演形式和歌唱方面西方声乐艺术美学独特的审美感受和听觉体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创造性美学特征在中国民族声乐的艺术创作中也有着完美的呈现。不难发现,当前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创作的旋律、节奏、和声、配乐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现代气息。
我国的声乐艺术是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与西方声乐艺术思想、中国传统声乐艺术和现代民族声乐艺术、西方没声艺术与戏曲艺术一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各种声乐艺术的表现形式在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舞台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智慧与创造性的象征。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时代的不断进步,世界各国文化频繁交流往来,人民的文化视域不断扩大,审美需求和欣赏水准也日渐提高。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这种新时代的背景下,在演唱、创作、审美等方面都紧跟时代潮流,呈现出时尚现代的美学形象,符合新时代的审美趋势,贴近现代人的审美观念。
纵观当下的民族声乐艺术舞台,不管是在表演者的外形包装上,还是在舞台布景方面,无一例外地都给观众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充满了鲜明的时尚气息和强烈的视听感受。在听觉上,多种演唱方式的融合、音响伴奏的标新立异、歌唱风格的时尚多元等,都企图给人民大众带来独特的听觉体验;除此以外,新时代下的民族声乐艺术也伴随着个性的外部造型、璀璨的舞台布置、风格迥异的服装、三维立体的视频影像,都给观众强烈鲜艳的视觉冲撞力。在呈现方式上,演唱者打破常规,试图尝试和探索与众不同的表演形式,给予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一定的时代性,顺应了当下求异求新的美学艺术品味。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在维也纳演奏大厅、美国肯尼迪表演大厅、鸟巢和台北小巨蛋音乐厅等都曾举办过独立的音乐演唱会。在诸多音乐会上,宋祖英与和多明戈、朗朗等音乐人士皆有过完美合作,将民族和声乐、民族和通俗、声乐和器乐结合,从多个方面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现代性美学特征,不断将其推向全世界人民的眼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
当包括电子音乐在内的抽象类音乐出现在世界的音乐之林时,时代发展的烙印就深深的刻在了声乐艺术中,对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而言,传统和时尚相互统一在一起是与华夏民族独特的审美特征相一致的。中国音乐具有别具一格的中华民族音乐的特色气息,这一系列因素都是中国民族音乐艺术与其他音乐艺术相区别的根本所在。因此,将传统演唱方法、表演与审美教特征与现代化的音乐表现相融合,是推动我国民族音乐艺术走向全世界的必经之路。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大背景下,要实现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现代化发展,以开放化、多元化的思想对待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而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我们以传统文化为根基,汲取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精髓,并促进声乐意识的现代化构建,培养坚定的民族声乐艺术主体观念;努力推动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多元化进步发展。另外,加强声乐艺术从业者的理论知识学习与研究,深深扎根于作品的创作,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声乐制作体系,提升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全方位、民族化、现代化与创新化发展。范围宽广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具有鲜明的时代美学特征。我们要始终坚信,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推进与各国的相互往来,必会进一步加强音乐艺术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也必定会在世界音乐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
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美学特征探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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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中国传统园林要素特点艺术理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中国古典园林历史非常悠久,在全世界的园林风格中独树一帜,而且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我们在发展现代园的林的同时应好好借鉴传统园林的精华,让传统园林在现代中国继续发扬壮大。
关键词:园林节点要素;园亭;园廊;园桥;职称论文
论文正文:
园林在中国产生得很早,历史悠久且不断向前发展,中式园林也成为东方园林的代表,从先秦至明清,中国古典园林从初期的苑囿开始,逐渐成熟完善,发展到后期的人工山水园林,历经千年的演化,在每个阶段时期,都取得了相应的成就,其中凝聚了民族人文思想、传统技术和社会观念的精髓。中国园林是由文人、画家、造园师们创造出来的自然山水式园林,追求天然之美是我国造园艺术的基本特征。
园亭,供游人休息和观景的园林节点,是园林中“点景”的一种重要手法。中国园林中很早就有关于亭的记录,到隋唐时期,在园苑中间筑亭已经很常见,如洛阳的西苑中就有风亭月观景观的出现。之后唐代宫苑中亭的形态也大量出现,如长安大明宫中有太液池,中有蓬莱山仙山,池内设有太液亭。还有兴广宫内有多组院落,内设有龙池,龙池东的景观建筑中,中心便是沉香亭。宋代关于的亭的记载就更多了,建筑也更精致。在宋代的《营造法式》中就详细地描述了多种亭的形状和建造技术。
在明朝的《园冶》中,就有专门的章节描述亭的形态与运用。例如明代著名的造园家计成在《园冶》中有这样的精辟描述:“……亭胡拘水际,通泉竹里,按景山颠,或翠筠茂密之阿,苍松蟠郁之麓”,从古人的记录中可以看出,中国园林非常讲究亭的位置的选择,在山顶、水边、湖心、松林、竹丛、花间都是设置园林要素的合适地点,在这些位置建亭,都是园林中美好的空间艺术构图形式。
园廊,屋檐下以及延伸成独立的带顶的过道称为廊。在园林中,廊具有驻足休息、联通室内外的功能,又起组织空间、穿插于园林中增加层次的作用。
中国园林中廊的结构材料常有:木、竹、石、砖等。廊的结构形式丰富多样,按结构可分为:双面廊、单面廊、复廊、双层廊等。按廊的造型系可分为:直廊、曲廊、回廊、抄手廊、水廊、桥廊、爬山廊等。
园桥,除了考虑交通功能以外,还起到联系景点,点缀水景,增强构图画面感的作用。
在山水园林中,桥的设置是有相当的讲究的。园桥的大小形态要和水体相协调。水面宽广时,园桥宜高大雄伟;水面较小时,园桥宜轻盈小巧;水面及周边平坦,桥宜贴近水面,或有起伏变化;地势高差较大,可以危桥高架。
水榭,供人休息观景的临水建筑。平台一部分架在岸上,一部分架设在水中,用梁、柱进行支撑。为了便于在平台建筑内休憩观景,临水一面常设落地窗,增加框景面积。平台外侧设置栏杆靠椅.
舫,水面上的船型建筑物。舫的基本形态和船相似,一般分为三个部分,船头、中舱、尾舱,船头呈现敞棚式样,作观赏水景之用。中舱两侧开窗,主要作为游玩宴饮的地方。尾舱较高,一般设置成两层阁楼,四面开窗以便观景远眺,舱顶多为歇山式,轻盈舒展。舫是中国人民从现实生活中模拟、提练出来的建筑形象。处身其中宛如乘船荡漾于水泽。
园墙,园墙在园林中起划分、遮挡视线的作用。精致的园墙还可装饰园景,分隔院落空间。园墙与假山、水面、道路、竹木搭配,都可增加园林得意境。园墙的设置还要考虑与地形的结合,比如云墙在坡地上常常会用到,还可以用土山、花台、树丛等把墙隐蔽起来,让园林与环境融为一体。
洞门,中国园林的园墙常设洞门。常见的是圆洞门,还有六角、长方、蕉叶等各种形状。本身又成为园林中的装饰,通过洞门可以透景和框景。园墙设置的洞窗也可形成对景框景的效果,常见的形状也有六角、方胜、扇面、梅花、石榴等形状。
漏窗,是中国园墙上的一种装饰。窗洞形状多样,花纹图案丰富,例如万字、冰裂、鱼鳞、海棠、如意、寿字、梅、兰、竹、菊、蝙蝠、喜鹊、凤凰和松鹤图等等,材料运用灵活,可用瓦片、砖、竹木等制作,还可以用木片、竹筋、铁丝等,做成骨架,用麻丝纸筋灰浆粘结塑造出人物、山水等装饰图案。江南宅园中应用很多,沧浪亭的一百零八式漏窗。狮子林的“四雅”漏窗,即琴、棋、书、画四漏窗。窗下栽种相应的常绿植物,与白墙漏窗青瓦相配,散发出浓郁的幽雅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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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电影以其朴实无华的美学叙事书写着对个人生存现状的深切关注并体现出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情怀。在创作理念、镜像语言等方面,重庆乡土电影以其新颖、独特的美学特征而别具一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乡土电影的美学特征及流变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新时期以后,中国乡土电影经历了一个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发展历程。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断发展与变化,对乡土电影的关注角度和表达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就要求电影工作者根据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不断地更新创作观念,挖掘电影自身的潜在特性和时代内涵,以适应新的发展空间和社会环境。本文主要讲述了中国乡土电影发展的分期与流变以及乡土电影镜像中的美学特征,并深入探索了新时期中国乡土电影的发展趋势。
中国乡土电影的发展不仅表现在乡土题材电影的创作艺术与创作手法上,还表现在电影这种艺术形式自身所存在的价值与社会意义的探索上。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及电影的不断发展,中国乡土电影的内在规律、自身属性及社会功能也日益凸显出来。
(一)乡土电影概念解读
由于时代背景和具体的文化语境不同,中国乡土电影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称谓,比如“农村电影”“乡村电影”“乡土电影”等。一般来讲,以文化角度为出发点关注此类影片时,称作“乡土电影”;以社会角度为出发点关注此类影片时,称作“乡村电影”;以政治角度为出发点关注此类影片时,称作“农村电影”。
文化视野中的“乡土电影”通常是指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农村题材电影。乡土电影不仅反映了农村所特有的浓厚的乡土文化,同时也凝聚了乡土电影编剧和导演浪漫的乡土情结。
