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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受到部分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却一直繁荣稳定”,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观念正逐步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货币兑换、外汇储备等问题,各主权国家应该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让渡出部分货币主权,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而这一“共同权力”将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超主权”的“世界元”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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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著名著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不独罗尔斯这样看,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都这样看。与罗尔斯齐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尽管他在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解上与罗尔斯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主张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但他同样明确地强调,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当代政治哲学》的作者金里卡也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内容和界限,都必须诉求更深刻的道德原则才能确定。他说:“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
从以上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梳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包含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重新理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还是相当模糊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因此,确立治理社会的道德原则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些学者也许并不否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在观念上把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看成是不同的过程。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生活都有其道德基础,至少在本质上包含着道德原则在其自身之中。至于法制建设,更是如此,正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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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在《前言》中提出“思想政治课教学要着眼于当代社会发展和高中生成长的需要,强调对知识、能力、态度的有机整合”。这改变了过去一贯强调学科本位和知识本位的思想。但在实际教学中,一谈到思想政治课的学习和复习,人们首先提出的往往就是夯实基础,让学生背考点,而且偏好机械地记忆,课堂成了背书课、默写课。这反映出部分教师对“基础”的理解和强化存在着误区。
“基础”原意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起点。基础知识即指书本的基本概念、原理,意指知识的起点,如《经济生活》中涉及的“商品、货币、价值规律、消费观、效率和公平、经济制度、财政和税收、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经济全球化”,《政治生活》中涉及的“我国的国体、公民政治权利和义务、政府的性质和职能、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与人大代表的地位职权、我国政党制度、中共的性质、地位、执政方式、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我国的宗教政策、国际关系、当今时代主题、外交政策”,《文化生活》中的“文化的力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生活与哲学》中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社会历史观、人生价值观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可以说,各模块中像这样的基本概念、原理比比皆是,这也是人们习惯上理解的所谓“基础”。
各个科目都有自己的解题方法,像数学中的反证法和例证法、英语阅读中抓细节解题的方法等等。政治学科也不例外,像政治客观题的三审四排法,三审即审题枝、审题干、审问题,四排即排误、排异、排重、排乱等,主客观题解题方法的“三看”,即一看范围、二看题型、三看内容,答题时分要点,观点和材料相结合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平时解题过程中培养的。曾有这样一道高考题:“从认识论角度,分析‘鲜花和掌声’、‘审视和质疑’并存的原因”。在审题时紧紧抓住“认识论”这一范围关键词,就立即能够调取出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真理的具体性、条件性和认识的反复性、无限性和上升性三个主体知识。
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可能一蹴而就,是“慢工”、“细活”。有的学生拿到题目一看设问就开始动笔答题,这其实是很不好的习惯。要养成审题慢答题快的习惯,审范围思考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哲学中的哪个知识点;要认真地阅读材料,其中蕴涵着解题的提示。在平时要培养学生的思考习惯,对生活中的社会现象要能从经济、政治、哲学等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当然学好政治,要养成的良好习惯很多,像归纳总结、理解记忆、积累课外知识等都是学好政治所必需的。
高中政治课是改造思想、塑造灵魂、培养精神的课程,是一种人文学科课程。从课程性质而言,与一般文化课相比,政治课更多地承担着德育的任务,更注重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和道德品质。所以,它特别需要我们用“情”和“意”来学习,要用“心”和“脑”来思考,在一些是非善恶面前,要有自己的观点、看法,要能坚定自己的立场。如江苏一高考题:“综合运用经济、政治生活知识,以‘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优良发展’为主题写一篇时事评论”;全国卷:“结合学习冯洪钱的事迹,班级举行‘我的青春,我的梦’主题班会,请你以‘思想、奋斗、价值’为关键词拟定一份要点式发言提纲”。
学生如果没有明确的立场、正确的观点是做不好这些题目的。基本态度反映的不是像知识那样外化的、相对稳定的文本内容,而是内化的学生的内心体验,是渗透进学生的生活与行为之中的一种政治信念和信仰。
要避免把一个个基础知识孤立化,应试也并非简单地用考点去答题。因此,要把孤立的知识点放到特定的知识链条中,要能理清知识之间的联系,使知识系统化。一个不能准确梳理知识、科学整理知识的学生往往无法有效利用相关的知识来答题。现在高考的每一道题目,无论是选择题还是综合题,大多都会涉及相关内容的多个知识点,因此,教师应依据考纲要求,带领学生架构起知识框架。
以哲学常识为例,考纲将其分成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社会历史观、人生价值观五大块。唯物论围绕“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这样一个大问题展开,为此,学生应分解为三个小问题:①围绕“物质”应把握哪些知识点;②围绕“意识”应把握哪些知识点;③围绕“关系”应把握哪些问题。构建辩证唯物论的知识结构应如图1所示。
哲学的五大块可以构建五个大的体系,这样的知识体系放到《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一样适用。教师要能带领学生从宏观上把握基础知识,在大框架前提下再进一步细化、深化,让学生全面掌握所学基础知识,做到对每个具体知识点顺利同化、顺应,运用时信手拈来。
小角度整合就是从某一小知识点切入,对其进行立体分析。譬如《经济生活》中“货币”这一知识点,我们可以立足全书,形成这样一个知识小角度的整合,如图2所示。
正是在这种知识的并联、串联中,在知识的发散、聚合中,打通了基础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运用能力。
没有理解的记忆,仅抓住材料的外部联系或表面形式,简单重复地识记,是一种机械识记。这样记忆的缺点是识记之后很快就会遗忘。即使识记后也不能熟练地加以运用。高一《经济生活》中仅仅记住“价值是与社会劳动率成反比”,根本无法解决高考题中关于价值总量、单位商品价值量计算的题目;在《生活与哲学》中仅记住那些所谓的原理、方法,还是无法解决高考试题中的主观题。因为不理解这些原理,根本无法加以正确选择。所以,我们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应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所谓“理解”就是个体逐步认识事物的联系、关系、本质、规律的一种思维活动。要促进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应把孤立概念、原理建立在丰富的经验和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苏联心理学家鲁宾斯坦说:“任何抽象思维和理论,都是从分析经验材料开始的,思维从这个出发点出发,而后离开它,摆脱它。”要让学生记住抽象的概念原理,教师一定要善于创设教学情境,善于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组织教学,这样的基础知识才会是活化的能用来解决问题的知识。形象思维是驱散理论云雾的阳光,教师要借助形象思维让学生真正把握基础知识,真理解、会运用才是其真正掌握的标志。
从高考政治试卷来看,基础不仅仅表现为直问直答式的记忆类题目,这样的题目在试卷中所占比例极少。对知识的多层面、多角度的分析,对知识的综合比较,在具体情境中知识的运用等,都是灵活考查学生基础知识的表现。也就是说,高考在能力考查的基础上,考查学生对基础的把握程度。今天,我们要在改变传统的知识本位的基础上“重构基础”,从学生全面的、发展的角度,多方位地构筑基础的框架,要引导学生能够根据生活主题或思想主题灵活地汇聚知识,构筑更具活力的新知识体系。总之,要把“知识”和“能力”有机结合,在加强基础的同时,将能力要求潜藏卷底。像2014年江苏考题中要求学生对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人大代表和人大的权利、政府和政党知识的区分,都设置了特定的情境。
任何事情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我们对学生的基本方法、基本态度的培养都需要在平时强化,只有平时的细水长流,才会有高考的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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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企业文化为员工提供了健康向上、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精神食粮,能营造出和谐的人际关系与高尚的人文环境。企业内各种文娱活动的开展,活跃着员工的业余生活,加强了员工之间的团结友谊、沟通合作和团队意识;企业的激励机制,分别从物质、荣誉和个人价值三个方面对员工进行激励,激励着员工奋发向上、开拓创新、建功立业的信心和斗志;各种学习和培训使员工丰富了知识,增长了才干,让他们能更好的在企业里实现个人的价值。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研究相关论文。内容进行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研究全文如下:
(一)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保障。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工作中,形成的工作作风、企业人员具备的理念和思想。企业文化为企业员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统一思想执行行为准则,指导员工的行为。利用企业文化进行员工工作管理,这是一种全新的管理方式。而在企业文化中,企业价值观是核心,企业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另一方面,企业价值观的形成受到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怎样能够将不同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的人凝聚在一起,就需要企业做好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企业员工发挥出力量,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快速发展。
(二)提升企业员工的凝聚力。
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企业员工,只有企业内部员工之间齐心协力、团结奋进,企业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领市场一席之位。团结企业员工需要员工都认可的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只有企业员工个人的价值在企业发展中得到肯定,企业员工才肯付出的努力,从而推动企业繁荣发展。企业员工价值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企业文化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一个好的企业文化建设,能够让员工清晰自我在企业中的定位,认识到自己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明白企业发展离不开自我的努力。这样能够培养企业员工的归属感以及责任感,提高企业的凝聚力,让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
(三)充分发挥企业领导人作用。
企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企业领导人和企业管理者占有重要的作用。一个企业领导人格品质和处事风格,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文化的构建。特别是企业领导人的思想观念,更是影响着整个企业价值观念。企业价值观念的好坏,直接影响日后员工工作的开展。建设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企业领导的作用,是员工形成统一思想的关键。而企业员工的日常生活以及处事风格备受该企业价值观影响,正确的企业文化调动企业员工工作积极性,促进企业稳健发展。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需要企业开展员工思想建设,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健身要基于企业文化基础上,将企业文化作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载体。企业的发展更是呈现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这样形成的企业模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企业的传统思想,从而促进企业核心文化形成。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都是以为服务对象的工作。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都强调人格尊重,提升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外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先行军,同时,企业文化建设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落地生根基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充分认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至关重要。
(一)思想政治工作是基础,确保企业文化的建设。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员工人员思想的培养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能够解决企业员工思想中存在的对社会现象的种种矛盾冲突现象。更重要的是通过科学合理的方法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到广大企业员工中。提高企业员工的思想政治素质,树立企业员工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企业员工的业务素质,积极热情地投入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贡献力量。
另一方面,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企业的发展未来,只有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保证企业各项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的当下,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至关重要。为了企业自身的竞争力,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就必须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能力,对于企业在说就是要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形成正确的企业价值观,企业文化的形成、发展、进步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的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正确的企业文化能够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因此,作为从事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充分地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尽职尽责,抓好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开展,促进企业的发展。
(二)企业文化建设促使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多样化,丰富工作内容。
长期一来企业都是采用开会、谈心及说教等形式来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并将党最新的政策方针路线和企业发展的总体目标等先进理念和思想传播到企业员工中,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这种以说教式为主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了。
为了更好的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激起企业员工思想上的共振,心灵上的共鸣,以积极向上的心态投入到企业的生产实践中,进而提高企业生产效益,就需要我国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勇于创新,打破传统说教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实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就是要增添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丰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使其工作内容更贴合企业的发展实际。在企业的实际工作中了解员工需要和员工的所思所想,这样有助于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促进企业的发展。
(三)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是相辅相成的。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论,强调以人为本,对于整个企业员工价值观的建立至关重要。但是,想要思想上转变员工的思想价值观,就必须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前提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企业文化的内容也在不断的丰富,现如今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已经将原来只有对企业员工思想的宣传引导,到企业员工的精神鼓励,让企业员工真正认识到党的思想,并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转化为实际行动,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
同时进行企业员工思想政治培养时,还要不断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也创新了工作形式。这都需要企业文化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相互协调,因此,这两者之间是相互支撑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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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政策学者十分关注对政府可以用来实现其目标的各种基本工具或用具的理解。他们的兴趣从最初的归纳性创建有关通用性工具的广泛列表以供政策分析者使用,转移到对工具的各组成元素的更简洁的、但仍然有用的规范的发掘努力上。从通用性工具到完全规范化政策的转移,需要设计者不仅仅了解基本的组成元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方人性基础上制度设计的政治哲学分析相关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西方人性基础上制度设计的政治哲学分析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制度优于人性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邓小平政治制度哲学的鲜明特色。西方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不无启示,中国传统性善论可能是人治的痼疾。法德兼治是符合人性发展的制度安排。
【摘 要 题】制度设计
【关 键 词】制度/人性/政治哲学
【 论文正 文】
政治哲学是政治科学家形成概念、模式、远见、理论和方法的理论基础和有力武器。西方政治哲学中建立在性恶的人性预设基础上的宪政制度设计,对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西方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价值、政治现实的实质、政治分析的知识假定的思想体系,具有规范性、解释性、分析性等特点。在研究论题方面,政治哲学与实际问题、政治性的道德问题有关;在研究对象上,政治哲学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哲学遵循规律和制度研究方法,即从一定的原理和原则出发描绘政治发展的趋势,阐明政治价值,为社会政治建立规范。施特劳斯说:“政治哲学就是要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物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61)可见,制度和人性是政治哲学的基本视野和范畴。
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和共识就是制度优于人性,一种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就是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
1.柏拉图由道德“理想国”转向崇尚法律。
崇尚法律是柏拉图晚年思想的特征。在这之前,他先是把理想国的监国者——哲学王置于整个城邦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垄断城邦的所有政治权力,实行绝对的人治。在他看来,一个具有真知的统治者是用不着法律的,统治者应该是善的化身,治国的手段应该是道德教化,国家的任务是实现德行,国家的目的在于善。但“三十寡头”暴政和苏格拉底的死,使他修正道德治国,从人性的角度说明法律的必要性,自己戏称为“一个老人清醒的消遣”。他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会像最野蛮的野兽那样坏。”(12)“人性总是把人类拉向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而毫无理性地去追求快乐。”“不能过分相信统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轻英明的统治者,权力也能把他变成暴君。”“国王的权力只有有所限制,他才能长久地保持这权力,从而限制其他人。”(21)
休谟精辟表述过这样一个观点:“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117-118)孟德斯鸠大声疾呼:“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也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从事情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54)麦迪逊也说过:“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治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
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264)杰弗逊说得更直截了当:“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22-23)这样的共识,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无论怎样善良和聪明,毕竟是“脆弱的人”,政治统治者并非十足的“善”或“智”,我们对其善德和智慧可以毫无保留地加以信赖的政府在现实中也很难找到,政治思想家不得不从一开始就应正视出现坏政府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具有二重性,是自然和社会的统一,但“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摆脱得多些或者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程度上的差异。”(140)所以,坏人是如此,好人也不例外。人类社会正常秩序靠得住的是制度,而不是人性。
3.“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问题”的命题,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1902-1994)一针见血提出来的。
波普认为,“大多数人的统治”之说不能成立,它不仅会导致“民主悖论”,还不符合现实,因为统治总是少数人的统治,从来没有过人民自己统治自己;即使多数人的统治是可能的话,多数人的权力也并非必然就是合理的。因此,民主的核心不在于由谁来统治,也不是所谓的多数人统治的制度,而是政治的科学方式的体现和合理化,是被统治者能够批判并推动统治者的一种方式,是人民能够有效地控制统治者的权力的一种制度。在他看来,国体重要,政体(形式、程序)更重要。他说,不要认为只要有好的统治者或优秀的统治阶级就能解决一切重大政治问题。“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因为这样,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491)任何好的统治者也可能受到权力的败坏而滥用权力,但好的制度则可以使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施加某种程度的控制,使其不得做于民有害的事情。他在1963年就能有这样清晰的语言概括,值得深思。
由此可见,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制度优于人性构成西方政治哲学“不变的风景线”。
邓小平有一重要视角,就是对社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9](288)“考虑从制度上解决问题”。[9](349)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邓小平的政治理论,是一种政治制度理论,他的政治哲学,是一种政治制度哲学。[10]
邓小平用“制度”根源解释了““””,同时也形成他的政治制度哲学。众所周知,““””结束后,当时的局势严峻,千头万绪,邓小平两大历史性贡献之一,就是领导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说明:是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制度思维必须代替人性思维、个人崇拜。邓小平这一科学而深刻的制度理论分析框架,既解释了历史,又创造了历史。
在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第一个宣言书中,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9](146)领导人说的话不是“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不能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不能跟着改变。它隐含着告诉人们,避免““””悲剧,靠的是制度和法律,而不是领导人(人性),是制度决定领导人,而不是领导人决定制度和法律。这一思想由于其智慧的光芒而被吸收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中。
针对当时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个人品质上,邓小平十分精辟地指出:““””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这就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上存在着一些根本的缺陷。他在指导《决议》时指出:“过去有些问题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这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9](333)“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9](298)他还结合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历史讲到,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客观上,环境紧张,主观上,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毛泽东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显然那时他认识到有比品质更重要的根源。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再一次反思:“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9](336)“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9](297)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这样可怕的事情”提问时更是一语中的:“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9](333)是制度的好坏决定人的好坏,而不是与此相反;更重要的是人的好坏掩盖了制度的好坏。
邓小平认为,我国实际存在着的领导职务终身制“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制度的问题”。[9](350)如果制度上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让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很危险的,难以为继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11](311)这充分说明,在邓小平的视野中,制度已成了他思考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基本框架。在1992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第二个宣言书中,为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他把它提到制度的战略高度予以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11](371)领导人可以改变,但道路、制度、政策(法律)不能变,这同1978年说的思想是一致的,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追求的基本特征。
邓小平亲身感受了““””的人治,以不同性恶论的“路径”和分析角度得出与波普同样的结论:与其说需要好的统治者,不如说需要好的制度。
我们知道,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背后隐含的是对人性堕落、道德沦丧的警觉和无奈,而且西方宪政的理念与制度设计,是建立在预设的人性缺陷的基础上的,因而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必然是有缺陷的。它背离了这种制度设计最原始的意义,即通过对权力的限制达到对权力的保护。但这种制度设计充分实现了对权力的规范和制约,有效地达到了限制公共权力的目的,这一点正是我们缺乏的,应实事求是地承认。
因为一则西方政治哲学的这一分析框架: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思想凝聚着人类政治文明的科学认识成果;二则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而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体制,有可能重蹈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传统人治老路。现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是以“制度”为主导因素的制约机制,而以“人”为主导因素的制约机制,把对权力的制约,完全放在了“人”的因素上面,它与现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模式实行的结果,是更深层次的集权专制。[12]笔者认为,能否充分吸取制度的性恶论角度这一合理内核,当前极具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当然,性善论基础上的制度预设,更多地是从积极方面鼓励人们、尤其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通过自我的道德修养,防止政治权力被滥用,其主观动机是好的。建立在性恶的人性预设上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的实现限权与法治,但并不能真正地实现人的善良本性的回归;只有正视人性缺陷的同时,看到人性的另一面,在压制人性中最坏的可能基础上,调动、鼓励人性中最好的东西,从而在权力行使过程中真正做到合乎人的善良本性与愿望。这应当是现代宪政主义追求的目标。
但是,性善论的弊端在于它无视人性缺陷的一面,一厢情愿地认为仅仅依靠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就能够对权力的滥用进行有效地防范。它本质上与法治相对立,为人治权力演变为专制统治提供了人性基础。[13]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尤其不能忘记。如果说性恶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制度设计对法治国家建设极具现实意义,那么性善论可能是人治退出历史舞台的顽疾。
依法治国,同时以德治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继承和发扬。“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14](135)因为“承担这些立法、司法和行政事物的,当然不会是人以外的神。在这里,德治主义又可以被赋予新的意义,即并不希望产生一位圣明天子,而是对分担三权的‘治者’必须有‘德’的要求。在法被要求伦理化、而运用法的法学家们亦被要求高度伦理性的今天,有必要在新的意义上把握法治主义和德治主义,并使两者相辅相成。”[15]日本学者1998年提出这一“法治与德治两极互补”构想,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我们不是说个人的品质、性格不是问题,而是说讲这些东西不能教育人民群众。每个人都有他的品格,品格里面都有好、不好的方面,假如强调了不好的方面,就如同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一样,苏联人也认为没有讲出个道理来。几十年的历史,光用性格解释不了。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作品,充满了对拿破仑第三的仇恨,其阴险、狡猾描写得淋漓尽致,却没有把那段历史解释清楚。而马克思而不同,他以广阔的视野、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写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这部历史名著,对这段历史作了科学的解释。恩格斯说得好:“主要的人物事实上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和倾向,因而也代表了当时的思想。他们行动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里,而是从那把他们浮在上面的历史潮流里吸取来的。”[16](12)
制度教育人、塑造人。制度既是人生存的保障和规范,又是影响人发展和实现其才能的重要因素。“制度告诉个人能够、应该、必须做什么,或是相反。”[17]这种限制或制约是维持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罗尔斯也认为:“社会的制度形式影响着社会成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个人,以及他们所是的那种个人。”[18](285)就经济制度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满足人们现存欲望和抱负的制度图式,而且也是一种塑造人们未来欲望和抱负的方式。马克思其实对制度决定人性有精彩的论述:“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说人不成为其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他眼看着这些人为了他而淹在庸碌生活的泥沼中,而且还像癞哈蟆那样,不时从泥沼中露出头来。”“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19](411-414)
邓小平反对从人性上挖掘““””、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源,并不等于他回避、掩盖毛泽东的错误,更不等于他忽略品格重要性的制度思考。他要求《决议》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同时,“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他提出“四有”人才,首先是“有理想、有道德”;干部四化也是先得“革命化”。这说明邓小平政治哲学包含着道德的前提。
邓小平说过,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做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在制度问题上,道理一样。制度不是万能的,这是东西方的共识。美国法律哲学家博登海默说:“由于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人们在运用一些服务于有益目的的制度的时候有可能超越这些制度的法定范围,所以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可能会发生把管理变成强制、把控制变成压制的现象。如果法律制度为了限制私人权力和政府权力而规定的制衡原则变得过分严厉和僵化,那么一些颇有助益的拓展和尝试也会因此遭到扼杀。”[20](403-404)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164)政治体制改革是他心中不懈的追求、不熄的圣火。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明确地表达到: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障。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四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靠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可见,邓小平这里已经超越了波普:选好制度,也得选好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人与制度辩证统一,不可分割。
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制度视角不仅解释了历史,说明制度好坏决定人的好坏,而且大大推动了中国法治代替人治的历史进程,他是法德兼治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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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搞好企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那么做好新时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健康运作和发展就显得更为重要。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浅谈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浅谈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全文如下:
摘要:企业文化对员工、对企业和对社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成功的企业又无一例外的是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党建工作的先进单位。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文化和党建工作有着共同的结合点。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分析企业党建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
关键词:企业;文化建设;党建工作;联系
企业文化建设是指企业文化相关的理念的形成、塑造、传播等过程,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并为全体成员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是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是一种泛文化。从企业文化建设的定义可以看出,企业文化建设的内涵指企业在技术因素之外所具有的价值体系、行为方式、文化积累、文化传统,包括企业价值观念、企业经营理念、企业精神、企业道德、企业行为规范和思想方法等。企业文化可以概括为四个层次:精神层(核心层)、制度层(中间层)、行为层(表层)、和社会层(企业文化的对外传播)。良好的企业文化具有凝聚功能、导向功能、激励功能、约束功能、辐射功能和塑造形象作用,能够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和认同感,促进员工和企业保持高度一致,并自觉遵守企业的各项制度,从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党的领导,企业党建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
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党建是两个不同的方面,工作的内容和工作的过程都不相同。但是,两者在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的共同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作的目标一致:企业文化建设的目的就是通过企业上下的通力合作,形成独具公司特色的企业文化,形成公司内部强有力的凝聚力,从而形成一种非强制性的管理。良好的企业文化可以的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斗志,可以提高员工的凝聚力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与此相关的是企业的党建工作,企业党建的目的是通过加强员工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的理论教育,加强企业内部的党的建设,从而调动人的工作和生产积极性,最终达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也就是说,企业的党建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服务于企业发展,服务于经济建设。可见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党建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从而达到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的目的。
2、工作的任务一致: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党建都是为服务企业、服务员工,实现企业的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企业文化建设还是企业的党建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中国的企业文化,它必然受到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原则、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集体主义等传统优良价值观地指导,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的党建工作都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企业的发展要求企业必须建设有特色的企业文化,这样的要求与企业党建工作的方向是完全一致。
3、工作的方法一致: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党建为达到目的的途径或手段是相通的,都是在尊重员工个体的基础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与员工交流沟通。企业的党建工作经常采取的一些诸如交流、谈话、深入基层等工作途径,对企业的文化建设同样适用。这样想通的工作方法,架起了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党建工作的桥梁,是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党建工作相辅相成。
4、工作的对象一致: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党建工作,其研究对象都是人,都是做人的工作。它们不仅都是以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激励人为出发点,而且都是坚持“以人为本”,强调通过协调好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重视培养人的集体意识和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来实现企业的团结友爱,奋发向上。企业文化建设研究的是人的共同价值取向,形成一种可以焕发人的精神,塑造人的灵魂,倡导优良作风和好的传统的共同企业文化,作用于员工的软管理,以实现自我激励的作用。企业的党建工作根本上也是研究人的思想和认识,它立足于用先进的思想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栋梁之才。总之,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的党建工作都在于培养人的良好品质、塑造人的美好灵魂。
1、企业的党建工作推动企业文化建设的良好发展。
促进企业的党建工作有序开展,有利于形成企业文化的独特的政治文化建设,以党的思想方针和路线来保证企业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企业的党建工作可以使企业文化建设,特别是企业精神文化方面的建设更好地达到预期目标。良好的企业党建工作可以更好地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企业党建工作中的所涉及到的思想政治工作、群众路线工作、党员教育工作等,最为显著的作用是可以提高个人的党政思想素质,让企业上下可以形成一个坚强的党组织战斗堡垒,让每一位党员都积极地发货党员的先锋模范以及带头作用,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
此外,加强企业的党建工作开展,有利于加强党对企业文化建设的直接或间接的领导。在企业的党建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支持和指导本企业积极地开展企业文化建设,党组织应该引导企业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企业精神,并同时形成“以员工为本”的优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企业党组织的一个重要载体,企业党组织应该协调发展企业文化,使其成为让党的政治核心作用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和发挥的重要一环。企业党建工作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引导,除了提倡员工认同本企业文化而外,,更重要的是应该积极地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渗透到企业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良好的企业理念是良好的企业文化的核心,它可以为企业的各种行为提供导向,从而可以使一个企业适应市场的运行规律,并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拔得头筹。
2、良好的企业文化可以推动企业党建工作的进一步加强。
企业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快速而有效的形成一种员工对企业的认同,从而有利于企业党建工作的进一步推进与加强。建设优良的企业文化,是让企业员工保持旺盛的斗志与工作热情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企业文化可以通过大量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凝聚企业内部人员的思想,使企业的每一位员工都可以形成统一的思想,在这样一种统一思想的指导下,让员工产生对企业的目标、企业的规章制度与准则的一致认同感,产生对工作的自豪感、对企业的归属感等。
一旦这些思想成为全体员工的潜在的,甚至是根深蒂固的意识,那么,此时就能形成一种以企业为核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样一种来自每一位员工内心深处的力量,是加强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基础,也是必要条件。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党建工作的一种载体,是推动企业党建工作有序进行的一个渠道,也就是说,良好的企业文化建设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党建工作的效果。
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党建工作的关系,是促进企业良好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如何将“软文化”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处理好企业文化与企业党建的关系,就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企业的领导可以更好的将二者结合起来,适应新的企业发展环境,促进企业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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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的发展呈现出新特点,两岸同胞要总结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验,精心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两岸关系发展的新特点和新态势相关论文,欢迎阅读!
