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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全文如下:
提要:探讨全球化这个现象已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本文从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以及对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冲击入手,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既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掌握英语这一文化传播工具,同时又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中借助英语这一工具提出中国批评的策略,最终达到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因而一味反对英语的普及只能使对外开放的大门关闭,而全盘西化则会导致中国文化身份的失却。
关键词:全球化;英语;批评话语;后殖民
在所有的主要国际性语言中,英语毫无疑问是最为普及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语言,这不仅体现在东西方的学术研究中,同时也体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外贸易中。既然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那么英语的功能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因而也就对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十分广泛的其他语言构成了挑战。
20世纪初和80年代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助于英文这个中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对青年人的生活和工作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它毫无疑问是中国目前使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外国语言。许多科学家把英语当作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并推广他们科研成果的唯一手段,但也有少数人,特别是一些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观念老化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对英语在全球化时代的普及和渗透感到忧心忡忡,他们甚至担心,英语的普及或许会损害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甚至有可能使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殖民化"。
本文的写作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批评界和知识界流行的文化"非殖民化"尝试作出的回应。全球化语境下英语的普及和文化渗透性在当前这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英语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和知识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尤其体现于近来人们对国际互联网的使用。在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内,特别是英语语言文学系科,我们不得不面临着近几年来风行于英语国家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产生的巨大影响,因为它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理论话语,目前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批评理论界。有些人甚至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不啻是为经典文学和传统的文学研究敲响了丧钟,另一些人则怀着喜悦的心情欢迎这种冲击波,以便借此机会扩大带有精英意识的文学经典的范围,甚至对之进行重新建构。
确实,文化研究已经在近几年里逐步介绍到了中国,并在中国的批评界得到讨论,这是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辩论日渐衰落后的一个事件,基本上与关于后殖民主义或后殖民性的讨论同步进行。毫无疑问,文化研究是英语世界的最新现象,它甚至对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学的研究也构成了挑战。所谓语言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美国的语言霸权,因为它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力量已经对英语本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谓的"美国英语"(American ism)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因此探讨英语的普及而不涉及文化研究的盛行就无法将其与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的"非殖民化"相联系。
在我看来,任何文化或文学现象,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可以在一种国际视角中被当做一个"文本"来考察。同样,任何文化或文学,假如要被放到一个广阔的国际语境中来考察或试图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或学术界进行交流,那么它就别无选择地要借助英语之中介才能发挥作用。这对于中国的后殖民研究者大概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试图使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非殖民化以便捍卫并保持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但另一方面,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同西方学术界进行交流和对话,他们又不得不用英文来发表自己的著述,因为英语是当今学术交流唯一有效的国际性语言。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首先略述一下文化研究的历史和在西方的研究现状。正如同其在西方的情形一样,文化研究并不指向传统的精英文化,而是专指当代非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甚至包括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但另一方面,就文化研究所涉及领域而言,它无疑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专事后殖民写作/话语研究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其中包括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的东方主义概念的建构以及对此进行的意识形态的和学科层面的批判,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的从解构和第三世界女性批评家的立场对帝国霸权的批判,以及霍米·巴巴(HomiBhabha)的有意混杂民族和文化身份进而消解帝国话语的后殖民批判理论。当然随着国际性的后殖民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巴巴的理论越来越有影响和冲击力,特别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学者和批评家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因为他们目前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最为关注的现象是民族身份和散居民族(Diaspora)文化问题。
(2)以专注某一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为主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例如目前对东西方学者都有着诱惑力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研究等。在这一框架下,诸如全球化问题、反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亚洲认同等问题都成了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尤其是近几年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成了学者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它可以说是全球化给经济界和金融界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
就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言,我认为,文化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完全有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其积极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的文化工业和学术研究直接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而非仅依赖于政府的行政命令,因而使得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密切;它的消极方面则体现在,它使得精英文化的生产或非市场指向的文化生产变得越来越困难,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
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
(3)专注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其特征是把注意力从过去的政治取向的女权主义文化政见转到注重女性自身的生理和生物属性,在一个多元文化的语境下不以全然对抗的立场出现。在这一方面,妇女的文化身份被重构为一种双重边缘的力量,她们经历着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最后的企图在于消解旧的中心,重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男性意识的女性话语。在最近几年里,随着女性写作在中国的繁荣,女权主义批评和妇女研究对男性和女性学者都越来越有吸引力。
(4)专注影视、广告业和其他属于大众文化形式的传媒研究(mediastudy),其中自然包括以语言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翻译研究,这也许是当前的文化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面对非精英取向的文化研究的强有力冲击,经典文学和精英文化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国际互联网这一第四媒体的普及也给虚构文学以及传统的电影和电视工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因而毫不奇怪,不少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对下一个千年文学的前景感到忧心忡忡。这就是我对文化研究在当今西方和中国之情形的理解和描述。应当指出的是,文化研究的这些方面都是通过英语的普及或英语的语言霸权主义的强力而实现的,因此毫无疑问,这已经显出了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种种症候。据说在这一时代,人人都必须学习用英语阅读和写作,并用英语进行交流,若不想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他/她都不得不面临英语的渗透。因而人们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英语的巨大影响,如何才能保持民族和文化身份的特征?显然,在全球化和跨国资本的语境下,人文学者们都认为,英语确实作为一种新的霸权在发挥着作用,没有它,人们就无法跟上国际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
随着英语的普及,文化和民族身份研究也越来越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关注,因为他们已不只是在自己的国家或地区发挥作用了。正如霍米·巴巴的混杂(hybridity)理论所显示的,随着全球化时代文化旅行和文化传播的进行,人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也变得愈益模糊。一个人不管是身处中心(第一世界)或边缘地带(第三世界),都有可能同时在中心和边缘发挥作用,就像那些没有中心、没有总部、同时也不受本国政府管辖的巨型跨国公司的运作方式那样。同样,中国和西方的一些有着双重身份和国际知名度的学者也可以同时在东方和西方的学术领域发挥作用。由于他们频繁的国际性交往和活动,他们的语言身份自然也是模糊的,这样,英语就义不容辞地成了使他们得以与外界进行交流的唯一手段。
一方面,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遗余力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学术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以便借此来更新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用英文写出学术著作,在国际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或在国际知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才能得到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对于这一现象,我们自然应予以重视,因为它在我们的文化研究领域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作为"地球村"里人们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国际性语言,英语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在那些现代化进程快得使人难以预料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几乎等同于西化。
在当今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英语的普及具体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 各主要大学,都有英语系或以英语为主的外语系(院),它们代表着中国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水平,而其他的外语教学和研究则发展缓慢,有的甚至呈萎缩状况。
2 所有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都应把英语课当做一门必修课,而不管他们今后所要从事的工作需要与否。3 博士研究生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不管是什么领域的,都必须使用原文资料,通常是英语资料,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才能提交答辩并通过。4 任何学者或研究人员要想申请高一级的职称,都必须首先通过一门外语(通常是英语)考试才能申报。5 在几乎所有的城市中学(甚至一些大城市的小学)和许多农村中学,学生都必须学一门外语(通常也是英语)才能拿到毕业证书,等等。英语除了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使用外,还广泛地应用于商业和贸易业务或消费和广告业务。
毫无疑问,中国的英语教学正在日益繁荣,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英语教师的收入上,他们比其他语种的教师,显然收入要高一些。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显示出,中国的学术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或全球化,也越来越规范化。如果没有英语的中介,这肯定是无法实现的。这不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也无法抗拒的历史之必然。
因而现在的情形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不管你喜欢与否,你都必须懂一些英语,没有这一技能你就无法成功地在当今时代生活和工作下去。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必须"非殖民化"吗?由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可以在世界上找到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价值。作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文化全球化对中国的知识生活以及文学写作和批评话语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
学者们不得不感到自己实际上处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已能使用互联网来从事学术研究,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已经使我们更为方便地直接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进行有效的交流。在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界,有些学者借助英语花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西方在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最新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同行,旨在影响并更新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自80年代初以来,诸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西方批评理论或文化思潮如同走马灯一般匆匆进入中国当代文坛和思想界,对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及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或更早一些,几乎西方所有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主要作品均翻译成了中文,对相当一批中国当代青年作家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许多中国作家所产生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一些理论功底和英文水平都相当差的青年学者为了追逐流行的时尚,在自己的批评理论著述中大量滥用从西方借来的批评术语,造成的结果是,连本专业的同行都读不懂他们的文章。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与国际文学研究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的激进作法使恪守传统的那部分中国学者不满甚至恼怒,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是一个文学和理论批评大国,但在国际理论批评争鸣中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学者却没有自己的批评话语。
出于对重建中国批评理论话语的关心,这些学者号召建立自己的批评理论话语,并将其视为中国的文化"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一种后殖民策略。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建立"中国学派"的声音再度进入人们的耳际,这尤其在一些关于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的研讨会以及一些刊物上发表的批评论文中可见端倪。显然,在这些人看来,全球化和外来影响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及中国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对立,因而也就成了中国文化及其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的主要原因。当然,在这一影响中充当中介的正是英语的普及。
如果认真地考察这一现象,那么我们就应当说,认为中国文化和批评理论话语是否"被殖民"应视不同的情形而定,决不可一概而论。有些人认为,英语的普及是过去20年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内容到表达形式(话语)全盘西化的主要原因,因为许多理论教义和文化学术思潮都是通过英文的中介进入中国文化界的。结果,中国文化便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批评家也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如果他们在国际论坛上不能用英文发言的话,甚至连自己的声音也丧失了。
另一些人则认为,通过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来实现中国文化的非殖民化是必要的,这在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沉默"后再度勃兴时曾颇有吸引力,但在当前这个多极角逐和多元走向的世界,这种建立学派的尝试实际上是过时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或"西方中心主义"(Westcentrism)的翻版,即所谓的"中国中心主义"(China centrism)。他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学习英语以致于掌握英语与否竟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品味高或学识渊博的标准?而与其相对照的是,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懂中文的人却很少,更不用说把握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内在精神了。
中国学生或学者为了能出国深造,首先得通过英语考试,而那些来中国工作的西方专家却不必学汉语,他们来中国做生意或旅游往往都由年轻的中国翻译或导游陪同。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交流上的失衡吗?我们并不否认上述现象确实存在,但是要探讨这些现象,还得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进行考察分析。应当承认,这些学者也有自己的理由担心英语在国际社会的渗透性力量和语言霸权,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文化和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现象。
实际上,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引进,中国的文化学术界曾出现过一股"后学热",尤其是"后殖民热"成了中国的语境下反对所谓西方文化新殖民主义渗透的一个对抗性策略。中国许多的"保守主义者"确实认为,早在20世纪初,中国文化和文学话语就"被殖民"了,自五四时期以来,中国的语言变得越来越欧化或西化,因而这一历史责任是推卸不掉的。确实,在那以前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基本上不大受到任何西方影响;同样,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各种西方学术思潮和文化理论蜂拥进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话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这方面,鲁迅的"拿来主义"原则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
当然,这既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是一件坏事: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进而跻身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主流是颇为有益的;另一方面,这些理论思潮的进入无疑淡化了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民族身份,使其"被殖民"了。我们现在面临的这样一种两难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同时也使我们越来越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的前景。
实际上,在我看来,解决这一两难并继续对外交流决不意味着贬低中国文化或消解文学话语,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和文学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必不可少的牺牲。在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中的现象作了这番详细考察之后,我觉得对这些复杂的现象应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英语的普及并不一定会导致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的"殖民化",我们完全有必要在过去的年代里花很大的力气通过英语的中介把西方文化和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因为这肯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和繁荣中国文学和文化。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美学价值和深刻思想也越来越得到西方汉学家以及普通大众的承认。英语的普及也会帮助我们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内在精神介绍给外部世界。
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先走了一步,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做呢?就拿我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吧,这是当今中国最具有国际性的学科之一。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以接受-影响(特别是西方文学是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为特色的话,那么我们将进入的第二个阶段就应当以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为主。这样,用英文来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同样又走在了前头,他们用以衡量其科研成果之价值的一个标准就是看有多少成果(用英文)发表在世界一流刊物上,而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则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
因而通过英语的中介把中国文化的光辉遗产及其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世界肯定是极为有益的,这样,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就会了解真正的中国究竟是何面貌,而无须从那些出于无知或偏见对中国误解甚至曲解的西方人写出的著述中来了解中国及中国人民。这样看来,强调文化非殖民化并不意味着取消英语及其教学的普及和提高,因为尽管中国过去曾受到部分地殖民化,但中国文化并没有被殖民。与其相反的是,一些试图使中国文化殖民的外国人不是被"汉化"就是深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只有全面地提高英语水平,我们才能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
因此,英语的普及与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并不矛盾,倒是借助英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并建构中国批评话语。中国批评话语建构过程中英语的作用自从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实际上也就进入了全球化的机制,而中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更是从机构上完善了这一进程。因此,它无法回避无情的"丛林法则"(lawofjungle)。
可以预见,英语将在人们未来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地球村"里,可以很容易地彼此进行交流,既交流对不同论题的看法,同时也就某些重大的项目进行通力合作。如果我们各自总是讲自己的母语的话,那么有着数百种语言的世界将乱成什么样子!我们肯定要商定以一、二种相对说来为较多的人使用的国际性语言作为我们交流的工具。
港澳台同胞在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一般很自觉用普通话;我们的北欧合作伙伴也自觉地使用英语作为语言,因为就其使用的广度和普及的程度而言,英语都是最为理想的国际性交流语言,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国际交流中使用它。
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我们也必须用英语撰写我们的主要著述,或者将我们的重要观点翻译成英文,这大概令那些观念保守者大为失望。他们会问:既然世界上使用汉语的人最多,为什么国际著名刊物都是英文刊物呢?为什么诺贝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除个别委员外)竟不能用原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呢?确实,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数位居世界第一,但有没有可能让全世界的人统统用汉语来进行交流呢?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不仅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能向所有有兴趣选修汉语的各国学生提供资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汉语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之一,甚至在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眼里也是如此。此外,汉语的方块字也无法与国际流行的语言系统或因特网相兼容。
