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思修论文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法治经济制度的完善，依法治企工作的推进，以及国际化竞争加剧，企业成本与法律风险提高，企业迫切要求更高、更专业化的法律与管理人才为之服务。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论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论文篇1
《浅谈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摘要：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在古今中外的社会、道德、政治和法律思想中，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有的人认为法律即道德，违反道德的法律是“恶法”，不具备法的属性;有的人认为法律是法律，道德是道德，两者有严格的界限;另外的一些人则认为法律与道德有联系，但没有必然的联系。事实上，法律与道德有着密切的必然联系，两者在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相互渗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新时期出现新的内容，两者的融合更加紧密，研究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对于现阶段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德治与法治的统一，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法律 道德 统一 法治
一、法律与道德的辩证统一关系
法律和道德都是人类社会特定经济关系的产物，法律属于社会制度范畴;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两者都是调控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的重要机制。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道德是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思想教育调整行为的规范。两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只有两者并立互补，协调发展，才能使社会、国家得以有效的维系和保障。
(一)法律与道德的内涵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一般来说，法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广义的法律则是指一切有权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这里说的一切国家机关包括了各自、自治区、直辖市的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法律有四个特征。一是法律是概括的、普遍的、严谨的社会规范。二是法律必须国家制定和认为的。三是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是国家认可和保障的。四是法律由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施的。
道德是人和人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规范。道德一般有四个特性。第一是规范性。它是一种行为规范，是人们行为的一种标准。第二是渗透性。道德规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第三是稳定性。道德规范的稳定性比法律还要强。一种道德观念形成的道德规范上百年、上千年不会变的。最后它与法律的最大区别主要是自律叫自律性。道德按它调节的社会关系领域来分类，一般可分为三类：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婚姻与家庭道德。道德的本质是社会成员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最深刻的反映。它是人类文明的一种现象，最能反映人的本质的就是人和人的关系，是人类诞生、进化和成长过程中完善自己的一种尺度或一个标志。
(二)法律与道德的区别
道德与法律两者相辅相成，法律需要道德的支撑，道德需要法律的辅佐，但是两者也有区别：
一是两者调整的对象不同。道德和法律在调整对象方面的区别主要体现为：道德主要是通过对人们内心的信念和思想动机的调整来影响人们的外部行为;法律主要指向人们的外部行为，要求人们外部行为的合法性。具体来讲，道德命令是内在的、自觉的，法律史外在的、强制的。道德包含动机方面的考虑，要求人们根据伦理责任的意识行动，法律则不考虑潜在的动机，主要以行为的外在方面作为依据。
二是调整的手段不同。道德调整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体的伦理认同和道德评价基础上，它通过社会舆论的批评与谴责及主体的自我反省促成主体遵守道德。法律调整主要通过有组织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法律得到实施。法律对违法行为规定了强制制裁措施，在主体违法时国家机关就应当对违法者实施制裁。可见，道德的主要调整手段是社会舆论的压力，法律调整的主要手段是国家强制力。前者比较分散，后者则是有组织的。
三是调整的范围不同。道德调整的范围大于法律。许多行为受到道德的调整，但没有被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不为法律禁止也不为法律所保护。相反，违法行为基本上都是道德所谴责的行为。
四是两者的表现形式不同。首先，法律主要是以宪法、法律等确定性和规范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道德则主要存在于人们的信念和社会舆论当中。其次，法律规范则是条文化的、比较具体，明确具体地规定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因此能够为主体提供明确性的指引。道德一般比较抽象、原则，没有具体规定行为模式及其法律后果。因此，法律体系的存在与范围可以通过权威性法律资料加以确定，可以为法律的实施提供明确而确定的依据，这是道德所不具备的品质。
(三)法律与道德的联系
