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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界有许多关于英汉表达差异的论断,这些论断多强调由各自思维模式、表达方式、语法特征、修辞手段、语体风格差异所导致的表述形式上的巨大差别,多数学者认为英语表达相对较为“繁琐”,而汉语则相对“简洁”;而实际使用中的英汉语并不完全符合“英语比较‘繁复’、汉语比较‘简洁’的论述”,有时“繁复”的是汉语而“简洁”的却是英语。
关键词:英汉;简洁;繁复
论及英汉语言表述的差异,学术界已有许多著名论断,亦有不少人著书立说加以论说,但凡此种种,作者多强调由各自思维模式、表达方式、语法特征、修辞手段、语体风格差异所导致的表述形式上的巨大差别。多数作者认为英语表达相对“繁琐”,汉语则相对“简洁”,理由是英语比较喜好采用形象化的语言,用委婉含蓄的句式,用平实的口吻对事物进行描述,而汉语则倾向于用白描手法,用华丽的语言直截了当的对事物进行陈述和描写,且汉语以简洁的形式所表达的声势和力度又远非“冗长”的英语表达所能比的。
但作者在长期研读有关英汉语对比的素材和论述及在几年的教学实践中经常碰到一些与上述类型截然相反的语言现象,即:实际使用中的英汉语并不完全符合“英语比较‘繁复’、汉语比较‘简洁’的论述”,相反,有时“繁复”的是汉语而“简洁”的却是英语。
一、英汉词汇的“简洁”与“繁复”
1.1 英汉两种语言中都存在着很多修饰语,通过描述事物来表达情感,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尤其是用几个词语来修饰一个事物时,英语经常只需几个简单的词汇就可以把该物描述得很形象;但在汉语表达中,人们不仅需要采用与英语表达意思相同或相似的形容词来修饰,而且经常需要在每一个形容词前面加上一个相关词汇来使该描述更加简单易懂。如:
例1:Keith:a little yellow, ragged, lame unshaven begat. ( John Galsworthy)
基思:一个讨饭的,身材矮小,面色苍黄,衣衫褴褛,瘸腿,满脸胡子。
例2:She had such a kindly, smiling, tender, gentle, generous heart of her own. (W.M.Thackeray: Vanity Fair)
她心底厚道,为人乐观,性情温柔,待人和蔼,气量又大。
在上述例子中,英语表达非常简单,几个形容词就把“Keith”和“She”描述得非常形象,为了达到相同的效果,汉语表述则须在每一个形容词前面加上表示性质的词语,如“身材”、“面色”、“心底”、“性情”等。因此可见英汉两种语言在描述事物时的简单与繁复。
另外,汉语常用双音节词来描述事物。双音节词可使汉语音节匀称,成双成对。表达的匀称使对偶、对照、排比、反复和重叠成了中国人喜欢的表达方式。与英语相比,汉语的均衡美和节奏美虽是一大特色,其重复的现象对英汉翻译来说却很难达到类似的美境。
如:绿草萋萋,白云冉冉,彩蝶翩翩,这日子是如此清新可爱......表达的意境多么美妙; 而It was a day as fresh as grass growing up and clouds going over and butterflies coming down can make it.表达的意境只能是非常家常的一道风景了。
1.2 连词二者必不可少的词汇,既能使上下文在形式上形成一个整体,又能使上下文表达的意义更加清晰,因此在两种语言中连词都被频繁使用。部分汉语副词在句中语法作用的“兼职”使得对它的判断变得更为复杂,如“才”“也”“还”等跟连词使用时既有修饰作用,又有关联作用,如“只有...才...”“即使...也...”“不但...还...”等。而英语中虽然也大量使用连词,并且可能更频繁,但英语中连词一般不成对出现(如although不与but 连用,because不与so连用), 词汇在句子中“兼职”的情况就很少。
1.3 汉语中的部分反义词有时能够表达相同的意思,如意大利队大胜巴西队 = 意大利队大败巴西队,“胜”和“败”是反义词,却表达完全相同的意思。同时,汉语中有些非常奇妙、形象却吓人的词语,如“小时候吃父母,上了大学吃哥哥姐姐,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吃自己。”“吃”在英语中是“eat”,“have”或“take”,如果直接这样翻译后果就非常可怕。用反义词表达相同意思及用“吃”等词形象的表达时非常简单,但对不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来说确实是很难弄懂的语言现象。
二、英汉结构的“简单”与“繁复”
由于英语是“形合”语言,即句子注重结构形式上的完整,注重形式规范,通过各种连接手段使句子保持聚集状态,并且句子各成分或者词语之间在人称、数、性和意义等方面必须遵循包括语法一致、意义一致、就近原则在内的原则,而这种原则使英语句子结构严格受到形态的约束,因而句式严谨、规范、刻板且缺乏弹性。相比之下,由于汉语是“意合”语言,即汉语强调通过意义连接句子,各单位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意义上的关联才能了解,而不需要使用连词等连接手段达到形式上的整体。因此,汉语的主谓结构要更复杂。
如:书读完了。(表受事)英语则必须用被动式才能与汉语保持主语一致。(英语中有少量动词具有类似特点,如This cloth is easy to wash.中的wash,但此种情况并不常见。)
汉语的谓语也复杂多样,可以用动词,名词,形容词,如天高云淡,海阔天空。(形容词做谓语)
The sky is high and the clouds are pale.