社会视野中的“乡村电影”一定程度上涵盖了“乡土电影”和“农村电影”。“农村”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乡土”包含了浓厚的文化色彩,而“乡村”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中性词,它指的是电影表达的客观对象。
政治视野中的“农村电影”又分为狭义“农村电影”和广义“农村电影”。广义“农村电影”是指以农民为目标观众,以农村为目标市场的电影,它以满足农村观众的需求为出发点。而狭义的“农村电影”通常是指与农民、农村、农业相关的电影。此外,农民工题材电影也属于“农民电影”范畴。
(二)中国乡土电影发展阶段与流变
以不同时代乡土电影的总体特征为依据,中国乡土电影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七个阶段,依次是“抗战阶段”“革命阶段”“国家阶段”“政治阶段”“艺术阶段”“市场阶段”“产业阶段”。
“抗战阶段”是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段时间。主要代表作有《迷途的羔羊》《春蚕》《凯歌》《狂流》等。在这一阶段,中国的乡土电影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成果,中国乡土电影的概念、理论以及实践都在这一阶段产生。
“革命阶段”的乡土电影主要演绎了中国农民从个体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的整个过程,同时反映了中国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代表作有《人往高处走》《葡萄熟了的时候》《一场风波》《白毛女》等。这一阶段的乡土电影较之抗战阶段的乡土电影,不论电影的主题、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乡土电影的“国家阶段”始于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双百”方针的提出为电影创作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代表作有《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枯木逢春》《老兵新传》等。这一阶段乡村电影的发展为此类型电影艺术风格的创作和文化策略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经验。
““””把中国乡土电影的发展带进了“政治阶段”。乡土电影在这一阶段俨然成了政治斗争的手段和工具。比如影片《火红的年代》和《艳阳天》主要描述了不同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欢腾的小凉河》和《盛大的节日》意在倡导人民群众与“走资派”做斗争。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中国乡土电影的发展也迎来了它的“艺术阶段”,乡土电影开始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和电影风格体现农民丰富的内心世界。《咱们的牛百岁》《芙蓉镇》《喜盈门》《徐茂和他的女儿们》都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中国乡土电影的发展随即进入了“市场阶段”,代表作有《我的父亲母亲》《被告山杠爷》《秋菊打官司》《香魂女》等。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元素也逐步融入这一阶段的乡土电影中。此外,这一阶段的乡土电影还体现人们勇于面对现实、质疑现实的决心。
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乡土电影的发展逐步进入“产业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有《美丽的大脚》《两个人的教室》《荔枝红了》《村官李天成》等。
(一)诗意化的叙事镜头
电影创作者在创作之初大都本着客观、真实地还原人物、事物、景物的目的,但由于受创作者主观意识及故事本身内容的影响,最终呈现在观众眼前的电影都会与客观现实产生一定的偏差。乡土电影的叙事镜头始终游离在主客观之间,这又被称作“诗意化的叙事镜头”,它主要体现在镜头的主观性和镜头的客观性两个方面。
镜头的客观性:由于镜头前的物质都是真实存在的,且不以人的主观意识转移,因而电影的叙事镜头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乡土电影中不同的乡土景象、人物形象都是真实存在的,它们通过电影镜头呈现在观众眼前。比如电影《黄土地》中朴实善良的翠巧和思想保守的翠巧爹的原型就在现实的农村中。电影《那人 那山 那狗》中连绵不绝的群山、潺潺的溪流、古老的石板路等镜头客观还原了现实生活中的农村景象,并不是导演凭空捏造出来的。《红高粱》中“颠轿”的习俗也不是导演杜撰的,而是通过镜头客观还原了当地的乡风民俗。乡土电影中的镜头影像都取材于现实的农村生活。乡土电影只有在尊重真实乡村生活的基础上,真实地还原乡土文化,才能得到受众的支持与认同。
镜头的主观性:电影创作者的政治倾向不同、文化素养不同,创作出的乡村电影的风格及电影表现手法自然也不同。这就是创作者的主观意识对电影镜头进行主观操作的结果。乡土电影的影像叙事虽然是对真实农村生活的客观反映,但由于受镜头视角和电影故事内容的影响,注定了它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反映农村生活和农村景象。创作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想法选择并确立最终出现在镜头中的乡土影像。农村生活中的景象、事物有千种万种,电影《那人 那山 那狗》中为什么只出现了群山、溪流、石板路等镜头,这是创作者根据自己的思想、灵感主观选择出来的。创作者只有把握好主观镜头和客观镜头之间的关系,才能通过诗意化的镜头创作出高品质、高品位的乡村电影。 (二)理性化的主题思想
由于市场的冲击,不少电影创作者只从商业利益出发,创作出许多单纯追求视觉快感的商业影片,此类乡土电影的主题思想过于理想化,结果反而导致电影内容失真。有的则无限夸大事实,甚至进行杜撰,以求达到电影戏剧性的效果,结果忽视了人文关怀的表现。乡村电影的主题思想应该把握好理想和现实的表现尺度。
理想化的主题思想自动屏蔽了社会中的阴暗问题和现象,而将重点放在了弘扬社会主流意识和对先进人物与事迹的歌功颂德上,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递社会正能量的作用。人文关怀和道德情怀是乡土电影必不可缺的主题思想。乡土电影应该通过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与和谐的生活氛围,使受众树立对生活、对未来的信心。如影片《红高粱》通过主人公人性的光辉让受众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与信心。
现实型的主题思想将镜头对准了社会中黑暗、丑恶的一面,通过揭露和批判社会中的假、丑、恶现象,引起受众的心理共鸣与反思。悲天悯人、忧国忧民是乡土电影主题思想所必备的情怀,只有这样,才能让受众在现实面前不断地反思并积极进取。电影《黄土地》以八路军的视角描述了陕北地区一个贫困、落后的山村。电影镜头中压抑的构图和真实的乡土叙事让受众对陕北地区农民的困境有了深刻的感受,并为之震撼,进而引起受众的反思。
乡土电影的主题思想应该把握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保证其既能给予受众人文关怀和精神慰藉,又能针砭时弊,促进受众反思、进取。
(三)立体化的农民形象
乡土电影中的农民形象随着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此外,创作者对时代精神、时代生活的把握程度直接影响着其对乡土电影中农民形象的塑造。许多乡土电影创作者在塑造农民形象时往往会出现两个误区:一是个体农民形象的脸谱化、符号化,二是农民群体形象刻板。
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原型大都来源于现实生活。现实中的人物往往比较复杂,具有多面性。乡村电影中农民形象的脸谱化,使人物形象的饱满度和故事情节的吸引力大打折扣。乡村电影须把农民形象塑造得既真实又丰富,打破原先比较片面的人物形象刻画。同时,还要尽力消除受众对农民的刻板印象,包括愚昧、无知、落后、迷信等负面形象。乡土电影应该在深入了解农民生活、深刻剖析农民个性的基础上,塑造出全新的立体化农民形象。
乡土电影30年的流变过程证明,凡是得到受众认可和欢迎的乡土电影无一例外都客观展现了农村现实生活,反映老百姓真实的心声。因此,新时期乡土电影在多元化发展的进程中,应继续坚守现实主义创作路线。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农村的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思想观念、道德操守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乡土电影的持续发展应关注时代变迁下农村人物命运及其情感变化,真实反映和传达农民心声,客观展现农民不甘落后、拼搏向上的精神。同时,对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的贡献进行赞美和颂扬。
其次,新时期乡土电影的进一步发展要注重影片品质的提升。乡土电影的品质好坏不仅表现在其创作技巧和表现手法上,还体现在影片本身所承载的精神内涵上。因此,乡土电影应对社会主义荣辱观、人生价值观进行正确的引导。同时,弘扬社会共同理想、民族精神以及时代精神,为新农村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
市场是产业发展的助推剂,乡土电影的发展也离不开市场的支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乡差距逐渐缩小,乡土电影的题材和主题开始不断向城镇扩张。由于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所以乡土电影的受众也不再局限于农村。乡土电影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潜力,乡土电影要想持续发展必须深入挖掘潜在的市场。
新时期以后,乡土电影经历了一个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发展历程。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断发展与变化,对乡土电影的关注角度和表达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就要求电影工作者根据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不断地更新创作观念,挖掘电影自身的潜在特性和时代内涵,以适应新的发展空间和社会环境。
中国电影人用自己的热情和心血浇灌着中国特色的乡土电影,使其成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中的一朵奇葩。它不仅是一部书写中国农村发展与进步的史书,同时也是反映中国三农问题及中国乡村文化的一个窗口。创作者一方面要不断地探索乡土电影的内在规律,并在乡土电影的人物形象塑造、表现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不断突破;另一方面还要不断追寻乡土电影的精神内涵,将作品内容立足农村现实生活,以审视的眼光揭露并批判乡土文化中黑暗、丑恶的现象及农民身上存在的愚昧、无知、落后的劣根性,从而引起受众的反思和进取。同时通过讴歌和赞扬乡土生活中和谐的人际关系、简单的人生追求、质朴淳厚的民风民俗,为现代生活中感到焦躁、麻木、紧张、压抑的受众提供一片心灵栖息地和精神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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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价值,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自身需求为基础的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有以下特征: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和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这样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一方面有利于人们重视道德的作用、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压抑了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忽视了法律的作用,将个人消融在群体之中,限制了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关键词:中国传统价值观 道德 群体 家国同构