法律与道德具有紧密的联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者有共同的起源。无论是伦理学界还是法律史学界最终都找到了一个共同根源¬¬──禁忌。伦理学界根据人种志学的研究认为，道德形成的标志最初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关于禁止通婚的规则。在原始人那里，道德最初就是以各种生产的禁忌和性交禁忌的形式出现的。同样是原始社会的禁忌，作为禁止性规范(勿为性规范)，在法学家那里则被认为是“法律的源头”。如食物禁忌被看作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禁止性规范。
第二，两者的目的相通。法律与道德都包含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义务的道德是对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条件的规定，愿望的道德表达了人类的道德理想，如善良、公正、诚实等。在法律发展史上，在法理学发展的各个时期，法律思想家们都强调良法与恶法之分，每个人都追求和向往良法治理环境下的国家，离开了道德，关于良法的理论思考与立法实践就失去了依据。
第三，两者的内容有重合之处。道德一直是法律的重要来源，法律吸收了道德准则的内容，将许多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这就克服了道德规范的不确定性和道德制裁的相对无效性，使道德规范能够获得社会有组织的强制力的保障。将道德转化为法律的，即“道德的法律化”现象存在于任何国家的立法之中，这就使两者在许多行为要求上展现出一致性。
第四，两者在功能上互为补充。法律需要道德的支撑，道德需要法律的辅佐。由于法律的他律性和道德的自律性特点，法律所不能及的地方通常由道德进行调整，两者在功能上有不同的作用空间，因此两者相互补充，共同维护着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新时期的特点
法律与道德关系在不同时期显示不同的特点，在新的时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出现了新的特点。
(一)法律与道德是变化着的、发展着的
法律与道德随着政治、经济的不断变化以及社会的巨大变迁而不断变化和发展，这既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同时也要求我们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要正确理解和适用。因为在一段时期内，也许某一行为是符合道德的，但是到另一段时期后就变成了不道德的了;同理，曾经合乎法律的行为换到了另一个时间空间也许就是不合乎法律的;甚至有的行为曾经不合乎法律，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成合乎法律的，如妇女的堕胎行为。
(二)法律与道德互相渗透，逐渐融合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的思想素质也随之提高，道德与法律的互相渗透和融合，即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的趋势愈发明显，法律与道德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转化，基本道德原则可转化为法律，长期存在的法律也可能成为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法律与道德的互相渗透，逐渐融合，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符合法律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规律。
(三)法律中越来越具备道德基础与人性内容
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使得两者之间的配合更加紧密，加上人权观念已深入人心，使得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广泛的道德基础，法律为了为了更好滴保护人权，在内容上也更加注重人性化的规定，以体现对人权、正义、效益与秩序等的追求，这是法制不断进步和完善的表现，同时也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启示
(一)法律与道德建设应同时进行
由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渗透与融合已经越来越明显，必然要求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两者要同步进行，才能使得法律与道德之间不脱节。在法制的建设中要注重发掘法律中内含的道德情感因素以及情感成分，发挥法律的教育功能以实现综合治理;同时在道德的建设中要注重结合法律的教育功能，使得人们在内心更加富有理性，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从而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立法活动要更加体现法治与德治的融合
法律是治理国家的有效工具，而立法活动则是打造这一工具的重要前提。在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的今天，法律的制定更应该体现与道德的融合。一是立法活动要将一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原则，使道德规范具有法律属性和法律效力。二是立法活动要将某种道德规范直接上升为法律规范，即通过义务性规范直接反映特定的道德规范，如《婚姻法》中关于子女赡养父母、父母抚养子女并不得遗弃的义务性规定就是如此。三是立法规定准用性道德规范，使其成为国家立法的有效补充。例如，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不乏依习惯或道德规范认定特定行为合法与否的做法。
(三)进一步提高司法人员思想道德素质
“徒法不足以自行”。司法人员是实施法律的主体之一，其思想道德素质深刻影响到法律实施所取得的效果，因此，提高司法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对于法律的道德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强调的“司法人性化”是人文关怀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法律与道德逐步融合的结果。法律的实施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拥有一批高素质的司法队伍践行法律的精神，即道德高尚的人才能真正地理解法律，崇尚法律，尊敬法律。“道德平庸的审判人员是对一国法律的嘲笑，而道德败坏的审判人员就是对国家法治的公开的践踏，因为每一个不公正的判决就是对人们法律热情与信仰的最为深刻的伤害。” 由此可见，司法队伍的思想道德素质对于实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息息相关，同时也对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语
