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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也是属于艺术范畴,书法作为一种的艺术,除了具有一般视觉艺术的共性之外,还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书法艺术论文,供大家参考。
书法,又称“中国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找寻和探究书法艺术的文化和内在涵义。
首先让我们一起了解了解书法中所蕴含的丰厚文化。
中国书法“起于用笔,基于结字,成于章法,美于气韵”[8] 。其产生一方面由于特殊的表现对象-—汉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独特的书写工具-—毛笔。但是,作为一种“审美的、创造性的意识形态和生产形态”[9 ] ,书法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条件、典章制度、精神生活发生联系。中华文化是中国书法得以形成的深层原因,是中国书法发展的营养土壤和生存环境,更是中国书法最深层的表现对象。而在文化中最稳定的就是文化思想,所以,钟明善先生就认为:“中国书法艺术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最凝练的物化形态。”[8 ] 作为中国书法艺术重要基础的笔法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可以这样理解。
从应用文字的书写发展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在世界各民族中,中华民族的书法艺术是独特的。从它的书写对象———汉字的产生,到书法艺术技法的积累,从书法风格的变迁,到民族思维方式的寄托,无不是处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之下,无不是以一个侧面体现着中华文化的现实存在,体现着中华文化的艺术精神。
再来我们就说说其文化内涵。中国古代书法中体现书法其自身文化内涵的数量很多,且大部分是语录式的,采取诗话的体例,把古代的材料加以整理,根据材料,个人认为书法学其内涵包括以下几种。
(一)喻物性。最早的书法内涵,用自然之美来说明书法的美,用比喻为主要的论述方式。这种书法内涵包括对人、书体、笔画等的比喻。如对人,描写王羲之的有:“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对书体,“盖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对笔画,卫夫人在《笔阵图》中形容点画的词语有:“横,如千里阵云;竖,如万岁枯藤;点,如高峰坠石”等等。都是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描写书法学的。
(四)缘情性。我们认为书法学的内涵是可以表现内心感情的。如唐
代的孙过庭谈到王羲之的书法,是完全从抒情的角度去描写:“写《乐毅》则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还有书家要借书法把生活里的各种感情抒发出来,如唐张怀瓘在《书断序》中说:“或寄以聘纵横之志,或托以散郁之怀。”还有唐孙过庭《书谱》中说:“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这些书论所表达的感情可谓丰沛。
(五)伦理性。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美学,认为美必须蕴涵善。欣赏书法也是在欣赏人格。汉代的杨雄说“书,心画也;心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可见书法所透露的是君子小人之分,所以书法学的美也就是人的品格的美;还有作字应先作人,柳公权的“心正则笔正”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书法的最高境界是“中和”之美,项穆在《书法雅言》里关于《中和》就已经指出:“圆而且方,方而复圆,正能含奇,奇不失正,会于中和,斯为美善。中也者,无过不及是也;和也者,无乖无戾是也。”即是说高尚的人写出的字应该是中和的,而且是最美的,也是最善的。
(六)禅意性。最代表佛家书法理论的当推禅意派。这类的书论例子有很多,典型的书法家有黄庭坚、米芾等。这些宋代的书法家几乎都和禅宗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黄庭坚最喜欢引用禅家的话语来点评书法,如:“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直须具此眼者,乃能知之。凡学书,欲先学用笔。”米芾评价唐代诸家的楷书为“一笔书”,并戏称自己的笔法为“八面风”也是禅家语。还有一段关于当时书法名家的著名议论:“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而他自己是“刷字”这明显受到文字禅的影响。这些泼辣的语言也是深受“自性成佛,身外无佛”乃至呵佛骂祖的狂禅文化内涵的影响。
书法学的文化和内涵较为独特,并具备完善的理论依据。这是由其自身的文化内涵决定的。即书法学是根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中国的文化是讲综合的,所以书法艺术也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书法艺术自逐渐脱离实用性其艺术性得以强化以来,书法学的学科建立成为书法艺术史发展的必然。书法学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自身发展的历史成就成为文化领域独有的艺术现象。
总之,书法艺术所涵盖的丰富文化内涵,是难以一言而概之的,认真研究其文化内涵对于书法学的学科建设有着现实意义,同时,对传承书法艺术弘扬祖国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
[2] 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 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
[3] 宋民《中国古代书法美学》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89年版.
[4] 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
[5] 陈振濂 《书法学》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1年版.
[6]《书法学论文(三)》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
[7] 李松朋 《中国书法笔法所蕴藉的文化》重庆工学院学报 2009 年 第23 卷 第3 期
[8] 钟明善. 《书法基础与欣赏(下)》 [M] .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9] 孙美兰. 艺术概论[M]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1- 4
摘 要:书法艺术主要表现在书法作品的成就上,它与书法家自由创作密切相联,与字体的间架结构有联系,与书法家的艺术风格相印证,更与书法家的个人性情密切相关。所以从书法家个人性情上抓住了书法艺术,就抓住了书法创作根本。
关键词:书法艺术;书法创作;个人性情;风格。
中国书法艺术,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在民间的历史积淀过程中,书法作品也是多而全的。本文谈论书法创作与书法家个人性情的关系,今天我着重谈谈自己对天下第一二三行书的认识。
“天下第一行书”即《兰亭集序》,又题为《临河序》、《禊帖》、《三月三日兰亭诗序》等。晋穆冯承素摹兰亭序卷帝永和九年(公元353)三月三日,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会聚兰亭,赋诗饮酒。王羲之将诸人名爵及所赋诗作编成一集,并作序一篇,记述流觞曲水一事,并抒写由此而引发的内心感慨。这篇序文就是《兰亭集序》(全篇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此序受石崇《金谷诗序》影响很大,其成就又远在《金谷诗序》之上。其文书法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苏轼《寒食帖》并称三大行书书法帖。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
“天下第二行书”公认为颜真卿所写的《祭侄季明文稿》,《祭侄稿》全称《祭侄季明文稿》,为三大行天下第二行书书书法帖之一,系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一。书于唐乾元元年(公元七百五十八年)。麻纸本,行书 纵28.2厘米 横75.5厘米,二十三行,每行十一二字不等,共二百三十四字。曾经宋宣和内府、元张晏、鲜于枢、明吴廷、清徐乾学、王鸿绪、清内府等收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颜真卿为杨国忠排挤,出为平原(今山东德州)太守。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在范阳(今北京南)起兵,著名的安史之乱开始。一时河北诸郡迅速瓦解,惟颜真卿的平原郡高举义旗,起兵讨叛,被推为义军首领。时颜真卿的从兄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派其第三子颜季明与真卿联系,联合反叛。颜杲卿与长史袁履谦设计杀死安禄山党羽、镇守土门(今河北井泾)要塞的李钦凑,夺回土门。一时形势好转。颜杲卿派长子颜泉明押送俘虏到长安报捷群请求救兵。不料路经太原时为太原节度使王承业截留。王想冒功,拥兵不救。安禄山闻河北有变,派史思明回兵常山。颜杲卿孤军奋战,苦战三日,粮尽矢绝,城破被俘。颜季明等被杀头,颜氏家族死者三十余人。颜杲卿被押解至洛阳,英勇不屈,先被断一足,凌迟处死。直到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颜杲卿才被朝廷追赠太子太保,溢“忠节”。颜真卿时任蒲州太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即派杲卿长于颜泉明到常山、洛阳寻找季明、杲卿遗骸。只得到季明头部和杲卿部分尸骨,为了暂时安葬这些尸骨,颜真卿写下了这篇祭侄文草稿。因为此稿是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下书写,顾不得笔墨的工拙,故字随书家情绪起伏,纯是精神和平时工力的自然流露。这在整个书法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可以说,《祭侄文稿》是极具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墨迹原作之一,至为宝贵。
天下第三行书即苏轼所写的《寒食帖》,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四十五岁,因宋朝最大的文字狱天下第三行书“乌台诗案”受新党排斥,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在精神上感到寂寞,郁郁不得志,生活上穷愁潦倒,第三年四月,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作此两首寒食诗,书写此卷的时间大约在翌年,或元丰七年离开黄州以后。元符三年(1100)是卷收藏者蜀州张氏取之邀黄庭坚观赏,并书一则题跋,与原迹可谓互为辉意映。《寒食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也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书法创作与书法家个人性情密切相关。人是大自然的一分子,是大自然有机体之一。而人的感情、气质、性格是大自然中最具灵性的。所以蔡岂在《笔论》中提出“先散怀抱,任情态性,然后书之”的卞张就充分说明性情在书法艺术中的重要性。南宋词人姜夔也在《续书谱》强调性情是与人的精神相通的,人的性情直接影响着书法艺术的风格。不同的性情,规定着字的不同状态。书法家性情的变化,推动着字体的流动,字体的流动又显示书法家性情的变化,这种人与字的相互映衬、相互补充,不仅使书法艺术别具一格,而且也让书法作品达到一个至高的艺术境界。
参考文献:
[1]陈方既.《中国书法精神》.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
[2]金开诚,王岳川.《书法艺术美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
[3]陈振濂.《书法美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现代平面设计理念正式传入到中国以来,经过30几年的变化发展,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由于我国现代平面设计发展较晚,至今作品形式仍然存在相当大的模仿西方倾向,个性特征不明显,与国外发达国家的设计水平存在一定差距。所以,我国现代平面设计要想获得突破性进展,实现与国外设计界平等对话,就必须在设计中加入具有本民族特征得到文化元素,而书法艺术作为我国民族文化中的瑰宝,将其应用到现代平面设计中能够对我国平面设计的国际化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书法艺术在标志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文字是平面设计构成中的重要元素之一,是一种具有相对普遍性的信息传播媒介。现阶段,我国很多企业都将现代“书艺”作为标志形象的关键设计元素,创作出众多经典的标志设计代表作品。例如我国在2008年奥运会上的会徽,就是将印章作为设计核心内容,并通过篆书将字体构画出来,表现出一种古典的装饰美学特征,既是对我国古典文化的彰显,也是对运动精神的热情弘扬。“京”的汉字向世界展现了北京市承办本次奥运会所具备的独特人文精神内涵,而用毛笔书法书写的“BEIJING2008”更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竞技体育精神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向世界展现了我国传统书法艺术的精髓。又如在由上海市承办的2010年世博会,也在书法艺术字“世”的基础上设计会徽,构建了三人合抱的平面图形,象征着世界各国中的“你我他”,表现了世博会合作、欢聚、沟通、理解的重要精神理念。二者在设计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是书法艺术在标志设计中的具体应用,也通过这一应用表现出本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内涵。
二、书法艺术在商品包装艺术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将我国传统书法艺术正式运用到商品包装艺术设计上不仅能够增加商品的民族文化内涵,还能够增强包装设计的诗性气韵,使包装设计带有浓郁的传统经典文化色彩,从而区别于其他艺术设计形式而具有个性魅力特征。书法艺术应用于商品包装设计主要在商品包装形式中扮演着重要的品牌形象或承担着广告文字宣传任务。例如在很多茶叶的外包装上都会在绿色的茶叶图画上构建一个草书或行书的茶字,飘逸洒脱,起到良好的艺术效果。又如“喜之郎”品牌的包装设计上将“喜之郎”几个字运用自由洒脱的草书进行造型设计,向商品的受众群体传递出一种自由、活泼、欢乐的精神意识导向,深受广大小朋友的喜爱。
三、书法艺术在书籍装帧中的具体应用
书籍作为图形和文字等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原始社会人类为了保存信息开始在陶器、石板上刻写文字时,书籍就已经开始萌芽。书籍的封面设计师书籍装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初的使用是为了对书籍加以保护,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封面的作用和内涵被赋予了更多的内容:美化书籍和向受众群体传播书籍主要信息。而当书籍作为一种重要商品进行出售时,消费者首先看到的就是书籍的封面装帧设计,所以具有较强视觉吸引力的封面设计能够增强书籍对读者的吸引力,增强书籍的市场竞争力。书籍封面的装帧设计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代平面设计,以文字为主要表现内容,通过设计彰显书籍的文化内涵。例如对一些文化气息较为浓烈的书籍,在封面装帧设计中常常会邀请一些书法家进行题写,再经过平面设计的加工和美化,使书籍封面变得典雅、诗性,内涵丰富。而对于辞书、字典以及政策法规性等权威性工具书类,则要保证书籍封面的严肃性,在设计中多采用结构较为平整,沉稳端庄的楷书来表现书籍的内涵特征。
四、书法艺术在招贴广告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招贴作为广告的重要形式之一,又称海报或大众宣传画,是人类社会应用最早也最为广泛的传媒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广告行业的现代化发展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形式新颖,受众广泛,但是招贴广告仍然以其独特的个性发展优势在现代社会的广告行业中保持着经久不衰的发展势头。然而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建设以及市场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在全球多元文化的发展建设背景下,招贴广告的发展也受到了外来设计思想和理念的冲击。因此,我国招贴广告设计要想取得阶段性的进步,就应该在借鉴外国先进文化的同时,发展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征,将中国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融入到平面设计之中,突显招贴广告设计的民族性。
当今社会,我国招贴广告在设计形式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手法开始具有多样化的发展特征,在发展中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进行了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设计思想创新。现阶段,我国招贴广告设计中将传统书法文化应用其中的作品已经越来越多,深受招贴广告发布人员与社会大众的喜爱。如《夜宴》、《红高粱》等较为成功的书法艺术海报作品,在电影宣传以及电影魅力的提升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五、结语
书法艺术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形式之一,源远流长。不仅是一种记录和传递信息的文字符号,更具备一定的艺术审美和精神内涵,能够带给欣赏者独特的审美享受。书法艺术与平面设计存在诸多的共通之处,将其应用到平面设计中能够极大的增强平面艺术设计的视觉效果,强化作品的民族个性特征,进而逐步提升我国平面设计的整体水平,争取尽早与国际社会平面艺术设计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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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对于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问题比较关注,高等院校是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问题当然更要重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学术道德规范:高校教学的重要内容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一所高校是否具有一流的水平,衡量指标应当涉及三个方面:教学、科研以及服务社会的质量和水平。其中教学工作是教师的第一学术责任。学术道德作为一种行为规范,能够保障学术活动的有序、有效的进行。学术道德不仅在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学术道德规范教育还应当成为高校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高校教师以及全社会都必须明确遵守学术道德规范的重要性。
关键词:学术;道德规范;高校教学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高等教育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和创新的重要力量,高校教师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也成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智能动力。目前不少高校教师队伍还存在不少问题,其正在削弱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应有的支撑作用,影响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高校学术不端及学术论文不规范现象也比较普遍,学术道德和学风问题日益凸显,学术道德规范教育应成为高校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
(一)促进学术研究的有序健康发展
教育学生加强对学术道德规范的认识,避免学术不端行为,以保证我国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是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需要一定的环境和条件。除开外部对于科学研究、学术繁荣的高度重视所创造的一系列的环境和条件,对于教师而言,只有自觉遵守学术规则和规范,认真履行学术道德,才能够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开辟出新天地,促进高校教师科学品质和精神的形成,有助于教师道德人格的发展和完善。学术道德规范作为道德武器,能够抵制各种不良思想和行为,为学术繁荣、科技进步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保证高校教育事业生存与发展
高校的学术活动是高校科学研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高校教师而言,教学与科研是其本职工作的两个最基本方面。国家的高素质创新人才队伍需要高校教育事业的培养,高校教育事业也由于高校教师的科学研究活动而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研究基地。高校教师能否遵守学术道德规范,能否在学生面前树立高标准高品质的道德人格,从而教育学生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学术风气,组建优秀的人才队伍,储存优质的科研后备军。这一切都直接决定着高校教育事业能否取得科学研究的胜利果实;决定着一所高校的竞争力、社会名望和地位的高低;决定着高校教育事业能否获得未来长足的发展。
(三)对学生人才成长起关键作用
高校教师通过对学生进行学术道德规范教育,不仅能够用知识武装大学生的头脑,更能够利用自身人格修养和学术道德素养感染大学生,促进大学生科学精神和科学品德的形成。21世纪的人才特征应该是具有探索精神、创新精神、理性批判精神,这种高素质人才的专业素质和人文素质应该是高度统一的。高校教师对其进行学术道德教育,不仅仅有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积极关注学术前沿动态,使自己具备科技创新和学术研究的资质,更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大学生的道德素质。
(一)潜心钻研,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作为社会普通民众的一员,应当把个人的人生价值目标定位在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上,只有投身于祖国的繁荣昌盛、社会的进步发展,才能算是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才能发现人生的意义所在。学者是高校教师的另一重身份,应当勤于钻研,潜心学术,实现报效祖国的最终目的。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是每一个科学家以及学者都应该具备的道德意识,也是高校教师应该向大学生传递的价值观念。只有在为了祖国的科技发展、人民利益的实现而积极做出贡献,科研学者才能够将他们的业绩印刻在时代的丰碑上。
