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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西方文化的流入,我们的很多传统节日都变得暗淡下来,特别是七夕节,随着西方情人节的引入,七夕节的光芒明显被情人节所遮盖,到底七夕节和情人节有什么区别呢,一下是小编总结的意见,欢迎阅读。
西方的“情人节”坦率、热情、赤裸裸,有情人的节日,真真切切“I love you”;反观中国的“七夕节”,虽然也是表达情人相聚意味,七月初七,表示两情相悦,但很内涵,不露骨,又使用了古人惯用的隐喻表达方式,因而难以被年青人理解,也难以被现在躁动的一代所亲睐。爱就是爱,情就是情。
“情人节”突出了“情人”二字,表现的是火热的情欲,自然的流露。在现代,“情人”二字不仅仅是指恋人、伴侣、夫妻,内容充实而广泛,直接而露骨,非常顺应被封建文化和““””压抑了很长时间的自然情感和欲望的流露和表达。反观中国的“七夕节”,反映的是别离后相聚和初开情窦人的相思、想念、相惜、相怜,内容无非是对诗作画、赠帕送丝、望天感叹、祭拜求神等,女孩儿乞求女红巧手,感应王母娘娘给自己发配个好“牛郎”。形式上完全封闭在院墙里面,笑也半遮面,闹也半掩嘴,如此这般纯属精神层面的活动,哪里能够火热的起来。
“情人节”注重赠送情物,每到“情人节”,玫瑰花、巧克力、蛋糕、衣物、贵重首饰等,成为情人们相互赠与的“情物”。注意,这里的“情物”是指有价之物,表明情是有价的。这无疑推动了市场经济了发展。于是乎,每到“情人节”来临,铺天盖地的广告,满街飘动的打折标语,把“情人节”炒的火红火热。反观中国的“七夕节”,则相对暗淡的多,传统的情人也赠送礼物,但那是一种表达情意的信物,不过是一丝一帕、一扇一画,讲究的自己亲手缝制、绣描、撰写、制作,如何能引进到商品经济中来,不能进入商品经济,又如何能让商人大把掏钱为节日卖单宣传和恭贺呢?
喜欢过“情人节”的,除去一些喜欢跟潮流的青年人和确实相爱的年轻夫妻外,绝大多数不年轻不年老的人们,或多或少有着速食情欲的意念。“情人节”恰恰给了他们(她们)这么一个机会,创造了一个这样冠冕堂皇的借口、生成了一个这样好让异性感动、惊喜、欢快的场景,这也就成就了这个外来节日在中国的生根、开花、结果。反观中国的“七夕节”,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守望、思念、借题表白情爱是主题,节日主调以真挚的、纯情的、唯精神上的爱情为主要宣泄点,因而难以直接燃起欲望的火花。并且,长久以来,传统的男人和女人,性爱和情欲是深藏不露、难于言表、曲折迂回的,因而“七夕节”始终没有为男女情欲创造一个适合的借口和良好的契机。这也是中国“情人节”的弱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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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和研究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对于企业的销售利润的提高十分重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消费心理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消费心理学是市场营销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注重培养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和观察分析能力,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发展性较强的学科。本文从消费心理学课程建设的思路、课程教学内容、课程教学模式和方法以及课程评价四个方面进行课程改革的积极探索,以期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提升学生实践操作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关键词:消费心理学;课程改革;高职
一、引言
消费心理学与营销人员心理学课程是高职高专类院校市场营销专业核心课程,通过该课程的设置让市场营销专业学生掌握消费者基本的消费心理和行为规律,提高对消费行为的引导和预测能力,以更有效地开展市场营销活动。该门课程重点培养学生必备的消费者心理分析能力和以消费者的心理规律和需要为出发点的思维习惯,提升学生情商素养,同时为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其他技能的培养提供心理学支持。
二、课程改革的思路
消费心理学在高职院校课程改革中有过多种尝试,笔者也在实践中探索建设一门适应高职教育特点和适合学生学习特点的课程。解决该课程理论性强与高职教育注重实践和动手能力之间的矛盾是课程改革的关键所在。如何增加课程教学直观性、课程成果的应用性和学生学习过程的可操作性成为该门课程建设的难点。基于以上问题,在市场营销专业岗位能力调研的基础上,本着学生为主体、教师主导的课程设计理念,以消费者心理发生发展过程为依据,以提高学生就业能力为导向设计该门课程。笔者在课程建设中明确了三方面的改革思路。其一,强调工作需要与学生需求并重。注重学生职业岗位能力需要,兼顾学生可持续性发展;其二,简化理论,以够用实用为主,精讲多练,重实际操作,实现做中学、学中做;其三,关注学生学习特点,教学模式切实可行、教学方法灵活多样该课程通过设计消费活动各环节和场景,选择典型业务环节,组织消费心理活动知识,通过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便于学生结合营销实务掌握消费心理,提高分析与运用心理规律的能力。帮助学生养成在市场营销活动中以消费者心理规律和需要为出发点的思维方式,提高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采用课件、教材、练习等多种形式来展示教学内容,通过设计情景显现、仿真模拟、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来组织实训教学,强化教学效果,培养学生具备基本消费心理分析和运用的职业能力。
三、课程内容改革
采用基于模块的任务驱动式教学。高职院校消费心理学的教学内容,应围绕着市场营销专业岗位技能体系结构确定,坚持理论够用、实用,侧重实践教学的基本原则。教学内容选取要符合高职高专学生特点,针对性强、适用性高,内容设计要在增强学生感性认识的同时提高学生理性分析能力、实际操作能力。笔者在课程教学内容的整合上,合理划分教学内容模块,使消费心理学课程内容体系逐步完整,内容结构合理有序。以消费者在营销活动中的心理表现和营销人员对销售过程中消费者心理把握为主要脉络,结合营销活动中的典型工作任务,设计序化教学内容。包含了课程导入、消费者心理现象、确定消费群体、设计符合消费心理的产品、营销购物环境、营销人员心理训练六大模块。教学过程中要周密设计消费活动场景,选择典型业务环节,通过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提高分析与运用心理规律的能力。本着“理论够用,注重实践”的原则开展教学内容实施,实施中注重精讲多练。各课程模块在教学实施中,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处理上,各有侧重。
四、课程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改革
在教学实施当中,为提高课程教学效果,就必须要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由“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笔者在消费心理学课程教学模式构建和教学方法选用上,做了积极的探索。第一,教、学、做、评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构建了任务驱动,教、学、做、评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实现课上任务与课下任务结合,借助小组学习模式结合多种教学方法,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展开课程教学。在此教学模式下实现了以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教学理念,教师的主要任务在于引领学生进入预设教学情境、布置学习任务、引导学生完成任务并组织学生进行成果展示和成果总结,学生要通过感知情景、接受任务和完成任务的过程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并在成果展示和小组互评、总结当中获得提升。第二,灵活多样、合理有效的教学方法。采用课件、教材、练习等多种形式来展示教学内容,通过设计情景模拟、角色扮演、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来组织实训教学,强化教学效果,培养学生具备基本消费心理分析和运用的职业能力。其一,角色扮演与情景模拟增强课程学习的参与感,角色扮演与情景模拟演示法是按教学项目,以一定的主题及情景为主线,先把模拟市场的情境确定下来,安排全班同学以小组为单位参与角色演练。强调学生知识的活化,通过情景模拟让学生获得一个具有工作意义的学习结果,除了印证所学的知识,加深理解外,更重要的是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让他们有成就感,激发他们学习兴趣;其二,教学小组讨论法提升增强学生协作、配合能力和团队意识。采用学习小组学习模式,设立5-8人为一学习小组,实习组长负责制,组长负责与任务实施挂钩,每次任务选定一位组长整体负责。小组在成立伊始有组员讨论选定具体产品作为本小组主推产品,在课程的教学活动实施中,每个小组都会以选定产品实施活动。这样使得小组团队成员通过密切关注该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使用、售后各个环节,课堂上展示、说明该产品的营销策略与技巧的运用,分析该产品的产品定位、目标顾客群等,强化学生消费者主体的营销理念与分析能力,深化对营销活动的理解,将知识与实际更紧密的结合;其三,实地观察与调查丰富课程学习的感性认识。观察法是使消费心理知识学习显性化最直接的手段,借助于学生的自我观察和销售场所实地观察调查,通过和营业人员交流,进一步了解消费者不同的购物动机和购买表现,对售卖场景布置、营销策略使用做综合考察。并通过撰写消费日记的方式,强化对知识运用的反思和总结。把学生带到企业现场,在现场调查、考察能很好地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其四,典型案例讨论(视频分析)提升课程学习的理性认识。采用案例(视频)教学,把现实的书面描述,呈现在学生面前,请学生进入被描述的情景现场,进入营销者和消费者角色,以当事人的身份一起探寻成败得失,于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教学评价的改革
消费心理学课程改革中,更加注重了学生学习的过程性评价,激发学生全程投入学习,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创新意识。该门课程评价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阶段评价与最终评价相结合的模式,突出过程与任务评价。过程性评价主要由学生的出勤情况、课堂参与、作业以及任务成绩组成。终结性评价为课程的期末考试,采用小组任务作业结合书面消费心理相关论文。过程性评价的评分内容不仅包括知识的运用和技能的掌握,还包括职业道德、学习能力、团队协作精神、沟通交际能力、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评价。终结性评价评分内容为期末综合项目结合论文。过程性占学期总成绩的50%左右,终结性考核占总评的50%左右,按百分制考评,60分为合格。
1女性消费者心理的主要特点
我们知道,企业市场营销的主要目标是使消费者的需求能得到尽可能的满足,从而促使企业获得最大的效益.因此,如何有效地使消费者购买企业生产的产品,就成为企业营销的努力方向和目标.然而,消费者的购买心理与其行为是复杂的,常常受到各种主客观的因素影响.对于消费者在日常消费活动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进行细致调研、分析与研究,进而发现与掌握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和行为的规律,企业才能有效地实现市场营销的目标,并达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为什么要选择女性并且还要细心观察和了解她们呢?其一,因长期以来,女性承担着家庭的每月生计、日常生活问题.因此女性对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往往以最有效的方式给予解决,腾出的绝大数时间在文化活动休闲娱乐上.其二,自古以来,女性的审美观变得越加敏锐,不仅自己注重容颜,还注意恋人、丈夫、儿女和居家的形象.流行趋势也是紧跟女性的审美观变化而变化的.其三,女性掌握了家庭消费的发言权.据统计,中国家庭中,妻子掌握财权的占40%以上,而丈夫理财则占到20%.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女性就业人数增加,女性经济地位和自我意识提高,女性在日常社会生活和有关消费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应当承认,在当今社会,女性消费已经成为整个消费市场的主力军,更是消费人群中最为活跃的群体.此外,由于女性消费者的文化教育水平、职业收入、年龄、性格以及时尚意识的不同往往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消费行为及其心理特性.一般而言,女性消费的心理特点还是较为鲜明的.企业只要抓住这一心理特征,并且加上市场调研,女性消费心理的特点就能足以展现:
(1)追求时髦:不分年龄,不分层次,无论是青年,还是中老年女性,有钱人还是没多少钱的人,她们希望把自己打扮美丽的心情和愿望是统一的,并且想以此展示自己的女性魅力.尽管她们具有不同的消费心理,但是她们在购买某种商品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种商品能否展现自己最美的那一面,能否给自己的形象加分,使自己显得更加年轻和富有魅力;
(2)追求美观:即女性消费者对商品外观形态非常注重,将外观与质量、价格当成同样重要的因素来看待,因此在挑选商品时,她们会非常注重商品的色彩、式样;
(3)购物时易感情冲动:女性具有比较强烈的情感特征,这种心理特征表现在商品消费中,主要是用情感支配购买动机和购买行为;
(4)喜欢炫耀,自尊心强:许多女性消费者,喜欢以自己所使用的商品品牌和昂贵的价格来进行攀比,除了增加对基本物质的心理满足需要之外,还有可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及其家庭地位,以此来区别与大众不同的地方,从而达到炫耀自己的效果.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她们会追求高档产品,而不注重商品的实用性,只要能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她们就会乐意购买.
1.1女性感性的消费心理
经验表明,在为人处世以及社会评价方面,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一般都较为感性而非理性.在消费心理和购物的行为习惯上,也是如此.众所周知,爱美是女性的天性之一.她们较喜爱美的事物,且无时不希望自己的外貌相较于他人更加美丽出众,从而更加确立自己的自信.她们在购买商品时,也往往有别于男性的购买取向,往往侧重于商品的外观包装,即更加注重和强调商品的外观效果.对于同样用途、价格、质量的商品,总是更多地选择包装较美、质量较高的.再者,随着职业女性的教育程度、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工作能力以及经济收入的不断提高,在日常消费支出上,也随之具有更为自主的支配权.购物时,除了满足自己的时尚意识外,往往也显示出其对生活品位的感性追求.而这不难从日常生活中,随处可以发现,女性的消费行为更多地表现为:追求商品外观的色彩、造型和与众不同的时尚美感.女性消费者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对商品外在美感事物反应较为敏感,常常以自己的购物眼光、喜好来分析和评价商品.她们总是觉得自己购买的商品是最好、最有质感的.此外,无处不在的电视、网络的广告宣传,更容易影响女性消费者的感性、冲动购物行为.近来,在自我意识、品牌效力与追星心理的驱使下,现代女性消费者在消费方面,更突显出对于名牌的崇拜心里,从而用来显示自我,表现自己的经济能力、社会身份和与众不同的品位.
1.2女性注重购物服务细致性的消费心理
女性品牌消费不仅仅是物质性、功能性的消费需要,同时,也与她们的情感满足相关联.女性消费者特别注重购物服务的细致性.因此,具有较高服务理念的企业,也能有效抓住现代女性的购物满足心理.可以发现,当下女性消费者,愈来愈注重产品的形象和由此延伸的服务价值.在企业的广告宣传中,经常会充分借助产品的内涵来体现目标顾客的心情、美感、档次、身份、地位、情调、气氛等.同时,也能善于营造和谐细致的环境,来吸引女性顾客.广大企业在为女性消费者服务的过程中,还十分注重女性消费者的心理变化和喜好,讲究语言交流的艺术性.在销售过程中,非常重视艺术性和规范性,以良好周到的服务,吸引女性的购买行为.以尊重女性消费者的自尊心,满意的服务,赞美女性消费者的选择,来极大地促进销售推广活动,并赢得女性消费者心理满足感和日后的忠诚性.通过对品牌商品的消费使女性获得心理上的满足.这种附加价值,也成为了女性购物的重要动因.这也正如学者姚金武在其《当代女性消费的新特征与女性市场营销策略》一文中提到的,现代女性比较青睐商品的象征意义,并经常会追求购物所带来的心理情感满足.
1.3女性热衷体验式的消费心理
知名畅销书《体验经济》中写到,有别于企业提供的商品,它更强调销售过程中,特别注重消费者的体验,就像服务曾经从商品中分离出来那样.而在体验经济时代中,女性消费者需要的不仅仅是商品,而是一种感觉、体验与体验后的回忆.而企业为了让消费者留下美好的购物回忆,满足追新求奇的女性消费者乐于体验各种新鲜事物的消费心理,它也不再是仅仅提供商品,而是更为注重提供一种加入感情力量的营销体验.乐于体验、尝试的女性消费心理,往往使其成为企业新产品的体验者和带动者.
2企业制定营销策略充分考量女性的消费心理
在现代社会,女性消费心理也随着时代环境、流行文化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同时,也由于女性的个性化、价值观的变化,现代女性的自主意识增强,她们的消费心理也出现了以下新的动向:
(1)变身动向:现代女性希望生活多样化和尝试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且能经历各种体验.具体表现在女性日常生活的服饰、发型和装饰方面的多样化;
(2)挑战动向:女性消费者希望自己能亲身体验并尝试挑战某些标新立异的商品和事物;
(3)自立动向:现代女性希望在经济和精神方面都能自立,希望脱离传统,按自己的心意生活;
(4)便利动向:女性消费者希望采购的便利性.由于职业女性往往要兼顾工作与家庭生活,所以,在进行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用品时,更加注重便利性.这也就是现代女性为什么一般喜欢到超级市场、大型购物中心等场所购物.这不仅仅因为那里的产品较为可靠,还是因为那里能使她们一次性方便快捷地完成多种消费;
(5)愉快动向:女性消费者希望过得快乐,希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种动向以女性大学生和独身女性最为显著.她们的消费倾向为“流行、休闲、文化”,可以看出都是要享受现在的时间.她们希望在结婚这个转折点到来以前,能够尽情享受,并且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在此,为了能够较有说服力地来支持本文以上的观点,这里特别选取屈臣氏企业为例,此案例能够较好地说明,如何运用女性消费心理来成功地确立企业的营销策略.屈臣氏,第一家以“个人护理”概念经营的门店,是亚洲地区最具规模的保健及美容产品零售连锁店,1989年进军中国内地市场,至今在国内线下零售实体店已经达到1000家,覆盖超过100个城市.屈臣氏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准确把握女性消费者心理,并能及时地满足其所需.屈臣氏紧紧地抓住女性的消费心理,运用以下的几个方面对产品进行宣传和销售:
(1)追求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它将这个当下强调的健康理念,用贴心细致的服务方法,传递给每一位顾客;
(2)感性消费心理:它运用“买一送一”或者打折的方式等,诱使女性顾客的“冲动性”消费心理;
(3)多样化的商品需求:它提供了较为齐全较为有名的品牌商品,满足了不同需求的女性消费者群体,并特以商品亲身体验的销售方式,提高了其销售量;
(4)方便快捷的消费需求:它给女性消费群体带来了便利;
(5)尊重女性的自我心理:它提供给女性更多的自我选择的空间,加上适当、得体的服务,博得女性消费者心理的莫大满足.屈臣氏巧妙的运用女性的心里,在中西方两国的女性具有截然不同的消费观念:发现中国女性会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逛街购物,并且平均在每个店面里逗留20分钟,而在习惯于高效的生活方式的欧洲人来说,仅仅只需要5分钟.这样的差异,让屈臣氏最终将消费群体锁定在18至40岁的女性,特别是18岁-35岁的时尚女性.她们富有挑战精神,比较注重个性,喜欢体验优质新奇的产品,同时她们也是女性中收入水平增长迅速的群体,却因平常时间紧张,懒于奔波在各大超市之间,一心追求舒适的购物环境,恰巧以上这些消费者特征都与屈臣氏的商品定位不谋而合.屈臣氏的营销理念,简言之即为“VAS”:“V”是Visibility(透视性);“S”是Shoppability(易购性);“A”是Authority(权威性).屈臣氏牢牢地把握住了女性消费者的消费心理,用真诚的心与女性消费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时有效地宣传自己的产品,提高自己的服务,赢得更多的稳定客户.可以这样说,屈臣氏正是准确地把握了女性消费者心理的最新动向,才制定出符合消费者群体的营销策略,从而带动屈臣氏的经济效率和利润增长.
2.1以“女性消费心理动向”为调研对象,从而来确定其市场定位
“女性消费心理动向”分为以下几点:
(1)女性的变身动向.希望生活多样化,希望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希望改变身份,经历各种体验;
(2)女性的挑战动向.希望冒险,希望向某些事物挑战,希望自己能亲自体验;
(3)女性的自立动向.希望经济和精神方面都能自立;
(4)女性的即时动向.希望省时,方便;
(5)女性的愉快动向.希望过得快乐,希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上述有关心理动向的分析,详细阐述了当地女性最新的心理活动及其走向.若能掌握以上五点,并坚持以“女性为本”的理念,即以女性的各种需求为本,再根据女性消费者的职业、年龄、收入情况,确定目标顾客群,就能进行较为准确的市场定位.从而,也能对不同女性消费群体的需求特征进行分析,寻找尚未满足的需求,为自己的产品准确定位,来迎合现代女性的消费心理和需求.
