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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证明,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和历史的创造者。人口问题不仅是家庭延续的个人问题,也是社会发展的公共问题。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人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计划生育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章阐述了影响人口发展的典型理论,论述了实行计划生育的意义,并提出推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措施,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人口;计划生育;生育政策;社会和谐
人类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类对于自身发展不断进行深入思考,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其思维也明显带有历史的局限。关于人口发展的典型理论有以下两种:
在早期的社会,人类普遍认为人口就是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量,以19世纪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数学家孔德的“人口就是命运”论为代表。该理论认为,国家的兴盛衰亡与人口的数量密切相关。美国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人口增长了50多倍,这也是其从一个荒芜之地崛起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而在同一时段,法国人口却只增加了2倍,远远落后于德国。19世纪初,法德两国的人口比率是11∶10。到19世纪末,则变成了10∶15。这也是法德争霸,法国屡屡败北的原因。该理论在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具有一定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认为人口增长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但人口增长对社会发展有促进和延缓的作用。在社会生产关系中,人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重属性。“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这也使得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必然会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最终实现由盲目生育到计划生育的转变。后来的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去解读人口问题。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学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进一步深化。该理论阐述了许多无法用传统经济理论解释的经济增长问题,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认识人口问题,实施计划生育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人口发展一定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与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资源和生态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决定大地人口容量有限性,这一观点已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的土地中2/3是山地,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是沙漠、半沙漠,可开垦的肥沃土地已经不多,而且这种开垦还要受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限制,因此有必要对人口进行控制,实行计划生育。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经过了一番谨慎的论证过程的。早在20世纪中叶,马寅初就对我国人口发展的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新人口论”。1978年8月5日,田雪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这也为后来实行计划生育提供了理论借鉴。事实证明,在崇尚“多子多福”的中国,推行以控制人口为主旨的计划生育政策阻力非常大。然而正是这项被严格执行的国策帮助中国成功地避免了人口的失控。首先,实行计划生育,能够减少消费,增加资金积累;其次,实行计划生育,有利于缓解生产力发展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再次,实行计划生育,国家可以把积累下来的资金用于教育和培训,发展科技和文化,从而提高全民族的人口质量,增强民族的综合素质,最终实现民族富强和繁荣昌盛。
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是从我国的国情和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具体措施包括以下方面:
完善计划生育的法律和法规,是当前计划生育有效实施的前提和保证。除了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之外,还要建立健全《执法人员上岗责任制》、《立案审批制度》、《错案追究制度》、《计划外生育费征管制度》和《生育证发放审批程序》、《成人残鉴定程序》等工作制度和工作管理程序,做到执法过程中有规可循、有矩可蹈、有章可依、执法公平。
人有近忧也有远虑,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传统的生育观的体现。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福利政策改革是有效实行计划生育的保证。改革主要基于以下层面:
1.规避因执行计划生育国策而产生的确定性风险或不足,在养老保障个人账户下建立计划生育奖励/救助子账户,并且要做到奖励扶助标准随着年龄的增加不断递增,奖励扶助标准还要和物价水平的变化保持协调,确保资金奖励的有效性。在计划生育的实施过程中,必然要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国家计生委、财政部和民政部、社会保障部要加大对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服务条件等方面的财政资金投入,做好资金的运营、管理工作。同时,还要加大国家财政对计划生育夫妇在就业、交通、食物、教育等领域的资助。例如,资助儿童照料、育儿假、儿童/家庭津贴、家庭税收和住房津贴等。
2.规避对因特有概率事件而形成的不确定性风险,建立政策性生育保险,并覆盖全体育龄群体,包括城镇女职工、广大农村妇女和城镇非正规就业妇女。除了保障育龄妇女在生育期间的相应待遇和就业保护外,生育保险还应拓展到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子女伤残死亡等领域。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生命抽样调数据显示,每l000个出生婴儿中大约有3.05%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其中独生子女家庭占很比例;另外,根据全国残疾人生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岁以前发生二级以上残疾的几率达到8.2%。可见当前子女意外伤残死亡的风险直接影响到家庭的稳定和和谐,计划生育家庭风险规避制度至关重要。
为了有效实行计划生育,必须推进计划生育技术、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先,科学界定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的种类和标准,例如,制定人口计生技术服务的基础设施、基本设备和配套人员等实物标准,制定宣传教育的经费投入比例、结构划分。其次,充分整合基层资源做好政策法规宣传教育,定期邀请专家为育龄妇女开展生育、节育、不育、生殖保健等科普知识普及知识培训。站在战略的高度制定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规划及行动计划,实施科学婚检,有效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做好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康复等工作,开展出生影响出生婴儿缺陷的因素展开重大专项研究。此外,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问题,也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严禁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总之,在计划生育公共服务中要避免态度冷漠和强硬,而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注入人文关怀和情感关照,使计划生育工程真正的成为一项民生工程,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我国流动人口的比重在不断增加,目前已达两亿之众,而且流动对象多样化、流动频率快速化、流动时间延长和流动人口超计划生育严重,这也陡然增加了计划生育的管理难度。因此,加强区域与部门间的协作,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统一管理和优质服务制度,加强社区流动人口登记制度,对流动人口开展“属地化管理”。
建立一支高素质、业务精湛、工作作风好、富有爱心的计划生育工作队伍是有效实施计划生育的关键。首先,做好计生人员聘用考核工作,推行竞争上岗,择优录用。其次,抓好计生人员专业培训工作,使其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程序,做好专业发展,减少盲目执法造成的不良后果和恶劣影响。通过引导群众自觉学习和自我教育来提高他们的生育文明素质,从而使宣传教育更持久、更深入,更有影响力。
综上所述,长时期以来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在传播生殖健康科学知识、推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落实、营造良好的人口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我国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等问题互相制约和影响的事实,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采取有效措施,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对于促进人口、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潜在的现实意义。
[1]刘玲琪,田遇春.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与计划生育,2005,(2).
[2]陈志国,肖彩波.中国农村计划生育保险保障制度现状评价与政策建议[J].生态经济,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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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已经在我国贯彻执行了30余年,这30余年同时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30余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人们只关注与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诸如人口红利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忽视和掩盖了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计划生育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已经施行了30多年,也经历过修改和完善,虽然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也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计划生育执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的暴力执法,我是一个90后,80年代末到90年代是计划生育“寒冷的冬天”,我有一个高中同学比我大两岁,他的小名叫“躲伢子”,为什么取这么个名呢?因为他在家排行第四,前面还有3个姐姐,由于传统思想所致,养儿防老,家里必须要有一个男丁,父母铤而走险决定再生,母亲为了躲避执法人员的打击,在怀孕期间到处“打游击”,经常出没于深山老林。经常躲来躲去,便给孩子取了小名“躲伢子”,计划生育执法人员,在他们家牵过牛、掀过瓦、在粮仓里装过谷子...另外还有许多因为超生的人被强制结扎、以及天价罚款,有些因为交不起罚款的家庭,执法人员便在其家里搬值钱的物品...计划生育政策也带来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如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等等。目前,年龄超过60岁的人口为十分之一,2030年将为四分之一,而到2050年,每三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超过60岁!这样一来,即使中国的经济仍能保持目前的增长势头,到那时也难以养活这么多老年人。就是说,中国人老得比富得快。另外中国8%的少数民族不受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因此,很多中国人并不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获得了预期的效果。男女比例失调也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大问题。
下面浅谈一下实行计划生育的背景,众所周知,人口问题是与环境问题有密切的互为因果的联系,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一定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人口增殖应保持在适当比例内。然而,为了解决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人类必须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生育,使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与环境、资源相协调。人口问题人口问题与环境问题有密切的互为因果的联系,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一定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人口增殖应保持在适当比例内。当代中国正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坚持统筹兼顾,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和持续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据统计,1840 ~1949年,我国人口在4.1~5.4亿,在这106年的时间里人口净增长1.3亿;解放后,也就是1953年我国着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地一个五年计划,迫切需要翔实的人口资料,决定在于1953年在选举工作的同时,举行第一次人口普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报:全国人口总数为601938035人。数年时间,我国人口已经是子数爆炸式增长了,对此,1957年,我国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提出了“新人口论”,主要内容是:我国应控制人口增长,节制生育,实行计划生育,其中最重要的是实行普遍避孕。马寅初当时的“新人口论”并未受到当时领导人的采纳,反而,马寅初先生因这一理论被戴上“马尔萨斯主义” 的帽子,遭到无理批判,被打成“右派”,受尽了苦头。在50年代,中央领导人相信及宣传“人多力量大”的观念,而且鼓励女性多生育来创造世界,并且生育10个以上的女性称为“光荣妈妈”。
因此,1960年前后年增长率为20%,使中国70年代所面临人口膨胀的严重问题。1964年,我国进行了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964年6月30日24时的全国人口总数为723070269人。人口这种盲目增长的态势引起了政府的关注,人口的快速增加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了,实行计划生育已经迫在眉睫!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强调:“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步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制定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1964年,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一些地区也相应成立了类似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先后建立了计划生育组织机构,这也是我国建立相应组织机构来推广节制生育工作的尝试。
20世纪70年代,在周恩来的大力倡导下,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城乡全面展开,并明确提出了力争在“四五”期间将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左右,农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内,这也是首次在政府正式文件中提出了人口控制目标。1973年1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会上提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1972年,政府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战略思想。1980年9月,国务院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指出:“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执行新的计划生育政策。次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这就是我们的人口政策。”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定“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确立了计划生育的法律地位,走上了依法行政的道路。 计划生育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为我国带来巨大影响,1.有利于国家加速资金积累。实行计划生育,使国家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减少,从而加速资金积累。2.有利于劳动就业。实行计划生育,可以使每年进入劳动适龄人口减少,从而有利于劳动就业。3.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人口质量。实行计划生育,国家可以把积累下来的资金用于教育,使更多的人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和技术训练,从而达到提高全民族的人口质量的目的.4.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人均资源水平。实行计划生育,可以缓解人地矛盾,提高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人均占有粮食的水平。 5.有利于农民少生快富。实行计划生育使每个家庭的人口减少,不仅可以减少家庭消费,而且使家庭主要成员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发展家庭经济和健康娱乐中,从而保证家庭幸福、社会稳定。
然而,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存在的诸多问题,集中表现为:低生育水平不稳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是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行政制约手段实现的,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还存在距离,低生育水平存在着反弹的压力。 地区发展不平衡。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生育率降低,但是在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生育水平还比较高,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还很大,不少贫困地区“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总体工作水平还不够高。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管理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四是计划生育队伍素质还不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不少地方仍然主要依靠行政强制来推动工作;面对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不会服务、服不好务的现象比较普遍,优质服务的观念还没有完全树立。 不少地方的党政领导和计划生育干部存在着盲目乐观、消极畏难的情绪。
由于以上这些问题是当前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最大障碍,因此,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仍然是“天下第一难”的工作。尽管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成绩,但国内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又使其面临更大的挑战。尤其是入世以后,计划生育工作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对于当前的人口形势,决不能盲目乐观、掉以轻心。中国正面临着人口总量高峰、老龄人口高峰、劳动年龄人口高峰和流动迁移人口高峰时期。而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并不稳定、地区发展不平衡、计划生育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计划生育干部队伍素质还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人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的再生产和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有着多方面的内在联系。为了正确处理生产和需要、积累和消费以及国民经济中的其他一系列的比例关系,人口必须有计划地、合理地增长。人口过多,增长过快,同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失调。这种状况给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所以,我国在坚持计划生育这一项基本国策的时候,同时也应该对政策做适当的调整,以适应中国人口的发展要求。
摘要
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证明,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和历史的创造者。人口问题不仅是家庭延续的个人问题,也是社会发展的公共问题。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人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本文从影响人口发展的典型理论,论述了实行计划生育的意义,推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措施,执行计划生育的三十年,随着经济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还适应国情,是否还需要继续执行?通过现在存在的问题入手,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并找出相关的改善对策,适时调整政策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计划生育的意义 继续执行 存在问题 调整政策
一、计划生育政策概述
(一)计划生育产生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复苏,生产力与卫生事业加速发展,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结婚人数增加,在“多福多寿多男子”的传统思想下,又加上解放初期一时流行的“光荣妈妈”等因素的影响下,人口出现了迅猛的增长势头。1953年全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也就在这一时期,我国人口迅猛增长之势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中期马寅初先生提出“新人口论”,主张控制人口,但这种正确主张在当时遭到严厉批判,大多数反对者认为节育是不人道的。此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我国人口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率从1952-1957年的高峰骤降。到了1960年,全国自然增长率竟成负值。但从1962年开始,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人口补偿性生育到来,人口出生率骤然上升。1964年以后,由于“”的冲击,人口出生处于无政府状态,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生育高峰。到20世纪70年代初,全国人口已接近9亿,妇女平均生育水平还在5胎以上,人口形势非常严峻。特别是在“”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极大地减少了社会就业岗位需求,我国开始感受到了人口增长过快对社会发展的强大压力。为保持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我国政府终于下决心实行人口控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内涵和特点
1、时代背景不同。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是相对稳定的、静态的,计划生育的重点和难点是教育;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是变化的、动态的,人口人户分离、居住分散、流动性大,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违法怀孕、违法生育,加大了计划生育管理难度,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被动。
2、目标任务不同。过去人口再生产处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时期,人口和计生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十五”期间,广安区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已变为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提高群众的生殖健康水平,加快实现人口现代化。
3、服务对象不同。过去处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龄群众,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封建意识较浓,传宗接代的思想严重,生育观念落后,很多人对计划生育工作有抵触情绪。现在处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龄群众,文化程度相对较高,有较强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和优生优育意识,他们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人主动要求政府提供生育、节育等服务,帮助他们实现优生优育。
4、标准要求不同。过去衡量工作抓得好不好,主要是看能不能完成人口控制计划。现在的人口和计生工作,既要稳定低生育水平,又要提高人口素质,还要完善利益导向机制,兑现落实各项奖励扶助政策,使实行计划生育的人群实实在在享受计划生育的发展成果,增强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实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三)从统计数据看计划生育工作的重大意义
1、计划生育有效地抑制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4年的15年间,中国人口从5亿增加到7亿,每增加1亿人口平均需要7.5年的时间。从1964年到1974年,是中国人口高速增长的时期,10年内人口由7亿增加到9亿,每增加1亿人口的时间缩短为5年;1973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从1973年到1995年2月,中国人口由9亿增加到12亿,每增加1亿人口所需时间,又延长到7年左右。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虽然处于1949年后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20—29岁生育旺盛期的妇女人数平均每年超过1亿人。如此庞大的生育人群,其生育潜力是巨大的。但是,由于中国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方案和政策得到了人民的理解和支持,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育水平不断下降,有效地抑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1994年与1970年相比,人口出生率由33.43‰下降到17.70‰,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5.83‰下降到11.21‰,妇女总和生育率从5.81下降到2左右。目前,中国城市人口已基本实现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农村人口正处于这一转变过程中。根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明显低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据有关专家推算,如果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至今仍保持70年代初期的出生水平,现在中国人口很可能已经超过15亿。20多年来,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创造了有利于改革开放与社会经济发展和保障中国生存与发展的人口条件。
2、计划生育促进了人民群众婚姻、生育、家庭观念的转变
自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婚姻、生育、家庭观念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早婚早育”、“多子多
1、计划生育有效地抑制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4年的15年间,中国人口从5亿增加到7亿,每增加1亿人口平均需要7.5年的时间。从1964年到1974年,是中国人口高速增长的时期,10年内人口由7亿增加到9亿,每增加1亿人口的时间缩短为5年;1973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从1973年到1995年2月,中国人口由9亿增加到12亿,每增加1亿人口所需时间,又延长到7年左右。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虽然处于1949年后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20—29岁生育旺盛期的妇女人数平均每年超过1亿人。如此庞大的生育人群,其生育潜力是巨大的。但是,由于中国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方案和政策得到了人民的理解和支持,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育水平不断下降,有效地抑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1994年与1970年相比,人口出生率由33.43‰下降到17.70‰,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5.83‰下降到11.21‰,妇女总和生育率从5.81下降到2左右。目前,中国城市人口已基本实现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农村人口正处于这一转变过程中。根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明显低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据有关专家推算,如果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至今仍保持70年代初期的出生水平,现在中国人口很可能已经超过15亿。20多年来,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创造了有利于改革开放与社会经济发展和保障中国生存与发展的人口条件。
2、计划生育促进了人民群众婚姻、生育、家庭观念的转变
自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婚姻、生育、家庭观念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早婚早育”、“多子多
1、计划生育有效地抑制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4年的15年间,中国人口从5亿增加到7亿,每增加1亿人口平均需要7.5年的时间。从1964年到1974年,是中国人口高速增长的时期,10年内人口由7亿增加到9亿,每增加1亿人口的时间缩短为5年;1973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从1973年到1995年2月,中国人口由9亿增加到12亿,每增加1亿人口所需时间,又延长到7年左右。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虽然处于1949年后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20—29岁生育旺盛期的妇女人数平均每年超过1亿人。如此庞大的生育人群,其生育潜力是巨大的。但是,由于中国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方案和政策得到了人民的理解和支持,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育水平不断下降,有效地抑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1994年与1970年相比,人口出生率由33.43‰下降到17.70‰,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5.83‰下降到11.21‰,妇女总和生育率从5.81下降到2左右。目前,中国城市人口已基本实现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农村人口正处于这一转变过程中。根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明显低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据有关专家推算,如果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至今仍保持70年代初期的出生水平,现在中国人口很可能已经超过15亿。20多年来,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创造了有利于改革开放与社会经济发展和保障中国生存与发展的人口条件。
2、计划生育促进了人民群众婚姻、生育、家庭观念的转变自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婚姻、生育、家庭观念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早婚早育”、“多子多
1、时代背景不同。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是相对稳定的、静态的,计划生育的重点和难点是教育;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是变化的、动态的,人口人户分离、居住分散、流动性大,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违法怀孕、违法生育,加大了计划生育管理难度,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被动。
2、目标任务不同。过去人口再生产处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时期,人口和计生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十五”期间,广安区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已变为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提高群众的生殖健康水平,加快实现人口现代化。
3、服务对象不同。过去处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龄群众,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封建意识较浓,传宗接代的思想严重,生育观念落后,很多人对计划生育工作有抵触情绪。现在处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龄群众,文化程度相对较高,有较强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和优生优育意识,他们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人主动要求政府提供生育、节育等服务,帮助他们实现优生优育。
4、标准要求不同。过去衡量工作抓得好不好,主要是看能不能完成人口控制计划。现在的人口和计生工作,既要稳定低生育水平,又要提高人口素质,还要完善利益导向机制,兑现落实各项奖励扶助政策,使实行计划生育的人群实实在在享受计划生育的发展成果,增强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实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三)从统计数据看计划生育工作的重大意义
1、计划生育有效地抑制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4年的15年间,中国人口从5亿增加到7亿,每增加1亿人口平均需要7.5年的时间。从1964年到1974年,是中国人口高速增长的时期,10年内人口由7亿增加到9亿,每增加1亿人口的时间缩短为5年;1973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从1973年到1995年2月,中国人口由9亿增加到12亿,每增加1亿人口所需时间,又延长到7年左右。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虽然处于1949年后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20—29岁生育旺盛期的妇女人数平均每年超过1亿人。如此庞大的生育人群,其生育潜力是巨大的。但是,由于中国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方案和政策得到了人民的理解和支持,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育水平不断下降,有效地抑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1994年与1970年相比,人口出生率由33.43‰下降到17.70‰,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5.83‰下降到11.21‰,妇女总和生育率从5.81下降到2左右。目前,中国城市人口已基本实现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农村人口正处于这一转变过程中。根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明显低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据有关专家推算,如果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至今仍保持70年代初期的出生水平,现在中国人口很可能已经超过15亿。20多年来,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创造了有利于改革开放与社会经济发展和保障中国生存与发展的人口条件。
2、计划生育促进了人民群众婚姻、生育、家庭观念的转变
自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婚姻、生育、家庭观念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早婚早育”、“多子多
福”、“重男轻女”等观念正在为越来越多的育龄群众所摈弃;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男孩、女孩都一样,建立幸福、美满、和谐的小家庭,追求现代、科学、文明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不可阻遏的时代潮流。妇女早婚比例下降,平均初婚年龄提高。1992年,早于20周岁初婚妇女占初婚妇女总数的比例下降到12.9%。1970年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为20.2岁;1993年为22.67岁,提高了2.47岁。家庭规模逐渐缩小,核心家庭正在成为当代中国家庭的主要形式。据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平均家庭规模为3.96人,比1971年的4.84人减少了0.88人。家庭规模缩小的主要原因是生育子女数量的减少。1993年与1970年相比,在当年出生的孩子中,一孩率、二孩率分别由20.7%和17.1%上升为61.3%和27.5%,多孩率则由62.2%下降到11.2%。到1994年,全国累计有4676万对夫妇自愿终身生育一个孩子,占已婚育龄妇女总数的20.3%。在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条件下,家庭规模的缩小和抚养子女人数的减少,显然大大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和家务负担,提高了家庭的生活质量。
3、计划生育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力图使人口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从而逐渐提高人均水平。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除了改革开放等因素外,也得益于计划生育。1952年至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7倍,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了1.8倍。1978年至1994年,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坚持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2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4倍。同期,随着人民生活质量和购买力的提高,中国消费品市场扩大了12.7倍,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年递增17.2%。1994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6053亿元,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市场。与1978年相比,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增加9倍,平均每年递增15.5%;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8倍,平均每年递增14.8%。