法律与道德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当今的社会，法律与道德逐渐出现融合的趋势，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正是这种融合趋势最为明显的特征。研究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使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在各自的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共同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服务。同时，我国要注重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在立法、司法等方面要充分结合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环节中注入更加人性化的内容，以更好地体现人文关怀，这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论文篇2
《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一、法律与道德的含义
(一)法律的含义 。法是一种人们的生活行为准则，它通过立法者的制定或认可，进而形成法律，通过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他规定的是人们的权利行使界限，只要我们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我们就是自由的。法律包涵自由、平等及秩序等价值。
据此可知，法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一种工具，它将统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并用一定的形式固定下来，由大家共同遵守。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直到阶级的出现才产生。法律从一诞生，就带有强制性、阶级性及国家意志性。法的国家强制性就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只有当人们违法或者抵抗法律时才会受到国家暴力机关的处罚，而平时国家强制力则不会显现。阶级性主要讲的是法律的本质，在原始社会虽然也有一定的规范，但那不是法律，与法律不具有同一性，而法律的真正出现是在阶级和私有制产生后才出现，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制定法律。对于国家意志性，法律表现的很明显，在古代，国家既是帝王的私人财产，所以法律由皇帝制定。而现在随着民主的发展，立法的完善，法律也更能体现民众的意愿。
(二)道德的含义 。道德也是一种社会调整方式，并且它产生的比法律还要早。在古代，主要是把道德作为社会的主要调整方式道德的主要内容是为了强调一个字，即善。它通过对人们善的指引来达到统治的目的。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正是说明了道德的作用。道德主要是通过调整人们的内心，来达到维护统治的结果，相应的道德的载体是乡规民约，而非以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方式确定。因此，它是靠社会舆论、民间习俗和民众内在的信念来保证实行的。道德的内容归根到底来是人们内心向善的意念决定的，只不过被统治者利用了罢了。
一定的道德也反映了一定社会的现状，当今社会随着道德的沦丧，产生了很多有违道德的现象，这也是只强调法律而忽视道德作用的结果。所以，必须靠道德的内心调节作用来促进法律外在作用的发挥。
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道德与法律是相互联系的。他们都是社会调整的手段，同时他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相同的，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从人类的历史发展来看，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方面，都需要道德与法律。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同时又是有区别的，所以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一)法律与道德是相互联系的
1.都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法律通过调整人们的外在行为来达到调控的目的。而到的主要是对人们的思想进行调整，来达到规范行为的目的。二者侧重点不同，但目的是相同的。
2.法律是道德传播的有效手段。法律是最低的道德要求。对法律的遵守，就是对道德的认可。道德的传播通过法律也可以有效的进行，法律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3.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正确的法律是必然符合道德的要求的，“恶法非法”就很好地说明了法律如果不符合道德就会成为恶法。道德的产生早于法律，人们对道德的接受早于法律，所以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如果法律不符合最基本的道德就不会被人们所接受。
4.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在当今社会，某些法律调整转化成了道德调整。这就是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强调的是统治者以自己的一直将某些道德上升为法律，用道德的形式规定下来;法律道德化强调的是将一种强制的法律义务转化为自觉地道德义务。道德和法律就是在这种嬗变中不断发展并发挥其社会调控作用的。
(二)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二者是有区别的
