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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杜甫《登高》生命忧患意识
论文摘要:在杜甫晚年以《登高》为代表的登览诗中,常常将对个体生命的忧患意识融入到由深沉的社会历史感、宏大的空间感和悠远的时间感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三维一体的立体结构中。它是杜甫独特的时空感受,也是杜甫的创新之处。构成杜诗境界的博大宏深。
夔州,是杜甫晚年“飘泊西南”时的四个重点生活地之一。诗人在这里虽然生活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但在创作上却形成了一次“最后的高潮”。而著名的《登高》川一诗,即为杜甫写于是时是地。该诗与杜甫的其它登览诗一样,即将对个体生命的忧患意识融人到由深沉的社会历史感、宏大的空间感和悠远的时间感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三维一体的立体结构之中,并使之成为了他晚年生命的无助与悲哀的一种标志。
当时的情况是,安史之乱虽已平息,但地方军阀又乘时而起,相互争夺地盘,社会一片混乱,在这种形势下,杜甫只得继续“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其一》),并在“何日是归年”(《绝句·其二》)的叹息声中苦苦挣扎。在漂泊之中,诗人仍心系“万方多难”的祖国—“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泅流”(《登岳阳楼》)。这个时期,诗人在长安所特有的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垂丈二十二韵》)的政治抱负,早已彻底破灭,因此只能面对苍天来表白自己“济世敢爱死,寂寞壮士惊”(《岁暮》)的志向,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和家国之悲,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历史的盛衰起伏紧密地结合起来,把自己忧国优民的满腔赤诚写进诗歌。在夔州的近三年时间里,杜甫在政治上虽然已是无望,但在诗歌创作方面却掀起了一次高潮。据统计,杜甫在夔州共创作了430余首诗,且其中多为流传千古的名篇,如《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就皆为脍炙人口之作。而《登高》,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者。
这首诗写于大历二年(767年)秋天,当时杜甫已经是一位漂泊受难、饱经沧桑的56岁的老人了,“壮心久零落”(《有叹》)、“江山憔悴人”(《送孟十二仓曹赴东京选》)是诗人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他目睹了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的重重创伤,感受到了时代的苦难,家道的衰败,也感受到了仕途的坎坷,晚年的孤独和生活的艰辛,心中百感交集,因而借“登高”写下了这首慷慨激越、动人心弦的旷世名作。清代杜诗研究专家杨伦称赞此诗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z},胡应麟《诗蔽》则更推重此诗精光万丈,是古今七言律诗之冠。凡此种种,均表明了这首《登高》的非同凡响。请看其具体之所写:
首联“风急天高猿啸哀,诸清沙白鸟飞回”,写诗人登高俯仰所见所闻,融合了诗人复杂而深沉的感情。夔州即今天重庆的奉节,那里一向以猿多声哀而著称,自古就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巴东三峡巫峡悲,猿鸣三声泪沾衣”之说,而峡口更以风大浪急闻名,这时诗人独自登上高处,视线从高到低,举目四望,侧耳聆听,围绕夔州的特定环境,诗人选择了凄冷的秋风、空旷的天空、凄厉哀怨的猿声,以及凄清的江水、白茫茫的沙滩、回旋飞翔的鸟群等六个意象,为我们描绘了一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悲凉画面。寥寥数言,为全诗定下了哀婉凄凉、深沉凝重的抒情基调。透过这组意象,我们仿佛看见一位憔悴多病的老人,独自站在高台,正在举目望远,急风不仅撩起了他的衣衫,还凌乱了他的头发。“哀”,既是外景,又是内心。这是一种纯粹的生命的悲凉。凄清的江渚,宁静的白沙,这是一种外景的暗示,也是一种生命归宿的暗示,更是一种让人寒冷的暗示。唯一的活物,飞鸟,正在空旷里上下。鸟的出现,实际上是诗人自我内心的隐忧——归鸟翻飞,自己居然在此独站。诗人自己的归途呢?诗人此时甚为茫然,作为读者的我们也很茫然。这是一幅率先定格的画面。通过这个画面,我们能看见许多,也能听见许多,还能感觉许多:一种威压,一种凄清,一种旷远,一种不知不觉的凄凉,一种油然而生的茫然,甚至还有些淡淡的恐慌——风之凄急、猿之哀鸣、鸟之回旋,都受着无形的秋气的控制,仿佛万物都对秋气的来临惶然无主,充满了生命内在的无助。