且由于汉语不受形态约束即谓语没有单复数之分,也没有“主谓一致”的束缚。这种关系上的灵活性使汉语在特定情况下比英语更难以理解。
王力说,“西洋语的结构好像连环,虽则环与环都联络起来,毕竟有联络的痕迹;中国与的结构好象无缝天衣,只是一块一块的硬凑,凑起来还不让它有痕迹。西洋语法是硬的,没有弹性的;中国语法是软的,富裕弹性的”。西洋语的这种联系是显性的,而中国语是隐性的,相对而言,显性的比隐性的在结构上更容易让人理解。
三、英汉文化中的不对等现象引起的“繁”“简”之争
任何两种文化中都有不对等的情况,英汉文化亦然。在英汉文化翻译中,由于各自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风俗等原因而导致的文化现象,两者之间就可能出现文化空缺,因而造成文化不对等,尤其表现在各文化所特有的各种实物和谚语、习语等语言表达形式上。在将原语(英语)翻译成目的语(汉语)时,其方法之一就是在译文后补充说明。
如英语Sesame Street 所对应的汉语是芝麻街,文化的不对等不仅造成翻译中的文化缺失,更让汉语阅读者觉得很难懂,此时要在后面补充说明,即:美国教小孩子学说话的电视节目。
四、结论
许多方面的原因导致总体上英语比汉语要复杂,但凡事皆有例外,正如文中所言,汉语中其实也有很多比英语表达更繁复的情况。但本文并非想推翻已经得出的结论,只是就部分语言现象加以讨论。只要读者愿意去找寻,相信还有更多例证可以支持文中的观点。
参考文献
1. 连淑能 英汉对比研究 [M]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2. 杨丰宁 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 [M]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6
3. 刘宓庆 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 [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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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得到发展,创造出自己的哲学形态,是中国历史的选择,更是20世纪初期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唯物史观、政治哲学等方面做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员的毛泽东,除去其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作用与独特地位,本身在传输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本土化的表述方式也十分引人注目。
到1937年写成《矛盾论》和《实践论》止,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初成体系,兼容并包,但择重而言,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内容。
为了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解决中国革命提出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广泛接触各种社会实际,并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思想,都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可以说“实事求是”的思想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活的灵魂,是毛泽东早期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242这里阐明了“实事求是”是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121
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中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一方面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认识,另一方面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实践”的辨证途径。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曾多次批判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并一再强调实践的客观性,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厘清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实用主义“实践哲学”的界限。同时,他明确提出关于认识过程中两个飞跃的思想,他说:“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2]292也就是说,整个“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从开始接触外界获得感性材料到通过判断推理对材料加以整理改造获得理性认识,最后还是要用于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检验。
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对毛泽东思想影响最大的。和《实践论》一样,《矛盾论》是为了克服中国共产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作的。毛泽东在文中开篇就明确提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3]21
通过《矛盾论》一书,毛泽东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矛盾问题的精髓,要同时关注事物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并把内外因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应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理论中。他以矛盾的特殊性分析当时的中、苏两国国情的不同,提出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学说过程中,毛泽东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对矛盾特殊性的科学分析。只有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才能认识各种事物的特殊本质,才能区别事物,认识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根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但由其深邃的哲学体系需要一个世界化的过程才能为不同国度和不同民族的人民理解。这个世界化的过程需要结合各国具体情况,如思想体系的开放程度,民众的受教育程度,知识分子本身对思想的理解,等等。在向中国完成本土化的过渡时首先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基本精神上的区别和共同点,然后进一步把抽象的哲学思想用可读、易理解的语言从外在形式上进行本土嫁接。
毛泽东在1937年7、8月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两论”是毛泽东最著名的哲学代表作。这两篇哲学论文,从哲学上概括总结了中国革命、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实践经验,同时还利用和吸收了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用中国的语言和思维形式系统、通俗又深刻地阐明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以矛盾为核心的辩证法,并在许多方面进行了理论上的创造和发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论”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的主要标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作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采用的是深入浅出、注重实际的语言风格,大量使用格言式的叙述阐述哲理,表现出活泼泼的中国气派。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在表述风格上沿袭了中国哲学不追求形式上的条理系统与逻辑推论的特点,结合了民族性与通俗性,达到最大限度地让人民群众理解与接收的目的。这种本土化表述特色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