(二)维护学术诚信,遵循学术规范
学术研究的目标是追求知识,探索自然或社会的未知领域,增加文明长河的广度和深度。为了推动学术研究的进展,分享研究的成果,在学术研究中应当遵循学术道德规范与准则。所谓学术诚信,是指在学科的研究的各个环节上都必须恪守诚信原则,杜绝学术欺诈行为。选题与资料规范、引用与注释规范、成果呈现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则是科学研究中重要的学术规范。不仅是高校教师应当具备学术诚信,遵循学术规范,更应当提高学生的学术诚信意识、学术规范意识,并指导学习学术规范的具体内容,在学术研究中做到求真唯实、遵循高标准,严要求。
(三)坚持学术标准,反对学术腐败
学术研究应有的道德规范,不仅涉及到社会对学术研究的要求、学术研究本身的行为规范等方面,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对学者个人的要求。
在高校教育事业的过程中,学位论文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许多学生的学位论文往往就是一个学术创新的起点。由此,高校教师在对待学生学位论文以及自己的学术研究必须坚持学术标准,严格要求。高校教师中不乏学术界有名的专家和学者,他们的学术道德修养关系到国家学术水平的高低、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在论文答辩、各种评审评奖、课题立项等各种活动中,就更应该保持公平公正的作风,做出正确的评价和判断;坚持学术标准,抵制学术腐败,杜绝权钱交易,让学术的浩然正气长存,确保科学技术研究的良性发展。
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得社会迅猛发展,学术研究领域里的功利和浮躁之风也逐渐愈演愈烈,学术道德失范现象层出不穷。要使高校教师卓有成效地进行科学研究活动,就必须立足当今社会现实,对学术失范进行伦理思考,剖析根源,对其学术研究活动有所规范、有所制约,从而维护学术的尊严。
(一)学术道德失范的表现形式
1.学术诚信缺失
目前我国高校教师科研道德已经具备较为完整的体系,大部分高校教师在各自的学术活动中能够遵守学术道德规范,为我国科学研究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少数教师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出现种种违背学术道德的不良行为。如全部或部分地抄袭他人学术成果、杜撰删改实验数据、在对研究对象没有在进行实践调查的情况下对研究结果胡编乱造等。高校教师对于大学生学术道德规范的培养不仅是道德教育问题,在平常的教学活动中也应当有目的有意识地训练学生,使大学生在学术研究的各个环节上始终恪守学术诚信原则。 2.学术不规范
现在我国学术不规范问题日益受到全社会的显著关注,如有些人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直接采用了他人观点或数据资料,在引用与注释规范方面,却有意避漏;或者把他人学术成果“改头换面”进行间接引用,却不叙述事实加以说明。为提高大学生学术规范意识,高校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学习具体的学术规范内容,对当前学术杂志论文写作的规范,以及对他人观点、方法、材料的引用进行详细介绍。这对大学生的学术道德、学术能力和学风都能够起到实际的帮助。
3.学风浮躁
高校教师应当具备谦虚谨慎的道德人格,但不可否认的是,确实有部分高校教师目空一切,爱以“专家”、“学者”自居,目空一切,对于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完全不能接受;好逸恶劳投机取巧,对待学术研究浅尝辄止,未能潜心钻研学术;对于那些需要投入较长时间及较大精力且短期内无法取得明显效益的学术研究未能保持踏实、沉稳的学术心态。近些年来,国家和高校为高校教师的科研学术工作提供优质的资源配置和条件支持,设立多种科研学术奖励。面对这些条件,部分人为追求名利虚荣争取科研学术项目,争取到却又粗制滥造,东拼西凑完成项目研究。这不仅挫伤高校教师科研学术研究的积极性,浪费国家和高校资源,更会败坏学术研究风气,影响大学生人才成长。
4.学术腐败
学术腐败影响恶劣,已经属于严重违规行为,甚至在一定程度触犯法律。常见的学术腐败现象有:一些俨然是学术界知名的专家或学者利用手中掌握的职权和资源,谋取私人利益,在招生或评奖项目中搞权钱交易;依靠“递条子”、“走关系”进行所谓的“攻关”、“活动”工程。本该是象牙塔里应当具备最圣洁最严肃的学术研究,本该是本着为国家、社会及人民切实利益、为文明长河的特殊贡献者,却打上学术之殇的烙印。
(二)学术道德失范的原因剖析
1.社会大环境的负面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人们的思想呈现了许多新特点,新的时代环境特别对高等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教育不断深化改革,在时代特征下不断迎接新机遇以及新挑战。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倾向,有些高校教师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无私奉献精神逐渐减弱,心态浮躁,急功近利,自身不能树立正确的名利观,利用不正当手段获得学术利益。同时,社会存在的多元价值观念对道德观念有着比旧时期更为宽容的态度和宽松的道德要求,使得部分高校教师无法严格要求自己。
2.高校教师职称及评价指标的片面导向
基于公平竞争观念,高校不断深化内部改革,引进多种竞争机制,对于教师的教学、科研、社会工作等各项工作加大监督、检查。相比较教学工作与服务社会两方面难以量化标准的特征,在高校教师评职称、评奖及课题申报等各项活动中,侧重科研。同时,在评价指标体系中,教学工作及服务社会属于“偏软”指标,科研可指定一系列“硬性”指标。比如大部分学校在职称评定及年底考核中,要求教师必须在“核心期刊”或“核心权威期刊”上发表多少文章;必须申报多少省级重点或国家重点科研课题。这些使得高校教师在承担教学等工作的同时,必须顾及科研学术量,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高校教师学术道德失范现象的出现。
3.高校教师自身因素
除了外在的客观原因,高校教师对自身缺乏严格学术道德要求也是导致学术道德失范的重要原因。受利益的诱导,再加上目前国家还缺乏相对健全的专门法律惩治学术失范,对情节不太严重的学术失范现象也大多只是通过道德层面加以谴责。对于学术,部分教师未能树立正确的价值信念,缺乏道德自律,社会责任感还有待加强。高校教师在学术活动中更要求加强自我约束和管理,自觉加强道德修养,诚信为本,公平参与竞争。
在高校的大部分教师忠于职守,恪守学术道德规范,敬业勤业无私奉献,“在最后一片净土”上从事着最光辉灿烂的事业。学术道德规范作为高校重要的教育内容,其过程是长期的,任务是艰巨的。学术失范的发生一方面是职业道德问题,另一方面归于对学术规范缺乏应有的认识。高校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铸造者”,对于大学生学术道德规范的教育具有重大的责任。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高校教师应当尽责任地对大学生进行学术规范方面的知识的教育,结合专业课教学进行学术规范的训练,避免学术道德规范流于空谈。作为大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念形成的引导者,教师的“为人师表”对大学生起着示范作用。高校教师只有具备了高水平的职业道德素质、学术道德素养,才能把大学生培养成具有创新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高素质人才,才能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大学生道德文化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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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思想政治教育的不断发展,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框架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作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基本理论。因此,研究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中最具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命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构成部分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在马列主要思想理论指导下,本文认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便是思想灌输。这里的灌输不是指一个硬灌、忽略青年的主观能动性的灌输,而是通过加强对青年先进思想、理论的引导及指导、强调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方的有效的互动,从而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
关键词青年 思想政治教育 本质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30周年的今天,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国家、学者、高校的高度重视。不仅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发展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矛盾中发挥的主导作用,更看重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在其发展过程、矛盾发挥的作用,从多方面多角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特点、特征、特性,使其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作用,更好发展、构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青年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研究其青年思想政治的本质对于青年的发展、青年的认识、了解会更深一步。做好青年的思想工作、识透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会更好的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更好强大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任何事物都现象与本质,现象是相对本质而言的,是事物的外在表现,而本质是则是需要人们通过思维来了解的。因此说要实现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就要做好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做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要做好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本质从不同角度来解说有不同的涵义,有单纯从《现代汉语词典》来解说、有从哲学角度上来解说。从《现代汉语词典》上来解说本就是事物的根本、本源,而本质就是指事物本身固定拥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特性。本质作为哲学概念来讲是相对现象而言,与现象构成一对关系范畴,是个形而上的哲学领域研究。本质是稳定、一般的,是通过现象来表现的,不能通过简单的、直观的肉眼去认识、掌握,必须透过现象来认识、透过抽象思维研究本质。一种事物的本质是规定这种事物何为这种事物的根本特性、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据或根本的属性。因此,从从不同角度来讨论、解说本质就有不同的含义,所以要探究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内涵,第一要做的事情就必须要弄清清楚本质这个词个个方面的概念。
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构成部分。在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界对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有着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是个分支学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支学科。对于这种观点,本文作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下六个二级学科中学科之一,毫无疑问思想政治教育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存在。而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只是作为研究青年的一个重要方向,是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理论指导下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的一个重要研究,而其作为独立学科的观点至今还没有明确定论。
有的观点则认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部分。在本文一个重要观点就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构成部分。这显然与观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部分有不同。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80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对象是青少年及领导干部。这足以说明青年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地位甚至在整个国家的重要地位,是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
因此我个人还是比较支持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那么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是怎么来的或说是怎么形成的呢?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来源已久,以青年为特定对象研究的思想政治教育也由来已久。1903年列宁提出政治工作这一说法;在1934年斯大林在十七大大会上又提出了政治思想工作;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第一次完整的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顾名思义就是通过从思想上进行批评-团结-批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及发展逐渐形成了或演变成了以理论教育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而已青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也逐渐形成和发展。
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认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就是思想灌输。灌输的含义就是灌注、输入,当然这里的灌输不是一个教育者向受教育者单方面的硬灌,完全忽略受教育者的的主观能性。这里的灌输就是方法或者说是个原则,通过这个方法或原则加强对青年、受教育者思想上、心理上的先进思想及先进理论的灌输,打破你讲我听、你打我通的传统的思想灌输的方式。那么为什么要通过思想灌输加强对青年思想理论的指导及引导呢?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阐述:
(一)青年自身的特殊性
在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中首次创立了灌输理论,列宁个人认为“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形成先进的思想意识,所以需要灌输”。在多元文化涌流交接的网络时代,青年自身的特殊性、青年自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动摇性、不稳定性,就明确规定青年需要灌输、需要先进思想的灌输。通过加强对青年先进思想、理论的灌输及引导,就能更增强青年的党性及明确青年的人生方向。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提出了灌输,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足以说明加强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的重要性。
(二)青年的地位
青年对国家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胡锦涛曾指出: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做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这足以说明青年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党的作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是作为重要对象来培养,这是因为青年肩负着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青年是祖国的希望、未来的希望。这都说明青年的发展、青年的得失对人类社会、国家发展的重要性。青年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就决定了需要对青年进行先进思想的灌输。只有加强对青年先进思想的灌输,才能更好让当代青年明白要自己要肩负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更好树立起自己的使命感及责任感、努力把自己培养成当下时代所需要的人才,坚定信念、脚踏实地努力这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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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浅谈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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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职业道德是在秘书职业活动中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是社会道德在秘书行业的缩影和具体表现。秘书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有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秉公办事、诚实守信等,这些都是秘书岗位对道德素养的实际要求。很多学校虽开设了文秘专业来培养合格的秘书人才,但是很多学生对于秘书职业道德素养的理解却不多。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秘书的职业道德规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新时代的各个部门都对秘书工作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如何去更好的开展并完成秘书这项特殊职业岗位的工作呢?其基础就是要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规范,笔者根据多年从事文秘管理以及秘书工作的经历,浅谈秘书人员应具有的职业道德规范。
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无论是人们的思维方式还是价值取向都正在经历一场大的变革,办公室秘书应在这场变革中走在前列,这就要求从事秘书工作的人员注意思维的超前性。
一、忠于职守,自觉履行各项职责
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都要忠于职守,热爱本职。这是职业道德的一条主要规范。 作为秘书人员忠于职守就是要忠于秘书这个特定的工作岗位,自觉履行秘书的各项职责, 认真辅助领导做好各项工作。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不擅权越位,不掺杂私念,不渎职。
二、服从领导,当好参谋
跟从领导,这是秘书人员职业性质所决定的。作为领导工作的参谋和助手,应当严格按照领导的指示和意图办事,离开领导自行其是,别出心裁,都是职业道德所不允许的。 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只能在服从领导的前提下发挥(更多地限于建议、献策等方面)。其中特别要注意,不能用个人不成熟的想法甚至情绪化的意见,去影响和干扰领导的工作及决策。 当好参谋,就是要发挥参谋作用,为领导出谋献策。在领导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今天,尤其要求秘书人员改变以往办事即是称职的旧观念,要提高参谋意识和能力,明确不能出谋献策者就不是好的秘书人员的新观念。
三、兢兢业业,甘当无名英雄兢兢业业,甘当无名英雄,就是要求秘书人员埋头苦干,任劳任怨。
秘书工作性质,决定其工作主要是实干。要围绕领导的工作来展开活动,要求招之即来,来之能干,在具体而紧张的工作中,脚踏实地,密切联系实际和群众,不计个人得失,有着吃苦耐劳甚至委曲求全的精神。
四、谦虚谨慎,办事公道,热情服务 谦虚谨慎,应是秘书人员应具有的美德。
秘书人员不能因为在领导身边工作而自命不凡、自以为是,要平等地同各职能部门商量工作,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在工作中要善于协调矛盾,搞好合作。 办事要公道正派。秘书人员对领导对群众都要一视同仁,秉公办事,平等相待。切忌因人而异,亲疏有别,更不能看来头办事情。只有公道正派的秘书人员,才能做到胸襟宽阔,在工作中充满朝气和活力。 热情服务。秘书人员要把为领导服务,为本单位各职能部门服务,为群众服务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要充分认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五、遵纪守法,廉洁奉公,不假借领导名义以权谋私遵纪守法、廉洁奉公,是秘书人员职业活动能够正常进行的重要保证。
遵纪守法指的是秘书人员要遵守职业纪律和与职业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廉洁奉公是高尚道德情操在职业活动中的重要体现,是秘书人员应有的思想道德品质和行为准则。它要求秘书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要坚持原则,不利用职务之便假借领导名义以权谋取私利,不搞你给我一点“好处”,我回报你一点“实惠〃的所谓“等价交换”。要以国家、人民和本单位整体利益为重,自觉奉献,不为名利所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抵制和反对不正之风。
六、恪守信用,严守机密