2.2不断创新营销手段
“创新”顾名思义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一种概念化过程.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更新;第二,创造新的东西;第三,改变“.创新”主要是用于营销方法的更新性,创造性.首先,灵活巧妙的运用促销策略作为创新营销手段之一,制定出迎合女性情绪化心理变动的多种形式促销活动,将广告﹑公共关系和销售促进等方法融入到各项活动之中.促销的方式又分为两类:人员促销和非人员促销.人员促销主要适合于消费者数量少﹑比较集中的情况;非人员促销适合于消费者数量多,比较分散的情况.通常,企业在促销活动中将人员和非人员促销结合作用,以此来保证促销预算的最合理化,而打折、赠送试用品、则是最常见的促销手段.一般企业喜欢推出以关爱女性为主题的节日促销,以这些方式赋予产品以感情,赢得女性信赖.其次,运用女性消费者的心理特点,灵活运用价格心理策略.先就价格策略的概念谈起,给所有买者规定一个价格是一个比较近代的观念,但在这最近的十年,在买者选择行为中非价格因素已经相对的变的更加重要了,但是价格仍是决定公司市场份额和盈利率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比如,对一般日常生活用品采取低价策略,即企业有针对性的对市场进行调查,产品价格取市场最低价,才能让女性消费者在货比三家时,选中本企业的产品.而对新产品、儿童消费品、化妆品、女性品牌服装、保健品、金银珠宝首饰等采用高价策略,利用“一分钱,一分货”的价格心理准则,使其感到所购产品物有所值.
2.3体贴入微的情感导入方式
情感导入式营销手段对女性消费者由其有效,感情方面相对敏感的女性,一旦接收到来自商家的正能量,便采用激励的方式刺激消费者购买.女性消费者,并不会被单纯的广告所打动,而是需要一种被关心、被理解、被个性化服务的体验.并且产品中所蕴含的气氛﹑情感﹑趣味和理解则是其竞争关键所在.例如:各大公司的化妆品摆台,则需明亮的光线﹑优雅的展厅和唯美的音乐旋律融为一体,将此产品的美淋淋尽致的呈现在了顾客的面前.这一简单的事例,足以表明商家要在经营中引入情感方式,才能够迎合广大女性消费者心理,激发女性的好感,使她们产生美的联想,从而使其慷慨解囊.
2.4营造温馨和谐的服务与环境
女性的消费行为其实是在视觉,感觉和听觉的体验当中产生的,第一,对于企业来说,特别要注重经营方式和服务艺术,这将会对产品销售额的提高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第二,产品的销售环境要符合女性消费者心理,尊重女性的自尊心,赞美女性的选择,同时博得消费者的心理满足感.企业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营造一个相对安静、舒适的购物场所.明朗与强烈的橱窗陈列、食品诱人气味、化妆品的芬芳香味、陶瓷品的清脆声响,以及优美的音乐、明亮的灯光、整洁高雅的环境,这些条件的组合传递给顾客一种强大的吸引力,使女性消费者产生先入为主的好感,诱发其积极的情感,从而产生购买欲望,最终进行购买.最后,企业营销策略离不开广告媒介的宣传,而广告策略是企业营销策略成功的关键所在.针对女性消费的广告媒介的选择和利用,要具有针对女性消费特点,才能达到营销广告的效果.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女性消费心理与企业营销策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确的把握住心理的变化,才能制定出符合企业要求的营销策略,同时才能有助于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
3结语
应当承认,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经济依赖于女性对市场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诚如美国作家布伦南在他的《女人为什么喜欢买东西》一书中所指出的,女性可以说是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并且有别于男性,女性消费者有其独特的消费感受、经验和文化,已成为企业营销策略最为看重的目标群体之一.由于女性在消费活动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扮演的特殊角色,形成了其独特的消费心理和消费特点.企业应重视这一庞大的目标消费群体,针对女性的消费心理特点,做出有助于企业刺激女性消费者购买欲的营销策略,从而为企业带来源源不断的商机.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我中心情结成为这个时代的集体潜意识,成人是目前使用网络的主体,他们旺盛的消费需求直接促进了网络消费的繁荣。本文以青年人通过BBS选购婚纱为例,分析他们的消费心理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秀出我自己;满足“姐妹情深”的情感需求;满足“解决问题”的认知需求;让成人保持对生活的新鲜感。
关键词:网络;消费;消费决策
近年来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新兴技术,非网络莫属。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网络功能日趋多样化,它不仅是通讯的器材、搜索信息的工具,还是一个全新的消费媒介,网络世界的版图正在不断扩张。成人是目前使用网络的主体,他们旺盛的消费需求直接促进了网络消费的繁荣。我们就以青年人通过BBS选购婚纱为例,探讨他们的消费决策心理。
一、秀出我自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与那个整齐划一的年代渐行渐远。随着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亚当斯密提出的“个人的恶将实现社会最大的善”这一观点,已成为各类经济活动的理论基础,个人的利益得到法律和道义上的保护。在多元化的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强调“我”的存在,如:我就是我、我追求什么、我需要什么等等,自我中心情结成为这个时代的集体潜意识。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个人的价值更是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例如:麦当劳公司将延续了近50年的“常常欢笑,尝尝麦当劳”全面更新为 “我就喜欢、I'm lovin it”;中国移动通信动感地带(M-ZONE)的广告词是“我的地盘我作主”;DIY(do it myself)成为一种新的娱乐休闲方式。总之,社会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舞台,人人都可以大胆走上去,成为“民星”,秀(show)出我自己,这种心理需求在青年人身上体现得格外明显。
每个女孩子都会有一个新娘梦,都希望在结婚那天成为最美丽的公主,成就一个美好的童话。每个女孩都认为,自己一辈子就举行这么一次婚礼,所以她们对结婚当天所穿婚纱的要求就非常高,款式、质地、品牌成为选择婚纱的重要指标,而价格因素成为次要指标,如在款式要求上,她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与别人穿着同样的婚纱,因为公主的衣服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她们都希望所选择的婚纱能够体现自己的深层次个性,突出个人的自我形象,有效地向人们表达自我概念,要承受如此之高的商品期许就需要有一个成熟的市场。
就南京市场而言,消费全新婚纱的途径大致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方式是租用婚纱摄影店或婚纱专卖店的全新婚纱,价格不菲,但只能穿一次。第二种方式是婚纱摄影店以“送”或“半送”的形式,给前来拍照的新娘订制一套婚纱,虽省时省事,但在同一家摄影店拍照的新娘子很容易选中相同的婚纱。第三种方式是到本地婚纱专卖店购买,价格较高。第四种方式是亲自去大型的婚纱生产地选购,如著名的“苏州婚纱一条街”,到了当地一般只需1个小时就可拿到全新的婚纱,但是路途上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增加,在惜时如金的年轻人看来,就存在一个划不划算的问题。第五种方式,也是最新潮的方式,就是利用网络购买,例如目前南京著名的网站“西祠胡同”(www.省略)上就有一个非常受准新娘青睐的一个版面��珂珂嫁坊,它既是一个讨论版,也是一个婚纱生产销售地。其运作模式是,用户将喜欢的婚纱照片发给版主,版主依葫芦画瓢,将真实的婚纱实现。婚纱照片的选择范围无穷大,如电影海报、明星婚纱秀、名牌婚纱宣传广告等等都可成为样片,所以在这个版面上,有大量来自美国、欧洲、上海、台湾等地的最新款婚纱贴图,用户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修改,充满个性,张扬自我。
对于如何买婚纱的问题,不同偏好的消费人群有不同的选择。其中,通过BBS订制较之其他方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改从大规模无差异交易为个性化集中交易,让消费者能够“秀出自己”。这给其他厂商带来的思考就是:你是煮一锅饺子,还是煮一只饺子?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研究都表明,消费能带给人们心理上的满足和情绪上的愉悦,是一种有“效用”的活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消费活动,如何让消费过程成为一种乐在其中的心理享受,而不是简单无趣的的“买―卖”活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特别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如果不断了解和消费新产品,就能与经济时代亲密接触,与时俱进,这对促进心理健康大有裨益。
二、满足“姐妹情深”的情感需求
行为经济学研究显示:消费是收入与意愿两者的函数,即人们的消费支出不仅取决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或者说购买能力,而且还取决于消费者的意愿。意愿是一种非理性因素,对于女性消费者而言,该因素的影响力巨大。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曾提出,人有情感归属的需要,这个需要是在“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中得到满足的。首属群体的特征是亲密、面对面互动、温情与合作。“珂珂嫁坊”就是一群准新娘和新娘的首属群体,在其中,大家姐妹相称,当有人出嫁时,她就会把自己的靓照传到网上,人们就会祝福她,赞美她;当有人求助时(如:到哪里去买手饰、结婚当日流程是什么、婚前如何保养等等),人们就会把经验传授给她;此外,交流美丽的婚纱图片也是一件乐事。结婚前夕的女孩正处在情感体验的高峰期, 情感丰富而强烈,她们最渴望与同伴交流。BBS交往就是一种相对真实的交流,在交往中流露自我情感,宣泄内心真实的快乐、烦恼与忐忑不安。总之,在这个温馨的群体中,参与者会产生“我们的感觉”,这会进一步强化她们对这种BBS群体生活的强烈认同,如有一位新娘在做了母亲后仍是这个版面的热心参与者。
徐志摩说过,“情感是我的方向,冲动是我的方向”。BBS巧妙地运用了情感这一法宝,轻松地俘获了女性消费者的芳心,并且女性消费者还以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方式替它作广告,“一传十,十传百,成为全国皆知的秘密”。我们知道,女性消费者对这种通过口耳相传方式获得的信息最容易相信,所以,只要该版主做好第一笔情感投资,那么这一笔情感投资就会产生“乘数效应”,带来成倍的利润。
三、满足“解决问题”的认知需求
新兴的信息经济学、博弈论正在改写经济学中的完全理性消费者模式。在认知心理学看来,消费者就是一个思维问题的解决者,消费决策过程与问题解决是密切联系的,问题解决中总要包括一定的决策。
如何举办一个完美的婚礼,这就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思维问题,在这个思维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当事人始终会有一种心理张力,即一种认知需求没有满足前的紧张感。问题解决的关键,就是“情报活动”,即加强消费信息的获取,这有助于降低决策风险。青年消费者在决策中,需要尽可能多地搜集和加工处理有关商品或服务的信息,以降低决策风险和保障收益。但是,买卖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妨碍交易的完成,因此,搜集和处理商品信息(如房产、婚庆服务、喜糖、婚礼服装等)就成为消费决策中极其重要的环节。商品的价格越高,事件本身重要程度越高,消费者为购买决策付出的信息成本也相应增加。
网络传播时代到来之前,消费者是“信息接受者”,而现在网络的全球一体化功能,让消费者成为了“信息使用者”,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尽可能地获取信息、选择信息、使用信息,并从中得到满足,有效而主动地建立起自己的信息环境。BBS和网络搜索功能在为消费者提供专业知识、技能与经验方面的效用是很大的。青年人在消费决策时,就将网络传播环境中作为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空间,在其中他们可以通过没有偏见的渠道获得信息,进行购买前的“情报”收集活动,例如,一篇名文“三家影楼侦察记”的贴子就成为热门贴之一,它比较了南京三大影楼的服务项目与服务质量,给其他用户提供了消费决策参考。
四、让成人保持对生活的新鲜感
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研究都表明,消费能带给人们心理上的满足和情绪上的愉悦,是一种有“效用”的活动。日常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离不开消费活动,如何让消费过程成为一种乐在其中的心理享受,而不是简单无趣的的“买―卖”活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特别对于成人来说,如果不断了解和消费新产品,就能与经济时代亲密接触,与时俱进,这对促进心理健康大有裨益。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他通过对心理健康者的研究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人应该如何生活才能幸福?他观察到那些心理健康者有很多共同点,其中有一点就是:他们能欣赏生活,能保持对生活的持续新鲜感,他们对生活经验永不厌足,能无数次欣赏常见的晚霞、某一交响乐、或喜爱某种偏爱的食物,这些经验永远是新鲜的。
学习就是一种能让人对生活不断产生新鲜感的活动。心理学研究表明,学习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也是人的基本需要,这里的学习,不是狭义地指学校教育中法定知识的传授,而是广义上的一切新知识、新技能的习得。所以,学习是贯穿于人一生的一种行为,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有人可能有这样的想法,认为学习只是孩子们的事,步入成年后一切都定型了,就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接受新知识和新技能了。其实,这是一种误区。在大力提倡“学习化社会”的今天,一个不更新知识的人就会落伍于时代,有“跟不上趟”的感觉,长此以往使自己的心理年龄大大增加,这样就会真的身心俱老。
进入消费时代,各种各样的新产品、新服务都以最快的速度上市,相关的商品信息也会及时见诸于各类媒体,随处可得。如果我们能以一双孩童般的眼睛好奇地关注这些信息,亲手触摸、亲身体验一下这些新事物,就一定会有新的惊喜。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人们就是在学习,在体验,在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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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不同阶段的人才激励策略
企业的竞争力依赖人的竞争力而存在,如何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下,激励人才,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对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就显得更具有基础而核心的重要性。企业也只有留住人才,才能充分获得人才红利,提高企业的效能。如何利用合理的,可操作的激励机制以更好地发挥人才资源的效益成为当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民企如何留住和激励核心人才”,《世界经理人》邀请了战略咨询经验丰富的展略达咨询和展略达资本公司创始人兼CEO王伟、深圳市美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云平、深圳金丰化妆用具有限公司创始人高志红、深圳市七彩通硅塑胶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秀泉作为沙龙嘉宾,与环球资源企业事务总裁兼《世界经理人》出版人裴克为一同探讨这一话题。
企业在初创时期,如同大海中的一只小舢板,自身的资源和抗风险能力都非常弱。这一时期的企业核心资本往往只有“人”。因此,如何在初创期制定合理的人才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沙龙的与会嘉宾对此有精彩的分享:
王伟:创业者可大体分为技术出身的和销售出身。对技术出身的创业者,往往容易对市场的敏锐性和市场定单的把握性不够,导致在创业早期的经营定单、财务预期等出现问题。对销售出身的创业者,刚成为CEO前期往往情况很好,但到发展的中期下去了。
所以创业者一定要找一个合伙人或者高管团队,一定要有一个补充。像乔布斯当年创立苹果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找到了很多技术型的人员,但是以他为主,他本身就是销售人员。
另外一点,初创企业的人才策略,还需与产品的核心竞争力相适应。如果这家公司对客户的价值是因为他的技术,不管卖多少钱,客户也会要。他的核心人才就是技术人员,这种情况下不需要很豪华的团队,就是关键的几个技术人员。
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没有技术性的产品,它其实价值的存在理由是因为销售能力或者解决方案特别棒,你其实就应该在销售这一端有一些很顶尖的人。当你有10块钱的时候,你拿8块钱激励一个人就行了,如果是豪华团队,你8块钱激励8个人,可能这8个人都留不住。
另外一方面,我经常形容创业期相当于冲浪一样,因为帆板比较小,浪过来要躲,不躲就完蛋了。企业做大以后像航空母舰,浪来了也还是按照既定的航行和轨道去走,不会去躲。作为创始人来讲,一定要对自己失败的承受能力有充分的估计,而不是说先对胜利的冲动做高估。
最后,我们从资本的角度来看,我们经常会选择一个主心骨。所有成功的企业,像苹果,乔布斯是主心骨,像腾讯的马化腾。这些人的股权一般占到60%,并且是有张扬性格或者有进取心的人,这个人要搭配另外一个风格不一样的人,但也不能有根本性的冲突。
杨云平:我认为每个老板进入创业阶段,不管是技术出身还是什么出身,像赌 博一样,赌的话有可能达到预期,有可能比预期还差。如果没有达到预期,老板一是要坐下来跟每个人做沟通,大家同舟共济,一起来渡过难关。如果有人选择离开,这表明价值观不一样。
高志红:做技术出身的,可能刚开始出来是先搭台子,把框架先做好。做销售更讲究的是做事,以业绩为导向。但是到中期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创业者可能不是很擅长管理,很多问题就出来了。另外,创业期豪华的团队我认为没有必要,创业期往往是一个人当两个人用,甚至当三个人、四个人用。否则对于企业来说人力成本太高了。
初创企业人才招聘需要多元化,不能完全以创始人的偏好来决定。职位必须要具备一些特性,比如像西游记是一个团队,孙悟空那种人我们很需要,他能力很强,但是像猪八戒、沙僧那样我们也需要。因此我们会做测试,包括有测试表,大概分析出来他是什么性格。
杨秀泉:我也是做业务出身,我本身是做手机保护套,包括平板电脑之类的保护套。我旗下管理五个公司,不大,都是小公司。我觉得选择合作伙伴,首先要选择对方的三样:
第一是价值观,就是思想品德方面,是做人的根本;
第二是管理水平,不要说一个孙悟空会72变,猪八戒会36变,他无法看出哪个是妖精、哪个是好人,孙悟空可以看出来,我认为合作伙伴管理水平可以相差一些,但是不能相差太大。就像俩夫妇,如果相差太大就不能够继续走到未来。李老板选择跟股东的合作,股东之间的水平一定是要相当;
第三是方向,方向就是对我们要做的产品的预见性和判断性,这也考验了股东的水平,如果只看到未来三天发展,有的看三个月,一个人看到未来一年甚至两年的发展,这也要看每个人的知识层面。
选择了核心团队之后,团队内部的组织也需要有明确的规定。小公司里面必须做到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三个中心天下必乱。最关键、最重要的事情一定是董事长说了算,这是我的建议。董事长可以一票否决或者一票通过的,其他股东只是协助,董事长会征求股东的意见,但是不管怎么样,还得有人说了算,小企业必须有很强的执行力,董事长说干嘛就干嘛,这是我的观念。
增长阶段的企业正处于上升期,业务的快速增长也带来对人才的更高要求。民营企业往往会忽略核心人才的培养,导致企业发展受人才制约,后劲不足。同时,在此一阶段老板的决策管理风格也会影响到核心人才的表现。
王伟:增长阶段的一些企业家会采取“利润分享”的模式来激励员工。但这利弊皆有。首先我先说挑战,如果利润的分享过于“平均”,可能会导致一些很高绩效的人会跑掉。因为中国人的人性是这样的,假如说他自我认知对公司价值80%,你只给他20%,虽然你给了他,他还是会跑掉,这种方式可能会变相赶人走。
第二个风险是什么呢?公司的采购、销售、品质等在当年做的绩效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按照部门强制分配,而是需按照绩效分配。绩效非常重要。
另外在透明性管理方面,有些老板会将核心数据公开给很多员工。但有一些数据是提供给层级一或者层级二的,意味着底层员工没有必要了解这些数据,了解的数据越多,对他的想法或者关注力反而不是一件好事。会导致中层和底层的这些人天天管高层的事情,该干的事没干。
所以老板对员工可以分享一些价值观,分享一些公司的成长,可以分享他应该要具备的能力的培训,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很多数据过于复杂反而会导致一些问题。
杨秀泉:在不断发展壮大的企业,分红模式一定要兼顾“可持续发展。所有的利润必须要能够抽掉20%作为公司可持续发展资金。第二有关透明化管理,一些部门的核心人员,他了解的是本部门的情况,其他部门只是了解一些皮毛,如果其他部门的数据也对他公开,他也不一定相信你。最简洁的方式是公开本部门的所有费用和绩效。
高志红:我也认为利润需有一部分作持续发展之用。另外老帮将数据公开,往往是即便这个数据是真实的,但员工仍然不相信。之所以不信任还是因为参与度非常低,很多东西他没有经历,很多费用只是你告诉他,但是他没有经历。他如果参与度很高,他会比较了解真实的情况。
杨云平:我更倾向于奖金的形式来激励员工,因为比较简单,比如说今年达到200万,我奖你20万,这样比较直接。
企业不断壮大,在行业内确立领导地位之后,往往会谋求上市。这个阶段的人才激励往往与“股权”相关。但这个阶段的“股权激励”与初创企业的股权激励并不相同。如何去设计和实施,需要非常专业的考量。
王伟:通常来讲,要上市的话,外部资本往往要进入,否则估值就可能出现问题。
第二个,高管及普通员工整体占股的百分比需要合理确定。拿15的百分比对高管来讲是合理的,但是普通员工整体占20个百分比是过高了。
第三个,出钱方的资金来源需要设计,到底是高管和普通员工他自己现金掏钱,还是说公司给一个配比,你可能掏90%,我公司贷款给你买,还是拿薪酬避税来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解锁,我给你这个股权,你可能未来需要有一个退出的机制。因为很多老板也是担心,你一旦进入了以后,假如说你跟我理念不合,业绩也没有达到,不断跟我在董事会上叫板,会出现很多问题,我怎么办?会有一个退出机制,退出机制的前提是会有一些约定,绩效的问题,包括重大的战略决策发生分歧的时候,投票权的规定等等。
杨云平:我觉得企业发展壮大,不管上不上市,都要走股权激励。而且需要找有经验的公司进行咨询,让他们做企业顾问,否则可能会出现很多纠纷问题。
高志红:关于期权和分红,我认为不要一次性给,而是是每年给一点。这样可能比较好一点。这样一是可以让核心员工留下来,另外一个可以兼顾企业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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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作为一种在生活中随处可遇见的无形事物,无时不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美国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加德纳提出,人生来就具有音乐智能,婴儿很早就可以对音乐表达的情绪进行识别,有无音乐训练经历,对于情绪的知觉,并没有差异。毋庸置疑,音乐对于人情绪的诱发是与生俱来的。且音乐对于人类情绪的影响十分鲜明和常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不同类型音乐对大学生情绪的影响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音乐对人的情绪是有影响的,它通过音调来影响人的情绪。不同类型的音乐也会导致不同的情绪。轻松欢快的音乐能够改善一个人的整体神经功能,可以让大脑更加轻松。节奏较为欢快的音乐可以让人精神愉悦,减轻压力,消除身体劳累;音调优美的曲子能够让人情绪稳定,集中思想,另外,音乐在生活当中还给人带来了一定的美好情趣,帮助人们的身心健康发展。
“音乐疗法”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有着不同的情绪,而这些情绪也反映着我们每个人每个时段不同的心态。阴晴不定的情绪和起起伏伏的情感,使我们的生活增加了很多味道,并形成了一个个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人们的社交关系可以通过适当的情绪反应来有效建立,较为正性的情绪更加能够使我们的人际关系变得牢固。另外,观察一个人社会化和个性化发展的标志,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看他表达自己的情绪是否成熟。
音乐是人类最能够表达情感的语言,其本质就在于传达人类内心深处的情感,音乐对我们心理的影响主要通过对情绪的影响来实现。换言之,听到不同的音乐,人们的情绪也会有着相应的变化。音乐是一种释放自我和表现情绪的特殊方式,它有着非常多不可思议的力量。音乐的情感特质,对大学生情绪、情感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学者李念红认为,音乐对人的情绪、情感的影响是显着的,也是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取代的。人有喜、怒、哀、乐等情绪,这些感情都可以通过音乐进行表述,音乐实际上是人宣泄感情的一种巧妙方式。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来,出现了很多的音乐种类,按照最多的分类大致分为严肃音乐、流行音乐和民族音乐三种。