近两年来,台湾海峡形势有了很大变化。无论台湾岛内政局、海峡两岸关系及中美间围绕台湾问题而进行的斗争,都有一些新情况、新发展和新特点。本文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陈水扁加速推动的“渐进台独”
在台湾岛内陈水扁正加速推动“渐进台独”,尽管其与李登辉个人存在争议,但与李所推动的“急进台独”(亦称“激进台独”)则有合流趋势,使两岸关系蒙上新的阴影
陈水扁上台后,原鉴于李登辉“两国论”和“急进台独”的教训,曾于2000年“5·20”就职演说时向岛内外提出“四不一没有”的承诺。即不宣布“台独”,不更改“国号”,不搞“两国论入宪”,不进行“统独公投”,没有废除“国统纲领”和“国统会”。从而改采“渐进台独”的做法,即由近到远、由小到大、由内到外、由量到质、化整为零、蚕食渐进、一点一滴地推动“台独”。一年多来,在李登辉为“精神领袖”的台联党的配合下,集中在8个“国”字上作文章,即将新台币定位为“国币”,把闽南话视同“国语”,把地方歌仔戏视为“国剧”,把从祖国大陆搬去的原故宫博物院拟改为福尔摩萨“国馆”。还有什么“国号”、“国旗”、“国歌”、“国父”等,认为都是从大陆来的,孙中山也是“外省人”,不能作“国父”。凡此,统统要实现“台湾化”或“本土化”,其基本程序和公式是:“民主化—本土化—去中国化—台独化”。其中关键是“去中国化”。一切与祖国大陆有联系的标语口号、地图画册、徽章标记、机构名称、街道名称、公司名称等等,都在“去”之列。
在“渐进台独”和“急进台独”之间,并没有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一脉相承,形式不同,本质一致。陈水扁等一帮人出于自身政治需要的考虑,又认为形势对己有利,乃迫不及待地抛出“一边一国论”。他认为,在台湾岛内,民进党已成政坛第一大党,自己集党政军警大权于一身,民进党及其本人的地位和权力已经巩固,加上年底北高两市“市长选举”的时间迫近,亦需制造对民进党有利的选举形势。认为,在中国大陆,中共正忙于“党的十六大”,忙于筹备奥运会,忙于各项经济建设,无暇顾及台湾,加上岛内的“大陆热”和“三通热”,亦需要借机压一下;认为,在国际社会,由于美国自小布什上台以后,频频对台湾“示好”,尤其是不久前的两件事:一个是所谓中国“军事力量评估报告”,强调“中国威胁论”和妖魔化中国;一个是所谓“国会财政拨款案”,把中国的台湾与北约国家、非北约国家相提并论,从而给了台湾当局以极大“鼓励”和“误导”。还有,台湾当局也希望借机试探一下美国的“底线”等。总之,由于私欲的膨胀,适宜的气温,主观的误判,就像1997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一样,陈水扁终于在去年8月3日也抛出了比“两国论”还“两国论”的“一边一国论”。说明主张“渐进台独”的陈水扁也终于向李登辉的“急进台独”靠拢。一个时期以来,扁、李不仅在目标上而且在做法上实际已经“合流”了。
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出笼后,完全走向他所期望的反面,不仅美国未策应,岛内很震恐,中国大陆更是反应强烈,国际舆论也是一片谴责和责怪,使他成了继李登辉之后一个“新的麻烦制造者”。由于他四面楚歌,处境尴尬,内外都很被动,不得已而动员其身边大将们四处“降温”和“灭火”。然从近期种种迹象看,他不过是迫于形势而有所收敛,或改变策略,不可能有本质上的改变。完全可以肯定,陈水扁“一边一国论”的命运不会好于李登辉的“两国论”。
二、陈水扁“一边一国论”的冲击
在陈水扁“一边一国论”的冲击下,两岸关系一时很难缓解。一段时间内,“政治冷”和“经济热”的形势还会有所继续。然从总体上看,两岸政治关系也还是不断前进的
台湾许多朋友私下告诉我们,两岸风水轮流转,过去是大陆搞政治挂帅,经济一路下滑;如今是台湾搞政治挂帅,经济也一路下滑。
早在李登辉主政后期,台湾即愈来愈注重政治和意识形态挂帅,使台湾经济出现不祥兆头。陈水扁主政后,由于推动“渐进台独”的需要,更加注重政治和意识形态挂帅,曾持续出现“四降”(经济增长率、股票、进出口贸易、内外投资)、“四升”(失业率、自杀率、破产率、痛苦指数)现象,至今仍无根本好转迹象。
根据香港《亚洲周刊》等媒体报道,陈水扁上台以来的两年多,岛内经济持续不振,社会问题丛生;而相反,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却十分热络,经久不衰。
过去是“5555”。即在中国大陆有5万家台商,50万台胞,500亿美元,中国大陆是台湾的第5大贸易伙伴。现在是“1111”。即在中国大陆有10万家台商,100万台胞,1,000亿美元,祖国大陆是台湾的第1大贸易伙伴。
过去是“9个热”。即探亲热、访问热、寻根热、交流热、旅游热、投资热、服务业热、农畜业热、求婚热。现在是“16个热”。即新增加金融热、寿险热、文化热、求学热、求职热、购房热、高科技热等。
尽管陈水扁当局千方阻拦,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资金总是要流向有利润的地方”,“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这是不以任何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是不可抗拒的。台湾当局被迫将原来的“戒急用忍”政策修改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然其重点仍在“有效管理”,并重提“南向政策”。虽如此,但仍无法阻遏台商积极投资祖国大陆的势头。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岸关系出现“经济热”的同时,却又出现了“政治冷”。台湾当局至今仍拒不接受“九二共识”,不接受“一中”原则,不接受直接“三通”,不接受“一国两制”。大陆的“海协会”与台湾的“海基会”几乎已完全没有往来。台“两蒋”时代有所谓“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如今却变成上述“四不”了;蒋氏的“三不”,并未否定一个中国,而如今的台当局却连“中国人”都不承认了。
在两岸之间,政冷经热,一个是愈来愈冷,一个是愈来愈热,南辕北辙,“二律背反”。于是有人怀疑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是否经济上的“热”支持了政治上的“冷”,对祖国统一大业不利。其实这是不正确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两岸政治关系绝不是愈来愈远,而是愈来愈近。政治关系绝不能只看台高层的少数人,也不能只看局部而不看整体,只看眼前而不看长远。近几十年来,两岸从“热战”走向“冷战”,从“隔海对骂”到“高空喊话”,从“互不往来”到“热烈交流”,从“5555”到“1111”,从“9个热”到“16个热”,这绝不是政治上愈来愈远,而是越来越近。
在北京市举行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台籍学者提出了三个“越来越多”。即近几年来,台胞对祖国大陆有好感者越来越多,岛内要求两岸实现直接“三通”者越来越多,认为“一国两制”同样适用于台湾的人也越来越多。这能说是政治已“愈来愈冷”、“统一无望”了吗?
政治与经济是不能完全分开的。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千利益,万利益,经济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千关系,万关系,经济关系是最基础的关系。从短期看,也许是政治决定经济;但从长远看,一定是经济决定政治。决定两岸关系未来的是两岸的广大民众,是关系到两岸人民切身福祉的经济利益,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而绝不是台湾岛内少数顽固不化的“台独”分子,更不是他们所高唱的那些远远脱离人民需要的空洞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口号。
因此,我们一定要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对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充满信心。
三、美国的阻碍
冲击是阻挡两岸和平统一的主要障碍,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的矛盾和斗争仍会持续下去。然中国的最终统一乃大势所趋,绝不是美国少数反华势力所能阻挡的。
正像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台湾问题归根结底是美国问题。二战以后,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和所谓“全球战略”的考虑,执行的是一条“以台制中”的路线。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是中国人,所以美国实际上沿袭了日本军国主义“以华制华”的策略,所不同的只是“急进”和“渐进”的形式不同而已。台湾成了美国战后手中用以对付和牵制中国大陆发展的一个“棋子”。
在中国、美国与台湾地区这个“三角关系”中,基本上有两条规律:
一条是:“大两岸关系”(太平洋两岸的中美关系)决定“小两岸关系”(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大两岸关系紧张,小两岸关系必然紧张;大两岸关系缓和,小两岸关系也必然缓和。
一条是:美国历届总统在对华政策上,前期与后期往往存在明显差别。其前期,都是反华,骂中国,对华政策向台湾倾斜;其中、后期,通过摸索实践逐步趋于务实。
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002年1月17日的报道,小布什前的六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没有一届不是如此。所以,该报评论说:“从整个30年前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到今日布什(小)的北京之行,‘白宫,条条弯路通中国’”。
美国的对华政策,经常摆动于“全球战略”与“国家利益”、霸权与务实、合作与遏制之间,即所谓“钟摆”理论。小布什表现得最典型和最突出。其上台不过两年多,在对华政策上时左时右地摆动不下八九次之多。“9·11”事件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总的来讲,正向更务实和更积极的方向调整,这是好的。然而由于他一度向台湾摆动的幅度较大,从而给了陈水扁以可趁之机,竟然有恃无恐地抛出所谓“一边一国论”。他的这个“一边一国论”因为没有正式告知美国,引起美国当局的颇“不愉快”,然尽管如此,美国却仍对其暗存某种“疼爱”之情,看不出像当年对李登辉“两国论”那样的“震怒”。陈虽不得不适度“降温”和“灭火”,但不过是更加注意隐讳和包装而已,其实质性的“台独”嚣张之气,仍无丝毫改变。
美国在台海两岸关系上的基本态度是:不统、不独、不战、不和。“不统”是其战略目标,“不独”是策略手段,“不战”是牵制中国,“不和”是维持现状。美国对台海两岸,既怕统也怕独,统则使美国失去一张制衡中国大陆的“王牌”,“独”则有可能使美国被“拖下水”。最好是使两岸保持“和而不统,分而不离”的状态。美国希望台海不要以公开的“台独”来刺激和挑衅大陆,也要求中国大陆不要以“武力”来威胁和恫吓台湾,此即所谓“台湾不独,大陆不武”。长时间以来,美国在台海两岸间一直保持着貌似中间而实际偏袒和支持台湾的做法。
中国政府的对台斗争,实际上是对美斗争。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台海两岸的政策不会根本改变。它确实有点像“钟摆”那样,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轴心,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时左时右地摇摆不定。好时也好不到那里,坏时也坏不到那里,好时我们不要有幻想,坏时天也塌不下来。斗争将是长期的、曲折的和复杂的。然而,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人民的支持下,海峡两岸终将统一,两岸中国人民终将取得最后胜利。
以上是两岸关系的三个特点。两岸关系的未来,必将决定于与这三个特点相联系的三大因素,即台湾岛因素、中国大陆因素和国际因素。在这三大因素中,起决定和主导作用的将是中国大陆这一因素。随着中国大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综合国力的上升,国防力量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必将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无论是“渐进台独”或“急进台独”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摘 要:台湾与大陆虽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至今仍然处于分裂的状态。值得庆幸的是,在爱好和平与统一的广大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的发展也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绩。因此,我们要珍惜两岸交流得来不易的良好发展局面,更要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做出自己的努力,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早日实现。
关键词:浅析;两岸关系;发展;统一
台湾是中国的第一大岛屿,位于中国大陆的东南端,与大陆是密不可分的整体,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台湾海峡两岸目前的分离状态,是历史的沿革,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所有中国人无不殷切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两岸关系历经风雨坎坷,并处于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应该以全民族的发展为大局,以更远大的目光、更务实的思路,认真思考和务实解决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
一、两岸交流的现状
(一)文化交融
台湾与大陆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文化交流在两岸交流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目前,两岸文化交流正在不断深化,特别是艺术、学术的交流都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通过交流,人们更加认识到两岸对于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共同基础。两岸有共同的语言、艺术和民俗的文化形式,两岸都使用共同的语言和文字,有普通话和方言之别,汉字有繁体字与简体字之别,又有台湾通用拼音与大陆汉语拼音之别,但这些只是大同小异,都同属汉语系。
(二)经济双赢
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始终是两岸关系发展最重要的领域。这些年,两岸经贸交流合作取得新进展。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来袭的时候,两岸同胞携手并肩、共同应对挑战。大陆已经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台湾方面也允许大陆企业到台湾投资。这标志着两岸由单向投资走向了双向投资,这是两岸经济往来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两岸经济的共同发展。
(三)政治改善
两岸各个领域的交流对话本着“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的原则,是一种积极且务实的态度。但是,两岸的政治对话,是一个无法逃避的话题。因为最终解决两岸的问题,便是破解最难的政治问题。两岸的政治对话,是两岸、乃至全世界都瞩目的话题,我国的胡锦涛同志就曾多次提出双方要为共同破解政治难题积极地创造条件。
(四)其他往来
其他如人员往来、邮电交通以及科技、体育、学术、新闻等方面,大陆亦持积极态度,采取了相应措施,鼓励发展两岸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政府还授权成立了民间团体同台湾有关的民间团体建立密切联系,维护两岸人民的合法权益,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二、今后两岸交流的发展方向
(一)两岸交流的政治前提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两岸交流现在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但同时我们还需要坚持一定的原则。对此,胡锦涛书记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了四点意见,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和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这启示我们一定要在这样的大方针下大力发展两岸的各项交流。
(二)两岸交流发展的重点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内容十分广泛,就其重点而言,应包括如下几点。
一是两岸经济贸易的合作与整合是维持和平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缺乏经济上合作的经济利益,两岸发展就不会有长久的和平发展。建立“两岸共同市场”是马英九经济与大陆政策的重要内容,他想要比照欧盟模式,使生产要素在两岸间无障碍运转,使两岸能够人员自由通行、资本顺畅流通、租税相互协调、市场由单一转向多元,实现两岸共同分享、共同成长、共同获利。建立“两岸共同市场”既符合台湾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迎合了岛内民众的迫切期待,又契合了祖国大陆对台政策,有助于促进两岸经贸关系迅速进入“高速增长期”和“黄金发展期”。
二是政治互信的建立与政治关系的改善。两岸没有基本的政治互信,没有在互信基础上的政治关系的改善,就无法建立两岸和平结构。海基与海协两会运作恢复常态,协商对话将成为政治交流的主要管道。重启两岸协商对话,是台海局势缓和的重要里程碑。两会复谈内外环境总体有利、各项条件也已经准备充分,但真正谈起来仍然不会一帆风顺,谈判进程将是曲折的、复杂的。特别是台湾领导面对岛内政治现实,出于对“台湾主体意识”、“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等因素考虑,短期内难以推动两岸政治领域的协商与合作。
三是文化领域的全面交流,共同发展中华文明。两岸都应该致力于共同塑造一个健康沃壤发展两岸文化,并以此作为重建两岸关系的基石。只有在中国大陆吸引台湾的情形下,统合才可能发生,而这只有在中国是繁荣且民主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两岸经贸关系已是全球化生产链中的重要一环,这种分工关系如果能够有更规范的制度,两岸互补互利、各取所需,双方往来的风险就可大幅度降低,更可以在全球生产分工上占有更枢纽的的位置。与此同时,激活文化的论坛式对话与互动,尤为稳定两岸形势的重要途径。
两岸关系发展至今,这过程中间时而冷冻,时而回暖。总的来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即使有分裂势力的阻挠,我们也要做最大努力促进两岸发展和平推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统一的祖国,一个包括两岸三地的完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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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至关重要,它不仅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而且关系到中国的发展。鉴于当下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们要以“发展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为宗旨,采取完善涉台立法、把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结合起来、把争取“泛蓝”与“泛绿”的工作结合起来、注重民生等多种措施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和平;稳定;两岸关系;台湾问题
自从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后,两岸的统一问题一直牵动着全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成为中华民族近半个世纪乃至未来一段时期为之奋斗的目标。50多年来,随着海内外形势的变化,两岸经历了从军事上对抗、政治上对峙、人员彼此隔离走向了军事上停止对抗、政治上局部对话、文化交流和人员逐步往来的互动过程。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快推进,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两岸关系正进入一个关键的时期。一方面,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动力在增强;另一方面,两岸政治对抗正激化,“法理台独”正对两岸关系构成严重的威胁。于是,面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应该如何认识和发展两岸关系,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对策,是深化两岸关系研究,促进两岸最终走向统一的理论和实践需要。
一、发展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至关重要
能否发展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进而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不仅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而且关系到中国的发展,它已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关键因素之一。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台湾处于中国陆权与海权交界的“边缘地域”,是中国维护南海海域主权进而有效实现制海权的重要依托。台湾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南边缘,东临太平洋,东北毗邻琉球群岛,南面为巴士海峡,西隔台湾海峡与祖国大陆的福建省相望。台湾扼西太平洋航道的要冲,是中国东南大陆的海上屏障和进出太平洋的瓶颈。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台湾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以及台湾在维护中国海上安全方面和维护中国海权利益过程中所处的重要而特殊地位。因此,不难看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整体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海峡局势直接关系到中国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而能否发展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决定了台湾问题能否解决以及如何解决的问题。
其次,对于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发展问题始终是第一位的。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及人口增长同资源、空间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渐严重,因而能否开发海洋资源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中国的整体繁荣与稳定。台湾是中国南海海域的要塞,是中国开发南海及其周边地域资源的依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台湾是祖国南海“生命线”上一颗无价的珍珠。另一方面,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如果不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不尽最大努力推进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那么中国就会错过十分关键的战略机遇期。而且,要和平,不要战争,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心声。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战争都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党和政府一直强调要尽一切努力发展两岸关系,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不到万不得已决不采用非和平方式的根本原因。中国的政策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言:“我们
比任何人都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只要和平统一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会进行百倍努力”。
二、两岸关系的总体发展
从1987年到现在,两岸关系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于两岸交往而言,机遇与挑战、困难并存。一方面,海峡两岸交流得到飞速发展。蒋经国晚年推行“政治革新”。在其影响下,1987年7月,台湾解除实施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逐步放宽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限制,随后又在一定范围内逐步开放两岸经贸往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两岸交往进一步加强,不仅交流领域扩大到经济、文化、体育等各个方面,而且双方的交流也从民间交流,发展到海峡两岸官方机构间一定范围内的协商和谈判。1991年2月,台湾当局公布所谓“国家统一纲领”,表达赞成“开放两岸直接三通”、“推动两岸高层人士互访”的观点。祖国大陆也先后出台一系列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与交往的措施。1992年11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就解决两会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达成了以口头方式表达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由此,“一个中国原则”被确定为解决两岸关系的道德底线,“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也成为中国政府处理对台事务的基本准则。
而另一方面,这一阶段是“台独”与“反台独”、“分裂”与“反分裂”艰难斗争的时期。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台湾总统”后,逐渐背离了“一个中国”原则。1989年3月,李登辉明确宣称台湾“外交”要突破“一个中国”的框架。1993年2月,李登辉公然表示“主张中华民国在台湾,始终没有讲过一个中国”。1995年4月,李登辉提出“李六条”,强调“台湾与大陆分别由两个互不隶属的政治实体治理,形成了海峡两岸分裂分治的局面”。两个月后,李登辉在美国的演讲中再三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或“在台湾的中华民国”。1999年7月,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宣称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从而彻底背弃了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当局的分裂言行引起了中国大陆政府和全体中国人的强烈反对,中国大陆立即开展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台海局势陷入危机,两岸事务性接触与谈判被迫中断。
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彻底否认“九二共识”,不断推进“台独”分裂活动。陈水扁曾多次重申其“一边一国”主张,明白无误地表达其“台独”意图。2002年7月30日,陈水扁首度以民进党主席身份发表谈话时称:“1999年所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是民进党党纲的重大里程碑,也是我们目前处理两岸问题的最高原则。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目前她的国号叫做中华民国,任何有关现状的变动,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人民来共同决定”。陈水扁一再提出要“制宪”、“公投台湾前途”,企图在“民主”、“人权”的旗号下实现其“渐进式台独”目标。而且,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执政台湾,利用行政资源在各个领域进行“去中国化”,同时积极推进“法理台独”,已经直接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中国大陆政府和人民在不放弃两岸和平统一的努力、加强两岸经贸联系的同时,也在积极进行“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特别是随着《反分裂国家法》的颁布,以及中国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等台湾在野政治力量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不断深化,两岸关系的发展走上了新的历史阶段。
三、发展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
针对两岸关系的现状,今后对台工作的总体思路应该是从宏观上牢牢把握“一个中国”的原则方向,在微观上增强对台工作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深化两岸交流交往,有的放矢地化解两岸互动过程遇到的阻力和困难,增进互信及了解,确保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具体而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断完善涉台立法
在法治社会中,法对人们的行为起着规范、指引和教育作用。法明确规定人们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同时通过对违法行为进行惩戒,为人们提供可预测性的行为模式。立法是我们对台工作的重要内容。涉台立法从立法的角度为规范两岸交往,推进两岸关系提供法律保障。因此,祖国大陆要发展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推动两岸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两岸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通过立法来调整两岸交往关系,规范并推动两岸交流与合作,以法律的力量来抵制台湾当局对两岸交往的阻挠。
目前中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来保障台胞的合法权益,推动两岸交流的深入发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等。但是,从总体上说,当前祖国大陆关于调整两岸交往的立法,已经明显滞后于两岸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与发展的现实需要。目前中国涉台立法尚未系统化,有关处理涉台事务的规定缺乏应有的规范性、系统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直接影响了它们在实践中能够发挥的作用。
随着中国大陆各地涉台事务的普遍开展,地方性涉台立法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地方性涉台立法能够有效弥补当前祖国大陆中央涉台立法的不足,为各地处理涉台事务提供有针对性的、富有实效的依据。而且,地方性涉台立法中的合理内容,也可为我们今后制定全国性的调整两岸交往的综合性法律提供借鉴。
(二)把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结合起来
要继续发挥现有的两岸经贸关系对政治关系的正面影响。近年来台湾经济萎缩的原因固然与民间投资及外来直接投资停滞有关,但究其根源,与两岸关系紧张也是紧密相关的。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大陆对台资金、技术的需求相对下降,另一方面台湾对大陆的需求大幅上升。在这样的格局下,台湾当局难以有效阻挡两岸经贸的发展,更不可能切断,两岸经贸关系对两岸政治关系的正面影响更加突出。这个现实,不管将来台湾谁执政,都不能不面对。因此,今后我们应该继续加大对台湾经济工作的力度,使现有的两岸经贸关系对政治关系的正面影响得以继续有效的发挥。要建立两岸统一市场,实现两岸经济一体化。两岸经济上的统一是最终实现政治统一的前提。因为实现经济一体化,可使台湾的经济与大陆的经济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真正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合作、融合关系。同时,要把争取民心的工作寓于经济工作中。一直以来我们的对台经济工作都具有不可否认的政治意义,如国共两党成功举办的两岸经贸论坛,表面上是一个经济层面的工作,但是它带来的是促进两岸关系良性互动、拉近两岸人民心灵距离的政治效应。因此,今后无论是在哪个层面上的经济交流和合作,都应该以能否得到台湾民众认可、能否赢得台湾民众人心为依归。只有这样,经济工作才能真正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才能为两岸政治最终走向统一提供有利的基础条件和环境氛围。
(三)把争取“泛蓝”的工作与争取“泛绿”的工作结合起来
目前,我们与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都建立了一定的沟通管道,也争取了绝大多数“泛蓝”支持者的认同。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重点考虑不失时机地引导争取“泛绿”民众。从数量上看,“泛绿”民众为数不少,是台湾民意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不是所有的“泛绿”支持者都支持台独。必须看到,民进党也是一个内部派系斗争复杂的政党,真正彻底坚持台独理念的派系也不占多数,许多民进党党员甚至高层干部原先都是来自国民党。尤其是民进党执政之后,由于缺少干部,将一大批对民进党理念并不支持的人士拉入党内,民进党消化不良,将原先国民党的一些问题也带入党内,民进党有待于重新整合,而且也有可能被改变成为一个温和的政党。考虑到民进党将成为一个长期存在,而且民进党内一大批人已经确立了“西向战略”,因此我们应及时利用这一因素,与民进党建立起联系渠道,争取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使之成为反独促统的重要力量。
(四)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民生
台湾问题的解决是需要条件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获得民众的支持。而获取民众支持的最佳手段就是以民生为本,更加深入扎实地做好争取台湾民心的工作。台湾人民是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力量,也是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的重要力量。只有使台湾广大民众深刻认识到“台独”的危险性,认识到“台独”与他们自身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促使广大台湾民众自己站出来反对“台独”,才能取得遏制“台独”的更大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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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所有相互关系的现状及其动态。当今国际形势的突出特点: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世界走向多极化,是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际形势与政治论文范文:论述与台、美关系。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李登辉先生在七月九号提出台、中「国与国关系」的论述,二十日重申「两岸定位在国家与国家」,委婉地昭告世人:台湾从此要摆脱「一个中国」的羁绊了!美国对于如此巨幅政策变动,到底扮演甚么角色?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将如何走向?