既然英语已经成了目前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或作为母语,或作为一种官方交流语言,或作为第一外语)的一种国际性语言,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使用它来交流呢?应当认识到,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一种选择,否则我们就将再度使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可以理解,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学者们非常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可能遭遇到的"殖民化"。但应对的策略不应当是阻止人们学习英语和用英语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如果我们掌握了英语,尽管它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它在国际学术界发出我们的"声音"。反之,如果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只能与一些外籍华人和少数汉学家进行交流,那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值得庆幸的是,学习中文在国外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不仅为了和中国做生意而学习汉语,而且还为了能更好地掌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神实质。这一点完全可从中文热在全世界的兴起见出端倪。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过去,当中国处于落后状态时,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些对与中国做生意颇有兴趣的人只是学一些语言以便和中国的合作伙伴进行谈判,而现在,由于西方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并暴露出一些无法解决的危机,因而一些西方有识之士认为只有从他种文化(例如中国文化)的视角来反观自身才能有助于解脱自身的危机。
因此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强大,随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愈益为世人瞩目,越来越多的西方青年来到中国并非只是为了学习语言,而是在掌握语言技能后继续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但是在他们的初学阶段,为了使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兴趣,我们可以用英语给他们做这方面的讲座,当他们觉得用英语讲授中国文化课会失去一些东西时,他们就会更倾向于直接听用汉语讲授的课程。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稳步发展,汉语将在未来的国际交流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并且越来越普及。
若希望那样一种情形得以实现,我们就只有在现阶段重视英语学习,利用英语来普及中国文化和文学,而非使之"殖民化"。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努力多学英语是为了将来少讲英语。但这一天的到来似乎还有着漫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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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给我国经济带来挑战。如今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发挥优势,规避风险,应对挑战,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那就要求我们既要从实际出发,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以开放带动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策略;比较优势。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态,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根据国际货币组织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信息广泛迅速的传播,使得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为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二是生产关系和制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是要受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制约的。因此,分析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而研究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策略,离不开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把握。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拓展;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本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本质,从生产力角度看,在国际分工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从本国移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使资本主义的资本、技术和管理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本质上表现为生产力的全球化发展。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利于我们,是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吸取国外经济及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素质。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的,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本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解体的必经阶段和决定性过程,经济全球化以其创造丰富的优秀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提供了前提条件。这就要求我们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策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化是当今全球化四大潮头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的运用,将使世界进入一个信息革命时代。
人口众多曾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第一劣势正转化为自身的比较优势:一方面劳动力资源丰富,可以带来劳动力低工资成本的长期优势;另一方面,人口众多,使中国长期维护巨大的潜在的市场需求。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要长期维持和发挥劳动力成本低下和市场潜力巨大的潜在比较优势,除了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外,还要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加快教育体系调整和体制改革。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
要尽快培育和造就一批拥有雄厚实力和强大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强势发展的中流砥柱。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
[1]张锋,肖维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J].陕西农业科学,2003(5)。
[2]王东,丰子义,聂锦芳。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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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学是历史撰述在文字表述上的艺术性,亦指以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前者属于史学,后者属于文学。此处所谓历史文学,系指前者,即历史撰述在文字表述上的审美要求。一是真实之美,这是通过史学家的文字表述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撰述的本质的美。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中国当代历史文学:面向全球化的新语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面向“全球化”新语境的历史题材创作不仅在小说、戏剧和影视等方面取得了全面繁荣,也为文学反思民族历史、建立全球化的对话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在这一认识背景下召开的“中国现当代历史题材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突破性地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历史翻案”现象以及历史题材的概念内涵等新旧命题提升到历史观的层面展开广泛争鸣;对于影视创作中的庸俗化弊病,则提出了精神价值底线的新考量原则;从叙事学的角度进入对历史叙事可能性的探讨也别开生面;而新批评方法的实验和呼吁则直接针对严重落后于创作的理论批评。所有这些讨论表明,全球化不仅仅作为创作背景存在,它的影响已经深入地内化到历史题材创作的艺术实践中。
[关键词]历史观;历史叙事;批评范式;全球化
当前,方兴未艾的历史题材创作与近年来席卷寰宇的“全球化”浪潮有着内在的相互联系。“全球化”已由经济领域延伸到文化领域,并日益发展为纤毫毕现的现实。对于各民族、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来说,这一浪潮所激起的焦虑远远大于由此而来的最初的兴奋。敏锐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化批评家几乎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全球化”与民族自我认同之间的连锁反应。面对“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自我认同的尴尬,以历史为书写对象的文学创作不期而然地以对民族历史的重新反思走上与之对话的前台。这是因为在重建文化和身份认同这一全球化的挑战面前,历史叙事具有最大的资源优势,尤其对于从1840年起就处于抵抗西方现代性而获致本土现代性的中国而言更是如此。换言之,全球化提供了历史文学对民族历史加以重新思考的契机,并以此建立和全球化的对话关系。虽然不能武断地说,近年来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即是在这一策略的引领下趋于繁荣,但用文学叙事的方式反思历史以期达成民族的自我认同,的确已成为许多作家选择走进民族历史深处的“集体无意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3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杂志社和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现当代历史题材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这是近年来规模较大、层次较高的一次历史题材创作研讨会。与会者有来自美、韩、日、越等国和我国港、澳地区及内地该领域的评论家、学者、出版社编辑、作家等近七十人。此次会议距1995年《文学评论》在北京举办的“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研讨会已有八年之久,无论从研讨的对象(从当代扩展到整个现当代)、内容(从小说扩展到包括影视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学艺术)都有所超越。八年来,历史题材创作一直处于不衰的势头,涌现出一大批作家和作品,为此次研讨提供了可资分析的丰富文本。如果对本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和由此展开的广泛讨论加以整理,可以看出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突破:(1)关于历史观的问题;(2)历史题材的影像创作;(3)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叙事研究;(4)对历史题材创作批评的批评。下面将分别展开评述。
在讨论历史题材创作的时候,总会涉及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即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多年来,历史题材创作围绕这个话题一直争论不休,直至让众多的作家和批评家厌倦。在这次讨论中,它依然是热点和焦点。不同的是,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以及由此所牵涉出的关于历史小说的定义、历史翻案、拟实与虚构、历史小说的可能性和限度等等问题都被统辖到历史观的题下。这说明经过多次讨论,作家和批评家都已经意识到关于历史题材创作问题的众多分歧实际上均源于不同的历史观,这是此次讨论最为醒目的一个亮点。
华东师范大学90高龄的徐中玉教授首先以历史题材创作中对李鸿章和曾国藩的评价为例,发出了“按什么标准衡量当时人物”、“对历史人物评价应该是几重标准”等尖锐质问,拉开了关于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讨论序幕。徐老认为,我们的历史题材作品暴露出作家在历史真实和艺术想像的融合中存在不少问题;浙江大学吴秀明教授则在接下来的主题发言中,指出这实际上可以归结到对传统文化如何评价上,说到底则是历史观的问题,这便在讨论伊始就为话题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点。
(一)“历史翻案”现象
通过对新时期以来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得失的对比分析,吴秀明教授指出,一些历史题材创作之所以不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将人物放到最能反映他性格发展的历史原点当中,缺乏对历史文化的理性分析,严重暴露了作家历史观的贫乏。而成功的作品则主要是因为在对历史的认识上注入了新的观念,这些新观念引起了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结构性变化。他敏锐地发掘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历史文学大潮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景观——“历史翻案”,并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来考察这一现象,指出“它是文化转型的精神气候之在文学中的一个折光反映,是历史文学作家历史观大变革的一个生动写照”。通过对作品中不同类型的两种翻案——“历史化翻案”和“非历史化翻案”的比较,来揭示作家不同的历史观。他仔细区别了当代老、中、青三代作家历史题材创作中的不同,对于以唐浩明为代表的中年作家创作中的“历史化翻案”和以苏童、叶兆言、刘震云等为代表的年轻作家新历史小说写作中的“非历史化翻案”的优缺点,分别给以公允客观的评价,展示了从早期的阶级斗争史观到历史合力论史观再到新历史主义史观的演变过程。
作为一个从事历史题材文学研究多年的学者,吴秀明教授一方面看到了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历史翻案”现象所揭示的全新的历史观,同时又对之抱以审慎的态度。当触及到“历史翻案”中必要的历史知识和文学品质关系的时候,吴教授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悖论。他指出:“那些文史功底深厚的作家,由于观念思维的惯性所致,往往难以超越固有历史对自身的‘压迫’。这时丰富的历史知识反而成为一种负担,不能转化为活的生命整体。而那些历史知识并不丰富甚至相对贫乏的作家,因为摆脱了所谓的历史真实的约束,从中注入了自身独特的生命生存感悟,反而赋予冰冷的历史以温暖鲜活的人性内涵,显得魅力无穷。”因此,他提醒作家:“历史翻案自然以一定的历史知识为前提,尤其是历史化的翻案更是如此,但一旦进入创作的堂奥,就应将历史知识抛开,按照美的规律造型。”对于翻案现象,吴秀明教授也从另一面对其做出方法论和本体论上的质疑,认为“它只有相对的合理性,而没有绝对的完美性”。他以《曾国藩》为例指出:“历史文学仅是翻案是不够的,它同时还需要融合。真正优秀的历史文学,也不是简单的翻案所能概括的,它应该兼容并包地涵盖更加丰富立体的历史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既翻案又超越于翻案”。在这一点上,南京大学王爱松老师有相同的感受。他认为,近百年来谈论历史题材文学之历史真实的一个盲点,就是忽视了其中真伪的相对问题和转换原则。他特别强调了历史翻案文学作者在这方面的一个明显缺失:总是借历史的真实建立起在前代作品面前的巨大的道德优越感和翻案的勇气,“这种翻案可以成就‘新的观点’的真实性,却并不能保证还原所谓历史的真实”。这番话对当前有些泛滥的“历史翻案风”可谓一针见血。
从讨论中可以看出,将真实性问题投射到不同时代作家的历史观上是一种独特的研究视野,对历史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作家对自己时代的理解。这就从另一个侧面提示作家要注意历史观的动态特性,杜绝一成不变的历史观。
(二)历史和历史题材的概念内涵
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问题要放在历史题材创作中来讨论。鉴于目前历史题材创作概念的模糊,许多评论家主张首先要对历史题材文学的内涵和外延给出界定,在这方面,以《文学评论》编辑部王保生研究员和北京大学马振方教授的呼吁声最高,但在具体讨论中却引起了热烈的争论。马教授认为,千差万别的小说形态实际上都可以归为两类:现实的拟实类和超现实的表意类。而历史小说无论有多少虚构成分,也是以模拟历史现实的形态出现的,属前一类。因此,他给出的历史小说定义为:它是以真实历史人事为骨干题材的拟实小说。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定义,以此为标准,将有很多小说被剔除出历史小说。但这一定义仍存在着何为“历史小说所说之历史”的疑问,即对历史区间的规定。对此,马教授给出了“记忆前时代”的崭新提法,认为“作者写他自己生活时代的内容,是写现实而非历史,因此不能算历史小说;写他记忆前时代,只能凭史料间接获取骨干题材,写的才是历史小说”。这样,他的历史小说定义就成为“以作者记忆前时代的真实历史人事为骨干题材的拟实小说”。但也有学者在讨论中指出,“记忆前时代”是个滑动的能指,带有很大的灵活性,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意味着不同的时段,“记忆前”很难作为一个固定的时间点来划分历史小说与非历史小说,它必将在具体操作上遭遇困难。马振方教授自己也承认这一界定在应用方面比较麻烦。郑州大学的张鸿声教授因此提出了“历史单元时间”一说,作为对“记忆前时代”提法的重要补充。浙江师范大学的王嘉良教授则对将拟实和表意小说完全疏离的提法表示异议,认为历史小说中仅有写实而无表意是没有价值的。
对于历史小说定义的争论甚至最终追究到什么是历史的讨论。王爱松老师认为,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所涉及到的历史,按其形态来划分存在三种含义:一指事实上曾存在过的历史,即原生态历史;二指遗留态历史;三指历史题材文学对历史的叙述,即叙述态历史。但是实践的过程证实,以此三者作为检验历史真实性的标准都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仍然有难以求证的漏洞存在。因此,只有在区别了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和史学实践的不同之处后,作家才会在创作中对历史采取一种较为正当的态度,批评家才会对历史真实的含义有更为切实的理解。他认为:“中国历史题材文学今后要获得更大的发展,一方面自然要反对那种游戏历史、毫无来头地篡改历史的创作;另一方面,也需要重提史学与文学的区别,使作家意识到自己确有不同于历史学家的职责。”对于历史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王爱松老师从作品出发,将传统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区别为历史同构小说和历史虚构小说。
对历史涵义的界定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作家的取舍。河南大学的刘涛也谈到了“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名称辨析问题。他指出,现代历史小说在确认自身的过程时,必须面对两个问题:即历史小说的历史性和历史小说的小说性。他说:“历史小说既然是历史小说,它的取材只能是96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5卷历史而不是其他,而要从历史中取材,便牵涉到一个重要问题:作家怎样看待历史与历史记述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如何看待历史?历史可以按正史处理,也可以按野史处理。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刘明教授主张不要对历史小说期待太高,特别要排除一部分只以意识形态承认的历史为历史真实标准的做法。刘涛认为,历史小说独立意识形成的标志之一,就是多数作家和评论家都达成的共识,即“历史小说的历史性只能从对史传的颠覆与再度阐释中产生,一味信守史传反而会使历史小说失去了历史性”。以此来认识当今风头正健的“非历史化翻案”的“戏说”类作品,应当会给予宽容的理解。浙江大学盘剑副教授对“戏说”类作品的评价正可以作为代表,他认为,“戏说”类作品是一种现在进行时的对当下感受的表达,而不是对历史的认识。它直接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和娱乐需求。言外之意,历史并非这类创作的追求。
(三)拟实和虚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马振方教授提出了“底线说”。他认为,“历史小说不仅不能超越拟实的权限,即人事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极限,也不要超越拟史的底线,即历史人事的基本轮廓”。这一点为与会代表特别是几位作家所赞同。香港作家金东方女士在分组讨论会上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出发谈了体会。她以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为例,认为关于历史真实,亲历者的记录也难以让人相信;而对于作为写历史小说的人来说,只能相信别人写下来的历史,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于是她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对于历史,谁掌握着撰写权和解释权?虽然不同的撰写者和解释者会对历史的真实做出不同的答卷,但作家却仍有虚构的权利。因此,她自信地宣称:“有历史的地方按历史写,历史达不到的地方是我的天下。”长江文艺出版社周百义编审从出版者的角度指出,历史真实只是作家眼中的真实,很难还原。出版者更多考虑的是受众,但仍然有对真实的要求。多年的出版经验证实,作品必须尊重艺术创作规律,那种完全不顾历史真实的“戏说”,受众是不会全部接受的。
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讨论的另一派观点,其分歧则不再纠缠于历史,而是基于对真实的不同理解。杭州市文联钟本康研究员认为,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认识应集中在作品有没有真实感,而不是历史事实上,以历史事实作为衡量作品真实的标准是不够的(仅把历史复述出来的历史小说只能算作历史影像)。对于历史小说而言,真实感才是其生命,而有无真实感的关键在于作家对历史的认识观念是否是新的,将问题再次触及到历史观。
(四)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作为批评标准的意义
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问题讨论了这么多年,其意义何在?王爱松老师提出:“作为一个批评标准提出的历史真实,只有在同另一个关键词‘艺术真实’结合起来时才有意义。”中国人民大学陈奇佳博士也认为,孤立地过分追求历史真实会对创作产生制约,而适度地把握对提升作家的艺术才华有很大帮助。因为作家的想像也是有限度的,只有熟悉历史真实,才有可能回到历史中,写出真实且吸引人的作品。浙江大学盘剑认为,纠缠于历史是否真实意义不大,甚至认为不存在历史真实问题,关键在于创作者对历史题材的处理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创作者的思想、意识和情感;不必去强调历史事件的真实,而要努力表现对历史生活的真实感受,挖掘被历史事件遮蔽了的历史人物的生活;
事件有记载,但生活没有记载,需要用想像来填补,并将创作者对当代生活的真实感受融入到对历史生活的真实感受中去。因此,盘剑提出,我们的历史题材创作需要回到生活,回到生活就意味着回到艺术。他还认为,回到生活一方面使创作多元化,另一方面也可以满足受众多方面的审美需要。河南大学刘进才副教授也认为,过多纠缠于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问题会遮蔽我们对历史小说其他层面的探讨,历史小说首先是小说,其次才是历史的。浙江大学陈坚教授则认为,谈论历史真实不可回避,他对三种关于真实性的说法分别加以评述,并以历史剧《陆游和唐婉儿》的成功来说明历史题材和当代意识相结合的意义。浙江师范大学骆寒超教授则将人性的真实作为构成历史真实的内核,提出在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历史事件的叙述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必须符合人性的真实,这一点在部分作家的创作谈中有相似的认同。
从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每一个问题最终都与历史观相联系。正如首都师范大学张志忠教授所言,“历史观影响决定着历史的真实”。他通过对几部均取材于戊戌变法作品的对照分析,发现由于作家历史观的差异,导致作品中对历史人物行为的动机、因果做出了不同的评价。浙江大学陈建新副教授则通过对莫言具体文本“民间”和“历史”两个关键词的考察,探讨了其“整合个人的审美经验和人生体验,以表述对传统与现代、庙堂与民间、男性与女性等的认知和思考”的创作理念,以及小说所折射出的“微言大义”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思想、文化和历史意义。也有研究者对现代作家历史题材创作中所体现的历史观进行了再度阐发,以作为当前历史题材创作的借鉴,如浙江大学黄健教授对鲁迅历史观和创作理念的研究。他指出,鲁迅历史观的特点是强调作为主体的人必须自觉地面对历史与现实的必然,理智地审视历史,把握现实,并主张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三位一体的联系当中,发掘历史与现实一脉相承的内在关联。
纵观讨论中所涉及到的当前历史题材创作所体现的不同历史观,有阶级的历史观、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知识精英的历史观、女性主义的历史观、人性的历史观、民间的历史观、日常生活的历史观,等等。吴秀明教授指出,历史真实是多样的,也是多层次的,作家的写作立场和境界影响着历史真实层次的提升。因此,他提出要树立多元宽容的历史观,这一主张引起众多与会作家和批评家的共鸣。
对历史题材影像化创作的讨论也是此次会议的一个热点。近年来的历史题材创作,一直是两路齐头并进:一路采用传统的文字语言,另一路采用声像语言。受现代文化工业发展的影响,现代人越来越习惯用直观的声像语言来代替文字语言。声像语言的历史题材创作无论是社会反响层面还是受众接受层面都大大超过了文字语言的历史题材创作,而且很多影视作品本身就是由小说或传记直接改编而来。因此,本次会议将视线集中到历史题材影像化创作上,也可以看作是对当代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我们同样可以从中得到若干理解时代的信息。
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不仅在国内如火如荼,在海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东亚和南亚一些国家,普通大众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几乎就直接来源于影视剧。越南文学院的范秀珠教授就指出,在越南,中国的历史题材创作包括文学和影视等深受欢迎,尤其是被命名为“清宫戏”的影视作品,在越南流传极广。她认为,中国历史题材创作在国内外的繁荣主要得益于中国几千年来的悠久历史,为后世作家储备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同时,她也认为,中国作家的历史观很强,对历史的认识很深刻,特别是在经历了““””等大的历史变动之后,中国新一代作家对历史的认识不是死板的、狭小的,而是宏放的、阔大的。应该说她对中国作家历史观转变的认识是十分准确的,正是因为历史观的开放,才有了创作的繁荣多样。台湾地区历史文学学会副会长兼历史小说作家林佩芬女士也指出,大陆影视剧风靡台湾,甚至影响了台湾电视剧的剧本风格。但她对小说和影视结合表示出喜忧参半的复杂心态:一方面,她认为两者结合可以使小说所反映的内容更加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她也为这种结合所导致的粗制滥造现象深感忧虑。作为台湾地区一位有成就、有识见的中年作家,她同样具有批评家的犀利眼光,她指出,台湾地区由于历史内涵不够丰厚,只能移植大陆历史剧的做法,这将是台湾地区历史文学最大的隐忧。面对与会的众多大陆作家和批评家,她慨叹:“衣冠文物,犹在中原”,恋土思归之情溢于言表。