严肃音乐,即古典音乐,又称作经典音乐。西方严肃音乐诞生于巴洛克时期(1600年-1750年)到十九世纪早期,经历了岁月的考验长盛不衰,其意义可说是当代欧洲文化的缩影。它主要指海顿、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等人的作品。例如《蓝色多瑙河圆舞曲》是奥地利着名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古典音乐名作,被誉为“奥地利第二国歌”。约十分钟的音乐,包括序奏、五首小圆舞曲和尾声组成,其中五首圆舞曲的旋律优美、节奏轻快、气氛欢愉,当人们欣赏圆舞曲时,情绪就会越来越高涨,进而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让自由的心灵在那蓝色多瑙河上旋转。尾声中现了第三、第四和第一首圆舞曲,然后,响起序奏中多瑙河水波荡漾的美妙回声。在清澄的色彩中,长笛颤动跳跃的鸟语,让人们沉浸到田园诗境之中。忽然,一阵急风骤般的音流汹涌而至。全曲在火热的狂欢高潮中结束。这段尾声,更突出显示了施特劳斯的高超技巧。
西方约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开始出现了流行音乐。这类音乐简洁明快、形式活泼、深受大众喜爱,具有较高的传唱度和流行性,但通常都没有什么规则性和持久的价值。主要包括:民谣、节奏蓝调、新世纪音乐、HIP-HOP、乡村音乐、摇滚乐、世界音乐、流行美声、电影音乐、爵士乐、电子乐等等。
流行音乐是非常能够表现当下情绪的音乐类型,很大一部分流行歌曲的主要内容,都是在抒发着自己的情感。也因此,流行音乐能够与学生的内心世界产生更多的共鸣,使得流行音乐成为了调节学生情绪情感的调味料。流行音乐的题材和生活密不可分,尤其是一些校园民谣就像是在描写自己身边的事情,比如《同桌的你》《光阴的故事》等等。这些歌曲会让学生感觉很放松很亲切,他们能够通过听音乐来释放自己的心情。相较于高雅音乐的专业性,流行音乐更加简单易懂,无需付出多少精力来做针对性的学习,就可以在学习之余,尽情地放松心情。流行音乐花样繁多而且简单易学,学生们无论是对于彼此友情的珍惜还是对未来生活的憧憬,都可以通过歌唱流行歌曲来完美地诠释,有悲伤情绪的释放,也有对幸福生活的愿望,还有就是对美满爱情的向往。当学生们有不方便直接用语言表达的情感和问题,都可以通过唱流行歌曲的方式来表达。
流行音乐也并不完全都是正面的,其中也有小部分反叛情绪的歌曲存在。客观的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是小部分成年人对于情感生活不顺利的发泄,但是对于心智还没有发育完全的学生来说,这些歌曲的负面因素,很可能成为学生走向极端化的催化剂。部分学生由于学习上的挫折,以及因成绩下滑而被家长给予的压力,致使他们的情绪动荡不安,意志力变得薄弱,假设这时能有一些其他因素对他们进行调整,变压力为动力,重拾学习态度,到时不仅可以感受成绩进步时的喜悦,还可以收获克服困难的成就感。但相对的,如果学生的意志力不足,再加上外界影响,会让学生更加容易出现极端化的情绪。
民族音乐就是产自于民间流传在民间的表现民间生活生产的歌曲或乐曲。中国的民族音乐艺术是世界上非常具有特色的一种艺术形式。在音乐的表现形式上,民族音乐注重音乐的横向进行,即旋律的表现性。传统的中国民族音乐作品在旋律进行上常常以单旋律的方式进行,对和声的运用较少。如人们熟悉的中国古代的十大名曲,基本上都是某一种乐器的独奏曲目。民族音乐强调声音的明亮与甜美,语言生动与感情质朴,强调行腔的圆润和咬字吐字的清晰,讲求气息的运用,并以真声演唱为主。
从音乐的构成上来说,民族音乐是以五声调式为基础的音乐。一般都是由五声音阶写成的,《茉莉花》《小河淌水》《五哥放羊》《春江花月夜》《梅花三弄》等等。过去经常有人把唱歌不准的人称为“五音不全”,这里说的“五音”就是指五声调式中的这五个音。
《二泉映月》是中国民间音乐家华彦钧(小名阿炳)创作的二胡曲,由一个短小的引子和六个段落构成,开头便是断肠音,旋律哀怨、凄凉,随着音乐的进一步的深化,把阿炳由沉思而忧伤,由忧伤而悲愤,由悲愤到怒吼,由怒吼到憧憬的种种情感表达得淋淋尽致。这首乐曲情感悲伤压抑,这样的音乐往往引起消极的情绪体验。这主要是与乐曲以及欣赏者的个性差异与经历有关。 四、结语
由此可见,不同类型的音乐对大学生情绪的影响也是不尽相同。不同的音乐对情绪有着不同的调节作用,应根据自己的情绪状态,选择合适的音乐进行欣赏。心情烦躁不安的时候可以选择旋律优美的音乐,能够使人心情平静、放松;心情抑郁消沉的时候可以选择有节奏感有力量的音乐,可以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心情激动亢奋的时候则选择节奏较慢的音乐,这样能够使心情变得安定从容。
大多数人在情绪高涨的时候,认知能力较为积极,反之亦然。音乐既然能够对人的情绪造成影响,那么,音乐同样也对认知有着很大的影响力量。由此可见,音乐对于人的影响,主要在于情感及认知两方面,并且有着很大的潜力。不同风格的音乐会给人们带来各种影响。高尚、健康的音乐有助于培养我们早日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合格大学生,适当地把学生时代的宝贵时间,用于音乐欣赏,也有助于早日实现社会的和谐。
不同类型音乐对大学生情绪的影响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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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发性矮小症,即不伴有潜在病理状态的身材矮小,生长激素水平正常,是儿童期导致身材矮小的最常见原因;又包括家族性身材矮小、青春期发育延迟。特发性矮小症状对于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心理行为都有所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特发性矮小对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心理行为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目的:探讨特发性矮小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心理行为有无影响。方法:采用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BCL),对研究对象一次性进行心理行为评估,根据年龄分4~5岁组、6~11岁组、12~16岁组,并将各组的评估结果和全国常模进行比较。结果:4~5岁组和6~11岁组与常模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12~16岁组和常模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关键词】矮小; 特发性; 儿童; 心理行为
特发性矮小(ISS)是指目前尚无可认知的原因引起的身材矮小,在矮小门诊中占绝大多数,也是儿童内分泌门诊常见的疾病之一。ISS虽然没有器质性的疾病,不影响儿童的躯体健康,但对儿童的心理行为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1]。尤其是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自我意识和辨别能力的提高,对自己身体的感知心态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改变对其心理行为和家庭均带来不良的影响,且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影响将有所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影响将会越来越明显。因此本研究可以发现ISS儿童的心理行为开始发生改变的年龄段,把握其不同年龄段心理行为变化的状态,结合恰当的时机,从心理上进行适时的干预,使得儿童身心得到同步健康发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5月-2014年10月来本院矮小专科门诊就诊的4~16岁儿童作为研究对象,且符合ISS诊断标准[2]:身高低于第3百分位或两个标准差,生长激素激发实验中生长激素激发峰值>10 μg/L,排除慢性系统性疾病、骨骼疾病、内分泌疾病、染色体病、宫内生长迟缓及营养不良等已知原因引起的身材矮小儿童共613例。
1.2 方法 采用Achenbach儿童行为评定量表(CBCL,家长用)[3],在专人指导下由家长根据儿童年龄和近6个月来的行为表现填写相应年龄的表格。按年龄分为4~5岁、6~11岁、12~16岁组别。调查表包括一般项目、社会能力及行为问题三部分,按量表的评定方法计分。ISS病因尚未明确,可能由于多种潜在因素共同作用所致,2003年6月10日美国药品监督管理局(FOA)正式批准将基因重组人生长激素(rhGH)用于治疗ISS[4]。就目前国内市场流通的几种rhGH,有粉剂和水剂,但价格昂贵,用药周期长,而且基本上每天都要皮下注射,需要家长良好的基础和儿童持之以恒的信心来支持。但由于激素替代毕竟占矮小儿童的很小比例,大部分儿童仍需要关注心理行为的变化而进行实时的干预。
1.3 统计学处理 数据统计由专业人员对每张量表进行评分录入。结果用SPSS 11.5 for windows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比较采用u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在4~5岁组和6~11岁组儿童在社会能力、行为问题上与全国常模比较均无明显差异(P>0.05),见表1~2。在青春期前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对自己身体的在身高方面的自我意识不明显,在活动、社交、学习能力等因子分以及“退缩”、“抑郁”、“多动”等方面与正常身高儿童比较均无显著差异(P>0.05)。而12~16岁组男生在社会能力方面的“活动能力”、“社交能力总分”、“敌意-退缩”、“交往不良”、“行为问题总分”等因子项上,与常模比较均有显著差异(P<0.05或P<0.01);在“学习能力”、“不成熟”、“体诉”、“攻击和违纪行为”等因子表现与常模无显著差异(P>0.05)。而12~16岁女生组在“不成熟”、“体诉”、“行为问题总分”等项上表现出与常模的差异(P<0.05或P<0.01);在“学习和社交能力”、“抑郁”、“攻击和违纪行为”、“强迫”、“残忍”等因子项表现为与常模均无差异(P>0.05),见表3。
自2003年6月美国FDA批准rhGH治疗ISS以来,国外众多临床研究rhGH治疗ISS有促生长作用,长疗程治疗能显著增加患儿的终身高[5-6]。尽管rhGH在临床的正规使用对ISS的治疗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该药价格昂贵,疗程长,相对于生长激素缺乏儿童来说,大多数ISS家长尚不能及时接受治疗或已治疗的矮小儿童不能长期坚持,依存性较差。这部分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及身高的落差,他们在自信心、社交能力与异性接触方面均较健康人群差。患有矮小症的儿童自信心缺乏,且患儿身材愈矮,心情愈焦虑,更加抑制了其生理性生长激素的分泌[7]。因此临床工作中除了对矮小儿需进行常规诊断与药物治疗外,还需进行必要的心理诊断,使用规范化的心理量表对其进行测试,以便及早发现其抑郁和个性异常等心理症状,进行早期相应的心理支持治疗[8]。在CBCL测试中,本文发现特发性矮小儿童在4~11岁相对小年龄段未发现明显社会能力或心理行为问题。
在青春期前这个年龄段,儿童对自己身体的关注力不强,在身高方面的要求更多期待于青春期的快速增长期,对心理行为的不良表现有着明显的缓冲,因此临床未出现明显心理方面问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12~16岁青春期年龄段,如果身高没有出现期待的快速增长或与快速长高的同伴出现新的更大的落差,随之出现活动能力下降,存在交往不良及社会退缩现象。女生则因为生理心理方面与男生的差别,主要在不成熟、体诉等心理行为方面出现偏差,与Sandberg等[9]报道一致,可能与常受到家长过分保护及身材矮小运动受限有关。而Sandberg等[9]报道矮小儿童除有交往不良、退缩、体诉外还存在违纪、注意力缺乏等问题与本研究不完全一致。
此外,Yvonne等[10] 则报道矮小儿童存在更多的行为障碍,Zlotkin等[11]亦报道ISS儿童心理行为功能与正常对照儿童比较出现异常,且伴有行为失调如表现为攻击、违纪等。造成这些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与研究对象不完全一致及地区差异引起社会、经济文化不同有关。也有国外学者研究发现矮小儿童智商及学习能力明显降低[12],但本文未发现ISS儿童学习能力下降的情况。Siegel等[13]使用广泛成就测试(Wide Range Achievement Test,WRAT)评估矮身材儿童学习成绩,发现矮身材儿童的平均测试分数虽在学业成绩行为正常的范围内,但学习成绩偏低的情况更易出现。还有学者认为矮小儿童由于自信心、社交能力与异性接触方面均较健康人群差,就业、受教育水平均受影响[14],因此,建议应对矮身材儿童进行教育行为干预。
关于矮身材是否影响学习成绩,在本研究中虽然未对研究对象智能测试进行数据分析,但从他们的学习成绩显示与正常儿童并无明显的差距,因为他们的智商水平与正常儿童并无差异。相反,大多数ISS儿童学习成绩良好,在学校得到老师和同学肯定。综合上述,大年龄组男童存在交往不良及社会退缩现象,以致社交能力的下降,而女童则以体诉、不成熟等依赖性倾向的心理行为问题为主。目前关于使用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特发性矮小是否有利于儿童的心理健康,尚无定论[15-16],因此,对于ISS儿童除积极寻找病因,排除影响长高的不良因素的干扰外,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及时了解儿童青春期的心理变化,根据男女儿童的不同个性特征及出现的不同的心理行为问题,进行及时、恰当的干预,保障ISS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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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月报》1910年创刊后深受读者欢迎,一时间成为民初影响极大的文学刊物。正如杂志创刊前的广告所说,“识字者读白话可求通顺,粗解文理者,可期文理进步”。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从前期《小说月报》看王蕴章和恽铁樵编辑思想的不同艺术理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前期《小说月报》由于王蕴章和恽铁樵两任编辑所处时代和编辑理念的不同,体现出他们不同的编辑风格。他们编辑思想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编辑主张、编辑形式、对读者的重视、编辑意识方面。
关键词:小说月报;编辑;不同;职称论文
论文正文:
从前期《小说月报》看王蕴章和恽铁樵编辑思想的不同
《小说月报》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是从1910年创刊到1920年12期,后期从1921年第12卷第一期到1932年毁于战火。从1910年创刊开始到1912年由王蕴章主编,他留学南洋后,由张元济提议,让恽铁樵接替王蕴章成为《小说月报》的第二任主编。他从1912年至1917年间主编了《小说月报》的第三卷至第八卷,王蕴章留学归来后,又接着主编《小说月报》的第九、十、十一卷,至1920年被迫辞去《小说月报》的主编。由于两人的编辑观念和所处时期有所不同,体现出不同的编辑风格。
《小说月报》第一任编辑是王蕴章,字莼农,别号西神残客,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工书法,通诗词,词章名手,雅好楹联,擅作小说,曾发表小说《碧血花传奇》、《香骨桃传奇》、《鸳鸯被》《玉鱼缘》等,喜爱戏剧,其修养、嗜好与当时的读者有着较多一致性。他的编辑主张主要体现在《小说月报》创刊号即1910年第1卷第1号的《编辑大意》之中。他预想的《小说月报》是《绣像小说》的进一步发展,是“以译名作、缀述旧闻、灌输新理、增进常识为宗旨”“材料丰富,趣味浓深”的一份杂志,“广说部之范围,助报余之采撷”。但在实际编辑过程中并未能完全贯彻其中,由于他自身的喜爱与当时的流行风气导致他后期选用的作品多是“哀情”、“苦情”、“言情”的“礼拜六”小说与“拟酬和于西昆,风流末歇”的诗词。
第二任编辑是恽铁樵,别号黄山、冷风、焦木,他中英文功底都很扎实,在课余时间翻译英国小说,产生一定影响。1909年,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赏识其古文翻译才能,聘他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接手《小说月报》后着力改造,他在1912年第3卷第7号《本社特别广告》上表明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内容侧重文学,诗、古文、词,诸体皆备。长短篇小说及传奇、新剧诸栏,皆精心撰选,务使清新隽永,不落恒蹊。间有未安,皆从割爱。故能雅驯而不艰深,浅显而不俚俗,可供公暇遣兴之需, 亦资课余补助之用。”体现在《小说月报》内容中,言情小说比例大大降低,道德伦理题材大增,其中有些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劝善惩恶”的主题,将视野转向社会变革的宏大主题,像他自己创作的《血花一幕》、《工人小吏》即是明证,这种观点也确立《小说月报》纯文学的严肃立场。正是在这种关注现实人生、追求雅正的编辑方针指导下,他一方面刊登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尽量适应各个层次读者闲暇时的阅读需要,另一方面明显增多的古诗词又满足了一部分旧式文人和遗老的阅读,最终《小说月报》进入繁荣期。由此可见两者编辑主张的不同,王蕴章追求趣味性和娱乐性;而恽铁樵则追求纯正、严肃、简洁。
(1)杂志的封面和插图不同
就民初的杂志来说,像《小说时报》、《礼拜六》等都流行以时装美女甚至妓女照片做封面和插图。而《小说月报》主编王蕴章、南社成员,学识渊博,善骈文、书法,喜填词度曲,以词章写小说,尤善传奇、杂记,从一开始他就倡导封面要“选择綦严,不尚俗艳,专取名人书画以及风景古迹,足以唤起特别之观念者……”,在前2卷多采用典雅的中国画,以至于学生时代的郑逸梅拿到《小说月报》花蝶水彩画后,便觉得它“笔墨风华流畅,趣味盎然”,立刻“奉为至宝”,成为他阅读小说杂志的开始,这体现出《小说月报》独特的定位。但受当时风气影响,王蕴章也逐渐采用了诸如“北京之名妓谢卿卿、李银兰小影”做插图,他甚至发表通知:“如有将诗词杂著、游记随笔、以及美人摄影、风景写真惠寄者,本社无纫感动,一经采用,当酌赠本报若干册以答雅意,惟原件概不退还。”到他再次主编时,《小说月报》中插图又有所变化,出现了书法、古画、拓本等,体现出浓厚的士大夫审美意识,引起遗老们的强烈喜爱。
而恽铁樵接手主编《小说月报》后,在《本社特别广告》中发表公告:“本报自本期起, 封面插图, 用美人名士风景古迹诸摄影, 或东西男女文豪小影, 其妓女照片, 虽美不录。”《小说月报》封面和插图更多的是中西各大文豪、名士像雨果、司各特、狄更斯和大汉报主笔张女士等人的照片,紧跟形势潮流,体现出现实性。前后两位编辑所采用的插图与封面的不同体现出一个偏向通俗与雅正之间,一个坚持雅正。
(2)栏目设置方面不同
王蕴章在《小说月报》1910年第1卷1号创刊号上明确指明“本报各种小说皆敦请名人分门担任,材料丰富,趣味浓深,其体裁则长篇、短篇、文言、白话、著作、翻译,无美不搜;其内容则侦探、言情、政治、历史、科学、社会各种皆备。末更附以译丛、杂纂、笔记、文苑新智识、传奇、改良新剧诸门类,广说部之范围,助报余之采撷。每期限于篇幅,虽不能一一登载,至少必在八种以上。”由于对戏剧的爱好,他在杂志的创刊号上安排了“改良戏剧”一栏,并一直保持到他编辑杂志的第一个时期结束(第2卷第12期)。当他再次主编时,他在九和十卷里又设立了“小说俱乐部”“小说题画”、“小说补残”、“游戏文”等栏目,大量刊登鸳鸯蝴蝶派小说。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后人指责他是属于鸳鸯蝴蝶派。
而恽铁樵所编辑的六卷《小说月报》在栏目设置上相比王蕴章编辑时出现了许多变化。他取消了“译丛”栏目,又先后增加了“传奇”、“附录”、“轶闻”、“游记”、“诗话”、“杂俎”、“棋谱”、“本社来函撮录”等栏目。到1916年,恽铁樵认为:“本卷体例,重新修整,实较前此为妥。先时分栏曰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其余则曰笔记、曰杂俎,此盖以长短篇小说为正文,余为附录也。然正文恒少,附录转多,阅者疑焉。杂俎、笔记分类亦复未允。且长短篇题曰小说,将谓后者非小说乎?标签曰《小说月报》,内容有小说有非小说,此不可也。”1916年第在7卷第1号将长短篇体裁归类名称调整为“琐言”,1917年第8卷11期小说栏“寓言”取代了“琐言”;1917年7月删除了“寓言”,“新著”和“丛译”开始出现,强调的是小说翻译和创作的分野。从两任编辑栏目设置来看,王蕴章的栏目相对比较庞杂,可以说范围很广;而恽铁樵的栏目设置相对较为集中,但他的栏目设置一直处在变动之中,这主要体现出他对小说概念的认识的变化。而这种栏目设置与变化也与编辑们的思想变动联系密切。从内容与形式来看,王蕴章编辑《小说月报》期间展现出编者“以杂志为百科式通俗教育的企图”,呈现“现代的知识与资询的消费化”与传统的“道德教化的娱乐化”两种特质交错的画面,透露了编者个人怀旧品味的倾向;恽铁樵主编《小说月报》期间呈现出关注社会现实人生与追求杂志的教化与雅正倾向。
《小说月报》1910年创刊后深受读者欢迎,一时间成为民初影响极大的文学刊物。正如杂志创刊前的广告所说,“识字者读白话可求通顺,粗解文理者,可期文理进步”。 王蕴章主编期间,并没有太注意读者,他更注重《小说月报》的功用“灌输新理、增进常识”。在后期的编辑生涯中,受恽铁樵的影响,他注意与读者沟通,与“同志”唱和,并以“鼓励小说家之兴会,增进阅读诸君之兴趣”为宗旨。在第9卷第4号创设“小说俱乐部”,还推出续写小说等形式,在第9卷第9号还出现这样的通知:“本报自九卷九号起,增添史外、瀛谈、诗话、奕话、奁艳、杂俎,各门材料,以佐爱读诸君兴趣。”在第9卷第11号创办“寒山社诗钟”。如此以来通过一些栏目把一些作者、读者联系起来,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各自的积极性。
相比较而言,《小说月报》的编辑恽铁樵更注重读者的参与性。他在《小说月报》第7卷第2号刊登了《答某君书》一文说:“弟思一小说出版,读者为何种人乎?如来教所谓林下诸公其一也;世家子女之通文理者其二也;男女学校青年其三也。”正是注意到学生是刊物的读者,所以格外要求严格,“可供公暇遣兴之需, 亦资课余补助之用”。在他主编期间,特设了“本社来函撮录”,方便读者与编辑之间的交流,增进刊物的改革。
读者还就栏目设置提出了建议,“故宜创设别体之言情小说,务在救正流行诸本之弊”,“宜注重国学的科学小说”,“宜增设滑稽史也”,《小说月报》“宜扩充篇幅也”。“短篇小说宜兼收并蓄,弗宜专持一体”,栏目“分门别类宜有定则,尤不宜过多。”原因在于“近时各小说杂志,每喜多分门类,夸多斗靡,自诩丰富,最易令人生厌”。正是在读者的主动参与下,《小说月报》的内容经常处于变化之中,也正是由于恽铁樵特别重视读者的意见,根据读者的意见改革栏目设置,小说月报的销售量大增。这也成为后期《小说月报》学习的一个重要经验。
恽铁樵主编《小说月报》期间,严把质量关、奖掖后进。他从选稿、编辑、复信、批稿费,事无巨细,一丝不苟。恽铁樵特别重视文学的质量, “佳者虽无名新进亦获厚酬, 否则即名家亦摈而勿录”,他认为“小说之为物, 其力量大于学校之课程奚啻十倍。青年脑筋对于国文有如素丝, 而小说力量伟大又如此, 则某等滥竽小说界中者, 执笔为文, 宜如何审慎将事乎。”他依据为学生选择国文课本的认真和严格来进行编辑, 以致读者感觉到“《小说月报》自先生主持笔政后, 文调忽然一变。窥先生之意, 似欲引观者渐有高尚文学之思想, 以救垂倒之文风于小说之中。”这是对鸳鸯蝴蝶派的陈词滥调、无病呻吟小说的反拨,对提高小说价值,繁荣小说创作,是很有贡献的。
此外,他在来稿中发现人才,无门派观念,除把稿件决定刊用外,很快复信进行鼓励。对于青年的创作都给予大力奖掖, 鲁迅的第一篇古文小说《怀旧》就曾得到他的多则批语, 予以高度赞扬;叶圣陶、张恨水等作家在创作中也都曾受到他的鼓励, 成为名家。可见恽铁樵的文学伯乐慧眼之才,突出了他具有鲜明的编辑意识、较强的职业道德情操。
当然这两任编辑风格的变化与时代和编辑的理念密切相关。王蕴章主编《小说月报》时的主要创作者多是一些纯粹的旧派文人、南社成员和小说家,读者多是一些封建遗老,他们的文化思想相对保守,因而《小说月报》的装帧设计、编辑内容更多体现出传统文人的逸趣与闲适,以及向外学点洋玩意的自得心态。正是意识到时代的发展、读者群体的变化,创作者以恽铁樵为核心,以管达如、孙毓修、张毅汉等人为成员,多是些关注现实的倡导者,恽铁樵才严格把握质量关,主张著译小说要以“变国俗”为宗旨,取舍稿件以“雅洁”为标准。正是考虑到《小说月报》“可供公暇遣兴之需, 亦资课余补助之用”,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把消遣与教化、审美性三者并重,这也体现出两位编辑不同的编辑风格。
[1]王蕴章《编辑大意》,《小说月报》1910年第1卷第1号。
[2]郑逸梅《从首订稿约谈到王蕴章》,《清末民初文坛轶事》,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227.
[3]王蕴章《本社通告》, 《小说月报》1916年第7卷第2号。
[4]恽铁樵《本报特别广告》,《小说月报》1913第4卷第1号。
[5]恽铁樵《编辑余谈》,《小说月报》1916年第7卷第1号。
[6] 胡晓真《知识消费、教化娱乐与微物崇拜——论〈小说月报〉与王蕴章的杂志编辑事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6年(即民国95年)第51期,55—89。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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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感染分为上呼吸道感染与下呼吸道感染。上呼吸道感染是指自鼻腔至喉部之间的急性炎症的总称,是最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下呼吸道感染是最常见的感染性疾患,治疗时必须明确引起感染的病原体以选择有效的抗生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不同抗生素治疗下呼吸道感染药学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下呼吸道感染是临床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主要包括肺炎、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以及支气管炎等。该研究将于2012年1―12月期间选取该院100例下呼吸道感染患者进行临床研究,探讨临床抗生素耐药性,为临床医师合理选择抗生素提供可靠依据,现报道如下。
1.1 一般资料
100例患者中男性患者为59例,女性患者为41例,患者最大年龄为84岁,最小年龄为47岁,平均年龄为(100.34±1.28)岁,疾病类型:大叶性肺炎患者为4例、慢性组塞性肺疾病合并肺部感染患者为47例、间质性肺炎患者为4例、支气管肺炎患者为36例、支气管扩张症伴感染患者为3例、支气管哮喘合并感染患者为6例。
1.2 方法