颔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集中表现了深秋时节的典型特征。落木,实际上就是落叶。从宋玉的“悲哉!秋之为气,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屈原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到陆机的“悲落叶于劲秋”,“悲秋”已成为古典诗词的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悲秋,实际上就是悲叹生命的凋零。虽然诗人在这里还没有提到“悲秋”,但“摇落深知宋玉悲”(《咏怀古迹五首》其二),当诗人亲见落叶从树木上飘零下来,感受到生命就是这样飘零的。当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这中间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树叶从郁青到枯黄,从枯黄到陨落的过程,生命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内心的伤感与绝望就像眼前的外景,外在的景象与内心的感慨交相辉映:生命的轮回总在秋天集中,万物的凋零总从秋天开始。作为诗人自己,生命仍在继续。苦难也在,漂泊更在。江水奔腾不息、滚滚而去,更引发诗人逝者如斯的慨叹。“无边”,“不尽”,旷野无碍,一种萧瑟博大的意象。“萧萧下”,树叶一片接一片地飘落下来,既有声,还有形,更多的还有那种飘荡的质感。“滚滚来”则挟裹着一种一去不返的气势。在写景的同时我们更深深地感悟到了作者的情怀——气势开阔,包容宇宙一切之慨,及无形中传达出的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怆。
“无边”、“不尽”的不仅仅是落木与江水,更是诗人胸中满腹的悲意和滔滔的愤情。这里,诗人放大了落叶的阵势和江水的流速,在万物代谢和宇宙永恒之间的矛盾中给人以无限启示,外在的景象与内心的块垒交相辉映。凄凉的外在反衬孤寂的内心,这实际上是一种无助:生命的消逝与有限,宇宙的无穷与永恒反衬出生命的渺小与无奈。
颈联“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是诗人一生颠沛流离生活的高度概括,有顿挫之神韵。诗人从空间(万里)、时间(百年)两方面着笔,把久客最易悲秋,多病独自登台的感情,融人一联雄阔高浑的对句之中,情景交融,使人深深地感到杜甫式的沉郁和悲哀。该联语言,充满着张力,具有高度的浓缩性。
虽然只有14个字,但却包含了八层内容,这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是很少见的。宋代学者罗大经《鹤林玉露》析此联云:“万里,地之远也;悲秋,时之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有八意,而对偶又极精确。”3这里的“八意”,即八可悲:他乡作客,一可悲;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又当萧瑟的秋天,四可悲;年已暮齿,一事无成,五可悲;亲朋亡散,六可悲;孤零零的独自去登,七可悲;身患疾病,八可悲。这八可悲将生命的悲哀绝望宣泄到了极致,人生的哀痛还有比这更深的吗?!并和首联的哀景遥相呼应,意景浑融。
尾联“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诗人备尝艰难潦倒之苦,国难家愁,已经使诗人白发日多,苦不堪言,本欲借酒遣愁,但由于因病断酒,悲愁就更难以排遣,这又无端地给诗人增添了一层深深的惆怅和无奈的慨叹。“艰难苦恨”四字力重千钧,蕴涵丰厚,有晚景凄凉的慨叹,老病缠身的哀伤,半生漂泊的愁苦,更有忧国忧民的情志。就像面对滚滚东逝的江水、纷纷飘坠的落叶而感到生命的无助一样,诗人面对“万方多难”的祖国,虽是“不眠忧战伐”(《宿江边阁》),心急如焚,但却“无力正乾坤”(同上),一样的无助!一样的无奈!诗人只能将这郁结于心中的愁苦凝结在诗的结尾,将个体生命的潦倒不堪归结于时世艰难,其忧国伤时的情操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古代,知识分子常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处世准则,而杜甫却是无论穷达,都兼济天下,情系黎民,这正是杜甫的伟大之处。
整首诗“悲秋”是核心,“哀”是贯穿全诗的情感主线。诗人由内心哀伤而登高遣怀,由登高遣怀到触景生悲,由触景生悲到借酒遣悲,由借酒遣悲到倍增新悲,全诗起于“哀”而终于“哀”,哀景着笔,哀情落句,诗人的悲哀既是伤悼“个人身世之秋”,又是伤悼“国家多事之秋”,是诗人感时伤怀思想的直接流露,是诗人忧国忧民感情的充分体现。
杜甫一生特喜好登览,并因此而创作了一系列登览诗,如《登兖州城楼》、《登四安寺钟楼寄裴迪》、《登楼》等,即皆为其例。在4O岁之前,杜甫登览诗的题材内容很广泛,记游,写景,怀古,叙事,行乐,涉及面广。他4O岁写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是第一首充满忧国之思的力作。自此以后,其以生命忧患意识为核心的登览之作开始大量涌现,登高必赋,临水必歌,其登览诗很少有为写景而写景的纯写景之作,它们大都结合着诗人的遭遇和感慨,国家的动乱和不幸,《登高》即是这方面的典型。杜甫的悲哀虽然是个人的命运,客居、多病、白发、潦倒、借酒消愁,这都可能是俗套,但是,诗人是把自己个人的命运、个人的悲哀和远在视线之外的战乱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把它放在开阔宏大高远的时空中来展示,把悲哀写得相当深厚博大,具有一种崇高感和悲壮美。这即是苏轼所言的“唐人高处”。
