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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M.Forster)的《机器停止运转》(The Machine Stops)是早期反科技的反面乌托邦作品之一,属于20世纪初非凡的作品。(Warner 1964:59)《机器停止运转》反对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的早期科技乐观主义,展示了科技非人性化发展所造成的噩梦。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该作品的重要性依然与日俱增,但却没有受到批评界足够的重视。本文把这部小说置于其历史与智力背景下进行审视,力图通过福斯特笔下的虚幻世界来诠释其意识形态中的反智主义因素,揭示这部小说的主题内涵。
乌托邦世界中往往充斥着完全一致的居住者,尽管社会是平静的,有点单调,但是从来没有抗议。而反面乌托邦文学作品引入了叛逆者和不同意见者。反面乌托邦小说家的主人公的追求“不那么完美,但是更加自由”(Huxley 1998)。
作为第一部反面乌托邦作品,在《机器停止运转》这个非天然的“伊甸园”里,一个叛逆者,“亚当”似的人物,蔑视“机器”,偷尝了自然这一禁果并且发现它是好的。他的名字就叫苦诺。在充斥虚弱无力的居住者的这个地下的文明世界里,他被看成怪人,“因为他拥有体力”(Forster 1928:43)。苦诺一直想去地球表面看一看,虽然这是死罪。但是他渴望树木、河流与山川,尽管没有外出许可,他还是自己找到了通向自然的路。通过一个废弃的通风管道,他来到了地球的表面:“我感到那些山对过去的人们具有强大的召唤力,而人们也热爱它们”(Forster 1928:55)。它们也召唤着苦诺,如果不是带有钢铁触须的“机器”修理仪器把他顺着管道拽回到“文明”中来,他就会朝它们奔去。苦诺对地上世界以及住在那里的“文明世界”的逃亡者的一瞥给予了他评判“机器”对人类本能天性歪曲作用的标准。“我们创造机器是为了完成我们的意愿,但是现在我们不能使它为我们服务。它剥夺了我们的空间感、触感,它模糊了每一个人的人际关系,把爱简单缩减为性行为,它麻痹了我们的肢体、我们的意志,现在它又强迫我们对它顶礼膜拜。”(Forster 1928:?55-56?)
作为反面乌托邦作者,福斯特审视了弗洛伊德定义的人类文明的悲剧悖论,即无法理性地调节不相容的两种理想:一个稳定而又安排有序的社会与完全的个体自由。反面乌托邦作家们意识到,如果没有高度集中的规划,就不会有社会的稳定与平静,而这又依赖于对个体意愿的限制。
在《机器停止运转》这部小说中,福斯特预见了其后反面乌托邦小说的大部分主题:对科技理想社会的恐惧;极权体制的面孔神化了理智在所有规则中的作用;对个体、激情、本能的否定导致人类的自动化;叛逆者试图逃离超文明回归自然。这种拒绝机械超文明的叛逆充分体现了一种反智主义思想。尽管反乌托邦理论批评几乎与乌托邦理论同时代出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紧随柏拉图的《理想国》出现),但是体现在反面乌托邦小说中的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反智主义思想,是针对独一无二的对进步的现代主义教条的理解,是针对以无限的科技进步为媒介,以达到人类生活无限改善的信仰而产生的。对这种信仰的反对早在19世纪就存在,如狄更斯的《艰难时世》。 而这种反对随着对机器日益成为文明的代名词的觉醒而扩大、增强。在20世纪,机器使培根时代萌芽的物质进步的梦想成为可能,预示着建立起技术统治论者——所罗门人的等级制度社会统治的危险。如果像别尔嘉耶夫提出的“我们正朝乌托邦走去”,那么机器正在推动这一进程。因为现代科学提供了昨天的乌托邦人无法想象的手段:社会控制、心理调节、基因控制更以空前规模对社会秩序进行规范与管理。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反面乌托邦对机械科技的乌托邦的未来敲响了警钟。
福斯特不是与科学和机器,而是与荒谬的科学正统主义的盲目性作战,批判它忽略过度使用机械和技术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作用于人类生活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负面效果。正如伯查的评论:“福斯特很早就紧握真理,‘机器’创造它自己的政治学、它自己的社会学、它自己的理性、它自己的认识论、它自己的价值论、它自己的真正的神学。现代极权主义如果没有高度复杂的技术的支持是无法实现的”(Beauchamp 1977:88)。这种反智主义观点认为知识分子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种畸形,知识的进步并没有使人类更加快乐,而是恰恰相反。结合“两种文化”的对立,这正是“人文知识分子”对于“科学知识分子及其代言人”的反智主义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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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流动在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加速城市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始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而达到高潮。1989年以后,农民工流动的速度异常增快。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地提出:“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 [1]农业产业化的实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使农业的整体效益得到明显提高,同时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农民工的流动一直是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这个现象,为了我们能全面的理解农民工进行这种流动选择时的出发点和利益考量。
在衡量人的社会地位高低时,最重要的就是职位地位。因此, 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往往通过改变职业而实现社会地位的改变。然而, 这个途径对于农民来说是相对困难的。农民阶层是一个具有很高稳定性的阶层,而且是一个只出不进的阶层。根据陆学艺的调查, 91.5%的农业劳动者受到祖辈的影响或者地域的影响,他们的职业一开始就是农民,其他阶层后期因为各种流动原因进入这一阶层的比例很低。农民在进入城市工作后,他们的职业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农民变成了为城市的工人、服务者。从客观上看, 农民缺乏相应的技能,很难获得地位上升的机会,他们大多是城市工作中的临时工,城市的一系列制度对他们没有接纳, 所有的因素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不稳定。同时受到户籍身分的限制, 在城市工作职业流动过程中,社会地位没有达到量的累积。而对于原本就生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情况恰恰相反。城市居民在工作中成绩、贡献是可以不断积累的, 这种累积是他们在今后晋升时的基础, 这就产生了地位的上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拥有使用土地和分配土地的权利,同时对土地上的作物拥有自己的占有权。很多农民在农业产业化中,承包土地,在产品输出过程中成为老板的角色,做了个体经营者。不再受到城市身份户籍的限制。在农业经营中获得了地位上量的积累,达到了地位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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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可以得出,任何人都有希望得到他人尊重的需要,即使是基层的工作人员也不例外。饭店员工之所以离职与管理者缺少对员工的尊重有很大关系。作为饭店管理者不要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应该学会尊重员工,尊重员工的情感和人格,尊重员工的在饭店的主人翁地位,从工作上和生活上关心、尊重他们。使他们饭店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把自己当作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有效控制饭店员工的流动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有效控制饭店员工的流动
饭店,作为一个特殊的服务行业,较高的员工流动率一直为困扰着我国饭店的发展。在其他行业正常的员工流动率一般应在5%——10%左右,作为劳动密集企业,饭店的员工流动率也不超过15%。但是根据中国旅游协会人力资源开发培训中心对国内23个城市33家2—5星级饭店人力资源的一项调查,近几年员工平均流动率高达23.95%。适当的员工流动会给饭店带来新鲜的血液,但是过度的流动会给饭店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1.1 社会影响因素 受我国传统思想的影响,饭店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工作,尤其是基层服务员,更被看作是是伺候人的活。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跳向其他的行业,摆脱被人看不起的境况。另外,饭店业被认为是吃青春饭的,不是长久之计,由于我国饭店在招聘基层员工时年龄限制一般在18—25岁,最大不超过30岁,致使很多员工对自己的前途忧虑。因此,一有机会他们也就跳出了饭店行业。
1.2 饭店的薪酬福利制度 美国学者阿姆克尼克特和阿利在对员工辞职率的分析中发现,决定雇员自愿离开企业的所有影响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相对工资水平。当今社会,人们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人们需要金钱来储蓄、消费,需要完善的福利保障制度,需要不断地追求物质商品来表现自己的成就感。因此,薪酬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比较一个人成就大小的尺度。员工对饭店的薪酬福利不满意时会选择跳槽,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1.3 饭店内部的管理因素 我国好多饭店管理过分迷信契约和企业的规章制度,把员工当成毫无感情的机器,缺乏人性化的管理:饭店管理制度忽视员工的个人职业生涯规划,无法满足员工的个人发展的需要,埋没了他们的潜力,从而会导致他们跳槽去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
2.1 消极影响
2.1.1 增加劳动力成本 员工的离职成本包括离职人员的分离成本、再安置成本和新员工的培训费。“财富”杂志的调查显示:一个员工离职后,从找新人到顺利上手,仅是替换成本就高达离职员工薪水的1.5倍;如果离开的是高级管理人员,代价则更高。
2.1.2 服务质量下降 新员工从培训、上岗直至成为熟练工,至少需要3—6个月的时间,由于他们的业务水平低和经验不足,会导致服务质量下降。同时,新员工不熟悉饭店岗位工作,工作效率低,不利于员工间的有效配合;而他们需要管理者更多的指导和监控,从而影响到管理者的效率。
2.1.3 员工士气受损 过高的员工流动率,尤其是优秀员工的大量流失容易导致饭店员工队伍士气不足、忍心涣散,工作没有激情,严重影响到员工对饭店的信心,破坏饭店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1.4 会造成客源流失、商业机密泄露 饭店员工的流动,尤其是中高层管理者的流失,会给饭店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他们已经具有了丰富的管理经验,而且工作期间也建立广泛的商业关系网,他们离职往往会带走饭店的客户资料、管理方法、营销策略等,甚至还会“挖”走一批饭店的得力干将,使饭店经营陷入困境。
2.2 积极影响 适当的人员流动也是对饭店人力资源状况进行优化的过程,人力流动本身就是一种吐故纳新,对饭店发展也是一种机会。
新员工的加入为饭店带来了新知识、新观念、新的工作方法和技能,他们的到来为饭店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以便更大限度的发掘饭店内人员的潜力,提高饭店运营效率,使员工成为少而精的高效运作团队。
3.1 尊重员工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可以得出,任何人都有希望得到他人尊重的需要,即使是基层的工作人员也不例外。饭店员工之所以离职与管理者缺少对员工的尊重有很大关系。作为饭店管理者不要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应该学会尊重员工,尊重员工的情感和人格,尊重员工的在饭店的主人翁地位,从工作上和生活上关心、尊重他们。使他们饭店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把自己当作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比如:在员工过生日的时候为他们送去祝福;用平易近人的口吻跟员工交谈;当员工进步时对他提出表扬;当员工有困难时向其伸出援助之手……对员工实行人性化管理,在这样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环境中工作,员工的满意度会大大提高。
3.2 关注员工的职业发展 从外资企业的成功实践来看,恰当地参与员工职业生涯规划可以使企业及时掌握员工职业发展动向,了解员工的真正需要、能力及自我目标,调和其存在于现实与未来之间的机遇与挑战的矛盾,加强个体管理,辅助以按照员工兴趣、特长和公司需要相结合的培训发展计划,充分挖掘其潜力,使员工真正安心于企业工作并发挥最大潜能,创造出企业与员工持续发展的良好氛围与条件。切实把饭店员工的职业发展纳入企业管理的范畴,也即我们时下常说的“事业留人”。
3.3 有效激励员工 有效地激励,可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最大限度的挖掘员工的潜力,实现饭店所期望的最佳目标。激励有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针对员工在不同时期不同的需要采取相应的激励形式。物质激励可以对工作突出的优秀员工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比如奖金、工资提升一档等;精神激励比如有评选本月“星级员工”“优秀员工的”等。当然,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在管理中是综合运用的,如果只有物质激励不能满足员工的精神需求,如果只有精神激励没有一定的物质奖励,也就变成了空洞的激励。
3.4 员工参与管理 让员工参与饭店的管理,尤其是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一定要给员工表达心声的机会,不管他们说的正确与否,都要认真聆听,慎重听取并采纳他们的合理意见。这样,员工不再会只把自己当作局外人,而是把自己当成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增强了归属感。
3.5 重视离职面谈 当洞察到或得知员工离职的信息,应安排与该员工谈话,并诚恳地询问他们离职的原因以及对饭店的意见和建议,因为有时候离职人员能更真实地指出饭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饭店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好多在职员工不愿表达或不敢表达的心声。这对饭店今后完善各项制度和管理机制提供依据,避免造成更多的员工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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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回族流动人口主要来自条件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基础教育不够重视,所学知识狭隘,不能适应城市工业化发展,无法满足城市对知识型人才的要求,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无技术含量的工作。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新生代回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在众多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中,主要对象为农村流动人口,而涉及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认同研究较少。本调查以新生代回族流动人口为对象,以武汉洪山区为调查点展开社会认同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结构式访谈、文献分析收集信息。通过此调查能够了解新生代回族流动人口的认同现状及存在的认同困境,并提出建设性建言,能够为新生代回族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助一臂之力。开展此调查,加强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外来归属感,促进各民族人民平等团结和谐互助,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能为相关问题的研究起到一些借鉴作用。
1.研究的问题及其背景。
“社会认同”理论由Tajfel提出,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Tajfel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区分了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与利益联系相比,注重归属感的社会认同更加具有稳定性。
国内学者王春光对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对象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主要从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认同、社区认同、组织认同、管理认同和未来认同七个维度进行分析。而涉及新生代回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还不是非常全面。在新的经济发展条件下,新生代回族流动人口较之于第一代回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生活既向往又害怕,适应与不适应并存,对自己的前途未来迷茫又有目标,种种的矛盾,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易导致其产生社会认同困境。
2.方案设计。
本调查将新生代回族流动人口定义为“1980年出生(包括1980)户口在农村,进城工作的回族群体”。本调查以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认同、城市认同、未来认同为维度展开调查,运用问卷调查法、个案访谈法获取调查对象的相关信息,运用文献分析法了解国内外学者在此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作为本课题的研究基础。
3.研究意义。
由于涉及此类的研究还比较少,进行新生代回族流动人口方面的研究,分析新生代回族流动人口社会认同困境的现象及造成原因,不断丰富研究成果,帮助促进新生代回族流动人口与城市的融合,加强其社会认同,增强作为外来群体的归属感,有利于各民族人民群体平等团结互助,促进各民族关系和谐发展,旨在为其他研究起到一些借鉴作用。
1.身份认同。新生代回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经过几年的打拼,对城市生活逐步适应,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呈现模棱两可的倾向。较之于第一代流动人口,他们很早就离开家乡进城务工,对家乡的记忆模糊而短暂,向往城市生活,想要扎根城市,对于他人对自己的身份看法呈无所谓态度。拥有少数民族身份,能够记得自己是少数民族身份和相关风俗习惯,但是在汉人聚集区打工,有些人逐渐忘记丢失相关风俗习惯,逐步被汉化。
案例一:
马XX,女,29岁,甘肃人。出来打工已有17年,现在在一家兰州拉面馆做服务员。生活在汉人的圈子里,大部分都是汉族朋友。在谈及自己少数民族和农村人身份时,认为无所谓,对自己的生活不会产生影响。朋友开玩笑叫她回回,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在介绍自己的时候,能简要地告诉别人自己是少数民族的,来自哪里。由此看来,少数民族和农村两个标签对其并没有多大影响。
案例二:
马XX,男,22岁,青海人,小学还未毕业就出来打工,在拉面馆打工,拉面师傅,在外打工的时候,父母告诫他要遵守_和回族的禁忌。只吃清真食物,不喝酒。对于回族的重要节日风俗都能大致叙述。但是面店客人不定时会来。“礼拜啊,有时忙的时候不做,不忙的时候会做”。一天要做的礼拜不能坚持,能做的时候就做,不能做也没办法。周五去清真寺也不会去,不知道武汉附近的清真寺的具体位置。
2.职业认同。在调查过程中,由于调查对象受回族身份限制,学历较低(小学或初中毕业),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主要分布在零售业、清真餐饮等服务型行业。工作时间长,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休息时间短暂。工资3 000―5 000无不等。他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挣钱,认为自己学历不高只能从事这类工作。有些调查对象为了积累资本,为展开下一个职业准备。
案例三:
马XX,男,26岁,河南人,合伙开烧烤店。出来打工10年了,打工挣钱就是主要目的,辗转去过很多城市。在广东打工的时候,为了拿到节日补贴不休息继续工作。由于之前投资失败,了解到武汉的烧烤生意红火,与朋友合伙开烧烤店,将来能开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烧烤店。对于他来说,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不同,只有收入的不同,等级的不同。
3.乡土认同。新生代回族流动人口年轻时离开家乡,没有较多的务农经历,成为城市中流动人口的一员,在慢慢适应城市的生活体系中,他们向往城市,认为城市有农村无法比拟的地方,对于农村的记忆停留在儿时支零破碎的片段,他们对农村没有许多值得牵挂的方面。较之于父辈浓厚的乡土情结,他们更想在城市寻找能够属于自己驻足的地方。
案例四:
韩xx,男,19岁,青海人,出来打工5年了,对家里没有什么念想,出来打工这几年,也就回去一两次。最记得就是自己的发小,一同上学玩耍,后来大家出去打工,感情慢慢淡化。 4.城市认同。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是一个社会关系网络重建的阶段。城市生活的优越性,想要在城市长期生活。他们主要生活在各民族聚居的地方,业余生活主要是与本民族人互动,而与当地城市居民的交流基于业缘关系。由于个人社会资本的短缺,很难获得各种资源性帮助。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导致对其产生偏见,使其感到无力,很难对城市产生归属感,只是城市中的过客。
案例五:
马xx,男,25岁,青海人,在武汉拉面馆打工,在谈及自己民族时,认为汉族看不起回族人,回族人有点坏,其实我们回族人还是挺实在的。笔者在问及从事这份工作的原因,他谈到自己没有很好的文凭,又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做这样的工作,是理所当然。业余生活单调,睡觉看电视,跟本民族的人聊聊天。对于所生活的地方,不了解相关民族政策,也从不参与社区活动。
5.未来认同。对于新生代回族流动人口的未来归属,父辈们在城里打工赚到钱后会再回到家乡。没有土地的牵挂,更加执着于城市生活,虽然在迷茫和不确定中不断摇摆,但是他们比父辈更有自己的目标,想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完成自己的梦想。眼光不再只考虑自己,更多地关注下一代。
韩XX,女,30岁,青海人,结婚后随夫来武汉11年,现在开一家麻辣烫店,女儿就读汉族人所上的小学,希望自己能多赚点钱,能在城里买套房子,这样就可以有城里户口。“自己读不读书没关系,不能耽误孩子,起码要给孩子创造条件,在城里孩子能学得更多些。”
1.户籍制度的障碍性。