1.2.1 诊断标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简称WHO)制定的下呼吸道感染相关诊断标准[1]可知:
①患者新近均出现咳嗽、咳痰等呼吸道疾病相关临床表现,或原有呼吸道疾病相关临床症状程度加重且伴有脓性痰液;②患者根据其实际情况可出现或不出现胸痛、发热、肺部湿罗音以及肺实质变体征;③患者经白细胞检查可知含量正常或不小于10×109/L;④核伴或不伴左移;⑤经X线、CT或MRI等临床医学影像检查可知,患者肺部出现侵润阴影,表现为片状或斑片状,或发生肺间质改变以及肺纹理异常增生等现象,部分患者可发生胸腔积液。若患者具有上述任一项并加第⑤项,均可确诊其发生下呼吸道感染疾病。
1.2.2 研究方法 (1)痰液样本采集。①于清晨采集清醒患者痰液标本,方法为指导患者使用生理盐水进行2~3次漱口[2],之后指导患者用力咳嗽,将深部痰液收集于无菌痰盒内,采集完成后一小时内送检;②昏迷患者痰液标本采集。对患者建立人工气道,如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使用无菌吸痰管于人工气道内将痰液吸出,采集完成后1 h内将痰液标本送检[3];(2)病原菌检测将痰液标本接种于麦康平板以及哥伦比亚血平板,之后将其置入36摄氏度恒温培养箱中进行18~24 h孵育,同时将痰液接种于巧克力平板,之后置于浓度为5%二氧化碳培养箱中进行18~24 h孵育,三种平板孵育完成后均将可疑菌落挑出给予革兰氏染色,之后转接中与PC11板或Microscan Nc21板,放置在36摄氏度恒温培养箱中再次进行18~24 h孵育 [4],之后应用得灵型号为MicroScan-4微生物鉴定仪器对平板上致病菌进行读板鉴定;(3)药敏试验。采用K-B法对病原菌进行药敏试验,质量控制标准菌株选用大肠埃希菌(ATCC25922)、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25923)、铜绿假单胞菌(ATCC27853)[5-7]。
2.1 病原菌分布
100例下呼吸道感染患者体内致病菌多为革兰氏阴性菌,且大肠埃希菌以及肺炎克雷伯菌最为常见。见表1。
表1 100例下呼吸道感染患者痰液标本中病原菌分布情况分析
2.2 耐药性分析
100例下呼吸道感染患者体内病原菌中,革兰氏阴性菌对三代头孢类药物均未发生敏感。见表2。
经该研究可知,下呼吸道感染患者经三代头孢类抗生素治疗未出现明显耐药性,因此提示临床可使用三代头孢类药物对下呼吸道感染患者进行治疗。但由于不同的下呼吸道感染患者体内将可能出现不同的病原菌,而患者体内致病菌以及耐药性将随着时间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提示临床医师对下呼吸道感染患者进行治疗时,若未进行病原菌检测而直接应用抗生素治疗,则可能无法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贻误患者病情,造成严重后果。
因此临床医师在对下呼吸道感染患者进行治疗时,应依靠临床实验室检验技术,及时准确的掌握患者体内致病菌情况以及患者自身耐药性,从而选取具有针对性的抗生素治疗药物,同时可以避免选用患者耐药性较高的抗生素类药物。
该次研究结果中,100例下呼吸道感染患者痰液标本中病原菌分布主要为革兰氏阴性菌,且以大肠埃希菌以及肺炎克雷伯菌为主;100例下呼吸道感染患者体内病原菌中,革兰氏阴性菌对三代头孢类药物均未发生敏感。综上所述,下呼吸道感染患者进行临床治疗时,首先应明确患者致病菌及耐药性,根据检验结果选择正确抗生素,提高患者治疗效果,保障其生活质量与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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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不同之原因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从“改革策略”、“改革步骤”、“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和同僚的关系”、“改革者信念和毅力”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之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成效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①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尽管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为了救弊图兴而进行的改革,他们的改革却产生了迥异的社会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改革策略不同。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但即使是同一类型改革,也会因改革者所采取的策略不同而产生不同效应。和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阻力较小在于他具有较高的策略水平,这主要表现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面。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嘉?5年(1160年)上《万言书》时,就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是,他任相之后,却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来的法令制度。安石此举虽然给希望变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兴奋剂,但在思想还很保守的宋代,改变“祖宗之法”无疑会招来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如范纯仁向神宗上疏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在向神宗上《尚书解》时又说:“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⑤实际上就是要神宗不事更张,奉行“祖宗法度”,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很普遍的。因此,王安石亮出的变法旗帜使他在变法之初就遇到了强大阻力。
张居正的做法与王安石则不同,隆庆5年(1571年),他担任会试主考时撰写了《辛未会试程策》⑥,其中第二部分“法先王与法后王”的策题答案体现了他的变法思想,他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说明他主张变法应以顺应民心为要,即应“法后王”。但他又说,“法后王”并不是更改明太祖所制定的各种制度,相反,对于唐宋以前的君主而言,明太祖是“后王”,因此“法后王”就是恢复太祖之制中本来面貌,革除正德以来的弊政。而对于明中叶诸帝来说,太祖又是“先王”,这样,改革并没有违背先贤所主张的“法先王”之旨。居正任首辅后,在明神宗召见时表示:“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然后又在谢恩疏中说:自己要“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⑦这样,张居正在改革中始终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帜,从而抑制了守旧派之口,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第二,改革步骤不同。宋、明两朝发展到中叶时,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摊子,扭转财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然而,在制定改革方针,应该孰先孰后时,王安石和张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骤,体现了他们在谋略上的差异。
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⑧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在他看来,“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⑨否则,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⑩,即是当时官僚作风的写照。正德、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败所致,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因此,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万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史称“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由此,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第三,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权至高无上。因此,要革旧图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权支持,故韩非说:“事在四方,在要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但是,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变法,不仅决定了改革者所拥有的权限大小,也决定了改革最终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变法也有不如张居正改革之处。
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调入京师后,宋神宗谦虚地说:“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聊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 虽然孙固、唐介等力言安石不可任相,但神宗不为所动,次年就以其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此时神宗对变法充满了幻想,因此在变法初期对安石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逐步展开。但是,随着反对派声势的高涨,神宗对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对变法也动摇起来。当他看了韩琦指责青苗法的上疏后,对安石等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 虽然安石作了辩驳,神宗仍半信半疑,安石不得不“称疾家居”。 神宗欲罢青苗法,直到安石以辞职相胁时,这才“为巽辞谢之”。 又如神宗在亲策贤良方正时,太原判官吕陶奏请罢理财之说,神宗让安石读卷,见安石神色沮丧时,他又让反对变法的冯京续读,并称其言有理,这对安石等变法派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打击。此类事例甚多,不再枚举。
其实,宋神宗对安石的牵制远不止此,在用人政策上他也留了一手。变法之初,安石就提醒神宗不要为异论所惑,神宗表面允诺,却又把司马光、冯京、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以牵制和监视变法。这些人后来虽因政见不合而离开朝廷,但也为反对派阻挠变法提供了条件。对神宗这种态度,安石也有所觉察,叹道“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也?” 并暗责神宗“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 这些情况都表明,当反对派大举进攻新法时,神宗的动摇性就暴露出来,使反对派抓住他这一弱点,从而给变法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明神宗即位时,只是个十多岁的孩童,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权的支持,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居正任首辅后,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临冯保的信任,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居正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向神宗灌输改革思想,这样,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对改革更唯居正是从。因此,神宗这时只不过是皇权的符号,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明神宗成年后,更把居正视为顶梁柱,万历5年(1577年)9月,居正父在江陵病逝,按封建伦理,他必须回原籍守制三年,然而此时改革正处关键时刻,反对派在暗中活动,居正一旦离去,改革和他本人的前程都将凶吉难卜,因此无论对朝廷还是对他本人来说,居正都不能离开。这一点神宗十分清楚,故有人提议居正“夺情”时,神宗立即同意,并下诏说:“父制当守,君父尤重”, 明确表示要居正夺情,使舆论大哗,甚至有人上疏称:“国有非此不可以为国,家有非此不可以为家,人而非此则禽兽矣,中华而非此则夷狄矣”, 并说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正好这年有慧星从东南方升起,反对派便把它附会为上天对夺情的不满,甚至有人“悬谤书通衢”。
对这些攻击性言论,神宗不为所动,并下诏:再论此事者诛无赦。同年12月,朝野又议论纷起,说居正将有异举。为了辟谣,神宗再次出来为居正说话,重申:“纲常人纪,君臣为大”,斥责反对派“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排挤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为悖逆不道,倾危社稷,大伤朕心。” 反对派果然被镇住,使居正得以集中精力把改革推向深入。
尽管有人认为神宗对居正的尊敬是长期受李太后、居正严格管束所产生的敬畏心理的表现,并不是其内心思想的真实反映, 但不可否认的是,神宗在改革过程中是给予了居正以极大的支持的,而不是像宋神宗那样处处制肘王安石。至于居正死后,神宗几乎尽废其法,并抄居正家产和削官夺爵,却不是神宗反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诸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引发的悲剧。
第四,与同僚关系不同。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不依赖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改革者如何处理与同僚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张居正显然又比王安石略胜一筹。
王安石在变法时,对反对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排挤,就扫清变法障碍而言,此举无可指责。然而,对那些只是指陈新法过失、对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以及居于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大臣,安石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他们,而是一律予以压制,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方,壮大了对立势力,给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后果。此外,变法派内部也存在集团利益之争,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斗争。当安石应诏二次任相时,吕惠卿“忌安石复用,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廷臣“遂更朋附之”。 安石复相后,立即上疏反斥惠卿,终于把他赶出朝廷。但惠卿并不甘心,又在地方上疏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力行力年岁之间。虽矢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 竭力想扳倒安石。可见,安石不仅不善于处理与中间派的关系,即使同是变法派内部,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时,他们也会作殊死搏斗,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短视,这就难怪变法会以失败而告终了。
张居正在处理与同僚关系方面的情况,要分期来看。在夺情以前,居正在这个问题上很有理智,对于那些“以言乱政”者坚决予以清除,而对持不同政见者,则把他们安排到非要害部门,或令其退休。同时,他又注意录用人才,“无问是谁亲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 事实上,居正也是按这一原则来举荐官员的,如素逆于居正的马自强因精明能干而受推荐,自强“不自意得之,颇德居正”。
高拱的心腹杨博也被任为吏部尚书。这样,一些怀才不遇的官员把居正看成了升迁的希望,一部分高拱旧属也转而支持居正,居正也因此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威信和权力,故时人称“相权之重,本朝罕俪”。 正是凭借这一有利形势,居正得以把改革全面推行开来。在夺情以后,居正受到极大刺激,加上已大权在握,对形势判断不清,凡反对改革,或上疏言事但有利于改革的士大夫,他一概贬斥不用。从此以后,居正开始以个人感情任用官员,给改革造成了不利影响。不过,由于居正掌握了内外大权,仍能按既定的方针施政,所以改革能推行无阻,但居正身死之后新法被废的隐患也由此种下。
第五,改革者信念和毅力不同。历来凡是改革者都会遭到攻击和诽谤,因为改革会触动一部分人利益,他们势必不遗余力地阻挠、破坏改革。这时,改革者信念和毅力就会经受严峻考验,其信念和毅力也将决定他们采用什么态度来反击反对派的进攻,从而继续推行改革,取得更大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也不如张居正。
王安石任相前,曾大力提倡要求重视人才,可当他开始变法时,却没按这一方针来推行吏治改革,而是把目光放在经济改革方面,这其中固然有宋神宗急于求成的原因在内,但安石鉴于庆历新政的失败,不敢得罪大官僚等既得利益者,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正因为下面官吏的阳奉阴违,才使王安石变法失去了初衷。因此,不敢力行吏治改革,可以说是安石毅力欠缺的一种表现。安石任相后,御史中丞吕诲上疏说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希望神宗不要受其欺骗。神宗不受,吕诲求去,安石亦求去。当神宗说:“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时,安石立即向神宗表示:“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
从安石的话表面看来,他似乎真的是“以身许国”,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但言外之意却是只有吕诲被斥后,他才出来变法!宋神宗当然听出了话外之意,只好贬出吕诲,安石这才满足心愿。在以后的变法中,安石也多以谢病来消极抵抗神宗的动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复相后意气消沉,屡次谢病求去,还在信中对人说“自念行不足以悦众”,“智不足以知人” 。这时他对变法的畏难情绪是显而易见的。当他儿子王雨方死后,安石更是悲伤难抑,力请辞职。神宗见他去意已决,也对他失去信心,让他去了江宁。从此,王安石就以写诗来消愁解闷。由此可见,王安石对变法并没有坚定的信念,他本人的毅力也不足以使他担当北宋中叶救弊图兴的变法重任。
相反,张居正在这方面却胜过王安石。早在隆庆年间,徐阶致仕,将国事托付居正,他表示:“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 改开始后,居正明知整顿吏治会招致既得利益者反对,但他毫无畏惧,表示自己“且受深恩,义当死报,虽怨诽有所弗恤也。” 当他遭到自己门生刘台弹劾时,仍坚持初衷,声称“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 表现了改革者的无畏精神。居正直到临死时还把改革大权抓在手中,在病榻上还想着如何把改革推向深入。因此,张居正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与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勇于任事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综上所述,就“政治家”这一称谓而言,王安石有不如张居正之处;就变法本身而言,王安石变法在策略和步骤上不如张居正改革那样灵活;就改革者的地位和权限而言,王安石更不能和张居正相比;就改革班子而言,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也不如以张居正为首的改革派那样齐心协力。因此,王安石变法的成就自然不能与张居正改革相提并论。
①对王安石变法作用持否定态度的有当代学者顾全芳、王曾瑜、季平等,他们都有论文或专著讨论王安石变法。
⑤⑧ 《宋史纪事本末》卷37,《王安石变法》
②沈鲤《张太岳集序》
③高以俭《太师张文忠公集跋》,载《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一
④ 《明史》卷213,《张居正传》
⑥⑦⑨ 《张太岳集》卷16、卷37、卷38、卷41、卷41、卷25、卷34、卷25、卷28
⑩ 《明经世文编》卷100、卷84 《韩非子·杨榷》 《长编纪事本末》卷68,《青苗法上》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二一》 《长编》卷262 吕本忠《紫薇杂说》 萧少秋《张居正改革》,求实出版社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9 《王临川全集》卷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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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管理是高校各项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严格的考试管理体系可以帮助各高校客观正确的衡量教学水平、加强学风建设和提高教学管理效率但是,考试管理工作有其 自身的复杂性,因为每个班级每学期都有八、九门左右的科目需要布置考试,因此,科学高效地布置监考人员是考试管理工作的核心.而现今,布置教师监考时仍采用人工处理的方法 ,不得不查询大量的表单和数据,使考试管理工作变得更加复杂而低效.为适应高校监考实际要求,更好地进行管理工作,本文采用 B/S模式建成了一个完整统一、技术先进、高效稳定的教务监考管理系统,该系统集教务工作自动化和信息化为一体,可为教务工作有关部门提供优质、高效的业务管理和事务处理,实现了统一的信息浏览、考试信息管理及布置,布置监考教师并对监考情况统计等功能.
利用结构化编程技术,尽量细化排监考工作,以使每项工作模块化,从而可任意组合,为实现各种排监考打下基础;利用面向对象编程技术,能产生高效提供信息的数据库,并使其易于维护;使用控件可增强应用的界面,提高系统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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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专业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西方国家开始对工业工程教育进行评估,结论是传统的工业工程教育只注重车间层次的效率和数学方法的运用,其毕业生和工程师们缺乏必要的沟通技巧和管理知识。另外,根据美国工业工程学会的调查,发现70%的工程师在40岁之后都要承担工程管理的工作。因此,产生了工程管理这个新的学科领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基于不同组件开发技术的工程管理信息系统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工程管理是保障工程项目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是工程进度、工程质量和工程投资效益取得成效的基础,管理信息的精确性是关键性因素,近年来组件技术的开发满足了软件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分布式处理应用的需要,改善软件的开发效率,实现软件的模块化升级,对工程管理系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若想提高工程管理质量,就需要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提高管理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还需要健全市场开发体系,注重工程管理数据处理及传输的准确及时效性,开发工程管理信息系统是市场发展的趋势。
工程是科学和数学的某种应用通,通过这一应用,使自然界物质和能源的特性能够通过各种结构、产品和机器反应出来,是以最短的时间和精力做出高效、可靠且对人类有用的东西。有组织、有目的的群体性活动是为了改善自身生存和生活条件,并根据当时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而进行的物化劳动的过程。“工程管理是对工程所进行的决策、组织、计划、协调、指挥与控制”。工程管理信息系统在现在的生活中有了较多应用,在概念和方法上有了巨大的变化,现阶段的工程管理系统无论作为学科,还是内容都更为丰富。工程管理信息系统的组件是个复杂的工程,基于不同组件的开发技术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