浙江大学范志忠副教授十分关注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创作,他认为,中国转型期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该时段中国影视剧历史叙事的多元性,既有被喻为“民族精神标本展览馆”的史诗性影视剧的宏伟叙事,又有反映历史中“个人生活世界喧哗骚动”的世俗小叙事。范志忠认为,“历史题材影视剧以戏说的方式拒绝历史的真实性,拒绝表现历史上具有永恒意义的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实质就是拒绝将历史逻辑化和理想化,并最终拒绝了个体命运的历史性。”但他同时又指出,伟大的史诗叙事,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依然具有一种“无意识”的影响力。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周怡教授致力于探讨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文学渊源与继承关系,他认为,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史记》和宋代的“说话”。它们均以人物为核心来叙述历史,《史记》的人物关系、对话艺术对于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产生了明显影响;“说话”中的“讲史”则既是历史记录的民间形式,又是历史与民间艺术的结合。浙江大学郑淑梅副教授则注意到,当今的影视剧在极大地丰富群众日常文化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一些帝王戏在皇帝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严重背离史实,宣扬‘好皇帝’思想,误导民众”。
她指出,当前一些历史题材影视剧之所以内容荒诞、思想乖张,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作家缺乏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另一个则是媒体一味迷恋收视率和经济效益。她主张应该对历史进行新的审美阐释和科学描述,以便在历史叙事中实现历史意识与现代意识、历史精神与现代精神的完美结合。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历史题材书写,浙江大学包燕博士将其放在世纪之交文化转型的背景下来分析,她借用张颐武的话将这种背景表述为“以消费为主导,由大众传媒支配的、以实用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多元话语构成的新的文化时代”,而第五代导演历史书写的转型则正是对这种大众文化语境的回应。在评价历史题材电影走向充满感性狂欢精神的“历史故事”叙述的时候,她提出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即在批判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其作为一种文化声音的表达所具有的文化启蒙功能。综合这些讨论,既有对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宏观审视,又有对其创作源头的回溯,同时还有针对具体现象的批评。虽然它们的切入角度不尽相同,但合在一处,无疑就是一幅关于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研究的全息景观图。
事实上,对历史题材影视化创作中出现的问题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还是严苛的审视标准,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如何看待历史观的问题。电影电视作为大众传媒之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众的声音,可以看作大众话语的间接表述。因此,历史题材的影视化还牵涉到如何看待大众话语权这样一个文化命题。在讨论中,吴秀明教授就提到,对于影视剧中的“戏说风”,只从民间狂欢和情感宣泄的角度来讨论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忽略其对长期以来历史题材创作中惟我独尊的精英化倾向的削减,及这种削减所产生的文化生态效应,那么,这一研究思路只会导致对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流于表层。此外,关于影视剧的改编问题,包括市场原则的制导,影视化对纸质媒介所产生的辐射及其相互影响等问题虽没能在这次会议中深入展开,但却都已作为新的研究课题浮出水面。
叙事学研究是当今文学研究的重镇,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历史题材创作的“言说”问题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热烈讨论。
河南大学孙先科教授首先指出,在历史题材创作研究中应该特别关注历史的言说者,即“谁说”、“说谁”以及“怎么说”等问题。他提出的这些话题也即是叙事学致力研究的问题,对应着叙事学关于叙述主体、叙述行为、叙述层次、叙述方位等的研究。浙江大学的李杭春老师认为,面对只能被叙述的历史,叙事者的立场和角度常常决定着整个叙事的面貌。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她发现,许多作家对被叙述的帝王将相历史常常采取一种“过度礼赞”和“过度仰慕”的叙述视角。以《雍正皇帝》为例,她敏锐地揭示出“过度礼赞”是以丧失叙事者的应有立场和节制为代价的,往往会有损历史人物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甚至可能会违背作家的意愿,引起读者对所塑造人物某种程度上的反感。她还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这种叙事视角所隐含的文化危机:如果这种叙事视角在历史题材创作中成为习惯,极有可能造成叙事者、隐含作者以及作家本人精神立场之间的界限模糊,从而导致叙事者的立场演变成了作家的立场,甚至扩展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所持守的立场,
这就在无形中使知识分子长期努力建立的价值理念和精神信仰面临被解构的危险。因此,针对这种明显的叙事视角偏差,李杭春预设了一种理想状态的叙事视角———中立的叙事立场,即尽量以最接近历史、退出历史事件漩涡的立场进行创作。中立立场叙事的提法是批评家对作家的一种良好的期待,但正如吴秀明教授对此的反诘:能不能做到中立,所谓的中立以何为参照?对这个问题,不同的历史观会给出不同的回答。因此,他提请与会学者注意这样一些问题:是否应该对知识分子自身也进行反思?知识分子精英化的价值取向是否就一定具有普适性?这就将单纯的关于历史题材创作叙事视角的讨论上升到了文化思想层面,使对历史叙事的研究获得了广阔的文化空间。
吴秀明教授在谈到历史叙事问题时,着眼于强调历史题材创作者的艺术想像力和审美创造力。结合历史题材创作中的“翻案”现象,他认为,艺术想像力的匮乏是导致历史叙事平面单维的主要原因。对于为批评家颇多诟病的新历史小说,吴秀明教授却从艺术创造力的角度给以肯定。他说:“它(新历史小说)第一次将先锋的想像和先锋的超常思维带进历史文学创作领域,使历史叙事的审美话语在想像中获得生机勃勃的活力,而真正成为一种充满艺术智性的可能性叙事。”这次会议上,浙江大学吴晓教授也把目光对准了先锋作家的新历史小说。他以苏童的创作作个案分析,认为在苏童的历史叙事中,“最富特色的形式因素是想像的力量,并借此实现对‘大历史’的书写”。通过对苏童历史小说创作叙事策略与意义生成等方面的探讨,吴晓教授指出,“相较于传统的历史小说创作,先锋作家新历史小说切入历史和文学的方式,更接近文学本体的形式表征和内在意味”。
对于赵玫的《高阳公主》等历史小说和李少红导演的电视剧以及其他大量“戏说历史”作品,吴秀明教授认为,对它们在历史的“艺术化”和“创造力”方面所作的探索同样值得重视。他说:“即便是‘我说历史’,我们在指出它的过分商业诉求和世俗化倾向给历史文化正常承传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也要对其具有‘狂欢’和‘自娱’性质的大众化的合理想像给予一定的认同。”针对目前的创作状况,他提出,应“从空间、思维和文体三方面进行扩展”:
在空间上,不但要重视宏观的大历史,同时也要关注微观的小历史,让艺术创造力和审美热情伸向政治生活之外并与之相连接的日常生活,不能把眼光过多停留在帝王将相及其彼此之间的政治斗争尤其权力之争上,做好日常生活这篇文章,将历史进一步细化;在思维上,不但要重视常态的经验写作,同时也要关注“非常态”的超验写作,将艺术审美智性拓展到超逸客观实在的抽象世界或幻象世界;在文体上,不但要在历史文学本体本身进行艺术革新,同时也要向其他文体特别是向武侠文学和科幻文学寻求借鉴,进行跨文体的融合。由于时间关系,这些构想虽然没能详细展开,但它无疑为作家和批评家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信息。
此外,对叙事问题表示热情的还有一批年轻的研究者。南京大学陈娇华博士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中的欲望化叙事,认为它是在历史理性与个体欲望之间建构历史叙事,因而更能真实地反映历史本真面目;它通过对人性、人情的描写来映现历史的律动;同时,欲望化叙事也丰富和深化了历史小说创作的审美艺术。浙江大学黄擎老师以“”时期最为显赫的文艺样式“样板戏”为个案,探讨了革命历史叙事的特征及其不应有的异化和嬗变。浙江大学陈晓云副教授通过研究发现,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创作中,年轻电影创作者对于战争的想像基本上来自于“阅读记忆”,而非“现实记忆”。
因此,他选取了“阅读记忆”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当代电影中一种引人瞩目的作品系列,意图打开一个新的视角去考察这一类已经离开我们生活很远的题材如何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更好地进行创作。在充分肯定现今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成就的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重拍经典或许能够先声夺人,但如果电影和人们记忆或者想像中的效果相去甚远,反而得不偿失。浙江大学陈林侠博士从修辞学的角度对当下呈现多种形态的历史叙事予以了考察;还有研究者专门从20世纪90年代女性历史题材创作来考察性别视域下的历史叙事;有的则从先锋作家历史叙事的角度来探讨新历史小说对文学本体的接近方式;也有通过对选取同一个“刺秦”历史题材的中国第五代导演叙事策略的分析,来研究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历史书写观念转型和策略回应。
上述多种维度的叙事研究一方面反映了历史题材创作本身的摇曳多姿,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批评界正在走出旧有批评牢笼的讯息。由此可以推断,历史题材创作的多样也必将为叙事研究提供更多的个案,并因其创作扎根于独特领域的特殊性而丰富和拓展现有的叙事研究成果。叙事这一研究角度为历史题材创作研究打开了另一扇远景开阔的窗口,这次会议虽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但它潜在的研究价值已经充分显示,众多与会者已经意识到在这一领域还存在很大的发掘空间。
历史题材批评严重滞后于历史题材创作是近年来理论批评界有目共睹的事实,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批评方法的陈旧和不当。如何使批评跟上创作步伐,真正对创作起到有效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
河南大学刘进才副教授在审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观念时,发现现代历史小说在创作实践上已逐渐摆脱了中国传统演义小说补正史之余的陈旧观念;而在历史小说理论批评方面,则或者过分注重历史事实,或者过多纠缠于“虚实之辨”,没有摆脱“金圣叹式”的论述,显现出明显的历史小说批评观念的古典化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理论批评在其他方面的探讨,没有建构起它应具有的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国古典小说因为始终在史学观念的阴影里徘徊,形成了崇实抑虚的主导倾向,刘进才认为,我们当前的创作和理论界仍未能完全摆脱这种羁绊。
在启用新的批评方法上,河南大学孙先科教授做了有益的尝试。他借鉴克里斯蒂娃对“互文性”的阐释,从中领会到“互文性”不仅指同一符号系统之内“新”文本对“旧”文本的有意“误读”,而且指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的互相“指涉”。以大家熟知的《白鹿原》和《创业史》为例,他从“互文”的角度对白嘉轩与姚士杰、田小娥与素芳两组对应人物重新分析,认为不仅可以读出他们之间的某些一致性,更发现在“互文”的意义上,两组人物的前者均是对后者的“误读”与“修改”。比如在白嘉轩和姚士杰这一组人物身上,共同的富农身份,以及思想、性格逻辑上的一致性,是他们相似的地方,但白嘉轩这一形象又是对姚士杰的“误读”和“修改”。
对于这种建立在“互文”基础上的“误读”和“改写”所揭示出的文学与文化的意蕴,孙先科在分析的基础上首先给予充分的认可,但他也指出,这种“误读”和“改写”“并不意味着后出的文本在价值观上自然而然地优越于前出文本;‘互文性’的本意是不同文本在互相指涉中产生意义,而不是生产真理或推翻真理”。正如孙先科教授自己所说,这种在跨文本,即在“互文”的框架内进行的意义阐释,在目前批评界较为少见。
对历史题材创作的批评既要摆脱旧有的陈旧观念,同时也不能随便乱用“批判的武器”,即随意搬用那些远离历史题材创作的批评理念。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北京大学马振方教授极力主张要对历史小说的形态和品类加以界定和区分,正确认识其各不相同的创作原则、价值取向,以避免不着边际的跨元批评。虽然与会代表对马振方教授将历史小说分为表意和拟实两类产生分歧,但是对于他“确当的小说分类是深入而合理地认识和评判各类作品的重要前提”的批评动机却予以赞赏。当前,历史题材领域之所以出现创作和批评两张皮,一方我行我素,另一方自说自话,马振方教授揭示的随意进行跨元批评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症结。
因此,拿传统的小说理论去衡量和评价当前的诸如“新历史小说”和影视剧中的“戏说”类等作品,无疑是削足适履的滑稽行为。但如果固守陈旧的批评理论,那些具有创新性的作品就必然被排除在批评之外,其影响所及,必将对作家造成无形的心理压力,形成创作上的桎梏。这似乎成为难以解决的悖论。当然,许多批评家也注意到,如果从文史哲之间的同源关系考察,采取跨学科的文化批评显然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目前,文化批评在其他领域的成功实践,也似乎在鼓励从事历史题材批评的批评家们走出尝试性的第一步。因此,这次会议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对于批评理论的使用应该是没有禁忌的,关键在于批评家是否能够适度地使用,使其合目的、合规律,也合文体。
文化批评在其他领域的开展为历史题材理论批评的自我更新提供了良好的参照。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虽然在不同的议题下都曾触及到一些属于文化范围的命题,但只是开了一个头,并没有形成足够的自觉。比如,文化体制对历史题材创作的影响;市场因素介入创作后,市场的运作机制与历史文本生产的关系;历史题材创作作为精神产品和商业产品的结合;新意识形态笼罩下历史题材创作分析,等等。阐释上述问题必然要求批评家具备大文化的批评视界,熟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并且能运用“拿来主义”的方法做到为我所用。
怎样才能既避免不恰当的跨元批评,又不落入陈旧的传统批评方法窠臼,真正阐发作品丰富复杂的思想艺术内涵,这的确是个难题。也许目前兴起的批评方式都只处于小心翼翼的实验阶段,但相信随着众多批评家对此的自觉认识和努力探索,多元的批评视角和崭新的批评方法一定会与日新月异的创作达成和谐,并在相互促进中共同生成,这成为与会作家和批评家共同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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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政治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和作用,这一社会现象很复杂,各时代的政治学家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点对它作过各种论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政治全球传播中应解决的问题推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党的以来,以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重要论断,先后提出了凝聚人心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政治愿景、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一带一路”的国际区域发展规划和 “命运共同体”的伙伴关系理念。在工作方法上注重 “担当”,在精神状态上讲 “精气神”.这些政治术语只是同志治国理政方略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形成的整套话语体系的一个侧面。
作为有多重文化身份的对外传播工作者,要将这些理念和政治话语成功用于对内动员、对外阐释,就必须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努力探索 “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重大国际问题 “发出有别与西方国家的中国声音”,创新话语方式,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更好地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还要赋予中国政治传播以深刻的全球意义,这样才能为我们建立说明中国政治理念的知识体系,让堪称世界最成功的发展实践能通过我们自己的传播,得到世界的理解,最好是认同,至少不掉进 “跟着西方说”的传播陷阱,最大限度地减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制约性因素。因此,建立自己独特的政治传播话语体系是摆在我们传播实践和理论工作者面前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议题,也已成为其中一项极具紧迫性的战略任务。政治传播在全球传播中具体应该解决哪些问题,笔者总结如下四个方面:
面对平日空有爱国热情、鲜有爱国行动,偶有爱国举动也只是为发泄日本侵占我钓鱼岛的愤怒,跑到街头砸别人开的日本车,自己家里连马桶盖都是从日本带回国的个别国人,让肩负着塑造中国文明、进步、和平、发展形象的光荣使命的宣传思想工作者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油然而生。这些宣传战线的同志由于长期处于国内宣传的汪洋大海包围中,加上传播对象、传播内容、语言及思维方式都是纯中国式的,即使做对外传播,他们也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责任感,一味强调传播的指导、教育和宣传职能,传播中语气生硬,强调高大上,霸气十足,漠视海外受众的诉求,充满排涝式、运动式、概念化、标签化的宣传,时常还有充满贬损化的隔空对骂,使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对外传播看成国内宣传的翻版,把对内动员原封不动地照搬到对外传播中,使我们的政治传播充满宣传腔和赤裸裸的宣传味,结果是真实性、可信度大打折扣。因此,我提出政治的对外传播必须首先去政治化,淡化 “宣传味”.
2014 年以来,无论是在周边国际场合还是海峡两岸的会见会谈中一再强调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这是非常有效的地区关系策略,更是彻底摈弃对抗思维的新慨念新思想。在政治传播中如何贯彻的重要思想,有三点我们必须做到:
1. 摒弃对抗思维,强调相互共存。过去我们过于突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一提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建立在战胜其他文明的基础上; 现在我们税应更多地强调文化多元、世界相互共存。在政治传播中,应努力寻找与世界利益的交汇点,把 “我们想说的”和 “人家想知道的”紧密地结合起来。
2. 少讲崛起,多讲共赢。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政治传播中有两个慨念值得我们重视: 一是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紧密,二是中国的 “和平崛起”引起了全球利益的重新调整。 “和平崛起”是过去的常用词,现在更多讲 “和平发展”.为什么要用 “和平发展”代替“和平崛起”? 因为 “和平崛起”容易引起人反感,容易让周边国家和其他西方国家不舒服,由此引发一轮又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在政治传播中,强调共享价值观,强调共赢,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方法。
3. 避免使用容易引发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的传播语言。有些只在内部或者国内动员中使用的名词,如 “韬光养晦”必须严格限定在国内传播中,不要动不动就对外强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管行业、领域和地区,都把新形势、新矛盾和新问题归结于 “新常态”,使这个经济概念被滥用、泛用,导致对外政治传播概念化甚至贬损化。
1. 力戒夸张与炫耀,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对外政治传播必须秉承沉着、含蓄、心平气和、包容、自信、文明、平等的心态。而我们的政治传播话语结构里容易充满夸张和炫耀,喜欢称头,喜欢写最、说过头话,喜欢煽情,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2. 坚持问题导向与问题意识,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政治传播中,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话语,如过去的 “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如今的 “中国梦”、 “四个全面”,应思考如何进行对外阐释。这样才能在海外做到入脑入心,关键是坚持问题导向,从中国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入手,才能讲清楚这些政治慨念对中国及全球的重要意义。
3. 针对主流舆论,加强议题设置。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传播中国声音,要看我们的对象是谁,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周边国家。关键要针对主流人群、主流媒体、主流社会而不是针对个别言论或非主流舆论来设置议题,选择的议题也应该是人权、宗教、国防、气候变化、互联网安全、涉藏、涉疆等长期被西方攻击和曲解的议题。
1. 政治传播无论是对内宣传还是对外传播都不应该是高大上的代名词,而应该努力探索轻松、愉悦、可读、有趣、接地气的传播实现形式。
2. 创新政治传播的议题设置,使政治传播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传播领域。
3. 综合运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手段,打破领导人政体形象传播的禁区。领导人政体形象传播是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视频 《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自2013 年 10 月 14 日在优酷上出现后,短时间内中文版播放超过百万,英文播放量超过一万,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也引发了公众主动制作与政治相关的作品、创造政治传播议题的热情。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等官方媒体纷纷创新领导人报道。新媒体传播在为传统政治传播的平民化、通话化创造广阔空间的同时,也对倒逼传统媒体政治传播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政治全球传播中应解决的问题推探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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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两会”外交部长答记者问以及温与记者见面会上,很多外国记者用汉语向杨外长和温提问,看后让人倍感自豪。随着今天中国的发展,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越来越广,中华民族的文化又重新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世界范围内正掀起了学习汉语文化的热潮。据报道,现在有100多个国家的两千余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汉语进入美英日韩等国的中小学课堂,中国在海外开设孔子学院达几百所。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使世界各地的朋友想更加深入地了解汉文化。中国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遗产之丰厚举世公认。可以说,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是汉语文化热最重要的催化剂。作为中国人,我们对此感到欣慰和自豪,但与此同时又令人忧虑,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加速,国人的语言文字水平却日趋下降。我们正在渐渐忽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渐渐忘却自己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
汉语文化热源于汉文化所散发出的独特魅力。作为汉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是具有表意特征的一种文字,在漫长的历史中不但没有灭亡,而且还在不断发展,这充分说明汉字本身的生命力。正由于其严密的表意性,汉字、汉语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独特的汉字赋予了汉语丰富的文化内涵,载负了中华民族光辉的文化,记录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因此,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汉语文化在全球语境下的兴衰存亡,取决于汉语文化的传人对于汉语文化的态度。作为汉语文化的传人,我们应当将其发扬光大,而不应以谬误人。
如今社会上汉字使用情况令人堪忧,直接体现是大街小巷的用字五花八门,包括招牌、广告、招贴、布告、报章等,使用不规范现象比比皆是。人们又不可避免的要与之接触,这势必会造成不良的影响。社会用字不规范现象归纳起来大致有四:一是使用自己的简体字(包括已经废止的二简字),比如,很多店铺的招牌使用中,“打汽(气)”、“仃(停)车场”、“花蓝(篮)”、“付(副)食店”、“另(零)售”、“歺(餐)厅”等等。二是滥用繁体字(包括已淘汰的异体字),可能有些人以为使用繁体字,表示自己有“文化”,将“美容美发”写成“美容美發”,殊不知“发”字由两个字简化而来:一是“發展”的“發”,一是“頭(头)髮”的“髮”。若执意要用繁体字,那应是“美容美髮”。三是使用错别字,诸如“神州(舟)六号”、“寻物启示(事)”、“夜霄(宵)”、“打蜡(腊)”、“家具(俱)”、“渡(度)假村”、“侯(候)车室”、“房屋折(拆)迁”、“季末清仑(仓)”、“震撼(憾)价”。四是乱改乱造成语,近年来一些商家为追求广告效应,玩起了文字游戏,给一些成语改头换面,如某服饰的广告语“衣衣不舍”、某化妆品的广告语“痣在必得”、某蚊香产品的广告语“默默无蚊”等等,这些所谓的广告创意,实质上是改变了成语的本意,说重了是对汉文化的亵渎。城市街头用字是社会用字的一个主要方面,是一个国家整体文明程度、文化素质、精神风貌的重要表现窗口。对不规范使用汉字现象我们决不能视而不见,因为这与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极不相称。尤其是现代社会已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给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社会用字没有统一的标准,任人乱写滥用,不仅破坏了汉字本身的交际功能,而且势必给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教育普及和文化繁荣造成很大的损失和障碍。今年5月即将在上海举行世博会,届时全世界的目光又将再次聚焦中国,为营造良好的世博环境,全社会都应该立刻行动起来规范汉字使用,纠正街头不规范使用汉字现象。
美国著名学者杜维明在题为“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的演讲中说:“当代人类社会既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又是一个本土化意识越来越强烈的时代。”这就是说,科学技术、贸易往来、金融资本等等是可以一体化的,但是文化是不能一体化的,它必须也只能是千姿百态,各不相同的。所以,保存并发展汉语文化,让汉语文化之树永远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青春长在,这就是今天汉语文化的传人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香港已故著名的爱国人士、语言文字学家安子介先生生前曾预言:“21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人类总有一天都要学习汉字!”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世界范围内正兴起一股强劲的学习汉语文化的热潮,安先生的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面对此情此景,作为汉语文化的传人我们更应该认真学习汉民族语言,掌握汉民族的精神,传播汉民族文化。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崔希亮先生曾说:汉语热的同时我们面临着更多的问题。我们决不可骄傲和自满,更不能不思进取。一个国家的文化是民族的根,是自主创新的不竭源泉。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科技相对落后,在我们的面前仍会有许多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仍然需要更加谦虚谨慎,需要继续奋发图强,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争取在各个方面都有更大的发展,才能使汉语热持久。
汉字是依形、音、义三者的关联而形成的文字系统。由于汉字的表意特点,汉字和汉语文化是紧密相连的,通过观察汉字形体结构便可以直接捕捉到丰富的文化信息。对此,我们可以从汉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入手,仔细观察汉字的构形,充分挖掘汉字本身的文化内涵,展示汉字所独有的文化和审美的魅力,这样比较有利于把握汉语文化丰富的内涵,从而规范使用汉字。
优秀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中华民族作为和平友善的民族,在当今“和平、民主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下,希望世界各国人民来了解中华文化,让中华文化所包含的知识和智慧为全人类所共享,这样才能使汉语文化热真正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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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国际法?国际法有什么作用,对于写好一边国际法的论文十分重要,那么该如何来写好这篇国际法论文呢?