秘书人员恪守信用,就是要遵守信用、遵守时间、遵守诺言,言必信,行必果。 遵守时间,领导找秘书人员汇报工作,秘书人员不准迟到。秘书人员自己安排的会议或会谈,自己要事先到场,并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秘书人员要严格遵守诺言,一经允诺的事情就要尽力办到,遇到曲折变化,要事先说明原因,使人信服。 严守机密。秘书人员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掌握的机密较多,因此,要求秘书人员必须具备严守机密的职业道德, 自觉加强保密观念。
七、实事求是,勇于创新 实事求是。
秘书人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秘书工作的各个环节都要求准确、如实地反映客观实际,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秘书人员无论是搜集信息、汇报情况、提供意见、拟写文件,都必须端正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工作中,切忌主观臆断、捕风捉影,分析问题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既不惟领导是听,也不惟“本本”是从。 勇于创新。现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在破除旧的观念,勇于开创新的工作局面。作为领导的助手——秘书人员更应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精神。勇于创新,要求不空谈、重实干,在思想上是先行者,在实践上是实干家,不断提出新问题,研究新方法,走出新路子。
八、刻苦学习,努力提高思想、科学文化素质
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对其工作人员都有相应的素质要求。作为新时期的秘书人员,这种素质要求显得更严格、更全面,甚至更苛刻一些。是否具有良好的素质,对于做好领导秘书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评价一位秘书人员是否称职的基本依据。因此,秘书人员必须刻苦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素质。 秘书工作头绪繁多、涉及面广,要求秘书人员有尽可能广博的知识,做一个“通才”和“杂家”。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知识更新速度加快,因此,秘书人员应该具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以适应工作的需要。
九、钻研业务,掌握秘书工作各项技能
从发展的角度看,新时期的秘书人员,必须了解和懂得与秘书工作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项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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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防灾减灾日的图标以彩虹、伞、人为基本元素,雨后天晴的彩虹韵意着美好、未来和希望,伞的弧形形象代表着保护、呵护之意,两个人代表着一男一女、一老一少,两人相握之手与下面的两个人的腿共同构成一个“众”字,寓意大家携手,众志成城,共同防灾减灾。整个标识体现出积极向上的思想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之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防洪减灾本质属性与相关问题的思考与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由于人类活动的失控和气象异常等原因,近年来,我国的洪涝灾害频繁发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经济损失。虽然我国制定了防洪规划,但随着生态和环境的不断恶化,洪水对社会经济、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仍在不断增长。因此,需要对防洪减灾的对策进行进一步探讨,对以往发生的洪灾进行认真思考,总结经验,寻求防洪减灾对策的发展和创新。
洪水产生的决定因素包括气象、地形和地质条件等,而洪涝灾害的产生则是因人类社会活动而造成的。在安徽安庆地区,主要包括中山、低山、丘陵和平原等地貌,属于亚热爱湿润季风气候区,具有季风明显、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和无霜期长等特点。由于该地区处于中低纬度,冷、暖气团活动和交锋频繁,降水的年际年内变化大,加之地形复杂,常有旱、涝、风、雹等气象灾害出现,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安庆地区处于长江下游平原,支流甚为发育,这些河流区域是洪水宣泄、滞蓄和泥沙堆积的场所,是河流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空间。而随着农业发展,不断对河流冲积平原进行开发和利用,争夺水资源的存在空间,该行为与河流洪水宣泄出路之间形成了矛盾,这是洪水灾害的基本成因。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防洪减灾的根本办法是解决人类发展的行为活动与流洪水宣泄出路之间的矛盾,从而使人与洪水和谐相处。在发展过程中,应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控制,做到适可而止,不能使洪水无路可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应遵循洪水发生和演进的规律,合理安排洪水的宣泄处理和滞蓄场所。
3.1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含义为:一切活动均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人应处于主导地位。河流生命在自然演变过程中有其特有的自然规律,这是一个长周期的缓慢变化过程。但人类的活动会在短周期内使河流产生急剧的变化,加速河流的演变。人类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对河流的部分功能进行干预和改造,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河流的一些基本功能,比如洪水的宣泄能力等一旦消失,河流会“死亡”。虽然人们已提倡“回归自然”,但无法完全停止人类对河流的一切干预作用,因此,应对人类的活动进行一定的限制和约束,确保河流保留基本功能,人类对河流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在保持河流基本功能的前提下进行。
3.2 发挥主观能动性
人与洪水和谐相处并不是人类任由洪水自然宣泄,而是在其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动采取有效措施,在确保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同时,科学、合理地安排洪水的宣泄出路和滞蓄场所。人与洪水和谐相处的前提是人与洪水均受到一定的限制。当遇到常遇和较大的洪水灾害时,人们可采取措施抵御,并保障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当遇到特大洪水和非常情况时,人们可躲避,以减少损失。虽然河流的生存状态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仍可保持基本性能和回旋的余地,因此,应尽量降低突发灾害和毁灭性灾害的发生概率。
3.3 把握减灾工程的内涵和核心
防护减灾基本采用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式。防护减灾的工程措施是指约束和限制河流自然生存和发展空间的措施。工程措施的应用应确保到达一定的防洪标准,同时,必须保质保量和灵活运用;非工程措施是指约束和限制人类侵占洪水生存空间的不良行为的措施,非工程措施的应用可科学、合理地实施水情调度运用方案,还可化解洪水风险,限制人为灾害的发生。因此,应建立完善的水情预报、工情灾情监测调查和评估体系,建立完善的法规政策及其实施办法,从而对危害洪水生存空间的不良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和控制。
3.4 向全面洪水管理为中心的转变
目前,随着温度效益的增强和地表水文下垫面的变化,洪水径流的产流和汇流等自然规律均发生了变化。在安徽安庆地区,由于河流中、上游闸坝水库大量增加,河道洪水演进规律发生了变化,这会对防洪减灾造成不利的影响,使洪水灾害的自然规律产生变化。虽然已采取的一些措施降低了洪水灾害的影响,但当地居民仍遭受着洪水的侵害。洪灾已不是单纯的自然灾害,已逐步演变成全流域、全社会的责任,因此,防洪减灾工作的重点应是改进国家投入机制,提高其公益属性,并增强管理费用的投入。
笔者对防洪减灾工作的设想有以下5 点:
①对于安庆地区的长江下游平原地区,应按照规划要求进行各项水利工程的建设。对于薄弱环节,应该及时采取措施弥补,从而建立一套高质量、完整的防洪减灾体系,以提高防洪减灾的效益。落实超标准洪水滞蓄宣泄出路,根据非常情况制订相应的临时处理措施,从而尽可能地降低毁灭性灾害发生的可能性。
②对于在安庆地区可能出现的山地丘陵区超强暴雨引起的地质灾害,应探索科学、合理的防御措施。对于常遇的地质灾害,应采取可行性的工程措施。当进行各种重要基础设施的建设时,选址时应选择避开滑坡体的位置,同时,应确保其结构具有抗风能力。对于难以抗御的超强地质灾害,应采取躲避灾害的预防措施。由此可见,事先应建立灾害监测系统,对灾害发生的可能性进行评估。
③加强城市防洪排水建设。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地面各类交通管网设施不断增加,且不断向地下发展,因此,应加强城市的地表排水能力,从而防止地表水侵入地下。对于地下水的开采,应采用科学、合理的措施,以有效控制地下水位。
④研究洪水与河道内滩地圣体系统、河道外沼泽、湿地的关系,从而利用洪水以对这些地区进行保护。
⑤对洪水进行资源化处理,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同时,通过蓄、泄、滞、引等措施对洪水进行资源化利用,这样不仅可减轻洪水压力,还可促进洪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起到恢复生态环境、确保水资源等目的。
目前,各类自然灾害不断发生,尤其是洪涝灾害几乎每年都会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因此,采取有效的防洪规划措施是我国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结合笔者对防洪本质的理解,分析了以往的防洪减灾工作,总结了可行的防洪涝经验,以寻求防洪减灾对策的发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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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爸爸,富爸爸》可能是很多人的理财启蒙教材,里面提到一个思想是:未来能带来正现金流的才是资产,带来负现金流的是负债。当然这是狭义的说法,但从保守的角度看,狭义的也没什么不好。从作者的角度看,我们拥有的汽车是资产吗?不是。它不但不带来现金流,还每年还带来不菲的现金流支出,汽车是负债;房子却是典型的资产,可以通过出租,获得正的现金流。另外,像黄金、珠宝、字画、古董、集邮等,基本不能拿来出租,获得正的现金流,只能通过交易来实现价值,不能通过现金流进行价值评估。这更像是交易的筹码,而不是投资的对象,而只有能带来正现金流的资产,才是可投资的。
对于企业,我们也可类推。未来能带来正的现金流的企业,才是值得投资的企业。企业的价值来自于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包括未来现金流的规模、具有多大的可持续性、可预期性如何等。当然,现金流可能是阶段性为负,特别是在企业投入期;若企业自身有好的投资发展需求,暂时可以不分红等。
买股票就是买企业,股票投资的核心决策是“买什么、花多少钱买”。我们买什么样的具有价值的企业?我们为了获得这种价值,支付什么样的价格?如果这两个决策都做得正确,基本上就成功了80%。其他像如何分批买入、长期持有、集中投资、仓位控制以及如何卖出等,都是策略层面的问题,往往只影响投资者赚多赚少。但是,如果上面两个核心决策做错了一个,或者两个都做错了,后面的策略无论如何做,也可能于事无补。
比如在2007年,40多元买入中国石油、40多元买入中国远洋;在经济景气度高的时候,买入有色金属的企业、风力发电企业等;在银行业景气度高峰,以较高的价格买入银行股等,可能无论如何波段操作、补仓摊平成本等都是错的。股市 “会买是徒弟,会卖的是师傅” 的名言,有一定道理,但如果经常买错,连“徒弟”都算不上,就别期望变成“师傅”了。所以,我们应该把用于投资的9 0%以上的精力放在“买什么、花多少钱买”上,而不应本末倒置,过于追求策略层面的问题,而忽略本质的问题。
投资的核心问题,决定投资者要注重安全边际,把风险控制在前段。好的投资机会往往需要多种条件的同时满足,比如:(1)在投资者跟踪研究的范围内、能力范围内,做自己不懂的事情,往往就是最大的风险;(2)是优秀的值得投资的公司,包括公司所处行业、产品竞争优势、管理层及战略方向、企业发展阶段等方面,都要是合适或者优秀的;(3)有合适的甚至低估的价格,可以给自己可能判断错误留有安全边际等。如果能坚持这样做,把买入的原则和标准上定得较为苛刻,带来好的结果是很多时候把投资的风险控制在前段。我们应该努力做风险小的事情,而不是后期想方设法控制风险。
采用买股票就是买企业的投资态度,有这么几个前提。承认这几点,才可能认为价值投资是可行的,否则只能像大部分人退而求其它了。这几点是:(1)有值得投资的公司。不同市场中都有少数优秀的、高成长性的企业,只是比例可能不同而已,A股市场也一样。(2)优秀的公司可被识别出来。虽然不容易,但限定在一定范围,投资者经过努力、采用一定的方法后,是可以找到并确定优秀公司的。(3)优秀公司会出现低估的机会。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情绪等原因,比如处于成长初期的优秀公司、优秀公司出现短期的经营困难、长期熊市带来的泥沙俱下效应等,都可能造成市场对优秀公司价值的低估。(4)价值规律会起作用。市场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过于高估、过于低估都不会是常态,长期来看,价格会向价值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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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职业道德基本原则和基本规范是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会计职业道德基本原则是做到为单位管好理财原则和廉洁奉公原则。会计职业道德基本规范包括尽职尽责,勤奋工作;当好参谋,参与管理;如实反映,正确核算;遵纪守法,严格监督;历行节约,勤俭理财。 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原则与职能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原则与职能探析全文如下:
摘要:做好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属于会计文化建设的重要核心。文章通过分析现阶段会计人员职业道德面临的问题,阐述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原则、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职能,对提升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素养展开探讨,旨在为相关人员基于现阶段会计人员职业道德面临的问题、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原则及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职能的如何实现会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研究适用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原则;职能
会计职业道德基本原则和基本规范属于构成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体系的不可或缺内容[1]。会计行业以“诚信”赖以生存、发展,在现如今会计职业操守饱受诚信质疑,会计造假事件频发的背景下,会计行业被沉重敲响了诚信的危机警钟,与此同时诚信问题也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由此可见,研究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原则与职能,对促进会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不规范
近些年,即便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不断得到强调,然而会计行业并未形成适用行业从业者新的职业道德规范,如此会计人员怎么去遵守职业道德,怎么去确定一名会计人员是否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此方面问题均没有一个公认、清晰的界定依据。由此可见,现阶段我国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面临不规范问题,在会计行业一个独立成文的,同时为所有会计从业者所一致推崇的职业道德规范还没有达成共识。
(二)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观念意识薄弱
现如今,人们金钱、价值观相对于以往发生极大的转变,人们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变得更加多样化,如此便造成部分会计人员不安于自身本职工作,明显缺乏职业敬业精神。并主要表现为会计人员严重缺乏工作热情,对会计工作持有不认同态度。一些会计人员觉得会计工作不过为单纯记账、算账工作,开展工作积极性不足;一些会计人员觉得会计工作收入低,心态失衡,在工作中懒散应对。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观念意识薄弱,对会计职业发展构成不利影响。
(三)会计行为出现道德偏差
现阶段,我国面临严重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一系列得到“精心处理”的不良会计信息广泛存在,这与会计人员造假行为紧密关联。会计行为出现道德偏差表现为:I.企业存在会计人员造假现象,以我国两大石油垄断企业会计信息失真为例,中石油、中石化相继被审计查明少计应收多达28亿元,国有垄断行业将信息失真现象推至风口浪尖。II.政府机关部门会计人员造假现象,近些年,我国审计署陆续报出审计结果,显示诸多政府机关部门会计人员无视国家会计法规,伙同部门负责人,一同实施会计造假行为。
(一)公正无偏
在现如今市场经济背景下,受一系列所有制一并发展战略推行影响,使得企业利益主体变得越来越多元。换言之,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有着一项显著的特征,即企业多元化利益主体所产生的多元化契约关系。对应会计的形成――财富划分、契约消除及合理决策以财务信息为直接依据,进一步使会计转变成利益冲突的中心;同时,搜准则非刚性特征影响,致使会计操纵变成了可能。在现目前会计信息很大程度失真并俨然转变为全球性棘手问题的形势下,自道德层面对会计职业提出公正无偏原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2]。某种意义上,大可将公正无偏一方面认为是催生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首要动因,一方面认为是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核心原则。
(二)真实客观
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不断由市场经济所取代,会计信息所具备的经济后果变得越来越突出,为了牟取私利,很大程度上调动起人们利用会计信息的主观能动性。于此同时,在新时期由于部分制度缺失或者规范性不足,造成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真实客观原则极易变换成其“操纵、造假”这一对立面[3]。大面积失真的会计信息缺乏相关性、可靠性,也必定会造成决策偏差。单单自股权分散的股票市场来说,失真的会计信息便会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从而对市场经济信用基础构成严重不利影响,进一步破坏社会经济秩序,导致会计职业市场“声誉扫地”。由此可见,呈现经济真实是每一位会计人员的基本道德责任、义务,也正是因为此,部分国家明确规定会计人员要宣誓自身提供的报表应当是客观的、真实的。
(三)全面披露
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全面披露原则属于对真实客观原则的深入补充,也就是说要将会计信息进行完全的披露,而并非披露部分的真实。
(四)忠于职守
受会计职业行为所具备的特殊性质影响,使得赋予忠于职守变得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自会计职业服务于企业内部角度而言,首先,会计人员要对企业尽心尽力,对会计应当具备的职能予以尽职尽责的履行。好比为商业秘密提供安全保障、提升会计核算力度以为管理决策提供有利信息依据、消除不合理开支及凸显内部监督职能等[4]。其次,当会计人员对企业忠诚与更高社会正义形成矛盾冲突时,会计人员应当选取后一种立场。就好比,即便会计人员要具备对企业商业秘密进行保护的素质,但同样他们有权对企业故意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进行披露。
(一)调节职能
调节职能指的是会计职业道德具备借助实施中评价相关手段,对会计人员不规范行为、会计活动进行纠正或者指导,进一步发挥对各方面关系进行协调的功效。就好比对会计人员在会计工作中与社会、他人道德关系等的协调[5]。会计职业道德规范调节职能在促进我国现如今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二)约束职能
约束职能是指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明确了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从而对会计人员行为、会计活动发挥制约功效。
(三)教育职能
教育职能是指会计道德规范具备借助评价、引导等手段,引起社会舆论、设立社会新风尚、构筑好道德榜样,并通过这些培养起会计人员良好的道德品质、观念的作用。 (四)认识职能
认识职能指的是采取会计道德准则、评定、推行等形式,以呈现会计活动实践中会计人员与社会、他人相互道德关系,并借助会计职业道德规范调节职能变换成会计人员心中的指令、信念,进一步形成会计人员自情感角度对相关会计道德关系、道德行为必然性的认识[6]。
总而言之,会计行业以“诚信”赖以生存、发展,在现如今会计职业操守饱受诚信质疑,会计造假事件频发的背景下,会计行业被沉重敲响了诚信的危机警钟,与此同时诚信问题也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整个会计行业在时代发展新形势下,要与时俱进,大力进行改革创新,运用先进的科学理论不断优化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为了进一步实现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素养提升有效性,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专研研究、总结经验,全面分析现阶段会计人员职业道德面临的问题,清楚认识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原则、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职能,基于现阶段会计人员职业道德面临的问题、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原则及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职能,积极促进会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1]侯铁柱.会计职业道德基本原则与基本规范刍议[J].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13,22(4):94-96.