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某种需求的属性,价值具有层次性、多元性、动态性等特征。价值观是主体以自身多种需求为基础对客体的观点和看法,因此,人们的价值观也是分层次的、多元的和动态的。如对同一事物的评价的价值标准可以是真、善、美的标准,也可以是物质、精神的标准,还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标准。对同一事物评价的价值取向可以是个人的角度,也可以是群体的角度。对事物的评价模式也是多样的,可以是家国同构的模式,也可以是家国各异的模式。
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自身多种需求为基础的对事物的观点和看法。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明显的阶级分层和等级秩序,因此,与之相适应,中国传统价值观也是不同的,有着等级层级差别之分。中国传统价值观既有作为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主流价值观,也有零散的非主流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主流价值观是指经过思想家系统化、理论化的、为统治者所倡导的、成为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主要为统治阶层所掌握。而零散的非主流的价值观主要是在民间流行的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它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普遍的社会心理,因此,这种价值观主要存在于一般贫民阶层。本文讨论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观,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价值观。
相比世界其他文化,中国文化较早地摆脱了对神的权威的崇拜,而是以礼乐教化为中心来支撑人们的精神信念,维持社会的统一和稳定,这使得儒家精神具有非宗教的早熟理性特征。《左传》里说,古有三不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宣言,并为历代统治阶级和正统思想家们所吹捧,成为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根本特征就是:以伦理道德作为评价事物的根本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在事物的道德价值和实用价值的选择上,表现为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法。
1.重义轻利。“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命题,“义”者,宜也,意思是正当、合理、且应当做的举动或行为。孟子将“义”与“礼”、“廉”“耻”合在一起,称为“四维”,后来儒家又将“义”与“仁”、“理”、“智”、“信”合在一起,称为“五常”。因此,“义”主要是一种道德价值,是人们的思想、行为应该符合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而“利”主要是指人们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和实际好处,是一种物质价值。在中国传统社会,统治阶级和主流思想家们为了维护社会统一稳定,便于其统治,往往表现为崇义贬利、尚义反利的倾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孔孟的共同主张都是舍利取义,即在道德价值和物质利益的两难选择中,道德价值高于物质价值,要舍弃物质利益,选择仁义道德。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标准,使得人们形成羞于谈利的社会心理,奉行“不言利”“耻言利”的行为规范。
2.重理轻欲。“理”与“欲”的争论实际上是“义”与“利”争论的派生,只不过是“理”更加强调和强化当时的伦理道德。“理”是绝对的主体:“理是本”“理终为主”;“理”又是天、地、人的最高主宰。而“理”的内容就是伦理道德原则:“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重“理”轻“欲”的价值取向,认为仁义理智高于一切,要求人们“寡欲”、“节欲”、“灭欲”,以符合仁义的道德规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存天理、灭人欲”。
3.重德轻法。道德和法律是进行社会约束的两种重要手段。道德是指主要通过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风俗和社会舆论的方式来规范和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标准、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也指那些与此相应的行为、活动等。它是人们自己提出和要求的、约束、规范个人和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因此它不具有强制性。而法律则是由统治阶级制定,依靠警察、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关强制执行的行为规范和活动规则,因此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违背法律条文,就要受到暴力机关的相应制裁。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普遍缺乏法律观念和法律思维,人们在行为之前,通常考虑的不是是否违法,而是是否符合社会伦理习俗;若是出现了问题,也不习惯于诉诸法律的裁决,而选择或者被选择由长辈、族长或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来出面调解。至于调解时所采用的标准,也不是参考法律规范,而是运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黑格尔就说过:“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那乃是一个国家的道德……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姊妹间的义务。”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实际上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样就片面夸大了道德的功能,导致对法律建设的忽视。
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法的价值观一直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它对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和社会心理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伦理原则成了绝对的价值尺度,这也决定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伦理性质。
中国传统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西方社会历来比较注重个体价值,保障个体利益。从古希腊时期的全城邦公民民主选举、民主投票,以维护个体权利;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倡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以尊重个体价值;再到18世纪发展为利己主义、个人主义,都认为个体有着独立的存在合理性和独特的价值,应该充分尊重个体价值和保障个体利益。而群体至上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根本取向,在中国传统社会,个体不能独立存在,而必须依附于家族、国家等群体之中,个体只是家族、国家大集体中的小小一份子,群体有着超越个体的绝对价值,因此,人们应该首先维护集体的利益,为了集体价值可以压制、泯灭自我价值。这就形成了以泯灭个体价值为前提的集体主义,并且产生了公私对立、崇公抑私的文化观念,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绝对服从于群体利益,从而使个体消融于虚幻的群体之中。
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决定的。首先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家庭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在分散的土地上耕作,生产工具非常简单,以农耕为主,兼搞家庭手工业、家畜养殖业,来满足一个家庭正常的生活、生产需要,并且产品仅供自己消费,基本上不从事商品生产。由于小农个体经济十分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低下,遇到灾害年头,就可能颗粒无收,以至于背井离乡,逃荒乞讨。因此,个体独立的生存状态非常艰难,必须依靠群体才能维持生存。其次,中国传统社会的血亲宗法制度也是强调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在每一家族中,为了实现家族内部的安定有序和团结统一,发展壮大家族的整体实力,往往都非常强调维护家族的整体利益,而忽略个人诉求和个人利益。最后,更重要的是,群体本位的价值观是中国传统社会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中国传统社会,在小农经济和家族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封建专制的主要表现就是绝对王权和官僚等级制度,它实际上是一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统治阶级为了防止地方分裂,维护整个国家的安定有序和团结统一,往往强调群体利益、国家利益过于个人利益,个体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群体。