组件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定义,通俗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可以独立开发和交付,自包含的,可部署的软件功能单位,它通过接口向外界( 应用程序、框架或其他组件) 提供服务,可重复使用并可与其他对象进行交互。一个组件有若干个接口,每个接口代表组件某个属性或方法,开发人员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特定的语言工具实现组件的开发,通过设置属性和方法使组件完成特定商业逻辑。组件技术的优势在于,根据组件规范,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建立自己的组件库,在以后的开发过程中,可直接提取相应组件,不作任何修改直接使用。
2. 1 基于Internet /Intranet 的工程管理系统开发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工程管理信息系统的结构和思想有了巨大的转变,通过网络进行工程管理的信息传递成为了必然的发展趋势,故Internet - Intranet 已成为工程管理信息体统的核心平台。工程管理包括质量、投资、进度三大控制体系,系统需根据体系进行工具的管理,应用于各个管理模块和领域。在开发语言选择上采用Java Server Page 技术进行构建,结合XML 标准开展应用, Java 技术出现后不断升级改进,采用自主开发包Java,增强系统安全性。其中SQL Server 在分析服务、数据转换服务、数据仓库等方面有了巨大的突破,为工程管理系统的调整提供了有利的工具。根据工程建设项目大小调整网络建设的方案,其组件开发技术具有可伸缩性、安全性和可靠性,并可以和其他服务器软件的系统集成。
技术开发过程中考虑到管理的习惯问题,系统的界面模块设计仍然以传统的三大管理为基础结合管理思路设计,设置了工程动态、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工程费用、事件管理、文件管理、日程管理、合同管理、资产管理和系统管理十大模块。基于Internet /Intranet 的组件开发技术采用了C /S 和B /S 混合模式,建立了复杂的非线性系统的数学模型,对工程管理信息进行处理和预测,充分利用了两种模式的优势,保证了工程管理过程中敏感数据的安全性和系统维护的简单性,较好的记忆样本信息,达到较高精度,准确度令人更加信赖。开发的新技术为工程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其主要应用人群是内部管理人员,能协助人员准确完成工程管理中的数据的录入、编辑、查询、统计、分析和决策任务。
在程序开发端,每一页面保留代码量最小化,能够采用接口的地方,尽量将代码以Java Beans 组件形式封装到后台系统连接Internet 网的方式可灵活选择,上网条件较差的建设项目可只在局域网内运行,必要时再接入到Internet 广域网,实现局域网到广域网的无缝升级,操作简单方便且安全性高。
2. 2 基于GIS与RS技术的工程管理系统开发
当前面向GIS 的开发模式主要有开发型、宿主型、二次开发和基于GIS 组件的二次开发,RS 为遥感技术,遥感图像的处理及信息提取。随着TS、GIS 技术的发展,将两种技术结合应用到工程管理中,具有对空间数据库的管理与分析功能,方便编程、易于移植、便于维护的优点,在工程管理中的调整、评价、管理和决策中,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工程管理信息系统以数据、图档、业务管理逻辑等为主,利用GIS组件实现空间数据处理、分析,并利用其集成多种分布式数据源的能力,将本地属性数据与异地或网上的数据集成起来,与现有的应用系统有机集成。现有的系统应用框架是利用Eclipse 开发工具,通过MO 组件、基础数据库传输的传输,建立空间数据库和关系数据库,形成系统功能模块,分别进行信息系统的管理,执行能力强,安全性高,可移植性好。
通过RS 的遥感图像,可以及时准确的了解工程管理中的情况变化,提供科学快速的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和有力的帮助,监测工程进度,在集成应用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发挥了组件技术的优势,为科学的工程管理和决策提供强有力的工具。
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节约工程管理成本是建设过程中的共同目标,不能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管理体系是造成我国工程管理混乱的主要原因,对工程管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才能提高工程项目的时效性,提升项目的开展效果和整体质量。使用先进的开发组件技术为工程建设建立优越的信息管理和交流的平台,通过工程管理中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运用,提高项目管理水平,为全面实施科学规范、严格高效的工程管理水平提供科学的借鉴。基于不同组件开发技术的高效率、低成本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优越性,逐渐受到关注,故其在工程管理信息系统构建领域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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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七夕节起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中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这便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的关于乞巧的记载;唐朝王建有诗云:“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开元天宝遗事》载:唐太宗与妃子每逢七夕在清宫夜宴,宫女们各自乞巧,这一习俗在民间经久不衰,代代延续。
宋元之际,七夕乞巧相当隆重,京城中设有专卖乞巧物品的市场,世人称之为乞巧市。人们从七月初一就开始置办乞巧物品,那时乞巧市场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简直成了人的海洋,七夕节是古人最为喜庆的节日。
七夕节还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有关。相传牛郎父母早逝,常受哥嫂虐待,与一头老牛相依为伴。老牛感其善待,面授计谋,教他如何娶织女为妻。有一天,众仙女们到银河沐浴,藏在暗中的牛郎突然拿走了织女的五彩衣。惊惶失措的众仙女穿衣飞,唯独剩下织女。在牛郎的恳求下,织女答应做他的妻子。婚后,牛郎织和女过着男耕女织,相亲相爱的幸福生活,一年后织女生了龙凤胎。老牛临死之前叮嘱牛郎要把它的皮留下来,遇难时披上以求帮助。老牛死后,夫妻俩忍痛剥下牛皮,把老牛埋在山坡上。
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得知织女和牛郎成亲之事,勃然大怒,立即命令天神下界抓回织女。牛郎回家不见织女,急忙披上牛皮,担着一双儿女追去。眼看就要追上织女,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金簪向银河一挥,昔日清浅的银河霎时间变得浊浪滔天,将牛郎织女隔在银河两边。从此,牛郎织女眼泪汪汪,隔河相望。后来王母娘娘准许每逢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会,于是人间喜鹊飞上天空为牛郎织女搭桥,谓之鹊桥会。据说在七夕夜深人静之时,人们还能在葡萄架或其他的瓜果架下听到牛郎织女在天相会时的脉脉情话。
民间姑娘信以为真,于是每到农历七月初七,在牛郎织女“鹊桥会”时,姑娘们就会来到花前月下,抬头仰望星空,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希望能看到他们一年一度的相会,乞求上天让自己也能像织女那样心灵手巧,祈祷自己也能有个称心如意的美满婚姻,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七夕节。
所谓七夕节的习俗,就是妇女们在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进行的各种乞巧活动。
乞巧活动的方式大多是姑娘们穿针引线,做些乞巧的小物品,再摆上些瓜果,赛乞巧,各个地区的乞巧方式不尽相同,但各有各的趣味。
在山东济南、惠民、高青等地的乞巧活动很简单,只是陈列瓜果乞巧,此时如有蜘蛛结网于瓜果之上,就意味着太乞巧了。而鄄城、曹县、平原等地吃乞巧饭,乞巧的风俗却十分有趣:七个要好的姑娘拿来面、菜,一块儿包饺子,把一枚铜钱、一根针和一个红枣分别包到三个饺子里,乞巧活动以后,她们聚在一起吃饺子,据说吃到钱的有福,吃到针的手巧,吃到枣的早婚。
有些地方的乞巧节活动,带有竞赛的性质,类似古代的斗巧风俗。近代的穿针引线,蒸饽饽,烙果子,有些地方还有做巧芽汤的习俗,即在七月初一,将谷物浸泡水中发芽,七夕这天,剪芽做汤,儿童吃巧芽,聪明伶俐;后来用面塑、剪纸、彩绣等形式做成的装饰品,就是斗巧风俗的演变。而牧童在七夕之日采摘野花挂在牛角上,叫做“贺牛生日”(传说七夕是牛的生日)。
诸城、滕县、邹县一带,则把七夕下的雨叫做“相思雨”或“相思泪”,是牛郎织女相会时哭泣所致。胶东,鲁西南等地相传这天喜鹊极少,它们都到天上搭鹊桥去了。
如今浙江各地,仍有类似的乞巧习俗。如杭州、宁波、温州等地,在这一天,用面粉制成各种小型物状,用油煎炸后称为“巧果”,晚上在庭院内陈列巧果、莲蓬、白藕、红菱等。女孩对月穿针,以祈求织女赐以巧技,或者捉一只蜘蛛,放在盒中,第二天开盒后如已结网,则称为得“巧”。
在绍兴农村,七夕夜会有许多少女,独自一人偷偷躲在茂盛的南瓜棚下,在夜深人静之时,倘若能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的悄悄话,这位少女日后便能得到如意郎君。
为了祈盼牛郎织女能在天庭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在浙江金华一带,七月七日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杀一只公鸡,意为这夜牛郎织女相会,若无公鸡报晓,他们便能永不分离。
在广西西部,传说七月七日晨,仙女要下凡洗澡,若喝其洗澡水,可避邪、治病、延寿。此水名曰“双七水”,人们在这天鸡鸣时,争先恐后地去河边取水,取回后用新瓮盛起来,待日后使用。
广州的乞巧节独具特色,七夕节到来之前,姑娘们用彩纸、通草、线绳等,编制成各种奇巧的小玩艺,将谷种和绿豆放入小盒里,再用水浸泡,使之发芽,芽长到二寸多长时,用来拜神,称之为“拜仙禾”和“拜神菜”。从初六晚至初七晚,姑娘们穿上新衣服,戴上新首饰,焚香点烛,对空跪拜,称为“迎仙”。
拜仙之后,姑娘们手执彩线,对着灯影将线穿过针鼻,如一口气能穿七枚针鼻者叫“得巧”,被称为巧手,穿不到七个针鼻的叫“输巧”。七夕之后,姑娘们将自己制作的这些小工艺品及玩具,互相赠送,以示友情。
在福建,七夕节时,姑娘们还要让织女欣赏、品尝瓜果,以求她保佑来年瓜果丰收。供品包括茶、酒、新鲜水果、五子(桂圆、红枣、榛子、花生、瓜子)、鲜花和妇女化妆用的花粉以及一个上香炉。在斋戒沐浴后,大家轮流在供桌前焚香祭拜,默祷心愿。女人们有乞盼儿子、乞盼长寿、乞盼美丽和乞盼爱情的。而后,大家一边吃水果聊天,一边玩乞巧游戏。乞巧游戏有两种:一种是“卜巧”,即用占卜自己是巧是笨;另一种是赛巧,即谁穿针引线快,谁就得巧,慢者称“输巧”,“输巧”者要将自己的小礼物送给得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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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策略——实现、实施广告战略的各种具体手段与方法,是战略的细分与措施。 常见的广告策略有四大类:产品策略、市场策略、媒介策略和广告实施策略。 产品策略主要包括产品定位策略和产品生命周期策略,另外还有新产品开发策略、产品包装和商标形象策略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产品不同生命周期的广告策略选择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最后得出企业应结合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特征,制定出不同的科学广告策略,取得更大收益。
关键词:产品生命周期 广告策略 品牌
产品生命周期是指产品从进入市场到最后被淘汰退出市场的全过程,典型的产品生命周期包括四个阶段: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采取的促销策略有广告、公关、人员推销、促销等,其中广告已被公认为是现代企业拓展市场、销售产品最常用、最有效的工具。广告策略是指在广告活动中为实现广告目标而采取的对策与方法手段。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产品,其市场需求量、市场竞争状况、消费者心理、市场营销策略等都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各阶段的广告策略也应针对不同阶段的特点有所不同。
产品导入期是新产品正式投放市场销售缓慢增长的时期,其特征表现为,新开发出来的产品,性能质量不够稳定,需逐步改进;消费者对新产品较陌生,缺乏全面了解和信任,由于消费者接受新产品往往需要经历缓慢的试用过程,建立对产品的信任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此阶段产品的市场需求量较小,销售额增长较缓慢;企业投入了大量产品研发和生产的费用,还要投入巨额资金对这种全新的产品概念进行宣传,以培育产品市场认知度及提升产品知名度。推广渠道和产品促销推广费用较昂贵,此阶段市场营销成本非常高,而企业获利很低以至没有利润甚至亏本,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新品刚进入市场时,同类产品较少,市场竞争环境较宽松。导入期内由于风险大、花费多,持续时间应越短越好。因此导入期广告策略,应注意两方面问题:
以创牌为广告目标,提高新产品知名度和消费者对产品概念的理解度及品牌商标记忆度;开拓市场,诱导消费者对新产品产生初步印象和需求,愿意尝试新产品并逐渐接受新产品。
采取告知性广告策略,广告诉求偏重于理性教育,强调新产品概念带给消费者的具体利益。通过对产品性能、特点等介绍,培育出该产品的消费先驱,即前期购买者。这一时期的理论基础是USP理论,即独特销售主张。此理论重点在于,每一广告必须向消费者说一个主张,让消费者明白购买产品可以获得的具体利益;必须是竞争对手做不到或无法提供的,在品牌和说辞方面独一无二;必须强有力,集中打动、吸引消费者购买产品。其核心就是利用本产品与其他产品相比具有的最独特、最吸引人的地方进行广告宣传。例如宝洁公司的广告宣传,海飞丝去头屑、飘柔令头发光滑柔顺、潘婷深层营养保健等,就是强调产品的独特功效,从而迅速提高产品知名度,引起消费者注意,激起购买欲,促使其产生购买行为。广告宣传采用全方位密集传播,充分利用不同的媒介组合,使广告信息到达最广泛的消费者层面,从而达到快速占领市场、影响产品认知、初步提升品牌知名度的目的,为产品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要注意与其他促销策略的配合,从而更好的实现广告目标,缩短导入期时间,尽快进入成长期。
产品成长期是产品销售快速增长和利润大量上升的时期,其特征表现为,产品逐渐或迅速被消费者了解并接受,早期购买者喜欢并乐于继续使用该产品,大多数消费者开始追随,产品销售量快速增长;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企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成本大幅下降,利润快速增长;由于大规模生产和利润吸引,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市场竞争开始激烈,产品价格降低。
在此阶段要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竞争目标,提高产品市场竞争能力,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引导消费者认牌选购,提高指名购买率。二是形象目标,争取社会公众对本产品的正确、全面了解,提高产品美誉度,同时注重品牌,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采取说服性、竞争性广告策略,突出品牌,以品牌广告为主,并巩固产品概念。诉求重点放在本产品与竞争产品的差异上,特别是突出本产品的优异,刺激选择性需求,使更多地潜在消费者指名购买本品牌产品,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同时,企业必须有强烈的品牌竞争意识,迅速提升品牌形象,占领有利的市场位置,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一个品牌在建立过程中,能否在情感上与消费者建立某种关系显得十分重要。如果品牌没能与消费者建立情感上的联系,消费者对它的态度是冷淡的。
相反,如果品牌与消费者建立了某种情感上的联系,那么消费者会慢慢被感化。此阶段的理论基础是品牌形象论,重点是广告最主要的目标是为塑造品牌服务;每一广告都是对品牌的长期投资,为维护品牌形象,可以牺牲短期经济效益;同类产品的差异性缩小,描绘品牌形象比强调产品的具体功能特征重要得多;广告应重视运用形象来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例如万宝路运用品牌形象策略,通过品牌形象与消费者建立情感联系,从而使其成为全球第一香烟品牌。由于前期大规模的广告宣传使消费者已经熟悉该产品,所以广告费用有所降低。为了提升品牌地位及增强口碑效应,公关活动的投入稍有增加。由于品牌效应有所显现,消费者口碑发挥重要作用,新顾客在老顾客传递的口碑信息中不断加入购买者行列,产品需求保持自然增长趋势,各种促销手段的作用有所减弱,促销费用相对降低。
产品成熟期是产品销售增长减慢,为对抗竞争、维持产品地位,营销费用日益增加,利润下降的时期。其特征是:产品在市场上已经被广泛了解接受,消费群体进一步扩大,产品销售量达到最大,市场占有率提高;市场进入相对饱和状态,潜在顾客已很少,产品销售增长非常缓慢;市场上出现更多的竞争对手,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产品销售价格相对以往来说略有降低,促销费用增加,利润下降。
此阶段有两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保牌,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消费习惯和偏爱,加深消费者对产品的好感和信心,刺激重复购买,建立品牌忠诚度,确保已有产品市场,并提高市场占有率;二是注重提高企业整体知名度和美誉度,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采取维持性、提醒性及竞争性广告策略,广告宣传重点放在品牌和企业形象的宣传上,提高品牌和企业美誉度,培养品牌忠诚者,吸引更多消费者重复购买该产品。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注意维系企业、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情感,为新产品开发、上市打下良好基础。广告宣传要注意显示和凸现出品牌之间的区别。其理论基础为:广告定位论,定位是把产品定位在未来潜在顾客的心中。进入消费者心智,并抢先占据位置,成为最重要的广告手段。成熟期竞争异常激烈,原有品牌期望维持并扩大市场,广告费用增加,新产品的进入异常困难。例如美国饮料市场几乎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天下,但七喜汽水的“非可乐”定位,使它在消费者心目中确立了在非可乐市场上的第一位置,销量不断上升,成为美国市场三大饮料之一。促销广告增加,费用较多且形式多样。利用各种社会公关、销售公关等推动产品品牌发展、提升企业形象,此阶段公关活动的形式及费用投入达到高潮。严格质量管理,以可靠优质的产品来赢得消费者的继续信赖。努力提高服务水平,完善服务网络。尽量延长产品成熟期的时间,避免产品提早进入衰退期。
产品衰退期是产品销售额下降趋势逐渐增强,利润不断下降最终趋于零,从而退出市场的时期。其特征为:产品在市场上已经非常饱和;产品处于老化状态,不能再满足消费者新的需要;随着科技不断发展和消费需求水平的提高,市场上出现新产品或新的替代品,消费者的需求及兴趣迅速转移;产品销售由缓慢下降变为急剧下降,利润急剧下降,产品处于被淘汰退出市场的过程中;原有市场竞争者逐渐退出市场。这一时期广告策略需要注意:尽量维持现有市场份额,保持一定的消费需求水平,延缓销售的下降幅度;或将广告重点转移到其他更有潜力的产品。
采取提醒性广告策略,重点宣传品牌,维持品牌忠诚者即老用户对该品牌的偏爱和购买习惯,使其不要轻易放弃该产品。这时期广告费用大幅减少,减少到保持坚定忠诚者需求的水平即可。通过低廉的价格、促销活动、良好的售后服务、品牌效应、企业信誉等吸引产品后期购买者。同时,企业应及时开发新产品替代旧产品,并把广告宣传费用投入到新产品上,逐渐放弃旧产品,有计划地引导产品以新代旧。
1.卫军英.广告策划创意[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
2.余明阳,陈先红.广告策划创意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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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将节日的构成要素概括为如下五点:( 1) 节日名称的特殊性; ( 2) 在历法中位置的特殊性; ( 3) 活动内容的特殊性; ( 4) 活动空间的特殊性; ( 5) 参与主体体验和情感的特殊性。①节日名称、节日时间、节日活动以及活动空间共同构成一整套节日规范,社会成员通过对这一套规范的实践形成自己的节日生活,产生特殊的体验和情感。这五种构成要素是节日与常日区别开来的标志,也可以用来作为区别不同节日以及同一节日不同历史形态的分析性工具。从这五个方面入手,能够发现,七夕节,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当代正发生重要的变化。
首先从节日名称上说,传统社会七夕节有许多专名,其中有根据节日所在历法中的位置命名的,如七月七、七夕; 有根据节日活动主体命名的,如女儿节、小人节; 有根据节日的活动内容命名的,如乞巧节、穿针节、巧夕。但这些名称如今已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中国情人节、七夕情人节或中国爱情节。这不仅表现在商家的广告中,也表现在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中。用这种专名称呼农历七月七日已是普遍现象。
其次从活动内容方面说,传统七夕节习俗活动主要有乞巧( 包括拜祷乞巧、穿针乞巧、观影占巧、用蜘蛛乞巧,看巧云、吃巧等) 、乞美( 包括用凤仙花染红指甲、采树叶洗头发、接露水洗浴等) 、乞子、准备享用专门的饮食以及祭祀占卜等信仰活动,而当下,尽管乞巧等习俗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发送手机短信、享受烛光晚宴,饮用香槟红酒,开始爱情之旅,赠送玫瑰、巧克力和珠宝首饰等成为七夕节的主要活动内容。
其三从活动空间方面说,传统七夕节的活动主要是在庭院中进行,庭院本是私人空间,由于七夕节习俗活动往往由来自不同家庭的多人共同参与,私人空间便公共化了。又由于多有祭祀织女等信仰活动,本来的世俗活动空间便神圣化了。如今,七夕节的活动空间较少公共化,不仅如此,像酒店、咖啡馆等公共空间也因为活动主体主要是恋人而变得私人化了。由于信仰活动的缺失,活动空间也缺少了神圣的意味。
其四,从活动主体及其体验和情感而言,过去,尽管七夕节也有男性参与活动,但主要是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民俗节日,是女子们表达美好愿望的关键时刻,反映了女子们对心灵手巧的热盼、对生儿育女的祈愿和对美丽容貌的渴望。① 如今,七夕节的活动主体主要是具有婚姻恋爱关系的男女双方,七夕节主要成为他们表达爱情的重要场合,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对此,当下流行的众多七夕节短信可以为证。比如“送祝福”网站的“七夕节短信”中,有“最新彩信”、“热门彩信”、“最新短信”、“搞笑短信”、“爱情短信”、“朋友短信”、“经典短信”栏目的设置,几乎全与爱情有关。② 节日所带来的体验和情感也多与男女爱情有关。比如“朗姆_ 可乐”在2013 年7 月25 日16 点左右发布的微博中这样说: “刚刚同事在讨论快七夕了,我突然觉得很失落,这些节日那些感情已经不再是我所能参与的话题,原本以为自己大大咧咧什么都可以不在乎,原来我也是个可以让伤心跟随这么久的人……越是刻意想去忘记一个人,那些发生过的事情越是清晰的回放……”③
在五个构成要素中,唯一没有改变的是节日的标志性时间。正是这个没有改变,提示我们上述的种种改变只是七夕节内部的变化。
七夕节的当下变化是人们可以看到、感知的文化事实,考虑到乞巧主题的退隐、爱情主题的突显,这个文化事实可以概括为从乞巧节到中国情人节的变化,这个变化显著且具有质变意义,因而是一种“蜕变”。
从乞巧节到中国情人节的蜕变是进入21 世纪以来发生的事情,这个蜕变的过程,大致可以概括为: 文化交流频繁的情况下圣瓦伦丁节以“情人节”的名称与玫瑰花、巧克力、烛光晚宴等文化符号进入中国社会( 主要是城市社会) 并为一些人所喜欢和践行。一种外来文化大行其道令国内一些具有较强民族主义情结、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安全意识的人倍受刺激,开始在本土文化中寻找可以与之相抗衡的“中国情人节”,一些传统节日如元宵节、清明节、三月三、七夕节的情爱要素被发现和被发掘。尽管在谁应该成为“中国情人节”方面存在着一些讨论,七夕节还是更受认可,成为“中国情人节”,圣瓦伦丁节也相应成为“西方情人节”。与此同时,已从西方情人节中获益的商家从中国情人节中看到巨大商机,他们采借西方情人节的过节方式和文化符号,在农历七月七日来临前,推出针对“有情人”的商品和服务。各种媒体也推波助澜,不断引发公众围绕七夕节进行辩论和思考,并组织以爱情为主题的大型活动,越来越多的人在观念上认可了七夕节作为中国情人节的正当性,并在行动上参与到和爱情有关的活动中。七夕节不仅拥有了情人节之名,而且拥有了情人节之实。
在七夕节从乞巧节向中国情人节的蜕变过程中,由河北省文联、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石家庄市文联等单位于2002 年联合发起的“七月七爱情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率先以七夕节为爱情节,组织开展了多项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从而使“数十万人参与其中,沐浴了爱情的幸福与快乐”。① 另一方面,它举办了七夕节文化研讨会,引发了学者对七夕节作为爱情节合理性和正当性的系统思考,思考的部分成果呈现于由袁学骏等人编成的《七夕文化论文集》中②时任河北省文联主席的冯思德在河北省会首届七月七爱情节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回顾了倡办首届七月七爱情节的过程并阐述了将七月七定位为爱情节的合理性与重要意义:
没想到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竟可以打破国界,在异国异族( 这里指在日本,笔者注) 中扎根,但我转而又有些黯然,七夕节( 乞巧节) 在我国早已被人们淡忘了,事实上它已经让位给了西方传过来的“情人节”。