在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实行多年的户籍管理制度将退出历史舞台。户籍制度以法律名义划为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由户籍制度所衍生的附加价值,使在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无法享受,作为城市建设大军的一员,干着脏累的活,但健康卫生、住房、孩子上学问题得不到保障,对他们本应拥有权利的一种剥夺。他们被排斥在体系之外,生活在城市中下层,与城市生活的隔绝,生存的无力感油然而生,无形的标签附着在他们身上。
2.部分城市居民的偏见。
部分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回族流动人口群体产生刻板印象,大多是负性特征,认为其狡猾、奸诈。刻板印象的形成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个人的亲身经验;二是社会学习。有些居民在于流动人口进行互动时,发生矛盾由此导致冲突,不自觉地夸大刻板印象,告诫周边人。由此部分居民对其心怀戒意,互动减少,形成两个明显边界的生活圈。
3.自身条件。
新生代回族流动人口主要来自条件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基础教育不够重视,所学知识狭隘,不能适应城市工业化发展,无法满足城市对知识型人才的要求,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无技术含量的工作。由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的差异,对于城市生活还有许多不适应,还是倾向与本民族、同乡交流,在城市少数民族分布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征。本民族之间形成内群体,与城市居民外群体相对应。在内群体中,形成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交往不断内卷化。这不利于两群体之间的互动,很难形成社会认同。
1.从政府角度。在推行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应逐步分离户口和其附加价值,保证流动人口能够充分享受各项权利。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各项职能,不断补充完善各项条令,对流动人口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并落实。
城市相关职能部门,是与新生代回族流动人口接触最多的窗口。灵活运用并通过各种媒介宣传民族政策。与其他部门协调合作,加强创新管理模式。定时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回族流动人口基本情况,并及时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不定期地开展相关职业技术培训,帮助提高回族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
2.从自身角度。新生代回族流动人口自身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素质,积极参加相关的职业技术培训,增强自身就业能力。保持自信的心态,主动与城市居民进行互动,能够关心社会,参加社区的活动积极融入与他们的交流中,以亲身的经历来逐步消除城市居民的刻板印象,增强个人对城市的归属感。此外,继续保持以往优秀的品质,不为诱惑所动,实现自己的目标。
新生代回族流动人口社会认同的提高,不仅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努力,更需要城市居民与新生代回族流动人口的参与。作为社会流动人口的一员,如何妥善解决他们的问题,提高其社会认同感,对于社会持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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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使得源于制度性差距的人口流动趋于减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也有理由相信政治因素在城镇体系演变中的作用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集聚效应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经济力量,自始至终存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市场经济的环境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本文的目标正是实证分析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并比较区域经济理论强调的技术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集聚效应、人口流动与城市增长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集聚效应、人口流动与城市增长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转变的载体。城镇化不仅仅是城乡人口比例的变动,还包括城镇体系,如大中小城市构成、城市间的分工与专业化等的演化。在城镇化水平超过50%的背景下,城镇体系优化已逐步成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决定》同时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人口作为一种要素,城镇化与城镇体系演变作为资源配置过程,也应该在市场机制下完成,为此,首先需要认识来自市场的驱动中国城市增长的力量。
忽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微小差异,城市增长与城镇体系演变是人口流动的结果以2011年285个市为例,市辖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为5.32‰、4.9‰、4.0‰和0.752;当年市辖区总人口增长率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为15.7‰、6.5‰、73.5‰和4.682。可见,总人口增长率的差异远大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异。,但是,应用传统人口流动理论解释城市增长有两个基本不足:首先,在传统的推拉理论、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托达罗人口迁移理论及新家庭经济学中,收入差距是驱动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但收入差距本身通常作为假设出现,外生于理论。实际上,城乡与区际差异导致人口流动的同时,也受到后者的影响,传统理论不能为这种互动关系提供解释和理论框架。
其次,传统人口理论中没有空间,不能为人口空间分布的均衡、城镇体系的形成与演化提供解释。 相对于地区差距的外生性假设,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表明,城镇化是一个累积的过程[1]。人口分布通过集聚效应内生地决定地区间效率与收入的差距,人口因地区差距而流动时,也将通过集聚效应驱动新的人口流动。从集聚效应出发,现代区域经济理论既可以解释城市的形成和分工,也可以分析人口分布的空间均衡,从而弥补传统人口流动理论的不足。亨德森(Henderson)最早将集聚效应(向心力)和拥挤成本(离心力)互动过程中城市最佳规模、城市分工与城镇体系形成的思想模型化[2~4]。藤田长久(Fujita)等人也系统论述了中心-外围结构(CorePeriphery)、单中心城市与多中心城市的形成和演化[5~6]。华尔兹(Waltz)、鲍德温(Baldwin)、布莱克(Black)、藤田长久等还构建了伴随人口流动的多区域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人口分布也是内生决定的[7~10]。
集聚效应被看成区域经济的“三个基石”之一[11],但是,关于集聚效应的性质和来源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理论路径。传统城市经济理论强调外在于企业、内在于产业或区域的溢出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并进一步区分了本地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与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前者是指“相互紧密联系的产业部门形成的综合体”为本地企业创造的生产合作优势,又称“反映单一产业集中程度的外部经济”;后者是指“巨大城市聚集体的组成要素”,又称“反映城市规模的外部经济”[12]。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也被称为马歇尔外部性。关于外部规模经济来源,马歇尔提出三个方面的收益:中间投入品的共享、劳动力共享和知识溢出。雅克布斯(Jacobs)强调了多样化集聚在促进新思想产生方面的特殊作用[13]。卢卡斯(Lucas)进一步指出,城市在创新和学习方面的优势不仅表现在重大技术方面,也表现在各种技能和一般知识的产生、扩散与积累等方面[14]。杜兰顿(Duranton)等从共享、组合与学习三个方面概括了外部性产生的微观基础[15]。总体上,外部规模经济对应于米德(Meade)所提出的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作为生产函数的特殊形式出现[16],也是唯一因企业之间直接的相互依赖性而产生的外部性[17]。
与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不同,由克鲁格曼(Krugman)、藤田长久等人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理论(New Economic Geography)强调的是内在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18~19]。不完全竞争市场下报酬递增与运输成本的互动过程产生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20~21],即报酬递增产业在具有较高市场潜力的地区集聚[22],并且地区需求的上升导致产出更大比重的增加[23]。新经济地理理论中市场因市场潜力与集聚的交互作用而具有内生性,在循环累积机制上,克鲁格曼强调了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因素[24],维纳布尔斯(Venables)的研究则强调了产业内纵向供求关联的作用[25]。在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企业、消费者等主体之间的溢出效应在市场机制下产生,是一种间接相互依赖性,西托夫斯基(Scitovsky)称之为货币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26]。
集聚效应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检验。早期研究,如穆瑁(Moomaw)、田渊(Tabuchi)等都发现城市规模增长可以带来生产效率的上升[27~28]。金元(Kanemoto)等人的研究表明集聚效应在20万~4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最大[29]。中村(Nakamura)、亨德森、布莱克等同时检验了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作用[30~32],亨德森发现外部规模经济主要来源于本地化经济而非城市化经济[33],但这种本地化经济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逐渐消失。雷丁(Redding)等对纵向关联模型进行了检验,发现需求与成本关联解释了国家间人均收入差异的70%、制造业工资差异的50%[34]。汉森(Hanson)检验了工资水平变化与市场距离之间的关系[35~36]。布雷克曼(Brakman)等在NEG框架下研究了欧盟地区工资的空间分布[37]。欧振中(Au)、范剑勇、刘修岩、刘长全、赫林(Hering)等用中国城市或产业数据检验产业集聚与生产率、工资的关系,也证实了集聚效应的存在[38~43]。
在集聚效应与人口流动、人口分布方面,克罗泽特(Crozet)、庞斯(Pons)、赫林等分别检验了市场潜力对欧盟和西班牙人口流动的影响[44~46],布莱克等分析了市场潜力对美国城市相对规模变动的影响[47]。帕特里奇(Partridge)等检验了集聚效应对加拿大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48],也是所见为数不多的直接分析集聚效应对城市增长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总体来看,虽然集聚效应在主流理论中被认为是塑造人口分布与城镇体系的基础力量,集聚效应的存在也得到广泛研究的验证,但是集聚效应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的实际影响依然缺乏充分的检验。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结论也非完全一致。帕特里奇等人的研究表明,城市人口增长率与人口密度呈负相关,与城市初始规模呈正相关[49]。克罗泽特却发现,向心力非常有限,这些力量无法克服人口流动的障碍(成本),不足以导致快速的空间结构演变和中心外围结构[50]。
目前来看,还没有研究在集聚经济理论框架下检验和识别中国城市增长的驱动力量。长期以来,导致中国人口流动的地区差距有三个显著的外生来源:
第一,城乡分割导致的城乡差距,这为城乡人口流动积蓄了的能量;
第二,改革顺序与自然条件差异导致的区际差距,这为跨区域人口流动提供了能量;第三,政治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基础设施与寻租空间的地区差异,通过对产业布局的影响也会引起人口与就业的流动。相对于这些因素,集聚效应显得过于微弱。但是,依然可以预期,在城镇化由提高城镇化率向优化城镇体系过渡、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不断增强的情况下,集聚效应与传统力量的对比也处于变化之中。
一方面,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使得源于制度性差距的人口流动趋于减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也有理由相信政治因素在城镇体系演变中的作用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集聚效应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经济力量,自始至终存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市场经济的环境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本文的目标正是实证分析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并比较区域经济理论强调的技术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
二、集聚效应框架下的城市增长模型
1. 单区域的城乡迁移
假设区域由城乡两部分组成,城市与农村代表性居民的效用分别为Vu和Vr,由于迁移成本的存在,只有在迁移前后效用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迁移才会发生。遵循普加(Puga)的研究思路,假设迁移成本x在[1,eδ]区间服从密度函数为f(x)=1/(δc)的随机分布[51]。一个代表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概率为Prob(x
Mr,u=P?r,u=(1/δ)ln(Vu/Vr)Pr(1)
其中,Mr,u是城乡迁移人口,P?r,u是城市(乡村)人口变动,Pr是农村总人口。假设城市生产制成品为m,农村生产农产品为a,城乡居民对制成品、农产品具有不变替代弹性的CD偏好,以γ表示制成品在支出中的份额,城市居民面临通勤成本等生活成本,那么城乡居民的间接效用函数分别为:
Vu=q-γm,uq-(1-γ)a,u(wu-cu)(2)
Vr=q-γm,rq-(1-γ)a,rwr(3)
其中,qm,u、qa,u、qm,r、qa,r分别是城乡制成品与工业品的价格指数,wu、wr分别是城市及乡村的名义工资,cu是城市生活成本。假设制成品与农产品在城乡之间转移具有萨缪尔森(Samuelson)的“冰山”式运输成本τm和τa[52]。以制成品为例,一单位制成品从城市运往农村,只有1/τm单位能够到达(τm>1)。那么,
qm,r=τmqm,u(4)
qa,u=τaqa,r(5)
将式(2)~(5)代入式(1),那么:
P?r,u=(1/δ)ln[τa-(1-γ)(wu-cu)/(τm-γwr)]Pr(6)
假设城市制成品生产存在外部规模经济。虽然外部性的产生可以有不同的微观基础[53],但是,根据康博斯(Combes)等的研究[54],均衡工资(wu)通常取决于城市生产率移动因子(Bu)与城市就业规模(Lu),设为:
wu=BuLθu=BuPθuκθu(7)
其中,κu是城市总人口中就业人口所占比重,Pu是城市人口规模,θ反映了外部规模经济的大小。城市规模增长过程中,通勤成本(及其他与城市规模相联系的不合意因素)等生活成本也随之增长,劳动力的有效劳动供给将会下降[55]。设城市生活成本为:
cu=CuPλu(8)
其中,Cu是城市生活成本的移动因子,λ反映了外部规模不经济的大小。将式(7)、(8)代入式(6),那么:
P?r,u=(1/δ)ln[τa-(1-γ)(BuPθuκθu-CuPλu)/(τm-γwr)]Pr(9)
式(9)描述了城乡人口迁移及城乡人口规模的动态变动过程,影响这个过程的因素有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的大小(θ、λ)、城乡人口规模(Pu、Pr)、迁移成本参数(δ)、产品运输成本(τm、τa)等。动态过程反映了城镇化的累积特征,人口集中会驱动进一步的集中,集聚经济越强,累积效应也越大。但是,两个因素会使城乡人口分布趋向均衡(P?r,u=0),即:①城市中集聚不经济的累积。
亨德森指出,城市规模扩张并达到一个很大的水平时,规模扩大对城市生活成本的边际效应大于对城市生产效率和工资的边际效应。因为城市规模与城市居民效用之间的倒“U”型关系,城市增长的自我累积过程也不是线性的,在达到临界水平后成为限制城市进一步增长的因素。②农业部门工资水平的上升。农村人口的持续转出将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农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并达到临界水平后,也会限制城市进一步增长。
2. 多区域的区际迁移
在多区域的情况下,假设区际迁移由各地区代表性城市居民的效用水平决定。假设地区i和j之间的距离为dij,两地间人口迁移的成本x在[1,edij]区间服从密度函数f(x)=1/(dijx)的随机分布。E(x)/dij=1/dij2>0,迁移成本随着两地间距离的增大而提高,这与现实相符。遵循普加的研究,假设潜在迁移人口从i地区迁移到j地区的概率服从ρPu,j的泊松分布,Pu,j是j地区的城市人口数量,即流向大城市的概率更高一些[57],那么,从i地区到j地区的迁移规模将遵循以下动态过程:
Mi,j=P?i,j=ρ(1/dij)ln(Vj/Vi)PiPu,j(10)
其中,Vi、Vj分别是i地区和j地区代表性城市居民的效用水平
这个假设暗含了农村居民在本地城乡迁移与向其他城市迁移的比较。,假设其具有如下形式:
Vi=q-γm,iq-(1-γ)a,i(wi-ci)(11)
其中,qm,i是i地区制成品的价格指数,qa,i是本地农产品价格指数(假设各地区农产品价格指数相同,即qa,i=qa,j),γ表示制成品在支出中的份额,wi是城市居民名义工资,ci是城市生活成本。假设制成品的区际转移具有与距离正相关的“冰山”式运输成本τ,参照克罗泽特的做法[58],假设地区i和j之间的运输成本为:
τij=Tdijδ(12)
其中,T>0、δ>0。遵循藤田长久等的假设[59],i地区的制成品价格指数具有如下形式:
qm,i=[∑Rr=1nr(pm,rτir)1-σ]1/(1-σ)=[∑Rr=1nr(pm,rBdirδ)1-σ]1/(1-σ)(13)
其中,nr是r地区生产的制成品品种数,pm,r是r地区制成品的离岸价,σ是任意两个制成品之间替代弹性,(σ-1)/σ反映了消费者对制成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直观来说,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偏远地方和制成品主要靠“进口”的地方,制成品价格指数更高。在名义工资相同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实际工资就更低。市场潜力与价格指数恰好相反。典型市场潜力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mpi=∑Rr=1(Yr/dir)(14)
其中,mpi是i地区的市场潜力,Yr是r地区的购买力。显然,购买力加权的权数是距离的减函数,偏远地区的市场潜力更小。正如克罗泽特所指出的,制成品价格指数可以看作市场潜力的逆函数[60]。那么,用如下函数表示制成品价格指数与市场潜力之间的关系:
qm,i=f(mpi)qm,i/mpi<0(15)
假设i地区名义工资wi和生活成本ci分别为:
wi=BiPθiu,iκθii(16)
ci=CiPλiu,i(17)
其中,Bi、Ci分别是生产率与生活成本的移动因子,Pu,i是城市人口,κi是城市总人口中就业人口所占比重,θ、λ反映了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不经济的大小。将式(11)、(15)、(16)、(17)代入式(10),经简化可得:
P?i,j=ρ(1/dij)ln{[f(mpj)f(mpi)]-γBjPθju,jκθjj-CjPλju,jBiPθiu,iκθii-CiPλiu,i}PiPu,j(18)
式(18)描述了区际人口迁移的动态过程,地区之间市场潜力、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不经济等的对比关系都影响人口迁移。此时,城市增长一方面产生技术外部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市场潜力的影响产生货币外部性,两方面外部性共同驱动城市增长的累积过程,同时外部规模不经济(拥挤效应)又发挥着限制城市过度增长的作用。
1. 计量模型
根据以上理论模型,本文将实证检验技术外部性、市场外部性等集聚效应与其他力量在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基本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gi,t,j=β0+β1Ai,t-j+β2mpi,t-j+β3Xi,t-j+β4ri+β5μt+εi,t(19)
上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t年第i市;j表示计算城市规模增长的时间跨度;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也都是j期滞后值;gi,t,j是t年i城市在过去j年中规模的增长;Ai,t-j是衡量技术外部性的变量。无论本地化经济还是城市化经济,都是与集聚的绝对规模相关,本文使用城市人口规模(UrbanPopi,t)来衡量。一些学者也强调了用密度衡量的集聚相对规模的效应[61~63],本文还引入城市人口密度(PopDensityi,t)指标;mpi,t-j是衡量货币外部性的市场潜力,参照布莱克等的研究,本文计算以距离倒数为权重的总人口(MP_Popi,t=∑r(Popr,t/dir),其中i≠r)来衡量市场潜力,该指标同时也与本文的核心问题城市增长相联系,反映了城市增长过程中的潜在人口供给;Xi,t-j是其他控制因素,除了集聚效应,城市增长还受到区位、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涉及的指标包括的变量有失业率、工业化水平、工资水平、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等;ri是城市固定效应;μt是时间效应;εi,t是独立同分布随机扰动项。根据理论,技术外部性相关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变化特征,故引入UrbanPopi,t、PopDensityi,t的二次方项。城市增长的路径依赖特征、控制变量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不可观测异质性等都可能导致城市人口增长率的序列相关性,为此,在控制变量中进一步引入城市规模变动的滞后一期变量,最终的实证模型为:
gi,t,j=β0+ρgi,t-1,j+β1UrbanPop2i,t+β2UrbanPopi,t+β3PopDensity2i,t+
β4PopDensityi,t+β5MP_Popi,t+β6Xi,t-j+β7ri+β8μt+εi,t(20)
2. 计量策略