1.血亲拟制,爱有差等。由于中国古代氏族社会的瓦解极不彻底,原始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也就没有得到彻底瓦解,而是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延续,并在社会关系中占支配地位。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是在家族的宗法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人们总习惯于将一切社会关系用带有血缘关系的词汇进行“比拟”,以突出亲密性和可靠性,如“师父”、“师兄”、“父母官”、“子民”等日常用语都带有血缘比拟的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中,家庭伦理关系不只是纯粹的生物性的血亲传承,更重要的是社会性的道德恩亲关系,所以家庭伦理关系自然就有亲疏远近之别,儒家也明确提出“亲亲为大”、“急亲贤之为务”。因此,血缘拟制的过程是将私人领域的血缘、伦理关系在公共领域泛化、滥用的过程,它不可避免地将处理家庭关系、血缘关系中的伦理道德标准应用到公共领域和社会范围,用道德的准则和血亲血情的标准来处理社会关系和公共事务。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是以“自己”为中心,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拟制社会关系,来层层扩展社会关系,离自己越近,血亲关系越深,道德标准也就越宽松。因此,这种血亲拟制的判断标准是有差等的,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也是有差等的。
2.君父一致、家国同构。君父一致、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大特点。由于原始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延续,血缘关系成为社会的纽带,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组织,并且推广到社会领域,使社会结构成为放大的家族结构。从生产方式来说,每个家庭都是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是一个小小的生产单位,而每家每户又处在整个大家族的关系网中,多个大家族就可以形成一个自然村落,再往外扩展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家庭到宗族,宗族到国家这样层层扩展开来的,家庭往外扩大就是宗族,宗族再往外扩大就是国家,因此,君主就是这个扩大了的家庭的家长。在这种层层扩展的关系网中,人与人之间有很强的隶属依附关系,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尊卑等级也非常森严,为了维系这种关系,统治者就将用来规范家庭宗族内部的伦理道德准则推广到整个国家和社会,使之成为维护封建秩序的一种思想观念上的统治工具,从而也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
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认为,从修身到齐家,从治国到平天下是一个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提升过程。原先的“亲亲、尊尊”的意思是指在家庭结构和宗族结构之中,对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者亲,对自己宗族中辈分高者尊,现在也随之变成在国家这样的大社会结构中,对帝王君主亲、对权高位重者尊。例如从对家庭、宗族的“孝”可以推至对君主、国家的“忠”。因为“孝”本意是为子养父之意,强调的是子辈对父辈的服从和奉养,但如果能做到对家庭、宗族、国家的孝,就不会“犯上”,就不会“作乱”,就会忠于职守、忠于国家。因此,“忠”是“孝”的扩展,“忠”将“孝”的服从对象由家庭、宗族扩展到君主、国家,两者都蕴含着下对上的自觉服从,绝对服从。
中国传统价值观它没有过分的宗教迷狂,而是非常强调现实生活中的世俗实用性,它以理性精神对抗宗教迷狂,以人本抵制神本主义。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重视人事,从而开创了中国世俗实用的价值传统。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淡薄,而且往往抱着世俗的、实用的心理对待宗教,儒释道兼容并蓄,纯粹的信仰理念非常淡薄,信仰宗教的目的也是为了祈求神灵保佑现实幸福,即所谓的有灾有病就拜佛,没灾没病忘了佛。
同时,中国传统价值观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使得人们以“经世致用”“广大高明而不离日用”作为为评价事物的目标。一切知识、理论、事物必须在现实生活中的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才算是有用的东西;人们也只关心各种与日常伦理社会关系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知识性认识,缺乏严密的逻辑思维训练和对自然科学执着追求的热情。
第一,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有利于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思想觉悟,也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稳定。但也导致人的价值活动的单一化,使得主体对客体的多层次、多元化的评价活动仅仅归结为单一的、一元的道德评价。本来人们的价值观念是一个多对象、多层次、多元化的体系,评价的标准也是多元的,如有真、善、美的标准,物质、精神的标准,政治、经济、文化的标准等。但中国传统价值观却树立了一个绝对的伦理的价值尺度,并将它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去衡量一切事物。以伦理道德标准为绝对价值尺度,使人们形成羞于言利的社会心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正当利益要求受到严重压抑。实际上,在一般民众的世俗生活中,儒家理想中道德标准是很难实现的,人们只能表面上奉行无所不在的道德,实际上追求欲望的满足,从而造成了“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娼女盗”的假道德,导致了外圆内方、世故圆滑的人格和人性的虚伪。同时,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扩大了道德的功能,以道德代替法律,而忽视了法律的建设。
第二,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认为群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要求个人利益绝对服从于群体利益,这一方面有利于顾全大局、保障群体利益,利于社会统治。另一方面也使个体消融于虚幻的群体之中,导致人的抽象化,使个人的自我价值和个性发展受到全面压抑。现代社会的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求道德观念的完善,而且要求智力的充分发展,身体的健康发育,美好的精神追求,劳动能力的不断提升等等,这都要关注个体的正当利益,使得个体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
第三,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使得父为子纲的伦理规范扩展到君为臣纲的社会约束,使家长式的家庭统治模式扩展为等级森严的社会统治秩序,从而是人们都陷入层层扩展、层层分化的人伦关系网中,每个人必须在他的等级位分内安分守己,中规中矩,而缺乏自由流动、自由发展的机会,个人的个性、才能、欲望、自由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使得个体成为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牺牲品。
第四,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使得人们缺乏长远发展的目光和深度思考的逻辑,而只是抱着极强的世俗功利心态,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对事物不探究“是什么”、“为什么”,而只求对自己有用,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好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追求纯粹知识性的理论体系的完善,忽视逻辑性的认知方法,还反对没有日用效果的发明创造,或没有实用价值的技术。中国传统价值观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一方面阻止了形而上学的泛滥,提供了有效的人生哲学和早期相对发达的实用技术;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中国人思辨理性的发育健全和知识性理论体系的发展完善,反过来又阻碍了实用技术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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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五色观;儒家;道家;色彩审关意识
论文摘要:“五色观”是我国古代在色彩科学史上的一大发明,它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色彩观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色彩观为我国古典色彩关学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原始时代的人类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中创造了历史性色彩最纯粹的形式。最早发现的原始美术物是距今二万年前的洞窟岩画,标志着人类已经用色彩装饰自己的居住场所,其各种各样的动物形象,用色鲜明浓烈,饱含着原始人类特有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在我国黄河中游发现的石器时代原始氏族部落建造的浅穴中,由红、黄、褐等色泥土、草泥和木材建成,表明我们祖先对色彩的掌握和运用迈出了一大步。至春秋战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古典美学思想进入启蒙阶段,以儒道两家为代表的古典美学思想已经形成,并不断地推动着“目观为美”简单朴素的低层次色彩美感认识向高层次色彩审美认识的发展。几千年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色彩观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色彩观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色彩审美意识之中。色彩对民族精神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在民族色彩文明史上,记录着民族精神的全部过程。中华民族二干多年形成的色彩体系就是世界独特的“五色体系”。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五色观”及其色彩文化内涵,有助于中华民族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保持鲜明的民族色彩个性。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传统的经典色彩已经面临数字色彩的挑战,人类的色彩活动必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弘扬民族色彩文化,开拓丰富色彩表现语言,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一、“五色观”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传统民间色彩“五色观”的形成是继承远古人类对单色崇拜,结合中国人自己的宇宙观——“阴阳五行说”,并与构成世界的其它要素:季节、方位、五脏、五味、五气逐渐发展而来的。
据史书《周礼》记载:“画绩之事杂五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关于“五色观”色彩理论的记载,由此也奠定了我国传统色彩的美学观念的形成。它比西方的“七色观”,“三色观”都要早上一千余年的时间。在我国洛阳二号殷人墓发掘四幅绘有红、黄、白、黑的四色画幔,就充分地证明了我国当时的帛画已初具“五色”的丰富性。