国际法指适用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国际法又称国际公法,以区别于国际私法或法律冲突,后者处理的是不同国家的国内法之间的差异。国际法也与国内法截然不同,国内法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法律,它调整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及其他法律实体的行为。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产品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和农产品,成本低廉,附加值低,往往大量出口某一市场,很容易引起反倾销指控。从出口商品的营销策略看,正确处理外销价和外销数量之间的关系是出口经营的重要决策问题。价格是对外贸易中一个很敏感的因素,它和出口数量构成一对矛盾。®我们因该努力寻找一个价格既较好,数量又较多,出口势头又不是过分猛的最佳结合点;我们应该改变传统的单纯价格竞争的经营理念,改变出口产品的结构,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发展;我们要在非价格因素上多下功夫,提高质量,增加花色品种,改进包装,使出口产品更具竞争性。如果我们只停留在价格竞争的低级出口策略上,一味的追求数量,那末不但没有经济效益可言,而且还会受人以柄,遭到反倾销的非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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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除了有赖于国内经济体制的转变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浅谈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摘要: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机遇。它加速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有助于我国改革攻坚阶段棘手问题的解决;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同时它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给我国经济带来挑战。它给我国国民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威胁,同时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和我国政治稳定提出了挑战。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这种趋势下,我国也必须在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加强对外开放力度、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加速推进经济法制改革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策略。
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为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二是生产关系和制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作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浪潮,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衡量经济全球化的利弊与得失,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提供了哪些机遇,带来了哪些风险和挑战。综合起来说,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就是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搞好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搞不好则会遭到挫折和损害。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利于我们,是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吸取国外经济及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素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的,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从8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为中国复兴带来了机遇,中国应抓住这次机遇,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求同存异,克服困难的原则,主动、健康有序地参与和融入全球经济大潮之中,自觉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迅速发展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最终实现现代化。
(一)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
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科技落后。这就决定了我国发展经济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而关起门来搞建设只会越搞越穷。邓小平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要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必须实行对外经济开放。事实上,在对外开放政策的作用下,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利用外资的质量显著提高,对外经贸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八五”期间,我国共吸收外商投资1845亿美元,预计“九五”期间会达到2300亿美元。“八五”期间,货物满意额由2808亿美元,增加到3606亿美元。2000年突破了4000亿美元。
(二)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我国改革攻坚阶段棘手问题的解决。
改革既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又要与国际接轨,遵守国际规则和惯例。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从解决原有经济体制僵化封闭的弊端入手的,经过放权让利、全面改革、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等几个阶段后,现在进入了解决棘手问题的攻坚阶段,如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探索和发展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改革政府管理机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住房制度、投融资体制、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许多做法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有很大出入,达不到国际要求的水平,所以一些发达国家以此为借口对我国的贸易加以封锁和限制。参与经济全球化就要按世界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遵守国际规则、惯例和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与世界各国发展正常的贸易关系,从国际规则的遵守中获得利益。因此,在改革的攻坚阶段,一定要解决改革中积攒下来的棘手问题。
另外,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外在压力,也会变成改革的内在动力,因为这种压力有助于我们实现政企分开,机构精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经济全球化对于深化改革,完成改革攻坚阶段的任务是个良好的机遇。
(三)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
我国应不失时机地实施对外开放和对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尽可能多地分享经济全球化扩大的投资和商品市场。同时只要发达国家不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采取保护主义的强硬政策,不对贸易自由设置阻碍,只要能够建立起资本流动的合理规定──保护生产性投资,预防如投机之类的负面影响,那么,经济全球化完全有可能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除了有赖于国内经济体制的转变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此外,在贸易保护的条件下,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可以享受到许多来自政府政策上的优惠,实际上进行的是不平等竞争,使国内企业对提高自身素质缺乏紧迫感。加之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作用,企业的设立、经营和产出往往不根据市场的需要,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浪费严重,经营粗放,集约化程度不高。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相互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必然带来国外有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大量涌入,从而对我国国内同类商品和服务行业带来冲击。为了把这种冲击减至最低程度,政府、行业和企业都要抓紧时间,做好充分准备,利用世贸组织允许的过渡期,实现结构优化和素质提高。
(四)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能够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搞市场经济,我们还缺乏经验,这就要通过对外开放,在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和接触中,考察和总结各国活生生的实践,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的优点和缺点,各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利弊得失,从而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可以借鉴和选择的经验。80年代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体制基础是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从体制上讲,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
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不同,它在政府的作用、企业制度、市场规则、信用制度、贸易方式、国际协调等方面都实施了改造和创新,发展出了几种不同模式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今天,我们已经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制度的思想束缚,认识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我们应当向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知识和经验,汲取别国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但是我们不允许也没有必要从传统的市场经济开始,沿着西方资本主义老路慢慢地发展到现代文明、有序的市场经济。
此外,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提高国际地位,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等都有很大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在不断增强。但是,综合看来,中国并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名列世界前八名,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属于发展中国家之列;中国对国际社会、世界问题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影响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世界经济事务中,中国现在已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所以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从而也不断地增加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推进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
二、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威胁。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贸易和投资不断自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想在一国范围内保持我国经济的自给自足已经不可能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处于世界经济的普遍联系之中。我国的原材料、技术、劳动力和市场的供求状况都有国际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国民经济干预权的削弱正在成为普遍现象。同时,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种冲击对一些产业来讲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有关方面分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国产品和企业更多地进入我国市场,冲击我国汽车、制药、农业、电信、航空、计算机、金融等七个方面,同时将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形成严峻剧烈的竞争局面。
其中就汽车行业而言,汽车工业是受冲击最大的产业之一,主要表现在:
第一,面临缺乏规模经济的冲击。汽车工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只有规模上去了,价格才能降下来。而我国1998年全国汽车产量是163万辆,轿车是50.71万辆,只相当于外国一家汽车制造厂的产量,甚至只相当于外国汽车制造厂一条流水线的产量。
第二,面临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的冲击。目前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2000万辆,通用、福特、大众、丰田等几大生产巨头纷纷加大开拓海外市场的力度,中国目前200人拥有一辆汽车,显然是一个潜在的汽车大市场,必然会受到外商的青睐并尽最大可能挤入中国市场,这无疑会对我国汽车工业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威胁。
第三,面临关税逐步下降的冲击。目前我国汽车平均关税为80%~100%,尽管正式文件尚未面世,但关税降低20%是起码的,这意味着关税降低后的进口汽车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此外,汽车工业自主开发能力弱、劳动生产率低下、缺乏竞争优势等都使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巨大的压力。虽然中国的轿车工业可以作为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保护的时间也只有五年左右,充其量十年。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落后的企业将难以生存。汽车工业进入大规模资产重组将是大势所趋。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提出了挑战。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空前加强,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世界各国陷入失衡和危机的境地。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有个最好的例证。这就要求我国务必提高经济管理智能,防范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的发生。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货币政策、较为灵活的汇率安排是减轻失衡和外部冲击的有效手段。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经济组织的挑战,一是跨国公司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对诸多的贸易、投资等问题,哪个国家也无力单独解决,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组织。这就使国际经济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同时也意味着原来主权国家部分经济管理权利的消失或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显得至关重要。否则,国家的经济主权就会受到威胁。跨国公司对我国政策和措施有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它们经常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大搞投机活动。因此,经济全球化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受到国际因素的限制和制约,使其作用的发挥要困难得多。我国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对国家经济管理职能转变的要求,及时加以调整。否则,就会殃及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
(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的稳定带来的挑战。
政治稳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稳定的威胁和挑战加大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为西方的干预主义提供了很多的借口。美国一直奉行干预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美国更以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为借口,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子干涉别国内政。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学者宣称,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国家内政与国际问题之间的区别一直在减少,推广民主、对付动荡及非人道主义、建立集体安全是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三项内容。美国必须帮助那些“没有能力保护本国少数民族、种族和宗教的政府”履行其职责。北约就是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对南斯拉夫动武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许多民族和宗教问题,还有诸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等需要处理,如果解决方法失当,就有可能成为西方干涉我国内政的借口。
2.为西方的经济政治化倾向提供了方便。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出于对抗的需要,为了笼络住盟友,将政治问题经济化,竞相对集团内部的成员实施经济援助。如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给欧洲和日本进行大量的援助和贷款,帮助它们恢复和发展经济。苏联也用同样的办法使一些东欧国家与它靠近。冷战结束后,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加剧,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
发展中国家把经济的发展作为政治成功的标准,发达国家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比如,西方国家为了制止波黑战乱,通过安理会对南斯拉夫实施经济禁运;为了消除伊拉克的军事和政治威胁,迟迟不解除对伊的经济制裁。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多年来西方更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压迫中国就范。1989年中国发生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经济制裁。在中国“复关”和“入世”问题上,西方更是漫天要价,把单纯的贸易问题变成了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使这一谈判持续了十多年。
美国国会把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每年审议一次,就是要把美国的人权观念强加到中国人民的头上。西方一些怀有“西化”和“分化”图谋的人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中国在这方面必须高度警惕。
此外,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传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西方文化日益明显地呈现出一种霸权化的趋向。西方意识形态正有计划有步骤的侵入我国,一些有害的文化价值观念也随着经济交往的频繁愈来愈多地被输入我国。这些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极其严重地动摇着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如,在理论的层次上,他们宣传“人权高于主权”、“经济自由化”、“政治多元化”等等,抵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层次上,他们把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通过各种手段传播进来,消除人们的意志;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他们给分裂主义分子以国际活动空间,授予其“和平”奖章,提供先进武器,支持其分裂活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反渗透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在各种领域和渠道上表现和展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将始终受到来自西方的威胁和挑战。
三、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我国经济的发展策略。
应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策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公务员之家
(一)大力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化是当今全球化四大潮头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的运用,将使世界进入一个信息革命时代。
今天,以无线电话、电视、电脑、人造卫星等现代信息手段为主体的传播网络,已使全球结合成一个紧密的信息整体。这种信息传播、处理的共时性,不仅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通讯化、计算机化和自动控制化的进程,而且也大大缩短了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使人类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动范围和创造能力。根据有关资料,全球互联网的用户每年以高达162%的年增长率递增,几乎可以说已在全球普及。如今,国际互联网络已扩大到155个国家和地区,它使几万亿美元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业务片刻之间就能在国际间完成,这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加速了经济全球化高潮的到来。正是因为信息化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我国在“十五”计划中将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并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事实上,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也是我们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对策。我们必须以积极、务实和奋进的态度,把握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和信息化给我国带来的难得机遇。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深刻影响,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人类文明进程以及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态势,已不允许我们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我们必须正视挑战,形成共识,整合力量,统一行动,努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与未来的重大抉择。
(二)加强我国对外开放力度和快速融入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对外开放的体制环境发生变化,我国的对外开放由政策性开放变为体制性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是全球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是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市场经济规则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国必须遵守的规则。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使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等资源的配置和重新配置变得越来越快,对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深刻而频繁。适时开放市场,只有市场开放了,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不能马上无条件地全面开放,而是要有条件、有步骤地在适应自身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开放,这样才能产生对贸易双方都有利的效益。同时必须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因为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法制经济,所以中国必须遵守规则并参与规则的制定。还须发展资本市场。任何一个想要让企业家大展宏图的国家,都必须发展其资本市场。
但中国虽然拥有高储蓄率,却只有很小一部分流进了私人企业,流入高科技公司的储蓄更是少之又少。在这方面,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竞争力还处在劣势,因此在准入领域和准入时间上一定要与国家的长远发展相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中国企业是做了很大贡献的。努力搞好国计民生的国有大型企业,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解决国有企业机制转化和结构调整中暴露出来的棘手问题,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我们要把中国企业的实践经验认真地进行案例研究,上升到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专家学者要深入到企业里,总结中国企业的经验,然后上升到理论。
这些应是逐步进入国际市场应具有的条件。
(三)努力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
同时,我国还应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包括贸易依存度和投资开放度,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为微观经济主体进入国际市场创造宏观环境。拥有标准占领技术高点,现在我们造成财富差距主要的原因是知识差距,就是由于我们现在没有自主创新和自己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少,技术依存度有50%是依靠我们自己国家,50%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知识包括标准、品牌,也包括技术、专利等等,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很难用实物跟它比较的。比如说标准,谁拥有了标准,谁就可以说占领了技术的高点。
因此,在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我们必须实行社会塑造与自我强化双管齐下,使我国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得到真正的开发;在提高民族创新能力方面,我们必须着力于创造知识的创新和应用知识的创新两个层面,真正激发蕴藏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创造潜能,使创新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我国兴旺发达和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此同时,我国应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建设法制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和成功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几年来,我们在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是一项长期任务,根本的还必须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建立实行民主和法治所必要的、行之有效的机制、规则和形式。我们应该努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二十一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应注意将以下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固然要借助于全球化而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尽可能地吸收国外的先进成果,力求实现某种程度的“跨越式”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急于求成,要在增强经济发展的坚韧性上下功夫,要认识到我们得要面对的压力和冲击力会是很大的,只有依靠坚韧的努力,才能站稳脚跟,才能以此为基础而寻求发展,寻求“跨越”。这两个方面应该是一致的和统一的。
21世纪,国际竞争和综合国力的较量将会更加激烈,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还很脆弱;在信息技术领域,我国的优势有限,信息化整体水平还很低;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我国也存在着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必须立足现实,正视差距,直面困难,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从差距和困难中找到发展的潜力、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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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战略》
摘要:全球化是对今天国际体系的写照,以全球生产体系、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为依托的经济全球化将世界紧紧的联系为一个整体。本文的思维将集中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应对战略,以对社会思维形成共鸣。
关键词:全球化 生产体系 贸易体系 金融体系
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仍然盛行现实主义的逻辑,各个国家行为体要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自然亦当如此。
一、政治战略
中国已经是世界重要的经济大国,目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是世界上主要的政治大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广阔的疆域,丰富的资源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资本积累。同时,中国是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苏东剧变,两德统一,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红色政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心一意抓生产,搞建设,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堪称引领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并且,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拥有重大的影响和话语权。因此,作为