这种博大,突出表现在空间视野上。诗题是“登高”,开头两句就充分显示出登高望远的境界。风急天高,回荡猿啸之声,渚清沙白,空间壮阔,本已有俯视之感,再加上“鸟飞回”,更觉人与鸟之间,如果不是俯视,至少也是平视了。这正是身在高处的效果。到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种俯视的空间感不但广阔,而且有时间的深度。和前两句比,这两句境界大开,有一种豁然提升的感觉。如果说前两句给读者的感觉还可能是写实的话,这两句则明显有更强的想像性、虚拟性。落木居然满眼都是,无边无际,充满上下天地之间;长江滚滚而来的传统意象,不仅仅是空间的纵深透视度,而且是时间的无限长度。空间和时间的交织,当然不是局限于空间的画面可比,再加上意象是如此密集,前两句每句三个意象,后两句虽然只各有一个意象,但是其属性却有“无边”和“萧萧”,“不尽”和“滚滚”,有形有色,有声有状,有对仗构成的时空的转换,还有叠词造成的滔滔滚滚的声势。从空间的广阔到时间的深邃,不仅仅是自然界的,而且是诗人的精神气度:悲秋而不孱弱,有厚度,有浑厚之感。
其次,这种博大还表现在时空两种意念的对举上。在这类登览诗中,诗人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大量选用具有广阔意义的空间类词汇,具有悠久意义的时间类词汇人诗,前者如:“乾坤”、“天地”、“万里”、“千里”、“江山”、“风云”、“四海”、“万壑”;后者如:“万古”、“千秋”、“百年”、“岁月”,并在组织对仗时常常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下笔,构成时空两种意念的对举。如果说上一联还是侧重于空间的感受,时间感只是从江水的意象中微微透出,那么第三联“万里”和“百年”则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下笔,构成典型的时空对举。“万里”写故乡之远隔,是从空间角度着墨,“百年”写一生之困顿,是从时间角度着墨,诗人把自身形象放置于广大的空间与漫长的时间交叉点上,使抒情形象具有视通万里、思接百年的历史感、沧桑感,既有现实的高度,又有历史的厚度,同时,深沉的宇宙意识、强烈的时空感受蕴含其中。
我们来看他写于差不多同一时期的《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明明是个人的痛苦,健康恶化、亲朋离析,但杜甫却把它放在宇宙(“乾坤”)和时间的运动(“日夜浮”动)之中,诗人是把自己个人的亲朋离散、老病异乡和远在视线之外的战乱(“戎马关山”),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个气魄就宏大了。在《登楼》中,则是:“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动变古今。”他个人的“伤心”总和“万方多难”的战乱结合在一起,这就使得他的悲痛有了社会的广度。为了强化这社会性的悲痛,他又从“天地”的宏大空间和“古今”的悠远时间两个方面加以充实。
如果我们把杜甫的这类诗同仅从空间角度下笔的诗句比较,如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眺》)、李白的“山随平野尽,江人大荒流”(《渡荆门送别》)、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I临洞庭上张丞相》),应该说,这些诗句所写的景物也很壮阔,但比起上面所举的杜诗,我们总觉得它们缺了点什么,那就是深度感,厚度感。这些诗中所描写的仅是现实的景物,而不是历史的景物;它们仅是空间的景物,而不是时间的景物。因而它们虽然阔大,却并不深厚。杜诗的妙处,正在于既写了景物的空间状态,又写了景物的时间状态,以纵横交错的笔墨展示出景物的雄伟壮阔和悠久历史,并于其中表达出漂泊岁月中的生命体验和对时局的感受。所以,杜甫登高诗中的景物,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既缠绕着天地的云烟,又披戴着历史的风尘,同时还在这种深沉悲壮的诗境中凸显出白发老人面对天下烽烟的艺术形象,将个体渺小的生命放置于广大的空间与漫长的时间坐标点上,通过时、空的交构,抒发自己终身漂泊、老病孤愁的生命忧患意识。这个形象无疑是巨大的,它具有广博的视野,又具有深邃的思想,深沉的宇宙意识,强烈的时空感受,蕴涵在其中。
我们的先人很早就具有了宇宙意识和时空感受。《淮南子·齐俗训》将“宇宙”解释为:“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_4这说明古人已经把空间与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并已经表现出对二者的无限性有所认识。基于这种认识,古代文人面对无垠的宇宙,频频发出个体生命的渺小与短促的叹息。晋朝人羊祜登临岘山,对同游者叹道:“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5羊祜的悲伤即在于感慨江山之永存,人生之短暂。王羲之与会稽名士同游兰亭,他在“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时,亦不禁悲从中来,对比之下,感到了生命的有限:“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个体生命在无限的时空里所呈现出的微小和瞬息之状,是他们发出悲叹的哲学依据。宇宙永恒生命短暂的感伤,在古典诗歌中更是情感抒发的一个主要内容之一,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13苦多。”人生就如朝露,生命是何等的短暂和无奈。唐代诗人刘希夷把个体生命与落花作对比,体认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哲思,落花逝去,还会再开;青春衰谢,再不回来。感叹红颜易逝,青春易老,繁华易过,生命易衰。李白在一首《拟古》小诗中悲怆地慨叹到:“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和永恒的天地相比,人生只不过是暂借尘世寄住几宿的过客罢了!