[2]熊剑春.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信息质量[J].财会通讯,2011(15):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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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丁风祥.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探析[J].职业时空,2011,7(9):30.
[6]胡际莲.对重构我国会计师行业诚信问题的几点思考[J].中国科技信息,2005,(24):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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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应试教育存在,考场就是磁场,考卷就是指挥棒。在语文考试中,作文占了半壁江山,无论学生和教师都不敢对它掉以轻心。笔者在中学任教36年,长期关心考场作文。什么是考场作文?它有哪些特点和规律?怎样才能写好考场作文?为什么年年高考和中考时不少考生因作文不慎而败北?本文试从两方面来谈谈看法。
考场作文题虽然林林总总,但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限制性强。考场作文与平日自行作文不同。前者被动,后者主动。前者是要我写,我得写;后者是我想写,我要写。考场作文的被动是由于考场作文的限制性,考场作文的限制性是由于考题承载着制题人的意图,考生只能按他的意图去写,有人称这样做是戴着镣铐跳舞。即使那些能妙笔生花的作家,由于平日写东西天马行空我行我素惯了,如果要他们来写考场作文,未必都能得高分。因此要想写好考场作文,就要熟悉和适应考场作文,只有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戴着镣铐也能跳出漂亮的舞姿来。
二是时效性强。考场作文不能悠着点,是极讲究时效的。以高考为例,要求150分钟完成语文试卷,给作文的时间就是个把小时。60来分钟要写好一篇800字以上的文章是件难事,要把这件难事做得称心就需要有功夫来做铺垫,这功夫就是平日有针对性的作文强化练习。因此平日要通过练审题、练行文、练书写速度,来达到一小时写好一篇文章的要求。只有这样,身临考场时才会心中有数,游刃有余。
三是风向性强。考场作文从内容来看是风向性很强的,而风向标就是时代特征,具体来说是时代风貌、时代气息、时代精神。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考场作文一以贯之的出题宗旨。高考作文就是见证: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诞生,一派新气象,于是有了《记一件新人新事》(1952年题);60年代中抗美援越揪人心,于是有了《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1965年题);70年代末国家在拨乱反正中急需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于是有了《速度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缩写,1978年题);80年代环境保护已成为问题,于是有了关于环境污染的《致光明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1985年题);9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于是有了《尝试》(1994年题)和《转折》(2003年北京题);近几年来高考出题以各省市为主,每年出题多样化,但都遵循了上面的宗旨,于是北京奥运、金融海啸、汶川地震等事情及宽容、诚信、和善等观念,都成了高考作文题的制作材料。因此要写好考场作文,就要关注所处时代发生的事情、存在的问题,就要关注社会、关注民族、关注环境、关注人生。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写不好考场作文。
考场作文题虽然千变万化,但归纳起来是四类:命题作文、材料作文、话题作文、半命题作文。
命题作文在我国的考场承传千年了,生命力极强。近30年来材料作文、话题作文热闹时,它也没销声匿迹,最近几年它的出现又很频繁。其特点是用来做题的语言简单,或是一句话,或是一个短语,或是一个词。这看似简单的题目往往最让人琢磨,过去每年中考和高考,因看不懂题或看不准题失分的很多。命题作文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审题千万不能马虎,题中的每个词不能轻易放过,而关键词更要吃透。有的题言约意丰,题外有题,不能死扣字面来理解。比如《踮起脚尖》(2009年湖南高考题),“脚尖”在题中有它的比喻义,是藏虚于实。如果看不到这层意思,作文就会拓不开思路。命题作文的另一特点是形式表现的多样性和内容表现的广泛性,这在以一个词为题的作文最突出。比如《难题》(2010年重庆高考题),形式基本上不受文体限制,内容凡与“难题”有关的都可以写。以上谈的是旧命题作文,近几年出现了新命题作文,它制题时比旧命题作文字多,有题目,还附有材料,材料对题目有提示作用,审题降低了难度。
材料作文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最早的有代表性的是1983年高考题,要求根据漫画《挖井》的材料来写文章。材料作文的出现,打破了命题作文的一统天下,并多年取而代之。它的特点是限制多:限内容,作文不能脱离材料的内容;限立意,不能脱离材料含义的范围;限体裁,一般要写议论文。它的好处是:能最大限度地防止猜题套题,弥补命题作文在这点的不足。它的缺点是:审题难度大,稍有不慎全盘皆输;再者它不利于个性表现,对擅长写记叙文的考生有失公平。因此,最近几年出现了新材料作文。它的特点是:给的材料往往不止一条(旧材料作文一般是一条);材料的含义不难理解(旧材料作文的材料比较难懂);可以写成其他文体。新材料作文是对旧材料作文的修正。由于材料作文的上述特点,制题人对它是青睐的,它一度冷寂后又热闹起来,近几年频现于高考,与命题作文平分秋色。
话题作文的出现是继材料作文之后,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形成高潮,取代了材料作文的位置。2004年高考,全国卷和地方卷共15套,只有北京卷的作文题《包容》是命题作文,其他全是话题作文。它具有限制性和开放性共存的特点。限制性是不能离开规定的话题;开放性是只要能围绕某话题怎么写都可以,写成什么样的文体都行。它的好处是题目确定了话题写什么就明白了,审题无障碍;不受文体限制,有利于个性表现。由于这样,它曾一度极受追捧,但因不利于检测学生对考题的认辨能力,它一度热闹之后又冷寂下来。2010年的高考和中考,在我看到的各地几十套的考卷中都无话题作文。
半命题作文出现的时间与话题作文大致相同,它先出现在中考中,并且一直占重要地位。后来高考也有了它,但次数不太多,到了2010年它基本消失于高考。半命题作文也具有限制性和开放性并存的特点,内容上它对考生既有所限制,又给予了较大施展的空间。审题难度比较小,考生只需要审好已给出的半命题中的信息,结合人生体验和素材积累将题目补齐,一个他熟悉的新题目就出现了,写起来也比较顺手。半命题作文的第二个特点是:补齐后的题目大多只适合写记叙性文章,这大概是中考作文制题人一贯青睐它,而高考作文制题人先亲近后疏远它的原因。
写好考场作文,在技巧上我简单归纳为六个字:准、清、快、紧、亮、当。具体来说是:
这里的“题”取题目的意思。多个题选做其一是一种常见的作文现象,碰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选准再做。要避免半途而废另取题重写,这会因时间不够难以成篇;或要避免写到一半硬往下写,这会因写不顺手勉强成篇。选题要准应做到:避难择易,避生择熟,避短择长。
这里的“题”取题旨的意思。有的题审题难度大,不能急于开笔,要在咬文嚼字上花点时间,弄清题意再写。比如《品味时尚》(2009年江苏高考作文题),“品味”不能理解为“体验”,它是仔细体会、玩味的意思,“时尚”不能理解为“时髦”,它比时髦的外延要大。时髦是指人的衣着或其他事物入时,仅就物质而言;时尚是指时代的风尚,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有的题看似好写实易犯错,要谨慎对待。比如《老师要来家访》(2006年某校中考模拟题),许多学生写成老师来家访怎样怎样,把个“要”字漏掉了,出现了审题严重失误。有的题立意不受限制,写时不要轻易逆向取意。我主张平日作文要求异,考场作文要求稳。考试不能做没把握的事,要在稳中求赢,不在险中取胜。走险路,出怪招,虽然有成功的可能,但风险也大,过去有太多的教训。求稳的文章虽立意和写法一般化,但翻不了船,如果思路和语言好,同样可以得高分甚至满分。
这里的题也是取题旨的意思。文章下笔后,一开始不要去兜圈子,这是考场时间不允许的。开头不要长,长了主体部分的内容可能就少了,结构就不相称了,就像一个人一样,头大身子也要大。因此,写记叙文最好不要先讲个故事再引出主题,写议论文最好不要先论了一大段再提出观点。开门见山很适合考场作文。
这里的题也是取题旨的意思。落笔后要紧扣题意来写,不要若即若离,更不要观点与材料油水分离。后一种情况虽然少见但考场作文不乏其例,前一种情况则是普遍出现的。议论文中材料与论点结合不紧或写着写着就跑了题;记叙文中题材与题旨亲而不密或貌合神离,在考场作文中都是常见的。我曾看过一篇中考满分作文,题目是《惊喜》,初看觉得不错,多看一遍就发现问题了。因为文中“选择”的词多于“惊喜”的词,题目改为《选择》更好。这使我怀疑考生可能将一篇《选择》的作文套入到考场作文《惊喜》中来。即使避开这一点不谈,仅从扣题来看,它也谈不上紧密。如果阅卷人心细一点,这个考生就会吃大亏。
这里的题既取题目的意思,也取题旨的意思。古人说,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古今中外选美人,第一是挑眼睛要大要亮。文章的“眼睛”不亮很难感动阅卷人,因为他得在很短的时间看完你的文章并判好分,需要“眼睛”亮。如果他看后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或者他认为你写的与题目并无关系,这对你是很危险的。要避免这样,就要在文中适当之处用好点题的话。最好在首尾各出现一次,中间也出现几次。
这里的题只取题目的意思。结题就是结尾。我们的古人历来重视文章结尾。有的主张要有力量,像豹子的尾巴;有的主张要有韵味,像绕梁的余音。哪一种好?要视情况而定。大凡而言记叙文可来点余音绕梁,议论文要响鼓落音有力。我以为,考场作文的结尾要防止下列现象:
不要似结非结。2009年湖北高考某考生的作文是《站在自由的门口》。考生在文章前面叙议了对自由的看法和自己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的行为以及在母亲教育下的思想转变,结尾时他这样写道:“后来我还是向母亲阐明了自己当时的错误想法,并说明了今后的打算。母亲对我大加鼓励,这使我更坚定了自信心。还好,自己从将要踏进自由享受的门口退了回来,我感到万分庆幸,庆幸自己对自由的认识,从此改变了,做了自己该做的,去追求自己力所能及更应当的自由。”这样的结尾,写得拖泥带水,使人感到好像是结尾,好像又不是。
不要画蛇添足。有一年湖南中考,作文题是《一个夏天的早晨》。有位考生写了自己在一个夏天的早晨的所见所闻,本来不错,可以写点感想结尾了。可是他又由此展开联想,写到又一个夏天的早晨在这里发生的另一件事。本想以此形成对比,不料弄巧成拙,不仅没有增加表现力,反而有悖于题旨,被阅卷老师视为严重跑题。
不要草率收场。有一次某县初三联考,题目是《我更需要什么》。有位考生写自己更需要自信。他在文中回顾了一段人生经历,写了自己不成功是由于缺乏自信,总觉得事事不如人是爸妈没给自己生个好脑袋,于是每事都不想去与人竞争,只求一个“混”字。结尾他说:“为了美好的明天,我要拾起自信来。祖国,请相信我吧。‘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个结尾虽然说了自己的观点,但三句话中有一句套话和一句不着题意的话。这样的结尾是不成功的。也许这样改会好一些:“一位名人说:‘自信是成功的秘诀。’从此以后,我要抛弃自卑,战胜胆怯,竖起自信的灯塔来,想必等待我的是明天的成功。”
不要首尾不一。2008年广东佛山市中考的作文题之一是《永远的座右铭》。一位考生开头说:“‘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这是我国已故数学家华罗庚的名言,自初一起我从语文老师那儿知道了它,并把它当作座右铭。”主体部分,他叙述了自己学习的经历,讲了两个小故事来印证勤能补拙的观点。结尾他却说:“我忘不了这位语文老师,他告诉了我怎样做人的道理,使我有了生活的座右铭。它会永远陪伴我去奋斗。”开头陈述的对象是华罗庚的名言,结尾的陈述的对象是语文老师,虽然有点题的话,但首尾的内容并不一致。
不要字数不合要求。2004年高考,福建作文题要考生从孔子、苏轼、曾国藩、鲁迅、霍金等人物中,选择一个写篇文章。一位考生选了霍金,由于体裁没限制,他写了一首诗《上帝是公平的》。该诗8节,48行,300多字,表现了战胜困难、战胜自我的主题,有鲜明的形象和蕴藉的哲理,确实是一首好诗,也得了很高的分。但我不主张考场作文这样写,至少它的字数不合此次作文“800字以上”的要求。仅凭这一点,阅卷老师就有理由判它一个不及格。这位考生虽然得了高分,可走的是险棋。
诚然,写好考场作文,除了按六字诀去做,还要有点文采,一篇文章要有几个吸引眼球的句子,还要卷面整洁,字迹清楚等。但这要靠平日练好功夫和养成良好习惯,这不是考场作文对策中所要说的技巧问题。因此,这里我就不去详谈它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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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现代艺术设计都是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产物,这是它们共有的特征。然而,中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不仅在萌发的时间上相距了近一个世纪,而且在形成的基础和背景上有很大的差异,并对各自的艺术设计教育形态产生了影响。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中西方艺术教育的本质差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从中西方教育理论课程目的性和本质性的差异,左脑型的思辨、批评培养等方面阐述了东西方艺术教育本质的差异。
[关键词]教育;创意;左脑型;批评