在中国历史上关于“五色观”的记载还有:
《尚书》:“采者,青、黄、赤、白、黑也,言施于缯帛也。”
《老子》:“五色不乱,孰为文彩。”
《庄子》:“五色乱目,使目不明。”
《苟子·劝学》:“目好之五矣。”
《礼记·礼运》:“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
《礼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
何谓“五色”?孔颖达疏:“五色,谓青、赤、黄、白、黑。”刘熙也曾作具体解释,他在《释名》中谈及他的观点:“青色为主,生物生长之色;红色为赤,太阳之色;黄色为光,日光之色;白色为启,如同化水之色;黑为晦,如同昏暗之色。”
西周时期,已经提出了“正色”和“间色”的色彩概念。南朝染皇侃云:“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间色是正色混合的结果,正色即原色,它与间色和复色相对应,所谓“正色论”即“五原色论”,亦即赤、青、黄、黑、白五原色构成的“五色体系”。古人从色彩实践中发现五原色是色彩最基本的元素,是最纯正的颜色,必须从自然界中提取原料才能制作得来,其它任何色彩相混都不可能得到五色,而五色相混却可得到丰富的间色。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五色广泛流行,“五色体系”的确立标志着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色彩审美意识,已从原始观念的积淀中获得独立的审美意义。
五色体系的建立对于推动古代色彩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色彩艺术的繁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五原色的发现和色彩混合规律的掌握,大大丰富了色彩的色谱和艺术表现力。从此,人们从原始的自然单色概念中解放出来,走向色彩艺术创造的多元化,使色彩的装饰应用更广泛地进人社会生活,并注人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文化内涵,如商周时期奴隶制等级制度和宗教礼仪非常严格,色彩用作尊卑的标志,成为“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以维护其统治阶级的利益。此外,在绘画和建筑活动中也都有所体现和划分。据《礼记》记载,“木盈,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土黄圭。”即帝王的房屋柱子用红色,诸侯用黑色,一般官僚用青色,至于百姓只能用土黄色。除了统治阶级对“五色观”的推动作用之外,更多的因素还源自于民间,烧陶与冶铜术的发明,使色彩得到广泛地应用。从大量的古代文献记载和发掘出土的墓室壁画、帛画、纺织染色以及陶俑、漆器、铜器上丰富的色彩,可以看出距今二千年前我国的色彩科学技术与色彩装饰艺术的发展与繁荣。
我国古代进人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以后,色彩艺术观更趋于成熟。《左传》对此有明确的论述:“天有六色,发有五色,征为五声,淫生五疾。”古人把“五色”与“五行”联系在一起。何谓“五行”?《尚书·洪范》载:“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即水、火、木、金、土五种自然物质,被视为产生万事万物本源属性的五种元素,并提出了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阴阳五行说”将“五行”与自然界中五方、五材、五季、五音、五德、五官、五脏等包括“五色”均配属其中。“五色”是色彩本源之色,是一切色彩的基本元素。五行结合生百物,五色结合生百色,五色论完全符合五行论的理论。阴阳五行思想,流行颇广,影响甚大。五行相生,五行相胜的理论渗透到社会、政治、军事、天文、地理、医学等各领域,并指导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等一切活动,以后经过不断发展、推广,几千年的文明,一以贯之,铸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
二、中国传统礼教对“五色观”的影响
儒家色彩观从“礼”的规范出发,最终实现“仁”的目的,极力维护周时建立的色彩典章制度,把“五色”定为正色,把其它色定为间色,并赋予尊卑,贵贱等级的象征意义,分别代表君臣民上下关系,色彩装饰不可混淆,更不可颠倒,孔子斥责齐恒公“恶紫夺朱”,实际意义是认为间色紫夺走了正色赤的地位,夺正为不“仁”,违背了礼字规范。他认为“白当正白,黑当正黑”。传统中国画据此发展形成了“计白当黑”的绘画理论。《礼记·玉藻》记载:“衣正色,裳间色”。郑玄注:“谓冕服玄上缫下”。孔颖达疏:“玄是天色,故为正。臻是地色,赤黄之杂,故为间色”。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服制》中说:“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才,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后汉书·服制》也载:“尊工贵工,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
孔子极力提倡中庸哲学,“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雍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大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儒家中庸观念在色彩上体现为“文质彬彬”的适度的色彩装饰。孔子在《论语·雍也》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文质彬彬”,“文”即文采,外部装饰的形式美,“质”即实质,内部精神的内容美,“彬彬”即配合适宜。孔子认为文胜质不美,质胜文也不美,过分的外部装饰则哗众取宠,名不符实,缺少装饰则平淡乏味无兴趣。“文质彬彬”最初是孔子对君子人品提出的要求,但进而被解释为艺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现在色彩上必须符合“配合适宜”的审美价值标准。
“比德”是儒家色彩美学思想的另一主要特色,即用色彩暗示人的美德,这一象征性的手法在后世中国色彩艺术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儒家虽然没有色彩“比德”的直接描述,但可以从儒家审美的“比德”观念中得到启示。苟子的以玉比德说:“子贡问于孔子日:‘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日:‘……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运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日: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一。(《苟子法行》)在孔子之前管子也有论水玉之美:“视之黑而自,精也~鲜而不垢,洁也~茂华光泽,并同而不相陵,容也”。在玉质与道德的相互比照中,玉负载了超越自身自然品质的道德意义,成为美和善的表征,理想人格的化身。从此,“以玉比德”成为后世广泛认同的社会观念,艺术被儒家赋予了人格意韵。乃以自然事物比拟人的道德,是自然特性的人格化、道德化,从儒家色彩的观念看来,色彩之所以美,是因为色彩的装饰暗示人的美德,从色彩的装饰中可以发现人的高尚人格,儒家的这种类比思维方式对中国色彩艺术形成特定的象征意义和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无疑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我国戏剧脸谱色彩斑斓,不同色彩化妆赋予特定的寓意,暗示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品德,如:红色表示忠勇,黄色表示刚猛,黑色表示刚直不阿,白色表示奸诈阴险。儒家“比德”思想直接影响民族色彩观念。如:中华民族崇尚红色,是因为红色象征喜庆、吉祥、庄严的品格。人逢喜庆,都要用红色来装饰;新娘穿红色礼服,新郎佩带红花。人走运了,称为“红运”;受上级重用者为“红人”;古代称美丽女子为“红颜”;相传神农氏为炎帝,炎者红也;刘邦兴汉,自称“赤帝之子”,正是因为“红色”的类比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特殊的情感和美的象征意义。
儒家色彩美学思想把色彩美与“仁”、“德”、“善”融合一体,在当时是先进的理念,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中国的色彩观受道家的影响要更多一些。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对于艺术的态度,不同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儒家肯定艺术的社会功能,将艺术与礼乐结合,而道家与墨子为代表的“墨家”“非乐”的观点相接近,否定艺术。如老子把社会的争乱归罪于五音、五色、五味等艺术活动与享受,他认为艺术带来了五官功能的退化和人的自然本性的毁坏.给社会造成灾难。庄子反对艺术的态度比老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认为“文灭质,博溺心”.“文”带来了感觉的退化和情欲的增加,“博”则破坏了心地的纯洁,带来了争名夺利和虚伪奸诈,竭力鼓吹“无为~无欲”“无知”,只有抛弃音乐乐器,毁掉文章彩绘,才能恢复耳目聪明,实现盛世理想。老庄一方面否定艺术美.但另一方面又肯定自然美,应该肯定道家对自然美的认识,比起儒家将自然的审美束缚于伦理礼义之下的见解,显然有了一大进步。
由于道家主张淡泊无为的思想,所以道家的色彩主张“无色而五色成焉”,“澹然夫极而众美从之”(《刻忌》),体现在艺术上追求无色之美,以无色之感为最美,所谓“至音不叫”,“至言不文”,“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天地》)。道家崇尚自然,反对雕琢,反对五彩。道家的“道法自然”,回归自然,反朴归真,追求自然色彩的平淡素净之美的色彩观对中国绘画色彩观,特别是对文人画家的色彩美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淮南子·原道训》载:“色者,自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这里的“自”为“无色,无形”。它与“无色中的青、黄、赤、自、黑中的“自”是不同的哲学概念。前者为虚无,后者为色彩的视觉形象道家认为一切事物的生成变化都是有和无的统一,而无是最基本的,无就是“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实出于虚,有无相生,虚实相宜。按照道家的这一观点解释,自(无色)和五色应该是统一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但是无色是本质,“五色生于无色”。五色与自(无色)相生、相和。
道家选择黑色为道的象征色彩,认为黑色是高居于其他一切色之上的色。老子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黑,是幽冥之色。天色为玄,因为“天”在道家思想中具有产生万物的功能,显然天之色一玄(黑)也自当有派生一切色彩并高于一切色彩的功能。所以道家将黑列为众色之首,并选择黑色作为道的象征之色。道家的建筑以及服色多用黑色。阴阳高于万物,黑自高于五色。道家对黑色的审美态度直接影响到中国绘画的色彩美学思想,并奠定了黑色在中国绘画中的造型地位。
中国文人画家大都政治失意,逃避社会现实,有的学道参禅,避居山林.超然物外,对黑色更为崇拜,主张“黑分五色…‘不施丹青、光彩照人”,运用墨色之变化.强调神韵;用墨“写胸中逸气”,追求以墨造型达到舍形而悦影.舍质而趋灵的高度的艺术境界。张彦远最先确认墨的正统:“运墨而五色具”,席卷了这个世界的丰富,又放弃了这个世界的丰富,因而中国黑白色彩的水墨山水画整体呈现了深邃却也荒寒之境。中国画色彩是哲学色彩观,在宇宙论的深处,讲阴阳向背、飘然出尘。静默如禅、空灵如水的中国画色彩开辟了中国文人的第二世界(本体的心灵世界)。这是中国人后退深藏出世以求灵魂平息安宁的表达。