杜甫诗中频频出现的“百年”之叹,毫无例外也是感叹天地之浩大,人生之渺小,光阴之无限,人生之匆促。但是,杜甫每每将对个体生命的慨叹纳入到国家、黎民的视野之中,他诗中的空间范畴是以国家、百姓为实质内容,这就使得他的“百年”之叹大大削弱了一己之私的内涵,是对个体生命有限的超越,从而具有了更为深沉的涵义。
综上,杜甫晚年以《登高》为代表的登览诗中,常常将对个体生命的哀叹融人到由社会历史感、宏大空间感和悠远的时间感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三维一体的立体结构中,面对浩渺的宇宙,充满灾难的巨大乾坤,叹息个人生命的短促与渺小无助。它是杜甫独特的时空感受,也是杜甫的创新之处。这使得杜甫晚年的身世孤微之叹,既蕴涵着宏大的宇宙意识,又具有深沉的历史意识和悠远的时间意识。杜甫的气魄,杜甫的深度,就是由这种社会历史感、宏大空间感和悠远的时间感三维一体构成的,是杜诗境界博大宏深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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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指的是指一个国家固有文化中的精华。在中国,国粹指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最富有独特内涵的深受许多时代的人们欢迎的文化遗产。誉满中外的中国京剧、中国画、中国医学,被世人称为“中国的三大国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全文如下:
孙中山晚年多次讲到欧美比我们好的是科学,是物质文明,而政治哲学、道德文明是远不及我们的。因而,他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演讲中,提出要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恢复我一切国粹”,以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地位”(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1~254页。)。孙中山的这一表述,颇为中外学者关注,并引发近年来大家对其晚年文化思想的讨论(注:有关讨论请参阅岛田虔次教授《关于孙中山宣扬儒教的动机论》;李侃教授《孙中山与传统儒学》;张岂之教授《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章开沅教授《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上四文均见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唐文权教授《关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向传统政治文化归拢趋向的若干考查》(《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段云章教授《孙中山晚年识量的几点探测——以〈建国方略〉、〈三民主义〉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文集》第10~11集);姜义华教授《论孙中山晚年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扬》(《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赵春晨教授《从三民主义演讲看孙中山晚年的文化取向》(《学术研究》1996年第2期)、《再论孙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孙占元教授《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张磊主编《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下册,人民出版杜1999版)。)。笔者不揣谫陋,拟从孙中山的“国粹”观入手,就其晚年的文化取向作些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国粹”是日本明治时代新创的语汇,译自英语"Nationality",意谓“民族性”、“民族精神”或“民族精华”(注:Martin Bernal著、刘静贞译:《刘师培与国粹运动》,载《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94~95页。)。黄节在《国粹学社发起辞》中说:“国粹,日本之名辞也。吾国言之,其名辞已非国粹也”(注:黄节:《国粹学社发起辞》,《政艺通报》1904年第1号。)。中国人最早接触国粹思想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1901年9月梁启超在《中国是他一再强调的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
孙中山认为,“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武力的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要使国家和民族长治久安,就需要有好道德。他以中国历史为例,总结经验教训,说“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很明显,他将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作为恢复民族固有地位的前提。
什么是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呢?孙中山认为,首先是忠孝,其次是仁爱,再次是信义,最后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
孙中山对忠字作了新解释,剔除传统的忠君内容,注入新的民主观念。他说:“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他严肃批评那种认为推翻了帝制便可不讲忠字的观点,强调:“在我们民国之内,照道理讲,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
中国古代以孝行为道德的根源,“百善孝为先”。孝顺是儒家伦理中最重要的德性。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注:《孝经·开宗明义章》。)。《孝经》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土、庶人的孝行都有规定,孙中山对此特别推崇。他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既然忠孝的观念尚有如此的价值,提倡它也就成为必要。孙中山认为,“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
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是以仁为枢纽的德性伦理。孙中山认为,“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说中国“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中西交通之后,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开办医院,做了一些慈善工作。孙中山认为这些也是实行仁爱,但他批评那种认为中国人讲仁爱不如外国人的观点,认为“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245页。)。