去年12 月,在中国文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在报告中再三强调了弘扬和振奋民族精神的问题。在讨论中,我重提了日本七夕节的话题。石家庄市文联主席袁学骏同志便找到我,说他想与省文联联手张罗一个节,与西方情人节相抗衡。想来想去,最好还是把我国的七月七乞巧节捡起来,重新定义一下,然后大张旗鼓搞一个中国的爱情节。我非常赞成学骏同志的意见,一拍即合,我们还征求了省会党、政、文各界一些人士的意见,大家普遍对这一想法予以肯定和支持。
过去,仅仅把七月七说成是乞巧节,定位是不准确、不全面的。我认为应当把七月七定位于爱情节。关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在我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有着深厚的传统渊源和群众基础。
把七月七定位于爱情节,不单单是为了与西方情人节抗衡,更重要的是,可以倡导忠贞爱情、稳定家庭,符合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要求。大家知道,家庭是社会组成的细胞,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世界优秀文化的传入,一些腐朽没落文化也乘机侵入。搞“七月七爱情节”将是绝对适时的,十分有意义的。③
上述讲话表明中国没有情人节,为了与“西方情人节相抗衡”,他们就要“张罗一个节”,而“张罗”的策略和路径是对七夕节进行重新命名,并从中发现爱情。
1. 重新命名。正如前面已经说明的,农历七月七日作为节日,本来有自己的多个专名,但在抗衡西方情人节的诉求中,被进行了重新命名。2002 年河北省文联的命名是“七月七爱情节”,2006 年时, “根据中央有关领导的提议”这个名字被更改为“情侣节”。目前社会上比较流行的则是“中国情人节”、“七夕情人节”,不过已有专家明确指出这一命名并不合适,因为: “七夕节表达的是已婚男女之间恪守双方对爱的承诺,不离不弃、白头偕老的情感,不是表达婚前情人或恋人的情感,这是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两种感情,因此将七夕节作为‘中国情人节’并不妥当, ‘七夕节’应称作‘中国爱情节’。”④ 尽管围绕着七夕节的重新命名至今仍有争议,情侣节、情人节、爱情节的所指也有一些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名称中都含有一个“情”字。新名字让七夕节更多与“男女之情”联系了起来。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实”之辨,根据“取实予名”和“循名责实”的逻辑,对七夕节的重新命名既需要人们在七夕节传统中发现爱情,又需要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表达爱情的文化符号、从事与爱情相关的节日活动,从而表明七夕节果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爱情节( 情人节、情侣节) 。
2. 发现爱情。从七夕节中发现爱情是一个多人参与的持续过程,早在1999 年,汪玢玲就发表长文论证七夕本就是“中国的情人节”。① 冯思德更多从牛郎织女传说中发现了七夕节蕴含着爱情元素。因为广为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讲述了两人被迫隔开但依然不离不弃、最终得以一年一度鹊桥相会的浪漫爱情故事。2002 年未能参加七夕文化研讨会但积极支持“七月七爱情节”的乌丙安、冯骥才同样肯定这则附着于七夕节的传说与爱情相关。乌丙安说: “流传百世的牛郎织女鹊桥会的故事,始终颂扬着中华民族历代民众为爱情坚贞、婚姻自由而奋斗牺牲的壮丽精神。”冯骥才说:“若向爱情求真谛,且问牛郎织女星”,“牛郎织女身上寄托了中国人的爱情理想。”② 这次会议上,“还有大量的文章,是阐发弘扬七夕文化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呼吁要让古老的文化传统与时俱进,这与冯、乌二人论述形成了本次会议的最强音”③。之后,不少学者继续从传说、诗词、习俗、典籍中寻找发掘,以发现七夕节与爱情的固有关联性,许多民众也参与其中。
在这个过程中,白居易的《长恨歌》、秦观的《鹊桥仙》得到反复吟咏,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限绵绵无绝期”成为七夕节富含爱情因子的表征; 在这个过程中,含有二人被迫分开却不离不弃的牛郎织女传说版本得到反复讲述,他们成为忠贞爱情的代表; 牛郎织女传说的其他异文则被忽略,在这些异文中,或者织女与牛郎的生活并不怎么和谐,或者织女总是想方设法主动离开牛郎并终于成功。从七夕中发现爱情的过程,是将七夕节中原本零散的、潜在的爱情因子发掘出来、加以筛选、整合、阐释并集中呈现的过程。
3. 活动内容的采借与发明。“人类的姓名是建立在实践和认知基础上的分类系统,既是社会、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生产和再生产。”④ 七夕节的重新命名让七夕节在社会上有了新的定位、内涵和指称。按照循名责实的逻辑,重新命名必然引导和激发人们在节日期间从事与爱情有关的活动。由于中国节日体系中原本没有一个情人节,中国情人节的设置原本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所以在如何过中国情人节方面,人们很自然地从西方情人节那里寻找合适的资源,采借西方情人节的文化符号,运用西方情人节的活动模式,将玫瑰、蛋糕、巧克力、烛光晚餐纳入自己的节日实践。与此同时,又发明出诸多具有中国元素的文化符号与节日活动,如彩虹鹊桥、相亲大会、情歌对唱、抛绣球、放飞许愿灯等等。
七夕情人节因对抗西方情人节而生,本身却打上西方情人节的深深印痕,并以一种崭新的样态出现,不仅改变了活动主体,而且改变了活动内容、活动空间和活动情感,甚至改变了节日名称。如果我们将文化重构理解为一个社会群体对既有文化现象的再加工再创造,那么七夕节从乞巧节到情人节的蜕变就是典型的文化重构。它是人们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重新发现、发掘传统,并将其与外来文化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它融合本土资源与外来资源、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并具有具有主动谋求的鲜明特征。#p#副标题#e#
七夕节的当代重构具有重要意义。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中国传统节日植根于农业社会,源远流长,是传统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代以来,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传统节日地位明显下降,七夕节也面临生存的危机。如果说节日的活态存在乃在于特定时代特定区域处于不同社会地位、承担不同社会角色的社会成员在特定情境下对节日习俗活动的全部或部分实践,或者简言之,在于社会中有一定数量的人把这段时间当做“节日”来度过,那么在20 世纪末期,除了在个别地方,七夕这个曾经广为流行的传统节日因没有多少过节主体已名存实亡。但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从花店售卖鲜花的庞大数据中、从节日尚未到来关于七夕活动的预告宣传就纷至沓来的现象中,看到这个节日的蓬勃生机。七夕节复兴态势明显,其生存状态已然今非昔比。尽管七夕节复兴背后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也并非只有七夕这一个传统节日经历着复兴的过程,但毫无疑问,文化重构对七夕节的命运逆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这一重构,使爱情成为七夕节的主题,它契合了当代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需求,并因此迅速吸引了众多商家和都市男女的注意力,迅速发展壮大了过节的群体。不仅如此,这一重构还使七夕节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不仅勾起许多中老年人对七夕节的早年记忆从而使其首先在记忆中复活,而且使个别地方如甘肃西和、温州石塘、广州珠河等地仍然活跃的传统七夕节俗得到更多关注,这也促进了七夕节的当代复兴。
传统节日是一套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包括一系列何人在何时应做何事或不应做何事以及应如何做的规则,处于时间长河中的传统节日犹如一个生命体,有其自身生长发展演变的历史。它可以生,也可以死。由生而死通常被视为一个传统节日正常的生命历程。七夕节的蜕变表明,传统节日的命运其实更为复杂: 不仅可以生,可以由生而死,而且可以死而复生。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在传承中断后以一种崭新的样态重新回归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为其所遵循、操演和践行。七夕节的蜕变同时表明,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对于本土传统文化的传承而言,外来文化不仅是冲突的来源、竞争的对手,它还有可能成为激活本土传统的钥匙,并成为传统复兴过程中可以取用的重要资源。文化重构具有起死回生、化腐朽为神奇的巨大力量。
“中国人有爱情,但中国神话中没有爱神。中国有情人,但中国节日中没有情人节。”① 七夕节的文化重构填补了这一空白,突显了爱情的意义和价值,为当代人坦率地表达爱情、寻求浪漫提供了时机。而围绕爱情主题采借和发明的多种节日活动,也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成员的生活内容。从一些新闻报道中,我们能够感知2013 年七夕节( 阳历8 月13 日) 生活内容的丰富性。比如《七夕“浪漫经济”提前来袭玫瑰花预定异常火爆》一文中提到: “尽管距离七夕还有段时间,但各路商家却已提前备战七夕商机……除了传统的花店、蛋糕店、电影院,各大商场、超市的七夕节气氛也日渐浓厚,一股‘浪漫经济’悄然来袭。”② 除巧克力、蛋糕、毛绒玩具等常规礼物外,萤火虫、玫瑰香皂花、竹简情书等许多创意类礼物也非常受年轻情侣们的欢迎。③ 又比如,北京通州区于8月9 日至8 月13 日期间举办首届北京七夕节,共包括“七夕歌会”、“相爱运河”婚礼文化展、“大美运河”七夕传统文化展等17 项活动; ④ 而七夕节当晚七点零七分,首都体育馆也上演了一场盛大的“七夕中国2013 情歌演唱会”,主办方向社会公开征选的77 对情侣参与互动,现场万余名观众与众多明星共同见证爱的表达。⑤
七夕节的文化重构归功于多种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其中专家主要发挥了启动引领作用,并从学术角度承担了正当性的论证工作。商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传统节日往往是消费时间,以赢利为目的的商家总是会介入传统节日当中,繁荣的市场往往成为节日期间的动人景致。通常认为,商家主要是为人们按约定俗成的方式过节提供各种物品。但在七夕节的蜕变过程中,商家不仅提供了节日主体在节日中需要的物品和服务,而且提供了节日活动的空间,尤其重要的是,它们还在引导节日主体如何过节,如何消费。通过引导如何消费,它们生产了人们对特定物品和服务的认可、偏好和需求,也便生产了节日的活动内容和和文化符号,因而也就形塑了节日本身。当前七夕节在事实上成为情人节,鲜花、巧克力、红酒、香槟、烛光晚宴、浪漫之旅等成为七夕节的文化符号,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鲜花店、巧克力经营商、红酒经营商、餐饮店和旅行社等商家比其他行业的商家更加积极地以节日所需的名义推销自己的商品和服务。民众是七夕节蜕变的决定性力量,他们基于生活需要和文化自觉参与了七夕节的文化重构,不仅包括参与对正当性的讨论,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选择确证了七夕节的爱情主题,并基于追求个性、博取爱人欢心的目的而不断推陈出新并不断要求推陈出新,由此促进了七夕节节日活动的采借和发明。大众媒体则关注舆论、传递信息、发表意见、引发思考,并为各种力量的作用发挥提供了交流碰撞的平台。总之,具有不同利益诉求和目标追求的学者、民众、商家、媒体等多种社会力量通过共处在同一个中华文化空间里而互相影响,彼此激发,一起营造了七夕乞巧节向情人节蜕变所必需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空间,推动了这一蜕变所必需的正当性论证和主体性选择,为七夕节的文化重构发挥了各自独到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七夕节的文化重构过程并非一团和气,在应该如何给七夕节重新命名、应不应该承认七夕节是中国情人节等方面,均存在不同意见。这些争议影响深远,颇具意义。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关于七夕命名的争议,前文已有叙述。命名争议明显地延续了“必也正名”的思维逻辑,其背后,则是公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一度式微的传统节日能够复兴并长期传承下去的殷切希望,是对这个节日以何种状态复兴的设计与理想,是企盼复兴的节日能够经世致用、传递文化价值、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秩序的良苦用心。在是否应该承认七夕节是中国情人节方面,争议更多。比如2006 年有一位学者提出“把七夕当作情人节来过不合乎传统”的观点,① 就引起了许多民众的强烈反对,演化成一个文化事件,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又比如2009 年8 月14 日腾讯QQ 论坛上开设了一个帖子,让七夕节PK 情人节。辩论设置了正反双方,正方的代表观点是: “我觉得无所谓,与时俱进嘛! 牛郎织女也是爱情的象征,只要有需求有市场,人们又喜欢这种氛围,就不要这么较真,毕竟传统也是人造出来的!”反方的代表观点是: “我觉得应该抵制这种崇洋的情节,原本七夕的内涵就不是情人节,因为商业利益而改变传统文化,那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要慢慢变味了!”② 无论是正方观点还是反方观点,都有不少跟帖。比如正方11 辩的辩词如下:
自祖国建国以来,不断的与外界建交,更加入WTO 后,与世界交流更加密切,随着社会发展,非主流和西方的思想也不断涌入进来,既然七夕节也能带动市场消费,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而对于情人,特别是对于我国的情人而言,不是又增加了一次创造温馨,甜蜜的机会么。我们不能拒绝西方的文化,我们需要做的是发扬自己的文化。不闭幕造车,要勇于交流。把我们的文化发扬光大。让七夕节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传统爱情节日。③
反方3 辩则说:
我们应该好好保护现有传统文化,并把“牛郎织女的爱情文化”进一步弘扬广大。这是祖先遗留下来的。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接续历史、需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是世世代代都要做的事。增强我们民族凝聚力、增强祖国在世界竞争中的“软力量”,不要让WAI GUO 人看笑话。④
这些围绕着七夕节应不应该向情人节靠拢的跟帖,表述着普通中国人关于如何对待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认知和理解。这是公众参与七夕节文化重构的过程,也是参与文化讨论进行文化反省和文化批判的过程,同时是公众文化自觉性、文化自信力、文化鉴赏力、文化反思力、生活自主性的培养过程。从不同观点的碰撞交锋中,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多元价值取向,纳异包容与坚守民族本位的共同在场。我们也看到,碰撞交锋激发、推动不同观点的持有者对多元文化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着更加深入的思考。而这些思考,无论对于七夕节的未来发展,还是对于所有传统节日的传承,乃至对于中国文化的当代建设,无疑都大有助益。可以说,七夕节的文化重构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全社会进行文化反思的作用,它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已远远超出七夕节之外。
民众有权利过自己想要的节日生活,并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在当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爱情观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民族意识高涨、传统复兴已成大势的情况下,中国人要过情人节而且要过自己的情人节的诉求理应得到充分表达,也理应受到充分尊重,七夕节向中国情人节的蜕变是这种诉求的现实化,是民众凭借一定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和纳异包容的文化开放态度进行文化选择的自然结果,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值得珍视。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并非七夕节文化重构的终点,而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并且也应该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因为尽管七夕节由乞巧节向中国情人节蜕变的文化重构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有缺陷,即一定程度形成了对传统七夕活动的遮蔽。
有着两千年历史的七夕节在其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早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习俗活动,而且具有多样的地方性表现。比如甘肃西和仍然活跃的“乞巧节”是典型的女儿节,参加者主要是未婚的少女,节日历时七天八夜,包括迎巧、祭巧、唱巧、跳麻姐姐、拜巧、迎水、巧饭会餐、照瓣卜巧和送巧等一系列仪式,且有相应的仪式歌舞相伴。① 浙江温岭石塘箬山村的七夕节则是“小人节”,它的主要参加者是小于16 岁的孩童及其家人,主要活动是祭祀七女神,祈愿小孩健康发展。② 七夕节的众多习俗活动及其地方性表现以及“七夕”这个具有诗意、浪漫气质的名字,具有重要的生活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认同价值,应该有比当下更好的生存空间。换句话说,未来的七夕节应该是既吸纳外来文化的优长又有更多中国元素( 不只是节日时间,还有节日活动及其具有的文化内涵) 的有机融合,能够同时作为情人节、乞巧节乃至小人节等在更大空间里共生共荣。
目前来看,突破情人节遮敝、实现共生共荣的重要路径是七夕节历史记忆的日常生活化和目前仍然活跃的地方七夕节俗活动一定程度的普遍化。前者是指有意识采取一些措施使曾经活态存在、目前仅仅保存于文献和头脑中关于传统七夕节的历史记忆重回日常生活,得到实践。后者是指有意识采取一些措施使当下为个别地方民众所传承享用的七夕习俗在更大的空间内被更多的人所共享和传承。这两种路径无疑都存在一定的障碍。前者需要克服的主要是时间变换所带来的挑战: 毕竟历史记忆中的七夕节是传统社会的七夕节,更多体现了农耕社会的理想和追求,而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是工业文明、现代社会。后者需要克服的主要是空间位移所带来的挑战: 地方七夕节俗活动毕竟是特定空间内生长发育出来并适合其水土的节日文化,普遍化则意味着将其置于非本土的环境之中。而这也决定了无论选择哪一种路径,都不可能是传统七夕节俗和特定地方七夕节俗的全面照搬,而只能是以其为资源从中汲取若干元素、结合其他元素重新加以组织并应用实践的文化重构过程。
未来的七夕节重构仍然需要包括学者在内的多种力量共同参与。需要说明的是,学者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要求民众选择专家学者偏爱的节日生活和过节方式,但专家学者可以通过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从而为人们如何过节提供更多的选择项。这是学者的社会责任,也是学者的社会贡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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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是我国古代已有之。然而,直到现代,人们对于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还是各有不同。其一,狭义的法制,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其二,广义的法制,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其三,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与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一致性与不同点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与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一致性与不同点分析全文如下: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法制思想,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制理论的宝贵财富,是指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思想之一。由于历史背景等诸多原因,两者既有其广泛的一致性,也有其众多的不同点。加强对两者的比较研究,既有利于我们从总体上和更深层次上把握邓小平理论的实质,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的法制思想。
(一)立法理论出发点的一致——都主张立足中国实际,同时积极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十分重视立法工作,并把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法律、法规作为立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毛泽东提出立法工作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要从我国法制建设的水平出发。早在1953年他就明确指出:“应该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有些法律条文要真正实行,也还得几年。”(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6页。)1954年,他在组织领导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时指出: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他反对立法中的绝对化、机械化,强调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我国各地、各民族间存在的差异。他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力求达到切实可行。
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指出立法必须从我国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法律缺乏的实际出发,必须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1978年,邓小平在谈到民主与法制建设时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147页。)
立足中国实际的同时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在立法方面的经验,这是毛泽东立法思想的另一个方面。1954年,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济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注:《邓小平选集》第5卷,第127页。)同毛泽东的主张一样,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168页。)1992年他再次强调,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立法工作的发展,正体现了从本国实际出发与适当借鉴别国立法经验的相结合。
(二)法制目标在许多方面的一致——都认为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建国初期,旧的国家机器被砸碎,旧的法律制度被废除,新形势迫切要求以法制确认国家的性质,制定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和保障社会稳定的新秩序。为适应这一要求,毛泽东十分重视法制建设。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讨论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大政方针。此后,陆续制定出了第一批重要的经济、民事、行政、选举、组织等方面的法规,并于1954年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国家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概括了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了“国家意志”的威力,打击了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实现了党和国家对工农、财贸、税收、文教、卫生、交通的有效管理,巩固了民族团结,保卫了国家安全,保持发展了良好的社会秩序。
邓小平和毛泽东在建国初期追求社会稳定这一目标上是一致的。粉碎“_”以后,中国正处在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指出,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这是中国压倒一切的问题;能否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仍是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国家的法制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从1979年后颁布了新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等大量的重要法律法规,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已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可见,邓小平为了达到社会稳定而通过制定和实施各项法律来调节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肯定、促进、发展积极的有利因素,促进社会变迁稳定正常地进行。