本文选择j=1,即与前一年同比的城市人口增长率来衡量城市增长。集聚因素与控制变量全部选择滞后一期的值,以反映城市增长与初始状态的关系。由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年份城市增长率可能有系统性的差异,模型的控制变量还将包括年度虚拟变量。
在估计方法上,由于城市规模变动受到不可观测的城市固定效应的影响,城市间规模变动也可能存在空间关联性,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65~66]。但是,引入滞后因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固定效应估计量向下偏误[67~68]。为此,本文将使用阿雷拉诺(Arellano)等以及布伦德尔(Blundell)等提出的系统GMM动态面板方法对式(20)进行估计[69~70]。由于系统GMM方法可以同时利用变量水平变化和差分变化的信息,它比差分GMM方法更有效[71],特别是克服差分GMM方法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
就模型设定合理性与工具变量有效性来说,系统GMM估计的关键检验有两个:一个是二阶自相关AR(2)检验,检验的原假设是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本文将报告ArellanoBond自相关检验的显著性;一个是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检验的原假设是所使用的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本文将报告Sargan检验及对异方差更稳健的Hansen检验的显著性。
3. 数据与变量
实证分析数据是2000~2011年全国261个地级市共3132个样本的面板,数据全部来自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规模增长用城市人口增长率(GrowthRatei,t,j)来衡量。从图1来看,2000年以来,城市平均规模经历了稳定的增长,但增长速度趋于下降。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平均规模最大,平均增长速度也最快。在平均增速上,中部地区城市次之(见图2)。
图1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图2分区域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城市人口规模(UrbanPopi,t)使用的是地级市市辖区总人口;城市人口密度(PopDensityi,t)使用的是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市辖区总人口/建成区面积);市场潜力指标MP_Popi,t中的人口是各城市总人口,权重所用城市间距离是根据城市经纬度计算的直线距离;失业率(Unempi,t)是市辖区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市辖区单位从业人数);工业化水平(Indi,t)是市辖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RP的比重;工资水平是各城市市辖区职工平均工资(Wagei,t)的对数;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是人均城市道路面积(RoadPerCapitai,t)的对数。表1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四、实证研究结果
表2列出了实证分析的结果。模型1报告了除时间因素外不含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2报告了以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为核心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3报告了含所有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添加了城市市场潜力与是否属于东部地区
按照通常口径,东部省份包括京津冀鲁苏浙沪闽粤琼。的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模型5和模型6分别使用2001~2011、2002~2011年数据在模型4设定下进行估计。在不同模型设定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且工具变量有效,两个关键假设都高度显著地通过检验,表明模型设定与工具变量选择是合理的;集聚因素与控制变量的系数基本都得到比较稳定和显著的估计结果,仅有人口密度因素在模型5和模型6中的显著性与前几个模型不一致。以下基于模型4并结合稳健性检验情况,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首先来分析各控制变量对城市增长率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①效用的比较是人口流动的基本动因,收入决定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工资增长率与城市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工资增长率
未加说明均指滞后一期。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增长率会相应地上升0.059个百分点。②托达罗的人口迁移理论强调了失业率的重要性,失业率会影响就业预期与收入预期,进而影响到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本文的估计结果支持这一论断,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增长率会下降0.1个百分点,该影响在经济意义上也是比较显著的。③城市化水平越高则城市增长率也越高,弹性达到了0.2,原因可能在于城市化水平提高能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进而促进人口集聚。④城市增长过程中道路建设通过降低通勤成本等拥挤效应进而促进人口集聚,人均道路长度每增长1%,城市增长率会相应地上升0.015个百分点。
本文关注的是集聚因素对城市增长率的影响,根据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如下规律。
首先,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LnUrbanPop的一次项与二次项都在1%水平上显著,二次项小于零。“U”型曲线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在城市人口达到一个门槛规模后,城市增长率将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而增长。按照一次项与二次项的-0.784和0.067估计值计算,LnUrbanPop的门槛值为5.851,对应的城市规模为347万,超过这一规模,城市增长率与城市规模是正相关的。
2011年,达到这一规模的样本城市有17个,占到样本城市总数的6.51%。也就是说,对大多数城市来说,城市增长率因城市规模增长而下降。由于这是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相互抵消后的净效应,所以从技术外部性角度看,大多数城市在人口增长过程中,集聚不经济超过集聚经济效应,进而限制城市过度增长。对于超过门槛规模的城市,城市规模与城市增长率正向关系的出现,可能与这些城市的区域中心、行政中心的地位相关。2011年超过门槛规模的17个城市中,各类中心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等)占到了15个。
其次,模型1~模型4中,城市人口密度与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人口密度达到一个门槛值之前,城市增长率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而增长,超过门槛密度之后则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而下降,这个变化反映了人口集聚过程中拥挤效应的存在。按照一、二次项的估计值0.177和-0.011计算,LnPopDensity的门槛值是8.04,对应的人口密度是3120人/平方公里。但是,在模型5~模型6中,人口密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都不显著。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人口密度对城市增长中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对此的一个解释是,近年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中国出现了普遍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情况,人口(就业)密度的溢出效应和拥挤效应因此不能得到真实反映。
最后,货币外部性是驱动城市增长的重要力量。城市增长率与其市场潜力有显著正向关系,市场潜力每提高1%,城市增长率上升0.097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城市来说,市场潜力每提高1%,城市增长率还将额外上升0.008个百分点。
正确认识城市增长动力是我国在市场机制下继续推进城镇化与优化城镇体系的基础。虽然集聚效应被认为是塑造人口分布与城镇体系的基础力量,其存在性也得到广泛验证,但是现有研究对于具有不同微观基础的集聚效应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的实际影响依然缺乏充分检验。本文使用2000~2011年26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分别衡量技术外部性与货币外部性的集聚因素,运用系统GMM的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检验并确认了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
城市增长是人口自然增长与人口流动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本研究未剥离城市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差异的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主要与人口年龄结构、总和生育率、死亡率等因素有关,与本文强调的集聚效应可能没有直接关系。另外,根据前面数据比较,自然增长率对城市增长的影响比人口流动要小很多。从这两点来看,忽略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应该是比较有限的,但关于这方面的影响仍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个方向。在此,也向提出这一问题的匿名审稿人表示衷心感谢。中的作用。
具体来说:
①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但是大多数城市处于曲线的左侧,城市增长率因城市规模增长而下降。从技术外部性角度看,这些城市在增长过程中,集聚不经济效应超过集聚经济效应,进而限制城市过度增长。
②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市场临近中的货币外部性,结果表明,根据人口与空间距离计算的市场潜力是驱动中国城市增长的重要力量。
③城市人口密度与城市增长率之间存在的倒“U”型曲线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可能源于土地财政驱动的城市空间过快增长,使得与密度相关的技术外部性在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上都不能得到正常发挥。
④传统人口迁移理论强调的收入预期取决于工资和失业率,结果表明这两个因素对城市增长也有显著影响。⑤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与城市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缓解拥挤效应可以促进城市增长。
上述结论表明城市增长是多重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并有三点政策内涵。首先,集聚效应作为基本经济力量,其对城市增长的作用是发挥市场机制在城镇化与城镇体系优化中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但集聚效应发挥作用仍有赖于市场环境的建设,特别是完善有利于人口流动、资本流动与区际自由贸易的制度。城市增长与城镇体系演变应是基本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任何非市场力量带来的城市结构变动都可能引起资源错配,降低经济效益。
其次,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以缓解拥挤效应是发挥集聚效应促进城市增长作用的内在要求。货币外部性对城市增长具有更加持续的作用,而技术外部性的作用则受限于集聚过程中的拥挤效应,同等规模下,拥挤效应越大,技术外部性抑制城市增长的作用就越突出。最后,工资、失业率等传统因素的显著作用说明,创造就业、降低失业率以提高收入预期仍是促进城市增长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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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孕产妇仍然是城市孕产妇保健服务的关键人群,有资料显示,文化程度低、经产妇、经济收入低、无保险、计划外生育等会对流动孕产妇产检情况产生影响。因此,城市产前保健服务要根据人群的不同特点提供普惠性、可及性的项目或措施,从而促进城市孕产妇、特别是流动孕产妇的保健服务利用率。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流动人口孕产妇保健服务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流动人口孕产妇保健服务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
流动人口孕产妇的保健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卫生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流动人口本身的社会性比较复杂,大多数都属于弱势群体,而孕产妇又是他们中更为弱势的群体。现阶段城市中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流动人口成为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明确提出流动人口中的妇女享有与户籍所在地妇女同等的卫生保健服务,同时将流动人口孕产妇保健纳入流入地孕产服保健范围的目标。因此,流动人口孕产妇的保健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
(一)资料与方法
选择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在中心医院分娩的流动孕产妇 313 例;有稳定工作 60 例,无业或自谋职业253 例;生育一胎216 例,生育二胎 97 例。依据妊娠产次、建卡情况、产检情况及妊娠结局进行回顾性总结(注意:每个数字应与户籍地孕产妇比较)。
(二)现状分析
1.流动孕产妇孕早期初检率及孕早、中期项目检查率低于户籍地孕产妇。良好的产前检查能够有效地减少低出生体重和新生儿疾病的发生,而产检不足是围产儿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孕产期保健工作规范》规定孕产妇应在孕早期进行初次产检,孕早期的检查要对孕产妇进行保健指导及孕期危险因素的筛查,发现高危孕妇。有研究表明,实施孕早期保健后围产儿死亡率、死胎死产率、新生儿死亡率及先天畸形发生率方面均有明显好转,死胎率下降明显。因此,孕早期检查对于安全、健康的分娩至关重要。
2.流动孕产服5次及以上产检率低于户籍孕产妇。《孕产期保健工作规范》规定孕期应当至少接受5次产前检查,其中孕早期至少1次,孕中期至少两次,孕晚期至少两次。曾小娥等对产前检查对母婴的影响显示,按时产前检查的妊娠妇女,其胎盘早期剥离、产后出血、低体重儿、新生儿颅内出血、新生儿吸入性肺炎、新生儿窒息等的发生率均低于无产前检查者,适量的产前检查对于避免或减轻孕期的异常情况有重大作用。产前超声检查可检出大部分的畸形,对胎儿预后判断,及对临床及早采取措施或出生后随访治疗提供重要信息。
3.流动与户籍孕产妇产前保健利用的影响因素。流动孕产妇仍然是城市孕产妇保健服务的关键人群,有资料显示,文化程度低、经产妇、经济收入低、无保险、计划外生育等会对流动孕产妇产检情况产生影响。因此,城市产前保健服务要根据人群的不同特点提供普惠性、可及性的项目或措施,从而促进城市孕产妇、特别是流动孕产妇的保健服务利用率。
(一)家庭经济收入低是制约流动孕产妇接受孕期保健服务的重要因素
多数流动产妇主要来自中国经济不发达地市,家庭月收入低,多数产妇妊娠后不工作,这些构成了制约其接受孕期保健服务的因素。其不在正规医院机构做产前检查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经济收入低造成了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降低,特别是生殖健康问题。因此,需要政府支持降低贫困流动人口孕产妇就医的准入门槛,设立贫困流动人口孕产妇特殊服务窗口,以解决经济收入低的流动孕产妇孕期保健的服务需求。
(二)文化教育程度低和保健意识淡漠也是影响流动孕产妇接受孕期保健服务的主要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权利意识淡薄,权利意识因受教育水平不同而差异明显,文化程度高者权利意识较高。因此,有针对性地进行生殖健康宣传,成为生殖健康促进的重要手段。开发一些通俗易懂的培训教材和宣传材料,对流动人口进行知识宣传普及,使流动孕产妇有意识地主动接受孕期保健服务。
(三)医疗机构服务的因素制约了流动孕产妇接受孕期保健服务
调查结果显示,正规产检医院的服务水平并不是影响流动孕产妇接受孕期保健服务的主要因素,而候诊时间、收费问题占较高的不满意比例。因此,应改善现有的医疗管理体制,在提高服务水平的同时,合理制定收费标准,以适应不同层次流动孕产妇的孕期保健需求。
(四)私人诊所提供不健全的产前检查项目加大了流动孕产妇孕期保健管理难度
基本的孕期产前检查是保障母婴安全的重要措施,私人诊所不但基本的检查项目不健全,而具备的检查项目中大多数项目检查率很低,这加大了流动孕产妇孕期保健管理难度,使流动孕产服整个孕期安全存在极大隐患。因此,规范私人诊所的诊疗常规是保障孕期安全、降低不良妊娠结局的有力手段。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关政策,严格审批行医诊所的准入门槛,提高私人诊所的综合服务水平,保障流动孕产妇整个孕期的安全,进一步降低围产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
(五)计划外生育影响了流动孕产妇接受孕期保健服务
计划外妊娠导致的多胎生育一方面使流动产妇家庭生活水平降低,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制裁措施,一些孕产妇不愿意到正规医疗保健机构孕检、分娩,躲避接受孕产期保健服务。庞大的流动人口队伍成为中国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如何对流动人口加强计划生育宣传工作,以提高计划生育服务质量已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
三、流动人口孕产妇保健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一)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大力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加强流动人口孕产妇的健康宣传
由于经济因素、文化程度等原因,流动人口自我保健意识差。针对这些因素,建议采用简历孕妇课堂、编制母婴保健手册等各种形式,选用最适宜的宣传教育内容,采用最适当的宣传教育方式,宣传母婴保健知识,使人们懂得产前保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知道孕早期建卡及系统管理是及时预防和处理高危因素、降低难产因素的有效方法。 (二)政府提供必要的物质帮助,使母亲和婴儿获得基本医疗保健服务
鼓励外来人口参与生育保险,降低生育保险费用。制定最基本的孕期保健项目,简化产前检查程序。依据政府财力,逐步增加无偿母婴保健服务范围,促使弱势群体享有基本生育健康服务,促进基本生育健康服务利用的公平性。
(三)将外来人口纳入暂住低管理,为其建立健康档案,改革以户籍为主的计划生育管理模式
社区医院实行首诊负责制,发现怀孕妇女及时建立孕产妇保健手册。强化社区在健康服务中的作用,把外来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社区管理和服务体系。
(四)加强医务人员的素质培养
加强社区妇幼保健系统建设,对基层妇幼保健医务人员进行规范培训,提高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提高社区医务工作者的收入待遇,稳定基层医疗队伍,提高工作积极性。
(五)政府增加投入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社会各界应重视夕阳产业,使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破除重男轻女传统观念,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政策。
综上所述,社会各界和医务人员应当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帮助流动人口孕产妇了解孕期、产前、产后、新生儿喂养和护理等方面的健康知识,对流动人口孕产妇的产前检查做系统、正规指导。为孕产妇建立保健卡,定期进行健康检查,提高合格产前检查率。基层医院可以利用孕妇产检时间主动进行系统的围产期健康教育,以健康教育、心理指引、具体实施为主要手段,在所属人群中全面推广产前保健。对外来人口家庭做好计划生育宣传和管理工作,破除传统观念,让每一个外来人口的家庭重视优生优育问题,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和人群的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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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出台政策放宽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使得城乡和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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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人口流动对主产区粮食安全的影响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粮食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和石油一样,安全自给将是一个长期的、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无粮不稳”是千古以来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虽然中国粮食产量连续9年持续增长,粮食安全的近忧业已解除,但粮食安全的基础并不牢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依然偏弱。同时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不少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甚至出现了弃耕和撂荒现象。
在全球化逐渐加深、 耕地持续减少和粮食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下,中国目前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状况究竟如何,未来发展趋势究竟怎样?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外流后,留守的老弱病残和妇女成为粮食生产主要劳动力能维持多久?如何看待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问题?
