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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批判研究是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较为流行的一种研究范式。这种研究把以往多视为客观记录的历史文字看成是融入了史家的有意识书写,注重探求历史文献的构造、性格和执笔意图。史料批判研究的兴起除得益于传统史料处理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外,后现代史学的 文本 观念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史料批判和运用第一手档案原则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历史资料就是可以据以为研究或讨论历史时的根据的东西。一般将史料区分为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前者是指接近或直接在历史发生当时所产生,可较直接作为历史根据的史料,后者是指经过后人运用一手史料所作的研究及诠释。近代以来伴随着历史学所出现了诸如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人口学等学科,并且日渐发展成熟完善,同时,各国大量的解密档案开始大规模的曝光和开放,这就为历史学研究的突破创造了大量的的资源,使得兰克的实证主义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再一次发挥它的作用,更加接近于客观历史事实。
近年来,全球化和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加强,舆论进一步开放,民主政治发展进一步深入,世界很多国家都进行了大量的档案解密工作,使得在特定时期无法对外开放的原始档案曝光,包括这种已刊或未刊的政府或议会的公报、会议记录、法令和条约以及当事人的信件、日记、回忆录等等。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翻译让这些原始档案、第一手资料公之于世界人民。当然,这对于历史研究,特别是为世界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充沛可靠的资料来源,使得兰克的实证主义思想再一次得到广泛利用和传承。
兰克作为西方史学史上的一代宗师、传统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实证主义史学自产生以来,不仅以其对政治军事史传统的大胆反叛、对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及历史的积极倡导和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构成历史发展的多种因素的分析中探讨历史发展规津的主张,更新了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历史学,而且启迪了20世纪历史学家对心理史、人民史、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环境史、气候史、人口史、计量史等新的领域的开拓与发展,在当今所有新的历史学派身上都留下了其思想方法的痕迹。
兰克的史学思想深当时著名历史学家尼布尔的影响。尼布尔在柏林大学讲授罗马史,素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标榜,主张务必依靠原始资料,不论问题如何细微,考证必须精详。尼布尔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对兰克无疑有巨大影响。兰克后来说到,尼布尔的著作使他相信,在近代世界中历史学家是可以有地位的。兰克在晚年口授的一篇珍贵的短文里,再次回顾了他之所以由古典文学转向历史学的思想过程:“经过比较,我发现真实的历史比虚构的小说要有趣味得多,要美得多。于是,我摒弃了小说,决心在我的著作里避免一切虚构和幻想而坚持写事实”。这样,到1824年,兰克写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
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的序言中,兰克直截了当地写道:“历史学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奢望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如实直书而已”。虽然这部书内容琐碎,结构模糊,充满神学色彩,但其中也有独到之处:第一是关于欧洲统一性的问题;第二是对史料的透彻批判;第三是发表了“事情是怎样就怎样叙述”的著名声明。关于他对史料的批判态度,集中表现在该书后面的附录《近代史学家批判》。这个附录比正式著作更著名,西方史学界很多人认为近代史学批判的开端在1824年,就是从这两篇附录算起的。
在这里,兰克第一次把尼布尔的原则应用到近代史方面,据此对一系列史家重新进行评价,旨在说明,只有依靠可信的原始资料,才能写出真实的历史,从而成为合格的历史学家。在兰克看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将事实是如何发生的说清楚,所以他的笔下总是很克制,极少轻加断语,议论是非。自认为得兰克史学真谛的当代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迈纳克确切地指出兰克史学的精义:史料批判与直觉理解的结合。迈纳克在1936年1月23日兰克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的演说词中说,兰克史学所要求的并不仅仅是叙述真正发生过的事件,而且要把事物提升到更高尚和更美好的世界,也就是一个真正的和具有本质性的世界。因为他能以更为深远更为清晰的洞悉力去看到这一点,在每个场合,批判和直觉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发挥着作用。史料批判方法,在17世纪时已被杰出的博学家开始使用,到了19世纪,经过尼布尔特别是兰克之手,史料批判就成为精密的科学方法。