4、计划生育促进了中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的计划生育,始终包含着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两个方面。在合理控制人口规模的同时,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事业,不断提高人口素质。1949年以前,中国的人口死亡率高达20‰,70年代末下降到7‰以下。1949年到1990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上升到68.55岁,其中男性66.84岁,女性70.47岁,成为世界上平均预期寿命提高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卫生基础设施已得到较大改善,全国平均每万人医院床位数从1970年的13.3张增加到1994年的23.6张,每万人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数由1970年的17.5人增长到1994年的35人。各种传染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全国城乡居民的营养状况有了较大改善,平均每人每日摄取的热量为2600千卡,蛋白质为75克,已达到和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妇幼保健事业不断发展,目前中国城乡已基本形成计划生育和妇幼保健服务网络。1990年婴儿死亡率已从建国前的200‰下降到35‰,孕产妇死亡率为94.7/10万,新生儿计划免疫率达到85%。人民在卫生和健康方面的一些主要指标已经大大领先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正在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计划生育工作也促进了教育事业长足的发展。中国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九年义务教育。1994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已达2.7亿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4%,青壮年的文盲率已降到7%,在占全国人口91%的地区中普及了初等教育。大城市和部分发达地区基本普及了初级中等教育。幼儿教育
和残疾儿童的特殊教育稳步发展。计划生育在中国社会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广泛而又深远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生育造福于民、惠及子孙后代的功效,必将进一步显现出来。
(四) 计划生育的必要性
中国人口发展历程、计划生育产生的时代背景、计划生育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为了提高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增强人民体质,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们不但要学会掌握现有的技术设备,而且现在科技飞速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打好科学文化基础,而计划生育正是准备这种基础的最好条件。计划生育实施30年来,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减缓,极大地缓解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之间的矛盾。如果说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从政策体制上具有发展经济的可能,那么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这种可能具备了良好的人口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保持较快发展,都与此有关。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与空间,更重要的是,它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的观念。而观念的改变是我们这个有着深厚封建残余的国家向现代化迈进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与此同时,中国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也对世界人口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人口数量的变化,对世界以及亚洲人口的影响极大。计划生育实施以来,中国人口的增长势头得到一定的控制,并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变革。这些成就的取得,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整个社会具备了比较适宜的人口环境。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高速稳定增长带动了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计划生育国策对人口增长速度下降所起的积极作用。
二、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的人口现状及突出问题
(一) 我国的人口现状
首先,由于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是在一个特殊的政策环境中实现的,因此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伴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实现的,属于自发性人口转变。而我国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属于政策诱导性人口转变,这就是其不稳定性的原因。
其次,我国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在城乡、地区之间差异很大。这种地区和城乡之间人口控制工作发展的不平衡性,使我国目前的低生育水平表现出一种不彻底性,全面持续的低生育格局在我国并没有真正形成。
再次,计划生育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在低生育水平下,人口增长的压力依然存在。相对而言,数量仍然是我国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
(二)目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例出现了偏高且持续上升的趋势。1980、1983年出生性别比分别为
107.4、107.89,基本正常;1985、1989年分别上升为111.42、110.9;1995、2000、2005年分别高达115.6、116.9、118.58,严重偏离正常值域。“五普”数据显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地区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展,重度偏高(超过117)的省份增加到14个,个别省份甚至超过130;而且与城镇相比,农村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尤为严重。如果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算起,我国出生性别比偏离正常值域、居高不下已有二十多年,成为世界上失常程度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出生性别比平衡是人口性别结构平衡的前提条件,也是人口再生产与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我国出生性别比例长时间、大范围的异常已经并将继续给人口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危害1:对婚姻性别造成挤压,配对困难。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在我国不满20岁的人口中,男性已经比女性多出2000余万人了。平均每个年龄男性比女性富余100多万人,我国目前每年多增计划外生育男性人口60多万,"积累效应"已相当可观。如果畸高的出生性别比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会越来越严重。
危害2: 对家庭和社会形成冲击,性犯罪增多。
男女比例失衡,对一夫一妻制家庭来说,是一股外来的冲击力。如果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持续不下,将对人口结构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对未来社会的良性稳定运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也会形成一定冲击,引发社会的震荡。若干年后,解决不了婚姻的男子可能会在心理上出现急躁、失控行为,必然会出现性犯罪率进一步升高、同性恋进一步增多、性行为严重错乱等现象,家庭和社会不稳定风险系数增大。基本消失的买卖婚姻、童婚交换、拐卖妇女等会重新抬头。
危害3:给人口再生产带来严重障碍,造成人口萎缩。
人口的再生产主要是通过母亲来实现的。女性在社会人口中比例的萎缩,必然会导致人口再生产能力的降低。
危害4:男性劳动力过剩,女性就业压力加大。
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婴儿出生性别比升高并带动劳动年龄人口性别比升高,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将产生某些影响。男性劳动就业将变得更为困难,未来一二十年男性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性别挤压"将比较严重。一些女子占据生产绝对优势的行业,比如纺织、服务等,不得以只能由男子来承担,女性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剧。
(二)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规划的标准,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占到总人口的10%以上,就被划定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我国人口总数已达126583万人(这
个数字是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人口,不包括港、澳、台人口),而65岁以上人口总数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至2005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1%。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快速增加表明中国已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一般来讲,人口老龄化进程总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保持一致的。然而,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是纯粹的自然发展过程,由于一些人为因素,如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会产生诸多社会问题。
所占有的材料、参考文献:
[1]刘玲琪,田遇春.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与计划生育,2005,(2).
[2]陈志国,肖彩波.中国农村计划生育保险保障制度现状评价与政策建议[J].生态经济,2005,(5).注:
[3]穆光宗教授提到的五大风险是“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家庭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防风险”。见《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37期。
[4]《南方周末》2009年4月8日:“‘放开二胎刻不容缓’——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注意纪宝成采用的生育率数字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1.6”。
[5]由于新生婴儿是男多女少(正常的新生婴儿性别比是男:女=102:100到107:100),并且并非全部女婴都能存活到接替母亲一代的生育功能,因此,“更替生育水平的生育率”要高于2.0(即平均每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
王金营、翟振武、杨江澜、陈卫等人“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妇女实际生育水平与更替生育水平的评估”(《人口研究》2007年第4期)提到,中国的更替水平生育率是2.26。注意翟振武、陈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属于为计生委现行生育政策辩护的人士。
[6]《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6月30日“郭志刚: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其研究论文见《人口研究》2004年“中国1990 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关于中国1990 年代低生育水平的再讨论”、2008年第4期“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7]这个数字来自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马瀛通研究员“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中的误导与失误”,《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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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当前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权威主体,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当前中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公共政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调节收入差距、实现分配公平关乎一个国家稳定和谐的大局。公共政策作为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对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共性是其价值追求与本质属性。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政策存在公平价值缺失、政策的不当倾斜和偏好以及政策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构建以公平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对调节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和促进社会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公共政策 公共性 收入分配差距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也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目标的选择,它指导并规范着具体的政策目标,为公共政策的执行提供行动导向。
当前在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出现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一)政策的公平价值缺失
长期以来的收入分配政策使我国从一个平均主义严重的国家逐渐成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国家,具体来说,这种不公平主要体现在:
1.分配起点的不公
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起点不公平主要表现在我国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的起点不公平。教育收益最多的是穷人,因为教育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使得受教育者在未来的就业方面获得均等的竞争机会以及更高的收入,可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分配公平。
2.分配过程的不公
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过程不公主要体现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这主要造成了人的发展机会不公、进入市场的机会不公。我国初次分配领域采用重效率轻公平的政策,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3.分配结果的不公平
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的结果,究其原因是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起点不公和过程不公造成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政策。1981年,我国基尼系数仅为0.292,那时还属于收入分配高度平等的国家。
(二)政策的不当倾斜和偏好
收入分配政策会因为某一时期的特殊需要而有所侧重,目前存在于我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拉大现象,也是政策不当倾斜和偏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1.经济政策的不当倾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改变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我国把经济建设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2.发展政策的偏向
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采取了偏向城市的发展政策。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城市过度倾斜。为了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国家通过实行“工农业剪刀差”的政策手段把一部分农村财富转移到城市,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农村和农业的剩余、资源的过度汲取,城市偏向的公共物品供给使城市居民不用花费力气就可获得公共服务,但是农村居民的获得就非常有限,再加上城市优先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影响了农业资本的投入,给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带来了障碍,从而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造成农村发展缓慢,使城乡之间的差距 “鸿沟”越来越大。
3.区域政策的不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遵循了不平衡的发展模式,工业相对于农业优先发展;文化、教育、科技等较为发达的东部相对于西部地区得到了更多的政策倾斜而优先发展;经济基础好的城市相对于贫困落后的农村而优先发展。
(三)政策体系的不完善
一项政策对于解决庞大复杂的利益交错的问题往往功能是有限的,为了使各项政策相互衔接和配套,政府应通过制定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政策组成一个政策体系,例如整合教育、就业、地区发展、行业发展、社会保障政策等等,以此发挥政策体系整体协调和相互配合的功能,形成政策合力。
1.税收政策不完善
税收是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政策和手段,主要通过对高收入人群征税,对于低收入或者无收入人群少收税或者尽量不征税,以此缩小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又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平衡收入差距的作用。
2.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不健全
社会保障政策是调节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尤其对低收入者来说是一种保障。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存在着严重缺陷,使得其在再收入分配方面的调节作用大大减低,甚至出现相反的效果。
3.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乏力
我国的转移支付手段是实行分税制改革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均等化。但我国采取的单一的纵向转移支付手段,显然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再加上法律和制度的滞后等原因,横向的地区间转移支付制度还没有形成。
4.政策监管体系缺失
公共政策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还依赖于政策监管体系的完善和健全。目前由于监管体系的缺失,造成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尤其是垄断性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的收入畸高,这是造成竞争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使得我国的行业差距越来越大。国家对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缺乏有效的政策监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是由于收入分配政策的公共性偏,离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矛盾趋向尖锐化。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形成规范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公平一直是人类对社会的诉求。如果一个国家“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样的收入分配结果不但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心理上的不平衡性也会越来越明显,最终这种巨大的差异将导致社会动乱。合理划分市场、政府和社会在收入分配当中的职责,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使它们相互协调,才能实现在“效率优先,注重公平”的基础上实现公平分配。
(二)协调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协调城乡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要站在经济社会全局发展的高度,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机制。
(三)实行均衡发展的区域政策,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的非均衡发展政策,导致了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应该及时调整和转变收入分配政策导向。借鉴发达国家的区域政策和反贫困政策的经验,当前要改进我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金融投资力度,大力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一方面,要将国家投资重点逐步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央要适当给予中西部落后地区政策倾斜和优惠,如在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银行信贷、外汇、对外贸易、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
(四)完善税制结构,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弥补市场机制下初次分配在公平方面的不足是经济发达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做法。但是在我国,利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发挥还不充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出现了“逆向调节”的现象。
(五)建立多元化、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全民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有助于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处境,缓和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当前我国需要建立以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福利制度,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扩大各项社会保险覆盖面,增强保障能力,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六)完善促进教育机会均等的公共教育政策,确保教育公平
努力为全民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缓解收入不平等的根本、长远途径。尤其是要加大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缩小社会不同成员间、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中国可以在借鉴经济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当前的公共教育政策,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有效克服因教育机会不均等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首先,要坚决贯彻执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总之,面对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应多管齐下,建立一套完善的缩减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体系,综合运用税收、区域发展、社会保障、教育、就业等多种政策手段,各种政策手段相辅相成,形成政策合力,共同促进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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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开始出现聚落组织进而成国家和朝代,后历经多次演变和朝代更迭。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君主政体退出历史舞台,共和政体建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形势与政策相关论文范文:浅谈“中国”一词。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一词从古代到当代已经走过了几个世纪,但是它指代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一词经历了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使其在人们的心目当中产生了深刻的概念。但是由于鸦片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台湾问题,使其含义在国内和国外有了不同的表达。本文从中国古代到当代这个时间顺序来讨论”中国”一词,从而引导中国人加深对”中国”一词的理解和区别,从而提高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古代,“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中国”就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古代文献记载中,“中国”一词有五种不同含义:一指京师,即首都;二指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三指中原地区;四指国内、内地;五指诸夏(华夏)或汉族居住的地区和建立的国家。
从古代的汉朝开始,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兄弟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也自称为“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自称为“中国”,把北朝叫做“魏虏”;北朝也自称为“中国”,把南朝叫做“岛夷”。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都自称“中国”,都不承认对方为中国。
严格地说,古代“中国”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专有名词。中国古代各个王朝都没有把“中国”作为正式国名,各朝代都有自己的国号。
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把“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1949年,“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在北京。
为什么在很多场合会出现中国和中国香港不同的标志,一个国家为什么会有两个平等的表达方式?
根据《基本法》第13条,中央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的外交事务,并授权香港特区依照《基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自行签订国际协议。
《基本法》第7章第151条指出,香港特区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
《基本法》第152条订明,对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与香港特区有关的、适当领域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香港政府可派遣代表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或以中央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允许的身份参加,并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发表意见。
这些国际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及国际电信联盟。
至于不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香港也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
因此,香港特区可自行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及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和会议。
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场合会出现中国和中国香港两个不同的指代。
(一) 台湾问题的实质与由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台湾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归还中国。台湾问题的出现,是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的结果,其本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台湾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且迄今尚未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一。
台湾问题与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爱国力量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战争胜利后,两党本应继续携手,共肩振兴中华大业,惟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依仗美国的支持,置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与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于不顾,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人民内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被迫进行了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由于当时的国民党集团倒行逆施,已为全国各族人民所唾弃,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的一部分军政人员退据台湾。他们在当时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造成了台湾海峡隔绝的状态。
台湾问题与美国政府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态势下,美国政府基于它的所谓全球战略及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曾经不遗余力地出钱、出枪、出人,支持国民党集团打内战,阻挠中国人民革命的事业。然而,美国政府最终并未达到它自己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美国国务院一九四九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艾奇逊在他的信中说:“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当时的美国政府本来可以从中国内战的泥潭中拔出来,但是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遏制的政策,并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武装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海峡两岸关系。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美国第十三航空队进驻了台湾。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美国又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将中国的台湾省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美国政府继续干预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造成了台湾海峡地区长期的紧张对峙局势,台湾问题自此亦成为中美两国间的重大争端。
为了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探寻解决中美两国争端的途径,中国政府自五十年代中期起,即开始与美国对话。一九五五年八月至一九七0年二月,中美两国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大使级会谈,但在缓和与消除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及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新中国的壮大,美国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两国关系逐步出现解冻的形势。一九七一年十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称:“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以及从台湾撤军。中美两国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声明:“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联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自此,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
但遗憾的是,中美建交不过三个月,美国国会竟通过了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并经美国总统签署生效。这个《与台湾关系法》,以美国国内立法的形式,作出了许多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原则的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权益。美国政府根据这个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和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
由上可见,台湾问题直到现在还未得到解决,美国政府是有责任的。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朝野许多有识之士和友好人士,曾经为促使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的解决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上述三个联合公报就包含着他们的努力和贡献。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十分赞赏。然而也不能不看到,美国确也有人至今仍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制造种种藉口,施加种种影响,阻挠台湾问题的解决。
(二)“九二”共识
1992年3月22日,“海基会”法律服务处处长许惠祐等六人从台北飞抵北京,次日起与“海协会”展开三天会谈,开启了“海基会”与“海协会”间的第一次会谈。同年10月28日,许惠祐与“海协会”谘询部副主任周宁在香港就公证书使用、两岸挂号函件遗失查询及补偿问题举行第二次工作协商会谈,这就是产生后来所谓“九二共识”的香港会谈。
两会在香港会谈时,“海协会”坚持要求双方对“一个中国”原则达成一定观点。“海协会”提出五项表述方案,“海基会”也提出五项表述方案,但二者之间并无达成书面共识,而且文字之间,也不相同。在“海协会”的五项方案中,最有代表性的方案是:“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对两岸公证文书使用(或其他商谈事务)加以妥善解决”。在“海协会”的五项方案提出后,“海基会”亦提出五项表述方案,其中最有代表性方案是:“鑑于海峡两岸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在两岸共同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咸认为必须就文书查证(或其他商谈事项)加以妥善解决”
11月3日,“海基会”致函“海协会”,对建议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方案,正式通知海协会:“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述。”同日,“海协会”副秘书长孙亚夫电告“海基会”秘书长陈荣杰:“在这次工作性商谈中,贵会建议贵我两会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我们经研究后,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口头表述的具体内容,另行协商。”之后,“海基会”在同日发布新闻稿表示,“海协会在本次香港商谈中,对『一个中国』原则一再坚持应当有所表述,本会征得主管机关同意,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可以接受。至于口头声明的具体内容,我方将根据『国家统一纲领』及国家统一委员会对『一个中国』涵义所作决议表达”。海基会的表述内容为,“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对于一个中国的含义,认知各有不同。惟鑑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当时“海基会”代表仍然留在香港,一直停留到11月5日,见“海协会”无意继续协商后,才离港返台。
11月16日,“海协会”致函“海基会”:
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本此精神,对两岸公证书使用(或其他商谈事务)加以妥善解决。
12月3日,“海基会”致函“海协会”,函覆对方指:
我方(海基会)始终认为:两岸事务性之商谈,应与政治性之议题无关,且两岸对于“一个中国”之涵义,认知显有不同。我方为谋求问题之解决,爰建议以口头各自说明。至于口头声明之具体内容,我方已于11月3日发布之新闻稿中明白表示,将依据『国家统一纲领』及国家统一委员会本年8月1日对于一个中国涵义所作决议(即前述决议)加以表达。
(三)一国两制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反对一切可能导致“台湾独立”的企图和行径。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位是确定的、不能改变的,不存在什么"自决"的问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保持原有的制度,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两岸统一后,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与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与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外国人投资等均受法律保护。
两岸统一后,台湾成为特别行政区。它不同于中国其他一般省区,拥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台湾还可同外国签订商务、文化协定,享有一定的外事权。台湾党、政、军、经、财、文等事宜都自行管理,有自己的军队,中央政府不派军队、也不派行政人员驻台。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台湾各界代表人士,还可出任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全国事务的管理。通过接触与谈判,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如果因为中国的主权和领土被分裂,兵戎相见,骨肉相残,对两岸同胞都是极其不幸的。
台湾与大陆是同根同宗、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有机整体,两者在法理上、地理上、历史上、文化上、经济上、政治上永远不可分割。任何外部敌人和内部民族败类要把台湾从她母体上分割出去的图谋都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四)一中各表
迄今,有三个“中华民国” 。一是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成功,于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它命运多舛,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37年。二是从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到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台湾国民党当局一直沿用的“中华民国”,它宣称版图和主权涵盖其失去中国大陆前的中国全部领土和人民,海峡两岸都是中华民国(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目前有效管辖范围限于台湾地区。三是主张“台独”的李登辉和陈水扁标榜的“中华民国”,李登辉称“中华民国在台湾”,陈水扁称“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直称就是台湾”,李陈的说法差不多,属一路货色。三个“中华民国”在字面上毫无二致,但内涵和性质却相去甚远。正所谓“形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国民党当局在台湾执政期间沿用的“中华民国”,虽无权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但它败退台湾是内战遗留下来的结果却是事实,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两岸主权和领土不可分割,谋求国家最终统一。这一点与大陆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和谋求国家最终统一的目标有交集,为未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留下了商谈的空间,尽管双方的“一中”涵义是不同的。但李登辉、陈水扁所谓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他们目前不得不用的一件“台独”外衣,是推进“渐进台独”的一块招牌。一个求统,一个求独,这是过去在台执政的国民党当局与今天在台执政的陈水扁当局,在沿袭“中华民国”称号问题上的重大差别。
实际上台海目前的现实的确是由至少两个不可分的现状组成的:①在“一个中国”之下有两个暂时还互不隶属的实体; ②这种“暂况”的形成有其历史因由,而此“暂况”的现状,还有国际认同及各领属的范围等因素的大小、多少的不同之差。
这样,虽然如同中美两国几十年前公报中的“求同”说一样,我们看到了两岸的所“同”之处,同时也展开了两岸所“异”之点。
一、首先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在“一个中国”之下的两个暂时互不隶属实体的基础上,实现互通有无、互帮互助、共同发展。不妨也来个“和平竞赛”,并将“差、异”留待此后适当时机酌情解决,以逐步实现“和平过渡”、“和平统一”。
二、于此前,可以酌情在“一个中国”之下两个暂时互不隶属实体的基础上,相对特别地、以中国(CHINA)中的一个暂不隶属实体之名义,给予台湾发展所必要的适当国际活动空间
当然,在“怎么代表”的问题上,可能还是应该看到国际认同及各领属的范围等因素的大小、多少的不同和差、异的。应以适当——对内相宜、对外相称为好。
三、既然是暂时互不隶属,总要回答谁隶属谁的问题,怎么回答?