(一)人口流动现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出台政策放宽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使得城乡和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到:我国的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年龄较小的青年身上,其中流动率最高的是20―24岁之间的人口,流动率高达19.53%,其次是25―29岁之间的人口,流动率为18.01%,而15―19岁之间的迁移人口位居第三,流动率为15.74%。由此可以看出,流动人口主要以年轻劳动力为主。同时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国加大了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投入和发展,这就使得目前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要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人口的流动以向东部地区集中为主。
(二)粮食安全现状。
随着城镇化社会的发展,耕地数量的递减,农民由原来的自给自足、自耕自种的自足者,改变成购买粮食的消费者,对粮食的总体需求进一步加大。我国有2.1亿农民进城务工。这2.1亿人大多数从农产品生产者转变为纯粹的消费者,农产品消费从“自给型”转变为“商品粮”。从而大幅度增加了农产品消费的商品量。此外,一些大中城市及周边地区逐步退出粮食生产甚至农业生产领域,既降低了粮食产量,又增加了需求,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农民进城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农产品消费的商品量将进一步增加。所有这些粮食消费情况的变化,都要求我们对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影响引起重视。
粮食主产区是指吉林、黑龙江、江苏、山东、湖北、四川、内蒙古、河南、河北、安徽、湖南、辽宁、江西13个省(区)。 粮食主产区是我国粮食生产的主体。2008年13个主产区的粮食播种面积共77472.41千公顷,占全国播种面积的72.54%,2008年
13个主产区的粮食产量为36941.61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69.87%。主产区为我国提供了一半以上的粮食供应,对我国粮食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于影响粮食生产的因素,按照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主要可以分解为: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化肥等。本文我们考察的四个常规投入是土地、劳动力、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化学肥料。王跃梅(2010)研究数据采用《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的分省数据,选取粮食13个主产区和6粮食主销区利用1978一2008数据,采用林毅夫(1992)应用的格里克斯(Gr11iches,1963) 得出常规变量对粮食产出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提出的生产函数方法来估计与验证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计算得出农村劳动力外流对主产区产出弹性数据:土地变量为:0.236(0.075)、劳动力变量:0.393(0.0593)、农机械总动力变量:0.113(0.0566)、化肥变量:0.137(0.0274)
但从上面数据可见,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的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首先农村劳动力这一因素从主产区来看,是显著影响粮食产出弹性的。在主产区表现为正值,说明留下种粮劳动力对粮食产出弹性影响影响是一致的,且是正向的,即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产出率的提高做出了贡献。印证了约翰逊(2004)指出中国劳动生产存在内卷化或过密型增长的现象,目前来看,大量劳动力束缚在有限的劳均耕地面积只有0.4公顷/户左右的耕地上,存在内卷化、过密化生产问题,农村劳动力剩余现象,也即存在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农村劳动力。
当这部分剩余的劳动力从主产区转移出来后,可以缓解劳动投入过多而造成的效率低下,影响产出问题。可见目前粮食主产区暂时还不会因为人口的流动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外流而出现安全问题。但是进一步的农村劳动力的外流,会对粮食生产带来怎样的影响?目前农村已经不存在大规模的高比例剩余劳动力(蔡防2010)。主产区如何利用比较优势,实现粮食的效率安全?需要更深一步的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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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流动性强、背井离乡、居无定所,社会对其控制有一定的难度,这就导致犯罪现象的频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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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犯罪的形成机理及其预防策略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劳动力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导致社会的流动程度加强,大量剩余的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从经济不发达地区涌向经济发达地区。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有利于劳动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同时由于社会管理的不完善,加之追求经济利益的欲望较强,流动人口犯罪现象却日趋严重,给社会安全造成了一定威胁。研究流动人口犯罪的形成机理,进而为防控此类犯罪提出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流动人口犯罪在近些来一直呈高发态势,其产生的背景是:人口的流动基本上都是自发进行的,缺乏有效地组织和管理,因此流动呈现出混乱无序的状态,社会难以对流动人口进行强有力地管制,再加上经济利益的驱动,犯罪行为就更加难以避免了。诱发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下文将详细阐述。
(一)社会因素
流动人口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流动性强、背井离乡、居无定所,社会对其控制有一定的难度,这就导致犯罪现象的频繁发生。目前,社会管理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基础管理不完善。流动人口的日常管理主要依赖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在警力配置上是按照常住人口来分配的,并没有考虑到流动人口这一因素,再加上警力不足的问题,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大多流于形式,一年来通常就进行两三次的突击工作,以此达到清理整顿的目的。这显然不能掌握有关流动人口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为他们流窜作案提供了缓冲条件。其次,户籍管理部门的工作不到位。流动人口虽然事实上已是城市里的常住人口,但由于城市户籍制度的身份限制,他们不能取得当地户籍,这就要求流动人口的现居地和户籍所在地的主管部门之间进行区域合作,落实好身份信息。
但长期以来,管理部门之间缺乏必要联系,彼此工作脱节,没有建立一套完备的个人信息档案制度,对外来人口的真实信息难以达到完全掌握的程度,为犯罪提供了“温床”。流动人口作案后,因其在当地信息的模糊性,致使案件取证难,侦破难,最后不了了之,姑息了犯罪行为。最后,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由于没有城市户籍,流动人口在身份和待遇上与城市居民存在差距,他们的择业范围狭窄,工资待遇低,福利少;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也因户籍的不同而与城市居民存在差别,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的福利保障上,如就业政策、失业保障、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等方面不能享受同等待遇,甚至受到歧视和排挤。现实中,流动人口多从事劳动工作,一旦失业,便失去了经济来源,生存条件受到极大挑战。这些都在他们的心理上留下了阴影,一些人往往把无奈和怨气化为心理抵制,盲目的发泄,进行违法犯罪行为。
(二)经济因素
流动人口犯罪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首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加大,经济上的不平等是诱发流动人口犯罪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涌向城市是为了谋求一份收入较好的工作,以改善自己现有的生存状况,但由于他们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又缺乏一定的专业技能,许多人找不到工资高的工作,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做的底层的脏、累、重的体力劳动,如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其劳动所得也只是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同时,还有一部分人因找不到稳定工作而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但城市居民的工作却相对稳定,薪酬较高。面对这种经济上的差异性,流动人口中的一部分人产生了消极情绪,企图通过不正当的途径甚至犯罪来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其次,市场经济的形成和竞争的加大,使得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地位难以得到保障,成为导致犯罪的重要因素。[1]城市的繁荣发展,财富的高度集中,与流动人口的现状形成强烈的对比,心理上的落差,使他们把谦卑平和的心态抛在脑后,不再用道德准则来约束自己,疯狂地追求物质上的满足。
(三)文化因素
文化背景的冲突及自身文化水平的不足,使流动人口很难完全适应城市文化,并融入城市生活。一方面,流动人口大多来自农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长期以来形成了朴素简单的文化价值观,当他们进入城市后,会与城市多样化的文化价值观产生强烈冲突。他们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受到城市文化的冲击,因而会处于矛盾和困惑的状态,在判断是非曲直和美丑善恶时思想错位,导致越位走偏,再加上语言、行为、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都与城市居民相差较大,心理上容易产生自卑感,精神文化生活也极度空虚,在受到不良文化的影响和不良行为人的诱导时,容易失去理智,走上犯罪道路。另一方面,由于阶层文化的冲突,许多城市居民在享受流动人口涌入带来的各种生活便利的同时,内心却对这些外来人口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和歧视,这使他们产生一定的挫败感,又由于与城市居民生活条件的反差,价值观发生扭曲变位,为寻求城市归属感,铤而走险实施犯罪行为。
(四)个体因素
心理失衡和法制观念淡薄是流动人口犯罪个体因素的主要表现。犯罪学家菲利指出:“犯罪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所以研究犯罪的最终途径是研究罪犯的犯罪心理。”[2]梦想和现实的差距是心理失衡的原因之一。流动人口进城务工,大多是抱着到城市淘金的目的来的,由于受教育程度等自身素质的原因和经济转型的影响,他们找到的工作往往不尽人意,不仅条件差、工资低,而且还出现老板拖欠薪酬的现象。面对城市居民丰富的物质生活和城市里的种种诱惑,驱使一部分人用非法手段去实现自己的财富愿望,从轻微的违法行为上升到严重的犯罪行为。城乡居民社会待遇不平等是心理失衡的又一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处于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状态,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得不到相关部门的有效管理和救济,在社保等方面不如城市居民,感到不公平,不被认同,产生了“仇富”、“仇官”的不健康心理。长期远居他乡,顾及社会舆论的心理负担又较小,一旦与人产生矛盾,很容易引发犯罪。此外,流动人口的法制观念淡薄,甚至少数人根本不懂法,不知道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将要造成的严重性后果,不清楚自己应负的法律责任,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往往采取暴力行为去“自救”,伤人害己。
二、犯罪的预防政策
(一)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机制
立法上,不妨在有关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中,增设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规定流动人口外出务工时,必须向当地的基层组织报告,由基层组织核实身份信息,在确认无误后开具外出证明,加盖公章,并进行备案,为降低劳务输出的风险做好前期工作。在流动人口流入某地后,必须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持外出证明到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信息登记,办理居留证,以确保对外来人口的属地管理。二是规定出租屋主有将登记的流动人口信息在一定期限内向公安机关汇报的义务。流动人口来到他乡,出租屋是其生活场所,督促屋主严格遵守和执行对住宿人员的登记报告制度,能够有效掌握流动人口的状况,实现信息之间的对接联系。若屋主不积极履行此项,给予警告甚至罚款,以起到惩戒作用。三是规定用人单位不得雇佣无居留证、工作证或身份不明的外来人员,否则对单位负责人施以行政处罚。
实践中,首先,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的主管部门之间要相互联系,利用互联网技术确保流动人口信息的共享,以便于对流动人口的查询。其次,公安机关要扩充警力,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治安管理,对无正当职业的人员、有前科的人员重点监查。再次,整合社区、居民委员会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一起监督管理流动人口,对于可疑人员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做到早发现早预防,保障社会的安定。
(二)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并完善社会保障措施
我国实行二元的户籍制度,即农村城市两类户口,使得城乡居民在待遇上有所不同。不妨打破这种传统的做法,参照国际经济法中有关纳税人的规定,建立流动的、平等的户籍制度,即只要外来人口在当地有稳定的收入,就有资格办理暂住证或常住证,和当地居民一样享受平等的权利,待遇和保障。这能排除城市居民的排外,歧视思想,使流动人口感受到认同感和归属感,减少犯罪的可能性。
流动人口是社会保障机制中的缺失者,完善社会保障措施要求城市做好就业失业、医疗卫生、教育等各项工作,如成立就业信息发布平台,及时帮流动人口找到工作,免费对失业的流动人员进行各种劳动技能培训,加大再上岗的可能性,同时推行为农民工办理医疗保险等切实保障他们利益的措施、开办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的问题。[3]只有强化了上述种种保障,才能消除流动人口与这个城市的隔阂感,使他们融入城市生活,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在经济方面,加快农村经济建设,缩小城乡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但城乡间的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许多农民为摆脱贫困的生活,开始向城市涌动。因此,要从根本上控制流动人口,就必须使农村富起来,加快农村的经济建设。一是改革农村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税费制度,减轻农民的负担;二是大力扶持小城镇的建设,继续发展乡镇企业和城镇的第三产业,不仅创造财富,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或就地解决农村剩余的劳动力。降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犯罪现象也自然减少。
(四)全面提高流动人口的综合素质
流动人口综合素质的低下是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素质强化。首先,加强职业技能的培训。各地要积极施行有关流动人员的培训教育计划,通过建立职业院校、培训机构等方式,帮助他们获得应有的劳动技能,从而降低与城市居民在工资上的巨大差距。其次,加强文化教育。文化素质的高低,影响道德水准和心理承受能力。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基础知识教育、科学知识教育,会使他们的道德素养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增强,从而用自己内心的标准去判断是非曲直,坚定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受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最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流动人口大都法制观念淡薄,因此,在他们居住的社区、工作的单位要定期开展普法活动,以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能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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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研结果显示,约40%的当地人口生活和工作周围没有穆斯林流动人口,即使周围有穆斯林流动人口,也有约70%的当地人口与他们没有过接触。而这一部分人对流动穆斯林的认知以及接纳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的导向。所以日常生活中新闻对穆斯林正面或者负面消息的报道也将决定一部分当地人口对流动穆斯林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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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口对流动穆斯林选择性接纳研究
流动穆斯林就是指穆斯林以谋生营利为目的,自发在社会经济部门从事经济和业务活动的城市暂住人口,也就是指非城市户籍,但又在城市从事各种经济、文化活动的穆斯林。穆斯林在城市融入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如何使他们更好的在城市生存等问题一直都是学者研究的重点。
大部分的学者从穆斯林的主动融入展开研究,本文在学者们的研究前提下,从另一个视角,即流动穆斯林所在城市的当地人口的角度进行调研,了解他们对流动穆斯林的态度、看法以及接纳的程度,把握他们对流动穆斯林的心态,为以后二者之间更好的融合提供参考。
本文以武汉市为调研点,武汉市当地人口为调研对象,这里的当地人口是指拥有武汉户籍且在武汉居住的居民。根据问卷调研反映来看,当地人口对于流动穆斯林的接纳的选择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地人口普遍与流动穆斯林有过来往,但是表现为经济上的接纳和心理上的不接纳
穆斯林在城市中大部分都以拉面生意为谋生手段,调研结果显示,有大约80%的当地人口与穆斯林有过接触,但这种接触也仅仅表现为经济活动上的往来,绝大多数都是因为饮食上爱吃面食才会和穆斯林有来往,而对于穆斯林拉面店的饮食禁忌大多当地人口表示不理解,而即使理解的,在深入了解后,这些理解背后都是对穆斯林宗教文化以及饮食习惯的误解。约75%当地人口对于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表示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
而在谈到如果有机会是否愿意与穆斯林交朋友时,只有约20%的当地人口愿意与其交朋友,40%居民将视情况而定,这类居民表示特别有需要才会与其交朋友,40%的居民表示不愿意与其交朋友。在问卷、访谈中,笔者发现,绝大多数的当地人口对穆斯林存在较大误解,除了经济生活上的往来,私下里基本上没有接触,从心理上还是排斥与其交流。
(二)对于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对于城市的利弊来看,也取决于当地人口在心理倾向
当地居民一方面肯定流动穆斯林对城市的贡献,另一方面认为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对城市也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从有利的一面来看,穆斯林流入城市就业,有利于城市经济水平的提升,加快城市建设,为城市居民生活提供便利,也会促进城乡、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相反,则会带来公共资源的减少,绝大多数当地人口甚至认为随着穆斯林来到城市,城市治安以及城市卫生环境都会下降。所以说当地人口对穆斯林流入城市利弊的接纳状况来看,也表现出一定的选择性。
(三)针对不同对象在接纳态度上的选择性
从个体来看,流动穆斯林从其职业、年龄、受教育程度程度等方面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城市当地人口针对不同的对象其接纳态度也会表现出选择性。总体来说,人们更希望与年龄跟自己差不多的人进行交流,这是人的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的心理特征所决定的。就职业看,本地人口更易接纳与自己职业相同或者相似的穆斯林,或者是更愿意接纳社会地位较自己高的穆斯林。文化程度是一个人受教育的水平,当地人口更愿意接纳文化水平跟自己相似或者高于自己的穆斯林,他们认为,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越能够体现出它的自身修养和社会责任感。
(一)接触机会的多少
没有接触,就根本谈不上接纳或者排斥。在当地人口的眼里,在没有接触穆斯林之前,对穆斯林的印象完全取决于社会主流文化或者主流媒体的影响,随着穆斯林人口在城市的增加,穆斯林与当地人口的接触机会也会随之增加,接触机会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人口对穆斯林的接纳态度。
案例一:张先生
张先生之前对于穆斯林几乎是一无所知,只是觉得他们穿着比较奇怪,大热天还戴帽子包头巾,觉得他们很难接近,会有一种距离感。他参加工作后,有个大学生在公司实习,实习生是个穆斯林小伙,每天都会在一起工作,下班有时也会有聚会,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彼此之间都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发现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隔阂,这个穆斯林小伙子特别勤劳肯干,待人也非常热情,整个公司的人都非常尊重和喜欢他。
案例二:王女士
王女士是一家公司的员工,由于特别爱吃面食,她中午经常会叫外卖,偶然的一次机会她发现兰州拉面味道不错,便会和公司里的人打电话到兰州拉面馆叫外卖。王女士是每次给他们送外卖的都是一个20岁不到的小女孩,戴着头巾,非常懂礼貌,有时候没有零钱找他们就会说算了,但那个小女孩每次都会多跑一次路把该找的钱送回来。因为这个小女孩的原因,他们对穆斯林的印象特别好。
这两个案例表现出,当地人口生活、工作周围是否存在流动穆斯林,与流动穆斯林的接触机会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当地人口对流动穆斯林的态度。
(二)大众传媒的导向
根据调研结果显示,约40%的当地人口生活和工作周围没有穆斯林流动人口,即使周围有穆斯林流动人口,也有约70%的当地人口与他们没有过接触。而这一部分人对流动穆斯林的认知以及接纳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的导向。所以日常生活中新闻对穆斯林正面或者负面消息的报道也将决定一部分当地人口对流动穆斯林的态度。
流动穆斯林进入到城市,为城市的建设和进步注入了新鲜血液。如果长期在城市中得不到认可和尊重以及真正的接纳,就很可能加剧当地人口与流动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对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造成威胁。因此,如何使本地人口与流动穆斯林更好的融合,使本地人口真正的接纳流动穆斯林具有重大意义。
(一)加大穆斯林宗教文化以及民族团结意识的宣传力度
偏见很大程度来源于误解。政府应组织、宣传穆斯林的宗教文化,让城市人口真正了解他们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使得当地人口对于在以后与流动穆斯林的接触过程中知道该如何於他们相处,做到相互尊重,相互友爱。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是我国不可忽视的一部分,56个民族是一家,城市本地人口真正做到民族团结,把流动穆斯林也当作城市的主人,整个城市才会向前发展,和谐发展。
(二)重视大众传媒的影响力,加强正面宣传