如果就传统国际关系学的结构性现实主义 (structural realism) 观点来看,任何对外政策改弦更张的动力来自外部因素,我们因此可以合理推论压力辗转来自美国。过去一年来,有关美国「鼓励」台湾与中国恢复对话 (dialogue) 的传闻甚嚣尘上,美国官员与民间学者近日来一再主张双方签订某种型式的「临时协议」或「中程协议」。
尽管如此,美国要台、中谈谈 (talks) ,并不意味要双方马上正式谈判 (negotiations) 。如果双方能在柯林顿总统任内以创意谈出结果,自是好事一桩。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海协会长汪道涵年底来台,台湾预期恐能避免政治议题,当然要严阵以待。
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已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变动(注一)。一九七九年卡特政府与中华民国断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台湾关系法』于同年公布实施,代表美国对台政策的分水岭。在『台湾关系法』公布前,台湾长期以来被视为美国围堵中共的全球战略考量的一部分;在『台湾关系法』公布后,美国一方面在追求与中国和解的过程中,必须就对台湾的主权诉求虚与委蛇,另一方面也开始尝试将其对台湾以及中国的政策脱钩,也就是说,「台湾牌」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不过,这种「重中轻台」的倾向,并不等于「亲中敌台」。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早已明订于『台湾关系法』。尽管自卡特以来所有的美国政府,均就美国是否将在台湾发生战争时派遣军队的议题刻意保持模糊,美国和平解决台、中紧张关系的决心,充分地在一九九五年与九六年的飞弹危机展现出来。
回顾里根和布什的对台政策,由于不愿得罪中国,自然无意提升美、台之间的关系,但大致是平衡的处理处理美国对台湾以及对中国的关系。尽管柯林顿在总统大选时曾经攻击布什向北京屠夫的姑息,但是他上任后为了在短期内与中国发展为「策略性结盟」的合作关系(注二),往往却忽略了台湾的利益。
大体而言,柯林顿的话中国政策比前几任总统更加积极,尤其是「全面性交往」 (comprehensive engagement) 的大战略。而他对于「一个中国」的粗枝大叶解释,更打破了美、中的三个公报里对台湾议题的刻意模糊(注三)。众所周知,柯林顿之前的几位总统,只愿意「认知」( acknowledge )「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的官样文章,柯林顿却直言不讳地使用「承认」( recognize ),不禁令人觉得他对中国的虚应故事又作得过火,似乎是力道拿捏不准。。
更出人意料之外的,柯林顿在一九九八年访问中国期间,提出所谓的「三不政策」(注四)。柯林顿政府一再辩解,「三不政策」早已经存在于三个公报里。然而,熟稔美、台关系的观察家都知道,美国迄今最强烈的措辞,顶多是「无意图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政策』」的说法,而不是像柯林顿般明确表达「不支持」一个独立的台湾(注五)。
柯林顿在本质上是属于关注内政的总统,外交政策则缺乏全盘的思维架构,而美国外交政策观察家也多初步同意,柯林顿政府的外交往往是应付危机的作为,政策上因此较无章法。坦诚而言,自从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对于自己的角色仍无法取得内部的共识。不过,如果从其个人特质方面来看,他在外交上缺乏兴趣及经验,行事风格又往往想两边讨好,政策上就更难免显得左右摇摆。
当然,美国企业界长久以来垂涎中国市场,自然大力推销扩大交往,利益团体的说词当然会想尽办法,以投合柯林顿对经济优先的考量。此外,学界第二代中国通普遍靠中国吃饭,立场上多先入为主地倒向中国,他们不只对台湾内部的政治动向懵懵无知、甚至于不屑一顾,甚至于视台湾为美、中改善关系的绊脚石,当然不希望台湾人独立自主的意愿给他们带来不方便;这些人本身或门生子弟侧身白宫、国务院、民间智库,他们疏远台湾的偏见,难免会左右柯林顿的外交思维。
相较之下,美国国防部一向对台湾的安危保持高度的关切。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已经不再需要中国来牵制苏联,台湾的防卫问题隐然浮现。从一九九六年派遣航空母舰捍卫台湾、到近日来的海上演习,在在证明五角大厦的国家安全长期考量(注六),远胜于国务院的短线外交考量,也就是说美国无法接受中国并吞台湾。
同样地,美国国会议员支持台湾的立场较为一致。由于美国采总统制,国会对于外交政策有相当的制衡力量,因此早期流亡美国的留学生以台美人的身分,得以草根的方式向各选区的参、众议员游说,成绩斐然。譬如在国会的施压下,柯林顿被迫同意李登辉访问康乃尔大学。又如众议院在七月二十一日通过法条,主张美国应该在中国武力犯台时协防台湾。
柯林顿七月二十一日在白宫记者会上,对台、中关系提出前所未有的「三个支柱」:「一个中国」、「对话」、「和平解决」,公开表达对台湾安全的关注,也一扫台湾政、学界普遍存在悲观的错误认知─「美国向中国倾斜」。
「一个中国」是美国一贯的含混立场。尽管美、中三个公报的文字表述有所不同,多年来各方的解释不一;对美国人而言,完全端赖台湾人自己是否要自我定位为中国人(注七)。
「对话」则强烈表现出柯林顿欲当调人的企图心,这是美国的短期目标。只要美国尊重台湾人的民族自决权,大家共同来确保公平的谈判架构及氛围,我们自当展臂欢迎,没有必要再划地自限、搁置主权、甚或反对台独。
「和平解决」是美国的底线,再度证明『台湾关系法』的位阶高于三大公报或是衍生而来的所谓「三不政策」。七月十八日的美、中热线通话,江泽民重提「不排除武力犯台」的老调;柯林顿除了以「一个中国」老生常谈敷衍外,更重要的是明确警告中国不得对台湾动武(注八)。
总之,美国在面对中国的双边关系时,习惯以「一个中国」来支吾不相关的台湾议题。另一方面,美国在面临台湾的安全问题,『台湾关系法』则为最高的准则(注九)。至于美国终不得不要同时面对台、中两国时,不愿意被迫二选一,自然要求双边以和为贵 ( 见图 1) 。
当我们检视台湾与美国的关系时,免不了要以「台湾 - 美国 - 中国」的远东区域三角关系来着手;一直到苏联瓦解为止,此三角关系又与「美国 - 苏联 - 中国」的全球性大三角关系息息相关。
全球性大三角关系于一九五零、六零年代因美、苏对峙而大致取得平衡 (T1) (注十),一九七零年代因中、苏龃龉而呈不稳定 (T2) ,一直到一九八零年代因美、中和解而又趋向平衡 (T3) (注十一)。远东的区域三角关系也因此随之变动,原于一九五零、六零年代因冷战而稳定 (t1) ,一九七零年代因美、中酝酿和解而稳定性下降 (t2) ,导致一九八零年代的不稳 (t3)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强 (T4) ,远东的区域三角关系则大致保持不变 (t4) ( 见图 2) 。台湾与美国从原本紧密的军事同盟到松散的伙伴关系,其稳定性却开始稍有波动,基本上是因为国际体系基本架构改变所致。
就逻辑上而言,三角关系有八种可能的组合 ( 见图 3) ,并且可以归纳成四种模式(注十二) ( 见图 4) 。我们如果由目前的区域三角为原点 (t4 或 S0) ,可以推演出七种可能的演化 ( 见图 5) : S1 到 S3 为一阶演化, S4 到 S6 为二阶演化, S7 为三阶演化。理论上而言,阶数越低,要获致的动力越低。
由 S0 出发,如果台湾与美国间要保持正向关系,同时又要维持稳定的区域三角关系,即有两种可能性产生:一为 S1 , 即中国与台湾间的关系转趋友善,远东达成某种皆大欢喜的和平安排,在可以想象的空间里,三者至少应同为某种集体安全机制的成员,譬如联合国。
再来是 S2 ,即中国与美国间的关系恶化,甚至于倒退至一九六零、七零年代的敌对状态。从近来美、中两国彼此之间逐渐成长的经济关系判断,两国间的关系似乎只有更趋紧密,因此短期内关系倒退似乎是较不可能;然而,也有人预测美、中终将冲突。此时,台、美的关系将更加密切,甚至于结盟。
另一方面,在平衡的区域三角关系下,台湾与美国间的关系是否将变坏?譬如在 S3 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美国全面拥抱中国,放弃与台湾间的关系。如果在此前提下达到区域的平衡,美国势必牺牲与台湾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且撕毁在『台湾关系法』下美国的道德承诺。这时,台湾将被美、中孤立。
在二阶演化的情况下,远东的区域三角将呈焦虑状态。第一种可能是 S4 ,及中国同时与彼此不悦的美、台交好。很难想象实际上可能的演化,譬如由中国主导的某种政治安排─华人国协或邦联。这时,台湾要被迫放弃美国『台湾关系法』的安全保障,以交换中国的友善,代价相当高。
对台湾比较有利的是 S5 ,由台湾与互斥的美、中保持等距离,也就是说台湾保持中立,不卷入两国的龃龉。这里的大前提是美、中交恶,而且愿意让台湾维持中立;如果两国誓不两立,就不可能容忍台湾游走两强之间。可见,这并非长期可行的安排。
再来是 S6 ,即台、美、中互不往来。在经济高度相互倚重的时代,这只是过渡的状态,因为三国之间随时有合纵连横的诱因,除非三者极度相互仇视。
最不可能的情况就是三阶演化下的 S7 ,即中国与台湾关系转趋和,例如被迫统一,同时美、中关系转趋敌对,在加上台、美不睦。此种发展并非美国所愿,除非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此外,美国与台湾对立不只有悖美国的战略利益,也会伤害到美、台之间的经济利害关系。
台湾的偏好大致是 S1 > S2 > S5 > S0 > S4 > S6 > S3 > S7 。
美国的偏好大致是 S1 > S0 > S2 > S5 > S3 > S4 > S6 > S7 (注十三)。
站在台湾的立场,不管是和平 (S1) 、与美国结盟 (S2) 、甚或与美、中保持等距 (S5) ,都预期能比现状 (S0) 取得较高的边际效用。和平与结盟是稳定状态,自然比不稳定的等距策略更胜一筹。此外,和平与结盟会增进与美国的关系,等距的作法相对上势必要降低与美国的亲密度。
美国的最佳选择 (S1) 以及不乐意见到的发展 (S7 、 S6 、 S4) ,与台湾一致。不过,两者的次佳选项的排序稍有出入,即除了和平外,任何偏离现况的发展 ( 譬如 S2 、 S5) ,预期将给美国带来较低的边际效用。此外,美国在不得已时仍可以威胁孤立台湾 (S3) ,这是台湾不愿期待的。
由上面的初步分析,除了现状外,台、美之间能有互利的发展是远东区域的和平。相较于前几任美国总统刻意保持现状,不愿当中国与台湾之间的仲裁者,柯林顿倾向于要打破长期以来的僵局,积极鼓励台、中对话,而国务院与学界的步调似乎仍跟不上,甚至于作不利台湾的错误诠释,我们却不能不察。
柯林顿本身近年来对外交政策表现超乎寻常的关注,譬如北爱尔兰,如果再加上近日对台、中关系的焦虑,不惜逾越美国信誓不当两边调人的立场,很难不被解释为营造个人历史定位所作的努力,也就是说和前美国总统卡特竞争诺贝尔和平奖。坦白说,柯林顿果真能促成中国接受台湾独立,为东亚带来稳定的和平,他与江泽民、李登辉三人共享和平奖,自是当之无愧。
「两国论」就是台湾要先发制人,在新的架构下,要义无反顾与中国进行国与国的政治谈判了。就学理来看,李登辉经过十年的摸索,抓住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解构的契机,采取「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m) 的途径,要以台湾的主体性来挣脱外力强力制约的结构性暴力,甚而要为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新秩序作建构的努力。
回顾一九九四年柯林顿的「台湾政策检讨」以来,美国的对台政策大部分还是维持不变,尤其是台湾的安全是不容挑战的。在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机中,柯林顿派遣尼米兹号( Nimitz )与独立号( Independence )两艘航空母舰前来巡弋,再次证实『台湾关系法』优于『八一七公报』。美国防御台湾的承诺无条件地载于『台湾关系法』,并于一九九七年所公布的美日安保『新指针』中,再一次由「周边有事」的文字获得确认(注十四)。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年之间,美国与台湾之间的「特殊关系」几乎是准同盟的型态(注十五)。
虽然『台湾关系法』中并没有诸如「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然而,中国若因为台湾正式宣布独立而入侵台湾,美国是否会因此派遣军队保护台湾?美国一直避免这个假设性的问题,因为台湾人的意愿迄今不明。平心而论,美国虽然没有主动帮助台湾独立的强烈意愿,却也不愿意让中国吞掉台湾,除非台湾人自己选择要羊入虎口。
长期来看,美国人到底是因为反中国、痛恨共产党、与﹝老﹞国民党的交情而支持台湾?是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还是因为美国民间对台湾人摆脱中国的奋斗,而惺惺相惜呢?或许皆有。因此,如何整合这些力量、使之不相互抵消,自是国人的当务之急。
不管如何,台湾的终极安全还是要靠主权来保障,台湾人自己必须向国际社会明确表达行使主权的意愿,毕竟天助自助依然是当前国际政治运作的不贰法则。
注一:自来美国对台政策演变的重要指针,就是对台湾法律地位的思考。在一九五○年代以前,美国坚持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韩战爆发后,美国为了合理化保护台湾的行为,杜鲁门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台湾的法律地位需寻求国际解决。此一政策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二年方转变。
注二:即 strategic partner ,台湾却喜欢译为「战略性伙伴」,未免让人望文生义。
注三:一九七二年美国于『上海公报』认知 (acknowledge) 「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在一九七八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交联合公报』中,美国「认知( acknowledge )中国只有一个,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同样的,在一九八二年美中联合公报中重申,美国「认知( acknowledge )中国只有一个,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
注四: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以及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或其它以国家为会员的国际性组织。
注五:当然,也有美国人私下表示,「不支持」并不等于「反对」,只不过是用来应付中国,反而台湾可以放手去做。
注六:当然,也有以「军事工业复合体」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来解释者。
注七:但因为「一个中国」未必否定不承认台湾共和国的可能,这种刻意性的模糊,让台湾独立运动者有充足的空间来推动建立台湾共和国。
注八:而稍早 ( 十五日 )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警告中国「不容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海问题」。
注九:至于台湾是否要独立,这是你们自己的决定,美国不会支持。但仍然有一句话,是美国不方便公开说出来:「我们并不反对」。
注十:或是准两极关系(美国 vs. 苏联与中国)。
注十一:或是一种未成熟的两极关系(美国与中国 vs. 苏联)。
注十二:见 Lowell Dittmer (1981) 对「战略三角」的讨论。
注十三:中国的偏好大致是 S7 > S1 > S4 > S3 > S0 > S5 > S6 > S2 。
注十四:若非中国在一九九五、九六年以飞弹演习恫吓台湾,让美国李伯大梦惊醒,怎么会有「新指针」?近日来美国再度出动包含航空母舰的海上战斗群,可以说首度对「周边有事」的立即反应。
注十五: TMD 则为不折不扣的军事同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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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于1999年7月9日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公然向世人宣称台湾当局已将海峡两岸关系定位为“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这种谬论即是“两国论”。李登辉抛出的“两国论”、“特殊两国论”,公然挑衅举世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蓄意分裂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阻碍中国的和平统一进程。它与历史事实相悖,于法理不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海内外中国人的同声谴责,也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形势政治课论文:两国论对美中台关系的影响。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两国论对美中台关系的影响全文如下:
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政治论点强调国家利益与权力政治,理想主义学派则着重道德价值与法律规范。国际政治基本上在这两大主张交错下前进,亦即在自然状态或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主要基于权力运作,但仍有其应遵循之原则法规。冷战时期,两极对立下的国际政治倾向现实主义的主张,后冷战时期,单极多元相互依存的新秩序下,理想主义的主张如国际法的支持渐趋重要。在国际社会,大国可以做到强权就是公理,但仍多须顾及法律支持,小国无法做到强权就是公理,则更须要法律层面的支持。面对中共压力的台湾,国际法层面的较劲点是:台北的「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与北京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主权国家」与「内政问题」之争。李登辉总统七月九日之两岸关系是「特殊国与国关系」,则是强化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之一种努力。主权国家与内政问题之差异
「主权国家」或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问题」,在国际法上差异悬殊,「主权国家」是对内完全自主,对外完全独立,且各国平等,国家安全受国际法保障。 1928 年巴黎非战公约:「废止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禁止以战争侵略其它国家,保障主权国家安全。 1945 年联合国宪章 2 条 4 款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它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包括非会员国)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也就是不得以战争去对付其它主权国家,不管这个国家是不是联合国会员国。联合国成立以来,仅有两次以联合国名义出兵的第一次, 1950 年之韩战,联合国的对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联合国想援助的大韩民国,当时均非联合国会员国,但安全理事会仍决议出兵。
如果是「内政问题」则几乎相反,基本上其它国家不得干涉内政。国际联盟盟约 15 条 8 款 :「为国联行政院所承认按诸国际公法纯属国内法权事件」,及联合国宪章 2 条 7 款:「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国际组织无法介入,其它国家不得干涉。也就是一个「主权国家」享有各种国际法保障,一个「内政问题」基本上国际法难以插手。
二次大战后,国际法的发展继续显示此趋势, 1946 年 12 月 6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家权利与义务宣言」 ( Draft Declaration on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 ) 规定:国家享有的权利及义务包括:独立权、领土管辖权、不干涉义务、禁止鼓动内乱、平等、禁止差别、不威胁和平、和平解决争端、战争禁止、不协助违反国家之义务、坚持领土不可侵犯之义务、自卫权、履行国际法之义务及遵照国际法之原则等 14 项权利义务。
1965 年 12 月 21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保护独立与主权宣言」 ( Declaration on the Inadmissibility of Intervention in the domestic Affairs of State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Independence and Sovereignty): 宣告任何国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其它措施胁迫他国。任何国家,不论为任何理由,均无权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它国家之内政外交。
1970 年 10 月 24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友好关系原则宣言」( Declaration on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cerning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 )宣布下列原则:各国在其国际关系上应避免为侵害任何国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之目的,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它方式使用威胁或武力。及依宪章不干涉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事件之义务。虽然自 1648 年主权国家形成以来,上述主权与内政两原则也受到不同之挑战。 20 世纪之前,欧洲的西葡英法德义比荷等,一方面在本国巩固主权国家,另方面却在亚非拉各洲拓展海外殖民地,不接受建立主权国家。 1823 年美国以门罗主义将美洲划为其势力范围, 19 世纪以前中国以与邻国之册封朝贡关系将东亚列为其势力范围、二次大战后,苏联以与东欧国家之附庸关系将东欧列为其势力范围,均影响主权国家的发展。
关于主权国家之内政不得干涉之问题,二次大战后,纽伦堡与东京大审,开始了残害人群,违反人权不是单纯内政问题,国际社会得以介入之例。 1948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防止及惩办灭种罪公约」(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更确认此原则。同年联合国大会续通过「世界人权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 1966 年通过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其中的人权保障条款,强调人权是普世价值,人人得以享有,各国须加尊重,不只是内政问题,也是普遍性的国际问题。
80 年代以后,由于全球化风潮的兴起,各国交往相互依存更为频繁,主权国家保卫战在三方面受到挑战:政治范畴的人权问题,继续受到更严厉的挑战,如卡特总统任内提倡的人权外交,现任美国副总统高尔支持被捕的前马来西亚副首相安华、印尼与菲律宾领导人对马来西亚处理安华的方式口诛笔伐,英国拘捕前智利总统皮诺契特,意大利拒绝土耳其引渡库德族叛军领袖之要求等。经济范畴的金融全球化、经济区域化如超国家大型的欧洲盟联、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会议,跨国较小型的自然经济区如中国山东与南韩、东北与日本南北韩、新疆与哈萨克、云南与越南、华南与台湾等。军事范畴如欧洲安全之北约、亚太区域安全之构想、美国对阿富汗及美英对伊拉克空袭行动之区域安全意义等,让主权国家之范畴及让内政不得干涉之原则愈来愈受到挑战。确保主权之外交努力
为了宣示「主权国家」及「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之立场,我国在对外关系,包括多边的国际组织与双边的两国关系上,均致力维护及彰显此立场。 1971 年代退出联合国及联合国专门机构后,积极保卫原有国际组织会籍及致力参加新国际组织, 1986 年保住在亚洲开发银行会籍, 1991 年加入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接着世界贸易组织观察员, 1993 年起,并尝试参与联合国,及功能性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迄今,参加之政府间国际组织计十六个,另外以观察员名义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美洲开发银行、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面对中共压力,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采弹性务实策略,与其它各国平等参与第一,名称其次,在无法使用中华民国国名时,变通使用各种称呼。但坚持不能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意涵的字眼。 1981 年台湾在非官方的国际奥委会,得到平等参与权,但无法争得与北京对等名称,后接受单方面名称改变为「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 )(IOC模式)。 1986 年中共加入亚洲开发银行,台湾维持平等会籍,但亚银片面改中华民国为「中国台北」( Taipei, China ),因「,」号有所有之意,有成「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北」之虞,台湾采「不接受(改名)、不退出(亚银)、不参加(年会)」之三不对策,拒绝出席 1986 在马尼拉及 1987 在大阪之亚银年会, 1988 年起以对名称仍「在抗议中」恢复出席。 1991 年以「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 )加入APEC, 1992 年以「台澎金马独立关税领域」成为GATT观察员。至于国际刑警组织,中共加入后,该组织不但将中华民国改为「中国台湾」( Taiwan, China ),且地位与「中国香港」( Hong Kong, China )相同,受北京中央指挥,报告及电讯副本须送北京,又无表决权,台湾当时亦采「不接受、不退出、不参加」之对策,但后来外交部已不认我仍有此组织之会籍。
在国际组织上,如「平等参与」及「不隶属的名称」两者皆有,如APEC、WTO最佳。如少一个「不隶属的名称」如亚银,我国以「抗议中」,不接受但参加。两者接无,台湾宁可放弃,如国际刑警组织。
在双边外交关系上,如何避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意涵之现象,是双方外交战之重点。 1970 年之前,中共与 46 国建交,当时交换的照会或建交公报中,从未提及台湾之地位问题。 1970 年以后,情势改变。与中共建交之 100 多个国家之建交公报,对台湾之地位,则有不同之形式提及,包括: (1) 完全不提 (2)" 注意到 " ( take note of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如加拿大、意大利。 (3) " 认识到 " ( acknowledge ),如美国。 (4) " 充分理解和尊重 " ,如日本。 (5) " 承认 " ,多为亚非拉小国等五个方式。
使用模糊字眼者多为西方大国及亚太国家,其在台海局势上有较多切身关系。真正「承认」中共对台主权或根本不提者,主要为第三世界国家,包括游走两岸之间建交断交者如赖索托、中非,对台海局势难有直接影响。
除了在国际组织会籍以及实务上,在质的方面致力「大国实质关系」外,也致力形式上,在量的方面的「小国外交关系」,虽然邦交国国力有限,但维持一定的邦交国数目,展现外交权,象征主权国家,以免愈来愈像香港模式的内政问题。去年连失四个邦交国之后,夺回马绍尔群岛、马其顿,让邦交国维持在 28 国上下之一定数目。由于主权国家仍为当今国际社会主体及最主要的行为者,主权国家仍受传统国际法相当保障,一旦成为「内政问题」,国际社会则难介入。强化中华民国主权地位,包括对外关系的各种努力以及特殊国与国关系,乃是自国际法层面保障台湾安全之方法之一。
注一:李明峻主编,当代国际法文献选集,台北:前卫出版社, 1998.11. P。 35 ﹣ 36
注二:李明峻主编,当代国际法文献选集,台北:前卫出版社, 1998.11. P。 37 ﹣ 38
注三:李明峻主编,当代国际法文献选集,台北:前卫出版社, 1998.11. P。 40 ﹣ 45
注四:美国多次介入违反美国利益之美洲国家事务包括 1961 年古巴猪湾事件、 1962 年古巴危机、 1965 年多米尼加、 1973 年智利、 1970 年代末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 1983 年格瑞那达、 1986 年巴拿马、最近的海地等。
注五: 1950 年中国参加韩战、 1950 年代支持越盟对抗法国, 1960 年代支持北越及越共对抗美国,部份原因来自中国的此种传统主义。
注六: 1953 东德、 1956 匈牙利、 1968 捷克意图摆脱苏联控制之自由化运动,苏联均毫不留情的予以镇压。
注七: 1948 年 12 月 9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李明峻主编,当代国际法文献选集,台北:前卫出版社, 1998.11. P。 97 ﹣ 100 。
注八: 1948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大会决议 217 ( III ),李明峻主编,当代国际法文献选集,台北:前卫出版社, 1998.11. P。 68 ﹣ 72 。
注九: 1966 年 12 月 16 日联合国大会决议 2200 ( XXI ),李明峻主编,当代国际法文献选集,台北:前卫出版社, 1998.11. P。 79-92 。
注十: 1966 年 12 月 16 日联合国大会决议 2200 A( XXI ),李明峻主编,当代国际法文献选集,台北:前卫出版社, 1998.11. P。 72 ﹣ 79 。。
注十一:翁松燃,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策略,国家政策研究资料中心编,国防外交白皮书,台北:国家政策研究资料中心, 1990 ,P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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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日据时代为1895年至1945年之间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时期,基于各种不同的观点,也有人称为日治时期、日本时代、日本统治时期或是日本殖民时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解密1949 年以来国内对日据时期台湾政治与涉外关系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原始资料难以获得,意识形态与政治宣传对学术的影响较大,加上日据时期台湾官方使用日语,日据台湾史研究成果数量与学术水准受到限制。随着学术交流与精通外语的史学工作者的增多,状况日益改善。2005 年,陈小冲的专书《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成为国内日据台湾史研究的一个代表作。该书在日据时期台湾史的系统性研究方面为大陆学界做出贡献,而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史料的开拓方面还有待加强。在推进系统性研究的同时,资料的发掘也取得进展,如对载有丰富日据初期海峡两岸关系史料的泽村繁太郎所著《对岸事情》一书价值的新发现。