毛泽东邓小平主张法制的另一个目标就是促进民主政治的建设。毛泽东曾指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巩固,政权就会不稳,而人民民主的实现必须有法律保障。为此,从1952年到1953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批判蔑视人民民主权利的旧法观点为主要内容的司法改造运动。1954年以后,通过的宪法和一系列法令给予人民的民主权利是广泛的,包括民主施政、民主议政、民主参政、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等等。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十分重视民主政治的建设。他始终把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看作是关系国家发展方向的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长期任务,他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他深刻认识到:只有民主政治提供的渠道,才可容纳下公民源于经济利益冲动和观念更新而不断主张的政治热情避免因政治参与的危机而引发的动乱;只有民主政治提供的制度,才可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得以真正实现。
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是毛泽东邓小平共同追求的法制目标之一。一个国家有无法制,法制是否健全,一方面要看其法律体系是否完备,另一方面看它是否能做到有法必依,是否举国上下一体遵行。我们决不搞封建社会“刑不上大夫”那一套。毛泽东历来坚持这一原则,早在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就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指出:各抗日阶级的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毛泽东尤其不能容忍干部破坏法制的行为,1937年延安抗大六队队长黄克功枪杀女学员刘茜,被判处死刑;原天津地区负责人、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就是实例。毛泽东主张对那些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分子“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注:毛泽东:《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1951年11月—1952年3月)。)为了切实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毛泽东还指出“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注:《毛泽东思想选集》第4卷,第1476页。)
邓小平历来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说:“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为了实现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邓小平对特权持坚决的鲜明的反对立场,他说:“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判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因此,邓小平号召人民运用法律武器同特权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1986年,他在谈及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时说:“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2页。)这种敢于碰硬充分显示了他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制原则的决心。
(三)执法守法观点的一致——都主张严格执法、重视加强政法干部队伍的建设、强调领导干部带头守法
严格执法,这是加强法制建设的决定性环节,对此,毛泽东作了深刻的阐述。其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执法必须严肃、慎重,严禁执法中的草率从事偏向。在镇反运动中,毛泽东指示各地政法部门必须纠正草率从事偏向,对反革命分子要打得准,不要杀错。他指出:“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唯独草率从事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页。)1951年5月,他又一次强调指出,要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二是执法必须严格、严明。1951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中指出,判处死刑要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并告诫公安战线的同志必须严格把握政策界线,“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页。)1957年又针对执法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这是不对的。轻刑重罪不对,重罪轻刑也不对。”(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9页。)这些观点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指导意义。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首先,他强调严格执法是社会主义法制基本要求。1975年,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指出: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不起来。其次,他还提出严格执法的重点是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并且重申严格执法的关键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毛泽东很重视加强政法干部队伍的建设,他在很早就说过,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政法干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又是打击各种犯罪、执法法律的主体,他们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实施。邓小平对政法干部队伍建设也相当重视。他多次指出要努力建立一支政治可靠、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政法队伍。他说:“现在我们能担任政法工作干部,包括法官、律师、审判官、检察官、警察,起码缺一百万,可以当法官的,当律师的,学过法律,懂得法律,而且执法公正,品德合格的专业干部很少。”“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考法官、考警察,条件很严格,我们更应该严格,除了必须通晓各种法律、政策、条例、程序、案例和有关的社会知识以外,特别要求大公无私、作风正派。”(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因此,要大力加强政治、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政法干部队伍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就,是与实践邓小平这种理论、观点分不开的。
就我国的法制建设来说,虽然立法任务很重,严格执法又与政法干部队伍的素质有关,但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法律得不到普遍的遵守。怎样才能使全社会公民都自觉地去守法,关键又在于领导干部能否带头守法。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反复告诫党的各级干部,必须带头守法。1954年,毛泽东在谈到宪法的实行时说:“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9页。)
俗话说:官要清,民则正;贪官炽,盗贼兴。为此,邓小平把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以身作则,作为反腐倡廉举措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又说,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很大。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他还说:“只要高级干部带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人民群众反对特殊化,首先是对着我们这些高级干部的。但是,不只是对着高级干部,还有中下层干部。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6页。)除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守法外,邓小平还号召领导干部学会用法律办事。因为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过程中,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处理的新课题。
(一)对法制本身的理解有所不同
首先,对法制功能理论的理解不完全相同。在毛泽东的法制思想中,他把法制的功能主要局限于对敌斗争、惩治犯罪和维护统治的范围,过分地强调法律的制定主要是服务于权力的巩固,把法律仅仅作为实现政治统治的必要工具和手段,而忽视了在新的形势下法律对社会生活,尤其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组织管理的职能;他总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出发思考民主问题,导致他单纯强调国家对法制的完善和强化权力的必要,而没有把人民民主内涵中的公民权利义务,在法律思想上予以阐明;他只重视人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而忽视了人民应有的基本权利。因此,当他在宣告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留给人民的是义务主体的法律角色,结果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留下缺口,最终导致无视宪法、法律、无法无天的无政府局面,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民民主形同虚设。他所期望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社会局面终未如期到来。
邓小平在吸收和继承毛泽东法制功能思想中的积极因素的同时,又纠正了毛泽东的一些失误。他在强调法律对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的同时,特别重视法律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作用和功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宣布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我国被消灭,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也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在新形势下,邓小平强调了法律调整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功能。1978年邓小平就要求国家立法部门为适应当时经济建设形势的需要,集中精力制定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他指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他迫切地要求法制要在执行中完备起来。法制基本功能理论的及时调整,是我国实现“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尤其是现阶段,对依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对法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认识不同
对法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毛泽东指出:法律是上层建筑,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在这一基本思想指导下,党的八大提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但毛泽东在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过程中,并没有显示出对法制的强烈要求,使法制对经济建设的促进和保障作用未得到充分体现。他以阶级斗争为动力,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国有化程度;发动群众运动,用“人海战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法律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变得可有可无,造成1959年在全国撤销司法局后,“有事办政法,无事办生产”的令人费解的局面。结果经济立法工作裹足不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诸多关系无法规范、调整,以至在“”中使得政治斗争严重地冲击了经济建设,导致国民经济步入崩溃的边缘。
与毛泽东有所不同,邓小平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将法制建设提到了自建国以来的从未有过的高度,将法制作为影响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邓小平在众多的讲话中都反复强调加强法制建设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重要思想,从而首先确定了加强民主与法制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其次提出并论证了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的著名观点,他认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此外,他十分重视法制对经济建设的作用,多次强调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并且要求“两手都要硬”。在他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经济立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踏步前进。从1979年以来,我国颁布的经济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达700多个,涉及到计划、财政、金融、审计、会计、自然资源、能源、环境保护、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经济合作、知识产权、涉外经济关系等诸多方面,从而使我国的法制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积极作用。
第三,对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关系的理解程度不同
由于对法制的功能作用理解的局限,毛泽东对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不深刻的。他认为,法律的作用集中表现为:它是保护统治阶级镇压敌对阶级的工具。他说:“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一切东西……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8页。)在谈到民主时,毛泽东主要的是把它同集中联系。他认为,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我们党的基本的组织原则,是我们党正确的群众路线,而且是有效的政府组织形式。他在《论联合政府》中,高度赞扬民主集中制,指出“只有这个制度,才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生活。”(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7页。)毛泽东虽然在立法、执法问题上一贯坚持群众路线,比如1954年宪法的出台,先是起草委员会提出初稿后,组织了800多名各界人士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和修改,才将草案予以公布,接着发动全民进行两个多月的讨论,做了许多修改补充;在执法方面他经常召开座谈会,听取情况汇报,并且创立了调解制度和管制刑种等。但他始终没有从更深层次弄清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密切联系。
邓小平不仅继承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民主法制的一般原理,如:坚持民主与法制的阶段性,坚持民主与专政的统一,坚持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坚持民主与法制同步加强,坚持依法严厉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等等。而且对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首先,他提出和论证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著名思想,从而首次确定了加强民主与法制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其次,他反复强调民主与法制的统一。他指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因此,“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0页。)
第四,对“人治”与“法治”的看法不同
“人治”与“法治”是相对而言的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规范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模式,其界定标准在于人的权力和法的权威最终的相互服从,即人的权力最终服从法律权威,或者是法律的权威最终服从于人的权力。“人治”往往推崇领导者个人的能力,甚至发展到个人崇拜的程度。实行法治意味对“人治”的否定,反对个人权力的扩张,崇尚法律的权威性,强调运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调整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成为处理国家事务,规范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社会成员的行为的最终标准。
建国初期,毛泽东虽然对法制建设相当重视,但却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到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要求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必须依法治国,更没有采取措施把民主和法制制度化,使已有的成果固定下来。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随着党内“左”倾指导思想逐步发展和泛滥,以法制治理国家的方法受到冷落,法律虚无主义日益抬头。到了“大跃进”时期,轻视法律的思想更在全党上下泛滥开来。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上层建筑问题时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他甚至认为,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决议、开会、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由于毛泽东及党中央对法制认识的倒退,导致了1959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议撤销司法部和监察部,原司法部主管的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管理。随后,我国的立法工作趋于停滞,司法工作实践也偏离了正常的法制轨道。比如,我国刑法的起草工作在建国不到一年就拟定了大纲草案,到1957年6月已经写出第22稿,准备在同年7月由一届人在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予以公布,但是由于反右斗争正进行得轰轰烈烈,法律虚无主义思想迅速滋长,致使刑法“公布试行”的希望化为泡影。
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议政时谨小慎微,不敢大胆发表意见,更不敢轻言法律方面的议题,导致了我国从1959年直到““””时期,基本上没有什么立法活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同生产建设“大跃进”一样,1958年“司法工作大跃进”也以追求高速度、高指标为基本特征。如云南各级法院指出:“若干十昼夜扫除积案”、“拼命大战一月,争取实现安全地区”。黑龙江省一些地方提出:“苦战二十天,清案一千件”、“猛攻七尽夜、所有的案件不过月”。四川省某法院则浪漫地提出:“一天当二天,晚上当白天,起早睡晚当半天,不过星期六,消灭星期天,苦战两年实现安全县”。
为了追求高速度、高要求、高指标,全国的司法实践活动严重地偏离了法制轨道:首先是把加强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理解为由党委直接包办代替法院的业务工作,从而在实践上破坏了“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宪法原则。例如,在青海,有些县把案件审批权限竞下放到了区、乡党委;而在广州,涉及对工人的批捕、起诉,则要先经工厂党政领导同意,量刑问题也要事先与工厂党政领导商得一致意见;其次是由于片面理解群众路线,部分法院无原则地附和、追随群众意见,不能客观公正地依法审判案件。例如,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用组织职工讨论、听从群众裁决的办法,来解决盗窃案判决上的分歧等等。第三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司法工作制度和必要的程序,作了削足适履的任意修改、废弃或约简,结果使建国初期朝着正规化方向迈进的司法制度建设发生了严重倒退。““””期间,毛泽东推崇“人治”、轻视法律与法制的倾向更加严重,当时的红卫兵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口号的鼓动下,以“四大”为内容进行“反修防修”、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无法无天,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结束以后,邓小平认真总结了我国二十年来法制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坚决地否定了“人治”的治国思想,主张“依法治国”。为了避免““””一类历史悲剧重演,邓小平强调首先要加强制度建设,他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和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他提出了“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政治原则,要求把政治体制改革与法治联系起来,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
这就为建立完善的制度,强调法律权威,实现“人治”到“法治”的重大转变,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其次,邓小平还坚决反对个人崇拜,他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他反复强调:“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77页。)因此,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邓小平否定“人治”;主张“法治”思想的另一侧面的体现。
(二)对实现法制所采取的方式不同
首先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过分相信群众运动的作用与邓小平重视制度建设,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的区别
由于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的影响,在1957年9月到10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完全改变了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人民日报》。)的结论,而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