大众传媒的影响里是巨大的。在宣传上我们既要做到实事求是,对于不良的行为我们应进行如实报道,而对于良性的社会互动,我们更应该鼓励和支持。城市本地人口与流动穆斯林良性互动的正面经验,会促进更多的人与流动穆斯林的接触与接纳。
(三)流动穆斯林应该增强城市主人翁意识
流动穆斯林作为城市的外来流入人口,其自身的表现决定了城市本地人口对其的接纳态度。只有把流入城市当作自己的家,爱护环境,遵纪守法,让自己真正的融入到城市中,做城市的主人,就能使本地人口真正的接纳自己,与本地人口一起为城市的进步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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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是在中国户籍制度条件下的一个概念,指离开了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的人口,但目前尚无明确、准确和统一的定义。国际上,类似的群体被称为“国内移民”,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361亿人,相当于每6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的思考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不仅事关流动人口的利益,而且影响到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甚至将深刻影响其迁居城市的社会稳定及整个国家的和谐发展。面对流动人口数量急速增长、流动时间长期化、流动方式家庭化的形势,借鉴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由原来的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双轨制管理模式向社会实有人口服务管理模式转变,由政府管理为主向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基层组织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管理服务模式转变。
关键词: 流动人口; 服务管理; 创新思路; 经验启示。
流动人口是指在大陆地区不变更常住户口的前提下进入非常住户口所在地,从事各种经济、社会活动的人口,当中绝大部分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经商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流动,正在超越生育和死亡,成为主导中国人口态势的最主要的人口因素。[1]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在 2010 年 6 月发布的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状况报告》表明,2009 年流动人口已达到2. 11 亿,其中 78. 7% 为农业户口,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在流入地停留时间为 5. 3 年。
2010 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已达 2. 61 亿,同 2000 年人口普查相比,增长81. 03% 。在这些人户不一致的人口群体中,大部分由流动人口变为事实上的城市常住人口和“纳税人”,已成为流入地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而无法获得合法的市民身份,成为不流动的 “流动人口”。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流动人口几乎成为除市民、农民以外的第三大人口群体[2]。
流动人口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条件下,因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社会管理体制变革滞后而 “裂变”出来的一个特殊群体。面对流动人口数量急增长、流动时间长期化、流动方式家庭化的形势,流动人口管理在理念、制度、机制、方法、作风等都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提法,是近年来的成果[3],与传统单纯强调对流动人口管理不同,它更加突出了以服务为导向和人文关怀的理念。
凡是涉及流动人口利益与生存状况的活动,如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生育、教育、社会治安、技能培训等,都纳入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范畴。当前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如何适应社会大市场、大流动、大开放的动态环境,是社会管理的难点,也是公安创新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处理好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的关系,不仅关系到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且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因此,要科学把握流动人口变动与发展规律,进一步提高对加强和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认识,增强做好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 一) 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理念上存在着误区,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社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盗窃、抢劫等犯罪现象比户籍人口普遍,所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相对突出,于是流动人口在某些人的眼里俨然成了 “问题人口”。比如,有管理者认为,中国社会当前最容易引发动荡的三个方面中的一个就是流动人口[4]。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管理者从排斥流动人口的思维定式出发,简单地把流动人口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和 “城市病”的根源,将社会治理中出现的种种压力简单归结于流动人口过多,使流动人口在就业、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中遭到排斥,被边缘化。这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不适应。这种社会管理理念的局限性,是影响现阶段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及其效果的关键因素,其后果使许多基础性工作无法开展,许多源头上的问题无力研究解决,使工作缺乏协调,管理手段难以配套。
( 二) 条例、行政法规、政策滞后,与服务管理脱节。
1958 年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在人口管理上进入城乡分割的管理时期,拉开了城乡二元户籍管理的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率先启动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把大量被长期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解放出来,形成了几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潜在资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显化及其转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热点[5]。1984 年 10 月国务院下发 《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有条件地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居住落户。1985 年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流动人口问题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的开始,对人户不一致的流动人口管理起到了规范的作用。1995 年公安部颁布的 《暂住证申领办法》,对流动人口管理主要是针对治安防控。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流动人口的数量、居住时间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流动人口管理内容已由单一的治安管控逐步扩展到权利保障方面。但全国性的流动人口管理法规并没有根本性的改革,现有的一些条例、行政法规、政策涉及流动人口管理的内容存在明显的欠缺和疏漏。
第一,现行户籍制度使流动人口与现有的户籍属地管理体制之间产生制度性冲突,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壁垒,人为地在城市内部划分出本地人和外地人两大社会群体,由此形成新的二元社会结构,阻碍了流动人口与城市经济社会资源和发展成果的分享。
第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制度协调性不够,许多地方和部门仍迫于各种压力,还在设置各种或明或暗的门槛限制流动人口的进入,在制度上形成了对流动人口的歧视和排斥,使流动人口在就业、居住、职业培训、计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还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在矛盾纠纷调和行使民主政治权利方面还面临很多障碍。
第三,公安机关时常面临执法难。经过多年的实践,公安机关在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也积极探索出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即,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 与一些出租房东和企业主签订安全责任状,推行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分级分层管理的新举措。但这些措施都受制于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公安执法时常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比如,社区民警要求房屋出租人必须配备技防门、监控探头等技防措施,但现行法律对社区民警的职责、入户调查的权限,房东、流动人口违反相关要求行为又缺乏明确规定,导致流动人口管理中违规难处理的境况[6]。即便是 2007年中央政法委制定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的意见》的内容也是粗疏的。因此,改进、完善、提升与流动人口服务相关的规章制度迫在眉睫。
( 三) 综合治理机制缺乏协作整合,资源难以共享。
改革开放以来,在流动人口管理上,虽然对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城乡二元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调整,但人口流动与传统户籍属地管辖体制之间的矛盾继续存在。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上,对流入地要求多于流出地。在流入地,登记不犯罪,犯罪不登记,办证不违法,违法不办证的现象十分突出,公安机关能够掌握、管控的大多数是守法人员,而真正需要管理掌控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反而长期游离在公安管理的视线之外。流出地与流入地信息管理脱节。如,1998 年涉及命案的犯罪嫌疑人吉思光 ( 黑龙江籍) 为逃避打击,逃至深圳等地,化名 “张国锋” ( 山东籍)在浙江金华市 “潜伏”下来,直到 2011 年 12月 7 日才抓捕归案。
13 年里,曾在 《潜伏》等30 部电视剧中扮演多个角色[7]而未被及时发现,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由于不同层次的管理部门、职能部门在管理手段和管理权限方面存在着矛盾和不一致,导致许多政府职能部门,从各自工作内容考虑,逐步建立了相关的信息管理系统,但这些信息反映的只是与本部门业务有关的数据,运用上基本处在相对独立、封闭的状态,严重削弱了管理部门的综合研判能力。1997 年,在各级综治委之下成立的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很多部门认为流动人口管理只属公安机关,所以流动人口管理的日常工作,绝大多数地方由公安机关承担,使公安机关陷入孤军奋战、单打独斗的尴尬局面。
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现状看,现有的组织结构及工作职能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职能部门职责分离,相互脱节,缺乏内在协调配合机制,部门联动和信息整合、资源共享十分有限,实有人口管理要求难以落实。
第二,部门职能交汇、缺乏合力。教育、人事、民政、劳动保障、公安、计划等部门的日常工作都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内容密切相关,但目前各部门间仍处于 “块”、“条”分割、各自为政的状态。现有规定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的定性及处理意见不统一,不具体、不明确,各职能管理部门出台的措施都局限于各自的业务内容,导致部门间要么互相抵触,或互不相关,无法整合力量进行流动人口社会管理,造成协调上的困难和管理漏洞。典型的城乡结合部——— “城中村”目前仍是公共秩序、社会状况最复杂的区域,并衍生出相对封闭的亚健康的社会生态系统,成为各类犯罪的温床。
[8]( 四) 管理与服务严重失衡,落后于社会需求流动人口管理是国家人口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环节。其管理内容涉及商、教育、劳动与社会保障、民政、卫生、房产、计生、交通等政府部门,由于重点仍放在治安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上,因此,流动人口管理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的人口管理方式、手段及单一性,即主要依赖强制性治安管理手段来实现政府的管理职能。1980 年代以来,许多流入地流动人口违法犯罪问题突出,大城市和东南部沿海地区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流动人口占的比例一直在 50% 以上,个别地方高达 80%[9]的执法现实。使得以公安机关为管理主体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其重点则放在以治安管理为主的控制和防范措施,并经常伴有清理整顿行动。这样一来,严重忽略了流动人口群体不仅是经济、能力的弱势,更表现在权利和社会资源弱势的事实。所以,当这个群体的人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如被强迫劳动、被强迫卖淫、妇女儿童被拐卖。当财产权益被侵害,如被敲诈勒索、被抢夺时,往往缺乏及时准确的信息交流和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救助。
由于目前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制度性缺失,对流动人口权利保障维护的忽略,及某种程度普遍存在的某些公共部门的不作为情形,导致流动人口从政府管理部门获取的社会支持不够充分、全面,远远不适应其对公共服务的强烈需求。加之基层公安机关由于对社会发展的认知判断能力有限,不可避免地使一些传统的管理理念、管理作风存在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普遍存在以专政机关自居,将管理目的与手段混淆,为管而管。厦门市在 2008 年建立了 150 个 “一站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站,在实际运行中更多只是停留在 “管理”的层级,而很难给流动人口提供更为实在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一站式”服务管理表现为 “一站式”管理[11]。对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和现实需求重视不够,服务为先的意识不强,认为服务只是发证,与公安部 “公平对待,服务至上,合理引导,完善管理”的原则[12]不相符。“多管理,少服务”的管理取向客观上淡化了管理的实际效果,造成流动人口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关之间的紧张对立,不断滋生出因 “权利的贫困受损”而导致社会对抗事件。
随着流动人口举家迁居城镇或在流入地长期定居的发展形势,户籍人口、流动人口 “分立并行”、地区和部门之间缺乏协作整合的管理体制机制,及日益显现出 “条”、 “块”分割、多头管理、权责分散的弊端,很难适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需求,以公安机关为主的防范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已无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 一) 创新思路。
借鉴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理论,转变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思路。目前,中国的人口大规模地从中、西部往东部沿海地区流迁,从农村向城镇流动,其根本原因是城乡和中、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大规模流动人口的产生、存在,不仅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还引发了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开放度的增强,基于现行户籍制度框架的流动人口管理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管理方式已日渐捉襟见肘,仅靠政府部门单一提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已很难适应对动态社会有效管理的需要。因此,应借鉴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第三条道路”
理论的领军人物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导致管理效益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仍然强调依靠政府的管理力量和行政控制,使社会力量参与管理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针对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他倡导政府要少一些管理,多一些治理,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使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参与到社会之中,培养共同体精神[13]。埃利诺·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也强调政府和非政府部门 ( 社会组织、公民个人) 的共同合作,是搞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有效手段。为此,可以社区为载体来推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体制改革,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建立由政府、社会、企业等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科学合理的长效服务管理机制,逐步建立起与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和水平、实现社会管理有效运行相衔接,融服务与管理为一体多元治理、共建共享的人口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模式,即最终形成一种政府和公民对社会生活进行合作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
( 二) 经验启示。
1. 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
200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人口计生委、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分别增设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农民工工作司,使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统筹协调在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得到加强。
第一,“底数清,情况明”是切实解决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面临的诸多问题和困难的关键。2009 年 7 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启动了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作为全国流动人口监测网络的前期研究,目的在于全面了解流动人口生产生活的基本状况,及时发现目前流动人口生存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探求流动人口发展规律和趋势,并据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第二,全国 29 个省 ( 市、自治区) 建立了省级集中的流动人口数据库,完善了全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平台,为 “六普”发挥了重要作用; 组织开展了 106 个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为各地“十二五”规划编制和党委政府相关决策提供了支持。
第三,2010 年 6 月,国家人口计生委与国际移民组织等机构,在北京第一次举办 “人口流动迁移与城镇化国际研讨会”,就是借鉴不同国家的经验,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人口城镇化道路的尝试。[14]。
2. 设立新居民事务局,践行统筹理念。
根据 2006 年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施意见》,浙江提出将逐步实行居住证制度的精神,嘉兴市委、市政府在 2007 年出台的《关于嘉兴新居民服务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 试行) 》,就充分体现了对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统筹理念。表现在: 第一,将来嘉兴务工、经商、创业的非本市户籍,并有固定住所的人口统一称为嘉兴新居民。第二,新居民政策包括以下内容。逐步实行新居民与嘉兴本地居民统一的就业政策; 逐步拓宽新居民参加基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的覆盖面; 建设小型经济适用房,定向出售给符合相关条件的新居民。第三,设立独立的机构———嘉兴市新居民事务局,具体负责新居民服务管理工作的组织、指导、协调和管理。第四,嘉兴市委、市政府统筹协调全市的新居民服务管理工作,并将其纳入各县( 市、区) 年终考核内容。
乡村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时期。人口流迁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跨地域的迁移流动,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 2011 年 12 月 19 日发布的 2012 社会蓝皮书《2012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表明,近三成农业户籍人口已居住在城镇,城镇化过程对农业人口具有巨大吸引力[15]。流动人口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社会公共管理能力的不足,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的研讨,不仅关系到流动人口群体的利益,而且将影响到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甚至将深刻影响其迁居城市的社会稳定及整个国家的和谐发展。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尤其在欧洲,社会政策对社会排斥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贫困、剥削的关注。按照欧盟2003 年在社会融合联合报告中的精神,社会融合就是确保具有风险和社会排斥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积极参与,人人享有广泛的机会平等和生活机会,全部公民都有基本的社会福利[16]。因此,要树立统一的国民待遇理念,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由原来的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双轨制管理模式向社会实有人口服务管理模式转变,由政府管理为主向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基层组织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管理服务模式转变。通过提供绿色通道、法律宣传、维权援助三项服务,让流动人口和流入地居民一样享有国家提供的经济保障、教育、基本的生活和文明条件的权利,拥有同等的机会,避免社会排斥的恶化,这才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1] 顾宝昌。 2011,中国人口: 从现在走向未来 [J]。国际经济评论,2010,( 6) .