1.产生的时间不同。法律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人类进入私有制经济时期，为了更好的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把统治阶级意志上升为法律。现在意义上的法律，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期才产生的。而道德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的，可以说是和人类一同出现的，例如早期的宗教等。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的形成是由立法机关制定或认可，它的形成有严格的程序性，并且它也以固定的形式存在，这样可以保证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法律比较具体。而道德的形成则是潜移默化的，它很少有具体的表现，往往是通过一个人内心来表达，进而影响一个人的行为，道德比较抽象。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法律仅仅调整人的行为，而不涉及人的思想，在法律上对思想犯不予认可。而道德对于人的行为和思想都进行调整，但更侧重于对人的思想的调整，道德更强调对人内心意念进行改造，进而达到对人行为改造的目的。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如果一个人违反法律可以通过诉讼解决，构成犯罪还会受到刑事处罚。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一个人道德的好坏与法律无关，只要不触犯法律，法律就不会碰触你。
5.内容不同。法律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权利与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则是更强调义务。基本不涉及权利。权利和义务不对等。这样只会让人们对道德更加反感，不利于道德社会作用的发挥。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三、法律与道德的亲和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长期以来，人们的行为都是以道德准则来加以规范。在法制社会建设进程中，法律与道德不免会发生一些冲突。
法律虽然必须与社会道德相一致，但同时必须给私人的道德和不道德留下一点余地。法律不是万能的，有些民事活动根本不干法律的事，法律无法调整或即使调整也调整不好。法官判案仅遵从于法律，不用遵从于道德。法庭是法律殿堂，不是道德裁判所;法官是护法使者，不是道德卫士。法官不能根据“民意”、“民愤”、“情感”和社会舆论来判案。法律虽然与道德相通，但也有相冲突的一面。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法官要恪守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不要超越法律去插手道德上的事情。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不能以破坏法制为代价。严格遵守法律才是符合民众的最大利益，才是最崇高的社会公德。
四、结语
法律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而道德也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社会生活。道德是有标准的，不可能人人都具有高尚的道德，并且道德是调整人的内心，这本身就很难把握，因此就需要寻找折中的办法，法律就产生了。法律本身就包含了最普遍的道德要求，并且也通过规范人的外在行为来作为执行方式，更能发挥功效。因此，法律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只有实现法律与道德最大的相融才能实现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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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论文篇3
《试论汉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摘要：道德与法律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手段倍受汉代统治阶级重视。在汉代道德与法律两者之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其中在汉代道德观念中体现着深刻的法律思想，而在汉代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中同样体现着厚重的道德观念，而汉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也处在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汉代社会之中。而本文通过对汉代“劫质”案的考察就集中体现了笔者对汉代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的一种诠释。
关键词：汉代劫质道德法律
就汉代“劫质”而言，其于政治、军事和刑事犯罪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然而发生在汉代政治、军事领域的“劫质”事件虽间或涉及汉代伦理道德评价之问题，但尚未发现依法制裁的成案记载，当然也存在不完全属于法律制裁范畴的因素。汉代刑事犯罪领域之“劫质”案件的行政处理却不乏其例，汉代“劫质”即今天所说的“劫持人质”，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也是严重危害社会应受制裁(或应受处罚)的行为。笔者认为，仅凭汉代“劫质法”来看，汉代依“劫质法”处理“劫质”案不仅渗透着深刻的伦理道德因素，也深深蕴含着时代的法律思想，况且实际案例之内容一定也会更加丰富。因此，本文仅以刑事犯罪领域之“劫质”案件作为主要考察、论证之中心，并藉此以深入探讨汉代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的道德与法律二者之关系。
笔者经过统计，在所有汉代的“劫持人质”的刑事犯罪案件中有的记载并不十分详细。内容不够具体是突出问题，既未明言是否以此勒索钱财，也未言明是否以此让官府投鼠忌器，以逃避官府的追捕。如《后汉书》载汉顺帝阳嘉三年“三月庚戌，益州盗贼劫质令长，杀列侯”。但是以下尚有二例“劫质”事件，可以说是颇具典型意义的“劫持人质”方面案例。其不仅属于汉代社会治安中的刑事犯罪案例，而且分属于汉代历史上的不同时期。笔者试逐次考察并以汉代道德和法律视角加以分析之。案例一源自《汉书》：
富人苏回为郎，二人劫之。有顷，广汉(京兆尹赵广汉)将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长安丞龚奢叩堂户晓贼，曰：“京兆尹赵君谢两卿，无得杀质，此宿卫臣也。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二人惊愕，又素闻广汉名，即开户出，下堂叩头，广汉跪谢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狱，敕吏谨遏，给酒食。至冬当出死，豫为调棺，给敛葬具，告语之，皆曰：“死无所恨!”