或许到那时,两岸已经相当认同、不分你我、不愿分你我、分不出你我了——那就揉在一起,再铸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更为强大的中华之国。
我们在学校见到的报纸杂志以及“两课”的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都是指不包括港澳台的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港澳台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分清。在外国人眼里中国经济等问题指的中国是中国大陆。例如《参考消息》中所指代中国就是指中国大陆。香港用中国香港代替。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一词在当代已经赋予了新的含义。为此,我们应该分清“中国”一词到底指代什么?因此我们必须给“中国”一词进行分类:一.广义的中国是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在内的中国。适用范围:以国家主权形式存在的;人们心目中实实在在的大中国;我们的外交称谓的;二.狭义的中国是指中国大陆,适用范围:大陆地区人民所指代的经济.文化.政治;外国指代的(除主权之外)。当然这个分类的适用范围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研究它的可行性和现实性。
辜振甫,2000,辜振甫董事长在海基会第四届董监事第三次联席会议致词全文 [online]。台北:林朝亿个人网站。8月3日
李铭义,2001,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议题之研析,见共党问题研究 [online]。台北:未来中国研究。
李铭义 2001,4-5;文汇报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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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国际社会的背景下,教育公平已成为国际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观,教育机会平等是体现教育公平的重要杠杆,也是儿童受教育的重要权利之一。大力发展和普及学前教育是实现教育机会平等,促进教育公平的最重要一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中国学前教育政策演进之特点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学前教育变革的历史就是中国学前教育政策不断调整发展的历史,对中国学前教育政策发展历史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既是学前教育研究的需要,也是学前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每一个时期或阶段的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表现出不同的政策内容及特点。
关键词:学前教育;教育政策;法制化;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府部门相继的制定了一大批的学前教育政策,将政策的关注点由3至6岁延伸到了3岁前及入小学后,由关注教师的职前培养扩展到关注教师的职后培训,由关注幼儿园的教育教学行为延展到关注幼儿家长的成长,由总体关注幼儿园的开办及教育拓展到关注不同地区的学前教育的发展,学前教育政策在其范围上有了极大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我国幼儿教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问题,相关的部门先后制定出了一大批的相关政策。如1983年针对我国农村幼儿教育出现的问题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发展农村幼儿教育的几点意见》,1986年针对学前班的相关问题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办好学前班的意见》,1991年又针对当时学前班教育和管理存在的问题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加强学前班管理的意见》,就学前班的性质、举办学前班的原则、学前班的领导和管理、学前班保育和教育的要求、改善学前班办班条件的要求以及学前班教师的管理和培训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说明和规定。1995年针对我国企业办园存在的问题国家教委、国家计委、民政部、建设部、国家经贸委、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联合发出《关于企业办幼儿园的若干意见》,2003年l月27日,教育部、国家计委、民政部、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及措施。2007年,针对幼儿园接送学生中出现的问题及事故凸显出的幼儿教育的相关问题尤其使安全方面的问题,教育部等部门先后发出《关于加强农村中小学生幼儿上下学乘车安全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2007年秋冬季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的预警通知》。由此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前教育政策在制定时对于相关的问题更加的敏感,也更加的具有针对性。
1989年9月11日国家教委发布的《幼儿园管理条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经国务院批准颁发的有关幼儿教育的行政法规,标志着我国幼儿教育向法制化建设的新的里程碑迈进。此后,1991年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出台,1993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颁布1994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出台,1995年3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颁布实施,2003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开始施行。上述的法律不同程度和不同层面地对我国的学前教育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充分的证明我国学前教育开始向法制化的方向迈进。
1980年10月巧日,卫生部、教育部颁发《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制度(草案)》,1985年12月7日卫生部印发《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制度》,1991年6月21日,国家教委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幼儿园安全工作的通知》,1991年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出台,1992年2月,国务院公布《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1994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出台,1994年12月l日,卫生部、国家教委颁发《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2001年国务院颁布《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一2010)》,2006年9月l日,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建设部等部门联合制定的《中小学幼安全管理办法》开始施行,2007年,针对幼儿园接送学生中出现的问题及事故凸显出的幼儿教育的相关问题尤其使安全方面的问题,教育部等部门先后发出《关于加强农村中小学生幼儿上下学乘车安全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2007年秋冬季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的预警通知》,进一步强调幼儿园教育的规范性,要求充分的保障幼儿的安全。上述政策的相继出台和公布实施充分的说明这一时期的学前教育政策相当的关注儿童的生存、保护及发展,尤其是把儿童的生命安全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自改革开放至今,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全国家庭教育“九五”计划》、《全国幼儿教育事业“九五”发展目标实施意见》、《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等明显带有对未来规划性质的政策和文件,相比于改革开放以前,发展规划性的政策明显的增多,学前教育政策对于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明显加强。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的学前教育政策,其始终强调以儿童的发展为本,对儿童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促进儿童的和谐发展;幼儿教育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应为幼儿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幼儿园应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的生活和活动环境,满足幼儿多方面发展的需要;幼儿园教育应尊重幼儿的人格、权力,尊重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与学习特点,保教并重,关注个别差异,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幼儿园的教育活动是教师以多种形式有目的、有计划的引导幼儿生动、活泼、主动活动的教育过程,教育活动目标应结合本班幼儿的发展水平、经验和需要来确定;
教育活动内容的选择应既适合幼儿的现有水平,又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既符合幼儿的现实需要,又有利于其长远发展,既贴近幼儿的生活和兴趣,又有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和视野;教育活动内容的组织应充分考虑幼儿的学习特点和认识规律,各领域要有机联系,相互渗透,注重综合性、趣味性、活动性,寓教育于生活、游戏之中;强调幼儿教师的培训和专业发展等。上述所有的这些规定和要求与当前世界学前教育的儿童发展整体观、儿童主体观、整合教育观、儿童生态观、可持续发展观及终身教育观等先进观念是相吻合的,也是与当今时代发展的民主性、生产性、终身性、个性性、多样性、开放性、国际性和创新性等特点相契合的。这充分的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始终是与世界和时代的脉搏同跳动的,中国的学前教育政策具有时代与世界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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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研究上,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是姜涛,其相关著作有:《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1)、《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以及发表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几篇文章“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中国近代人口史的综述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关于中国近代人口史的综述
社会史作为历史学的范畴,其涵盖的范围十分广大,其中包括对人口史的研究,学术界对社会史中关于中国近代人口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尤其近二十年来,经过史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和笔耕不辍的努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的研究已具备了一定基础性的认识,对于历史上中国近代人口的研究有一些零散的资料,但仍然缺少专题性的著作。国外作品方面,仅以何炳棣所著《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英文版)》较为全面。下面仅就查到的相关的国内重要论著加以整理介绍:
关于中国近代人口的著作很多,像东北经济区统治年鉴:我国历代人口之二――我国近代人口,金毓服的《东北通史》一书中也提及到了东北近代人口的现状问题,范立君主编的《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以及胡焕庸先生所著《中国人口地理(上下册)》(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86)等,还有关于流民的专著池子华所著《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流民,作为一个人口组成的一个部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作者在依据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了多年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中国近代流民的发生机制近代流民的流向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影响,通过对流民问题的透视,有助于读者全景式地了解中国近代社会。
人口史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此书三十余万字,不仅有中国二千多年以来人口数量变化及其原因和特点分析,而且还包括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对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现有人口资料的评价和运用等均作了论述。
在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研究上,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是姜涛,其相关著作有:《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1)、《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以及发表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几篇文章“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
其中,《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一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人口流变的历史进程,并从时间和地域等方面着重对清朝前中后三期、南北方人口的发展变化作了细致的描述,深挖每一次变动的具体成因,为今后我国人口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姜涛同志所著《中国近代人口史》,作为“中国社会史丛书”之一种,包含了清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人口增减、地域分布、人口流动态势、农村与城市人口的构成、统治阶级的人口政策等等,不失为一本系统且详尽的人口性著作,可以说揭启了近代人口历史的面纱。
此外,还有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和一些文献类“中国人口”丛书著作:《中国人口(辽宁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7.12)、《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8.10)、《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则政治经济出版社1989.4),其中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一书第一次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人口史进行了探讨。这是一部以中国近代人口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历史问题的学术专著。
对于社会史中人口史的研究除了以上提到过的著作外,还有一些文章论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东北近现代人口史的研究,如:胡焕庸的“东北地区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再探―兼评中国人口东北三省历史人口部分”、王晓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刘金福(吉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近代东北俄侨人口状况的历史考察”等,其中“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一文讲述了近代,特别是东北开始大规模开发后,东北人口的迅速增加。文中强调了大规模移民是近代东北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对于东北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人口组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相关的学位论文,如:论文集“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陈彩章所著.民国丛书:第三编第16册.上海:上海书店,1930)、浙江大学范立君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860-1931)”、吉林大学人口学硕士田步伟的学位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吉大刘新荣的博士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任启平,陈才“东北地区人地关系百年变迁研究一人口、城市与交通发展”等等。
其中,“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结合人口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从多个角度对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分析。探讨了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及变动趋势、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空间分布结构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本文对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期刊中包括人口史的文章主要有:姜涛的“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研究,1994,(03).)“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战略与管理,1994,(04).)、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初探”(学习与探索,1983年06期)、刘新荣的“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长白学刊2012年第1期2012总第163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吉林长春130012)、王国臣的“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学刊2006年第2期总第156期,延边人学经济管理学院,吉林延吉133002)、
徐德莉的“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学术论坛2010年第6期总第233期)、王晓峰的“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民浅析”(东北亚论坛,2000.4.)、高乐才的“近代中国东北移民历史动因探源”(东北师人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总第214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还有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总第120期王杉“九一八事变前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特点及影响”、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由茅家琦和池子华合作的“探索中国近代人口演进的历史轨迹―中国近代人口史简评”、胡焕庸的《中国人口之分布》其原载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现已收入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杆1983年版)、阴山学刊2006年12月第19卷第6期由高忠芳,侯德仁发表的(苏州人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021)“铁路发展与近代人口流动”、宫玉松的“略论中国近代农村人口迁移的特点和性质”(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山东财经学院社会科学部)等等。
以上期刊中的文章多侧重于对人口增加流动和移民问题的研究,例如“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人口增长和流动的问题。对人口流动迁移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从社会史的大的方面去更加深刻的研究东北史,同时也是对社会史的又一次认识。
纵观以上研究成果,不难看出,关于近代人口史的研究还处于待深化阶段,需要进一步拓展。著作和文章多侧重于社会学角度,而社会史方向的研究较薄弱,且多注重人口的增长、流动、迁移对社会的影响,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等方面。人口史学问题,作为社会历史学众多研究问题之一,以期在微观上对宏观研究进行一些细化的补充,期望在丰富中国近代人口史研究的基础上,也让人们在微观上更加深刻了解这一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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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政策的第一大特性是必须具有充足的提前量和科学的前瞻性。如何从世界其他国家人口政策中吸取经验教训,应对我国迫在眉睫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是笔者对《世界人口政策2007》进行评述的主旨所在。通过对《世界人口政策2007》所提供数据进行再统计与分析,笔者以为,当今世界人口生态及人口政策关注的三大问题依次为:人口增速减缓;老龄化加速;国际移民成为相关国家化解人口生态矛盾的一大重要对策。
关键词:人口生态;人口政策;国际移民
人口政策的第一大特性,是必须具有充足的提前量和科学的前瞻性。因为,每个人一旦出生,就有生存、成长的权利,这已经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理念。按照目前人口寿命预测,全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7.2岁,也就是说,新出生人口的生存期平均长达六七十年,当下人口政策及其影响下的出生率,对社会劳动生产力供给及社会结构的潜在影响,一般要大约20年后才会显现,并且在那之后还将延续数十年。因此,虽然中国目前仍为世界第一人口和劳动力大国,但众所周知,目前中国人口结构的不合理现象已经开始显现,如何从世界其他国家人口政策中吸取经验教训,应对我国迫在眉睫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是笔者对《世界人口政策2007》(World Population Polcies)进行评述的主旨所在。
《世界人口政策2007》于2008年春由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及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出版。该书以数字量化的方式,对近30年来全球总计195个国家的人口生态及相关政府的人口政策进行了分类统计,为我们了解世界人口生态与各国政府人口政策的动向,提供了难得的全面数据。该书以时间、类别形成两个纵横交错的坐标系,对世界各国政府的人口政策进行分类评价。其中,时间量度为四(1975、1985、1995、2007年);类别组合为六,依次对相关政府的政策取向进行分类评价(如表1)。通过对《世界人口政策2007》所提供数据进行再统计与分析,笔者以为,当今世界人口生态及人口政策关注的三大问题依次为:人口增速减缓;老龄化加速;国际移民成为相关国家化解人口生态矛盾的一大重要对策。
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令主战场欧洲生灵涂炭,人口损失惨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六十年代,出现了所谓人口出生率骤然高涨的“婴儿潮”,伴随着大规模经济复苏、世界重建中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多儿多女受到推崇。在中国,民间羡慕“多子多福”;在前苏联,养育多子女的女性被冠以“英雄母亲”的荣耀。反之,“家庭计划生育”在联合国机构中“几乎成了一句骂人的话”。充裕的人力资源被视为国力强盛的标志之一。
然而,进入上世纪70年代之后,全球人口增长趋势明显分化。在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仍然保持其强劲的增长势头,反之,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婴儿潮”却在人们尚未知晓其影响力时就开始减退。70年代中期,全世界人口平均总和生育率是4.47,其中较发达地区是2.13,最不发达国家则高达6.61。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在生育率上拉开了距离。
进入80年代后,人口基数的高速攀升与经济的有限增长,尤其自然资源的过量消耗与不可再生的矛盾,使众多国家政府感到了发展的沉重压力。面对人口生态与环境危机,越来越多政府认识到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大约到了9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已经达成基本共识:现在已经不是要不要推行计划生育,而是如何让全球育龄人口都能够享受全面、安全、方便的计划生育服务。全世界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开始相对减缓。
在发展中国家,总人口从1970—1975年年均增长24‰下降到2000-2005年的14‰,降幅可谓不低,但即便如此,2007年时仍然有半数以上发展中国家政府认为本国人口增长太快,需要进一步加以控制。在当今世界最不发达的50个国家中,1986年时,大约有半数国家政府认为本国人口增长过快,到了2007年,同一比例上升到78%。在非洲,1976年时,仅有35%的国家政府认为本国人口增长过快,但到2007年,该比例上升到66%。在亚洲,人口出生率在过去30年明显下降,但仍然有45%的亚洲国家政府认为本国人口增长过快,必须控制。2007年,47%的发展中国家和70%的最不发达国家实施了降低人口出生率的干预政策,其中以非洲增加比例最快。1976年,25%的非洲国家实施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政策,该比例1986年上升到39%,1996年60%,2007年再上升到64%。反之,未采取任何干预人口增长措施的非洲国家比例,则从1976年的60%下降到2007年的21%。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都认识到,必须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才有可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为全体人民提供体面工作和基本社会服务的目标。
然而,几乎与此同时,众多发达国家却出现了与发展中国家相反的人口政策走向。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联合国界定为发达国家的49个国家中,认为需要采取措施以提高本国人口出生率的国家比例从1986年的18%猛增到2007年的45%。在22个认为人口增长过慢的国家中,21个是欧洲国家。2000到2005年,全世界已有19个国家人口出现负增长。
拉美与加勒比地区是另一个因人口增长下降过快而引起政府改变人口政策的地区。在该地区国家中,古巴人口增长率从1975年的16‰锐减到2007年的0,同期墨西哥人口增长率从31‰下降到11‰,巴西从24‰下降到13‰,巴拿马从27‰下降到16‰。因此,该地区对于本国人口出生率基本满意的国家政府比例从1976年的37%上升到2007年的73%;认为出生率太高的国家政府比例则从48%下降到24%,61%的国家政府的人口政策以“不干预”为基本原则。
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的差距拉大,世界人口地区性失衡现象明显。根据联合国2007年公布的数据,1950年欠发达地区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67.9%,1975年增加到74.3%,2007年又增加到81.7%,其中最不发达地区人口比例从7.9%上升到12.1%。反之,同期发达地区人口则从32.1%下降到18.3%。而且,按照人口中等增长率的预测,到2050年,欠发达地区人口所占比例将进一步上升到占全球总人口的86.5%,其中最不发达地区人口比例上升到19.0%,而较发达地区人口比例则再度下降到13.5%。
虽然科技的发展已经使人口总量在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竞争中的作用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口已经成为一种经济负担。但是,当欠发达地区人口在全球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80%而成为压倒多数时,如此态势对世界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格局已经并且还将进一步产生的重大影响,决不能低估。