[2] 翟振武。 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流动人口[J]。 甘肃社会科学,2007,( 6) .
[3] 刘谦,赵华鑫。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实践的基本模式和特征 [J]。 人口学,2010,( 4) .
[4] 朝格图。 撞向越狱者: 效果是绝顶的 [J]。 南方周末,2009. 10. 22.
[5] 王桂新主编,城市化进程中的户籍迁移制度及其改革,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 [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
[6] 李德全。 公安社会管理创新简论 [J]。 公安研究,2011,( 2) .
[7]《潜伏》一名演员被发现是袭警抢枪逃犯 [N]。 2011 年12 月14 日07:22.
[8][10] [11] 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课题组,流动人口犯罪及其防治对策探析 [J]。 公安研究,2011,( 2) .
[9] 尹中卿。 流动人口管理创新: 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J]。 人口学与计划生育,2007,( 6) .
[12] 黄明。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新要求 [J]。 派出所工作,2011,( 12) .
[13] 安东尼·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4] 李斌。 改革创新 攻坚克难 实现“ 十二五”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良好开局 [J]。 人口与计划生育,2011,( 4) .
[15] 近三成农业户籍人口在城镇居住,非农就业成主流 [EB/OL]。 2011 年12 月 19 日 15: 43.
[16] 嘎日等。 西方社会融合概念评析及其启发 [J]。理论视野,200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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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流动性是指商业银行满足存款人提取现金、支付到期债务和借款人正常贷款需求的能力。商业银行提供现金满足客户提取存款的要求和支付到期债务本息,这部分现金称为“基本流动性”,基本流动性加上为贷款需求提供的现金称为“充足流动性”。保持适度的流动性是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所追求的目标。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五大国有银行流动性实证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当今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流动性风险的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等但从实证角度科学测定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的研究却很少。基于此本文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五大国有国有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的定量分析方面。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关键词】五大国有银行 银行流动性 资产规模 资本充足率
中国五大银行是指国有的五个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工,农,中,建,交)。中国五大行基本都是综合性商业银行,业务涵盖面广泛,多元,代表着中国金融界最雄厚的资本和实力。
商业银行通常所说的流动性概念,实质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流动性资产,通常是指可使用的现金或现金资产,即所谓的”立即可使用资金“。二是指获得高流动性资产的能力,这种能力可称之为流动性能力"将流动性资产与流动性能力区分开来,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我国商业银行目前所面临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所谓流动性能力,是指银行可以在适当的时间内以适当的价格取得可用资金的能力,这是银行随时满足存款者提现、支付到期债务以及满足借款者的正当贷款需求的必然要求"银行的流动性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来自资产方的流动性能力,二是来自负债方的流动性能力。
(一)商业银行流动性受到自身特征因素影响的有:资产规模和结构、资产质量、资本质量、运营能力等
(1)资产规模和结构。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是银行经营实力的反映,资产规模大的商业银行具有较高的商誉,容易从金融市场上获得资金,因此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影响着银行的流动性。除此之外,银行的资产结构也影响着银行的流动性。商业银行资产主要包括贷款,证券投资、现金和固定资产等。现金是高流动性资产,即银行持有的现金越多,流动性水平就越高。
(2)资产质量。资产质量是商业银行资产状况的反映,它的质量影响着银行的流动性。目前在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中,贷款占了主要的份额,因此不良贷款和逾期贷款直接影响着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不良贷款的多少决定了贷款损失准备提取的数量,如果贷款损失准备提取的越多,那么用于贷款的资金数量就会越少,因此会降低银行的流动性。
(3)资本质量。银行的资本质量在反映了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这对流动性风险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巴塞尔资本协议》中规定了银行资本的构成,包括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其中核心资本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权。附属资本包括重估储备、一般性储备、优先股、可转换债券、混合资本债券和长期次级债务。
(4)运营状况。银行的运营状况也是流动性的影响因素,银行的运营能力体现着对财务目标的实现和最终的盈利状况。银行的运营效率越高,银行成本控制能力好,银行的盈利能力越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遵循着三性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通常情况下,流动性和盈利性存在负相关关系,即银行为保持一定的流动性,会减少盈利性资产的持有。如果银行一味的追求高盈利,那么势必会降低银行的流动性。
(二)变量选取
本章实证分析的因变量,选取的是上述五大国有银行银行的流动性比率,用y表示。自变量的选取银行资产规模、资产质量、资本质量、运营状况。
(1)资产规模。资产规模选取的是银行的总资产,但由于资产总额比较大,将资产总额取对数lna加入回归模型。
(2)资本质量。资本质量选取资本充足率(CAR),根据新巴塞尔协议有关规定:
计算公式为:CAR=(核心资本+附属资本)/风险加权资产。
(3)资产质量。资产质量选取的是不良贷款率(npl)。银行贷款按风险基础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类贷款,其中次级、可疑和损失合称为不良贷款。不良贷款率是指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占总贷款余额的比率。不良贷款率高,说明金融机构回收贷款风险大,资产质量较差;不良贷款率低,金融机构回收贷款风险小,资产质量好。
(4)运营状况。运营状况选取资产收益率(ROA),资产收益率反映的是商业银行资产的使用状况,即资产转换为净利润的能力。
(三)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的是五大国有银行,2008年2013年末6年的面板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家上市银行的年报及国泰安数据库。五家银行分别是中国银行(bc)、建设银行(ccb)、工商银行(icbc)、农业银行(abc)、和交通银行(mcm)。
(四)计量方法
通过上文的分析,要进行分析的数据既有时间序列数据,又有横截面数据,因此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进行分析。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不仅可以增大样本容量,提高估计的精度,还可以考虑横截面数据存在的共线性,并且可以分析横截面因素的个体特殊效应。
(五)实证分析
对2008年至2013年5家银行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利用Eviews中的LLC检验,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分析结果如下:
表1
变量 P值 statistic 结论
lna 0.0000 -19.2051 平稳
nfl 0.0000 -25.7350 平稳
car 0.0012 -3.03264 平稳
roa 0.0000 -4.41388 平稳
从各个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 5%显著水平下,P 值都小于 0.05,即所有变量 LLC 检验结果均显示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变量的原始序列平稳。首先建立混合模型,结果如下:
结果显示各个变量都不显著,所以不建立混合模型。进行模型设定检验,根据结果判定建立个体随机效应回归模型或是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检测结果如下:
H检验的结果显示不接受原假设,认为固定效应模型要明显优于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因此采用个体固定模型对流动性风险进行建模。另外由于不同截面数据长短和重要性的不同,在进行个体固定模型估测的时候,选择利用不同截面权重的选项。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六)实证结果分析
银行样本组的0.867154,拟合程度较高,调整后的 0.816546,超过了50%,所以所选择的解释变量能比较好的解释被解释变量,拟合程度很理想。
从分析结果看出,资产规模(LNA)、不良贷款率(NPL)存在显著的统计关系,P之均小于0.05而资本充足率(CAR)和平均资产收益率(ROA)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关系,P值大于0.05.其中银行资产与流动性比率的系数为11.25034,与其成正比,不良贷款与流动性比率也成正比,其相关系数为5.469687。
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与流动比率正相关说明资产规模越大,银行的流动比率越好,流动性越强,说明要想保持较强的流动性,需要增加银行本身的资产规模。而不良贷款也成正比,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银行的上期不良贷款率高影响到本期的银行中的一些其他指标,银行通过自身的调整增强了本期银行本身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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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科洞窟壁画是人类创造出的最初艺术痕迹。之所以有这样出色的艺术,是因为 流动性心性 开始在生命体内自由流转,赋予了人类妄想的幻想界和超越日常的能量,它是一种 对称性逻辑 ,是连接艺术学与人类学的共通因子。文艺复兴以来各艺术流派审美表达的不断变化。艺术的流动性对美学意义也有着很大的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艺术中的流动性以及对美学意义的影响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艺术家与设计师们对自我艺术作品的呈现更加注重与文化的结合,符合社会发展的动向。呈现作品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作品表现的不仅仅是外在的视觉感官,隐藏在作品背后的艺术家设计师的思想意识才是作品真是的意义所归。
重复性的使用对于艺术家与设计师来说是经常使用的艺术表现手法,由于重复自身具有加强人头脑印象的作用,所以很容易带来视觉上的冲击以及主题上的统一。重复的作用也不仅仅是表现在视觉呈现于视觉冲击上,重复再各个学科的理论中表现出的是流动性理论构成齐格蒙特?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理论对社会特征、现代人的生活状态以及心理要素上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对空间理论以及社会关系上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重复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相同或相似的事物在构成形式上多次的出现达到量的积累以及流动性的范畴。重复的发展进程早已经进入了关系化符号化的阶段,也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断的完善与发展。
流动的所指范畴在普遍意义上市倾向于气体与液体的,流动的过程都是物体运动变化的轨迹过程。流动的特性即为连续的、不可逆转的,多数情况下是受外力作用的。随着人类对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流动的认知范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现在的流动范畴能指的是物质、时间、空间、社会环境、思想意识等多范畴概念。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体现的是信息资源的流动,信息的流转体现的是另类意义上的流动,信息的流转也正是对时间与空间流转的一种挑战,信息流转上的时效性是重要的表现特征。
时间的流动表现为白昼交替、斗转星移,时间的流动不受个人或环境的约束,是常态化的进程社会发展亦是如此,社会中的个体成员在自我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着生产与活动,同一环境中又有不同的模式,其中的流动规律也是不可逆转的,是有人的参与的。艺术的产生形式也正是在这种规律中而获得的。
流动性理论的研究
流动的建构是多元化的构成形式,在齐铬荣特?鲍曼看来,社会的流动性是具有社会社会主义、现代性、后现代性与流动的现代性四个阶段的理论基础的。这四个阶段不仅体现出的是社会性的流动关系,也是社会与个体之间的流动关系。这样联系紧密的的流动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与人类空间关系的融合与交互。
对于人自身这个个体来说,个体的流动性始终受客观社会的制约,多数情况下,个体还未适应社会节奏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时候,个体会对社会发展的趋势做一定的预估,但这种预估往往是带有不确定性。个体的发展走向经常是要受到客观环境给出指导的。鲍曼认为:“垃圾处理业在流动生活之经济中居主导地位。这种社会生存及成员的幸福,取决于产品迅速地沦为垃圾,以及处理垃圾的速度与效率。在这种社会里,没有什么可以免受用之即弃之普遍规律的支配,也没有什么可以被容许在过气后继续存在下去。无论有无生命,一切事物的恒久性、持有性、坚韧性,都是无以附加的危险、避之不及的恐惧、深恶痛绝的靶子。”[1]鲍曼的理论正是说明了社会形态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在运动着、流动着、循环着。这个过程也要求个体不断要与社会环境保持相一致性,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的更新进步,否则就如垃圾一样被淘汰。
流动性是时代的特征,流动中有毁灭,毁灭中有创造,创造又会产生新的竞争趋势。时代流动性不会具有特定的模式,变化的范畴会像流水一样迅速的向前移动,计划与经验性不再成为行之有效的办法,社会的各个环节都具有不确定性,艺术的产生于发展也是经过这样的过程才发出时代的光芒的。
流动的形态特征是多样的,重复也是流动的一种形态,和其他形态相比,重复更表现出一种规则的运动。重复的运动轨迹也是不断更迭淘汰的,整个过程处于暂时与连续的流动关系中,流动性也不是简单的重复关系,是在重复更迭中产生了新的依存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代社会全球化的流动性,社会客体间的的交流已经变得十分便捷,对于时空的把握也不是十分的严苛,时代的焦点也愈加倾向于个人化的特征,连接交流形式也体现着重复性的特征,交互方法也变得更加便捷。
流动本身就具有现活的特质,原始美学给人以原发地感觉,古典美学带来的是细腻与唯美,现代美学更多的体现的是简约,后现代美学更多的是表现出的不确定性,正是由于后现代美学符合社会发展状况,表现了人对时间与场所的无苛刻性,所以周遭环境与人的关系时常是带有随意和无常性的,人群对真实的感知已经变得模糊,换句话说是对真实的一种消磨,人类的生存状态是经验的重复。
作为艺术家与设计师来说,作品创作很多时候也是在延续了这种情节下而产生的,所创作的作品呈现的解读不再单单是艺术家设计师的自我意义,观众对于艺术平的解读变得十分关键,对作品的接纳形成了一种消费关系,观者参与了艺术作品的合成。但在鲍曼的观点中认为,这些观众式的观点很可能成为艺术批评的暴民。
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尚是首次把现成品当作艺术品来展示的艺术家,现成品本身在自我存在上就是表征的复制,但杜尚的作品呈现在表达意义上与现成品德使用功能是有根本的区别的。杜尚的展览行为对美学史上文本的意义的范畴也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文本的意义不在是简单的总结与记录,还包括了各种社会关系集合以及意义的转化,文本具有了比拟性。
艺术的发展逐渐在体现在人的思维意识层面,这也正是美的转化,无论是自然美还是人类经过长期过程创造的美都是信息符号化传播的进程。美来源于自然,由自然又转化成新的表现形式。自然美与创造美都是人类思维意识下运转与信息流动集合的结果。
全球化使得信息最大的交流与共享,客观的边缘性与空间界限变得十分的模糊。空间与信息都变得开放,开放意味着高度的流动,也意味着对好坏信息取舍的模糊化性,自主的控制力也随之降低,时空关系也变得微妙。空间产场所界限变得模糊化、多元化,形成了多重复杂并置的状态。
流动性特征表现的越明显就越需要特定对象化产物来对其形成指示作用。符号正是具有这样的特征。符号是对一定对象的指称,是人的感觉与精神的载体,肩负着传播与表达信息的作用。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分为语言性符号和非语言性符号,文字、声音、动作等都属于这一类的范畴。符号的发展现在更具有抽象性,是事物特征与人类思维的结合,符号的所指也发生了多意义的转变。多变性的符号可以进行不同途径的传播与不同意义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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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党校的理论宣讲是对党的重大决策进行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县级党校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衡量县级党校理论宣传工作的一条重要标准。本文试图从工作实际出发,探索县级党校理论宣讲的有效途径,旨在充分发挥县级党校理论宣讲主阵地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县级党校流动宣讲的重要作用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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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级党校 流动 宣讲
县级党校流动宣讲,就是党校组织教师深入到机关、社区、街道、工矿、 工业园区、农村等由宣讲人员直接面对广大干部群众口头宣传讲解党的理论、精神、习讲话、中国梦、新的时势、群众路线、县情等有关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活动。流动宣讲传播快、互动强、影响广,具有很好的造势效应,这对于引导舆论、凝聚人心、明确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能帮助党员干部、群众学好党的知识,倾听党的声音,进一步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理想信念。
1.做好流动宣讲是县级党校使命所在
流动宣讲是县级党校有区别于上级党校的办学特点,县级党校是党培训党员干部的最基层单位,是基层党员干部学习理论知识距离身边最近的“主阵地”。每一次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创新,每一项党的方针、政策的出台,最终都要层层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到基层,落实到每一位基层干部和每一位群众心上,基层学习宣传是否到位,是否认真执行,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和各项政策贯彻落实的好坏,决定和影响着和谐社会的构建、新农村的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县级党校应履行好流动宣讲这一使命,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作为基本内容,通过流动宣讲使之“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让理论创新成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服务群众,为全县基层的党员干部搭建起学习的平台。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服务群众,理论只有扎根实践,服务实践,才能彰显能量和功效;只有让党的理论为广大农民所接受,才能发挥理论的最大作用。县级党校的流动宣讲,更能使党的理论普及切入农民群众的思想实际,更能使理论转化为人民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自觉行动。
2.流动宣讲有利于满足群众不断提高的理论需求