通过赵广汉的事迹考察可以知道，这个案件发生在汉宣帝时期。在此案发生前京兆尹赵广汉已处理过有史料记载的一起未遂类似案件，即“长安少年数人会穷里空舍谋共劫人，坐语未讫，广汉使吏捕治具服”。因此，就汉代刑事犯罪治安案件来讲，并根据现有史料来看，可初步得出，至迟在汉宣帝时期“劫质”案件已出现，而且汉宣帝时期发生的这个“劫质”案是汉代已知“劫质”类刑事犯罪案中最早的历史记录。就是说，笔者也并没有完全排除“劫质”刑事案件在此前汉代实际社会生活中还有存在的可能。
理由一、秦汉时期在政治军事领域早就出现过“劫质”事件。这些发生过的“劫质”事件源自于当时的社会实践生活之中，因此在汉代现实生活中犯罪分子为劫掠他人的钱财等目的必定会想方设法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不可能无闻于“劫质”之胁迫手段。
理由二、引文中赵广汉所言“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中的“释质”显然是当时久已熟识的司法用语。这为此前汉代出现过“劫质”案件又增加了一种可能。
理由三、西汉法律专门的“劫质”律令虽至今尚无发现，但西汉相关“劫人法”在反映汉初法律内容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中就有体现，即“劫人、谋劫人求钱财，虽未得若未劫，皆磔之……(J69)”以及从此案件的终审判决为“至冬当出死”的结果来看，此“劫人法”也可适用于“劫质”案件。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劫质”与“劫人”在刑事犯罪行为中的主要犯罪目的和犯罪处罚上有相同之处，但是无论是从犯罪名称，还是在“求钱财”犯罪手段上看，两种犯罪行为显然并不相同。况且但就犯罪目的而言“劫质”行为也不会仅限于“求钱财”一种，挟持人质同行以保证安全逃窜也是一种目的。这就是说“劫质”与“劫人”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行为。
从道德和法律视角讲，此“劫质”案的处置不仅体现了赵广汉作为执法者的业务素质，也体现了他作为执法者的职业操守，乃至其道德水准。这是西汉时期处理比较好的一宗解救人质的典型案例，其比较充分体现出了人格魅力以及道德教化的力量和法律的震慑力及其严肃性二者的统一。
第一，“劫质”案发生后，负有社会治安责任的部门行政长官亲自出现场，且比较迅速，即“有顷，广汉将吏到家”。就本案讲，这与京兆尹赵广汉干练果断，特别是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有密切关系，即“广汉(汉宣帝时京兆尹赵广汉)为人强力，天性精于吏职”。这也和赵广汉勤于研究、善于研究社会治安学并及时总结实践经验的职业才能不无关系，所以在关键重大社会治安案件发生后能够作出快速而有力的处置方案。为此，陈鸿彝先生、高恒先生对汉代地方官吏的诸多破案措施已有所总结。更值得重视和关注的是赵广汉的职业操守。古人有所谓“食人食者死其事，受其禄者毕其能”之观念。张锡勤先生和柴文华先生认为：“在汉代，更多的人所以忠君，是出于‘食人食者死其事’(《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第4192页)的传统观念(这也是中国古代臣子所以忠君的重要出发点之一)”。赵广汉坚决依法行政并有所作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忠于君主的实际行动。正如有学者认为，即所谓“在帝制时代，居官尽心尽职乃是忠的表现”。
第二，京兆尹赵广汉做到了及时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具体处置方法也比较得当。在得知“劫质”犯罪嫌疑人有两名之后，赵广汉马上派长安丞向犯罪嫌疑人喊话，这最能体现赵广汉精明干练之处。为了不激化现场的矛盾，可谓是晓之以法理，动之以真情。首先是用平和而有礼节的语气向犯罪嫌疑人提出了“京兆尹赵君谢两卿，无得杀质”的条件。另外，引文中有所交待之情况，即“富人苏回”之内容，据此初步推断本案的犯罪目的基本是为了钱财而非杀人，但由于犯罪分子被包围就使得杀害人质的可能性增加了。因此这个条件是得以继续谈判的基本前提。否则，如果杀害人质，况且人质还是“宿卫臣”，那犯罪嫌疑人肯定会被处死，而赵广汉等人的一切努力也将前功尽弃。于是赵广汉稳住了局面并避免了情况进一步恶化，这突出了法律的震慑力，也体现了法律本身的严肃性。接着赵广汉进一步提出“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对犯罪分子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笔者认为，这其中含义包括了一个承诺、两个结果。其中一个承诺：如果释放人质，犯罪嫌疑人起码会有“得善相遇”的照顾。两个结果：其一，劫持人质所构成的罪行是死罪，时人尽知，而文中隐去而未明言;其二，“幸逢赦令，或时解脱”，这对于生命来说毕竟是一线曙光，而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无疑也是一条可能的最好出路。在汉代得遇赦免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犯罪嫌疑人如果不是亡命之徒，见大势已去，一般是不会放弃这种侥幸逢生的机会。况且“又素闻广汉名”，就是说， 犯罪分子一向了解赵广汉的威名，并对他们一直产生着震撼性的力量。那么这个“名”到底是指什么呢?