如此重要的政治大国,其所采取的政治战略要十分慎重。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政治战略要着眼于时代背景,要着眼于中国实际,要即顾及世界稳定与繁荣又关切中国主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扩张并处于主导地位,并且世界经济的信息化,市场化以及自由化将世界牢牢地整合为一个整体。各个类型和层次的行为体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利益合成为一体。这样,用战争与革命的思维来看待今天相互依存的世界已经不符合时宜。经济的相互依存要求世界的和平。只有和平的处理各类事务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为世界各个类型和层次的行为体谋得共同的福利。着眼于“和平”这个时代的主题,中国的对外政治战略要以维护世界局势的和解和世界的平等互利,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自身的立足点。这也是今天我们一些对外实践理论依据。对外“和平”的政治战略集中表现在我们的“和平崛起”战略上来。我国对国外经济技术援助不掺加任何别的特殊条件也是推动和平外交战略的重要表现。“发展”是另一个时代主题。发展不仅涉及发达国家而且涉及发展中国家,并即有自身的发展也有国际社会共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战略即要能够促进中国的发展也要有利于世界的共同进步。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能够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维持经济的长期快速稳定发展,从而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就业以及生产生活问题本身就是对世界发展的一大贡献。中国在保持自身发展的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世界其他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繁荣与稳定带来帮助是对世界大发展的贡献。
二、经济战略
经济因素处于社会各个因素的基础地位,一切政治、人文等因素都是建立在经济因素之上的上层建筑。正是经济因素的重要地位,制定好一个国际的经济战略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经济战略要从国内国外两个层面考虑。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辽阔疆土和丰富的资源以及最大的内部市场。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底子薄负担重。考虑中国的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经济战略需要从中国国情出发。
首先,要继续积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创了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步伐,成功的自计划经济体制向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并取得了一些成就。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价格机制的主导性机制地位显著;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局面;宏观调控体制初步建成,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已经基本形成。
实践证明,中国至今所取得经济建设成就及社会发展所处于的状态是与中国所采取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分不开的,而这些体制的改革是与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分不开的;伴随着中国今后更加深入的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必将得到完善和发展,更加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途径,也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创造更为重要的制度基础和保证。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的经济全球化参与程度相辅相成发展。中国要想进一步的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在新的国际机制中把握好方向就要积极推进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其次,要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制度的制定者,而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反叛者。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发展的总的趋势,是国家行为体无法拒之门外的客观潮流。经济全球化得主要表现世界经济的信息化、市场化、自由化是全球经济的集中写照。科技革命特别是近些年来的信息革命极大的加快了全球信息的整合,世界真的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信息技术加快了知识经济资源在全球的快速传播;世界经济的市场化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市场的一体化将“市场”这一个无形的手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应用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正是世界经济的信息化和市场化令世界经济自由化成为现实。实践证明,谁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赢得先机,率先在科技革命以及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时刻把握好了自身命运,推动了自身的科技信息化和经济市场化,谁就可以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主导地位,为自身赢得主动,令自身收益。
《浅议经济全球化》
摘要:随着国际分工深化,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应当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综合考虑政治、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将经济全球化看做客观发展的过程。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主要体现为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中国应当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加速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利用两个市场的资源;发挥企业力量,提高企业法律意识;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和文化建设。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发展策略;社会主义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国家间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国家的经济发展早已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而是各国间形成荣损相依的经济网络。一个国家不了解经济全球化、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就意味着经济上的出局,甚至政治上的淘汰。对于中国来说,应当把握机遇,积极应对挑战,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到目前为止,经济全球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这主要是由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以及阶级立场等差异造成的。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应掌握以下几点:
1.应当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方式定义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谈及经济全球化时,如果只强调生产力的作用,经济全球化就只呈现出客观发展的趋势,只是标记着贸易额、外汇储备量、GDP等数字化的全球化。但事实上,经济全球化也同时受到各国意志的影响,是各国家根据自身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忽略了生产关系对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就只会看到经济全球化的一片繁荣,看不到强国对弱国的不公待遇。相反,如果只强调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或美国化,就会忽视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性,导致对经济全球化的排斥和抵触。因此,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正视经济全球化。
2.应当将经济全球化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经济全球化不是自始就存在,而是伴随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而兴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 在普遍交往、相互依赖的基础上,世界性的交往代替了国家内部的交往,世界相互依存的经济状态代替了民族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状态。
3.应当注意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关系
在谈及经济全球化时,时常将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等同,甚至将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类推到政治和文化方面,但各个国家由于历史传统以及政治主权等因素的制约,是不可能形成政治一体化或文化一体化。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不可能取代全球化,也不能强硬涵盖到政治和文化上,但要承认经济、政治和文化几个要素间的相互影响。
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的含义是指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在国家间政治、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下所体现的各国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
二、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1.贸易全球化
贸易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国际贸易,各国间的商品、技术、服务等得以交换和交流。国际贸易是各国间实现经济交往、经济分工和经济合作的基本手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发展势头强劲,贸易全进程获得快速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贸易依存度超过了20%,21世纪以来更是接近25%。对外贸易已经成为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和运行的重要因素。
除了世界贸易额增长、各国贸易依存度增强外,当今的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在发生着变化。电子商务及网络采购在国际贸易中成为主要方式,非实物的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日益增大。
2.生产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形态。生产全球化包括直接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和生产要素的全球化。直接生产过程全球化是衡量生产全球化深度的重要指标,它不仅使世界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真正成为全球性的,而且使各国的直接生产过程成为世界直接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形成统一的全球生产组织体系和一体化的再生产循环系统。正是以直接生产过程全球化为中心的全球生产组织体系和再生产循环体系的形成,使世界经济成为一个市场经济、资本经济、知识经济三位一体的全球综合集成经济系统 [2]。
3.金融全球化
在国际贸易大发展、国际生产广泛推行的同时,金融全球化的势头更加迅猛。国际金融流量巨大,远远超过国际贸易额。据统计,现在国际金融市场一天的流量是6万亿美元,每天仅外汇市场的平均交易额就达2万亿美元。如果说生产和贸易是建立在有形资产和现实价值基础上,国际金融则更像是在虚拟世界里所进行的数字游戏,在伴有巨大诱惑力的同时也带有风险性和投机性。
随着各国放松金融机制监管,“国内金融”和“国际金融”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各国的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
三、经济全球化利弊分析及中国发展策略
1.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我国融入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是一致的,是逐步开放、逐步走出国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许多发展机遇。
(1)大量外资的注入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登陆中国,国际品牌的连锁经营店随处可见。外资的注入不仅解决了国内资金短缺的问题,也给中国营造了一个竞争市场;不仅繁荣了国内经济,同时也给中国的百姓带来了实惠。
(2)劳动力的大量输出奠定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还不能很好解决就业问题。通过外商在中国建厂以及国外招工,有效解决了我国就业问题,缓解人口众多带来的社会问题,把中国也打造了一个面向国际的世界工厂。
(3)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帮助提升国内整体生产力水平。通过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缩短了国内研发时间,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实现技术领先,从而整体提升国内生产力水平。许多跨国公司已经开始不再将中国定位于生产基地,而是定位为技术研发基地。我国也有许多自主研发的品牌在国际领域享有知名度。
(4)带动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企业创新战略的推行。由于我国将外资主要集中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特别是外资把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贸易企业当作投资获利的“领头羊”,因而缩短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时间,降低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推动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携先进技术、雄厚资金、管理经验和高级人才落户中国,也有助于中国企业进行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并提升自身的国际竟争力[3]。
2.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
(1)因服从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的规则,导致部分经济主权让渡。中国加入WTO后,必须遵从统一的国际贸易规则,履行双边或多边条约的规定,这就意味着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让渡。
(2)跨国公司的强势导致民族经济受到威胁。融入经济全球化就意味着消除贸易壁垒,允许国外企业在本土经营,这带来的后果就是掌握雄厚资金和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将构成民族企业的有力竞争对手,一大部分民族企业一旦失去竞争力将面临被兼并或破产。
(3)发达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导致发展中国家边缘化。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还主要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导,他们不但形成经济集团,还控制许多国际经济组织,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以及经济摩擦的裁决上都有严重利益倾向,这就导致国际社会两级分化趋势日趋严重、发展中国家面临边缘化等问题。
(4)经济全球化导致国内政治主权受到干涉,价值文化受到冲击。经济全球化提倡经济自由化、经济一体化,发达国家妄图将经济上的自由化和一体化思想也贯彻到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常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干涉我国内政,影响我国政治稳定。同时,西方国家也寄希望以西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念冲击我国传统文化,达到扰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
3.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应采取的策略
经济全球化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有利有弊,关键在于要认清利弊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趋利避害,从而有效推动本国的现代化建设。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做到以下几点:
(1)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尽管还会受到许多不公正待遇,贸易条件也时常显失公平,但仍然要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是客观的历史过程,融入经济全球化是必然的历史选择。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中性的,是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造成两级分化,发展中国家边缘化,因此,必须始终坚定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只有融入其中才有可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形成经济联盟,共同抵抗发达国家的经济霸权。我国应当积极加入区域性经济组织,尤其是要与亚洲国家建立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其次应当充分发挥在国际领域的影响力,充分行使权利,敢于提倡自己的主张,对于不公正的待遇应当充分利用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条约,通过协商、调节乃至法律诉讼解决问题。
(2)加速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利用两个市场的资源。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兼容的问题。尽管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促使政府逐步放宽经济管制,但与国际市场的统一要求还有差距。我国应当加速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营造健康有序的投资环境和竞争环境,在扶持民族产业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市场的无形作用,有效协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融合的过程中,应当发挥两个市场的优势,合理调配市场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以建立充满活力的国内市场为主,不断拓展国际市场,提高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的依存度。
(3)发挥企业力量,提高企业法律意识。应努力提高国有及民营企业自身的经营能力,改进技术和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不断树立打入国际市场的企业名牌。融入经济全球化不但意味着要引进国外投资,吸引国外企业到中国建厂,而且意味着中国也应努力走出去,发展更多数量的跨国公司,从劳务输出转向产品输出,让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主动地位。从而借助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努力摆脱加工初级产品的市场定位,转向技术研发、开创自主品牌。除了提高企业自身经济实力外,政府也应加强宣传,帮助企业熟悉国际规则及法律救济措施,提高国内企业整体的法律意识。在面对反倾销及反补贴案件时,政府能够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帮助企业联合起来共同主张权利。
(4)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和文化建设。鉴于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应当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兼顾政治稳定和文化传承。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发展的必由之路,发展是改革的目标,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始终维护政治主权,强调全球政治的开放性、平等性和民主性,反对自我中心的封闭保守性,反对借全球化之名的沙文主义政治侵略,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在文化上要构建以民族凝聚力为核心的现代文化体系,构建一个兼容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确立共性和个性兼容的文化发展方向,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创新机制。
一、对国际经济法原则的五大影响
经济全球化不断推动市场一体化进程,各国在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益处的同时,也在承受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随着国内市场国际化趋势的加快,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各种利益与矛盾交集,作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经济法必然要随之加以调整。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法原则的影响(1)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际经济法原则日趋统一
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跨国经济交易大量增加。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就需要为跨国交易设立能被交易各方普遍接受的规则。同时,随着国内市场国际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各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市场一体化必然要求市场规则的统一;市场规则的统一又使市场的统一成为可能。国际经济法原则统一主要通过四种方式进行:一是国际公约,二是国际惯例,三是各国法律,主要是各国经济法、商法方面的趋同化,四是通过各种跨国交流平台,如国际会议等开展学术交流,通过教学等方式来促进各国法学界观念的逐渐接近。其中,世界贸易组织的34个协议则是最具影响力、成员最多的国际公约,而且其基本原则都是为了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因此,人们常说世界贸易组织(WTO)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进器和象征。
国际经济法原则统一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处理各种国际经贸关系的国际公约的数量日益增多、作用不断增强。在这方面,以WTO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是效果最为显著的实体法统一化的突出范例。二是作为相关国际经济法(特别是国际商法)主要法律渊源的现存条约或公约的参加国的数目大幅增加。三是商法惯例日趋统一。近几十年来,国际商会主持修订了各种商事惯例,它们将商业实践中形成的习惯做法确定为统一的商事惯例,以便利跨国交易的开展。四是各国规制市场的经济立法、商事立法出现趋同现象。五是调整跨国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迅速发展。最初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只涉及国际货物贸易的政府管理问题,而且主要是规定关税问题。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总协定条约体系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至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已从国际货物贸易扩展到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在贸易管理措施方面已具体到反倾销、反补贴、政府采购、海关估价等各个领域。同时,WTO新一轮多边谈判还将更多地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
(二)对各国国内法影响日益加深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经济对外开放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运作的基础,从而推动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律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缩小。随着WTO、欧盟等国际公约或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不断加快,加入或准备加入的国家或地区越来越多,各缔约方及申请加入方必然要依据有关公约或协定等对国内法做出相应的调整。例如,我国在加入WTO前后对国内经济法做了大量修订及完善工作,以便同WTO规则相一致。又如,包括经济法在内的欧盟各成员国的法律制度必须与欧委会确立的相关法律原则一致,各成员国应将欧委会立法贯彻到其国内法之中。因此,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也就越来越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权威性。
(三)非政府组织对国际经济立法作用加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国际经济立法的主体日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除了传统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之外,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经济法制定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著名欧盟法专家施奈德教授将这一趋势视为国际经济法等国际立法的一个新动向。施耐德等专家学者认为,至少有三类非政府组织对国际经济立法的影响值得关注。一是跨国公司。为实施全球经济扩张战略,跨国公司为其全球生产、销售、管理等各个环节制定了统一的内部规则和标准,这些规则和标准包括产品质量标准、操作流程、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员工守则以及标准合同等,这些统一的规则和标准对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国际经济法的立法及其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如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1994年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二是在跨国公司推动下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会计标准化委员会(IASO)等。其中,IASO目前已在世界112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53个专业会计机构,其主要工作就是制定国际会计标准和准则。尽管IASO标准在法律上并不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但实际上已成为所谓的国际“公认会计原则”(GAAP),如果公司财务报表与之不符,那么其在全球的股票发行和筹资行为就会遇到困难。三是一些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的有力推动下,多国公司迅速行动,建立了为保护国际生态环境服务的网络组织。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国际社会环保鉴定和标签联盟,它包含了七个国际环境网络,其制定的认证和签证规则已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标准。虽然上述非政府组织制定的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原则上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由于被许多国家的企业和律师所熟悉并广泛采用,因此事实上在全球通行,对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四)贸易方式及经营业态创新带来新挑战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推动了生产、经营和管理理念和方式的创新,并为其提供相应的基础和手段。电子商务、互联网等新交易方式和手段不断涌现并快速发展,这些从洽谈、签约、交货到付款等各环节均依托电信网络进行的无纸贸易方式是对传统贸易方式的一场革命,必然会带来新的法律问题。对于涉及电子合同的订立与履行、电子货币与网上支付、税收征管、知识产权保护等环节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各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有关的国际条约均缺乏相应的调整手段和规范措施。因此这种新型的经济活动在改变传统的生产、销售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对现行的适应于传统商业交易活动方式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