实证主义以自然科学为范例。在这一方面,虽然兰克并不赞同孔德的历史规律而更看重对历史现象做出特定的因果关系的解释,但是兰克显然是受到了孔德“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在孔德之前,西方思想界中便有人主张将自然法则运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孔多塞、杜尔阁、圣西门等人,都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圣西门认为,社会进步的规律在历史上如同自然规律在物理学上一样,具有同样的地位。政治现象也像其它现象一样,可以根据法则加以分类。思想家的真正目标应当是把实证科学方法应用到社会研究上面。用这种手段解释并改造社会。孔德曾经做过圣西门的秘书,圣西门关于人类进步法则和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
在1830―1842年陆续发表的《实证主义教程》中,孔德提出了“社会物理学”这一重要概念,并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及其研究方法。孔德认为,实证哲学的目的,就是要把社会现象从神学和形而上学强加在它身上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并且把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法则引进社会研究。他认为,社会研究的原始资料是历史知识,获得历史知识的唯一途径是“观察”,就是从大量的历史记录中发现历史事实,然后通过实证的方法,对观察得到的事实进行科学的研究,以便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揭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规律。在19世纪,“实证的”和“科学的”往往都用作同义词,因此“实证主义的历史学”也可视为“科学的历史学”。西方许多世界史专家都认为真正的科学的历史学到19世纪才完成,至于严谨的批判方法,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博学派史学中已开始使用并不断提高,直到尼布尔,特别是兰克手里才在历史研究中取得决定性地位。
通过以上对兰克史料批判的实证主义理论的分析,作为历史的研究者,面对我们所要研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只运用第二手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有很多疏于考证的资料往往漏洞百出,如果不进一步搜集更为真实的第一手档案,那么研究出来的成果只会是错上加错的恶性循环,这会给史学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此,我认为我的导师宋永成老师在这一方面做的很好,他在做学问和平常指导我们论文写作方面特别强调运用第一手资料的原则,告诫我们不要让先前的传统舆论蒙蔽视野、混淆视听,不能形成先入为主的惯常思维。面对研究对象,要善于搜集原始档案;面对档案,要敢于求证,力争写出最真实的历史。那么,在这里,我将以一段原始档案为依据,来说明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史料批判和运用第一手档案的重要性。
兰克的实证主义深深影响了19世纪的历史思维,在近代西方史学界形成了一个实力雄厚、声名远播的“兰克学派”。而作为历史的研究者和书写者,兰克的这种思想在现代仍然长盛不衰,继续为我们进行历史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因为我们往往需要大量的资料作为其理论阐述工具,但是面对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我们要力求遵循实证主义理论大师兰克的史学研究方法――运用客观主义原则秉笔直书,运用史料批判用最接近事实的原始档案叙述历史。正如兰克所说:“先生们,请不要鼓掌,说话的不是我,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口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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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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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烟草控制政策评估项目(ITC项目)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北京联合发布《中国无烟政策——效果评估及政策建议》。该报告指出,严格而全面的全国禁烟法规将保护中国13.4亿人口不受二手烟的危害,这一规定将受到广大群众包括吸烟者的热烈欢迎。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国时期四川禁烟口述史料的特征与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口述史料是由事件当事人或事件亲闻者对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场景、气氛、经过、影响等情况进行口述,由收集者将口述内容以文字、声像等形式进行记录整理之后所形成的资料,这些资料的内容往往无法见诸于档案文献,但是对于丰富历史记录的内容、弥补历史记录的空白具有重要的价值。
民国时期的四川是鸦片种植的集中地,鸦片的产量最高、质量最好,当然对社会毒害也最深。面对这一现实,当时四川省政府制定了诸多严厉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进行禁烟,却收效甚微。据此推断,问题应该出在政策的贯彻执行上,也就是当时的政府官员是怎样办理禁烟事项而导致成效甚微的。目前涉及这方面内容的档案我们很难找到,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曾经出版的《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中刊登了一些曾经亲历过禁烟运动的人员讲述当时禁烟详情的文章。透过这些亲历者的口述记录,我们得以还原当时的历史现实,总结烟土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为做好当前禁毒工作提供历史借鉴。