中国色彩尤其是“五色观”色彩理论的形成并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不仅支配了我们艺术风格的形成,同时也广泛地影响着当时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宗教、礼仪等诸多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东方色彩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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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园林;意境;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禅宗思想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各教派的思想—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禅宗思想对中国园林建筑艺术具有深远的影响—通过园林艺术对人的生活环境的调节,把握人本身的存在特征和意义,可以窥视中国园林发展之一斑。
中国园林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园林体系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不以创造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具体园林形象为最终目的,它追求的是象外之象,即所谓的“意境”。意境,实质上是造园主内心情感、哲理体验及其形象联想的最大限度的凝聚物,又是欣赏者在联想与想象的空间最大限度驰骋的再创造过程。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如空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相,言有尽而意无穷”。因此,园林景物,取自然之山、水、石组织成景,寥寥几物便使游人大有“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开”之感。中国园林艺术创作中“意境”的产生与中国哲学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它对中国园林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中国文人性格和审美情趣的渗透,折射在园林风格和景观意境的审美观念中。因此,无论从园内的物质内容到精神功能,从园林的立意布局到园内景区的主题分布都孕育着丰富的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释、道、三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各自以其不同的文化特征影响着中国文化;同时,三者又相互融合,共同作用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并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多元互补的特色。本文通过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教派思想对中国园林的影响,来窥视中国园林发展之一斑。
一、儒家思想与中国古典园林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发展的主流。虽然在先秦时,中国文化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多元形态,儒家只是其中主要的一家,但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统,深深地影响并主导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闭。儒学崇尚“仁义”和“礼乐”等孔子思想,提倡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重视平民教育和伦理道德的培养与实践。虽然这些儒学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一定的制约作用。于是,儒学在吸取、借鉴道教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以“道生万物”的思想完善了儒家哲学的思想体系,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为天人是相通的,提倡“天人合一”之说。于是这些思想的形成导致了中国人的艺术心境完全融合于自然,“崇尚自然,师法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园林所遵循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园林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的融合为一体,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利用自然条件,模拟大自然中的美景,经过加工提炼,把自然美与人工美统一起来,创造出与自然环境协调共生、天人合一的艺术综合体。苏州沧浪亭的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俱有情”就表现出园主视己与自然浑然一体,陶然于自然的闲适心情。另一方面,儒家的比德思想也对中国园林的主题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我国的古典园林中特别重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寓义于物,以物比德。人们把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景物看作是品德美、精神美和人格美的一种象征。如人们将竹、松、梅、兰、菊以及各种形象奇伟的山石作为高尚品格的象征。
二、道家思想与中国古典园林
道教是本土宗教,它与儒、释并称三教,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之一。在哲学上,老子以“道”为最高范畴,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而生万物,道是万物存在的根源。同时主张“天地以自然为运,圣人以自然为用,自然者道也”阎。后来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以自然为宗,强调无为。他认为自然界本身是最美的,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老子和庄子看来,大自然之所以美,并不在于它的形成,而恰恰在于它最充分、最完美地体现了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大自然本身并未有意识地去追求什么,但它却在无形中造就了一切。而中国古典园林之所以崇尚自然,追求自然,实际上并不在于自然形式美的模仿本身,而是在于对潜在自然之中的“道”与“理”的探求。由此可见,道家的自然观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对古代民族艺术特色的形成是极为重要的。其精神表现为崇尚自然、逍遥虚静、无为顺应、质朴清贵、淡泊自由、浪漫飘逸。于是,在道家神仙思想的影响下,以自然仙境为造园艺术题材的园林便应运而生。如秦始皇在渭水之南建的上林苑。这种“一池三山”的布局对后世园林有深远影响,并成为创作池山的一种模式,促成了园林艺术的发展。这种在宫苑里凿池筑岛,用造园的方式来模拟东海神山,对传统中国园林空间的发展至少具有以下显著的意义:
(1)完整的主附水体的建立。汉上林苑不但拥有数量众多的大小池沼作为附属水体,而且具备了太液池、昆明池这样水面浩瀚的主水。千姿百态的水体穿插于庞大宫苑建筑和山体之间,大大开拓了园林艺术空间,产生高低错落、起伏有致的和谐韵律。
(2)为中国园林山水体系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山水与水体之间的关系由过去长期的一水一山,一池环一台变成了一庞大水体环绕三山,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园林空间艺术,促进了园林艺术的发展。
(3)以水体为纽带的山、水、建筑组合关系的建立。在以单纯的山或高台建筑为核心,以道路建筑为纽带的园林形式中加人了以水体为核心和纽带的新格局。这不仅大大丰富了园林艺术手段,促进山、水、建筑及植物景观间更复杂的穿插、渗透、映衬等组合关系的出现和发展,也为传统园林最终采取一种流畅柔美、富于自然韵味的组合方式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一池三山”的模式后来为历代皇家宫苑所沿用,并影响到宫苑以外的园林,如扬州曾有“小方壶园”,苏州留园有“小蓬莱”,杭州三潭印月景区有“小碱洲”等。
三、禅宗思想与中国古典园林
禅宗是由于佛教即释教文化东渐,在中国文化土壤上形成的一个中国佛教宗派。它不仅吸收了以往佛教诸派思想以及玄学思想之所长,而且还融合了中国文化中有关人生问题的思想精髓,从而与华夏民族重视现实生活的文化传统构成水乳交融的整体,成为与儒、道并称为传统文化的三大基本组成之一。它提倡通过个体的直觉体验和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从而在感性中通过悟境而达到精神上的一种超脱与自由。禅宗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
(1)“梵我合一”的一元世界观,即所谓我心即佛,佛即我心;
(2)设定了顿悟见性的修行方式,也就是通过渐修或顿悟发见本心;
(3)“以心传心”、“自解自晤”、“不着文字”的内心体验。
中唐时期,禅宗美学的兴起,将审美与艺术中主体的内心体验、直觉情感等的作用提高到极高的地位,使之得以深化,并把禅宗思想融人到中国园林的创作中,从而将园林空间的“画境”升华到“意境”。这就为园林这种形式上有限的自然山水艺术提供了审美体验的无限可能性,即打破了小自然与大自然的根本界限,这在一定的思想深度上构筑了文人园林中以小见大、咫尺山林的园林空间。因此与皇家园林不同,充满禅趣的文人园林多显露出以小为尚的倾向。这一方面表现在园林面积、规模的小型化上,如山向叠石、水向小池潭、花木向单株转化,静观因素不断增加,而自然景观的可游性则相对降低。另一方面表现在立意于小。小中见大的创作手法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艺术中应用十分广泛。
事实上,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文化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以及人们对自然美的认识和追求,常常与社会的剧烈变革以及思想活跃程度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老庄对自然美的整体认识恰好是在周王朝衰落,群雄割,战乱连年的时代。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两汉国力强盛,这时儒学上升为正统独尊的地位,人们的心理特征是普遍的人世和进取精神,对自然美的追求不是社会的主流。因此,时代本身不具备对自然美作深层次发掘和开拓的土壤及条件。对自然美认识是在东汉衰落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得以深化。私家园林、山水诗画都出现及勃兴于这个时代。以儒道结合的玄学进一步发展,讲究“言不尽意”的理论主张。盛唐以后,人们总喜欢把客观的“景”与主观的“情”联系在一起,把自我摆到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含蓄的意境美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所追求的至高境界。
四、结语