(五)与其他领域立法互动趋势加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在国际经济法律制度逐步整合的同时,与经济活动相关的环境、外交、卫生、社会等领域的法律制度同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联系也日趋紧密,互动影响不断加深。从当前我国立法的情况看,涉及环保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和《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涉及医药卫生的《食品安全法》和《药品管理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中小企业促进法》、保护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在立法及修订完善过程中,国务院都要求这些法律法规必须同我国《外贸法》及WTO规则相衔接。从国际经济立法的情况看,虽然反倾销、补贴和反补贴、保障措施、原产地规则、技术壁垒、检验和检疫措施、海关估价、知识产权保护等协定本身所调整的对象各不相同,但由于它们都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所以均被纳入WTO多边贸易法律规则,它们互相影响和联系,成为一个国际贸易法整体,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二、高起点构建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际经济法原则日趋统一,出现大量的统一规则,且其调整的力度和范围不断增强和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家主权。同时,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完全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因此,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立法工作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也为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空间,有利于我国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制度安排,高起点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一)高度重视构建系统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领域中的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这就要求中国法律的发展也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为更好地应对人世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我国应加强对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从国情出发,加强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民商法的相互贯通和联结,使我国的法制建设与国际法紧密结合,真正建立起全球意识和国际化观念,为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社会的高效、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支撑。人世以来,我国已先后完成了《商业银行法》、《外贸法》、《证券法》、《公司法》、《个人所得税法》等法律的修订,制订并公布了《企业所得税法》、《物权法》、《劳动合同法》、《反垄断法》、《保险法》等法律,《电信法》正在加紧制订过程中。此外,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方面的《著作权法》、《商标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商标法实施细则》、《专利法》等法律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并将原《专利法实施细则》修订为《专利法实施条例》。在看到立法工作不断取得成效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尤其是服务贸易领域的立法比较薄弱和滞后。既没有专门的服务贸易法,而且服务领域的单行法规也不完善。随着服务贸易国际化不断深入,加快服务贸易领域的立法工作,建立健全服务贸易法律体系是我国经济法制建设中的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同时,为维护国内经济和产业安全及可持续发展,应进一步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并尽快制订规范电子商务等新型交易方式及业态的法律法规。
(二)灵活衔接、遵守、运用国际惯例及国际法原则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履行人世承诺以及其他加入的国际公约、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或自贸协定,遵守有关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原则。另一方面,应顺应全球化推动的国际法原则趋同的潮流,按照WTO规则和我国参加的其他国际公约或协定的要求,继续梳理我国现行的有关经济法律制度,在国内立法、司法、执法过程中注重司法公正、透明度、国民待遇、非歧视、市场准入等原则的适用,使国内立法、司法及执法制度与有关国际规则相衔接。同时,要积极研究和运用国际规则,把履行国际义务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相结合,充分利用多边规则维护我国的经济权益,包括注重对其中例外原则的运用等,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为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等经济活动保驾护航。
(三)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法规则制订
在国际法、国际条约及国际惯例的制订过程中,由于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政治经济实力存在较大差异,在国际条约的谈判及规则制订过程中拥有不同的话语权,往往出现大国、强国利益优先的现象。当今世界南北冲突日趋激烈、贫富差距不断加剧,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站在民族发展的高度重视国际规则的制订,增强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使国际法最大限度地反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更有效地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因此,要更加重视对现行国际经济法规则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加强相关人力资源建设,培养一大批精通国际法和国际谈判的高素质人才。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要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合作,在国际规则的制订和完善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使国际规则能更好地为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经济全球化自21世纪代以来发展迅猛,表现为生产、市场贸易及金融等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是社会斌予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次契机, 我们要抓住这一契机,积极制定应策略略, 实现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经济全球化 机遇 经济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及表现
经济全球化自二战后蓬勃兴起,又叫世界经济国际化,是指世界各国经济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的全球趋同化趋势。
经济全球化的表现有:
1.生产的全球化: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需要,它不仅为了满足本国的人民,而且也为满足全球人们;经济全球化使得生产过程的分工与协作在国际空间中进行更加频繁,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2.市场贸易全球化:国际贸易发展速度加快, 超过了生产的增长速度。
3.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还表现在金融全球化,即一个国家的金融活动日益与国际间的金融活动融合在一起,即资金的筹集、分配和运用,超越国家疆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今天,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强劲的时代潮流,但是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加快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又扩大了世界经济贫富差距。如果不能有效地制约它的消极的发展因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将陷入困境。
(一)经济全球化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1.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更充分利用国内外的资金、技术、资源和市场是我国对外开放获得的最主要的利益。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加大了我国对外开放力度,更大的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形成了我们的竞争优势,从而推动我国整个经济增长。
2.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我国国产业结构调整,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机遇。经济全球化完全打破了我国经济以前的自我封闭形式,促使我国经济更好的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调整了产业结构,让我国产品需求从内需扩大地全球,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
3.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社会福利水平。我国加入WTO,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降低,产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避开了人为的限制,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流动避开了扭曲,商品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更加自由的流动,各国的消费者可以享受更加丰富的商品,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
(二)经济全球化也给我国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挑战
1.经济全球化增加了国内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金融一体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取决于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影响。国际性的经济波动, 如金融危机等,必定会波及整个世界经济,使各国的经济发展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
2.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提出了挑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特别是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各国相互依赖。当任何一个国家出现了内部失衡,很快会影响到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世界各国陷入失衡和危机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下,就要求我国务必要提高我国的经济管理职能,防范由其他国家传导的金融风险的发生。
3.经济全球化将使中国政治更加不稳定。主要表现在:国家主权受到专门国际经济组织的约束。为西方发达国家干扰我国提供了更多发热机会和借口。
4.经济全球化增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转的风险。由于长期的殖民掠夺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理由,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国际经济风险面前更具脆弱性。
三、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一种潮流,更是一种现实。经济全球化给予了各个国家民族大发展大飞跃可能性的时机,又使每个国家民族的存活力既受到了严峻考验。竞争中,我国就只有采取积极有效的策略, 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 跟上时代的步伐。
1.坚定不移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当中去。经济全球化是跨世纪国际经济关系变化的总体趋势。因此,应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参与经济全球化应对它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要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
2.大力调整我国经济结构,集中保护国内民族产业,努力扩大国内需求,一步一步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高度依赖,进而减弱世界经济增长对我国不利的影响,以及减小金融危机等的传导。
3.加快我国金融改革的步伐,加强宏观调控与有效的监管。在我国加入WTO后,我国金融业进一步开放,所以要求我国要注意稳妥、有制约地进行。我国也必须进一步规范国内金融市场,提高金融机构信息透明度,保证我国金融行业健康稳定地发展。
4.要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目前,经济全球化下我国与国外的经济密切联系,而且近几年都出现了双顺差的情况。所以我国经济的发展既要自力更生又不盲目排外;既独立自主又不闭关自守,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健康的增长。
5.注重科技的发展和人力资源培养战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在全球的高速发展和加速传递,创造了知识资源,以确立应对全球化的根本之策。我国应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有效地实施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真正把科教兴国落到实处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整理提供,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争取使我国成为科技大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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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洋(1989-),女,江西上饶人,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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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它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多变的过程,期间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包括世界各国的参与和贡献。因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一过程,首先是各国的经济联系和互相依赖日益加强,世界正成为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其次是各国间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趋于强化,经济的互补性逐渐增强;最后,这一过程还意味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日趋加深,各国都不知不觉的融入世界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以独立、主动和开放的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通过政府优惠的经济发展政策,发挥劳动力充足和廉价、资源丰富而优质等优势竞争力,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浪潮,并在其中发挥日益重要的重要。然而,在这个由发达国家的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处在不利的竞争地位的前提下,中国的企业如何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在维护国家和企业的正当利益下,如何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成为每个有经济头脑的人应该思索的问题。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细胞,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国家政府和企业本身所要考虑的问题所在。
在当下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巨大背景下,企业必须通过提高自身生产力水平,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以实现降低成本,扩大收益的发展目标,切实提高自身科学技术水平,实行适应现代化营销战略,这样才能保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竞争中获胜。
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应该采取不同的方式,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游刃有余。
首先,针对垄断性国企如何走向国际化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1.采取资本输出方式,通过收购国外相关企业,利用该企业在国外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扩大企业在国外的影响力,提高竞争力。
2.采取人才国际化战略,吸引国外高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并以此为基础,促进国内高级人才的培养和引入,实现良好的人才储备库,以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3.遵守国外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资源密集型企业,要注重环境保护,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
4.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在公司实现企业化经营的前提下参与国际市场分工,赚取利润,实现发展。
其次,针对历史悠久的中华知名企业,“走出去”之路同样与众不同
1.要充分发掘本企业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打造独特的企业文化,形成独特的文化底蕴,打造企业文化软实力,实现企业以独具魅力的中华特色文化吸引消费者,保证产品的独特属性和不可替代性。
2.在海外建立销售终端,以特有的中华特色产品和服务进一步开辟海外市场,扩大市场份额,占领该行业的海外市场,掘取竞争优势。
3.打造自主品牌,通过相关专利,提高科技实力,为古老的文化注入科技内涵,以适应现代市场的需求。
4.因地制宜开辟适应该地市场需求的高质量产品,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当地特色文化相结合,研究开发具有文化融合性的产品,实现产品创新。
最后,针对朝阳产业——科技密集型企业,尽快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显得尤为重要
1.开辟企业的核心技术,通过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强科技创新,以创新驱动发展,以发展反作用于创新。
2.加强生产的专业化,争取在某一个特定领域开拓市场,避免多而不精的现象发生,以专业化生产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扩大收益。
3.通过强强联合的方式,在与国外企业的平等合作下,充分发挥廉价劳动力,政策支持等优势,通过争取高性比价的方式扩大国际市场。
对于把眼光放在海外市场的企业,要始终采取与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呼应的市场进入战略,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关注政治因素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国家关系多样化和复杂化,稳定的国际环境成为考验企业发展的巨大影响因素。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尚有不足。作为有眼光的企业应该着眼于国内市场,激发国内消费市场的活动和创造力,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靠投资,出口和消费协调拉动转变。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即使是开辟国内市场也无法摆脱国际市场的影响,尤其在近几年国际市场复苏后劲不足的条件下,国内市场的开发对企业来说关乎生死存亡。要想在国内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应该将目光着眼于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环保型企业,摒弃只有眼前经济利益的夕阳产业;在复杂的市场竞争中要始终检出诚信经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树立企业软实力;充分利用政府对于新兴产业的优惠政策,减少内部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同时放眼以农村为代表的潜力市场,开辟农村市场,实现农产品与城市需求相对接的发展模式和潜力,重视企业的长远利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速度和规模明显扩大,在促进国际经济发展的同时,对我们这样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企业,要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企业的同时,要保持企业的民族性,不能损害到国家,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以合理合法的竞争方式发展企业,以取得经济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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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变革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剖析了我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对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提出了我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变革的几点看法。
【关键词】地方 行政管理 模式变革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地方行政管理的模式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这种行政管理的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就显现出不适应的状况。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我们不仅要对经济全球化有清醒的认识,有正确的对策,必须对中国地方行政管理的模式进行变革。以认真的态度和充分的准备,积极应对,迎接挑战。
1 什么是经济全球化
从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经济全球化就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整体。
经济全球化在推动全球生产力大发展,加速世界经济增长,为少数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的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竞争。增加了国际风险,并对国家主权和发展中国家民族工业造成了严重冲击。但是,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任何一个国家既无法反对,也无法回避,唯一的办法是如何去适应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只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行正确得当的政策,采取有力的措施,扬长避短,迎接挑战,才能变不利为有利,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求得本国利益最大化,从而实现现代化。
2 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的弊端
当前我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只能逐步解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进程,需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一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经过历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尚未完全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政府职能尚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过多。在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领域发挥主要作用,加之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难以充分发挥。
二是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不合理,层级过多,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协调不力。在机构设置、职权划分、运行方式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三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理顺。在某些方面,既存在中央权威和统一性不够,中央宏观政策在有些地方实施受阻,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的问题,也存在向地方下放权力不够,发挥地方自主性和积极性不够的问题。运用法律手段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还不够,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较低,难以保证必要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四是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法制建设不相适应。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导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和结果缺乏法律保障。现有的个别法规和政策性文件,缺乏详细的责任条款。弹性过大的条文表述和国家法律、法规与地方法规之间的不协调,也增加了实施中的矛盾。
3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必须变革
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的改革,要适应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以转变地方各级政府职能为重点,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经济法律制度,健全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模式。
3.1 转变政府职能是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改革的关键
政府职能的范围主要取决于市场和社会的需求。经济和社会有序运行的关键,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则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有效调控经济、监管市场,做到政市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
3.2 设置规模适度、权责明确、结构优化的行政机构
政府规模与人员应当与其担负的职能相匹配,尽可能做到规模适度。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界定不同层级的职能和权责,以加强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落脚点,建立一个规模适度的政府。
设置行政机构的关键在于理顺职能关系,合理配置权力。明确权限职责。优化内部结构,调整机构内部分工,相对集中行政决策、执行和监督的权力。
3.3 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政府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承担好各项管理和服务职能,保持自身顺畅、高效运作,就要理顺内部关系、完善运转机制。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要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与财权,确立规范的利益和激励机制。其次是行政层级问题。发达国家的政府层级一般不超过三级,而我国是五级政府的体制,因此在政府运作效率上就产生很多问题。
3.4 改革中国地方行政管理的模式
长期以来,有些行政机关沿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管理模式,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
首先,充分运用间接管理、动态管理和事后监督管理等手段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实施管理。
其次,变刚性管理为柔性管理。现代行政更加强调政府的服务与合作关系,政府应当与相对人加强沟通与交流。
改革行政管理模式,要求我们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进行管理,更好地体现依法行政的要求,通过民主、透明、高效的行政程序,解决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
3.5 加强行政法制建设
在加强行政法制建设中,要重视行政立法和经济立法,用法律手段推动改革进程,保障改革成果。要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法治保障。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但目前更需重视执法和司法环节,为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行政执法是行政管理的重要方面,如果法律得不到有效实施,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不满意,会直接影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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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晓阳.“‘入世’给中国行政管理带来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2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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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道德教育是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道德教育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全球化是指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与各国互动以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在上层建筑之上的思想必然也会受到碰撞和冲击。全球化对中国道德教育的冲击,造成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弱化,只有将直接道德教育与间接道德教育相结合、道德教育与普适教育相结合,传统道德教育方式与现代道德教育方式相结合,我们的道德教育才会发展得更好。
(一)民族意识的弱化
自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以来,一股“全球化”的潮流在全球盛行。冷战结束以后,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一体化更是以原来所不曾有过的趋势,在全球发展开来,进而推动了“全球化”对各国的影响。“全球化”不仅给各国带来的是经济的影响,而且也使原本分散在全球各个部分的国家紧密的联系起来。“全球化”不仅使各个国家的文化流入到全世界,也使得不同国家在生活、意识等方面受到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封建闭塞的时期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向世界打开中国大门的进程中,世界看见的是一个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国的崛起,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导下,一步步的走向富强,并且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盛世。在不断的改革开放的发展中,我们也不断的完成一个又一个的壮举。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中国加入到WTO的同时也融入到了世界主流的文明,并且锁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开放。真正的开放不仅仅是我们所了解到的一般的开放,即自主、自发地接受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则,并以此克服自身传统特殊规则的缺陷,而是指一方面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另一方面学习西方的文明,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这一点来看,“全球化”对我国有着积极的影响,通过相互学习,使人们的思想更加的开放,视野更加的开阔,开放意识和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全球化”对我国也有着消极的影响。“全球化”从一开始就不是平等的文化交流,它更多的表现为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中国的民族文化虽然源远流长,但相比于西方文化来说,它便是一种弱势文化。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的冲击,不仅仅是对弱势文化长久以来的文化成果和文明积淀的冲击,更是会对决定弱势文化以后发展道路的文化基础冲击。一旦这个决定因素遭到冲击,必然会对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带来文化危机和民族危机。