《汉书》载，在昭帝时期，赵广汉“少为郡吏、州从事，以廉洁通敏下士为名。举茂材，平准令。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守京兆尹。”而在宣帝时，又“迁颍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广汉既至数月，诛原、褚首恶，郡中震栗。”以致形成“一切治理，威名流闻，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闻广汉。”及“广汉为人强力，天性精于吏职。……唯广汉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已广为流传。
由此观之，赵广汉自进入仕途为吏以来，在治绩上可以说是治行优异，而其本人可以说是德才兼备，并且还体现出了他有着嫉恶如仇、忠于职守这样鲜明的道德观念。作为劫匪而言，深深震撼他们的恐怕不仅仅是赵广汉吏职之精，广汉忠勇的社会伦理道德之影响可能更具震撼力。就古代的教化手段而言，有礼乐之教、诗书之教以及所谓“神道设教”，充其量这仅属于道德教化的范畴。而赵广汉以法为教进行现场说法，法律的震慑作用在此时此地起到了关键作用，而道德教化的作用也仅仅是辅助。在生与死的对决、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在此法律最终成为阻遏犯罪行为发生的最后一道堤防，但这并非否认道德教化所具有的普遍而持久的影响力。在此“劫质”案的处理过程中，赵广汉一直坚持不懈地对劫匪进行说服教育，他几乎是以其京兆尹的人格担保，并许以“善相遇”的诺言。这些内容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这就是作为人际间的基本准则或规范的“诚”与“信”。正是由于赵广汉的诚恳劝说，才赢得了劫匪的信任，而此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在进一步诠释着广汉本人曾许下的充满诚信的诺言，“送狱，敕吏谨遇，给酒食。至冬当出死，豫为调棺，给敛葬具”即是明证，而被判死刑劫匪的“死无所恨”一语也似乎证明“信”这一传统伦理道德以此形式实现了它道德教化的完美社会作用。案例二源自《后汉书》：
(汉灵帝时)玄少子十岁，独游门次，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入舍登楼，就玄求货，玄不与。有顷，司隶校尉阳球率河南尹、洛阳令围守玄家。球等恐并杀其子，未欲迫之。玄嗔目呼曰：“奸人无状，玄岂以一予之命而纵国贼乎!”促令兵进。于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诣阙谢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诏书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京师劫质，不避豪贵，自是遂绝。
首先，我们需要确定这个“劫质”社会治安案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在这个资料中没有明确时间标志，但是根据桥玄在“光和元年，迁太尉。数月，复以疾罢，拜太中大夫，就医里舍”。又因为出“劫质”案现场的司隶校尉、河南尹、洛阳令等京官中有司隶校尉阳球，而阳球在光和二年为司隶校尉，而且在任司隶校尉当年便转任卫尉，冬十月甲申下狱死了，所以这既排除了阳球其他时间再任司隶校尉的可能，同时又无疑确立了此案件发生的时间在汉灵帝光和二年。至于是汉灵帝时期的什么具体时间?笔者认为应该在汉灵帝光和二年三月乙丑――五月。其中将光和二年五月作为下限是根据《后汉书》：
(光和二年)五月，卫尉刘宽为太尉。……冬十月甲申，司徒刘合永乐少府陈球、卫尉阳球、步兵校尉刘纳谋诛宦者，事泄，皆下狱死。