(1)来源可靠,真实可信。《苦忆四川烟祸》的讲述者谢藻生,当时的职务为四川禁烟善后督办贺国光的秘书;《解放前荥经烟祸略忆》的讲述者为陈耀伦,时为民国时期川军二十四军少将副官;《刘湘、蒋介石在四川的鸦片禁政》的讲述者周介眉,时任崇德进出口贸易公司经理,该公司系四川军政要人潘文华之弟潘昌猷创办;《芦山铲烟亲历记》的讲述者杨若瑜,时被刘文辉委任芦山县县长。从身份上来看,这些讲述者具有很明显的代表性,所有讲述者均亲历了民国时期四川的烟祸时代,有的是执行禁烟活动的领导者,有的作为商人直接参与了烟土的买卖,也有的作为军阀间接谋取到了烟利。因此,这些史料的来源应是可靠的。而且,抛开不可避免的主观性而言,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对于当时历史现实的揭露都是一致的,他们所讲述的事件内容也应该都是真实的。更为重要的是,尤其是陈耀伦,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四川省文史馆任馆员,更加清楚口述史料形成的真实性要求。
(2)语言直白,通俗易懂。由于官方文件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内容的表达官腔较重、言简意赅,文件的格式统一规范,表达的方式以议论、说明为主,记叙的部分很少,除非是想通过某一具体事件说明一定问题的时候会使用记叙,因此在利用这些文件进行史料研究时会给阅读者造成较强的严肃感。而口述史料则不同,它的形成者为单独的个体,不代表政府单位发言,不需要注重用词上的字斟句酌,也不要求句式表达的严谨性,在语言的表达上带有极强的随意性,讲述者通过通俗易懂的话语,主要以记叙的表达方式将曾经发生的事情讲述清楚,而且其间可以表达个人的观点和看法。虽然口述史料的收集者将这些口述记录公开时要进行加工整理,但也基本是口述者原话的公开,比如周介眉在《刘湘、蒋介石在四川的鸦片禁政》中提到:"二十一军设有'军实科',由刘湘的舅子周虎成当科长,他同帮会打成一伙,就在军事机关里制造吗啡原料'粗子(坯子)',走私运到上海卖了,买回枪弹来杀害人民"[1].可以看出,与官方文件的严肃性相比,口述史料语言直白、通俗易懂的特点一览无余。
(3)内容丰富,形象立体。由于鸦片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润,各方军阀以鸦片收入作为主要财源,被称为军队的经济命脉,因此在禁烟的过程中,对于政府的禁烟文件,很多官员都是在做表面文章。实际上呢?在下乡监督铲烟的过程中,按照杨若瑜所讲:"我坐在客厅里,由几个像样的士绅陪着,闲谈一些地方风景人物。我又垂询一些地方民情,表示关怀民情的样子,连乡公所的大门都没有跨出一步。这样鬼混了半天,就坐上轿子闭起眼睛回城。究竟该乡种烟多少?真实情况如何?我连问都不敢问。明知遍地是烟,根本一株也没有铲"[2]175.同时,各乡表面唯命是从,实则极力采用迂回战术,采取盛情款待、大送礼金之手段,然后求得风平浪静、相安无事的结果。尤其在铲烟的过程中,各种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丑态可谓展示得淋漓尽致。举例来说,铲烟,应是把烟苗铲死,阻止其再生长。但是鉴于利益的诱惑,各乡乡长是肯定不舍得铲的,命"铲烟者轻轻地把烟苗旁边的土翻动了一下,有的把烟苗连土一起铲起让它倾斜在地里"[2]179,因为这样做,等到巡督走后,他们可以把离土的烟苗扶正,烟苗又可以继续生长了。从口述者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栩栩如生地再现那一幅幅可笑的画面,透视出那些人唯"烟"是图的嘴脸。
(1)为揭露当时政府的禁烟实情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
从复原历史的角度来看,口述史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档案比较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政治活动,所以与档案信息的严肃性相比,口述史料记录历史的幅面较为广阔,能够将诸多口述者亲身经历的、亲眼看见的、亲耳听说的社会生活真实地表现出来,而且呈现的多是有血有肉的诸多个案记录,是弥补历史空白、丰富历史生活记录的重要来源。
以蒋介石对禁烟的态度为例:在其入川参谋团呈文中说,"统一四川政治,必先取消防区。限制扩军,必先禁烟。"关于烟利的问题,四川省政府发表的《省财政报告》《防区财政报告》等文件在外人眼中纯粹就是官样文章,没人相信,因为对于鸦片的收入,深谙其中的军阀都讳莫如深。而张为炯却道出了实情:"以硬银元作例,西康或雅安的烟价每两售一元至二元,运到成都最低售三四元;有时缺货买主多,可以售八九元一两。雅安的烟,一天可到达成都,转手间即获几倍的利"[3].因此,为加强对四川的政治统治,分得一杯鸦片羹,蒋介石特在宜昌设立特税处,专门征收四川烟土的出口税,寓禁于征,禁烟的真相昭然若揭。
(2)为了解当时鸦片对社会民众的摧残提供了翔实的证明
由于军阀常年混战,社会动荡不安,民众生活日益窘迫,很多人为转移这种精神与身体上的痛苦,染上了烟毒。且由于政府暗中鼓励鸦片的种-贩-运-吸,造成鸦片市场的膨胀,吸烟的人越来越多,四川的烟馆随处可见,甚至家中备烟已成为人们的待客之道,全家吸烟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对此,民间传有戏谑的打油诗为证:"一家五个人,个个点烟灯,神仙吹玉笛,香雾帐中腾",形象描述了瘾君子们的醉生梦死。随着鸦片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人们对于鸦片也产生了畸形的认识。有的家长为了使儿子静待家中,不至于出去到处惹是生非,竟然训练儿子吸毒,以期成瘾,从而羁縻在家。甚至有的贫苦民众为了吸毒抛弃妻子、倾家荡产。邵献书讲到"安科乡的苦斯呷家,原有不少土地,娃子 4家,以后 3 人吸食鸦片,不但土地、娃子卖光,最后连自己的儿子也被卖了。"