(二)国家意识的弱化
“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得全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每个国家都不可能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发展,唯有开放国门,跟其他国家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相互竞争,才能在这个世界中立足。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国家关于国家主权的论调不断的传入中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然把全球化当作一个推行西方意识形态的途径,试图借这一时机淡化国家意识、弱化民族意识,从而使国人失去传统的民族认同感。一些学者更是提出了,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已经失去了它的存在意义。西方的意识形态伴随着商业化流入到中国,在与西方世界比处于弱势位置的中国,很难不受其影响。一方面,它使我国人民更加注重全球化,使其有了更广阔的眼光,以更广阔的视野去看这个社会,去关注人类的发展。另一方面,西方所传授的全球无国界、全球民族论的观点,动摇着民族意识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去制止,我国的爱国主义情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弱化。
(一)直接道德教育与间接道德教育相结合
道德本身具有阶级性,我国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一直都公开的宣称我国是为无产阶级服务。所以,对学生进行直接的道德教育是可以的。但是直接的道德教育也要有一个限度,应该仅仅限定在向学生传递我国的道德立场、道德意图和道德目标,而不是传递道德的方方面面,过多的道德说教,只会增加学生的反感,甚至是怀疑。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各种各样的文化充斥在我们生活周围,尤其是对于任何新鲜事物都充满好奇心的学生,很容易因为对于中国道德的传统说教的反感和排斥,造成对西方文化的盲目追求。
而间接道德教育就是指一种渗透式的道德教育,将中国的道德间接的渗透到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在学生不关注、不理解中国道德的前提下,强制性的向其灌输有关中国道德的知识,是不会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的,反而会造成反感和排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的主体性意识越发的强烈,这种非理性的道德教育模式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中国道德教育。因为这种非理性的道德教育模式忽视了其真实感受,很难把中国道德内化于受教者的心中。
因此,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国道德教育我们应该将直接道德教育与间接的渗透式的教育相结合,一方面使学生了解和熟悉中国道德,使其对中国道德有一个大致上的了解。另一方面,将中国道德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生活中完成对中国道德的认知,使学生从身心上深刻感受到中国道德,并运用于实际生活当中。
(二)道德理想教育与普适教育相结合
在我国的教育发展历史中,我们习惯了对学生进行道德理想的教育,在学生中间宣传一种道德理想化,而脱离了道德实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我们忽视了“道德理想”并非“道德”的全部。过于理想化的道德教育,使得我们忽视了道德也是具有具体化和历史化特质的。
因此,我们应该将道德理想教育与普适教育相结合。在“全球化”大时代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忽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所具有的不同信仰和不同文化,忽视这些现存的实际和变化,一味的向学生灌输道德理想,其教育效果也是不明显的。文化的多样性和社会的变化,要求我们要进行普适的道德教育。一方面,尽管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人民所处于的文化背景不同,但是在这些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它们都会有某种共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道德精神,这些基本道德精神成为各国人民相互交往的道德基础。另一方面,向学生进行普适的道德教育,对于他们将来与其他国家人民进行友好往来有很大的帮助,不仅可以为不同国家学生进行交流提供更广阔的平台,而且也会避免一些不利于相互向往的冲突。
(三)传统道德教育方式和现代道德教育方式相结合
中国传统的道德方式主要是以说教为主,时至今日,随着现代性技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因特网、信息高速公路等现代技术不断的涌入中国,这不仅仅是技术的传入,更重要的是各种意识形态对中国道德意识形态的渗透。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不断出现,我们更应该将传统道德教育方式和现代教育方式相结合。
首先,我们可以赋予网络道德教育以生命力。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地位中占有重要的优势,它们通过现代技术的影响,源源不断的将西方的意识形态传入中国,我们可以对西方这种传播教育的方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可以将道德知识简单的上传到网络或是制作成多媒体,还可以将一些现代技术的工具增加一些中国道德的内容,尽最大的可能发挥图文并茂的功能。其次,由于中国道德教育在现实生活中的条件限制,我们无法加强将中国道德在生活中的运用,为了克服道德实践的难以实现,我们也可以利用电脑技术模拟中国道德的真实情景,比如“德育游戏”等,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将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与现代道德教育方式相结合,一方面,我们可以增强道德教育在网络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多元的网络环境中,对学生有一个正确的道德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面对“全球化”给我国道德教育带来的冲击,如果我们可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积极的面对挑战和机遇,同时对我国道德教育的方式进行创新,我国的道德教育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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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策略是企业以顾客需要为出发点,根据经验获得顾客需求量以及购买力的信息、商业界的期望值,有计划地组织各项经营活动,即4P原则: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和促销策略,为顾客提供满意的商品和服务而实现企业目标的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于原产地效应的中国机电产品国际营销策略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当前我国机电产品企业从事国际营销活动,必须克服原产地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原产地形象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过程时,会受到产品类型、消费者对产品的熟悉程度、消费者购买产品时的介入程度和消费者的文化特点及民族主义程度的影响。基于我国机电产品原产地形象低质量、廉价、缺乏文化内涵以及受到反华情绪影响的现状,中国机电产品企业应当坚持走自主创新、品牌化的发展道路,以质量为本、服务为魂,积极打造中国机电产品品牌的文化内涵,争做优秀国际企业公民,并采用积极、高效的传播沟通策略。
关键词:原产地效应 中国 机电产品 国际营销策略。
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中,机电产品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实力,因而我国政府一直把大力发展机电产品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
当前我国已经成功迈入世界机电产品大国行列,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2010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9334亿美元,占世界机电产品出口贸易总额的14.6%,连续两年列全球首位。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消费者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国际机电产品市场激烈竞争。2011年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虽然比上一年增长16.3%,但比整个出口贸易的增长幅度低4个百分点,且在当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了两个百分点。
这是近20多年以来首次出现这种状况。面对严峻的形势,我国机电企业如何运用恰当的国际营销策略来赢得市场、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我国机电产品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从事营销活动,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大背景就是“中国制造”不太有利的原产地形象。一方面,一批中国企业尤其是机电产品企业正在迅速崛起成为腾飞中的全球挑战者,很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主宰全球市场的行业领袖。根据全球知名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2011年,有33家中国企业入选100家全球挑战者,数量在所有国家中位居第一。[1]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全球品牌100强的名单中,仍然难觅中国企业的身影。而阻碍中国企业获得国际认可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当前仍然相当负面的原产地形象。
根据知名品牌研究机构Interbrand的研究,只有6%的外国受访者表示对来自中国的品牌感兴趣和喜欢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甚至有高达6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制造”对中国品牌有伤害作用。[2]上述情况表明,中国机电企业如果要成功地走向国际,必须深入理解原产地形象的作用机制及其对中国机电产品国际营销所带来的重要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市场营销策略。
2.1 原产地形象与原产地效应。
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的产品总有一个原产地,消费者对产品的不同原产地产生不同的感受、进而影响其购买决策,这种主观感受或认知即原产地形象。准确地讲,原产地形象(country of originimage),是指目标市场消费者对产品(包括服务)的原产地或原产国的内在印象, 是消费者对该国的总体认知(Jaffe 和Nebenzahl,2001)。[3]
1965年著名营销学者Schooler第一次提出了原产地形象对国际市场产品评价的影响这一命题,Schooler选用中美小国危地马拉消费者(学生样本)对四个中南美国家产品的评价进行了调查,发现消费者在评价不同国家的产品时存在一定的偏见。[4]此后的大量研究也证实,产品的原产地形象与产品评估、购买意图、购买行为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消费者对产品原产地的总体性认知会影响其对该地相关产品或品牌的评价,进而会影响其消费行为,这种影响就被称为原产地效应或原产地形象效应。[5]
2.2 原产地效应的作用机制。
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策时会经历五个阶段:问题识别、信息搜集、备选方案评估、购买决策和购后评价。消费者在评估产品时,用于评估的因素包括产品的内部线索(比如产品的制造材料、技术性能等)和外部线索(比如产品的价格、品牌、原产地形象等)。由于大多数普通消费者在消费产品时,不可能成为通晓所有产品的专家。
而且他们往往只有在真正地购买并使用了产品之后,才能对产品的内在特点作出评价。因此在购买之前,他们需要通过产品的某些外部线索来判断产品的好坏,这其中原产地形象就成为国际市场中评价产品好坏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消费者面对自己不熟悉的产品或产品的信息比较缺乏时,产品的原产地会作为一个启发式的线索帮助消费者对产品作出评估。比如一个中国消费者对于一个电子产品不熟悉,也没有获得太多的信息来帮助他/她专业地判断这件产品的好坏。观察到产品的原产地是赞比亚,消费者根据自己脑海中对非洲国家贫穷、落后的总体印象,推断出来自这样的国家的产品也应该是比较落后的。于是形成了对这件赞比亚电子产品的负面信念和态度,进而很有可能作出不购买的决策。这样,经过从原产地形象→对产品的信念→对产品的态度及购买意愿的过程,原产地形象便影响了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
2.3 原产地效应的影响因素。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原产地形象(Stereotype)包括感知能力和感知友好两个维度(Fiske, 2002)。[6]感知能力影响消费者对该国及其产品的认知评价,感知友好影响消费者对该国人民及其产品的情感态度。当原产地形象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过程时,会受到产品类型、消费者对产品的熟悉程度、消费者对购买产品的介入程度和消费者的文化特点及民族主义程度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大批中国机电产品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开始了国际化经营的征程,并开始在消费电子、IT和移动电话等行业取得一定的成绩。在家用电器领域,海尔已连续三年蝉联全球销量最大的家用电器品牌;在通信设备领域,中国的华为公司和中兴通讯公司,已经分别跃升为全球第二大和第五大通信设备供应商。但是,更多的中国机电产品虽然大量存在于国际市场,却仍然没有得到全球消费者的青睐。研究表明,外国消费者对中国机电产品原产地形象的评价是富有活力,但产品质量不可靠,没有原创性,缺乏魅力(Cooper, 2007)。[7]根据Interbrand2008年的研究,66%的消费者仍然认为廉价是中国产品最突出的形象,53%的消费者认为中国产品除了便宜以外没有其他的竞争优势[2],尤其是在中国产品因质量缺陷爆出一系列的召回事件后,中国产品低质量、廉价的印象更是在消费者心目中根深蒂固。再加上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一些地区的消费者对中国持有片面的反华情绪,这些负面的原产地形象极大地阻碍了中国机电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成功。
4.1 我国机电产品的营销实践和消费者的认知过程。
一个国家的原产地形象由感知能力(包括聪慧性、自信度、独立性、效率、竞争力、才干),和感知友好程度(包括友好、善意、温和、热心、真挚、诚实)组成。[6]消费者感知到的一国的能力和友好程度,归根结底来源于这个国家的真实能力和友好行动,因此当前我国机电产品负面的原产地形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的营销实践做得不够好。一国的原产地形象是消费者对一个国家的总体感知,它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但也是可以通过恰当的沟通和交流来加以影响的。
因此,要重塑我国的原产地形象,提升中国机电产品的国际地位,第一步必须采取切实的行动,提高我国机电产品的技术创新水平和质量水平,并着力打造富有中国特色的品牌内涵,提高我国机电产品的吸引力。第二步还需要我们以恰当的方式、积极主动地向消费者提供关于中国、关于中国机电产品的丰富信息,引导消费者注意到发生在中国及中国产品身上的变化,从而改变原有的对中国原产地负面的刻板印象,形成新的、客观的中国机电产品原产地形象。
4.2 消费者的文化背景和民族主义倾向。
根据消费者所属国家的文化怎样看待自我与集体的关系,可以将世界上的文化分为集体主义的文化和个人主义的文化。以集体主义文化为主导的消费者,强调个人对集体规范的遵从,因此,如果该社会的主流文化视购买外国产品为不恰当的行为,消费者个人可能出于遵从社会行为规范的压力而不敢购买外国产品。而以个人主义文化为主导的消费者,强调自我的与众不同,不论其他人怎样看待购买外国产品的行为,消费者对于来自外国的产品都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只要消费者自己觉得好,就会选择购买。因此原产地形象对集体主义文化为主导的消费者影响更大,对个人主义文化为主导的消费者影响相对较小。
在民族主义倾向方面,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消费者无论本国产品的产品质量等是否优于外国产品,都坚信本国产品是最好的,购买外国产品就是不爱国的表现,在道义上是错误的。民族主义倾向越明显的消费者,受原产地的影响越大。
可喜的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社会文化中个人主义倾向明显,民族主义倾向则并非主流,消费者普遍对外国产品及外部信息持较开放、接纳的态度。这为我国重塑国家形象、提高我国机电产品的接纳度和认可度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4.3 产品的类型和消费者购买产品时的介入程度。
原产地形象对不同产品类别的影响是不同的。根据产品的用途,产品可以分为实用型产品和享乐型产品。实用型产品是能够给消费者带来一定实际利益的产品,比如洗衣机,决定其产品性能的产品功能性特性(如耐用性、经济性等)是消费者评估产品时的关键要点。享乐型产品是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某种情感体验的产品,比如哈雷摩托车,消费者选购享乐型产品时所追求的是从产品中所获得的愉悦,使用的是情感性标准来对产品进行评估。[8]
介入(involvement)是指一个人基于其内在需要、价值观和兴趣而感知到的与产品(或品牌)的相关程度。当要购买的产品对消费者来说是很重要的或真正感兴趣的、或购买风险较大时,消费者会高度介入对这个产品的购买。消费者会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搜集、评估与这个产品相关的信息,经过仔细比较最终做出理性的购买决策。这样原产地形象最多只能作为诸多评估信息中的一条而产生较小的影响。相反,当要购买的产品对消费者来说并不太重要时,消费者会遵循简单的决策原则,像原产地形象这样的决策捷径往往被用于帮助对产品迅速作出判断和决策,此时原产地形象的影响则较大。
中国机电产品在国际营销中应该区分不同产品的类型和消费者不同的介入程度,选择恰当的沟通渠道,组织适当的沟通信息,以正确的沟通方式向消费者提供丰富的产品信息,使消费者对中国产品作出更加客观和正面的评价,增加其选择中国产品的可能性。
4.4 消费者对产品的熟悉程度。
消费者对来自某国产品的熟悉程度会决定原产地形象以怎样的方式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估以及影响的程度会有多深。当消费者对来自某国的产品不熟悉时,消费者就倾向于根据自己对产品来源国的总体印象来推断和评价产品的情况,并形成对该产品的基本信念和态度,这种作用过程被称为原产地形象的“光环效应”。当消费者对产品较为熟悉时,消费者根据自己与该国产品多次接触的经验,形成了对该国产品的信念和态度,进一步总结和提炼出对该国的原产地印象。这种作用过程被称为原产地形象的“概括效应”。
中国企业要想方设法增加对消费者与中国机电产品的熟悉程度,增加与消费者的沟通与交流,传递丰富的信息。熟悉增加了解,了解产生好感,好感促进购买行动。
面对当前原产地效应对我国机电产品国际营销的不利影响,中国机电产品企业应该怎样做才能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让外国消费者转变态度,乐于选择中国企业所提供的机电产品呢?
5.1 坚持走自主创新、品牌化的发展道路。
长期以来,大多数中国机电企业选择以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即贴牌生产的方式进入发达市场,或者即使有自己的品牌,也因为实力较弱,缺乏国际经营经验等原因,而选择模仿、低价的低端发展战略。这样的模式虽然要求低、成本低,但利润也低,而且使得我国的机电产品由于缺乏创新而无法吸引外国消费者。
当前,发达国家对向中国技术输出进行了严格限制,屡屡否决中国企业对其高新技术企业的并购申请,去年,美国国会甚至对价值仅为200万美元的中国华为收购一美国技术开发公司的并购案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进行了干涉。《财富》杂志曾评论道, “你可以买我的债券,对不起,买技术不行。”
面对残酷的现实,中国企业必须坚定自主创新的决心。不少中国机电产品企业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吉利汽车集团早在2000年就在北京投资建设了吉利大学以培养相关的专业人才;格力电器建成了行业内独一无二的技术研发体系,在国内外累计拥有发明专利1300多项;海尔冰箱在2008年获得了代表着最出色工业设计水平的德国“红点奖”。
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充分认识到品牌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温家宝提出了品牌强国的战略理念。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等11个部门也联合发布了《关于“十二五”期间促进机电产品出口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强调“十二五”期间,要扩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机电产品出口;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引导企业加大国际市场品牌建设投入。
面对压力与挑战,要想真正成为国际市场上拥有一席之地的强者,我国机电产品企业要抓住国家扶持发展的机遇,下决心走自主创新、自主品牌的发展道路:从过去单一的生产者角色中成长起来,下沉到价值链的前端,扎实研究当地市场,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探测消费者内心世界,直接了解海外的最终消费者,用自己的品牌产品满足国外消费者的需要和诉求,建立与发展和他们的合作关系,实施自主、创新的竞争战略,出色的完成产品的分销和售后服务工作,并最终成为真正的全球化经营的企业。
5.2 质量为本,服务为魂。
一项针对全球41个国家,3300名消费者的研究表明,消费者评估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时,质量仍然是消费者选择某一个产品而非别的产品的首要原因(Holt 等, 2004)。[9]质量是产品畅销的根本保证。Interbrand的研究发现,质量与安全是“中国制造”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回答“你认为什么因素阻碍了中国品牌在国际市场的成功”
时,80%的外国受访者选择了“低质量的声誉”。频繁的质量与安全事件,和屡屡发生的产品召回,直接导致消费者对于中国产品的不信任。[2]
质量是经营者对消费者最根本的承诺,体现了品牌的核心价值,没有过硬的质量,再多的媒体宣传也说服不了消费者。中国海尔的成功,就是建立在高品质产品的基础之上的。1993年,德国权威的质量检验机构对德国市场上销售的各国家用电冰箱进行了事先未经通知的随机抽检,海尔集团的电冰箱品质最优,名列第一,从此海尔在国际市场名声大振。美国消费者最认可的第三方评测杂志《消费者报道》,在2010年7月份对空调产品的评测中,对海尔的产品也给出了“极优”的评价。作为南非世界杯期间的中央空调供应商,格力产品的高质量稳定运行以及低碳节能技术的应用,为其在国际市场的形象增色不少,也为其推进国际化进程提供了不错的范例。
在技术发展迅速,产品同质化日益突出的今天,产品的竞争不仅表现在核心产品层次的产品质量,更表现在附加产品层次的产品服务上。在行业产品高度同质化的情形下,美的努力通过服务环节的差异化取得竞争优势,并积极推动行业服务标准的升级,2011年3月,由美的牵头制定的冰箱、洗衣机上门清洗服务标准被商务部正式采纳,在行业中树立了家电企业转型升级的典范。海尔集团也积极探索实践“人单合一双赢”模式,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服务”
的转型,创造差异化的、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我国广大机电产品企业应该以这些优秀企业的成功案例为学习榜样,真抓实干,以能与西方跨国公司产品比肩的优质产品及服务来赢得市场,并树立品牌的良好口碑。
5.3 积极打造中国机电产品品牌的文化内涵。
消费者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时,主要依据三个要素来进行评估和选择,一是产品的质量;二是品牌的文化内涵所带来的情感体验;三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世界著名品牌无不以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着消费者,而缺乏消费者的文化内涵,正是中国机电产品目前最大的软肋之一。在Interbrand的研究中,53%受访者认为阻碍中国品牌成功的原因是除廉价之外没有别的竞争优势,在所有原因中排名第二。[2]
日本产品代表着精湛的工艺,德国产品拥有最先进的工程技术,美国产品充满了创新,意大利产品领先于设计,中国产品意味着什么?这是当代中国企业人必须认真思考和力争回答的问题。每个中国的企业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讲好自己的品牌故事,恰当地诠释自己的中国血统。或许中国文化中的人文关怀精神,中国人对他人需求的敏感体察、准确把握和快速响应,以及巧妙地建立和维护复杂的人际关系,最终达到和谐共赢的能力,如果我们能够把上述这些特点恰当地运用到我们和全球消费者的关系中去,能够成为中国企业及中国品牌在国际营销中的独特文化内涵和竞争优势。
5.4 争做优秀国际企业公民。
在一项研究中,25000名来自美国、加拿大和西欧的受访消费者中,至少有2/3的人表示,企业表现出来的道德水准、对环境的影响和社会责任感会影响他们对产品的选择(Allen, 2004)。[10]因此中国机电产品企业在国际营销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融入当地社会,努力塑造优秀的全球企业公民形象。具体的做法包括:通过投资、缴纳税收和为当地人民提供就业机会,积极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公民就业做出贡献;将社会效益与企业的经济效益有机的结合,通过业务创新的方式解决相关的社会或环境问题;积极与当地公众沟通交流,向大众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社会各方面讨论公司发展的战略和想法,建立企业与当地社会的建设性合作关系等。[11]
在中国企业国际化公民的实践中,已经有一批优秀机电产品企业做出了表率,值得广大中国企业学习。在社会贡献方面,海尔在美国的社会贡献得到当地认可和称赞,被政府认为是贸易带动投资的典范。在环境保护方面,发展绿色科技已经成为不同行业中国企业的共识,2002年,海尔6款冰箱产品率先达到欧洲A+能耗标准,使德、荷、比、卢四国消费者在购买其产品时能够获得政府奖励,海尔品牌竞争力得到大幅提升,销售额三年内增长了15倍。联想集团为了降低废旧电子元件对环境的污染,在50个国家建立产品回收机制用于回收个人和企业的废旧电脑,并实现部分零部件的重复利用,有效的提高了废品利用率。在与当地公众的沟通和融合方面,华为的中方外派人员在印度积极融入当地文化,他们的管理人员取了地道的印度名字,为了庆祝当地的重大节日,中方女职员穿上了当地的民族服饰纱丽,这些举措拉近了公司与当地民众的心理距离,成为他们在与其他强劲对手的竞争中取胜的有力武器之一。
5.5 积极、高效的传播沟通策略。
良好的国家形象,出色的营销业绩首先要靠实际的行动,但还要辅之以积极、高效的沟通传播策略。
(1)积极努力,重塑国家形象。回顾中国负面原产地形象的成因,不少国外媒体对中国片面而歪曲的报道是主要原因之一。根据美国权威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关于美国媒体对华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的研究报告显示,自1997年~2011年,美国媒体有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最大的两个主题分别是:进口自中国产品的质量缺陷问题(21%)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14%)。在每周关于中国报道的主题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所谓的发生在中国的“暴力”和“政治冲突”问题,包括所谓的西藏问题(6%)和中国的武器测试等,而涉及到中美两国经济贸易活动的少量报道则基本上被湮没了。[12]
针对这样的状况,中国政府和企业不能坐视不理,必须积极主动地发出来自我们的声音,以当地受众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传递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企业和产品真实的情况和信息。对此,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积极有益的尝试。2009年11月,中国政府推出一系列全球广告,在CNN等国际主流媒体上投放,内容是宣传在全球化大背景下, “中国制造”产品其实也是世界上各个贸易体共同分工协作、盈利共享的事实。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为提升“中国制造”国际形象、信誉和知名度而投放商业广告。2011年10月1日,孔子作揖行礼动画形象亮相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将中华文化的自信大方、谦谦君子之风传递给世界。中国政府从国家层面的高度来为中国做整体形象广告,借助媒体的力量宣传来自中国的信息,加强与各国民众的沟通,这些措施已经初见成效,只要持之以恒继续努力,经过时间的沉淀,一定能够重塑中国的国家形象,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信任度和附加值。
(2)区分产品类型和消费者介入程度,积极传递产品信息。另外一方面,原产地效应之所以会存在,正是由于产品的信息缺乏,消费者对产品不熟悉,不得以借助原产地形象来推断产品的质量。研究表明,与只告诉消费者产品的原产地信息相比,当提供给消费者关于产品的更多信息(比如质量认证、价格水平等)时,消费者受原产地效应的影响明显降低。鉴于我国当前不利的原产地形象,企业要想方设法为消费者提供关于产品丰富、多样的信息,降低原产地效应对我国机电产品营销的负面影响。
企业应该根据机电产品是实用型产品还是享乐型产品,消费者购买产品时是高度介入还是低度介入的分类,有针对性地传递恰当的信息。对于实用型的机电产品,应该尽量提供消费者看重的产品的相关利益特性信息,如安全性能卓越或动力强劲等;对于享乐型的机电产品,应该关注产品对消费者而言意味着什么,努力找到最能打动消费者的关键情感要素,并着力传递产品的象征性和情感性意义,以激起消费者积极的情感体验。对于高度介入的机电产品,应该有针对性地选择能够接触到目标消费者群体的沟通渠道,使用人员推销和高介入的印刷媒体(如报纸和杂志)对消费者进行理性诉求,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证明产品物有所值;对于低度介入的机电产品,应该使用外围说服路线,将重点放在展示产品的形式上而非信息的内容(比如使用名人作代言人或者高度视觉化或象征意义的广告)。选择低介入的电视媒体作为主要的信息传递工具,通过持续时间较短,高度重复播出的广告信息来促进消费者对产品信息的消极学习,确保其对品牌的熟悉度。[8]
中国机电产品的国际营销正处在从起步到开始腾飞的关键时期,作为来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品,面对国际消费者对我们的偏见、审视和心有疑虑,我们既要积极应对,也要充满信心。事实上,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都曾面对负面的原产地形象对其产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曾几何时,日本产品在国际上也曾拥有“廉价、劣质、假冒产品”的不利声誉,随着日本制造者通过声势浩大的质量管理运动,全面提高了日本制造的产品质量,并将产业重心转移到研发和生产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创新型产品上,日本产品如今已经拥有最佳工艺、极具创新的国际声誉。韩国的企业也走过了和日本企业类似的道路。
日本、韩国的成功已经向我们充分地表明了,通过切实的努力,让产品的表现超出国际消费者印象中劣质、廉价的刻板印象,并不断保持这样超出预期的表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在多次体验并注意到了来自中国的多个品牌产品持续稳定的优秀表现后,再辅之以适当的沟通策略,消费者对中国产品及中国的原产地印象就会改善,这反过来又会促进中国产品进一步为国际市场所接受,经过这样持续不断的努力,最终打造出“Made in China”的中国知名机电产品品牌绝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Verma,Sharad and Sanghi,Kanika et al.2011 年BCG 全球挑战者[R].波士顿咨询公司研究报告,2011.
[2] Interbrand.中国制造2008:中国品牌走向全球市场的挑战。Interbrand研究报告,2008.
[3] J a f f e , E . D . a n d N e b e n z a h l , I . D . N a t i o n a l I m a g e a n d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Country-of-Origin Effect [M]1.Copenhagen: CopenhagenBusiness School Press,2001.
[4] Schooler.Product Bias in the Central American CommonMarket [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6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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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iske,S.and Cuddy,A.et al.A model of (often mixed)stereotype content:competence and warmth respectivelyfollow from perceived status and competition [J].Journal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2,Vol.82 No.6,pp.
[7] Joshua Cooper Ramo.Brand China[M].1.London:The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7.