这就是说，汉灵帝光和二年5月卫尉刘宽官升太尉之后，基本可以断定司隶校尉阳球才得以升任卫尉。所以说此案一定发生在阳球升任卫尉的时间之前，即光和二年五月(包含五月若干日)之前。而以光和二年三月乙丑之后作为此“劫质”案发时间上限的根据有两点。其一、在汉灵帝光和元年十二月丁巳至光和二年三月乙丑期间，桥玄一直担任“掌四方兵事功课”的太尉。其工作和起居之地理应有较多军吏、卒担任较为严格的保卫工作，因此笔者认为此时不大可能发生“劫质”这样的事件。而光和二年三月乙丑之后桥玄又担任了太中大夫，他于是便有“就医里舍”之举。这对一个级别较高官员来说，其在缺乏足够警力保护的情况下到普通里舍居住肯定不会太安全。其二、从“玄少子十岁，独游门次，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人舍登楼”来分析，基本断定桥玄住在居民区的里舍。于是这就可以断定“劫质”案发的地点就在居民里区中，而案发时间上限为光和二年三月乙丑之后。为此，笔者认为此汉代“劫质”案一定发生在汉灵帝光和二年3月乙丑――5月(包含五月若干日)之间的某个时段。
其次，从法律和道德两个角度综合分析，这确实是一宗极为不同寻常的‘劫质’案。其特殊之处在于：其一，“劫质”案发生后，被劫质人的监护人的态度很特殊。当三个劫匪劫持桥玄的十岁小儿子向桥玄“求货”时，而“玄不与”，甚至放弃解救儿子的生命。这有悖于常人常理。其二，“劫质”案发生后，现场治安官员司隶校尉阳球的处理方法也比较耐人寻味。阳球在开始围捕劫匪时“恐并杀其(桥玄)子”，这是阳球最初的心理活动，但阳球最后为何又不顾桥玄小儿子的生死而果断下令进攻劫匪、以致造成“玄子亦死”的结果。那如何理解这种前后看似矛盾的行为?而阳球当时又是如何跨过这道心理和道德门槛的呢?
就前者而言，笔者认为，桥玄在幼子被劫持时之所以表现出如此特殊的态度，是有一定历史和思想道德方面背景。《后汉书》载：
玄少为县功曹。时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国，玄谒景，因伏地言陈相羊昌罪恶，乞为部陈从事，穷案其奸。景壮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宾客，具考臧罪。昌素为大将军冀所厚，冀为驰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还檄不发，案之益急。昌坐槛车征，玄由是著名。……灵帝初，征入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建宁三年，迁司空，转司徒。……自度力无所用，乃称疾上疏，引众灾以自劾。
由此可知，桥玄年轻时就开始从政且屡受重用、屡蒙圣恩、一生为官。桥玄为官一方，他忠心报国、忠于职守，并且也是一位嫉恶如仇的官吏，直到晚年他仍然流露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拳拳报国之心。桥玄忠君忧国，处处以国事为重。应该说，桥玄是一个中国古代有着浓厚忠君思想的封建士大夫，是一个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忠实卫道士。因此，桥玄才会有“奸人无状，玄岂以一子之命而纵国贼乎!”之豪言壮语，也才会有请求下诏“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之慷慨陈词。同样是在汉灵帝时期，赵苞(辽西太守)曾极其痛苦地对其母亲说：“昔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为此有学者认为：“忠在东汉进一步强化，一个更重要的表现是，当忠孝不能两全、兼顾时，东汉人往往服从于忠。”这确实是东汉时期的一个现象。更何况“一子之命”又根本不可能与“其义不可以加”的最高德行“忠”和“孝”的重要性相提并论，因此其也就无从凌驾于代表君主或国家意志的法律之上。
即使桥玄怜爱其幼子，但他在思想上也无法逾越当时“忠孝”高于一切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也就是说，忠君爱国之思想观念是与坚决支持并模范遵守或执行国家法律相一致，也是与破坏和践踏国家法律的犯罪分子和犯罪行为势不两立的一种态度。而本案中劫持桥玄之子为人质的劫匪被称为“国贼”已超出了家仇方面的表述，而分明是将其犯罪行为上升为危害国家、危害社会的高度。事实表明，就某个时代和社会而言，道德与法律所反映的思想意识是一 致的，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因此法律体现着社会道德观念和思想，也守护着最低的道德底线，二者相辅相成。不过即使主流道德所体现或维护的观念也并非能置于当时法律完全保护之下，而法律最终或真正维护的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核心道德或价值观念。