尽管不同国家人口增长率不同,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人口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全世界人口普遍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渡,其结果是全世界人口年龄构成明显提高。近一二十年来,所有发达国家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国家,都面对前所未有的老龄化浪潮,这是全球各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大挑战。
国际人口学界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或人口中位年龄达到30岁,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老龄化社会;如果65岁以上人口比例在总人口中达到14%,即为老龄型社会;而如果65岁以上人口达到20%以上,即为超老龄型社会。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成为老龄社会。1980年发达国家65岁以上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就已经达到11.6%,2000年上升到14.3%,2020年将再度上升到19%。从人口角度反映人口与经济发展基本关系的另一重要数据是“抚养比”,或曰“负担系数”。在“抚养比”中,又分“儿童抚养比”及“老年抚养比”,前者一般以15年为限,其后即从被抚养者进入抚养者。但“老年抚养比”则不然,随着发达国家人口预期年龄不断延长,“老年抚养比”也不断上升。在欧洲,目前每100名劳动人口需抚养36名老年人口,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增加到每100名劳动力人口需要抚养52名老年人口。而且,如果再加上未成年被抚养人口,总抚养比将高达1.1,即非劳动人口将超过劳动人口的总和,到2050年,将会出现每2名老人面对1名未成年人的情况。
相应地,在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低下的发展中国家,老龄化趋势也开始出现。2005年,发展中国家60岁以上人口已达8.1%,预计2050年将增加到20.1%。由于未富先老,在一定意义上,发展中国家政府所面对的老龄化问题,将更为严峻。《世界人口政策2007》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时,高达81%的发达国家将老龄化列为国家人口政策“非常关注”的重点;在发展中国家,同一比例也高达45%,其中,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该比例则高达70%。
为减轻老龄化带来的巨大社会经济压力,欧洲、日本等国在国内主要采取三方面的对策。其一,增加劳动力队伍总量,具体包括鼓励更多女性参加工作,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不提倡甚至不允许提早退休;其二,减缓社会福利系统压力,具体包括建立更全面的强制性参保制度,提高享受社会福利的门槛,收紧保障范围;其三,鼓励本国国民多生育子女,具体包括提高对婴幼儿的补贴标准,使年轻的父母们能够将养育子女与维持或提高生活水准相互结合。在2002年至2006年期间,全世界共有41个国家提高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在发达国家中,60%的国家将男性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以上,40%的国家也将女性能够享受老龄人口福利的年龄标准提高到65岁以上。俄罗斯、法国、德国等也都采取了提高婴幼儿补助金等刺激生育的措施。然而,相关调查显示,以上对策迄今为止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在发达国家,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不仅没有明显提高,还出现了相当一部分的不婚族和不育族。而任何试图减少老年人社会福利的政策。都会激起公众的强烈不满甚至公开抗议,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也得不到老年人的认可。在欧洲,半数以上男性仍然希望在61岁之前退休,半数以上女性希望在60岁之前退休。在美国,半数以上接受调查的男性和女性都选择在62岁以前退休。
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从1975年的7%上升到2007年的11%,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中等增长率估计,中国到2050年时,60岁以上老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31%,届时也将出现每2名60岁以上老人面对1名未成年人的状况。”中国如何从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人口政策中吸取经验教训,已为当务之急。
由于人口增减具有自身强大的惯性,政府采取鼓励或限制人口出生率的政策,可以对人口的未来增长施加影响,却绝对无法应对当下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为应对国内劳动力短缺而不得不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通过不同方式接纳国际移民。二次大战结束初期,由于经济复苏对于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西欧国家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实施过从南欧、北非及西亚的土耳其引入大量“客工”(guest workers)的政策。但是,自战后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爆发后,西欧各国应对经济衰退采取的紧急措施之一,就是不仅立刻关上了引入移民的大门,而且采取种种措施将业已进入本国的外来移民“礼送”回国。进入后冷战时期,随着前苏东集团解体,中国改革开放,原先严格限制人口外迁的国家打开了人口流动的大门,西方国家更是建立起了极为严格、繁琐的审核接纳移民的新体系。回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学术界关于国际移民的大量著述,基本观点普遍认为:面对当代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滚滚移民潮,发达国家控制国际移民的政策势必步步趋紧。
然而,《世界人口政策2007》所提供的进入21世纪之后的相关数据,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与上世纪末专家预测不一样的图景。事实是,近十多年来,希望减少国际移民的国家政府比例从1996年的40%下降到2007年的22%,降幅近一半;反之,希望增加移民接纳的国家比例则从4%增加到6%,虽然绝对比例仍然很低,但就相对比例而言,却增加了50%;尤其是希望维持现有移民规模及不对移民进行特别干预的国家政府比例从55%上升到72%(见图1)。
应当说,过去十多年间,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对国际移民流动是不利的。美国“9·11事件”后反移民势力增强,法国、英国先后发生与移民相关的动乱事件,亦形成对外来移民有增无减的巨大政治压力;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巨大差别,则促成发达国家资本源源流向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纷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再加上发达国家资本实施的各种各样的劳务外包方式,实际上已经将大量就业机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倘若仅限于此,发达国家国际移民政策从拒绝向接纳的转向,是得不到解释的。换言之,笔者以为,近数十年来世界人口生态变化所产生的深层影响,及其对于人口流动形成的潜在的、持久的推动力,才是国际移民政策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笔者根据《世界人口政策2007》提供的数据,对当今世界主要移民输出国的基本情况做了一个统计。根据该资料集给出的数据,目前全世界明确制定了支持本国人民对外迁移政策的国家共有13个,其中亚洲国家有10个,即孟加拉、印尼、约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泰国、越南、也门、乌兹别克斯坦;另3个国家为:拉美的洪都拉斯、北非的突尼斯、西太平洋岛国图瓦卢。该资料集同时还标明,另一个非洲国家埃及政府也希望增加本国移民外出,但尚未采取有效政策推动人口外移。另外,据笔者多年搜集的资料,在以上14国之外的印度、菲律宾和墨西哥,是当今世界的三个移民输出大国。在该资料集中,印度政府和菲律宾政府对目前本国人口输出情況基本满意,其基本政策以维持现状为要;墨西哥政府则认为人口外迁太多,希望减少移民外迁。笔者以为,无论这三个国家的政策取向如何,作为当今世界重要的移民输出国,与其他移民输出国存在若干共性,因此将这17个国家的人口构成及移民情況一并制成表2,以便分析。
表2的17个国家中,图瓦卢的情况较为特殊。图瓦卢陆地面积仅26平方公里,总人口仅1.1万,是一个由一些小珊瑚岛群组成的小国。近二三十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该国可居住面积越来越小,有报道甚至认为,受害于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图瓦卢的岛屿可能于50年内被海水完全淹没,该国将可能成为第一个必须举国迁移的国家。近年来该国政府一直与邻近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商谈人口迁居之事。图瓦卢鼓励人口外迁的政策背景与其他16国有明显不同。
从人口构成的角度看,上表除图瓦卢之外16个国家的共同特点是人口增长率普遍较高,其中约旦和也门的年增长率高达3%,数倍于当今全世界年均1,2%的增长率。其次,以上16国总人口构成也相当年轻,尤其是15岁以下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除泰国、斯里兰卡分别为21%和23%,其余14国都在28%以上,高于或相当于全世界同一年龄组28%的平均水平,最高如也门达到45%。反之,60岁以上老龄人口除泰国与斯里兰卡为两位数之外,其余均为个-位数,低于全世界同一年龄组平均10.3%的水平,尤其是也门、约旦、巴基斯坦、尼泊尔、洪都拉斯、菲律宾等国60岁以上年龄组人口仅为总人口的4-6%。庞大的年轻劳动力人口构成,是这些国家鼓励本国人口加入国际劳动力市场竞争的重要基础。这些国家移民政策的一大共同点,是支持本国劳动力到国际劳动力市场上去竞争。因为,如此既能减轻本国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又能通过移民的劳务汇款增加本国的外汇收入。作为鼓励本国劳动力向外流动之基本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菲律宾、泰国和越南政府都设立了主管本国劳动力人口向外迁移的部门,通过与移民接纳国签订双边条约等措施,保护移民工人的权利。如果将上述鼓励移民输出国的人口构成,与当今主要移民接纳国和明确表示将在未来增加移民接纳国的人口构成进行比较,两者之间的人口基础差异更为明显。
除了当今人们所熟知的移民接纳大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之外,根据《世界人口政策2007》提供的国别资料,芬兰、德国、以色列、韩国、俄罗斯、新加坡和苏里南等7国也制定并实施增加吸引外来移民的国策。虽然美国宣布的移民政策是维持目前的移民接纳水平,但因为美国乃当今最大移民接纳国。维持现有水平意味着维持最大接纳国的水平,因此本文也将其列为移民接纳国一并分析(见表3)。
以上罗列的11个移民接纳国中,苏里南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苏里南矿产资源丰富,近年来又在近海发现了预计含量约3亿桶的海底油田,石油工业伴随着国际油价飚升而迅速发展。2007年,苏里南国家石油公司的年产量、营业额及上交利税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苏里南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新时期,2001年苏里南人均GDPl447美元,2006年即猛升至4150美元,五年增长286%。吸引投资移民和劳动力移民,于是成为苏里南促进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国策。”苏里南的情况与海湾石油国家的情况相似,而与人口构成的关系较不明显,是其中唯一的例外。
如果将除苏里南以外的10个移民接纳国的人口构成,与主要移民输出国进行比较,移民接纳国人口构成主要特点正好与表1所罗列的移民输出国的情况相反。其一,在10个移民接纳国中,除已经实施长期接纳移民政策的美国、澳大利亚、以色列、加拿大、新西兰之外,新加入移民接纳行列的都是人口增长率相当低的国家,其中芬兰、韩国2007年增长率仅0.3%,而德国和俄罗斯则更是处于人口负增长状态。其二,这些国家的老龄人口构成都远远高于全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德国高达25%,芬兰高达23%。反之,15岁以下年龄组比例除以色列之外,全都低于目前全世界28%的平均水平,最低如俄罗斯仅为15%。
鉴于人口构成无法在短期内实现逆转的生态环境,面临人口减少困境的国家只能从接纳国际移民得到弥补。目前发达国家接纳国际移民的总体趋势是:希望维持一定移民水准的政府数量明显增加,而希望减少国际移民的国家数目则明显下降。1996年时60%的发达国家制定了减少移民的政策,到2007年时同一比例只剩下8%。换言之,2007年时只有丹麦、爱沙尼亚、法国与荷兰4个发达国家要求减少移民入境总量,但其中的丹麦、法国与荷兰,国,在减少总量的同时则执行增加接纳高技术移民工人数量的政策。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俄罗斯等5个发达国家则希望增加接纳移民的总量。
总之,发展中国家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发达国家或曰高收入国家已经缩减的劳动力人口以及迅速壮大的老年人口,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双方在人口构成上可以互补的人口生态基础。因此,尽管所有国家政府都对本国有限的资源小心翼翼,所有国家政府都对本国地域疆界寸土必争,而且,所有国家政府都意识到人口跨境流动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潜在矛盾乃至冲突难以消弭,但是,人口生态失衡的根本性原因,却促使当今世界移民输出国与接纳国政府之间,在移民跨国流出与接纳的问题上,达到了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最高水平的相互吻合。
如果说,移民输出国政府曾经有过关于促进人口外迁可能造成人才流失的担心,移民接纳国政府有过关于接纳移民造成资源紧张、文化冲突的担心,那么,时至今日,面对最根本的人口生态问题,以上担心都不得不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目前大多数国家的共识是:眼下国际移民政策的当务之急,不是一味严加限制,而是如何加强对国际移民的有效管理,实现共赢。
世界人口政策的以上动向,对于具有庞大人口规模的中国而言,具有值得深思的重要意义。在未来半个世纪内,全球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持续老化,已成定势。目前为应对劳动力人口短缺困境的发达国家,是通过引入发展中国家移民以弥补本国劳动力之不足,从而间接担负起在经济上支持、在生活上照顾老龄人口群体的职责。但是,当发展中国家自身也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又该如何应对如此社会需求?这无疑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从现在起就必须未雨绸缪的重要问题。《世界人口政策2007》的大量数据,无疑对中国人口政策的适时调整给出了重要的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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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金是企业为本单位职工提供的养老金,是养老保险体系中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福利工具。我国对其具有较强的现实需求,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目前企业年金发展十分缓慢,其原因主要是缺少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致使企业举办企业年金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企业年金税收政策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分析美国及OECD国家储蓄养老保险的经验,提出中国企业年金发展的改革措施。
关键词:企业年金;税收优惠;养老保险
联合国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和地区进入老龄化的标准。中国自2000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以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比例的数据为参考,此指标从2002年的7.3%上涨至2012年的9.4%。根据民政部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
老龄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主要由于这个原因导致的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是值得庆幸的事。但是中国的老龄化并不是完全由这个原因引起的,还存在其他原因,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生育率降低,导致老龄化,所以中国比其他国家提前进入老龄化。当欧美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 000美元以上,而2000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仅为3 000美元,导致“未富先老”。所以使得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更难解决。
老龄化问题是将来几十年我们都要面临的最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如何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经济基础是重要保障。所以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尤为重要。
在养老保险制度中,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本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具有强制性。中国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纳工资总额的8%,企业缴纳工资总额的20%,总数为28%,在全世界排名第五位,但是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大幅度降低。根据新京报报道,中国企业员工养老金替代率1999年为70%,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7 147元,月均3 096元。而2010年全国企业养老金月平均水平仅为1 300元。据此计算出的2010年全国企业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仅为42%。远低于国际警戒线55%。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采取双轨制的养老制度,而且老龄化程度提高。根据《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3》报告称,2012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缺口为5 602亿,比2011年扩大约240亿,国家财政压力大。
第二层次是企业年金,企业年金是一种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它与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储蓄计划共同构成社会三大养老支柱。企业年金的建立将有利于保障和提高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水平,同时也可以帮助企业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结果: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商业保险三者的比例为4∶4∶2为比较科学的比例。
中国企业年金起步较晚,2000 年《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正式提出“企业年金”的概念,2004年《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确立了中国企业年金制度的基本框架,提供了政策依据。人保部统计,截至2013年3月末,全国共有5.75万户企业、1 933.53万人参与企业年金,积累基金规模5 113.75亿元。但相比中国现有的2 000万家企业的数量来说,所占比例不足0.3%,规模非常小。而成熟市场国家60%以上的企业都设计了企业年金计划。其中美国企业年金对劳动力的覆盖率达到57%,英国达到60%,德国达到65%,法国达到80%。企业年金的覆盖面一直非常有限,税收优惠激励不足和针对中小企业而设计的计划发展滞后,是导致企业年金发展过慢的两个重要原因。
根据相关规定,企业年金由企业和员工共同承担,单位缴费一般不超过上年度工资总额的十二分之一(相当于工资总额的8.33%);单位和职工合计缴费一般不超过上年度工资总额的六分之一(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6.7%)。中国关于企业年金的最新优惠政策规定,企事业单位在为全体职工缴付的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单位缴费部分,在计入个人账户时,个人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个人根据规定缴付的年金个人缴费部分,在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4%标准内的部分,从个人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在个人达到退休年龄时,将对个人实际领取的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征收个人所得税。《通知》规定,按月领取的年金,将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适用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按年或按季领取的年金,将平均分摊计入各月,每月领取额全额按照相应税率计征所得税。此外,在超过《通知》规定标准缴付的年金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部分,应并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所得,依法计征个人所得税。
(一)美国养老储蓄政策
美国的养老储蓄政策主要包括三种:401(K)计划,如果雇主没有提供这一计划,雇员可以参加个人退休账户(IRA)以及为自雇人士(如独资、个体户)提供的基奥账户(Keogh Accounts)。三种类型的账户针对的对象不同,但是税收优惠政策基本相同。以401(K)计划为例介绍美国的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
401(K)计划中,允许雇员将一定比例的工资薪金存入账户,缴款只要不超过限额是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雇主也按照一定比例为职工缴存养老金。养老金的投资收益是免税的。提款有一定时间限制,59.5岁之前不允许提款,但是如果发生死亡、永久伤残、大于年收入7.5%的医疗费用、55岁离职或下岗或提前推行等特殊情况可以提前提款,70.5岁必须提款,否则罚款,允许以养老金账户抵押贷款或贫困提款。 (二)OECD国家储蓄养老保险的政策
在OECD国家,养老保险主要包括强制性养老保险和自愿养老保险,强制性保险类似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自愿性养老保险类似中国的企业年金。我们主要比较自愿养老保险。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分析可知,英国的雇主养老金覆盖率最高,为 49.1%,其次分别为比利时(38.5%)、加拿大(33.9%)、美国(32.8%)、德国(32.2%)、爱尔兰(28.6%)。 在另一些国家,自愿性雇主养老金的覆盖率则非常低,如希腊(0.2%)、土耳其 (0.5% )、 波 兰 (1.2% )、 墨 西 哥 (1.5% )、 卢 森 堡(3.4%)。这些国家自愿性养老保险覆盖率低主要是因为强制养老保险过于慷慨,对自愿性养老保险的依赖性。
根据中国企业年金的设计,中国企业年金的金的目标替代率为 20%左右,但是实际情况不容乐观,根据徐颖和张春雷基于随机波动模型,估算了企业年金的替代率,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制度下,女性职工的替代率仅为 10%左右;男职工的替代率为 15%。根据相关资料分析,OECD国家中,自愿性养老保险替代率最高的是爱尔兰:37.6%;英国:36.7%,加拿大:30.8%。德国16.9%、比利时:15.6%、新西兰:14.6%、挪威:12%、捷克:11.3%。
OECD 成员国的自愿性养老保险的税收政策虽各有不同,但大多数是以EET模式(在补充养老保险业务购买阶段、资金运用阶段免税,在养老金领取阶段征税的一种企业年金税收模式)为主。通过延期纳税调动雇员与雇主的积极性,吸引劳动者尽早为其退休后的生活进行储蓄。
企业年金是基本养老保险的一个重要补充,尤其是在中国老龄化进一步加剧的阶段,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逐渐降低,养老金的缺口越来越大,增加国家的财政压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些学者提出延长退休年龄以缓解养老金的支付压力。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延缓退休年龄虽然在许多国家已经实施,但是我们是老龄化和就业压力大同时并存的国家,延缓退休年龄势必会是就业形势雪上加霜,所以解决这一问题要从多角度出发,首先延缓退休年龄要选择适当的契机,在对就业不会造成很大压力的情况下稳步推行,循序渐进。其次要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大力发展企业年金,中国企业年金的规模还非常小,覆盖面不到3%,替代率不高,低于20%。中国2014年刚刚推行了企业年金的税收政策,但是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不够完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企业年金的发展主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提高覆盖率
目前中国企业年金的覆盖面很窄,在参与企业年金的企业中所占的比例不到3%。覆盖率是衡量企业年金发展的重要指标,只有覆盖率达到一定程度,企业年金才具有一定意义。目前中国的企业年金覆盖率低,只是少数人的一项福利。随着中国双轨制养老金制度的并轨改革,机关事业单位也可以建立只有养老金计划,在事业单位建立企业年金,可以弥补并轨后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降低的损失。
(二)加大税收优惠力度
2014年中国刚刚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规定,个人缴费部分低于工资薪金4%的部分可以税前扣除。虽然税收优惠力度有所加强,但是和美国、OECD国家的税收优惠力度比起来还是不够大。所以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规定免税限额,不采用免税比率的形式,这样会导致高收入免税金额大,低收入免税金额小。采用限额的形式,例如,2014年个人缴费部分限额是1 000元/月。之后根据通货膨胀的水平,进行调整,对于年龄达到一定水平,例如50岁,可以追加缴款限额。规定企业年金的提款时间。在不能取款的时间内,如果出现意外情况,例如死亡、永久伤残、大于年收入7.5%的医疗费用、提前退休等可以提款,可以以企业年金抵押贷款。加大税收优惠的力度,有利于增加参加企业年金的积极性,进而提高企业年金的替代率。
(三)发展完善的资本市场
企业年金的投资回报率的高低也是影响居民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完善,投资工具相对较小,企业年金的投资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发展完善的资本市场,为企业年金及各种养老金提供适宜的市场环境,放款企业年金的投资范围,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健全监管体制,逐步提高企业年金的投资回报率,从而提高职工参与企业年金计划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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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财政政策的运用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由于其更多的是瞄准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的问题,偏重于结构的调整,因此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是深远的;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中国财政政策评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在分析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基本走势的基础上,就我国政府应对经济下滑实施的一系列财政政策进行政策回顾及实践效应分析。
【关键词】财政政策;政府投资;税收政策
【论文正文】
应对金融危机的中国财政政策评析
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市场疲软、外需不振,中国的经济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的出口承受巨大压力,加上投资萎缩,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中国经济在经过7 年加速上涨后,增长势头在2008 年发生逆转。为此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目前这些政策措施效果已开始显现,部分地区和行业经济出现企稳回升迹象。
1.消费增长速度趋弱化
以2008 年1 至10 月为例,虽然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2%,但是CPI 涨幅就达到6.7%,扣除价格因素,消费实际增长并不快。以重庆市为例,1 至10 月居民食品类消费价格上涨46.1%,需求弹性小的粮油类和肉禽蛋类上涨高达57.3%、60.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4.5%,表面上看消费形式喜人,扣除价格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6%。物价上涨较高直接影响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即期消费和生活质量。作为居民生活首选必需品,食品支出日益增加,多数家庭无奈之下只能缩压其他消费品开支。即便如此,部分地区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仍趋弱化。