日本据台初期,曾遭遇台民反抗、治理困难等重重困境,日本朝野上下曾有“台湾卖却论”,但终未付诸行动。1898 年后藤新平就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实施改革,使弃台言论逐渐销声匿迹; 同时,中国因连年战争,国力衰退,加之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债台高筑,即使当时日本有意售台,清廷也因国库将罄而无能为力。
1897 年后,台湾总督以陆海军大将充任,除拥有立法、行政及司法全权外,可兼任台湾军司令官。1918年及1920 年,日台当局两度修订官制,“台湾施行律令须以内地法则为原则”,但总督之律令权依然如故。台湾总督名义上受日本主管大臣管制,权力不及朝鲜总督,但在台湾岛内却是“土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20 世纪40 年代,台湾即有人指出,这不过是“由外暴之奴化政策而转为内诈之同化政策”。近年来大陆学者对于台湾总督府的文官制度等具体问题又有更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台湾总督府虽沿袭日本本土的文官制度,并深受日本本土政治影响,但同时又派生出独有的官僚体系。台湾总督府官僚不但与日本本土官僚享有同样官等,在薪金、住宿、服饰等方面比本土官僚还有更为优越的特权。此间,台湾政治社会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政治构造。在频繁的官制修订中,台湾总督府陷入了官僚人数膨胀和集团“惰性化”的怪圈。
台湾警察是权力的化身,在日本所有领土和殖民地中,台湾地区的警察密度最高。对于日据时期的警察制度,大陆研究者在大量日文原始资料基础上出版了专书。作者认为,日据台湾50 年的殖民统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警察政治”。日本警察在台湾“番地”的前20 年,是征服“番地”的讨伐者,而后30 年,则扮演着“番地”文明进程的监督者,及原生态文化野蛮破坏者的双重身份。有人指出,日本在台警察制度的运作极有效率。它没有简单移植日本国内的警察制度,而是结合当时台湾的社会经济生活现实,有效加以改进。保甲制度的完善可说是这种改进的一个典型例证。日本当局对其在台警察的监督“恩威并施”,大致说来并没有让在台警察“为所欲为”。
“同化”与“皇民化”是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重要途径。在研究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和殖民扩张主义政策时,如何认识“同化政策”是个重要问题,但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各执己见。例如君岛和彦认为: “皇民化政策的特征,就是完全无视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将其纳入日本的版图并强制推行日本化,不仅进行经济方面的掠夺,而且推行拥戴天皇,抹杀民族的皇民化政策。这就是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征。”黄新宪认为“皇民化是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历史现象,是一种同化运动”,皇民化在同化的基础上形成,可被视为同化的一种“深入形态”。而冯玮指出,将“皇民化政策”等同于同化政策,并将其视为“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征”,不仅客观上使日本殖民统治政策及其形式抽象化、空洞化,使我们难以认清日本殖民统治的实态,更使我们难以认清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本质。
日本推行同化政策的真实目的是竭力利用“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并寻求某种“共同性”,以维护特权,建立霸权,这也是日本整个殖民统治和扩张的特点。在另一篇文章中,冯玮指出政治“存异”,即强调日本和台湾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文化“求同”,即通过灌输“皇道主义”精神培养台湾民众对日本的“认同意识”,是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是漫长的日本“西学”历程的政治结论,同时也是日本在朝鲜和“满洲国”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前导。
关于日本对台“同化政策”的效果,1990 年代初,有论者指出在台湾人民的强烈抗拒下,该政策“无疑遭到了根本的失败”。绝大多数台湾人民虽吸收了部分日本文化的优秀成分,譬如守法、敬业、卫生、礼貌等等,并不能证明某些学者所称台湾人已经日本化,或所谓日据时代台湾文化已与大陆形成差异性。也有观点认为日本对台湾民众的同化不可忽视。有论者以雾峰林家为例,指出二战时期在日本高压之下,部分台湾民众不得不改变前期刚性角色,逐步地、被动地沦为日本体制内顺从的“皇民”。
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这样的妥协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变节; 强权迫使下的屈从,并不意味着对固有民族和文化传统的背叛。然而,它却确乎是一道深刻的伤痕。有论者指出,日本的统治措施破坏了一部分台湾同胞的信仰和生活习惯,造成了他们对祖国文化传统的误解和偏见。经几十年的同化,民众心理的变化是复杂的,有对固有文化的坚持,也有对异族文化或多或少的接受或认同,更有对祖国情形的疏离感。国民党政权在1945 年接收台湾之前,对台宣传并未充分考虑到经过长期的同化后,台湾民众的心理与思想已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有效宣传的缺失是导致台湾光复后很快就浮现出种种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
大陆学术界的早期研究认为,所谓“皇民化运动”,既是以暴力为主、欺骗为辅的手段强迫台湾同胞同化于日本,同时又是在“内台如一”的幌子下对台湾工农大众加紧奴役与掠夺。后来的研究则更为细致,认识到皇民化运动在不同时期侧重点的不同。1895 年日本殖民当局采取渐进措施,对台湾人进行“皇民”意识的培养;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以激进措施,企图在强化台湾人“皇民”意识基础上向其灌输“皇民奉公”观念,使台湾彻底成为日本帝国的南进基地。1941 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成立“皇民奉公会”,为将台湾人民训练成“皇民”,以使台湾不但在物资上成为日军南进基地,而且在人文上成为日军南进的支撑点和人才养成所。该会受到台湾民众普遍抵制。但也有部分人逐渐变成亲日情结相当浓厚的“皇民世家”。这批人以日本为奥援,谋取种种特权与好处。光复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没有采取妥当措施处理“皇民世家”问题,此成为光复初期岛内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一大因素。
有学者将“皇民奉公会”作为“皇民化运动”正式开始的阶段。有人提出异议,指出正式提出“皇民化”目标的,是海军上将小林跻造。1936 年9 月,小林被任命为台湾第十七任“总督”,上任伊始就提出“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三大统治目标。到“皇民奉公会”成立时,“皇民化运动”已历经5 年余。“皇民奉公会”仅标示着“皇民化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从目标看,前一阶段重在文化改造,后一阶段重在社会动员; 从实施手法看,前一阶段主要采取威逼高压手段,后一阶段改以强制与笼络、软化相结合; 从运作机制来看,前一阶段“皇民化”业务分解于各类不同行政系统,后一阶段则有专责机构与人员; 从作用对象看,前一阶段只针对台湾本土社会,后一阶段则强调“内台一如”,要求居住于台湾的日本人也要介入。
美国华裔学者荆子馨( Leo Ching) 认为,皇民化之下,“不当日本人是不行的”感觉成为压倒性的存在焦虑与政治欲望。因此,“‘皇民化’在日本殖民主义的一般倾向中,既不是‘同化’的逻辑延伸,也不是突如其来的强化”。对于皇民化运动的效果,大陆学者则认为,在日本殖民者的欺骗宣传下,确曾有一小部分人受到皇民化运动的影响,甚或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从犯”。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个运动是以失败告终的,台湾同胞以坚韧不拔的中华民族精神有力地抵制了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运动。“多数台湾人无论从表面的生活方式,还是从内在的文化思想上都没有变成‘皇民’,始终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台湾人民能顽强抵制“皇民化”运动有深刻的文化上的原因: “台湾人民与中华传统文化有一种牢不可解的文化情结”。当然,皇民化的影响还是有的,并且延续到现当代。大陆研究者对此亦有充分认识,认为“皇民化运动”虽然从总体上讲是失败的,然而也确实造就出一批心甘情愿充当“皇民”的人,其共同特点是以“皇民”自居,且以此为荣。“对日本感恩戴德的亲日情绪使他们心中有一个永难解开的‘日本结’,从而造成他们与普通台湾民众之间存在一条难以填平的沟壑。”
有关皇民化的研究主要是对皇民化运动的概念解读和框架展示。陈小冲利用总督府临时情报部《部报》资料,展示了某些皇民化的具体面貌和实施细节,发现皇民化运动几乎囊括了人生从生老病死到居住、衣着、丧葬、信仰、仪式、娱乐等所有方面。在皇民化运动中,一切“都处于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操弄下,是以将台湾人改造成为大日本帝国臣民作为其终极目标的,即便是讲究卫生等等行为,也不能不染上殖民同化的浓厚色彩,因为在日本殖民者的眼中,这就是台湾人在向日本靠拢,是台湾人日本化的具体体现”。但有论者认为殖民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建立天皇制政治意识的目的,只是想让台湾人遵循天皇至上、日主台从、日尊台卑的礼治秩序而已,并非真要让台湾人同化成日本人,提高台湾人身份,让台湾人平等地分享属于日本帝国“国民”应有的种种权益。
皇民化运动时期,日本兵中曾有一些台籍“志愿兵”。虽有小部分确是志愿加入,但仍有不少“非志愿”的、被强征的情况。皇民化运动确曾给台湾社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史学研究带有主观性,它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真实。原因不仅在于史料的限制,也在于人们从不同角度的解读。日据台湾史就是这样一段历史。近年来,台湾岛内有人片面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称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是台湾人的大幸”等等。据此,有人指出在“内地延长主义”招牌下,日本在台湾推行的其实是民族差别政策和民族歧视待遇。有人以教育为例,指出作为日本“本土中特殊地区”的冲绳与作为“海外殖民地中特殊地区”的台湾在所享受政策上的截然不同。当然,台湾学界也有学者认识到日本政府对日本人与台湾人的差别政策。之所以有不少学者正面评价日据历史,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措施确有欺骗性,如鸦片渐禁政策等。
日据时期,日本在台湾实行鸦片渐禁政策。此间,当局曾对鸦片瘾者进行过三次调查,公布结果表明,瘾者人数呈递减趋势,日人借此在国际上作文章,宣扬其鸦片“治绩”。时至今日,仍有不明真相者认为日本将台湾视为新领土,视台人为“皇民”,确有诚意实施鸦片禁政。长期以来,大陆学界囿于资料的限制,对此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
1994 年,连心豪指出,伴随着近代以来两次侵华战争,日本精心策划了一场新的鸦片战争。其流毒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并不在英国发起的鸦片战争之下。日本对华贩毒手段狡黠,又为继起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硝烟所遮蔽,因此该问题长期被忽视。日本据台时期,以鸦片专卖制度作为治台重要工具,并以台湾为大本营,向对岸的闽南、潮汕、青岛、大连等地伸张、辐射贩毒网络,这是日本对华鸦片战争之张本。在20 世纪初开始的禁烟运动中,各地军阀成立各种禁烟机构,实际上明查暗纵、明禁暗倡,征收鸦片税捐,大饱私囊,闽南地区也不例外。
2000 年,朱庆葆研究指出,鸦片渐禁是出于占领的考虑,使台湾总督府一石二鸟: 日本标榜禁烟,可获国际同情; 出于所谓人道上的考虑,禁而不严,又可获台湾人认可。实际上,该政策早期为财政服务,为开发台湾提供助力; 晚期在战时体制支配下,有力配合了日军全面侵华。这种实行专卖的、宣称以禁绝为目的的鸦片渐禁政策,既能欺骗国际舆论,又可增加财政收入,被日本视为重要的“治台经验”,而将其推广到中国大陆。这与较前台湾著述的看法是一致的。1993 年,台湾出版的《日本过台湾者》一书,即认为鸦片渐禁是“明禁暗放”,渐禁政策表面上日本统治当局强调人道上的考虑,免得吸食者一时受不了禁烟之苦,实则有两项主要考虑因素: 一是如果采严禁措施,势必招来吸食者的抵抗; 二是若采渐禁而专卖制度,年收专卖利益可抵军费等各项开支。
徐振伟也认为,因日本不愿放弃鸦片专卖所带来的丰厚收入,后来虽然表面上采取严禁和断禁政策,但暗地里仍实行渐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台湾仍有8500 多注册烟民。直到台湾光复前夕,全岛尚有吸食者2000 多人。如果再加上秘密吸烟的人数,实际数字要远远多于上述数字。同时,他从周边国际因素方面加以考察,指出美国在菲律宾的禁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压力,迫使日本至少在表面上开始大张旗鼓地禁烟,为国际联合禁烟提供了契机。
最近的研究在继续论证、延伸上述观点。此外,李理指出,在日据台湾初期鸦片渐禁政策确立过程中,以水野遵为代表的台湾总督府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六三法”是日本据台初期的基本法,1896 年3 月由日本帝国议会以法律第63 号发布,其最大特点就是确认了委任立法制度,即台湾总督在其管辖区域内,可制定具有与日本法律同等效力的律令,不受日本帝国议会的牵制。“六三法”曾引发日本朝野及学界的热烈争论,也有人为之美化。李理指出,“六三法”争议的真正核心是谁有权来制定台湾的法律。“在整个的争议过程中,台湾人民根本就没有发言权,他们只是被统治的客体”。台湾总督发布的“紧急律令”的事后追认权要由天皇来敕裁,这意味着天皇对台湾的行政权因不受议会监督而更为有效。日本议会围绕“六三法”的争议,是政党势力与军方势力在台湾统治方针问题上的较量。政党所倡导的“以议会为中心主导台湾统治”的方针,不等于否定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更不等同于要把日本宪法实施于台湾。
此类论文还有许多,此处不赘。
对于日本在台湾的统治效果,不但日本方面多有美化,台湾地区也有不少美化倾向。譬如认为台湾的现代化是日本所奠基,日本人的“改良”使台湾在20 世纪初期逐渐由“化外之地”迈入“现代化”。简立欣撰文指出,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都对台湾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不能刻意忽略清朝在台湾的洋务运动对于日本殖民地经营的影响。台湾洋务运动虽未完全成功,但也为台湾社会及经济奠定了基础。
关于日据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即“理番政策”,是日本为维护殖民统治,掠夺山地资源,而对山地少数民族实行“剿抚兼施”的统治政策。概因少数民族语言问题,有关研究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理番政策”的残酷性与台湾少数民族的反映方面。殖民者对原住民在经济上残酷压榨,在精神与文化上严重摧残,激起民众激烈反抗。“雾社事件”后,虽然总督府对“理番政策”进行了调整,但其对山地的经济掠夺本质没有变化。日本的殖民掠夺与清代政府对原住民的经济保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半个世纪的殖民过程中,日本对台湾的“理番政策”根据情势变化有所侧重,以图达到培育“日本情结”,使台湾民众甘愿做日本“顺民”之目的。在日本“理番政策”作用下,台湾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社会文化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的调适与反应。
1945 年台湾光复后,台湾学者主导了台湾原住民的调查研究。1949 年以来,两岸隔绝,客观上限制了内地学者对台湾原住民的系统调查。在此问题上厦门大学林惠祥开创了大陆地区的台湾原住民研究,其学生陈国强著述亦丰。从成果的形式看,皆属整体、宏观概括,这是大陆学者在台湾原住民研究方面的一个特点。近年来,台湾学者出现了片面强调台湾原住民与南岛语族的区域文化关系的错误倾向。大陆学者呼吁“以最新的民族志调查研究为基础,通过多学科整合研究,重建台湾原住民的民族起源、历史与现状、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等重要课题,是新时期大陆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早期武装抗日的史料方面,1970 年代,台湾文献委员会开始对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档案进行整理翻译出版的工作,相继出版一系列档案史料,包括《台湾前期武装抗日运动有关档案》与《台湾北部前期抗日运动档案》等。前书收录了1895—1915 年台湾民族运动的前期———武装抗日部分除罗福星案与余清芳案以外的台民抗日史料档案。后书主要收录了1898 年、1999 年台湾北部前期的抗日运动档案。
日据初期,台湾抗日武装斗争之所以得以坚持和发展,是与它同福建省的密切联系及来自对岸的支持分不开的。台湾总督认识到: “欲收岛民统治之全功,其着眼点不唯在岛内之镇压与民心之收揽,必采取如下方针,即注意对岸福建省特别是厦门的民心,察其趋向,反过来谋求岛民之安堵,以达统治之目的。”这引发了总督府“对岸经营”的政策导向。
面对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者采取了镇压与招降等多种手段。对台湾抗日武装的安抚、诱降早在桂太郎、乃木希典总督时代已出现,那时是小范围试探性的实施。儿玉源太郎时期,在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主持下,招降规模扩大。日本殖民统治初期台湾人民武装抗日斗争虽为台湾史研究焦点之一,但盖为维护抗日义军的形象,早期抗日斗争中抗日武装集团的“归顺”问题在较长时期内被研究者忽略。
2002 年,有研究指出,大规模招降的实施主要是因为日本殖民当局的暴力镇压并未收到多大成效,它不但激起台湾人民的加倍反抗,也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导致日本国内对台湾总督府治台政策及相关官员能力的质疑。因此,儿玉、后藤面对台湾抗日武装集团提出的苛刻的归顺条件,也能照单全收。但这种让步并不意味着日本殖民者的损失,经历“归顺”后抗日武装内部情况被暴露,武装力量削弱。日本殖民者利用时机重新部署兵力,对“归顺”后的武装力量进行讨伐。1902 年林少猫被害,日据初期台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告一段落。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在爱国与革命运动中遥相呼应、互相支持,但同时亦应注意到,革命党人不敢公开反对帝国主义,且对统治台湾的日本殖民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辛亥革命前台湾与大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明显地带有个别的自发的性质。不论是兴中会或同盟会,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在台湾开展革命活动的计划。革命党人对台胞的抗日虽十分同情,但不敢公开支持,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具体表现。
辛亥革命后,台湾以农民为主体的“驱逐日人”、“光复台湾”武装斗争的新高潮,是在大陆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促成。而罗福星起义,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直接领导的反抗运动。这与过去单纯自发的农民反抗斗争,已有所区别,是属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早期国民党人中,除了孙中山外,还有人长期参加和关注台湾革命,但学界未予公正的研究。陈在正指出,林森在台十余年,并两次参加台湾的抗日活动,这段经历,对其以后的思想、行动都产生很大影响。
一战期间及以后,关于台湾同化会和议会设置运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阶级角度。有学者认为,随着经济力的增长,地主资产阶级开始以改良主义者面貌出现,这是台湾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林献堂是其代表。初期台湾地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主要在他领导下展开。
对于台湾同化会,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长期流行,如认为: 板垣退助是殖民同化运动的元凶,台湾士绅参与同化会是一味附合日人,同化会是一个只会向日本殖民者磕头作揖的团体等等。对此,陈小冲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板垣倡导的同化是: 在使台湾人靠向日本的同时,也应当给予他们相应的权利和待遇,这种观点并不为总督府所接受。板垣的同化论没有在台湾发生作用,说他是台湾同化运动的元凶并不符合实际。林献堂参加同化会目的是“希望日本政府对台人松弛压力,能放宽束缚,俾台人得减轻痛苦”。以林献堂等人为代表的部分台湾士绅及青年学生所追求的目标则与板垣大相径庭,这种“同床异梦”导致同化会很快被总督府所分化。
仅一个多月时间,总督府便寻借口将其解散。但1914 年末至1915 年初昙花一现的同化会开创了以合法手段争取政治权利的新的斗争方式,并诞生了台湾民族运动的新的领导者和骨干力量,为日后台湾民族运动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同时,它促成了台湾民族运动总目标的确立。同化会的失败,使台湾士绅和青年知识分子意识到,总督专制统治和日本人对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是台湾人受压迫的症结所在,而总督专制统治的法律依据即“六三法”,使台湾人丧失发言权。由此开始了以撤废“六三法”为近期目标,以设立“台湾议会”为长远目标的斗争。这些是同化会积极的影响。
在1927 年分裂前夕,台湾文化协会领导层内部大体分化为三种力量: 右翼以林献堂、蔡培火等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为代表,站在改良主义立场,幻想在日本统治下实现其所谓“地方自治”; 左翼以连温卿、王敏川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主张进行阶级斗争,以彻底推翻日本统治; 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介于两者之间,主张以当时实行农工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为榜样,进行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其分裂不可避免。但陈小冲认为,文化协会的分裂并不是一两个人阴谋或篡权行为所导致,而是内部路线斗争的结果。
1927 年成立的台湾民众党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性质的政党,它曾经历一次大分裂,导致日本殖民者乘机将其取缔,使台湾民族运动受挫。陈小冲认为分裂原因,除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策略外,最根本的还在于民族运动的内部矛盾,尤其是围绕台湾民族运动中要不要开展阶级斗争这一问题。该党成立之初主张阶级调和,但在台湾工农运动推动下,党的政策逐渐左倾,转而主张在民族运动中同时开展阶级斗争,与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稳健派产生根本性冲突,最终导致分裂。
王晓波也指出,民众党成立后,中央委员会认为党纲不明确,易遭任意解释而在运动中造成紊乱,于是有“党纲解释案”和“关于阶级问题的态度”之提出。但蒋渭水与彭华英的解释案对阶级问题的态度有根本立场的不同。蒋案认为民众党虽非农工阶级党但却是农工阶级的“代表”,彭案则认为民众党并不代表农工阶级但可“考虑”农工之利益。民众党最后通过了彭案。蒋渭水派为内部团结而在“解释案”上让步,但民众党的运动路线还是在蒋指导下蓬勃发展。此点不能见容于士绅地主阶级,彭为此而辞职,再次显示了林献堂派与蒋渭水派的路线矛盾。
台湾民众党主要人物———蒋渭水信奉中山学说,同时也受到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成长与抗争的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民族运动的历程,他舍弃富足生活,挺身领导救亡运动,并为之献身的经历验证了这样的历史: 参加民族运动的台湾各阶层人士无论出身、经历、思想有何不同,都在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而探寻出路。这一时期为“日本统治确立后的_运动”,与此前“传统领袖领导下的地方性斗争”不同,这时台湾渐次出现新型领导人物,堪称是“进行整体台湾人民的斗争”。民众党曾展开鸦片反对运动,并通过各种途径使国际社会关注台湾的鸦片之害,国际联盟调查委员会甚至为此派员到台湾调查,使台湾总督府不敢再一味因循消极放任态度,开始采取一些积极的矫正和治疗措施。
关于1920 初至1930 年代中期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钟安西指出,林献堂提议摒弃台湾自治的口号,而争取民族自治的实质内容———台湾议会的设置,真实意图是: “以停止撤废六三法来阻绝内地延长,以设置议会来削夺总督权力,在不刺激日本政府下,取得实际民族自治,含着意在言外,绵里藏针的意思”。因感于时势多艰,所期目标难以一蹴而就,须留有进退余地,不便在时机没有成熟时率尔托出真意,招致当局扼杀。请愿者仅在第八次请愿后某些比较有利的时机在舆论上明确提出要求设置独立的自治议会,其余时候均隐约其辞,带有弹性。此次台湾民众在特殊环境下以特殊方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自治的爱国运动虽终告失败,却产生了不可抹杀的意义。
该运动从根本上说是殖民地台湾的知识分子和部分上层人士要求实行民族自决、削弱以至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_运动,最终实现台湾民众回归祖国的愿望,“从一开始就蕴含了必定要失败的结局”。有人不认同该运动民族自决的目标,认为该运动从本质上说,属于改良主义运动,即使他们的愿望实现,台湾人民仍摆脱不了受压迫的殖民地“二等公民”地位,充其量如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与真正的民族自治,还相距甚远。
有台湾学者分析参加议会设置请愿的签名问题,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群众基础提出怀疑。陈小冲提出不同见解,认为仅摘取几个孤立数字去判断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群众基础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看社会上广大群众的响应程度和群众对这项运动支持的“持续性”如何。
20 世纪20 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大陆与日本大为流行,台湾受此影响,在社会文化界研究谈论社会主义之风亦盛,并进而影响社会与_运动的发展。1926 年至1931 年间以《台湾民报》及《台湾新民报》为战场,文化人陈逢源代表右派,求学大陆的许乃昌、蔡孝乾及台湾社会文化运动健将蒋渭水( 先右后左) 代表左派,在中国未来应该走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有过延续数年的辩论。
1928 年4 月15 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成为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在相当时期内学界对于台共的研究并不深入。台共正式名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由于台湾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共产国际决定台共在组织上隶属于日共,接受日共领导。但因日共党组织屡遭日本政府破坏,台共和日共关系中断,台共实际上更多是在共产国际东方局和中共指导下开展活动的。不仅台共的成立、起落受到中共影响,其瓦解亦然。
1931 年,在陷于“左”倾机会主义的中共影响下,台共开始犯“左”倾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羽毛未丰就过早地暴露,最终导致台共的瓦解。台共领导岛内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反帝反封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台共与中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台共解体固然受中共影响,而中共又受到共产国际在1930 年代急剧左倾的影响,如此链条作用促成台共斗争的失败。台共曾在政治大纲中提出“台湾民族”、“台湾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等焦点问题,这些问题成为争论焦点和敏感问题。宋帮强指出,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并不能成立,它是日共忽视了台湾的特殊性而生搬硬套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独立”的真实内涵是指台湾摆脱日本统治的“独立”,先自我解放,然后再回归祖国。