就后者而言，司隶校尉阳球虽然最终选择了进攻劫匪之举，但在阳球处理此案过程中理智显然与情感存在过较量，而且在法律与道德层面的纠结对阳球的冲击显然也在所难免。分析如下：
一、司隶校尉阳球比较迅速地到达并包围‘劫质’现场，处置得当。之后准备解救人质而没有马上实施断然抓捕，即“球等恐并杀其子，未欲迫之”。毫无疑问，这个举措属于情感和道德居于主导地位的阶段。然而“劫质”案情并未因此向有利方向发展，这对阳球来说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作为京畿地区的最高专职治安官，阳球当然不会轻易被情感和道德观念所左右，他毕竟是法律的守护者和执行者。在此矛盾情形刚一发生之际，桥玄一席大义弃亲的慷慨之辞却使问题趋于简单化了，于是司隶校尉阳球也就不会因为不顾人质生命安全这一道德问题而进退失据了。
此时此刻理智和法律观念开始处于主导地位。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如让劫匪走脱或劫匪目的得逞的话，阳球势必会被弹劾，甚至因失职以致罪。这是司隶校尉阳球不得不很好考虑的问题。另一方面，从引言中可以了解到，至少在东汉安帝之前的几朝期间曾颁布过“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之类的社会治安法令，否则，不会又有“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之说。而且据案例分析表明“劫质”的对象自安帝之后已经扩大到权贵阶层，“赎质”现象越来越普遍，从而直接导致京师社会治安法禁松弛的结果。即所谓“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京师劫质，不避豪贵”，从而说明安帝之前已明确‘劫质案’属大案，而对“劫质”者可以攻杀之。而要想改变京师社会治安法禁松弛的局面，针对“劫质”案而言，就是拒绝“赎质”，拒绝与“劫质”者妥协而坚决依法办案。适用本案的汉代法律就是“凡有劫质，皆并杀之”，忠实地践行法律就是忠于职守，而忠于职守就是忠于汉朝的天子。表面上看，汉代法律在与汉代道德的抉择中取得了优势，但归根结底还是汉代道德领域中的终极问题，即“忠”之德在汉代整个统治思想中的核心地位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以汉代城乡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劫质”案件为中心进行相关历史学考证，同时对汉代典型“劫质”案例进行法律、道德层面的分析。宗旨在于，通过考察“劫质”案本身、相关的法律和当事人的言行从而深入探讨其中法律与道德两者的关系问题。汉代是我国法制建设承前启后的重要时代，同时也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基本确立的历史时期。毋庸置疑，汉代基本施行了德法相结合的治国理念与实践。也就是所谓“以霸王道杂之”。所探讨的汉代两个“劫质”案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因此某些特点值得关注。
其一，西汉与东汉时期在处理“劫质”问题时主管官员均能依法办案，但是西汉的赵广汉在处理“劫质”案时的特点是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法治和德治的宣传和教化，而东汉的阳球在处理“劫质”案时缺失此教化环节。其二，西汉和东汉的法律针对劫持人质的劫匪的惩罚虽然均是处以死刑，但西汉时期经常进行的大赦也适用于劫匪，所以劫匪“释质”、“束手”之后还侥幸存在一线生机，这为道德教化留有一定余地，而东汉时期严厉的“劫质”法渐遭破坏，出现“赎质”现象。其三，在西汉和东汉时期的两个“劫质”案处理过程中，前者体现出较为朴素的“信义”之德，而后者则体现出“忠君”、“节义”等三纲思想的强化。总而言之，通过继续仔细深入考察，就一定会有值得期待的新发现。