在所有的西方艺术和设计教育中,“批评”是作为非常重要的课程提出的,这个课程的核心是批判、分析能力的培养,基础是对艺术、设计的了解和认识。有些艺术院校对理论课程要求得比较突出,包括美学、本体论、语义学、现象学,也突出工作室实践,是培养观察能力的工作室。这些课程在越来越多艺术院校中开设。目的性很明确,就是要提高学生的创意思维能力。简单一点说创意思维的培养包括两方面:史论方面的大幅度提高和强调,具体设计课程中导师的引导;而解决问题能力、创造能力的提高,则是在设计创作课程中由导师引导形成的。因而,设计专业课程、设计理论课程在西方的艺术学院中地位是势均力敌、同等重要的,而在中国众多的设计学院里,设计专业课非常突出,而理论课可有可无。西方艺术教育没有固定的课程模式,有很大的自由度,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意思维、创作能力,在设计类中,则在这个基础上加大培养学生观察问题的敏感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西方纯艺术早已经取消了绘画训练、造型训练,是一种纯粹的思辨训练。所谓“fine art”,就是思辨训练而已,作品本身不重要。这一发展是西方艺术教育和国内艺术教育的巨大差异,在西方的艺术专业上,整个教育过程是一个近乎尖刻的尖锐文化协商。
到西方学习纯艺术,学什么呢?就是学这个尖刻的尖锐文化协商能力,尖锐的意见冲突、辩论,设法通过协商达到共识。如果国内的人去看西方纯艺术的教育,就会觉得他们整天仅仅开讨论会,老师带头“侃”,学生都培养成“侃爷”。上讨论课,“口水多过茶”的唾沫横飞的辩论,并不在乎最后的作品如何,因为当代艺术是无标准的,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权威。所以才叫做“文化协商”。
这种教育方法国内大部分的人肯定不认可。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这种教学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其他学术领域也都具有比较强的表现力。因为现代艺术和设计教育主要锻炼他们的右脑,左脑和右脑的不对称发展,因此,这种“尖锐的文化协商”教育,事实上是培养一种类型的思辨人才,使得他们在未来其他的领域中有比较突出的发展。有些人说,西方现代的纯艺术专业不出艺术家,但是出其他学科的人才,大概就是指的这个结果。
中西方创意教育差异之二:缺乏“完全脑”的培养概念。
人的左脑负责逻辑思维,右脑负责形象思维,左脑是用于讲道理、处理系统知识、处理语言能力的,右脑是用于想象、创意的,这个理论是当代创意教育发展的核心。
因为是艺术专业,需要创作,除了用左脑到极致的思辨能力培训之外,就是用右脑进行完全下意识的创作,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创作才是“真”的艺术。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左脑右脑通过艺术教育训练对是否能达到更高的创意性很注重,特别是对主管直观思维的右脑研究,通过绘画、造型技法刺激右脑的发展,是西方一个很普遍的理论方向。差不多每个美国的艺术学院在理论教育中都有用右脑画画这类的训练。大脑分为左右两个半球,左半球称为左脑,右半球就称为右脑,它们主管的功能有区别。
这个理论已经有四十来年的发展历史了,最早是美国的心理学家罗杰,斯皮利在1960年提出了左脑和右脑不同训练的理论,特别是提出了创造力的培养需要很早就通过右脑训练达到。之后,更有学者提出左右脑同时发展的全脑理论,心理学家吉尔福特首先提出了全脑思维的概念。他在对创造力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智力三维结构”模型。吉尔福特认为,人类智力应由三个维度的多种因素组成:第一维是智力的内容,包括图形、符号、语义和行为等四种;第二维是智力的操作,包括认知、记忆、发散思维、聚合性思维和评价等五种;第三维是智力的产物,包括单元、类别、关系、系统、转化和蕴涵等六种。这样,由四种内容、五种操作和六种产物一共可以组合成4×5×6=120种独立的智力因素。
从西方国家到日本,从日本到港台、东南亚,在国内也有反应,联合国倡导在21世纪全面开启人类智慧工程――全脑工程。而全脑工程的实质和核心就是开发人,特别是儿童的右脑。研究显示,人的左右脑分管不同的功能,左脑称为“学术脑”,主要负责语言、逻辑、数学和分析等功能,简单地说就是运用逻辑思维把事情条理化。一般的系统学习都是用左脑。右脑又称“艺术脑”,主管韵律、图画、想象。情感、创造力。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和想像力,右脑起着重要作用。通过舞蹈训练、画画、听音乐以及让孩子做简单的设计等,都对右脑发育有极大帮助。一般来讲,儿童在6岁以前是开发右脑的黄金时期,如果错过这个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传统“填鸭式”教育的影响,孩子将会变成只会使用左脑思维的“左脑人”,成为不善于创造、不善于创新的“机械人”。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进入艺术学院的学生,多半是没有训练过右脑的“左脑人”,如何在艺术学院中弥补右脑不足,就成为创作课程需要刺激的焦点了。美国这方面的教育相当发达,我在好几个艺术学院里都遇到过好几位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在教授右脑开发、右脑创作的课程,的确发现少部分学生能够通过这个训练,在创作上有很大的突破。
浅谈中西方艺术教育的本质差异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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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科学几乎是认知权威的唯一源泉,任何想要得到广泛信任并被认为是自然的解说者的人都需要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许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论文:科学划界—从本质主义到建构论。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科学划界—从本质主义到建构论全文如下:
摘 要:本质主义的科学划界试图寻找科学独一无二的本质是徒劳无功的,反本质主义消解划界问题的做法也有欠妥当。为了更充分地理解科学的边界,我们必须从本质主义走向建构论,把边界当作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这种边界是相对的,仅具有暂时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它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科学划界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论问题,它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和政治问题。
关键词:科学划界;本质主义;情境化;建构论
论文正文:
在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中,科学划界(demarcation of science)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谓科学划界就是为科学划定一个边界,从而把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区分开来,比如宗教、迷信、伪科学等等。为了实现这一点,哲学家们必须追问“什么是科学”,也就是说必须给出科学的本质定义,然后再把此定义作为划界的充分必要条件。20世纪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波普尔都试图这样做。然而,费耶阿本德以及罗蒂等人意识到,本质主义的划界标准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因为科学不仅处于发展之中,而且它本身就是异质性的。因此,他们试图消解划界问题。然而,不管是本质主义的科学划界还是对边界的消解都是不合理的,因为科学的边界问题不仅仅是个哲学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1]在科学教育、政府决策、临床医学以及科研经费的资助等实践场合,相关的群体必须回答“何谓科学”,科学的边界正是在这些地方性的情境中得到勾画的,它是这些群体的地方性建构的结果。因此,为了理解科学实际上是如何被定义的,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事实上是如何被区分开来的,我们有必要从本质主义的规范性划界走向建构论。
在20世纪早期,逻辑实证主义首先提出了“可证实的”科学划界标准。经历了语言学转向的逻辑实证主义把分析的目光投向了语言系统。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是一系列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的有意义的命题集合,那么何谓“有意义”呢?为此,逻辑实证主义制定了两条标准,首先是符合逻辑和句法,其次是经验证实。一个命题要有意义首先要符合句法,词汇的混乱堆积当然无法获得意义,其次,诸命题之间要逻辑自洽,违反逻辑当然是不允许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命题必须能够被还原成观察命题从而得到经验的证实,无法被还原成观察命题的语句是无意义的,包含无法得到经验证实的词汇的命题也是无意义的,无所谓真假。因此,“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2]
但是,波普尔认为可证实标准无法成为科学划界的充分必要标准,因为这个标准既宽又窄:过宽是因为它无法把占星术等知识形式与科学划分开来,占星术的某些结论也是可证实的;过窄是因为它把某些重要的科学理论排除在科学之外了,比如爱因斯坦的引力场理论等等。所以,波普尔提出了自己的可证伪性标准:“应作为划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一个经验的科学体系必须可能被经验反驳”。[3]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猜想与反驳的过程。科学从问题开始,为了解决问题,科学家们提出大胆的猜想(假设)。但是猜想仅仅是猜想,还不足以构成知识。为了不断地逼近真理,科学家们必须用经验来证伪那些猜想,从而不断地剔除错误,走向更高的精确性和真理性。没有什么理论能够免于批判,没有什么能够躲避经验的证伪。那些从逻辑上无法得到经验证伪的命题不属于科学的范畴。所以,在波普尔那里,可证伪性成为划分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
但是,波普尔的划界标准依然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也无法为科学划界提供充分必要条件。它是不充分的,因为占星术的某些命题虽然不是科学但可以证伪;它是不必要的,因为生物学的进化理论虽然无法被直接证伪但它依然是科学。在波普尔之后,许多科学哲学家都意识到了科学划界的困难,所以划界标准不断被弱化。萨迦特(P. Thagard)和邦格(J. Bunge)不认同上述本质主义的划界思想,认为此种做法过于苛刻,从实践上说是失败的。他们试图从逻辑、心理学、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提出多元的划界标准,邦格(J. Bunge)甚至给出了由12个变量组成的划界标准。[4]但是,所有这些划界标准都是有问题的,众多标准的提出本身就表明划界问题是多么棘手。
在费耶阿本德和罗蒂等人看来,寻找本质主义的划界标准是徒劳的,因为科学没有本质。费耶阿本德把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表达的观点推向了极端,提出了“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的知识论立场。传统的思想家们总是试图为科学的合理性和客观性辩护,所以中立性实验、观察或者理性方法成为科学的救命稻草。但是,在费耶阿本德看来,“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变的方法可以作为恰当性的不变尺度,甚至认为存在着普遍的、不变的合理性,这种思想就像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变的测量仪器可以测量任何量值而不管环境如何的思想一样是不现实的。”[5]与库恩一样,他也否认在科学的历史发展中存在任何永恒的方法论、理论或者经验等等。这样,科学的权威就再也无法得到辩护了,科学的合理性、客观性和进步等概念成了空中楼阁。在费耶阿本德那里,划界问题被取消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不仅是人为的,而且也不利于知识的进步”,“断言‘科学以外无知识’只不过是又一个最便宜不过的童话”。[6]
罗蒂同样取消了科学划界问题。在罗蒂看来,科学划界试图把科学当作是宗教的替代品,从而把科学当作是文明的坚实基础。在传统的思想家们看来,科学是对实在的正确表象,正确的方法和程序可以保证科学知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实在。但是,在对实在论和“镜式”知识论作出批判之后,罗蒂发现无论是方法论还是中立的实在、概念框架都无法为科学奠基。因此,他提倡用“连带性”(sodality)替代实在论意义上的“客观性”,连带性存在于特定的人类共同体之中,是共同体的人之间经由对话达成的一致和共识。这样,科学就从实在走向了主体间性,从认识论走向了解释学。一旦把科学置于对话和共同体之内,科学与人文科学、艺术之间的对立就有可能被取消,科学与其他文化部门的分界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特的哲学问题。
本质主义的科学划界试图找到科学独一无二的本质,从而为科学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辩护,而反本质主义者则试图消解科学的边界,否认科学在当代社会中的权威性。但是这两者都是有问题的。首先,本质主义者无法找到科学的权威来源,无论是恰当的方法论、理性程序、经验验证等等都是行不通的,这突出表现在科学划界所遭遇的诸多困境上。其次,反本质主义消解科学边界的做法无法解释科学的权威性。在当代,科学无疑是知识权威的主要源泉,任何知识主张只有把自己标注成“科学的”才能够活动权威性。反本质主义否认科学的权威显然不妥。最后,无论是本质主义者还是反本质主义者都是站在知识论的规范性立场上来谈论科学划界问题的。他们把自己当作是科学的立法者,一方说科学应该有边界,另一方说科学无所谓边界。但是有无边界的问题不是哲学家所能够决定的,它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具有重大的伦理意义和政治意义。[7]科学边界的实践意义提醒我们要把目光从哲学的层面转移到社会学或者政治学层面,但是应该采取何种进路呢?