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不断的提升,精神生活也日渐丰富,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关注度也在加大,对理论的渴求也越来越高。他们对新出台的方针政策和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非常关注,因信息闭塞、知识水平有限,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还不完全理解,使他们的思想迷茫,困惑重重,甚至对某些政策措施还有些抵触现象,影响了基层的稳定和发展。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群众中间,弄清群众所思、所惑、所想、所需,用大众化的科学理论来析事明理,给他们指点迷津,解疑释惑。因此,县级党校必须不断加强流动宣讲,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好地让广大群众所理解、所接受、所运用,才能不断满足群众日益提高的理论需求,才能充分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力量,自觉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
1.服务基层群众
坐在党校的课堂上可以宣讲党的理论政策,但给来到党校学习的学员增加了许多的麻烦,因为到党校学习的学员需要做很多的准备,耽搁很多的工作时间,为让他们更有时间和精力集中地学习,县级党校教师应深入基层流动宣讲服务群众,到他们的工作单位、生活之地主动上门宣讲,就可以为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带来很大的方便,现在的党员干部、人民群众文化水平都比以前提高了,理解能力增强了,接受党的理论的速度快了,稍稍点拨一下就可以,让他们感受到另一种方式的实际教育,学习的效果也许更好,教师与他们之间还会更融洽,交流了感情,结下了友谊。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宣讲形式,也是为民服务的一种方式。
2.结合县情,按需施教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中国梦,党的理论一直处于不断创新之中。基层党校教师下到各单位宣讲,不但要将当前形势和重大部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用最新的理论教育向群众宣传,而且还要紧密结合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着眼于全县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现实需要,紧扣基层的发展情况,紧抓基层干部群众的心灵诉求,不断加强对党的理论和县情的宣讲,努力为社会实践服务、为党委政府服务,只有让党的理论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才能发挥理论的最大作用。县级党校的流动宣讲,更能使党的理论直接切入群众的思想实际,更能使理论转化为人民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自觉行动。
3.锻炼教师的专业能力
通过深入基层流动宣讲还可以更充分地锻炼党校教师开展调研的能力,让教师们在实践中学习,跟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学习经验,探讨干部成长的规律、群众的生产生活目标,只有深入群众中,才能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听到群众的知心话、真心话,同时能够从他们身上吸收到更多的正能量补充自己,充实自己的实践知识和科学发展的实际经验,使自己逐步形成亲民为民的价值观,永远与人民群众在一起,对党校教师是极为有益的活动。
县级党校宣讲的对象是基层的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面对的对象千差万别,情况各异,在年龄、知识、学历方面呈现很大差异性。针对于此,县级党校实行送课下乡,按照“以人为本、按需施教”的原则,做到基层“需要什么就讲什么”、“缺少什么就补什么”。把党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广泛普及,深入人心,形成共识,化成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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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是伴随着社会转型所产生的群体,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怎样使流动儿童受到正常、健全、完善的教育,让他们和同龄人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紧迫且急需解决的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10年来我国流动儿童心理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近年来,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从儿童发展的角度来看,心理健康状况是儿童健康成长最大的问题。基于国内关于流动儿童的心理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从流动对儿童的影响,影响流动儿童适应和身心健康的因素这两个主题对目前国内流动儿童的心理研究做回顾和梳理,并总结出以下两点不足:一,研究应用贫乏;二,研究方法单一。
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流动人口总量已从不足200万人增加到2.21亿。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注意到了,我国流动人口在结构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流动人口家庭化是最为显著的结构变化之一,主要指某些家庭中由单个成员流动或变成夫妻双方流动或变为整个家庭流动,学龄儿童跟随着身为流动人口的父母流动,成为流动儿童。1988年,教育部和公安部联合颁布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指出流动儿童是指6-14岁(或7-15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流动儿童课题组,2006)。现在通常指的则是随外出打工父母离开家乡到城市生活的孩子。马润生(2008)认为流动儿童是指户籍在农村,年龄在6-14周岁,在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后随父母迁入城市并正在城市学校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尚未取得城市户口的在城务工农民工子女[1]。不同的学者在关于流动儿童的研究中对流动儿童有不同的界定,尽管如此,流动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已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他们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我国的社会和谐和持续发展。
2.1流动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国内很多研究证明,流动给儿童心理的许多方面带来了多方面不利影响,具体可分为社会适应、歧视知觉、身份认同、消极与积极情绪这几个方面。
2.1.1社会适应:
胡韬(2007)从人际友好、活动参与、学习自主、生活独立、环境满意、社会认同、人际协调、社会活力这八个方面对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流动少年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总体上低于城市本地少年儿童,但是在生活独立因子上高于城市本地少年儿童;流动少年儿童的社会适应存在性别差异,女生的社会适应水平显著高于男生;流动少年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存在年级差异,总体上呈现随年级升高社会适应水平提高的发展趋势;流动少年儿童中的非独生子女的生活独立水平高于独生子女[2]。胡韬(2012)在贵阳市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状况分析中得到了一致的结论[3]。孙晓莉(2006)选取了南京市两所学校三年级和五年级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状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与本地儿童相比,流动儿童适应性方面存在更大的问题[4]。
另外,曾守锤(2010)调查了4所招收流动儿童的公办学校一至九年级的学生,结果表明流动儿童比本地儿童表现出更多的行为问题。但也有研究证明,流动儿童并未出现适应不良现象[5]。郭良春等(2005)对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进行了个案调查,认为流动儿童很快适应自己的生活环境,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能吃苦耐劳并体谅父母的家庭责任感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但他们同时也指出,流动儿童对于城市只是局部适应[6]。范兴华等(2009)采用自尊、生活满意度、孤独感、抑郁、社交焦虑和问题行为问卷对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与一般儿童社会适应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流动对儿童社会适应无明显不利影响[7]。再有,王中会等(2014)研究探讨了流动儿童学校适应与积极心理品质的关系发现,积极心理品质高的儿童对学校适应状况较好[8]。
2.1.2歧视知觉:
流动儿童从农村来到城市,环境改变加上户籍等不同于城市儿童,使得他们在城市感受到歧视。戴斌荣(2011)调查发现,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比较强烈,有近1/4的流动儿童认为城里人歧视他们。流动儿童感受到的歧视是来自多方面的,包括学校同学、教师、城市居民以及制度。其中,来自同伴的歧视感受最强烈[9]。方晓义等(2008)的调查也发现,半数以上的流动儿童报告自己受到过歧视[10],曾守锤(2009)的调查也发现,有22.8%的流动儿童认为上海人本地人(尤为上海同学)对外地同学有歧视,他们体验到了城市人对自己的歧视[11]。蔺秀云等(2009)的研究发现,歧视知觉在性别的差异上不显著,但在学校类型和流动性上表现出显著差异。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对社会歧视的感知高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所在城市、住房及学校经常变化等流动性高的学生歧视知觉比流动性低的学生明显[12]。江琦等(2011)对流动儿童班级人际关系与歧视知觉关系的研究也发现,同伴关系与歧视知觉呈负相关,同伴关系、主观支持可以负向预测歧视知觉,但在歧视知觉的性别差异上,男生感受到的歧视要高于女生[13]。
2.1.3身份认同:
流动儿童大多在6-17岁年龄段,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形成角色同一性、防止角色混乱这一发展任务就在这个时期完成。戴斌荣(2011)认为当这一阶段的孩子处于不和善、随时可能受到歧视的环境当中,就容易产生身份认同危机[9]。迪丽娜尔(2011)对小学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的综述中提出小学流动儿童认为自己是城市人,而城市儿童却认为他们是农村人,这些孩子往往感受到自己的边缘性,缺乏对城市及社会生活的认同[14]。唐咏(2008)的研究发现,在二元城乡户籍制度下,人一出生便被赋予了“农民”与“市民”身份上的差异。制度不完善很可能是导致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危机的根本原因[15]。
2.1.4消极与积极情绪:
流动儿童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心理压力过大,焦虑、孤独、抑郁等不良情绪问题突出,问题行为突出,自我评价、自我发展和自尊水平都偏低,人格健康水平也偏低。广州市的一项调查发现,22.9%的流动儿童认为自己在学校中几乎处处不如别人;56.8%的流动儿童认为自己表现一般,没有出色之处[16]。欧阳岚(2008)研究还发现,流动儿童在进行某县活动时会轻言放弃,有些则不敢再集体面前表现自己[17]。周皓(2012)的研究发现,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社交焦虑、孤独感、抑郁倾向显著高于公立学校儿童。此外,社交焦虑、孤独感、抑郁倾向在流动性上也存在差异,流动性高的儿童社交焦虑、孤独感、抑郁倾向也显著高于流动性低的儿童[18]。但徐晓(2008)、曾守锤(2008)、李玉英(2005)的一些研究也证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良好,自豪感得分高于自卑感,大多数认为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流动儿童的心理品质也处于理论的中等及以上水平[19-22]。申继亮等(2008)研究还发现,由于流动带来了家庭环境、教育环境和个体智力方面的变化,从而促进了流动儿童在创造性思维上的发展[23]。
2.2影响流动儿童适应和身心健康的因素。
大量文献研究显示,影响流动儿童心理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四个方面。
在适应方面,研究者探讨单个或多个因素对流动儿童对适应各方面的影响。胡韬(2013)研究发现,影响流动少年儿童社会适应的因素主要有个人志气、学校因素、社会歧压和家庭因素4个方面,并对流动少年儿童社会适应及其影响因素建立了结构模型[24]。有些研究则探究单个因素对流动儿童适应的影响,如研究父母教养方式对流动儿童学习适应性的影响,或学校环境对流动儿童学习适应性的影响。还有研究者对流动儿童的领悟社会支持进行心理干预,也有学者以典型的流动儿童学校适应不良个案为例,分析其在学校适应不良的表现及其成因,在此基础上采用多种操作性强的心理教育和干预措施,逐步解决其适应不良问题。在前人研究综述的基础上,近两年的研究新增加了6岁以下流动儿童的研究,孙倩倩(2011)针对沈阳市3-6岁的流动儿童进行了一项社会适应行为发展状况调查,发现流动儿童与沈阳当地儿童的社会适应行为发展(表现在生活自立、运动、作业、交往、社会化)水平在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但在性别和自我管理上没有存在显著差异[25]。
在心理健康方面,研究者探讨单个或多个因素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刘正荣把影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因素分为两类: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包括流动儿童生活空间场所的变动、所就读学校的类型、父母职业及收入的状况等,主观因素包括对流动儿童对就读学校的满意度、学校生活的满意度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情况等。邹泓等(2008)发现,教育资源的享有情况、师生关系、学业行为影响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26]。申继亮、刘霞等(2007)考察了家庭环境特点和家庭教养方式对流动儿童自尊水平的影响,发现庭经济资本越高,流动儿童的整体自尊水平越高;家庭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家庭外社会资本高的流动儿童,其成就自尊也越高;家庭外社会资本较高的流动儿童,其社会自尊较高[27]。紧接着曾守锤(2009)、赵笑梅(2010)等人的研究也发现了,师生关系、学业成绩、父子新人、家庭教养方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歧视知觉、社会比较都可以不同程度的影响自尊水平[11][28]。
另外,秦建(2012)在流动儿童家校处境、社会认同对自尊与学校适应的影响研究中发现,流动儿童对班级气氛、自尊、学校适应均感受良好,但相比城市儿童,流动儿童仍处于劣势[29]。但徐凤娇(2010)对长沙市流动儿童的调查发现长沙市流动儿童的自尊状况发展良好,与城市儿童相比较,高于城市儿童;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状况良好[30]。有研究还探讨了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其它方面,如刘霞、申继亮(2010)探讨环境因素对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的影响及态度研究中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老师支持和同学支持对于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1]。范兴华、陈锋菊(2012)考察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队歧视知觉与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发现积极应对对歧视知觉与抑郁关系有增强作用,积极应对、社会支持对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抑郁关系有共同调节作用[32]。
有些研究探讨单个因素对心理方面的影响,卿再花(2009)考察初中生问题行为与家庭环境的关系研究中发现,流动初中生在学习适应不良、退缩、神经质及问题行为总分四个维度上显著高于非流动初中生[33]。曾守锤(2008)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留守时间和转学次数能有效预测流动儿童的幸福感[20]。王瑞敏等(2008)的研究发现大五人格、乐观和掌控感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有影响作用[34]。张秀琴等(2013)在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研究中也证明了前人的研究,但同时也发现了儿童的幸福感与人格、家庭教养方式和学校因素有显著相关[35]。近几年,也有不少学者关注了流动儿童不良情绪、疏离感等的心理干预,如叶玮琳(2008)研究的农民工子女小学生不良情绪特点及其干预研究[36]和雷鹏等(2011)关于流动儿童疏离感的现状、成因及干预对策的研究[37]。
国内研究者对流动儿童的心理研究经历了从表象分析,到调查研究,再到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探讨,最后到干预措施的试验,这是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至今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不足。
3.1研究应用贫乏。
对于流动儿童任何问题的关注,目的都是为了找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适当办法。虽然在近几年的研究中,有几篇针对不良情绪、疏离感的干预研究,但对于那些有单个行为问题、被歧视感以及孤独感感受较强烈的儿童,采用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帮助他们及时应对各种外界及其带来的不愉快体验,有效提升他们的适应能力,促进其成长和发展,这方面的干预及实践应用研究非常少,因而也是未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3.2研究方法单一。
对于研究流动儿童心理研究多采用心理调查法和访谈法,很少有实验研究和质性研究,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儿童的心理特征表现以及与其他变量的关系模式可能会发生一定变化,国内对流动儿童的研究多为横断研究,缺乏采用追踪研究的方法对流动儿童心理随时间变化特点的探讨,因此,有必要通过纵向追踪研究,进一步揭示心理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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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我国流动人员数量的逐年增加,单位和个人相互选择的空间逐步扩大,这使得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已经成为社会管理和人事工作重点关注的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的现状与对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人才流动的现象已显得越来越突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也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工作之一。结合实际,针对我国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的现状与对策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难点;现状;措施
人事档案记录着一个人的经历,它不仅是个人历史信息的重要证明,也是企业人事部门选拔人才的重要依据,由此可见,人事档案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新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人才的流动现象十分普遍,与此同时,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缺乏制度化、科学化。许多档案被投入到社会中就一去不复返,使得档案消失,造成档案管理困难,而且还会产生许多废弃档案,给档案管理工作带来较大阻力。此外,出现大量废弃档案现象和档案消失现象会导致许多复杂的档案纠纷问题,也使企业人事部门选拔人才失去必要的依据。总之,人事档案管理工作不完善,将直接或间接地为个人和社会带来较大损失。因此,及时分析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中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已显得迫在眉睫。
首先,难以确保档案信息的真实性。人事档案在投入到社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信息遗漏的现象,很多信息都是个人自己添加上去的,主观性太强,缺乏真实性,使档案管理工作失去意义。其次,档案管理工作环节不规范。流动人员的档案在转递时不符合要求,使得各部门在档案交接时存在脱节现象,导致档案信息难以及时更新,很难满足企业人事部门的需要。此外,人事档案作为个人经历的重要证明使用效率低下。由于人们认为档案属于个人隐私,所以被密封起来,使用空间狭小,很少发挥作用。因此,需要将档案中不涉及隐私的信息公开,发挥人事档案自身更大的作用,提高人事部门的工作效率。最后,目前流动
(一)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实现完整性归档难
档案管理必须要保证其完整性,这是维护档案真实性的前提条件,实际的档案管理工作中,很难实现这一要求,一方面由于流动人员的特殊性,一些流动人员在调离原工作岗位后,档案常由本人自己保管,在他们没有找到工作之前,档案的管理也是个空缺。
(二)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实现规范化管理难