台湾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台湾人民反日抗殖斗争不断发展的形势和时代的要求,也是台湾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形成的必然结果。虽然台共在台湾存续的时间短,但台共领导的斗争历史,使台湾经历了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的洗礼,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经受了锻炼,对台湾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台籍精英不断寻求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之途,曾谋求有限的台湾自治,而未能如愿。抗日战争爆发后,部分台籍精英投身祖国抗战,认识到台湾解放的出路在于回归祖国,因而发起复省运动,有文章探讨了其中的探索与转变过程。
关于台湾共产党,近20 年有不少著作问世,如陈芳明《谢雪红评传: 落土不凋的雨夜花》,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等。此类著作以传记、口述类较多,且多集中在对领导人物谢雪红、翁泽生等人的评述方面。大陆学者也有新研究,认为蔡孝乾与台共的关系尽管只维持了几个月,却影响到谢雪红与翁泽生的关系,加深了翁、谢之间在建党初期就已存在的误解和矛盾,是造成台共内讧的因素之一。1949 年以后,这些内斗严重影响了台盟的发展,伤害了在大陆的台湾同乡之间的感情,造成了长久难以弥合的心理鸿沟。
与台湾民主国相似,日据时期部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曾为“先独立,后回归”而提出“台湾独立”的主张。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台独”理论者出于意识形态需要,对反抗运动史进行片面的解读,认为台湾人追求“独立”的历史可追溯到20 世纪20 年代。他们认为日据时期台湾人与祖国的关系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荆子馨进而提出: “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不是想象的( imagined) 共同体而是幻想( imaginary) 的共同体”。对于此类论断,大陆学界提出不同看法。陈小冲指出,日据时期台湾人开展所谓“台湾独立”运动实际上是“殖民地人民反抗和谋求摆脱殖民宗主国统治的正义斗争”,是针对日本殖民者的,并且所谓的“台湾独立”仅仅是“走向与祖国相结合的一个步骤”而已。
在台湾历史上,曾出现过主张“台湾独立”、“台湾自决”的日据时期抗日自救运动,也产生了战后海外“台独”运动。鉴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及海外“台独”运动的有意混淆,有些人对两者关系产生模糊认识。研究者指出,日据时期台湾抗日自救运动是台湾人民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无力援救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主张台湾“独立”、“自决”的正义解放运动。虽以“独立”、“自决”、“自治”为斗争目标,但始终坚持“中华民族主义”。“台独”运动虽借用抗日自救运动提出的“台湾独立”、“台湾解放”、“自立”、“自决”、“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等口号,但其谋求台湾脱离于祖国之外的意图是与日据时期抗日自救有着本质区别的,两者也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许维勤亦指出,台胞在大陆所倡导的“台湾独立”的抗日理念,严格地说是限定于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争取独立,而不是抽象的; 这种独立是与争取回归祖国相并列的,二者不可割裂。
另外一些通论性论文也佐证了上述观点,陈在正对台湾人民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英勇斗争进行了系统梳理。季云飞认为,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形式和内容,随着台湾岛内对敌斗争形势变化而变化,同时也受制于祖国大陆革命形势变化而变化。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斗争的成败与大陆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成败休戚相关。
台湾民众抗日史的通论方面,1987 年向山宽夫用日文写成《日本统治下における台湾民族运动史》,20世纪90 年代末由杨鸿儒等人翻译出版。该书认为虽然台湾的民族运动无法最终胜利,但“日本在台湾的统治之为殖民地统治,台湾人抗日民族运动之为殖民地民族运动,两者皆值得给予极高的评价”。大陆学者安然2005 年在台湾出版了《台湾民众抗日史》一书,继1990 年代薛军力、徐鲁航的《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①之后,再次全景式地展现了台湾民众“孤悬海外”的艰苦岁月,苦守“汉节”的赤子之心。它充分注意到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时刻与祖国命运连在一起,把回归祖国视为历史的必然归宿,这与此前成果的观点是一致的。
它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根源是日本的军国主义野心,日本对台湾的觊觎与其侵略扩张史同步,故该书上限始于14 世纪末,日本形成倭寇、侵扰中国沿海之时。下限为二战后台湾民众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做斗争为止。虽然该书主体为日据时期台湾民众的反抗,但前后追溯达四百余年,从较高视野展现出日本侵台、台湾民众抗日等历史问题的历史背景和脉络。并对战后“保钓”运动、“慰安妇”索赔等台胞反抗日本的活动进行了论述。1992 年厦门出版的《李万居评传》是大陆研究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籍人物的代表性著作。此外,也有一些通论方面的文章。
由于地缘与历史传统关系,闽粤移民台湾的历史绵延数百年。1895 年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住民被认定为所谓“日本国民”。该年日本颁布《清国人入境台湾条例》,传统闽粤移民渡台的历史进程遭致中挫,台湾社会历史进入以内生性发展为主的新阶段。“日本对台湾的占领及伴随而来的台湾与大陆之被强制分离,很大程度上构成为台湾历史特殊性的原点。”
日据时期在大陆居留的日本籍台湾人,即台湾籍民。这些人大批移居福建,其类型主要有原台湾居民、“归化”籍民与新编入台籍者。关于台湾籍民,日本与台湾学者较早展开了研究,如中村孝志、梁华璜、戴国辉、林满红、后藤乾一等人。他们主要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外务省记录》及台湾方面档案。大陆相关研究的展开则相对迟缓。
由于台湾籍民除少数散居粤、沪、浙、香港等地外,90%以上都在福建居住、经商,台湾籍民问题是日据时期长期困扰闽台当局的棘手问题。日籍台民作为日本臣民,有别于原本即是日本人的所谓“内地人”,处于“二等公民”地位。但在中国大陆,他们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得到日本领事馆的保护,拥有特权。这不但诱发了部分台湾人在大陆的不良行为,还引起闽地不肖子弟的羡慕,千方百计去获取台湾籍,出现一批“假冒日籍台民”。
除了以非法途径取得的台湾籍民身份外,当然还有不少合法的“归化”者。光绪二十九年外务部档存有几则关于“归化”的史料,1992 年,这些史料被台湾史的研究者所发现和利用。当时,“归化”台湾籍民问题已相当严重,不能不引起福建当局高度重视。福建方面想要对光绪二十三年以来所有“归化”者进行清理,并透过中日交涉,确定此后该问题的原则。然而日方坚持独立处置权,对福建当局的建议,大多敷衍了事或干脆拒绝。当时的清政府危机四伏、软弱无力,对于因福建“归化”台湾籍民这种“交涉细事”只得“从缓商酌”。
1990 年代,林真对抗战时期福建的台湾籍民情况,闽台当局的措施、态度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在抗战前夕,厦门的台湾籍民人数为13,000 人左右,福州约2,000 人,加上漳泉地区数百人,全省台湾籍民在2 万—2. 1 万人左右。其中未登记者7,000 - 8,000 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成为交战国,作为“敌国国民”的日本籍台湾人在战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引起了关注。出于某种程度的不信任,这些往日特权人物成了日谍嫌疑,被押往内地监视居住。赵国辉《日据时期在厦台湾籍民的司法管辖》一文,指出由于日本从中国获取了领事裁判权,并在甲午战后将其改写成单方权利,加之中国在法制建设方面的缺失,日据时期厦门对籍民的司法权完全操控于日本股掌之中。
1937 年以前,由于有治外法权的保护,在福建的台湾籍民确有不少为非作歹者,给人们带来不良的印象。以来自崇安的台湾籍民为主组成的台湾义勇队,在李友邦领导下,开展一系列的宜传解释工作。有论者称“人们改变了对大陆台湾籍民的看法”,“使人们对台胞刮目相看,并冰释误会”; 也有论者称“抱持此看法的人究竟有多少,不无疑问”。陈小冲折中了前述两种观点,认为台湾义勇队的工作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台湾籍民的形象。但也应看到,台湾义勇队的活动仅限于浙东、赣南、闽北及闽西,其发行的刊物和丛书传播范围也不广,其影响力有限,尤其是台湾浪人活动最猖獗的厦门、福州地区,基本未能触及。
林真指出,造成台湾籍民整体不良形象的政治因素,实乃日本侵略手段产生的效果。台湾总督府为隔断台民与祖国的联系,蓄意制造闽、台人之间的矛盾,使之处于对立地位。抗战爆发后,日本“以华制华”,强征台民当兵,并充当前锋,将厦门华人产业强行拨给台民经营,按日、台、华三等分配口粮等等,这些都在客观上加剧了闽、台人的矛盾,引起当地人民的恶感和仇恨,使大多数台湾籍民成为“中日矛盾中首当其冲的替罪羊”。
总之,台湾籍民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期间的畸形产物。虽然有些不法之徒在福建从事非法活动,但绝大多数的台胞与福建人民和睦相处。即使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密监视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仍与祖国人民一起进行抗日救亡斗争,台湾义勇队即为例证。
台湾义勇队由李友邦集结散居于大陆的台胞组成,可被视为台湾籍民的一个特殊组织形式。大陆学界对于台湾义勇队的研究比较多,但多偏于通俗性论述,深度还有待挖掘。史料方面,《台湾义勇队档案》2007 年由福建档案馆整理出版。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处关于义勇队的资料亦有陆续发表。1939 年2 月,以台胞领袖李友邦为队长的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誓师。义勇队具有正规军编制,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宗旨,转战浙、皖、闽各省,是直接参加祖国抗战、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台胞抗日队伍。① 台湾义勇队在各地区的活动以及与朝鲜义勇队的关系亦有相关论述。
抗日义勇队一开始就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与政治上的帮助。李友邦本人始终拥护这一政策,接受中共帮助。中共浙江省委派遣党员在其内部落实党的指示,使中国共产党与台湾抗日义勇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国民党当局对台湾义勇队的态度则是抱有戒心因而摇摆不定: 政治需要时,便予以支持; 否则便弃之不管,甚至取缔。
对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其他台胞抗日团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台湾少年团、台湾革命同盟会②等组织。对其他组织,如台湾工作团、粤东工作团、闽台协会、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等,则很少涉及。日据时期旅居海外的台湾人国籍问题错综复杂。台湾总督府原本规定,1895 年5 月8 日至1897 年5 月8 日的国籍选择期限后,未离开台湾的台湾住民拥有日本国籍,离开者等于放弃日本国籍。但事实上情况极为复杂,如1898 年10 月28 日,台湾总督发布内训第49 号《有关台湾住民户籍处理案》,表明对于情节有“可斟酌之余地”者,可让其入籍。自此开启以漏籍名目申请入台湾籍的方便法门。
2008 年,《日治时期籍民与国籍史料汇编》由台湾文献馆组织翻译出版,为该项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往往受制于文字,因此时档案多以古式日文书写,明治、大正时期不少档案还是以毛笔行草书写,不易辨别理解,令研究止于表面。台湾文献馆为发掘整理更多档案,以利于学界,特拟计划,从1991 年甄选专人从事“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的翻译研究工作,到1996 年出版中译本11 册后,鉴于总督府档案浩瀚,难期竟功,决定选择专题翻译研究的方式,分为教育、涉外关系、邮政、原住民、官制、宗教、殖产、卫生等八项专题。《日治时期籍民与国籍史料汇编》即为总督府档案专题翻译中的一部,是《籍民与南进》之后的第二辑,收录了“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中有关籍民及国籍的史料,其中漏籍问题是其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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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是专门以政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研究政治行为的理论和考察权力的获得与行使。政府、政党、集团或个人在国家事务方面的活动以及治理国家施行的措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文学与政治关系论述略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大都认为文道与政道通,把文学当作政教工具,上层以文学进行教化,下层以文学干政、“美刺”,视文学为政治的附庸。
关键词:先秦汉魏六朝文论 文学 政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一个敏感问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不仅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会对现实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就来梳理一下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内容,看古人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古人认为文道与政道通。《荀子?乐论》载:“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认为“文章匿而采”是“乱世之征”,认为文章是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所以通过文章便可反观现实政治的治乱。《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认为乐可通过心的中介与现实政治建立对应关系,考察乐的不同风格即可得知政治的治乱兴衰,这便是儒家的审音知政说。
古人还认为文学对政治可产生巨大影响并主张用文学来为政治服务。
古人重政教,往往把文学当作政治教化的工具。传说中就有“献诗”活动:“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周语上》)。到了后代,这种制度又被描述为“采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汉书?艺文志》)“献诗”、“采诗”是直接为现行政治服务的。
《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读书不仅可以给统治者施政以借鉴,还被他们用来教化子弟,为自己培养接班人。为什么能用文学来进行教化呢?《荀子?乐论》给出了答案:“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统治者利用乐能感人心的特点“教平民好恶”,“善民心”,通过乐对心灵的陶冶来节制人的感情,规范人的思想行为。在这一点上,乐和礼、刑、政一样,都是进行教化、维护统治的工具。
裴子野《雕虫论》:“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劝美惩恶”是为政者所需要的,也是政教的内容之一,是王化之所本。在萧统的眼里,连陶渊明的诗都可以有助于教化:“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萧统《陶渊明集序》)
除了教化之外,统治阶级也需要用文学来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王充《论衡?须颂》:“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文学的宣传功能对政治的巨大促进作用,政治对文学有极大的依赖性。帝王德业的彰显,有待于文学之士的“润色鸿业”。
教化主要是从君、从在位者的角度来说的。其实,这种认识也影响臣下甚至普通民众。臣下或普通民众也想通过文学来“干政”,来影响政治。这主要就是“刺”,即以文学(主要是诗)对统治者、对上层进行讽刺,进行劝诫。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家父作诵”是为了述说王身边的小人及王的罪过,以化其心,最终达到“畜万邦”的政治目的。《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怨”,按照《论语集解》所引孔安国注,认为“怨”即“怨刺上政”,即批评不良政治,孔子主张学诗贵在应用,“怨刺上政”即其应用之一。用于干预政治,这也是“事君”的一种形式。
荀子就曾高呼:“天下不治,请陈诡诗”(《荀子?赋》),即主张写讽刺诗。《毛诗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在这里,诗在上下之间起着微妙的协调作用,一方面,上层以诗风化下民,另一方面,下民以诗刺谏上层,上下之间互动得很自然和谐,这当然是一种很理想化的状态。
下层干政还有另一个方面:“美”。“美”即下层为了迎合统治阶级,迎合上层而自觉用文学(主要是诗)来歌功颂德,对统治者进行褒美。“……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郑玄《诗谱序》)。
当然,在他们看来,“刺”的重要性远远胜过“美”。
古人也有认为文学对政治可能产生消极影响,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法、墨两家。
《墨子?非乐上》:“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认为儒家大力提倡音乐,这助长了贵族奢侈享乐的生活。他斥责统治阶级欣赏音乐就是“巧夺民衣食之财”,认为音乐“不中圣王之事,不中万民之利”。
《商君书?勒令》“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商鞅反复申说《诗》《书》之害,礼乐、《诗》《书》被列为六风之首,为富国强兵必须首先去除。先秦法家学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鼓吹加强王权,奖励耕战,因而对儒家经典文献及学说一一加以排斥。虽然这样,但出于政治需要还是主张思想文化方面的专政。《商君书?勒令》:“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法去法,以言去言。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他强调“以言去言”,即主张用以歌颂耕战政策为内容的文艺去代替儒家的诗书礼乐。
作为法家思想集大成的韩非强烈抨击“儒以文乱法”,“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韩非子五蠹》)他主张“言行者,以功用为之得毂”(《韩非子?问辩》)其“功用”当然是有利于其思想的推行,有利于其制度的实施,同样的,他还是主张文艺为现行政治服务。由此可见,无论是墨家还是法家,他们所反对的都只是儒家具体的文艺主张,而对于文艺本身并不反对。他们也主张用文艺来为自己的政治制度服务,也还是政教功用主义文艺观。
执虞《文章流别论》批评汉赋“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 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认为文辞过于夸张、虚美会有害于政教。
《毛诗序》:“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认为“变风”、“变雅”的出现乃是由于社会变化、政治变迁的原因。
执虞《文章流别论》:“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着,嘉美终而诔集。”论述颂、铭、诔等文体出现的原因,认为那都是随帝王功业的兴起而兴起,随其功业的结束而结束。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较为系统地论述政治社会对文学的影响,得出结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古人还注意到政治人物的提倡对文学的直接影响。郑玄《诗谱序》:“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班固《两都赋序》:“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於郊庙。”统治阶级重视、提倡文艺,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综上所述,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有关政治与文学关系论都是以政治为本位视文学为其附庸,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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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简称民国,是孙中山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时正式和公开提出来的。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简称民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及联合国五个主要创始会员国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两岸政治关系中“中华民国”定位问题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台湾 《联合报》今年6月28日、29日发表了黄年先生的大作 《“心灵契合”与 “制度框架”》。
文章指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要做到合情合理,“就应当面对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存分治”,“否则就不合情亦不合理,也不易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1〕近年来,不少台湾学者在探讨两岸政治关系时都提出要给 “中华民国”一个合情合理的定位,马英九当局也一再强调要 “正视现实”(即正视 “中华民国”存在的现实)。可以说,黄年先生这个观点是代表了台湾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他的这篇文章对于两岸政治关系讨论的深化也颇有助益。
笔者同样认为,两岸政治关系的定位势必要回答 “中华民国”的定位问题,否则就无法得出两岸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论。但是,笔者有些看法与黄年先生有所不同,在此请教于黄先生以及两岸学者。
黄年先生在文章中提出,“首须合情合理安排 中华民国在 一个中国之中的地位,也就是应将 国家统一前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实事求是地定位为 国家统一前特殊情况下,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者并存分治的政治关系.”〔2〕从后文可以看出,黄先生采用的是“大屋顶理论”并对 “一国两府”的理论进行大幅修正,他并不是在鼓吹 “两个中国”,而是说在大屋顶中国下有两个并存分治的政府。黄先生主张,“一个中国”,“并非中华民国,亦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即是 大屋顶中国,而 大屋顶中国就是 现在进行式的一个中国”.
〔1〕笔者顺着黄先生文中论 “情”论 “理”的思路,也谈一下围绕 “一个中国”的 “情”与 “理”.先谈 “理”.按照黄先生的说法,所谓 “理”,就是 “不能一厢情愿,不能说 强权就是公理”;“理须能禁受得起人类情感的检验”.
〔2〕虽然他并未完整指出 “理”的涵义,但说的也在理。
笔者认为,所谓 “理”是一个综合概念,应该有 “天理”、“公理”、“事理”等多个层次。“天理”,就是指世间万物运动发展的规律;“公理”,就是指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 “天理”的认知和遵从;而 “事理”,就是指符合具体事实和情况的道理。“一个中国”的核心就是两岸同属一个国家,这是事实,两岸法律也都这样规定,完全符合事理; “一个中国”也是公理,依国际法两岸就是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际人格,在国际官方场合中中国只能有一个席位;同时也是天理,“一个中国”是中华民族长期奋斗发展的结果,尤其是70年前那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都作出重大牺牲和贡献的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果。在台湾岛内有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可是他们所具备的 “中华民国国籍”,就是因为其 “父 (母)为中国人者”而取得〔3〕,这点却是他们所无法否认的铁的事实!而台湾修订前的 《国籍法》中所使用的 “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概念。黄先生在文章中有一个概念错位的地方,他说:“在大屋顶中国下,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分治而不分裂的一个中国的一部分。”
〔4〕这是把 “领土”的概念搞乱了,只能说中国的领土包括大陆与台湾,而不能说中国包括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后面这两个都是中国的国号,对应的是两个对立的政府。
按理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不应该有争执的。但是由于政治操弄, “一个中国”的理,在台湾也成为问题,不少人认为只要说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就等于被大陆吞并。多数人就不敢说这个 “理”,洪秀柱前些日子说了个 “一中同表”结果还被迫收回。现在岛内不仅是在 “国家认同”上出现严重危机,而且还有人念念不忘要推动 “台独”.所以,笔者就产生疑问: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两岸之间应该如何做才能 “合理”,才能谈到一块?“大屋顶理论”是否能够成为 “台湾共识”,或者成为台湾多数人的 “共识”?如果台湾岛内都不能形成一个 “共识”,就叫大陆方面要以此 “定位”,可能于事无补。两岸政治关系的定位,需要两岸共同来商讨。单方面的定位,往往只会遭到对方的诟病,只能适得其反。从胡锦涛到,都一再呼吁两岸双方共同探讨,就是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讨论而达成共识。事实上,包括黄先生在内的众多两岸学者已经在这方面作出大量的努力,并也呈现不少颇有价值的观点。但是由于两岸之间尚未建立足够的政治互信,直到今天并未有正式的官方政治接触,更别说政治对话乃至政治协商,这难免令人扼腕叹息。
再说 “情”.黄先生指出, “情”是政治互动三元素 (情、理、力)中 “最高最难者,不以力劫,不以理欺,所追求者为心灵契合的最高境界”.〔1〕笔者深以为然。众所周知,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两岸都坚持 “一个中国”的立场,同时也各自坚持自己的 “一个中国”原则。而原则,是主观的,是不可退让也是不可妥协的。海协与海基两会在接触中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无法就 “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达成一致,最终才形成 “九二共识”.自那以后,大陆方面就非常重视台湾方面的情感,不断地往 “合情”方面努力,“一个中国”版本的多次更新、“争取台湾民心”的提法、“一个中国框架”的提出以及提出 “心灵契合”等一路走来,就是明证。其中,提出 “一个中国框架”的用心,尤其值得台湾方面认真感悟。
“一中框架”的核心就是 “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笔者认为, “一中框架”的提出,就是考虑到台湾民众对 “中华民国”情有独钟的特殊情感问题。虽然没有明说,但其中所要表达之意已经非常明显:台湾方面使用 “中华民国”国号、奉行 “中华民国宪法”,就是在维护 “一个中国框架”.对此,大陆方面可以包容。
换言之,只要台湾方面坚持 “两岸同属中华民国”,反对 “台独”,就是在维护 “一个中国框架”.大陆方面可以包容。这显然就是大陆方面在 “合情合理”上所作出的重大努力。
黄先生应该也是看出其中之意。他说, “查看北京当局近二十年的两岸政策,除了尚未接受中华民国四个字,其所思所行,旨在希望台湾能够维持中华民国及中华民国宪法”.〔2〕但是,黄先生对大陆此举仍然不满意。他认为大陆方面对台政策存在基本矛盾, “一方面,要否定中华民国、要消灭中华民国;另一方面又要国民党,甚至也要民进党维持中华民国。”
〔3〕黄先生此言差矣!大陆方面近年也在努力探讨 “国家统一前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虽然尚未形成共识,但笔者可以断言:在 “国家统一前”,大陆方面不会有消灭 “中华民国”的意念;而统一后国号叫什么则由两岸双方共同决定。否则,又何必提出 “一个中国框架”?