特别是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越来越忽视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越来越重视阶级斗争,并且为全党制定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选择了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种方法来解决矛盾,希望用这种办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到了晚年,他把矛盾的斗争性的地位提到了不应有的高度。在指导国家开展各项建设时,毛泽东特别喜欢“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那种动荡、火红的场面,善于采用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法,以至于最后采取“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方法。
““””结束以后,邓小平对当代中国国情、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作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他明确地意识到:“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为了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当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提出了如何从制度上来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等一系列措施。其中提到:“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家的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9页。)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在谈到廉政建设时,邓小平也指出: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其次是毛泽东依靠个人魅力、高度集权与邓小平搞政治体制改革,尽可能下放权力的区别
毛泽东在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明确地阐述过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从哲学高度指出:“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法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注:《毛泽东著作选续》(下),第762页。)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某些人搞个人专断,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因此,他号召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倾向。1957年,毛泽东还提出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要达到“六有”局面的构想,即“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页。)
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些思想,由于他在晚年个人崇拜和没有形成严格完善的领导制度而受损害。1959年8月17日,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默许了刘少奇包含有提高某些个人威信、搞“个人崇拜”内容的发言。196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建设》中认为: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这之后,毛泽东对党内日趋严重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现象持基本肯定态度。例如1965年1月,中央军委提出“毛泽东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象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毛泽东批示说:“完全同意,照此执行。”从此,进一步容忍了林彪大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以致发展到个人说了算,“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个个崇拜导致了个人专断,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使民主集中制的制度难以建立和健全,集体领导原则受到削弱以至破坏,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失。““””之所以能够发生并持续10年之久,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党长期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防止个人崇拜现象滋长。加上其他因素,以致在广大党员和群众中,个人崇拜狂热,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使党失去了纠正自己领袖错误的手段。
痛定思痛,为了避免““””一类历史悲剧重演,邓小平指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从组织上和制度上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他强调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始终把自己看成是集体的一分子,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他说:“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践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我是出了力的,但不只是我一个人。所以,不能把九年来的成绩都写到我个人的账上,可以写我是集体的一分子。过分夸大一个人的作用并不有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8页。)
为了总结““””的沉痛教训,规划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要向三个目标前进: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围绕这三个目标,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其次是“权力要下放”;第三是“精简机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177页。)邓小平吸取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的教训,进一步提出要着力解决监督制度问题,用法律和纪律来规范和保障人民的监督权,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他认为:“在当前新的长征中,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实行互相监督,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对于增强和维护安定团结,共同搞好国家大事,是十分重要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5页。)
第三是毛泽东晚年轻视法律文化的传播与邓小平把法律知识交给人民的区别
任何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思想文化条件。在建国初期的法律文化体制中,毛泽东注意到了法律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他以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为内容,召开了各种代表会、干部会、群众会、座谈会,通过电影、幻灯、戏曲、报纸、传单、小册子、控诉、展览罪证等多种方式,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建立了政法院校、新法学研究所等法学教育机构和团体,培养我国的高等政法人才,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毛泽东对西方法律文化政治性的过分强调和过激认识,使他在批判反动法律学说和传统司法思想中,滑向了否定法律文化遗产的极端,使法学成了禁区,导致刚刚起步的法律文化建设出现停滞。
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认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是社会主义的潜在威胁。1966年,他在“五七指示”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全国仅有的几所政法院校不仅没有扩充,反而由1957年的4所院校和6所综合大学法律系调整为““””前夕的4院4系。““””中,除吉林大学、北京大学法律系保留外,其余均被撤销,到1975年,全国在校法律本科生总共才269人。(注:甘绩体:《法学教育的成就及改革》,《政法论坛》1989年(2)。)法律文化几乎成为一片空白,严重阻滞了法制建设。
邓小平认真地吸取了““””时期对个人盲目崇拜的深刻教训,他深刻地认识到:发扬民主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他指出: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
从而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此他提出“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8页。)他要求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根据他的主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把法制教育规定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措施,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法制教育和法制宣传。同时,邓小平把法学教育作为法律文化建设的百年大计来抓,恢复了一批政治院校。到90年代我国已经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培养人才的法律教育体系,从而为我国健全法制,实现法治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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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近代历史的总趋势来看,蒋介石对于结束北洋军阀统治、推进国家的统一,以及中国的现代化,曾有所贡献。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与历史学相关的论文:
从不同层面研究中国近代人物
【摘要】 近代中国社会变动之剧烈古未有之。近代人物在百多年的历史巨变中,因社会变迁而形成各种不同的历史层面。研究近代历史人物,必须对处于不同历史层面的人要不同对待;同时还要在研究方法上注意对其政治性、社会性及时代性等诸方面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力争把人物写深、写活。
【关键词】 近代中国社会 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历史层面
【论文正文】
近代中国是一个变的时代,“变”是它的特征,有人形容说是“亘古未有之奇变”,“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说明近代“变”的厉害。从秦皇汉武到鸦片战争,中国都在变,只是变得很缓慢。与古代相比,近代的“变”,一是速度快,二是变化大,三是变的面广。在古代如唐代,有所谓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但这只是一个朝代的变化,旨在说明在二百多年中,唐朝由盛而衰,它只反映了唐代的变化,但没有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的变动。只是到了近代,中国社会才出现全方位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变的历史,这个变是前进的,由落后走向进步。我们研究近代人物首先要把握近代社会这一变的时代特性。
一、由于社会变迁形成的不同人物层面
近代社会的变迁,把近代人物分成好几个层次,这是过去不可能有的。短短一百多年就有好几个历史层面,说明时代激荡,一代一代人物变化很快,人物的成熟也相对较快,不少人20岁左右就成熟了。正如梁启超形容的:风云入世多,岁月掷人急。近代人物因社会变迁剧烈而形成几个不同的层面。
近代人物变化的第一个层面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时间上为19世纪 40 —50 年代,在这个层面上出现了林则徐、魏源、洪秀全、洪仁等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这个层面人物是从旧的历史时代开始进入到近代的,在他们身上反映较多的是旧时代的特点,但他们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开眼看世界 ,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魏源的《海国图志》,用我们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海国图志》是一部错误百出的书,完全可以批它一通。但这部书是当时中国人研究外国的第一本书,它是在中国人对外部世界非常不了解,资料极为缺乏和中国人缺乏世界地理知识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当时道光帝连香港在何处也搞不清楚,魏源却讲了世界地理,这就很了不起。
第二个层面是在 19 世纪60—80 年代,前后约有30年。30 年中先后产
生了两种人物: 一是洋务派,一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这两种人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顽固派相对于洋务派而言,是旧时代的人物,直到 80 —90 年代还存在,其中有些人分化了,多数人停滞不前,未有多大变化。顽固派的重创是在义和团运动后。义和团运动后,顽固守旧势力基本上被摧毁了。改良主义者不断扩大,是一大批人。多年来史学界一直争论洋务派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区别, 区别是有的,但又有联系。不讲区别和联系是不对的,因为讲无联系,许多问题就说不清楚;不讲区别不符合实际。讲李鸿章与郑观应、王韬没有区别,不对。其实洋务派之间也有区别,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三人就不同。三人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至少左、李在对于外来侵略态度上就有不同。少数学者在衡量和评价他们时,有时只看到他们的同一性,有时又不看他们的同一性,其实人物之间不可能没有同一性。
第三个层面是在甲午战后,主要反映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是其代表人物。维新变法、救亡图存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在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学术界对这些人物的研究比较多,但有关康有为、梁启超之间的比较还可作进一步研究。康、梁师徒两人后来变化很大,过去都是把梁放在康的旁边,说他是保皇党、立宪派、投机政客,其实梁氏在近代中国许多问题上比康氏进步,如民国初年的表现,护国讨袁即是一例。梁氏在思想文化学术方面的贡献就更不用说了。康氏一生并无多大变化。康最大的功劳是推动维新变法。1895 —1898 年这四年可以说是康有为的时代,他由南而北,由北而南,刮起了一阵不小的旋风。顽固派视他为洪水猛兽,因此不能小看他。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海外,坚持立宪救国,仍不失为时代的骄子,很有些正气、斗志,对时代很有冲击力。入民国后,他念念不忘复辟帝制,成了时代的落伍者。早年他写了《人类公理》,讲民主平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讲跪地叩首既不卫生,也不符合医道,用这些话来反封建,显然是进步的。但五四以后,他的言论为之一变,大讲人生,说膝盖的作用就是用来磕头的。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原因何在? 甲午战前,他的足迹未出国门一步,反对磕头;戊戌以后流亡海外,周游了11国后,回过头来反而主张磕头了,这又是为什么?民国改元后,他的君宪理想破灭,张勋复辟,他是重要一员,积极参与筹划,事实俱在,梁启超曾痛斥他的这一倒退行径。
第四层面是在 20 世纪初年,即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在这一个时期,出现了一批狂飙式的人物,除孙中山、黄兴外,代表人物还有陈天华、邹容等人,也包括章炳麟在内。孙、黄是贯穿许多不同时期的领袖人物,这里不作专门论列。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在反清革命中曾产生过巨大影响,他们的呐喊曾激励许多年轻人走上反清斗争的道路。章炳麟不是狂飙式的人物,但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事件上,如在苏报案中表现得很突出,因此,也可以将他比做这样的人物。狂飙式的人物对社会冲击最大。蔡锷拥护袁世凯,就这点来看,他是立宪派;但他后又拥护孙中山,因此,他又是革命派。他不是一个狂飙式的人物,而是一个稳健派、务实派。辛亥革命时期,蔡氏作为一个务实人物和狂飙式人物皆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
第五个层面是五四以后到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这一个时期人物较多,鲁迅、胡适、吴虞、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人物是其代表。中共一大代表均可算在里面。这些人物的特点是提倡主义,主张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多少带有激进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他们不仅是社会变革的鼓吹者,而且还是思想家、政治家和职业革命家。胡适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着力于对国家、现实社会和未来前途的关注,过去批判他有的不近事实。
近代人物的第六个层面是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这一时期的人物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大批人。至于蒋介石算不算,当然要算。从中国近代历史的总趋势来看,蒋介石对于结束北洋军阀统治、推进国家的统一,以及中国的现代化,曾有所贡献。他坚持全民族抗战,尤其值得肯定。我们要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研究历史人物,但不能用共产党员的标准去衡评历史人物;不能用党史代替国史,不能用党的立场、是非观点去评判非共产党的历史人物。要从中华民族发展史去规范一切历史人物的研究。即便是共产党的历史人物同样也要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大视角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近代人物变化的第七个层面是从“一二九”运动到抗日战争,这一时期的人物太多了。从张学良、杨虎城,乃至抗战时期的杰出代表人物,国共两党均有, 民主党派人士也不少。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丰碑,民族的骄傲,难以细论,这里就不多作介绍了。
二、近代人物研究方法
人物研究并非易事 ,其方法大有讲究。
一是要先看这个人物属于哪一个层面,是哪一个时期出现的人物,他所表现的是什么,狂飙式的人物要歌颂,扎扎实实做事的人物也要歌颂。如要用狂飙式的人物去要求蔡锷,其结果只能是对蔡锷的否定,因为他不属于这类人物。像蔡锷这样务实打硬仗的人,在近代不是太多的。因此,研究时一定要抓住人物的特点。在太平天国时期,只有洪宣娇、苏三娘、萧九妹等近似《水浒传》中顾大嫂一类的人物,绝对产生不了秋瑾这样的巾帼英雄。戊戌变法前夜 1 ,300 多名举人“公车上书”也不可能产生秋瑾,因为当时女子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女状元、女秀才只有戏台上有,那是虚构的,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只有20 世纪的中国才会产生秋瑾,此后产生何香凝、宋庆龄、宋美龄、邓颖超、向警予、赵一曼等这样的人物。以前讲妇女解放的大多为男子,中国妇女自己起来解放自己是从秋瑾开始的,所以,秋瑾在近代史上地位很高。讲到龚自珍,他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死于 1841 年,有人说他属于古代人物,写中国思想史、写通史就将他写在古代,他是古代的终结,近代的开端,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陈旭麓先生曾称他既是中国古代最后的一位思想家、诗人,又是近代中国初期的一位思想家、诗人。他在近代活动的时间虽短 ,但他思想的触角已伸进了近代。
二是研究近代人物应注重人物的政治表现。过去讲阶级性,一味强调人物的阶级属性。所谓阶级属性,就是人的出身。阶级出身是客观存在的,自己是不能也无法选择的。近代人物中劳动人民出身的很少,那样要求他们不客观。近代人物的思想变化与近代历史进程变化有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可称为三个历史里程碑,三代人三个里程碑,这是一个社会迅速新陈代谢的过程。陈独秀在自传中说他一生三变: 从“康党”(赞成戊戌变法) 变成“革党”(拥护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再变为“共党”(共产党),这三个新陈代谢过程集中反映在一个人的身上,陈的三个“变”是时代变化在他身上的留痕。不把握时代脉搏的跳动,不扣住人物的政治表现,就无法研究近代人物。写陈独秀这样的人物至少应把握这些。
三是研究近代人物虽应重在人物的政治表现,但在研究中还是应当要注意考察人物的社会性。所谓社会性,就是阶级性。““””前研究人物一律搞标签式,一味强调阶级分析,那是不对的。但研究近代人物还是离不开社会性,即人物的阶级性。鸦片战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两个“半”社会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范畴,半殖民地就是殖民资本主义。五四前产生的是资产阶级,五四后产生的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又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又带有千丝万缕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买办资产阶级在近代起重要作用,它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既有联系又有矛盾。这两部分均有同一性,均是资产阶级,对中国社会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均带来过一些新的因素。过去对买办阶级的研究过多地强调它的消极面、破坏性,而忽视它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所起过的积极作用。买办资产阶级对于引进外国生产技术,推进中外贸易,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曾有过重大作用。买办资产阶级人物也有变化,对具体人物要作具体分析。叶澄衷、严信厚、陈猷等这些早期买办人物是靠与14外国洋行打交道发家致富的,对外国依赖性强,但对推动近代民族工业发展也是尽了力的。
四是研究近代人物要注意人物的转化,这也是研究人物的社会性很重要的一点。写人物生活经历、思想活动,均需要有一个社会性在头脑里,掌握这一点来分析他们,但不是千篇一律式地贴标签。如翁同和为同、光两代帝师,任户部尚书时与洋务发生关系,任军机大臣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有关,通过写他的这些经历才能写出他的教育思想、主战爱国和力主维新变法的转折。不写张謇出使朝鲜的经历,不知他在朝鲜看到日本对朝鲜的疯狂侵略,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有甲午对日主战和后来从事实业救国活动的转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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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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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翰笙.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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