2.投资增长存在不确定因素
2008 年期间,总体而言既有刺激投资增长的因素,这与地方新一届政府开始工作以及灾后重建等相联系,也有抑制投资增长的因素,主要与房市股市变化和城市建设规模、速度等相联系。此外,资源环境工作以及对新开工项目的管理,对投资也会形成一定的约束。
3.出口增量明显回落
2008 年前三个季度,我国出口10741 亿美元,增长22.3%,比07 年同期回落4.8%。对美国的出口比07 年同期回落4.6%。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装和玩具前三季度出口分别比07 年同期回落21.2%和6.3%。08 年前8 个月,我国家电业累计出口250 亿美元,增幅比07 年同期回落10.7%,其他行业的情形也不容乐观。
面对经济下滑,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有效,它可以起到直接拉动经济的作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支出,扩大消费;二是通过减税刺激消费,扩大生产。
(一)财政支出与投资政策
1.“三农”支出
中央财政加大对农民的补贴,支持农业生产,加快推进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推动农村改革与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农村人民的生活。用于“三农”支出和民生支出安排分别达到7161.4亿元和7284.63 亿元。
2.保障性住房和灾后恢复重建投资
在国务院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中,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位列之首。在2008 年末增加安排保障性住房、灾后恢复重建等中央政府公共投资1040 亿元的基础上,2009 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安排9080 亿元,增加4875 亿元。2008 年和2009 年两年,中央财政共投入375 亿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相当于过去10 年总投资的5 倍。理论上,以定金式或基金式启动的、由中央财政投资带动的项目,能够撬动6 至10 倍的资金,那么未来三年,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社会资本在该领域的投资总额将可能达到9000 亿元。如果再考虑其对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带动,平均每年3000 亿元的投资额还可能会翻一番,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3.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国务院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中提出了“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部和铁道部表示将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实现投资总额8.5 万亿。比照“十五”期间,交通基建平均每年对GDP 的贡献达到了2%。这一轮的交通基建投资的贡献率也应该会与上一轮相当。铁道部估计,仅2009 年计划的6000 亿元铁路投资,可创造600 万个就业岗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将达1.5%。
4.地方和民间投资
在中央投资项目的带动下,1 到2 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上升势头。但地方和民间投资还没出现大规模复苏迹象。1到2 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6.5%,相对去年末上升0.4 个百分点。考虑投资品价格的大幅下降,实际增速大幅上升至30.3%。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4486 亿元,增长35.6%,增速较去年全年加快12.8%,是自2004 年5 月份以来的最快增长速度;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之外的内资企业,在1 到2月份的投资总额为4577 亿元,累计同比增长26.2%,增速较去年全年增速放慢6 个百分点,该类投资增速已经连续五个月放缓,创出历史新低。民间投资尚未被积极拉动,依然处于低迷状态。但在中央项目投资的带动下,后期地方项目的投资会逐渐跟上,使得后期总的投资增长形势比较可观。
(二)税收和减费政策
1.增值税转型
推进税费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我国从2009 年1 月1日起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据测算这项措施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200 亿元,减轻企业税负约1233 亿元,共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 亿元。增值税转型有利于释放生产力,促进鼓励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率,但其实施效果往往有滞后性。作为制度性改革,其实施效果的显现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出口退税政策
调整完善出口退税政策,能鼓励外贸发展,促进外贸出口保持稳定增长。在2008 年下半年两次调高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我国自2008 年12 月1 日起,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受影响较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此次出口退税率调整有利于缓解外贸企业资金链紧张,并有望进一步减轻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压力。此次部分产品出口关税税率的调低有利于降低原材料企业的出口成本,提高相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减轻库存积压。
3.自主创新和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下一步将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同时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支持服务业发展。中国还将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
4.减费政策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决定自2009 年1 月1 日起,在全国统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此举将为企业和社会减轻负担约190 亿元,连同自2008 年9 月1 日起停征的集贸市场管理费和个体工商户管理费约170 亿元,合计2008 年以来国家采取的减费措施可直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约360亿元。此次强有力的减费措施,可进一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发挥与减税政策相同的扩张效应,促进企业增加投资和居民消费。
虽然财政政策的运用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由于其更多的是瞄准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的问题,偏重于结构的调整,因此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是深远的。
1.有效拉动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所占的比重是比较低的,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国国民收入不均造成的,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整体消费更是呈现不足。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可以使国民收入向普通劳动者倾斜,同时配合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社会保障的覆盖,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有效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2.有助于中小企业走出困境
08 年上半年,全国有近7 万家中小企业倒闭。倒闭的中小企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随着出口退税率的降低及信贷控制的放宽,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缓解。
3.带动地方经济积极响应
中央财政投入基础建设和民生工程带动了地方经济的积极响应,如北京市政府今后两年将投资1200 亿至1500 亿,用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城市路网、保障性住房等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可带动社会投资1 万亿元;广东省政府以重大项目带动社会投资,5 年内计划投资2.3 万亿元;江苏省政府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实施总额2200亿元的政府主导性项目。
4.有利于社会公平
政府财政支出对分配可以起到很大的调节作用,一方面通过对政府支出的公共保障功能的强化;另一方面通过完善补助政策,关注低收入者群体。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5.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
在深度调节产业结构方面,财政政策有着其他政策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其能对产业结构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调节,如利用税收政策来鼓励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扶持“三农”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支持新农村建设等。
6.降低对外依存度
受国际经济环境制约,我国政府通过降低关税和降低出口退税税率,并且进一步完善企业税负负担,通过税收政策来引导企业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符合国内消费需求的产行业中,从而减轻了国际收支对国内经济增长、流动性膨胀等的压力。
四、结束语
全球金融背景下,我国政府对未来进行了积极的预期,重拳出击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这些政策的实施效应还未完全显现。但是,无疑这些举措对我国经济颓势的扭转,远期增长方式的转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此外,我国的财政处于转轨阶段,由原来的投资性财政向公共财政、服务财政转移。所以,财政刺激方案取向也是财政改革的实践取向。相信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可以有效地减少世界经济下滑带给我国的冲击,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是我国政府运用政策应对危机能力的一次有益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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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有的稀土政策呈现出系统性、多保障的特点,不断演变的稀土政策其实主要针对来自中国的政策变化以降低供给风险。进而,日本稀土政策演变反过来又对我国稀土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对调整相关政策及促进国内稀土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日本稀土政策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日本稀土政策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全文如下:
【摘要】日本稀土政策具有向多元化供给保障的演变趋势,且其对于稀土政策渐进式调整与补充的主要动因在于中国稀土政策的转变。日本稀土政策演变对我国调整相关政策及促进国内稀土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国应充分考虑未来稀土资源短缺对国内高技术产业发展带来的制约作用。同时,稀土政策应该在整体发展规划框架下有计划地制定实施,以稀土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国家战略利益为根本,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国际形势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与保障措施,进而反制日本相关资源政策。
【关键词】日本; 稀土政策; 长期储备; 多元化; 替代材料。
稀土作为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已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我国现阶段以近23%的稀土资源供给迎合世界90%的市场需求,[1]但同时面临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稀土定价权缺失、应用技术落后等一系列问题。近年来,我国以促进稀土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为目的的出口配额制度遭到了美、日、欧等国家( 地区) 的强烈反对; 同时,WTO 争端解决机构已受理上述国家起诉我国稀土出口政策违规的案件,并成立了专家组。值得关注的是,日本作为世界上主要稀土消费国之一,其本身稀土资源匮乏,消费需求主要依靠进口加以满足。进一步而言,日本的稀土进口绝大部分来自于中国的出口,对中国稀土存在较高的进口依赖。为何日本对于我国稀土出口限制政策会表示如此反对,这是否是日本针对我国稀土政策转变采取的唯一应对措施? 为何日本在如今全球稀土市场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且其国内稀土应用产业并未因中国稀土出口限制政策陷入困境? 我国又可从日本稀土政策中得到何种启示? 我们认为上述问题可以在对日本有关稀土政策演变进行梳理后得以回答。
关于日本稀土政策研究,国内学者通过对比不同国家政策的方式逐渐展开,其中以中、日两国对比为主。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资源储备、资源开采、技术研发等多个方面。具体而言,陶春( 2011) [2]提到了日本官方与民间结合的储备制度及其所涉及的管理机构,阐述了日本在加强资源外交以确保稀土供给方面所做的一系列活动,并强调了在海底资源开发、资源回收利用、替代材料研究等诸多方面的目标。
孙章伟( 2011) [3]进一步延伸了日本在稀土管理制度方面的内容,指出日本在近年来一些有关稀土管理代表性的规划方案,其中考虑到了来自中国“稀土新政”带来的风险。雨佳( 2012) [4]则注意到了日本“脱稀土”产品研发的新进展,认为“脱稀土”产品的研发拓宽了日本降低“稀土进口对华依赖”的渠道。
此外,国外相关研究主要源自政府部门的研究报告,同样也是通过日本与中国、美国等的稀土政策联系加以阐述。Hurst( 2010) [5]指出,日本在2008 年中国开始逐渐限制稀土出口且稀土价格处于较低水平前,就已建立足以消费20 年之久的稀土储备体系; 同时,日本在维护并加强现有稀土供应国的关系外,还在积极寻求其他新的国家为之提供稳定的稀土供应。美国能源部( 2011) [6]在一份名为“Critical MaterialsStrategy”的报告中总结了日本为达到获得稳定稀有材料供给目的所实施的各方面政策,其中包括为矿产的跨国勘探提供资金支持、为高风险的矿产项目提供担保贷款、建立储备体系以及研发替代材料等。Morrison 和Tang( 2012) [7]则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中日之间的稀土供应博弈,内容包括日本将通过在中国设厂、技术合作等途径确保中国对其稀土的稳定出口。
然而,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 第一,研究仅对日本稀土政策进行分类阐述,并未提出整体政策演变的趋势及其变化的原因; 第二,除对政策实施的内容进行介绍外,缺乏涉及政策实施后所产生的政策效果研究。因此,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首先,梳理日本稀土政策的演变内容及趋势,并在中国稀土政策转变的背景下对演变的原因加以解释说明; 其次,根据日本现阶段稀土产业发展现状,汇总政策实施效果; 最后,依据日本稀土政策的演变特征及所取得的现实效果,提出其对中国今后调整相关政策及促进稀土产业发展方面的启示。
( 一) 建立长期储备。
由于日本国内稀土资源极为贫乏,资源储备成为其保障长期资源供给的首要措施。目前,日本资源储备可分为石油、液化石油气和稀有金属三大储备,其中稀有金属储备包括稀土在内的10 种必须储备的稀有金属。[8]而日本对于稀土的储备并非在储备制度建立之初就已涉及,而是随着稀土资源国内需求与国外供给的矛盾日益凸显而被纳入到储备体系当中的。日本资源储备分为国家储备和民间储备两个层次,且日本对于矿产资源的民间储备体系的建立要早于国家储备体系。早在1974 年,日本通产省就已出台相关政策,选定部分有条件储备的矿产资源作为战略资源进行储备。在随后的1976 年,日本通过设立“特殊金属储备协会”这一社团法人,采取“政府出资、民间管理”的形式进行矿产资源的民间储备。直到1983 年,随《国家稀有金属储备制度总规划》的发布,日本国内开始矿产资源的国家储备。
首批列入国家储备的矿产包括镍、铬、钨、钴、钼、锰、钒7 种,现主要由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资源机构( JOGMEC) 负责。JOGMEC 的主要职责在于,通过经济产业省授权对为获得稳定自然资源供给而在全球开展的相关项目投资,其是日本国内进行海外矿产投资、国内矿产储备的重要机构。[9]需要注意的是,如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从占领市场逐渐向矿石能源资源等方面转移。[10]近年来,中国对于稀土出口呈现出逐渐加强管控的态势,使日本国内稀土供给的稳定性存在挑战。
为了降低国内稀土资源长期供给风险,日本政府在2006 年发布《国家能源资源战略新规划》,将稀土、铂、铟3 种稀有金属列入储备对象,即将稀有金属储备种类扩展至10 种。至此,稀土被正式列入储备体系中。日本对于稀土储备起步较晚的原因在于,来自中国的稀土供给风险在2000 年以后日益凸显,加之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使其不得不关注稀土长期供给的风险。同时,建立矿产储备是日本对于稀土较为初期的管理政策,并将长期作为其稀土政策的重要内容。
( 二) 降低资源进口依赖。
除了建立有效的储备体系外,日本还通过鼓励资源回收利用以及替代材料研发两方面政策来降低对稀土资源的进口依赖。在2001 年以来出台的有关环境、资源综合利用、废弃物处理等一系列法律的基础上,日本在2010 年发布的科学技术白皮书中提到要开发稀土高效回收系统、稀土替代材料,还通过设立环境废物管理研究基金优先资助稀土回收提炼研究。[2]39 需要强调的是,日本十分重视对于稀土金属替代材料的研究。2009 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在2007 年启动的稀有金属替代材料开发计划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元素种类,现包括镝、铈、铽3 种稀土元素在内的6 种稀有金属。为了进一步推动“脱稀土”事业的发展,日本又于2012 年发布了对使用稀土的项目提供50 亿日元补贴计划,主要为鼓励和支持降低镝、钕磁材料的使用及提高稀土回收利用等各类技术开发项目的实施。
替代材料研发以及提高资源回收利用已经成为了日本现阶段降低资源进口乃至消费的重要手段,其与日本稀土资源储备体系形成互补,能够从资源使用源头上降低长期资源供给风险。同时,政府对于上述两类研发活动的支持与引导,尤其在研发资金上的补贴,将成为日本能否成功降低资源进口依赖的关键。
( 三) 寻求多元化资源供给。
从现实发展来看,日本政府并不完全满足于现有稀土储备体系及“脱稀土”事业对于降低长期稀土供给风险的作用,寻求多元化的资源供给成为其避免稀土供应危机的另一重要保障。而且,日本已经在该方面出台了相关政策规划,并已采取行动以求达到稀土资源供给渠道多元化的战略目的。首先,日本已联合欧美多国通过WTO 争端解决机制对中国的出口限制政策提出上诉,以期通过WTO 框架迫使中国放弃稀土出口配额制度,从而继续从中国进口大量优质廉价的稀土资源。其次,日本主要通过JOGMEC积极开展稀土资源外交,主要为寻求中国以外的进口来源以及合作勘探与开发。例如,日本国会于2010 年通过3 369 亿日元的临时追加预算,专项用于鼓励国内企业与第三国对稀土资源的合作开发。再次,日本还积极鼓励国内科研机构在本土进行稀土资源勘探开发,以海底矿床资源为重点调查对象。2009 年,日本制定并发布了《海洋能源及矿物资源开发计划》草案,该草案明确提出要鼓励国内对于周边海域海底矿床资源的调查与开采。可见,日本在寻求多元化资源供给方面,已通过上述3 个方面加以保障,又进一步降低了其长期稀土资源供给短缺的风险。
综上,日本稀土政策具有向多元化供给保障的演变趋势,即从单一储备体系建立以保障长期供给需求,到加强资源回收利用和替代材料研发以降低资源进口依赖,再到WTO 上诉、进口渠道多元化及自身资源勘探开发以寻求多元化资源供给。可见,日本对于稀土政策渐进式调整与补充的主要动因在于中国稀土政策的转变,即体现出“中国因素”对于其政策调整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中国对稀土开采、出口采取积极的管控措施。所以,主要针对中国一系列稀土政策的调整,日本有计划地制定并实施稀土政策,其政策目的显而易见。这也正是日本强烈反对中国稀土出口配额制度的原因所在。整体来看,日本现已形成了以防止稀土长期供给短缺为主要目的的政策体系,包括建立长期储备、降低资源进口依赖、寻求多元化资源供给渠道3 方面内容及相关子内容,构成了其国内稀土供给多维度的保障体系。这也正是日本国内稀土应用产业并未因稀土供应相对减少而陷入困境的内在原因。
三、日本稀土政策演变的实施效果。
( 一) 稀土进口渠道多元化。
随着日本近年来寻求多元化稀土资源供给政策的逐渐实施,加之作为其最为主要稀土供给来源的中国就稀土出口采取一系列出口限制措施,日本稀土进口渠道多元化的趋势已经逐渐显现。一方面,从近几年中国稀土出口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在绝对值上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 见表1) 。但从相对值来看,其仍处于较高水平,可见日本在中国稀土出口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其较高进口依赖的风险已经存在。上述风险的存在直接推动了日本寻求多元化进口渠道的诉求及其进程。
另一方面,从日本稀土产品①进口数据来看,进口渠道逐渐趋于分散化,来自中国的进口趋于下降( 见表2) 。此外,2012 年年末日本分别与印度、哈萨克斯坦就进口稀土达成协议,并计划于2013 年初开始从上述国家进口稀土资源。此外,日本企业已经在越南、澳大利亚和美国开展了稀土相关项目合作,以求从上述国家进口稀土,进一步降低来自中国的进口比例。可见,日本在稀土进口渠道多元化方面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政策实施效果,随着其进一步的寻求和合作将实现更多的进口来源,从而降低其稀土供给短缺的风险。
( 二) 国内外资源同步开发。
国外稀土资源合作开发是寻求多元化进口渠道的前提条件,日本已经与多国就稀土资源合作开发达成了共识并付诸实践。从表3 可以看出,近两年来日本海外稀土合作开发项目开展较为密集,所涉及的国家也较为广泛,主要通过本土企业与国外企业进行合资的形式开展合作生产及出口。日本政府在上述中国之外的稀土合作项目开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随着与国外稀土资源合作开采的逐渐深入,日本对于国内及周边海域稀土矿的勘探有了突破性进展。根据英国《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于2011 年7 月的报道,由日本东京大学地球科学系副教授Yasuhiro Kato 负责的一个勘探小组在太平洋的东南和中北部多处发现含有高浓度稀土金属和钇的深海泥。[12]此外,根据环球网报道,东京大学物性研究所和爱嫒大学的一个联合研究小组于2012 年5月在爱嫒县松山市山地梨发现了一个稀土矿床,这被认为是日本国内发现的首个稀土矿。虽然上述发现的真实性仍受到一定质疑,且开采成本和时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已对全球稀土市场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冲击与预期,受到了各国的广泛关注。
( 三) “脱稀土”事业稳步推进。
随着国内稀土短期供给风险的增大,日本对于“脱稀土”事业的投入也逐渐加大,主要为不使用稀土的磁石及发光材料方面的研究。表4 列举了2012 年日本“脱稀土”事业所获得的研发成果。可以看出,有关“脱镝”的技术创新成为了主要内容,原因在于日本对镝的进口主要来源于中国,进口依赖及供给风险均较大。进一步而言,日本进口中国稀土产品减少主要为可从别国进口的轻稀土资源,对于氧化镝等重稀土产品进口不会因价格偏高而停止进口。[13]因而,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以及较难寻求其他进口替代的中重稀土成为了日本短期内“脱稀土”技术研发的主要对象。这再次证明日本稀土政策主要是针对中国稀土政策的转变而制定,以降低进口依赖及供给风险。此外,2013 年以来日本在稀土回收利用技术上得到了较为明显的突破,具体内容见表5。
的确,日本“脱稀土”事业的稳步推进,加之稀土资源回收技术的提升,在短期内缓解了稀土供给短缺问题,在长期中成为了摆脱稀土依赖、降低稀土供给风险最为直接、有效的措施保障。日本因其国内缺乏稀土资源,积极寻求广泛的资源供给,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其他国家稀土政策变化对其的影响,逐渐调整稀土政策以适应不同竞争环境,值得其他资源短缺国家甚至资源丰富国家学习借鉴。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日本现有的稀土政策呈现出系统性、多保障的特点,不断演变的稀土政策其实主要针对来自中国的政策变化以降低供给风险。进而,日本稀土政策演变反过来又对我国稀土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对调整相关政策及促进国内稀土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 一) 维持并扩大资源优势。
中国较日本而言,拥有丰富的稀土资源,如何维持并扩大资源优势应成为其政策考虑的首要问题。日本官民结合的储备制度为中国建立稀土国家储备提供了借鉴。中国现阶段的开采及出口管控政策并不能完全保障国内稀土的长期供给,建立国家储备将是保障资源供给并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举措。同时,积极寻求海外稀土资源也将成为未来中国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此外,日本联合欧美试图通过WTO 迫使中国放弃稀土出口配额制度的行为,应得到中国积极应诉,其中GATT 第20 条( g) 项的适用性问题将成为稀土案的关键。[14]显而易见的是,双方的战略利益存在明显冲突,通过WTO 争端解决机制以外的谈判合作机制将是解决冲突的重要补充手段。
( 二) 加强技术研发及应用。
对于稀土开采冶炼、回收利用、降低使用等方面的技术创新并不局限于日本。对于中国而言,上述技术同样需要大量资金、人力的投入,力争走在技术发展的前端。中国的稀土资源储备已经呈现出下降趋势,随着其他国家稀土矿逐步开启并投入使用,中国在全球稀土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将逐渐消失。中国应充分考虑未来稀土资源短缺对国内高技术产业发展产生的制约作用。现阶段中国已在稀土永磁材料、发光材料、储氢材料等新材料产业方面取得了一定发展,但在终端高技术产业发展中仍存在应用技术缺乏等现实问题。所以,中国在稀土新材料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应加大对终端应用技术的R&D经费投入,促进终端高技术产业同步发展。
( 三) 获取整体战略利益。
从中、日稀土政策内容对比来看,日本稀土政策调整与演变中“中国因素”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作用。
中国以稀土为代表的战略资源政策应产生反制日本相关资源政策的重要作用。就贸易政策而言,中国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稀土贸易政策上呈现为出口限制和进口促进的反向贸易政策特征。中国应该合理利用以出口限制为主要内容的稀土贸易政策,最大限度地获取整体战略利益,不仅包括经济利益,还包括产业链控制力、资源可持续性利用及国家安全等方面。[15]其中,如何有效地控制优质稀土资源过度出口、严格限制日本企业在中国通过投资间接掠夺资源、加强自主稀土应用技术研发等成为主要的政策内容,以此反制日本以多元化供给保障为目标的稀土政策。上述政策措施,一方面,通过控制稀土资源供给制约日本国内经济发展,降低日本在相关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通过应用技术研发将国内资源优势延伸至产业链下游,从而有效控制整条产业链,提升中国整体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水平。
( 四) 注重政策整体性。
日本现有的稀土政策体系建立并非一蹴而就,其整体筹划、演变的路径发展恰好体现出日本对于稀土资源利用、产业发展方面的精密计划,这正是中国需要借鉴的另一重要内容。如今中国国内稀土产业发展的乱象,也正是发展初期相关政策规划缺失所直接导致的,但已在近几年一系列政策规划后逐渐改善。总体而言,中国今后稀土政策应该在整体发展规划框架下有计划地制定实施,以稀土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国家战略利益为根本,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国际形势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与保障措施,使不同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更好地促进中国稀土产业稳定、可持续发展,以应对来自日本等国的频繁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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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工业4.0"战略和美国"工业互联网"战略之后,中国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课论文范文之中国制造2025。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阅读!