黄先生有句话说的很对,“若要 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即首须合情合理地安排 中华民国在 一个中国之中的地位”.〔4〕两岸关系今天遇到瓶颈,其实就是在如何看待 “中华民国”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政治分歧。
在台湾岛内,在 “中华民国”问题上也有几种观点:第一种,认为 “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其国土涵盖中国大陆。此以马英九先生为代表,其依据就是 “中华民国宪法”之规定。第二种,认为台湾事实上已经 “独立”,目前叫 “中华民国”,但其 “国土”只包括台澎金马。此为蔡英文为代表的民进党的主张。蔡英文自称 “我的中华民国没有长江、黄河,只有浊水溪”,〔1〕其无视“中华民国宪法”的明文规定,意在割断台湾与大陆的法律联系。第三种,是 “台独基本教义派”的观点,认为只要台湾还叫 “中华民国”就是还没有 “独立”.以蔡英文为代表的民进党的观点,属于歪理,其要害就是故意混淆国家与政府的概念,利用台湾民众对 “中华民国”的感情和 “中华民国”的实际困境,借 “中华民国”之名行 “台独”之实。坦率地说, “台独基本教义派”的这个观点在理,事实就是如此:只要台湾还使用 “中华民国”的 “国号”、还奉行 “中华民国宪法”,两岸关系就是维持在 “一个中国框架”之下,台湾并没有 “独立”.而第一种观点,即以马英九先生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观点,于法有据,并也符合国际法原理。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中华民国”在绝大多数国际场合并不能代表中国,主张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这种观点在现实中让台湾民众感到困惑和迷茫,难以得到认同和支持。
笔者认为,要正确地给 “中华民国”作出定位,需要分清 “国家”与 “政府”的概念以及厘清几个基本观点,才能在不同场合中获得正确的认知。
第一,要正确区分国名与国号、国家与政府这两对基本概念。两岸都有很多人都把国家与政府、国名与国号这两对概念混同起来,误以为国号就是国名、政府就是国家,但是这两对概念还是有区别的。国名,是国家的名字,首先是一个地名,是人们对特定地理实体进行人文活动的产物。而国号,是政府为国家起用的官方称号,其核心部分就是国名,其余部分则是政治修饰词汇,表明政府的某些特征。一般来说,国名具有相对稳定性,会保持长期不变,而国号会随着政府的变动而出现变化。换言之,国家是相对稳定不变,而政府容易因政治原因出现变动。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经历了多次的 “改朝换代”,曾经出现各种国号。通过国号虽然可以指认某个国家,但确切地说只能是指认特定时期的该国,并无法涵盖该国的全部历史。例如,无论是 “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能涵盖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
按照西方主流的国家学说,国家是 “社会共同体”或 “政治共同体”.无论是何种共同体,其实它首先就是 “人”的共同体,而作为人的共同体,就不可避免地必须要有一个行使公共权力的机构,在对内对外两个方面代表这个共同体,这个机构就是政府。换言之,政府就是国家的外在表现形式。正因为如此,政府成为国家要素之一。在国际法上,国家是国际主体,而政府则是这个主体的代表。
在不存在政权对立的情况下,这两对概念的混同并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比如说1945年在《联合国宪章》上签署的就是 “中华民国”,至今在条文中仍然还有 “中华民国”的字样存在。
1945年时,“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对外完全可以代表中国,这时 “中华民国”可以等同“中国”使用。但是,一旦出现了两个以上政治对立政府,情况就产生变化,这时这两对概念的区分就有了重要意义---国名是国家的名字,而国号就只能代表政府。
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后,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未受到 “中华民国”字样的限制。《联合国宪章》上的 “中华民国”的字样,其实质意义是指认中国这个国家,指认中国这个国际主体。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 “中华民国”,实际上就是中国主权代表的变更,确切地说,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 “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行使主权。因此,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才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国名;而 “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国号,在1912年到1949年10月可以等同于中国,在1949年10月以后虽然也还是在指认中国,但是已经主要是代表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样也是国号、也主要代表政府)存在着 “主权代表之争”.这个事例,应该可以证明国名与国号、国家与政府存在着重要区别。
〔1〕第二,两岸在国际人格上的同一性以及代表的唯一性。
国际法主张,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只有一个国际人格。一个国际人格,只有一个主权,只能由一个政府作为其主权代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两岸同属一个国家,所以两岸在国际上只拥有一个国际人格;中国存在着两个对立政府,国际社会只会选择其中一个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代表。也就是说,两岸在国际人格上具有同一性,连带就产生了代表的唯一性: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只能由一个政府对外代表中国。这就是 “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基础。
现在有人认为,两岸是 “主权重叠,治权分立”,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两岸之间不存在“主权重叠”的现象。中国只有一个,相应地中国主权也只有一个,所以双方所称的主权都是指中国主权,是同一个主权,而不是有两个主权相互 “重叠”.从上述联合国的事例应该也可以看出,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在国际人格上具有同一性,所以在联合国当中中国只能拥有一个席位,只能由一个政府作为主权代表。在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官方关系中也是如此,外国政府只能选择两岸政府中的一个作为建交对象。
第三,两岸之间没有主权之争。
两岸在各自宪法中都明确规定了 “人民主权”(台湾叫 “主权在民”)原则。中国的主权只有一个,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即属于包括大陆人民、台湾人民、香港人民、澳门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3月4日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四点意见时曾经指出:“大陆是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的大陆,台湾也是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的台湾。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必须由全中国13亿人民共同决定。”
〔2〕他这段话很清楚地表明,大陆官方主张中国的主权属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
马英九先生把两岸对立说成是 “主权之争”,但实际上两岸间在国际上只有 “主权代表之争”,而没有 “主权之争”.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都在法律上明确宣示了 “主权在民”的原则,在主权属于全体中国人民这一点上,是不应该有争议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既然两岸政府都共同认识到两岸关系不是 “国与国”的关系,那么在两岸交往中提出谁是主权代表的命题就毫无意义,因为在两岸互动关系中两岸政府都只能代表己方人民。例如,全国人大会是大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它在两岸互动时就非常清楚自己只代表大陆人民,在1979年元旦 《告台湾同胞书》一开头就提到,“今天是一九七九年元旦。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诸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
〔1〕目前正在推动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说明两岸关系应该是 “双赢”关系,而不可能是 “谁吃掉谁”的关系。
第四,在外交场合,两岸存在着 “主权代表之争”.如前所述,中国存在着两个对立政府,国际社会只会选择其中一个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代表。因此,两岸在国际场合仍然存在着 “主权代表之争”.这个斗争是 “零和”关系,只能有一方胜出。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必须让台湾民众知道:在国际场合的 “主权代表之争”,是国际法使然,而不是两岸哪一方可以自行改变的。我们如果不遵守这个国际法规定,就会造成中国的分裂---因为一旦在同一场合出现两个政府都代表中国、或者是出现一个政府代表中国而另一个政府代表台湾的现象,这在法律上就意味着中国分裂为两个国际人格,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就遭到严重破坏,而这个后果是谁都承受不起的。这也是大陆方面在外交场合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反对 “两个中国”和 “一中一台”的真实原因,即是在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不是从 “打压台湾”出发。为满足台湾社会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愿望,胡锦涛曾经表示,“在不造成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两岸务实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2〕在大陆方面的积极协调下,台湾得以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大会,应该可以从中感受得到大陆方面所表达的善意。
从以上基本认知出发,笔者对 “中华民国”作出以下简单表述:“中华民国”是在台湾的中国人继续沿用的中国国号,在政治上、法律上都是在指认中国。目前仍然有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认为 “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它们并不认为 “中华民国”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3〕这正好说明两个国号的对立就是两个政府的对立,而不是两个国家的对立,两岸关系不是 “国与国”的关系。在两岸交往中, “中华民国”则完全是台湾政府的符号,“中华民国政府”就是台湾人民的政治代表。
笔者以为,目前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应当是:中国内部大陆政府与台湾政府之间既对立又合作的关系。简要说明如下:
第一,回归中国的本意。这个中国并不是具体指哪个国号,而是指国名。目前,台湾有人使用 “大中国”、“整个中国”,黄年先生所使用的 “大屋顶中国”,实际上也都是指向 “中国”这一 “国名”.回归中国的本意,就可以杜绝两岸间在国号上的纠缠,使得 “一个中国框架”的善意和包容充分体现出来。两岸都有不少人在中国的本意问题上出现迷失,硬是要以国号取代国名。我们如果静下心来扪心自问,所谓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中的 “中国”所指的又是什么?也许就会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第二,吸收台湾目前法律上采纳的 “一国两区”的合理成分,突出两岸间是国家内部互不隶属的关系,同时也凸显两岸关系不是 “国与国”的关系。
第三,并列关系表明两岸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
第四,两岸之间存在着政治对立关系。
这个对立,始于上个世纪40年代末的那场内战,在形式上至今对内仍然是 “政权之争”,在外交场合还存在着 “主权代表之争”.从深层次看,两岸之间还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着对立。从这些年的情况不难看出,台湾方面不想与大陆进行中国政权之争以及 “主权代表之争”,而只是想能够代表台湾。这是两岸政治对立出现严重异化的一个动向。更重要的是,在两岸关系走向上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还可能成为两岸关系的首要内容。
第五,两岸之间存在着政治合作的关系。目前所看到的有关两岸关系政治定位的研究成果,几乎都忽略了政治合作的一面。而只有看到两岸政府间也有政治合作的这一点,才能正确作出定位。
1.目前两岸政府都坚持 “九二共识”、反对 “台独”的政治主张,两岸各自的法律都规定两岸是同一个国家,这就建立并维系了 “一中框架”.这是两岸政府最大的政治共识,是两岸政府合作的政治基础,同时也是两岸政府间最大的政治合作。也就是说,在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这个关键问题上,目前两岸政府是合作关系。
2.两岸政府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上已经形成合作关系。两岸政府通过海协、海基两会,达成一系列的协议、共识和共同意见,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这种合作关系还很脆弱,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双方之间的政治互信也很脆弱,对立要大于合作。但是我们应该确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是符合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两岸人民才是两岸关系的最终决定者。合作才有 “双赢”,合作才能给两岸同胞带来更多的福祉。指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岸关系存在的很多问题一时不易解决,但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有着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连结、共同的愿景,这是推动相互理解,携手同心,一起前进的重要力量。”
〔1〕笔者一直认为,两岸间的政治难题,不仅需要讲 “理”,更重要的是要讲 “情”.在缺乏政治互信的情况下,很多问题是单靠讲道理很难获得解决的。中国人常说,“有理也要让三分”.在两岸关系中也是如此,不要 “得理不饶人”,这样才有同胞之情。提出的 “心灵契合”,就是最高境界的 “合情”,感动了不少台湾同胞,黄先生的文章就是受到感动而写。黄先生还进一步阐发,认为所谓 “合情”,至少应该让人有 “舒适感”、 “参与感”、 “平等感”和 “自尊感”.〔2〕笔者深以为然,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就是要让台湾民众从中感受到自己也是和平发展的 “主体”而不是被统战的 “对象”.古人说的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相信两岸的未来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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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地缘政治的变迁与其外交战略是息息相关的,这也直接影响到俄对中俄关系的定位。随着俄地缘政治安全环境的恶化和实力的相对下降,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由于俄仍处于社会转型之中,其主要注意力仍将集中在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为尽量避免与其他大国发生摩擦和对立,其对华战略将有实用主义的特征。从长远来看,中俄关系隐含着不确定因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地缘政治视角下中俄关系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当前中俄都处在民族复兴的重要时期,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任务决定了创造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均是中俄的重中之重。而一个国家地缘政治形势对其战略部署有着很大的影响。中俄两国都是大国,但两国的地缘政治形势有着很大的不同。本文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分析了中俄面临的空间环境和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并利用国际地缘政治理论指出加强中俄地缘关系的重要性,以期为未来中俄的战略合作提供借鉴之处。
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中俄双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此次9.3反法西斯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出现在故宫前坚定的步伐,索契冬奥会,中国及其领导人不顾西方一些国家孤立俄罗斯的企图,坚持支持俄罗斯,表明中俄关系不会受到世界政治形势左右,也反映了中俄两国对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视。而两个国家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又对其政治、外交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这就是“地缘政治”。所谓“地缘政治”,就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把具体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战略放到全球背景中,从地理的角度加以考察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地缘政治在一个国家的战略部署上始终是关注的热点。中俄也不例外―中国要崛起,俄罗斯要复兴,都需要制定最合适的发展战略,而地缘政治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从空间环境的角度分析两国地缘政治主要包含七个因素,分别为:地形、气候、水源、交通、自然资源分布、少数民族分布和移民等。下面就其中几个主要的因素对中俄空间环境进行分析:
(一)地理位置。高纬度之于低纬度,高海拔之于低海拔有种天然的压力。高纬度和高海拔的地区对比之整体环境更为舒适的低纬度和低海拔地区永远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低海拔低地民族很难对比之环境恶劣的地区感兴趣,即使是迫于对方的压力,进行反击进入对方的领地,也会很快退出来。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国核心区一次又一次的入侵就是例子。俄国对中国的压力首先就在地理位置上。俄国处于高纬度对中国有种天然的压力。
(二)气候。随着全球气候升温,北极地区的冰层已经大面积融化。此前常年冰封的“西北航道”已经解冻。“西北航道”是指从加拿大东北部戴维斯海峡起始,沿加拿大的北部海岸一直延伸到美国阿拉斯加州附近的一条航道。这条航道在北极圈内,大部分时间处于封冻状态。但现在“西北航道”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变成真正的“通航大道”。届时,从欧洲开往亚洲的船只将不必经由狭窄并且拥挤的巴拿马运河,而可以直接通过西北航道,穿越白令海峡,抵达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能缩短5000公里左右的距离(见图1)。由于“西北航道”连接了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个世界上最主要的“富裕地区”,因此很可能成为全世界最“有利可图”的便捷海运通道。所以未来在这一地区的争夺会加强。
(三)交通。尽管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人类可以从空中通道成为另一种可能,但高昂的成本使得它的作用更多的是应用于紧急状态,而无法承担常规的地缘交流。海上的交通线当然是另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即使是北冰洋航线能够季节性的通航,将之运用于消化整个远东地区,仍然是不现实的。因此铁路仍然是俄国用来控制它的亚洲部分的生命线。但现在这条生命线却由中国人在打理了。中国已经全面参与俄国的铁路建设,经济上的利益自不必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可以直接了解俄国的运输能力,并掌握第一手资料。而俄国与中国之间的地缘平衡将被进一步打破。
(四)自然资源分布。西伯利亚地区有丰富的油气资源,这也是俄国实现复兴的最主要一张王牌。中国是一个能源消耗大国,在“马六甲海峡困境”的局面下俄国的油气资源对中国无疑是雪中送炭。但从战略安全的角度来看,俄国将资源卖给中国真的会导致它的最终衰弱。一旦俄国让中国的势力在西伯利亚扎下根来的话,那么再想让中国全身而退绝无可能。但无论是俄国想保住剩余的国际影响力,亦或是中国想提升现在的国际地位,双方都必须互相表示更多的诚意,以加深双方的合作深度。所以中俄能源合作势在必行。
(五)移民。现在俄国,特别是远东地区,中国人的身影越来越多,中国的影响力来越来越大。尽管从地理情况来看,俄国似乎占据了足够的地缘优势。但如果考虑到人口问题,俄国人却很难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消化他的亚洲部分。俄国在这一被统称做“西伯利亚”的地区,仅仅有3000万人,这并非是这一环境恶劣的地区只能养活这么多人,而更多的是俄国本身没有足够的人口进行开发。对于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尽管这一地区的环境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样无法忍受。但即使不考虑中国人吃苦耐劳的主观因素,中国也很容易提供同样数量人口,填满这一地区。
从空间环境因素来看,俄国在空间环境上占据先天优势,但自苏联解体以来俄国元气大伤,虽自普京上台以来,俄国经济不断复苏,但依然有些力不从心。因此在中俄关系上中国可通过政治博弈占据主动权,为中国经济发展谋取利益。
(一)国际地缘政治理论
英国著名地理学家、牛津大学地理系教授麦金德在1904年发表了《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提出了地缘政治学的全新课题。麦金德认为“谁统治东欧平原,谁就控制了全球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支配全世界”,对麦金德理论加以修正的是斯皮克曼,他提出“边缘地带论”。认为亚欧大陆中心地带由于人口稀少,社会组织化程度很难达到集中大规模资源程度,相反欧亚大陆东西两侧边缘分别是人口集中,资源丰富地区,因而是最重要的核心地区。他认为“谁统一了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谁就掌握了世界最有潜力的地区;谁掌握了世界最有潜力的地区,谁就能成为欧亚大陆上的世界强国;谁成为欧亚大陆的世界强国,谁就会成为美国的有力挑战者”,其次还有马汉的“海权论”等。
(二)从国际地缘政治理论角度对中俄地缘政治进行分析
从斯皮克曼边缘理论和麦金德陆权论综合来看,前苏联代表欧亚世界岛心脏地带的核心力量,中国代表世界岛东部边缘最强力量,西欧则代表西部边缘最强力量,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心脏地带苏联最强大,西欧和中国相对弱小,但现在俄罗斯力量相对于欧盟和中国崛起则比较弱。在这样全新的地缘格局中,东部和西部力量都有可能进一步蚕食心脏地带的地缘优势,为了使中部地带重要力量不至于产生两面挤压的局面,技巧性的介入心脏地带维护我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利益,同时与俄罗斯这一心脏地带中心力量保持良好合作关系,是实现我国在世界心脏地带核心利益唯一正确方式。斯皮克曼提出的“欲控制世界的命运,必须控制欧亚大陆,欲控制欧亚大陆,必须控制边缘地带”的著名论断,自美国抛弃孤立主义战略以来一直是美国地缘战略的一大指导思想。中国既处麦金德“陆权论”的心脏地带,也处在斯皮克曼“边缘地带”论的边缘地带。因此在未来捍卫中国心脏地区利益时一定要警惕美国的渗入。
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包括三个层次:中国周边、亚太和全球。
(一)中国北部地缘政治环境。从地缘的角度看,中、俄同为五大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区”之一,由于双方均属于强势地缘区,因此接触面越长,爆发地缘冲突的机率也就越大。俄罗斯和中国在近现代的冲突是非常频繁的,当然中苏之间也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短暂的友好期和蜜月期。中苏关系破裂后双方一度兵戎相见。现在中国俄罗斯再次走近,是双方在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一步一步的进逼下协调抵制单极世界的反映。从图中可以看出中俄是相邻的两个重要“地缘政治区”,双方的接触面很长,很容易爆发冲突。蒙古国的建立很好的缓解了这一冲突缓冲国,中俄双方都能对其施加比例相当的影响力,这是让双方互相达成信任的地缘基础。由于蒙古人口稀少,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担心被庞大的中国经济体磁吸过去,产生严重依赖,这也是蒙古为什么越来越看重对美关系和靠拢美国的原因。
(二)中国西部地缘政治环境。中国地缘形势十分复杂。观察我国漫长的边界线,西部是我国战略空间上最好的出口。前苏联的解体使得中国西部的边界一下出现了一些“斯坦”群国家,这五个兄弟斯坦国家不仅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可以为我国国民经济提供极为重要的能源,同时也是重要的战略枢纽。西南则接壤另外一个超级产油气大国伊朗,南边则紧邻阿富汗。在地缘战略上,伊朗连接世界四大重要区域,即南亚、中亚、西亚和俄罗斯。其中三方(中亚、西亚和俄罗斯)和伊朗本身都是世界核心的产油区,可以说这一区域掌握了世界能源、特别是石油的命脉,是世界诸强的必争之地。在美国已经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情况下,如果美国将来再图谋军事占领伊朗,那么美国将具有空前有利的地缘优势。在伊朗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都应当从战略上进行决策,因为这涉及双方最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因此中俄的协调配合相当重要。
如果中俄之间没有中亚(主要是哈萨克期坦)与蒙古作为缓冲国。中俄之间漫长的边境线根本无法让双方感觉到安全。这种基于地缘上的不安全感,对于纬度较低的中国来说尤盛,也让中俄之间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互信关系。现在俄国吐出了中亚,并由于实力的衰弱减弱了对蒙古的控制。而中国的势力得以进入这两个地区,并与俄国在这两个地区的影响力达成平衡。双方在东部的边境对于中国来说,并不会感到太大的压力。毕竟那里距离俄国的政治中心距离过远。而俄国目前也并不会担心中国会借机夺取这一地区,中国目前并无这样的实力和意图。这样双方开始有可能进行新的地区合作。
通过以上从空间环境、国际地缘政治理论和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对中俄形势的分析,可以看出未来中俄之间共同利益优势要多于相互之间的对抗敌对,因此加强深化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使其成为我国的第一盟国,并最终将其发展成为资源共享、相互依存的战略背靠背关系有益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有益于世界稳定政治格局的发展。
(一)加强中俄战略协作,在国际与地区问题上强化合作。
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建立后冷战时代的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新秩序,即遵循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原则,携手促进和平与稳定,推动共同发展与繁荣,建设公正、民主、和谐的世界秩序。因此中俄应该增强政治互信,维护两国共同的利益,建立两国在一系列国际与地区安全问题上的理论共识和价值共识。在美国重返亚太问题上,虽然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为俄提供了战略机遇期,但客观上对俄罗斯在亚太的利益是一种排挤。
东北亚冷战结构是美国在这一地区赖以存在的基础,朝鲜半岛的分裂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与美国坚持以对抗、遏制、制衡等为内容的冷战思维不同,中俄双方要积极倡导和实践新安全观。在东北亚地区,中国需要与俄罗斯加强战略磋商,积极推动建立符合新安全观的和平稳定机制,建立对话和协商机制,化解矛盾,缓和关系,避免对抗。维护和平与稳定,促进地区共同发展,在遵循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亚太地区建立开放、透明、平等、包容的安全和合作架构,是当前本地区的首要任务。
(二)鼓励双方人文交流,实现从利益共识到文化共识的突破。
培养双方间文化共识对增进两国人民交流沟通,促进中俄两大民族的相知与互信具有更加长远的战略意义。应重视人文交流在双边交往中的重要作用,求同存异,即使是不同,也可以形成“和”的局面、“和“氛围,这样才能达到人文相融,使中俄友谊根深叶茂。外交需要刚性,也需要柔性,刚柔并济才能更加有效促进战略目标的实现。单纯靠高层出访带动双边关系发展显然不够。
中俄高层会晤机制虽然健全,但相互之间不信任的因素依然存在。中俄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在关于双边关系之间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上有回避。这实际上影响了双方对很多问题的相互理解。只有以人文交流为核心的民间公共外交做得好,形成一个有效的外交缓冲区,才能预防和避免刚性冲突,推动建立中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有鉴于此,中俄之间应该继续大力加强建设“第二外交轨道”的战略对话机制。可以考虑建立双方接近决策层的有影响的人物之间对话平台。这便于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消除不必要的误会,建立缓冲区,增进相互之间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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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两岸的关系形势又有哪些新的发展呢?对于这些政策的研究,可以把它写成篇论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两岸关系形势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去年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巩固与深化的一年。两岸虽然在一些小的议题上争论不断,但大陆展现对台战略新思维和新高度,不仅维系了两岸既有沟通管道,两岸交流合作持续开展,而且使举世瞩目的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成功举行。大陆对台政策取得丰硕成果,不仅在于提出了有关两岸关系发展的四个“坚定不移”,而且实现了两岸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面。
在四个“坚定不移”的指导下,在年内会见了三批重要台湾客人。一是“习马会”。2015年11月7日,在全球瞩目下,与台湾方面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就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这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具有里程碑意义。“习马会”强调了“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显示大陆肯定过去7年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为未来两岸关系发展设规立制。二是“习朱会”。5月4日,在北京会见了来大陆出席第10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这是大陆领导人首次和台湾执政党的党主席会面,具有重大意义。三是“习连会”。9月1日,大陆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率领台湾各界人士参加,受到的热情接见。
2016年举行台湾“大选”前,蔡英文在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其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持两岸现状”,即“维系台海和平及持续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现状”。6月蔡英文访美期间,进一步将“两岸现状”阐释为“在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依循普遍民意,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对于“九二共识”,蔡英文的讲法也有所变化,从一开始的“根本不存在”到诬称是“国共共识”到“求同①存异”的变化。
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容易
台湾《中央日报》网络报5月17日发表评论说, 过去8年,两岸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基础,此一基础并非只能以“九二共识”4个字作为形容,重点在于如何定位两岸之间的关系,两岸双方都认为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现在蔡英文、民进党固然对两岸关系持“不挑衅、无意外”的态度,以谋大陆没有理由对蔡当局出重手,但是,蔡当局不仅拒绝沿用“九二共识”,尤其拒绝对“一中原则”采取积极表述,也拒绝确认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毁弃了两岸本已存在的政治基础,就不可能不对双方的和平发展构成重
②大冲击。而这也是国民党在选前和选后,一再对蔡英文、民进党的提醒,但不被接受。
另据台湾“中央社”5月17日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院会当地时间16日下午“无异议”通过有关支持台湾的“共同决议案”,内容提到“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 Act)与对台“六项保证”(Six Assurances)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民早前接受《环球时报》访问时认为,在台湾“5·20”政权交替前夕的关键节点,美国国会反华势力重申“对台六项保证”,是为“台独”势力壮胆。他表示,即将上台的蔡英文当局“先国际,后两岸;先美日,后大陆”的政策思维,意味着未来台美动作会越来越多,“反台独,保和平”成为大陆的艰巨任务。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张文生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国会一部分人不希望两岸走得太近,因此帮着蔡英文操纵两岸关系,这是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也违背美国的“三不”承诺。他说,美国这种在两岸关系上搞平衡的做法,无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
目前台湾岛内充斥着盲目的乐观情绪,对两岸关系抱持着轻忽的态度,认为可以绕过,或就算置之不理也无所谓。这样的情绪与态度很可能反映在即将到来的5月20日蔡英文的就职演说中。从近期台湾参加亚投行的争议,以及肯尼亚遣返嫌犯的事件可以看出,两岸关系对是很难绕开的,我认为台湾与其消极不理,不如正面以对。为台湾考虑,最直接的出路就是积极经营两岸关系,化危机为机遇,凭借大陆的体量以及与台湾的特殊关系而发展,这是一条事半功倍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①③ 张华:《两岸关系: 突破与局限》,今日中国,2015 [J/OL]
《两岸关系会是什么样的和平发展?》,中国台湾网,2016 [J/OL]
《美对台“六项保证”诉诸文字 帮蔡英文操纵两岸关系》,环球时报,2016 [J/OL] 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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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发展两岸经济往来,通过经济交往弱化政治,让百姓之间紧密相连,两岸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们共同的心愿,沟通才能够增进互信,合作才能够达成双赢,两岸同胞的福祉关系于两岸的和平发展,两岸的协商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为大陆和台湾的共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二十一世纪是一个追求和平与发展、从对抗到对话、从斗争到合作的世纪,也是一个兼顾自由与责任的世纪。 关键字: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继往开来
一 两岸关系的核心与关键
(一)两岸关系的症结
“胡六点”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涉外事务等方面提出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其中第六点提出:“我们再次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同时指出,“两岸可以适时就军事问题进行接触交流,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为有利于两岸协商谈判、对彼此往来做出安排,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
由此可见,要“ 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 ”,关键的问题恰恰存在于“一个中国原则”这个“基础”之中。没有这个“基础”,两岸就没有谈判的可能,或者勉强谈起来只获得一纸协议,也不可能真正结束敌对状态;如果这个最根本的对立解决了,其他各项政治问题包括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建立军事互信等等,都将转化为技术性问题而迎刃而解。目前,两岸在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上达成了一致,支撑了去年以来两岸关系的明显进展;但是,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巩固深化落实这一共识,尚需双方发挥高度智慧,在互动中形成高度默契、互为激励、螺旋上升的正面循环。所以,胡在2009年5月26日会见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进一步指出:“考虑到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包括需要逐步破解一些政治难题,巩固和增进双方的政治互信尤为重要。坚持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关键所在”。 (二)两岸关系核心问题是要全面落实“一中原则”