[8] 刘莉华。基于介入理论的机电产品营销策略研究[J].时代经贸,2011(224)。
[9] H o l t , D . B . a n d Q u e l c h , J . A . e t a l . H o w g l o b a l b r a n d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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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是指民族传统文化中维系、协调、指导、推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在现时代,每个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都必须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参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建构。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也离不开对西方文明的借取。只有破除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弊端,同时充分吸收、发扬中西文明两方面的优点,互相磨砺、融合,才能建构新型的现代的中国的民族精神。
[关键词] 民族精神全球化传统文化基督
__人类已进入21世纪,以现代性扩张为其本质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资本不断扩张,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社会化达到空前的高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资源在全球化得到优化配置,并且推动着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开辟了信息和网络经济的新时代,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通过全球化的交往,加强了彼此的交流和合作,为解决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可能的途径;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作为不同的文化主体,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为建构个性与共性统一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作着自己的努力;人类交往活动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不断延伸和拓展,由以血缘和种族关系为基础的封闭地域向开放和社会化的世界转变,进入“世界历史”的新时期。全球化不再是模糊的推理,而是人们可以感受到的活生生的事实。
全球化作为一种以经济为先导、以价值观为核心、以政治为辅成、以广义文化为主体的社会合理化与一体化浪潮[1],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带来市场经济、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人们生活、生产、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极大改变,整个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地球村”;另一方面也带来许多困惑和危机,异化与冲突日益突显。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曾概括出全球化背景下的“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各文明的冲突以及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和价值危机[2]。全球化背景下的冲突与危机,冲击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但其对人类精神领域的冲击最为明显与强烈,因此文化领域的价值观与精神理念的冲突与危机可是看作是其最高层次与核心。“
从文化上看,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不同的种族、传统、习俗、宗教、语言、哲学和价值观念也是制衡文化全球化的一种巨大的力量。亨廷顿认为,冷战以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已经让位给区域化的、八大文明之间的冲突。这八大文明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他甚至这样写道:‘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要言之,在当今世界上,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区域化与全球化一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告诉我们,在当前的生活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形成了一对矛盾:一方面,它们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另一方面,它们又相互对立、相互制衡。
在观念上,我们既不能撇开全球化来思考区域化,也不能撇开区域化来思考全球化;在行为方式上,我们既不能脱离区域化的现实去捕捉全球化的幻影,也不能脱离全球化的背景去营造区域化的堡垒[3]。全球化这一事实,无论赞同与否,我们都必须正视它。全球化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转换和重建,将形成一种全新的价值依托和全新的文化经验。
全球化的不可阻挡,要求我们从全球化的视域、世界史的角度来考量一切文化价值。全球化下的文化策略,不是分裂和对抗的,而应该是对话和融合的。每个地域、民族的文化都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在保持其文化个性的同时积极地参与全球化的文化重构,都应该为新型的全球伦理和普世价值作出积极的努力。
中国文明历几千年,几遭外族入侵和外来文化挑战而不坠,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它能吸收不同质的文化而为己用,丰富和扩大自己的文化内涵。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中国境内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互相交融,产生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创造了中国文化上的“核心时代”,同时也奠定了中国文化对待异质文化的基本态度。因此,在3世纪到7世纪,中国文化才能面对佛学这一异域文化挑战,一变而形成了中国佛学,进而在10世纪后诞生“理学”这一新型的儒学形态。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中国文化的演进,始终没有脱离开文化的交融。一个文化,只有经历不断的磨砺和融合,才能有生命力。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民族个性的张显就在于拥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民族精神作为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建构中国现代民族精神,需要文明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吸引。在当今社会,这一文化的交流无疑是最大规模和全球范围内的,它是以平等的姿态与最强势的文明对话,从而再创一个新型的中国文化。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应该加强与西方的对话与交流,尤其应该在全球化背景下解决好“中国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问题,即中国民族自身的民族精神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借鉴吸收西方民族文化的精华,使其他民族文化精神中国化;并且反思中国文化精神,解决好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关系,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现代化。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在极大的程度上表现了这个民族文化的全貌。中国传统民族精神存在着很多优点,如民族团结、崇尚和平、自强不息等,时贤高论颇多。但是,随着人类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传统民族精神甚至民族文化与现代化进程开始出现大的隔阂。
首先,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的集体主义主张对个体的压抑。集体主义主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观。它在维护族群团结与国家统一方面起着很大的历史作用。
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精英文化的主题之一,比如儒学。儒学对中国政治结构影响至深,其所推崇的家族观念,以及“移孝作忠”而形成的家国一体观,使得中国文化重视家族、民族和国家的整体性,所以,在中国的传统中,对统一性和整体意识的诉求是非常突出的。中国政治文化的另一起源――法家思想也是如此。以《商君书》为例,《商君书》中“尚公”的思想,在政治思想上表现出一种整体主义。其将民众个体所属的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完全的整体,并将这个整体赋予共同的立场和利益,加强民众对整体的归属和依赖,使他们戮力同心维护整体的利益。但同时,它在强调整体益的基础上,崇贵重君,以君主为该整体的利益代表,视民众为政治统治工具。民众没有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必须服从于统一的意志,服从所属集体的整体利益要求。因为这个整体社会组织的意志代表是高高在上的君主,所以君主自上而下地专权不可避免,自上而下地组织政权同样也不可避免,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由此而创设,其行政集权、君主专制的色彩自然难以消除。因此,《商君书》中的“公”,并非天下之“公”,实为逞君主一家之私利,而害天下之公益[4]。
但是,不能不明确指出的是,对集体主义的过分强调,忽视了个体的权利及对个体的尊重。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最大的不同,就是社会不再是自上而下组织,而是自下而上的组织,以社区、族群的自治为核心,充分尊重个体的主张和权利。
其次,正是因为中国传统中对家族和民族的尊崇,就形成了一种民族/国家至上的心态。自汉族前身华夏族诞生,由于文化上的强势,即对周边民族就形成一种优越感。“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5],以王畿为中心,人为造成一个不同级别的对待等级,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并要求严格区分界限的天下观。虽然这种区分不是以种族而是以文化着眼,但是,这种民族优越的心态对后世人们审视世界产生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实际上,中国传统民族精神中国家/民族至上的观念是对普世价值的反动。基于集体主义的主张,传统中国强调民族/国家本位,本民族/国家的利益至上以及本民族/国家的优越感的观念十分强烈。从“华夷之辨”到有清一代“天朝中国”自居,无不反映了这下观念。这种思想观念极易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利于以开放的全球的视野认知世界。而且,极易萌生以私利的角度而不是以人性、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角度来关照世界。
第三,过分对人的关怀削弱了对环境的关注。中国哲学是人的哲学,其关注点是人,是人如何自处,人如何与他人处的学问。儒学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立意点就是人与人的道德情感、协作关系和约束机制,法家所主张的“法、术、势”,着眼点虽不同于儒学,但其探讨的却是如何“治人”,同样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中国先哲也讲“自然”,如老子、庄子,但这里的“自然”,只是一种“自然”的状态,一种寄情怡性的环境,其关注点同样是人。中国先哲同样也讲“物我”关系,如孟子,其言“仁民而爱物”,但是,孟子的“爱物”思想,是基于“物我一体”的思路,强调物与我的并存和并立,使之更好为人所用,更好地维持人民的生计,如此,若君主能更好地制民之产,即可达到行“王道”,施“仁政”的目的。
因此,今人所论其中之环保意识或环保主义,多为附会之谈。在孟子的时代,不存在环保问题,孟子也不可能超前地产生环保意识。他提倡“爱物”、“养物”,是为“人”,进而为政治现实服务的,仍不脱人类中心意识。当然,不能否认,孟子的“养物”、“爱物”思想确实与现在的环保主义的某些主张暗合,但这些思想不是从孟子那里推导出来的,而是从西方舶来的,从这个角度上看,所谓发掘孟子“爱物”思想的现代意义,其实是以西方现代的环保思想去证孟子的思想,属于以今证古,其思想价值不大[6]。所以,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是人优于自然。这与现代社会强调人是自然的产物,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相悖。
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隔阂,要求我们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以自己的优良传统示人,而变通自己弊病。这需要我们对西方文明,应该以辩证的眼光来对待,进而汲取有利构建新型文化的因素。
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培育、建构与弘扬密不可分。一个民族的存在、发展,除了物质方面提供的保障外,还需要靠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来的精神方面维系和充实。民族精神是随着文化的发展发展而来,它是民族精神的灵魂与核心,也是其深层次的内涵与特质的集中体现。西方文化主要是以希腊的科学精神和宗教精神为两大支柱;东方文化则以儒、道两家为支柱。中西方文化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也存在着许多共同点,这使得两种文化之间的融通与对话成为可能。而在全球化语境这个特殊背景下,建构中国现代民族精神尤其应该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文化,即把西方文化当作一面镜子,在比较与对话中审视和反思自己。
首先,自然生存条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在世界上必须首先解决的基础性的问题。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带给我们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财富的日益丰富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诸如环境、生态危机的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也日益认识到,解决环境污染生态危机问题,不能仅仅依靠物质技术手段,还必然使人类意识提升到自觉层面。从价值观上正视自然,在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建立起新的伦理情谊关系,这样人类才会热爱、尊重和敬畏自然,从而为解决危及地球自身以及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提供可能途径。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式和强调主体性的哲学在现代已被超越,在人与自然关系、生态问题上颇具影响的诸如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大地伦理、森林伦理等绿色哲学、绿色伦理,还有后期的海德格尔哲学(当然比生态哲学要深刻得多),都认为人并不是世界的中心和万物存在的目的,人类仅仅是世界的成员之一。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人是宇宙中的存在者,人应该以感恩之心对待宇宙,包括宇宙中的其它生命,生态体系就是人和其它生命共同的家园。正如人对人的奴隶制必须废除一样,人对物的奴隶制也必须废除。由此我们看到,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占有、征服、改造与利用的关系,而是不同世界成员的关系,他们之间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因此人不仅要关心人,还要关心动物和植物,关心所有生命,关心生态整体,把尊重自然看作一种责任,使我们的功利性生存转化为诗意的栖居。这种思想应被借鉴到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中。自然生存环境和条件对民族的性格、社会心理及整个民族文化精神起着非常重要的决定作用。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固然表现其民族的精神状态,也现实化到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中,但民族精神中不能不包含对自然的理解和态度。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在其文化进程中既受自然的束缚,又能超越束缚。人类利益只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小部分,因此人类应该主张人与自然合一(不是中国传统哲学最初的天人合一,而是更高级意义上的合一),在改造和顺应、尊重和保护自然中保持张力与平衡,从内心升华出热爱、认同、尊重自然的精神。
其次,法律道德体系。西方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作为西方人信仰的__,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演化及其实在法的制定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基督__有西方法律制度。它的影响不仅在表层意义上,比如有些仪式来自宗教,更是在内在精神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有着内在的历史关联和思想关联。这也是西方法律制度的文化基础。美国现代法学家庞德指出:“宗教观念在美国法律的形成时期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考虑清教,我们就难以得到美国法制史的完整图画,也就无法理解上个世纪的美国法律。”[7]宗教和法律都是社会价值观的表现形态,都对人的行为起到规范和制约作用,所不同的是,前者控制人的内心,后者制约人的行为。西方法律制定中所倡导的“人性升华”、“良心自由”的原则,体现了对个人主义、个体的尊重和重视,并且能使外在的法律规则内化为人们的内心自觉。宗教和道德作为调整社会关系行为规范,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西方的道德。
西方的道德核心是个人主义,西方的法律核心也是个体本位,法律、道德和宗教是协调一致发展,构成了一个相对系统和稳定的体系,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大体是一致的。这一史实对我们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有一定启发意义:正确处理法律、道德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协调关系。这三者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民族精神是最终目的,法律是手段,道德是核心,它们指向共同的价值目标,因此必须在这三者间保持平衡。
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民族的内在灵魂,它的建构固然离不开每个社会个体对它的认同和接受与个体的文化创造活动,但同时也需要法律为之提供必要的保障,需要人们的道德自觉为之提供一定的支撑,法律与道德应该在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中各司其责,两者既要相互分离,又要相互作用。民族精神激发道德力量,推动道德建设,道德力量支撑民族精神。既要把民族精神外化为人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道德原则规范内化为人们道德自觉,又要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约束和规范作用,使每一个社会个体都承担一定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社会主体必须具备高度的自我意识和自觉的参与意识,在文化和道德实践中把握民族精神的真正内涵。
第三,主导价值取向。价值观念作为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它根植于不同的经济、文化、政治等社会基础,同时又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精神的体现。中西两个不同地域缔造了两种不同的文明,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当前全球化浪潮对各国传统价值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和冲击,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与多样化的趋势。建立在古希腊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中的价值取向是重个体,重物质价值,由此形成个体本位崇尚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以社会个体利益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和依据。
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亚里士多的“理性”认识论,但丁的“人性即理性”,都表明了西方价值观中重个体和个体理性的特征。价值观的呈显与价值取向的维度对我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任何民族的文化都要倡导某种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将对这个民族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精神导向作用。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和与之相对应的价值体系的建构方式,一个民族的睿智和发展潜力就体现在建构价值体系的方式中。
一个民族的价值应该是体系性的组合,而不是处在绝对的两个极端,如认为中国的集体主义就应该只讲社会国家的整体利益而西方的个体主义就应该只强调一切从个体出发。西方的个体主义价值并不是一味强调个体,否定社会和整体的利益,他们也强调公众利益、社团利益和集体利益;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也并非只强调社会集体利益,同时也应该强调个人利益和需要的满足。正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价值体系非此即彼的表征形式,使得中国传统价值观注重集体、社会的整体利益,而忽视人的个性张扬、自由创造能力的发挥。
如果我们以体系性的组合来看身待民族价值,从不同的价值组合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中西方的价值差异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民族及民族精神的差异,从而能够在差异中正视自己的问题所在。中国的民族精神中没有自由的因素或少有自由的因素,往往抑制或扼杀了人的创新精神,漠视人的主体性,当下的中国缺乏的也正是对个性自由的重视。自由是理性的内在原则(黑格尔),也是自我责任的承担。因此要关注人的自主性、独立性及选择性,倡导在民族价值体系组合中群体价值共识基础上的个体价值的张扬,尊重人的个性及追求,从而使个性摆脱内在及外在的束缚与压制,个人的智慧与能力得到充分展现,人个自由意识得到普遍认同。
[1]王四达.《全球化:一个逻辑与历史的进程》[J].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3).
[2]张立文.和合学概论[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3]俞吾金.向生活世界的辩证法复归.探索与争鸣[J].2000,(11).
[4] 夏增民.《商君书的“尚公”思想与整体主义政治观[J].西安:第六届秦俑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交流论文(未刊稿).
[5]国语·周语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夏增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对“物我关系”的探讨[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7] 庞德.法律史解释[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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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大妈战胜华尔街大鳄”的段子在网络走红。华尔街大鳄在美联储的授意下举起了做空黄金的屠刀,黑色星期一黄金大跌20%,世界哗然!不料半路杀出一群“中国大妈”,1000亿元人民币,300吨黄金瞬间被扫,华尔街卖出多少黄金,大妈们照单全收。多空大战中,世界五百强之一的高盛集团率先举手投降。一场“金融大鳄”与“中国大妈”之间的黄金阻击战——“中国大妈”完胜。中国大妈的抢金行为与美联储之间可以相互影响,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
“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是奥多尔·拉维特在年发表的《市场全球化》一文中首先提出并使用的,自此便迅速风靡全球。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定义,现已有多种表述,可以称得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1]
我国2011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36402.0亿元人民币,2010年为201722.1亿元人民币,2009年为150648.1亿元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有2009年的23435个,增加到2010年的27406个,最后到2011年27712个。当前,经济全球化有加速推进趋势,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流动加快,各国经济活动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在过去30多年享受到开放的“红利”,经济快速发展。但欧债危机、美债超标、美元贬值等市场波动也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压力。
有人夸张地形容经济全球化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近些年来,我国也有许多学者就经济全球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著,观点也不完全一致。[2]
(1)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引进、利用外资的机会和有利的外部环境。国际贸易的加快发展,有利于我国扩大出口,发展对外贸易;它有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促进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环境的形成,从而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营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2)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实现创新的机会,从而使我国利用世界上先进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自己。跨国公司的到来,为我国吸收、利用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提供了新的机遇;对外开放的深入实施,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有利的国内条件;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的发展,使我国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一方面可以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及先进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走出去”,参与跨国投资,利用海外资源。
(3)经济全球化能引入竞争,为本国企业带来活力,有利于我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经济全球化使大批跨国公司涌入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资本和技术优势明显,必然给中国的企业带来巨大竞争压力。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全球化有利于我国知识、观念的更新和信息传递的加快;加速自己工业化、信息化的进程,使我国的经济结构不断改善和升级。[3]
(1)中国首先要受到主要是按西方工业大国的利益和意志制定的国际经济规则的约束和制约,为此要付出较大代价,同时也加剧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发达国家将其淘汰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地位将持续下去,甚至会加剧。
(2)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带来高风险性。全球金融市场仍有较大动荡,欧元危机迫在眉睫。国际热钱的涌入可能加大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全球金融一体化,使世界各地的巨额游资可以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自由流动,给世界经济带来很高的投机性和风险性。
(3)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普适化,这将导致国际竞争更加尖锐、激烈,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而加大了我国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难度。
(4)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面临资源和生态危机。 由于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充当发达国家的原材料基地,因此它们的增长都伴随着资源的巨大消耗和生态的牺牲。许多发达国家将一些高耗能、污染大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资源和生态消耗,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消耗殆尽,使其生态遭受毁灭性的破坏。[4]
在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下,如何应对成为关键。
全球经济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的强弱决定着国家经济主权是否稳固和国家经济安全是否会受到威胁。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增强综合国力是发展中国家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坚持扩大开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方式,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调整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发达国家之间,通过跨国公司相互交叉投资,企业兼并,在更大规模上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从而实现发达国家间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另一种是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全球经济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的强弱决定着国家经济主权是否稳固和国家经济安全是否会受到威胁。西方经济发达大国之所以没有经济主权被侵犯和经济安全受威胁的忧虑,就是因为它们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并具有以此为基础的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各国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安全的一个有很大争议的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积极影响和消极冲击同在、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并存。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受到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影响,我国也不能例外。[6]
面对全球化的新变化,我国亟须寻找新的定位。在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只能走转型升级的路子,外贸发展方式要转型升级,产品制造要转型升级,整个经济都要转型升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从本国实际情况和国家经济政治利益出发,决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步骤、速度和深度,尽可能采取有利的战略决策和方针政策,争取做经济全球化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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