纵观中国古典园林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表现在古典园林中的这种具有古代中国人审美特征的园林自然观,绝不仅仅限于造型和色彩上的视觉感受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对人类征服自然的心理描述,而更重要的还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即通过园林艺术对人的生活环境的调节,来把握人本身的存在特征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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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园林建筑中所体现的“虚实相生”“因地制宜”等美学思想,在现代室内设计中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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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浮生六记》看中国园林建筑所体现的美学思想
《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生活于乾隆年间的苏州。乾隆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最后繁荣时期,号称“乾隆盛世”,此段时期集中兴建的一大批优秀的皇家园林与江南私家园林,成为我国园林发展史上并驾齐驱的高峰,可以认为是整个封建社会园林创作的总结。它们全面体现了传统园林的美学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审美心理的结晶。当时的造园理论也已经比较成熟,明末计成的《园治》等理论书籍也已经有了较大的影响。沈复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他本人又擅长写诗作画,《浮生六记》中对插花,盆景设计,特别是园林造景方面的描述,体现出了作者较高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
《浮生六记》的卷二“闲情记趣”篇中关于园林空间处理手法的描述,更是体现了“小中见大,大中见小,虚实相生”的美学思想。“若夫园亭楼阁,套室回廊,叠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广石多徒烦工费。或掘地堆土成山,间以块石,杂以花草,篱用梅编,墙以藤引,则无山而成山矣。大中见小者,散漫处植易长之竹,编易茂之梅以屏之。小中见大者,窄院之墙宜凹凸其形饰以绿色,引以藤蔓;嵌大石,凿字作碑记形;推窗如临石壁,便觉峻峭无穷。虚中有实者,或山穷水尽处,一折而豁然开朗;或轩阁设厨处,一开而通别院。实中有虚者,开门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实无也;设矮栏于墙头,如上有月台而实虚也。”
建筑和园林都是处理空间的艺术。沈复的这段描述,就阐述了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利用分隔、藏露、虚实等艺术处理手法,达到含蓄又丰富的园林艺术效果。沈复所强调的虚实藏露的曲折手法,符合江南园林的实际情况。与北方园林相比,江南园林多造园于市井之内,一般规模比较小。要在较小的空间营造出理想的意境,应该采取委婉曲折的的手法,使有限的空间蕴含丰富的趣味。因此,沈复认为,园林“不在地广石多徒烦工费”,关键在于以委婉曲折的手段巧妙安排,山水、亭台、楼阁,或屏或露,愈变化而愈见姿态,特别是以“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办法,或于水尽山穷处而豁然开朗,或于散漫处植以竹梅,造成委婉多姿的艺术效果,使园林意味无穷,耐人寻味,达到隐而深秀的委婉境界。
“小中见大”是指通过较小的有限的空间传达广大幽深的审美境界。沈复对“小中见大”的解释:“小中见大者.窄院之墙宜凹凸其形.饰以绿色.引以藤蔓。嵌大石.凿字作碑记形。推窗如临石壁。便觉峻峭无穷”。使小院的围墙形成生动的曲线美,并以藤蔓加以装饰,使小小的院落既有婉转之美,又不乏峻峭的意味,充分体现了江南园林委婉曲折、传神写意的特色。“虚中有实者。或山穷水尽处。一折而豁然开朗:或轩阁设厨处.一开而可通别院。实中有虚者。开门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实无也:设矮栏于墙头。如上有月台。而实虚也。”似虚还有,如有实无,以一种曲尽变化的思维创造出人意料的空间艺术效果,私家园林常是住宅的延伸部分,基地范围较小,因而必须在有限空间内创造出较多的景色,“小中见大”“虚实相生”等空间处理手法,在这有限的空间内得到了十分灵活的应用。
《浮生六记》还有关于园林建筑应“因地制宜”的描述。“因地制宜”的思想是我国数千年造园艺术实践所逐渐形成的一条美学原则,历代著名的造园家都是按照这条原则进行园林艺术创造的。计成在《园冶》中对“因地制宜”的原则进行了精辟的理论阐述:“因者,随基势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斯亭,宜榭斯榭,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斯谓精而合宜者也”。李渔的《闲情偶寄》中所有论述园林的部分,也都渗透着这一基本思想。
沈复在《浮生六记》“浪游记快”篇中所记用“重台叠馆”法建造皖城“王氏园”的情况:“其地长于东西,短于南北。盖北紧背城,南则临湖故也。既限于地,颇难位置,而观其结构,作重台叠馆之法。重台者,屋上作月台为庭院,叠石栽花于上,使游人不知脚下有屋。盖上叠石者则下实,上庭院者则下虚,故花木乃得地气而生也。叠馆者,楼上作轩,轩上再作平台,上下盘折,重叠四层,且有小池,水不滴泄,竟莫测其何虚何实。”这正是善于因地制宜的绝好例证。在东西长,南北短,背城临湖的地盘局限之下,造园者顺其性而制之,极尽巧思,创造出层层叠叠、丰满充盈、出奇入胜的园林美景来。善于顺其性而制之,是园林艺术创作的一条普遍原则。
传统园林建筑中所体现的这种“虚实相生”“因地制宜”等美学思想,在现代室内设计中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现代城市人口密度越来越大,人们大多居住在高层建筑中,如何在有限的空间中创造舒适的生存环境,是每个人都渴望解决的问题。
室内设计中,采取虚实相生、分景、隔景、借景等手法,组织空间,扩大空间。采用园林中分隔的手法,在整个空间的基础上,即在一个总的大“无”的基础上,根据功能导向又划分了很多小的“有”,然后在小“有”中充分发挥“有”的作用,实现区域的功能,达到“虚实相生”,然后要结合空间的形状、空间的区域功能及视线分配等方面对整个布局和装饰陈设进行设计规划,做到“因地制宜”同时要注意空间内各要素在大小、比例、相互位置、色彩灯光配置等方面的协调。
合理运用隔断形成的“有”和“无”在交替中达到了“虚实相生”。将这点引入室内,可在空间内设置罩、碧纱橱、屏风、帷幔、博古架,以及用线帘珠帘等软隔断,这些分隔极具装饰性,又产生“隔而不绝”的感觉,不完全隔断,从而留出了空白,更好的延伸了空间,空间上产生极强的流动感,感觉上显示出了虚实相生的空间情趣,产生一种特殊的美的意境。
利用光色表现空间的虚实。“光很重要。没有了光的变幻,形态便失去了生气,空间便显得无力。”贝律铭先生尤其注重光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安藤忠雄设计的光之教堂就运用光和空间相结合,“光之十字”产生强烈的光影和明暗对比, 虚幻而圣洁的意境油然而生。三十六鸳鸯馆等建筑中采用的蓝白相间玻璃窗,光线透过玻璃可达到班驳陆离、若隐若现的光影效果,带来似有若无的虚实变化。光色本身有很强的虚实表情,在室内就可利用色彩、光影极强的可塑性,增加空间的层次感,创造或烘托特定的气氛,得到特殊的空间感受。
中国园林建筑的美学思想博大精深。儒、道、佛三大教派的思想对中国园林建筑有着深远的影响。《浮生六记》中,通过作者的描述体现的只是某些方面,要想做到充分的理解,需要更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丰富的文化是无价之宝,它能陶冶人的情操,提升我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我们有责任将它继承并发扬光大。
[1]沈复.浮生六记[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1999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4](清)李渔.闲情偶寄[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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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典园林历史非常悠久,在全世界的园林风格中独树一帜,而且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我们在发展现代园的林的同时应好好借鉴传统园林的精华,让传统园林在现代中国继续发扬壮大。
关键词:园林节点要素;园亭;园廊;园桥;职称论文
园林在中国产生得很早,历史悠久且不断向前发展,中式园林也成为东方园林的代表,从先秦至明清,中国古典园林从初期的苑囿开始,逐渐成熟完善,发展到后期的人工山水园林,历经千年的演化,在每个阶段时期,都取得了相应的成就,其中凝聚了民族人文思想、传统技术和社会观念的精髓。中国园林是由文人、画家、造园师们创造出来的自然山水式园林,追求天然之美是我国造园艺术的基本特征。
园亭,供游人休息和观景的园林节点,是园林中“点景”的一种重要手法。中国园林中很早就有关于亭的记录,到隋唐时期,在园苑中间筑亭已经很常见,如洛阳的西苑中就有风亭月观景观的出现。之后唐代宫苑中亭的形态也大量出现,如长安大明宫中有太液池,中有蓬莱山仙山,池内设有太液亭。还有兴广宫内有多组院落,内设有龙池,龙池东的景观建筑中,中心便是沉香亭。宋代关于的亭的记载就更多了,建筑也更精致。在宋代的《营造法式》中就详细地描述了多种亭的形状和建造技术。
在明朝的《园冶》中,就有专门的章节描述亭的形态与运用。例如明代著名的造园家计成在《园冶》中有这样的精辟描述:“……亭胡拘水际,通泉竹里,按景山颠,或翠筠茂密之阿,苍松蟠郁之麓”,从古人的记录中可以看出,中国园林非常讲究亭的位置的选择,在山顶、水边、湖心、松林、竹丛、花间都是设置园林要素的合适地点,在这些位置建亭,都是园林中美好的空间艺术构图形式。
园廊,屋檐下以及延伸成独立的带顶的过道称为廊。在园林中,廊具有驻足休息、联通室内外的功能,又起组织空间、穿插于园林中增加层次的作用。
中国园林中廊的结构材料常有:木、竹、石、砖等。廊的结构形式丰富多样,按结构可分为:双面廊、单面廊、复廊、双层廊等。按廊的造型系可分为:直廊、曲廊、回廊、抄手廊、水廊、桥廊、爬山廊等。
园桥,除了考虑交通功能以外,还起到联系景点,点缀水景,增强构图画面感的作用。
在山水园林中,桥的设置是有相当的讲究的。园桥的大小形态要和水体相协调。水面宽广时,园桥宜高大雄伟;水面较小时,园桥宜轻盈小巧;水面及周边平坦,桥宜贴近水面,或有起伏变化;地势高差较大,可以危桥高架。
水榭,供人休息观景的临水建筑。平台一部分架在岸上,一部分架设在水中,用梁、柱进行支撑。为了便于在平台建筑内休憩观景,临水一面常设落地窗,增加框景面积。平台外侧设置栏杆靠椅。
舫,水面上的船型建筑物。舫的基本形态和船相似,一般分为三个部分,船头、中舱、尾舱,船头呈现敞棚式样,作观赏水景之用。中舱两侧开窗,主要作为游玩宴饮的地方。尾舱较高,一般设置成两层阁楼,四面开窗以便观景远眺,舱顶多为歇山式,轻盈舒展。舫是中国人民从现实生活中模拟、提练出来的建筑形象。处身其中宛如乘船荡漾于水泽。
园墙,园墙在园林中起划分、遮挡视线的作用。精致的园墙还可装饰园景,分隔院落空间。园墙与假山、水面、道路、竹木搭配,都可增加园林得意境。园墙的设置还要考虑与地形的结合,比如云墙在坡地上常常会用到,还可以用土山、花台、树丛等把墙隐蔽起来,让园林与环境融为一体。
洞门,中国园林的园墙常设洞门。常见的是圆洞门,还有六角、长方、蕉叶等各种形状。本身又成为园林中的装饰,通过洞门可以透景和框景。园墙设置的洞窗也可形成对景框景的效果,常见的形状也有六角、方胜、扇面、梅花、石榴等形状。
漏窗,是中国园墙上的一种装饰。窗洞形状多样,花纹图案丰富,例如万字、冰裂、鱼鳞、海棠、如意、寿字、梅、兰、竹、菊、蝙蝠、喜鹊、凤凰和松鹤图等等,材料运用灵活,可用瓦片、砖、竹木等制作,还可以用木片、竹筋、铁丝等,做成骨架,用麻丝纸筋灰浆粘结塑造出人物、山水等装饰图案。江南宅园中应用很多,沧浪亭的一百零八式漏窗。狮子林的“四雅”漏窗,即琴、棋、书、画四漏窗。窗下栽种相应的常绿植物,与白墙漏窗青瓦相配,散发出浓郁的幽雅情调。