2005年“胡连会”标志着大陆“两岸同属一中”的政策思想走向成熟并落实为具体政策,标志着国共两党二十年左右围绕一个中国原则进行的事实上的“谈判”终于达成初步一致。这就在两岸最为敏感的涉外问题上向台湾人民展示出合理解决的前景,也就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互为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取得一致与平衡。
从“胡四点”到“胡六点”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讲话精神、从近年两岸关系出现的有关变化来看,以往一中原则单纯强调两岸关系的“法理内涵”,对台湾当局政治地位采取绝对排它性的否定态度;而“两岸同属一中”则在坚持一个中国法理基础的同时,为一中原则注入了实事求是、正视现实的“事理内涵”,以及以人为本、尊重包容的“情理内涵”。全面把握与落实“新三句”包含的法、理、情三重内涵,是我们正确坚持一中原则、继续推动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与前提。
综上所述,两岸关系事有千端,全面地、坚定不移地落实一个中国原则是核心所在。它一方面要求台湾当局更加明确地坚持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更加明确在排除人们对台湾未来走向上的疑虑;一方面要求大陆进一步合情合理地看待台湾当局应有的政治地位,并继续协商解决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在两岸关系历史当口,双方均须戒慎恐惧,小心呵护,务使近年两岸关系出现的良性互动不断深化,巩固发展。
二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形势
2008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发生历史性转折,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和突破性进展,展现和平发展的新局面。两岸双方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建立政治互信,保持良性互动,两会商谈达成18项协议,两岸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签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两岸各界交流合作蓬勃发展,两岸关系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积极变化。
其中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有利因素:1、中国大陆的发展与坚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政策及措施的不断加强;2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产生与显现了重大的积极性作用;3、和平发展态势获得两岸民众尤其是台湾主流民意的高度肯定;4、两岸间政治互信有所建立;5、马英九团队持续推动两岸和平开放政策;6、国际社会乐见两岸和平发展。因此在解决台湾问题上要坚持的方针政策有: 1、基本方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2、实现两岸统一的前提和基础——一个中国原则 ;3、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一国两制 。
除此之外,还要在此基础上通过以下五个方面来推动两岸的和平发展:第一,大力促进两岸人员往来; 第二,积极推动两岸直接、双向、全面“三通”;第三,大力推进两岸产业合作拓展领域、提高层次; 第四,切实推动两岸金融合作取得实质进展;第五,探索推动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
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发展两岸经济往来,通过经济交往弱化政治,让百姓之间紧密相连,两岸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们共同的心愿,沟通才能够增进互信,合作才能够达成双赢,两岸同胞的福祉关系于两岸的和平发展,两岸的协商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为大陆和台湾的共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 继往开来创新局,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
(一)把握机遇顺势而为,开创两岸新局面
我们应清楚认识到今日的两岸关系来之不易,要认识到马英九的执政期是我们难得的历史机遇期,他正派正直,是我们修复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机遇,机遇在前,我们应倍加珍惜。
当然,“先经后政”作为两岸的基础,也是应该建立得更扎实一点,但随着两岸关系的深入,我们总会面对众多政治难题。可是“先经后政”的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政治,从2008年至2012年,成功的“先经后政”也化为选民的选票,不正说明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影响。
面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大趋势,要求我们更关心另外45%的选民,也要求台湾在野的民进党要正视现实,理智地面对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大潮流,诚实的面对“九二共识”与“宪法一中”,不要甘作“为反对而反对一切”的反对党,要有理性的两岸政策,否则只能永远沦为在野党。即使偶然再度执政,也一定是不稳定。
(二)贯彻执行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当前,两岸关系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刻。两岸同胞普遍肯定与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双方有继续推动两岸关系改善发展的意愿;过去几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国际社会普遍欢迎两岸关系继续改善发展,这些都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开创新局打下了良好基础。展望未来,两岸关系有望迎来新的机遇,迈出新的步伐,开创新的局面。前进的道路上,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我们要坚持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继续深入贯彻胡锦涛“12.31”重要讲话精神,以持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主题,以深入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为主线,进一步扎实有效做好各项对台工作,进一步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创造有利条件。
(三)全面理解党的关于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
党的报告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这一指导思想体现了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包含着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基本判断和战略决策、新形势下推进对台工作的主要目标。
中央强调要坚定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信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崇高愿望和坚强意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关系历经风雨洗礼,开辟出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必将强有力地推动和平统一的进程。
中央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平统一的方向和目标,全面辩证地把握和平统一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内在联系。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坚持和平统一方针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坚定地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尽最大努力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我们要牢牢把握持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紧紧抓住广泛团结广大台湾同胞的主线,维护既有的宝贵成果,保持正确方向和前进势头,增强政治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扩大人民往来,推进对话协商,取得各方面新的成就,加强各领域制度化建设,从而夯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参考文献:
一 胡锦涛会见连战-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阐述三点看法
二 继往开来再创新局
三 与两岸关系继往开来
四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两岸关系形势政策论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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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新时期以来,台湾青年的政治认同虽然存在一些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因素,但总体上仍然呈现出不少令人忧虑的现状,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与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将产生深远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6年两岸关系形势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没有泪的眼睛是干涸的,没有梦想的人生是不完美的。因为一颗心而活着,心因为有了方向而执着,而方向就是我们的梦想,梦想是一个人最大财富,它就像我们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总是在漫漫的漆黑夜晚为我们照亮前方。可以说每个人有自己的梦想,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公主,还是不起眼的灰姑娘,我们都能找到一件自己想做的事,而这件事会支撑我们很久很久,即使受到全世界的人的嘲笑,有那么一个梦,你都能继续走下去。这就是梦的力量。我们有梦,当然我们的国家也有梦。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深刻的道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线,深刻的描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求索、不断奋斗的历史。
一、“中国梦”的涵义、提出的背景以及现实意义。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定义“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真正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归纳起来就是: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二、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刻内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绝不是一句豪言壮语,而是有着十分深刻的内涵,这就是让国家更昌盛,人民更幸福,中华民族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国家不富强,就会被人欺辱;民族不复兴,就无言担当龙的传人。强国才能富民,强国也是为了富民。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
三、中国梦的时代特征。
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根本要求,相应地,“中国梦”也呈现出这个阶段的诸多重要时代特征。
一是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的“实力特征”。“中国梦”的第一要义,就是实现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
二是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的“幸福特征”。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圆“中国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
三是中华文明在复兴中进一步演进的“文明特征”。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几千年不断延续、传承至今的文明,但要体现现代文明色彩,就必须超越数千年来创造的农耕文明形态。
四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特征”。“中国梦”具有多个维度,而其价值维度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党的明确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之中,并且强调,“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价值追求,必将极大提升“中国梦”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四、中国梦的实现途径。
1.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2.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必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3.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实干兴邦,只有实干兴邦,才能避免空谈误国。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注重落实,是我们党一个长久的优良传统。坚持实干兴邦,才能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
4.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4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其中,道路是决定因素,发展是根本因素,实干是关键因素。
最后,我想说的是:有梦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有梦的国,才是真正的国!中国的梦,祖国的梦,你我的梦。
让我们打开美好的心灵,让理想在他乡飞翔吧,不要让它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逝。要用青春去奏响生命的乐章,我相信每一个音符都将是理想的归宿! 让我们为了家国之梦和自己的梦想,携手同行吧!
摘 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们要按照党的提出的基本要求,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关键词:党的;两岸关系;和平统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党的报告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1]44这一重要论断,进一步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要始终坚持中央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不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维护统一的价值理念,根植了中国必须统一的强烈意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崇高愿望和坚强意志。祖国大陆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奠定了和平统一的雄厚基础和可靠保障,决定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创造了科学发展的辉煌业绩。我们现在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这必然会更强烈、更广泛、更高层次地形成和强化两岸之间的凝聚力,使民族更趋融合、人民更趋团结、国家更趋统一。
党的十七大以来,在两岸同胞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对台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两岸关系由高度危险的关头转向和平发展,开创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两岸经济、文化、社会联系达到60多年来最密切的水平。事实证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大势所趋,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需要倍加珍惜、共同维护。我们坚信,在“一国两制”理论的指导下,一定能够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一定能够实现。
二、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深刻总结过去对台工作实践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题为《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讲话,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思想,科学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怎样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报告再次强调了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指出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首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当今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也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提高综合国力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契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也有利于整个亚太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其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历史发展趋势。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求和平、求稳定、求发展始终是两岸的主流民意。5年多来,两岸关系发展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已经用事实证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行之有效,对推进两岸关系产生了重大作用。2012 年1 月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两项选举结果表明,两岸关系改善发展的正面影响明显增强,大多数台湾民众认识到“九二共识”对于两岸关系的重要性,希望两岸关系继续发展而不停滞倒退甚至紧张动荡 [3]351。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于两岸积累互信、解决争议,有利于两岸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再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联。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实现祖国统一,而和平发展是当前两岸关系最现实的选择,是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最佳手段。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既从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出发,彰显时代特征;又把握了台湾问题的本质,把解决台湾问题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它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以相互尊重、“和而不同”的新境界来认知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智慧,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分割出去的坚强决心和信心。
三、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要求
两岸关系正处在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提出的基本要求,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1.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条底线。只有承认“―个中国”,两岸才能建立实现和平发展所必需的互信基础和政治环境,两岸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交流才能顺利推进。反之,两岸和平发展就失去了政治基础和保障,就变成了空中楼阁。虽然目前两岸对一个中国政治涵义的认知仍有所不同,但在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最基本认识上一直有着共同点和连结点,即双方都认为大陆和台湾没有分裂为两个国家、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这就可以求同存异,由此共同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立场。在一个中国前提下,我们对任何有利于维护台海和平、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的意见和建议都愿意做出正面回应。正如报告指出的那样,“对台湾任何政党,只要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往、对话、合作。”
2.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
经济合作是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深化经济合作,就是要积极落实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两岸其他协议,逐步建立公平、透明、便利的投资及其保障机制,建立两岸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厚植共同利益,以经济“暖流”持续滋润两岸民众。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是凝聚中华民族的内在力量。扩大文化交流,就是要以加深两岸同胞的感情和增进相互理解为出发点,注重建立恒久稳定的文化交流机制,通过开展更多文化方面的双向互动,增强一脉相承的民族认同,筑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文化基础。密切人民往来,就是要大力加强两岸社会融合,增强两岸利益联结,使更多台湾民众享受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红利,融洽亲如一家的同胞感情,从而为两岸关系持久和平发展,并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奠定坚实民意基础。维护两岸和平发展关系的持久性,仅仅靠寻找共同利益、扩展共同利益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行机制建设,用制度来作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最终实现完全统一的过程,就是两岸在平等协商、沟通谈判的基础上,不断实现机制化,最终形成两岸都可以接受的制度化安排的过程[4]8。在今后的两岸交流合作中,要促进平等协商,加强各个领域的制度建设,推动两岸交往的机制化。
在这些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的基础上,着眼于两岸关系长远发展,必须为逐步解决症结性问题创造条件。我们主张,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打开解除政治难题的瓶颈;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以利缓和台海局势、降低军事安全顾虑;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一起承担避免国家分裂的义务和责任,一起规划两岸关系进程,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前景[3]355。
3.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理应相互关爱信赖,共同推进两岸关系,共同享有发展成果。我们要本着以人为本、为民谋利的理念,满腔热忱关心台湾同胞,切实保护台湾同胞权益,积极采取对台惠民措施,让台湾同胞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团结台湾同胞维护好、建设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凡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共同福祉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对于部分台湾同胞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心态和感情,以及由于各种原因对大陆产生的误解和隔阂,我们不仅要充分理解和体谅,而且要积极采取措施努力疏导、化解。
4.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图谋
“台独”分裂活动已成为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最大祸害、对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只有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才能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福祉。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在反对分裂国家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绝不会有丝毫动摇、妥协、含糊。当前,台海局势发生了积极变化,但“台独”分裂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台独”分裂图谋,没有停止“台独”分裂活动。对于任何“台独”分裂势力,任何“台独”分裂活动的企图,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台独”分裂行径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违背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必然走向彻底失败,我们对彻底粉碎“台独”分裂图谋充满必胜的信心。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1).
[3] 孙亚夫.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李鹏.两岸和平发展的机制化需求与建构[j].台湾研究集刊,2009,(2).
2016年两岸关系形势政策论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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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基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两岸关系演变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众所周知台湾问题由来已久,其间经历了诸多的演变和发展,台湾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国际化,新时期如何处理海峡两岸关系关系重大,这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考验,本文就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演变发展,新时期两岸关系呈现和可能出现的新特点三个方面来阐述台湾问题,进而给出了自己关于新时期大陆处理两岸关系的观点和建议。
【关键词】:台湾问题,历史由来,演变,发展,新时期两岸关系,新特点,大陆,处理
【正文】
(一)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
大家知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台湾也曾而两次脱离祖国,一次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第一次收复台湾,赶跑了荷兰殖民者,郑死以后其后代将台湾独立与清廷对抗,后康熙帝任施琅为大帅收复台湾,此后台湾一直隶属大陆管辖。二是1898年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将台湾二次割让出去给日本,自此台湾脱离大陆50年,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才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1946年国民党发起国共内战,经过历时四年的内在,国民党被赶出大陆、蜗居台湾。正当人民解放军一鼓作气完全解放台湾,美国派出第七舰队横亘在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由此才形成了台湾问题。处理好两岸关系成为中央政府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一个重大考验。
(二)台湾问题的演变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蒋介石退居台湾,国民党军队蜂拥入台,这标志着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统治的结束。蒋介石、蒋经国统治台湾时期虽也曾扬言要反攻大陆,成立伪中央政府,但可以看出他们依然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们也坚持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后来李登辉上台,才开始提出“两国论”,开始搞台独分裂活动。将两岸关系迅速升温激化。李登辉之后陈水扁上台,民进党开始执政台湾,开始想明目张胆地进行台独公投,台独分裂活动日益猖獗。海峡两岸关系也日益紧张。2008年随着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对大陆的访问,拉开了两岸关系缓和的序幕,海峡两岸交流也日益紧密。就在同一年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赢得“大选”,击败民进党,时隔八年之后国民党重掌大权,也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门轰然洞开,两岸关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两年多来两岸经济关系大事不断,世所罕见。先是中断近十年的“两会”恢复制度性协商,在大陆台湾先后举行四次重要会谈,达成12项经贸合作协定;再就是取得了包括全面直接双向“三通”、MOU在内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两岸经贸关系进入全面、快速发展阶段。
(三)新时期两岸关系呈现及可能出现的新特点;
(1)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不小的挑战。目前的两岸关系是两年来最好时机,台海形势出现了对我有利的内外环境,李登辉的影响日渐式微;陈水扁被判无期徒刑,以“台独纲常”为宗旨的民进党早已下台。未来几年,岛内台独活动难于掀起大的风浪,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势不可阻挡。接下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触及政治议题,两岸关系“先易后难”、“先急后难”、“先经后政”、越到后来越难。难点在于以下几点。
1政治对话议题。马英九当局对政治对话的态度渐趋保守。所谓台湾岛内形成“共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托词”,如果民进党一直反对,岛内将永无共识;两岸对话还要夹带国际因素,这显然表明两岸政治互信有待进一步增强和强化。
2.经济合作机制化问题。马英九近年来不断重申ECFA的签署应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进行,必需符合“国家需要、民族支持和国民监督”的基本要求,必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台湾人民利益,由此看出,ECFA形成两岸经贸关系的基本法,涉及到身份及关系的定位问题,搞好了,会使两岸关系更亲密;搞不好“两岸”也会成为“两国”的开始。
3.两岸军事互信问题。马英九在国18次国民党全代表会上显示,“因为两岸现在并没有剑拔弩张,所以并没有进行政治性谈判甚至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的急迫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方面要价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台湾却仍在计划向美国采购更多武器。在“军购”与“军事互信机制”之间,马当局定会选择前者。
4.台湾“国际空间”问题。近年以来,马当局继续推行“外交休兵”政策,暂时放弃了16年前的“加入联合国”的活动,转而与大陆协商弹性参与国际组织,反映出“一寸求和”的新思维。台湾当局的不断索取将使这一问题变得愈加复杂。
无论是年台湾政局还是两岸关系,表面看是风平浪静,实际上却是暗潮汹涌。为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认识,不能盲目乐观,不能被岛内执政者更替所左右,不能被两岸关系的暂时缓和所迷惑。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影响台海安全稳定的根源并未消除,“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仍是两岸和平发展的主要现实威胁,解决台湾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不容低估。
两年来,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两岸实现对话协商制度,经贸文化的交流合作日益紧密,新型两岸关系正在加速形成。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两岸关系在进入和平发展的轨道仅仅三年,在认同九二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两岸之间形成了初步的政治互信。在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之后,两岸关系相应的进入有序推进、平稳发展的新时期。未来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将进一步深化并全方位拓展;两岸关系将进入合作与摩擦交替上升的新时期;两岸关系与岛内政治合作的衔接将越来越紧密;如何获取民心、争取民意支持将是未来两岸都要关注的焦点。
(2)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国因素不容低估。两岸关系应该是中国的内政,但它又有外力的干涉。可以说两岸关系中任何一个现象与事件,又都是中国、美国、中国台湾三方面相互牵制和博弈的结果。正像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台湾问题归根是美国问题。目前美国在台海两岸关系的基本态度是:不统、不独、不战、不和。长时间以来,美国在台海两岸间一直保持着藐视中间而实际上偏袒和支持台湾的做法。
中国的对台斗争实际上是对美斗争。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海峡两岸的政策不会根本改变。它确实有点像“摆钟”那样,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核心,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时而左时而右的摇摆不定。斗争将使长期的、曲折的和复杂的。当前两岸关系实现了历史性曲折和突破性进展,正朝着建立和平发展新局面的方向迈进。美国虽然表面上不断表态乐见两岸的和解。
(3)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岛内制约因素不可忽视。
1.岛内民意的走势左右两岸关系。现在台湾有一个最大的现实你,就是“台湾主体意识”的上升。
2.民进党能否东山再起。从外部环境上讲,自从马英九主政台湾以来,马英九在竞选时的承诺一直很难实现,马团队的民调也一直回落,台湾民众也颇有意见。另外,从国际局势上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直把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妻子,也不愿意看到两岸和平统一。综上所述,民进党正在做着东山再起的准备。不过从目前来看,民进党要想东山再起的确困难重重。
(四)新时期大陆应该如何处理好两岸关系。
(1)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住过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2)同台湾同胞一道,加强两岸人员来往和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坚决反对台湾分裂势力。
(3)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
(4)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5)“一国两制”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两岸关系发展形势论文2016年}.