此外,对以种地为生的广大劳动人民来说,被政府强迫种烟,并征收名目繁多的苛刻税种,不种的话就征收高额的"懒捐",对缴不起捐税的农民施以酷刑,逼得民众家破人亡。充分说明了鸦片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刻危害。
(3)为当前我国防毒拒毒工作的开展提供深刻的历史借鉴
对于民国时期的四川鸦片,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年年种烟,年年禁烟,年年铲烟,年年收烟,年年因禁烟而杀人,年年因种烟而获利"[5],直接剑指利润是造成民国时期四川烟土屡禁不止的原因,也是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四川的烟祸已经成为历史,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不应该忘却这段苦难的历史,而应该将四川人民遭受烟祸的这段历史深深地铭记,这样我们才会更加珍惜现在安稳的幸福生活。拒绝毒品,珍爱生命。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个别违法犯罪分子依然在为追求毒品的暴利而铤而走险,个别意志消沉的人员依然在通过毒品寻找刺激,毒品---这颗社会的毒瘤仍旧存在,因此,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加强毒品预防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拒毒防毒意识,以更积极的创新精神去创造愈加美好的未来。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四川军阀割据混战,作为军阀主要经济来源的鸦片,成为社会的毒瘤,经过事件当事人的口述史料,我们得以复原当时的历史,得以了解当时社会大众的苦难,从而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1] 周介眉。刘湘、蒋介石在四川的烟政[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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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往往想到现代文学与儒、释、道之间的关系,或者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除此之外,传统的学术方法也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构成深刻的影响,其中古代文献学的思想和方法,对现代文学研究就极具借鉴意义。
现代文学研究,离不开作家作品的研究,而许多现代作家,古代文献学素养深厚。杜泽逊先生曾说:“在现代、当代,不少有成就的作家、学者,他们不仅学贯中西,而且博古通今,蔡元培、鲁迅、胡适、朱自清、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闻一多、郑振铎、冯沅君、郭沫若、叶圣陶等都有深厚的古典文献修养,而且这些人的文献修养为他们的著作和创作注入了新的营养,其间的内在关系是颇有研究之必要的。”[1]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如果我们缺乏足够的古典文献知识,对于他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学术著作,如何能够真正理解呢?就说鲁迅吧,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有人已经梳理了鲁迅与章太炎、刘师培等之间在学术上的师承关系,认识到鲁迅与清代朴学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鲁迅反对“整理国故”,但他“整理国故”的成绩却非一般人可及。有人统计,光他整理的比较完善的各类古代文献,就多达22种。新近出版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收录了鲁迅辑录整理的如下著作:第1卷:《古小说钩沉》、《小说备校》;第2卷:《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第3卷:谢承《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虞预《晋书》、《会稽郡故书杂集》、《范子计然》、《魏子》、《任子》、虞喜《志林》、张隐《文士传》、《众家文章记录》、《岭表录异》;第4卷:《嵇康集》、《沈下贤文集》、《云谷杂记》、《说郛录要》,附《百喻经》校本。如果没有深厚的古文献功力,鲁迅不可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鲁迅辑佚、校勘,极为用功。单就《嵇康集》而论,光工作本就有四个,而用以勘校的本子,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的版本。佚文的辑录,词句的校勘,版本的鉴别,史料的编排,目录的编制,鲁迅完全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传统。要研究鲁迅,这一部分就不能出现空白,但有多少研究者真正具备深入研究的素质呢?如果没有像林辰、王永昌这样古典文学、古代文献学功力雄厚的学者联手,耗费二十年的时间,这些文献的整理出版还不知要等到何时!作为普通的研究者,如果我们没有相当的古代文献学素养,这些著作恐怕即使读过了也难解其中三味。不光对于鲁迅,对于其他的研究对象往往也是如此,叶圣陶注过《十三经》,郁达夫写过很多旧体诗,郭沫若在古代文化研究方面广有建树,不懂古代文献学,就不能对他们有全面的了解。实际上,现代作家的这一文化侧面,迄今为止还有很多研究空白。在此意义上,有人认为,“无论是研究古代学问还是近代学问,都离不开文献知识。没有文献知识,就无法深入研究。”[2]这并非妄言。