档案是重要的信息资源,其被利用率越来越大,它的作用和价值也逐渐体现出来,要想达到资源的共享,就要使档案的价值和作用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应该加强档案的规范化管理,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来源多、结构又复杂,流动人员的原有职业有很多种,由于职业繁多,每份档案的内容也会千差万别,实行规范化管理似乎不太现实,很多档案还是以原来的结构形式存在,档案更新效率比较低,归档到人事档案管理部门,这些档案就显得尤为的复杂和无序。
(三)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查找和利用档案难
方便以后人事档案的利用是档案管理的根本目的,要想快速、准确的查找档案,在现在看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主要原因在于这类档案的数量多、需求面广、查阅次数多、管理手段也落后。
1、加强档案人员的管理意识
管理效果依赖于档案人员的管理意识,所以,加强管理意识才是根本所在,要完善档案的收集环节,建立起来健全的流动人员档案材料的收集网络,以定时定向收集方式为主,以动态跟踪的分散收集为辅,要改变传统的档案收集和保存方式,继续推广已经开始局部使用的“人事立户”的存档方式;要优化档案的内容构成,在档案中主要记载比如个人文化程度、专业水平等的信息,这样才会提升人事档案的利用价值,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档案的信息,对个人进行选拔和重点培养。
(二)提高档案人员的职业素质
档案管理人员应该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在信息化程度较高的今天,数据化、网络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并应用在各行各业中,档案是重要的信息资源,因此应该引进先进的技术方法,加强档案的管理和利用工作,以更好的服务于社会。
(三)实行管理手段和技术更新
社会对于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查阅利用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管理部门仍然采用的是落后的管理设备和手段,不能满足社会对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查阅利用需要,实行管理手段和技术的更新已经成为21世纪社会的发展主流,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是人才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使用先进的管理设备、采用先进的管理技术才能实现档案的高效利用,提升档案的利用价值,将不属于保密范畴的档案部分进行网络化的服务管理。
(四)建立档案管理的新型模式
体制的改革,加快产生了人事代理制度,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管理、工资核算等工作任务由人才交流中心管理,而不是由用人单位管理,这是一种新的用人机制,这就决定了人事档案管理实行了新型管理模式,它改变了以往人事档案管理的封闭化、分散各部门管理的现状,而是向社会化、公开化的方向发展,这种管理模式的好处是可以保证档案的完整齐全,这种集中统一管理的方式规范了管理工作,管理标准也很统一,方便社会对于人事档案的广泛利用,既省时又省力。
人事档案管理工作在现今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有具足轻重的地位,我们需要高度重视此工作,并根据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落实好上述提出的几点措施和建议,从而不断完善我国的流动人口档案管理工作。
我国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的现状与对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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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农民工进城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仅是农民工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城市流动儿童基础教育问题探析论文范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一国教育的发展从来都是事关本国未来生死存亡的大题,对此我们应该有明确认识。审视目前我国的教育事业,城市流动儿童基础教育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已成为我们无法忽视的难题,而随着我国组合式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目标的提出,积极探寻这些弱势群体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途径和方法就成了全体教育者和相关研究人员刻不容缓的工作和任务。
(一)福利和社会福利
“福利”一词指向一种人类的美好生活状态,本质是人类满足需要后获得的幸福。若由国家建立制度帮助社会成员解决社会问题提升福利水平,“福利”就演变成了“社会福利”。广义上的即国际上通用的“社会福利”是指:国家依法为公民提供旨在保证一定生活水平和尽可能提高生活质量的资金、物品、机会和服务的制度,主要包括收入维持社会福利服务两种形式。狭义上的“社会福利”则是国家依据法律和相应的社会政策向部分或全部公民提供社会服务的制度,这也是当下中国对“社会福利”的界定。此意义上的中国社会福利包含于社会保障体制,针对的主要是三大困难群体:老人、困境儿童和残疾人,因此难以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和要求,亟待改革,也即构建目前已提出的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
(二)中国组合式普惠型的社会福利
1958年,美国学者威伦斯基和勒博在《工业社会与社会福利:美国工业化在社会福利服务提供和组织方面的影响》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两分社会福利类型:“补缺型社会福利”和“制度型社会福利”。前者重视家庭和市场的作用,后者重视国家在社会福利提供中的责任。对其另一种划分是“选择型福利”和“普惠型福利”,核心是:国家是采用家计审查还是公民身份作为福利提供的依据;部分还是全体公民接受;有无社会烙印等。这两种社会福利类型理论都属于社会福利制度的理念型。但在现实社会中,社会福利制度往往是以某种为主,其他为补充的多元类型。一般来说,“制度型”、“普惠型”社会福利水平要高于“补缺型”、“选择型”。据此,笔者认为中国原来实行的是补缺型社会福利。随着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原来的这样福利制度已不再适应,鉴此,2007年国家民政部提出,要建立“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制度,内涵是指国家提供社会福利普及到每个具有公民权的社会成员,社会福利不再仅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也是提高社会成员能力的方式。
(一)中国本土社会中的福利思想
中国自古代起就有着丰富的惠泽民众的社会福利思想,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社会福利的内容,这为今天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的发展拓宽了思路。
1.古代时期:《周礼》等文献中记载了大量重民、保民、养民、安民的社会福利思想。无论是关于大同理想国的设想,还是儒家慈幼、养老、恤贫邻里互助的思想,都是社会福利思想的萌芽。
2.近代: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众思想家通过批判与借鉴相结合的方式对中西社会比较研究,掀起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社会福利思想的研究高潮。康有为设计的大同社会,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等。
3.现代: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理论的升华都丰富着社会福利思想。从“共同富裕”思想的提出到“和谐社会”的构建,都为社会福利理念的发展创新提供了指导思想。“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就是建立在大同社会、民有、民享思想基础上的制度构想,是对共同富裕、和谐社会思想的践行。
(二)西方社会福利理论
威伦斯基、勒博提出的社会福利类型是直接支持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的理论。在福利国家经济危机之后的改革中,不少学者提出了新的社会福利发展理论,探讨新社会背景下本土社会福利发展道路,核心是强调社会福利改革发展必须适应本国的国情。中国在借鉴普惠型福利理论的同时加入适度元素,强调适应本土国情民情,强调社会福利与经济协调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需要理论
从某种意义而言,需要为本的社会福利目标定位是马克思的需要满足物分配原则的具体化,社会福利制度是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以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具体化制度。马克思在设计社会产品分配流程时把满足需要的社会分配原则纳入了分配体系:第一次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第二次则按需分配,有需要的人可依需要获得资源。马克思虽未系统论述社会福利制度,但他提出的分配原则是依社会需要建立的,物要按需分配。因此,以需要为本的社会福利目标定位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按需分配原则的体现。我党自建立始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2007年做出的社会福利制度转型的决定,正是以马克思这一需要为本的思想为指导的。
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由补缺型向组合式适度普惠型转变目标的提出,我国社会福利要保障利益的群体扩大化,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变得愈益复杂。纵观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最亟待解决的主要是城市流动儿童基础教育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这一问题主要包括两个大的方面:
(一)内因:城市流动儿童家庭自身存在的问题
所谓的“城市流动儿童”是指,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涌入城市,由此带来的外来流动人口子女。他们多是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从事的多是建筑业、服务业等技术含量低的产业的工作,大都工作时间长,收入低微且稳定性差。而城市流动儿童远离家乡,加之年龄偏小,自身难以独立,自然必须依赖于父母,于是这些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的诸多困难也就自然的部分转移到了孩子身上。
首先,因外来务工人员多从事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在照顾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上心有余而力不足。其次,他们因自身文化程度的局限,对子女的课业辅导非常有限。此外,有些孩子还要在功课之余帮助父母做家务,可利用来复习和预习功课的时间不足,难以对所学知识及时巩固,长期下去必然与城市孩子的学业成绩差距拉大。同时,外来劳务工者大都收入低微,工作不稳,难以对孩子的课外读物和辅导班乃至特长培训进行投资,导致孩子接收信息的渠道狭窄,不利他们的全面发展,对其后续发展造成难以弥补的欠缺。当然,城市流动儿童家庭自身还存在诸多问题,这需要随着社会自身的发展来改变。
(二)重要的外因: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健全
城市流动儿童家庭自身存在的缺陷在短时期是难以得到较大改观的,所以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关爱和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但令人痛惜的是,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在对这些城市流动儿童的基础教育保障方面一直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
1.教育资源严重分配不均,“以流入地为主”的财政投入体制缺乏相关配套协调机制支持,权责不对等、规则不明晰且投入较低:这里的分配公平的教育资源主要是指受教育权和各种受教育的机会,即人人都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在教育竞争面前都有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但一直以来,我国城市对教育的投资远高于农村地区,城市的教学设备、师资力量等远优于农村,这与我国的财权上交,事权下放政策不无关联。我国的福利支出主要由省级以下政府承担,这种福利支出责任机制对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财政收入有限的地方政府而言,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经费是一笔难以负担的公共支出,且不少“流入地”政府对解决流动儿童基础教育问题可能会产生“洼地效应”(吸引更多进城务工子女入学会给城市的公共服务、财政支出造成压力)存在忧虑,投入缺乏积极性。而不同层级政府职责不明确,权责配置不合理更加剧了福利制度地区分割的局面,影响跨区域流动儿童平等的教育权。
2.城乡分离的二元体制使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受限,被排斥于城市教育体制之外: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长期形成了城乡分离的二元体制,进城务工人员长期在与户籍挂钩的住房、医疗、社保等方面被排斥于城市保障制度之外,因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按户籍分配,没有流入地的户口的外来儿童当然无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和城市孩子享受同样的良好教育。若想要接受城市教育,除缴纳正常的学杂费外,还需额外交借读费等,这让本就收入低微的务工家庭无力负担。因此,户籍是阻碍农民工子女享受城市教育的制度障碍。
(一)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建立明确的政府间教育责任分担机制
从当前来看,我国的教育支出比例占财政支出总体较低,这表明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仍不足,导致“质高价廉”的公办学校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相对不足。所以,国家必须在加大教育经费投入比重的前提下,着重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责任,特别是在基础教育财政收支方面,应建立省级为主、各级政府共同分担的基础教育经费保障体制。
(二)打破城乡户籍分离的二元体制,保证流动儿童享受与当地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权
农民工子女之所以入学难有很大一部分是当前所实行的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管理体制造成的,只有尽快消除这一阻碍因素,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工子女上学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让他们受到更好的教育。流入地政府也才会重新制定合理的流动儿童接受基础教育的收费标准,取消目前所必须缴纳的额外费用,从而减轻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教育费用负担。
(三)家庭、社会、国家相结合,多途径扩大公益性、普惠性教育资源供给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难”问题凸显,反映出的城市教育供需失衡本质上仍是短缺问题。所以,除了加大政府投入,新建、改建、扩建一批安全、适用的公办院校外,还需相关政策引导、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普惠性义务教育学校,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符合质量、安全等条件,较多吸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的民办院校予以补贴及相关政策优惠,以缓解进农民工子女基础教育服务需求紧缺现状。当然,家庭教育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务工人员应在工作之余给予孩子学习上应有的关心和帮助,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受教育环境。
(四)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进流动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权法制化
虽然法律明确规定我国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但因教育资源缺乏等问题,目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基础教育还面临着严峻困境。所以,我们急需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障流动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权,以法条明确流出地政府和流入地政府对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的责任,同时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让公办、民办学校共同发展。也只有将私立学校的合法地位写入法律,才能更好地引导管理这些学校的成长,以此真正保障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
总之,社会福利事关国计民生,教育发展事关民族兴衰存亡,而教育发展又是社会福利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要真正实现我国确立的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目标,解决好教育尤其是目前城市流动儿童基础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保证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享受到与当地孩子平等的受教育权就显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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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流动的成本有多高昂?
你会听到人们讨论人员流动造成的高成本,但当你想要知道实际付出了多少的时候他们却并不清楚。看起来人们所谈论的那件事似乎很神秘。
这是真的--该成本基本上是隐藏起来的。它不会冲击你的损益表。它不在你的预算中。有一些基础成本,比如在公告板上张贴招聘信息,或某些专门岗位需要付给猎头的酬劳。但即使你通过口碑和员工推荐进行严格的招聘,失去雇员也是有很高成本的。以下是你需要为之付费的事情。
生产力降低。离开的那位员工正在做一些事情,对吧?该职位现在空缺那么谁在做他的工作呢?没有人?那么生产力的损失就在那里了。如果你只是把任务转交给其他人会怎样呢?很有可能的是,最重要的任务将会完成,而其他的事情则会半途而废。
其余员工过度劳累。这你能用金钱来衡量么?如果你的员工可以免税,而他们的工资将保持不变,这个成本怎么算呢?他们会捉襟见肘,他们的工作质量下降,他们的满意度和参与感也降低了。这意味着他们越来越有可能开始去寻找新的工作并离开了。他们困在自己过度劳累的角色中的时间越长,你就越难赢回他们对你的友好态度,即使在你找到人填补空缺之后也还是很难。
失去知识。大量的人可以做你之前的雇员所做的事情,但是那些人都没有她的具体知识信息。那不仅仅是把数字代码写进电子表格中、编写代码、或销售产品而已。那是对人的了解、公司传统、相关信息的位置、老板的喜好、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事情都是在一个公司工作了很长时间之后才能了解的。而当某人辞职之后所有的一切也都消失了。有时那还会是超出一般公司知识的问题。你有多少员工的工作记录是良好的,有没有人可以通过他们的文档来搞清楚?你有没有进行交叉训练的员工?是否有一个人掌控着所有的密码?
培训费用。带薪培训的成本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需要付5000美元让你的新员工参加一个研讨会来学习复杂的内部电脑系统,这需要在你的表格中记上一笔。但是如果没有任何培训课程,还是会有费用成本产生。有人要坐下来给新员工做示范。直到新员工证明了他能够熟练掌握操作系统之前,都要有人要对他的工作进行复核。这些工作都要让“培训师”放下自己的工作。这就意味着你付两个人的钱做一个人的工作。代价很高的。
面试成本。如果需要你支付差旅费,那花费就大了。但是如果你所有的应聘者都在本地,你还是需要花时间去过滤简历,跟大量的人谈话,做正式的面试(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同事谈话,然后挑出谁才是最合适的员工。
招聘人员。我不是在说猎头费(对于某些职位来说这是绝对值得的),而是那些要去寻找应聘者的员工。在某些企业中,你需要有专门的人力资源和招聘专员来专门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些人都是需要你来付费的。而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这项任务就直接落到了招聘经理的肩上--你知道的他将会非常的忙因为就他一个人在忙么?这也是很高的成本。
那这所有的成本加起来有多少呢?估计需要150%的年薪。较低的职位可能成本会降低,但仍足够你为企业保留一个高级职位。
这并不是说你不能开除有问题的员工。你应该那么做--因为他们没有生产力,而且他们还会怂恿你的优秀员工辞职。但是你首先应该尝试劝导并对他们的做法进行纠正。而且你还应该考虑你的薪金表,对优秀员工在适当的时候应给予奖金和加薪,因为失去一个优秀的员工你损失的要比你拒绝给他的5000美元多得多。
人员流动费用是昂贵的。有时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可以的时候你应该通过对员工做正确的决策来避免它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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