《浅谈中国制造2025》
【摘要】作为“中国制造2025”的地方实践范例,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泉州领风气之先,积极先行先试,正在演绎着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传奇。
【关键词】“中国制造2025” 泉州 创新
党的以来,以同志为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实施制造强国战略,颁布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制造2025》全面开启了中国制造由“大”转“强”的崛起之路。泉州不仅是全国著名品牌之都,更是东部沿海地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作为“中国制造2025”的地方实践范例,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泉州领风气之先,积极先行先试,正在演绎着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传奇。
“数控一代”,开启“泉州智造”之旅
泉州是福建最大的经济体,然而,由于其制造装备大多停留于传统生产方式,由此产生的问题成为束缚泉州这辆“经济马车”前行的桎梏。如何转型?如何突围?泉州人的回答是,大力培育和发展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用高科技拓展生存空间。
嘉泰是福建省数控产业的先驱,是泉州“数控一代”示范工程龙头企业。目前,生产的系列数控机床产品及数控机床核心功能机产品解决方案逐步覆盖航天、汽车、造船、风能发电、医疗器械等多个行业。近年来,嘉泰深入智能制造领域,抢占机床行业制高点,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走进福建省嘉泰数控机械有限公司,偌大的生产车间里,员工仅有寥寥数人。“让机器人代替人工生产,不仅能提升生产效率,还可节约人工成本,规范性也很高。”总经理兰猛介绍说。
在泉州,“数控一代”示范工程的实施,更推动着鞋服、石材、食品等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如特步(中国)有限公司使用黑金刚(福建)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20台智能标记印线机和1条柔性制鞋生产线,工作效率得到提升,生产成本节省了三分之一,生产效率比人工印线提高了40%,费用降低了20%。
再如,福建永信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电脑绣花机通过研发、改进和替代原有日本设备电控和伺服部分,年产已达1000多台,占据省内70%以上的市场。微柏工业机器人公司研发的上下料、焊接等工业机器人,大大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原来一个工人一天只能冲压500个部件,现在用机器人,可以冲压1200个。
作为“中国制造2025”首个试点城市,“数控一代”示范工程的深入实施为泉州创新转型打开了新的突破口,推动了机械装备产业向数控化、自动化、智能化发展。
平台搭建,助力智能制造腾飞
泉州装备制造业“数控一代”、智能制造的快速发展,既离不开企业自身的力量,也离不开政府和政策的有效帮扶。泉州市经信委主任黄国富告诉记者,针对企业在数控技术研发和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泉州市充分发挥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政策实施以来,仅市本级就已兑现扶持资金1亿多元。
在加大研发投入方面,重点支持国产数控系统开发、工业机器等,最高补助资金可达200万元;鼓励企业研发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按其开发费用的30%给予企业一次性补助,最高补助金额可达100万元;引导有条件的企业设立企业技术中心等研发机构,资金补助最高达100万元;鼓励机械装备企业创建研发、检测机构,最高可达 50万元。
技术改造方面,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资力度。对本地采用列入泉州“数控一代”示范项目产品的企业,单个企业最高补助可达500万元;对销售给本地企业的“数控一代”示范项目产品,按销售发票总价(不含税)的10%安排应用推广补助资金,用于生产企业的产品推广应用,补助最高可达200万元;开展市级企业技术改造专项资金扶持,按项目规定建设期内购置主要生产性设备和技术投资额不高于5%的比例给予补助,最高限额为100万元。
人才引进方面,采取“平台+项目+创新团队”形式,引进中科院海西研究院泉州装备所、泉州华中科技大学智能制造研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以及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华侨大学、福建工程学院等10多家高端院所和科研单位。目前,全市已有近500位数控和智能制造领域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常驻泉州开展技术研发和服务工作。同时,开展“数控一代”专业技术人才培训,已有1000多家企业的负责人和技术骨干参加培训。推进智能制造。对新认定为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的,最高分别给予100万元和50万元补助。
推进示范线建设。鼓励企业与“数控一代”公共服务平台合作,在纺织鞋服、建筑建材、食品饮料、机械装备、电子信息等行业,建设一批“数控一代”生产示范线,给予最高100万元的补助。
积极发展设备融资租赁。对本地企业采用融资租赁方式购买泉州“数控一代”示范项目产品的,按规定期内融资租赁合同中设备投资额(扣除增值税、融资租赁费用)分别给予生产和使用企业各5%的补助,最高限额各为300万元。对融资租赁公司出租泉州市企业制造的数控装备、工业机器人整机的,按不高于租赁费的20%给予补贴,最高补助额不超过3万元/台。
“精神灯塔”,照耀“泉州智造”扬帆远航
泉州“数控一代”的崛起当属时下经济转型大背景下的一大亮点,不仅备受各方瞩目,也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肯定。2015年4月23日,国务院在泉州考察数控机床企业时指出,中国经济要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必须迈向中高端,须加速推进“中国制造2025”,并希望泉州在“中国制造2025”中走在全国前列。
泉州制造不仅创新成效不断显现,工作决策层面也不断提升,得到国家科技部、工信部、中国工程院和福建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科技部把泉州列入“数控一代”区域建设试点并给予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立项支持。
2014年以来,中国工程院周济院长先后三次率领院士、专家莅临泉州给予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在中国工程院帮助下,泉州通过各大媒体向全国公开发布了《泉州制造2025》, 成为全国首个发布的城市。
面对时下现代工业转型发展的大浪潮,福建省领导多次批示要求抓住机遇、积极推进、全面提升产业发展水平,洪捷序副省长具体协调指导;省政府更是专门出台支持泉州加快推进“数控一代”、促进智能装备产业发展10条措施,省科技厅、经信委和泉州市等制定配套措施重点扶持。
泉州市副市长陈灿辉表示,下一阶段,泉州市政府将推动机械装备“泉州制造”向“泉州智造”、“泉州服务”转型,力争2018年全市机械装备产业总产值超2000亿元。一场由“制造”到“智造”的生动实践,正赋予这座制造业大市新的无限可能。
《 浅谈教师自主性在形势与政策课中的应用》
一、教师自主性的基本探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在总体战略、发展任务、体制改革和保障措施等方面,对2020年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路,提出到2020年,我国教育事业将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建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要实现此战略目标,就需要发挥教师自主性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又依赖于教师自主性的提高。
教育哲学家认为,培养学生的自主性是教育的终极目标,教育必须发展个体关于其思想和行动做出决策的能力。而要培养具有自主性的学生,就要把独立和自主作为教师的高级目标。此外,还有学者通过分析指出人类的自主性有五个特征,即同时性(simultaneity)、及时性(immediacy)、可能性(possibility)、多面性(multidimensionality)和历史性(history)。而教师职自主性恰恰也具备上述五种特性,所以比起其他职业,教师自主性的发挥对教学工作是极其重要的[1]。
本文在使用的自主性(agency)理论与国内大多文献所使用的教师自主性(teacher autonomy)略有不同。本文使用的自主性理论来源于班杜拉(Bandura)的人类自主性理论(human agency theory)[2](Bandura, 2006),班杜拉把人类的自主性定义为一种高级的认知能力的发展和显现,它能够使人们超越周围环境对其的限制,通过发挥自己特有的能力来改变生活环境和生命的历程。戴维斯(Davies, 2000)进一步认为,虽然自主性无法避免受到那些组成自我的各种结构的影响,但自主性是一种能够认识到这些结构的能力,并通过这些结构来反抗,推翻,改变自我所处于的多种语境中[3]。因此,自主性的概念并行了人类(教师)的主观性和周围环境(教育改革环境)。很多学者认为,教师在改变周围环境的同时,也在被周围环境所改变(Bandura, 2006; Giddens, 1984; Pignatelli, 1993)[4]。也就是说教师自主性并不是随意地无拘束地自由,教师应该在法律法规以及政府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充分发挥其自主性。
二、形势政策课的性质与教师自主性
在教师的教学工作中有四个领域需要教师自主性的发挥,即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
形势政策课的教学目标为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认识、理解、接受政党和政府的政策,进而形成对执政党和政府政策的认同和支持。教育目标具有统一性,但各所高校的具体情况不同,受到社会、理念等环境的影响也不同;同所高校不同任课老师和不同班级的学生水平也皆有差异。所以,如何殊途同归,用适应本校情况的方法完成教学目标,就需要教师个体自主地进行分析和思考。
目前,形势与政策课并无统一教材,讲授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形势与政策的基本知识;二是国内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新的动态以及党的重大方针政策,中国的对外政策及与一些相关国家的关系发展动态;三是国际形势发展的热点问题。形势政策课的强理论性和时效性,赋予任课教师高度的自主性,可根据教师的客观判断,在确定授课专题、学习资料等方面进行选择,以保障课程质量和对学生的教授效果。
教学方法包括对学习资料的运用、课程内容的时间安排以及教授方法。而形势与政策课在这三方面皆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并无统一规定,这就要求教师必须积极发挥其自主性,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有效地进行学习。
此外,在教学考评方面,形势政策课为考查课,学期末基本上以论文、出勤、作业以及课堂参与度几方面来进行成绩的评判,没有统一的考核方案。因此,此课程的性质使教师在考评中完全体现自己的意志,在做出客观判断认为需要的情况下,采用任何一种考评方式。当然,教师在行使自主性来进行考核的同时必须具备专业素养和公正素养以保证考评结果的正确公正。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对教师自主性要求较高的四个教学领域中,形势与政策课的课堂效果、教学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自主性。形势政策课的课堂性质决定了教师有很大的空间来设计课堂内容和选择教学方式与考评方法。教师充分认识和发挥教学中的自主性,对提高教学质量,创新教学成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形势与政策课中的自主性应用
如何将教师自主性应用于形势政策课,可通过四个方面进行展开。
首先,教师要充分认识自我并设计教学方法。充分发挥自主性来自于充分认识自己。教师在形势与政策教学中所反映出的思想倾向、对待教学的观念和态度、对师生关系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到教师个人教学理念、道德准则和价值观的影响。因此,只有充分认识自己,理解自身理念、道德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才能对其进行深入的反思与扬弃,从而更加充分地发挥在教学中的自主性。
发挥自主性需要形式与政策教师充分认识自身的思想的倾向,全方位考量环境因素,抓住学生的需求和兴趣,然后设计教学的内容以及选择教学方法。在设计课堂内容时,教师在发挥其自主性的同时要具有明确的目标,即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参与学习活动。而要达到此目标,教师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学生的学习动机。所谓学习动机就是指激励、指引学生学习的强大动力。而一个班级中,不同的学生学习动机不同,甚至存在没有学习动机的学生。所以教师在设计课堂模式时要思考如何兼顾全体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二是学生的自我认知差异,由于学习态度、兴趣、精神状态等特征的不同,学生会在学习中出现差异,而这差异也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做出最恰当的选择。三是学生对教师的看法。学生对教师在课堂中的态度和言行比较敏感,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学生对课程的看法。因此,教师还应该考虑到自己在课堂上的姿态。 要在形势与政治课中充分发挥教师的自主性,还需要教师结合课程进行反思。反思对教师专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教师发展的过程是自主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其含义在于教师行为的改变,这种变化来自教师的内心,可以说,教师专业发展就是一种自我反思的过程。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反思:一是反思教学常规,包括备课内容是否符合课程的要求,对教案、课件是否熟悉,课程内容是否需要改进等。二是反思师生关系,如课堂中与学生的互动是否达到预期效果、课堂氛围如何等。三是反思教学效果,课堂教学是否达到了教学目标,教学效果是否有利于学生的发展,是否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等。四是反思自己的专业成长,理念、道德和价值观的形成来自于自身的生长环境、教育过程、人生中发生过的重大事件以及当今周围的环境和意识形态。通过对这些方面的深入反思和重新审视能够优化教师自主性的效果,从而提升教学质量。
最后,形势与政策课教师还应注重其他教师和学生对教学工作的评价,注重学生学习效果和教学资源使用效率的评价。课程评估不仅是评价、监督、保障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还是对教师自主性在形势与政策课中应用效果的重要反馈。因此,课程结束后,教师可以自主得进行教学评估。通过收集学生和其他参与听课教师的意见,从中总结经验,以便及时进行教学上的改进,进而不断提高自我的教学水平和教师素养。
四、结语
充分发挥教师的自主性可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激发教师的创造力从而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达到教育的目的。但是,教师的自主性并不是无约束的绝对自主,受环境影响,教师应该在法律法规以及政府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充分发挥其自主性。形势与政策课的性质要求教师必须发挥其自主性展开教学,而教学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教师自主性的发挥。
认知、设计―>反思―>评估―>改进是教师自主性的核心内容。要将教师自主性应用于形势与政策课中,就要求教师养成认知、反思、评估和改进教学的习惯。只有充分认知自身、社会影响等因素,切实设计教学,并在课下进行反思和评估,根据反思的结果改进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够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质量。
《新形势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改革》
一.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现状分析
1.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学校及任课教师对形势与政策在概念上认识模糊,对课程定位不清,没有意识到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缺乏科学、系统的教学计划和具体有效的教学措施,流于形式,使教育目的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如重视专业建设,在形势与政策课程学时总量数和学期数大打折扣;时间安排出现“见缝插针”,安排在晚上或者周六、周日,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另外,学生本身没有意识到形势与政策的社会价值,对之缺乏兴趣,觉得与专业不挂钩、成才不相关,“学不学无所谓”的态度,听课也是浪费时间,觉得空洞、枯燥无味。
2.师资队伍专业化水平低,流动性大。目前,高校《形势与政策》任课教师常见状况,“从事‘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专职教师较少,更多的教学任务普遍由从事行政工作的领导、学生管理工作的辅导员和班主任等兼职教师来承担”。这支教师队伍“杂牌化”,文化背景差异大,对课程的掌握及其有限;而且平时工作繁忙,琐碎的事情多杂多,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该课程建设。加之,行政、辅导员类教师队伍整体处于年青化,换岗、离职频繁,导致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的变动性较大,直接制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和课程建设。
二.增强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效果的几点思考
1.高度重视形势与政策教育,建立健全工作机制,规范教学管理。首先,强化对形势与政策课程重要性的认识,要求高校认真学习党中央关于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系列文件精神,摆正形势与政策课程的重要地位,建立健全形势与政策教育管理体制,形成由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宣传部与开设思想政治课程的学院牵头负责,教务处、学生工作处、团委直接参与,分工负责,互相协作,共同搞好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工作机制。其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管理部门要不断总结教学管理过程中的有效做法,借鉴与学习其他教学管理经验,制定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教学管理原则,有效地对各教学环节进行管理,以制度化建设来规范教学管理。形势与政策作为一门必修课,规范其考核制度,纳入学生的总成绩,引起学生重视。
2.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教学形式,拓展教学课堂。
新现象,新问题,新形势层出不穷,形势与政策的教学内容只有不断更新,以迎合学生们关注的焦点、热点或疑惑,才能拨动学生的心弦,引起学生思想上的共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同时,教师要抓住“90”后大学生思维敏捷,信息畅通,自主意识强烈,自我表现欲强的特点,传统的“一言堂”、“满堂灌”引起他们排斥,灵活运用课堂讲授、分组辩论、专题讲座、课外讨论和教育实践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告别理论的“高冷艳”,将马克思主义观融入时事热点或学生关心的政治问题,变得鲜活起来,使理论在实例中得到应用,在实例中升华对理论的理解。另外,高速发展的网络时代,信息更新速度快,传统的第一课堂教学很难跟上发展的步调,利用网络不受地域、空间的限制,可以尝试网络创新形势与政治课探索“课堂+实践+网络”“三合一”的新型教学模式,拓展教学课堂。仍然以坚持第一课堂的主渠道地位,第一课堂与第二、第三课堂有效结合的教育原则,坚持以社会实践增强形势政策课的实效性,以网络辅助教学。通过新媒体的应用,为学生提供实打实的服务,主动帮助学生解决问题或疑惑。同时,通过学生喜爱、能黏住学生的方式,将社会上的热点话题、事件进行互联网改造,编成网络平台的学习素材,润物细无声,深层次服务学生的成长,透过“眼球”直达学生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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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政策的变迁都不是随意进行的,在其变迁的背后存在着各种制约力量。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变迁不是单一动力作用的,而是由社会环境、政府、大学生三个方面的分力融合而生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个动力系统中,根本动力是社会环境,基础动力是政府,直接动力是大学生。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作为一个子系统,其“外围”有一个更大的系统,即社会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产生制约作用。
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因此,经济关系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主导因素。政策作为人们“思想”的产物,自然受到经济关系的制约。自建国以来,我国形成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集中管理,高校被定位于政治之中。围绕政府意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只规定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旋律等意识形态教育。如1950年《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确定在高校设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后,直至1976年的政策始终强调通过“学习毛泽东着作”、“选读马列主义经典着作”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社会主旋律教育的规定来看,1950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方针、组织与方法的几项原则》规定了“反帝教育、土改教育、五爱教育”的工作重点。1961年《高教六十条》提出,要使大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高校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而拥有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学生群体表现出“拥紧现实而放逐理想,追逐功利而嬉戏道义,尊重自我而淡薄群体”的价值取向[2]。对此,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结束以阶级斗争为教育内容的时代,开始重视学校和学生的实际需要。1986年《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要普及法律常识。1995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高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生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校园文化”的教育途径。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推进网络化教育的开展。
公共政策总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下制定和实施的,“体制上容纳的可能性决定了公共政策选择的结果。”[3]因此,对政策变迁影响最大的政治因素是政治体制。建国初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反映在政策领域即以中央精神和领导指示作为逻辑起点。如1950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强调,“根据共同纲领文教政策”来规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重点”及其他方面。1970年《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的批示》指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培养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遵照胡启立同志关于“在全国各大学开设法律基础课”的指示开设法律基础课。
随着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进程的到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中仍存在集权政治的“阴影”,但已不是“主流”。如1998年《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强调,根据十五大精神进行课程设置及有关工作。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些政策中,我们明显感觉到政策导向的变化,即开始关注大学生的道德、心理和生活需要,政策的文本表述由“引导”代替“应当”、“必须”。在制定政策时,政府也逐渐跳出“权力的圈子”,积极迎合学校、教师、学生的利益和需要。如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历时9个月的调研,涉及全国几乎所有高校,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宏观管理、教材建设等几个方面[4]。
文化的因子总会深入制度的具体规定和内在精神,成为决定政策变迁的重要变量。改革开放前,社会文化价值观高度同质,人们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和权威的意志作为价值尺度,绝对否定人作为个体自我的存在。这种文化价值观决定了社会的一切事务由政府直接决定,民众(包括大学生)无权利质疑政策或拒绝执行政策,即使政策发生方向性错误仍得到运行,进而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错再错”。如1957年《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出台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左”,教育目标转向阶级斗争教育,教育内容转向对马列着作的学习,教育方式转向劳动改造,管理体制转向工农兵学员管理。1980年《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出台后才逐渐“转轨”。