(6)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同时绝不承认放弃使用武力。
参考文献[1]薛谋洪。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做文章由来已久[N].人民日报,1995-06-26(7)。
[2]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19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3]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26集)[Z].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4]中国国际法年刊[Z].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5]王铁崖,田如萱。国际法资料选编[Z].北京:北京法律知识出版社,1982。
[7]董云善,刘武萍。世界人权约法总览[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摘要】:众所周知台湾问题由来已久,其间经历了诸多的演变和发展,台湾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国际化,新时期如何处理海峡两岸关系关系重大,这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考验,本文就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演变发展,新时期两岸关系呈现和可能出现的新特点三个方面来阐述台湾问题,进而给出了自己关于新时期大陆处理两岸关系的观点和建议。
【关键词】:台湾问题,历史由来,演变,发展,新时期两岸关系,新特点,大陆,处理
【正文】
(一)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
大家知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台湾也曾而两次脱离祖国,一次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第一次收复台湾,赶跑了荷兰殖民者,郑死以后其后代将台湾独立与清廷对抗,后康熙帝任施琅为大帅收复台湾,此后台湾一直隶属大陆管辖。二是1898年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将台湾二次割让出去给日本,自此台湾脱离大陆50年,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才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1946年国民党发起国共内战,经过历时四年的内在,国民党被赶出大陆、蜗居台湾。正当人民解放军一鼓作气完全解放台湾,美国派出第七舰队横亘在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由此才形成了台湾问题。处理好两岸关系成为中央政府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一个重大考验。
(二)台湾问题的演变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蒋介石退居台湾,国民党军队蜂拥入台,这标志着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统治的结束。蒋介石、蒋经国统治台湾时期虽也曾扬言要反攻大陆,成立伪中央政府,但可以看出他们依然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们也坚持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后来李登辉上台,才开始提出“两国论”,开始搞台独分裂活动。将两岸关系迅速升温激化。李登辉之后陈水扁上台,民进党开始执政台湾,开始想明目张胆地进行台独公投,台独分裂活动日益猖獗。海峡两岸关系也日益紧张。2008年随着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对大陆的访问,拉开了两岸关系缓和的序幕,海峡两岸交流也日益紧密。就在同一年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赢得“大选”,击败民进党,时隔八年之后国民党重掌大权,也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门轰然洞开,两岸关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两年多来两岸经济关系大事不断,世所罕见。先是中断近十年的“两会”恢复制度性协商,在大陆台湾先后举行四次重要会谈,达成12项经贸合作协定;再就是取得了包括全面直接双向“三通”、MOU在内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两岸经贸关系进入全面、快速发展阶段。
(三)新时期两岸关系呈现及可能出现的新特点;
(1)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不小的挑战。目前的两岸关系是两年来最好时机,台海形势出现了对我有利的内外环境,李登辉的影响日渐式微;陈水扁被判无期徒刑,以“台独纲常”为宗旨的民进党早已下台。未来几年,岛内台独活动难于掀起大的风浪,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势不可阻挡。接下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触及政治议题,两岸关系“先易后难”、“先急后难”、“先经后政”、越到后来越难。难点在于以下几点。
1政治对话议题。马英九当局对政治对话的态度渐趋保守。所谓台湾岛内形成“共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托词”,如果民进党一直反对,岛内将永无共识;两岸对话还要夹带国际因素,这显然表明两岸政治互信有待进一步增强和强化。
2.经济合作机制化问题。马英九近年来不断重申ECFA的签署应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进行,必需符合“国家需要、民族支持和国民监督”的基本要求,必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台湾人民利益,由此看出,ECFA形成两岸经贸关系的基本法,涉及到身份及关系的定位问题,搞好了,会使两岸关系更亲密;搞不好“两岸”也会成为“两国”的开始。
3.两岸军事互信问题。马英九在国18次国民党全代表会上显示,“因为两岸现在并没有剑拔弩张,所以并没有进行政治性谈判甚至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的急迫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方面要价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台湾却仍在计划向美国采购更多武器。在“军购”与“军事互信机制”之间,马当局定会选择前者。
4.台湾“国际空间”问题。近年以来,马当局继续推行“外交休兵”政策,暂时放弃了16年前的“加入联合国”的活动,转而与大陆协商弹性参与国际组织,反映出“一寸求和”的新思维。台湾当局的不断索取将使这一问题变得愈加复杂。
无论是年台湾政局还是两岸关系,表面看是风平浪静,实际上却是暗潮汹涌。为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认识,不能盲目乐观,不能被岛内执政者更替所左右,不能被两岸关系的暂时缓和所迷惑。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影响台海安全稳定的根源并未消除,“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仍是两岸和平发展的主要现实威胁,解决台湾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不容低估。
两年来,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两岸实现对话协商制度,经贸文化的交流合作日益紧密,新型两岸关系正在加速形成。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两岸关系在进入和平发展的轨道仅仅三年,在认同九二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两岸之间形成了初步的政治互信。在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之后,两岸关系相应的进入有序推进、平稳发展的新时期。未来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将进一步深化并全方位拓展;两岸关系将进入合作与摩擦交替上升的新时期;两岸关系与岛内政治合作的衔接将越来越紧密;如何获取民心、争取民意支持将是未来两岸都要关注的焦点。
(2)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国因素不容低估。两岸关系应该是中国的内政,但它又有外力的干涉。可以说两岸关系中任何一个现象与事件,又都是中国、美国、中国台湾三方面相互牵制和博弈的结果。正像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台湾问题归根是美国问题。目前美国在台海两岸关系的基本态度是:不统、不独、不战、不和。长时间以来,美国在台海两岸间一直保持着藐视中间而实际上偏袒和支持台湾的做法。
中国的对台斗争实际上是对美斗争。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海峡两岸的政策不会根本改变。它确实有点像“摆钟”那样,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核心,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时而左时而右的摇摆不定。斗争将使长期的、曲折的和复杂的。当前两岸关系实现了历史性曲折和突破性进展,正朝着建立和平发展新局面的方向迈进。美国虽然表面上不断表态乐见两岸的和解。
(3)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岛内制约因素不可忽视。
1.岛内民意的走势左右两岸关系。现在台湾有一个最大的现实你,就是“台湾主体意识”的上升。
2.民进党能否东山再起。从外部环境上讲,自从马英九主政台湾以来,马英九在竞选时的承诺一直很难实现,马团队的民调也一直回落,台湾民众也颇有意见。另外,从国际局势上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直把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妻子,也不愿意看到两岸和平统一。综上所述,民进党正在做着东山再起的准备。不过从目前来看,民进党要想东山再起的确困难重重。
(四)新时期大陆应该如何处理好两岸关系。
(1)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住过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2)同台湾同胞一道,加强两岸人员来往和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坚决反对台湾分裂势力。
(3)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
(4)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5)“一国两制”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两岸关系发展形势论文2016年}.
(6)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同时绝不承认放弃使用武力。
参考文献[1]薛谋洪。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做文章由来已久[N].人民日报,1995-06-26(7)。
[2]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19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3]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26集)[Z].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4]中国国际法年刊[Z].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5]王铁崖,田如萱。国际法资料选编[Z].北京:北京法律知识出版社,1982。
[7]董云善,刘武萍。世界人权约法总览[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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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历史定论,而且早已为国际社会所公认。“台湾问题”原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内战的衍生物,完全属于中国的内政。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7台海局势论文,供大家参考。
2009年两岸关系承接2008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开局,继续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两岸各项交流渠道进一步拓宽,交流面更为广泛,交流层级也更高了。两岸经贸合作也有了新的重要的突破,基本上实现了两岸“三通直航”,揭开了两岸金融合作的序幕,迈出了两岸双向投资的步伐。为了破解政治难题、建立政治互信,学术界的两岸政治对话也初试啼声。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关系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必然趋势,有了好的开头,就要继续往前深入发展,停滯不进不符合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殷切期盼,倒退更是没有出路的。2010年两岸关系将会如何,吸引人们普遍关注。
一、两岸关系基本形势
2010年,从影响两岸关系的各项因素综合分析,总体上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有利的,甚至毋宁说,两岸关系正面临着关键的机遇期,是牢牢把握难得的机遇,还是让机遇擦身而过,正考验着两岸人民的智慧。
(一)大陆坚定不移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陆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看待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胡锦涛一再强调,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不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开创新局面。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陆是最主要、最积极的力量,为了支持台湾经济尽快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为长期稳定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也为了照顾台湾基层民众(包括农民)的利益,大陆将会不断地表达高度的善意和诚意,让台湾广大同胞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持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凡此均将有助于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势头。
(二)马英九当局基本上也会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两年来台湾各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台湾主流民意肯定并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并且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能够不断深入,取得更多更积极的成果。两年来马英九当局岛内施政与民意需求有较大落差,成效不彰,颇积民怨,唯独两岸关系政策获得多数民众高度肯定,成为政绩唯一亮点。2012年马英九能否连任正面临愈来愈大的挑战,而经济发展能否尽快恢复,失业率能否有效降低,将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台湾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基本保证,基于上述分析,不论从台湾民意角度。抑或从马英九自身取得政绩的角度来考察,马英九当局基本上应不至于会违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方向。
(三)国际社会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经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更为茁壮,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为提升。世界上一些主要大国不沦是从谋求自身经济发展需要出发,抑或从妥善处理与中国的国家利益矛盾出发,都致力于发展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台湾问题作为影响和干扰因素的作用趋于下降,国际社会普遍乐见并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并进而肯定马英九当局有别于民进党陈水扁的两岸关系政策。美国政府自从去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并签署《中美联合声明》以来,迄今一再表示,美国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支持海峡两岸经济、文化、政治各个领域展开交流对话,建立密切的关系。凡此皆有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持续推动。
2010年两岸正在进行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协商淡判,两岸双方都期待在今年上半年能成功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将标志着两岸经贸关系从此进入正常化、机制化、制度化的轨道,也标志着两岸经济整合迈开重要的步伐,它对两岸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台湾经济未来长期稳定的发展意义重大,对于台湾经济避免边缘化,并借助于两岸经济整合,融入亚太地区经济整合至关重要。
2010年下半年台湾将有重要的“五都”选举,2011年基本上进入厮杀更为激烈的“立委”和“总统”选举,以迄2012年年初。为了欺骗台湾民众,获得选举利益,民进党正竭力阻挠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相信进入选举高峰之后,民进党更会升高“台独”的诉求,力图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态势,当此之时,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大步前进,抑或停滞不前,正考验着马英九当局的政治智慧。马英九曾一再表示,要“为台湾人民谋数十年之和平”,把握机遇,此其时也。
二、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因此,2010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总体上仍面临有利的形势,但也逐渐暴露出若干隐忧,出现若干不确定因素,主要有四:
(一)马英九当局面临重要抉择。在台湾,国民党总体形象欠佳。囿于私利、勇于内斗使得国民党不能团结,复杂的党内状况也使得青年才俊难以出头,而尤为重要的,则是国民党丧失论述能力,因此缺乏足以凝聚全党的核心价值,一旦败选,行见分裂和衰弱。
国共两党破冰交流,陈水扁贪腐无餍,加上马英九个人形象,导致2008年国民党重新夺回政权。但马英九个人理念暧昧软弱,在至关重要的两岸关系问题上,态度摇摆不明,因此执政迄今,未能建构国民党的理论论述,重建国民党的核心价值,展现执政的愿景。由于内心的“恐绿症”,政策上拼命讨好绿色选民,既不能在理论和气势上压倒民进党的“台独”,乘胜扩大基本盘,反而因为漠视泛蓝选民的需求,一再挫伤泛蓝选民的支持热情,加上不能广用人才,执政无方,招致民怨。马英九兼任党主席后,有意推进国民党的改革,然而改革的目标、途径、方法均存在不小问题,激化党内矛盾,集中表现在各项选举中国民党连选连败,泛蓝选民不愿出来投票,基本盘不断松动,中间选民对马“无能”亦颇多怨言,而泛绿阵营在民进党煽动之下,反而更形凝固,形成反马阵营。总体而言,台湾政治发展出现国民党声势走低、民进党气势上涨的“蓝消绿长”态势。使马英九连任前景充满挑战。
(二)民进党坚持激进“台独”立场。马英九当局态度的软弱和论述的暧昧给了民进党“台独”以起死回生之机。因为马英九当局未能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使得岛内政治话语权依然牢牢掌握在“台独”手中,在“台独”攻势下,国民党左支右吾,招架无方。国民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台湾人民谋求了那么大的利益;国民党谋签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台湾长期经济发展有生死攸关的意义,然而所有这些,国民党在岛内却道不明,讲不白。反而让民进党不断地策动支持者,以暴力的方式干扰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把马英九的两岸关系政策一概攻击为“倾中卖台”,把签署两岸经济合作协议抨击为“丧权辱国”,在民进党的煽动误导下,台湾民众的认知被严重混乱了,使马英九当局正确的两岸关系政策的推动反而平添阻力。
然而,民进党丢失政权之后,不进行路线的深刻反省,反而继续在激进“台独”的不归路上愈陷愈深,其实是饮鸩止渴。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只会给两岸关系带来危险,难消台湾主流民意对民进党“台独”冒险的担心,民进党期待执政最重大的障碍便难以去除。从民意凋查结果来看,民进党虽然连续赢得几场选举,声势有所上扬,但基本盘却丝毫没有扩大,证明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台独”作为依然深怀戒心。更重要的是,坚持激进“台独”立场的民进党万一侥幸取得执政权,对台湾而言,将是陈水扁八年灾难的重演。尤其是两岸关系形势已今非昔比,没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就没有台湾的发展和未来。坚持激进“台独”的民进党执政,执意在两岸关系中搞对抗,除了把两岸关系导入危机之外,民进党将一事无成,易言之,只要民进党坚持“台独”,民进党就根本无法在台湾执政。死抱住“台独”对民进党而言,只是饮鸠止渴而已。
(三)台湾民意持续民粹化、,在“台独”长期误导之下,加上国民党的自私和软弱,台湾民众积非成是,逐渐滋生虚幻的“国家”意识。目前台湾民众总体上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但由于两岸长期隔离,冷战时期的对抗和随后“台独”的扭曲,对统一尚存在颇多的疑虑。由于大陆迅速发展,综合实力迅速增强,两岸实力对比迅速拉大悬殊,台湾一些民众对两岸发展过快走得过近,产生一些疑虑,怕自身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会受到伤害,尽管是多虑,却也值得理解。一些台湾基层民众担心失业,一些台湾弱势产业担心受到冲击,本来都不难由事实来证明,但在民进党恶意扭曲下,不明真相的民众不自觉地成为民进党攻击国民党的支持者,民粹主义越来越掩盖台湾民众的理性思维。
(四)美国仍然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层阻力。美国仍然深深地插手台湾问题,把台湾问题作为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筹码。在明里暗里,美国通过支持民进党和“台独”,牵制马英九当局的两岸关系政策。美国还坚持对台军售,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横施阻力。除美国外,日本及少数国家也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暗施阻扰,使两岸关系对抗、对立态势至今未解。
综上所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近两年来呈现良好态势,但两岸关系中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并没有获得解决,阻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复杂因素不容忽视。我们应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积极作为,妥善应对,不断地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向前进。
2011年台湾进入一个跌宕起伏、变幻莫测的关键时期。重大选举将至,敏感问题增多,蓝绿两大阵营争斗更加激烈,岛内政局及两岸关系将呈现新的发展态势。
一、蓝绿两大阵营实力拉近,双方将围绕“立委”及“总统”选举展开激烈争夺
马英九当局执政三年来,岛内政局和社会总体保持稳定,经过县市长、“五都”市长选举及几次“立委”补选,蓝绿两大阵营长期存在的“蓝大绿小”的政党板块并未产生重大位移,仍然呈现出近20年来一贯的“超稳定结构”。但有三大变化趋势值得特别关注:一是“蓝消绿长”的政治生态更趋明显。国民党从2008年马英九当选时的得票率58.45%,到2009年底17个县市选举的47.88%,再到2010年“五都”选举的44.54%,呈现出“一路下滑”的趋势;而民进党却“一路攀升”,从2008年“总统”选举41.55%,到17个县市选举45.32%,再到“五都”选举49.87%,三年来台湾选举得票率的消长显示出“蓝消绿长”走势。国民党“立委”总席次也由2008年初81席缩减至74席,失去“立法院”四分之三的绝对控制权;“五都”议员席次占有率也由上届45%滑落到41%。而民进党“立委”总席次则由2008年初27席增至33席,达到四分之一提案门槛;“五都”议员总席次已达130席,可以与国民党平分秋色,并首次拿下大台南市议长及台北、高雄两市副议长席位,使其在地方议会的干预能力和信心进一步增强。二是“北蓝南绿”的政治版图渐趋稳固。从2009年底县市长选举看,蓝营在北中部共10个县市中拿下9席,绿营在南部4个县市夺得除嘉义市外的3席,且领先幅度均在20%以上;从2010年底“五都”选举看,国民党保住了原先执政的台北、新北及台中三市,民进党则固守高雄、台南两市,“北蓝南绿”壁垒分明的结构将使台湾南北民意落差愈来愈大。三是“蓝淡绿深”的态势日趋强化。蓝绿阵营在五市选举中显示出“南部更绿,北部褪蓝”的变化趋向,除台北市外,民进党输的差距都在5个百分点内,而赢的差距则都远大于10个百分点。随着“直辖市”体制正式运作,如果国民党应对不力,这一趋势恐将会在后续“立委”、“总统”选举中持续强化。未来“北蓝”也许变得更浅,“南绿”可能变得更绿,并将对国民党执政权形成有力挑战。四是“非蓝非绿”政治势力的影响力逐步扩大。目前,除国、民两大政党之外的第三股政治势力仍处于发展低潮,但作为第三势力“精神领袖”的李登辉近来却十分活跃。去年底,李登辉极力鼓动与大陆有着较深渊源的王永庆之子王文洋竞选“总统”;2011年初,李登辉又宴请王金平、宋楚瑜等人,希望他们能够筹组第三势力与马英九争夺“总统”大位;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也有意筹组第三势力,推出“蓝绿配”或“绿蓝配”角逐2012年“大选”。第三势力的兴起可能会对国、民两大政党“立委”及“总统”选情造成一定的冲击,也将使未来一年台湾政局更趋复杂多变。
二、马英九未能完全摆脱发展困境。连任面临严峻考验
三年来,马英九在推动党务改革、改善党政关系、提升施政成效及发展两岸关系上取得较大进展,但仍未能有效摆脱发展困境。尽管国民党在“五都”选举中达成“保三”的目标,但在总得票率上却输给民进党40万票,被视为“赢了面子输了里子”。在“大选”前极为关键的一年里,马 英九仍将面临三大难题:一是泛蓝势力整合难度较大。近几次“立委”补选及两次地方性选举表明国民党浅蓝选民流失严重。亲民党、新党对马英九“排斥异己”的处理方式极为不满,宋楚瑜甚至公开为曾为民进党籍的杨秋兴站台,在被时任国民党秘书长金溥聪以妨害名誉起诉后,与国民党矛盾升级。而一些地方派系对国民党支持也出现松动,尽管马英九以金溥聪辞职来缓和与国民党本土派关系,但成效并不明显。2011年,马英九若不能成功整合泛蓝势力,必将会影响到2012年“大选”。二是南部选民翻盘可能性较低。岛内南北对立、贫富悬殊的现状,使南部民众逐步形成了国民党“重北轻南”、“重商轻农”的负面印象,也使南部选民“选党不选人”倾向更趋明显。在2010年底“五都”选举中,国民党在南部二市用力甚深并期待翻盘,但结果却在南部大输对手70多万票。台学者认为,连曾是民进党的杨秋兴都抢不到绿营的票,蓝营就更难争取到南部选民的支持。对2012年“大选”而言,马英九要想在南部获得2008年一样的支持率,可能性大幅降低。三是政党改革收效甚微。一方面,未能改变基层民众的不良观感。民众普遍感到,国民党是财团政党,只重视财团利益、不顾百姓利益,国民党官员平时高高在上,与基层民众互动少,执政时存有“傲慢”心态,常常脱离民意。另一方面,暴露出国民党人才不足的缺陷。尤其是在中南部,以“五都”选举为例,国民党台中市长人选除了已第三次参选的胡志强外,难以推出有竞争力的参选人;在台南市和高雄市,国民党推出的参选人明显缺乏竞争力。四是社会矛盾仍然突出。在经历激烈的族群争斗后,岛内民众对当局治理能力、执政能力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能否解决让国民党深陷执政危机的经济民生问题将是马当局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考验。如果马英九不能积极推动让更多民众满意的政策,解决好经济增长、失业率、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2012年“大选”将难免遭遇严厉挑战。
三、民进党加紧推动政党转型。但仍然面临结构性难题
蔡英文担任党主席以来,对民进党的选举策略及“台独”路线等进行了重大调整。改变以往惯用的激化族群对立和蓝绿对决的策略,将治理方式和治理绩效放在选战首位;极力回避敏感的两岸议题,不提任何有关“国家定位”、两岸关系等统“独”议题。这种温和的中间路线,得到了中间选民的认同和支持,也使民进党快速走出低谷,政治实力大幅回升。从去年底“五都”选举中可以看出,即使民进党换了一张脸孔,绿营支持者仍然不离不弃,显示出民进党的弹性策略已同样获得绿营支持者的认可。尽管如此,民进党未来发展仍将面临结构性难题:一是党内权力斗争加剧。目前,蔡英文等中生代人物政治选情看涨,特别是蔡英文得到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挺扁势力、高雄市长陈菊等党内实力派的公开支持,在民进党内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已成为该党最具影响力与实力的“新天王”。然而,作为民进党“天王”的苏贞昌、谢长廷、吕秀莲等党内元老派人物政治实力犹存,政治手腕更加娴熟,他们并不愿就此退居幕后。在民进党“临全会”1月22日通过“总统”及“立委”候选人提名办法采“全民调”作业方式后,党内各派势力围绕提名时间、提名人选等问题展开激烈争斗。未来围绕“总统”初选等问题,民进党内以世代交替为核心的权力斗争很可能趋于激化。二是两岸政策调整存在不确定性。面对接踵而来的“立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委”及“总统”选举,民进党不可能像“五都”选举时那样回避“国家定位”、两岸关系等议题。2011年初,民进党内的“天王”、“天后”相继提出发展与大陆关系的政策主张。谢长廷1月10日举行记者会提出“宪法各表”论;苏贞昌2月14日抛出“台湾共识”论;吕秀莲反复重申去年1月提出的“九六共识”论;蔡英文2月23日在“新境界文教基金会”成立仪式上提出“和而不同、和而求同”论。这些政策论述尽管表述不同,却蕴含着交叉重叠的共同认识,此时相继提出,既是出于提升个人党内政治地位目的,也是出于适应岛内社会形势变化,壮大民进党政治实力的大局考虑。在民进党“十年政纲”出台之前,其两岸政策调整都将存在不确定性。三是民进党转型受到深绿势力的牵制。以陈水扁为精神领袖的“一边一国连线”,在“五都”议员选举中大获全胜,当选率高达83%,丑闻缠身的陈水扁之子陈致中也以全台第二高票当选大高雄市议员,表明深绿势力在岛内尤其南部地区仍具有较强政治能量。“五都”选举表明,岛内激进“台独”势力仍然较强,对民进党的影响力不容忽视。民进党要想赢得下届“立委”及“总统”选举,还需要深绿势力作为后盾与先锋。如何稳住绿营基本教义派,也是民进党中央不得不面临的难题。四是争取中间选民难度较大。争取中间选民是2011年蓝绿两大阵营的重头戏。对民进党中央及各派系而言,无论谁出马角逐2012年“总统”,选举利益都决定其两岸政策必须向中间地带靠拢。面对岛内希望稳定发展两岸关系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务实派在“五都”选举之后加紧推动该党大陆政策转型,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今年以来多次强调,只要大陆不设前提,愿与大陆进行实质对话,可从“第二轨道”的交流开始,先进行以智库学者为主的多层次、多元化交流。高雄市长陈菊也表示,愿在“自由开放”的前提下和大陆交流。但无论民进党如何调整,都不会从根本上放弃“台独”基本立场,这也是影响民进党争取中间选民的最重要的因素。
四、ECFA生效标志两岸关系进入一个新的起点,但两岸深层次难题将日渐突显
2011年,随着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早期收获清单的生效实施及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的正式成立,ECFA所带来的两岸经贸互利将会得到进一步彰显,两岸以谈判代替对抗以及定期制度化协商谈判的做法,早已为岛内多数民众所接受,并将继续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但面对2012年“总统”大选,国民党大陆政策将转向谨慎保守,并很可能会进一步放缓脚步。一是台当局对两岸协商的态度更为谨慎。马英九年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未来两岸的协商方式可以有更多弹性,不必硬性规定一年两次,困难无法解决的就暂时搁置。去年12月两岸两会在“投资保障协议”协商时遭遇困难,显示两岸协商已开始触及各自核心利益,两岸关系向纵深发展将面临诸多政治障碍。为了维护台湾企业和民众的利益,为了避免给“总统”选举造成“负面影响”,马当局在其任内极有可能仅锁定经济议题,不会触及政治谈判和军事互信议题。二是台当局向大陆提出的要价更高。为争取更多选民的认同,马当局未来在推动大陆政策时,将会把让岛内“三中”(中南部、中小企业及中下阶层)民众切实获益作为发展两岸关系的重点,把“为庶民争取更多看得见的利益”作为推动两岸交往的主轴,这也意味着国民党在谈判中将提出“更高要价”。为让民众快速见到两岸政策“红利”,国民党当局可能会不断向大陆提出注入资金以保持台湾的经济增长、停止部署或撤走部分对台导弹等要求。三是岛内民众“国家”意识更强。2011年,国民党将借“中华民国建国百年”之际,不断强化“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的“主权独立”论述,借此唤起岛内民众对“中华民国”的光荣感和重新认同,强化民众“国家”意识。马英九在2011年“元旦讲话”中再次强调两岸不应是政权之争、统“独”之争、“国际空间”之争,而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之争”。在两岸政治互信仍然脆弱、两岸政治关系仍未取得实质突破的情况下,这不仅不利于化解岛内民众对大陆的误解和敌意,相反将增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复杂性和变数。四是反对势力的干扰力度更大。迫于ECFA的民意基础不断扩增,泛绿阵营反制ECFA策略已由“反对者”向“监督者”转换,并将以严格标准检验岛内失业率、贫富差距、台推动FTA目标等问题,不断放大和突显马当局的各种缺失,营造对马当局不利的舆论环境与社会氛围,泛绿阵营的干扰势必对马当局形成较大压力,使其落实ECFA顾虑增大乃至步伐放缓。
五、美国将利用台湾“大选”敏感期加大对中国大陆干预力度。为两岸关系纵深发展设置障碍
随着美“重回亚洲”战略意图渐趋清晰,以及中美战略博弈日益激烈复杂,“台湾牌”的地位作用也更显重要。近年来,美国虽然公开宣称乐见两岸关系平稳发展,私下却担心两岸关系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失控,导致美对台海事务的主导权弱化,失去东亚战略布局的重要支点。为维护战略利益,美拟采取“多管齐下”、“恩威并施”的策略发展对台关系:政治上施压,极力防堵台当局与大陆协商政治、军事等深层次敏感议题,设法给快速发展的两岸关系“降温”。经济上“搭桥”,计划近期与台重启“贸易暨投资框架协议”(TIFA)谈判,建构“全面性的经贸合作关系”,并支持台湾对外洽签“自由贸易协定”(FTA),降低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外交上”扶持,拟协助台在美开设“台湾书院”行销台湾文化,继续支持台“有意义”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国际组织,强化台湾“国际存在”。军事上撑腰,近年来,美国对台军售周期缩短,质量提高,金额增大。继去年宣布同意售台64.42亿美元武器后,今年以来又加紧评估售台F-16C/D战机、“宙斯盾”舰等高新武器的可行性,协助台军提升“不对称战力”。此外,在处理与台朝野政党关系上,美刻意保持“平衡”,既维持与马当局良好互动,又透过智库恢复与民进党交流对话,并有意邀请民进党下届“总统”候选人访美。由此可见,2011年美国插手台湾问题的范围将会更广、程度将会更深、力度将会更大,是两岸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的最大外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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