我们知道,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科学论(science studies)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人不满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方法,他们试图从库恩和维特根斯坦那里寻找灵感,试图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科学以及科学知识本身,这样的进路一般被称为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其核心的知识论立场一般被称为建构论。以往的科学哲学从规范性的立场出发来看待科学,认为科学是对客观实在的表象,表象的精确性一方面受经验观察的证实或者证伪,另一方面受制于理性的逻辑方法。科学知识的发现过程则被当作是社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发现的情境”与“辩护的情境”的分离。
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专注于科学制度和科学的规范结构,丝毫没有触及科学知识这个内核,而以曼海姆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则把科学排除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之外,从而否认了社会要素对于科学知识的影响。但是,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开端的社会建构论则一反传统,它试图弥合“发现”与“辩护”的鸿沟,实现科学的“情境化”(contexualization of science)。科学的情境化意味着,任何科学知识和科学语句都无法离开具体的情境条件来抽象地加以研究。科学知识和事实是在地方性的情境中被生产和辩护的,离开利益、权力、价值观等社会历史条件,我们就无从理解科学,无从把握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在建构论那里,知识论与社会学、历史学甚至政治学融为一体了。
在建构论者看来,实在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实在无法决定科学知识的真伪,科学也不是对实在的客观表象。如果说实在无法为科学知识辩护的话,那么科学的有效性和客观性是如何得到辩护的呢?答案只能在情境条件中寻找,权力、利益、价值观、修辞等社会文化要素为特定情境中的科学知识的有效性提供了基础。所以,科学的有效性和客观性只能是情境化的、地方性的。那种无情境的、凌驾于社会和历史发展之上的普遍主义科学观只能是一种幻觉。既然科学知识的内涵和意义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中才能获得,那么由此必然得出,意义可以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样我们就理解了本质主义的划界为什么走错了方向,因为为一个处于历史发展中的、具有情境依赖性的东西划定一个永恒的边界是非常荒谬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可科学是社会建构的,实在无法决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认为,科学的边界也是社会建构的,科学自身为何同样也无法决定科学在社会中的形象、权威以及边界。[8]
建构论无疑为我们考察科学边界问题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进路。如果说科学知识是在实验室中被建构出来的,那么科学在实验室和专业共同体之外的形象和权威同样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所以托马斯•基恩(Thomas F. Gieryn)主张把“建构论带出实验室”。[9]把建构论带出实验室的意思是说,既然我们无法找到科学的永恒本质可以为科学辩护,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理由认为科学在实验室之外的形象、边界和权威可以由科学的本质来加以说明,它们同样要用建构论加以解释。哪些主张具有知识权威因而是科学的?谁称得上是科学家?科学与宗教和巫术的边界在哪里?哪些项目应该得到资助?这些问题只能在特定的情境中才能得到回答。在这些情境中,相关的群体基于自己的目标、立场和利益而塑造着科学的形象,勾画着科学的边界,建构着科学的权威。
从建构论的角度研究科学的边界还要求我们转换自己的角色,从科学边界的立法者变成建构过程的描述者和记录者,要把目光投向所有在特定的情境中参与边界建构的参与者身上。哲学家无法决定“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要由相关的社会群体来回答:科学家、政府官员、普通大众、决策者、激进资助者等等。基恩提出的划界-活动(boundary-work)概念恰当地说明了建构论的研究对象。所谓划界-活动就是相关的群体在特定的情境中把某些主张看作是科学而否认其他主张的权威性和科学性,“当人们相互争夺科学的认知权威(以及可信性、声望、权力以及物质资源,这需要占据特权地位),或者使其合法化,或者对其提出挑战的时候,划界-活动就会出现”。[10]那么,科学的边界和权威性是如何在地方性的情境中通过相关群体的划界-活动而被建构出来的呢?我们不妨通过案例来加以说明。[11]
17世纪60年代罗伯特•波义耳与托马斯•霍布斯之争不仅仅是实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其实质是对真正的、权威的知识的描述:何谓真正的、合法的知识?知识是如何被生产的?谁生产了这种知识?它的目的为何?这场争论是划界-活动的典型案例,各个相互竞争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给出了不同的知识图景,其中每个群体都赋予自己的主张和实践以权威性和合法性,而拒绝其他群体的权威性。
在波义耳之前,实验方法往往与传统的炼金术联系在一起,但是波义耳试图用实验方法来改造传统的自然哲学,并把知识的合法性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之上。科学寻找的是事实,实验得出的结果是否是事实有赖于集体见证(科学共同体和观察者共同体的认同)。那些超越于实验和集体见证之外的知识都是不合法的,不属于科学的范围,比如形而上学、宗教、个人体验等等。但是在霍布斯看来,确定的科学知识要以理性演绎为基础,科学寻求的不是事实,而是因果解释。这种逻辑演绎的强制力量并不在于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对象化,而恰恰在于它们的约定性质和反事实的性质:当人们从约定的定义出发,理性地演绎出必然的解释时,知识就变成确定的了,反之就无所谓知识。
我们不能认为波义耳之所以获得胜利是因为他的观点更符合科学的“本质”,这样的话我们就又回到了本质主义的老路上去了。我们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来看看波义耳为什么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能够战胜霍布斯。正如《利维坦与气泵》的作者所说的那样,他们旨在考察实验成为权威性知识之基础的历史条件。波义耳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的科学划界更好地满足了一些人的利益和需要,而这些人和群体的力量最终压倒了霍布斯。波义耳的集体见证保证了绅士阶层的利益和权威性。
在波义耳那里,并不是所有的人的见证都是有效的,只有特定的群体才能生产可靠的知识,比如具有绅士身份的皇家学会的会员。波义耳对知识的规定还更好地满足了复辟时期的英格兰的当权者的需要。王朝复辟时期的危机清楚地表明,保证社会秩序是多么重要。在霍布斯看来,秩序的问题就是知识的问题,他试图通过利维坦式的知识演绎模型来构造一种统一性和秩序。但是在波义耳看来,霍布斯的方案是行不通的,因为理性无法保证共和的统一性,况且利维坦式的专制还会导致查理一世式的暴政。波义耳的划界方案正好借予“专制与极端个人主义之间”,这既避免了专制暴政,又避免了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和事实的集体见证),所以他的方案与当时的政治需要恰好一致,从而得到了当权者的支持。
最终,波义耳的划界-活动获得了胜利,但是这样的胜利不是永恒的。波义耳的划界标准在其它情境中是可以做多种解释的,它具有解释的可塑性,所以不能决定以后的科学边界标划在何处。总之,研究科学的边界问题不能从知识论的角度来加以解释,我们要把目光转向划界所在的历史文化背景,具体地考察划界-活动中所包含的权力、利益、价值观以及社会和文化需要。只有这样, 我们才有可能理解科学边界的历史可变性和情境依赖性。
“在现代社会,科学几乎是认知权威的唯一源泉,任何想要得到广泛信任并被认为是自然的解说者的人都需要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许可”。[12]但是科学的权威并不是先天的,也无法用科学的内在本质加以解释和辩护。正如自然无法决定科学知识的真伪一样,科学知识和科学事实本身也无法决定科学在社会中的形象以及人们对科学的理解。科学边界的建构是一个修辞过程,而不是逻辑过程。在地方性的情境中,不同的群体为了使自己的知识主张具有科学性,就必须回答何为科学的问题,也就是必须援引各种资源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并把它与宗教、巫术等非科学主张区分开来。他们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目的在于为自己的主张争夺权威性,从而把他人的主张斥为非科学的,以剥夺他人的“知识权威”。所以从建构论的角度说,科学的边界和权威是相关的群体在地方性情境中的建构结果,是群体之间争夺权威、资源、权力和声望的结果。
科学边界只能是地方性情境中的建构结果,因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部分依赖于特定的实践关怀而非关于‘科学的’哲学理论或哲学定义。我们需要在人们的实际决策和选择的情境中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13]这意味着建构出来的边界不是永恒的,而是可变的,随着情境和时间的不同而各不相同。
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目标和利益使得科学边界无法被一劳永逸地确立起来,历史上的科学边界无法决定当下的科学划界,当下的科学划界也无法决定以后科学边界的划定。所以,科学的边界永远处于不停的重构当中,当某一科学家的知识权威受到威胁时,或者当某个人的科学合法资格受到质疑时,划界-活动就出现了。任何划界-活动都时对科学边界的重构,这样的重构无法由任何既定的科学形象所决定,也无法为科学的任何本质特征所决定,重构的结果取决于各方的资源占有、修辞技巧等各种要素。
如果我们承认科学边界是地方性情境的建构结果,这样的建构随着情境的不同而不断变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科学与宗教、巫术等非科学之间的边界是相对的呢?是否意味着关于科学的定义是随意的呢?是否意味着科学边界的建构“怎么都行”呢?在否定了本质主义的划界之后,我们无法用科学的本质来反对相对主义。这样,不可避免的是,科学的边界具有相对性,它相对于特定的情境。但是,建构并非是任意的,它要受到一系列情境条件的约束。先前的边界在何处?在从事划界-活动中相关群体可资利用的资源有多少?他们的目标和价值观为何?所有这些要素都决定了科学边界的建构。虽然对科学的解释和理解具有可塑性,但是解释的可塑性并非意味着任何解释都是允许的。相关的群体在特定的情境中就科学的边界问题进行商讨,各方充分利用各种修辞手段来说服对方,当共识达成的时候,科学的边界就被建构起来了。虽然这条边界仅具有暂时的稳定性,然而它对此情境中的相关群体而言无疑是有效的。
[1] Thomas F. Gieryn. Boundary 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983: 792-793.
[2] 石里克. 意义与证实[A]. 洪谦主编. 逻辑实证主义[C]. 上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39.
[3] 波普尔. 科学知识进化论[M]. 北京: 三联书店,1987. 28.
[4] 陈健. 科学划界[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7. 第8章.
[5] 费耶阿本德. 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 105.
[6] 费耶阿本德. 反对方法[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266。
[7] 拉卡托斯.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9.
[8] Thomas F. Gieryn. Cultual Boundaries of Science[M].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viii.
[9] Thomas F. Gieryn. Boundaries of Science[A]. Sheila Jasanoff et al(ed.).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C]. Thousand Oaks: Sage, 1995. 440.
[10] Thomas F. Gieryn. Boundaries of Science[A]. Sheila Jasanoff et al(ed.).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C]. Thousand Oaks: Sage, 1995. 405.
[11] 此案例参见Steven Shapin, Simon Schaffer. Leviathan and the Air Pump[M]. NJ: Prince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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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起管理哲学的时候, 一个重要的前提需要弄清楚,那就是什么是管理。 每一个组织都需要管理,人们经常提到管理的概念,但在此定义上并未取得一致的认识。 而管理往往具是具体的历史的一个概念, 因此不同时期的学者对管理的概念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但我们说起管理的本质,正是要在这众多的概念当中,达到一个最一般的抽象,即达到对管理的本质的认识。 也正如马克思说的:“最一般的抽象总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 ” ①在历史上,例如泰罗认为:“管理就是确切地了解你希望工人干些什么,然后设法使他们用最好、最节约的方法完成它。 ” ②法国的学者法约尔认为:“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 ”③美国的学者亨利。西斯克认为:“管理的定义可以这样来表述:”管理是通过计划工作、组织工作、领导工作和控制工作的诸过程来协调所有的资源,以便达到既定的目标。 “④美国的管理学家小詹姆斯。H. 唐纳利等人认为:”就是一个或更多的人来协调他人的活动, 以便收到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而进行的各种活动。 “⑤美国的学者弗里蒙特。E.卡斯特和詹姆斯。E.罗森茨维克对管理的定义是:”管理是计划、组织、控制等活动的过程。 管理者可以将人、机器、材料、金钱、时间、场地等各种资源转变成一个有用的企业。 从根本上说,管理就是将上述这些互不相关的资源组合成一个达到目标的总系统的过程。 “⑥纵观这些概念, 我们可以看出各个时期的概念虽然说不同,但有两点是相同的。 第一,都把它当成一个有人的目的参与其中的活动,是为人的实践活动服务的。 第二,这里有一个管理必要性的问题,一个资源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管理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资源的稀缺性。 这也正如我们的经济学论文" target="_blank">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一样,都只是因为资源的稀缺才有其本身的存在价值。
管理为人存在,而且就管理的本质是一种关系来说,管理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具体的体现。 对于管理的认识,有人把它看作是个纯科学的严肃的问题而提出来。但真的是那样子吗?我们在现实的实践中所遇到的是如果我们按照那个刻板的理解, 只会使人不再是人而成为机器, 也因而使因为人而存在的管理成为对机器的管理,从而也背离了管理为人存在的真实意义。 时代呼唤管理的哲学化、人性化。
哲学化管理是管理者基于一个组织的现实而实施的自我实现的过程。 正如每个人都有一套为人处世的哲学,但不是所有人都是哲学家。 同样每个人都可以办企业,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管理好企业成为企业家。 一个哲学家有其系统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并能将它们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体系或模式。 哲学化管理作为一种管理理论揭示了一个被掩盖已久的事实: 任何一个组织的前提和基础是人的思想和哲学,正是因为有了哲学,才延伸了组织的生命,并有了管理的进一步内涵,正因为如此,哲学化管理是广泛应用的,企业的不同正在于人的不同, 企业的惟一使命是去实践人的这种主体性的自觉。 而一个企业管理者的最高使命则是用自己的体验来孕育管理的哲学之花。 一个哲学家未必能解决一个企业的管理问题,但一个企业家却不可忘记时刻要眷顾哲学家对管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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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研究生是我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其培养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研究生培养工作是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学术道德是保证高校研究生能够正确开展学术活动的保障,是提高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然而,随着研究生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学术环境的日益变化,研究生群体中出现了诸多学术道德失范的现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学术道德规范在研究生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近年来,科学道德和学风问题已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据中国科协调查,科技工作者普遍认同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取得的进展,但有近四成科技工作者对科研道德和学术规范缺乏了解,近半数没有系统学习过科研规范知识;超过五成研究生认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是违背科研道德与诚信最严重的群体,相当数量研究生对学术不端行为持宽容态度,科研诚信意识淡薄。
学术道德包括科研活动中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应具备的道德素质,既表现为科技工作者在从事科学技术活动时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人格,也具体反映在指导科技工作者正确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或规范之中。
科学需要诚实,需要客观,学术道德是指学术过程中行为主体的道德意识,它约束科学家之间,科学共同体内部,以及科学共同体与公众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学术道德可分为以下两个层面:科学家的职业道德与介入了科学的社会其他人士的科学道德意识。学术道德教育,意指培养学生道德素质,侧重于培养学生认识自然的能力。具体地讲,就是从知上培养学生科学分析问题的能力,从情上培养学生热爱科学的意识,从意上培养学生对科学求实创新的态度,从行上培养学生探索科学的能力。
科学研究是人们探索未知、创造知识和技术的活动,目的是获得新的认识,阐明新的规律,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科学研究的本质是为了发现真理,为人们提供同愚昧、落后、谬误乃至伪科学作斗争的锐利武器。科学家群体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成为社会高尚品德的象征,受到社会各界的敬仰和尊重。但是,科学研究是一项非常神圣又非常艰辛的开拓性事业,它的道路也是崎岖不平的。有的科学家可能抓住了科学发展的机遇,摘取桂冠,获得世人赞誉;有的科学家可能一辈子只做些科学发展中的阶梯性工作,成为科学发展史上的“铺路石”;历史上有的科学家不仅研究成果得不到世人的理解和承认,还遭到传统的压力和宗教的诋毁迫害。因此,科学研究从本质上就要求科学家必须具备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勇于探索真理,不惜为真理而献身的科学精神。
科学研究本质上是一个探索真理、揭示真理、捍卫真理、献身真理的过程。高扬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与取得超越前人的科学成果,从来都是相依相傍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科技工作者爱国奉献、坚持真理,开拓创新、无私奉献,取得了一大批世界一流的科技成果,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这是我国科技界的优良学风主流,也是我们对我国科技事业能够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的信心和力量所在。
许多的科研人员价值观存在严重的问题,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思想有所滋长,科学道德观念有所淡漠,科研作风有所松懈,个别人甚至违反国家、军队有关法规,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在科学道德上,有的不尊重事,为取得所谓“科学”的结论,人为改动实验数据;有的为了能申报成果,拉关系走后门,请专家出具有利于自己的评审意见,有的甚至涂改专家的评审意见;有的为了个人或本单位的利益,诋毁别人,抬高自己,不愿搞科研协作等。
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既是一项紧迫的工作,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作出长期努力。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要贯穿于科技创新的整个活动过程,做到哪里有科学活动,哪里就有坚守科学道德的要求;哪里有科技工作者,哪里就有倡导优良学风的必要;要贯穿于科技工作者加强修养的整个生命过程,倡导优良学风,需要每一个人都有“每日三省吾身”的精神;要贯穿于先进文化建设的整个历史过程,树立科技界科学严谨、诚实守信的整体形象,在全社会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激励公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崇尚理性、勇于探索、追求真理,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科学道德是兴校之本,也是学者立身之本。科学道德应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建设。一是构建和完善学术体制;二是构建和完善道德体系;三是学术行为主体履行道德规范。就科学家而言,科研规范可以看作是科学研究这个行业的“行规”。虽然这个行业没有从业资格考试,但是进入这个行业,必须遵守它的道德准则、规范和规则。对初入科研领域的人来说,也有一个学习过程。很多发达国家都开设了科研诚信相关课程,甚至是门必修课。但在我国,科学道德规范缺乏系统全面的培养和教育,还处于“言传身教”的方式。现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科研成果与经济利益联系越来越紧密,实用性的科学研究越来越呈现出产业化的趋势,从事科研活动的人员大规模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依靠“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传授科研道德和科研规范显然是不够的。
“弘扬科学道德、践行‘三个倡导’,奋力实现中国梦”是新时代对科学道德的新要求。那么在新时代怎么加强建设科学道德呢?尤其针对我们研究生,这个不仅仅要靠我们自己约束自己,还要有健全的制度。
针对学校:注重工作体系和规范制定,将宣讲教育纳入人才培养体系。成立学风建设领导小组及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加强对全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工作的协调和落实。强化教师学术行为规范,出台相关政策,明确学术规范相关条款、调查和处理流程、主要负责部门和惩处条款。强化研究生学术行为规范,组织编写研究生学术行为规范,发给每个导师和研究生;将研究生学术行为规范测试纳入最新培养方案的必修环节,设立1个学分,规定研究生在中期考核前必须完成网上测试。
注重建立长效机制,推进宣讲教育常态化。在教师岗前教育培训中突出科学道德教育,在新入职教师和新增导师培训中,邀请专家作学术道德教育专题培训,编制包括学术行为规范在内的培训材料供教师学习参考。组织上好“新生入学第一课”,邀请专家帮助全体新生全面了解科研过程中的学术规范行为,防范在科研工作中发生学术不端行为。
注重日常教育,寓宣讲教育于主题活动之中。要求辅导员、导师对科学道德要经常强调,在日常工作中对学生加强科学道德教育;在学生进行重要学术活动之前,要求学生签订学术诚信承诺书,要求指导教师尽好指导监督责任。发挥大学生的自我教育和引导作用,充分发挥包括研究生在内的高年级学生“朋辈教育”功能,营造诚实守信的校园文化氛围;学生组织通过签订“诚信倡议书”等方式,引导广大学生积极树立诚信意识,维护科学道德。