现代文献史料的整理研究,也离不开古代文献学。王瑶先生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说:“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我们有一大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应有的重视罢了。”现在,许多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了史料的短板对整个研究造成的阻滞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史料文献问题,开始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陈平原、杨义、钱理群、严家炎、孙玉石、刘增杰、刘跃进等许多知名学者,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人还把2005年命名为“史料年”。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建设和研究离不开对古代文献学的借鉴,这已经是一个不需再讨论的共识了,解志熙先生数年前提出的现代文学研究“古典化”的观点,也逐渐为大家接受。
理论倡导固然能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但关键在于文献资料的切实整理。关于现代文学文献资料的整理,在以往的研究工作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现代文学研究的部分先驱,对资料整理非常重视。早在三十年代,阿英就着手编撰了《中国新文坛秘录》(1933)、《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料》(1934)、《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36)等资料性书籍,后来还致力于晚清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赵家璧先生对《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的组织,唐弢先生对新文学期刊的搜集,郑振铎先生对各类书籍的收藏,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建国之初,社科院的文学研究所、上海“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以及山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等单位,都着手进行期刊资料的清理,可惜这项工作刚刚开始就被运动打乱了。新时期以来,有识之士又展开了资料的搜集和调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等书系的出版启动,说明资料建设开始纳入到系统化的轨道上,令人遗憾的是此项工程后来陷入停滞。如果我们加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的每一点成绩,都与“古典化”的指导思想和操作方式分不开。但是,在总体上,文献史料的薄弱至今仍然是现代文学研究的软肋。对此,刘增杰先生有一个切中要害的评价:“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之一是文献问题。常见的突出问题有:使用史料时粗枝大叶,张冠李戴,史实讹误;不重视触摸、鉴别原始资源,轻率地使用第二手资料,从而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不能自拔,被人牵着鼻子走;混淆学术论争和政治斗争的界限,破坏以尊重事实为前提的学术研究运行机制;在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编辑过程中,不加说明就任意删改原作,造成了如鲁迅所说妄行校改的灾难性后果。”[3]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复杂,比如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历史尚短,长期战乱,政治干预,市场干扰,等等,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分现代文学研究者自身古典文献学知识严重不足。
文献学方面的运作,自汉代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传统被清代学者顾炎武等继承,他们在古籍整理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此后余响不绝,终于成就了清代朴学的繁荣。以惠栋、江声等为代表的吴派,以江永、戴震等为代表的皖派和以王念孙、焦循等为代表的浙派,彼此呼应传承,一时蔚为大观。古代文献学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套成熟的知识和操作规范。从文献学传统来看,它主要包括辑佚、典藏、考证、版本、校勘、目录、编辑、注释等基本范畴。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一开始就借鉴了古代文献的研究和整理方法。在理论研究上,作为现代史料学的第一部、几乎也是唯一的专著,朱金顺先生编撰的《新文学资料引论》一书,就是在充分吸收借鉴古代文献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该书分为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考证篇、版本、校勘与目录等五章,无论在内容的设置上,还是在方法的论述上,都借鉴了古典文献学。最近有关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一些讨论性文章,无论在术语上,还是在规范上,也都表现出对古典文献学的学习和崇尚。不仅如此,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还运用古典文献学方法,对现代文学史料进行整理。比如,《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贾志芳、俞元桂等)和《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唐沅、韩之友等)的编制,很明显效法了传统的目录学。在辑佚方面,许多当代学者往往向朴学大师学习,很舍得下功夫。