改革开放后,文化价值观多元突显,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价值观“迷失与缺失、多元与偏离”[5]等现象,使政府主动地变革政策。如《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的通知》、《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价值观发展的教育内容;《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个性需要的教育途径。在教育管理方面,1987年《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提出“全党全社会都应当关心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在教育制度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学校德育工作要有法制保障。”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因此,在政府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众多活动中,教育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维护、加强其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大学生作为社会中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的行为个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状态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要部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管理不是我国政府独有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方式对高校德育进行管理,只是管理方式不同而已。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发展来看,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全面干预,以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是基础动力。
政府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过程中,由官方主体(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中宣部、团中央等)主动提出,并在各高校选择有经验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进行旧、新政策的讨论,最终以官方主体的名义发文。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首先是胡锦涛专门就大学生思想教育作了3次重要批示,要求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出部署,接下来由教育部组织力量对全国10个地区,包括北京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上海地区、天津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等多所高校进行调研,征集大量材料,并从地方高校选拔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专家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形成的。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形成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大学生利益却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这种政策是“义务型”政策,即一项政策出台后,目标群体不得不履行一些新的义务或者增加履行原有义务的总量。由政府主导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以渐进变迁为主,少有激进变迁。从政策变迁的60余年来看,除《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时期对政策作全面调整外,基本保持了政策的稳定变迁。政府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时,不是保持“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而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政府的价值取向表现在:(1)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2)统一大学生思想和行为;(3)培养社会的接班人。
政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主要是根据社会环境和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调整和终止旧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新的政策。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来看,建国之初政府全面学习前苏联,使政策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管理的规定上明显带有前苏联教育制度的痕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不满和躁动倾向,为此政府推动政策转向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并相应增加了“阶级教育”、“劳动教育”、“社会教育”等内容。改革开放初期,受““””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认识和讨论,为此政府主动结束了阶级斗争教育,并推动政策从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转向突出品德教育、法制教育、人生观教育。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受“市场化”、“利益化”、“功利化”倾向的影响,大学生队伍出现了“理想淡化”、“信仰动摇”、“价值扭曲”、“责任感缺乏”、“心理素质欠佳”等倾向,为此政府再次调整政策,提出“校园文化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教育形式,提出建立德育工作的评估制度,制定有关德育工作的考核评价条例及实施办法。同时,制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费投入制度,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指标。
政策总是指向一定的目标群体。一项政策如果使目标群体获得一定的利益,那么它就较容易被目标群体接受;反之,一项政策如果被目标群体视为对其利益的侵害和剥夺,那么它就难以得到目标群体的认可[7]。因此,大学生作为目标群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力。
50年代大学生对政治、马列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据回忆:当时同学间谈论最多的话题不是体育、不是游戏、甚至不是学业,而是政治,大家都坚定地笃信马列主义[8]。因此,不论政策怎样学生都“心安理得”地接受它,学生的表现促使政府沿着建国初期的政策走下去。从课程规定来看,1956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与1952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相比较,除增加马列主义基础外,其余保持一致。1957年后,部分大学生思想的波动状态才促使政府进行政策微调。如1958年《对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规定,一律停开政治课,改开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1959后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60年代大学生共同拥有着“讲政治,不讲出身”的时代心理,对党、国家和毛主席表现出无限忠诚,拥有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追求。学生的表现使政策在延续的基础上向绝对服从于政府和社会的方向发展,以至于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如1961年《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1964年《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其目的均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宣传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
80年代大学生更多地表现为“自我搜寻”、“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奋斗”、“自我超越”,逐渐散去了对政治理论课的热情,认为“政治理论好像没有多少用处,是可有可无的。对于现在的功课不像入学时那么热心了。有时甚至想抛弃它,但又觉得束手无策,陷入痛苦的彷徨中。”[9]同时,少数学生中也出现了某些思想消极、混乱等现象,并多次发生学潮。学生的变化使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增设思想品德、法制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育内容。
90年代大学生思想动荡比较明显,如面对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感到迷茫和困惑,面对“脑体倒挂”现象和新的就业制度心理问题急剧增加。学生的变化使政府积极进行政策调整。如1995年、1998年分别形成“两课”改革的“95”、“98”方案。从课程改革来看,浓厚的政治色彩降低,道德教育得到提升。同时,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中,以“德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并整体规划学校的德育体系。这表明政府努力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向科学化、规范化、生活化方向发展。
进入新世纪,独生子女、网络信息良莠混杂、人才双向选择、“分配不公”、“腐败”等社会环境的出现,使大学生群体的问题愈加增多。有调查显示,“考试焦虑、不善于人际交往、就业焦虑、社交恐惧、梦境解析、网络成瘾、个人情感问题和强迫症八大问题”是困扰大学生的普遍问题[10]。学生的变化使政府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央领导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也着手对政策进行调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规划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主要任务、教育途径、队伍建设、组织保证等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对课程体系、教育内容、管理方式进行了调整。
从上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来看,社会环境和大学生向政府输入“信号”,政府在接收“信号”后作出政策调整,实现了政策变迁。如此决策虽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政府的“被动”给人感觉就是“当消防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被消解。从行动者来看,主要由政府、专业人士、大学生影响着政策变迁。由于专业人士与政府的利益一致,实际只有政府和大学生两个行动者。这是不科学的。约翰·金登认为,行动者应有“显见的参与者”和“隐身的参与者”之分。前者是指与政策直接相关的群体,如行政官员、民选议员、政党成员以及利益团体等,后者是指与政策间接相关的群体,包括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及与政策具有利益关系的社会大众[11]。因此,成立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各种社会组织才能推动政策有效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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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代社会已不像古希腊的雅典城邦那样小国寡民,有实行直接民主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等客观条件。因此,现代社会更多、更主要的是实行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民主,由选民通过选举程序把权力授予自己利益和意志的代理人,由他们代理自己行使权力,而选举民主正是代议民主在现代社会的主要表现形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形势政策论文范文:民族民主主义在中国。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余英时认为,在当代中国人的意识里,民族主义和民主之间存在着紧张和不安。但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说:近代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是和追求个人自主同时起步的,民族主义与民主是一对双胞胎。民主或民权的概念在十九世纪末叶已传到中国。最早宣扬这一价值的主要是受儒家文化熏陶但同时又主张改革的知识人,像王韬、郭嵩焘、薛福成等初到欧洲,亲见西方民主制度的实际运作之后,几乎都异口同声把它和“三代之治”相提并论。在整个二十世纪中,民族独立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两者相较,民族独立的要求却比民主的向往也不知道要强烈多少倍。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共经历了三次政权的变更:1912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1927至1928的北伐,建立了南京的国民党政权;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稍一追究这三次政权移转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其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现代民族主义与尚不成熟的民主主义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二十世纪初的民族民主主义,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当然,由于梁启超思想的博杂与多变,论及其他民主主义思想的源头时,也必然会谈到他。
相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民族民主主义是民主主义在中国谱系中的老大哥。民族民主主义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在民族与民主问题上的两大觉悟。但这种觉悟只是初步的觉悟,一遇到挫折很容易陷入新的迷茫。因此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又要大声疾呼“伦理的觉悟”。
梁启超指出,中国人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下,经过五十年的进化,有了两个方面的自觉:“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论概论》,《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三十九,46~47页)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主流地位的是(扩大的)个人中心主义(家族主义)和(华夏)文化中心主义(天下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观念比较淡漠。因此,鲜卑人、蒙古人、满族人来管“中国”(中原)汉族人的事,后者也不是特别在乎。梁启超根据上个世纪之交流行的一种单线进化论,认为中国当下必须强调民族主义。
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根据欧洲学者的国家理论,将过去、现在、将来划分为六个时代。过去是从家族主义时代到酋长主义时代到帝国主义时代(包括神权帝国和非神权帝国),现在是从民族主义时代到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未来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用孟子的语言来概括国家思想的变迁,帝国主义时代是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民族主义时代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是社稷为贵,民次之,君为轻。“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法国大革命,开前古以来未有之伟业,其《人权宣言书》曰:‘凡以己意欲栖息于同一法律之下之国民,不得由外国人管辖之;又其国之全体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于外国。盖国民者,独立而不可解者也。’云云。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礴冲激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事也。……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18~22页)
梁启超已经认识到近代民族主义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没有民主主义的勃兴,民族主义就缺乏道义上的合法性。他曾批评中国人缺乏“公德”,但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人同样缺乏“公德”。在“私天下”、“家天下”的“帝国主义时代”,人们不会萌发爱国主义之类的公德心,只有在公共领域向平民敞开,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密切关联的“民族主义时代”,爱国主义才具有真正的感召力。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在精神上是贯通的和相互包容的,因而梁启超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提出“救亡压倒启蒙”一说,认为中国“救亡的局势……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37、33页)此说在1980年代曾好评如潮,在随后的十年中则受到许多的批评。笔者以为,这一理论还是有值得发掘的闪光点的。
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可以分为“内生型”和“外激型”的。英国是典型的“内生型”民主化,法国民主化以“内生型”为主,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民主化的刺激,法国大革命后期受到欧洲各君主国的围攻,救亡的局势使其日益激进化。中国的民主化要求则主要是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内生型”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是“启蒙”,是哲人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理性探求,是普通民众和各种社群对自身权益的不懈追求。“外激型”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是“救亡”,其主导者试图通过引进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摆脱国家面临的危机和险境,进而赶超先进国家。
“外激型”民主化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不是从基本人权和普世价值观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自由、民主、宪政,而是从“实际功用”和“进化规律”的角度来阐释它们。
依据对伦理道德、社会正义的虔诚信念追求民主,才能具有稳固和坚实的思想基础;期待它能够立竿见影地发挥“救国”、“强国”的“实际功用”,则一遇挫折就很容易悲观失望,动摇对民主的信念。民国初年的国民党人充分表现了这种“五分钟热情”,他们甚至连一部宪法还没有制定出来,就丧失了对宪政主义的信仰。
欧洲人追求自由和民主,可以凭借由来已久的自然法思想传统;严复、梁启超以来的中国人追求自由和民主,由于缺乏深厚的本土思想资源,只好引进最时髦的“进化律”。这很容易成为用强权代替正义,用国家自由压制个人自由的借口。正是依据“进化律”,梁启超才认为用“社稷为贵,民次之”的民族帝国主义取代“民为贵,社稷次之”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时代的“进步”。晚年孙中山更是说:“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到了今天……万不可再用到个人身上去,要用到国家身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将行动自由,便是强盛国家。再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己”。(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三讲;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33页)
在呼吁“伦理的觉悟”的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把“人权说”列在“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之首位,并提出了“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的大原则。(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36、172页)在他之前,已经有谭嗣同鼓吹“个人之自主”、梁启超“权利必自个人始”和章太炎“个体为真,团体为幻”的观点,但是,“人权说”在中国思想界只是一股潺潺细流,到五四以后,便被恣肆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和唯物主义掩盖了。孙中山晚年的思想转变表明,如果没有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浸润,民族民主主义(或者二民主义、三民主义),很容易演变为民族专制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
在梁启超之后,民族民主主义在中国的正宗传人是中国青年党人。从《醒狮》周报、“大江学会”、“孤军社”,到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再到中国青年党,这一派人自己举的旗帜是国家主义,但与我们所说的民族民主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占据海峡两岸中国的历史正统,国人尤其是大陆的民众对于中国青年党的意识形态和内外政策缺乏最起码的了解。
早在余英时发表前引言论之前七十年,胡适便在一篇日记中提出了类似观点,他将民族主义视为1923年以后中国主流思想的基调之一。(转引自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与五四传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载《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33~50页)如果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审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可以发现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两大潮流。
世界主义包括左右两翼。胡适、陈序经倡导“充分世界化”、“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全盘西化”,主张融入以英美为代表的世界主流文明,代表了世界主义思潮的右翼。瞿秋白、王明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标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中国积极推行“苏维埃化”,代表了世界主义思潮的左翼。但是历史表明,在面临民族危亡之秋,左右翼的世界主义都比不上民族主义在中国民众中的感召力。
我们把民族主义分为左中右三个分支:民族共产主义、民族民主主义、民族传统主义。陈独秀、毛泽东是民族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前者断然拒绝在中东路事件中表态支持苏联红军入侵东北,后者软磨硬抗,拒不执行斯大林要求八路军加强对日作战以减缓日军对苏联边境威胁的指令,均是出于民族共产主义的立场。
戴季陶、蒋介石是民族传统主义的代表人物。戴季陶在孙中山挽联中称其“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从而把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诠释成一种传统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面作战,称它们同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今后国民的心理建设,应以独立自主的思想运动为基础。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讲求科学真实的智识。”“培养国民救国道德,即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这种德性,即四维八德之所由表现。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实为我们中国教忠教孝的极则。”
抗战初期,右翼民族主义居于正统地位,但是到1943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不佳,再加上美国在华记者、官员和军人对蒋介石独裁政治的抨击和对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好评,左翼民族主义逐渐占据了上风。
作为中间派的民族民主主义者,既没有政权和武力的支持,也没有国外的直接奥援,他们的声音便显得很微弱。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民族共产主义者在抗战期间转变了一种话语方式,让人们乍一看很像是民族民主主义者,从而挤占了后者原本就很狭窄的话语空间。尽管如此,仍然有必要了解正宗民族民主主义者的观点。
中国青年党的纲领称:“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10页)这是对于五四运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口号的直接继承。
国家主义者并不一概反对革命。“因为不将国内恶势力打倒,国外的恶势力驱逐,国家的一切建设都无从做起,因此中国的恶势力一天不消灭,中国青年党是一天不放弃革命手段的。”(《中国青年党》,10~11页)但是,他们主张“全民革命”而非阶级革命,也就是说,他们不主张把某一或某些社会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也不主张只把某一或某些社会阶级作为革命的依靠力量。
而当时的国共两党都是主张阶级革命的。共产党就不必说了。蒋介石在1924年2月17日的演讲中说:“现在世界只有两种斗争,一种是民族斗争,一种是阶级斗争。”被压迫民族一定要起来斗争,求独立,这是人类的天性。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一定要反抗资本阶级,不仅不再做资本阶级的奴隶,而且还要根本摧毁资本阶级不劳而食的社会基础。这两种斗争,最终事实上都要通过武装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中国的革命,要在阶级斗争之中,来求民族独立;在民族独立之中,来求革命成功。”(蒋介石言论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64年未刊稿,197~200页;转引自杨奎松:《走向“三二○”之路》,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改组派人士在1929年2月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表示:“本党代表农工小市民的利益而奋斗,决然的要联合这条革命的坚强战线,奋斗到底。”(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77、136页)