首先,辅导员应从自身做起,在学术研究上高标准严要求,在研究过程中杜绝抄袭,一切结论依据实验结果,不胡编乱造。在日常研究生工作管理中加强学术道德规范教育,在入学教育中多次进行学术道德规范强调工作,并定期开展讲座强调学术道德的重要性,违反学术道德的严重性,并通过实际事例让学生形象体会到违反学术道德所造成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仅仅是对个人的影响,也会对班级学院乃至学校都造成不良影响。并多多鼓励大家在校期间举行学术方面的活动,包括参加学术会议、学术论坛、发表文章等,增加学生积极性,让他们认识到,其实学术没有那么困难,只要亲身实践,就能有良好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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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社会危害性”逐出刑法学领域,而代之以“法益侵害性”的理论主张,近些年在我国刑法学界已经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反过来说明,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所以刑法所干预的只能是侵害法益的行为。《刑法》第13条所规定的犯罪定义,指明了犯罪是侵犯法益的行为。将“法益侵害”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具有优越性:规范性、实体性、专属性。{3}笔者以为,“法益侵害说”并非完美无缺,其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其充作“犯罪本质”的科学性令人怀疑。
首先,刑法法益的范围不具有确定性。学者对“社会危害性”进行发难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于,社会危害性是一种超规范的解释,并不具备基本的规范质量。它只是对犯罪的政治或者社会定义的否定评价。它不仅通过其“犯罪本质”的外衣为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刑罚处罚提供一种貌似具有刑法色彩的理论根据,而且也在实践中对于国家法治起着反作用。{4}毋庸讳言,社会危害性理论的确存在着论者所指出的某些弊端,但问题是“法益侵害说”存在着同样的弊端,这根源于刑法法益的范围具有不确定性。质言之,法益范围的不确定性同样具有破坏国家法治、侵犯人权保障之虞。
理论研究表明,刑法法益是从刑法规范中去寻找还是从规范之外去寻找,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如果从刑法规范之中寻求刑法法益的范围,这有违确立刑法法益的初衷。这是因为,德国学者将“法益”(Gut)引入刑法学时,“目的是为了找到一个‘自然的’、独立于实证法之外的犯罪定义”。{5}而在刑法规范之外去寻求刑法法益的范围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有人尝试提出了“先于法律的”法益概念,将法益定义为生命自身产生的“人类利益”,这显然是以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为依据的,但它并没有清楚地说明哪些利益才能受到刑法的保护。{6}国外法益理论的最新进展是从宪法之中寻求根据的。{7}但是,这样做同样会引起人们的质疑:宪法性法益如此广泛,要想以维护宪法性法益为限来制约国家的刑罚权,实在有幻想之虞;另一方面,尽管宪法调整的范围广泛,但其保护的对象不可能包括所有社会意义重大的利益,对那些不属宪法调整但社会意义重大的利益,不能排除用刑法保护的可能性。{8}
进一步考察,在国外刑法理论中,“法益侵害说”也难以全面担当诠释犯罪本质的重任。例如,“法益侵害说”对诸如侮辱尸体、虐待动物、重婚等为数众多的可罚性根据,就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以致出现了其他违法性理论。正如日本学者前田雅英所揭示的那样:“与‘法益侵害说’不同,现实中所主张的法规违反说的实质性特色在于,将违反法规范的内容理解为违反道义秩序、违反文化规范、没有社会相当性等。即违法性的实质是根据道义秩序或社会相当性来决定的。”{9}这番话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完全凭借侵害法益是不能对犯罪本质进行全面说明的。
其次,在我国提倡“法益侵害说”并无实质意义。法益侵害说的兴起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它对欧美国家废除宗教犯罪、伦理犯罪具有积极的历史推动作用。众所周知,在欧美各国,由于__伦理观的影响,在刑法中规定了许多以宗教观念或一般伦理观念为背景的犯罪,如自杀、卖淫、同性恋、兽奸、堕胎、亵渎神灵等方面的犯罪。这些犯罪的设置是专门用以保护宗教或道德方面的利益的。由于战后民主、个体主义观念的勃兴,人们迫切需要摆脱宗教伦理犯罪观的束缚。因此,倡导只有实际侵害或威胁到了具体的生活利益(主要是指个人利益)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的“法益侵害说”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是,在包括我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由于受__的影响甚小,刑法中体现宗教、伦理精神的犯罪无从见到。所以,在我国几乎不存在通过“法益侵害说”对某些犯罪加以排除的必要性。
最后,“法益侵害说”难以驾驭刑法学的基本原理与范畴。比如,法益的规范性、价值中立性决定“法益侵害说”不能反映犯罪的政治性与伦理性。再如,法益的纯客观性决定“法益侵害说”不能其充当罪刑均衡的尺度,无以体现“主客观相统一”这一基本原理。
(三)“犯罪本质二元论”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人身危险性应涵括在犯罪本质之中,与社会危害性相并列,共同构成犯罪的本质。论者提出:“重新解释犯罪本质,承认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是犯罪的一个基本特征,无论在刑事领域的理论上,还是立法、司法实践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0}陈兴良教授则站在刑法学体系、罪刑关系的高度对这种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具体阐明了人身危险性在立法方面、司法方面的积极影响。{11}但在笔者看来,将人身危险性理解为犯罪本质的观点并不可取。
首先,人身危险性难以在刑事立法领域,即犯罪化以及刑罚配置过程中发挥作用。人身危险性所反映的是行为人犯罪的可能性,它是一种极具个体色彩的东西。而刑事立法工作具有抽象化、类型化的基本属性,这些属性决定了立法者最多只能考虑某类人的犯罪可能性而不可能去考虑个体的犯罪可能性即人身危险性的。刑事立法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是哪些行为应当科处刑罚以及如何处罚。因此,立法工作是无须考虑个体的犯罪可能性即人身危险性的。另外,刑事立法所规制的对象或者说它所面对的是抽象的人,并非有血有肉的人类个体,这就决定了立法者是无法预见到个体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的。概而言之,将人身危险性纳入刑事立法视野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其次,将人身危险性理解为犯罪的本质,有扭曲定罪量刑活动的可能。将人身危险性作为犯罪的本质,意味着人身危险性将在定罪量刑过程中发挥作用,意味着人身危险性是定罪量刑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然而,人身危险性作为一种犯罪可能性,它并不具有像社会危害性那样存在着现实性因而容易掌握的特质。我们只有通过预测的方法才能知其所以然。不无遗憾的是,依据目前的人类认知能力,我们无法为人身危险性的预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以及科学可行的预测方法。所以,在人类对人身危险性的认识还处于一种“必然王国”的状态下,将其理解为犯罪的本质之一,难免导致定罪量刑的不当与偏差,存在侵犯被告人人权的危险。
再次,将人身危险性纳入犯罪的本质特征并无法律根据。将人身危险性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之一意味着人身危险性将成为定罪量刑的考虑因素。但这种理解并无法律依据。人身危险性作为犯罪学和刑法学均予承认的术语,是近些年来较受关注的话题。可以说,目前,凡研究犯罪与刑罚的论著,无不直接或者间接地关注着人身危险性问题。但是,理论上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必然引起刑事立法的高度重视。寻遍整个刑法典,我们都无从找到“人身危险性”或与之相类似的字眼。有的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刑法》第5条的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中的“刑罚的轻重,应当与……刑事责任相适应”就表明了,刑罚的裁量,除了考虑罪行外,还必须考虑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笔者以为,这里的“刑事责任”既不能被解释为“人身危险性”,也不能被解释为主观归责意义上的刑事责任和法律后果意义上的刑事责任。对“刑事责任”一词的理解应紧密结合《刑法》第二章第一节“犯罪和刑事责任”进行。“犯罪和刑事责任”通过对犯罪的概念、犯罪的故意、犯罪的过失、意外事件、刑事责任能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规定,从总体上明确了罪与非罪的界限,以及影响罪行轻重的主要情节。这些情节包括犯罪人的年龄、精神状况、生理状况、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也就是说,立法者在“犯罪和刑事责任”中所规定的“刑事责任”,其实就是影响罪行轻重的各种情节。虽然立法者在这里并没有详尽地规定影响罪行轻重的情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刑事责任”理解为影响罪行轻重的情节。所以说,《刑法》第5条要求法官在对犯罪分子裁量刑罚时,既要考虑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的性质,还要考虑影响罪行轻重的各种情节,但无需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还有不少学者认为自首、立功的规定说明了《刑法》允许人身危险性对刑罚的适用产生影响。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解并不准确,说自首犯、立功犯不具有人身危险性或者只具有较小的人身危险性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我国《刑法》规定对自首犯、立功犯从宽处罚的根本理由在于其他功利考虑,如节省办案成本、提高办案效率、发现破案线索等。还有学者认为,《刑法》第12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判处”之规定体现了人身危险性对刑罚的影响。比如有人认为“刑法第61条规定的情节应包括体现主观恶性(论者视野中的主观恶性就是人身危险性—笔者注)的罪前、罪后情节”。{12}在笔者看来,这是论者一厢情愿的解释。我们知道,《刑法》第61条是对1979年《刑法》第57条的移植。所以只需回顾一下1979年《刑法》起草史,便可以清楚地发现论者的解释具有不当性。1979年《刑法》草案第33稿关于量刑的一般原则的条文中,在“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这句话之后,还有“参照犯罪分子的个人情况、认罪的老实程度和对犯罪的悔改程度”的规定,这一规定无疑是要求量刑时应考虑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但后来通过的1979年《刑法》第57条最终没有这一规定。质言之,1979年《刑法》以及现行《刑法》均不承认人身危险性是量刑中的一个因素。
最后,将人身危险性排除在犯罪本质特征之外并不会导致刑法理论的“脱节”。持犯罪本质二元论的学者认为,如果不将人身危险性理解为与社会危害性相并列的基本特征,那么我国刑法学的犯罪论体系与刑罚论体系就会产生刑法理论中的“脱节”。论者进一步指出,如果在“犯罪论”中将犯罪本质仅仅理解为社会危害性,那么就无法在“刑罚论”中将预防犯罪作为刑罚的目的。为了消除我国“犯罪论”与“刑罚论”之间的脱节,有必要确认犯罪行为人方面的特点(即人身危险性),并将有关特点看作是犯罪的基本特征。{13}
笔者以为,将犯罪本质仅仅理解为“社会危害性”并不妨碍我们将刑罚目的理解为预防犯罪。虽然犯罪本质与刑罚目的是两种不同事物,前者解决的是行为人构成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大小的依据问题,后者解决的是对犯罪人科处刑罚的主观愿望的问题。但“社会危害性”还是能够成为“犯罪论”与“刑罚论”之联系纽带的,因为它既决定着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及其刑事责任责任的大小,又规定着对犯罪人科处刑罚之主观愿望(预防犯罪)的正当性及可行性。#p#副标题#e#
二、“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本质的再论证
在我国刑法学界,为“社会危害性”进行辩护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息过。这些辩护大都强调社会危害性对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具有强大的指导作用。{14}论者的上述辩护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本质的认识。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辩护仅仅立足于刑事法律论域,似乎不够全面、深刻。犯罪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法律现象,但从根本上来说,它应当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探讨犯罪本质应当立足于社会领域,不能将犯罪的法律属性当作犯罪本质来对待。
在现实社会生活与学术研究中,评价犯罪的主体是多元的,所以对犯罪本质的认识也必然是多元的。只是人们习惯于从法律的角度对犯罪进行评价而已。但是,对犯罪的法律之外的评价,不仅存在而且很多,例如社会的、道德的、宗教的评价等等。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在法律层面上认识犯罪的本质。从认识论上看,作为认识“对象”的某事物的本质,在不同的“论域”是不同的,或者说对象所在领域不同,它的本质也就不同。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某种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取决于它所在的领域。实际上,“犯罪本质是什么”这一“天问”般的问题同样在不同的“论域”内会有不同的解读。譬如,在社会学这一“论域”内,犯罪本质被理解为“社会危害性”,它是从社会角度观察问题而得出的结论。在宗教学领域内,犯罪本质则往往被理解为“亵渎神灵”。
犯罪的本质在不同论域内是不同的。然而,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犯罪的本质可以是多元的。有学者认为犯罪本质可以是多元的。{15}这个立论可能来自对“本质多等级论”的误解。列宁说过:“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16}“本质是一种多等级的构成物,它表现着现实的复杂的层次结构。”{17}然而,此处“本质多等级论”只是告诉人们,人类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要坚持辩证观点,注意不断深化,不能停留于某个阶段。所以,我们不要将“本质多等级论”理解为事物不同论域本质的简单相加。事实上,如果一个事物同时具有多种不同的本质,那么很难想象这个具体的事物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认识对象具有多种不同的本质,那么该认识对象肯定是多种不同的事物。
犯罪本质一元论要求人们打破不同论域之间的有关犯罪本质的认识壁垒,去寻求这些领域所共同具有的本质属性。如此一来,要想准确地讨论犯罪的本质,首要地是明确哪个“论域”对犯罪本质的评价最为根本或者说最具有决定意义。在笔者看来,在讨论犯罪本质的所有论域内,“社会论域”应是最为根本的。
根据社会学原理,法律仅仅是社会层次中的一个下位层次,即法律是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小系统,社会上的犯罪是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客观事实,而法律论域内的犯罪则是小系统中的规范事实,客观事实则成为规范事实的源泉。因此,在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上,后者具有决定性,“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18}一言以蔽之,研究法律现象如果脱离了社会,游离于社会学基本原理之外,我们就不能获得完整的知识,毕竟法律应当回应社会。
刑法上所规定的犯罪行为既然是社会论域内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的一部分,那么刑法界域内的犯罪行为必然打有“社会危害性”的烙印。进而言之,在社会论域里,犯罪是刑法的存在前提。没有社会上的犯罪现象,就不会有刑法的问世。诚如学者所言,“从社会论域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都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至于何种性质和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以及对这些行为用何种性质的法律去禁止,就留给立法者以立法来确定了。这是在人类对社会现象和法律现象有了性质上的深入认识之后的事情”。{19}简言之,社会论域内所揭示的犯罪本质对所涉社会危害性的一切法律论域都是适用的。据此,将社会危害性理解为犯罪的本质应该是一种经得住推敲的结论。
如上所述,将犯罪本质理解为“社会危害性”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将“社会危害性”说成是犯罪的本质势必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不仅犯罪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一般违法行为、违纪行为、不道德行为也不可否认地同样具有。那么,如何借助“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本质将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违纪行为、不道德行为区分开来呢?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有学者提出应将犯罪本质界定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一定的社会危害性”。马克昌教授便明确指出:“只有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才能说明犯罪的根本特征,才能用以将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区别开来。同时,认为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也是符合我国刑法的规定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犯罪观的。”{20}这样理解犯罪本质的确有利于犯罪行为与其他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划分。但是,这种理解不符合质量互变规律。根据质量互变规律,量的多少是不能成为决定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之本质的。如果硬说一定量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的量,就突破一定的度因而发生了质的变化。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种质变后的东西还能被称作“社会危害性”吗?如果被称作社会危害性,实际上就否认了质变;如果是非社会危害性的东西,就无法将一定量的社会危害性理解为犯罪的本质。可见,将一定量的社会危害性或者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理解为犯罪的本质是不够稳妥的。问题的症结在于,该观点让犯罪本质承载了它所不该承担的责任。事实上,将犯罪与其他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区分开来,这只在刑法学上具有意义。所以,我们应当借助于刑法上所规定的犯罪概念将犯罪与其他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划清界限。这是因为,在逻辑学上,作为理性思维的基本形式—概念,才具有区别不同事物、不同范畴的基本功能;在逻辑学上,“概念是事物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的统一体。概念的普遍性是概括了一类事物的共同性,但同时也包含特殊性、个别性。特殊性是标志差异的,但它也是具有普遍性和个别性的特殊性;个别性是标志着个体对象,但这个个体对象的个别性,也包含着其所属的种和类的特殊性和普遍性”。{21}由此,概念虽然要体现事物的本质属性,但并非仅限于此,尤其是某本质属性并不为该事物所独有的情况下。进言之,我们不仅借助于犯罪的本质还应当借助于刑法所规定的“刑事违法性”以及“应受刑罚惩罚性”将犯罪与其他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区分开来。#p#副标题#e#
三、对犯罪“社会危害性评价”的再认识
“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本质使得对“社会危害性”的评价成为犯罪本质论的重要内容。但对犯罪危害性评价的系统研究却极为少见;偶有研究,其结论也难以为笔者所赞同。笔者试图在这方面予以探讨。
(一)“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应当坚持“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明确指出:“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的,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22}在此,马克思主义明确告诉我们,犯罪是“个人”与“统治关系”的一种极端对峙。那么犯罪是如何对现行统治关系进行反抗的?该问题的解决应当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谈起。就人的意义而言,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问题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个人与社会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
首先,社会构成了个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规定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现实本质。就人的生存条件来说,劳动过程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就人的本质来说,人总是社会的存在物,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人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不仅整个人类如此,个人也不例外。个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个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23}
其次,个人不是社会的消极产物,而是社会的积极主体。离开了现实具体的个人,社会便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内容和意义。一切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都是现实的个人。马克思历来反对把社会看作是脱离人而存在的抽象物,认为社会不过是人的“一定的……存在方式”;“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本身”。而上层建筑则是人们的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的总和。因此,所谓社会,不过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24}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决不能被理解为无视个体发展的社会本位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个体的地位与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一方面,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辩证观对我们深入思考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既然尊重个体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意,那么我们在分析犯罪行为特别是在分析有受害个体(刑事被害人)之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就必须充分考虑到个体(刑事被害人)权益与意志。换而言之,虽然马克思主义犯罪观所确认的犯罪本质是对国家及社会的危害,但任何犯罪的危害总要落实在相应的被害人身上才能得以体现和说明,这是其应有之意。申言之,在社会危害性的评价上我们应当注意纠正传统的泛国家主义的不良倾向。在泛国家主义阴霾下,具体个体不自觉地成为国家的附庸品,失去了自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表现在刑事制度中,就是推行国家惩罚和报复主义,国家包办一切,无视犯罪被害人应该作为主体的诉讼地位,从而剥夺他们在刑事诉讼中应该享有的权利。