为编《师陀全集》,刘增杰“以数年之力,多方扩大查找线索,加上师友相助,终于基本上完成了搜集作品的任务。计全集新收入短篇小说20篇,散文(包括散文诗)49篇,诗歌10首,长篇小说(未完)2部,论文等25篇,共约50万字,占已出版师陀作品的五分之一。”[4]为编《于赓虞诗文辑存》,解志熙、王文金耗时数年,“共辑录于赓虞诗文367篇,其中从于氏诗集中集录者146篇(包括2篇序引),新辑获的佚文221篇”[5]等等,不一而足。在版本与校勘方面,学者们也非常重视效法前贤。为编《废名集》,王风广收版本,大都选用初版为底本,然后用多个版本进行汇校,“废名在世时出现的所有版本,包括手稿、报刊版、编集后各版次,转如小说,一直到1957年《废名小说选》,一律逐字通校;身后亦即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版本因作者所未见,仅供参校。”[6]这样一来,整理所耗费的精力,自然是非常巨大的,“以废名区区二百万字平生所作,有限的版次,工作量之大依然让人不堪回首,如《桃园》一集,报刊版加四个成集版,就需校阅五次,逐条撰写校注。”[6]而且,王风综合运用了对校、他校、本校、理校四种方法,完全是“朴学”做派。金宏宇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选取了《倪焕之》、《家》、《子夜》、《骆驼祥子》、《围城》、《桑干河上》(后更名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青春之歌》、《创业史》等八部现代长篇小说名著,将它们的版本搜罗殆尽,全面汇校,并加以研究。以上这些研究成果,正是由于借鉴了古代文献学的方法,才使得无论在史料的钩沉上,还是在版本的校勘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目前,这种“古典化”学风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已经渐成气候,孙玉石先生把现代文学研究能否古典化,看成研究是否实现规范化的重要指标,并倡导学界形成一种重视史料、重视考据的学风,“不是一般的重视史料,就是真得要花工夫,来做一些属于古典文学应该做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你说已经达到了成熟,我还不大承认。好多东西还不规范,随意性还很大。可以不看史料,即使看史料,也可以翻烙饼一样,今天可以这样说,明天又可以那样说。要真正达到成熟的一个条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按照古典文学那种科学化的研究方法纳入到一个正的轨道上来”。[7]
当然,尽管现代文学文献学与古代文献学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但由于文化环境的变迁,二者还是表现出了诸多的不同。古代文学一般没有手稿,现代文学出现了手稿问题,最可信的也许不是初版,而是手稿了。现代文学作品一般首先发表于期刊杂志或报纸副刊,这种情况在古代没有出现,因此,现代版本、校勘又多了一个重要环节。古代文学不存在标点和分段,标点和分段就不属于校勘学内容,而属于后人对于古典文献的整理范畴,而在现代文学文献学中,此项工作完全属于校勘学的问题。因为自《狂人日记》开始,标点、分段都成了文学作品的重要修辞手段,不注意这些就可能引起作品意义的变化。古代文学的校勘需要训诂、音韵、文字及其他古代文史知识修养,现代文学在此方面要求变低,但又出现了简化字、俗体字、方言等新问题,许多文本还与外国文化关系密切,这又远不是过去的章句之学所能应对的。随着语言形式和书写工具的发展,现代以来作家的产量明显提高,个人专著动辄就以数百万字计,古人的作品在数量上一般比较少,校勘起来工作量要小得多。由于各种原因,现代文学版本比古代更为复杂,版本差异不再仅仅是讹、脱、衍、倒、乱的问题,大面积删改乃至部分重写的现象屡见不鲜。除此之外,刘增杰先生还针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辑佚、考证和编排,归纳出了五种新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同名异文,即文章题目相同实际上却是两篇文章。第二种情况是异名同文。第三种情况是作者署名相同实际上却是不同作者。第四种情况是作者有意地以假乱真,作者自己设圈套,掩盖事实真相,以躲避日伪的迫害。这些,我们给他做年谱传记的时候若不加鉴别就闹笑话了。第五种情况是作品体裁的互换。这些情况和古代文学不一样,至少在古代是不多见的。”[8]面对这些崭新现象,我们也不能倚靠着古典文献学的宝藏坐吃山空,而要不断根据新情形,在充分吸收借鉴古代文献学养分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加适应现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需要的现代文学文献学。
注释:
[1][2]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9页。
[3]刘增杰:《论文献薄弱的四个因素》,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1期,第14页。
[4]刘增杰:《〈师陀全集〉编校余墨——兼及现代作家文集编辑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1期,第220页。
[5]解志熙:《刊海寻书记——〈于赓虞诗文辑存〉编校纪历兼谈现代文学文献的辑佚与整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26页。
[6]王风:《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有关〈废名集〉整理的文与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51页。
[7]孙玉石:《积极倡导 努力落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113页。
[8]刘增杰:《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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