毛泽东运用的语言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语言简单得多,这与各国不同的国家的思维方式有关。如同样表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是这么说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58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实践论》的论述就简单多了,他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的社会实践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3]6毛泽东的话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就易于领悟了。
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文化特点非常明显,一是善于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著名命题解释哲学观点;二是常常引用中国古代成语、寓言和民间俗语说明哲学道理。比如在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时,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成语;并用“三个臭皮匠,合成个诸葛亮”等谚语说明群众观点古来有之;在党内出现思想上的摇摆时及时发出呼喊,并归纳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说明“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论点时用的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俗语。
再如他借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说明矛盾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用《庄子》“飞鸟之景,未尝动也”论证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在研究和说明战争规律时多次举出《孙子兵法》中的故事和名言。同时,在表述哲学思想时,他还借助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熟读和古代文化的深刻理解,通过对哲学原意的文学解读与引申使受众更易理解,如将“满招损,谦受益”引申为“谦虚是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取魏征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引申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再引申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此等等。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说的人们的社会实践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做了本土式的归纳:“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和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并用老百姓熟悉的“吃一堑,长一智”做比,形象贴切地揭示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性。毛泽东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学习与吸收,总是环绕中国问题加以消化,正是通过这个消化过程,他把这些外来的哲学资源中国化了。再如,用言简意赅的“实事求是”四个字概括哲学基本问题,这是对中国社会实际、革命实践、国家建设的具体情况规律性的总结;对“认识”的规律,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通俗语言,将认识与实践既区别又统一的关系说得很清楚;“用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表述党的群众路线,还有“团结——批评——团结”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原则等。这些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都是用典型的中国本土语言表达的。
这样一来,哲学思想通过本土化的表述大大加速了中西哲学的融合,并由于方便人民群众掌握而更快地成为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这是中西哲学向人们提出的共同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目标和宗旨,毛泽东对哲学语言本土化的提炼从内容到形式真正体现了中西哲学的同一方向。
毛泽东的语言艺术在他哲学思想中具有极为鲜明的特色,这种语言不是表现为一种高深莫测的艺术性,而是在于它的人民性和大众性,在于它对生活的贴近,使人们感觉到,这些语言和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并无多少隔阂。但是毛泽东的这种大众化的语言又并不只限于日常生活的语言圈子,而是一种艺术的重组,是对人们日常生活语言的提炼。因此,在阅读毛泽东,走近毛泽东的时候,任何一种文化都能找到自己的共同点,显得特别亲近,特别易于接受。毛泽东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嵌入了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这一方面在哲学上给予群众文化话语权,另一方面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本身从普及到提高的发展规律。
毛泽东这种哲学思想表述的本土化特点可以看做是把哲学的科研和科普工作实现了真正的统一,他曾说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这也是教育和科普的目的。而他所做的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他在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时,不只是着眼于纯粹的学理式的论证,而是着眼于哲学如何运用于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在毛泽东看来,这种以对现实生活贴近为标准的哲学语言,这种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对象的哲学形式,才应该进入真正的哲学殿堂。
对于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表述方式的研究从理论层面看有助于以一个特别的视角关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展示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起到的引导和借鉴的作用,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的什么因素应当被中国化”的这一问题做一个新的解读。就现实意义而言,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表述方式也对现代高等教育,尤其是哲学、思政等课程的教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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