讲信修睦是《礼记·礼运》篇中大同理想的道德境界之一。孙中山指出:“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页。)。他以商业贸易为例,说中国人谈交易,彼此间不需要订立契约,只要口头上谈妥了,便有很大的信用。“所以外国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赞美中国人,说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立了合同的,还要守信用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页。)。“至于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因此,“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246页。)。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孙中山说:“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6页。)。“爱和平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道德,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人”(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页。)。他在1904年8月31日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对所谓的“黄祸论”作了回击:“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1页、第253页。)。他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得出结论说:“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页。)。
孙中山认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中国的旧道德,是我们民族“固有的精神”。这些自然是应该恢复的。除此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所谓智能,在孙中山眼里就是知识和能力。他指出:“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识也应该唤醒它。中国有什么固有的知识呢?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页。)。他指出中国政治落后是因为受外国的政治经济压迫,而推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讲修身。“不知道中国从前讲修身,推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是很精密的知识,是一贯的道理。像这样很精密的知识和一贯的道理,都是中国所固有的。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9~250页。)。告诫国人要注意自身的修养。
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对儒家那套修齐治平的理论虽十分推崇,但也主张向西方学习。他说:“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231页。)。他强调指出,在恢复了我国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但是,我们能否把欧美的长处学到手呢?他对此充满信心。说“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得到”(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页。)。
孙中山认为,“我们除了知识之外,还有固有的能力”。他列举了中国古代指南针、黑火药、印刷术、丝织品、瓷器、茶叶和建筑技术方面的拱门、吊桥等发明创造,来说明“中国古时不是没有能力的,因为后来失了那种能力,所以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0~251页。)。
孙中山是一位胸怀大志、放眼世界的革命家,他既立足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又不忘记中国对于世界人类应尽的责任。他提醒国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要济弱扶倾”,“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页。)。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演讲中所说的“国粹”,指的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固有道德指的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观念;固有知识指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也就是《礼记·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人生信条;固有能力指的是我国古代人民的发明创造能力,如指南针、黑火药、印刷术、丝织品、瓷器、茶叶和建筑技术方面的拱门、吊桥等。
浏览孙中山的全部著述,他心目中的“国粹”远不止这些。如对中国的语言文字,他就曾一再予以肯定。武昌起义后,他在欧洲发表演说,说革命后将组织联邦共和政体,“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汉文每字一义,至为简洁,亦当保存;惟于科学研究须另有一种文字以为补助,则采用英文足矣”(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页。)。在1919年出版的《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中,他严厉批评那种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是处,连语言文字都要废除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说废除中国文字,何由得古代思想而研究之?“抑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惟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注: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0页。)。此外,中国的诗词、饮食、烹调等,都是他心目中的“国粹”。
他对《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更是十分向往,认为那是“人类宝筏,政治极则”,是“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据刘望龄教授遗著《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统计,该书辑得有受主姓氏的“天下为公”字幅39件,加上字异义同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天下”、“世界大同”、“共进大同”等36件,共计75件,占整个辑获量的16%,是赠人最多的(注:刘望龄辑注:《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921年12月10日,他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讲革命军人应具有仁、智、勇的道德。因此,大同观念和仁智勇的道德,理所当然也属“国粹”。
他主张用中国传统的考试制度、纠察制度“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注: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页。)。由此看来,考试制度、监察(纠察)制度,也可称为“国粹”。
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讲演中,他说为了改变当时中国一片散沙的局面,就必须利用中国根深蒂固的宗族主义和家乡观念做基础,由宗族扩充到国族,由家乡扩充到国家,以恢复民族主义。在他看来,“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7~239页。)。宗族主义和家乡观念也应属于“国粹”。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曾说过“革命”“共和”“平等”“自由”“民权”等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不过被后人遗失了。现在我们要推翻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共和的民主国家,就是要恢复这些固有的思想观念。如此看来,孙中山虽然没有对“国粹”下一个定义,但综观他的全部著述,其“国粹”观是相当广泛的,指的是一切传统民族文化的精华,一切符合民主革命事业需要和时代发展要求的思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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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杜甫在很多诗作中都会用到“哭”、“涕”、“泪”,那是为国家社稷、为黎民百姓、为家人、为自己付出的真情。他有爱国情,有壮怀志,关爱家人,同情百姓,然而他无能为力,因为他生活在社会底层,改变不了国家的命运,担负不了拯救国家的重任;给不了家人快乐自足的生活,无法和爱妻朝朝暮暮、耳鬓厮磨,更无力救济黎民摆脱困境,他能做的惟有一哭。