另一方面,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辩证观要求我们在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时应当高度重视社会秩序本身。个体独立性是相对的,它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而存在。所以,犯罪对受害个体(刑事被害人)利益的侵害也就是对其所处社会的整体的侵害,是一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直接侵害个人的犯罪最终也是间接地侵害国家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行为。是故,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在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时,应做到个体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事实上,个体的存在与社会秩序休戚相关,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个人自由难以保证。这是因为,人是自由的,但从存在性质来看,人却是一个非自足的系统,它始终处于不足和匾乏状态。只有同周围的他物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等多种内容的交换,人才能维持系统的平衡,从而使自身得以存在和发展。质言之,追求秩序的稳定是出于维护和发展个体权益自由的初衷。所以,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关注社会秩序具有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意蕴,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根据对马克思主义有关个人与社会辩证关系的理解,我们在对犯罪社会危害性进行评价时则要注意结构性与主次性的结合。犯罪社会危害性评价的结构性是指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内容是多维的,它包含着个体侵害与社会侵害两个方面。进言之,社会危害性既包括犯罪行为对个体被害人显现出的危害性,也包括犯罪人的行为对社会不特定的公众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这种影响会造成社会心理的不安全感与憎恶,从而威胁社会的安定秩序。
犯罪社会危害性评价的主次性是指犯罪社会危害性评价并不是对构成评价对象的各要素“一视同仁”,而是要在各要素中分出主项和次项。在划分出主项与次项之后,皆以主项为主要指标而以次项为参考指标。任何一个刑事案件都是一种特殊的纠纷,它多少都会涉及到国家秩序和公共利益。由此,刑事案件可以具体划分为两种纠纷:国家和被告人之间就被告人的行为是否侵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以及侵害程度的纠纷;被害人和被告人之间就被告人的行为是否侵害了被害人的利益以及侵害程度的纠纷。其中,有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和被告人之间的矛盾处于主导地位,对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影响不大。对这样犯罪的评价应当侧重于被害人个体权利损害程度,突出对被害人权利的救济。有的刑事案件,被告人与国家、社会的矛盾处于主导地位。对这样犯罪的评价应当侧重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维护,突出对社会秩序的保护。
(二)“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应当坚持“犯中因素”与“犯后因素”的有机结合
传统刑法理论在评价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只是关注犯罪行为本身给犯罪客体所造成的损害程度,并将该损害的表现形式理解为现实与可能危害、物质与精神损害。{25}
上述对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评价,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危害性的丰富内涵,同时能为司法实践中正确地认定犯罪社会危害性提供依据。但是,上述对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揭示仅仅停留于犯罪行为对犯罪客体的侵犯上,似乎还不足以穷尽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表现形式。在笔者看来,犯罪社会危害性固然主要表现为“犯中”,即犯罪行为对犯罪客体所造成的这样或那样损害的事实特征,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犯后因素”也不容忽视。这些“犯后因素”表现为“犯罪行为完成后犯罪人为减少犯罪损害所作的主、客观努力及其认罪态度”。
我们之所以将“犯后因素”即“犯罪行为完成后犯罪人为减少犯罪损害所作的主、客观努力及其认罪态度”纳入社会危害性的评价视野,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罪刑关系的基本原理。犯罪决定刑罚,刑罚量取决于社会危害性程度,这是罪刑关系的基本要义之所在。正因如此,立法者在为犯罪配置刑罚时要做到刑罚与社会危害性大小相适应。然而,立法者在为犯罪配置刑罚时决不只是考虑“犯中因素”,还要考虑某些“犯后因素”。这可以借助于自首、立功、主动退赃等一系列从宽处罚裁量情节上得以验证。质言之,立法者视野下的犯罪社会危害性是“犯中因素”与“犯后因素”的结合。其二,犯罪与刑罚的经济分析原理。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首创的关于犯罪与刑罚的经济学分析原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犯罪的损害或称犯罪的社会成本,它随着犯罪性质的变化而变化;二是逮捕、定罪与处罚的交易成本,即国家惩罚犯罪时在警察、法庭、审理、监狱等事项中支出的人力、物力、财力,这部分支出总体而言可以称为惩罚成本。{26}可见,对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应当将某些“犯后因素”纳入其中。
(三)“社会危害性的评价”不应忽视“治安形势”、“民愤”等外部因素的考量
根据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刑罚轻重的选择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在这里,犯罪“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是由多种复杂因素决定的。
首先,治安形势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对此,黑格尔早有论述:“同一种犯罪,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形势下,会表现出不同的严重性。在稳定的社会中,犯罪就获得一种纯粹主观的东西的地位,往往被看作是犯罪者个人自然冲动的产物,因而对社会犯罪危害性感觉往往也就比较轻微,那么,对犯罪的处罚也就必须按照这种微弱程度来衡定。相反,如果社会自身还是动荡不安,就必须通过刑罚来树立榜样,因为刑罚本身是反对犯罪的榜样。这种情况下,犯罪的危害性就会比较严重,那么,对犯罪的处罚也就严厉一些。因此,同一种犯罪在不同情况下可能被判处不同的刑罚。”{27}
其次,“民愤是一种集体意识,是犯罪在公民社会中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它征表的是一种追求正义的冲动。民愤是一种可表达出来的,可为人感知的浮出水面的报应诉求。在相当程度上,民愤与报应是同一的。可以认为,民愤天然是一种报应,它与报应互为一体。考虑民愤是为了实现报应的要求”。{28}可以说,民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民愤的强烈说明犯罪对人们的社会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与影响,进而说明了犯罪行为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因为,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多层次的因果现象,考察某种危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不仅要考察其所触犯的法律,还要考察犯罪行为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最后,将民愤作为征表社会危害性的一个因素,也是有法律根据的。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从该规定不难看出,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要考虑两类因素,一类因素是“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另一类因素是“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应该说,第一类因素的性质和范围是明确的,但对第二类因素的范围和性质的理解存在不少分歧。笔者的理解是,“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为狭义的社会危害性影响因素,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因素则包括犯罪对社会公众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它与“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同为社会危害性影响因素。这两类因素统一于社会危害性,共同决定着对犯罪人的刑罚适用量。
【参考文献】
{1}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7、158页。 {2}参见马荣春、周建达:《为社会危害性概念的刑法学地位辩证》,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19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193页。 {3}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4}参见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5}[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Ⅰ—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6}参见[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Ⅰ—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7}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页。 {8}参见[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3-86页。 {9}[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版,第54页。 {10}刘勇:《犯罪基本特征新论》,载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编:《改革与法制建设—北京大学九十周年校庆法学论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11}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190页。 {12}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66页。 {13}参见刘勇:《犯罪基本特征新论》,载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编:《改革与法制建设—北京大学九十周年校庆法学论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14}参见刘艳红:《社会危害性之辩证》,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李立众:《罪刑法定与社会危害性的统一》,载《政法论丛》1998年第6期。 {15}参见刘艳红:《社会危害性理论之辩证》,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 {16}《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8页。 {17}高清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2页。 {19}王牧:《犯罪概念:刑法之内与刑法之外》,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 {20}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21}《逻辑学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2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 {25}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160页。 {26}[美]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9、70页。 {27}[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8、229页。 {28}刘忠:《民愤:躁狂与断裂—一种刑事法治立场的叙事》,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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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等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及优越性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社会主义;优越性;精神实质
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独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更深广的程度。也表明邓小平从最深层、最内核、最真谛的意义上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理解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没有提到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概念,但他们在论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原因时,实际上已经揭示了这个问题。
资本主义之所以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基本原因可以归纳为三条:一是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其表现形式就是周期性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合理,以致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从而反过来又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三是资本主义所导致的道德沦丧,对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进行了客观而又深刻的批判:“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就因为它既制约效益,也缺乏公平,还十分地不道德。当然,这里的影响效益是就其阻碍和破坏生产力发展而言的,缺乏公平是就其剥削而导致的两极分化而言的,这里的不道德是就其让这个社会到处充斥铜臭味、把任何东西(包括人的尊严等等)变成商品、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而言的。当然,马克思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就是因为将近170年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就是这个样子,较之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当代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了许多新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上述矛盾。实际上,如果资本主义没有后来的新变化,还是马克思生活时代的那种状态,资本主义就根本不可能走到今天。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已经不符合人类真善美的纬度,所谓不符合“真”是指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不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基本规律。所谓不符合“善”、不符合“美”是指资产阶级尽管标榜自由、平等和博爱,但他们标榜的自由仅仅只是他们剥削工人的自由、平等只是建立在以资本的有无和多寡基础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更是没有平等而言的,所谓的博爱实际上是对本国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对世界弱小落后民族的掠夺、奴役甚至屠杀。这一切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表现得更加突出,更加赤裸裸。当然,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但只是程度变化而已,本质并没有变。
正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有上述弊端,自身又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所以必然会被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而这种社会制度之所以有资格取代它,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弊端。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之所以产生,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能够有效解决经济危机形成的根源,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能够防止两级分化,促进社会公平,社会主义社会在促进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也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能有效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为本位,整个社会被物异化,整个人被物异化的弊端。
再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实际上,邓小平这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回答的是“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从而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主导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永远是从属的,生产关系是否需要变革以及如何变革,都要视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而定。第二,资本主义私有制确实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经济危机,这确实也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全面地、彻底地、快速地、一次性地否定它,而一定要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正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两极分化,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平和不正义,积累了阶级矛盾,所以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总之,当年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既不利于把蛋糕做大,也不可能使蛋糕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所以要用一种能够既能把蛋糕做大,又能使蛋糕得到公平合理分配的新的社会制度来取代,而这种社会制度就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通俗地讲,就是“做大蛋糕”的问题,“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通俗地讲,就是“分公平蛋糕”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以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为基础,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的,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确实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我们干什么事情不应当有非此即彼的极端化思维。私有制整体不行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对私有制斩草除根、除恶务尽,一种社会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有弊端并不意味着任何情况下的市场经济都不能要,一下子由“纯粹的市场”跳到“纯粹的计划”方面去。实际上,建国以后,在所有制方面和经济体制方面,我们确实在极端化思维的支配下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当时强大而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自觉不自觉地成了经济发展的紧箍咒,把我国经济推进了死胡同。
总之,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从根本上回答“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回答的是搞社会主义的初衷和动机问题,正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不符合生产社会化的需要,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所以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正因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平、不正义,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所以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一句话,较之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能够实现发展成果由社会共享,更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那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又体现在哪里呢?它与社会主义的本质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首先,一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较之于另外一种社会制度而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较之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扬弃”,它应当是既全面继承资本主义制度的优点,又能有效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不体现在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继承性上,而体现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有效克服上。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主要体现在它既制约效益,也缺乏公平,还十分地不道德,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就应当体现在它既能解放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束缚的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又能有效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缺乏公平正义等方面,还能有效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等方面。由此看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社会主义优越性之间的关系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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