鼓吹阶级革命,必然要背离了本来意义上的民权主义。联俄联共后的国民党称:“近世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85~88页)这里所谓“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与毛泽东后来所谓民主权利只能给予“人民内部”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全民革命”中的“革命”有其特定的含义。“革命是革命者以其自身实力去与恶势力相拼,以求最终的胜利。而其实力如不在革命者的自身,不由革命者去一手造成,则其革命前程未有不失败者。况且在国内革命而简直去依赖外人之力!”“因此我们的革命军是能爱国救国的革命群众,不是做临时买卖的土匪军阀;是重纪律保乡邦而能自动的民团,商团,农团,而不是受外人国贼豢养愚弄的军队。”(《中国青年党》,100~102页)事实上,国家主义者所谓的“全民革命”就是梁启超在五四时期提出的“市民的群众运动。”(《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22~23页)
梁启超说:“十年以来,号称优秀分子的人,或是运动这军阀打那军阀,便养成个更大的军阀;或是运动军阀手下的人去倒军阀,或是运动些土匪来倒军阀。”“都完全没有了解民主政治真意义。所走的路都走错了。”(《外交与内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50页)国家主义者接受了梁的这一思想,反对国民党“(一)欲拥戴军阀以求武力统一;(二)欲依赖外人以图包办国事”。“今次国民军北伐,其目的在打倒北洋军阀,而尤集中于以北洋正统自命的军阀吴佩孚,我们对此,本无不赞成之理。但出师之初,国民军首领蒋介石便宣称‘中国革命应受第三国际指挥’,且主要军队尚未出发,而唐生智、方本仁、袁祖铭……等等素与国民军乏缘,而其殃民行为又素著者便纷纷以国民军军长称,而齐集于革命北伐的旗帜下。于是北伐的成功与否,我们便不敢抱乐观。”(《中国青年党》,102页)
1926年8月1日通过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提出了四大口号:“我们既相信全国民众团结的力量足以消灭一切军阀官僚的恶势力而有余,我们既一心一意从团结全国民众上做功夫,故我们反对联络任何军阀官僚的主张——内不妥协!我们在历史上事实上既明明的看见勾结外人以谋国是足以亡国,又在今日现象上深深的感觉着依赖外力以言革命绝不成功,故我们反对依靠任何欧美国家的主张——外不亲善!我们认为中国除了少数军阀官僚,奸商……等卖国贼而外,其余大多数都是爱国者。在革命救国途径当中,爱国者都有合作的需要与可能。便在这种需要与可能上,奠定了我们的——全民革命!全民革命的要求,是反抗一切专制者;无论他是贵族专政,军阀专政或一切阶级专政都不是以全国民众在国家之下有同等权利为念!因此我们全民革命目的必得是——全民政治!”(《中国青年党》,102页)
中国青年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璜指出,“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在在排斥含依赖性的亲善主义而主张自强不息,要首先靠自家的力量”。(《中国青年党》,40页)
亲善主义与反帝主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精英,已经比前一时期具有了更多的自信和更开阔的眼界。他们不再把中国看成任人宰割的羔羊,也不再被动地防范外国干涉,而是把中国视为国际格局中的重要一员,把中国的变革视为世界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孙中山曾对鲍罗廷表示,希望在世界上筹组中、德、俄联盟,挑战凡尔赛和约以后的世界秩序。(转引自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35页)孙中山逝世后,在鲍罗廷指导下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其内容更与第三国际的文献如出一辙。《宣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吾人所指为中国之生路者则如下:其一,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二曰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三曰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442~447页)在国共两党看来,亲善或曰联合(主要是联俄),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必要之手段”。
国家主义者则指出:以为打倒全世界帝国主义才是国民革命最终目的的人,不知帝国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本不是一个整个的组织,其本来性质就含有竞争冲突的成分甚多。对于中国的侵略也不是国际的,而是国别的,中国若想解除不平等的束缚,只有利用这种列强间冲突抵触的形式,从中分别应付,断不能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促成列强的团结一致,自行断送独立的生命;尤不应甘心受苏俄的卵翼,盲目前驱,代人受祸。(《中国青年党》,115页)国家主义之所以反对与苏俄亲善,是因为它“派兵占领我外蒙,侵犯我中东路权,虐待我旅俄侨胞,干涉我国内政,翻悔其既承认取消之不平等条约”。(《中国青年党》,96页)
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政坛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亲俄(后来是亲苏)、亲日、亲德、亲英美的势力,其另外的一面则是鼓吹反日、反英美、反苏以及反帝。国家主义者则反对依赖任何外力,投靠任何外强;同时反对主动对外树敌,更反对“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他们主张自强不息,集中力量发展自身,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冲突,以利于应付对本国威胁最大的外来侵略势力。
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外交路线始终徘徊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之间,一会儿搞亲苏“一边倒”,一会儿孤家寡人地“打倒帝(美英日澳及北约各国等)修(苏联及华约各国、古巴等)反(印度、印尼及东南亚各国等)”,在全世界只剩下阿尔巴尼亚一个同志,一会儿又搞联美“一条线”。这种颠三倒四的外交方针不可能真正把握国际复杂形势,有效运用国际资源,发展自身国力,在“外竞”中取得最佳成绩。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后,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国开始实行全方位外交;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国家利益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终于得到发扬光大。
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在政治路线上很少有合拍的地方。戴季陶曾说:“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世界主义也”。(天仇:《无道国》,1911年2月2日《天报》)又说:“俄国的革命是在世界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固有的范围为起点的革命,并不是在国家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为单位的革命。”(《国家主义之破产与社会的革命》,《星期评论》第47号,1920年4月25日)国家主义主张“内联”,实行以“全民政治”为目的的“全民革命”、“政治革命”;社会主义主张“内竞”,实行以“消灭资产阶级”为目的的“阶级革命”、“社会革命”。国家主义主张“外竞”,集中全力于发展“自家的力量”,自强不息以实现大国梦、强国梦;社会主义主张“外联”,“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现在有人主张集“内竞”、“外竞”于一身的“新国家主义”,其实这种主义并不“新”,也就是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民族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德国纳粹主义首先把矛头指向国内的犹太人(尤其是犹太金融家),反犹主义得逞后再实行对外侵略扩张,妄图在全欧范围内建立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军国主义(皇道主义)对内鼓吹“底层的革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财阀政权”,“彻底贯彻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家族主义”、“纯正日本主义”、“绝对主义”和“全能政治”,对外则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以圆其“大东亚共荣圈”、“大亚细亚主义”的美梦。导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2·26兵变”的策划者北一辉就同时鼓吹阶级论、民族论与战争论。“攘外必先安内”,“内竞”(内斗、内战、对内镇压)压倒“外竞”,“打不过鬼子就杀汉奸”,这是新老“民族社会主义”的必然逻辑。
民族情感是人与生俱来、自然天成的一种情感。只要民族存在一天,就必然会有政客和政党利用人们的民族情感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对于被压迫的民族来说,朴素的民族主义可以起到某种积极的政治作用,一旦民族主义成为强权者的工具,就会变成邪恶的力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最强烈的民族主义表现为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而在当代,政治民族主义必须具有或多或少的民主主义色彩,才能成为一种合法的意识形态。这可以说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历史的一种进步。
在世界范围内,如果说社会主义政党是左翼政党,自由主义政党是右翼政党,那么民族主义政党就是极右翼(或激进右翼)政党。但是,把现在的极右翼政党称为“新法西斯主义”的政党,并不是很恰当的。欧洲舆论界认为,这些政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能够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形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周荣耀:《极右翼势力辨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可以称为“新法西斯主义”的,只是一小撮从事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小团体和个人。
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以及程度不同的强国家(强政府)主义是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党的共同特征。但是,与历史上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相比,当代极右翼政党的排外主义有以下的不同点。
第一,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极右翼政党将自己视为现实受害者的代表,所谓现实受害者,是指欧洲社会上比率始终居高不下的失业大军,以及日益感到不公正、贫困、犯罪威胁的普通群众。极右翼政党认为,加害于他们的,是伴随各种犯罪一起来到欧洲的2000万外籍移民。于是,针对外籍移民的排外主张,就赢得了相当的社会同情,特别是在本土的弱势群体中。据统计,法国国民阵线勒庞的选票,40%来自失业人员,30%来自工人,有不少法国共产党的传统选民将选票改投给了勒庞。(《欧洲向右转?》,《经济观察报》,2002年5月13日消息)极右翼政党的现实政治诉求是严守国门,防止外籍移民拥入,而不是对外扩张和侵略。
第二,以民主方式扩大政治影响,以选举方式争取执政。极右翼政党并不以成立独裁专制政权为目标,也不借助于“冲锋队”之类的准军事组织,更没有“啤酒馆政变”之类的冒险主义举动。
第三,通过立法途径实现比较温和与有限的目标。现在的欧洲极右翼政党并不鼓励法制外的群众性排外行动,例如当年德国希特勒政权煽动的“碎玻璃之夜”,或者印尼苏哈托政权垮台前煽动的针对华人特别是华人妇女的暴行。他们主张未来要加强对偷渡行为的防范和严格对合法移民的审批,而不是驱逐已有的外籍移民。他们要求严厉整治一部分移民中的犯罪行为,不放任极少数人挑战东道国宪政传统的举动(如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女学生带头巾上学,挑战法国政教分离的传统),而不是对所有的移民实行歧视政策。
总而言之,鼓吹民族主义的欧洲极右翼政党是当代世界民主政党的一分子,而不是法西斯主义政党或者极权主义政党。
在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展势头异常强劲的民族主义思潮,到世纪之交的时候也开始出现一些民主主义的色彩。这可以王小东作为一个代表。
王小东先是把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分为两个思想阵营,一派是民主主义者,或曰人权主义者;一派是民族主义者,或曰族权主义者;二者是针锋相对的。后来,他又表达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对民主的某种期待:“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一个正义的、民主的社会,没有一个在公众中有极大合法性的政权,他们的建设一个强大的,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的理想是不可能最终实现的。恰恰是他们的‘建立一个伟大的中国’的理想,使得他们推进中国的民主的动机比其他人更为强烈。”这正是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功能性、工具性的民主观。
在2000年秋发表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一文中,王小东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绝不是所有中国的东西都赞成,所有西方的东西都反对”;“民族主义不但不反对,而且支持民主主义”,“中国的未来政治改革的大方向应当是民主制”。这样,王小东就在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二者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
在2002年7月20日的香山演讲《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向西方学习》中,王小东表达得更加清楚了:我认为中国人一定要向西方学习。不向西方学习,我们中华民族会在不太远的将来——当然讲民族衰亡总是几百年——可能就没了。我说的这种“没”不光是像有些人说的文化没了,而是连人种都存不下来多少。我这人是很自私、狭隘的,我对这种前景感到难受。我们要想一个办法,把我们的种留下来,把文化中的好东西留下来,而且是由我们自己留下来,而不仅仅是由外国人把我们文化中的一些残简断片作为文物,作为“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留下来。要想这样,就一定要向西方学习。我个人认为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三样东西是中国文明中比较缺乏的。
这三样东西,根据我自己理解的重要性排列,先后为:第一是西方在战争中的军事效能;第二为西方的民主制度;第三是科学技术。民主制对于西方的强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世界强国几乎都是民主国家。在随后发表的一篇网文中,王小东断言,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沦落到反对民主的道路上去,那么,其前途只有两个:一个是它为公众所唾弃,最后变的无人理睬;一个是把中国带向灾难的深渊。我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反对民主,它几乎肯定会被公众所唾弃,连同它的其他一切好的东西,如它的维护民族利益、爱国、尚武精神等;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很难长久地唤起它的国民热爱它的感情,更不用说为它浴血奋战了。如果这样,我们这个曾经伟大过的民族就真要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
王小东从“保国”、“保种”、“保教”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入手,呼唤国人学习西方的军事效能、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给人的感觉是似乎又回到了十九世纪末的康有为、梁启超时代,甚至更早的王韬、郭嵩焘、薛福成时代。对于在民主价值观方面经历过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两次启蒙运动和“伦理觉悟”的中国思想界来说,这种初级阶段的民族民主主义再次浮出水面,究竟是九十年代的一种思想进步,还是整个二十世纪的一种思想退步的表现呢?
无论是西方的民族民主主义还是东方的民族民主主义,在当今的“全球化”和“地球村”时代,都是一种落伍的思想。它们都体现出一种狭隘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和恐惧症(欧洲极右翼是恐惧国内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库尔德人等夺我工作,灭我传统,最终在人口上占据多数;王小东式的中国民族主义是恐惧美国、日本等国外的强敌“亡我之心不死”,整个民族和文化“可能就没了”)。
现在有人主张中国只能实行基层民主、社区民主,或者只能实行“党内民主”、“精英民主”,可以把这些主张都归入“有限民主论”的范畴。王小东向往民族共同体范围内的中国(而非汉族)民主,而对人类共同体范围内的全球民主嗤之以鼻,也可以算是一种“有限民主论”。
笔者认为,建立全球民主制度,将是一个艰巨和漫长的历史任务,需要几十年到几百年的时间,但是,首先要确立普世民主价值观和世界公民的意识。王小东则止步于“负责任的中国公民”,而没有意愿进一步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公民”。
王小东不是像有些“新儒家”或“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基于文化的理由反对普世价值观和全球民主,他是基于利益的理由。民主必然蕴含着平等,全球民主则蕴含着全球平等。在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上实现全球平等,世界的资源就会枯竭。“捅破”了“争夺自然资源”、“争夺生存空间”“这层窗户纸”,就必须抛弃马克思“解放全人类”、毛泽东照顾“第三世界”小兄弟的理想主义情结,一心一意地追求本国的民主、平等和富庶,因为诺亚方舟承载不了六七十亿上帝的子民。中国人如果不想和别人一起过平等而贫穷的生活,就要通过在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使中国早日成为“强国”、“富国”。“生存空间的问题……不解决,所谓‘人权’、‘自由’、‘环境保护’、‘和平’难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真正存在。真正存在的还是人类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所做的事情:一群拳头硬的人消灭另一群拳头软的人,以谋取自己的利益。”显然,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这里,笔者不准备从理论上驳斥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只想用二十世纪下半叶(从1950年到1992年)的事实来说话。就人均gdp而言,12个西欧国家共计增长3.4倍,4个西方衍生国(美、加、澳、新)增长2.3倍,11个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增长4.5倍(如果统计到2000年,亚洲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应当比西方国家高出更多)。就人口而言,16个西欧国家和西方衍生国共计增长1.5倍,11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增长3.5倍。作为以上两个因数综合的结果,16个西欧国家和西方衍生国的gdp增长4.1倍,11个亚洲主要国家增长10.2倍。(参见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根据146~148页表e-1、e-2、e-3计算)
另一个因素也必须考虑进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从亚洲国家移民到西方国家的人口多达上千万,他们的gdp是被统计到后者中的。虽然迄今为止,亚洲人还没有西方白种人的“拳头硬”,但他们的人口数量、生活质量和所占据“生存空间”的比重都大大地增加和提升了。人们看不出全球化带来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人类和平的趋势有任何的削弱,相反,中国和印度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只会进一步证明全球化的好处。如果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特权者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全球民主和全球治理肯定是利多弊少,因此我们应当积极主动地争取而不是像欧洲极右翼那样避之惟恐不及。王小东曾有力地驳斥过美国“硬塞给我们民主制”的论调,他也应当明白,美国更不会“硬塞给我们”一个全球民主。民主——不论是一国民主还是全球民主,从来都是“负责人的公民”(为大家)和弱势群体(为自己)争取的结果。
有限民主论、一国民主论的进一步演绎就是强权民主论、强国民主论。一方面,实行内部民主制有利于实现强国梦,进而对外实行强权和霸权;另一方面,只有实行军备竞赛、对外扩张,才能为实行内部民主制“保驾护航”。
王小东揭示了“民主奴隶制”的“秘密”:“在这种制度下,一个种族奴役其他种族,在居统治地位的种族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在奴隶主种族内部实行君主制不利于其长期稳定,实行民主制则使一个种族全体成为最高统治群,有利于对奴隶种族的集团镇压。“现在有很多人说民主国家在军事上软弱,我觉得这是站不住脚的:罗马和美国的例子都是对此最为明确的反驳。”“假想当年华夏族征服别的种族后废其为奴,而不是把后者容纳入华夏之列,则很可能在华夏族内产生民主制,以便齐心协力地奴役他族”,但我们的祖先不想奴役其他民族,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民主制。王小东反对“弘扬”祖宗传下来的“主和哲学”和“阉者文化”。中国人“真要向美国学习,引进民主,就得领会人家的内涵,学习那股子霸气”——“我们的话就是真理就是法律”,“我们的利益就是全人类的最高利益”。“一个风云历史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在“全球范围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谁能把中国人光荣地带出去,谁就是中国的英雄”。
张文木把强权民主论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海权民主论。他写道:“现实迫使中国目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本世纪初的美国一样,走马汉提出的制海权的道路,冲出霸权的封锁,……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要么,中国就可能被迫面临因经济发展受阻而经历上世纪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同样经历过的乱局。如果这种局面真的出现,接踵而至的将是中国的内战和分裂。”“1999年,中国已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对外战争,一条路通向对内战争,既然两条路上都有风险,想来多数中国人宁肯要前者而不是后者。张文木认为:“市场经济是集权政治进入民主政治的第一战。但纵观当今民主政治发展程度高的大国,都是实现了对海外市场和资源强力(有时是暴力)垄断和控制、从而保证海外高额利润大量向本国回流的国家。”
“今天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外经济,以及保护这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海上军事力量的存在水平。”中国必须“以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通过强力最终挤进世界霸权行列”。(参见王思睿:《时代特征与中国的机遇——与张文木先生商榷》,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于是形成了以下的逻辑链条: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民主政治,没有海外经济(市场和资源)就没有市场经济,没有海上军事力量(和海权)就没有海外经济;因此,中国如果不大力发展海军、“强力打散”环岛锁链,就不可能真正赢得并保障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王小东说:“强权即公理仍是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人类过去数千年以来,数万年以来,一直就是这么做的”。在这里,他完全否定了人类在思想观念上的进步。“强权即公理”与“天赋人权”是两种截然对立的理念,前者是不负责任的强者的蛮横逻辑,后者是不甘堕落的弱者(及其同情者)的正义吁求。“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软权力,当中国身为弱者时,自我放弃这种软权力是愚蠢之举;“政治不正确”的意识形态对他人是一种攻击口实,对自己则是一种精神鸦片,当中国从弱者向强者转化之际,要切忌“强权民主论”、“海权民主论”之类具有致幻乃至致命危险的毒品。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多读一点德国和日本的现代史将会是特别有教益的。例如盛邦和最近发表的《浮出水面的北一辉——有关“底层”主义的历史分析》就很值得一读。
笔者历来认为:大众不拒绝理性,但更受情感支配。民族主义便是依托于大众自发的强烈民族情感。如果自由主义者过于洁身自好,不肯屈尊俯就,与民族主义联姻,便很容易成为一种远离民众的“阳春白雪”,曲高而和寡。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当吸取胡适等前辈们的经验教训,既要坚守自由主义的学理并坚持不懈地向民众进行“启蒙”,更要做一个正视民间苦难、勇于挑战国内外不公正状况的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王思睿:《人权与国权的觉悟——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同异论》,《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我们主张的是“中国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义”。(参见喻希来:《中国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义》,《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中国人本位”有三方面的意涵:尊重中国人的情感,维护中国人的利益,基于中国人的特殊境遇解决中国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所谓“世界公民主义”,首先是一种普世价值观,也就是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其次是一种与之配套的制度安排,即民主宪政法治的政治制度。迄今为止,这种制度只是在主权国家的范围内适用,世界公民主义则意味着要把它推广到全球范围。中国人不仅要做掌握本国命运的中国公民,也要做决定全球走向的“负责任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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