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谈杜甫“眼泪”诗作的情感意蕴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要:杜甫是“诗圣”,也是“情圣”,其诗作总是饱含着自己浓厚的情感。这种情感既有对国家社稷的关心,也有对百姓的忧虑,既有儿女情长的真性情,也有胸怀千古的英雄志。而这些意蕴在他所作有关眼泪的诗作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因此本文拟从这个角度,以他的五首诗为例分析杜甫诗作的内在情怀。
关键词:社稷泪;黎元泪;儿女泪;英雄泪;
论文正文:
浅谈杜甫“眼泪”诗作的情感意蕴
文如其人,诗如其人。诗歌是可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的情感》一文称杜甫为“情圣”①。因为他对国家、对民众、对亲人、对朋友之“情”,无往而不笃实淳厚,诚可谓千古一人。情至深处,泪水滂沱。面对战乱的国家,诗人洒下社稷之泪;感慨未酬的壮志,诗人洒下英雄之泪;思念离散的亲人,诗人洒下儿女之泪;叹息穷苦的百姓,诗人抛洒黎元之泪。伤心会“感时花见泪,恨别鸟惊心”(《春望》)②;高兴则“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二)》)。泪水看似轻弹,但实则重似泰山。从其“泪”中,我们能够清晰的窥见到伟大诗人忧国忧民的真性情,同时也能体会到他貌似柔弱的阳刚与坚韧,细腻中的宽容与豪情,平凡中的博爱与伟大。
“社稷堪流涕,安危在运筹”(《西阁口号》),杜甫关注时局、关心社稷,念念不忘祖国兴亡,时时忧虑祖国前途命运,为救国家社稷而抛洒血泪。“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哀江头》)。哭是无声的,因其无声,能哽咽在胸,痛苦更为难当。这既有对国破家亡的深切巨恸,也流露了对蒙难君王的伤悼,还含对世事沧桑变换的感慨。兵荒马乱之际,人心惶惶,自身安危难以担保,何况还被叛军俘虏过?逃命尚且来不及,诗人却仍然要去哭去行。这是怎样的一颗赤胆忠心?这是怎样一种心系国家关心社稷的赤子情怀?杜甫在心灵中就坚守着这样一份执着。情深情长,凄切哀悯,蕴涵无穷,令人肝肠寸断。《北征》不仅形象再现“乾坤疮演”的凋蔽景象、“呻吟更流血”的苦难现实,更是反映国家残破不堪、关心祖国命运的忧虑。
大历三年(768),年已五十八岁的杜甫登上了仰慕已久的岳阳楼。登楼远眺,本应豪情壮志,意气风发,但一个人垂暮之年登楼,年轻时的抱负不仅没实现,且“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一个人背负那么多痛苦与不幸,哀怜自己,埋怨上天,痛恨统治者尚且怕来不及,但是,谁能想到既老且病、生活异常窘困的诗人并没有停留在个人的不幸遭遇上,孤零无助的衰翁关注的却不是他自己,放不下的也不是他自己,而是“关山北”,而是国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并为国家多难而叹息,“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古往今来,有几人能做到?“诗圣”并非虚名啊!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虽然自己尚在穷困中,却不忘关心别人,这就是杜甫的古道热肠。他不仅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枣熟从人打”(《秋野五首》其一),“药许邻人斫”(《正月三日归溪上……》),“拾穗许村童”(《暂往白帝复还东屯》)。此外,他还劝告别人也如此:“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又呈吴郎》)。他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想人之所想,忧人之所忧,倾注真情。由老妇人困苦不堪、一贫如洗,诗人放眼天下黎民百姓,他们都“已诉征求贫到骨”,更是杜甫关怀民生忧心如焚的悲悯情怀的流露。“正思戎马泪盈巾”,杜甫的伟大在于兵荒马乱年代,他连自身的生活保障都没有,还能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还能由一个扑枣的穷寡妇,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特别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百姓,以至流泪,正如他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写的一样“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儿女泪诗人关心社稷,担忧民生疾苦。那对待妻儿,诗人又是一番怎样的情怀?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诗人虽然被俘长安,失掉自由、处境危险,然而他却仍记挂着妻子,想着妻子对自己的处境如何心焦。虽说夫妻情深,相互惦念,但更多的应该是诗人对家人的关爱,对妻子的怜惜。看月思人,想着妻子虽有儿女在旁,但“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小儿女世事未谙,他们以为母亲看月,是在欣赏自然风光,哪里懂得是在挂怀他们远在长安生死未卜的父亲啊!诗人可怜妻子的孤独、凄然,心中充满了辛酸,交织着忧虑与惊恐,对妻子的一片深情跃然纸上。
由“独看”,回想往日“同看”的美妙,安史之乱以前,作者困处长安达十年之久,曾和妻子一同忍饥受寒,也一同观赏长安的明月;长安沦陷,一家人逃难羌村,与妻子“同看”鄜州之月,共“忆长安”,那时虽然百感交集、不胜辛酸,但尚有自己为妻子分忧;如今呢,妻子“独看”鄜州之月而“忆长安”,“遥怜”小儿女们天真幼稚,只能增加她的负担,哪能为她分忧啊!诗人想象妻子独自看月,雾湿云鬟,月寒玉臂。望月愈久而忆念愈深,甚至会担心自己是否还活着,一定会泪流满面?其实这也是诗人自身的写照。当他想到妻子忧心忡忡,夜深不寐的时候,也早已泪湿双颊。于是盼望将来能够早日“同看”:“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对妻子不尽的关心与爱怜怎不让人动容?“双照”而泪痕始干,则“独看”而泪痕不干,也就意在言外了。儿女情长,夫妻情深。满怀爱国情,报国志的人,心中也有这么柔软的地方,实乃有情有义真英雄。
爱怜家人,关心邻人,心怀社稷,对自己呢?
上元元年(760)春,诗人由秦州漂泊到成都,城西北有诸葛亮庙,称武侯祠。诗人寻幽凭吊,追慕先贤。诸葛亮这样一位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英雄,曾使刘备“三顾频烦天下计”,辅助刘备开创蜀汉,匡扶刘禅,为国呕心沥血、忠心耿耿,却“出师未捷身先死”。他踌躇满志却功业未成的历史不幸“长使英雄泪满襟”。
诗人是在哭诸葛亮,更是哭自己。周汝昌先生说“老杜一生,许身稷契,志在匡国,亦英雄之人也。”杜甫心怀英雄之志,然而一直无法施展。诸葛亮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可毕竟曾经有人那么赏识他,刘备心甘情愿三顾茅庐请他出山,诸葛亮隆中对策,为刘备制定了统一国家之策,造成魏蜀吴鼎足三分的政治形势。然而诗人虽“许身稷契,志在匡国”,却“隔叶黄鹂空好音”,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至此依然未有建树。武侯祠内鸟鸣草绿,自然界的春天已然来临,可是,属于诗人的春天何时才能到来呢?此情此景,他怎能不伤心流泪?怀古正是因为伤今。
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国家分崩离析,人民流离失所,诗人忧心如焚。诸葛亮以行动实践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诗人也渴望能有他那样的忠臣贤相匡扶社稷,整顿乾坤,恢复国家的和平统一,然而他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拥有的只是泪水,为国家,为自己,也为千古失意的英雄。这种一事无成的悲感时时困扰着诗人:“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秋雨叹三首》)这首诗写于天宝十三载的夏秋之间,当时淫雨不止,“雨中百草秋烂死”,面对如此环境恶劣,诗人不禁为担忧决明花之命运而潸然泪下。其实诗人也为自己流泪:在恶浊的世风里,诗人空有满腹经纶,空怀济世之才,更空空愁白了满头的乌发。还有什么比才士坐老更让人伤心呢?