[l] 杜顺宝编. 中国园林[M]. 人民出版社.
[2] 周武忠. 中国园林艺术[M].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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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园林要在有限的地域内创造无穷的意境,显然不能照搬自然山水,而必须通过造园家对自然的理解,并加上主观创造才能达到目的,在造园活动时主要靠园林空间的创造来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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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典园林是建筑、山池、园艺、绘画、雕刻以至诗文等多种艺术的综合体。在我国现存的古典园林中,保存了大量的建筑艺术瑰宝,它是特定时期人们审美要求的体现,这一审美情趣也必然继续影响着我国园林建筑艺术的发展。本文从我国古典园林建筑发展、立意和布局三个方面,分析了传统美学对我国古典园林建筑艺术的影响。
关键词:传统美学 园林建筑 艺术设计
传统美学对我国古典园林建筑艺术的影响
建筑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是一部凝固的史诗。她积淀着人类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史,体现了各国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思维方式。中国古典园林是一种由文人、画家、造园匠师们创造出来的自然山水式园林,追求天然之趣是我国造园艺术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园林里,不规则的平面中自然的山水是景观构图的主体,而形式各异的各类建筑却为观赏和营造文化品味而设,植物配合着山水自由布置,道路回环曲折,达到一种自然环境、审美情趣与美的理想水乳交融的境界,既“可望可行”,又“可游可居”,富有自然山水情调的园林艺术空间。中国古典园林之所以能够以其独特的风格著称于世,其原因之一正是在于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传统美学思想。
建筑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保存了大量的文化艺术瑰宝,但它同时也是社会政治的集中反映。儒家传统思想对封建时代的园林建筑立意产生了深远影响。园林建筑的物质外壳如亭、堂、馆、轩、斋等,更多的是充当一种在文化礼仪及习俗上与“天地”及“先祖”沟通交流的物质媒体。而台的雏形是“灵台”,主要功用是祭奠天地祖宗。园林中的宫殿,以“巨丽”为特点,讲求儒家“天人合一”所倡导的“顺天理,合天意”的礼制,强调中轴线意识及“天定”的尊卑等级秩序,反映的是惟我独尊的文化心理,适应了统治万民的政治需要。
从我国园林建筑的发展来看,早期的园林建于自然中,充满了求仙的神秘气氛。汉代后期造园逐步消失神秘气氛以大自然为师法对象。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园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文人士大夫为逃脱政治,加上受到佛教、道家思想的影响,大都崇尚玄谈,寄情山水,他们在名山大川中求超脱、找寄托,自然山水成了他们居住、休息、游玩,观赏的现实生活中亲切依存的体形环境,讴歌自然景物和诗文山水画开始出现。
但是,人又不可能实现其游遍天下名山大川的理想,于是就在家庭园中布置山水花木,既可实现其山林简朴的生活理想,又可籍之获得神游宇宙的乐趣;既可以之寄托神仙境界,又可视其为超越尘俗清心养虑之所,私家园林应运而兴。唐宋时期文人墨客纷纷加入造园的行列,他们在设计中以诗画情趣入园,因画意而成景,园林与诗、画的结合更为紧密、精练,概括地再现了自然,并把自然美与建筑美相融合创造了一系列诗情画意的园林景观,园林建筑获得了成熟发展。
中国古典园林要在有限的地域内创造无穷的意境,显然不能照搬自然山水,而必须通过造园家对自然的理解,并加上主观创造才能达到目的,在造园活动时主要靠园林空间的创造来得以实现。
庄子在《逍遥游》中把万物生存的道落实到精神上,强调人要追求精神上的完全解放,并提出以“心斋”、“坐忘”来作为体验道的手段,这种功夫必须以“无欲、无知、无己”的修养而得虚静之心,并对事物作纯知觉的直感活动,同时以通天地之情的共感而求达到物我两忘的境地。
庄子这一思想表现在造园上,就是不能照搬照抄自然山水,而是对大自然进行深人的观察和了解,并从中提炼出最高,最富感染力的艺术形象,用写意的方法创造出寄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意境,而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正是最好的概括;庄子的“游心”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的意境创造影响极大,庄子认为要“以天地之心为心”,方可“欺契造化,与道同机”,才能不受现实的拘束,在切实认识客观事物后,经过主观的美的感情,选择缤冶,构成美的意象,从而“由无得一,由一得多,由多归于一”。在造园家看来,外在景物只不过是生情的媒介,而特别注意到景物的象征性和处理的含蓄性。
因唯有象征性,物体以有限的形象而求无穷无尽的意义。唯其含蓄性,人的想象才能得以自由驰骋而获不尽的气韵。这时景物已不再是纯粹的线条,色彩,质感等的组合,而是在传统体验下给予人们以心理的暗示,造园时多以象征的手法,不论景物的名称、形状或布置均别有深意,以扩大人们的艺术联想力。于是中国古典园林中有“一池水可为汪洋千项。一堆石乃表祟山九初”之说,从而以少胜多,产生无穷无尽的意境.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诗词匾联是达到启示,象征和意境的重要手法,早已与园林空间艺术融为一体。如网师园中的“月到风来亭”取唐代诗人韩愈“晚年将秋至,长风送月来”之句而得名,由于亭所建的位置最宜秋夜赏月,有“月到天心、风来水面”的情趣;而拙政园中的“与谁同坐轩”取宋代诗人苏轼“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找”之句而得名,借与清风明月同坐表达封建士大夫的清高,从而以一简单的扇面亭空间赋予了丰富的思想内容。
从布局上来看,中国园林建筑大多呈现出严格对称的结构美和迂回曲折、趣味盎然的自然美两种形式,这两种建筑布局风格分别我国传统古典美学中儒家美学思想和道家美学思想的集中反映。
儒家讲中庸之道,注重万物的和谐,中正,均平,循环,建筑的布局喜欢用轴线引导和左右对称的方法求得整体的统一性。受儒家美学思想的影响,园林宫区的格局,包括结构、位序、配置皆必须依礼而制,皇家园林中的宫殿建筑和私家园林中的住宅建筑,以及寺庙园林建筑在设计上多取方形或长方形,在南北纵轴线上安排主要建筑,在东西横轴线上安排次要建筑,以围墙和围廊构成封闭式整体,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这些是儒家的均衡对称美学思想在园林建筑中的反映。
如皇家园林颐和园中的建筑“涵远堂”、“知春堂”、“澄爽斋”、“湛清轩”、“知春亭”等呈中轴线对称;私家园林中的苏州拙政园住宅部分位于山水园的南部,分成东西两部分,呈前宅后园的格局,住宅坐北面南,纵深四进,有平行的二路轴线,主轴线由隔河的影壁、船埠、大门、二门、轿厅、大厅和正房组成,侧路轴线安排了鸳鸯花篮厅、花厅、四面厅、楼厅、小庭园等,两路轴线之间以狭长的“避弄”隔开并连通。
道家主张返朴归真,无拘无束,任其自然,其建筑无论在情趣上或构图上都表现出曲折多变和自由活泼。受道家美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在布局时采取了本于自然、高于自然的基本原则,力图使人工美与自然美相互配合,相互增色,园林建筑多以轻巧活拨的造型,开敞流通的形式,与自然相谐调,从而达到“虽由人作,宛如天开”的境地。园林建筑山水园部分遵循追摹自然的原则,返璞归真,呈现出不规则、不对称的布局。
园林建筑布局上高低错落,如圆明园、颐和园和避暑山庄在造园的思路上巧用地形划分景区,在每个景区布置不同意境、趣味的景点,并使用对景、借景、隔景、透景等传统手法,形成各自的特色。环境空间构成上手法灵活多变,藏露旷奥、疏密得宜,曲径通幽,柳暗花明,令人目不暇接,潇洒超脱,逸趣横生。追求天趣是中国古典造园艺术的基本精神,把自然美与人工美高度结合起来,将艺术境界与现实的生活事例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把社会生活、自然环境、人的情趣和美的理想都水乳交融在一起的,可居、可游、可观的现实的物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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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亭,供游人休息和观景的园林节点,是园林中“点景”的一种重要手法。中国园林中很早就有关于亭的记录,到隋唐时期,在园苑中间筑亭已经很常见,如洛阳的西苑中就有风亭月观景观的出现。之后唐代宫苑中亭的形态也大量出现,如长安大明宫中有太液池,中有蓬莱山仙山,池内设有太液亭。还有兴广宫内有多组院落,内设有龙池,龙池东的景观建筑中,中心便是沉香亭。宋代关于的亭的记载就更多了,建筑也更精致。在宋代的《营造法式》中就详细地描述了多种亭的形状和建造技术。
在明朝的《园冶》中,就有专门的章节描述亭的形态与运用。例如明代著名的造园家计成在《园冶》中有这样的精辟描述:“……亭胡拘水际,通泉竹里,按景山颠,或翠筠茂密之阿,苍松蟠郁之麓”,从古人的记录中可以看出,中国园林非常讲究亭的位置的选择,在山顶、水边、湖心、松林、竹丛、花间都是设置园林要素的合适地点,在这些位置建亭,都是园林中美好的空间艺术构图形式。
园廊,屋檐下以及延伸成独立的带顶的过道称为廊。在园林中,廊具有驻足休息、联通室内外的功能,又起组织空间、穿插于园林中增加层次的作用。
中国园林中廊的结构材料常有:木、竹、石、砖等。廊的结构形式丰富多样,按结构可分为:双面廊、单面廊、复廊、双层廊等。按廊的造型系可分为:直廊、曲廊、回廊、抄手廊、水廊、桥廊、爬山廊等。
园桥,除了考虑交通功能以外,还起到联系景点,点缀水景,增强构图画面感的作用。
在山水园林中,桥的设置是有相当的讲究的。园桥的大小形态要和水体相协调。水面宽广时,园桥宜高大雄伟;水面较小时,园桥宜轻盈小巧;水面及周边平坦,桥宜贴近水面,或有起伏变化;地势高差较大,可以危桥高架。
水榭,供人休息观景的临水建筑。平台一部分架在岸上,一部分架设在水中,用梁、柱进行支撑。为了便于在平台建筑内休憩观景,临水一面常设落地窗,增加框景面积。平台外侧设置栏杆靠椅。
舫,水面上的船型建筑物。舫的基本形态和船相似,一般分为三个部分,船头、中舱、尾舱,船头呈现敞棚式样,作观赏水景之用。中舱两侧开窗,主要作为游玩宴饮的地方。尾舱较高,一般设置成两层阁楼,四面开窗以便观景远眺,舱顶多为歇山式,轻盈舒展。舫是中国人民从现实生活中模拟、提练出来的建筑形象。处身其中宛如乘船荡漾于水泽。
园墙,园墙在园林中起划分、遮挡视线的作用。精致的园墙还可装饰园景,分隔院落空间。园墙与假山、水面、道路、竹木搭配,都可增加园林得意境。园墙的设置还要考虑与地形的结合,比如云墙在坡地上常常会用到,还可以用土山、花台、树丛等把墙隐蔽起来,让园林与环境融为一体。
洞门,中国园林的园墙常设洞门。常见的是圆洞门,还有六角、长方、蕉叶等各种形状。本身又成为园林中的装饰,通过洞门可以透景和框景。园墙设置的洞窗也可形成对景框景的效果,常见的形状也有六角、方胜、扇面、梅花、石榴等形状。
漏窗,是中国园墙上的一种装饰。窗洞形状多样,花纹图案丰富,例如万字、冰裂、鱼鳞、海棠、如意、寿字、梅、兰、竹、菊、蝙蝠、喜鹊、凤凰和松鹤图等等,材料运用灵活,可用瓦片、砖、竹木等制作,还可以用木片、竹筋、铁丝等,做成骨架,用麻丝纸筋灰浆粘结塑造出人物、山水等装饰图案。江南宅园中应用很多,沧浪亭的一百零八式漏窗。狮子林的“四雅”漏窗,即琴、棋、书、画四漏窗。窗下栽种相应的常绿植物,与白墙漏窗青瓦相配,散发出浓郁的幽雅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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