“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杜甫在很多诗作中都会用到“哭”、“涕”、“泪”,那是为国家社稷、为黎民百姓、为家人、为自己付出的真情。他有爱国情,有壮怀志,关爱家人,同情百姓,然而他无能为力,因为他生活在社会底层,改变不了国家的命运,担负不了拯救国家的重任;给不了家人快乐自足的生活,无法和爱妻朝朝暮暮、耳鬓厮磨,更无力救济黎民摆脱困境,他能做的惟有一哭。但是,这哭是发自内心的,泪是带血的。正是在“哭”中我们看到了杜甫丰富的情感意蕴,看到了他善良的天性,看到他对苍生万物满怀的深情,对社会不公充满的激愤,对国家安危的万分忧虑,将此汇于笔倾洒于天地,成就一代“诗圣”,更成就了一代“情圣”。
① 夏晓虹.梁启超文选下〔M〕P42.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②文中所选杜甫诗歌,参见〔清〕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参考文献:
〔1〕贺 严.论杜甫性格与其诗歌创作[J].杜甫研究学刊,2007(1).
〔2〕萧涤非.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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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卢卡奇(GeorgLukacs,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奠基者,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23年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被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代表作,1933年起侨居苏联,1945年二战结束后回到匈牙利并创立“布达佩斯学派”。卢卡奇晚年(1945年一1971年)所著的《民主化的进程》、《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及其谈话,阐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思想(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革新论),他指出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掌握马克恩的辩证方法,并在具体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发展和运用,而不是拘泥于个别结论,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意,并为无产阶级制定新的斗争策略提供正确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对待马克思主义切不可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死守某些个别结论不放。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他们主张,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过程中不忘时刻告诫他人应该把他们的理论视为实践的指南,并以宽阔的胸怀随时根据时代的变化来不断纠正自己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修改和完善。恩格斯强调随时代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等等。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是方法,应把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应该把个别结论绝对化。列宁在许多场合也都强调了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领导俄国首先在一个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并首次开展了史元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虽有预言,但他们无法预见以后的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具体情况。因此,在这方面毫无经验可循,也没有现成的答案,一切都得从头学习,靠积累经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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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重阳节。重阳节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传统节日,在唐诗中多有提及。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重阳节失去了应有的文化传承。浅析重阳节的文化内涵,以彰显其特有的文化传承。
关键词:重阳节;民俗;登高;菊花
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节日,为传统的重阳节。九月初九,日与月皆逢九,是双九,故曰"重九",同时又是两个阳数在一起,故称"重阳",所以这一天为重阳日。九九重阳,因为"九九"与"久久"同音,所以有长久、长寿之意,因此重阳寓意深远。
重阳节也被称为"登高节",因为重阳节最重要的节俗之一就是登高,重阳节的传说最早见于魏晋南北朝的文献记载中,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南朝吴均所作的《续齐谐记》说:"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厄,宜急去,令家人各做绛囊,可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高。夕还,见鸡犬牛羊暴死。长房谓之曰:‘此可带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由于这个传说,后来人们在重阳这一天都会登高避灾,以保平安健康。由此可见重阳节最初只是为了避邪和长寿。唐代国力的强盛和经济的繁荣为节日游乐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后盾,也使民众的心态渐渐变得欢乐而有信心。重阳节真正从迷信禁忌中解放出来,变成纯粹的玩赏游乐的节日,是在唐代完成的。
唐代时期,重阳节被定为正式节日。从此以后,全国上下一起庆祝重阳节,因而唐代文人墨客们留下了许多关于重阳节的诗词,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检索《全唐诗》可知重阳诗有三百六十余首,在历代重阳诗中所占篇幅最多,重阳诗作在唐代达到了顶峰。明清时期,重阳节的风俗依旧盛行。近代,重阳节已渐渐游离在人们的生活之外,人们关于重阳节的习俗、文化内涵所知甚少。从上文所述的《续齐谐记》的传说我们可知,最初登高只是为了避邪,保平安。重阳节时,人们来山上登高,但不少地方是平原地带,周围没有山,那怎么开展登高活动呢?好多地方有塔,不仅高出地面,而且比一般的建筑物都高,因此塔就成了理想的登高场所。只要找到比较高的地方,登临一番,意思也就到了。为什么人们一定要登高呢?笔者认为除了有避祸消灾之外,应该还有步步高升的意思吧!正所谓一句俗语: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另外,登高也有长寿的意思,所以备受老年人的青睐。人们登高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王昌龄的《九日登高》:"青山远近带皇州,霁景重阳上北楼。雨歇亭皋仙菊润,霜飞天苑御梨秋。茱萸插鬓花宜寿,翡翠横钗舞作愁。漫说陶潜篱下醉,何曾得见此风流。"诗人为我们展现了一副恬淡优美的画面,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时逢重阳佳节,人们约来亲朋好友登高,举酒赏景畅谈,略有一番情趣,而文人雅士不仅饮酒赏景,还要赋诗,为节日增添了不少乐趣。登高不仅可以饱尝异地风光,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感,同时还可以抒发心志,放松身心,排遣郁闷。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只体现了重阳诗特有的文化内涵之一,重阳诗作为重阳节特有的文化载体,将重阳文化历代传承。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已将重阳节遗忘,在今天人们只是将重阳节作为敬老节,而登高、赏菊、佩戴茱萸、吃重阳糕这些重阳习俗早已归于灭亡。记得海上先生在《中国人的岁时文化》中的一句话"在今天大力提倡文化为产业的趋势下,我们对传统节日的记忆已经衰弱,实在难以强调中国人自己节日的意义,只是问问内心世界,我们真的一点也不愿意返璞归真,从传统节日吸取有益于自然生命的成分,借自然时序的更替瞬间,去感悟天地之间的野趣吗?"
要想使重阳节更好地传承,我们就要充分挖掘重阳节的文化内涵,了解重阳节习俗,让其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才不至于让重阳节流于空洞。首先我们要保留和宣扬重阳节的文化习俗,在重阳节,人们举行登山等比赛,鼓励人们到户外运动,这不仅起到了传承节日的作用,还可以锻炼身体。时逢重阳佳节,要吃重阳糕、饮菊花酒、佩戴茱萸等,让这些活动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可以很好地保护并传承重阳佳节。其次,要将有关重阳节的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或歌谣广泛传颂,要提升人们对重阳节的关注和了解,这样也能很好地复原和实践重阳节习俗。
总之,我们要秉承重阳文化,尤其是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折射出来的至崇理念和人文精神同新时代紧密结合,才能构建和谐美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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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其人,诗如其人。诗歌是可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的情感》一文称杜甫为“情圣”。因为他对国家、对民众、对亲人、对朋友之“情”,无往而不笃实淳厚,诚可谓千古一人。情至深处,泪水滂沱。面对战乱的国家,诗人洒下社稷之泪;感慨未酬的壮志,诗人洒下英雄之泪;思念离散的亲人,诗人洒下儿女之泪;叹息穷苦的百姓,诗人抛洒黎元之泪。伤心会“感时花见泪,恨别鸟惊心”(《春望》);高兴则“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二)》)。泪水看似轻弹,但实则重似泰山。从其“泪”中,我们能够清晰的窥见到伟大诗人忧国忧民的真性情,同时也能体会到他貌似柔弱的阳刚与坚韧,细腻中的宽容与豪情,平凡中的博爱与伟大。
上元元年(760)春,诗人由秦州漂泊到成都,城西北有诸葛亮庙,称武侯祠。诗人寻幽凭吊,追慕先贤。诸葛亮这样一位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英雄,曾使刘备“三顾频烦天下计”,辅助刘备开创蜀汉,匡扶刘禅,为国呕心沥血、忠心耿耿,却“出师未捷身先死”。他踌躇满志却功业未成的历史不幸“长使英雄泪满襟”。诗人是在哭诸葛亮,更是哭自己。周汝昌先生说“老杜一生,许身稷契,志在匡国,亦英雄之人也。”杜甫心怀英雄之志,然而一直无法施展。诸葛亮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可毕竟曾经有人那么赏识他,刘备心甘情愿三顾茅庐请他出山,诸葛亮隆中对策,为刘备制定了统一国家之策,造成魏蜀吴鼎足三分的政治形势。然而诗人虽“许身稷契,志在匡国”,却“隔叶黄鹂空好音”,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至此依然未有建树。武侯祠内鸟鸣草绿,自然界的春天已然来临,可是,属于诗人的春天何时才能到来呢?此情此景,他怎能不伤心流泪?怀古正是因为伤今。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国家分崩离析,人民流离失所,诗人忧心如焚。诸葛亮以行动实践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诗人也渴望能有他那样的忠臣贤相匡扶社稷,整顿乾坤,恢复国家的和平统一,然而他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拥有的只是泪水,为国家,为自己,也为千古失意的英雄。这种一事无成的悲感时时困扰着诗人:“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秋雨叹三首》)这首诗写于天宝十三载的夏秋之间,当时淫雨不止,“雨中百草秋烂死”,面对如此环境恶劣,诗人不禁为担忧决明花之命运而潸然泪下。其实诗人也为自己流泪:在恶浊的世风里,诗人空有满腹经纶,空怀济世之才,更空空愁白了满头的乌发。还有什么比才士坐老更让人伤心呢?
“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杜甫在很多诗作中都会用到“哭”、“涕”、“泪”,那是为国家社稷、为黎民百姓、为家人、为自己付出的真情。他有爱国情,有壮怀志,关爱家人,同情百姓,然而他无能为力,因为他生活在社会底层,改变不了国家的命运,担负不了拯救国家的重任;给不了家人快乐自足的生活,无法和爱妻朝朝暮暮、耳鬓厮磨,更无力救济黎民摆脱困境,他能做的惟有一哭。但是,这哭是发自内心的,泪是带血的。正是在“哭”中我们看到了杜甫丰富的情感意蕴,看到了他善良的天性,看到他对苍生万物满怀的深情,对社会不公充满的激愤,对国家安危的万分忧虑,将此汇于笔倾洒于天地,成就一代“诗圣”,更成就了一代“情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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